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题《魏了翁周易要义》。华父师敬子【李燔，字宇】的学术传自紫阳。紫阳注《周易》，特别称许卜筮初起时所表达的占断之意，并说恐怕人们涉入荒诞之说【朱子作《本义》，开头列出筮仪，每卦明确写出象与占，使人知道观象玩味卦辞，而不涉入谶纬】。魏了翁于是以正义为宗旨，删去繁杂，取其精善。《释文》考察陆氏之说，同时引用马融、郑康成、王肃、简氏之说，以求简约的要旨，但又颇为详尽。▯尊尚竟不知道【朱▯尊的《经义考》没有著录此书】。稀世珍宝确实如吉光片羽，开创宗旨，破除虚玄，使孔门的教义彰显【该书原序说：传《易》的人不断转相承袭，只有魏世王辅嗣的注古今独冠，江左诸儒都传授他的学说。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全都崇尚虚玄，义理多涉及释氏，不是孔门的教法】。三种《易》都明说以“周”为名，大概是说取岐京【叶】之名。乾卦刚健，具备四德；坤卦柔顺，只是顺随倡导，不说牛而说牝马，能够行走而无疆【本书解释“利牝马之贞”，说坤是阴道，借柔顺之象来说明柔顺之德；又说不说牛而说马，是因为牛虽柔顺，却不能在大地上无疆地行走】。但我进一步思考，仍然就是一个乾卦的刚健【坤卦的牝马正是承接乾为马而言；马本属纯阳，在坤卦中则为牝马，所以乾卦直说“利贞”，坤卦说“利牝马之贞”，可见坤的四德就是乾的四德，只是以柔顺为吉】。乾坤的分别既已确定，其余各卦依类推明【叶】，大旨也不会失误。端正《十翼》的正义，臣下的贤良；出处更加卓异，正色立于朝廷纲纪之间，难道只是寄托于空言吗？运用《易》确实有常道。四库广泛搜罗，懋柱献出珍藏；抄写刊刻，使它归于开导世人的著作，文教因此昌盛。卷首题写五言诗，用来彰饰世代守护的长久事业。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周易要义》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案：《周易要义》十卷，宋代魏了翁所撰。了翁字华夫，号鹤山，临邛人，庆元五年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魏了翁认为，讲说经书的人只知道诵习成说，不能广博详尽地求取经义，因此摘取各经注疏中的文字，按照事类分别编录，称为《九经要义》，这是其中的第一部。方回《桐江集》中有《周易集义》跋，记载魏了翁曾说：“卦辞的文辞、卦爻的变化、卦象和占断，是《易》的纲领；卦辞、彖辞、象辞、爻辞，画爻和爻位虚实的区别，互卦、反卦、飞卦、伏卦的说法，以及乘、承、比、应的规则，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义理就会有所缺失。”大体说来，他主张通过象数来求取义理，并在汉学与宋学之间折中。因此本书所录虽以注疏和《释文》为主，但采择谨严，裁别精审，可以说是剪除枝蔓，只摘取精华。王祎《杂说》说：“孔颖达撰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的说法，欧阳公常想删去这些内容，但他的主张没有实行。到了鹤山魏氏作《要义》，才加以防范删削，这类说法才断绝。” 这样也就很有廓清之功了。明代万历年间，张萱重编《内阁书目》，记载《九经要义》尚且存在：《仪礼》七册，《礼记》三册，《周易》二册，《尚书》一册，《春秋》二册，《论语》二册，《孟子》二册，另外还有类目六卷本，共编为一部书。如今各经有的保存、有的散佚，不能再合为一编，所以把世间有传本的各书分别著录。朱▯尊《经义考》的《群经类》中，著录《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注说：“分见于各经。”然而各经都著录《要义》，唯独《易类》只依据《宋志》著录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而没有著录此书，似乎是把《集义》当作《要义》。考察方回《周易集义》跋说：“鹤山先生被贬到靖州时，摘取各经注疏编为《要义》；又摘取濂洛以来各位大儒的《易说》编为《周易集义》，这是两部书。”这样就清楚了。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周易要义》【纲领】

译上六经正义表 臣无忌等说：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才华宏大，学问渊博，名声震动当时。贞观年间，他奉诏修撰，虽然加以考订核实，仍有未完备之处。于是降下诏书，再命令刊定。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司马、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蓚县开国公臣季辅，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都尉臣柳奭，前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臣谷那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臣伯庄，朝议大夫、国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贾公彦，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直学士臣范义