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日谈录卷十五明周琦撰
诚，能不得心学之眞而续不传之绪邪？
伊川谓明道自年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学，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佛者㡬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此伊川作《明道行实》语。若求明道之学，当于其行实见之。
译难道能够不掌握心学的真谛，却接续那中断已久的道统吗？
伊川说，明道在十五六岁时，听汝南人周茂叔谈论大道，于是厌恶科举之学，慷慨激昂地立下求道的志向。起初不知大道的要领，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出入于老庄、佛家学说近几十年，后来回过头来探求六经，才最终得道。他通晓万事万物，明察人伦关系，知道尽性至命必须根本于孝悌，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必须通达于礼乐，辨别异端似是而非的错误，开启百代以来未曾明晓的困惑。自秦汉以来，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这是伊川在《明道行实》中的话。如果要探求明道的学问，应当从他的行实中去观察。
明道及民之政，多碍法者，未尝使大戾于法，人或惊骇，谓戾于法则又尽诚为之，不容而后去。伊川常以此语人。然则明道眞所谓抱经济大器，有开物成务之才者邪？
神宗重之，而不能用。观其从外补之请，可见。大抵虽能知之，不能知之尽也。
程伊川之学
明道踰冠，中进士甲第。伊川乃司马光、吕公着、韩绛荐于哲宗，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教授，辞。复召赴阙，除秘书郎，亦辞。太后面谕为崇政殿说书，亦辞。至后始授西监之命。其荐曰：「程颐之为人，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实儒者之髙蹈，圣世之逸民。」又曰：「颐道徳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眞儒。」公着又言：「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
伊川在当时，自下与庸众等，非君实、公着亦不能知，盖自是一様学问也。
伊川授崇政殿说书，有任天下之志，故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同朝文章名世之士，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诋谤。且论人主有疾，大臣不可不知；及太后不可独坐等语，大臣多有不悦。遂为諌议大夫孔文仲所劾，故有西京国子之命。就职请归田，极论儒者进退之道。又为御史董敦逸所劾。以是观之，虽伊川之学见知于世，自大臣一毁，而台谏屡劾，其学已晦。况后世非伊川者乎？故伊川涪州之行，惟为《易传》而已。
明道尝谓伊川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明道自料与料其弟者，明甚矣。
张横渠之学
吕大临谓横渠曰：「先生志气不羣，少孤自立，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悦其言。当定康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逺器，欲成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佑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吕蓝田生同其时，知其详如此。
在京说《周易》，见二程，撤去虎皮，归陜西。正嘉佑初年也。横渠曰：「道自孟子之后，千有余岁。若天不欲此道复明，则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先儒谓此为横渠以道自任之意。
横渠文章，只《西铭》一篇，理醇而辞亦醇。《正蒙》十七章，论理固当，而辞却太厉。
先儒谓横渠心统性情，的当似伊川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之说；▯神二气之良能，优似伊川传神造化之迹之说。
邵康节之学
先儒谓尧夫之学与圣门之学不同，盖尧夫见得天下万物有盈虚消长之理，便敢做大于圣门底事，下学更不施功。尧夫精易数，故事物之成败始终与人之祸福修短筭得来，无毫厘差错。如指此屋起于何时，便知毁于何时，无不如言。此又自是一家学问，故谓与圣门之学不同。
