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诸传防通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诸传防通》二十四卷，元代李亷撰写。李亷字行简，庐江人。明代杨士奇《东里集》中说：李亷在至正壬午年因考中《春秋》举人，随后在陈祖仁榜考中进士，官至信丰县令。遭遇战乱，坚守节操而死。当时南北交通阻塞，未能及时表彰褒扬。明初修撰《元史》时，他的故交中没有人在权位，有关部门又不知道采集记录上报，所以史书最终遗漏了他。那么李亷确实是忠义之士，并非空谈经义的人。这本书将诸家的学说荟萃编成，他在自序中说：“首先依据《左传》的事例，其次依据《公羊传》《谷梁传》传经的起始，再次依据三家专门注释，再次依据疏义解释疑难。总体上以胡安国的断语为贵，陈氏、张氏并列，选择其长处。又广泛采纳诸儒的定论及其他传记，在异同、是非、始末之间略加梳理剔抉，每件事都用心探究。”然而这本书虽然以胡氏为主，但驳斥纠正之处很多，又参考诸家，都能摘取其中的长处。一件事的疑惑，一个词的差异，都贯穿整部经典来折中评判。例如说“仲子不是嫡妻，隐公不能称为摄政；齐桓公的霸业，基于僖公、襄公；三桓的兴盛，始于鲁僖公。不记载吴国败越，是因为在夫椒之战中责备吴国不能复仇；记载安葬昭公，是罪责鲁国不把季氏当作叛逆；记载安葬刘文公，是罪责京畿内诸侯的僭越；记载修筑蛇渊囿，是责备定公接受女乐而荒废政事。”所持论点都明白正大。总论百余条，权衡事理，尤其深得比事属辞的奥妙。

钦定《春秋传説彚纂》多采录此书。李亷自序题写于至正九年己丑，又说读经三十年，暗中考中进士后南归，忝任繁剧之职，才完成此书。考查《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李亷在乡试考中的那一年，就登进士第，但入仕较晚，闭门著书，所以能潜心研究古义，不同于科举之学。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防通原序

传《春秋》的有三家，《左传》记事详细而义理疏略，《公羊传》《谷梁传》义理精微而记事简略，有不能相通之处。两汉专门之学，各自固守师说。到了唐代啖助、赵匡才开始合三家之长，务以通经为主。陆淳纂集，已小有成就。宋代河南程夫子开始以广大精微之学，阐发深奥义理，真正得以领会孔子笔削之心，而深取于啖助、赵匡，确实有其原因。宋高宗绍兴初年，武夷胡安国进讲专心于此经，于是奉诏作传，事例依据《左传》，义理取《公羊》《谷梁》之精，大纲本于《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当今取士用三传及胡氏，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法度。然而四家之外，如陈氏《后传》、张氏《集注》，都是全书，是学者应当考察的。而孙氏的阐发、刘氏的《意林》《权衡》、吕氏的《集解》，以及其余诸家的议论，也不可以不探究。只是汗漫纷杂，不是初学者所能全部阅览的。我读经三十年，暗中考中进士后南归，忝任繁剧之职，心力交瘁，旧时所记忆的，深怕荒废遗忘。而又私下观察近来书肆刊刻的此经类传，虽然很多，有的源流不备，有的取舍不明，不能没有遗憾。于是不自量力，尽取诸传防稡编成书：首先依据《左传》的事例，其次依据《公羊》《谷梁》传经的起始，再次依据杜预、何休、范宁三家专门注释，再次依据疏义解释疑难。总体上以胡氏的断语为贵，陈氏、张氏并列，选择其长处，而又广泛采纳诸儒定论及诸传记，在异同、是非、始末之间略加梳理剔抉，每件事都用心探究。称为《春秋诸传防通》，藏于家塾以备遗忘，训诫子弟罢了，不敢与学者谈论。近年颇有传抄者，未能禁止，而丰城揭恭于是取而刻印，急忙想阻止它却已成功。书来求序，拒绝不可，且念其用力勤而费用重，姑且在卷首记下。与我同志者尚加订正。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后学庐陵李亷谨书。

春秋防通凡例

一所编诸传，只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胡氏、陈氏、张氏六家为主。因为六家都是全书，所以如此。

一、《左传》专用杜预注，《公羊传》专用何休注，《谷梁传》专用范宁注，以及正义与疏并不参用其他说法，以免误用引用。

一、程子及诸家之说，多附见于谨案之下，因为无全传，难以并列。

一所编本，想要并见诸传异同，所以凡是解释经义无大错误的，都录其有倍礼伤义、决不可从者，略疏于谨案下而辩之。

一、其三传有难系于经文下，而有关经义的，别为附录，以免紊乱经注。

一、其三传义理异同者，略疏其是非于谨案下。大体多以胡氏为主，都依先儒成说，并不敢臆断。

一、此经大致在属词比事，所以对于例之异，同事之首尾，或辞同而事异，或事异而辞同，都通经提掇大意，使前后贯通，一事之疑，一字之异，都发明之

译并采纳先前儒者的议论。

所编纂的各篇传记，务必想要摘取其中的精要，所以难免有裁剪删减。然而所去除的都是浮泛的言辞，至于确切的言语，没有一字敢丢弃。那些注疏中间，有一句一字精妙的，也采集收录毫无遗漏。

译在一部经书中，与经义有关的地名、人名等，加以注释；其余的不予收录。在一部经的传文中，有关制度需要考辨的，都在“谨案”下详细考辨。

春秋诸传序

晋杜预《左氏传序》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录史事，用事件系于日，用日系于月，用月系于时，用时系于年，这是为了记载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列举四季作为所记载史书的名称。《周礼》中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通达四方的情况。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大事记录在简策上，小事只记录在简牍上。孟子说：“楚国称之为《梼杌》，晋国称之为《乘》，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朝旧有的典礼经书。周朝德政衰微，官职失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和简略记载的史书所记录的，多违背旧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简略记载的成文，考辨其真伪，而记载其典礼，对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对下阐明将来的法度。那些教义所存留、文辞所损害的地方，就删削并纠正它，以显示劝诫。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史书有文辞质朴与华美之分，辞句有详略之别，不必更改。所以传文说：“其善志。”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这大概是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了它。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认为经是不刊之书。所以传文有时在经之前以开始叙述事件，有时在经之后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来辨明道理，有时交错经以会合异说，随着义理而阐发。那些传文所重视的，旧史遗留的文辞，略而不全举，这不是圣人所修撰的重点。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载并完备地叙述。他的文辞舒缓，他的旨意深远，将让学者推究本源、把握终末，寻找其枝叶，探究其穷尽之处，从容柔和地引导，让他们自己探求，满足饱食地给予，让他们自己趋向。如同江河的浸润，膏泽的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得法。那些发凡以言例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垂示的法度，史书的旧章，孔子从而修撰它，以成就一部经的通体。那些阐发显明、阐明幽深，裁成义类的，都是依据旧例而阐发义旨，通过行事来端正褒贬。那些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用来兴起新旧，阐发大义，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不记载，就以此作为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文不言“凡”，曲折而畅达地阐述它。那些经中没有义例，因行事而言的，传文就直接陈述其旨趣罢了，这不是义例。所以发传之体有三，而作为义例的情况有五：一是隐晦而显明，文辞见于此处，而起义在彼处，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是志在而晦涩，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差不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是婉转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是详尽而不污秽，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豹之类是也。五是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究这五种体例，以寻究经传，触类旁通，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完备了。有人说：《春秋》以交错文辞见义，如果如你所论，那么经中应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的情况。先儒所传的，都不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以一字为褒贬，然而都需要数句以成言，不像八卦之爻可以错综为六十四卦。固当依据传文作为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其遗留的文辞可见的有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能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都隐没而不说，而更肤浅地引用《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我杜预现在之所以不同，专修丘明之传以解释经，经的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这大概是丘明之志。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而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美者。末有颍子严者，虽然浅近，也复名家。所以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有人说：《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隐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回答说：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左兹。

译这符合《春秋》这部著作的根本意图。孔子感叹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现图谶，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是哀伤当时国君的政治。麒麟、凤凰等五种灵兽，是王者出现的吉祥征兆。如今麒麟出现却不在其时，空有其应验却失去了归宿，这正是圣人因此感动的缘故。在“获麟”这一句结束笔触，是因为有所感动而兴起，所以以此作为终结。

问：“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

答：“周平王是东周的开国君主。隐公是谦让君位的贤明君主。考察他们的时代，前后相接；论及他们的地位，都是列国诸侯；追溯他们的开端，则是周公的后代。如果平王能够祈求上天永保天命，继承开创中兴之业；隐公能够弘扬祖先基业，光大王室，那么西周的美好风貌就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功业就不会衰败。因此，依据历法次序，附载他们的行事，采纳周朝的旧制，以成就王道的义理，为后世留下法则。书中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用的历法，就是周历；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存在贬抑周朝而尊奉鲁国为王的情况呢？”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义理。至于著作的文字，用来彰明过往、考察未来，情感体现在言辞中，言辞高远则防备深远，言辞简约则义理含蓄，这是常理，并非有所隐藏。圣人具备周全的防备，在著作完成之后，才又隐藏讳饰以避开祸患，这是我未曾听说的。子路想让门人担任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瞒上天而这样说。所谓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又不是通行的定论。前代儒者认为孔子花了三年时间作《春秋》，文章写成后招致麒麟出现，这已经荒诞不经，又引用经典直到仲尼去世，更是近乎诬蔑。根据《公羊经》只记载获麟，而《左传》中小邾射不在三叛的计数之内，所以我认为是因感动于麒麟而作《春秋》，著作始于获麟，那么文字就终止于起始之处，这才符合事实。至于孔子反袖擦脸，说我的道穷尽了，也不值得采信。

译汉代何休《公羊传》序言

从前孔子曾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这两部学问，是圣人思想的极致，也是治理国家的要务。解释《春秋》的著作，并非只有一本，它是针对乱世而创作的，其中有很多非常奇特、怪异可怪的议论。解说的人感到疑惑，甚至有人违背经书、任意妄为，反而违背传文、产生抵触。这种趋势虽然被询问，也不得不广泛传播。因此讲解诵读老师的言论，达到百万之多，仍然有不理解的地方。当时加上讥讽嘲弄的言辞，援引其他经典，弄错了句读，把没有的说成有，非常值得怜悯。可笑的事情不胜枚举。因此，那些研习古学、崇尚文章的人，被称为俗儒。以至于使贾逵抓住空隙奋笔疾书，认为《公羊传》可以被取代，《左氏传》可以兴起。遗憾先师观察听取意见不果断，大多随波逐流。这是世间的多余之事，这难道不是固守文字、坚持议论，导致失败、失去依据的过错吗？我私下为此悲伤很久了。过去大致依据胡母生的条例，大多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所以于是加以概括整理，使其符合规范。

