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日谈録卷六明周琦撰
物之性，是致知▯要处，何止在书？书只明此天地万物之性与圣贤复性之切。至于体认性善与工夫处，却又在人而不在书。故三代以前无书可读，人皆求道之切，而圣贤迭出；三代以后有书可读，虽汗牛充栋，人反为书所病，一生理㑹书且不能，何暇体认性道而求之身心？故圣贤反不多见。若人能不为书所病，体认圣贤复性工夫，效其所以为仁、为义者，而求之身心，见之事业，以造圣贤之域，方是为学。故朱子曰：「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何尝说书？己自明白，今人自错认了。」
译事物的本性，是致知的关键所在，哪里仅仅在于书本呢？书本只是阐明这天地万物的本性，以及圣贤恢复本性的迫切。至于体认性善以及在工夫上的实践，却在于人而不在书。所以三代以前没有书可读，人们都迫切地求道，因而圣贤相继出现；三代以后有书可读，虽然书籍多到累死牛、堆满屋，人们反而被书所累，一辈子连理会书都做不到，哪里有空去体认性道并在身心上求索呢？所以圣贤反而不多见。如果人能够不被书所累，体认圣贤恢复本性的工夫，效法他们所以为仁、为义的做法，而在身心上求索，在事业中体现，从而进入圣贤的境界，这才算是做学问。所以朱子说：“人性都是善的，只是觉悟有先后，后觉悟的人一定要效法先觉悟的人的做法，何曾说过要看书呢？自己本来就已经明白了，现在的人自己错认了。”
世俗之学，其病只在误以读书一事谓为学，更不别去体认性理，求之于心，践之于己。惟其粗通章句者，便谓有学；善用章句，组织成文，以得科目者，便谓有学之验。若沉潜笃厚之士由此而进，纵未得所养，亦不失为君子；若机巧奸佞之士由此而进，失其所养，能不流为小人？幸而以致重禄重权，且谓读书大验。上无正道以辅其主，下无实惠以及于民，不过务虚名、要虚功而已。应世之才，无实学见用，故世所以不治。
孔子，万世学者之标凖。故动静语黙，不特当世师之后世，实师之故。如公西华学仁，圣孟子学圣之时，横渠学恭而安之类，皆师动静语黙也。何止于读其书哉？
圣贤之学，求于内不求于外，求于本不求于末。程子所谓外者，文也；末者，考详畧异同也。而本之与内，未言焉。且今世俗，专务文字，是求于外；专务考索，是求于末。师儒以此教，父兄以此养，长上以此称，科目以此取，当道以此重，其风有不得而阻遏之者。其本与内，莫如之何？然则本之与内，将奚求耶？吾能明乎吾之性，不外乎天地万物之性；明乎天地万物之性，以实乎吾之性，则程子之所谓内与本者，盖如是乎而得之矣。虽世以为无文章、无考索，不吾伍也。然而务文章者，文士耳；务考索者，记诵耳。非圣贤之学也。彼不吾伍，犹吾不彼伍，一而已矣。
君子之学，在求道之正脉。或因俗学排议，而变其正焉，见未真也。若姚枢讲程朱学于蘓门，尚能变许衡之学而从己，岂变正学而归俗学乎？夫变俗学以归正学，犹用夏以变夷，正也；变正学以归俗学，犹用夷以变夏，逃孔孟而归杨墨也。变也，何止于见未真乎？
孔门之学，日用工夫甚是浅近，然于理无所不包，仁无不贯，推而极之，可与天地同其体用。朱子尝以此语人，与今世俗之学大有不同。圣门之学，其初甚浅近，其终甚髙大；世俗之学，其初甚夸大，其终甚卑陋。其初浅近者，为己也，不为人也，故其终也极高大焉。其初高大者，为人也，不为己也，故其终也极卑陋焉。一诚伪之间耳。世俗先自上学，竟至下达；圣贤先自下学，竟能上达。故中庸末言下学立心之始，推至于无声无臭，岂世俗先立上学门戸而竟至于下流者哉？
古人为学，惟安静笃实，所以承载得许多道理。今人于安静者，不谓之无用，便谓之迂踈。志不坚者，未有不为之揺动矣。夫安静者，凝道之器也。
圣贤之学，存乎心；世俗之学，存乎言。存乎心者，求其心之自得，而无事乎言语；存乎言者，事乎言语，而心实无所得。故茂叔之学，当世无人识得，能识之者，惟河南程大中而已。安石之学，惊动一世，当时称为圣人；至用青苖、病世及食旣钓饵，人方知其为非圣贤耳。然则茂叔之学，其存乎心，而安石之学，其存于言者乎？圣贤、世俗，其学之别，可见矣。
朱子曰：「为学不厌卑近，愈卑近则工夫愈切实，所至愈高远，此为学之大法也。」
古人为学，先自小学，然后至于大学。盖小学有洒扫应对、礼乐射御、书数许多条件，必先用力于此，方脱去狂妄粗鄙之气，然后进大学，以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功，则圣贤大学之道成于已矣。
儒者学识不可不大，而事业不可不渐。若学识不大，其失如苏秦；事业不渐，其失如王通。蘓秦于七国争䧺之日，以楚、燕、赵、魏、韩、齐六国为纵，以秦一国为衡，纵横其说，人无不从，知图功利而不知仁义，其学识大乎？王通一见隋帝，献太平十二策，即以皋䕫稷契事业自期；及其不用，教授汾河，又即以孔、曾、思、孟事业自期，事业渐乎？学识不大，则失之小；事业不渐，则失之骤。毕竟皆无所成就矣。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圣贤心学之准的，周程张朱是圣贤心学之羽镞。后儒于周程张朱之羽镞且不能审视正固，况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凖的而至之乎？故茫乎无所执持以求归宿，惟立门户以要誉而已。圣贤心学何自而明乎？
