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文佚〕

译御览并恭敬作跋 御制 御书的作品，才敢登载；并且在下方附注。其他门类不采用这一条例。一、旧志叙述次序中 行都官府的名称，有一字偶然相同的，就汇列在同一处。例如牛羊司列在大宗正司之下，省马院列在检鼓院之下。现在大致仿照《职源》的次序，参照 《国朝会要》，分别归入各自的类别，希望避免混淆。一、旧志中对帅守书写府尹，按 本朝旧制度，储君和亲王才任命为府尹；如今凡涉及 君上的，就称作守臣；其余只写“守”字。一、宫观和祠庙，只有上关 朝廷典礼的，才载录在这里；其余一并收入《临安志》。一、各类题咏，按类别附在编末；但不敢泛泛收取，只把 朝廷仪式 朝廷事务以及制度规制中有助于考察了解的内容收录下来。图 皇城图 （见图） 京城图 （见图） 浙江图 （见图） 西湖图 （见图） 皇帝驻跸的次序 建炎三年二月壬戌日 高宗皇帝的车驾从扬州前往杭州。四月癸丑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请求皇帝前往江宁。丁卯日，从杭州出发。【朝散郎、前任秀州司录事洪皓上疏说：如今内部忧患刚刚平定，外部敌势正盛，如果轻率地前往建康，恐怕金人会乘虚侵袭，应当先派近臣前往经营办理，等各项事务办妥后再出发，这样皇帝鸣銮出行也不迟。当时朝廷的议论已经决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五月乙酉日，到达江宁府。七月辛卯日，升杭州为临安府。闰八月丁丑日为初一。皇帝亲笔诏令说：“朕想定居建康，不再迁移车驾；或者向右前往鄂岳，向左驻留吴越。各地山川形势、地理条件和民情，哪里安全，哪里危险，哪里有利，哪里有害？三省可以把这些意见给行在的职事官和掌兵官，让他们分条详细说明后上报。”张浚最初提出了迁往武昌的建议。这一天百官上封事，都说岳、鄂路途遥远，粮饷难以接续，又担心 皇帝车驾一旦行动，江北群盗就会乘虚渡江。第二天，辅臣入内应对，最终确定了向东巡行的策略。丁亥日。皇帝召见诸将，询问迁移车驾的地点。张俊、辛企宗表示赞成。皇帝从岳、鄂前往长沙。戊子日，吕颐浩等入内应对。皇帝说：“张俊、辛企宗不敢作战，所以想避到湖南去。朕认为金人所凭借的只是骑兵众多；浙西是水乡，骑兵即使很多，也无法纵横驰骋。” 壬辰日，都进奏院监官周元曜从京城 迎奉太庙神位。从艺祖以下九室神位，运到临安。壬寅日。皇帝车驾从建康出发。十月癸未日。皇帝车驾从建康府到达临安府；庚寅日，前往浙东。壬辰日到达越州。四年四月，韩世忠在江上逼迫金军。吕颐浩请求皇帝前往。皇帝前往浙西。甲申日，下诏亲自出征。御史中丞赵鼎说：“应当等浙西安定、建康的盗寇全部渡过长江以后，再回转车驾。”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日，下诏说会稽的漕运接续不上，迁移车驾到临安。绍兴二年正月丙午日。皇帝车驾从绍兴府前往临安府。四年十月丙子日。皇帝对辅臣说：“朕委屈自己与金人讲和，但金人又放肆地侵凌。朕应当亲自统率六军，前往长江边，通过一战决出胜负。”于是下诏亲征。丁丑日，任参知政事孟庾为行宫留守。戊戌日，从临安府出发，奉迎天章阁。祖宗的神御随行。【壬寅日，进入并安置在平江行宫。】五年二月壬午日，皇帝车驾从平江府前往临安府。在此之前，正月癸亥日，参知政事孟庾上表，恭敬地请求皇帝回驾。皇帝车驾返回临安府，下诏答复说：“朕早早整治军备，终于平定边境忧患。暂时驻留吴门，前往建邺安置军队。想到那里山河优美，却又经历战火之后，虽然有关部门按时修筑城墙，并修缮官府、城池，但百姓扶老携幼来到那里，仍然没有可以依托的城邑、房屋和住所。再次看到你们的奏章，极力请求朕回驾临幸。看见官府仪制，便想到汉高祖刘邦，南北上下同心；跟从仁人而居于邠地，也符合父老百姓的诚意。朕勉强顺从你们的奏牍，暂且商议回转车驾。想来警跸的声音将再次传来，也会更加慰藉你们见到仪仗的喜悦。可以依从所请，暂回临安府驻跸。”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梁汝嘉率领本府父老、僧道、士人和百姓上表，迎接皇帝回驾。皇帝车驾当天赐给临安府官吏、军人和百姓等人，诏书说：“朕统率万骑时时巡行，正谋求远大的战略。” 祖宗九庙尚未恢复，怎么敢安然定居？近来亲临长江边统率军队，希望迅速消灭当日的敌寇，于是颁布前面的诏书，暂且商议回转车驾。你们都怀着向日葵般归向朝廷的心，同样生起望云盼驾的心意。朕嘉许你们的拥戴，想来足以慰藉你们的忠诚。于是二月丁丑日，从平江出发。六年八月甲辰日，皇帝亲笔诏书大意说：“战争尚未停息，边境多有忧患；派出的戍卒历时已久，始终不离铠甲；运送粮草翻越险阻，长久抛弃家室。你们这样尽力效忠，朕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因此朕将把饭送到嘴边时放下匙箸，天还没亮就起床穿衣，不推辞马上的劳苦，以便处理军中的事务。想来那些同舟共济的众人，会知道朕即将启程的心情。告诫你们这些有官职的人，各自尽力履行职责。把这件事告知朝廷内外，使大家都知道。”当时张浚从江上回来，极力陈说前往建康的行动不可迟缓，但朝廷议论不一。皇帝独自采纳了他的计策。眉州平民师维藩进献《中兴十策》，请求皇帝亲自出行。皇帝前往军中视察，下令朝廷讨论此事。张浚认为可以采用；适逢间谍报告刘豫有向南窥伺的意图，赵鼎于是建议皇帝前往平江。九月丙寅日，从临安府出发。【癸酉日，驻留平江府。】七年三月辛未日，前往建康。八年二月戊寅日。皇帝车驾从建康府前往临安府。此前，七年闰十月，赵鼎等人商议回驾临安。【赵鼎《事实》说：皇帝提议回銮，诸位大臣起初都没有异议，只有赵鼎说：“今天如果再次返回临安，四方一定会认为朝廷只求退缩，没有兴复的意图，哪里知道陛下的圣明谋划并不是这样？如今固然不能让每户人家都明白，只有以后淮上有警报时，还须前进擂鼓激励诸军，这样进退才大致合宜。”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旨先让百司出发，使百姓预先知道；又让建康守臣兼任行宫留守，以表示往来于两都之间，居处没有固定地点。大概从十二月下旨，到第二年二月才离开江左，期限并不紧迫，朝廷上下因此安然自得。】在第二年二月七日启程。【皇帝又对赵鼎说：“建康的各官署以及百官廨舍，都命令加以看管；以后朕再去临幸时，可以免得重新营造，以免损伤民力。”赵鼎等奏报说，已经命建康府收管这些房舍，并且说如果金人把黄河以南归还我国，就应当暂时驻跸建康，等待经营建设。】到达以后，随即下诏说：“从前光武帝兴起时，虽然定都洛阳，但车驾往返于各地，见于前代史书的不止一次。他能够奋扬英武威势，接连进行上天的讨伐，上继汉朝的隆盛，朕对此十分仰慕。朕承受 祖宗的福泽，能够继承大统，早晚都怀着危惧之心，不固定居住一处。近来巡幸建康，安抚淮甸，既已加强边防，勉励统率六军，所以又返回临安。朕将在内部修治政事，整治铠甲兵器，以安定国家基业，并不是厌恶风霜雨露的艰苦而图求宫室的安逸。从今以后，各路宣抚制置使等，都要深切戒备意外情况，更加激励士卒，始终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等待号令。各地帅臣、守臣和监司，要同心协力，共同办理军务，不得有谁懈怠，以符合朕经营国事的意图。” 宫阙（一） 大内

译位于凤凰山，即杭州州治。建炎三年二月，下诏把这里作为行宫。【当时执政大臣上奏说房屋狭窄，皇帝仍认为百官和六军还没有住所，所以不进入正寝。】绍兴元年十一月，下诏命守臣徐康国筹办草创。【有旨意说不得修饰华丽，只要能够遮蔽风雨就够了；当时没有空暇施丹涂彩，也没有关系。后来修内司请求营造三百间，诏令减为二百间。】绍兴二年九月，南门建成，下诏命名为“行宫之门”。三年，下诏命梁汝嘉在南门内创建廊庑。【因为百官遇雨时在泥地行走不方便。】绍兴十八年，南门命名为丽正门，北门命名为和宁门。【两门外各有百官待漏院。】东苑门命名为东华门。二十八年，在皇城东南外增筑外城。当时宫禁之中偶有营建，大多因事制定规制，务求俭朴。历代圣君相继承袭，很少有所增加。内廷事务隐秘，臣下不能详细知悉。现在恭敬地把大略列在下面。文德殿 正衙；六参官入宫问候起居；百官在此听取宣布。绍兴十二年建造。紫宸殿 为皇帝祝寿。大庆殿 举行朝贺。明堂殿 举行宗祀。【详见后文“明堂门”。】集英殿 用来策试士人。以上四殿都借用 文德殿，按不同事务悬挂相应的名称。垂拱殿 举行常朝；四参官入宫问候起居。绍兴十二年建造。后殿 淳熙六年重建。延和殿 垂拱殿和后殿的后面都有这座殿。遇到圣节、冬至、正旦、寒食等大礼需要斋宿时【有时是为了避殿】，皇帝就在这里临御。崇政殿 即祥曦殿。福宁殿 皇帝寝宫。复古殿 高宗皇帝建造。理宗皇帝重修。皇帝亲自撰写记文说：“复古殿，是……” 高宗皇帝燕居闲处的殿宇。高宗凭借圣明神武、文德兼备的资质，处在中天之下的艰难时局中，风火炽烈、烟雾阻塞，百姓没有谁得到安宁。他先于事物发现隐微，运用皇威使局势安定，终于能够削平各路盗寇，排斥击退外族。炎汉的德运重新光大，帝统因此兴隆。盛大啊，中兴的功业，与周宣王、汉世祖相比，也足以增光。内殿禁卫森严，命名为复古殿，作为皇帝省览政务、延请访问臣下的地方。既然已经达到时世安定、王道安宁，就应当整饬谋略功业，开启并赐福于后世，使福祉无穷。正如丰水边长满芑草，数代仁德，而这里正是源头所发；又如日月照临，光明显现在西土，而这里正是光辉运行停驻之处。本来应当亿万年昭然彰显，受到敬仰。年久失修，渐渐成为倾斜毁坏的废殿，难道可以缓办吗？臣资质浅陋，承继圣上的福绪，奉守先帝宫室，常常害怕使它蒙羞，哪里敢兴建创制？臣曾恭敬瞻仰这座殿宇，心中对先帝功烈深有感慨和仰慕，希望能实现万分之一的愿望。于是利用过去储存的余材，再加上内府财帛，命工匠修缮，仍依旧有规制，以坚固实用为务，不作过分奢侈。工程完工并与吉日相合，诚心想到保卫国家、制定治理方略，都有根本可循。我 高宗皇帝深藏精气于幽微之中，明察万里之外。他圣心所运转的道理，与天地同样广大。大概是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索便自然获得，从容而合乎正道，这就是上圣之道。臣才识浅薄，哪里敢谈论这些？只应当坚守诚心，恭敬地遵循法度，周旋于政务之间而遵守不违，如同亲耳听到先帝的命令。听取意见、接见臣下时，只崇尚忠诚正直；安定边疆、厚待百姓时，只把恩惠和信用放在首位。同时采纳广泛访求意见的长处，戒除清明之心被扰乱。日积月累，或许能够测知祖宗之道的深厚源流，用来养育天下，只是惭愧自己未能做到。谨慎记载大略，同时用来警戒自己，并借此招来忠言善意。又有皇帝亲制诗说：烈祖谋划把安乐留给年幼的后代，命令继承龟禁；严肃瞻仰复古殿，缔造之时想来正当年。凤纪历经多代，殿宇高飞的屋翼渐渐毁坏；想在安居中休息，常常想到自己德薄，恐怕使先帝蒙羞。勉力整治炎兴的新业，恢复舜禹的规制；栋梁高耸，不用玉石装饰，朴素砍削，仅仅涂泥盖茅。近在咫尺，如同看见羹墙中的圣贤；延续洪大的典则留给后世。遥想光宅旧日，庄严如同灿然垂下的文章。圣人的志向，首先确定宏大的名号，其中寄寓着有所作为的精神。风烟沉静，庙算深远；天日俯临，询问天下。屏障藩篱环卫四方，像方叔、召虎那样的贤臣；言语谋略丰富，如夔、益那样的辅弼。权力纲纪归于总揽，制度永远维持；培养士人，使其如鸳鹭般翔集；搜选兵士，振作如虎貔般的军威。像宣王修治政事的时代，像光武中兴之时；以文治安抚天下，以英武威势远及夷狄。万年彰显伟大功绩，奠定三纪太平的根基。继承先业惭愧不称职，规划宏大事业而时常感慨思索。修葺祖堂之心恭敬谨慎，仰慕美德每日勤勉。反复解释《车攻》雅诗，适宜续作《考室》之诗。工程告成，书写大略；拜手稽首，编成这篇粗陋的文辞。损斋 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宫中出示皇帝亲自书写的《损斋记》石刻拓本，赐给群臣。记载宰执说：朕曾在宫中开辟一间屋子，命名为损斋，摒弃声色和玩好，把经史古书放在里面，早晚闲坐其中；又曾作记来自我警戒。记文说：我曾认为，处在天下的正位、统治域内万事万物，如果每天追逐外物，却不能树立独立不移的操守，就会常常损耗精神、疲惫意志而不知停止；扩大宴饮游乐，办理不急迫的事务而被私爱牵累，纷纷扰扰不能收回放纵的心，难道还能有回光反照、抑制损减的办法吗？我对此很有感触。况且汉唐君主有以道自乐的意愿，却没有彻底明察大道：汉武帝雄心勃勃，内心迷恋神仙，向外排斥夷狄，穷兵黩武，天下骚动；这不是用减损来保持盈满。唐明皇奢侈放纵，把信任交给叛逆的胡人，勉强粉饰太平，沉溺于宠妃，四海烽烟四起；这不是懂得减损来守住帝位。推究其根本意旨，都是失去了满盈必戒的道理。应当以此鉴戒往事，早晚警惕思考。凡是追逐当时流行的事物和一切多余的东西，都一概屏弃，不再放在心上。常常担心自己不能反省，积习容易使人沉溺，每天陷入琐碎事务和悔恨过错。几案之间只放书史，用来考察古今；完全撤去无益之物，以显示不以物欲为贵的教化。凡是动摇心志、放纵眼目、迷惑意志、损害性情的东西，没有不清除的；清心寡欲、减少牵累、节省费用，则奉行不违。有时不然，也拿笔挥毫，真书、草书任意书写，浓淡斜行、疏密安排，全凭心意；只是对笔砚之间仍有不能忘情之处，似乎也算贤能吧。乾坤的道理在于简易，简易就能获得天地的规律。《易传》说，器物不必制作，车服只求够用，这话确实有道理。朕在日夜忧劳之余，于殿庐旁开辟此室，明亮窗户，把它作为游息的地方。朕欣然摘取前面的说法，题名为损斋，早晚清静安适地居处其中，把它作为自我警戒，希望修养减损之德，从自身奉养方面有所节制，按照古训行事。选德殿