晋代范甯《谷梁传》序言

从前周朝王道衰微，乾坤纲纪断绝，礼制崩坏，音乐废弛，常理伦常混乱。弑君篡位、盗窃抢劫的国家常有，淫乱放纵、破坏道义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妖异灾祸因祸端而兴起，民俗受教化影响而变迁。阴阳因此失度，日月星辰因此盈缩，山川河流因此崩竭，鬼神因此产生灾祸。所以父子之恩缺失，于是《小弁》的讽刺之作出现；君臣之礼废弃，于是《桑扈》的讽喻兴起；夫妇之道断绝，于是《谷风》的篇章奏响；骨肉亲情离散，于是《角弓》的怨恨彰显；君子之路阻塞，于是《白驹》的诗篇赋写。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圣人制定训诫，记载成败，希望君主警戒谨慎自己的行为，增进修德行善的政治。大概教诲你谆谆不倦，听我者却漠不关心。履霜知冰，是由逐渐积累而来。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华夏与戎狄混杂。周幽王因暴虐遭遇祸患，周平王因防备薄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命令，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所以两观树立而臣下的礼节消亡，朱干设置而君主的权力削弱。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微，僭越逼迫达到极点。天下荡荡然，王道尽失。孔子目睹沧海横流，于是感叹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意思是文王的道法衰微，振兴它的人在于自己。于是向太师请教以校正雅颂，依据鲁国史书而修订春秋。将《黍离》列入国风，将齐王的德行与邦君并列，以此表明他不能恢复雅正的政治，教化不足以覆盖群后。当时接着隐公，所以借此作为开端。概括天地二仪的化育，赞成人道的幽深变化。列举得失以彰显黜陟，明确成败以著录劝诫，拯救颓败的纲纪以继承三皇五帝，鼓动芳风以扇动游尘。一个字的褒扬宠信超过华衮的赠予，片言的贬斥侮辱胜过市朝的鞭打。德行所助的，即使低贱也必定伸张；道义所抑制的，即使尊贵也必定屈服。所以依附权势、隐藏罪过的人无处逃避其罪，潜藏德行、独自运作的人无处隐藏其名。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宏大轨范，百王的通用典章。先王的道法既已宏大，麒麟感应教化而来回应。因为事情完备而终结篇章，所以在这年绝笔。成就天下的事业，确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有三种，作为经文的解释：一是臧否不同，褒贬殊致。大概九流分立而微言隐没，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左氏传》认为鬻拳以兵谏是爱戴君主，文公纳币是使用礼仪；《谷梁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不接纳子纠是内部邪恶；《公羊传》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妾母称夫人是合乎正道。以兵谏为爱戴君主，这是君主可以被胁迫；以纳币为使用礼仪，这是居丧可以被防备；以拒绝父亲为尊崇祖先，这是儿子可以被背叛；以不接纳子纠为内部邪恶，这是仇敌可以被宽容；以废黜君主为行使权变，这是神器可以被窥伺；以妾母为夫人，这是嫡庶可以被等同。像这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道义，不能强行贯通。凡是传文以通晓经义为主，经义以必定恰当为理。最恰当没有第二种，而三传说法不同，怎么能不抛弃其滞碍，选择善者而从之呢？既然不都恰当，那么固然可能都失误。如果至理幽深绝妙，选择善者无从跟随，怎么能不并舍以求宗据，以理通经呢？虽然我所认为正确的，道理或许未当，怎么可以因为得当之难而自我断绝于希求通达呢？而汉朝兴起以来，硕大儒者，各自相信所习，是非纷错，准则裁定不定，所以有父子异同的议论，石渠分争的说法。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相继，辩驳讷言这大概不是通方的至理，确实是君子所叹息的。《左氏传》艳丽而丰富，其过失是诬妄；《谷梁传》清峻而婉转，其过失是短浅；《公羊传》辨析而裁断，其过失是俗陋。如果能丰富而不诬妄，清峻而不短浅，裁断而不俗陋，那就是深通其道的人。所以君子对于《春秋》，终身而已。升平末年，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车顿驾于吴，于是率领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究讲解六籍，其次及三传。《左氏传》有服虔、杜预的注解，《公羊传》有何休、严彭祖的训释。《谷梁传》虽然近十家，都是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此传，文义违反，这危害已经很大了。于是于是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大山其颓，匍匐墓次，死亡无日，日月逾迈，跂及视息，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

译严酷的霜冻在夏天降下，堂弟雕去世，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这确实是上天在阻绝我的后嗣，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甚呢！如今我编撰各位学者的言论，分别记下他们的姓名，将这部书命名为《春秋谷梁传集解》。

译程子序

上天降生百姓，必定会有超群出众的人才，兴起而成为君主统领他们，治理他们从而使争夺止息，引导他们从而使生养顺利，教化他们从而使伦理分明，然后人伦之道确立，天道成就，地道平正。尧舜二帝以前，圣贤代代出现，顺应时势有所作为，顺应当时风气所适宜，不先于天道去开启世人，必定因应时势而建立政令。等到夏商周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天、地、人）之道已经完备，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道周遍了。圣人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要仿效古人的事迹，也不过是凭私意妄为罢了，这是事情的谬误。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这是违背道义的；汉朝专门依靠智谋武力来维持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之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代以后等待圣人而不疑惑的，就是这样的。先儒的议论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不是言辞不需要增添，而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参与到这里罢了。”这个道，只有颜回曾经听见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则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它的义理虽然宏大，像日星一样光明，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含蓄的言辞、深奥的义理，以及因时制宜的措施，是难以知晓的。或抑制或放纵，或尊称或剥夺，或进用或退黜，或含蓄或显扬，而能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之间的中道，宽猛之间的适宜，是非之间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道义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去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领会心通，然后才能达到它的精微之处。后世的君王知道《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不是禹、汤，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从秦朝以来，这种学问没有流传，我哀叹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代彰明，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代的人通晓它的文字而探求它的义理，领会它的意思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就可以复兴了。这部传，虽然未能完全拯救圣人蕴藏的深奥，希望学者能由此入门。大宋崇宁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颐正叔序。

宋胡安国传序

古代各国各自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加以笔削修订，就成为史书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子阐发其宗旨，把它视为天子之事，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解体，乱臣贼子接踵而至，当时的人欲放纵而天理灭绝。孔子是天理所在，不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能有谁呢？五典不敦厚，是自己应当叙明的；五礼不施行，是自己应当安排的；五服不彰明，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处，这种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由人决定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理，体现在行事上然后才能见到其用。所以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叙述先后的伦理，而典章从此可以敦厚；安排上下的名分，而礼仪从此可以施行。有德行的人必定褒扬，而善行从此可以劝勉；有罪过的人必定贬斥，而恶行从此可以惩戒。他的志趣在于经世，他的功绩配得上抑制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赶虎豹。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遏制人欲于泛滥之时，保存天理于将灭之际，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职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纵，这就令人痛心了。所以《春秋》体现在行事上，不是空泛言论可比。公正好恶就抒发《诗》的情志，斟酌古今就贯通《书》的事迹，振兴常典就体现《礼》的经义，本于忠恕就圆融《乐》的和谐，著明权变就穷尽《易》的变化。百王的法度，万世的准绳，都在这本书里。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断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的人，确实掌握了穷尽事理的要领。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处理大事、决断大疑，能不疑惑的人是很少的。自从先圣的门人以文学著称，如子游、子夏尚且不能增添一个字，大概立义的精微就是这样。距离圣人已经久远，想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哪里容易做到呢？然而世道有先后，人心所认同的是一样的。如果得到了所认同的，即使跨越宇宙，也如同见到圣人亲自传授一样，而《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自己手中了。近世推崇王氏新说，定为国是，唯独在《春秋》的科举考试中，不以此取士；学校不以此设官；经筵不以此进读。决断国家议论的人，没有可以折衷的依据；天下不知道所适从。人欲日益增长，天理日益消减。其后果使得夷狄扰乱华夏，没有人能遏制。唉！到了这种极点。孔子亲手笔削，拨乱反正的书，也可以推行了。上天赋予圣学，崇尚信奉这部经书，于是在这个时候奉承诏命，不自量力，谨述所闻，为

译将这些学说进献上去。虽然其中防范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或许未能完全贯通理解，但尊崇君父、讨伐乱贼、驳斥邪说、端正人心、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风俗的大法大体具备，或许对圣王治理天下的志向，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吧。

译胡氏进《春秋传》表

我恭敬地观察《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其中的行事记录已经完备了。孔子依据具体事件来组织文辞，深刻透彻且鲜明显著，这与其它五经相比是不同的。追溯本源，周王室东迁之后，礼乐征伐的权力出自诸侯之手；到了周平王末年，王室的威势已经消亡，所以《春秋》作于鲁隐公之初。直到鲁庄公、鲁僖公以下，五位霸主相继兴起，他们假借仁义之名行事，推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发号施令、征伐讨逆，没有人敢不听从。当时的史官只是陈述事实，没有制作法度的规范；其名义上是以尊崇周室为名，而孔子本来就说：“我私下窃取了这个名义。”霸主的德行衰微之后，诸侯放纵恣意，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专权自用，官职授予失德之人，宠幸贿赂日益猖獗，然后家臣执掌国家命脉，吴国和楚国控制中原各国，这都是逐渐发展导致的，所以达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孔子的德行与天地相配，智慧与日月并列，自认为没有官位，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能推行于天下，于是制定《春秋》的大义，体现在具体行事中，垂示训诫给后世。虽然他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道，但在改法创制方面，并不沿袭虞、夏、商、周的旧迹。大概洪水滔天，百姓困苦，与箫韶乐舞九成、百兽随之起舞，都记载在《虞书》中；大树被风吹倒，与嘉禾合颖，鄙薄我们周邦，与六服承德，同样垂范于周史。这是上古帝王记载史事的体例。到了《春秋》，凡是祥瑞的符应、礼仪的常事，都删削不写；而灾异的变故、政事的缺失，则全部记载，以此警示后世，使人们鉴观天人的道理，产生恐惧敬畏之心。如果把这些话记在心中，如果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如果把这些话列在座右，如果像几杖盘盂上有铭文警戒一样，这就是史官之外传达心意的要典，借此反省自身，日益修身省察。等到时间久了，积累善行成就德行，上下与天地同流，从自身修养到治理国家，推广到天下，那么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黄龙游于池沼，这种境界也是可以逐渐达到的。所以《春秋》始于隐公，终于获麟，以天道终结，好比《关雎》诗的应和，能做的事都完成了。记载秦国的火灾，依靠诸儒口耳相传，等到汉朝初兴，张良为韩国灭亡秦国，以阐明《春秋》复仇的大义；三老董公请求汉王为义帝发丧，以揭露项羽弑君的罪恶。下至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当时的君主信任重视这本书，学士大夫诵读解说，用来断案决事，虽然万目未张，但大纲能够端正，超过《春秋》当时的情况，其效果也可以看到了。自从熙宁年间崇尚佛教道教，蒙庄之学以虚无为宗旨，而不追求义理的实际，几乎到了崇宁年间曲折地加以防范禁止，因此当政的人对于灾异的变故、政事的缺失，就沉默不敢说话，而对于祥瑞的符应与礼仪的常事，则咏歌赞颂，洋洋乎充满耳际，这与《春秋》的精神正好相反。奢侈之心更加放纵，以至于汴京失守，整个宗族北迁，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陛下天赐勇智，圣德日新月异，在三纲九法沦丧败坏之后继承宝位，出于独断，尊崇信任这部经典，想要拨乱反正，这是圣王的志向，已经自己领悟了，又命令臣下中有能诵读学习这本书的人，让他们训解阐明其义，而臣以荒芜末学的身份，荣幸地奉诏命，不自量力，倾尽所闻，修成《春秋传》三十卷，十余万言，呈上御府。恭敬地想着在肃清天讨之余，万机政务之暇，特别保留圣念，时常赐予省览，取自圣裁，鉴察天人吉凶的符应，核实赏罚是非的真实情况，勉力检身的美德，恢弘至治的远图，整顿国家纲纪，永远安定国运。

