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日谈録卷七明周琦撰
人之贤，必先毁之。毁之不已，然后黜之。故奔竞之风日盛，恬退之风日衰。则人才之盛衰，非贤否之所致，实权衡者之所召也。
译对于贤能的人，往往要先诋毁他。诋毁不停止，然后才罢免他。所以奔走钻营的风气日益兴盛，淡泊退让的风气日益衰微。那么人才的兴盛与衰微，并不是由他们是否贤能所导致的，实际上是由掌握评判标准的人所招致的。
奔竞者之窃功名，富贵不起于下人之无耻，起于上人之启是门也。
今之为道德者，伪也。立门户以要名也，与奔竞以觅功名富贵者无异耳。
世俗称人之贵，犹世俗称人之富。譬之贫人穿窬，一旦与富家翁等，人惟爱其富而已，穿窬弗较焉。天下之盗由是而起，奔竞致贵者，不犹是乎？时俗之流，至于如此，悲夫！
圣贤之学，体用相须。求其体于未进之曰变，其用于可致之时者多矣。
春秋者，圣贤之律令。律令者，官府之春秋。故学道不学春秋，则赏罚不明，而圣贤律令之威失；治民不治律令，则赏罚不行，而官府春秋之权蔽。君子之学，不必出之与处，当先知此之为学矣。
谏诤之士，当为君，不当为己。为君，则导君于有道，而不要誉于时；为己，则要誉于当时，而置君于有过之地。故为大经大法谋者，舍小以言大，舍轻以言重，务导其君于有道也。不为大经大法谋者，则讳大而言小，讳重而言轻，欺世以盗谏诤之名，要一时之誉而已，岂谏官之职哉？故曰：当为君，不当为己。
无怪乎士之纳交以要誉，彼上不植党，虽皋䕫、稷契、姚房、丙魏无称；下不逢迎，虽龚黄、卓鲁不顕。时使然耳，故舍实行以要虚誉，得效者多矣。夫何怪乎内交以要誉也？
古之谏官，以君过为己过，婉而导之，使至于无过，故君易从谏。若不行，然后碎首玉阶，曵裾折槛也。近时之谏，声君罪以露己长，未为諌官，先以死许，触君之怒，故多难从。至于摈斥，则又重君之过也，非善諌者也。
奔竞之风起于上，人以导之；茍上之人不受奔竞，斥而抑之，其风息矣。
上人左右无阿墨毁誉善矣
养才在己，而成就在人。故西汉之才，开国元勲，如韩、彭軰者，髙祖不能为之保全，则后之效者少。东汉之才，光武不以贵而少骄，严光不以贱而少屈。是严光以气节自髙，而光武能成就之，故士多节义，则东汉风俗固非西汉比矣。
君子出处，贵两得其道。立朝则当致君，出牧则当泽民。大遇当功铭鼎鼐，小遇当求无愧于心。退居林下，亦当以道自守。使生重于乡，死祀于社，则两全矣。
到头上，纔是功名，不可妄求；到手上，纔是事业，不可妄为。愚尝以此语人，而亦以自守。
吕蓝田所谓当官之法，以清慎勤为之首者，仕之心也；呉草庐所谓廉而不明，为吏所蔽；明而不仁，流为深刻等语者，仕之才也。存是心而用是才，资于仕多矣。
宋杜世昌曰：「作官清一，畏人知。同列有不谨者，皆将谮己。为上者不加明察，适足以取祸耳。但优游于其间，黙而行之，无愧于心可也。此其法欤？」
今人之仕，以深情厚貌为贤，以真心真意为不肖，以苛刻为有才，以平易为无用，误甚焉！世无正学，故不知所取也。如是夫！
取士以行，不以言。三代用此法，故治道盛。三代以后，两汉近之，惟东汉光武时尤胜。
成周有乡举里选之法，士皆修己以进，人才最盛。唐制科举，建学校，增广生员，却又似诱人利禄，使人奔竞，故人才反不及前。自后奔竞则又过之，无恠乎士失所处，上诱之也。
世自唐宋，不但冗散官不使任事而已，其莅于事者亦然。上取于官，官取于民，海内安得不困穷邪？上下以利相尚，固不得而禁之矣。
许鲁斋曰：「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寘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此其出也。其曰或遭不偶，务自韬晦，有举世而人不知者，此其处也。出处如此，亦正当矣。」
前古多君子，故小人亦变而为君子；后世多小人，故君子亦变而为小人。其不变而与世不合者，未始不为流俗排笑。排笑而不变者，其守之贤者耶？
