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日谈録卷十二明周琦撰
四十章，无乃只是太极图的义理？朱子以通书为近世道学之源，则六经四书，非逺世道学之传者乎？今人只立道学门户，道学之源尚未之究，故学多不正矣。
译第四十章，恐怕只是太极图的义理吧？朱熹认为《通书》是近世道学的源头，那么六经四书，难道不是远古时代道学的传承吗？如今的人只知树立道学的门户，却尚未探究道学的本源，所以学问大多不正了。
朱子读《通书》三纪，方知义味，然后发其精藴。盖三纪计三十六年，愚故谓读书不如古人多矣。
周子通书用《易》语者过半，余皆《春秋》《礼乐》《论孟中庸》《洪范》等语。如“诚上一，诚下二，诚几德”三，“圣四思九”，“干损益动三十一家”，“人暌复无妄三十二”，“拟议三十五”，“刑三十六”，“䝉艮四十”，皆用孔子《彖传》《象传》及《系辞大传》语。惟“道六”，“志十”，“颜子二十三”，“过二十六”，“拟议三十五”，“圣藴二十九”，皆用《论语》《中庸》《孟子》语。“礼乐十三”，“孔子三十八”，皆用《洪范》《礼乐》《春秋》语。大㫖实祖《易》理，故尝谓之《易通》。
张子西铭正䝉
横渠于书室二牖上扁其东曰砭愚，西曰订顽。后因伊川之说，改为东铭、西铭。所作西牖之铭，比之东铭，则优矣。
西铭》一篇，充其说，可以尽性践形。
横渠《西铭》无一字不纯于理，若韩子《原道》《原性》，便不能纯。
横渠《正䝉》成书之后，以书质之程子，答书曰：“所论大槩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寛裕温柔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末又曰：“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自当条畅。”又尝曰：“子厚谨严，纔谨严便有迫切之象，无寛舒之意。”观此可见，《正䝉》之作，比之《西铭》逺矣。
正䝉十七章皆理到之言，其间如天地风雷▯露霜雹氷电等说，甚当于理，程子不是谓其理之讹舛，乃谓其词之迫切，不可以程子之说通病之也。
邵子皇极经世书
邵子《皇极经世》之作，以元㑹运世之数，穷天地万物之理，古今治乱之事。程子谓之「加一倍法」，盖数学也，非理学也。容心以学夫数，则理学之功缺矣。欲学《皇极经世》之数，当依伯温之说，先求大槩。其书十二巻：一卷、二卷言元㑹运世；三卷、四卷言㑹五卷、六卷言运；七卷、八卷、九卷、十卷言万物之数；十一卷、十二卷言世。必先用此，得其大义，然后可用起例，下元㑹运世之数，以兆事物也。
康节之学祖伏羲先天之学也
康节《皇极经世》与蔡九峯《洪范皇极书》等学问，皆是苦心极力，穷出天地间数，以兆天地万物之事。虽是枉费心力，不能维持正道。然天地万物有理，亦有数；有数，亦有理。其理之秘，固当发之；而数之秘，亦当发之。却又非枉费心力者矣。
蔡季通律吕新书
蔡元定之父蔡发，字神与，朱子尝称其博学强记，高简廓落，易象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杜门敎子，不干利禄。故季通十歳即敎《西铭》，稍长即敎《经世》《正䝉》等书，谓之曰：“此孔孟正脉，季通之学所由大进。”于是有《律吕新书》之作，以正乎乐。朱子谓季通此书词约理明，更欲均调节奏，被之管弦，别为乐书，以究其业，未有余功。元定善继父志也，如此。夫其《律吕本原》十三篇，《律吕证辨》十篇，朱子谓皆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若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征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至于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而亦班班杂见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㑹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观此，则元定律吕之书，诚所谓参互考寻，用其半生之力者矣。朱子与西山书云：“但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者一览可辨梗槩。”故此书之成，乃朱子相与季通共成之者也。朱子为新书之序，其意亦畧见矣。
蔡发之学，资于四方，能㑹得易象、天文、地理之妙，故诲季通有作《律吕新书》之学，发挥武侯六十四陈之图，《皇极经世》之厯。季通又诲伯静，冝绍易学；仲黙冝演《皇极》《春秋》，则属之方仲。故仲黙有《洪范皇极内篇》之作。其祖与子与孙，三代皆致理学，而不为利禄。至仲黙之子抗，始第进士。蔡氏之学