允执厥中，四字是圣贤心学之法。
人
译世俗的学问，其弊病只在于错误地把读书这一件事当作是学问，不再另外去体认本性天理，在心中探求，在自己身上践行。凡是粗略通晓章句的人，就自认为有学问；善于运用章句，组织成文章，从而考取功名的人，就自认为有学问的验证。如果是沉潜笃厚的士人由此而进身，纵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涵养，也不失为君子；如果是机巧奸佞的士人由此而进身，失去了应有的涵养，能不流落为小人吗？侥幸因此获得高官厚禄，还认为这是读书的大验证。对上没有正道来辅佐君主，对下没有实惠来惠及百姓，不过是追求虚名、索取虚功罢了。适应时势的人才，因为没有实学而被任用，所以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
孔子，是万世学者的标准。所以他的动静语默，不仅被当世的人师法，也被后世的人师法，原因就在于此。比如公西华学习仁，孟子学习圣人的时中，张载学习恭敬而安详之类，都是师法孔子的动静语默。哪里只是读他的书呢？
圣贤的学问，向内探求而不向外探求，探求根本而不探求枝末。程子所说的外，是指文辞；所说的末，是指考辨详略异同。而根本与内在，却没有说清楚。况且如今世俗，专门致力于文字，这是向外探求；专门致力于考据搜罗，这是向枝末探求。老师用这个来教导，父兄用这个来养育，长辈用这个来称许，科举用这个来选拔，执政者用这个来重视，这种风气是无法阻挡遏制的。那么根本与内在，该怎么办呢？那么根本与内在，将从哪里探求呢？我能明白我的本性，不外乎天地万物的本性；明白天地万物的本性，来充实我的本性，那么程子所说的内在与根本，大概就是这样得到的吧。虽然世人认为我没有文章、没有考据，不把我看作同类。然而致力于文章的人，不过是文士罢了；致力于考据的人，不过是记诵罢了。这不是圣贤的学问。他们不把我看作同类，就像我不把他们看作同类一样，仅此而已。
君子的学问，在于探求大道的正统脉络。有时因为世俗学问的排斥议论，而改变了正统，这是因为见识不够真切。如果姚枢在苏门讲授程朱之学，尚且能改变许衡的学问而遵从自己，难道会改变正统学问而回归世俗学问吗？改变世俗学问以回归正统学问，如同用华夏文明来改变夷狄，是正当的；改变正统学问以回归世俗学问，如同用夷狄来改变华夏，背离孔孟而回归杨朱墨翟，这是变节，哪里只是见识不够真切呢？
孔子门下的学问，日常用功非常浅近，然而对于天理无所不包，对于仁德无所不贯通，推演到极致，可以与天地同其体用。朱子曾经用这些话告诉别人，与如今世俗的学问大有不同。圣贤门下的学问，起初非常浅近，最终非常高大；世俗的学问，起初非常夸大，最终非常卑陋。起初浅近的，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最终极其高大。起初高大的，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最终极其卑陋。这只是一念真诚与虚伪之间的差别罢了。世俗的人先从高处入手，竟然导致向下堕落；圣贤先从低处入手，竟然能够向上通达。所以《中庸》最后说从下学开始立心，推演到无声无臭的境界，难道是世俗的人先确立高处的门户而竟然流于下流吗？
古人做学问，只求安静笃实，所以能承载许多道理。今人对于安静的人，不说是无用，就说是迂阔疏懒。意志不坚定的人，没有不被动摇的。安静，是凝聚大道的器具。
圣贤的学问，存在于心中；世俗的学问，存在于言语中。存在于心中的，探求内心的自得，而不需要言语；存在于言语中的，忙于言语，而内心其实一无所得。所以周敦颐的学问，当世没有人能识得，能识得的，只有河南的程颢、程颐而已。王安石的学问，惊动一世，当时被称为圣人；等到实行青苗法，危害世道以及像钓鱼的饵食一样诱人入彀，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圣贤。那么周敦颐的学问，是存在于心中，而王安石的学问，是存在于言语中吗？圣贤与世俗，学问的区别，可见一斑了。
朱子说：“做学问不厌恶卑下浅近，越卑下浅近则功夫越切实，所达到的境界越高远，这是做学问的大法。”
古人做学问，先从小学开始，然后才到大学。因为小学有洒扫应对、礼乐射御、书数许多条件，必须先在此用力，才能脱去狂妄粗鄙之气，然后进入大学，以修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那么圣贤大学之道就在自己身上了。