译孝宗皇帝建造它作为射殿。御座后面有一面大屏风，分区绘画各道，监司、郡守分列两行，各自标明官职和姓名；屏风背面又绘有华夷疆域图。皇帝诏令学士臣周必大撰记，并书写其文。【皇帝即位以来，宫室苑囿一概没有增建修缮，唯独在宫禁东面开辟一座殿，命名为选德殿，规制朴素而壮观，以台阶为主体，台阶中间设置漆屏，写着各郡国守相的姓名。群臣有绘制方略图来进献、其中有可采纳内容的，就悬挂在墙上，以备观览。皇帝多次召集文武臣僚讲论治国之道，询问百姓疾苦。至于朝廷内外的奏报，以及军国的重要事务，都在这里审察裁决。有空闲时就研读经传，有时亲自挽弓射箭，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停止。臣周必大当时在禁林中，曾奉诏得以来到这里。有一天，皇帝命令臣为此殿撰记。臣学识愚陋，不能充分发扬圣意，文辞也不足以铺陈事情的美好，只好谨慎采集《诗经》《礼记》和古文中关于射箭以观德行的事例，以及后世成败得失的由来，依次说明这些道理。按照礼制，君主的世子出生三天，射人用弧矢向天地四方射六箭，以便早早端正并确定其德性；后来选拔士人参加祭祀，也一定通过射箭。天下人才的进退任用，以及参加祭祀者由此得以成为诸侯、卿、大夫，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有宾客交往、宴饮慰劳的恩宠，也没有不用射礼的。诗人在献酬唱歌之余，还根据射中或不中、是否罚酒，表示褒贬和休戚，把这些看作王公大人教化百姓的根本。由此看来，古代君臣之间周旋往来，以礼乐来学习熟习并勤勉实践，难道不能说是事先办事、预知戒惧，在安定时也能想到危险吗？所以三代以前，卿士都可以独自统率军队，兵与民合为一体，战争不会因内心滋生而起，世世代代都得到安定。到了末世，只把射礼当作威仪和美观，实际却不相称；纵马驰骋、射猎游乐而政事不举，于是国人暗中忧虑，变乱之风兴起。此后王道逐渐废缺，文臣、武臣、军队和农民便分离而不能合一。秦汉以来，国家的兴衰治乱，很少不依靠军队。一个人张弓搭箭，路上的行人往往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来不及逃跑；烽火刚刚点燃，便发现大夫没有可以任用的人，不得不从行伍中拔擢将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没有培养和储备人才。上天把陛下赐予后世，使陛下振奋精神，追踪远古初始的传统。陛下认为射箭本来是男子的事务，并不只是为了使用武力；射箭是用来观察德行的，并不只是为了显露威势。因此建造这座殿来延请群臣，裁决重要政务，阅览图籍史书，而命名时以射礼为主。在日常起居之间，已经默默显示亲身实行的宗旨，那么大小臣僚以及四方万里之外的人，都应当遵循其中的道理、思考其中的意义，受到感化，效法君主所喜好的事情；使争胜负转化为谦让，使崇尚勇力之中包含仁义的可贵，使防止邪念安于真实，长期习惯而与自然相同。这样或许可以兴起贤能，询问百姓，弥合已经分裂的兵民，使文武走上同一轨道，关键也许就在这里。从前周宣王中兴时，诗中说：“射夫既同，助我举柴。”解释这句的人说：“这是《小雅》全部废弃后又恢复古道的诗。”大概次序有先后，功业在于不懈；深沉潜藏而刚强制胜，正是天道。陛下神圣，一定能从这里有所领会，臣哪里足以知道呢？】缉熙殿 理宗皇帝改建旧讲殿而建成此殿。皇帝亲自撰写记文说：“《大学》说：从天子到平民，一概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朕牢记这句话，知道修身必定从学习开始，学习对人的益处确实很大。从前盛世时创立学制，从辟雍、頖宫直到党庠、术序，都是同一制度、同一宗旨。所以八岁进入小学，教导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的子弟都能参加。十五岁时，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以及百姓中的俊秀，都进入太学，教他们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人一天也不能不学习，何况以一身承担国家和百姓寄托的人，难道能不急切地致力于此吗？”尤其是我家 历代圣君相继创制述作，考察古代、崇尚文教，建立治国之道，把正心修身作为家法。讲学的美盛，超过汉代、胜过唐代。朕资质浅薄，承继先帝的美好事业，遵循既成的法式，恭敬地践行美善的教训，不敢安逸懈怠。以先圣为师，早晚两次来到经筵，天天两次与儒臣交谈，讨论经史。于是就在讲殿开辟旧日的居所，取周成王日有所进、月有所成的意思，题名为缉熙殿；屏弃多余之物，聚集收藏书册。闲暇时安适愉悦，整日藏身修学，日子久了越发熟习，仿佛成为日常功课。至于翻阅古今、以贤哲为友，得到片言只语而反复推究，体会其中意味，便忘记万机劳苦；根据一个道理融会贯通，充实扩大于内心，便足以窥见宇宙的广大。心中有所欣喜，便时常寄托于笔墨，没有其他嗜好。于是内在的天趣深厚，而对外物的交往浅薄；胸襟安泰愉悦，而外界诱惑止息。名教之乐，确实有广阔余地。观察古代帝王询问学问的事迹，虽还没有达到深奥境界，也将要窥见其门径；这样或许能够不断增益、扩充广大，步步进入光明境界，用来修身，用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希望与《大学》的宗旨相合，不辜负家法的传承，难道不是正确的吗？端平三年，给事中兼侍读臣洪咨夔进献《缉熙箴》。【臣恭敬地看见正月初一，皇帝陛下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朝会退后，宫中传出皇帝亲笔诏令，增加补充讲读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译天下事务很多，但学习最为重要，所以《尚书》二典没有比“考察古道”更优先的。陛下胸怀大道、佩行德行，遵循尧的轨范、取法舜的法度，从即位之初就尊崇典学，难道只是像汉代在正旦设置重席来装饰视听吗？陛下虚心谦逊，每天两次驾临缉熙殿，延请接见儒臣；儒臣们戴着高冠、垂着大带，整齐雅正地就列。凡是皇王、帝霸治国的原因，天地、百姓、万物得以建立的道理，无不聚集辨析、居处实行，使人不知不觉地有所进步。臣浅陋，不能仰望日月末梢的余光，却越级升任劝讲诵读之职，使荣光照耀在书帛之间。退下后只想着恭敬地指出过失、敬慎地陈说善道，便仿效虞人所作的官箴来劝诫君王，恭敬地拜手稽首，撰成一篇，冒死在开始进读时进献。文辞虽然曲折拙劣，却怀着勤恳之心；微小的忠诚愿意每日趋向高明光大。希望陛下俯察圣慈，特别加以采纳。其辞说：浩瀚苍天生养百姓，设立君主和老师。君主居中树立自身，作为天地两仪的宗主。仁德在于自己发扬，敬慎在于自己约束，刚强在于自己克制，明察在于自己觉悟。最尊贵的没有超过德性，最幽微的没有超过道心。正道若能在蒙昧初起时得到涵养，就像泉水刚开始通达；欲望若不因减损而被堵塞，道德就会像泽水越来越深。因此《大学》以至善为归宿，《中庸》必谨慎独处；以准绳规矩在行动将要发动时检束百般作为，以盘盂几杖在一念尚未追逐外物时收摄心念。只有安定，才能澄清万物变化的根源；只有虚心，才能招来各种善行的益处；只有广博平易，才能培养人才的气概；只有宽厚宁静，才能充裕民生的力量。五事是祭享上帝的根本，九经确实是治理世事的准则。《关雎》《麟趾》的意义存在，王政就能兴举；《棠棣》《葛藟》的义理明白，天赋的常伦就能树立。这就是帝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那种以恩惠取悦人、以美色迷惑人的临春、昭阳等宫殿，难道不值得你思考吗？那是损害德行的锋刃。那种酒肉浓烈、以糟为堤、悬肉为林的奢侈生活，难道不值得你思考吗？那是伤害生命的利刃。何况沉溺淫乐，志意一定荒废；沉湎酒色，精神一定昏乱。前面来不及顾及泰山、华山压顶的灾祸，后面也来不及忧虑大海翻腾的危险。把四海的重大使命供给一己之心的奢侈，把百世的恶名换取一时片刻的欢娱。为什么不思考天命不易承受、王业极其艰难呢？应当敬慎啊！不要说苍天高远、它的鉴察不会临近；上天就在你的居室之中，隐秘处没有什么能逃过察看。不要说百姓卑微、他们的听闻容易欺骗；宫中敲钟，细微的事情也没有不显露的。所以清静安居时，必须像骏马奔赴宗庙祭祀那样恭敬；天黑休息时，必须像辨明天色、准备早朝那样警醒。观察的对象贵在宏大，不要被狭隘之见束缚；思虑贵在长远，不要局限于浅近。不要希求侥幸功名，那只会使杂草骄骄生长；不要耗尽利益根源，那只会使树木光秃。不要只羡慕名声而抛弃实际，不要只崇尚才华而遗弃德行。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疑虑不决；不要因为喜爱直臣而疏远他们，也不要因为喜欢正道而违背事务的实际。不要轻率举事而中途停止号令，不要轻易发布命令又仓促改变。优柔游移，威权就会转移；姑息迁就，纲纪就会败坏。被亲戚故旧的私恩牵制，就会损害人心的公正；喜欢左右近臣的小聪明，就会拖累君德的大体。以至于船只偏重一边就会失去平衡，药物泛泛试用也只能暂时痛快。这些都是有国家者普遍的祸患，也是希望治理国家者应当深切戒惧的。唉！道理从学习中进入，治理也从学习中产生。从《祈招》中思考王道法度，从《无逸》中懂得稼穑艰难。厌恶美酒，喜爱善言，是三王四事的关键；放弃郑声，远离佞人，是四代礼乐的根本。实行一定要努力实行，积累一定要真实积累。小臣奉诏读诵，谨敢告知执戟侍卫。】熙明殿 当今皇帝把东宫的新益堂改建为讲读之所。皇帝亲自撰写记文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务，已经由来很久了。天地、百姓、万物的道理，圣贤言行的准则，以及古今建立政事、国家制定大经大法的本末源流、精微曲折，都具备于典籍之中。广泛观察而简约取用，把它施行于天下，没有不由学习而来的。学习的作用大极了。”《中庸》从博学、审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笃实行事，一直到穷尽本性、赞助天地化育；《大学》从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一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运用这个道理。我朝历代圣君相承，对此都急切地加以重视，开设书帷，礼聘经学之士，早晚每日两次讲学，寒暑从不懈怠，因此能够明白治理大道，追踪古代帝王，成就长久治安的事业，遗留给后人，终于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美盛啊！朕奉承 先帝留下的宫室，不作任何改建，只有这座大殿，供朕与学士大夫坐下来讨论唐尧、虞舜时代的事情。如今朕哪里敢把这件事放在后面？这就是建造此殿的原因。此殿其实就是“东宫讲堂”。先皇帝把它命名为“新益”，并把深厚的训诫谆谆告诫给年轻的继承人，言语仿佛还在耳边。于是咸淳三年春三月落成，题名熙明，以承接缉熙殿的意义，完全以敬慎为根本。人的一颗心，空明灵妙而通彻，能够包容万理、应对万事。天高地低，太阳升起、月亮运行，都与这颗心相互流通，浑然一体之中又灿然具备一切。这就叫作本体的明。自古以来，盛世帝王所做的事情，无不念念在学习；他们精纯专一、执守中道，每日更新、不断进步，纯正不止息的妙处，无非是使本来具有的明德充实并扩大而已。因此，从精神、心术的细微处出发，通达于每一件事、每一件物；从宫廷幽深隐秘之处谨慎自守，再推及四方万里的遥远之地。用它来穷究事理，就没有到哪里而不能通达；用它来应酬交往，就没有处在什么地方而不恰当。这样一来，光明就更加盛大而广博了。《诗经》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大概只有敬慎，才能涵养气质的纯粹，克除外物欲望的拖累，洞见义理的真实，使光明盛大的功效始终如一。”}],

译先皇帝把这些道理传授给我，我也以这些道理来学习。佛时承担重任，给我看显明的德行。只有师傅、大臣以及那些博学大儒，更加彼此修养砥砺，使我能够大步遵循他们的教训，也能够彰明天下的治理。咸淳三年，太傅、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臣贾似道，因赴经筵进呈《十箴》说：【臣听说，帝王盛治，必定有戒惧勤勉的警诫。《诗》《书》所记载的事情，常常寓含规劝进谏的言辞。保持盈满而想到谦冲，是圣人的德行；忧虑治理国家的危险而保持明察，是忠臣的义务。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不按照德行施政的。臣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帝王，可以成为圣王。然而德性高明广大，正在于每天都不断更新。出入起居，必须无论到哪里都保持敬慎。无边无际的福是美好，无边无际的忧患也应当警惕。唉，应该戒慎啊！臣有幸能够出入经筵帷幄，亲自承受圣学教诲；每次入侍讲读，常常担心自己浅陋不足以补报圣恩。再想到掌管辨章的官员，哪里应当长久任职？将来一旦辞官归去，那么忧国爱君的心情就更加无从安置了。这次借着处置劳逸之间的事务，得到研习思考的闲暇，于是参照考核经书传注，广泛考察往昔事例。臣私下想到，扬雄以执戟郎这样卑微的身份，尚且有讽谏的《十二箴》；李德裕在外任职时，也曾进呈《丹扆六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何况臣身处备受咨询访察的末位，却冒昧不自量力，撰成古代体例的十首箴言。存道心：心是一身的主宰，道是一心的主宰。存养道心，德胜过气，人的本性就能与所禀之气相合。尊德性：把自己的地位看作忧患，不把拥有天下看作快乐。思艰难：由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供奉一人。崇节俭：君主发出的言语和命令，是荣辱的枢纽。谨言动：言语行动稍有差错，就会造成千里之谬。审万微：巧言如簧，《小雅》曾加以讥刺。察迩言：把繁缨假借给别人，《春秋》曾加以讥讽。惜公器：沉湎于酒、贪恋女色，是导致荒废的警戒。戒彝酒：旁门左道是扰乱政事的门户。屏异端：一缕鲜血也能表现忠诚，因而借辞章申述心意。陛下不因臣愚昧而弃置，能够长久地观览省察，这就是臣微薄地追念先帝知遇之恩，并报答陛下的一片心意。微小的尘土也能帮助高山，萤火的光亮也能为太阳增辉。文章勉强写成，实在不知如何裁定取舍。只希望圣明留意，谨将十箴列在下面：存道心。臣民以君为主，君以心为主。自己的本心有主宰，外物就不能侵扰。天地之间，只有道最为广大。这个道、这颗心，广大得没有外界。寂然不动，这是紧系我身的天理。操持它，它就存在，便可以成为圣人、贤人。那些昏昧不觉的人，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凭什么能够保全本心呢？以专一不二的敬意尊崇德性。上天所赋予的本性，比自身还要尊贵。考察古代先民，他们平日回顾、践履敬畏之道，因而兴盛，能够承受并化解外来的侮辱。本性没有不善的。学习这种道理，使情感远离偏失；常常在情感尚未发出时加以察验，发出后又合乎节制与中和，这才是尊贵。只有谨慎，德性才会厚重；只有懒惰，德性才会轻薄。只有德性胜过血气，才会使本性成为合乎正道的情感。思考艰难。艺祖开始谋划创立基业，冒雨披风，栉风沐雨。太宗继承他的事业，长久安定天下，建立讨伐功业。中兴之际历经艰险，是我高宗、孝宗承受这一事业，勤勉地顺应上天的心意。真伟大啊！穆考重新建立人的纲常，足以比拟他的父亲开创基业。他开垦、拓辟土地，继承并拥有美好的事业；自身能够承担艰难，对此反复思考，没有什么不是艰难的。崇尚节俭。《大学》说：“饮食少而费用宽裕，不节制的叹息，将从哪里取得呢？我不过是一座台榭的末等罢了。”既然因费用而爱惜，一条裤子又能花费多少？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尊贵、享用精美膳食和服饰，就对非功用之物吝惜。王母说：“我富有，凡是赏赐都没有定额；臣下诱导奢侈，宠幸之人蛊惑嗜欲。”只有圣人能够节俭，节制一切而使其有制度。谨慎言语行动。君王的话就是命令，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记录；言语行动关系荣辱，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天下的视听所关切之处，没有比朝廷更严肃的。起居举动产生的讥议，也非常明显。言语沉默如风雷，天地的运动静止也是如此；一旦失去法则，就会被世人视为弊病。对外要禁止浮躁妄动，对内才能宁静专一。要把这些箴言反复警诫自己，像佩韦、佩弦那样自我警戒。审察万事的细微之处。万般事情、万种思虑，从天理出来而进入尘俗，没有比这更细微的了，其中却有神妙的作用。即使像秋毫那样的差错，一旦发生，也会造成驷马难追的谬误；不要等到可怕时才知道畏惧，要在祸患发生前预防祸患；不要因为事情细小就曾经对此不忧虑，也不要因为善行微小就曾经对此不修习。履霜而知坚冰将至，六月的记载不是也这样说吗？要“兢兢业业”。察看近处浅近的话。《易》警戒左腹，《诗》畏惧长舌；小的信义可以巩固，小的忠诚可以结聚。有了谦逊自守的言论，一定要向不会诬陷善人的人求证，这样才能使言辞得到推究。日积月累，浅薄的言论最容易进入人心。□百条小径、千种捷径，捷急纷杂的一句话，或许会成为仇敌、谗人、盗贼的门户。舜是什么样的人呢？尚且要察听近处的言语。爱惜公家的器物。唐太宗说过：“作为天下的君主，怎么能因为自己而把公物私用于一个府第？”正因为不私用公物，反而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地位尊贵而受到宠爱，反会受到伤害；如同婴儿吃得过饱，天把这种职位交给他，神把这种器物交给他；轻慢神明就会受损，亵渎上天就会被抛弃。赤色蔽膝有三百件，反而成为讥刺鹈鹕的诗篇，还是把它们放回箱笥之中吧。对此要谨慎，要爱惜。戒除常饮之酒。酒会败坏人的德性，也会腐蚀自己的肠胃，于是厌恶那酒的美味。从前夏王、商王沉湎饮酒，通宵达旦，终于使国家倾覆；汉代驰骋于浮华钟鼎，灾祸在女色中酝酿；歌舞的宫殿和酣饮的内室，这两者往往相互因袭。不要厚颜贪恋这种酒，以致伤害自身。这个身体并不微小，因为它是百姓的主宰；应当保全这种清明的本心，以求长寿。天子要屏除异端邪说。没有什么显赫之物不是出于上天，没有什么神圣之事不是由于百姓。君主处在天与人之间，天与人合于一身；德行能够感动上天，福祉在于养育百姓。奇异的服饰，污染宫禁，违背《周礼》，这样就会败坏政事。曾听说唐代君主沉溺于讽诵佛经，名义上说是福报应验，那么这种应验究竟在哪里？那些是什么人，时而穿黑衣，时而穿黄衣？应当有正确的符命，以师法上帝。王】下诏褒奖说：“我想古代以师道教训君主，以师傅辅导德义，所以日渐熏陶涵养，日日月月都有进步。只是想到自己资质浅薄，早晚兢兢战战，常常担心有所羞辱……” 先帝美好的德行，实在有赖师傅近切地磨砺、规劝匡正，陈述善道，匡正错误，使他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警戒的话，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师相凭借建立国家的大功和崇高的德行，以精粹的学问、宏大的文章，成为朝廷的表率，统领词臣。忠言和嘉谋，滋润了我的心。像《无逸》《立政》这样的篇章，正是周公用来教导成王的，我每天都盼望得到这样的教诲。十箴进呈上来，我恭敬地整肃容貌，打开诵读；其中正大而深奥，表里都与六经相合。凡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防闲邪念、保存诚信，克制自己而复归礼制，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用来防止见闻方面的错误，节制嗜好方面的过度，保存畏惧戒慎之心的道理，已经极其完备、极其透彻了。仰想先帝为后世求取贤能辅佐之臣的心意，师相忠诚专一，仰对上天；至于其中的源流、纲领、根本和理要，哪里是六箴五规所能相比的？先儒程颐说，辅导培养君主的德性，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如今从师相身上看到了这种尊贵，他所听闻并实行的、他所了解的，我怎么敢不努力学习？我谨当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佩戴在身边，列为屏障，用来代替佩韦、佩弦；还担心自己寡闻昏昧，不能达到帝王盛德的境界，更希望师相时时赐予如药石般的忠言，自始至终扶助辅翼，使我万年长久地观览奉行。这就是我这个冲弱之人的最大愿望。想到师相的忠贞尽节，于是特加褒奖。勤政殿 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在进食殿的旧址上改建。嘉明殿