译朱熹研读《通书》三十六年，才明白其中的义理滋味，然后阐发其精微深奥的内涵。因为三纪共计三十六年，所以我认为读书不如古人多。
周敦颐的《通书》使用《易经》语句的超过一半，其余都是《春秋》《礼乐》《论语》《孟子》《中庸》《洪范》等书中的语句。如“诚上第一，诚下第二，诚几德第三”，“圣第四，思第九”，“干损益动第三十一”，“人暌复无妄第三十二”，“拟议第三十五”，“刑第三十六”，“蒙艮第四十”，都使用了孔子《彖传》《象传》及《系辞大传》中的语句。只有“道第六”，“志第十”，“颜子第二十三”，“过第二十六”，“拟议第三十五”，“圣蕴第二十九”，都使用了《论语》《中庸》《孟子》中的语句。“礼乐第十三”，“孔子第三十八”，都使用了《洪范》《礼乐》《春秋》中的语句。其主旨实际上以《易经》的义理为宗祖，所以曾经称它为《易通》。
张载的《西铭》与《正蒙》
张载在书房的两个窗户上，在东窗题匾为“砭愚”，在西窗题匾为“订顽”。后来根据程颐的说法，改为东铭、西铭。所写的西窗铭文，比起东铭，则更为优秀。
《西铭》这一篇，扩充其学说，可以穷尽本性、践行形体。
张载的《西铭》没有一个字不纯粹符合义理，如果像韩愈的《原道》《原性》，就不能做到纯粹。
张载《正蒙》成书之后，写信向程颐请教，程颐回信说：“所论述的大致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没有宽裕温柔之气，并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最后又说：“更希望涵养思虑，沉浸于义理之中，日后自然条理通畅。”又曾说：“张载谨慎严整，才谨慎严整便有迫切之象，没有宽舒之意。”看这些就可以知道，《正蒙》的著作，比起《西铭》就差远了。
《正蒙》十七章都是义理透彻的言论，其中如天地风雷、露霜雹冰电等说法，非常符合义理，程颐并不是说其义理有错误，而是说其言辞过于迫切，不可以用程颐的说法来通病地看待。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
邵雍《皇极经世》的著作，以元会运世的数目，穷究天地万物的义理，古今治乱的事情。程颐称之为“加一倍法”，这属于数学，不属于理学。用心学习数学，那么理学的功夫就缺失了。想要学习《皇极经世》的数学，应当依照刘基的说法，先求大概。该书十二卷：第一卷、第二卷讲元会运世；第三卷、第四卷讲会；第五卷、第六卷讲运；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讲万物之数；第十一卷、第十二卷讲世。必须先用这些，得其大义，然后可以用起例，下元会运世的数目，来预示事物。
邵雍的学问以伏羲先天之学为宗祖
邵雍的《皇极经世》与蔡沈的《洪范皇极书》等学问，都是苦心极力，穷究出天地间的数目，以预示天地万物的事情。虽然是枉费心力，不能维持正道。然而天地万物有理，也有数；有数，也有理。其理的奥秘，固然应当阐发；而数的奥秘，也应当阐发。这却又不是枉费心力了。
蔡季通的《律吕新书》
蔡元定的父亲蔡发，字神与，朱熹曾经称赞他博学强记，高简廓落，易象、天文、地理，无所不通。闭门教子，不追求利禄。所以季通十岁就教读《西铭》，稍长就教读《经世》《正蒙》等书，对他说：“这是孔孟的正统脉络，季通的学问由此大有进步。”于是有了《律吕新书》的著作，以纠正音乐。朱熹说季通这本书言辞简约、义理明白，更想调整节奏，配上管弦，另作乐书，以完成其事业，没有多余的时间。蔡元定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就是这样。他的《律吕本原》十三篇，《律吕证辨》十篇，朱熹说都本于古人已经试验过的成法。如果黄钟的周长直径的数目，那么汉代量器的积分可以考证；寸以九分为法则，太史公、小司马的说法可以推究；五声二变的数目，变律半声的条例，那么杜佑的《通典》具备；变宫变征不能成为调，那么孔颖达的《礼疏》因而也可以见到。至于先求声气的本源，而因律产生尺，则尤其所谓卓然不群的，而且也零星杂见于两汉的制度，蔡邕的说法，以及本朝《会要》，以及程颐、张载的言论。看这些，那么蔡元定关于律吕的著作，确实是所谓参互考寻，用其半生之力的人了。朱熹给真德秀的信中说：“只使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在下面，方才非常简约而极其周全详尽，学者一览可以辨别大概。”所以这本书的完成，乃是朱熹与季通共同完成的。朱熹为新书作序，其意图也大致可见了。