尹和靖曰：「康节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却小了他学问。如陈叙《易赞》云：『先生之学，志在经纶，最为尽之。』和靖此言，又在尧夫易数上见得有经世处，故曰内圣外王之学。」
程子门人之学
程子尝自谓：「吕与叔深潜缜宻，吕和叔任道力劲，游定夫资质温厚，杨中立资亦颕悟，林大节鲁能躬行，刘质夫笃信固守，李端明才识颕悟，吕进伯老而好学，谢显道切问近思而于吾道有望，谢良佐记问甚博而恐玩物丧志，与夫范巽之、杨应之、张思叔，皆有志于道者也。」程子此言，亦语以使自励。
胡文定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观奥，号称髙弟。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龟山杨中立三人而已。」
罗豫章之学
李延平谓仲素：“少从吴国华学，后
译明道先生施行的、能惠及百姓的政治措施，大多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但从未严重违背法律。有人对此感到惊骇，认为既然抵触法律，却又竭诚推行，直到不被容忍才离去。伊川先生常把这话告诉别人。那么，明道先生真是所谓怀抱经世济民的大才，具有开创事业、成就功业的能力的人吗？
神宗皇帝重视他，却不能任用他。看他请求从外任补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大体上，虽然能了解他，却不能完全了解他。
程伊川的学问
明道先生刚过二十岁，考中进士甲第。伊川先生是由司马光、吕公著、韩绛向哲宗皇帝推荐，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他推辞了。再次召他赴京，任命为秘书郎，他也推辞了。太后当面告知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他也推辞了。直到后来才授予西京国子监的任命。推荐的人说：“程颐的为人，说话一定忠诚守信，行动遵循礼义，实在是儒者的高尚操守，太平盛世中的隐逸贤人。”又说：“程颐道德纯全完备，学问渊博，有治理天下的才能，有制定礼乐的条件，实在是天民中的先觉者，圣明时代的真正儒者。”吕公著又说：“程颐三十四岁，有特立独行的节操，出众的姿质，透彻明白经学，通晓古今治乱的关键，实在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不同于拘泥的士人和迂腐的儒生，仅仅有偏狭的长处。如果他在朝廷，必定是国家的栋梁。”
伊川先生在当时，自下而上与平庸大众相同，如果不是司马光、吕公著，也不能了解他，大概因为这是另一类学问的缘故。
伊川先生担任崇政殿说书，有担当天下的志向，所以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同朝中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像仇敌一样憎恨他，和他的党羽巧妙地诋毁诽谤。而且议论君主有病，大臣不能不知道；以及太后不能独自坐朝等言论，大臣大多不高兴。于是被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所以有西京国子监的任命。上任后请求归隐田园，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又被御史董敦逸弹劾。由此看来，虽然伊川先生的学问被世人所知，自从大臣一诋毁，台谏屡次弹劾，他的学问已经晦暗了。何况后世不认同伊川先生的人呢？所以伊川先生被贬往涪州，只著述了《易传》而已。
明道先生曾对伊川先生说：“将来能使人们尊敬师道的人，是我的弟弟。如果接引后学，根据人才的资质来成就他们，那么我就不能推让了。”明道先生对自己的估计和对弟弟的估计，非常明了。
张横渠的学问
吕大临对横渠先生说：“先生志向气概出众，年少丧父自立，与邠地人焦寅交往。焦寅喜欢谈论兵法，先生喜欢他的话。在定康用兵时，先生十八岁，慷慨地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文正公。范公一见就知道他有远大的器量，想成就他，于是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因此劝他读《中庸》。先生读了这本书，虽然喜爱它，还认为不够。于是又访求佛道之书，多年穷究其学说，知道没有所得，反而求索六经。嘉佑初年，在京城见到洛阳程伯淳、程正叔兄弟，共同谈论道学的关键。先生豁然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旁求’，于是完全抛弃异端学说，纯粹如此。”吕蓝田先生与他同时代，知道这些详情如此。
在京城讲解《周易》，见到二程先生，撤去虎皮，回到陕西。正是嘉佑初年。横渠先生说：“道自从孟子之后，一千多年。如果上天不想让这道再次昌明，就不会让今人有懂得的人。既然让今人有懂得的人，那么必定有再次昌明的道理。”先儒认为这是横渠先生以道自任的意思。
