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二元苏天爵编序

译《元文类》卷三十二，元代苏天爵编纂、作序 《伤寒防要序》 元好问 从前我在京师，听说镇人李杲明之被称为国医，却没有认识他。壬辰年兵乱时，明之和我一起离开汴梁；在聊城、东平一带，我和他相处了六年，到如今才详细知道他为什么能成为国医。明之家世世代代在乡里以资财雄厚著称，几位伯叔都读书，喜欢宾客，所住的竹里，名士每天登门。明之在战乱岁月中喜好医药，当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术闻名燕赵之间，明之捐出千金跟随他学习，没过几年便把他的医术全部传承下来。家中已经富厚，不必靠医术谋生，他凭借余力自重，人们也不敢以医生称呼他。大夫士人有的嫌他资质高傲、言语謇涩，很少屈尊降意；若不是危急的疾病，不得已也不曾去拜访他。他大体上对伤寒、痈疽、眼病最为擅长。关于伤寒，他写成《伤寒防要》三十多万字，其中说：“伤寒医家有经禁、时禁、病禁，这三种禁忌，学医的人人人都知道；但也要看具体怎样运用它们。”《防要》推阐发明了从张仲景、朱奉义、张元素以来的医学理论，已经完备。见到证候就能得到相应药物，见到药物就能辨识相应证候，按类别彼此联系，关键都在掌握之中。仓促之际，即使让粗疏的医生使用它，也会如同携带指南针前往四方一样通畅，不会有找不到路径的困惑，可见他的用心十分广博。对于其他疾病，他不拘泥于古方，而以七方十剂的理论为根本，所取药物只凭病情斟酌增减。一剂药的产生，比把药托付给亲密朋友、役使孝子还要可靠，别人实在做不到。北京人王善甫任京兆酒官，患小便不通，眼珠凸出，腹部胀得像鼓，膝盖以上坚硬得仿佛要裂开，饮食也无法下咽；甘淡渗泄的药物全都无效。明之来后对众医说：“病已经很深了，不精心思考不能处方。”我回去思索，到半夜忽然披衣而起说：“我明白了。《内经》说：‘膀胱是津液的府库，必须气化才能排出。’他们已经用了渗泄药，而病反而加重，这是气不能化。启玄子说：‘没有阳，阴无从生；没有阴，阳无从化。’甘淡渗泄药都是阳药，只有阳而没有阴，怎么能化生？”第二天用一剂阴药群方投治，服一次便痊愈。西台掾萧君瑞在二月中患伤寒发热，医生给他服白虎汤，病人的脸黑得像墨，原来的证候随即不再显现，脉沉细，小便失禁。明之一开始不知道该用什么药，等到诊脉后说：“这是立夏以前误用白虎汤的过错。是不是已经给他服过白虎汤了？” 白虎汤性大寒，不是运行经脉的药，只能使腑脏寒冷；使用不当，就会使伤寒的本病隐藏在经络之间，或者再用大热药来救治、苦苦驱除阴邪，那么其他证候必定会出现，这并不是挽救白虎汤所造成损伤的方法。温药中有能够升阳、运行经脉的，我就使用它。有人质疑说：白虎汤性大寒，不用大热药怎么救治？您这样治疗是为什么？明之说：病隐藏在经络之间，阳气不升就不能运行经脉；经脉运行起来，本来证候就会显现出来，本证显现后又有什么困难呢？果然如他说的那样治愈了。魏邦彦的夫人突然生眼翳，从下向上蔓延，颜色发绿，肿痛难忍。明之说：眼翳从下向上，是病从阳明经而来。绿色不是五色中的正色，大概是肺和肾合并而成为病吧？于是到画工家里，用墨调和腻粉配成这种颜色，仔细观察后说：和眼翳的颜色相同，确实是肺肾为病。于是泻去肺肾的邪气，又用能够进入阳明经的药物辅助，病就见效了。后来有一天病又复发，前后共三次；每次发病所涉及的经脉和眼翳颜色都不同，于是他又根据病情斟酌说：各条经脉都归属于眼睛，经脉有病，眼睛就会随之生病；这一定是经络失调，经络不调，眼病就不会痊愈。询问后果然如此，于是按照上述理论治疗，疾病便不再发作。冯内翰叔献的侄子栎，十五六岁时患伤寒，眼睛发红，突然口渴，脉搏每分钟跳七八至。医生想用承气汤攻下，药已经煎好，恰好明之从外面回来。冯氏告诉他应当使用承气汤，明之切脉后大为惊骇，说：几乎要杀了这个孩子！《内经》说：从脉象说，各种数脉都属热，各种迟脉都属寒。如今脉搏八九至，这是热到了极点。但《防要大论》说，疾病有脉象顺从而病情相反的，为什么呢？脉来虽顺从热象，但按下去不鼓动，各种阳证都是这样；这说明病已传变为阴证了。快拿姜、附子来，我要按热因寒用的方法处治。药还没有配好，病人的指甲已经变色；一次服下八两药，不久汗出，便痊愈了。陕西帅郭巨济患偏枯，两根脚趾贴着足底不能伸直，迎请明之到京师。明之到后，用长针刺委中穴，针深入至骨而病人不知道疼痛，放出一二升血，颜色像墨一样；又交错刺治，像这样六七次。服药三个月，病大为好转。裴择之的夫人患寒热，月事数年不来，已经气喘、足病了。医生们大都给她用蛤蚧、桂、附子等药，明之说：不是这样。这个病是阴被阳所逼迫，温热药用得过度，所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给她使用寒凉行血的药，月经就会来。后来果然如此。宣德侯经略府中的家人患崩漏，医生没有人能见效。明之诊脉，同时用纸列出她的证候，竟多达四十多种，再根据这些证候用药治疗。第二天二十四种证候减轻，前后五六天便完全痊愈。明之施治，大多都是这一类。戊戌年夏天，我将要回太原，他的儿子执中拿着所谓《防要》来，请求我作序。于是把上面这些事列在全书篇首，使学习医术的人知道明之在书中所说的，都是已经验证过的疗效，大概就是这样。《正统八例总序》 杨奂