译今上皇帝咸淳二年，在东宫绎己堂旧址上改建。钦先孝思殿 绍兴十五年建造，遵循“东都旧制，以此奉……” 祖宗神御 《咸淳临安志》卷二 行在所录（二） 宫阙（二） 祖宗诸阁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龙图阁 真宗皇帝天章阁 仁宗皇帝宝文阁 神宗皇帝显谟阁 哲宗皇帝徽猷阁 徽宗皇帝敷文阁 绍兴十年五月，诏书说：“恭敬地想到……” 徽宗皇帝亲具上天纵成的睿智资质，又以日益进步的圣学辅佐自己，因而制定治理方略，修明礼乐，扩大兴办学校，阐发经典典籍，逐步完善治理事务。皇帝的文章和御笔，发出后成为号令，著录在简册中的，光彩灿烂如同日月星辰的文采，装饰着上天而垂下光辉，使万物增色；这些文字用来传授谋略、树立教化，作为万世的准则，几乎与《诗》《书》相互表里。将要加以搜集编纂，崇重地修建层阁，以严肃地收藏珍宝，并把它们传示后世永久保存。该阁敬以“敷文”为名，恭敬遵循旧有章程，应该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依次排列职务，使其充任西清的咨询访察之臣，成为儒学之士的荣耀宠遇。把这些写入法令。” 高宗皇帝焕章阁 淳熙十五年十月设置。诏书说：“我仰敬地想到……” 高宗皇帝扩大弘大运数的德业，建立中兴的大功，长久安定各方，全面更新各种政务，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治理事务全部展开，停止战争、搁置刑罚，仁慈之风广泛传播。大概是由于不断修习精明之学，才表现在经纬天地的文章中；把这种道理扩展到精微的传承，体察众多奥妙而以尊崇明德来涵养。凡是宣示训诫的言论，以及挥笔写成的著作，都有宏大的光辉，卓然成为伟大的法典。现在将要加以搜集编纂，谨慎地收藏。考察历代帝王的盛美，没有超过尧的文章光辉，因此在高阁上题揭此名，并在清静的廊厢设置相应职务，希望能够奉行承继，传给永久。该阁敬以“焕章”为名，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按照旧有制度办理，以等待贤才。令有关部门办理，并将此写入法令。” 孝宗皇帝华文阁 庆元二年五月设置。诏书说：“我想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明达圣王的治国谋略，纯正地彰明王道法度，安排治理天地；其道理存在于浑厚朴实的典籍中，像雷风一样鼓舞万物，仁德深厚而温纯的诏命，写在玉石简册上，明亮如丹青。太微宫三光所在的朝廷，充分彰显凤凰栖息的气势；上帝所藏群玉的府库，深邃地贯通龙纪之文；宝典、谋略、训诰的垂示，礼乐刑政的施用，都与尧的文章光辉相配，显出舜帝哲明的文采。应当一并辑录宏大美善，严肃地安排燕翼之谋。该阁敬以“华文”为名，设置学士、待制、直阁，严格遵循国家法典，优厚擢用儒士英才，以此整饬有关部门，并刊入法令。” 光宗皇帝宝谟阁 嘉泰元年十一月设置。诏书说：“我想从前……” 光宗皇帝□□□□日，新的圣学见于号令，像雷风一样彰显鼓舞万物的神妙；文章光彩灿烂，如银河映照、日月回旋的装饰；笔画严整，具有鸾凤蛟龙飞动之势；光芒灿烂，如珠玉错落。应当加以承袭收藏，严肃地安奉。龟书彰显祥瑞，与东壁珍宝交相辉映；虹彩凝聚祥瑞，恭敬地进献西清的御宝；列举伏羲图式的秘奥谋略，更新大禹天命的承继。用美好的名称冠于其上，题揭在高阁之中，恭敬地祈求万灵护卫，涵盖群玉府的精华。该阁敬以“宝谟”为名，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等待大儒，以彰明燕翼之谋，写入正式法令，交付有关部门执行。” 宁宗皇帝宝章阁 宝庆二年十月设置。诏书说：“我仰敬地想到……” 宁宗皇帝具有仁圣的资质，亲自实行纯粹的德行，继续发扬光大先世事业，德行与太阳一样日日更新，幽深美善而聪明睿智，举动都与上天相合。自从实行更化以来，尤其谨慎地修明内政、抵御外侮，疆土渐渐归附，赏赐功臣、颁布庆典；这些都写成谋略训诰，使远近臣民共同欢悦。所谓诏令，显示德化已经成就；玺书，照耀万里以外，几乎兼具一切盛美。《经》不是说过吗？“只有上天的命令，美好而没有止息”，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文王的德行纯粹”，这就是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纯粹而又不止息，我宁考的文章大概正是本于此，所以能够自然地经纬万物，成为万世的规范。河图、玉琰，是光耀宝镇的文献。我正要恭敬地搜集睿智制作，彰明并严肃地收藏，应该题揭宏大的名称来尊崇燕翼之谋。该阁敬以“宝章”为名，仍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由才德相称的人担任，写入法令，永远彰显光明。” 理宗皇帝显文阁 咸淳元年六月设置。诏书说：“我想……” 理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留下的美德足以流传亿万年。每日致力于不断修习精明之学，上天开启了经纬天地的文章；向上追溯洙泗以前的道统，向后尊崇伊川、濂溪之后的理学。铿锵的《韶》《濩》乐章，光明如云汉的文章。朕只是年轻浅薄之人，有幸承受先帝的训诲；凡是心传的要旨，都是从面受教诲之外得到的。尧说“大哉”，正彰显了文章所造就的光明美善。《不显》诗中所表现的道理，正是如此。宝阁刚刚建成，御制文章已经全部陈列。用来体现《中庸》所垂示的教诲，彰明后世继承前代文德。该阁敬以“显文”为名，设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以等待儒士英才，彰显宏大的功业。把它写入法令典章，用来整饬有关部门。” 谨按：祖宗各阁，都是用来收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物的；只有天章阁，自东京时期起是用来奉藏 历代圣帝的御容。中兴以来，皇帝驾临的地方，必定要选择地点。宋代奉行时恭敬地称作“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才开始讨论制度并重建天章阁。一座天章阁，而各阁所收藏的东西都在其中。从龙图阁到显文阁，共二十四字，合起来作为一块匾额。【中兴以后，天章阁不授予官职，大概不仅因为“天”字不是臣下可以称用的，也因为那里供奉神御，不可以和其他阁一样称说。】见《岳珂愧郯录》。北宫 德寿宫 在望仙桥东面。高宗皇帝将要退居休养时，就在秦桧旧宅第上修筑新宫。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日，诏令以“德寿”为名。乙亥日，宫内发出御札说：“朕居帝位三十六年，承受上天神灵和宗庙福佑，边境事务安定，国威更加振作，只是……” 祖宗传承帝位的责任重大，朕兢兢业业，担心不能胜任；忧劳于万般政务，没有闲暇安逸，想要解除身上的重负，以求长享福寿。自从朕心中急切决定这一大计，皇太子贤明仁孝，天下闻名，熟知世故，长久以来深得民心；应当让他从东宫即位，把国家交给他。这是上天所要辅佐的，并非朕敢于偏私。皇太子可以立即登上皇帝位，朕称…… 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皇后称为 太上皇后；军国事务一并听凭 皇帝处分。朕以清静淡泊为心，调养精神、蓄养志意，难道不是很快乐吗？还要依赖文武忠良同心合谋，使天下长久达到太平。丙子日，内禅礼仪完毕，于是迁移仪仗到这里居住。德寿宫、德寿殿两块匾额都是 孝宗皇帝恭敬书写的《康寿殿尝产金芝》。

译太上皇帝亲自制作赞文并序说：“康寿殿中生出一株金色灵芝，从左边栋梁处发出，光彩灿烂而茂盛，仿佛彰显我谦冲守正的德行，因此画图并作赞。以道义约束自身，事情成功后就会亨通；谦和之气凝聚而生灵芝，共有十二茎，光辉灿烂，争相秀美，凝结汁液，盘曲成英华，更加滋长德行的根本，这是上天开启、地道成就的祥瑞。”太上皇帝素来喜爱西湖上的胜景，又恐怕多次驾临会烦扰百姓，于是开凿大池。从宫内引水注入池中，堆叠石块造成山，仿照飞来峰。有一座堂名叫冷泉。孝宗皇帝曾作诗说：“山中的秀丽景色多么美好啊！一座山峰独自挺立，名叫飞来。青翠的山麓高低错落，俨然如画；苍润的石骨，仿佛神灵开凿而成。忽然听说仿佛把它移到宫苑中，指点顾盼之间，已经惊讶地形成排列的山峰。规模极像灵隐寺前，形势恍惚又像天竺寺后。谁说这是人力而不是自然？千岩万壑都藏着云烟。上面有高峻凌空的翠色山壁，下面有潺潺流动、冲刷如玉的飞泉。一座堂屋空敞，临近清澈池沼；浓密树荫交相覆盖，森然如羽盖。山头草木四时如春，看尽严冬岁寒，长久不老。” 圣人的心胸兼具仁与智，情怀优游闲适。壶中自有天地，却不是凡人间的天地。蓬莱、方丈，空旷而遥远。哪里比得上坐着面对三座神山？白日漫长，雅趣超越尘俗；散步逍遥，令人心情和眼目都畅快。山光水色没有穷尽，时常可以把它们舀入杯中的清水。太上皇帝御笔题跋说：“我的儿子从小就聪慧非凡，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如云气上升、江河每日增长，哪里只是得益于义方之训和师保之功呢？大概是天生就知道、早早成熟，有些道理不需要言语传授而能自行领悟。我近来到了宽闲的地方，堆叠石块造山，引湖水作泉，在旁边建一座小亭，用来作为我娱乐养老的设施，也让我的儿子在万机政务的空闲时常来游玩，父子相对饮酒，以山光佐酒，听泉水流动，洗去喧嚣尘埃，激发清雅兴致，恍惚像在灵隐、天竺之间徜徉，那种快乐哪里能说尽呢！我的儿子于是挥笔写成文章，把景物描绘得极其美好。虽然吟咏诗歌只是帝王余暇之事，然而遣词用意高出百代之上，不是大儒积年用力所能窥见其大概的，也由此可见他天纵多能。我读后十分欣喜，老眼也因此更加明亮了。”有一座楼名叫聚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太上皇帝亲自题写楼额，又把苏轼“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付闲人”这句诗大字写在屏风之间。禁苑四面景物如下：东面有香远【梅堂】、清深【竹堂】、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冈；南面有载忻【大堂，是举行御宴的地方】、射厅、临赋【荷花】、灿锦【金林禽】、至乐【池上】、半绽红【郁李】、清旷【木犀】、泻碧【金鱼池】；西面有冷香【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面有绛华【椤木亭】、俯翠【茅香】、春桃。又有一座亭名叫盘松，曾经…… 御制赞说：“上天赐下祥瑞之木，在高峻的山岭中得到它。枝条盘曲达数万，树干却没有两寻粗。愤怒腾跃有飞龙之势，安静时发出琴瑟般的声音。凌霜冒寒仍然茂盛，盛暑之时形成浓荫。用肥沃的土地封护它，以碧绿的湖水浇灌它。经历千万年，以慰藉我的心。” 重华宫 即德寿宫。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正月，诏令改名为“重华”。二月壬戌日，宫内降下诏书说：“朕以浅薄的资质，遵循尧的道路，兢兢业业处理万般政务，经过的岁月越来越久。依赖天地、九庙的德佑，边境没有惊扰，年成顺利，于是达到小康。自从居丧以来，勉强亲自听取政务，却不能每天侍奉……” 先帝的灵几筵席，朕亲自奉行礼仪；圣母的定时省视，也已经使朕心中感到满足。何况年岁渐高，想要解除重负。皇太子敦厚仁慈孝顺，聪明睿哲，长久掌管祭祀，军国事务也历经试办、参与决断，应该把大宝交给他，使他安抚万邦，让朕得以实现侍奉父母、永远承受天下奉养的心愿，难道不是美事吗？皇太子可以立即登上皇帝位。朕迁居重华宫，于是像绍兴三十二年的礼仪那样举行内禅。重华宫、重华殿两块匾额都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光宗皇帝采用隆兴年间的旧例，恭敬书写。【重华宫中有一间清净室，寿皇整天在那里安坐，桌上只有一部书以及笔、砚、纸、墨而已。近侍宦官曾奏请说：高宗皇帝留下的宝器、图画，陛下何不时常取来观看？寿皇圣谕说：先帝中兴的功德盛大，所以应当享用这些东西；我哪里敢拿自己同先帝相比？于是都锁闭起来，不打开。】【元夕后三日，宣召嗣秀王赵伯圭设宴。伯圭奏问：陛下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也欣赏过了吗？寿皇圣谕说：十四日，嗣帝到这里安排宴饮；十五日没有饮酒。这天晚上只弹了两支曲子，左右侍从报告说月色很好，于是出门沿屋檐赏月；不久饮了一杯汤，到二更才就寝。大凡饮酒不能连续多日，否则会使人精神思绪不清。人君如果没有人道之心，若不自己加以限制而任意放纵，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呢？这不只是饮酒一件事。】【近侍宦官奏请修缮重华宫，按照旧例必须由朝廷拨钱，交临安府、转运司办理。寿皇圣谕说：这里没有用钱的地方，积存的钱很多，只用重华库的钱就行，不必向朝廷请示。听说南内及此处工程完工后，再没有由官府差遣一个工匠、一个民夫。】【以上三件事，据倪思记载的他从伯圭之子师禹那里听来的话（见《经鉏堂杂志》）。】慈福宫 即重华宫，用来奉养 宪圣太皇太后。寿慈宫 即慈福宫，用来奉养 寿成皇太后。东宫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孝宗皇帝任皇太子时，才下诏讨论东宫的旧典制度。过了几天，就接受禅让。乾道元年，庄文太子接受册立，曾下令礼部、工部、太常寺查考旧典，但都没有可考的成例。只有武臣张孝杰能够记得政和年间的制度，停止设置厅堂，只涉及各官属、侍从人员的屋宇，持续了七年。光宗皇帝被立为太子、升入储位时，才下诏在丽正门内东面营造宫室。太子宫门。淳熙二年，开始创建射堂，作为游习技艺的地方。园囿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以及凤山楼，都是依次建置的。宁宗皇帝山嘉邸。理宗皇帝由沂邸入继大统，没有另外修筑宫殿。今上皇帝即位后，青宫才设于禁中，营建大抵没有固定地点。资善堂 始建于绍兴初年。孝宗皇帝在宫中长大，于是就在行宫门内建造书院，名为资善堂，作为就学的地方，但也没有固定处所。学士院 在和宁门内，大概是沿袭唐代北门的制度。玉堂

译高宗皇帝采用淳化二年赐给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的旧例，亲自书写赐给学士周麟之等人，刻在厅堂上，并附有记文。【臣周麟之近来在经筵随同韩某奏事，因而说起，昨天奉旨撰写皇子赐字之文，皇帝宣谕说：“这是学士院的旧例，不想废弃。”臣恭敬聆听圣音，私下仰慕圣主深谋经纬、远图继承前业，无论事情大小，都确实遵循前代美德。一开口便不忘旧典；而禁林自祖宗以来优厚宠遇词臣，赏赐不止一种，过去有宏伟美好的旧事，如今唯独缺少这一项。既然圣训提到此事，就不敢默然，于是具奏说：本朝淳化初年，太宗皇帝曾用飞白书写“玉堂”等四字，赐给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并对宰臣说：“苏易简告诉朕想求这几个字，你可以召他到中书省交给他。”后来成为翰林中的美事。每字径长二尺多，具有龙飞鸿翔之势，神妙尽备。从前遭遇变故，石刻拓本也很少保存。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圣笔天纵，超越百王；万机之余安闲时仍不断挥毫，龙文龟画，刻在青玉石上，分布内外，光耀众目，学校儒馆得到的装饰尤其多。只是玉堂值班官舍靠近禁宫，臣以浅薄才能，错误地承受简拔，掌管内廷诏命；时逢天晚清静，诏书很少，铃索不响，虚度时日而无所补益，竟不能考据援引旧例，补缀废缺的典章，以成为万年无穷的美事，臣便有罪了，敢冒死请求。】诏令说：“可以。”过了一天，宫内送出“玉堂”二个大字赐给臣下。奎星、壁宿的光彩灿烂，仿佛从天而降；光辉明亮，驱散昏暗、照亮幽隐。打开匣子恭敬瞻观，令人惊惧而敬仰，欢跃赞叹。与前代所谓“画起平云，点蹲芒玉”的书法相比，也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只是臣才识浅陋，深怕不能相称。入宫谢恩时，又得以向都省请求，向宰执宣示；等到中秘书省晒曝书籍时，让侍从、馆阁官员都能观览瞻仰，并把石刻拓本分赐士林，这是多么令人欣羡、荣耀啊！这是中兴以来的伟大景观，也是一个时代更加完备的文治典章。臣谨按，“玉堂”原是西汉的一座别殿，在未央宫中，与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白虎、麒麟等殿并列相望，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在李寻、翼奉传中略有显现。由此看来，“玉堂”大概是殿名，待诏之人有值宿官舍在那里。所以李寻自称长期任职于“玉堂”值舍。苏易简所求、太宗所赐的字，确实取自这个典故。后来为避英宗庙讳，到绍圣初年才取这两个字题在院门上；有见识的人非难此举，认为不应把前代殿名和本朝皇帝的宝墨题在臣下休息之地。如今臣下建请此事，本来不敢擅自进行，只是仰承圣意，刻石彰明此事，使它流传亿万年，扩大四方收藏，夸示儒生千载难逢的遭遇，使天下后世都知道皇帝陛下尊崇学问、考察古制，遵循文治、尊重贤才，才艺兼具道德，能够润色宏大事业，又不废弃旧典。如此，便是非常的厚恩，坠落的旧典重新振兴；也都没有失去太宗皇帝的本意。丰功盛烈、深厚教化和美善纲纪，巍巍然可以与淳化年间相媲美了。臣冒昧把大概写在下面，用来报答并宣扬圣明天子的显赫美好诏命。】庆元五年，重建玉堂殿，诏令只以“玉堂”为名。【据《翰林遗事》，玉堂本来是准备皇帝出行临幸时使用的，并非可以常住；只有礼仪完成时，才略坐在它的东面，接受院吏参谒。】景定五年，诏令恢复旧日寓直制度。御制诗一首并序，赐给直院牟子才、马廷鸾，说：“学士寓直玉堂，是盛大的典礼，如今又得以看见，因此作诗赐给他们：右掖摛文步武高，绫衾寓直焰兰膏；当年宫锦飞双鹄，今夕僊图看巨鳌。” 又作诗赐给玉堂苏易简：“光摇莲炬，令狐绹；明时盛事今重见，爰制篇章示衮褒。”臣牟子才等刻石并恭敬题跋。【玉堂地处禁省附近，各位学士中在这里任职的，都有轮流值宿的任务，以备天子召见咨询。唐人常以北厅台阶前铺花砖的道路作为入值的候日之处，所以旧日规则实行交替值宿，一般有早入、晚入、伴入等名目。本朝沿袭唐制，但学士都早入，而且单独值宿，不再有伴入。因此自太宗以来，双日夜值，单日下值；后来又确定双日锁院，单日宣麻，而单日直到晚上才下值。真宗时开始轮派讲筵官，准备接受宣召、引见和咨询，所以每晚两名官员，大致恢复旧制；有时遇到学士只有一人，便免除一宿。元丰时三人值宿免一宿，元祐时两人值宿免一宿；起初仍有奉特旨免值宿，以表示优待，后来便命请假的人依次递补值宿，制度更加严格。南渡以后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到高宗挥笔书写玉堂、实行寓直，制度才有所提高。隆兴初年于是下诏讲官轮流值宿，比真宗时更加完备；孝宗优待词臣，周必大等大臣记载的情况，尤其是近代少见的。台谏官暂时代理寓直，旧日宰辅因内宴留宿，也都夸为盛事。这就是宿直制度的大概。后来因循日渐松弛，几十年来内宿已有名无实，被视为文书具文，没听说有一个人踏着花砖道等待日影。景定甲子年五月辛未日，有诏恢复旧制。】恰逢臣牟子才再次入值，忝居首位值宿，忽然貂使从天而降，赐臣牟子才、臣马廷鸾御书和御制五十六字诗一首，又附序引，记述恢复值宿是玉堂盛事，共十八字。金石般的文辞铿锵茂美，奎壁星光明亮回旋。臣等拜伏跪地观看，心目都被照耀。臣牟子才、臣马廷鸾都恭敬地作诗唱和进呈，士大夫和学士传诵称说，认为这是非常盛大的举动。我曾考察自古以来善于作歌诗的帝王，没有超过虞舜的；但他的诗都是有所作为才作的。《南风歌》是为了使财富增殖、解除百姓愤懑；赓歌之诗是为了告诫上天所授的命令；《卿云歌》是为了配合上天的神灵。它们蕴藏在心中，发出而成为诗，使心意在君臣、天人之间得到通达，哪里是后世歌咏《大风歌》而显露霸主之心、吟咏微凉而引起爱惜之情的作品可比？如今圣上的制作盛美，难道只是为了私自宠褒臣牟子才、臣马廷鸾吗？关键在于有所作为才作诗，是为了表示崇尚文治、重复古道。圣人的文章词句建立大道、完备义理；如果没有这些言辞，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失，难道不是这样吗？况且自古以来君主在位长久，土木营造、甲兵征战、犬马田猎、祷祠方术等事情，往往不能完全避免。如今圣上临御已经四十一年，圣心与大道合一，恬淡少欲，常常在宫禁中清静独坐，往往到半夜还不能入睡，更加思念亲近儒生学士，访求治国要务；而心中所发，也大多关系天下治道。