宋楼钥《陈氏后传序略》

《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这两本书，是已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所著的。春秋之学不明朗已经很久了。先儒用条例来解说《春秋》，急切地认为一字不差，有不同之处就说是变例。陈公的书不是这样，他深入探究经书的微旨，详细阅览世道的变迁，大概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开始时还知道有天子的命令，王室还很有威势；自从霸主的号令施行，诸侯就不再知道有天子了。齐桓公之后，齐国不兴盛而晋国称霸；晋文公死后，晋国不兴盛而楚国称霸；晋悼公再次称霸，却又衰微；楚国兴起又衰落，吴国崛起而盟会中原各国，越国攻入吴国，而《春秋》就终结了。自从杜预以来，认为周平王是东周的开始，鲁隐公是逊位的贤君，他的说法很详细；而陈公认为不是为了平王，也不是为了隐公，而是为了桓王，他的说法有依据。又如大的纲目，像诸侯改元，以前没有；齐、鲁等大国相比数世间，有世而无年。直到记载周厉王奔彘，才开始有纪年。古代诸侯没有私史，《乘》和《梼杌》、《春秋》都是东迁后的史书。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标志诸侯的聚合；记载在咸地结盟，以标志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只有郑国多有特笔；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只有齐国多有特笔。诸侯专断征伐，然后千乘之国有弑君的了；大夫专断将权，然后百乘之家有弑君的了。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陈公在丘中会合齐、郑，然后诸侯的军队横行于天下。罪过没有比郑国更严重的，庄公、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也没有比这五国更严重的，这可以作为不臣服者的警戒。齐桓公死后，郑国于是朝见楚国，华夏变为夷狄，郑国是祸乱的阶梯，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以标志齐桓公的霸业；

译入侵陈国进而入侵宋国，以此彰显楚庄王的霸业，足以看出夷狄与华夏盛衰的变化。记载公孙兹率领军队，记载公孙敖率领军队，记载公子季友去世，熟悉了解三家势力所由起始的情况。首止之盟，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就记载他背离了华夏的盟约；厉地的战役，郑伯逃跑回国却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他逃往楚国。夷狄与华夏的界限非常严格。从隐公开始往下，春秋时期的治理权在诸侯；从文公开始往下，治理权在大夫。有代表天下的言辞，有一国的言辞，有一人的言辞。对于干戈征战无不贬斥，对于玉帛聘问的使者则依据其爵位，劝善惩恶的宗旨十分显著。文公十年狄人入侵秦国，又过了三十年狄人入侵郑国，又过了五十多年狄人入侵晋国。狄人入侵郑国尚且可以容忍，入侵晋国就太过分了。贬斥不在事情严重时进行，就在事情开端时进行，其余的都是如实记录罢了。这些都是先儒未曾阐发的。到了僖公三十一年，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极力说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以证明《明堂位》中的说法是不对的。惠公开始请求郊祀，但不应当使用。僖公开始作颂歌，却把郊祀当作夸耀的举动。祝鮀的话作为证据，这更是前所未闻的。至于《左传》，有人认为它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只有胡安国认为它记载那些《春秋》不书的内容，以显示《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左传》的功劳。章防这一篇，从头到尾专门阐发这个意思。过去的人认为杜预是左丘明的忠臣，然而他大多曲意顺从杜预的说法，这不是真正的忠诚。胡安国在章防中说“君子曰”的，大概是广泛采纳善言；说“礼也者”的，大概是依据史书的旧文，不一定都符合《春秋》。有人说这是后人增补的，有人说这是后人模仿的，有人因为凡例义理浅显而不采纳，有人因为体例不符合《左传》的本意。大概喜爱他而知道他的缺点，这才是真正的忠诚。又说庄公元年到七年以及十九年以后，直到篇末大多没有传文，怀疑有散佚。胡安国对传文的探求非常详细。唉！我与陈傅良交往前后三十年，没能在他门下完成学业，已经兴起对人才凋零的悲痛，之后才得到这两本书。其间还想向他质疑却不可能了，这就是我抚摸书卷再三叹息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开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楼钥作序。

译读春秋纲领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礼乐制度的制定和征伐行动的发起都出自天子；天下政治昏乱，礼乐征伐就出自诸侯。出自诸侯，大概十代很少有不丧失权力的；出自大夫，五代很少有不丧失权力的；陪臣掌握国家命脉，三代很少有不丧失权力的。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又说：“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

按：这是孔子修订《春秋》的根本宗旨。

孔子说：“齐国改变一次就能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改变一次就能达到先王之道。”又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统，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想观察殷代的道统，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观察周代的道统，周幽王、周厉王损害了它，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符合礼制，周公的遗风大概衰微了。”

按：这是孔子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的用意。

孟子说：“世道衰微，正道沦丧，邪说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又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经》消亡，《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它们的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

按：这是孟子阐发孔子修订经典的大旨。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子，佩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情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

按：这是孔子修订《春秋》的大用。

《史记》说：孔子修订《春秋》，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绳墨。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程颐说：《春秋》是圣人的功用，圣人的功用，全在这本书里，就像法律有判例一样，是穷究事理的关键。又说：《春秋》以什么为准？没有比《中庸》更合适的了。想要知道《中庸》，没有比权变更重要的了。什么叫权变？就是义，就是时。又说：后世把经书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就不知道了【其余见程颐序言】。

按：这是各家阐发孔子修订经典的大旨。

《易经》泰卦说：“内阳而外阴，内君子而外小人。”坤卦上六爻的文言说：“因为嫌它没有阳气，所以称它为龙。”否卦上九爻说：“倾覆否塞，先是否塞，后是喜悦。”象传说：“否塞到了极点就会倾覆，怎么能长久呢？”剥卦上九爻说：“硕大的果实不被食用，君子得到车舆。”

按：这是《春秋》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排斥四夷、保存中原的意思。

《尚书·皋陶谟》说：“上天任命有德行的人，五种服饰五种纹章来区别等级！上天讨伐有罪的人，五种刑罚五种用法来惩治罪恶！”孟子说：“作为上天的官吏，就可以征伐他了。”《尚书·康诰》说：“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过失，而是屡教不改，自做不法之事，即使他的罪行很小，也不可不杀。”《舜典》说：“惩罚不及后代，赏赐延及子孙，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治故意犯罪无论多小。”

按：这是《春秋》公正赏罚、严明宽恕的意思。

孔子说：“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又说：“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又说：“管仲的器量太小了。”孟子说：“五霸中，桓公最兴盛。”又说：“五霸，是假借仁义之名。”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又说：“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又说：“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像那样专一，执掌国家政令像那样长久，功业却像那样卑微。”邵雍说：“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春秋时期，功劳没有比齐、晋、秦、楚四国更大的，过错也没有比这四国更大的。不先理清五霸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头绪，也就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了。”

按：这是《春秋》贬抑霸主的大意。

《礼运》篇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三代英主的时代，我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所以人们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这叫大同。现在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家的，各人亲近自己的亲人，各人疼爱自己的子女，大人世袭作为礼制，修筑城墙沟池作为坚固，礼义作为纲纪。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从这里选拔出来。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慎于礼制的。以此彰显道义，以此考察诚信，施行仁政，讲求谦让，向百姓展示常道，这叫小康。”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好一点罢了。”

按：这是《春秋》志在大道，等待衰世复兴的意思。

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啊。”又说：“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又说：“治理千乘之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又说：“敬畏天命，敬畏大人。”又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

译又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听说过；行军打仗的事情，我没有学过。”又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都会归附于他。”又说：“季氏使用八佾的舞队，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又说：“举行禘祭，从第一次献酒开始往后，我就不想看了。”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请求出兵讨伐他。又说：“鲁国的爵禄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所以这三桓家族的子孙也要衰微了。”

译考察这几条，都是《春秋》正名分、谨盟誓、畏天爱民、讨贼慎战、明礼乐的大义。

赵子说：“《春秋》编纂叙述的体例有三：凡是即位、崩薨、卒、朝聘、盟会，这是常典所应当记载的，所以都详细记载，根据其邪正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种。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都是国家大事，也应当记载。其中合乎礼的，孔子修经时，都不记载，这就是所谓的常事。那些不合礼的以及合乎变通之正的，才选取记载，并增删文字以寄托褒贬，这是第二种。庆瑞、灾异以及执杀、流放、逃叛、归附、纳立，这些都不是常事，也是史官所应当记载的，孔子借此加以褒贬，这是第三种。”这是著作的大概情况。考察赵子这一条论述孔子修经的大概颇为详实精要，所以著录于此。

胡氏说：“《春秋》大体上所记载的，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大概各有其义，不可以例来拘泥。又有重复言说的，如征伐盟会之类，大概是为了成书，势必要如此，不可以事事都各自寻求不同的义理。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义理就必须区别。又用词相同的，是正例；用词不同则其例就变了。正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只有穷究理的精微义理来学习《春秋》的人，才能在例中见法，在例外通类。”

考察胡氏这一条论述《春秋》正变之例

胡氏说：“《左传》解释经义，虽然简略而广博，贯通诸史叙事，尤其详细，能使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它对《春秋》的功劳很多。《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义，都严密考察其源流，必有端绪，不是曲说所能企及的。啖助、赵匡认为三传所记载的，本来都不谬误，义理则是口传未形成文字，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逐渐失去其真，所以故事多迂腐荒诞，理或错乱驳杂，他们的话可信。然而学者对于三传，忽视而不学习，就无法知道经义；学习了而不明察，选择了而不精审，那么《春秋》宏大的意旨、大体的纲纪、简易明白之处，就会淹没在偏颇的学说中，更加晦暗而不显扬了。”

考察胡氏这一条论述三传取舍之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防通》卷一 元李廉撰

左氏【杜氏说：“《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四季作为所记的名称。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与鲁《春秋》。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的旧典。孔子依据鲁史编成的成文，其中教化所存、文辞所害的，就删削而纠正它，以示劝戒，其余的都沿用旧史，不更改。”】

公羊【疏案：《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此生长；秋为阴中，万物以此成熟。所以名为《春秋》。何休认为想要使人君动作不失中道。旧说认为获麟而作，九月书成，春作秋成，所以叫《春秋》，这是不对的。《庄公七年》传曰：不修《春秋》，那么孔子未修之时，已经名为《春秋》了】

谷梁【疏：编年有四季，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两个字来包罗四季】

胡氏【古代列国各有史官，掌管记载时事，《春秋》，就是鲁史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乃是史外传心的要典】

【考察《春秋》名义三家说法相同，而杜氏错举四季作为名称的说法最为恰当】

左氏【杜氏说：“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制作的根本意图。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大概是哀伤当时君王的政治。如今麒麟出现不合时宜，是圣人所以感动的。绝笔于获麟，是一句所感而起，因此作为终结。始于隐公，是因为平王东周之始，而隐公是让国的贤君”】

公羊【疏：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到端门之命，派遣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于是作《春秋》。九月经，成何以始乎隐？据得麟乃作，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人道泯灭，王道完备，必然止于麟，想要显示拨乱功成，太平以瑞应为效验】