横渠先生的文章，只有《西铭》一篇，道理纯正，文辞也纯正。《正蒙》十七章，论述道理固然恰当，但文辞却太严厉。
先儒认为横渠先生“心统性情”的说法，恰当类似伊川先生“仁是天下之公，善的根本”的说法；“神是二气的良能”的说法，优于伊川先生“传神造化之迹”的说法。
邵康节的学问
先儒认为尧夫先生的学问与圣门之学不同，因为尧夫先生看到天下万物有盈虚消长的道理，就敢做大于圣门的事情，在下学方面不再下功夫。尧夫先生精通易数，所以事物的成败始终与人的祸福长短计算得来，没有毫厘差错。比如指出这屋子建于何时，就知道毁于何时，没有不像他说的。这又是另一家学问，所以说与圣门之学不同。
尹和靖说：“康节先生的学问，本来是经世之学，今人只知道他明易数，知未来，却小看了他的学问。如陈叙《易赞》说：‘先生之学，志在经纶，最为尽之。’和靖这话，又在尧夫易数上见得有经世之处，所以说内圣外王之学。”
程子门人的学问
程子曾自称：“吕与叔深沉缜密，吕和叔任道力劲，游定夫资质温厚，杨中立资质也聪慧，林大节鲁能亲身践行，刘质夫笃信固守，李端明才识聪慧，吕进伯年老而好学，谢显道切问近思而对我们的道有希望，谢良佐记问甚博但恐怕玩物丧志，以及范巽之、杨应之、张思叔，都是有志于道的人。”程子这话，也是用来使他们自我勉励。
胡文定说：“河南二程先生从遗经中得到孟子不传的学问，以此倡导天下，而升堂观奥，号称高弟。在南方，只有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龟山杨中立三人而已。”
罗豫章的学问
李延平对仲素说：“年轻时跟随吴国华学习，后来
见龟山，乃知旧学之差。三日惊，汗浃背，曰：‘㡬枉过了一生！’于是谨守龟山之学，后方心广体胖。”
译见到龟山，才知道旧学的偏差。三天震惊，汗水湿透后背，说：“几乎枉过了一生！”于是谨慎地坚守龟山的学问，后来才心胸开阔、身体安泰。
又谓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㣲妙，多极其至。
罗仲素为学，有“心广体胖”之效，其工夫还是从格物、诚意中来。
朱子曰：「罗公清介絶俗，虽里人鲜克知之。仲素盖亦求于内不求于外者也。」
李延平之学
李愿中之学出于罗仲素，罗仲素之学出于杨▯山。故朱子学之有，以见其于仲素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于是也。故理得其本，而天下之理千变万化者，不外此矣。
李愿中从罗仲素学，人有非笑之者，愿中若不闻。盖以仲素之学，人不能知，未免以为仲素无学，而愿中妄从之也。
朱子曰：「先生爱看《论语》，亦爱看《孟子》，更爱看《春秋左传》。有为只用阙静坐时，只验喜怒哀乐以求其中。盖其从仲素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㑹于心，故尽得其所传之秘也。」
愿中既受仲素之学，退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絶世故四十余年，箪瓢自适。厥后羣士始从之，而矜式也。
胡文定之学
谢上蔡曰：「胡康▯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独秀。使其穷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张南轩曰：「文定虽不及河南之门，然与游、杨、谢游而讲论其说，其自得之奥在于《春秋》。彼遇明时，执经入侍，正大之论，竦动当世，所以扶三纲，明大义，抑邪说，正人心，亦可谓有功于斯文矣。」
胡致堂之学
胡明仲，文定公之子，才气髙迈，醉后更歌诸葛亮《出师表》，陈了翁奏状，及夫忠义文字，天下之事，若为之有余，但欠㸃检，故有为不成者。其在岭表，着《读史管见》，都是记忆，并无一册文字相随，故多抵牾耳。
胡五峯之学
胡仁仲，亦文定公子。其学见于《知言》之作。先儒谓可议者有八：性无善恶，一也；心为已发，二也；仁以用言，三也；心以用尽，四也；不事涵养，五也；先务知识，六也；气象迫狭，七也；语论过髙，八也。凡此皆过思之矣。
知言，论诚，中仁三者，先儒论之详矣。
朱晦庵之学
陈北溪谓先生道巍而徳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明的实，彻人心，洞天理，达羣哲，㑹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凡曩时有发端而未竟者，今悉该且备；凡曩时有疑辨而未莹者，今益信且白。宏纲大义，如指诸掌，扫千百年之陋误，为后学一定不易之凖则。辞约而理尽，㫖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查滓，工夫缜宻浑无隙漏，犹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以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学与功，不敢涯涘，惟以北溪之说，尝与学者谈之。