译唉！所谓正统之说，给天下后世造成的祸害太大了！可恨这种说法没有在孔孟之前出现，以致滋长蔓延而没有人知道剪除遏止。通考古今，既不把以逆取天下当作嫌疑，又把世系、土地看得很重，这算是正统吗？后世那些以逆取天下而不忌惮的人，是陆贾的说法首先倡导了他们，王莽、曹操又以身作则教会了他们。他们不说‘我有惭德’，也不说‘武功还没有尽善’。连汤武顺应天意、回应民心，尚且被认为不够，何况你们呢？若从世系来说，禹、汤、文、武就要和桀、纣、幽、厉并列了。不是说‘残害仁德的人叫作贼，残害义理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吗？若只从土地来说，秦灭六国、晋平吴、隋平陈、苻秦窥伺天下，以及梁、魏、周、齐彼此争战不休，都是这种说法所激发的。不是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而成霸业，称霸必定要有大国；依靠德行实行仁政而成王业，成王业不必等待大国。汤有七十里，文王有百里，这是以王道为正。王道所在，就是正统所在’吗？否则，假使开创者开端不正，守成者结局不慎，又有人助长君主喜爱扩大疆土、夸耀功业的欲望，必定要糜烂百姓、残害生民才停止，这种祸害哪里数得清呢？因此我纠正诸儒曲解的学说，以历代的实际作为鉴戒，用一句话概括，分为八例：称为“得”“传”“衰”“复”“与”“陷”“绝”“归”。什么叫“得”？例如帝挚以后，陶唐氏取得天下；夏、殷灭亡后，汤、武取得天下，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从秦、隋开始，年号下必定书写“得”？是希望让后世有所警惕。没有看到它罪恶严重就把它断绝，是私心；看到它罪恶严重却不加断绝，也是私心。一代取得天下，第二代承传天下，这是常理。武德、贞观年间的事情，既然在高祖名下书为“得”，接着却说太宗又取得天下，为什么？要推究他的内心。他内心怎样？就是说‘这是我的功劳’，功劳确实显著，但他夺嫡的罪过难道就能掩盖吗？却说‘传’，这是荒诞。可悲啊！防御教化之兵的战争还没有洗清，灵武的名号又建立起来；开端不正，习惯于混乱，自然会这样，所以君子为之惋惜。这是变例之一。什么叫“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以后传给启，以及周成王、康王一类，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衰”？周道衰于幽王、厉王，汉政衰于元帝、成帝一类，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复”？少康布施德政，太甲追念先王常法，宣王修明政教，以及文王、武王的功业一类，就是这种情况。晋惠帝、中宗则和这些不同，是所谓反正，所以附带说明。这个说法是蒋乂提出的。惠帝已经复位却又被夺去，为什么？因为责怪他受贾后控制，甚至废掉自己的儿子，造成朝廷内外的混乱，说明他的德性不刚强；德性不刚强，君主之道就丧失了。中宗也改了年号，却让韦后参与政事，使武氏余党重新显露。称为“与”，是保存它的意思吗？其中有必定应当承认的，也有不得不承认的。昭烈帝是汉室后裔，最终延续汉朝祭祀，这是必定应当承认的。晋武帝、元魏孝文帝，则是不得不承认的。昭烈帝进取魏国，这种正统还保存吗？有人说王莽、曹操的罪恶相同，却排斥王莽而承认曹操，究竟是什么心思？他们偏袒魏而媚事晋，陈寿不值得责备；但他说‘不从汉取天下，而从群盗手中取得’，难道是在奖赏篡夺吗？魏、晋以后直到梁、陈，习惯于篡夺和杀戮，好像已经形成约定：今天做公、做相国，明天就进爵称王；今天请求九锡，明天就加上天子的冕旒、称警跸；今天僭越登上皇帝位，把原来的君主降为王、公，明天就杀害他而临朝听政。唉！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难道也不想一想吗？史书这样记载，接受禅让，先儒却称作“正统”，这算什么教训呢？有人问：既然不把晋算作“得”，为什么要斥责它夺取魏国？既然斥责它，又为什么承认它？顺应天命者得到顺遂，违逆天命者遭受逆境，这是天理。上天所凭借的力量，人能够废除吗？又问：为什么此后的政权不能承认？因为厌恶它。厌恶什么？厌恶它长久制造混乱。否则，乱臣贼子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公羊传》说：‘记载中原而简略四夷，舍弃刘宋而取元魏，为什么？’是痛惜华夏没有君主。大明皇帝在位时荒淫残忍，难道还不严重吗？中原如果采用夷狄礼制，就把它视作夷狄；夷狄如果进步到采用中原制度，就把它视作中原。况且肃宗扫除大盗，返回京城，为什么不称“复”而称“与”？是为了揭露他自行起兵即位。五代为什么承认明宗、柴氏、郭氏？是因为赞许明宗具有王者的言论。希望上天早些降生圣人，就是这个意思。周太祖因为厚待百姓、约束自己而值得称许；如果世宗不死，礼乐大概可以复兴。可惜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使顺应天意的事业在将要完成时毁灭。称为“陷”，是什么？夏朝有穷浞，汉有诸吕，新室有永嘉之祸，唐有武氏、韦氏、安史、黄巢、温氏的僭越叛乱，都是这种情况。始皇十年列入“陷”例，为什么？” 回答说：把秦置于大乱和无道境地的是始皇；诱使始皇陷入大乱无道的是李斯。君主的职责，在于选择任用一位宰相。这一年正是李斯再次任相的年份。憎恶邪恶要迅速，所以把这件事揭出作为不明智的鉴戒，以彰显选择宰相的重要。又问：景帝即位之初、明帝永平八年却书作“陷”，为什么？