游定夫曰：「三代之士，多全德；战国之士，务竒谋，而不徇正道；西汉之士，喜功名，而不务竒节；东汉之士，贵节义，而不通时变；东晋之士，乐恬旷，而不务实用。皆风俗世变使然也。惟古之圣贤不然，不以世治而竖其操，世乱而改其度矣。」
古今之士，循道义者多难进，而狥势
译奔走钻营的人窃取功名富贵，并非因为下层人无耻，而是因为上层人开启了这条门路。
现在那些标榜道德的人，是虚伪的。他们树立门户以博取名声，与奔走钻营以谋求功名富贵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世俗称赞人的尊贵，就像世俗称赞人的富有一样。譬如贫穷的人偷盗，一旦和富家翁一样富有，人们只是喜爱他的财富罢了，并不计较他是通过偷盗得来的。天下的盗贼因此产生，那些通过奔走钻营而获得尊贵的人，不也是这样吗？时俗的流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可悲啊！
圣贤的学问，本体与作用相互依存。在未进取时探求其本体，在可以施展时发挥其作用，这样的人很多。
《春秋》是圣贤的律令，律令是官府的《春秋》。所以学习大道却不学习《春秋》，那么赏罚就不明，圣贤律令的威严就丧失了；治理百姓却不治理律令，那么赏罚就无法执行，官府《春秋》的权威就被遮蔽了。君子的学问，不一定在于出仕或隐居，应当先明白这才是做学问的根本。
进谏争辩的士人，应当为了君主，而不应当为了自己。为了君主，就会引导君主走向正道，而不在当时求取声誉；为了自己，就会在当代求取声誉，而把君主置于有过错的境地。所以为根本大法谋划的人，舍弃小的而言大的，舍弃轻的而言重的，务必引导君主走向正道。不为根本大法谋划的人，就避讳大的而言小的，避讳重的而言轻的，欺骗世人以窃取进谏的名声，只求一时的赞誉罢了，这难道是谏官的职责吗？所以说：应当为了君主，而不应当为了自己。
难怪士人通过结交来求取声誉，他们如果不向上结党，即使是皋陶、夔、稷、契、姚崇、房玄龄、丙吉、魏征这样的人也没有名声；如果不向下逢迎，即使是龚遂、黄霸、卓茂、鲁恭这样的人也不显达。是时势使他们这样的，所以舍弃实际德行来求取虚名，得到效验的人很多。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通过内部交结来求取声誉也是情理之中。
古代的谏官，把君主的过错当作自己的过错，委婉地引导他，使君主没有过错，所以君主容易听从劝谏。如果行不通，然后才在玉阶前撞碎头颅，拉扯衣襟折断栏杆。近代的进谏，声讨君主的罪过以显露自己的长处，还没成为谏官，就先以死相许，触犯君主的怒气，所以大多难以听从。至于被排斥贬谪，又加重了君主的过错，这不是善于进谏的人。
奔走钻营的风气兴起于上层，人们引导它；如果上层的人不接受奔走钻营，斥责并抑制它，这种风气就会平息。
上层的人左右没有阿谀奉承、随意毁誉的人，这是很好的。
培养人才在于自己，而成就人才在于他人。所以西汉的人才，开国元勋如韩信、彭越这类人，高祖不能为他们保全，那么后来效法的人就少了。东汉的人才，光武帝不因地位尊贵而稍显骄横，严光不因地位低贱而稍受屈辱。这是严光以气节自高，而光武帝能成就他，所以士人多有节义，那么东汉的风俗确实不是西汉能比的。
君子出仕或隐居，贵在两方面都符合道义。在朝廷任职就应当辅佐君主，出任地方官就应当恩泽百姓。大受重用应当功绩铭刻在鼎鼐上，小受重用应当求得心安理得。退居山林，也应当以道义自守。使活着时在乡里受尊重，死后在社庙受祭祀，这样就两全了。
到头来，才是功名，不可妄求；到手上，才是事业，不可妄为。我曾经用这话告诉别人，也用来约束自己。
吕蓝田所说的当官的方法，以清廉、谨慎、勤勉为首要，这是做官的心态；吴草庐所说的廉洁但不明察，会被下属蒙蔽；明察但不仁爱，会流于苛刻等话，这是做官的才能。保持这种心态而运用这种才能，对做官的帮助就大了。
宋杜世昌说：“做官清廉第一，要让人知道。同僚中有不谨慎的人，都会诬陷自己。上级如果不加明察，正好足以招致祸患罢了。只是在其中从容自在，默默实行，无愧于心就可以了。这大概就是方法吧？”