儒者的学识不可不大，而事业不可不循序渐进。如果学识不大，其过失像苏秦；事业不循序渐进，其过失像王通。苏秦在七国争雄的时候，以楚、燕、赵、魏、韩、齐六国为纵，以秦国一国为横，纵横其说，没有人不服从，只知道图谋功利而不知道仁义，他的学识大吗？王通一见隋帝，献上太平十二策，就自期以皋陶、夔、稷、契的事业；等到不被任用，在汾河教授，又自期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事业，他的事业循序渐进吗？学识不大，就失之于狭隘；事业不循序渐进，就失之于急躁。最终都无所成就。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圣贤心学的靶心，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是圣贤心学的箭羽。后儒对于周程张朱的箭羽尚且不能审视端正稳固，何况探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靶心而达到呢？所以茫然无所执持以求归宿，只是树立门户以博取声誉罢了。圣贤心学从哪里彰显呢？
允执厥中，这四个字是圣贤心学的方法。
人
前古人才，不养于学校，惟自养于山林。荐之者以躬行为学，如伊、吕、傅、葛，养于山林，一旦受聘而起，皆立实功于世。后世人才，养于学校，荐之者以文字为学，故才反不及古。岂所养之地不足以养才耶？盖有所养，即有所望。世之急功名、窃富贵者，多骤进，其失所养者，才与市人等耳，复何以实功责之哉？故曰：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之而出。伊川曰：「少年登髙科，一不幸藉父兄之势为羙官，二不幸有髙才能文章，三不幸」。伊川此言，皆世之所求必得者，孰肯退一歩以求必不得哉？
张南轩旣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纎至微，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又曰：“尝恠今世之学者，其所从事徃徃异乎是。皷箧入学，抑以思吾所学者果何事乎？圣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学，羣聚而教养者，又果何为乎？”嗟夫，此独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则必竦然动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视听言动之间，必有不得而遏者，庶几可以知入德之门矣。此说最切于时。
为学，第一要识得性善，求以复之，便有着实功夫。
濳室陈氏曰：「谓明道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䘮志，是徒记诵该博，而理学不明，不造融㑹贯通处，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无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为玩物䘮志。」
为学要正与实，循流俗者多不正，立门户者多不实。茍正与实，虽世俗有毁誉，身计有通塞，皆不必顾，其学自成矣。建阳蔡发，子孙为学三世不仕。发之博学强记，髙简廓落，不能与世俗相俯仰，出逰四方，闻见益广，凡天文地理、易象等书，无所不通。厥子季通，十岁即与读张子《西铭》，旣长即与读程子《语録》、邵子《经世》、张子《正䝉》，且曰：“此孔孟正脉。”故季通着《律吕》等书，通之子三尝示之曰：“渊宜学吾《易》学，沉宜演吾《皇极春秋》以属之。”方仲蔡氏三代皆务实学，不干利禄。沉之子抗始举进士，蔡氏其髙出于世者哉！
今人不知古人之学，惟以心得为主，无事乎言语之间，故惟事乎言语，其于心得乎何有？
性在心，理在书。求其学于书，不求其学于心，则心之性将蚀；学蔽于粗迹也。求其学于心，不求其学于书，则心之性无所据；学蔽于想象也。要之，以心为主，取法于书，始可。
天地之性，具于人心，即所以为人之理。故人之性，天地之性也。是人之性，通乎天地之妙，达乎万物之情。天地之妙通，则无乎而不通；万物之情达，则无乎而不达。两间妙用由此而极，万世功烈由此而丰。何尝外于性哉！性者，小学之本源；敬者，心学之功夫。天下之道，孰能外性？外性，则非吾之所谓道。天下之学，孰能外敬？外敬，则非吾之所谓学。
性有仁义礼智，存得仁义之心，则仁义之性不䘮于腔子；存得礼智之心，则礼智之性不䘮于腔子。敬则心存，不敬则心不存。故明道论心曰：“敬以直内”；伊川论心曰：“闲邪存诚以直内”；横渠论心曰：“当以己心为严师”，即孟子“存心养性，求其放心”之说。此非心学之谓欤？
严之以敬，则邪僻不生。邪僻不生，则仁实仁，义实义，礼实礼，智实智，而吾之性不壊矣。
人之一身，心为大体，耳目口鼻为小体。大体之性不壊于初，发而应于小体，则得其正。小体之性不壊于欲，推而本于大体，则全其理。是故，根于大体者，性也；发于小体者，情也。故小体之壊于欲，情也，非性之罪也。
所谓心学者，是学之于心，非学之于口。其学得之于心，然后应之于身，故睟于面，盎于背，头容直，手容恭，足容重也。心惟性而已矣，故曰：“仁义礼智根于心。”
心虽大体，耳目口鼻虽小体，皆性而已。人皆充其大体之性，则小体各顺其性，不能乱其心之大体。若不