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学博士臣齐威，宣德郎、守国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臣孔志约，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臣薛伯珍，兼太学助教臣郑祖，玄征事郎、守太学助教臣随德素，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赵君赞，承务郎、守太学助教臣周玄达，承务郎、守四门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门助教臣王真儒等，奉承皇上的旨意，旁征博引群书，谨慎地把成果上报。” 我们惶恐战栗，谨此上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汉代前后承述江南的虚玄之学，唯独王辅嗣的学说独居首位。传授《易》学的人，西都洛阳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都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上相互承袭，没有谁真正超绝。只有魏晋时代王辅嗣的注，古今独占首位。因此江左诸儒都传授他的学说；河北学者很少能赶上他。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全都崇尚虚玄，义理多浮夸荒诞。推究《易》的道理本来就难以穷尽，即使说得玄妙再玄妙，一旦要垂示规范、建立法则，便仍然是以“有”来教导“有”。如果讨论住内、住外之空，以及能与所的分别，这就已经涉及释氏的义理，不是孔门的教法了。王氏所说“七日来复”，就是《易纬》所说六日七分的成数。至于《复卦》说“七日来复”，并解释说七日应当是七月，意思是阳气从五月建午开始消退，到十一月建子才开始复生，所经历的是七个辰位，所以说“七月”。现在考察王辅嗣的注说：阳气开始被剥尽，到来复的时候，共经历七日。这样就是说阳气剥尽以后，经过七日才开始复生。但是阳气虽然从建午之月开始消退，到建戌之月时阳气仍然存在，怎么能说是七月来复呢？所以郑康成引用《易纬》的说法：建戌之月，阳气已经尽了；建亥之月，纯阴当令；到建子之月，阳气才开始产生。中间隔着纯阴的一卦，该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而言，便说“七日来复”。孔子的纬说清楚如此，王辅嗣的注也如此，郑康成的说法有迹可寻。王辅嗣在前面作这样的注，后来的诸儒却背离它；考察其中的义理，难道能够贯通吗？“先甲”“先庚”，王氏与郑氏的解释不同。《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王辅嗣注说：“甲，是创制法令。”又如汉代的甲令、乙令。王辅嗣又说：“法令施行之后才诛罚，所以说后面的三日。”《巽卦》又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王辅嗣注说：“反复申明法令叫作庚。”王辅嗣又说：“甲、庚都是申明法令的意思。”诸儒与郑氏的说法相同，认为甲是宣布法令的日子，先于它三日使用辛，取改新之义；后于它三日使用丁，取丁宁之义。王氏的注本来不是这样，诸儒却又不顾他的注，妄自作出不同的说法。进呈疏文并说明撰者姓名。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臣赵干叶等共同参议，详细考察其中的是非。到十六年，又奉诏与先前修撰疏文的人，以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都尉苏德融等共同参议；诏令赵弘智复核并进一步详审，为经文作注疏解说，共十卷。“易”一个名称包含三种意义。所谓“易”，是变化的总称，也是改换的特殊名称。圣人最初画八卦，设置刚柔两种爻画，象征阴阳二气；分布为三个位次，象征三才。称为“易”，取的是变化之义。既然“易”的意义总括变化，为什么独以“易”为名？《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说：“易，是它的德。”郑玄依照这一意义作《易赞》和《易论》，说：“易一名而含三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崔觐、刘贞简等都采用这一意义，说：“所谓易，是指生生不息的德，有易简的意义。不易，是说天地定位，不能相互更易。变易，是说生生不息的道路，在变化中相互承续。”这些说法都依据纬书；不烦扰、不纷乱，淡泊而不失其本，这显然说明的是易简之义、无为之道。所以“易”就是简易，读作“难易”的“易”。周简子说：“易，是更易的易【音亦】，也是不易、变易。”易是变更时代的名称；凡是有与无相互代替、彼此相互更易，都是“易”的意义。不易是常体的名称，有常有体、无常无体，都是不易的意义。变易，是相互变更、改易的名称；两者之间发生相互变化，这就是变易。张氏、何氏都采用这一意义，说：“易，是更换、代替的名称，是等待夺取的意义。” 重卦有四种说法，应当遵从王氏，以伏羲重卦为正确。