谷梁【从前周道衰败，孔子说：文王之道微弱，振兴它的在于自己。于是依据鲁史修《春秋》，当时则接乎隐公，所以借此作为托始。先王之道既宏大，麒麟感动而来应，因为事备而终篇，所以绝笔】

胡氏【孟子说：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作于隐公，正当雅亡之后。然而惠公初年，周已经东迁了，《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是因为东迁之始，诸侯还来朝见，列国还有请求，流风遗俗还有存留的。等到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到了晚年失道更加严重，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丧，人望断绝了。托始乎隐，不也是深切着明吗。文成而麟至，圣人先天而天弗违】

陈氏【《春秋》不是始于平王，而是始于桓王。繻葛之败，彝伦攸斁，《春秋》所以作。所以终郑庄之篇，都是特笔】

【考察《春秋》作经的始终，胡氏托始】

译这种说法，本于孟子“文成麟至”的观点，本于《谷梁传》“感麟而作”的观点，杜预的说法与《公羊传》、《谷梁传》相同，而《公羊传》、《谷梁传》在“获麟而止”这一观点上有所不同。大概《公羊传》认为因为麒麟出现而修撰《春秋》，经文完成、大道完备，假托太平祥瑞的征兆，所以以此作为终结；《谷梁传》则直接认为经文完成后麒麟才到来，只是这一点略有不同罢了。后世又凭空创造出“先得白麟”的说法，荒谬极了】

译隐公（名息姑，谥法中不尸位者称隐，在位十一年）

左氏（鲁侯的爵位从周公子伯禽开始受封，传了十二世到惠公。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没有儿子，继室孟子之妹声子，生了隐公。后来又娶了宋国女子仲子，生了桓公。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惠公想立桓公。惠公去世，桓公年幼，隐公即位并奉养他）

（按：左氏说惠公想立桓公，所以隐公自认为是摄政。然而仲子既不是嫡妻，那么隐公居长，不能称为摄政）

（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年，左氏（注：因为鲁史作《春秋》，所以用鲁国纪年。凡是君主即位，希望他体察元始以居正道，所以不说一年一月）公羊（元年是什么？是君主的起始之年。注：将一变为元，元是元气。王者应当继承天道奉行元始，养育万物）谷梁（疏：元是气的根本，善的开端。人君应当执守根本，养育万物，希望他与元同体，所以年称元）胡氏（称元年，是阐明人君的作用。乾元资始，是天的作用；坤元资生，是地的作用。成就位于其中，就与天地并列。所以体元，是人主的职责；调元，是宰相的事。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春秋》深明其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国先正心以正朝廷，而远近无不正了。舜纪元日，商称元祀。此经书元年，也是述而不作。元就是仁，仁是人心。这虽然是三个名称，其实是一物。说元则隐，说心则显）陈氏（只有王者然后改元，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没有过。以《周语》及《竹书》考证，诸侯作史改元，都出于共和之际。《史记》鲁真公十四年，齐武公九年，宋厘公十七年，晋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陈幽公十二年，开始记载厉王奔彘，这就是纪年的由起）

（按：体元的说法，四传都相同，唯独诸侯不得改元。本于何休说，而陈氏因之。然而何休认为只有王者然后改元，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所以称元；而陈氏直接认为鲁僭越改元，又不同了。胡氏说：“如果说诸侯不当改元，那么就应当书四十九年正月，这难道是圣人经世的意思吗？”所以应当主杜氏。○又按胡宏说：“首年的意义，恐怕不可拘泥于一说。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统的意义。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其国史纪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乱。圣人于元上见义，若诸侯无元，则也不成为君了。如元亨利贞，乾坤四德，在他卦也有，不可谓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这可以解释‘惟王者改元’的说法。”○又按程子说：“元年只如人家长子称大郎，这虽然稍异，也通”）

春王正月，左氏（王周正月，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公羊（春是什么？岁之始。王者是谁？谓文王。王正月，大一统。注：春是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昏斗指东方曰春，文王是周始受命之王，所以假以为王法。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奉之以为始，所以说大一统）谷梁（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胡氏（周正建子，则是冬十有一月。商以丑为正，而即位书十二月，则月不易。秦以亥为正，而建国书冬十月，则时不易。建子非春，也明了。乃以夏时冠周月，为什么呢？圣人语颜回则说“行夏之时”，作《春秋》则说“王正月”，大概是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不敢专。所以程子说：“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加王于正，大一统也。正次王，王次春，四字乃圣人立法创制，非鲁史之旧文矣”）陈氏（以夏时冠周月，非周之旧典也。西周之史言时，皆夏时，如“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之类是也。言月皆周月，如《康诰》三月，《召诰》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毕命》六月，不言夏之类是也。未有以夏时冠周月者，以夏时冠周月，则鲁史也。古者诸侯无私史，至东迁后，国自为史，不惟改元，又改历矣。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张氏（此所谓春，乃建子月，冬至阳气萌生，在三统为天统。盖天统以气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为春，而丑寅之气皆天之所以生。刘歆云：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纪夏正也）

（按：春王正月三传皆无明文，左氏以正月为

译建子说得到了它，却忽略了“春”字的含义；何氏以斗柄指向东方为春，得到了它，却忽略了正月的文字；至于《谷梁传》则都无所论说。其中“烝祭下”说：“烝是冬祭，春兴之志不合时宜。”似乎把春当作建寅之月，然而也未曾明确说明。汉唐孔氏等儒者则直接把周朝的孟春当作建子之月了。到了宋代各位学者，才开始有“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时月”的说法。所以程子认为《春秋》书写“春”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那么十一月本来不是春，只是圣人虚设“春”字在正月之上，以显示施行夏时的意思。胡氏沿袭此说，而朱子也说：“《春秋》的月数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而四季的顺序则是孔子的深意。”这种说法与“夏时”、“周正”两种义理并行而不相妨害。近代有不赞同胡氏的人，认为东迁之后天子不再协调时月，诸侯国不奉行正朔，所以鲁国也更改历法，以十一月为春，孔子因而记载下来，以谴责鲁国扰乱天纪。这也是陈氏的意思。这种说法没有依据，不可采纳。但如果按照胡氏的说法，那么经文中有不写月而只写时的地方，又确实存在事件与季节相差两个月的疑惑了。唯独张氏采用刘歆的说法，在陈宠那里看得很清楚，说：“大概是武王更改月令时，就改十一月为春了。”朱子又说：“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大概是元改作‘春正月’。”这个议论似乎可以讲通。现在把陈宠的说法详细记载在下面。又按陈氏说：“冬至的节气，阳气开始萌发，天以此为正，周朝以此为春；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地以此为正，殷朝以此为春；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人以此为正，夏朝以此为春。三正成就显著，以贯通三统。”近代新安陈氏所说的“月数沿袭周朝，而改春随正朔而改变”，是正确的。根据胡氏的说法，那么周朝的季节和月份都未曾更改，这四个字乃是圣人的新意，现在也不敢强行解释，详细记录以等待明白的人。又按《前汉书·律历志》说：“周师初出发，以殷历十一月戊子，亥月后三天，得到周历正月辛卯朔，子月；第二天壬辰，到戊午二十八日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到达牧野。”这与《武成》、《泰誓》的日月时辰都相符合，也足以证明周朝自武王灭商之日就更改了月份，而史官就记载为春。又按谢氏说：“元是开始年，人君以道德教化养育天下，从这一年开始，与元气发育万物没有不同，所以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正是开始月，人君以政令率领天下使之端正，天下从这一个月开始，所以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有德然后有政，有年然后有月，所以圣人用‘元’来起始年，用‘正’来起始月。”

译附录【不言即位】

左氏：是摄政。注：暂时代理国君政务，不举行即位的礼仪，所以史官不在防地记载。

公羊：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想要安定国家，然后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因为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注：表明隐公本来没有接受国家的心意，所以不记载即位，以此来引发他的谦让。

谷梁：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说国君不取位，是因为隐公打算让位给桓公。让位给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说：不合正道。

胡氏：国君过了一年改换年号，必定要举行告祭宗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事，必定要记载即位的事情，而隐公缺失了，这是孔子删削的。古代诸侯继承世袭封地，那么内部必定有所承接；爵位土地受之于天子，那么上面必定有所禀告。现在隐公内部不承接先君的国家，上面不禀告天子的命令，各位大夫拉拢他而立他，他自己立为国君，这是与争乱开端，而篡弑由此产生。《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

【按《公羊》所谓“各位大夫拉拢隐公而立他”的说法，是对的；而“母亲因儿子尊贵，儿子因母亲尊贵”的说法是不对的。《谷梁》指责隐公探求先君的邪念来让位给桓公，是对的。然而又不知道隐公的立位也不是父亲的命令。《左氏》的说法已见前文。○又按胡氏“谨始”的条例，《春秋》十二公中，不承接先君的国家，不上禀天子的命令，就不记载即位，隐、庄、闵、僖四位国君就是这样。惠公本来想立桓公，那么隐公就没有父命；桓公客死在齐国，那么庄公就没有父命；闵公时有子般的动乱，僖公因闵公的动乱，那么闵、僖都没有父命。既然没有父命，又不请示周王，所以删去他们的即位，不承认他们是国君。这与卫国、晋国记载齐小白“书入”意义相同。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虽然没有王命，但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国家，有名分可以记载即位，《谷梁》所谓“继正即位”就是这样。这与记载“子同生”、罪责陈乞弑君意义相同。桓公、宣公两位国君乱伦失正，就顺从他们的意思记载即位。与定公即位在六月不可不谨慎，都是特笔，不是常例】

附录【五始三统的意义】

公羊：注：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公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用元的气来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来端正王的政令，用王的政令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诸侯不上奉王的政令，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令不由王出，就不能为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不承天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天不深深端正其元，就不能完成其教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这五者同日并见，相互依赖而成，是天人的根本，万物所系，不可不考察。二月、三月都有王者，二月，是殷的正月；三月，是夏的正月。王者保留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领其正朔，所以尊崇先圣，通晓三统师法的意义，恭让的礼仪，在这里可以观察到了。

【按《春秋》各位国君的首年都具备元年春王正月，只有定公不记载正月，定公没有正始。记载春王正月九十三次，春王二月二十一次，春王三月十九次。事情在正月就记载正月，事情在二月就记载二月，事情在三月就记载三月，而都系以王者，保留三统。只记载春不记载月的有九十六次，事情在所省略，不必记载月。春正月不记载王的有十次，春二月不记载王的有三次，桓公没有王。无事也举首时的，四时具备然后成岁。隐公十年没有正的，隐公不自以为正。元年有正，所以端正隐公应当立位】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蔑，鲁地。《公羊》作昧。这是私盟的开始】

左氏：邾子克，没有王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仪父，是尊崇他。隐公摄位而想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蔑地的盟誓。注：能自我通达于大国，继续友好休息百姓，所以尊崇他。

公羊：及，是什么？是与。及，犹如汲汲。暨，犹如暨暨。及，是我想要。暨，是不得已。仪父，是邾娄的国君。为什么称字？是褒奖他。为什么褒奖他？因为他开始与隐公结盟。这有什么可褒奖的呢？是渐进。注：凡记载盟誓的，是厌恶它。因为约誓太严重。现在《春秋》假借新王于鲁，这只是善其慕新王之义，不是善其盟誓。