译古代的人才，不在学校中培养，只在山林中自我修养。推荐他们的人以亲身实践作为学问，像伊尹、吕尚、傅说、诸葛亮那样，在山林中修养，一旦受到聘请而起身出仕，都在世上建立了实际的功业。后世的人才，在学校中培养，推荐他们的人以文章辞藻作为学问，所以才能反而不及古人。难道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足以培养人才吗？大概是有培养的地方，就有期望。世上急功近利、窃取富贵的人，大多迅速晋升，那些失去正确培养的人，才能与市井小人相同，又怎么能用实际功业来要求他们呢？所以说：科举制度不足以选拔人才，豪杰之士由此而出。伊川先生说：“少年考中高科，一不幸是凭借父兄的权势担任美官，二不幸是有高才能和文章，三不幸。”伊川先生的这些话，都是世人所追求必定能得到的，谁肯退一步去追求必定得不到的呢？
张南轩先生说：“天下的事情，都是人应当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人事中最重要的。以至于视听言动、应酬饮食休息，最细微最隐晦的，没有不是事情的。一件事不能贯通，那么天性就因此陷溺了。那么讲习学问，怎么能不迫切呢？”学问是用来明白万事而奉行天职的。又说：“曾经奇怪当今世上的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往往与此不同。打开书箱进入学校，难道不思考我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吗？圣人设立教化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吗？而朝廷建立学校，聚集众人进行教养，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唉，这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假使他们知道所思考的，那么内心必定肃然感动，而他们朝夕所接触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视听言动之间，必定有无法遏制的，或许可以知道进入德行的门径了。这种说法最切合时弊。
做学问，第一要认清本性是善的，寻求恢复它，便有扎实的功夫。
濳室陈氏说：“说明道先生认为记诵博识是玩物丧志，是指只记诵广博，而理学不明，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是追逐小的方面，忘记大的方面，反而用无用的东西拖累空明的心，这就是玩物丧志。”
做学问要端正和实在，追随流俗的人大多不端正，树立门户的人大多不实在。如果端正和实在，即使世俗有毁谤赞誉，个人境遇有通达阻塞，都不必顾及，学问自然就成了。建阳蔡发，子孙做学问三代不做官。蔡发博学强记，高洁简朴，旷达洒脱，不能与世俗周旋应酬，出游四方，见闻更加广博，凡是天文地理、易象等书籍，没有不通晓的。他的儿子季通，十岁就跟他读张载的《西铭》，长大后就读程子的《语录》、邵雍的《经世》、张载的《正蒙》，并且说：“这是孔孟的正统。”所以季通著《律吕》等书，季通的儿子三尝给他看说：“渊宜学习我的易学，沉宜推演我的《皇极春秋》来继承。”方仲蔡氏三代都务实学，不追求利禄。沉的儿子抗才考中进士，蔡氏的高尚品格超出世俗啊！
现在的人不知道古人的学问，只以心得为主，不注重言语表达，所以只注重言语，对于心得有什么益处呢？
本性在心中，道理在书中。在书中寻求学问，不在心中寻求学问，那么心中的本性就会侵蚀；学问被粗浅的迹象所蒙蔽。在心中寻求学问，不在书中寻求学问，那么心中的本性就没有依据；学问被想象所蒙蔽。总之，以心为主，以书为法，才可以。
天地的本性，具备在人的心中，就是做人的道理。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天地的本性。人的本性，通达天地的奥妙，通晓万物的情理。天地的奥妙通达，就没有不通达的；万物的情理通晓，就没有不通晓的。天地间的奥妙作用由此达到极致，万世的功业由此变得丰厚。何曾脱离本性呢！本性，是小学的根本源头；恭敬，是心学的功夫。天下的道理，谁能脱离本性？脱离本性，就不是我所说的道。天下的学问，谁能脱离恭敬？脱离恭敬，就不是我所说的学。
本性有仁义礼智，存得住仁义的心，那么仁义的本性就不会在胸中丧失；存得住礼智的心，那么礼智的本性就不会在胸中丧失。恭敬则心存在，不恭敬则心不存在。所以明道论心说：“用恭敬来端正内心”；伊川论心说：“排除邪念保持真诚来端正内心”；横渠论心说：“应当把自己的心当作严师”，就是孟子“存心养性，找回放失的本心”的说法。这不是心学的说法吗？
用恭敬来约束，那么邪僻就不会产生。邪僻不产生，那么仁就是真正的仁，义就是真正的义，礼就是真正的礼，智就是真正的智，而我的本性就不会败坏了。
人的一身，心是大的方面，耳目口鼻是小的方面。大的方面的本性在起初不败坏，发动而应合小的方面，就得到正道。小的方面的本性在欲望中不败坏，推究而本源于大的方面，就保全了道理。因此，根源于大的方面的是本性；发于小的方面的是情感。所以小的方面在欲望中败坏，是情感的问题，不是本性的罪过。