蔡发的学问，取资于四方，能够会通易象、天文、地理的奥妙，所以教诲季通有作《律吕新书》的学问，发挥诸葛亮六十四阵的图，《皇极经世》的历法。季通又教诲伯静，宜继承易学；仲默宜推演《皇极》《春秋》，则托付给方仲。所以仲默有《洪范皇极内篇》的著作。其祖父与儿子与孙子，三代都致力于理学，而不为利禄。到仲默的儿子蔡抗，才考中进士。蔡氏的学问
蔡仲黙谓易言象范言数，盖象固阴阳之象，数亦阴阳之数，不明乎数不足以语象，不明乎象不足以语数，故作范以配易，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之数，自一而起，行至于九，得九九八十一，自原至终而各有名，如易六十四卦之名也，上各列之以数，如易六十四卦之画也，八十一数之下，又各布之以数，如易三百八十四爻也，一之一名原，犹易三之三名干也，彖之曰元吉几君子有庆，犹干彖之曰元亨利贞也，原下之数各以吉凶悔吝休灾平言之者，犹爻之有占也，与夫一之二名潜，一之三名守，一之四名信，一之五名直之类，共八十一者，亦如原系以辞，其实效易而作也，其亦苦心极力者乎？
五行七图，言植物、动物、用物、事类、吉凶、支干、人体、性情，则又如《易》说卦，为君、为父、为金、为釡之类也。八十一数，原起冬至之半为一之一，冲属立春为二之二，从为春分为三之三，公属立夏为四之四，中属夏至为五之五，用属立秋为六之六，分属秋分为七之七，戎属立冬为八之八，终属冬至之半为九之九。是则原之与终，如坤复之交而为冬至，冲为立春，从如临、同人之交而为春分，公为立夏，中如姤、干之交而为夏至，用为立秋，分如师、遯之交而为秋分，戎为立冬。准《范》、准《易》而作，愚推之，实有是夫。
阴符经
阴符经》上、中、下三篇，皆言乎天者也。
阴符经》所谓天道，是元亨利贞；天行，是春夏秋冬；五贼，是仁义礼智信。天性即天道，天行五贼，具于心者之理。天生是阳长阴消之义，天杀是阴长阳消之机。凡此皆言乎天道者也。世以《阴符经》为老氏之书，其实非《道德经》比也。
下篇言：盲者善听，聋者善视。其视与听，失夫天之一，而亦専乎？天之一，天之未尝长于人也。
道德经
道德经》是李耳出闗时，尹喜应紫气之占，留而着之者也。
道德经》之言，是退一步说话。其应于用，亦是退一步用。事不先人而施，于事乃后人而用其力。故用力不难，而成功易矣。
张良成汉之业，虽得圯下老人之书，其权诈实学《道德经》也。
张良从赤松子游，即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
道德经》周末之书，周末之人尚权诈，故是书之作，纯用权诈之说。春秋战国嬴秦之世，人皆宗之为应世之道。如孙呉、黄石公习之而为兵法，苏秦、张仪、公孙衍习之而为游说，韩非、申不害习之而为刑名。凡此皆权诈也，岂吾之所谓道哉！
道德经》语：“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非退一步乎？如谷而深，溪而卑，非深藏其机而诈者乎？”
列子书
愚想列子为人，乃天地间之疎旷者。老子虽亦疎旷，阔大胸次，比之列子，较详宻。故列子言亦疎旷，其见则眼界甚寛，其心却平淡也。
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其言似近道，其实则逺于道矣。」又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其死生之说，岂吾原始反终之道哉？」
庄子书
庄子生于孟子之时，不近学孟子之道，却逺学于老子。孟子生于庄子之时，不力辟庄子之谬，却力辟乎杨子、墨子。尝以地言之：庄子，楚人也；孟子，邹人也。邹通于北而逺于南，楚通于南而逺于北。时孟子歴聘齐、梁，不过与当世贤等耳。老子《道德经》世皆尊为古书，故庄子惟知道德经之可尊，不知孟子之可学也。以势言之，杨、墨之迹着也，庄子之迹㣲也。迹著者易见，迹㣲者难闻。况列国之君尚功利，忘仁义。杨、墨以仁义乱当时，孟子知杨、墨之害深，而不知庄子之学讹也。庄子于此安得不逺学老子而学孟子乎？孟子于此安得不力辟杨、墨而辟庄子乎？
庄子之讹于道，与杨墨之讹于道不同。故杨墨之讹止于当时，庄周之讹流于后世。
庄周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是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其言却似近