因为他们轻视服丧的通制，开启了异端。轻视通制服丧，是灭绝人的天性；开启异端，是扰乱天常。即使是出自太平时代的贤明君主，也是不正的。他们的过失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为了严格告诫后世。所谓“绝”，就是自己断绝正统；桀、纣、胡亥一类就是这样。所谓“归”，为什么这样称？唐尧、虞舜虽然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后裔，但天下歌谣和诉讼都归向舜、禹；桀、纣在上，而天下臣民的心已经归向汤、文王。为什么汉建安十三年系在刘备名下？因为有当阳之战。假如我没有被百姓抛弃，百姓难道会抛弃我吗？《诗经·皇矣》说，‘于是眷顾西方，寻求百姓所安’，这就是它的根据。商纣末年，正是纣王自己的德行造成了这种局面。悠悠苍天，不忍使百姓的希望孤独无依，于是急切寻找安定他们的方法，而它的心意常常在于文王暗中修养德行。称为“归”，有时又附在“陷”之中，为什么？”

译这是为了表示天下不能有两个君主。请问，唐尧、虞舜的禅让，夏后、殷、周的继承，为什么保存而不加论述？回答说：圣人已经通过史笔删削褒贬了。起始于周敬王癸亥年，为什么？因为痛惜圣人已经去世，微言大义无人听闻。周朝时代却记载秦国的事情，为什么？是为了显示祸乱逐渐形成。秦人的僭越叛乱不能制止，就显出了周朝的衰弱。秦人承接三代遗留下来的局面，统一疆域，自以为是、任意妄为，灭绝先王典礼，只专门任用执法的官吏；祸乱的根源一旦形成，流毒就没有停止。唉！王道不明，赏罚不修，已经很久了。既然如此，那么要发扬天理的真诚、约束人情的虚伪，除了这件事还能先做什么呢？所谓“通载”，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君主成就治世的常法，以及桀、纣、幽、厉造成祸乱的旧事。所谓“通议”，是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兴亡的真实事迹。因此仰承编年体例，把有关内容完整记录而无所遗漏；归根结底，不过是善可以作为教训，恶可以作为警戒而已。前代贤哲的论断，如果果然符合道理，就加以取用；如果有违于道理，就加以舍弃。我还必须以浅陋的见解补充它，使之足以完成其中的良法美意，难道能肆意作出割裂而没有根基的议论，徒然流于乖僻吗？大概得失不是这样区分，就无法彰显；善恶不是这样分别，就无法明辨；劝善惩恶不是这样设置，就无法明白。即使延续百世千世，正统之所以为正统，也会清清楚楚。卓然有志于求治的君主，如果能考察这些话而不因为出自某人便废弃它，每天思考如何敦厚道义的根本、堵塞功利的源头，那么国家安宁长久的福祉，坐着也可以实现；这对天下百姓来说，难道不是极其深厚的幸运吗？《测圆海镜序》 李冶 数理本来难以穷尽，我想凭力量强行把它推究到底。可是那些数理不但不能得到它的纲要，反而使我的力量也疲惫了。那么，数理果真不可以穷尽吗？既然已经把它叫作“数”了，又为什么不可以穷尽呢？所以说数理难以穷尽，这才可以说数理是不可穷尽的吗，还是不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在那些【防防】之中，本来就存在着明白显著的道理。所谓明白显著的，就是数理的自然状态；不是自然状态的数理，也有它自然的规律。数理一旦出于自然，我想凭力量强行穷尽它，即使使白首重新生发，也仍然无可奈何。假如能够推究自然的规律，以说明自然的数理，那么即使远到天端地际、乾坤的边界，幽深到神情鬼状，也没有不相合的。我自幼喜欢算术，常常苦恼于考究圆形的方法，大都出于牵强，和自然规律很不相合。比如古率、徽率、密率各不相同，截弧、截矢、截背互相出现，内外各种角，折防两条，没有不是各自成为一家之说，并据此制定方法的。等到反复研究，终于没有一种能符合我的心意。年老以后，我得到《洞渊九容》的学说，日夜玩味推演，从前使我苦恼的地方，才豁然脱落，毫无遗留。我在山中空闲很多，有客人跟随我来求问这套学说，于是又加以推衍，终于积成一百七十问。编成以后，客人又给它题名为《测圆海镜》，大概取“天临海镜”的意义。从前半山老人编选《唐百家诗选》，自称耗费时间精力在这件事上，实在可惜。明道先生把上蔡谢先生的博闻强记看作玩物丧志，认为对于文史尚且如此，仍然是不值得看重的。何况九九之学这种卑贱的技能呢？我爱好酸咸之物，平生常常痛切地告诫自己戒除，却始终不能停止。好像有某种东西凭附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而然地这样做了。所以我曾私下为自己解说道：由技艺进达到道的，郢人挥斤、轮扁斫轮这些事，难道不是圣人所认可的吗？阅读我的这部编著，体察我的苦心，同情我的人应当有百人，嘲笑我的人应当有千人。至于我自己所得的东西，不过是自得罢了，难道还要考虑别人同情或嘲笑吗？时在戊申年秋九月晦日，栾城李冶作序。《大定治绩序》　王磐 臣听说，借用器物，没有比邻近的更方便；取法学习，没有比近代的更合宜。殷拥有天下，借鉴夏；周拥有天下，借鉴殷。汉代议论政事的人，常常借秦作比喻；唐代进言的人，大多引用隋作为参照。难道不是因为时代相接，耳目所见所闻能够牵动他们的思虑和心情吗？金拥有天下，共有九位皇帝，总计一百二十年。其中善于守成的，没有比得上世宗的。因此大定三十年间，时令调和，年岁丰收，人民和万物繁盛，鸡鸣狗吠相闻，炊烟遍布万里，具有成康之治以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风气。