所谓心学，是在心中学习，不是在口头上学习。学问在心中获得，然后应合于身体，所以面色润泽，背部丰满，头容正直，手容恭敬，足容稳重。心只是本性罢了，所以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中。”
心虽然是大的方面，耳目口鼻虽然是小的方面，都只是本性罢了。人都充实大的方面的本性，那么小的方面各自顺从其本性，不能扰乱心的大的方面。如果不
能充其大体之性，则小体各纵其欲，大体之性反为小体所乱。故养心之学，愚曰：当制其小体，使不乱其大体。
译如果只放纵大体的本性，那么小体就会各自放纵欲望，大体的本性反而会被小体扰乱。所以修养心性的学问，我认为：应当制约小体，使它不扰乱大体。
孔子告颜子四勿，此即制其小体，使不乱其大体。心学之功，其本在性，其功在敬，其▯在耳目口鼻之私。故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赤子耳目口鼻之私，犹未纵其欲者，性未失其眞也。及其少壮，为耳目口鼻之私所乱者，性失其眞也。惟大人者，然后耳目口鼻之私无以乱其性。舜益三言以告禹，盖忧人心之乱道心也。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轲之此言，其心学之谓欤？
君子必愼其独。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动时敬也。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静时敬也。中庸为圣学工夫，故要动静于始末而言之。
静而存养，是存养其性；动而省察，是省察其性。
三代以前无书可读，有尧、舜、禹、汤、文、武、皋䕫、稷、契、伊、傅、周、召之君臣，有孔、曾、思、孟之师弟，皆得心法之传。三代以后有书可读，四百年汉，特出于穿凿之中者，祗一仲舒；三百年唐，特出于词章之表者，止一退之；皆无书不读，而心法尚未真也。惟宋之周、张、朱、程，然后读其书得其心法。岂周、张、程、朱之书外，董、韩之所读者哉？盖先得乎吾心之性，然后实之于书；与先得乎书之理，然后实乎吾心之性，故有以㑹乎心法，而得千载不传之绪也。周子之学，不由师传，黙契道体，观此便可见，不事纸上语耳。
李挺之尝造邵尧夫庐，曰：“学其科举之学乎？”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于是受性命之学。所谓性命之学者，心学也。故学不可以不择。
临川王氏尝以诗刺韩愈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眞。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当世无人取此至，朱子方系此于《韩文考异》之末。后人谓朱子素爱韩愈为人，及其文章，复系此者，以韩愈诗酒浮华，志在利禄故耳。愚谓不特此也，朱子之意多取在「不识道眞」一句，观《原道》《原性》篇见矣。
汉之董仲舒，唐之韩愈，二子之学，冠一代之䧺者也。其于圣贤心学之法，则不能得其眞矣。
邵子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其学在心，不在书也。」亦可知矣。
司马君实曰：「吾生平行己，未尝须臾敢欺，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世称三代以下有宰相学术者，温公一人而已。
君子之学，其体在穷理修身，其用在致君泽民，其弊在务为文字㨗科目，窃功名以图富贵。世俗之学，务其▯，失其体，讹其用。天下何有真才？
伊川三不幸者，冦准年十九登科，宋厌年少，凖不为之增年，冦不为一不幸也。范鲁公从子杲，公不为奏秩，且示以“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踬”之句，范鲁公不为二不幸也。胡安定最厌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弃经业，茍趋利禄，胡安定不为三不幸也。伊川是言，乃通世之言，非一己之见者也。
先师阎伊洛尝称薛河东曰：「自功名者视之，则以为偏；自富贵者视之，则以为迂；尚绮䴡者，则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则病其拘束。世俗之学，专事乎功名富贵，其视道德为何物？专事乎绮䴡博洽，其视性理为何事？无怪乎其病薛河东也。」
时以经术取士，最为正当，涤隋唐以来之陋。但士用经术而进，不用经术而仕，多奔走形势，伺候公卿，要功名，觅富贵，不自以为非。但丈夫气䘮，而国家取士之意亦负焉。此无实志于经术，窃经术以进者耳。
盱豫之士，盖不学圣贤之道以进者，当不以圣贤之道责之矣。若吾侪之人，学圣贤之道以进，而日干于人以觅功名富贵，此乃天地间何等人？功名富贵乃何等物？害圣贤之道以觅之。一旦去功名富贵之场，在水邉林下，回头一望，能不有惭色也耶？