译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都说：伏羲得到河图而创作《易》。这样看来，伏羲虽然得到河图，还必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互相参验校正，然后画卦。伏羲最初画八卦，万物的形象都包含在其中，所以《系辞》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虽然已经有万物的形象，但万物变化通达的道理仍未完备，所以依据八卦再重叠，卦有六爻，于是重成六十四卦。《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就是这个意思。然而重卦的人是谁，诸儒说法不同，共有四说：王辅嗣等认为是伏羲重卦；郑玄一派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等认为是文王重卦。主张夏禹、文王重卦的人，考察《系辞》说：“神农之时已有盖，取诸益与噬嗑。”据此看来，他们的说法不攻自破。主张神农重卦，也未必正确。现在根据各篇文字验证，考察《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说“作”，是创造的意思。神农以后只是承述修治，不能称为“作”。那么幽赞、使用蓍草的人，就是伏羲。所以《乾凿度》说：“垂下皇策的是牺。”《系辞上》论说使用蓍草：“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然说圣人创作《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就明确说明使用蓍草是在六爻之后，不是在三画之时。伏羲使用蓍草，就说明伏羲已经重卦了。《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将用来顺应性命之理，因此建立天之道叫阴与阳，建立地之道叫柔与刚，建立人之道叫仁与义，将三才兼而两分，所以《易》有六画而成卦。”既然说圣人作《易》，兼备三才而各取阴阳两类，就更不是神农开始重卦了。《系辞上》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种：用来言说的崇尚其辞，用来行动的崇尚其变，用来制作器物的崇尚其象，用来卜筮的崇尚其占。”这四件事，都在六爻之后。为什么呢？三画之时还没有彖辞、卦辞，不能有“崇尚其辞”；因八卦重叠之后才有变化活动，三画不能变化，不能有“崇尚其变”；揲蓍布爻以后才用于卜筮，蓍草之法起于六爻之后，三画不能有“崇尚其占”；自然，其中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也不是三画之时。如今伏羲结绳制作网罟，这就是制作器物，说明伏羲已经重卦。又《周礼》的小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这说明三皇时已经有书。下《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自夬卦。既然观察夬卦的形象而制作了书契，伏羲有书契，就应当有夬卦。因此孔安国《尚书序》说：“古时候伏羲氏统治天下，开始画八卦，制作书契，用来代替结绳治理政事。”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就是这个意思。八卦三画初成时，爻象还不完备；把三画重叠为六画，事情就完备了。如果说重卦起于神农，那么他的功绩难道仅仅像《系辞》所说的那些吗？为什么《易纬》等书所列经历的三位圣人，只说伏羲、文王、孔子，竟然不提神农？这说明神农只是有“盖取诸益”的事，并没有重卦。所以现在依从王辅嗣，认为伏羲画成八卦后，随即自行重成六十四卦，这是符合实际的。重卦的意义，详细见于《说卦》。《连山》《归藏》《代号》《周易》也都取岐阳的地名。考察《周礼·太卜》所说三种《易》：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归藏》是黄帝。郑玄《易赞》和《易论》说：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郑玄又解释说：《连山》象征山中云气升起，连续不断；《归藏》是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周易》是说易道周遍普及，没有不完备的地方。郑玄虽然有这些解释，却没有其他可以依据的文献，先儒因此便牵强附会为文质之义，既烦琐又无用，今天不采用。考察《世谱》等群书：神农一名连山氏，也叫烈山氏；黄帝一名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时代的称号，那么《周易》称“周”，就是取岐阳的地名。《毛诗》说：“周原膴膴。”就是这个意思。又文王作《易》时，正在羑里，周德尚未兴盛，仍属于殷代，所以题作“周”以区别于殷；因为这是文王所推演的，所以称为《周易》。这和《周书》《周礼》题“周”以区别其他朝代相同，所以《易纬》说：“因时代而题作周。”就是这个意思。先儒又兼取郑玄的说法，认为既是周代的名称，也有周遍普及的意义。虽然想不遗漏任何说法，但恐怕也未必能够全部贯通。《易》题为“周”，是因时代而称“周”，先儒不再另作解释。只有皇甫谧说：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推演六十四卦，确定七、八、九、六的爻数，称为《周易》；因此文王安置了“周”字。一种说法认为，卦辞都是文王所作，爻辞则是周公所作。《周易·系辞》关于此事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为什么知道呢？考察《系辞》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又说：“《易》的兴起，是在殷代末世、周德兴盛之时吗？