译蔡仲默说，《易》讲象，《范》讲数。大概象本来就是阴阳之象，数也是阴阳之数。不明白数，不足以谈论象；不明白象，不足以谈论数。所以作《范》来配合《易》，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数，从一而起，运行到九，得到九九八十一之数。从原初到终结，各自都有名称，就像《易》六十四卦的名称一样。上面各自用数来排列，就像《易》六十四卦的卦画一样。在八十一数之下，又各自用数来分布，就像《易》三百八十四爻一样。“一之一”名为“原”，就像《易》中三之三名为“乾”一样。“彖”辞说“元吉几君子有庆”，就像乾卦彖辞说“元亨利贞”一样。“原”下面的数，各自用吉凶悔吝、休灾平来论述，就像爻辞有占卜一样。至于“一之二”名为“潜”，“一之三”名为“守”，“一之四”名为“信”，“一之五”名为“直”之类，共八十一项，也都像“原”那样系以文辞，这其实是仿效《易》而作的，这也算是苦心极力了吧？
五行七图，讲述植物、动物、用物、事类、吉凶、支干、人体、性情，这就又如同《易》的《说卦传》，说某物为君、为父、为金、为釜之类。八十一数，原初起于冬至之半，为“一之一”；冲属于立春，为“二之二”；从属于春分，为“三之三”；公属于立夏，为“四之四”；中属于夏至，为“五之五”；用属于立秋，为“六之六”；分属于秋分，为“七之七”；戎属于立冬，为“八之八”；终属于冬至之半，为“九之九”。这就是说，“原”与“终”，如同坤卦与复卦相交而为冬至；“冲”为立春；“从”如同临卦与同人卦相交而为春分；“公”为立夏；“中”如同姤卦与乾卦相交而为夏至；“用”为立秋；“分”如同师卦与遁卦相交而为秋分；“戎”为立冬。依据《范》、依据《易》而作，我推究它，确实是有道理的。
《阴符经》
《阴符经》上、中、下三篇，都讲的是天道。
《阴符经》所说的天道，就是元亨利贞；天行，就是春夏秋冬；五贼，就是仁义礼智信。天性即是天道，天行与五贼，是具备于人心之中的理。天生，是阳长阴消的意义；天杀，是阴长阳消的机理。凡此都是讲天道的。世人把《阴符经》当作老子的书，其实它不能与《道德经》相比。
下篇说：“盲人善于听，聋人善于看。”他们的视与听，失去了天的一，难道也是专一吗？天的一，是天不曾长于人的。
《道德经》
《道德经》是李耳出关时，尹喜应验了紫气的占卜，挽留他而写成的。
《道德经》的话，是退一步说话。它应用于事，也是退一步运用。做事不先于人而施为，在事上则后人而运用其力。所以用力不难，而成功容易。
张良成就汉朝的基业，虽然得到了圯下老人的书，但他权诈的实学是出自《道德经》。
张良跟随赤松子游历，就是老子所说的功成名遂、身退的意思。
《道德经》是周末的书，周末的人崇尚权诈，所以这本书的创作，纯粹使用权诈的说法。春秋战国嬴秦之世，人们都尊崇它作为应世之道。比如孙武、吴起学习它而成为兵法，苏秦、张仪、公孙衍学习它而成为游说，韩非、申不害学习它而成为刑名。凡此都是权诈，难道是我们所说的道吗！
《道德经》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不是退一步吗？如谷之深，如溪之卑，这不是深藏其机而诈吗？”
《列子书》
我想列子为人，是天地间疏旷的人。老子虽然也疏旷，但胸次阔大，比起列子，较为详密。所以列子的言论也疏旷，他的见识眼界很宽，但他的心却平淡。
列子说：“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他的话似乎接近道，其实却远离道。又说：“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他的死生之说，难道是我们原始反终的道吗？
《庄子书》
庄子生于孟子之时，不就近学习孟子的道，却远学老子。孟子生于庄子之时，不极力批驳庄子的谬误，却极力批驳杨子、墨子。曾经用地域来说：庄子是楚国人；孟子是邹国人。邹通向北而远离南方，楚通向南而远离北方。当时孟子历聘齐、梁，不过是与当世的贤人同等罢了。老子的《道德经》世人都尊为古书，所以庄子只知道《道德经》值得尊崇，不知道孟子值得学习。从形势来说，杨、墨的踪迹显著，庄子的踪迹微弱。踪迹显著的容易看见，踪迹微弱的难以听闻。况且列国之君崇尚功利，忘记仁义。杨、墨以仁义扰乱当时，孟子知道杨、墨的危害深，而不知道庄子的学说讹误。庄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远学老子而学孟子呢？孟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极力批驳杨、墨而批驳庄子呢？
庄子对道的讹误，与杨、墨对道的讹误不同。所以杨、墨的讹误只止于当时，庄周的讹误流传于后世。
庄周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是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他的话却似乎接近
又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初解实似有理，及细推之，圣人敎人，岂有为名而学者乎？又似有弊。
韩非五难