译他用来给万世留下安定后世的谋略，使诏令无穷、恩泽无边地流传下去的用心，可以说是深远了。臣牟子才、臣马廷鸾既然冒昧承受盛大赏赐，私下考察圣作，不过是借令狐绹、苏易简的旧事来表示宠褒罢了。然而令狐绹在大中年间所受的事遇十分浅薄，他自己说最受恩遇，但入延英殿回答皇帝询问时，没有一次不汗流浃背；由此可知，他平日决没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事情。苏易简的贤能，遇到盛明时代，恐怕不是令狐绹敢于企望的。只是“大言”等作品，言辞略显夸饰，恐怕有宋玉、景差末流的过失。臣等所希望的，是砥砺名节义理，激发昂扬志气，力求不辜负天子用来宠褒我们的心意。文章不过是小技，本来不值得多说。于是共同谋划把文字刻在乐石上，用来抒发盛大光明；但臣牟子才、臣马廷鸾所作的和诗文义十分浅陋，实在不敢附刻在下方，只把事情的缘由详细记载，使观看的人有所考察。这一年十月丙午日。摛文堂 在玉堂后面，东西两侧各有房舍，用来安置词臣。宁宗皇帝采用政和五年赐给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的旧例，亲自书写匾额赐给学士高文虎，并有记文。【臣仰敬想到，皇帝陛下聪明博学、英明深厚，远远超过百王；孝顺、节俭、恭敬、勤勉，超越千古。对于珠玉翠羽等奉献之物，不玩赏、不亲近；对于声色宴饮的娱乐，一概屏除、远离。只想着延揽崇尚儒雅之士，广泛考察艺文，急切勤勉，唯恐来不及；听朝常到日昃，两次亲临讲帷，宫庭清闲时常常亲自使用翰墨。因此帝王之学时时敏进，达到高明境界；圣笔自然成就，精核而微妙，实在是皇王之极致、文字契书中罕见的事。臣冒昧凭浅薄才能待罪翰苑，丝毫没有值得称道的美好报答来承受厚恩。只是值庐靠近禁宫，起初营建时，正在中兴年代；后来逐渐迁移扩建，房屋越来越破败，这不是用来奉承御笔、聚集儒臣的地方。臣在进读迩英殿时，冒昧承受圣听，请求加以重新开辟；这是为了更加彰显圣上的眷顾，圣上的度量宽容，采纳了臣的意见。于是对外由京守，对内由主管部门，恭敬承受诏令，迅速努力营造，全都体察圣上的心意，共同谋划成就此功。中间建起高大的基址，又登上奎榜；两旁连接翚舍，交替安置词臣；门廊分区，图籍鲜明排列；幽静深邃而宽敞奥妙，比过去更加宏大。这全是依靠元勋大臣竭力赞助、英明决断，才承受隆重诏旨。仍命名为玉堂，亲自挥洒宸翰，增加禁中值宿的荣宠。】到了十一月，把“摛文堂”三个字赐给小臣。光辉照耀天地，婉转凝结的神妙笔意映丽星辰，真是皇家的盛美。臣私下认为，历代圣帝相继承传，优厚待遇士人，以明智谋略和著述来振兴、开导文教。自太宗首先赐飞白书，至高宗再次承受奎星般的御笔，如今又有天上光辉降临，珍贵书法一再赐下；皇帝的文章，前后相承，法度重叠，如同河图、洛书交相照耀，确实是千载难逢、一时极盛的遭遇。最初玉堂是西汉的殿名，与清凉、宣温、金华、麒麟等殿排列在未央宫旁，分设严密宫门让待诏之臣居住，所谓玉堂值宿，翼奉曾经担任这种职务；淳化年间的御书，大概就是取自这个典故。绍兴初年，为避英宗庙讳，只题写“玉堂”二字；然而这是臣下休息的地方，不应把前代殿名和本朝皇帝的宝札题在那里。周麟之大概曾经叙述过此事。现在皇帝发扬睿智，亲自挥笔题写，上以彰明尊奉祖宗的美德，下以彰显宠遇士人的恩典。与无忌、师道获得鸾虬形御书的赏赐，至德、处俊受到龙翼形褒奖相比，其显荣万万不能相提并论。臣曾听说，尧以文思运行帝德，舜以文明协和华夏；帝王历年，恭敬归于文治；周代历经多世，文采郁然昌盛。既然如此，帝王相承，凭借文章建立治理，已经由来久远。皇帝陛下考察古训，辅以贤臣规谏，订定制度、辨明仪礼，披览图籍、询问律令。这是文治的经纬：用礼乐制度彰明宏大的谋略，用金玉般的法度规范各种政务。德行修成而远方归服，仁政普及而政事醇厚，这是文治的功效。皇帝教化的盛大，光明显赫，增辉于祖宗，润饰宏大事业，留下燕翼谋略，都将由此推衍开来。臣没有什么才能，恭敬奉承宝墨，把它刻在青玉上，用来报答并宣扬天子的显赫美好，使其流传千万世。庆元六年正月一日。讲读官宿直位次 在学士院内。隆兴元年，诏令经筵官轮流值宿，制度稍有恢复。按照祖宗旧例，八月轮值学士院。刘珙以值宿处屋宇狭窄，请求扩展加盖，朝廷同意。【周必大《玉堂杂记》说：隆兴初年采用真宗旧例，讲筵学士院官员轮流在禁林值宿，每晚两人，以备皇帝宣召、引见和咨询。后来认为两个人难以分别召见，同时召见又难以充分议论，于是命一人轮流值宿。间或遇到授官，宣召并锁闭讲筵官员入值时，往往听到命令便仓促出门；有时正好遇到本院官员值宿，就留下锁院，不论是否当日值宿，往往特意宣召。每次值宿两日，称为头直；未直……】今上皇帝即位后，诏令仍旧实行宿直，以便接受咨询访问。《咸淳临安志》卷三 行在所录（三） 郊庙 郊丘 在嘉会门外向南四里、龙华寺以西。绍兴十三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请求依照本朝礼制，在国都东南建坛，并在坛旁修建青城斋宫。于是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臣杨存中、临安府知府臣王（日奂）等察看地势，负责修筑。坛共有四层：最上层方圆七丈，第二层十二丈，第三层十七丈，第四层二十二丈。分设十三级台阶，每级七十二级。坛和内壝共占九十步，内外壝之间通道宽二十五步。燎坛方一丈，高一丈二尺，位于坛南二十步以内；其余地面四十步，用来排列仪仗卫士。只有青城斋宫和望祭殿奉诏不再营建，临祭时搭设幕屋，大体仿照京师制度。正殿叫端诚殿，便殿叫熙成殿，外面是泰禋门。这年六月，降诏说：“朕继承帝位，处在东南之地。想到即位初年在维扬，曾开始在泰畤举行禋祀。深思历代圣王所成的典章，必须遵行每三年举行一次亲祠的制度。四时祭祀和寝宫筵席久已荒废，今日在圆坛举行祭祀，上天降下佑助，边境停止战事，寇盗平息，百姓安康富足。每日尽心奉养慈宁宫，每年都获得高廪丰收。面对这样众多祥瑞，怎敢忘记隆重报谢上天。在各室谒见祖先神主，把丘郊和泽中祭祀合并为一次祭祀。朕愿与群臣共同谋划这件盛事。朕决定在今年冬至日到南郊举行祭祀。告诫你们各主管官员，各自尽到职守，辅佐朕隆重举行祭祀，不得有不恭敬的地方。”十一月庚申日，开始采用元祐郊礼，合祭天地，设置大神、大示以及 太祖皇帝

译太宗皇帝的配位，并附祀诸神，共七百七十一位【昊天上帝、皇地祇的神位设在坛上，北方位，面向南；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神位设在坛上东方，面向西，北面为上，席用蒲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极、神州、地祇十位设在第一龛；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以及五行、五岳神位六十九位设在第二龛；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镇、四海、四渎神位一百七十二位设在第三龛；外官、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神位一百五十六位设在内壝之内；众星神位三百六十位设在内壝之外。第一龛席用稿秸，其余用莞草；席位都朝向内侧。嘉泰三年增加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个神位】设置祭器九千二百零五件，卤簿仪仗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人【二十五年郊祭增加三千人】。祭器中按规定应使用铜、玉的，暂时用陶、木代替；卤簿中按规定应使用文绣的，全部用缬绢代替。隆兴二年 孝宗皇帝首次举行郊祭，改在献岁上辛日举行，诏书说：“朕近来因为军务兴起，无暇举行郊见，想选择建巳月，已经告诫官员准备先庚之期；幸而外患得以消除，又担心延误隆重报谢上天的礼仪。恭敬地想到元日正好是上辛日，合乎《鲁经》关于启蛰的文字，也仿效周王室使用赤色牲牛的礼制。神灵的福佑可以迎取，就像汉帝在甘泉宫拜祭；祖宗的功业应当继承，就像太宗在至道年间所实行的那样。现在改择吉日，恭敬举行常行的典章。今后以明年正月一日在南郊举行祭祀【此前臣僚说，本朝多用冬至。干德元年，艺祖皇帝首次举行郊礼，那年冬至恰在二十九日，因为接近月底，便改用十六日甲子，采取古人避天忌的说法。如今首次郊祭都依照干德年间的旧例，但冬至也在二十九日，请求详细议定改用吉日，因此有此诏】。三年，因为寝殿设在净明寺的易安斋，距离青城较远，于是把寺中旧熙成殿迁到端诚殿后面，作为寝殿。咸淳二年。今上皇帝将要亲自举行郊祭，诏令临安府知府臣洪焘修建熙成殿、寝殿以及端诚殿各门；望祭殿仍搭设幕屋，事情办完后拆除。当时在丁卯年正月上辛日举行礼仪，采用隆兴年间的旧例。太傅、右丞相臣贾似道恭敬撰写《庆成诗》进呈【皇图开启新的景运，明德典章祭祀神天；隆重报谢之礼开始，礼文更加完备，超越前代。考察玉匮，恭敬占卜；上辛之日举行虞祭，寅正之时遵行夏礼。鸿大的仪式随时代有所损益，天命日益广大绵延。干德留下典范，隆兴阐明圣人传承。华美的光彩层层交汇，盛美的德业再次宣扬。紫坛在左，青城在北斗星宿之旁。云旗相连，仪仗护卫回旋。太室将要举行晨祼，斋宫在夜间高悬虔敬。神灵降临，内心深切归属；称量祭品等次，奉上洁净的祭物。爵、匏、茅、稿秸，龙章、玉珽、冠紞、冠綖；间列大钟，仪仗整齐，羽饰衡楅，牲体洁净纯全。卫戟如金枝树立，峨峨玉璋，玉佩相击。青玉方璧展开，黄玉纯粹；苍璧美丽，圆璧光明。田间火炬腾起祥光，京师柴祭升起诚信之烟。礼仪容貌显明而盛饰，祭祀根本在于内心深沉。隆重荐献初次举行，精诚早已磨砺；孝思恭敬而沉默，学问典章肩负保存。俭朴使风俗大为整齐，宽弘使贤才得到任用。舆图扩大到蜀土，烽燧熄灭于甘泉。腊日的信使带来瑞雪，春日的阳光显出万物美丽。与神交接可以质实相通，礼制明白而不可欺罔。銮驾回到端阙，鸡人传书，舞蹈遍及广阔疆域。长乐宫称寿，清晨在嵩山呼万岁；未央宫前使者负责迎接。臣领此职，惭愧如同雝相；奉陪参与，实在有幸。年老衰弱却徒然充任此职，知道该止步，何不归田？盛事载入美好的典册，微薄忠心编成颂诗。三灵从高处和低处俯视，臣恭敬行礼，始终坚定。伏地拜谢，歌颂昊天：皇帝万亿年长寿。”]谨按本朝祭祀典章，一年中祭祀上帝有四次：春季祈祭【上辛日祈谷】、夏季雩祭【四月】、冬季报祭【冬至日】，都在郊坛举行；只有秋季飨祭【九月】不设坛而在屋内举行，在净明斋宫设置神位【春、夏、冬三祭遇雨时，也在这里举行望祭】。都由官员奉命主持。遇到明堂、郊丘举行大礼的年份，秋飨和冬报便不再重复举行。明堂 就是文德殿。谨按：建国初年沿袭隋唐制度，每年季秋举行大飨，只在郊坛暂设神位祭祀。皇祐二年，才开始商议在明堂举行飨祭。皇帝亲自飨祭，并亲自诏令礼官讨论。这年九月辛亥日举行礼仪，从此定为常制。绍兴四年，诏书说：“朕以诚心飨祭上帝，为百姓祈求福佑，只是时势艰难，祭品不能完备，郊外报祭也来不及举行。然而礼制可以因时制宜，既然宗庙祈祭应当继续举行，就将天地合祭，并一同配享于 祖宗，使百神聚集而共同受祭。这大体增加了会稽近来的制度，依循皇祐以前的旧规，希望能够感通精诚的祭祀，获得美好的赐福。朕决定在今年九月到明堂举行祭祀。告诫你们各位官员，准备好各自主管的事务，恭敬辅佐朕办理祭祀，不得懈怠官守的责任【后来太史局说，历来明堂祭祀使用九月上辛日。绍兴元年九月八日为辛丑，因为还没有到九月节气，改用十八日辛亥。如今初五日为辛亥，也尚未到九月节气，应当使用十五日辛酉，属于节气以内的上辛日，朝廷听从了】。命守臣粱汝嘉会同修内司测量营建礼殿，设置正位、配位共四位，增加附祀诸神神位，共七百六十七位。皇帝亲笔书写“明堂”及“明堂之门”六字。绍兴七年，开始采用前朝皇帝亲自飨祭的旧例：祭祀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朝飨太庙【起初宫、庙都暂设在温州，每逢大礼大多派官员分别前往；到这时已经把神主迎奉到新太庙，而景灵宫尚未建成，只在平时御殿设置神位举行朝献】，礼仪都与南郊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岁〕 孝宗皇帝即位以来，四次举行郊礼。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被“严父”之说所迷惑，不敢议论宗祀。淳熙三年，权任礼部侍郎李焘首先请求实行，但没有成功。六年，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周必大与诸儒再次援引李焘的意见【他的说法是：在成王时代祭祀文王为宗祀，因此明堂并不专门以父亲配享。所谓“严父”，大概是指周公推究武王的志向，追尊文王的功德。从周公的说法来看，所以称为严父。如今如果专门举行秋季飨祭，在礼制上是合适的】，诏令同意。这年九月辛未日，于是合祭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配享，依照绍兴年间的礼制，因此周必大负责审定诏草。赦书明确阐述尊崇祖先的道理说：“周成王在洛阳举行宗祀，使文王升位配享；汉武帝在汶上合祭，把尊严推及高帝。”这些话大概是周必大自己记载的。太庙

译在瑞石山左侧。绍兴四年，诏令守臣粱汝嘉营造，这是采纳太常少卿江端友的请求。正殿七楹，分为十三室【祖宗室十一间，夹室二间】。五年四月，权任太常少卿张铢奉迎神主从温州到达。五月二日，皇帝车驾举行款谒礼。七年改名为“圣祖殿”【当时皇帝驻跸建康，带着神主同行，于是就在建康建立太庙】；十二月又奉神主返回临安。十三年，礼部、太常寺制定郊祀前一日朝飨的行礼仪注，在殿下横街北面设置七祀神位【司命、户、灶、中溜、门、厉、行】，又在横街南面设置配飨功臣神位，都依次排列在内【此处依据《会要》所载，而旧志说二十七年才恢复功臣、七祀之祭，不知依据何在，应当考察】。十六年，采纳给事中段拂的请求，整理订正礼器，但殿室狭窄，无法陈列。监察御史巫伋请求增建庙宇，于是向西增建六楹，连同旧有共十三楹，每楹为一室，东西两楹为夹室。又增建廊庑，修建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屋和库屋。十九年建斋殿。绍定四年毁坏，后来重建。景定五年，因为南墙外百姓住宅逼近，厚价收买房屋，命令居民迁往别处；就在原地建造致斋合子四十四楹，前面开墙设小门。又拨出粮料院的白马神祠，依山拓展地基作为庙院。咸淳元年增置。理宗皇帝的祏室，如今合计为十四室；帐座都位于中间而稍偏近左侧，大概是因为右壁藏有物件。神主出入处又有两层台阶，供祠官上下以奉迎神主。因为这是神主出入的地方。配飨功臣的位次 太祖 韩王赵普　　周王曹彬 太宗 太师薛居正　　太师石熙载 郑王潘美 真宗 太师李沆　　太师王旦 太师李继隆 仁宗 太师王曾　　太师吕夷简 侍中曹玮 英宗 司徒韩琦　　太师曾公亮 神宗 太师富弼 哲宗 太师司马光 徽宗 太师韩忠彦 高宗 太师吕颐浩　　特进赵鼎 蕲王韩世忠　　循王张俊 孝宗 太师陈康伯　　越王史浩 光宗 太师葛邲 宁宗 福王赵汝愚 四祖庙 在太庙各室以西，绍熙五年建成，用来奉祀四祖。僖祖 顺祖 翼祖 宣祖。每三年在孟冬举行祫飨，便在四祖庙行礼，然后依次前往 太庙 景灵宫 在新庄桥以西。南宋中兴初年，每年四孟月，朝献都在宫禁中举行。绍兴十三年，臣僚说：景灵宫用来奉祀 祖宗衣冠神像的游祀之所，就是汉代的原庙【按：景灵宫本来是大中祥符五年因圣祖降临而建的，神宗皇帝才开始扩大其规制】。如今只在便殿设置神位来飨祭，不能符合广泛尽孝的本意。于是诏令临安府会同修内司察看修建，就用刘光世家献出的赐第宅基地修造。门叫思成门，前面是 圣祖殿 宣祖殿至 徽宗皇帝殿居于中间【东西两廊的墙壁上绘有配飨功臣】元天大圣后以及 昭宪太后以下的各位皇后殿在后面【各殿都有名称，见后文】。宫殿建成后，七月皇帝举行款谒礼时，神御仍在温州，于是搭设帷幕举行祭祀。十月，吏部侍郎江邈才将神御迎奉到达。二十一年，议论扩建殿宇，韩世忠家又献出赐第，于是增建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七楹。从此斋殿、进膳殿、更衣殿、寝殿依次齐备。咸淳五年，诏令守臣潜说友重建后殿。殿名 圣祖——天兴；后——保宁 宣祖——天元；后——太始 太祖——皇武；后——俪极 太宗——大定；后——辉德 真宗——熙文；后——衍庆 仁宗——美成；后——继仁 英宗——治隆；后——徽音 神宗——大明；后——坤元 哲宗——重光；后——柔仪 徽宗——承元；后——顺承 钦宗——端庆；后——缵德 高宗——皇德；后——章顺 孝宗——系隆；后——嗣徽 光宗——美明；后——光顺 宁宗——垂光；后——体德 理宗——章熙 御圃 在东斋殿以西，沿着廊庑向右走，有三座大堂，临近池塘；左右有明楼，旁边有蟠桃亭。大堂南面是西斋殿【大礼恭谢结束后在这里赐花】，西面是流杯堂、跨水堂、梅亭，北面是四并堂，这些建筑都在咸淳五年重建。又有橘园一处、桂园和竹园各一处，其余种植四时花木果树，亭台屋宇无法全部记载。崇禋馆 在景灵宫南面，绍兴十八年增建。