谷梁：及，是什么？内部有志向罢了。仪字父，犹如傅。男子的美称。

胡氏：鲁侯爵而称公，是臣子的辞令。我想要的叫及。邾，是鲁的附庸。仪父，是其国君的字。中国的附庸，惯例称字，这是常例。《春秋》大义，公天下以讲信修睦为事，而杀牲歃血要质鬼神，则不是所贵重的。所以盟有不得已的，而汲汲想要，是厌恶隐公的私心。

陈氏：特相盟。特相防盟，不记载。只有内部全部记载。

张氏：凡防盟侵伐，内部为主记载及，外部为主记载防。所以区别首从，而谨慎善恶的首端。夫继好息民，

译本来治理国家有其应有的常理，而宰杀牲畜来取悦神灵，并不是作为统治者之间讲求诚信、修好和睦的方法。所以《春秋》记载“公及”来讥讽他，而鲁国与邾国的友好关系最终没能长久维持。

译查考邾国作为附庸国，《左传》和《谷梁传》的观点相同。但这两家都依据附庸国称名的惯例，所以有的认为这是表示尊贵，有的认为是美称。他们不知道率先开启私下结盟的开端，有什么美可言？至于“字”的含义，三家观点相同。然而只知道子仪父而不知道谴责郑伯，所以为《公羊传》作注的人就认为郑伯急于行善事。况且既然知道《春秋》厌恶盟誓，又不敢说褒奖仪父是不对的，于是认为这是赞许他仰慕新王的道义，这就更加错误了。所以胡氏阐发中原附庸国称“名”的体例，那么仪父就不是褒辞，而与萧叔的体例相合。“以及”二字谴责郑伯，大概是采用杜预“即位求好”的说法，难道不是隐公即位，向上不请示周王，在国内不承继国统，也等待这次盟会来使自己安心吗？○又查考鲁国与邾国的盟会，五蔑、趡、犹出自国君，祲、祥、防、句、绎都出自大夫，这是世道的变迁。○又查考称字的体例，胡氏说：“周朝大夫按例称字，中原附庸国按例称字，诸侯国的命大夫按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按例称字，这是常规。圣人根据是非确定褒贬，那么按例应当称字，有时却贬斥而称名；按例应当称人，有时却进升而称字，这是变通。常规是道的正道，变通是道的中道。”○又查考仪父既然是字，而禄父、行父、林父又以“父”为名，赵子也认为这是名。然而孔父则两传都认为这是字，胡氏独认为是名，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郑庄公二十二年 鄢赵子说应当作邬，大概从邬到共是便捷的道路，如果向南到颍川鄢陵，就不应当逃奔到共了】《左传》【起初郑武公娶了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难产出生的，所以武姜厌恶他，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武姜为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地方，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任凭您吩咐。”武姜请求京地，让段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害。现在京地不合制度，您将无法忍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呢？不如早点为他安排，不要让他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您将怎么办？”庄公说：“不用管他，将自取灭亡。”大叔又收取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城邑，直到廪延。子封说：“可以了，土地太厚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亲附，土地太厚将崩溃。”大叔修整聚集，将要袭击郑国。庄公听到他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讨伐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讨伐他。大叔出逃到共地。段不象弟弟，所以不说弟弟；像两个国君，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称为郑志；不说出逃，是难以启齿。】《公羊传》【“克”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他。这是郑伯的大恶。段不称弟弟，是因为他当国。注：说段本来想当国君，所以顺从他的意思，让他像国君一样氏上郑，所以显示段的叛逆。】《谷梁传》【“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杀世子、母弟，称君。段是弟弟，却不称弟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是贬低。段失去了子弟的道义，轻视段而严厉谴责郑伯。严厉谴责郑伯处心积虑成就杀弟之事。在鄢地，是远方。还说从母亲的怀里取出来杀他，这是严厉谴责。缓慢追击逃亡的贼人，是亲近亲人的道义。注：说离开自己已经远了，还追杀他，与探取母亲怀中的婴儿而杀他有什么不同？】胡氏【用兵是大事，必须君臣合谋然后行动，就应当称国命；公子吕为主帅，就应当称将；出动战车二百辆，就应当称师。这三者都没有称，而专门指向郑伯，这是罪责在郑伯。克是力胜之词，不称弟弟，是路人。在鄢地，操之已急。国君没有将领，段将以弟弟篡夺兄长，以臣子讨伐君主，是必诛之罪。为什么放纵叔段，移罪于庄公？举法如此，失轻重吗？回答说：姜氏在武公时，曾经想立段。等到武公死后，姜氏以国君嫡母主持内政，段以宠弟多才处在外朝，国人又喜悦而归附他，恐怕他终将压制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授给他大邑而不为他安排，纵使失道以至于乱，然后以叛逆讨伐他，那么大叔属籍应当断绝，不可再居父母之邦，这是郑伯的志向。王政以善养人，推其所为，使百姓兴于仁而不偷，何况以恶养天伦，使限于罪，因以剪除他呢？《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陈氏【克是胜，以千乘之国胜其弟罢了。先君之子称公子，必定篡位或争国，然后只称名，州吁、陈佗之类是也。段称弟，则疑于佞夫；段称公子，则疑于御寇。查考《春秋》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是严厉谴责，与晋侯杀世子申生、宋公杀世子痤、天王杀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则直恶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书郑伯下去其弟，以交讥之。○又查考此书“克”与“弗克纳”二“克”字正相对，故《谷梁》以此为大郑伯之恶，彼为大其弗克纳。○又查考责郑伯之说，诸家皆同，但《左氏》《谷梁》与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诛之，《公羊》但责其亲杀，已非经旨，况令其勿与而使执政杀之，此可待于真有罪者，而非可用于养恶之郑庄也】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礼。

译左氏认为：缓且子氏尚未去世，所以称其名。注解说：宰，是官职，咺是人名。天子的大夫通常书字，如今惠公已去世很久，而仲子还未死，一方面是因为赠送丧礼的物品没有赶上尸体，另一方面是因为预先处理凶事，所以予以贬斥。“来”是从外而来的表述，“归”是不再返回的言辞。

公羊传认为：为什么用官职来称呼？因为宰是士。仲子不称为夫人，是因为桓公尚未即位。车马称为赗，不提及仲子，是因为仲子有防备之心。

胡氏认为：《春秋》以天自处，将王系于天之下，作为万世的法则。冢宰称宰咺其名，是因为王朝的上中士书其名。咺位居六卿之长却书其名，为什么呢？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室罢了。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的妾室，这是把帽子戴在鞋子上，违背了人伦的大经。太宰建立邦国的六典，以辅助王治理邦国，却奉命去赠送丧礼，这是破坏法度、扰乱纲纪，从王朝开始就如此了。《春秋》重视嫡妾的区别，所以特别贬斥而书其名，以显示宰咺不是真正的宰。先前赠送仲子，就称冢宰；后来赠送成风，王不称天，其法度严厉了。

陈氏认为：归赗，大概是奉命行事。称惠公的仲子，是修《春秋》的措辞。

张氏认为：《春秋》在王之上加“天”字，表明天子应当遵循天道而行天之命。凡是《春秋》中，因尊者而贬低从卑者的例子，必定是有大罪极恶之后才加以贬斥，不能以常事看待。

译按王臣称例，胡氏说：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陈氏说：周大夫不名爵，依从其爵位；未受爵位称字，必定是防者而后名之。卒名之，舍此无名道矣。则咺之书名，诸传皆贬也。但杜氏以为天子大夫，则王朝大夫至鲁多矣，何以皆不书官？公羊以为中士以官录，谓以所系之官录之，则不应与宰周公同称宰。赵子又以为只是名氏，如宰予之类，则此经为无贬矣，皆非也。○按程子说：春秋之始，天王之义未见，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见之。○又按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风，左氏及公羊皆以为兼赗。独程氏发明惠公〇爱仲子、僖公尊崇成风之说，而以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风。于是胡氏、陈氏因之，其义冣精。至谷梁又以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则大失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氏【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注：客主无名，皆防者。凡盟以国地，国主亦与盟】公羊【孰及之内之防者也。注：宋称人，防者也。鲁不穪人者，自内之辞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国则与，可知】谷梁【卑者之盟，不日】胡氏【内称及，外称人，皆防者。其地以国，宿亦与焉。防者盟防，不志。此志者，有宿君也。凡书盟者，恶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载之法，诅祝作其词，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约。先王犹不禁也，而谓凡书盟者恶之，可乎？曰：盟以结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徳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时，防而歃血，其载果掌于司盟，犹不以为善，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倾危之习哉！今鲁既及仪父、宋人盟矣，寻自畔之信，安在乎？故知凡书盟者，恶之也】陈氏【鲁宋合也，参盟之端见矣】

【按鲁宋之交始此而离于六年之输平○按凡盟不自内止书及者凡八髙傒处父荀庚良夫郤犨向戌上皆书日者讳公之盟也谷梁是矣宿盟之为防者诸传皆同独赵子以宿为讳公与大夫盟女栗为讳公与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齐翟泉之例为不同耳是盖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说也○又按地以国者宿邓曹齐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则宋方受围必不能供地主之礼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其书宋则无以见其防围宋诸侯之罪也若谷以宿为邑名又非矣又按礼记曰离坐离立毋往参焉故春秋以二人盟为离盟三人盟为参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左氏【非王命也。注：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祭国伯爵也。非王命，故不称使】谷梁【来者，来朝也。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防。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胡氏【直书曰来，不予其朝也。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者之明戒也。经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贬而不予，正其本也。隠公之立，未尝请命，王法所当讨。祭伯不能诏王正典刑，而逺来朝之，非阿私乎】陈氏【来，未有无辞者。无辞以为称，则但书来。祭伯无天子之命而私交，故与介狄同文】张氏【书祭伯来，所以见周室法度至此荡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内外之防也】

【按祭伯书来，诸传皆以为朝，而公羊独以为奔。祭伯书伯，诸传皆以为爵，而公羊独以为字。啖子又以为寰内诸侯例称字，若以伯为爵，则毛伯、召伯、荣叔、祭叔是何爵乎？遂以伯为字，此皆其不合者也。左注是○又按《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于祭公则曰“诸侯为天子三公者”，徐邈注《谷梁》又以祭叔为祭公来聘，则意以祭叔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为寰内诸侯，而又以叔为名。公羊疏遂以公为爵，伯为字，而以为一人，两无所据。岂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时入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续考○又按《春秋》止书来者七：祭伯寔不与其朝，介葛卢、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与其聘，祭公、仲孙皆无词以为称。余妇人归宁书来，不入此例】

公子益师卒。左氏【众

译父亲去世，没有参与小敛仪式，所以不记载具体日期。注：卿佐的丧事，国君都亲自前往吊唁，这是推崇恩德深厚的表现。《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关系疏远。《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合乎正道的；不记载日期，是表示厌恶。胡氏说：凡是公子、公孙名字被记载在史册上的，都是地位尊贵的戚属之卿。不记载官职，是不认可他们凭借公子的身份而自任为卿。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卿去世必定记载，这是《春秋》重视大臣的意思。至于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关系疏远，然而公子彄去世却记载了日期；《谷梁传》认为是表示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去世却记载了日期；《左传》认为是因为国君没有参与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国君在国内，叔孙婼死在里面而国君在国外，都记载了日期。这三家的说法都不正确。这大概是体现恩惠待遇有厚薄之分吧。