大贵自势利而得之，故小贵复自势利而趋之。大贵又自势利而进小贵，小贵又
译孔子告诫颜回“四勿”，这就是约束人的感官形体，使其不扰乱人的精神本体。心学的功夫，根本在于本性，功夫在于敬畏，弊端在于耳目口鼻的私欲。所以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微妙难明，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
婴儿的耳目口鼻等私欲，还没有放纵欲望，本性没有失去纯真。等到年少力壮时，被耳目口鼻的私欲所扰乱，本性就失去了纯真。只有圣人，才能让耳目口鼻的私欲无法扰乱本性。舜用这三句话告诫禹，大概是担忧人心扰乱道心。
孟子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把那颗放逸的心找回来罢了。”孟轲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心学吗？
君子一定要在独处时谨慎。君子之所以超越常人，大概就在于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行动时保持敬畏。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警戒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恐惧小心。君子不行动时保持敬畏，不说话时保持诚信。静止时保持敬畏。《中庸》是圣学的功夫，所以要从开始到结束，动静两方面来论述。
静止时存养，是存养本性；行动时省察，是省察本性。
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书可读，有尧、舜、禹、汤、文、武、皋陶、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君臣，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样的师生，都继承了心法的真传。三代以后有书可读，四百年汉朝，特别从穿凿附会中脱颖而出的，只有董仲舒一人；三百年唐朝，特别从辞章表面超脱出来的，只有韩愈一人；他们都博览群书，但心法尚未真正掌握。只有宋代的周敦颐、张载、朱熹、程颢程颐，才通过读书掌握了心法。难道周、张、程、朱所读的书，与董仲舒、韩愈所读的不同吗？大概是因为先在我心中领悟了本性，然后落实到书本上；而不是先掌握书本上的道理，然后落实到心中本性，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心法，从而获得千年未传的道统。周敦颐的学问，不靠老师传授，默默契合道的本体，由此便可见，他不从事于纸上谈兵。
李挺之曾经拜访邵雍的住所，问：“您学的是科举之学吗？”邵雍说：“科举之外还有义理之学，您知道吗？”李挺之说：“不知道，愿受教诲。”邵雍说：“义理之外还有物理之学，您知道吗？”李挺之说：“不知道，愿受教诲。”邵雍说：“物理之外还有性命之学，您知道吗？”李挺之说：“不知道，愿受教诲。”于是李挺之接受了性命之学。所谓性命之学，就是心学。所以做学问不可以不选择。
王安石曾经用诗讽刺韩愈说：“纷纷扰扰容易耗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得道的真谛。极力去除陈词滥调以夸耀世俗，可怜白费精神毫无补益。”当时没有人重视这首诗，朱熹才把它附在《韩文考异》的末尾。后人说朱熹一向喜爱韩愈的为人及其文章，又附上这首诗，是因为韩愈沉溺诗酒浮华，志向在于利禄的缘故。我认为不仅如此，朱熹的意思大多取在“不识道真”这一句上，看《原道》《原性》篇就可以明白了。
汉朝的董仲舒，唐朝的韩愈，这两人的学问，是一代中的豪杰。但他们对于圣贤心法，却不能得其真谛。
邵雍说：“身在天地之后，心在天地之先。他的学问在于心，不在于书。”由此也可以知道了。
司马光说：“我平生行事，未曾片刻敢自欺，所以在朝堂上行事，俯仰无愧。”世人称三代以下有宰相学术的，只有司马光一人而已。
君子的学问，本体在于穷究事理、修养身心，作用在于辅佐君主、恩泽百姓，弊端在于致力于文字技巧以获取功名，窃取功名以谋求富贵。世俗的学问，致力于弊端，丧失了本体，歪曲了作用。天下哪里还有真正的人才？
程颐所说的三不幸是：寇准十九岁登科，宋朝厌恶年轻人，寇准没有为他增加年龄，寇准不算一不幸。范仲淹的侄子范杲，范仲淹没有为他奏请官职，并且给他看“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踬”的诗句，范仲淹不算二不幸。胡瑗最厌恶隋唐以来仕进崇尚文词，抛弃经业，苟且追逐利禄，胡瑗不算三不幸。程颐的话，是通晓世道的言论，不是一己之见。
先师阎伊洛曾经称赞薛季宣说：“从追求功名的人看来，认为他偏颇；从追求富贵的人看来，认为他迂腐；崇尚华丽辞藻的人，嫌他枯淡；崇尚广博知识的人，嫌他拘束。世俗的学问，专门致力于功名富贵，他们把道德看作什么？专门致力于华丽辞藻和广博知识，他们把性理看作什么？难怪他们嫌弃薛季宣。”