能够造成这样的局面，必然有造成它的原因，大概并不是偶然的。谨从实录中摘取有关政事的一百八十多件，命名为《大定治绩》，用来供皇帝在乙夜阅览。对于圣天子考察古代治道的方法，或许不无万分之一的帮助。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林直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王磐，翰林侍讲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王鄂等进呈。《杨紫阳文集序》　赵复 君子的学问达到王道就停止了；学问达不到王道，没有不被流俗改变的。三代圣人用心学把道传给天下，后世可以在伊尹、傅说的教诫中看到这一点，君子将终身奉行它。圣明的君王不再兴起，诸子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谈论学问，求学的人不幸而不能见到古人的全体。大概桓公、文公那种功利之说兴起以后，伏羲、尧、舜、文王的本意就湮没了。春秋以后，像叔向、子产、蘧伯玉、季札这一类人，凭借夏、商君子的资质，却不能在王官中稍有施展，只得离去，成为列国有名的卿大夫；他们功业的盛衰，已经很明显了。贾谊、董仲舒具备这样的才略却不能施行，有人每每为此掩卷深深悲叹。房玄龄、杜如晦拥有时代机遇却缺少相应才具，在这篇文章所说的道理上已经很惭愧了。凛然的正气，只有诸葛孔明、王景略等人没有被流俗扭转夺去；然而他们顺应时势追求功业，在衰微末世中周旋，又不能没有偏失而不兴起的忧患。大体说来，君主和宰相建立命运、制定政令的地方，既然已经昏暗不明，瞽宗、米廪那种教育培养人才的方法也因此废弃不行，所以即使有足以名世、极为杰出的才士，最终也不能接近王道。

译并不是他们不能接近王道，而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即使如此，等待文王出现以后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到了今天，只有秦地的君子杨氏，他的志向和学问纯粹地出于正道。他从做诸生时起，本来就无所不窥，因此因这一点而被主管官府的权衡标准重重困厄；晚年居住在洛阳，写成数十万字的著作，沉浸于《庄子》《楚辞》，出入于司马迁、班固的著述，然后折衷归依于我们孔子、孟子的六经。他的言论精炼纯粹而明润，条理清楚而文辞敏捷；至于总括八例以说明正统的区别，合成《通解》以辨析苏轼、韩愈文章的纯正和瑕疵，其他如《防言》、杂著等论说，也都是接近古代、能够正确言说的作品，可以说是名教中的南宫、云台。绵说过：我说有亲近辅佐的人，我说有前后辅弼的人，我说有奔走办事的人，我说有抵御外侮的人。大概近似于这里的情形吧？先生资质机敏而明达通晓，从他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君子的学问是为了自己，必定有其进入的门径。唐代韩愈以“虽合乎义却不取”为宗旨，先生读到这句话，自己认为心中豁然开朗，并不感到抵触。假使让他得到君主任用而推行道，把这种心意推及各个职位，实在就是王道的本源；即使不能完全充实发挥韩愈的说法，退下来后仍然收敛自身，以此私下学习先生，先生本来已经得道了。观察他精神心德所感通之处，无论居处、应酬，还是宴饮谈笑的场合，交往的都是海内知名人士；然后把秦、晋看作门户，把燕、赵看作外郭，把齐、鲁看作府库，把雄伟的黄河、太华山看作杯盘几案，奔放纵横，却更加趋向简约正大；大而高明笃实，光辉流布；小人执笔札记、诵读呻吟的习气，也随之消失。唉！学问成为王者之事，就像元气存在于万物之中，振作它便兴起，压抑它便潜伏；然而最先要做的，是严格辨别真诚与虚伪。真伪确定以后，王道、霸道的谋略就清楚了。门人中有一人选择了这个志向，早早侍奉在函文之前，偏幸而得到紫阳之道，搜集他的遗稿，整理为八十卷，将要刻印，以惠及后来的学者。他从洛阳到燕地，行程千里寄来书信，请我这个不肖之人作文，置于文集卷首。我回头看自己平庸空虚，像被屏蔽而无所作为；但辞意恳切真挚，实在无法推辞，只好叙述大概如此。学者应当在举一反三、思考过半的地方自行领会，不是我这短小的言辞所能说尽的。先生名奂，字焕然甫，世代是关中的著姓，“紫阳”是他的自号。丙午嘉平节前，乡贡进士云梦赵复拜手作序。《通鉴前编序》　金履祥 朱子说：“古代史书的体例，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书经》和《春秋》罢了。《春秋》采用编年体，通篇记载，以显示事情发生的先后；《书经》则每件事分别记载，以具备事情的始末。我想，当时的史官既然已经用编年体记事，至于重大事件，又采集汇合起来另行记载。例如《二典》记载的，上下相距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有的相隔数月，有的经历数年，其中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大概一定已经具备在编年史中，只是如今不能再看到了。”金履祥按：《竹书纪年》记载三代以来的事迹，然而荒诞不合常理，如今也不能全部见到。《史记》的年表从周共和庚申年开始，此年以前就没有纪年。