现在的人做官，把深情厚谊的样子当作贤能，把真心真意当作不肖，把苛刻当作有才能，把平易当作无用，错误太大了！世间没有正确的学问，所以不知道选取什么。真是这样啊！
选拔士人看德行，不看言辞。夏商周三代使用这种方法，所以治道兴盛。三代以后，两汉接近这种方法，只有东汉光武帝时尤其出色。
成周有乡举里选的方法，士人都修养自己以进取，人才最兴盛。唐代制定科举制度，建立学校，增加生员，却又好像诱人追求利禄，使人奔走钻营，所以人才反而不及从前。此后奔走钻营又超过了从前，难怪士人失去了应有的操守，是上层诱导他们这样的。
世间自从唐宋以来，不但冗杂闲散的官员不让他们管事，那些管事的人也是这样。上层从官员那里取利，官员从百姓那里取利，天下怎么能不困穷呢？上下以利益相互推崇，固然不能禁止了。
许鲁斋说：“贤人以公义为心，以仁爱为心，不为利益所动摇，不为权势所屈服。放在朝廷上，那么各种事情都能得到公正，天下蒙受恩泽，这是他们出仕的情况。如果说有时遭遇不顺，务必自我隐藏，有举世而无人知晓的，这是他们隐居的情况。出仕隐居像这样，也是正当的。”
前代多君子，所以小人也变成君子；后代多小人，所以君子也变成小人。那些不变而与世俗不合的人，未尝不被流俗排斥嘲笑。被排斥嘲笑而不改变的人，是坚守道义的贤者吧？
游定夫说：“三代的士人，多有全德；战国的士人，追求奇谋，而不遵循正道；西汉的士人，喜好功名，而不追求奇节；东汉的士人，看重节义，而不通晓时变；东晋的士人，乐于恬淡旷达，而不追求实用。都是风俗世变使他们这样的。只有古代的圣贤不是这样，不因世道太平而竖立操守，世道混乱而改变度量。”
古今的士人，遵循道义的多难进取，而顺从权势
利者多易得。故其守道义、不狥势利而登大枢要者，几人哉？惟唐虞之世及三代盛时，皋䕫、稷契、伊傅、周召之俦而已。三代衰时及汉、唐以后，间见之矣。若春秋儒者孔子以下，战国儒者孟子以下，至宋周程张朱以下，皆圣贤大才，守道义之正，其人可法万世，不能登大枢要，是何也？不狥势利故也。后世守道义之正者，当不以大枢要自期，以大枢要自期，则道义之志移焉，将入势利途矣。
译利益这种东西大多容易得到。所以那些坚守道义、不趋附权势利禄而身居高位的人，能有几个呢？只有唐尧虞舜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像皋陶、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类人罢了。三代衰微之时以及汉唐以后，偶尔也能看到这样的人。至于春秋时期孔子以下的儒者，战国时期孟子以下的儒者，直到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下的儒者，都是圣贤大才，坚守道义的正统，他们的人格可以作为万世的楷模，却未能身居高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趋附权势利禄的缘故。后世坚守道义正统的人，不应当以身居高位作为自己的期望，如果以身居高位作为期望，那么坚守道义的志向就会改变，将会走入追求权势利禄的道路了。
士骤进，及年少者，未尝得圣道陶镕，故见理不弘。纵知正道，无所执持，多为势利所移，亦与世儒俗吏等耳。执持者，几人哉？故士贵见理弘，守理固也。世之沽名者，得名；要誉者，得誉；内交者，得交；阿附者，得以附其势。故名易立，誉易致，交易合，势易附也。天下安能有实？名实誉与交，以道合；势以义附者哉？
世奔竞而无排笑鄙陋之者多，故也。其不如是者，谓无能耳。故多者排笑鄙陋，其少者，其少者不能排笑鄙陋，其多者也。宜其风日盛，而不能使之衰矣。今人唾骂排笑鄙陋，前人不知，后人又唾骂排笑鄙陋，今人几何哉？古人多畏义理，今人多畏法度。近来倂法度亦不畏，义理何畏哉？
宋周必大从容廊庙，引进善类，故君子满朝。后世卿相立朝，惟引进乡人、党友与㤙家贿客而已。善类何暇及哉？故党类满朝，一相败，一党换；一相兴，一党进。前车覆，后车续，前后相继而不惮。虽有愿治之君，末如之何也。
