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日谈录卷十六明周琦撰
八句仄入体、第三句失黏体、促句换韵体、平头换韵体、六句体、促句体、五句体、夺胎换骨法、㸃化古语法、抑抝物阙案法，有许多变态。《三百篇》安得而不壊乎？愚少时亦尝编有《诗家体制一书》，其体有百様。后来见得初为学诗者，约归《三百篇》旨，恐反为《三百篇》累，遂火之。并今诗亦因其不工，皆厌作矣。
译八句仄入体、第三句失黏体、促句换韵体、平头换韵体、六句体、促句体、五句体、夺胎换骨法、点化古语法、抑拗物阙案法，这些诗体有许多变体。《诗经》怎么能不因此败坏呢？我年轻时也曾编撰过《诗家体制》一书，其中诗体有一百多种。后来我发现，对于初学写诗的人，如果大约归结到《诗经》的宗旨，恐怕反而会成为《诗经》的拖累，于是便将那书烧毁了。至于现在的诗，也因为写得不好，我都厌恶写作了。
少时尝事上饶李大叅先生，见其称栁子厚诗「到栁州始工」，甚疑之，未尝请问。后思鼓吹，以子厚栁州诗为首，其必据是言焉。盖自谪居永州有十二年，穷困诗穷则工，故至栁州开畅，始发其工耳。
今人学问驰骋处，全在吟咏上。露之故，以吟咏为第一件事。不知练一字之巧，费尽许多分；世俗之学，因而失其根本矣。
世之称文词者，曰扬雄作《太玄》以凖《易》，《法言》以凖《论语》，作赋箴皆有所凖。班孟坚作《二京赋》，拟《上林》《子虚》；左太冲作《三都赋》，拟《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乗作《七发》，而曹子建述《七启》；张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陆士衡作《拟古》，而江文通述杂体。华藻随时，而体律相仿。李唐羣英，唯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至于卢仝、贾岛辈，效其颦；张籍、皇甫湜辈，学其歩，则怪且丑，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诗》，乃类杜甫之《北征》；《进学解》，乃同子云之《解嘲》；《郓州溪堂之什》，依于《国风》；《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则知其所本矣。近代欧公《醉翁亭记》，歩骤类《阿房赋》；《昼锦堂记》，议论似《盘谷序》；东坡《黄鹤楼赋》，气力同乎《晋问》；《赤壁赋》，卓絶近于雄风。则知有自来矣。而韩文公《庙记》、锺子翼哀词，时出险怪，盖游戏三昧间一作之也。夫以文词比论文词，犹以枝叶较枝叶之荣瘁，根本不问也。则亦荆公讥昌黎诗之谓：“神思无补于身心”一矣。
人之性情，托之于诗。或穷困拂郁，而鸣其苦；或化新俗美，而鸣其盛。寓事于言，可矣。若或外此，引以自髙，且不发我性情，乃撰为一等绮丽巧怪之言，过髙而无实，是不情也。何益之有？
文章不关世教，不发义理，道无补焉。必关世教，发义理，则能羽翼乎道，有用之言也。
诗若只于风情月态，如白乐天、韦应物、韩愈、杜牧、苏轼、秦少游辈所作戏妓之吟，王安石、梅圣俞、陈后山、文与可辈所作嘲友、嘲僧之吟，岂圣贤文字乎？
今人学唐沈宋所制，取士近体，皆用唐韵。以予观之，居今之世，为今制作，洪武以来，自有韵矣。其欲鸣国家之盛，与达已不得伸者，当依孔子所删之诗为体，洪武所定四方之声者为韵，则《三百篇》体，庶乎可复乎？
唐宋元皆以词章取士，故严于韵。我国家黜词章为末学，而其崇正学，不尚夫小技也，无踰于是时矣。
诗不可废，人性情所寓也。若诗可废，孔子不删今，不读之为经乎？但近体则壊，三百篇旨伤吾道矣。人有穷苦，非诗无以达；人有忠良，非诗无以显。使可废焉？孟郊、贾岛之穷苦，杜甫之忠爱，天祥之气节，殆将何托？诗固不可以不作也。作而从沈约近律之体制，莫若从孔子三百篇之体制也。
东溪日谈录卷十七明周琦撰
异端谈
墨氏学仁，失之兼爱，流至于无父；杨氏学义，失之为我，流至于无君。无父，无君，岂止于仁义之差？初非有意而为之，其差小，其失大，可不畏哉！
墨翟曰：「摩顶至颈，一身之间，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杨朱曰：「伯子髙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隠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不以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治矣。」杨墨非不欲恝然于圣贤之道，以垂一世之教也，其学谬而不自知矣。孟子以亚圣之才，起而有见于是，焉得不辞而辟之乎？
孔子谓：“师也过，商也不及。过而不抑之以复于中，至于兼爱则易也。不及者不引之以归于中，至于为我亦易也。圣人中道而立，以为此中之主宰，其示人也亦至矣。人之死生，关乎精气之聚。㪚气聚则生，气㪚则死。导气者，使气不㪚，固亦得不死矣。久之，气㪚亦死，终非自然之理。故老耼之术，别为一端。”