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吗？”《乾凿度》又说：“垂下皇策的是牺卦；阐明并演绎德行的是文王；承受天命的是孔子，贯通卦象以求验证。”又说：“苍牙通达神灵，是昌盛之人的成就；孔子演绎天命，彰明易道经典的准则。”这些文字说明，伏羲创制卦，文王系定卦辞，孔子作《十翼》。《易》经历三位圣人，说的就是这件事。所以司马迁说“文王被囚而推演《易》”，正是“创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的意思。郑学一派也都依从这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以卦爻辞所记之事作为验证，认为爻辞多是文王以后发生的事。考察《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灭殷之初，才追尊文王为王。如果爻辞是文王制定的，就不应说“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又说：“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开始被囚禁为奴，文王不应预先说到箕子遭受明夷。

译《既济》九五又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解释者都说，西邻指文王，东邻指纣王。文王在世时，纣王还面向南称王，文王怎么能自己说自己的德行受福胜过殷王？又怎能想要抗拒君主之国，于是只说东西相邻罢了？《左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说：“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周公遭受流言诽谤，也可以算是处于忧患之中。考察这些说法，可以认为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马融、陆绩等都同意这种说法。现在依从并采用它。之所以只说三位圣人而不计周公，是因为父亲统摄儿子的事业。上下两篇是文王所确定的。考察《乾凿度》说：“孔子说：阳数为三，阴数为四，这是卦位的正数。所以《易》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用来象征阴阳。阳道纯而为奇数，所以上篇三十卦，用来象征阳；阴道不纯而为偶数，所以下篇三十四卦，用来取法阴。乾坤是阴阳的根本和始源、万物的祖宗，所以作为上篇的开头而尊崇它们。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是阴阳的经纬，用来始终成就万物，所以以坎离作为上篇的终结。咸、恒是男女的开始，是夫妇之道。人道的兴起必由夫妇，所以用来奉承祖宗，成为天地的主宰，因此作为下篇的开头而尊贵它们。既济、未济作为最终两卦，是为了明示戒慎，从而保全王道。”由此说来，上下两篇是文王所确定的，孔子作纬书来解释其中的意义。郑氏学派依照经文分篇，把彖、象合计为十翼。彖、象等《十翼》的文字，认为是孔子所作，先儒没有不同意见。但关于《十翼》的数目，也有多种说法。既然文王的《易经》本来分为上下两篇，区域各自不同，那么解释卦的彖辞、象辞也应当随经文分开。因此有一家把《十翼》列为十篇：上彖第一，下彖第二，上象第三，下象第四，上系第五，下系第六，文言第七，说卦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郑学一派都同意这种说法，所以现在也依从它。从商瞿到汉晋，传授《易》学从未断绝。孔子作《十翼》以后，《易》道大为彰明。从商瞿以后，传授一直没有断绝。考察《儒林传》说：商瞿，字子木，最初从孔子学习《易》，传给鲁国桥庇，字子庸；子庸传给江东馯臂，字子弓；子弓传给燕国周丑，字子家；子家传给东武孙虞，字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田何，字子庄。到秦代焚烧书籍时，《易》被视为卜筮之书，独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没有断绝。汉代兴起后，田何传给东武王同，字子中，以及雒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人服生，他们都撰有数篇《易传》。王同又传给菑川杨何，字叔元。叔元传给京房；京房传给梁丘贺；梁丘贺传给其子梁丘临；梁丘临传给御史大夫王骏。后来丁宽又另外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犨；施犨传给张禹；张禹传给彭宣。这些大致是西汉以前传授《易》学的人。此后汉代又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等人，以及王辅嗣。孟喜以前已经题作上下经，纬书的文字鄙陋虚伪。但《子夏传》说，虽然分为上下两篇，却还没有“经”字。“经”字是后人加上的，不知道开始于谁。考察前汉孟喜的《易》本，已经分为上下二经。这样看来，在孟喜以前就已经题有“经”字。《孝经纬》称：“《易》建立八卦，排列六十四卦，转而成为三百八十四爻，运行机理、布列法度，其气运转变化，所以称为经。”但纬书文字鄙陋虚伪，不能全部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