韩公子非善刑名，其学与郑人申不害皆善刑名，同学黄老之术。不害以是相韩昭侯，非口吃不能言，故着为书。及使秦，上书说秦灭韩，故以所著书献秦，秦恱之。李斯尝与共学，疾而间之，遂下吏，斯遗之药，令自杀。以予观之，韩国本非宗族，诱外国灭之，有不容诛之罪矣。其所著书并所抱学，卒无见用，为李斯所杀，岂非天假之手而遗之药乎？
孙子十三篇
尝读孙子十三篇，其词厉，其意奇，其谋变诈而不常，其法多不正，出非仁义之师也。若黄石公书，则先仁义而后杀伐，其与孙子权谋有余而仁义不足者异矣。
孙子十三篇，比黄石公《素书》尚不及耳。郑原以厕易《论语》之后，则原之不谙道也，可知矣。
荀子书
荀子以性为恶，只此一句，便见其不识道。道在日用之常，性为根本。根本既失，其着为书，道存乎否乎？
荀卿之书，其近理者，如《非相》等篇，意亦正当，能定而后应等说，言亦切实。与夫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而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之贵。又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皆先儒之所取者。然不免为放荡之词也。
李斯学荀卿之道，相秦以烧诗书，诸子百家语，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非秦之罪也，李斯之相，非其道也。李斯以此相秦，非斯罪也，学荀卿之道，非其道也。学之不正，其祸如此，可不畏哉！
董子三䇿
董子道之大原出于天，与孔子太极生两仪，邵子道为天地之本，实相龃龉。盖大原者太极也，天亦太极之所生，故曰太极生两仪。太极者道也，道生乎天地，故曰道为天地之本。岂太极之道反出于天邪？朱子以释《中庸》，盖断章取义，非用其全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所谓朝廷、百官、万民，即家国天下之谓也。驭家国天下之大者，其功当自格物致知始，不自格物致知以立其体，安能修齐治平以达其用乎？故圣贤之学始自格致，而董子之▯其君则疎于是矣。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谓之度越诸子，诚度越矣。
扬子书
天地間無物無理，亦無物無數。其理與數，何嘗外乎陰陽？若羲、文、周、孔以及周、張、程、朱，皆能發理之秘，而數亦無不該。後世▯子雲之《太▯》，邵堯夫之《皇極經世》，蔡季通之《律吕新書》，蔡仲黙之《洪範皇極》，皆祖伏羲之先天、文王之後天，以發乎數之秘，亦理無不該，而天下之事物兆焉。《太▯》則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洪範皇極》則一而三，三而九，九復九而八十一。《太玄》《洪範》各以九極其法，加三倍也。《易》則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復八而六十四，其法則為加一倍焉。《太▯》《洪範》皆擬《易》而作。觀此，可見天地間無物無數，無數無理，隨起而隨合也。
文中子书
尝以孟子之后，王通一人而已。其人则间气所生，其学宜足以继孟子。惜乎，资禀失之太过去，圣人世逺，无圣贤之道以裁之，故立心过高。一见隋帝，献太平十二䇿，即以皋䕫、稷契事业自期；及退而不用，以敎授河汾，即以孔、曽、思、孟事业自望。才有所就，而德无所养，竟不能开伊洛、闗闽之源也。惜夫。
王通以《中说》当《论语》，立心甚大，故致续经之失也。无怪焉，通于是乎衰矣。
王通门徒累百，散仕四方，皆能成大事业。通虽未用于世，其学亦见于此。
王通十二，为人师。有白首北面以事之者，其必名震于时，有不可得而掩者矣。若孔孟之在当时，安肯振作如是哉？
韩子原道原性
韩子博爱之谓仁，不是差了，只是偏了，见道不全，故耳。若朱子心之德，爱之理，体用兼备，如何得偏至？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译又所谓“行善不要接近名声，作恶不要接近刑罚”，起初解释起来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圣人教导人，难道是为了名声而学习吗？这又似乎有弊端。
韩非五难
韩国的公子韩非擅长刑名之学，他的学问与郑国的申不害都擅长刑名，共同学习黄老之术。申不害凭借此道担任韩昭侯的相国，韩非口吃不善言辞，因此著书立说。等到出使秦国，上书劝说秦国灭掉韩国，所以将所著之书献给秦国，秦王很高兴。李斯曾经与他一同学习，嫉妒他并离间他，于是将他交给狱吏，李斯送给他毒药，让他自杀。以我看来，韩国本来不是宗族之国，引诱外国来灭掉它，是有不可赦免的罪过的。他所著的书以及所抱持的学问，最终没有被采用，被李斯所杀，难道不是上天借李斯之手而送给他毒药吗？
