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仲景伤寒补亡论》，宋代郭雍著。徐氏序言。我从小学习医学。凡是能够补充和辅佐仲圣《伤寒论》的内容，没有一样不是我用心研究的。我知道宋代有常器之、庞安常、郭白云三位先生。常氏的著作，世上已经没有流传的版本了。庞氏的刻本也已经很少见了。家中收藏的抄本，也有很多缺漏和错误。原本收藏在江村袁氏家中。后来归到了顾抱冲手中。顾抱冲去世后，又归到了员峤黄氏手中。近来将要付梓刊行，以流传后世。至于郭氏的《补亡论》，我家过去收藏过抄本。我熟读并反复考索，已经有好些年了。这部书在明代末年重新刻印过。看青田刘公的序文，就知道这部书当时已经将要失传了。如果不是重新刊刻，到今天早就湮没无闻很久了。我年过六十，已经到了人生晚年，一生和世事都匆匆而过。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的门生和子弟们，让他们详细校勘核对。交付刻板印刷，赶快使它流传开来。这样将使古人补充和辅佐仲圣著作的苦心，不至于在今天湮没。这也是医学之道的幸运啊。一切事项都已详细写在凡例中。雕版印刷已经完成。因此顺从门生们的请求，又在书卷开头写下几句话。愿意请有志于此道的同人来评议这篇序文。这就是序。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冬至日，长洲后学徐锦记。刘氏序言。人承受阴阳五行之气而产生生命。却又因寒暑变化和七情影响而损伤身体。最终不能避免夭折。以至于不能保全造物主所赋予人的生命。圣人出现后，对此深感怜悯。于是替人遍尝百草，创立治疗疾病的方法。撰写《灵枢》《素问》等经典，阐明其中的医理。后来又有仓公、华佗、扁鹊、仲景诸位先生，相继撰写医论，阐明治疗方法。因此医道越来越清楚，医术也越来越精湛。百姓中患病的人，就可以依靠这些来保全生命了。无奈年代久远，传人渐渐湮没，医书也散失了。读书的人常常感叹其中的文理不能贯通，精深的义理也无法彰明。前宋时期，中州有一位郭白云先生。兄弟二人都是名医。他们穷尽经书，深入探索。对疾病的情况洞察透彻。他们每每反复研读仲景的著作，感叹其中有亡佚。于是进一步阐发其中深奥的道理，揭示其中隐微的意义。撰写《补亡论》一书，使仲景医论的义理得到完整保存。至于两感，阴阳交、阴阳易以及痉等论述，尤其详细、切实、精深而广博。真可以说是阐发了前人从未阐发的内容。使读者的心思和眼界顿时清楚明白。足以补充仲景著作的残缺。只是宋代的刻本，流传到元代，在战乱和兵火之中，又丢失了第十六卷中的几十条内容。其中精妙的义理和精辟的论述，全都湮没了，再也无法听闻。实在令人惋惜啊。现存的还有十九卷多。如果不把它刊刻出来，怎么知道它不会再次散失呢？让百姓中那些患有疾病、遭受痛苦的人，将凭借什么来避免夭折，保全造物主所赋予的生命呢？现在将这部书刊刻出来，也就是和神农、黄帝、岐伯救治百姓的用心相同了。这就是序。大明万历甲戌年仲春，嗣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前奉敕提督操江、历掌南京前后左右督府事、侍卫护军、诚意伯芝田刘世延题写。朱子为郭长阳医书所作的跋。绍熙甲寅年夏天。我前往长沙。途中经过新喻。到故焕章学士谢昌国公的家中拜访他。谢公留我饮酒。谈到长阳冲晦郭公先生的言论和事迹，他讲得非常详细。于是他拿出几部医书和历书，说：“这是郭先生所著的书。” 对于医书和历书这两方面的学问，我都没有学习过。不能凭此来揣测其中学说的浅深。于是请求把这些书带回去。打算等有空时熟读并深入研究它们。可是公事和私事都十分繁忙，在水路和陆路上不停奔波，一年到头都不得休息。所以始终没有空闲。第二年夏天，我得了重病，几乎死去。恰好故友之子王汉、字伯纪，从金华来探访我。亲友方士繇、字伯谟，也从籍溪赶来。两人一同诊视我的疾病。几天之内，我才稍微有了些生机。他们问起谢公传授给我的长阳医书。两人急忙请求观看。