吴寿昌尝称先生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髙拱。经史子集之余，虽纪录杂说，举辄成诵。㣲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毎爱诵屈原《楚骚》、孔明《出师表》、《归去来辞》，并杜子美数诗。愚尝观寿昌之说，可见先生襟懐畅达，性情之眞，有超出宇宙外，意义理之熟，不为窘迫。非若今之立门户者，于有人处辛苦拘束，无人处放肆怠惰，心不能诚，故为学亦失其眞。先生之罪人也。
先生无书不读，亦无书不注。其所读之书，后学固不能尽见而读之，但以书非先生之所注者，愚实不敢着目。至读《孝经刋误》，见先生无书工夫不到，皆精意所在。其旧本犹未脱去俗师之手，先生之用心者尚冺耳。故尝为之厘正。及其成书，梦有朱姓者以窃盗讼愚于官，辨论至晓乃觉。详之，或厘正刋误，窃得先生大意故耳。此亦可见先生精神心术之㣲，万世犹存也。
称先生者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先朱子而贤者，非朱子无以明；后朱子而贤者，非朱子无以法。」又曰：「孔子集羣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又曰：「孟子功不在禹下
译又说本性明澈，而修行完全且纯洁，用广大来充实它，用仁恕来体认它，精深微妙，大多达到了极致。
罗仲素做学问，有“心胸宽广、身体安适”的效果，他的功夫还是从格物、诚意中来的。
朱子说：“罗公清廉耿介、超脱世俗，即使是同乡的人也很少能了解他。仲素大概是向内求索而不向外求索的人。”
李延平的学问
李愿中的学问出自罗仲素，罗仲素的学问出自杨龟山。所以朱子学习时，可以看到他在与仲素讲论之余，端坐终日，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探求所谓“中”的境界。像这样，大概时间久了就知道天下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所以道理得到了根本，而天下千变万化的道理，都不超出这个范围了。
李愿中跟随罗仲素学习，有人非议嘲笑他，愿中好像没听见。大概因为仲素的学问，人们不能理解，难免认为仲素没有学问，而愿中胡乱跟随他。
朱子说：“先生喜欢读《论语》，也喜欢读《孟子》，更喜欢读《春秋左传》。有时只是静坐时，只检验喜怒哀乐来探求其中的‘中’。大概因为他跟随仲素多年，接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容地潜心玩味，在心里有所领悟，所以完全得到了他所传授的奥秘。”
愿中既然接受了仲素的学问，退居山里，在水竹之间结茅屋居住，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一箪食一瓢饮自得其乐。后来众士才开始跟随他，并以他为榜样。
胡文定的学问
谢上蔡说：“胡康侯就像大冬天严霜大雪，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挺立独自秀美。让他遭受这样的穷困厄难，这是上天将要降下重大使命给他啊。”张南轩说：“文定虽然没有进入河南（程门）的门墙，但是与游酢、杨时、谢良佐交往并讲论他们的学说，他自得其中的奥秘在于《春秋》。他遇到清明盛世，手持经书入朝侍奉，正大的言论，震惊当世，所以扶持三纲，阐明大义，抑制邪说，端正人心，也可以说对斯文有功了。”
胡致堂的学问
胡明仲，是文定公的儿子，才气高迈，醉酒后更爱吟诵诸葛亮的《出师表》、陈了翁的奏状，以及忠义的文章，天下的事，好像做来做去都有余，只是缺少检点，所以有的事情做不成。他在岭南，著《读史管见》，都是凭记忆，并没有一卷文字相随，所以多有抵触矛盾之处。
胡五峰的学问
胡仁仲，也是文定公的儿子。他的学问体现在《知言》这部著作中。先儒认为可以议论的有八点：性无善恶，第一点；心为已发，第二点；仁以用言，第三点；心以用尽，第四点；不从事涵养，第五点；先务知识，第六点；气象迫狭，第七点；言论过高，第八点。所有这些，都是思虑过度的结果。
《知言》论诚、中、仁三者，先儒论述得很详细了。
朱晦庵的学问
陈北溪说先生道业巍峨而德行尊贵，义理精微而仁德纯熟，立言平正温润，清明切实，透彻人心，洞开天理，通达众哲，会通百圣，纯粹地继承了洙泗（孔子）、伊洛（二程）的绪论。凡是过去有发端而没有完成的，现在都完备了；凡是过去有疑辨而没有弄清楚的，现在更加确信且明白了。宏大的纲领和重大的义理，如同指掌般清晰，扫除了千百年来的陋误，为后学确立了不可更改的准则。言辞简约而道理穷尽，旨意明白而意味深长，而他的心度澄澈明朗毫无渣滓，功夫缜密浑全没有缝隙漏洞，还可以从言辞语气间想象得到。所以孔孟、周程之道，到了先生这里更加显明，因此主宰这个时代，只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的学问与功绩，不敢说尽，只是以北溪的说法，曾经与学者谈论过。