历时越来越久远，事情往往散见于其他书中，没有适当的依据可以裁断。邵子《皇极经世》只记载尧以来的历史，从甲辰年开始编年；胡氏《皇王大纪》也记载甲辰年以下的年代。广汉张氏依据《皇极经世》的年代，颇加附录史事。只是胡氏失于过详，张氏又失于过简。现在以经书为本，以史书、诸子书、传记为辅，附录诸家的议论，并且考察年代联系的缘故，解释文辞和史事，辨别疑误，像东莱吕氏《大事记》那样，但不敢仿效它的体例。本书起于帝尧元年，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与《资治通鉴》相接，命名为《通鉴前编》。从前司马公编纂《资治通鉴》，先编成一部长编，因为长编不嫌详细，而《通鉴》则取其纲要。后世君子或许会从这里得到取法。希望有人删削本书，编成《通鉴前纪》，这也是我小小的愿望。《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 古代各国都有史书，用来记载年代和事件。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虽然已经不能再见到；《春秋》经过圣人的删定，周王室东迁以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明白得如同日月星辰。秦灭诸侯，焚烧天下书籍，因为各国都有史书，会讥刺秦国先祖，秦人尤其痛恨这些史书。《诗》《书》之所以能够重新出现，是因为诸位儒者把它们藏在屋壁中。各国的史记分别藏在本国，国家灭亡，史书也随之灭亡。到了汉代，只有秦记还存在，太史公依据《春秋》编成《十二诸侯年表》，依据秦记编成《六国年表》，关于三代则编成《世表》。当时，黄帝以来的谱牒、记录还存在，详细记有年代。司马迁考察这些世系、年谱、谱牒的始末以及五德相传的说法，都和古文经书不同。并且他说孔子编次《书经》，大略没有年月，虽然有些年月，却多有缺漏。孔子不对它们加以编次，大概正是慎重。司马迁阐述孔子的意思，所以他的三代表按世次而不按年份编排。《汲冢纪年》在晋太康初年出土，按年代编次，起于夏、殷、周，止于魏哀王二十年。这是魏国史记，逃过秦火之灾而被晋人得到，司马迁当时还没有见到。司马迁的史书，虽分为纪、表、书、传、世家，但从班孟坚以来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的体例。虽然它用本纪记年并记事，内容大略简约，大概是因为相关事情分别见于志、传、纪中，所以应当简略。自荀悦《汉纪》以来，按年代记事的史书，历代都有作者。只有梁武帝的《通史》多达六百卷，侯景作乱、王僧辩平定建业，以及文德殿所藏七万卷书，都在西江陵陷落时一同被焚毁。唐代《四库书》所收编年史四十一家，共九百四十七卷；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照《春秋》的义例作传一百卷，也都散失了。如今四十一家书还存留的也没有几部。乙部书以司马迁、班固等人的书为正史，编年史次之。大概纪传表志类书已经流行，编年史只是用来充实乙库收藏罢了。宋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编成一部编年史。神宗皇帝认为借鉴过去的事情有助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为它作序，说明创始立意的缘由。温公的意思，是专门选取关系国家盛衰、系及百姓安危、善行可以取法、恶行可以警戒的事情，编成本书。治平、熙宁年间，司马光与诸人议论国事，正是相互辨明是非的时候。萧何、曹参所持的画一之治，也不足以压倒变法者的言辞。

译司马光分司西京，不参与国政议论，专心把史局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职责。他的忠诚、愤懑和感慨，不能在言语中自我停止的地方，例如智伯才德的议论、樊英名实的说法、唐太宗君臣关系的议论，以及乐彦祯、李德裕和牛僧孺争论维州之事等，都是如此。至于黄幡绰、石野猪诙谐戏谑的话，仍然写入书中，史局官员想保存它们，用来显示警戒，这些微妙的用意，后人不能完全知道。编年史难道只是这样吗？世上的议论者往往说：经书用来承载道，史书用来记载事情，史和经不可同日而语。其实道无所不在，散布在具体事情之中；根据事情的得失成败，可以知道道在万世中不变的规律，史书怎么可以缺少呢？做君主而不知道《通鉴》，就会想治理天下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动乱却不知道防止动乱的方法；做臣子而不知道《通鉴》，对上无法侍奉君主，对下无法治理百姓；做儿子而不知道《通鉴》，谋求自身一定会辱没祖先，做事也不足以留给后人。至于用兵行军、创制立法，如果不知道考察古人所以成功的原因，借鉴古人所以失败的教训，那么求胜反而失败，谋利反而受害，这是必然的。孔子编次《书经》，从唐尧、虞舜开始，止于周文侯受命，并把它联系到秦、鲁；《春秋》则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设计杀智伯一事，《通鉴》记载赵氏兴起、智氏灭亡，并把它放在前面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删定《书经》而作《春秋》，《通鉴》的编作实际上承接于《春秋》和左氏之后。