于是我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都又惊讶又欣喜地说：“这是一部奇书啊！” 大概它的学说虽然看起来都出自古代经典，却没有增益或减损。然而古代经典的内容深远浩博，难以寻究。而这部书分门别类、编排有序，容易看懂。怎么才能扩大它的流传范围，使世上学习医术的人，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从而了解古代圣贤医学之道的源流始末，而不再因它难以理解而感到困扰呢？我想起蔡忠惠公任长乐太守时，痛恨巫师以主持疾病、施用蛊毒杀人的奸邪行为。在禁止杜绝这些行为之后，又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教给他们医药知识，让他们治疗疾病。这就是仁厚之人的心意。如今闽帅詹卿元善，实际上正在继承蔡公的做法。而且施政把慈爱惠民放在首位。我姑且把这件事告诉他，不知他是否有意这样做。便急忙写信向他请教。元善回复说：“恭敬地答应。” 于是托付两位先生校订、刊刻并补正。我把事情的始末这样写下来，寄给他。或者我曾经说过，古人对于脉象，考察它本来就不只有一种方法。然而如今世上通行的，只有寸、关、尺的诊脉方法最为重要。而且这种说法详细见于《难经》开篇，也不是民间浅陋的俗说。所以郭公这部书，把这些说法都详细记载下来，并且采用丁德用密排三指的方法来解释它。《难经》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至于德用的诊脉方法，我私下认为，诊脉者的手指有肥瘦之别，病人的手臂有长短不同。如果以此相互对应来确定，或许还不能成为确定的结论。我曾经仔细考察《难经》为什么把脉部分为寸、关、尺，都是从关部向前、向后取脉，以测量它们与鱼际、尺泽之间的距离。这样看来，所谓关部，必然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也应当像鱼际、尺泽那样，可以从体表看见并预先确定。然而如今各家…… 各种没有明确依据的说法，只有《千金》认为寸口的位置，在那块骨头明显隆起的地方。而关部和尺部也都由此向前、向后取脉。那么它所说的先后次序，以及脉位的进退，如果与经典原文不相符合，只有民间流传的五言、七言韵语形式的脉诀，用词最为鄙陋浅薄。显然不是叔和原书中的内容。它竟然能够直接把高起的骨头指作关部，并把它的前后分作寸、尺以及阴、阳的位置。似乎得到了《难经》的本意。然而世上的名医，却认为它是伪作。于是干脆丢弃不顾，羞于谈论它。我并不是精通医道的人，不能对它加以订正。姑且把这种说法附在这里，等待明白医理的人来加以评判取舍。庆元元年乙卯岁五月丙午日，鸿庆外史、新安朱熹书。自序。《素问》说：疾病是根本，医者是枝末。根本和枝末如果不能相合，邪气就不能被制服。又说：根本和枝末如果已经相合，邪气就会被制服。所谓根本和枝末，说的是同一整体中根本与末端的关系。如今疾病和医者，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整体，怎么能把它们说成根本和枝末呢？大概是说，某一种疾病是根本，那么治疗某种疾病的医者就是枝末。根据疾病的根本来治疗它的枝末，那么医者和疾病，自然就各自成为一类了。比如患伤寒病的人，把伤寒作为根本，那么能够治疗伤寒的医者也就作为枝末。这就是所谓根本和枝末已经相合，邪气于是能够被制服了。如果把伤寒作为根本，却把能够治疗痹病、疝病的医者作为枝末，那么根本和枝末就不能相合。邪气又怎么能够被制服呢？《素问》论述这件事，于是用“相得”与“不相得”来说明。圣人和贤哲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何况疾病有轻有重，医者的医术有高有低。重病必须由医术高明的医者治疗，这也就是说根本和枝末相合。扁鹊说：人们所忧虑的，是所患的疾病很多；医者所忧虑的，是所掌握的医道很少。