译按《朝野杂记》记载：本朝宗庙的制度是：太庙用来奉祀神主；一年举行五次飨祭，朔日祭祀，并且每月荐献新物。五次飨祭由宗室诸王参与，朔日祭祀由太常卿主持。景灵宫用来奉祀塑像，每年四孟月的飨祭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皇后的大忌日，则由宰相率百官行香；僧人、道士举行法事，后妃和六宫也都依次前往。天章阁用来奉祀绘像。逢时节、朔日、望日 皇帝、皇后的生辰日，都遍行荐献。内臣主持祭祀，钦先孝思殿也奉祀神御；上日焚香，凡朔望、节序和生辰，都亲自斟酒献祭。太庙的祭祀使用俎豆。景灵宫使用牙盘，天章阁等使用日常膳食，据说采用的是家人的礼仪。斋宫 在钱湖门外，惠照院、昭庆院都作为朝廷举行祠祭、奏告的场所。惠照院有坛殿和燎坛，夏至日祭皇地祇，立夏祭荧惑，立秋祭白帝，旁边是斋宫。昭庆院有望祭殿，立夏祭南方岳渎，立秋祭西方岳渎，两廊作为致斋合子。淳祐年间，守臣赵（上与下心）重修【净明寺斋宫已附见于郊丘】。太社太稷坛 在观桥东北。自建炎至绍兴初年，有关官署只是奉行祭祀典礼，坛壝尚未修建，礼器也不完备。绍兴十二年，臣僚建议请礼寺讨论，朝廷才诏令临安府在城内择地，依照制度建造，在春秋二仲和腊祭前一日举行祭祀。其礼制仿照皇地祇坛；坛北有灵池，遇到旱灾也不干涸。九宫贵神坛 在东青门外一里。绍兴十三年，因太常丞朱辂请求，规定在春秋二仲举行祭礼，建屋而不筑坛。十八年，太常寺主簿林大鼐请求诏令有关官署在国城以东建坛，朝廷同意。坛为两层：第一层每边一百二十尺，第二层每边一百尺，高都为三尺。坛四面各设一阶，西南坤道另设一阶，每阶宽五十尺。坛上设置九座小坛，每座方圆八尺，高一尺五寸，彼此相距十六尺。坛下四面设两重壝墙，每重二十五步。祭祀用品完全仿照感生帝之礼。九宫神位中，北方为太一，西南为摄提，正东为轩辕，东南为招摇，中央为天符，西北为青龙，正西为咸池，东北为太阴，正南为天一。耤田先农坛 在嘉会门外向南四里、玉津园以南。绍兴七年，太常博士黄积厚请求祭享先农；后来司封郎中李涧又提出请求。朝廷诏令有关官署讲求此事。于是下令临安府拨给田地，营建祖宗亲自耕耤田的场所。十五年十一月，遂下诏说：朕励精图治，治理天下而忧患甚多，想到农事的艰难，希望百姓衣食充足，每逢进食便为此叹息，不敢稍有安宁。如今战争停止、百姓得到休息，流亡者返回故业；然而田地尚未开垦，游荡懒惰的人仍然很多，难道是农民失职，而训导勉励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位吗？仰念前代皇帝亲自耕种耤田，作为天下人的表率，醴、酪、粢、盛等祭品由此产生，敦厚、广大、纯正、坚定的风俗也由此形成，使耕种和奉养的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朕过去非常仰慕这种制度，于是命有关官署经营千亩田地，准备在来年春季恭敬洁斋，亲自驾车载着黛色耒耜，亲行三推之礼，以此向四方示范；希望人人努力务农、服事田地，上奉父母，下养妻子儿女，从礼义中兴起，以达到太平，这难道不好吗？把诏令传告远近，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十六年正月，亲自在先农坛举行飨祭：神农氏神位面向南，以后稷氏配享，神位面向西，以北为上。礼毕举行耕耤礼；又有思文殿御耕位和观耕坛。此后每年都在这里祭祀先农。高禖坛 在嘉会门外向南四里。中兴初年，暂时在钱湖门外惠照院斋宫举行祭祀。绍兴十二年，太常博士刘爃请求诏令有关官署考察坛位，于是命临安府在行宫东南城外因地制宜修建。十六年，又因监察御史王镃进言，下礼寺讨论。后来礼官援引嘉祐二年旧例，认为高禖坛应在东方长男之位；如今坛在行宫东南巽地，不合礼制，应在南郊坛以东察看改筑。诏旨同意。祭礼设置青帝神位牌在坛上，面向南，以帝伏羲氏、帝高辛氏配享，面向西，以北为上；又设置从祀的简狄、姜嫄神位在坛下卯阶之南，面向西，以北为上。每年春分派官员致祭，礼毕收撤两位从祀神的祭品、弓韣和弓矢，送入宫禁。皇后和宫嫔依次行礼。十七年，皇帝开始亲自祭祀。海神坛 在东青门外太平桥以东。淳祐十二年下诏说：自中兴以来，依靠海运建都，应该把海神作为大祀。于是交太常寺议定礼仪，诏令守臣马光祖建殿举行望祭。从宝祐元年起，每年春秋二仲派从官主持祭祀。《咸淳临安志》卷之四 行在所录〔四〕 朝省 三省 尚书省 中书省 门下省 枢密院【建国初年沿袭唐代旧制，在中书省北面设置枢密院；神宗皇帝时期，又迁到中书省西面。如今枢密院在都堂东面，只是枢密院属官分曹办事的地方，大概因为枢密使通常由宰相兼任，所以从知枢密院以下的官员都聚集在都堂】在和宁门北面的旧显宁寺，绍兴二十七年建成。都堂【在正座屏风上刻有《周官》一篇】堂上陈列 诏令、御制文、御书石刻 高宗皇帝 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高柔没有因为明帝的喜怒而毁弃法律，游肇没有因为宣武帝的敕命而歪曲文书。何况能因为观察臣民的态度而存有私心吗？曹刿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要按照实情处理”，这属于忠诚，可以凭此一战。难道不是这样吗？可以把这些话布告朝廷内外，凡是担任司法官的人，都应当致力于仁厚公正，用哀怜体恤来补充；上天虽高，却能听见下民，奖善罚恶，不要让自己的私情得逞，否则刑罚将及自身。把这些话放在座位右边，永远作为训诫。仍下札文给台属、宪臣，经常加以检查，每月把平反和超过刑期的案件详细上报三省；年终考核时，应当据此评定官员政绩优劣。

译以上是绍兴三年正月九日发布的恤刑诏。翰林学士臣綦（上宗下山）礼恭敬书写【绍兴三年，行在临安府，春正月乙丑日，宫中发出诏令，把狱讼官吏交给臣颐浩等执行。丁卯日下旨，命尚书右司□于石以墨本颁行天下。皇帝亲笔札书赐给大理寺，放置在厅事。庚午日又晓示六曹、两省侍从官，使他们都知道皇帝的仁德心意。左右司条列上奏刻石时应当请求的事项。辛未日命臣子画篆题写碑首，称为“绍兴恤刑手诏”，又让臣（上宗下山）礼书写碑后文字，置于政事堂，以便永久垂示训诫。皇帝的言语充满哀怜体恤，文章笔势飞动。读者无不感动，有的甚至感泣，知道这是仁圣之主的用心。臣（上宗下山）礼既然承受诏命，便拜手稽首说道：从前舜继承尧的治道，设置象以掌典刑，并告诫天下说“敬慎啊，敬慎啊，只有刑罚要加以体恤”，可以说已经很□了。详细考察这篇诏书，当时正有蛮夷扰乱华夏、寇贼作乱，得到皋陶担任士官，五刑五流的使用明察而公允，舜还勉励他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没有刑罚，百姓都协和于中正，这才是你的功劳”。这篇诏书的意旨，大概就在这里。说到它明显的功效，就是好生之德遍及民心，因而民众不触犯官府，最后又把美德推归皋陶，说“使我能够依从心愿来治理四方，风气受到感化，都是你的美德”。】啊，敬慎、体恤，不过两个字罢了，它带来的广泛利益，难道还不是达到极点了吗？我朝祖宗世代以仁治理天下，在使用刑罚方面也与古代完全相合。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形成案卷后，必定反复复核；有关官署审理疑案，常常附带提出从轻或免死的意见。即使诛杀大恶之人，也不株连全族；而官吏若误使人死，便终身废弃不用。这样实行了一百六十多年而没有改变，所以仁德深入人心，百姓不忘拥戴宋朝。因此国家虽一度中途衰败，仍然能够复兴。陛下承袭祖宗积累的美德，继承艰难开创的事业。诏书中有许多哀痛自责的话，法令的增损也反复申明宽大的制度，这些都刊布在有关官署，完全可以考察。只是想到战乱以来，郡县凋敝，掌管狱讼和市场事务的人有时并非合适人选，刑讯杖责之下不免有含冤受罪者。近来派出五名御史分赴各道，既让他们检查诏令、平反刑狱，正要临行派遣却还没有回来复命。加上官吏很少能完全秉公办事，有的受权势牵制，审理诉讼时上下其手，议定法律时又任意轻重。刑罚失当，深深使圣上忧虑。皇帝亲自颁诏朝廷内外，重申仁厚、警戒众人的心意；仁德的声誉早晚相传，彼此响应，哪里都能受到感化。先前刻石颁行的诏书，本已深入人的肝脾，浸入骨髓。听取民间的传诵，斟酌众人的情意，臣知道中原容易平定，大业可以恢复。难道仅仅是长勺一战的胜利值得称道吗？臣又听说，圣人立教垂训，对待人宽恕，对要求人却严格。宽恕地对待人，就是不把人做不到的事强加给他们；严格地要求人，就是对于能够做到的事，不容许他们不努力。恭敬地看，明诏提到高柔、游肇的事，却没有提皋陶，只是以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来要求他们，这就是圣人的宽恕。既然对待他们宽恕，要求他们必然严格。那些怀有私心、观望权势、玩弄法律、卖弄狱讼的人，也可以因此受到惩戒。圣意谆谆，首先用仁厚教诲他们，用祸福来开导他们，丁宁恳切，简直如同慈父贤兄对儿弟的训诫。至于制定察举的命令、增加赏罚的条文，使有关官署每月上报、三省每年考核，专门以平反案件来评定官员政绩优劣，敬慎体恤刑罚的旨意，已经充分表现在皇帝的德音中。有识之士如果知道这些，谁敢不努力？这样发展下去，就会使人人都自认为皋陶，使偷薄刻薄的风气恢复为忠厚之风，并不难做到。虽然如此，如果不精纯、不真诚，就不能感动人。所以感动人要靠行动，不能只靠言语。明诏布告刚刚表现于言辞之间，臣却已经断定它能够感动人，难道没有原因吗？臣家中珍藏着建炎年间皇帝赐的砚台，中使告诉臣，这大概是皇帝平常使用的砚台；砚上刻着御书：“拿起觚蘸墨啊，笔下关系杀生；仓促之间也一定要思考啊，如今之世是否可以施行。意义多么伟大啊！”杀生关系重大，皇帝在下笔发布命令时也不忘记把它放在心上；平日几案上的砚台总是面对着这段铭文，普通人在闲居燕处时也能经常自我警戒。既然如此，好生之德本来就出于圣人的本性，发而成为真诚的言语，难道只是今天这道诏书才有吗？臣因此知道，虞舜亲身实行仁政的功效，使四方受到感化，也将会在今天实现吧？于是把这件事一并记下，用来昭示天下。】朕每天与几位大臣早晚勤勉地谋划政事，但士大夫长期习惯于安逸，骄傲懈怠，不顾政务，把傲慢散漫、无所拘束当作高尚，把闭口不言当作聪明。朝廷规定了期限却不响应，限定一天办结却违期，动辄拖过一个月。尚书省、各部对监司，监司对郡守，文书屡次下达，他们却漠然视之。做官的只图苟且敷衍，指望按日期升迁；[缺字]较远的地方动辄拖延，竭力求得脱身离任。凡此种种，不是庸弱怯懦，就是倚仗势力而如此；遇到紧急缓急之事，哪里肯协力办理国事？应当郑重告诫，并要求宰执、台谏都尽到职责，检察内外官员。仍有像从前一样骄傲懈怠的，全部具名上报，应该议定从重依法处理。只是不许包庇亲友，不许因爱憎而徇私；奖赏不遗漏远方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者，务必贯彻执行。仍将此诏令张榜于朝堂。以上是绍兴二十九年六月癸巳日，告诫整顿士风、戒除骄傲懈怠的文字，左仆射臣汤思退谨记。[碑文缺失：□□□莫如虞舜民□□□□□□□□□□哉？惟时亮天功，成王董正治官，作书为戒□□□□□□□语，凡数千百言□□□□□□无为？夫无为者□□□□□□所为耶？亦曰任使明黜陟，公训告纠逖，莫不有□□□□□□□万事咸理，而后人主端拱仰成于上，兹所谓无为而天下治者也。恭惟皇帝陛下，神圣慈武，受命中兴，体天之刚，自强不息，当昃未馈，未明求衣，以图回万微之务，深感士狃安泰□心易生，抱虚求进，或□于成，乃绎圣志，裁明诏，骏发睿藻，揭示在廷，戒休而董威，仁宽而义□浑乎虞典之约，而周也噩乎周官之详，而要也日月之光照耀，雷霆之声震迭，万方□献，群视胥听，奔走率职，文武各致其能，小大无越其思，庶有以承休命，赞□万分成，恢定之功，登太平之治而□□□□□□六盛行将见之。[后文多处残缺，无法完整辨识。]臣等忝居近臣之职，不能总领各项职务，以符合皇上的意旨和深厚恩德；幸蒙皇上特别宽宥，即使司败之责临身，捧读御笔仍不胜战栗恐惧。臣等私下认为，明诏下达以后，[缺字]士绅之士[缺字]敬戴奉行，用以周旋办事；应当把它刻在金石上，向天下显示，使它与虞舜、周代的典籍一同流传无穷。于是请求皇上准许在尚书省刻石，并拜手书写在碑石下方。

译朝廷屡次下达指挥，严禁以财物贿赂相互交易、结交权贵，规定不可谓不严厉恳切，但近来听说仍有人这样做。在州县，就向百姓科派搜取；在军队，就盘剥士卒，装满车辆、连接船舰，把珍贵甘美之物和奇巧技艺品作为贿赂馈赠。无名目的征敛遍及军民，难道不应当痛加革除吗？处在上位的人必然有所欲求，后来的人便借助他的欲求来满足私人请托。凡是我朝在位的官员[缺字]都应清白；连同侍御、仆从，也没有不是正直之人，那么贿赂又从哪里来的呢？应当重申并严加告诫；如有违犯，依法从重处理，决定坚决执行。台谏弹劾纠举时，不要畏惧高级官员；在外的监司，也要查究弹劾。以上是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丁酉日禁绝贿赂的文字，左仆射臣汤思退谨记。[臣思退等说：我们恭敬地看到六月丁酉日皇帝亲笔诏书，告诫群臣崇尚廉洁、禁止馈送贿赂。臣等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秉持最高的德行，彰明大智慧，神圣的资质承受于上天；恭敬节俭的行为，靠自身修养而更加严格。清净内心、节省自身，已经体现在记述中；拒绝贡物、停止献纳，又亲自写入诏旨。四方按照规定供给少府的物品，减免的数量不下数百千万。蠙淮的鱼、蜑海的珍珠，考虑到会使百姓受害，命令停止，不再征取。俭约的风气推行，廉能之人的成效显著；但仍担心内外臣僚习惯旧弊而不悔改，以财货进行交市结交，扰乱国家治理。于是亲自挥洒御笔，明白告示外朝，反复郑重告诫，使他们遵守法度。臣等拜受传诵，跪读再三，心目震动。臣等私下认为，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以善为根本，以法作为辅助。只有善而没有法，人们就不会畏惧；只有法而没有善，人们就不会心服。善与法相辅相成，才可以治理成功。如今陛下修养自身而树立善政，统御众人而施行法令，群臣百官谁敢不端正、谁敢不敬畏奉行？从前成汤远离声色、轻视货利，陈述六件事以戒绝贿赂，辨明三种风气以惩治徇货之弊。到了周文王穿着俭朴的服饰，亲自致力于使百姓成就功业，只供给正当的贡赋；他的德行圣明、功业神化，实在为大业奠定了基础。如今皇上有所作为，考察古代而取其一致之处，因此能够扩大中兴的功绩，成就太平之治，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等冒死请求把诏书刻下，牢固地[缺字]安置在文昌都省，使荐绅士大夫看到的都警醒注目，听到的都侧耳倾听，改变心志、改易行为，以廉洁相互勉励，以符合明诏。只希望陛下裁断施行。皇帝下诏说可以。到八月己未日，把诏书刻在石上。孝宗皇帝。朕继承大业以来，早晚都在寻求使国家得到治理，唯恐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类；日子越来越久，国家的形势却还没有恢复到安定强盛的状态。所依赖的，是荐绅大夫明白法度，总揽方略，率先振作兴办政事。[缺字]谋划[缺字][缺字]告诫在位官员、申明训饬[缺字]，使各人[缺字]崇尚名节，谨守官员常法，[缺字]不要因用舍而随意好恶，这些道理我也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然而百官之中，玩忽岁月、虚度时日，尚未明白朕的心意；[缺字]的习俗仍然存在，[缺字]的习惯还认为把文书做得漂亮[缺字]就是聪明，模棱两可、不作决定[缺字]，互相拱手沉默当作忠诚，完全以错误[缺字]宽厚来博取虚名，以[缺字]为崇尚，务求[大段缺字]。有的人靠缔结关系来依附[缺字]；更严重的，遇到责问事情时本人[缺字]，受到激烈斥责时气势全无，从来没有特立独行的操守，哪里能有持节而死于义的风气？朕对此非常不[缺字]。天下风俗的好坏，是朕所趋向的；荐绅大夫们已经知道了。朕亲自秉持这条道路，很愿意与天下士人共同沿着[缺字]而行，但风俗习惯难道是廉耻之道丧失已久[缺字]，还是告诫[缺字]未能使众人信服呢？《尚书》不是说过吗：“能被感化就承受并任用，不能感化就以威刑惩治。”从今以后，你们[缺字]改变心志，振作激昂，磨炼奋发，不要再蹈袭旧[缺字]；这样做，朕就嘉奖你们；如果不听从朕[缺字]，惩罚将加到你们自身，不可后悔。应当布告天下，使天下明确知道朕的心意。[石刻漫漶，多处缺文。]以上是乾道六年十月告诫整顿士大夫的文字，宰臣虞允文等立石。[跋语也漫漶不清，无法辨识。]朕以节俭来率先天下，不横征暴敛，不苛刻搜取，期望使我天下百姓达到富裕丰足的[缺字]。国家之内，本应公私都富裕才是。如今却不是这样，丰年好收成，内外事情也少，有时仍免不了贫乏。州逼迫县，县逼迫百姓，原因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赋税收入少而用度太多吗？二千石官员有能干和不能干之分吗？还是轻率浪费、任意使用，不知道节省吗？朕身居深宫，无法普遍察看，所以分道设置台官，把耳目寄托在你们漕臣身上。你们的职责在于计算筹度，就是要计算一路财用的盈亏而加以调度。职责在于按察，就是要及早整治原有的治理，不要让事情发展到危害百姓的地步。如果竟然不是这样，朕还依靠你们做什么？况且你们没有听过《黍苗》诗吗？“我来承担，我来运载；我的车，我的牛”，说的是赞美召伯能够完成转运粮饷的功劳。后世因此用这个意思命名官职，难道没有深意吗？诗又说：“好像阴雨滋润它”，说的是能够像膏雨一样养育百姓。诗的末章说：“王心于是安宁”，意思是家家给足、人人丰足，才能使君王安心。你们怎能不深思古人的意义，把所管辖的地方看作一家，全面了解经费，并调剂有无；清廉地考察官员的能否，并裁减抑制他们的耗费和蠹弊？这几项都做到，郡中的财计还怕不足吗？郡计充足，所属县邑就宽裕；县邑宽裕，百姓的力量就充足；百姓力量充足，朕早晚忧劳的心思就能得到解除。国家自然会对你们有确实的奖赏，何必吝惜？如果只是有余的地方便取来，不足的地方便任其不足，等到事务因匮乏而失败后才去弹劾，那也太晚了。这样看来，黜免惩罚的施行，难道只是郡守一人吗？各道转运使，应当明白朕的心意。以上是淳熙六年三月告诫漕臣以宽裕民力的文字，右丞相臣赵雄等恭敬作跋。[淳熙六年三月丁丑日，臣赵雄、臣淮、臣良臣在殿中奏事。皇上慈爱而忧恤，感叹民力尚未富裕，于是拿出亲笔手诏给我们看。臣等拜谢跪受。退下后立即捧读并解释诏书，反复至两三遍，仰见圣明皇帝总核百官职务，忧念百姓，因此施加的恩惠极其深厚，天下大幸。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节俭的德行超过历代帝王，仁爱之心与天地相同。即位以来，池台苑囿从未增建，只因旧有而使用；车舆服饰随用随给，横加的恩赏和妄自的赏赐，一丝一毫也不私取。厚重赋税和征敛大多已经蠲免、宽贷，这本应使民力完全充实，无愧于古代盛治。然而著名藩镇和大府，仍以困乏上报，以致劳烦皇帝深居九重而早晚忧劳；士大夫相互议论，却不知原因。等到恭敬看到皇帝亲笔写的告诫漕臣诏书，要求他们审计经费、加以调度，承担调剂州县有无的责任，才知道圣明的鉴察高远，能够推究根本；这种德意和思虑，不是臣等所能达到的。臣等谨奉明旨，恭敬地传布内外。过了两天，又请求把诏书刻石，并以副本遍赐诸道，皇帝下诏说可以。臣等私下认为，天下譬如一个人的身体，身体内部血脉流通，四肢就安和；天下的形势，上下通融，百官职务就能整饬施行。