吴寿昌曾经称赞先生，在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有清阴的地方，整天目不转睛，饮酒不超过两三行，又移到别处，大醉后就盘腿高拱而坐。经史子集之余，即使是杂说记录，提起就能背诵。微醺时吟诵古文，气调清壮。我所见闻的，是先生常常爱诵屈原的《楚骚》、孔明的《出师表》、《归去来辞》，以及杜子美的几首诗。我观察寿昌的说法，可见先生襟怀畅达，性情真实，有超出宇宙之外的境界，对意义理路的熟悉，不为窘迫所困。不像现在那些树立门户的人，在人前辛苦拘束，在人后放肆怠惰，心不能诚，所以做学问也失去了真实。先生真是他们的罪人（指他们辜负了先生）。
先生没有不读的书，也没有不注的书。他所读的书，后学固然不能全部见到并阅读，但只要是书不是先生所注的，我实在不敢看。至于读《孝经刊误》，看到先生没有不到的功夫，都是精意所在。其旧本还未脱去俗师之手，先生的用心尚且湮没。所以曾经为之厘正。等到书成，梦见有个姓朱的人以盗窃诉讼我于官府，辩论到天亮才醒。推详起来，或许是因为厘正刊误，窃得了先生的大意吧。这也可见先生精神心术的微妙，万世犹存。
称赞先生说：“先于孔子而圣的人，没有孔子无法显明；后于孔子而圣的人，没有孔子无法效法。先于朱子而贤的人，没有朱子无法显明；后于朱子而贤的人，没有朱子无法效法。”又说：“孔子集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又说：“孟子的功绩不在禹之下。”
张南轩之学
张敬夫忠献公之嗣子，胡仁仲之门生。忠献命从仁仲学，一见敬夫，尚程氏之学，知为大器，故告以孔门论仁亲切之㫖。退而书质仁仲，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益以古之圣贤自期，遂有《希贤》之作，以为警策。及又取友四方，益求其至，十有余年后，天下之理了然于心目之间，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也。南轩之学，其来有自矣。
南轩所著书，有《洙泗言仁录》、《诸葛武侯成书》、《诗书》、《孟子》、《论语》、《太极图》等说，开悟后学之功为多。
吕东莱之学
吕伯㳟读史之功多于读经，所以史得详细，经反麄畧。故博议之作主于《春秋》，是读史之功所发。有人问《论语》是非者，则曰：“管他是非做甚，但有益于我及切于我者看之是矣。”并执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以治作治理，亦不究于此，便见读经之功疎畧。且经为之本，史为之末。祖谦读书以本为末，如此。
天地间扶持纲常，惟死节为难。吕伯㳟却以诗谓张巡、许逺不应出来，此是不谋纲常，其气甚馁。后来西山眞氏称之曰：「吕成公所传中原之文献也，其所阐绎河洛之㣲言也，扶持絶学有千载之功，取育英才有数世之泽。」及庆元初，孽臣始窃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显斥其奸，孤忠凛然，至死不悔。迨其晚年，义精仁熟，有成公之风焉。此必后来之学，又有进也。
陆象山之学
陆子静与胡明仲皆强执之人，但胡明仲议论英发，旁若无人，虽强执无偏废；陆子静则执到底，且又不肯说破，故朱子谓之禅。语观其所论，“克已复礼”一句，谓不是専克去利欲忿□之私，有一念要作圣贤，亦是私。议论至此，却是论到极偏处，凿壊正理。人之为学，不以圣贤为期，却将何者为凖的？士何以希贤？贤何以希圣？圣何以希天？九渊之学，眞与朱子不合。非朱子之学偏，乃象山之学偏矣。吴草庐曰：“朱子道问学功多，子静尊徳性功多。”此草庐为子静言也。朱子岂只道问学而非尊徳性者哉？
朱子谓子静不着言语，其学正似告子。
吴澄所谓「陆子静以尊德性为本，朱晦庵以道问学为本」，所见亦非确论。
朱子门人
朱子谓季通为老友，而季通则以师事朱子。南轩亦友之可望于道者，故其卒乃曰：“吾道益孤，遂有望于勉斋、黄直卿焉。”晚年惟尚书未传，故属之仲黙，而《洪范》之数亦属之。其余若辅汉卿、陈安卿、陈才卿、徐子融、廖德明、郑子上、阙亚夫，皆善学者也。
真西山之学
眞景元之学悉见于《衍义》。其衍《大学》之义，皆本诸圣贤心术，以示帝王治道。着前代之兴亡，亦后学之龟鉴。其为虑也，不止在于当代，而实及于万世。愚尝以为，是书可重进上。其所缺畧者，格物、致知二条，本朝丘仲深先生详补之矣。
魏鹤山之学
虞邵庵谓魏华父之学起于临邛白鹤山下，倡其说于摧废之余，极其弊于口耳之末。其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审夫小学文艺之细，以推乎典礼㑹通之大本。诸平居屋漏之隠，而充至于▯神之着。其学诚足以继周、张、程、朱四君子，而扶世之功，亦足以尊其统而接其传者邪？
许鲁斋之学