译【按：程子说：不记载官职，是因为当时没有向天子请示，所以不承认他们是卿。○又按：这一条，胡氏的辨析很恰当，但经文记载鲁国大夫三十二人，只有益、师、无骇、侠、得臣四人没有记载日期，又似乎难以理解】

附录【公羊三世说】公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注：所见，是指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即父亲在世时的事；所闻，是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时期，即祖父在世时的事；所传闻，是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期，即高祖、曾祖在世时的事。异辞，是指礼制有厚薄，义理有浅深。在所见之世，恩泽对自己和父亲的臣子尤其深厚，大夫去世无论有无罪过都记载日期，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就是例子。在所闻之世，对祖父的臣子恩泽稍减，大夫去世无罪过的记载日期，有罪过的省略，叔孙得臣去世就是例子。在所传闻之世，对高祖、曾祖的臣子恩泽浅薄，大夫去世无论有无罪过都不记载日期而省略，公子益师、无骇去世就是例子。在所传闻之世，看到治理兴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且粗略，所以重视本国而疏远诸夏，先详述内部而后治理外部，记录大事省略小事，内部的小恶记载，外部的小恶不记载，大国记载大夫，小国省略称人，内部违背礼制记载，外部违背礼制不记载，都是如此。在所闻之世，治理升平，重视诸夏而疏远夷狄，记载外部违背礼制，小国记载大夫，宣公十一年晋侯抵御狄人，襄公二十三年邾鼻我来奔就是例子。在所见之世，彰显治理太平，夷狄进用至于爵位，天下远近大小如一，用心尤其深入而详尽，所以崇尚仁义，讥讽双名，晋国的魏曼多，仲孙何忌就是例子。」公羊这一条例又见于成公“宋乱”之下】

【按：这段分三世，大意本来可以通晓，但注引证都牵强。○又按：朱子说：“公不记载即位，是君臣之事；记载仲子，是夫妇之事；与邾国结盟，是朋友之事；战胜共叔段，是兄弟之事。”翻开书卷人伦就在其中】

二年春，公与戎在潜地会盟【这是外交的开始】左氏【修好惠公的友好关系，戎请求结盟，公推辞】公羊【注：凡是记载会盟，是厌恶其空虚内部事务而倚仗外部友好。王者不治理夷狄，记录戎人来就不拒绝，离去就不追赶】谷梁【会盟，是以外部为主。有智慧的人考虑，有义理的人行动，有仁爱的人坚守，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外出会盟。与戎会盟，使公处于危险】胡氏【戎狄举号，是疏远他们。内重中国而外轻四夷，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正朔不加于他们，哪有会盟的道理？记载与戎会盟，是讥讽】张氏【讥讽隐公降低国君的尊严，失去中国的庄重，不修政事而开启扰乱华夏的阶梯】

【按：《春秋》记载公会盟四十六次，都是诸侯的会盟，唯独与吴会盟和与戎会盟用词不同。赵子说：凡是戎狄不记载爵号，而君臣同词，就是这样】

附录【春夏不书王月】谷梁【注：凡是年首的月份承接于季节，季节承接于年份，文体相接。《春秋》因此记载王来配合它，所以显示王者奉行时令承接天命。然而《春秋》记事有条例，如果事在季节条例，则只记季节不记月份；月份承接在事件末尾，则只记月份不记载王。记载王必定都上承春季而下属于月份，文辞表明年初，事没有比这更先的。所以表示恭敬而不亵渎，其他都仿效这个。只有桓公时期有月份没有王，以显示不奉行王法】

夏五月，莒人侵入向国【莒、向都是小国，谷梁认为向是我的邑，这是侵入他国的开始】左氏【莒子娶向国女子，向姜不安于莒国而回国，莒人侵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注：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不占领土地叫入】公羊【入，是什么意思？得到而不居住】谷梁【入，是内部不接受，注：入没有大小之分，如果不以罪过，则义理上都不可接受】胡氏【从事来说，入是到达其国都；从义来说，入是逆而不顺。莒称人，是小国，不是王事而侵入他国城邑，逞其私意，显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征讨，不加于王命，显示天王的不君，直书其事，义理自见】陈氏【入国，国君、大夫、将领，都称人，国君、将领记载国君，从楚庄王入陈开始；大夫、将领记载大夫，从却缺入蔡开始；只有内部大夫则记载】

【按：称人的条例有四种情况：一、国民众多而称人，则是众词；兴兵讨伐而称人，则是寡词；以地位低者名爵不贵而称人，则是谦词；以尊贵者黜去名爵而称人，则是贬词。《春秋》有一字而通诸例的，就是这个】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极是附庸小国】左氏【司空无骇侵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他。注：庈父，就是费伯。前年费伯修筑郎城，现在因此得以战胜极国】公羊【这是灭国，为什么叫入？内部大恶避讳】谷梁【注：避讳灭同姓，所以把灭改为入】胡氏【无骇不称氏，是未赐族，其余同入向的义理】陈氏【《春秋》之初，鲁国有无骇，侠郑有宛〇，纪国有裂繻，还有未任命的大夫】

【按：无骇不记载氏。杜氏、胡氏、陈氏都认为未赐族。公羊则认为疾恨开始灭国。谷梁则认为贬斥灭同姓。以左氏隐八年赐氏的说法考证，则公羊、谷梁没有依据。○又按：《春秋》用兵记载入，左氏、公羊、胡氏义理相通。其“我入祊”不记载入，这一条例记载入二十七次，内部入六次，外部入二十次】

译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杜预说：庚辰日是七月九日。】左氏【戎人请求结盟】胡氏【这大概是徐州地区的戎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内，位于鲁国东郊。《春秋》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非常谨慎，中国人若行夷狄之事就视其为狄，夷狄若扰乱华夏就予以讨伐，而与戎狄歃血立盟，是不符合道义的。因此，凡是在某日达成盟约的，必定将事件与日期相连记录，而此前没有不记载日期的，宿地结盟不记日期，此后密地结盟不记日期，石门结盟也不记日期，唯独在唐地结盟记载了日期，这是为了表示谨慎。】张氏【诸侯会盟，都有约定行礼的日期，然而会合未曾记载日期，到了盟誓必定详细记载月份和日期，因为彼此约定诚信，无论是亲近还是疏远，都以此作为考察依据，这确实是国家特别谨慎对待的事情。】

译附录【书日例】《公羊传》【疏：如果是尊者的盟会，那么大信时书时，小信时书月，不信时书日。如果是防备性质的盟会，不论信与不信，都书时】《谷梁传》【凡是公卿的盟会，都书日。卑者的盟会不书日，外国的盟会不书日，公卿盟会不书日是因为背约。考察两家关于尊者盟会书日的说法相反，关于卑者盟会不书日的说法相同。从齐桓公盟会多不书日来看，那么《公羊传》稍为优胜】

九月，纪履緰来迎娶女子。冬，十月，伯姬嫁给纪国【履緰，《左氏经》作裂繻】《左氏传》【纪裂繻来迎娶女子，这是卿为君主迎娶】《公羊传》【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是为了培养防范、远离耻辱。外国迎娶女子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开始不亲自迎娶。女子出嫁称为归】《谷梁传》【迎娶女子是亲自做的事，派遣大夫是不正当的】胡氏【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确定吉祥，在渭水亲自迎娶，这是世子亲自迎娶。韩侯在蹶之里迎娶，这是诸侯亲自迎娶。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娶女子必须亲自去，派遣大夫是不正当的。进入春秋初期，记载宰咺归赗，用来讥讽扰乱法度；记载履緰迎娶女子，用来记录违背常理。众妾的位分确定了，大婚的礼仪严肃了】陈氏【春秋初期，大夫常称人，必定在诸侯中有好事，就记载他的大夫。已经命字的，称字；未命字的，称名，各自按照他们的称呼，没有讥讽罢了】

【案：《公羊传》女子在国中称女，纪履緰迎娶女子就是如此；在途中称妇，媵陈人之妇就是如此；进入国中称夫人，这是臣子的言辞。”又说：“妇，是有婆婆的言辞。”僖公二十五年、宣公元年传就是如此。○又案：讥讽不亲自迎娶，《谷梁传》、胡氏说法相同。只有陈氏说：“内女成为夫人，凡是进入见于经文的，没有来迎娶的，记载迎娶纪伯姬，我的女子遭遇人伦的变故。纪侯失国，齐人〇之，鲁国问候不及，所以详细记载。”此说也有见解。又说：“内女成为夫人，都记载归；不记载归的，必定有缘故。”齐子叔姬不记载归，郯伯姬不记载归，〇叔姬不记载归，都遭遇被休弃；荡伯姬不记载归，不是君夫人。○又案：莒庆高固的来迎娶，不称女，不是君主迎娶；荡伯姬来迎娶，称妇，婆婆不应当亲自迎娶】

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左氏》作纪子帛，认为裂繻的字是子帛】《左氏传》【鲁国的缘故。注：莒鲁有怨恨，纪侯既然与鲁国通婚，派遣大夫与莒国结盟以和解。子帛为鲁国延续友好、安抚百姓，所以比之内大夫而在莒子上，称字以嘉奖他】《公羊传》【纪子伯，是什么？没有听说过罢了】胡氏【凡是阙文，有断以大义削去而非缺失的，有本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也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如隐公不书即位，桓公不书王赗〇成风，王不书天，吴楚之君不书〇之类，都是断以大义削去而非缺失。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之类，是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阙疑而慎言，其余就可以了】陈氏【外国单独相盟。单独相盟不记载，记载纪莒，记录诸侯的联合】

【案：关于纪子伯的说法，《左氏传》防作“子帛”，然而通经没有大夫在诸侯之前的例子，有不通之处。《谷梁传》又以“伯”为长，都是穿凿之词。程子本《公羊传》，认为应当说“纪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沿袭他。然而纪本非子爵，那么程说也未至，恐怕“子上”还有阙字。如果陈氏直接认为是二国，那么“伯”字又是羡文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卒不书〇，夫人的义理，是顺从君主的】胡氏【邦君的妻子卒，就书薨，以明齐也。先卒不书〇，以明顺也】

【案：子氏左氏认为桓公的母亲即仲子，《公羊传》认为隐公的母亲则是声子，程子从《谷梁传》，胡氏沿袭他】

郑人伐卫。《左氏传》【隐元年，郑共叔之乱，他的儿子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他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至此，郑又伐卫，讨伐滑之乱。注：治理取廪延之乱】胡氏【声罪致讨，曰伐，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王命，虽然有可执之言，也是王法所禁止，何况是修怨呢？不书战，程氏认为卫已服。卫服则可免，此义施于伐而不书战，皆可通】陈氏【郑、卫交怨。侵伐，君将称君，大夫称人，用众焉。称师，大夫将，书大夫，自晋阳处父始】

【案用兵例，胡氏曰：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入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缳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内兵书败曰战，书灭曰取，特