译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前刘晏号称古今第一流的理财大臣，他所实行的办法，不过是用有余补不足，灾荒年减免征收、丰收年增加征收。后来兴利求财的臣子，竟然不问有无，一概把国家财计耗尽；国家财力还没有衰弱，民力却已经疲惫。所以转运漕粮的职责，是把一路事务寄托给一个人，盈亏、缓急都关系全局。如果才智谋虑不能贯通，谋划行动又没有预先安排，只取有余之处来博取强行济办的名声，却不顾不足之处，把荒废失败的责任推脱掉，那只是为自己谋划得好罢了，对国家公事又算什么？这并不是设置转运使的本意。如今诏书文辞光明回旋，圣明谋略广大，凡是奉行承办的人，哪里敢不恭敬，敢不大力响应？《诗经》说：“庄严地执行王命，仲山甫承当它；国家好坏，仲山甫使它明白。”臣等虽不才，还能恭谨尽心竭力，来帮助发扬圣意。如果有人接受诏令而不恭敬，或者有人履职有成效、有声誉，就应当分别考核叙用，以昭示赏罚。既已刻入石碑，谨叩首拜谢，并书写在碑石下方。朕认为，监司、郡守关系着百姓的安乐和忧苦。考察其人而任用，是宰相的职责。若在选授之时只计算履历的深浅，却不问人才贤能还是不肖，还有什么政治上的缺失比这更严重？今后几位大臣，应当体察国家、爱护百姓，精心加以考察选择。既要按照资格审查，又要考核才干品行。符合这两项，才可以推荐拟定。这样以后，事情才能办理适宜，任用才不会不当。如果用非其人，就会动辄违犯三尺法，百姓受其弊害却无处申诉。即使天天下达指挥约束，也只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而上面政务丛杂混乱，又对治理有什么益处？所以古书说：“治理政事在人。”卿等要谨慎对待，不可忽视。以上是淳熙九年五月诏令大臣精心选择监司、郡守的文字。右丞相臣王淮等恭敬作跋。[臣王淮等才能浅薄，却冒昧参与辅佐大政。仰想皇帝陛下神明睿智，深厚美善，经营治理天下，早晚废食、勤勉不息，无不以百姓为念。五月丙子日，宫中发出御笔手诏，宣示臣等，言辞旨意恳切，训诫周到，指出百姓的安乐困苦系于政治得失；监司、郡守责任尤其重大，在选授之时不要专看履历，只选择才干品行。臣等拜手自我责备，因失职的罪过而蒙圣恩宽大，皇上不忍加以诛罚。七日后的癸未日，臣等在延和殿奏事，臣俯伏待罪，皇上面容和悦，赐予慰藉，并说：“这种用人上的弊病，由来已久；我正在勉励卿等共同辅佐，不是只为今天而设置的。”臣又拜谢说：“从前成王作《周官》来告诫群臣，也说‘任用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是你们的能干；用非其人，就是你们不能胜任’。用人的确是宰相的职责。如果不能胜任，责任应归于谁？然而自古用人很难：资格可以用来等待循序升迁，但它的弊端是拘泥，免不了贤愚一同停滞的讥议；才望可以用来表示奖拔，但它的弊端是放纵，甚至会有凭私意抑扬人物的祸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办法。皇上的圣明谋略高远古雅，确实是用人的大法。臣等敢不洗涤心思，恭谨遵守宏大的训诫？应当把它刻在坚硬的乐石上，安置在政事堂东面，用来监视警戒自己。从今以后反复审察推求，务必使名声与实际相符，不辜负陛下任命我们为刺史、郡守、宰相的用意。恭敬书写在碑石下方，留传永久。近来利用听政空闲，曾经作了一篇《春赋》，借此赞美雨水和阳光适时，欣喜农事兴起。现在把它写出来给卿等看。玉历宣告新春到来，政令已经颁布；看着天空澄澈安穆，喜悦万物情态舒展闲适，于是想到高明之台，吟咏《七月》诗篇，知道王业的艰难。最初有神灵，句芒掌管时令；木德运行，东方开启斗柄，正当寅位而向左旋转；把一股元气鼓动于万物，使万千生命纷纷自然生长。羲和于是放慢马缰，曲折行走在北陆星次；天将破晓，光色朦胧，寒威刚刚收敛，轻尘不被惊起，晴烟飘浮。我姑且凭高远望，欣喜芳香的郊野可以游览。想来城中人来来往往，无不意趣舒适、心情安乐。俯视长江向东流去，直到海门停息；伍子胥的怒涛，沐浴在扶桑升起的朝阳中。越山排列在前，苍翠高耸，云气幽深迷蒙，仿佛是神仙居住的宫殿。千岩万壑虽然不能全部游览，却足以在心中想象。远望平原低湿之地，视野绵延无尽；土壤浸润肥沃，将要勉励九农从事耕作。碧绿的草丛带着露珠，游丝飘荡牵曳在空中。红花绿叶，各种花卉繁盛；春风悠远，飘然而来。春风啊，已经归来；它吹拂万物，各不相同，散下蒙蒙细雨，使平静的水面泛起融融波光。至于早晨放晴、傍晚阴暗，姿态各异、景观不同，在广阔天空中回旋流转、无法控制把握的，是春天的容貌。草木繁茂、万物聚集，万类同样生长；鱼儿跃出水面，鹰鸢飞翔，各自获得适宜的环境，这是春天的功业。虽然如此，天地之气仍然循环不止；既然没有人能探求它最幽深的道理，又有谁能够窥见它的本原？只是寒暑交替运行，大概是阴阳相互产生的结果。那三春九夏的不同，也不过是对大道勉强所立的名称。况且碧色的果实、朱红的花朵，繁茂的花苞、艳丽的花朵，在春天荣耀的，冬天的心志就会凋残；在夏天茂盛的，秋天必然花谢。高大的松树在严寒岁末仍然挺立，天涯出现奇异的花卉；由此可知深厚的仁德遍及万物，哪里会因四时不同、地方幽远而有所间隔？我将观看登台之人的和乐景象，把八方荒远之地都包容为一家；其穆然之意如东风振动枯枝，洒然之情如膏雨催发嫩芽。这样，生生不息的德性无时不在，又何必羡慕那令人眼花的春日芳华？不久后举起酒杯，胸襟顿时开阔；望着缥缈的飞云，目送翩翩归雁，心神遨游在造物者之外，把奇妙的作用寄托于无言之中。以上是《春赋》。右仆射臣蒋芾等谨记。[皇帝即位第六年，集中精力思考治道，寻求调和四时之气、养育万物的方法，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以天为根本。雨水阳光适时，农事将要兴起，皇帝心中很高兴。于是二月辛丑日颁出《御书》和《御制春赋》赐给臣等。臣等拜受之后登堂接受，私下反复思考：帝王的德行，没有比效法天更大的。天道的奥妙无法直接看见，能够看见的只有天时的运行。四时之气的次序，以春为首；万物众多，以春而生。它广大深厚，无所不覆盖。要探求天道的端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孔子作《春秋》，把“春”写在王事之前，并用“正”来端正时序。春，是上天所作；正，是君王所作。意在使君王向上承接上天的作为，向下端正自己的作为，这大概是一部经典的大要。陛下聪明睿智，在千余年后获得孔子未曾传授的学问，所以能够承顺天意办事。宏大的言论和开阔的胸襟包罗幽远广大之处，便与春天同样广大；深厚的恩惠滋润细微弱小之物，便与春天同样仁厚。德业的范围显现在实际功德中，德业的发扬又表现于赋咏之中。

译伟大啊，帝王的言论；它与《春秋》的著述虽处于不同时代，旨意却相同。声音铿锵，如雷霆震响；文辞灿烂，如银河光辉。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瓠子歌》的作品，与它相比就相距很远了。臣等待罪于近臣之列，得以拜受非同寻常的赏赐，口中诵读、心中思考，认为陛下效法天道的德行，在这里可以看见。只是臣等昏昧浅陋，无法仰赞上天造化、辅相万物的妙理；只能倡导率领在位官员：不要聚集民众而妨碍农事，不要施用严刑而伤害生命，不要竭尽川泽资源，不要杀害胎儿和幼兽。应当日夜思考所谓布施德政、调和政令、施行庆赏、广施恩惠之事，以符合陛下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兼容并包的心意，这样或许对于代天行事的道义可以无愧。谨将皇帝的文章刻在坚石上，又叙述臣等钻研仰慕的诚意，书写在碑石下方，以答报并宣扬天子伟大而光明的美好使命。○此前宰执奏事时，皇上说：“君主不可不知道民间的事情。” 朕近来曾作《春赋》，仿照苏轼《赤壁赋》的体例写成，大意是说农事正要兴起，应当使它不失时令。宰臣魏杞请求先看圣作，所以朕赐给他。朕听说，作为君主，所从事的是任用百官；百官就是分掌各自职务、治理各自事务的人。所以设置这种官职，就必定有相应的事务；任命承担这种事务，也必定要有相应的人选。任用得当，百官的职务都能举措，众多事务都能成立；任用失当，百官的职务就会废弛，众多事务就会败坏。为什么呢？人的才能有能干和不能干，本来不能一概而论。离娄的眼力足以察见秋毫，却让他校正五音，就不是他适宜的职责；师旷的听力足以校正五音，却让他察见秋毫，也不是他适宜的职责。我曾考察古代圣明君王任命官员时，从来没有不发挥独自的智慧来照察四方，考察众议而精心选择的；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违背人的长处，强迫他去做短处所不擅长的事。这就好比用直木做车轮、用弯木做椽子，很少有人能够胜任。于是便精心选择各人适宜的才能，使他居于相应官职，承担相应事务。像舜询问四岳，寻求能够光大历法和常道的人，众人都认为伯禹合适。舜知道任用伯禹是适得其宜，所以命令他说：“你去吧！”又寻求能够掌管三礼的人，众人都认为伯夷合适。舜知道任用伯夷是适得其宜，所以命令他说：“你去，恭敬地办理吧！”至于后稷播种百谷，契宣扬五教，皋陶明定五刑，垂掌管共工，益任虞官，夔掌典乐，龙掌纳言，以及九官、十二牧之类，明明都在朝廷，济济然分列其中，仍然如同耳目口鼻不能互相替代使用，又如同各种器物各自安于适宜施用的位置。而且要满三年才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以后，才按政绩把幽明、贤否加以黜陟。选择人才既如此精细，考察任用又如此长久，这就是虞舜朝廷没有空占官位之人、重华的治理延续万世而无人能够企及的原因。后世有志于谋求治理的君主，并不是不想寻求人才适宜的才能来任用；臣下想要辅佐君主成就事业，也不是不想根据君主的询问来举荐合适的人。然而得到人才的盛况最终与虞舜相距很远，为什么呢？难道不是选择不够精细、任用不够长久吗？唉！邪恶虚伪混淆真实，到处都是。能知人就是明智，这是前代圣人也感到困难的事。按外表的美丑来取舍，可能会失误在容貌上；按言辞的巧拙来取舍，可能会失误在言语上。舍弃言语和容貌而到毁誉之间寻求人才，又会有无辜的诋毁和没有事实的赞誉。这样说来，人的才能好坏终究无法看见吗？回答说：人的天赋和机能会自然发动，志趣操守也会在行为中显现；有些东西本来不求显露，却自然显露出来。如果居上位的人考察才能的实际，去除个人好恶，虚心接纳下属，果断刚决而不疑惑；居下位的人存有公正之心，舍弃亲友旧交的偏私，忠心事奉上级，面对利害而不动摇；选择不厌其精细，任用考察不厌其长久，那么小事有成就，天下就不会有废弃的事务；大事有成就，天下就不会有废弛的政务。这样，太平的基础就可以建立，先王的治理就可以追踪恢复。难道不是很正确吗？以上是《用人论》，左仆射臣陈俊卿等谨记。[乾道五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召见臣陈俊卿、臣虞允文、臣叶克家，在选德殿坐谈用人之道，命各自陈述所见上报。臣陈俊卿等退下后，冒死上呈愚见。十一月五日，皇帝再次临御选德殿，拿出御制《用人论》赐给臣陈俊卿等。臣等拜谢登堂接受。臣等私下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介儒生，恰逢盛明之世，却承当宰辅之职，不能竭尽小臣事奉君主的道义，罪当万死。皇帝陛下天赋圣明、日益进德，学问深厚美善，超过百代，而任贤使能的志向又迅速发扬。圣明文辞如风行草偃，近臣之列超过古代中兴之时。臣等浅陋，实在不足以测知圣作，却万分敬畏，愿把它刻在金石上，永久昭示天下。臣等拜手叩首说：自从天子降世而成为帝王以来，典谟中光明记载、足以冠绝德行和卓异事迹的，没有比勋华、禹、益、皋陶、夔等密切辅佐更加崇高的了。他们交相修治法宫，举止容貌、言辞声气，无不敬慎应答、进谏陈说，不越出知人善任的训诫；典籍流传下来，其中的事迹仍清楚可观。如今皇帝丰富发展世代的法则，鉴取唐代典章，振兴各种治理之事，把天下士人明白昭示出来并加以器重任用。天子的光明一经照临，贤人和奸人、忠臣和邪臣都不能隐藏真实情状；皇上衡量才能、估量德行，告诫训饬从不忘记。奎文天章，文辞舒展宏大；皇帝的文章如同承接和续作歌诗，庄严得如同执璋行礼之诗，告诫周密，亲自撰写典谟，更加完备，规模大概已经宏伟了。臣等认为，天下的治理，如果没有人才便无从成功；即使建造百尺高台、渡过千仞深渊，也只能衡量和使用深山大泽所产的木材。材料若不是良材，实际就会败坏功业。然而依据才能任官，进用贤能、黜退不肖，是大臣的职责。此心一旦不公，偏私欲望侵蚀扰乱，便会出现聪明被牵制、位置颠倒的讥讽，声势相应而来，祸患也会接踵而至。必须堵塞邪曲的门径，开辟众正之路，不偏不倚，像陛下诏令所说的那样，那么百官卿士就会庄严整齐地分列，如同烛火照见、筹算清楚、龟卜明确一样。臣等敢不早晚诵读，以此作为法式，精诚专一来报答并宣扬明天子伟大光明的美好使命。御书《益稷》篇，赐给新进士。[乾道八年。]宁宗皇帝。朕认为，当今最重要的国策在于宽裕民力。看这两浙地区，实际上拱卫着行都，尤其应当优厚抚恤，以加厚国家根本。何况承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计算赋租之外，又加上身丁钱的征收；官吏不加以省减，百姓的负担越来越艰难。朕半夜思考这些事，无法安然休息。朕并非不知道国用所系、储积应当丰足，只是宁可使县官的收入有所损失，以稍稍宽解百姓的困苦。于是施布广大的恩泽，借此表示至深的心意。两浙路的身丁钱、身丁绢，自开禧二年起永远免除，交付三省办理。

译以上是开禧二年十二月免除两浙身丁钱的文字，参知政事臣张岩等谨记。[臣等听说，圣人用心，只知道约束自己来使百姓富裕，从未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养自己，所以向百姓征取有节制，把财富藏在民间，百姓就不会贫困。禹不贪饮食，穿着恶劣的衣服，所以能够使九功都得到治理；文王穿着俭朴的衣服，亲自致力于田功，所以能够使万邦只供给正当贡赋。这样看来，恭敬节俭、节约费用，确实是圣人爱护百姓的根本、使百姓富裕的要旨吗？臣等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把仁义体现在亲身实践中，恭敬节俭出于天性。宫室苑囿从未营造，只因旧有而使用；服饰器用从未华美，而安于质朴。忧劳勤勉、反复思虑，到如今已经十二年；早朝询问、晚间咨询，无非百姓疾苦之事。乙丑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值立春早朝，于是颁布宽大的恩泽。御笔手诏免除两浙百姓的身丁钱四十三万一千余缗、绢一十二万五千有奇，自开禧二年永远免除。诏书一发布，父老们扶杖观看，无不感动哭泣、流下眼泪；随后一同叹息，继而欢欣鼓舞，四处奔走，欢声如雷。感动人心的作用，迅速就是这样。皇上难道不知道常规收入不可以有所亏损、日常用度不可以没有储备吗？然而一旦捐弃这些收入来给予百姓，这难道是小事吗？大概是宁可停止自己的饮食，也不要让孩子挨饿；宁可减少君主的赋税收入，也不要让百姓困苦。皇上对此考虑得十分成熟。节省一个人的用度，可以使千万人活命；散失一时的利益，可以成就千万世的仁德。君主消瘦，百姓就肥足；百姓已经富足，君主还有什么不能富足的？这本来就是上天的道理，也是祖宗的心意，是禹、文王的用心。臣等岂敢不专心竭诚，奉行承接皇上的美意，使田野间的叹息之声消除，把和平的福泽聚集到国家？臣等哪里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宏愿！谨冒死摹刻御笔，镌刻在美玉上，昭告万世，使人们不要忘记圣明天子的心意。理宗皇帝。近年来，朝廷纲纪逐渐松弛，时事日益乖谬，所以同时任命两位宰相，夹辅王室，正是依赖他们发扬光明、公正无私，振兴治理功业，整肃纲纪以尊崇朝廷，任用正人以增强国势，挽救楮币以舒缓国家财政，击退胡人骑兵以巩固边疆，清理吏治使贪污的风气消除，纯正士气使喧嚣浮薄的习气消除。军制应当确定，就整饬将帅，清除虚挂的军籍；人心应当凝聚，就告诫守令施行宽缓抚恤的心意。这些都是今天最为迫切的事务。近来两位宰相并任，往往各自结成朋党，互相坚持己见；有时借学校的言论，有时收买游士的声誉，彼此互相施展权术，暗中肆意倾轧排斥，因此猜忌成为风气，各种弊病纠缠不清。如今朕采纳士绅的公正言论，顺从内外众人的愿望，任用贤能的重臣，共同运转教化之权。从今以后，不要受人情牵制，不要徇私意；门户庭院一定要严肃，使门下没有杂乱宾客；亲近干谒也必须整饬，使人们没有异议。以房玄龄、杜如晦为榜样，谋划决断一定只求正确；以赵鼎、张浚为鉴戒，议论全都以公事为主，树立正大规矩，以符合朕倚重辅弼的心意。因此特此札示，你们应当体察朕至深的心意。以上是淳祐十一年赐给丞相谢方叔等人的诏书。从前王岩叟在先朝上奏疏时说：“朝廷的弊病，没有比容许侥幸来养成蠹虫、崇尚姑息来惠待奸人更严重的了。”朕观察近年来的情形，大体就是这样。实在是因为廉耻之道丧失，贪求竞争成为风气。监司、郡守靠贿赂求得任用，凭什么能使他们砥砺如冰霜般清白的操守？元戎、主将靠行贿而取得职位，凭什么能堵住他们深如溪谷、贪得无厌的欲望？顽固迟钝、没有廉耻的人暗中结交旁门小道；贪利而不知满足的人依靠权势和保护。荐举本来是铨曹选拔人才的良法，有的却互相交付财物进行买卖；朝廷中名望人物本来是清正的选拔，有的却通过投递札子加以指陈私求。平庸无能的人计算日子等待升迁；谨慎庸碌、沉默不言的人攀援关系作为阶梯进身。其中有些人受到外台按察弹奏和言官抨击，自知会被公朝摈退，便又设法攀附制阃。递上剡章、奏请辟用，越级求取荣宠，不考虑格法难以施行，只想经营钻营而得到请命。辟缺竟然插入部选的缺额，制差也与堂差没有区别，于是使国家体制渐渐被轻视，政权旁落，外阃的权力反而重于朝廷。朝廷的命令不能行于郡国，这就是侥幸、姑息的弊病，末流竟发展到如此地步。然而中书是万化的根本，宰相是百官的表率仪范；源头清正，水流自然清正；表率端正，影子自然端正。从今以后，不要养成蠹虫，不要惠待奸人，不要用姑息来换取私恩，不要容许侥幸而废弃公法。监司专掌廉察之权，风采不能振作的就罢免；郡守承担养民的寄托，簠簋不整、操守不修的就斥退；将帅不体恤士卒、贪婪如狼吞噬如虎的就屏退；士大夫不能安守命义、像苍蝇钻营和狗苟且偷安的就黜退。这些都是百官的事务，其中又有关系国家体制的大事。台谏是天子的耳目，给事中、中书舍人是朝廷的纲纪，无非都是为了维持公论、主持国是。为什么近年来台谏没有独立特立的操守，有的听命于朝廷；给舍多有朋党的私情，有的承受权要的意旨？更严重的，有人专门攻击皇上本人来博取敢于攻讦、正直不阿的声誉，迎合权势作为越级进身的媒介。这就应当振兴衰败的纲纪，挽回鄙陋的习气，使朝廷具有清明的气象。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这是朕的责任，也有赖于你们这些股肱大臣的帮助。《尚书》说：“辅佐我们二人，你应当与我合作。”又说：“正在你们二人身上。”朕以周公、召公的标准期望卿，卿应当努力使朕的心意得到实现。以上是淳祐十二年告诫侥幸、姑息弊病的文字，左丞相谢方叔等谨记。[臣等曾认为，《周官》是成王告诫群臣的书，其中说：“用公心消灭私心，百姓就会真正归心。”公心就是天理，私心就是人的欲望；公心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鬼神也没有疑问；私心从内心产生，危害政事；既然产生于政事，又会危害具体事务。臣子接受君命而为臣，如果能够用公心消灭私欲，以此事奉君主，就会像面对天帝一样恭敬；推广这种心来治理百姓，百姓哪有不归心服从的？这是成王训导百官，大概想让他们从心性之学中寻求答案。后世大臣事奉君主，不从内心寻求，而只从政事上寻求，所以把自我欺骗当作根本，事业就昏暗不明，不及古人。房玄龄出自王通门下，也曾向王通询问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道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王通的回答是：要能够忘掉自身，才可以没有私心；没有私心，才可以达到大公；达到大公，才可以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道就能实行了。”可惜他的话是对的，但次序错了。公心自然就没有私心；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必然能够忘掉自身；先后次第本来不是这样。河汾地区的师友讲习切磋，仍然有所欠缺，这就是房玄龄只能成为房玄龄、唐朝也只能成为唐朝的原因。]