温公遍读旧史，又旁采小说，发掘幽隐，搜集汇总编成一书，实在辛劳。修书时分别分派工作：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负责，唐代由范祖禹负责；各自依据所长承担任务，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历经十九年才完成，把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合为一书，难道是一个人的心思、耳目力量所能完成的吗？司马光自己说《通鉴》修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完整读过一遍，其他人读不到一纸就已经打呵欠想睡了；正书二百九十四卷，尚且有人不能全部读完。至于《考异》三十卷，是用来参照订正群书的异同，使之归于一致；《目录》三十卷，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不只是使诸国杂乱并录的史事清楚地区别开来而已；前代历法的更改、天文运行的失常，也都实际写在目录中，难道只可以把它当作普通书的目录来看吗？先父笃好史学，淳祐癸卯年开始患鼻衄，读史从未暂时放下，鲜血洒落浸染书页，遗迹至今还在。他常对我三省说：“《史记》《汉书》从服虔、应劭到三位刘氏的注解，已经很多了。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裴松之注陈寿的《三国志》，虽然间或有音义解释，实际上是广泛补充异闻，补足原书未尽之处，以显示博洽。《晋书》的杨正衡、《唐书》的窦苹、董冲，我不取法。徐无党注《五代史》只是粗略说明，欧公的书法、义例，他却没有涉及。《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但世上已经失传。释文出于蜀地，史炤、冯时行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本又有温公之子康所作的释文，与史炤本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公休在书局任检阅官，大概是得到温公当面教诲，并且接受诏令与刘、范诸公共同居处讲明，不应当差错乖谬到这种地步。我猜海陵释文不是公休所作，若能刊正它吗？”三省捧手回答说：“愿意学习。”乙巳年，先父去世，我竭力料理家事，又从事科举学业，但不敢废弃史学。宝祐丙辰年，我考中进士，才得以大力钻研。此后出外游宦，常常随身携带这部书，遇到异书、异人，一定亲自前往请教订正。我依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整理成《广注》九十七卷，撰写论十篇。从周代到五代，略述各代兴亡。咸淳庚午年，我从淮河边返回杭州。延平廖公见到后认为很好，以礼聘请各家学者，让我校订《通鉴》，传授给他的子弟，并为此撰写《雠校通鉴凡例》。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相国。德祐乙亥年，我随军在江上，所进言都不被采用。不久军队溃败，我从小路回到乡里。丙子年，浙东开始动乱，我到越地新昌避难，老师带着家属跟随我逃避，书也丢失了。战乱平定后返回家中，又买到其他本子，重新为它作注。起初把《考异》和所作注释分散写入《通鉴》各篇文字下面；历法、天文则随着《目录》中的记载附注。到乙酉年冬天，才得以完成编纂。凡是记载事情的始末、地名的同异、州县建置的分合、制度沿革的增损，都详细说明其所以然。至于释文的错误，也全部改正。撰成《辨误》十二卷。唉！给《汉书》作注的人很多。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的解释，辨析其中是否恰当；臣瓒总合各家的说法，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驳正。到了小颜的新注，又讥评服虔、应劭的疏漏错乱仍然很多。苏晋所作的剖析判断大概很少，责怪臣瓒说他差错疏漏，指斥蔡谟说他的说法相互抵牾。他自称穷究水流、追寻源头，构思辨析、甄别训释，再没有遗憾了。然而刘氏兄弟用来议论颜师古的地方，仍然如同颜师古议论前人一样。人最苦于不能自我察觉：前人注释的错误，我知道；自己的注释有错误，我却不能知道。古人注书，文字简约而意义显现。如今我的注释，广博固然广博了，但返回到简约方面，仍然没有做到。世道迁移，文公这样的儒学宗师也相继凋零，我无从取正。有人劝我向北方到中国求学，唉！有这样的志向，然而我感到悲哀。如此而已。旃作噩年冬十一月乙酉日，天台胡三省身之作。