译言辞委婉是为了替君主隐讳。左氏说：有钟鼓之声称为“伐”，没有称为“侵”。《春秋》记载齐国侵蔡、晋国侵楚，都动用了大军，如果没有钟鼓之声，军队如何行进呢？左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公羊说：粗略称为“侵”，精细称为“伐”，因此深入敌境为精细，浅入为粗略。查考前后史实，侵攻的军队直到攻破敌国的情况很多，而征伐的军队不深入敌境的情况也很多，公羊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谷梁又认为，掠夺人口、驱赶牛马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称为“伐”。查考齐桓公征伐楚国，未战而使楚国臣服，起初并没有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行为，谷梁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又按：胡氏关于侵伐的条例，本于赵子。

译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杜预根据长历推算，认为这年二月朔日没有记载，是史官的疏漏。】《左传》【注释说：太阳运行缓慢，一年绕行天体一周；月亮运行迅速，一月绕行天体一周。一年总共十二次日月交会，交会就会发生日食。然而日月都是运动的物体，虽然运行度数大体有定数，但难免有微小的盈缩变化，所以有时虽然交会却不发生日食，有时频繁交会却发生日食。只有正阳之月（五月），君子对此表示忌讳。】《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答：记载反常怪异之事。注释：所谓怪异，是指非常可怪、在事情发生之前出现的天象。】胡安国【太阳运行有固定的度数，然而每次日食都记载，是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法则。有固定度数，那么日食就是灾异而非怪异了。然而每次日食都记载，是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异应当恐惧的意思。太阳是众阳之首，是人君的表率，发生日食是灾祸的征兆。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征兆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灾祸；不能敬畏上天，灾祸必然到来。凡是《春秋》所记载的，或者是妾妇压制丈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或者是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夷狄侵犯中原，这些都是阳气衰微、阴气盛大的征兆。】

【按：日食的体例，《春秋》共有三十六次。胡安国采纳《谷梁传》的说法：“既说‘日’又说‘朔’，是正朔发生日食。”这一类有二十七次，说‘朔’不说‘日’，是既朔发生日食。大概是从朔日当天到第二天才发生日食，也就是这个月的初二日。这一类有一次，桓公十七年，说‘日’不说‘朔’，是晦日发生日食。这一类有六次，既不说‘日’也不说‘朔’，是夜间发生日食。太阳刚升起就有亏缺的地方，没有恢复，就知道是夜间发生日食了。这一类有两次，庄公十八年、僖公十五年，《公羊传》说：“某月某日朔日发生日食，是正朔。”有时说‘日’有时不说‘日’，有时是朔日在前，有时是朔日在后。朔日在前的，指初二日发生日食，就像今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一样。朔日在后的，指晦日发生日食，就像庄公十八年三月发生日食一样。两种说法中只有《谷梁传》的精当，但是关于晦日发生日食的说法，徐邈认为都是前一个月的晦日，大概把己巳当作二月的晦日，那么三月就不应该有庚戌日，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都是前一个月的晦日。然而正月晦日却冠以二月，大概是因为日月交会的正理必定以朔日为主，现在虽然没有到朔日却记载在这个月，是为了正本清源，也就像成公十七年十月壬申日却系于十一月一样。取前一个月的日子冠以后一个月，所以不能称为晦日，因为不能称为晦日，就知道不是二月的晦日。现在考察徐邈的说法很明白，而范氏在宣公十年四月丙辰下注释说：“己巳在丙辰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究义例，应当是闰月”，于是就直接认为是本月的晦日，与徐邈的说法不合。总之徐邈的说法是对的，只是《谷梁传》的疏解在宣公十年下没有再列举徐邈的说法来辨析，于是形成了两种含义。】

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这是周平王，在《春秋》之前四十八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周桓王即位。《左传》认为实际上是壬戌日驾崩，因为路途遥远，讣告延迟，希望诸侯尽快到来。】胡安国【《春秋》记载十二位周天子：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悼王记载‘崩’，是因为讣告到达鲁国，鲁国前往参加丧礼。平王、惠王、定王、灵王记载‘崩’却不记载‘〇’（丧期），是因为讣告虽然到达鲁国，但鲁国没有前往参加丧礼。庄王、僖王、顷王的‘崩’都不记载，是因为王室没有告知鲁国，鲁国也没有前往。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礼，应当根据听到讣告的先后前往参加丧礼。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前往，他的罪过应当诛杀，不记载而罪过自明。】

【按：胡安国关于不记载‘〇’的说法，本于杜预的《公羊传》，认为天子不记载‘〇’，这是错误的。】

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左传》经文作“君氏”。】《公羊传》【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氏？是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注释：君子痛恨其末流，就纠正其根本，因为他去世就断绝他。】胡安国【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廷大权，成为周朝动乱的阶梯，被家父所讽刺。掌握国家权柄而不公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参与告丧和拥立子朝，子朝奔逃到楚国，都以氏来记载，是记载世卿不符合礼制，作为后世的警戒。有人说：世卿不符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为什么作呢？回答说：功臣的后代，世代享受俸禄；世卿的官职，继承其职位。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世代可以延续；官位是用来尊崇贤人的，所以官职应当选择。官职不选择贤人，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盘踞而难以清除，君主孤立无援，国家不灭亡是侥幸的。《春秋》在周朝记载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在鲁国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载他们的不对。《公羊传》的这个说法必定有所传承。按：尹氏作为天子卿大夫，《公羊传》和《谷梁传》都相同，而《左传》经文记载“君氏卒”，于是认为这是隐公的母亲声子。说隐公不敢遵循正君的礼制，所以不敢对其母亲备尽礼节，不向诸侯报丧，不附祭于姑母，所以不称‘薨’，不称‘夫人’，不称‘〇’，不写姓氏，特地为了隐公的缘故，写‘君氏’以区别于一般的妾室。张氏认为这在义例上都没有依据，所以胡安国不采纳。○又按：《春秋》记载氏有武氏、崔氏，《公羊传》都认为是讥讽世卿，胡安国则认为崔氏是举族都奔逃，这个含义稍有不同。】

秋季，武氏之子来请求赙赠。【这是来请求赙赠的开始。】《左传》【天子还没有确定丧期。注释：武氏是天子的卿大夫的后代。平王的丧事还在殡期，新王没有得到行使爵位任命，听命于冢宰，所以称父族，又不称使者，让鲁国不供给王丧，导致有请求。经文直接文字以示不敬。】《公羊传》【为什么称武氏之子？是讥讽父亲去世儿子没有受命就担任大夫。为什么不记载使者？因为丧事期间没有君主。丧事没有请求，请求赙赠不符合礼制。】《谷梁传》【为什么不

译说派遣使者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没有国君。赠送给死者叫做赗，赠送给生者叫做赙。说“归送”是合乎正道的，说“索取”是不合乎正道的。周王室虽然不去索取，鲁国不可以不赠送；鲁国虽然不赠送，周王室也不可以索取。“求”这个字，是说得到与否尚不可知的说法，因此双方都受到讥讽。胡氏说：“不称‘使’，应当防备尚未成为国君的情况，这不是王命。以此来谨慎天下的通例，而严肃君臣的名分。赙赠是用财物，那是生者所需要的。国君向臣下索取，不说‘取’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显露出了天王失道的过错。”

译【考察经书，前来求取物品的有三起：武氏子、毛伯，都因为当时防制未定、君位未正，所以不记载。假使在桓公十五年，家父求取车马，虽然号称是王使，但诸侯不贡奉车服，所求取的并非应当求取的】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左氏【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宣公舍弃与夷，宣子即殇公而立，我不敢忘记，请您奉立他以主持国家。”让公子冯（穆公之子）出居到郑国。穆公去世，殇公即位】胡氏【外国诸侯去世，鲁国国史接到讣告后才记载，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恭敬则记日期，怠慢则记月份。有的记名字，有的不记名字，是因为防制盟约时名字载于盟书，聘问时名字载于简牍。未曾防制盟约聘问而没有凭证，即使使者来告，防制其名字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袭旧史而不改变的。诸侯去世称薨，大夫去世称卒。邦君而记载为卒的，是因为周室东迁，诸侯放纵，独占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讨以端正王法，依据其告防，特意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

【考察：宋郑之争，始于此时。因为四年，宋殇公联合三国伐郑，是因为公子冯在郑国。五年，邾、郑伐宋。那年冬天，宋围长葛。六年，夺取长葛。八年，在瓦屋结盟，但不能成功。十年，在中丘之战，郑又挟持齐、鲁来报复宋。虽然郑庄公是奸雄，但也是始于宋殇公忌恨冯的这一念头引发的。最终导致与夷被杀，然后才停止。所以公羊说：“君子重视居正，宋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但公羊不责备殇公的忌刻，反而责备宣公的推让，这是不对的】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齐地，齐僖公十一年】左氏【这是重申卢地的盟约，卢盟在春秋之前】胡氏【外国结盟，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在春秋的乱世，是常事。在圣人的王法，则是非常。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防而民始疑，这是礼记周豊的话。孔子说：“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诸侯来告防盟，则记载而不删除的，大概认为这是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为公之世吧？所以凡是记载盟的，都是厌恶的】陈氏【齐郑联合，特意相盟，不记载，必关乎天下之故，然后记载。莒、纪无足道也。齐郑联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无王，郑为之；天下之无伯，齐为之。是故书齐郑盟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齐郑盟咸，以志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终也。夫子作春秋，于隠、桓、荘之际，惟郑多特笔焉；于襄、昭、定、哀之际，惟齐多特笔焉】

【考察：齐、郑之交，始于此。当是时，郑庄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质之故，有志于叛王而合诸侯。始欲挟公子冯以谋宋，而宋、鲁之党方固无间而入。因齐僖有小伯之志，于是党齐以仇宋矣。此石门为东诸侯合党之始，而实齐伯之权舆也。左氏于是年首序周、郑交恶之事，亦为有见于此。王、伯消长之机，不在兹乎】

癸未〇宋穆公胡氏【外诸侯〇因鲁防而书或日或不日者备则书日略则书时或〇或不〇者有怠于礼而不〇有弱其君而不〇无其事阙其文鲁史之旧也。有讨其贼而不〇有讳其辱而不〇有治其罪而不〇有避其号而不〇圣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周桓王元年】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〇取牟娄【此伐国取邑之始】公羊【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注：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书】谷梁【言伐言取，所恶也。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注：既伐其国，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贪其利，两书取伐以彰其恶】胡氏【取者，收夺之名。牟娄〇邑，声罪伐人而强夺其土，故特书曰取，以着其恶。上二年莒人擅兴入向，而天讨不加焉，至是伐国取邑，其暴益肆矣】陈氏【外取邑不书，自隠以前则书之。曷为书之？春秋之初，犹以取邑为重也。据传自桓十四年宋以诸侯伐郑取牛首，而后皆不书】张氏【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

【考察取字例，胡曰：“悉虏而俘之曰取，取师于雍丘、于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称，取郜鼎之类是也。取者，收夺之名，取牟娄、长葛之类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然济西、汶阳复故田而亦曰取，何哉？茍不请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争夺，虽取本邑与夺人之有者，无以异也。春秋之义，不以乱易乱，亦书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左氏以取为易，又曰：‘不