译臣等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凭借聪明睿智、神圣威武的资质，具备刚健笃实、光明辉耀的德行；登基已久，纯正之德仍然不息。自古帝王即位初年，何尝不振奋精神、寻求治理？但往往开始勤勉、最后懈怠，很少有人能始终保持清明。只有皇上清心寡欲，根本纯正，因此德行越盛，仁爱越醇厚；年岁虽长，气势却更强，志向也更加新进。近来正月初一，皇上特意挥写诏札，训诫大臣，直到内外百官，声势如风雷震动，文辞如云汉昭明。臣等整肃容貌跪读，受到鼓舞，又惊叹不已。就圣训颁布的条目来说，其中说监司、太守凭财货求取职位，说元戎、主帅靠贿赂得到任用，说荐举有人互相交手买卖，说内职有人投递札子以私相指陈，说剡辟过多，说外阃权力过重；这些侥幸、姑息的弊病，实在都是一个“私”字造成的。再就圣训颁布的纲领来说，中书是政事的根本，宰相承担端正治道的职责，用来表率百官，弥补协调万事；源头不清，水流必浊；纲领不整，细目必然纷乱。至于台谏作为耳目之官，给舍作为掌持纲纪之地，公认的对与错本应明白辨析；如果只是一味附和，国家还依靠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一口〕 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现在只有革除士大夫的心术而已。如果能够用公心消灭私欲，克制自己而恢复礼法，纯粹合于天理而不掺杂人为私意，就会有协和而没有朋党，有正直的匡救而没有依附。处在暗室和屋漏之下，若真能以慎独为要务，那么经营私利、私下请谒之事，就会常常如同上帝正在监临、鬼神清楚地陈列在眼前。何况怎敢触犯“四知”的戒条，以致得罪名教呢？臣等只知道敬奉训诫法则，恭谨遵守并努力实行；一定首先明辨公私的界限，对天理和人欲之间极其细微的差别保持谨慎。每件事都必须能够上告于天，能够向君父说明，能够当面对人说出而不感到惭愧，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所学。]虞廷的赏赐，延及后世；汉代的官职，传给子孙。可是《春秋》说：“成季有功，宣孟有忠，却没有后代。”行善的人因此害怕了。朕感慨地想到，开国以来功臣的后代，有的能够世代继承先人的美德，却不能世代享有俸禄；应当命令各所在州军访察核实、保举证明，把真实情况上报，以备录用。○朕听说，祖宗制定法令，全都采取宽厚原则，只有对贪赃官吏的惩罚从不稍有宽贷，因为他们会侵蚀国家、危害百姓。朕对待臣下，从未稍减恩德；用来训诫廉洁的铭文已经有了，本来正是想善意诱导，却没想到近来贪污风气越来越炽盛，国家和百姓都贫乏，而士大夫之家却更加肥富；其中还有自称清流的人，做官时的污浊尤其严重。朕还能依靠谁呢？从今以后，无论大小臣僚，都应洗心涤虑，不要徇从财货贿赂。如果有人仍不悔改，淳熙年间的法律还在那里，就举用它来施行；这不是朕愿意这样做，而是不得已。以上是宝祐四年十二月录用功臣后代、告诫惩治贪赃官吏的文字，右丞相臣程元凤等恭敬作跋。[臣等仰敬地认为，皇帝陛下秉持乾刚之德，教化成就而长久不变；正值开国以来三纪风气转移的时运，又当阳气经过七日开始复生的时节，亲自挥写御笔，向内外广泛宣告。因为功臣没有后代，便以录用的恩宠示意；因为贪污风气没有消除，便加以严厉告诫。美好啊，盛大啊！这一劝善惩恶之间，正是振兴人心、转移习俗的重大契机。舜把赏赐延及后世，成汤警戒在位官员，也不过如此；我朝浓厚的教化和美善的纲纪，足以冠绝千古。这样是为了深入施行《行苇》所体现的忠厚恩泽，陶铸《羔羊》所体现的正直风气。历代圣君相承，家法都在。绍兴年间有访求佐命元勋后代并加以录用的诏令；隆兴年间有贪婪无厌者依法处置、不得赦免的诏令。祖宗以仁义建立国家，待士大夫超过常情的厚重；对于功臣旧臣，就使其俸禄世代相承；对于贪墨之人，就使灾祸必然追及自身。这并不是治理有时宽、有时严，而是扬善遏恶的公道，要使大小臣僚辨明义利的界限，审慎对待荣辱的关键，人人知道应当仰慕什么、畏避什么。能够正确地喜爱和憎恶，这才是仁德的极致吗？皇上鉴取成法，把它昭示为圣明谋略，扩大天地父母般的仁心，显示风雨霜露般的教诲，作为百官的准则，向四方显现。]凡是委身为臣的人，心中都具备天理；亲眼看到这些训诫文字，就应当想到旌旗、常典之类的功勋纪法，并把功劳传录给司勋官，正应如此。至于因受宠受贿而获罪于司败官的情形，却完全相反。难道不应洗心涤虑、磨砺节操、勉励德行，以此上报九重天子褒表功德、整饬和端正官吏的用意吗？臣等身居丞相、辅弼之职，恭敬接受明白的诏旨，只有专心竭力，谨慎地为群臣作表率，将它刻在翠（王民）上，作为大训颁示各方，以此来报答和发扬圣天子的美好命令。此前臣元凤等上奏说：臣等仰思皇帝陛下顺应天运、施行圣德，又得到上天充分的回应；新春以来，屡次降下御笔书文：一是录用功臣后裔以示劝勉，二是严厉告诫贪污者以示惩罚。银河光耀回旋，天下都仰望而震敬。臣等承蒙居于丞相、辅弼之位，恭敬奉行圣明谋略，谨当约束自己、率先垂范，为贤者访求后继之人，仰承九重天子革新政治的心意，拟将此文刻在坚（王民）上，置于都省，以激励四方，使功勋世家能够延续先人的事业，沐浴圣恩；凡居官位的臣子也各自洗心革面，以承受圣训。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准许立石并摹拓副本，颁示各路监司、守令，使他们仰体训辞，知道敬畏和仰慕之所在，这实在是天下的幸运。朕对于贪赃的官吏一概不予宽贷，因为他们只知逞威施虐，成为百姓最大的仇敌。百姓是朕的赤子，却反而与他们为仇，这就同寇贼奸宄没有区别，又怎么能做天子任命的官吏呢？古人把贪官比作狼和硕鼠，直接把他们看作恶劣的动物，大概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配再称为人了。那些贪婪的人没有受到惩治，侵夺财物、强取豪夺，完全不知道满足。朕早起晚睡，忧劳于百姓，封固培植国家根本，每每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各郡各国的官吏却放纵自己的欲望，来损害百姓的生活。近来听说田间乡里凄惨刺目，朕悲痛不已，又深感惭愧。朕认为百姓生活贫困，是由于贪官肆意搜刮；贪官充斥，又是由于监司不加按察。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一点过失，可以拿来纠正和惩治别人的法度吗？只有自己诚信，然后才能治理别人；他们起初也未必比别人强多少吧？本朝禁止贪污的法令都在，中兴以后尤其详密。监司不按察弹劾，而由台臣上奏弹劾的，就治监司之罪，这是绍兴十二年九月的诏令。把揭发查办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不弹劾的就加重贬黜，这是同年十月的诏令。上下互相蒙蔽，习惯于苟且懒惰，应当置以重法，全部列明好坏，联名上奏；违犯者便予以弹劾。这又是绍兴十三年九月和三十二年十二月的诏令。

译又如乾道元年正月、四年六月，淳熙九年三月、十一年六月，庆元二年和六年正月，都有诏令如此，并不只是这些。大抵都认为外台的耳目不应受到蒙蔽堵塞而失去察访之责，法令严厉得令人凛然。如今监司不廉访、不按察、不揭发，偶尔只有一两件被发现；有的竟凭借[疑有缺字]臆断，而贪官反而得以免罪。朕难道能安心接受这种情形吗？现在正值年初，姑且实行一切更新的政令。从今以后，仰望各路监司各尽职责，不得因为回避和牵碍而放纵蛀虫。每半年列具所弹劾的贪赃官吏若干人，呈报上来；应当按照多少评定优劣，再根据优劣加以赏罚，并以坚决执行为原则。郡守对于百姓最为亲近，也应当补助监司所未能做到的事情；郡守以一年为期考核优劣，赏罚也照此办理。如果本路、本州没有弹劾之事，而台谏却加以论列，那么监司、郡守都按劣等定罪处罚。告诫你们这些部刺史以下的官吏，务必听从；谁若不同于朕的言语而陷入罪责，就是自取过失和灭亡。若有治理成绩显著、廉洁声誉得到众人认可的，也必须据实奏闻，以等待甄别录用、荐举贤能和接受奖赏，朕不会吝惜。右边是景定二年正月关于考核监司、郡守并弹劾贪官的诏训，右丞相臣贾似道等谨记。臣等仰想圣宋取得天下，是凭仁德；历代十四位圣主一心一意，三百年如同一日。皇帝陛下大力彰明圣德，勤勉体恤百姓疾苦，深思祖宗以仁德立国，而士大夫却因贪污而成为百姓仇敌。过去告诫廉洁的一篇铭文颁布在各郡国，有人心的地方，本来已经像面对日月星辰、警惧雷霆一样敬畏了。如今在正月初一，宫中颁出御笔手札，宣示皇上的恻隐之心。御笔光明灿烂，说监司失职，所以属吏不肖；属吏贪污，所以百姓贫困。由此使九重深忧，百姓愁叹，府库罪过成为祸乱阶梯，那么你们的过失将更加严重。皇上大举采用绍兴、乾道、淳熙、庆元的旧典，按照按察揭发的多少考核监司的优劣，并据此黜免或升迁；还让郡守协助、台谏监察。不仅贪官不加弹劾者有罚，能够举荐廉士者也有赏；如同阳气开启、阴气闭藏，秋天肃杀、春天生长。王言伟大，从今以后，吏治不再污浊，百姓或可真正繁衍生息，使我国家社稷永存千万年，实在是由此开端。臣等于是反复考察，以考课决定监司贤能与否，这是圣朝的典章；取出班簿，援笔勾除无能监司，也是前代正直近臣的旧例。陛下的圣明仁德与祖宗相合，臣等才疏鄙陋，远远惭愧于前代正臣；既然已经恭敬诵读圣明谋略，怎敢不专心竭力来报答光明训示？谨行拜手稽首礼，书写在下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此前臣似道等上奏说：臣等恭敬思考，皇帝陛下临政求治已经二十一年。深知官吏若不廉洁公平，就不能宣扬宽大之政，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春王正月初一，陛下亲自制成《训廉》《谨刑》二铭，以显明的御笔警戒在位官员。臣等身居丞辅之职，愿以美言赞扬圣命，怎敢不共同恭谨奉行？已经把它刻在坚（王民）上，立于都省。臣等私下认为，训辞深厚，万姓都寄托着希望；凡有百姓的地方，都应当永久保存作为借鉴。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准许摹拓副本颁发到各路，命监司、守令分别刊刻在时厅事务之上的东西两面，使人每天都能看到光明灿烂的文字，人人知道感动醒悟；这样一定能够洁身奉公，收敛暴行，革除苛政，希望与天下百姓一同走向富裕长寿。天下都会感到无比幸运。奉御笔：依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正元日〕 周代典制所说的六计，是陈述考察吏治的条目，以廉洁为根本，才是善良而守法的官吏；那些肆意贪婪暴虐的人，和豺狼猛虎一样，使自己家中肥富，却使我们的百姓大为贫瘠。即使侥幸逃过法律，也有愧于头戴冠帽、身着官服；用违背道义的货财取得利益，灾祸还会殃及后人。我朝忠厚仁慈，把黜退贪官视为施行仁政。告诫你们群臣，务必以此为训，务必遵守。右边是《训廉铭》。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他们的疾苦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用威刑报复暴虐，是不得已而为之。仰想祖宗，把百姓看作赤子来保育，明慎地审理各种狱讼，发布恻隐温厚的诏旨。法律条文严明细密，连极细微的罪过也要辨析。为什么大官却轻蔑抛弃法理，直到郡县都滥用鞭笞刑罚？你们务必听从朕的话，才能恭敬实行。右边是《谨刑铭》。右丞相臣史嵩之等恭敬书写。臣等仰想，本朝以仁德立国，历代圣主相继施恩于百姓；吏治正是用来贯彻我们的仁爱。贪婪便贪图财货而伤害民生，残酷便滥施刑罚而残害民命，哪一种祸害更严重呢？所以对奸邪贪赃者诛杀而不赦免，对奏请复核的案件常常给予宽免，因而能够培植国家根本，使国运无穷。我们的皇帝陛下英明、慈爱、节俭，继承无疆的大业，遵循既成法典，怀有同样的仁心。于是正月初一亲自挥笔，制成《训廉》《谨刑》二铭，向外朝宣示；文字如云汉回旋，御笔灿烂，用来警戒群臣、使百官敬畏，勉励廉洁节操、厚待善良之人，实在美好盛大。臣等肃容拜读，考察往昔，汉代的治理以文帝最盛。看它表彰廉吏有诏、废除肉刑有诏，凡是发布告示的政令无不出于仁术，所以官吏廉平，百姓受到教化，减省刑罚的治理或许接近成康之世。然而仍不如我皇上圣学光明，王言深切；圣上内心恳挚悲悯，化为篇章中的睿思，浩大的圣明谋略能够感动中外。因此能激发人的良心，也超过诏令文书的范围。从今以后，贤者一定更加知道受到劝勉；贪官酷吏如果天理尚未泯灭，也一定会率德改行、约束自身、爱护百姓，那么王恩就不必担心被阻塞。臣等吟咏赞叹之后，谨将它刻在翠（王民）上，使光辉无穷流传；仍请把副本颁发各郡国，希望大小官员早晚观看反省，以求不辜负君主和师长训诰反复叮咛的心意。臣等谨行拜手稽首礼，恭敬书写在下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又上奏说。臣等恭敬思考，皇帝陛下临政求治已有二十一年。深知官吏若不廉洁公正，就不能宣扬宽大之政，引导百姓获得吉祥安康。春王正月初一，陛下亲自制成《训廉》《谨刑》二铭，以显明的御笔警戒在位者。臣等身居丞辅之职，愿报答和发扬美好圣命，怎敢不共同恭谨奉行？已经将铭文刻在坚（王民）上，树立于都省。臣等私下认为训辞深厚，万姓寄托着希望，凡有百姓的地方都应永久保存为鉴戒。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准许摹拓副本颁下各路，命监司、守令各自刊刻在时厅事务之上的东西两面，相对而立。这样或许每天都能看见光明灿烂的文字，使人有所感悟；一定能够洁己奉公，收敛暴行，革除苛政，希望与百姓一同达到富裕长寿。天下都会感到无比幸运。诏旨依准。