当时以经术选拔士人，最为正当，洗涤了隋唐以来的陋习。但是士人用经术进身，不用经术做官，大多奔走于权势，伺候公卿，谋求功名，寻找富贵，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只是丈夫气概丧失，而国家选拔士人的意图也辜负了。这是没有真正志于经术，窃取经术以进身的人。
那些不学圣贤之道以进身的士人，当然不应该用圣贤之道来要求他们。如果我们这些人，学圣贤之道以进身，却每天干求于人以谋求功名富贵，这是天地间什么样的人？功名富贵又是什么东西？损害圣贤之道去谋求它。一旦离开功名富贵的场所，在水边林下，回头一望，能不感到惭愧吗？
大贵从势利中得到，所以小贵又从势利中趋附。大贵又从势利中提拔小贵，小贵又从
天下循道义辙者，十一；循势利辙者，十九。一不能胜九，故九者肆，一者遁。是以天下之势，多暴寡。寡不能暴多，道义日衰也。夫何足恠？
今人用才，以貌不以心，以言不以行，以习于容止不以习于诚朴，以熟于人事不以熟于世故，以善于成己不以善于成物。是于其末不于其本，于其外不于其内。天下安得有眞才？世之不治也，宜矣。
论道须要识道体，不识道体，则见道不眞；论治须要识治体，不识治体，则为治不实；论事须要识事体，不识事体，则处事不正。失此三者，乌足以言学哉！
东溪日谈録卷七明周琦撰
出处谈
君子之用，以道，不用以非道。其用以非道者，则无所不至矣。幸而致大贵，操大权，不滥动声色，则亦无他所为，惟深情厚貌，小亷曲谨，以要誉，以谋禄而已。于世何补？君子行道于进退之间，验之：故进欲其缓，必以礼焉。进不以礼者，其道失矣。复何望其行道于己进之后哉？退欲其急，必以义焉。退不以义者，道亦失矣。又何不能考其污吾道于未退之前哉？
君子学圣贤之道，以进至仕。于时则舍圣贤之道而不用者，是外道德而内功名，外功名而内富贵也。其操改者，志不坚也。其志移者，见未真也。是故行道之力，须要识道之真。
大贵者，小贵之表。帅，大贵者，奔竞致之；小贵者，效焉。不效者，不能进也。是故奔竞之风，天下亹亹也。奔竞以求大贵，其状无所不至。惟当时未觉耳。迨夫老居林下，缅想当时之态，不厚颜也，几希。
科目荐人，以文字不荐人，以才德。才德可全见于文字乎？是故举业之习，虽庸才劣德，善组织先儒传注而成文者，皆足以取科目也。才德，安知于是哉？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之才，刚而正，其及于民者，有实惠；小人之才，柔而邪，其及于民者，惟一时声色而已，岂能有实惠哉？
君子之才，王道也；小人之才，覇道也。君子、小人，有邪正、王覇之别；其治法，也能无真伪、乆速、浅深之异哉？
今人不问君子小人，其才正与不正，皆竒之。孰知小人之才，柔佞奸邪，于世无补，为不足竒？故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惟圣贤则有所别。
小人之才，诈而多伪，奸而多佞者，是也。
今人之仕，唯以便言语、美容貌为贤。祝鮀、宋公子，何人哉？圣人所深恶也。时之所尚，以为贤者，巧言论、美容止也。孔子之所不取者也。茍言论、容止足贤焉？皋陶马口，面如削▯，尧何用之？舜目重瞳，其身甚短，尧何荐之？禹耳三漏，面黧色，而歩不相过，尧舜何用之？且荐于天，汤臂再肘，又体半枯，而身不能完，长巨姣美之桀，何臣之？伊尹面无须麋，汤何臣之？傅说身如鳄鱼之鳍，商何召之？周公甚短，又背偻，而断葘闳夭之髪，面不见肤，周何重之？又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卫灵何臣之？叶公子髙，身小肤短，行不胜衣，楚何用之？数君子皆建不世之功，若秦之美须髯、形躯者，维持社稷，二世而亡。视唐虞三代之臣，事功逺矣。士夫不修于内，惟修于外，以求就于时，其谬甚焉。君子遇与不遇，时也，固不得殉道以从乎人也。羲和皋䕫，遇尧舜，故成伟烈。龙逄比干，遇桀纣，故致杀身。禹稷遇有虞之盛，故出而成水土之功。颜回遇周室之衰，故处而以安箪瓢之乐。未尝殉道以干衰世之禄。君子出处，观此则有术焉。
道德，世所重；富贵，世所轻。功名在轻重之间。今世之好道德者十一，好功名者十五，好富贵者十百。道德，吾不得而见之也。得见功名者，斯可矣。君子其衰已矣。
名者，实之符；实者，名之本。务名不务实，圣贤之学，不如是也。非君子之才者也。所谓名者，无为国之实功而驾实功之名，无及民之实惠而驾实惠之名。学圣贤者，岂为是哉？
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盖名与利，其途殊，其趋一。故以好名之心观好利者，可见矣。
权衡者之于才，将以私人之进，必先誉之。誉之不已，然后用之。将以蔽