东溪日谈録卷八明周琦撰
物理谈
列子曰：「太易，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太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形、气、质具而未离，故曰混沌。」恐亦不当如此说。
天地虽大，亦万物中之一物也。太极之所生也。
三五厯记天地混沌如鸡子之说旣如鸡子便有清浊之分非混沌时矣混沌盖清浊之未分而鸡子之黄与白尚混为一处时也
淮南子》天如倚杵之说，与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之说，似合。
日，阳精之发，故其色赤，而光大；月，阴精之发，故其色白，而明止有魄而已。其无所不烛者，受日之光也，非月之本体也。
郭璞注《山海经》，谓羲和为天地始生之日月，《山海既误，郭璞则又误矣。
五星列五方，二十八宿列四方七宿，皆指昏时之所见者也。中夜则无定位矣。
黄帝分星次，凡中外宫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二百二十，微星万一千五百二十，此《后汉天文志》所注者也。
明而为书者，日也；晦而为夜者，亦日也，非月也。愚辨之频矣。
五星：木曰岁，火曰荧，金曰太白，水曰辰，土曰镇。此厯家所纪五行之异名也。
立十二辰以名十二月，立十二兽以名十二辰。事始，谓起于黄帝。盖黄帝时，容成造厯也。
黄道、赤道及日月之食，愚据先儒之说，常因所谈而应人也。
日月、星宿、雷霆、风雨，皆天之物，阴阳之气也。阴阳精气，凝而大者为日月，凝而小者为星宿，此万古之常者也。
及其气之㑹合，则又声激而为雷，光掣而为电，披拂而为风，发散而为▯。此又一时之变者也。凡此，则阴阳之物于物者也，天之所以为文章者也。
阴之为物，其性凝冱，故寒极则冻，观雪、霰、冰、雹可见。阳之为物，其性发舒，故温暖即解，观雨、露可见。雷乃阳精之䧺电乃阳精之奸，皆阴气宻裹薄激而欲出于外者也。电而雷者，得阳之正；雷、电、雨者，阴胜乎阳，非正也。雷、电、雨、露，阳散阴也；氷、雹、雪、霰，阴胁阳也。
雷，阳之发而有声；电，阳之发而有形。
霜，刑罚万物之具。故《春秋》非时不当陨而陨者，为人君刑罚不正之应也。
水，乃盛阴之变，而合于阳；火，乃盛阳之变，而合于阴；木，乃稚阳之变，合金；乃稚阴之变，合土；乃盛阴、盛阳、稚阴、稚阳之余气，故五行一阴阳也。
阳性上行，故火上炎；是阳气之升。阴性下行，故水下润；是阴气之降。盛阴、盛阳之质也。阳与阴兼，故木得水则生，得火则然。阴与阳兼，故金得火则铄，得水则凝。稚阴、稚阳之质也。阴阳兼而适均，故土于水、木、金、火皆不相离。成始而成终者也。
山川、草木、羽毛、鳞甲，皆地之物，亦阴阳之气所在也。山川固重浊之阴，凝于下者，凸出则为山，凹下则为川。故山川为物，其气皆寒阳中之阴也。草木皆植物，羽毛、鳞介皆动物，又阳变阴化所致，皆地之持载而为文章者也。
雀入大水，化为蛤；鸠化为鹰之类，此又形化
译士人骤然进用，尤其是年轻者，未曾得到圣道的陶冶熔铸，所以见识道理不广博。纵然知道正道，也没有坚守，大多被权势利禄所动摇，也与世俗儒生、庸俗官吏相同罢了。能坚守正道的人，有几个呢？所以士人贵在见识道理广博，坚守道理牢固。世上沽名钓誉的人，得到了名声；求取荣誉的人，得到了荣誉；私下结交的人，得到了交情；阿谀依附的人，得以依附权势。所以名声容易树立，荣誉容易招致，交情容易合拢，权势容易依附。天下怎么会有真实呢？名声、荣誉与交情，以道义相合；权势以道义相附的人，又在哪里呢？
世上奔走钻营的人多，而排斥、嘲笑、鄙夷他们的人少，所以如此。那些不这样做的人，被认为无能罢了。所以排斥、嘲笑、鄙夷的人多，那些少的人，那些少的人不能排斥、嘲笑、鄙夷，那些多的人。难怪这种风气日益兴盛，而不能使它衰落了。今人唾骂、排斥、嘲笑、鄙夷，前人不知道，后人又唾骂、排斥、嘲笑、鄙夷，今人又能有多少呢？古人多敬畏义理，今人多畏惧法度。近来连法度也不畏惧了，义理又畏惧什么呢？