孙子十三篇
曾经读过孙子的十三篇，其言辞严厉，其意旨奇特，其谋略多变欺诈而不恒定，其法则大多不正当，出自非仁义的军队。如果像黄石公的书，则是先讲仁义而后讲杀伐，这与孙子权谋有余而仁义不足的情况不同。
孙子十三篇，比起黄石公的《素书》尚且不及。郑原把《素书》放在《论语》之后，那么郑原不懂道，就可以知道了。
荀子书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不识道。道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常理中，性是根本。根本既然丧失了，他所著的书，道还存在吗？
荀卿的书，那些接近道理的，如《非相》等篇，意旨也正当，能先安定而后应对等说法，言语也切实。以及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义理，人有气而有生命，而且有义理，所以最为天下尊贵。又君子心胸广大则效法天道，心胸狭小则敬畏义理而有节制，这些都是先儒所采纳的。然而不免有放荡不羁的言辞。
李斯学习荀卿的道，担任秦国的相国，焚烧诗书，坑杀诸子百家语和儒生四百六十多人。这不是秦国的罪过，是李斯担任相国，不是正确的道。李斯以此担任秦国的相国，不是李斯的罪过，学习荀卿的道，不是正确的道。学习不正，祸害如此，能不畏惧吗！
董子三策
董子说道的大原出于天，与孔子太极生两仪，邵子说道是天地的根本，实在相互抵触。大概大原就是太极，天也是太极所生，所以说太极生两仪。太极就是道，道产生于天地，所以说道是天地的根本。难道太极之道反而出于天吗？朱子用来解释《中庸》，大概是断章取义，不是使用其全部的意思。端正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所谓的朝廷、百官、万民，就是家国天下的意思。驾驭家国天下这样的大事，其功夫应当从格物致知开始，不从格物致知来确立本体，怎么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到其用呢？所以圣贤的学问从格致开始，而董子端正他的君主则疏远于此了。端正其义不谋求其利，明晓其道不计算其功。程子称之为超越诸子，确实超越了。
扬子书
天地间没有事物没有理，也没有事物没有数。其理与数，何尝在阴阳之外？如果羲、文、周、孔以及周、张、程、朱，都能揭示理的奥秘，而数也没有不涵盖的。后世扬雄的《太玄》，邵尧夫的《皇极经世》，蔡季通的《律吕新书》，蔡仲默的《洪范皇极》，都祖述伏羲的先天、文王的后天，来揭示数的奥秘，也理无不涵盖，而天下的事物由此显现。《太玄》则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洪范皇极》则一而三，三而九，九复九而八十一。《太玄》《洪范》各以九极尽其法，是加三倍。《易》则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复八而六十四，其法则为加一倍。《太玄》《洪范》都是模仿《易》而作。观察这些，可见天地间没有事物没有数，没有数没有理，随起而随合。
文中子书
曾经认为孟子之后，只有王通一人而已。他是间气所生，他的学问足以继承孟子。可惜，资质禀赋过于高远，圣人时代久远，没有圣贤之道来裁度他，所以立心过高。一见隋帝，献上太平十二策，就以皋陶、伯益、后稷、契的事业自期；等到退隐不被任用，在河汾之间教授，就以孔、曾、思、孟的事业自望。才有所成就，而德无所修养，最终不能开启伊洛、关闽之源。可惜啊。
王通以《中说》对应《论语》，立心很大，所以导致续经的过失。不奇怪，王通在这里衰落了。
王通的门徒数百人，分散做官于四方，都能成就大事业。王通虽然未被世所用，他的学问也见于此。
王通十二岁，为人师。有白发老者北面侍奉他，他必定名震当时，有不可掩盖的。如果孔孟在当时，怎么肯如此振作呢？
韩子原道原性
韩子说博爱叫做仁，不是错了，只是偏了，见道不全，所以如此。如果朱子说心之德，爱之理，体用兼备，怎么会偏至？说尧以此传给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者又甚精切。性有三品之说，却是差了。其佛骨一表，却又义气凛然，照耀古今。愚故谓昌黎之学醇疵相半，恶得而全病之邪？
译文王、武王、周公将道统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轲。孟轲死后，道统失传的情况又非常严重。韩愈提出人性分为三品的说法，却是错误的。他上奏的《论佛骨表》，却义气凛然，照耀古今。所以我认为韩愈的学问是纯正与驳杂各占一半，怎么能完全指责他的过错呢？
韩子亦识道之人，但未识其真耳。