译天下遵循道义轨迹的人，占十分之一；遵循权势利禄轨迹的人，占十分之九。一不能胜过九，所以那九分的人肆意妄为，那一分的人隐退逃避。因此天下的局势，多是欺凌弱小。弱小不能欺凌众多，道义日渐衰微。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现在的人任用人才，看重外貌而不看重内心，看重言语而不看重行为，看重习惯于仪容举止而不看重习惯于真诚质朴，看重熟稔人情世故而不看重熟稔世事常理，看重善于成就自己而不看重善于成就万物。这是关注末节而不关注根本，关注外表而不关注内在。天下哪里还能得到真正的人才？社会得不到治理，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谈论道必须认识道的本体，不认识道的本体，那么看到的道就不真实；谈论治理必须认识治理的本体，不认识治理的本体，那么治理就不扎实；谈论事务必须认识事务的本体，不认识事务的本体，那么处理事务就不端正。失去了这三者，怎么足以谈论学问呢！
东溪日谈录卷七 明周琦撰
出处谈
君子发挥作用，凭借的是道，不凭借非道。那些凭借非道发挥作用的，就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了。侥幸获得大富贵，掌握大权柄，如果不放纵声色，也就没有别的作为，只是凭借深厚的感情、厚重的仪容，微小的廉洁、曲折的谨慎，来博取声誉，谋求俸禄罢了。这对世间有什么补益？君子在进退之间践行道义，可以由此检验：所以进取希望缓慢，一定要符合礼。进取不符合礼的，其道义就丧失了。又怎么能指望他在进取之后践行道义呢？退隐希望急切，一定要符合义。退隐不符合义的，道义也就丧失了。又怎么能不考察他在未退隐之前是否玷污了道义呢？
君子学习圣贤的道，进而进入仕途。在当时却舍弃圣贤的道而不加以运用，这是外表追求道德而内心追求功名，外表追求功名而内心追求富贵。操守改变的人，是因为意志不坚定。意志转移的人，是因为见识不真切。因此践行道义的力量，必须认识道的真谛。
大富贵的人，是小富贵人的表率。率领大富贵的人，是通过奔走钻营得到的；小富贵的人，效仿他们。不效仿的，就不能晋升。因此奔走钻营的风气，天下盛行。奔走钻营以求大富贵，其情状无所不至。只是当时没有察觉罢了。等到年老隐居山林，回想当时的情态，不感到厚颜无耻的，几乎没有。
科举选拔人才，是根据文章而不是根据才德。才德能够完全体现在文章中吗？因此科举学习的习惯，即使是平庸的才能、低劣的品德，善于组织先儒传注而写成文章的人，都足以考取功名。才德，哪里能从中得知呢？
有君子的才能，有小人的才能。君子的才能，刚强而正直，施加于百姓的，有实际的恩惠；小人的才能，柔顺而邪恶，施加于百姓的，只是一时的声色享受罢了，哪里能有实际的恩惠呢？
君子的才能，是王道；小人的才能，是霸道。君子、小人，有邪正、王霸的区别；他们的治理方法，难道没有真伪、久速、浅深的差异吗？
现在的人不问君子小人，他们的才能正直与否，都感到惊奇。谁知道小人的才能，柔顺谄媚奸邪，对世间没有补益，不值得惊奇？所以天子有命令，开国承家，不要任用小人。只有圣贤才有辨别。
小人的才能，欺诈而多虚伪，奸邪而多谄媚，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人做官，只把善于言辞、容貌美丽当作贤能。祝鮀、宋公子，是什么人呢？是圣人深深厌恶的人。当时所崇尚的，认为是贤能的，是巧言善辩、仪容举止美好。这是孔子所不采纳的。如果言辞、仪容足以称为贤能吗？皋陶马口，面容如削成的圆形，尧为什么任用他？舜眼睛重瞳，身材很矮小，尧为什么推荐他？禹耳朵三漏，面色黑黄，步伐不相过，尧舜为什么任用他？而且推荐给上天，商汤手臂有两个肘，身体一半枯瘦，身体不能完整，高大美丽的美男子夏桀，为什么臣服他？伊尹脸上没有胡须，商汤为什么臣服他？傅说身体像鳄鱼的鳍，商朝为什么召见他？周公身材矮小，又背驼，割断葘闳夭的头发，脸上不见皮肤，周朝为什么重视他？还有公孙吕，身高七尺，脸长三尺，卫灵公为什么臣服他？叶公子高，身材矮小皮肤短，走路衣服都撑不住，楚国为什么任用他？这些君子都建立了非凡的功业，如果像秦朝那样美须髯、形躯的人，维持社稷，两代就灭亡了。比起唐虞三代的臣子，功业相差远了。士大夫不修养内在，只修养外表，以求迎合时俗，错误太大了。君子遇与不遇，是时运，固然不能殉道以顺从人。羲和皋䕫，遇到尧舜，所以成就伟业。龙逄比干，遇到桀纣，所以导致杀身。禹稷遇到有虞的盛世，所以出仕而成就水土的功业。颜回遇到周室的衰败，所以隐居而安于箪瓢的快乐。不曾殉道以求取衰世的俸禄。君子的出处，观察这些就有方法了。
道德，世人所重视；富贵，世人所轻视。功名在轻重之间。现在世上喜好道德的人占十分之一，喜好功名的人占十分之五，喜好富贵的人占十分之百。道德，我不得而见。能见到功名的，就可以了。君子衰微了。
名，是实的符号；实，是名的根本。追求名而不追求实，圣贤的学问，不是这样的。不是君子的才能。所谓名，是没有治理国家的实际功业而凌驾于实际功业之上的名声，没有惠及百姓的实际恩惠而凌驾于实际恩惠之上的名声。学习圣贤的人，难道是为了这个吗？
急切地追求名，就像急切地追求利。大概名与利，途径不同，趋向一致。所以用喜好名的心来看待喜好利的人，就可以明白了。
权衡者对于才能，将要私人的晋升，必须先赞誉他。赞誉不停止，然后任用他。将要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