许平仲之学，自谨独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藴者，其功始于见栁城姚枢、雪斋之后也。
姚雪斋隠苏门，传伊洛之学。有《伊川易传》、《晦庵论孟学庸集注章句或问》及诸子、小学。平仲一见之后，悉授之而归焉。尽变所学，从之。旦夕精读，笃志力行，以身先之。故充至于天德王道之藴。及应元世祖之召，对以治天下之道，其要在王道，其功则三年。所以启沃君心者，固深矣。但其仕元，未免有隙之可议也。
许衡之学，为得正传；而仕元，则非正矣。夫学得其正者，体也；试之者，用也。谓其志在泽民，不在事君，则可；若非君不事，如伯夷者，则未可。方之刘因，且不能及，况伯夷乎？故卒而嘱其子曰：「墓不必书爵，止曰许衡之墓可矣。」许
译张南轩的学问
张敬夫是忠献公的嗣子，胡仁仲的门生。忠献公命他跟随胡仁仲学习，胡仁仲一见张敬夫，崇尚程氏之学，知道他是大器，所以告诉他孔子门下论述仁的亲切要旨。张敬夫退下后写信向胡仁仲请教，胡仁仲回复说：“圣人门下有人了，我们的学说有幸了。”张敬夫更加以古代的圣贤自我期许，于是有了《希贤》这篇作品，用来作为警戒鞭策。等到他又在四方结交朋友，更加追求达到极致，十多年后，天下的道理在心中眼中清晰明白，因此决断勇敢，实行有力，坚守坚固。南轩的学问，其来源是有根据的。
南轩所著的书，有《洙泗言仁录》、《诸葛武侯成书》、《诗书》、《孟子》、《论语》、《太极图》等解说，开悟后学之功很多。
吕东莱的学问
吕伯恭读史书的功夫多于读经书，所以史书懂得详细，经书反而粗略。所以《博议》这部作品主要依据《春秋》，这是读史书功夫所引发的。有人问《论语》的是非，他就说：“管他是非做什么，只要对我有益且切合我的就看了。”并且拿着噬嗑卦，和顺而且治理，一本以治理作为治理，也不深究于此，便可见读经书的功夫粗略。况且经书是根本，史书是末节。祖谦读书把根本当作末节，就是这样。
天地间扶持纲常，只有死守节操最难。吕伯恭却用诗说张巡、许远不应该出来，这是不谋求纲常，他的气节很衰弱。后来西山真氏称赞他说：“吕成公所传承的是中原的文献，他所阐发的是河洛的微妙言论，扶持绝学有千载之功，培养英才有数世之泽。”等到庆元初年，奸臣开始窃取大权，吕大愚以太府丞的身份上疏显斥其奸邪，孤忠凛然，至死不悔。到了他晚年，义理精熟，仁德纯熟，有成公的风范。这一定是后来的学问，又有进步了。
陆象山的学问
陆子静与胡明仲都是强执之人，但胡明仲议论英发，旁若无人，虽然强执没有偏废；陆子静则执到底，而且又不肯说破，所以朱子称之为禅。看他所论，“克己复礼”一句，说不是专门克制利欲忿怒等私欲，有一念要做圣贤，也是私欲。议论到这里，却是论到极偏的地方，凿坏正理。人做学问，不以圣贤为期望，却将什么作为标准？士人如何希冀成为贤人？贤人如何希冀成为圣人？圣人如何希冀达到天道？九渊的学问，真与朱子不合。不是朱子的学问偏，而是象山的学问偏了。吴草庐说：“朱子道问学的功夫多，子静尊德性的功夫多。”这是草庐为子静说的话。朱子难道只是道问学而不尊德性吗？
朱子说子静不着言语，他的学问正像告子。
吴澄所说的“陆子静以尊德性为本，朱晦庵以道问学为本”，所见也不是确论。
朱子门人
朱子说季通是老朋友，而季通则以师礼侍奉朱子。南轩也是朋友中可以期望于道的，所以他去世时说：“我的道更加孤独，于是期望于勉斋、黄直卿。”晚年只有尚书没有传承，所以托付给仲默，而《洪范》的数理也托付给他。其余如辅汉卿、陈安卿、陈才卿、徐子融、廖德明、郑子上、阙亚夫，都是善于学习的人。
真西山的学问
真景元的学问全部见于《衍义》。他推衍《大学》的意义，都本于圣贤的心术，以显示帝王治道。记载前代的兴亡，也是后学的借鉴。他的忧虑，不止在于当代，而实际上及于万世。我曾经认为，这本书可以重新进献。它所缺略的，格物、致知两条，本朝丘仲深先生详细补充了。
魏鹤山的学问
虞邵庵说魏华父的学问起于临邛白鹤山下，在摧废之余倡导他的学说，在口耳之末极其弊病。他的学问，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审察小学文艺的细节，以推及典礼会通的大本。各种平居屋漏的隐秘，而充至于鬼神的显著。他的学问确实足以继承周、张、程、朱四君子，而扶持世道的功劳，也足以尊崇其统绪而接续其传承吗？
许鲁斋的学问
许平仲的学问，从谨独的功夫，充而至于天德王道的蕴藏，他的功夫始于见到柳城姚枢、雪斋之后。
姚雪斋隐居苏门，传承伊洛之学。有《伊川易传》、《晦庵论孟学庸集注章句或问》及诸子、小学。平仲一见之后，全部传授给他而回去了。尽变所学，跟随他。早晚精读，笃志力行，以身作则。所以充而至于天德王道的蕴藏。等到应元世祖的召见，对以治天下之道，其要在王道，其功则三年。所以启沃君心的，固然深了。但他仕元，未免有可议的隙。
许衡的学问，为得正传；而仕元，则非正了。夫学得其正者，体也；试之者，用也。谓其志在泽民，不在事君，则可；若非君不事，如伯夷者，则未可。方之刘因，且不能及，况伯夷乎？所以临终嘱咐他的儿子说：“墓不必书爵，只说许衡之墓就可以了。”
平仲，若有惭德者邪？
陈刚谓：“使天下之人皆知读程朱之书以至于今日者，鲁斋之力也。以予观之，鲁斋之祀孔门，其功在此。若其事元，且谋伐宋，不明正统大义，则当黜矣。”