译《书经》《文献通考序》　马端临 从前荀卿子说：“想要观察圣王的事迹，就应当考察那些显明的地方，后世君王就是如此。君子审察后世君王的治道，再向上议论百王以前的事情，就像恭敬端坐而议论一样。”因此考察制度，审察法令章程，博闻强记，本来就是通儒的职责。《诗》《书》《春秋》之后，只有太史公被称为良史，撰写纪、传、书、表；纪传用来叙述治乱兴衰，八书用来叙述典章制度。后世执笔作文、读书治史的人，最终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然而自班孟坚以后，断代编史，没有贯通因循的办法，读者对此感到困扰。到司马温公编作《通鉴》，取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和十七史的记述，汇成一部书，这以后学者打开书卷，古今历史全都在眼前。然而温公的书详于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并不是温公的智慧有所不及，而是编简浩繁如烟尘，著述自有体要，势必不能二者兼得。我私下曾认为，治乱兴衰是彼此不相承袭的。晋取得天下不同于汉，隋建立国家不同于唐；各代各有史书，本来足以包括一代始终，没有必要互相参照考察。典章制度却确实是前后相承的。殷承袭夏，周承袭殷，继承周代的后世将如何损益制度，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圣人已经预先说过了。从秦、汉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税征收、选拔举荐的规制，以及官名的变更、地理的沿革，虽然最终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开始时也不可能突然不同。例如汉代的朝廷仪制和官制，本来就是秦代制度；唐代的府兵、卫兵和租庸调，本来就是周代制度。它们变化、通融、张弛的缘故，如果不融会贯通、交错考察，追溯起始、推究终末，就实在不容易说清。那些彼此不相承袭的，还有温公已经成书的《通鉴》；而那些本来相承袭的，却反而没有这样的书，难道不是后学应当专心研究的吗？唐代杜岐公开始撰作《通典》，上起上古，下至唐代天宝年间，历代制度沿革的缘故，清楚可考。后来宋白曾续写此书，至周显德年间；近代魏了翁又曾撰作《国朝通典》。然而宋白的书完成后就没有流传，魏了翁曾经编成稿本却没有完成成书，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杜公的书。天宝以后，大概就缺失了。杜书的纲领宏大，考订周全，当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时代有古今，叙述有详略，所以各项细目之间还不够明备，取舍之际也颇欠精审，不能没有遗憾。古代根据田地制度征收赋税，赋税就是米粟之类的财物，不能把它析分到田制以外。古代根据土地所产制作贡物，贡物就是包裹、竹筐所装之类的物品，不能把它混杂在税法之中。至于叙述选举，秀才、孝廉和铨选没有分别；叙述典礼，把经文和传注混杂在一起；叙述军事，则完全遗漏赋税调发的制度，只姑且涉及战事成败的事迹。像这些情况，难道能免除小的瑕疵吗？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专志，而《通典》没有叙述。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虽然没有这种表，但历代封建王侯的制度从未废止。王溥撰作《唐会要》和《五代会要》，首先设置帝系一门，叙述各帝在位年数以及近支传授的始末，接着涉及后妃、皇子、公主的姓名和封爵。后来编纂《会要》的人都仿效这种体例，但唐以前没有这样的书。这两类内容，都是历代统纪和典章制度所系，而杜书也没有涉及，那么也还不能算汇集著述的大成。我从年轻时起，曾经有志于缀辑这些内容，只是百般忧患扰乱心神，三余时间又少，吹竽已经滥充数，汲绠也没有修整，哪里还敢拿这篇文章自我夸耀呢？从前孔夫子谈到夏、殷的礼制，深深感慨文献不足以凭据。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文，就是典籍；献，就是贤人。生在千百年以后，却想上考千百年以前的事情，如果没有史传的实录保存下来，可以考察先儒遗留下来的言论又不太久远，足以资助讨论，那么即使圣人也不能凭空臆测作说。我私下反省自己，继承祖业，家中收藏古代典籍，书架上的积藏以及在父亲面前接受的问答，对于文献，大概差不多具备了。只是曾经担心一旦散失坠亡，就无法留给后来的贤哲，因此忘却自己的浅陋，进行考核评论，旁搜远取，分门汇类：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共二十门，都仿照《通典》的成规。从天宝以前，增补它事迹中不完备的地方，分剖它门类中不详细的地方；从天宝以后直到宋嘉定末年，则续写完成以下各门：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这些是《通典》原来没有论述的，便采集诸书来编成。凡是叙述史事，就以经书、史书为根本，参照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可信而有证据的就采用，乖异而传闻可疑的就不记录，这就是所谓“文”。凡是议论事情，就先取当时臣僚的奏疏，其次涉及近代诸儒的评论，直到名流的闲谈、稗官的记录；凡是一句话，只要可以订正典故的得失、证明史传的是非，就采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献”。其中有些记载在史传中却值得怀疑，考察先儒的论辨又不恰当的，我精研深思，悠然有所领会，就私下写出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这部书命名为《文献通考》，分为二十四门，共三百四十八卷。每一门著述的成规和考订的新意，分别在小序中详细说明。