吾师问斋先生曰：「退之是作文悟道，非先悟道而后有文。最说得韩愈是。」
郁离子书
予尝曰：「前代子书，若老庄之类，其文简古，其道实病。本朝郁离、龙门二子之书，文虽不古，而道则无病，且非放旷之词。比之五子之书，却甚切实。」
郁离子退居青田山中，十年着为是书。世故甚熟，而取喻甚长也。
郁离子》一书，引援典故，取喻时情，读之最能痛快，则凡处已处人、处世，用无不可也。
龙门子书
龙门子书，比《郁离子》书，词气醇雅，无有廹切之言。《郁离子》多言世故，龙门子多言义理。言世故者，多圭角气；言义理者，多醇厚气。然皆于世为有补者也。
龙门子书比之郁离子书较优
东溪日谈録卷十三明周琦撰
史系谈上
唐尧
尧之徳详于尧之典，尧之治亦详于尧之典。故《尧之典》，尧之史也。
孔子赞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去尧之世如此之逺，赞尧之徳如此之详，其必有所据也。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古人为政诚笃如此，安得不成盛治？顾岂后世不治，言治者比哉？无怪乎其不治也。
茅茨土阶，朝天下诸侯七十余年。视秦九歩一楼，十歩一阁，一阿房宫，如此况朝㑹天下诸侯之所乎？观瞻愈大，治效愈促。是故有尧之徳，致尧之治，虽茅茨土阶，不为约也。十日并出，羿射其九，其说与断鳌立四极，聚灰止水，炼石补天者等耳。不经孰甚于此？
天子之位，圣人之器，非不肖之才可履。丹朱不足以履天位，尧知之久矣。故荐巢、由，不就；复荐大舜。舜若不就，必及之。禹亦不复在丹朱也。尧为天下忧，不为家忧；为百姓忧，不为丹朱忧。圣人为公，不为私，于此极矣。
尧荐舜，既以九男观其外，二女观其内，又使摄位二十八年，然后禅之于天。尧非不茍也，不敢茍也，敬天爱民也如此，孰甚焉？
尧都平阳，旧封唐侯之地，其地曰陶，故号陶唐氏。
虞舜
舜之徳详于舜之典，舜之治亦详于舜之典。故舜之典，亦舜之史也。
耕歴山，民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亦人归之，征也。
举元凯，▯善也；诛四凶，遏恶也。元凯果善也，则▯之；四凶果恶矣，则遏之。皆顺天之休命也。
天子一日万㡬，舜鼓南薫之弦，或妨政乎？盖舜之事功已见于摄政之年，至是无他所为，故曰无为而治，惟恭已正南面，垂衣裳而已。鼔弦也，何妨于政乎？
舜摄尧行天子事，二十八年，至逊以位。尧崩，三年之丧毕，避位于河南豫州之阳。天下朝㑹不之平阳之丹朱，而之豫州之舜。人心之归，固无阻也。其都蒲阳，即平阳解州之蒲坂，而不敢复平阳之旧都者，克让之徳也。岂后世之雌雄相竞哉？
禹有治水之功，而商均無勣也，故舜▯禹而不▯商均，非故薄其子，而法堯也。
三代
三代之代，其亦相代之义周代商，商代夏，取“义，也有谓矣。
夏
大禹之徳，详于《大禹谟》，而其事功亦详于《禹谟》也。故《禹之谟》，亦《禹之史》也。
尽力沟洫，治民也；致孝鬼神，事神也；卑宫室，处已也；美黻冕，莅人也。禹于治民、事神、处已、莅人，皆适其宜矣，何议于圣哉？
三过其门而不入，以伤父不成，罚已之才智也。孝也，岂损孝以成忠邪？
禹泣罪人曰：「尧舜之人，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禹以尧舜自期，故禹之治不在尧舜下。
黄龍負舟而與之誓，俯首低尾而逝者，誠之感也。啟能承繼禹道，故天下朝㑹歸之也。有扈之不来者，與賢之風未釋於夷俗也。天下家▯自啟始也。禹不▯子，亦▯之賢。聖人之不貪也，天下歸啟，不歸之益，非益之不足。啟異於丹朱也。
少康本遗腹之子，母奔有仍舅氏之国而生焉。遗臣靡迎立于夏，道四十年中絶之后，而
译韩愈也是识道的人，只是没有识得道的真谛罢了。
我的老师问斋先生说：“韩退之是通过作文来领悟道的，并非先悟道而后才有文章。这话说得最透彻。”
《郁离子》一书
我曾经说：“前代的诸子著作，像老子、庄子之类，文章简古，但道理却有弊病。本朝《郁离子》、《龙门子》两本书，文章虽然不古奥，但道理却没有弊病，而且不是放荡不羁的言辞。与五子之书相比，却非常切实。”
郁离子退居青田山中，用了十年时间写成这本书。他对世故非常熟悉，所取的比喻也非常恰当。
《郁离子》一书，援引典故，取喻时情，读起来最能让人痛快，因此无论是修身、待人、处世，用起来没有不合适的。
《龙门子》一书
《龙门子》一书，与《郁离子》相比，词气醇厚典雅，没有迫切激烈的言辞。《郁离子》多谈论世故，《龙门子》多谈论义理。谈论世故的，多有棱角之气；谈论义理的，多有醇厚之气。然而两者都对世道有所补益。
《龙门子》一书比《郁离子》一书较为优秀
《东溪日谈录》卷十三 明 周琦 撰
史系谈上
唐尧
尧的德行详细记载于《尧典》，尧的治理也详细记载于《尧典》。所以《尧典》，就是尧的历史。