译平仲，难道是有愧于道德的人吗？
陈刚说：“假使天下人都知道阅读程朱的著作，以至于今天，这是鲁斋的功劳。依我看来，鲁斋配享孔庙，他的功劳就在于此。如果他在侍奉元朝时，还谋划攻打宋朝，不明了正统的大义，那么就应当被罢黜了。”
吴草庐之学
许衡、吴澄相继起于元时，谓北许、南吴。北许之学，得自姚枢，其传以程朱为主。南吴之学，当炎运垂息之时，得断简于众遗，发新知于卓识，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亦以程朱为主。继北许为元祭酒，其教有莫大焉者。平仲生北，似不得已事元；而幼清生南，非不得已，其失犹有过于许平仲者矣。
草庐之学，其源见于《易》《书》《春秋》《礼记》纂言，其叙见于《学基》《学统》诸书。
刘静修之学
世儒论学，多弃刘因，独取许衡、吴澄。以愚鄙见，论学问则许、吴之得正传为多；论出处则刘因之得其正者，非许、吴可及矣。夫出处者，学问之大节。学问正则出处正，而体用一原矣。学问正，出处不正，其于学问也，焉用哉？先儒谓刘静修有「鳯凰翔于千仞」气象，其形容之也至矣。
刘静修文章有特出，人表之意，其行正，其学亦正，不下于许衡、吴澄矣。
薛河东之学
吾师伊洛阎先生谓薛文清公曰：「先生崛起于数百年之后，心印濓洛，神㑹洙泗，学以复性为本，言以明性为先。其言曰：『六经四书，性之一字括尽。』又曰：『孟子之后，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论所传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又曰：『颜子，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愚于先师亦云。」
又曰：「先师之处世，自功名者视之，则以为偏；自富贵者视之，则以为迂；尚绮丽者，则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则病其拘束。孰知邈象太极，心游天真，而无所待于外哉？」又曰：「仕止久速，充实辉光，许鲁斋之后，仅见而已。其飘然脱洒，无所顾忌，虽刘静修，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又何让焉？」凡此论文清公者，至矣。
东溪日谈录卷十六明周琦撰
文词谈
今人作文字，何必直學老莊？尚其詞之老蒼，尚其詞者必害理。故老莊不入聖賢之道，何不學之經傳？經若《檀弓》，▯若《孟子》，詞理皆勝可觀。又何必直學韓柳？韓之與柳，詞客而已。何不學之周張程朱？其皆理學文章，縱不能及，亦不害理。若學韓柳不能及之，其理既害，其詞亦失。卒至於韓不韓，柳不柳，詞理胥失矣。文章以氣為主。所謂氣者，乃道義之氣，非血氣之氣。若血氣之氣發而為文，其詞多呼號叱咤，雕琢巧媚，識道者之所不取。若道義之氣發而為文，其詞多正大和平，不過髙無實，雕刻巧媚之言，必不吐之筆舌矣。今之人，少有喜慶，便序以和之；少有興作，便記以志之。喜褒譽，厭箴規；喜期望，厭沮抑。一㐫字不用，一貶詞不贅。雖韓柳歐蘇，無不如此。何望其學經術乎？
韩子之文固朱子所爱，尝为之考异，复系荆公讥韩文诗于其末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眞。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何邪？」盖亦词章而已，不能识道，无补于世故也。彼以朱子敬其人，爱其文，独以诗酒浮华，志在利禄，辄有叹息之词者，此岂知朱子者哉？朱子生于荆公之后，而东溪乃谓「彼以朱子敬其人」云云者，盖横说也。
三百篇之体制，停当殊甚。后来《吃离骚》、汉魏之词，变而壊之。其变犹不大离。三百篇下至唐沈宋近律之变，则三百篇旨始大壊矣。宋儒亦不能挽回此文气也。
朱子尝谓：「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髙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宻，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诗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词》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凖则。又于其下一等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权舆，朱子此言，其欲救诗之壊也，意有在矣。
诗自沈约一变之后，有许多体制出来，故《三百篇》旨大壊于此。其体制如江左体、蜂要体、辘轳体、隔句体、回文体、偷春体、折腰体、絶弦体、五仄体、五平体、抝体、变体、离合体、人名体、药名体、蹉对体、扇对体、双声迭韵体、平仄各押韵体、
译吴草庐的学问