译动用军队，那么宋国攻取长葛，连年交战，哪里有什么容易的呢？’所以赵子说：‘凭借武力得到的叫做取

译戊申日，卫国公子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州，谷梁传作祝。戊申，即三月十七日，有日期而无月份。】左氏传【卫庄公从齐国娶妻，名叫庄姜，没有儿子，又从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下孝伯，早逝，她的妹妹戴妫生下桓公完，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妾所生的儿子，受宠且喜好军事，庄公不加禁止。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儿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庄公不听。桓公即位十四年，州吁杀害桓公并自立为国君。】公羊传【为什么用国名来称呼他？因为他掌握了国家大权。】谷梁传【大夫杀害国君，用国名来称呼他，是因为有嫌疑。杀害国君并取而代之。注：凡不是正嫡继承的，就称为有嫌疑。】胡氏传【这是公子州吁，削去他的宗族名籍，特意用国名来称呼他，是罪责庄公没有用对待公子的道理来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执掌国政。如果用对待公子的道理来对待州吁，就不会出现以贱妨贵、以少陵长的情况，动乱从哪里产生呢？《春秋》的宗旨，在于端正根本、清除源头。用卫国的《绿衣》等诗篇来考察，所谓“前面有谗言而不见，后面有贼寇而不知”的，就是庄公。他不称公子而用国名，是为了给后世做君父的人提供警戒。所以传文说：“做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张氏传【不称公子，是因为他是叛逆之首，削去他的宗族名籍来惩罚他。】

【按：《春秋》中公子杀害国君的有五人，商人、归生、比，都书写为公子，只有州吁、无知用国名来称呼。】

夏天，鲁隐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这是《春秋》记载相遇的开始。】左氏传【鲁隐公和宋公为了防备，将要重温宿地的盟约，还没到期限，卫国人来报告动乱，夏天在清地相遇。注：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如同在路上偶然相遇。】公羊传【相遇是什么意思？是不约定日期。一位君主出来，另一位君主要挟他。注：古代相遇的礼仪是为了朝见天子，如果结束朝见后在路上偶然相遇，近者为主，远者为宾，称先出的君主来相接，是为了崇尚礼让，杜绝轻慢。当《春秋》时代，出入没有节制，祸乱奸邪多发生在不测之时，无故突然要挟，小人将因此生心，所以郑重地记载，用来防止祸患。说“及”，是兴起公要挟他，表明这不是寻常的相遇。】谷梁传【“及”，是内部有意志。相遇，是志意相合。注：内部有意志，不是不约定日期，与八年传中的不约定日期意义不同。相遇的礼仪又见于昭公二十五年。】胡氏传【相遇是仓促的约定，古代有相遇的礼仪，不约定日期而会面，以表明即使在仓促中也有恭敬之心。《春秋》记载相遇，是私下约定的约会，比不约定日期而相遇的，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化礼仪，轻慢随意，没有国君相见之礼，就没有合适的主人了。所以记载内部相遇的有三处，都书写“及”，好像说以此及彼一样。记载外部相遇的有四处，都以爵位排列，好像说以尊及卑一样。其意认为没有合适主人的，不同于古代不约定日期而会面的。所以凡是记载相遇的，都厌恶他们没有国君相见之礼。】

【按：《纂例》六，遇清、谷、鲁济都书写“公及”，是内部相遇。二垂、梁丘都以爵位排列，是外部相遇。而胡氏独认为外部相遇有四处，认为季姬、鄫子应当在内部相遇的条例中，认为桃丘本来是为了防备而出，恐怕又不应当同于简化礼仪的条例。谷梁传在这里说：“相遇，是志意相合。”大概是因为桃丘没有相遇，认为志意不能相遂，所以这样说，那么应当从桃丘。公羊传注说：“相遇的条例，时间疏远的，引六月季姬遇防作为书写月份，非常厌恶。”那么又应当从防。大概没有详细所指。现在胡氏通例确定遇防为外部相遇，然而“及”字又同于内部相遇的文字，而且季姬、鄫子怎么能以尊卑来说呢？总之，只有《纂例》是正确的。】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诸侯联合攻打郑国的开始。】左氏传【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州吁即位，将要报复郑国的怨恨，依据二年攻打郑国的事来向诸侯求宠，以安抚他的百姓，派使者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带着赋税和陈、蔡跟随。”宋国人答应了，所以四国攻打郑国，包围东门五天然后撤退。】胡氏传【《春秋》的法度，诛杀首恶，发起这次行动的，首谋在卫国，却让宋国做主，为什么呢？前面记载州吁杀害国君，他的罪已经极重，到这里依仗兵力报复怨恨，不论也可以了。而邻境的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可以就这样罢了么？声讨罪过进行征讨，即使先发而后闻也可以。宋殇公不体恤卫国有杀害国君的灾难，想要安定州吁而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所以以宋公为首，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治理其党羽的法度。这个义理实行，作恶的人就孤立了。】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左氏传【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鲁隐公推辞。羽父请求出兵会合，鲁隐公不答应，他坚持请求后出发。《春秋》记载“翚帅师”，是痛恨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庄稼然后撤退。】公羊传【翚是谁？是公子翚。不称公子，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他参与了杀害国君。注：依据叔老会合攻打许国不贬低。】胡氏传【翚用不义强迫他的国君，坚持请求后出发，没有君臣之心已经显露了。那些公子、公孙升为贵戚卿大夫的，他们的根基牢固，难以抵御异姓卿大夫。何况翚已经掌握兵权而违抗命令呢？隐公不能在早时辨别，罢免他的兵权，还让他率领军队，以至于发生钟巫的祸患。所以在这里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谨慎地警戒履霜之渐。《春秋》立义极其精微，言辞极简严。好像说“翚帅师会合攻打郑国”，

译难道不昭然若揭吗？再次列举四个国家，为何言辞如此繁复？孔子说：“言语重复，措辞反复，怎么可以不体察其中深意，必定有极大的善或恶在其中。”四个国家结盟，翚再次率领防地的军队，共同讨伐无罪的国家，想要平定弑君的逆贼，这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陈述，圣人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天地创造万物，运用其神妙；《春秋》讨伐逆贼，圣人的笔触书写其意旨。再次列举四个国家，诛讨乱臣的法度就严厉了。陈氏说：记载重复记载，在《春秋》中才偶尔见到，特意记载的法度就严厉了。

译附录【陈氏三例】陈氏说：《春秋》有通行的三条条例：有相同的称号，有相同的措辞，有相同的文字。称号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措辞上；措辞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文字上。认为相同的文字还不够，进而改变文字，那就是特别记载了。考察《春秋》记载国内大夫参与征伐的有八次：翚、溺，都是贬义的措辞；单伯、得臣、归父、侨如、叔豹、叔老没有贬义的，是因为奉了天子的命令。唯独关于贬斥翚的说法，《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翚有弑杀隐公的罪过，所以在隐公篇的结尾贬斥他。然而翚尚未弑君就先被贬斥，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胡安国遵循《左传》的说法：征伐没有说“率领军队”的，而翚两次都说“率领军队”，大概是大夫专权将兵，而后百乘之家就有弑君的人了。

九月，卫国人杀了州吁于濮地。《左传》说：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碏说：去朝见周王是可以的。陈桓公正受周王宠信，如果去朝见陈桓公，让他向周王请求，必定可以成功。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请求趁机图谋他。陈国人抓住了他，并向卫国请求派人来执行死刑。卫国人派右宰丑来执行，在濮地杀了州吁。《公羊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贼人的措辞。注明：人人都有权讨伐，以此来拓宽忠孝的道路。《谷梁传》说：记载月份，是谨慎的态度。在濮地，是讥讽丢失贼人。注明：讨伐贼人的条例，当时卫国人不能立即讨伐，致使贼人出入放纵，谨慎地记载其时月以显示臣子的迟缓。胡安国说：征伐郑国称“人”，是责备的措辞。杀州吁称“人”，是众人的措辞。征伐郑国的战役，公孙文仲主持军事，而改变文字称“人”，那就是指国人听从州吁的号令，跟随文仲向南行进，所以说责备。那杀州吁，是石碏谋划的，而派右宰丑来执行，改变文字称“人”，那就是人人都有想要讨伐的心，也是人人所得以讨伐的，所以说众人的措辞。《公羊传》的意思是对的。在濮地，是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过。卫国人丢失贼人而说彰显诸侯的罪过，为什么呢？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国联合出兵，想要安定他的地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他，这不是诸侯的罪过又是什么？用讨伐贼人允许众人，用丢失贼人罪责邻国，与贼人同伙的就少了，所以说《春秋》成书而乱贼畏惧。陈氏说：东迁之初，国家还有臣子。公子刚弑君，卫国人就为之改变。《终风》、《日月》的诗作于宫中，击鼓作于国中，不超过一年就最终讨伐了他，所以即使联合五国的军队也不能安定州吁，而在濮地杀他，显示出卫国有臣子。

【考察《春秋》讨伐贼人记载“人”的条例，有六次：州吁、无知、陈佗、徵舒、栾盈、良霄是。栾盈、良霄虽然不是弑君，但都是叛逆的臣子，所以书法相同。晋里克弑君，而惠公杀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过，所以不给予他讨伐贼人的名义。楚比弑君，而弃疾杀了他，也不正当，所以不能成为贼人。商臣弑君，而齐国人杀了他，不符合讨伐贼人的条例。蔡般弑父，而楚子杀了他，也不符合讨伐贼人的条例，因为齐国、蔡国人不认为他们是贼人，而认为他们是国君。】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立晋【宣公】。《左传》说：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而拥立他，记载说“卫人立晋”，是众人的意思。注明：赞许他得到众人拥护，所以不记载“入”。《公羊传》说：立，是不应该立的，称“人”，是众人拥立他的措辞。众人虽然想要立他，但立他是不对的。《谷梁传》说：晋的名字不好，称“人”来立他，是得到众人拥护。得到众人拥护就是贤能，贤能就不应该立。为什么呢？《春秋》的道义，诸侯给予正统，不给予贤能。胡安国说：“人”是众人的措辞，“立”是不应该立的。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对外不禀告天子。众人认为应该立他而于是自立，可以吗？所以《春秋》在卫国人这里特别记载“立”，用来彰显擅自安置国君的罪过在于晋，断绝他的公子身份，用来表明独占国家的不对。陈氏说：卫国的臣子可以讨伐贼人，不可以安置国君。州吁被杀，而晋接受君位，上无天子，下无君父，这也是争夺国家罢了。继承故君没有记载“立”的，贼人不讨伐，国君不确立，讥讽不在于立。必定像卫国人讨伐了贼人，确立了国君，然后才可以记载“立”。

【考察《春秋》记载“立”有四次，晋和子朝都不应该立。武宫、宫都不是应当立的，所以书法相同。晋被国人所拥护，子朝只被尹氏所拥护，所以书法不同。子朝记载“王子”，而晋不记载“公子”，是因为子朝的罪过已经明显，晋得到众人拥护疑似应当立，所以特别去掉“公子”来显示这一点。○又考察谢氏说：王命，是天下的大根本。立虽然正当，不是王命，就在治理的范围；接受立虽然顺从，不是王命，就在罢黜的范围。】

春秋会通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会通卷二 元 李廉 撰

隐公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左氏矢作观陈也棠济上邑】《左传》说：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足以用来准备器用，那么君主就不去举事。所以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节来演习事务。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皂隶的事务，官吏的职责，不是君主所应当涉及的。公说：我将要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军队而观看捕鱼。记载说“公矢鱼于棠”，是不合礼的，而且说明是远地。《公羊传》说：讥讽远行。公为什么远行而观看捕鱼？是为了登来之祭。百金的鱼，公张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