孔子赞美尧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天。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崇高啊，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光辉啊，他有着显赫的文治。”孔子距离尧的时代如此遥远，对尧的德行赞美得如此详细，必定是有依据的。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好不好，古人从政确实如此诚恳笃实，怎么能不成就盛世呢？难道后世治理不好，是因为那些谈论治理的人相比吗？难怪他们治理不好。
住茅草屋，走土台阶，朝见天下诸侯七十多年。看那秦朝九步建一楼，十步建一阁，一个阿房宫，如此，何况是朝见天下诸侯的地方呢？观瞻越宏大，治理的成效越短暂。所以，拥有尧的德行，达到尧的治理水平，即使是茅草屋土台阶，也不算简陋。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后羿射下九个，这种说法与斩断鳌足立四极、堆积灰烬止洪水、炼石补天者一样荒诞。没有比这更不合常理的了。
天子的位置，是圣人的器物，不是不肖之才能胜任的。丹朱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尧早就知道了。所以推荐巢父、许由，他们不接受；又推荐大舜。如果舜不接受，必定会危及天下。禹也不会再在丹朱之下了。尧为天下担忧，不为自家担忧；为百姓担忧，不为丹朱担忧。圣人为了公义，不为了私利，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尧推荐舜，既用九个儿子观察他的外在表现，用两个女儿观察他的内在品行，又让他代理天子之位二十八年，然后才将天下禅让给他。尧不是不谨慎，而是不敢不谨慎，敬天爱民到了这种程度，还有谁超过呢？
尧建都平阳，是旧封唐侯的地方，那地方叫陶，所以号称陶唐氏。
虞舜
舜的德行详细记载于《舜典》，舜的治理也详细记载于《舜典》。所以《舜典》，也是舜的历史。
在历山耕种，百姓都互相谦让田界；在雷泽捕鱼，人们都互相谦让居所；在河滨制陶，器具不粗劣。所居住的地方形成聚落，两年形成城镇，三年形成都城。这也是人们归附他的征兆。
举用八元八恺，是扬善；诛杀四凶，是遏恶。八元八恺确实是善人，就举用他们；四凶确实是恶人，就遏制他们。这都是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
天子一天处理上万件事务，舜弹奏南薰之弦，难道妨碍政事吗？大概舜的事功已经在摄政之年显现，至此没有别的事要做，所以说无为而治，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南面，垂衣裳而治罢了。弹琴，哪里妨碍政事呢？
舜代理尧行使天子职权，二十八年，直到尧逊位。尧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舜避位到河南豫州的南面。天下朝会不去平阳的丹朱那里，而去豫州的舜那里。人心的归附，本来就没有阻碍。他的都城蒲阳，就是平阳解州的蒲坂，而不敢再回到平阳的旧都，是克让的德行。难道像后世那样争雄吗？
禹有治水的功劳，而商均没有功绩，所以舜举用禹而不举用商均，不是故意轻视自己的儿子，而是效法尧啊。
三代
三代的更替，也有相互替代的意义。周代商，商代夏，取“义”字，也有说法。
夏
大禹的德行，详细记载于《大禹谟》，而他的事功也详细记载于《禹谟》。所以《禹谟》，也是《禹的历史》。
尽力开凿沟渠，是治理百姓；孝敬鬼神，是侍奉神灵；宫室简陋，是修身；服饰华美，是临民。禹在治理百姓、侍奉神灵、修身、临民方面，都做得适宜，怎么能议论他是圣人呢？
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担心父亲的事业不能完成，惩罚自己的才智。这是孝，难道要损害孝来成就忠吗？
禹哭着对罪犯说：“尧舜时代的人，以尧舜的心为心；我作为君主，百姓各自以他们的心为心。”这是禹以尧舜自期，所以禹的治理不在尧舜之下。
黄龙背负船只并与他立誓，低头垂尾而离去，是诚意的感化。启能够继承禹的道，所以天下朝会归附他。有扈氏不来朝见，是因为贤明的风气还没有在夷俗中消除。天下世袭从启开始。禹不传位给儿子，也是传位给贤人。圣人不贪婪，天下归附启，不归附益，不是益不够贤能。启不同于丹朱。
少康本是遗腹之子，母亲逃到有仍舅父的国家而生。遗臣靡迎立他在夏，在道统中断四十年之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