宋代周必大从容在朝廷任职，引进善良的人才，所以君子充满朝廷。后世的卿相在朝廷任职，只引进同乡、党羽朋友以及有恩惠的家仆、行贿的客人罢了。善良的人才哪里有空顾及呢？所以党羽充满朝廷，一个宰相败落，一个党派更换；一个宰相兴起，一个党派进用。前车覆灭，后车继续，前后相继而不害怕。虽然有愿意治理天下的君主，也无可奈何。
东溪日谈录卷八 明 周琦 撰
物理谈
《列子》说：“太易，还没有见到气。太初，是气的开始。太始，是形的开始。太素，是质的开始。形、气、质具备而没有分离，所以叫混沌。”恐怕也不应当这样说。
天地虽然广大，也是万物中的一物。是太极所生的。
《三五历纪》说天地混沌像鸡蛋，既然像鸡蛋，就有清浊的分别，不是混沌的时候了。混沌大概是清浊没有分开的时候，而鸡蛋的蛋黄与蛋白还混为一处的时候。
《淮南子》说天像倚靠的杵，与北极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深入地下三十六度的说法，似乎相合。
太阳，是阳气的精华发出的，所以颜色红，而光芒大；月亮，是阴气的精华发出的，所以颜色白，而明亮只有魄罢了。它无所不照亮的，是接受了太阳的光，不是月亮本身的体性。
郭璞注《山海经》，说羲和是天地刚生时的日月，《山海经》已经错了，郭璞又错了。
五星排列在五个方位，二十八宿排列在四方每方七宿，都是指黄昏时所见到的。半夜就没有固定位置了。
黄帝划分星次，凡是中外宫常亮的有一百二十四颗，可以命名的有二百二十颗，微小的星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这是《后汉书·天文志》所记载的。
明亮而成为白天的，是太阳；昏暗而成为夜晚的，也是太阳，不是月亮。我多次辨明过这一点。
五星：木星叫岁星，火星叫荧惑，金星叫太白，水星叫辰星，土星叫镇星。这是历法家所记载的五行异名。
设立十二辰来命名十二月，设立十二兽来命名十二辰。事情开始，说起源于黄帝。大概黄帝时，容成制定历法。
黄道、赤道以及日月食，我根据前代儒者的说法，常因所谈论的而回答别人。
日月、星宿、雷霆、风雨，都是天的物象，阴阳之气。阴阳精气，凝聚而大的成为日月，凝聚而小的成为星宿，这是万古不变的常理。
等到它们的气会合，就又声音激荡成为雷，光芒闪动成为电，披拂成为风，发散成为雨。这又是一时的变化。所有这些，就是阴阳之物在万物中的表现，是天之所以有文采的原因。
阴作为物，它的性质凝滞寒冷，所以寒冷到了极点就冻结，看雪、霰、冰、雹就可以知道。阳作为物，它的性质发散舒展，所以温暖就化解，看雨、露就可以知道。雷是阳气的雄壮，电是阳气的奸邪，都是阴气紧密包裹、迫近激荡而想要向外发出的。电伴随雷，得到阳的正气；雷、电、雨，是阴胜过阳，不是正气。雷、电、雨、露，是阳散开阴；冰、雹、雪、霰，是阴胁迫阳。
雷，是阳气的发动而有声音；电，是阳气的发动而有形状。
霜，是刑罚万物的工具。所以《春秋》中不合时宜不当落下而落下的，是君主刑罚不正的应验。
水，是盛阴的变化，而合于阳；火，是盛阳的变化，而合于阴；木，是稚阳的变化，合于金；金，是稚阴的变化，合于土；土，是盛阴、盛阳、稚阴、稚阳的余气，所以五行就是阴阳。
阳的性质向上行，所以火向上燃烧；这是阳气的上升。阴的性质向下行，所以水向下滋润；这是阴气的下降。这是盛阴、盛阳的实质。阳与阴兼具，所以木得到水就生长，得到火就燃烧。阴与阳兼具，所以金得到火就熔化，得到水就凝固。这是稚阴、稚阳的实质。阴阳兼具而恰好均衡，所以土对于水、木、金、火都不相分离。是成就开始和成就终结的。
山川、草木、羽毛、鳞甲，都是地的物象，也是阴阳之气所在的地方。山川本是重浊的阴，凝聚在下面，凸出就成为山，凹下就成为川。所以山川作为物，它们的气都是寒凉，是阳中的阴。草木都是植物，羽毛、鳞介都是动物，又是阳变阴化所导致的，都是地承载而成为文采的。
麻雀进入大水，变成蛤蜊；斑鸠变成鹰之类，这又是形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