程子谓「炉火在有风处易过，在无风处难过」，以此见山林之人不为功名富贵所役，精气含
译年少时曾侍奉上饶李大参先生，听他称赞柳子厚的诗“到了柳州才开始精妙”，我非常怀疑，却没有请教。后来想到《鼓吹》一书，把柳子厚的柳州诗列为首位，想必是依据这句话。大概是因为柳子厚被贬居永州有十二年，穷困潦倒，诗穷则工，所以到了柳州心境开阔舒畅，才开始显露出他的精妙。
现在人做学问驰骋的地方，全在吟咏上。显露的缘故，是把吟咏当作第一件事。不知道锤炼一个字之巧妙，耗费了多少精力；世俗的学问，因此失去了根本。
世人称颂文辞的，说扬雄作《太玄》以对应《易经》，《法言》以对应《论语》，作赋、箴都有对应。班孟坚作《二京赋》，模仿《上林赋》《子虚赋》；左太冲作《三都赋》，模仿《二京赋》。屈原作《九章》，而宋玉续写《九辩》；枚乘作《七发》，而曹子建续写《七启》；张衡作《四愁诗》，而王仲宣续写《七哀诗》；陆士衡作《拟古》，而江文通续写杂体。华丽的辞藻随时代变化，而体裁格律相互模仿。李唐群英，只有韩文公的文章，李太白的诗，致力于去除陈词滥调，多出新意。至于卢仝、贾岛等人，模仿他们的皱眉；张籍、皇甫湜等人，学习他们的步调，就显得怪异且丑陋，僵硬且仆倒了。然而退之的《南山诗》，类似杜甫的《北征》；《进学解》，同于扬雄的《解嘲》；《郓州溪堂诗》，依傍《国风》；《平淮西碑》的文章，接近《小雅》。就知道他的本源了。近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步骤类似《阿房宫赋》；《昼锦堂记》，议论类似《盘谷序》；苏轼的《黄鹤楼赋》，气力同于《晋问》；《赤壁赋》，卓越绝俗接近雄风。就知道有来源了。而韩文公的《庙记》、钟子翼的哀词，时常出现险怪，大概是在游戏三昧间偶尔写作的。用文辞来比较文辞，就像用枝叶来比较枝叶的荣枯，根本不问。这也是王安石讥讽韩愈诗“神思无补于身心”的意思。
人的性情，寄托在诗中。或者穷困抑郁，而鸣其苦；或者教化新俗美好，而鸣其盛。寄托事情于言语，可以了。如果超出这些，引以自高，而且不抒发我的性情，却撰写出一等绮丽巧怪的话，过高而没有实质，这是不合情理的。有什么益处呢？
文章不关乎世教，不阐发义理，对道没有补益。一定关乎世教，阐发义理，就能辅佐道，是有用的言语。
诗如果只是风情月态，如白乐天、韦应物、韩愈、杜牧、苏轼、秦少游等人所作的戏妓之吟，王安石、梅圣俞、陈后山、文与可等人所作的嘲友、嘲僧之吟，难道是圣贤的文字吗？
现在人学习唐沈宋所制的，取士近体，都用唐韵。以我看来，处在现在的时代，为现在制作，洪武以来，自有韵了。想要鸣国家之盛，与达己不得伸者，应当依孔子所删的诗为体，洪武所定四方之声者为韵，那么《三百篇》的体，或许可以恢复吧？
唐宋元都以词章取士，所以对韵严格。我们国家贬低词章为末学，而崇尚正学，不推崇小技，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好的了。
诗不可废，是人性的寄托。如果诗可废，孔子不删诗，不读之为经吗？但是近体则坏，《三百篇》的宗旨伤害我们的道了。人有穷苦，非诗无以达；人有忠良，非诗无以显。如果可废呢？孟郊、贾岛的穷苦，杜甫的忠爱，文天祥的气节，将寄托在哪里？诗固然不可以不作。作而从沈约近律的体制，不如从孔子《三百篇》的体制。
东溪日谈录卷十七 明周琦撰
异端谈
墨家学习仁，失之于兼爱，流至于无父；杨朱学习义，失之于为我，流至于无君。无父，无君，岂止于仁义的差别？起初并非有意而为之，其差别小，其过失大，可不畏惧吗！
墨翟说：“摩顶至踵，一身之间，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杨朱说：“伯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不以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治矣。”杨墨并非不想淡然于圣贤之道，以垂一世之教，其学谬误而不自知。孟子以亚圣之才，起而有见于是，焉得不辞而辟之乎？
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而不抑之以复于中，至于兼爱则易也。不及者不引之以归于中，至于为我亦易也。圣人中道而立，以为此中之主宰，其示人也亦至矣。人之死生，关乎精气之聚。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导气者，使气不散，固亦得不死矣。久之，气散亦死，终非自然之理。故老聃之术，别为一端。”
程子说“炉火在有风处易过，在无风处难过”，以此见山林之人不为功名富贵所役，精气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