译医道少而疾病多，这就是根本和枝末难以相合的原因。各种疾病本来都很难治，唯独伤寒尤其严重。大凡人的疾病和痛苦，有的在皮肤，有的在肌肉，有的在骨髓，有的在五脏六腑。一旦停留在那里，就会长久不去。没有一种会进入经脉并与经脉之气流通。只有伤寒的邪毒，能够进入大的经脉，同经脉之气相互搏击。经脉之气不能胜过它，它反而借助经脉通道肆意侵害人体。人们只能拱手等待死亡。过去所说的那些流通血气、生养人命的经脉，如今却化成了寒、温、热毒，成为毒害人体生命经脉的东西。这哪里是其他疾病所能相比的呢？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它看作难治的疾病。在疾病刚开始发作的时候，每天传变一经。刚开始传变的时候，证候有时难以辨别，用药也还疑惑不定。在这个时候，医者的本领在于明辨。等到传变的证候刚刚出现时，用药必须迅速，如果犹豫不决就会出错。医者的本领在于果断。一经传变过去，又将传到另一经，新旧证候相互混杂，医者的本领就在于审慎辨察。作为医者，如果不是对六日传变的规律，已经在胸中清楚地预先判断，也就不容易应对这些变化。三阴三阳的变化，就像疾风和骏马一样，经过时一刻也不停留。想要追赶在它后面再进行攻治，就错了。何况还有其他邪气间杂侵袭，各种变化接连出现。有时在表，有时在里，变化出人意外，仿佛神明莫测，不能用固定的常规来拘泥应对。将要怎样应对它呢？所以仲景说：阴阳的虚实相互交错，其证候极其细微。发汗、催吐、泻下等治法彼此相反，造成的祸患来得非常迅速。这话确实可信。如果不是心思精专、学识广博，能够通晓无穷无尽的变化机理，就没有不在每一步都碰壁、处处受阻，以至于倒行逆施的。这就是所谓根本和枝末相合的可贵，然后邪气才能被制服。正因为它最难治疗，所以从张长沙以来，医家都特别重视它。对细微之处加以辨析，动不动就写下十几万字来教诲后世。如今的医方和医论，再没有比论述伤寒更详细的了。过去所说的难治之病，如今反而成了明白易见的疾病。问题只在于普通人做事马虎苟且，不诵读这部书罢了。这样写成书，是为了给后人带来益处。这难道不是惠及广大的人吗？所以陶隐居称仲景的著作为众多医方的鼻祖。孙真人感叹它特别具有神奇的功效。确实是有道理的。郭雍的二哥，字子言。曾任夷陵、秭归二郡的通守。他年轻时因为多病而喜爱医方。到处访问名医。当时还来得及见到常器之、康醇道等人。于是渐渐明白，医师一门的学问流传已久，而且在仲景的论述中有深刻的造诣。他常常感叹这门学问很难穷尽。如今这门医道却将要断绝了。他当时常把这些话告诉我。我最初听到仲景的著作时，还没有深入领会。后来日积月累地研习，到年老以后才特别爱好它。感叹自己已经太晚了。过去仲景感慨往昔医道的沦丧，痛惜那些横遭夭折而无人救治的人，于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我的用心，也是为了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的学识浅薄疏略，没有高明之人的见识，但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上面必定有所依据，心中必定已经有所领会，然后才敢把它写进书中。把世俗的妄论以及欺骗迷惑人的方法全部剔除。始终像天地、父母就在上方注视着自己一样谨慎。希望后世还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到那时才知道我所说的并没有错。如今我所编次论述的内容，从岐伯、黄帝直到近代的各种医书，凡是论述、辨析、问答、证候和治疗的内容，合计一千五百多条。总共五万字。分为七十多个门类。汇编成论说二十卷，方药五卷。我听说医家中有些勤于钻研的人，有的用三十年撰成医论，有的用二十年编成著作。他们用心精专，所以足以流传后世。假如我活到八十岁，如今已经日暮途远，却只想着尽快完成，哪里能够长久从事这门学问呢？