从前江淹说过：“修史的困难，没有超过撰写志书的。确实因为志书关系到典章制度，不是精通典故的人不能撰写。”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被称赞为熟悉旧事，然而他们所撰的一代史书都有纪传，却唯独不能作志，正是因为重视这件事。何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却想凭我未受深学、见识浅陋的能力，执笔在其中删改订定，即使穷尽年寿、耗尽精力，伤目劳心，又能有什么阐明呢？我不过姑且辑录所见所闻，用来防备资料散失罢了。后来的君子如果能够删去繁杂芜乱之处，增补广益缺略之处，怜惜我仰屋苦思的勤劳，使我免于重蹈前人覆车的惭愧，那么大概有志于治理国家、考察古代的人，或许可以从中查考。《六书故序》　戴侗

译我戴侗听先人说过：学问没有比穷究事物更重要的。穷究事物的方法，取材最多的就是书。天地万物、古今万事，都聚集在书中。书籍如此繁多，学者常常苦于不能全部通晓。即使如此，有文字以后才有文辞；书虽然很多，归根到底不过是六书罢了。六书既已通晓，再参互错综、触类旁通，随着类别推衍，文字的一切变化就没有不能掌握的。因此士人只是可以不学习；一旦学习，就必须先学习六书。古代教育子弟，孩子出生十年，开始进入小学，就教他六书。六书是入学的门户，是学者共同首先要学习的内容。把它看作小学的内容，已经是过低的评价了。自秦代以来，六书之学于是废弃，虽有学习它的人，往往支离附会而不能贯通。至于被视为曲艺小技，地位低下如同曹伍，所以士人更加不屑一顾，而这种学问也更加无人讲习。千年以后，几乎没有传承下来。不明白文字，却想通晓文辞；不通晓文辞，却想得到其中意义，就像不懂音律却议论音乐，不懂尺度却议论器物一样，也只是欺罔罢了。先人既然把这门学问在家中传授，又想依据许慎遗留下来的文字，订正其中的得失，传给家塾，却没有完成。小子我害怕先人的志愿坠失，于是搜集旧闻，辑成三十三卷，另作《通释》一卷。其中我不知道的地方，本来就空缺不说；即使是我知道的地方，又哪里敢自以为是呢？姑且把它收藏在家塾，等待君子裁正。《释奠仪注序》　张【▯】《礼记》说：“戴皮弁祭祀菜蔬，是表示尊敬圣道。”礼书残缺，释奠、释菜的名义徒然保存，仪式文辞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唐代《开元礼》大致仿照《仪礼·馈食》篇的节文，记载得较为详细。朱文公认为《政和新仪》有差错，唯独取用《开元礼》，再三申明，最终也没有得到施行。他去世以后，郡县任意取法施行，能够通晓其中意义的人很少。中原礼乐文物从这里开始兴盛，四方都来取法，除了鲁地还能到哪里去呢？阙里过去遭遇兵乱，宫室长满荆棘，大概有二十年之久；祭牲、器皿、衣服都不齐备，这是形势造成的。然而仪式章法和度数，本来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设置神像不是古制，《开元礼》还说要铺设席位，说明原来没有神像。高台上高坐，而席地而坐的礼仪也看不见了。佩剑是秦、汉冠服上的装饰。《开元礼》记载朝会还有解剑的席位，却从未听说冕服之中还要挟剑。这两方面的错误，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神位面向西而坐、朝向东方，这是尸位；配位面向东而坐、朝向西方，这是主人位。自从尸礼废弃以后，礼家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就不行动；从外部来的，没有主人就不停止。”所以设置神位，以配位为主人。自《开元礼》以后，把神位迁到南面，配位仍旧不变。又把颜回、孟子列入其中，面向南方并列参拜，像佛图、老子宫观那样。孔氏《祖庭广记》说这是金大定十四年实行的，不知依据是什么。柱子之间和两阶之上，设置五齐、三酒，以四代器物作为完备的供器，这是享祀物品。列出若干瓦制果盘，这是什么说法？尸位尊贵，不亲自执行盥洗之礼。把罍爵放在床上，主持洗爵的人以尸位自居；牺尊、象尊不陈列在地上，主人于是也不就坐，实爵和简略的礼节更是太过分了。币帛还没有进献时，放在神位左边，表示不敢亵渎。陈设在台阶下，起身时与主人一起登阶，就不够严肃了。这大概是因为事情草创，尚未有人讲究。我在这里主持教化，想设法加以纠正。只是没有学问而杂乱穿戴，不能使礼仪安定；即使做得好，没有根据也不能使人相信。于是取朱文公考订的内容，从《仪礼》《开元礼》以下，汇编成一部书，命学生学习演练，并且和他们讲说其中的义理、礼数，使之听入耳中、留在心里。等到他们知道义理的安稳恰当，就会不待期待而自行改变；又附录社稷、风雨雷等祭祀，希望好礼之人有所取法。只是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这部书所记载的是形式。学习礼的人应当由形式探究根本，知道与神明交通并不只是笾豆器物的事情；幽微能够显著，真诚是不能遮掩的。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礼。至于器物、音乐、冠服的制度，又广泛采集各家的说法，正确的就采用，错误的就订正；连同这部编书一起收藏在孔氏那里，使后来有关礼制的文献有足以凭据的材料。《元文类》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