许衡、吴澄相继在元朝崛起，被称为北许、南吴。北许的学问，得自姚枢，其传承以程朱理学为主。南吴的学问，正值宋朝气数将尽之时，从众多遗存的残篇断简中获取，凭借卓越的见识阐发新知，自任承担天下文化道统的重任，也以程朱理学为主。他继北许之后担任元朝国子祭酒，其教化作用极大。许衡生于北方，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出仕元朝；而吴澄生于南方，并非不得已，他的过失反而比许衡更严重了。
吴草庐的学问，其渊源体现在《易》《书》《春秋》《礼记》的《纂言》中，其脉络体现在《学基》《学统》等书中。
刘静修的学问
世间的儒者论及学问，大多摒弃刘因，只推崇许衡、吴澄。以我浅陋的看法，论及学问的正统传承，许衡、吴澄所得较多；但论及出仕与隐退的选择，刘因得其正道，许衡、吴澄是无法企及的。出仕与隐退，是学问中的大节。学问纯正，出仕隐退的选择也就纯正，这样本体与功用就统一了。学问纯正，而出仕隐退的选择不正，对于学问来说，还有什么用呢？前代儒者说刘静修有“凤凰翱翔于千仞高空”的气象，对他的形容可谓至极。
刘静修的文章有超群出众、高出众人之上的意趣，他的品行端正，他的学问也纯正，并不低于许衡、吴澄。
薛河东的学问
我的老师伊洛阎先生说薛文清公：“先生崛起于数百年之后，心领神会濂洛之学，精神契合洙泗之道，学问以恢复本性为根本，言论以阐明本性为先。他说：‘六经四书，可以用“性”这一个字概括尽。’又说：‘孟子之后，道不明朗，只是本性不明朗。’至于论及所传承的事理说：‘明悟此本性，践行此本性罢了。’又说：‘颜回，世上没有孔子，就不应当在弟子的行列中。’我对先师也是这么说的。”
又说：“先师处世，从追求功名的人看来，认为他偏颇；从追求富贵的人看来，认为他迂腐；崇尚华丽辞藻的人，嫌他枯燥平淡；崇尚广博洽闻的人，嫌他拘束。谁知道他远慕太极之象，心神游于天真之境，而不依赖外物呢？”又说：“出仕与止退、久任与速去，充实而光辉，许鲁斋之后，仅见先生一人。他飘然洒脱，无所顾忌，即使是刘静修那凤凰翱翔于千仞高空的气象，又有什么可推让的呢？”凡是这些评价薛文清公的话，都达到极致了。
东溪日谈录卷十六 明周琦撰
文词谈
现在的人写文章，何必直接模仿老子和庄子？崇尚他们辞藻的老练苍劲，崇尚他们辞藻的人必定会损害义理。所以老子和庄子不进入圣贤之道，为什么不学习经传呢？经如《檀弓》，传如《孟子》，辞藻和义理都优胜可观。又何必直接模仿韩愈和柳宗元？韩愈与柳宗元，不过是辞章之士罢了。为什么不学习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的都是理学文章，即使不能达到他们的高度，也不损害义理。如果学习韩愈柳宗元却达不到，义理既已损害，辞藻也失去了。最终导致既不像韩愈，也不像柳宗元，辞藻和义理都丧失了。文章以气为主。所谓气，是道义之气，不是血气之气。如果是血气之气发而为文，其辞藻多呼号叱咤，雕琢巧媚，识道者所不取。如果是道义之气发而为文，其辞藻多正大和平，没有高而无实、雕刻巧媚之言，必定不会从笔舌中吐出。现在的人，稍有喜庆，就用序文来附和；稍有兴建，就用记文来记载。喜欢褒奖赞誉，厌恶规劝告诫；喜欢期望鼓励，厌恶抑制贬低。一个凶字不用，一个贬词不赘。即使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不如此。还指望他们学习经术吗？
韩愈的文章固然被朱熹喜爱，曾为他考辨异同，又在末尾附上王安石讥讽韩愈文章的诗说：“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为什么这样呢？”大概也只是辞章罢了，不能识道，对世道无补的缘故。他因为朱熹敬重韩愈其人，喜爱其文，唯独因为韩愈沉溺诗酒浮华，志在利禄，就有叹息之词，这哪里是了解朱熹呢？朱熹生于王安石之后，而东溪却说“他因为朱熹敬重其人”等等，大概是胡说八道。
《诗经》三百篇的体制，非常妥当。后来的《离骚》、汉魏的辞赋，变化而破坏了它。其变化还不大偏离。从《诗经》三百篇下到唐代沈佺期、宋之问近体律诗的变化，则《诗经》三百篇的宗旨才开始大大破坏了。宋儒也不能挽回这种文气。
朱熹曾说：“自唐初以前，写诗的人固然有高下之分，但法则还没有改变。到了律诗出现，然后诗和法则才开始大变。直到今天，更加精巧严密，而没有古人的风范了。”所以曾经妄想要抄取经史诗书所载的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直到郭璞、陶渊明的作品，自成一编，附在《诗经》三百篇《楚辞》之后，作为诗歌的根本准则。又在其下一等接近古人的，各成一编，作为辅助。权舆，朱熹这番话，想要挽救诗歌的破坏，用意是有所在的。
诗歌自从沈约一变之后，有许多体制出来，所以《诗经》三百篇的宗旨在此大大破坏。其体制如江左体、蜂腰体、辘轳体、隔句体、回文体、偷春体、折腰体、绝弦体、五仄体、五平体、拗体、变体、离合体、人名体、药名体、蹉对体、扇对体、双声迭韵体、平仄各押韵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