因此不到一年就大略列出了全书的纲要。也是因为前人的论述已经很完备，后人接连不断地有所著述。我不过是借助书信文字的力量罢了。还不能避免内容有疏略和[缺字]。后世的君子，或许会怜悯我年老衰迈、昏昧错谬。后人可以指出其中的错误并加以订正，从而成全这部书的优点。这确实是值得期待的。唉！我生不逢时，上不能见到张长沙、孙真人，面向北方整理衣襟，行拜师礼向他们请教；下又不能到庞氏、朱氏两位先生面前求教。只能独自抱着这些遗留下来的医书，在深山穷谷之间呻吟。即使只能吃豆类、喝清水，也并不感到厌烦，因为其中自有乐趣。过去孔子尚且多能从事各种卑微的事务。子夏即使认为这是小道，也一定会加以考察。圣贤尚且不废弃这些事情，何况我们这些后人呢？希望不要因为我的浅陋和吝惜而将我弃绝。淳熙八年，岁在辛丑，暮春之月，河南郭雍谨慎地叙述近世各家的伤寒著作。例如高文庄的《伤寒类要》，我没有得到它的原本。庞氏、朱氏两家的著作，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常器之的《补治论》，虽然略有流传，却没有得到善本。现在凡是文字缺失的地方，就把它补上；有讹误错乱的地方，就加以订正；有怀疑而不敢采用的内容，就删去；希望不要因此损害原作者的声誉。后来的著作，只有王仲弓监丞的一部书，颇有阐发新意之处。遇到前人缺漏的地方，就采用它的补充。从这部书以下的著作，都不值得收入。即使有流传于世的，也不足以成为后世不可更易的定论。第一卷。《伤寒名例十问》。有人问：为什么称为伤寒？王叔和编次张仲景的话说：冬天天气严寒，万物都深深潜藏，有修养的人也会固守自身、谨慎闭藏，这样就不会受到寒邪的伤害。那些接触并冒犯寒邪的人，就称作伤寒。人体受到四时之气的伤害，都能形成疾病。之所以把伤寒称为毒，是因为它最容易形成危害生命的猛烈邪气。有人问：伤寒又称为热病，为什么呢？《素问》第三十一篇说：所谓热病，都属于伤寒这一类疾病。又说：人受到寒邪侵袭，就会形成热病。所以《素问》都把它称为热病。《素问》第三十二篇又说：有肝热病，有心热病，有脾热病，有肺热病，有肾热病等名称，以及相应的病证和针刺方法。有人问：伤寒为什么有五种名称呢？《难经》第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种，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就是这些。为什么同一种疾病却有五个名称呢？郭雍说：这些疾病都是受到寒邪侵袭，并且发病后都表现为发热，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之所以有五个名称，是根据四时邪变之气的不同来说的。冬季有风邪和寒邪两种证候。所以冬季可称为中风，也可称为伤寒；春季称为温病，夏季称为暑病，也称为热病；秋季称为湿温。这些都是再次感受四时之气所致。所以名称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可以称为伤寒，也可以称为热病。所以王冰说，谈论这些疾病的发病，都是由伤寒导致的。称为热病，是因为它们的证候都表现为发热。有人问：为什么称为温病呢？《素问》第三篇说：冬天受到寒邪侵袭，到春天必然发生温病。所以王叔和转述仲景的话说：受到寒邪侵袭后立即发病的，称为伤寒；没有立即发病的，寒毒藏在肌肤之中，到春天就转变为温病，到夏天就转变为暑病。所谓暑病，是热邪达到极盛，比温病更加严重。所以辛劳困苦的人，春夏两季多患温热病，都是冬天接触寒邪所造成的，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时气所致。《素问》所谓的热病，指的是四时发生的疾病，它们的证候都表现为发热。后世把暑病称为热病，是因为夏季的时气属于热。它在四时的热病中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