译当今皇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年〕 我以寡陋昏昧的资质继承祖宗基业，害怕德行不像先王，因此忧惧不安。永远思考古今天下的治乱并无定常；道路相同、事情相同，却因各自招致的因素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然而从来没有任用君子却不能治理好国家、任用小人却不发生混乱的；《泰》《否》二卦对此已经说得很明白。究其所以形成泰、否，只是君子与小人的一进一退、阴阳的一内一外，其中的关键非常可怕。如今我初登帝位，正是《尚书》所说“自求多福、自己招致明哲命运”的时候；所谓“自”，难道是由外界促成的吗？关键在我自己，只有把贤善之类看作元气加以爱护，把奸邪小人像邪气一样屏绝，才或许能够走上自己招致吉祥的道路。因此想到：我朝以贤能之士立国，自咸平年间兴起并培植人才以来，大才则光明俊伟，小才也安靖恭谨、和乐平易，几代流传发展，国家因此尊贵安宁。不是熙宁、元丰以后，一度兴起又一度衰败，几乎被奸邪压倒，本来可以长久治理。到了孝皇帝时，尤其专心致意于此；从乾道到淳熙，贤才文质彬彬地大量出现，被称为极盛时期。不仅朝廷上的人是士人仰望归依的对象，处于下位的人也成为儒学的表率和倡导者，正直之人与正道彼此彰显。即使在绍熙、庆元、嘉定年间，仍未把这些人才任用殆尽，这也都是当时涵养培育的功劳，国家治理的气象由此可以概略看见。我承受先帝丰厚的培育和遗留谋略的恩泽，环顾朝列，ไม่มี不是俊彦，实在都是先帝选拔出来留给后世的人，哪里还要等到梦中在山涧空谷寻找呢？你们这些身居近要之职、承受美好禄位的臣子，还应体察我的心意：一定要保全、巩固、凝聚人才，不要存有疏远之心；一定要搜求、采纳、荐举贤能，不要有所隐瞒；一定要以建立政事为主，不要只专注于建立个人名声；一定要勤于相互规劝，不要发展到彼此攻讦。这样才能使根基壮大，增加繁荣的希望；使志同道合者团结一致，不留下可乘之隙。下层听到这种风气的人，都知道如今是在关闭为群邪伸冤开脱的门，打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无不怀抱忠信、磨砺廉耻，等待选拔，于是士大夫的习气也会大为改变。这也是端正人心的一个关键。你们若能认真办理这些事，那么对于咸淳这个年号又有什么惭愧呢？这可以比拟太祖、太宗二祖的盛世，我只会因此感到喜悦。右边是咸淳元年正月皇帝告谕群臣的诏文，右丞相臣贾似道等恭敬作跋。臣恭敬思考，皇帝陛下禀有聪敏、文雅、深厚、明哲的资质，充实着高明广大之学；自登基以来，政治教化清明，广泛延揽众多正直之士，大有咸平、淳熙盛世的气象。咸淳元年春正月初一，御笔如龙文穗书从天而降，光彩如星汉，表里贯通于典章诰命。圣意仿佛说：君子在朝廷内部，象征就是《泰》卦；必须爱护贤善之类，阳明之气才能增长；必须屏绝奸邪小人，阴暗邪恶才能消退。告诫你们百官卿士，不得心怀疏远、隐瞒实情；建立政事只求实际，相互规劝只守正道。广泛宣示中正之道，遵守并实行这些训诫，或许可以彰显二祖的风烈，光大先帝的美德，真是盛大而光耀啊！臣等拜手稽首，恭敬诵读圣明谋略。臣等私下认为，我朝历代圣主以心术建立治理，上承尧舜精诚专一的传授；章圣皇帝制定守臣箴言，孝祖皇帝著成任用人才的论说，培育人才、广施恩泽，都是从心中训导开始的。“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应该任用贤善之士”，这正是建立政事的纲领。文武之德与天地神气共同运行变化，这就是陛下大力继承先帝深远旨意，所谓“自己招致明哲命运”。既然已经得到端正内心的根源，再把它推行到端正人心，就会像表率端正而影子随之整齐一样，谁敢不恭敬顺从英明天子的伟大命令呢？努力吧，我王，整饬四方纲纪，天下就可以长久太平。至于那些光明俊伟、可作士人归依的人物，臣等愚陋，不能达到先朝名臣万分之一；但怎敢不同心协力，更加谨慎地把握人才升降进退的关键，以凝成太平之治？谨把圣翰刻在坚石上，昭示训诫，使万世汇集任用贤能的福泽，自今开始。凡有官位者，都应努力敬慎，永不厌倦。谨拜手稽首，书写在下方。此前臣似道等上奏说：臣等恭敬思考，皇帝陛下聪明圣智，受命于穆清的上天；初登至尊之位，便与上天相合，发布号令没有不善，建立政事、任用人才都以正道为原则。考察“一”作为“元”的意义，应当谨慎对待开端，鉴戒先代法制，以宣扬二祖的光明功业。正月初一，皇帝颁下御笔，文字高大明丽，如银河昭彰；其中显现圣学深厚精粹，贯通河洛之理，在《易》中阐明《泰》卦通达的象征，在《书》中取用初登帝位的训诫：爱护贤善之类，屏绝奸邪小人；如帝尧以知人善任为明哲，大舜除去邪恶而毫不迟疑。四方风气为之振动，都说这话伟大、这颗心专一，无不精诚洁白地承受圣德。君主的职责，不过在辨别君子与小人罢了。君子是国家的元气；咸平、淳熙年间，上天涵养、大地培育，施予后世数代的仁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先帝长寿并培育人才所留下的恩泽，陛下承接并继续培植它，这是万世的仁德。大明照临天下，群阴潜伏，正直之人日益进用，正当的言论日益昌盛，亿万年无穷无尽，只有美善。臣等身居近臣行列，亲自承受显明的圣命。端正人心，正是承继三位圣主功业的办法。陛下端正根本、澄清源流，这是最先要做的事。精诚专一的深蕴，出自圣心幽微之处，所以能够明察洞见，辨别善恶。自朝廷百官直到远近各地，无不归于正道。像从前孟春振铎宣令的规制、正月显示治理气象的法度，在如今面前都相形见绌了。请把御笔刻在美玉般的石上，立于朝堂，传播天下，使士大夫每天更新自己的习气，仰承陛下考察古训、教导臣民的美意。臣等不胜大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天生百姓，君主负责治理牧养。都城和各地充满区域，划分为九服，于是设置州牧、方伯。这些官职都是为了与百姓共居共处；百姓是我的同胞。告诫你们这些负责保育百姓的人，朕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此选择[疑有缺字]来思考往昔。艺祖皇帝紫云誓言在心，始终关注牧养百姓，言语如天地一般重大，你们要记住。应当竭尽心力，恭敬谨慎，使百姓得到恩惠与安康。只求廉洁，只求公平，这就是你们应守的常法。把百姓看作自身，把郡看作自己的家，把属县看作自己的孩子，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努力去做吧，各自勤勉履行我分别授予的使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万年、正月〕 右边是《牧民训》。过去先帝曾以爱养百姓作为训诫。百姓的性命，系在县令身上；所以朕承继保民之责，也把百姓托付给你。凡是有生命的，都是我的赤子。父母对待孩子，怎么忍心不仁爱？你廉洁，就会明察；你敬慎，就会勤勉。你的行为若能发自内心，公道就会成为你的视听准则；你若能使众人信服，政令就会得到均衡而善治。这些道理告诫你牢记于心，使我的百姓能够孝顺父母兄长、努力务农。这样或许可以接近三代淳厚的风俗；按照“四善三最”的治理成绩上报我朝常典，我还将表彰你的功劳。敬慎奉行吧。右边是《字民训》。上天生育众多百姓，他们都是我的同胞。百姓的痛痒关系到自身，不要使百姓的膏血日益枯竭。凡是他们的亲戚、忧喜，都系于你们的作为。只要竭尽你们的心力，不要害怕辛劳。千里之差，往往根源于毫厘的偏差。

译右边是《牧民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处理政事一定要公正，抚恤百姓一定要施惠。近来已经有训诫，内容也十分恳切周至。告诫你们这些县令、长官，务必守持而不要使它失坠。宣扬朕的真实心意，这才是和乐仁厚。右边是《字民铭》。太傅、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臣贾似道等恭敬书写。臣等恭敬思考，皇帝陛下德行高尚、恩惠深厚，彰显了先帝的美德。自登基以来，无论日昃仍思虑政事，还是夜晚保持警惕，心思无不在百姓身上。出朝会见百官，入内侍奉东朝，从一言一话之间，无不体现出勤勉谨慎；因此总是努力使百姓摆脱困顿，救济百姓的贫乏，急切得唯恐来不及。陛下认为，良好的二千石官员，实际上分担了朕牧养百姓的责任；而县令与百姓更加接近，几乎就是保育朕的赤子。于是陛下趁清静宴居之时作成大训，颁布天下。既然能够采用朕的教诫之辞，谁敢不敬慎？父母爱子的心，没有止境，于是又把它铸成铭文。训诫，是提着人的耳朵告诫；铭文，是使人铭记在心。用意越严，言辞便越恳切。到了乾道年间，这些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像风雷一样震动，像霜露一样遍布，谆谆然地教导和命令臣下，已经达到极致。臣等有幸忝居辅弼之列，亲身承受至高的教化；自知见闻浅陋，不能仰窥河洛之秘，只私下妄自认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只有圣人才能充分做到。古代先民曾创作言论说“我们都是同胞”。圣学高明，正取用了这个意思；不也说过吗，大君是我们父母的宗子，大臣则是宗子之家的家相。右侧这篇《字民铭》，由太傅、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臣贾似道等恭敬书写。【臣等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品行高尚、恩德深厚，光明显扬了先帝美好的德行。自从登上帝位以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所思所忧没有不在百姓身上的。外出接见百官，入内侍奉太皇太后；从一言一语到一举一动，没有不说要勤勉谨慎。因此，凡是百姓受到压抑的，就加以伸张；百姓有所缺乏的，就加以救济，急切奔走，只怕来不及。陛下认为，良二千石确实分担着替朕牧养百姓的职责，于是使他们与百姓更加亲近，几乎像保姆照料自己的婴儿一样。于是趁着清闲安燕之时，制定这篇大训，颁布天下。既然能够采用我的教诲之辞，谁敢不敬慎奉行？而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本来没有止境，于是又为此撰铭。训，是提起人的耳朵告诫他；铭，是把道理深深刻在人的心里。心意越严肃，言辞就越恳切。至于乾道年间，圣明教化如日月星辰般光耀，如风雷般震动，如霜露般遍布，反复诚恳地命令、教导臣民，可谓达到极致。臣等有幸忝列宰辅，亲身承受圣上的至高教化；只是自知见闻浅陋，不能仰窥河洛之学的奥秘，私下妄自认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只有圣人才能充分达到这种境界。从前先民有所论述，说‘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圣学高明，也采纳了这个旨意；不也说过吗？大君，是我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宗子之家的辅相。臣等应当思考并履行自己的职责，难道只是宣扬、探究仁德之心，竭力辅佐而已吗？还要借此观察天下归于仁德的盛况。臣等虽然才能低劣，岂敢不努力呢？于是刻石以崇扬圣德，恭敬地奉行这一教诲，使它永远流传而不厌弃。谨行拜手稽首之礼，书写在碑文下方。○又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宋朝兴起以来，德泽厚重，足以保存于百世；恩惠深广广大，众生无不沾润。从前艺祖皇帝凭借不嗜杀人而取得天下，又以宽容抚养小民，并告诫藩侯。太宗皇帝深沉仁厚、光大地继承先业，甚至取下古人颁布政令的箴言，表彰刊出，遂成为皇帝的诰言，书写后赐给郡国，树立在官署厅堂的南面。又到我穆考理宗皇帝，将训导廉洁、谨慎用刑的铭文以及爱护百姓的训诫载入国史，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圣德圣意，上承天命而警惕，下察民情而体恤；于是八方之外、六合之内，都受到鼓舞而归于太平，真是盛美啊！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广大地保有并承受百姓，盛德至仁，如云气流布、苍天覆盖。于是咸淳六年正月丙寅日，亲自制成《牧民》《字民》二训，宣扬于王庭，颁下各方国土，已经深刻、切实而明白。到八月壬午日，宫中又颁出二铭，简约的文辞铺陈畅达，再次以巽顺之道申明教诲。大概是圣上的真情发自内心，没有一个念头不在百姓身上；诏书屡次下达，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百姓。这两篇训诫刚刚更新，皇帝又在清闲安燕之时抄写二铭来给臣等看。圣明的谋略和宏大的法则，考察起来与三位圣帝相合；德泽洋溢、恩惠普遍，推广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伟大啊，君王的言语；专一啊，君王的心意！臣等愿望极其强烈，希望宣扬彰明圣上的制作，颁布给天下，使郡县长吏同心同德，共同发扬天子宏大而美好的命令，以使我们的王国长久昌盛。御笔依次书写。】思堂。在都堂后面。经武阁。

译在枢密院后面，收藏《经武要略》。理宗皇帝亲笔书写匾额，刻在石上；宰臣恭敬地作跋。【臣恭敬地认为，本朝以仁德建立国家，以文治达到太平，以武力禁止暴乱、整治祸乱；圣祖、神宗的这些原则从未改变。因此，我艺祖皇帝开始创建华夏天下，四处征讨不服之国，北汉、契丹还没有归顺。讲习武备、整治军戎之事，每年都要重申，用来警戒国人、训导他们。正月壬寅日，亲临造船务，观看水战；二月丙寅日，亲临飞山营，检阅炮车；四月庚寅日，在朱明门选拔士卒；九月己巳日，在讲武殿检阅军队；两次在西郊大规模阅兵，七次亲临教船池。春季搜田、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和冬季狩猎，都写入通礼。击刺、骑马、射箭，全都成为精湛的技艺。因此能够南征北伐，我军没有敌手。孝宗皇帝继承祖宗武功，光大并完成中兴。即使敌夷中的强悍将帅多次上书请求和好，我国的武备却更加整饬谨严。乾道、淳熙年间，在白石、茅滩、龙山等地，共举行五次大阅兵；亲自登上将台，鼓舞士气；在玉津举行宴射，恢复中断已久的典礼；武艺设有掌记，拍试设有赏格；射铁帘者可以迁转补授。六军既已整肃，四方就无人敢来侵犯。这就是葛酋直到老年也不敢毁约犯塞的原因。皇帝陛下继承二祖，遵循七德。圣明教化刚一更新，国威便大为振作。东面平息了涟海、徐、邳一带窥伺边境的警患，西面消灭了蔡、息、亳、邓一带抄掠边塞的盗寇；商丘以南、大梁以北的藩侯，曾经将要投降或被拘执押送，也无不愿意归入职方管辖。王师接连出动，鞑使接踵而来。过去他们凌辱边吏，十分骄横；如今却穿着我朝衣冠，夹杂着绮裘绣袷，匆忙地在殿庭下排列跪拜。这大概也是由于我国武威得以扬显，从而使他们受到震动醒悟。臣身居宰府，共同兼任枢庭副职，亲眼看到这些武功，担心没有足够的论述来记载它。近来皇帝在清闲安燕时游览艺文之事，将御书‘经武之阁’四个大字宣付给臣，命臣把它作为枢密府的镇重之物。臣私下认为，自建隆以来，掌管军兵的大政先后经过整治改革，条目章程登载在简册上的，共有十项，总名为《经武要略》，这样便已有这部书了，却还没有阁。南渡中兴以后，直到嘉定癸酉年，在本院北面创建楼阁，北面枕靠胥山，南面朝向象阙，中间把搜集的书籍收藏在金匮中，这样便有了这座阁，却还没有这块匾额。如今高阁杰出宏丽，宝贵书籍充满其中，御笔题字光明显著，仿佛云汉运行、日月星辰下垂。观看这座阁的人，知道《武经》收藏在这里，就知道烈祖的德业；看见御书的笔画，就能看见当今皇帝的圣明。臣于是肃整容仪，拜手跪下说道：风雨滋润万物，雷霆显示威严，这是天的常理；山岳镇定安静，江河澎湃奔流，这是地的常理；春天发生，夏天生长，秋冬变化而肃杀，这是四时的常理；早晨的气势锐利，傍晚的气势收归，到了半夜又随之收敛，这是昼夜的常理。它发动时如风，停止时如山，变化起来如阴阳神鬼，无法测度。进取时就扶助弱小、攻伐昏昧，退守时就团结众人、安定百姓；用神妙的谋略广泛运转，用圣明的教化昭示天下，用威怒奋发振作，用功业使天下安定，这就是帝王的常经。圣人在《易经》的《习坎》和《诗经》的《常武》中，明确阐明这个道理，说：‘以恒常的德行来反复学习教化之事。’又说：‘具备恒常的德行，以此建立武功。’大概兵事象征水；水接连而来便成为坎卦，而君子对于教导百姓、使其习于军旅之事，如果不反复操练，就是抛弃百姓。王师如同雷霆；雷霆震动惊惧，象征武威，而君主在四方已经平定以后，如果不保持敬畏戒惧，就是穷尽武力。这些都不是常道。所谓常，就是经；随着变化而采取适宜措施，就是权。把它用于战争，战争正是用来建立和平的基础；把它用于和平，和平正是用来宽裕守备的条件。立足于不可战胜之地，把权宜的运用施行于和、战、守之间，这就是武事之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汉代儒者的说法，竟说反其常经便可以合于大道；如果这样，那么权谋十三家、技巧一百九十九篇都可以算作经，难道这是我帝王之道的美善所在吗？臣既已摹写御书，刊刻在青玉碑上，又进一步阐明经与权的道理，以此回应并发扬天子的威命。○此文见于《吴泳鹤林集》，碑文没有署名。】中书门下后省。在都堂西面。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中书舍人洪迈记载并题写官员姓名。【两省的官员共有十二人，这是唐代的制度。如今散骑常侍一职空缺，从谏议大夫以下另设谏院，同一门而分为不同官署。只有给事中、中书舍人以及左右起居舍人确实同属一省，员额也有十二人。自渡江以来，大约减去了三分之一，但也从未完全配齐。给事中、舍人以法从之官为职责，凡紫微、黄门的政务，无论大小，都要实际记录并实际施行；其中不妥当的，可以上告并退回。左右起居舍人每日侍奉殿上，负责备顾问，都是当时清要亲近的重要官员。然而他们来去的姓名没有谨慎地掌录，当然经过四十年间，已经散失而无法考查。我的兄弟前后四次进入两省，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离开右史一职五年后又回来，于是终于完成了这件事。唯独建炎年间，次序不整齐，有的失去了任职和离职的官名，姑且保存现状，共合为六十八人。其中再次任职、三次任职的有三十三人。如今朝廷中书、门下两省的五位公卿，都是从我们两省扶摇直上青云，前后相继，没有比这更盛的。权官不予题名，唯独记载南阳公，是为了尊重宰相、看重我们这一省。题名完成后，又请浙东相公在上面用大字题写表识。乾道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把任官者的姓名和任职年月记在墙壁上，大概是为了让后人考察当时的职掌，并了解这些人的得失、贤能与否。过去两省中代理缺官的人，按照惯例任期不长，所以前面的记文没有记载。近些年，词掖官员大多先兼任，后来才正式授职；琐闼官员有时多年没有正式任命，如果遗漏他们，难道可以吗？这次连代理官也一并书写，这也是《春秋》改变旧例以适应实际情况的意义。】淳熙九年春三月，上饶施师点续题。】有苏轼石刻。【元祐元年，我任中书舍人时，执政者担心本省事务泄露过多，想在舍人厅后修筑带篱笆的隔墙，禁止同省官员往来。我说：‘诸位应当做到简要、明白、通达，何必竖篱笆、插荆棘呢？’诸公笑着作罢。到了第二年，最终还是修建了。闲暇时偶然读白居易文集，其中说：‘西省北院新建小轩亭，种竹开窗，向东通到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作诗。’这才知道唐代可以在西掖开窗向东相通，而从今以后本省却不能往来，实在可叹。

译四月三十日书写。○给事中王信作跋说：‘省中原来有隔篱，近来拆除了它，很是令人畅快，因此作了一首小诗：‘偶然种竹，竟成了一段故事；隔着窗户，时时可以赋写新诗。’ ‘这两句诗，大概采用了东坡《仇池笔录》所记载的元祐年间旧事。恰好陈谏议贾来访，我把诗句举给他看，他便说：‘昨天刚刚得到这幅帖子，事情竟这样相符。’同舍官员请求把它刻在石上，作为后日的佳话。当时任中书舍人的有陈居仁、李巘，任起居舍人的有胡晋臣。淳熙丁未年秋季。】紫微阁。宁宗皇帝亲笔书写匾额，刻在石上。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臣高文虎恭敬书写。【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具有尧的聪明深思、舜的深厚文德、禹的俭朴勤劳、汤的齐圣之德、文王纯正不息的德行，以及成王不断学习、光明敬慎、遵循先王之道的品格。陛下承继慈圣的谋略，继承宏大国统，遵循祖宗武功和法度；行动都效法祖宗，考察图籍、表章经典，专心向往儒学，勤勤恳恳、急切不懈，以此开启深远谋略，更新睿智德性。圣明的才能修治并扩充文治，使九功都彰明，使万物受到安宁；于是上天澄明，大地安宁，日月照临之处、舟车所能到达之地，都受到仁德陶铸、义理推衍，远方归服，近处安定。又能够选用延请贤能，辨别贤与不肖，从而端正天下、清明朝廷。臣出身寒微，亲身处在太平盛世，得以擢升安置于微掖，进而陪列金华，多次蒙受厚恩，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每当想到词臣掌管诏令的地方，主管纲纪，虽然说是严肃号令、处在机要禁密之地，素来就被推重荣耀；至于辨析细微情状、发布任免诏令，关系也十分重大。考察仁祖时，仁祖顾念并优待省垣，题名紫微阁，又赐下御笔篆书，用来充分施加恩宠、播扬芬芳功烈，实在非常美盛。自从炎宋重新兴起，掌管制诰的职责更加严肃，但旧日景象还没有恢复；有应当启奏闻知的事项，以及八另癸巳〔原文如此，字句有疑〕，臣详细援引典章制度，冒昧在讲殿陈奏，请求颁赐御书，以增光前代成规。天意深厚，竟采纳了臣的意见。到了九月甲寅日，皇帝亲书‘紫微阁’三个字，赐给小臣。臣拜手稽首，回应并发扬君王的美德。御笔如凤飞龙盘，纵横经纬如河洛之图；笔画如星钩、玉珥，阐发掌握乾坤的六书工巧和八法奥妙。高宗传给孝宗，孝宗传给慈皇，到了这里，笔势伟健端庄宏阔，精微而广大，兼备各种书体，确实汇集了大臣的风格。于是十月戊辰日，臣虔诚奉迎御笔，妥善悬挂华美匾额；随即请求明示旨意，使此事登载史册，用来昭示显荣、光耀万世。皇帝下制说：可以。省门有所禁令，词臣轮流居住。一旦天光灿烂，庆云繁盛，仿佛置身上帝收藏群玉的府库，仿佛游览太微垣三光照耀的庭院；借此振兴元祐文治的光华，借此奋发绍兴年间恢复宏业的事业。美盛啊，伟大啊！臣私下听说，刚健中正是天的德性，自强不息是君主的德性。因此，学问通过聚集、询问和辨析而成就，正义在乾卦之德中光明显现。又听说，柔顺者来临、刚健者上升，是天的文理；文明而止，是人的文理。因此，教化完成、政事清明，象征便显现在贲卦中。如今陛下遵循帝王的训典，任用股肱功臣，直到日偏西仍不顾休息；运用天的德性来文饰皇帝的谋略，使君王的法度如金玉般珍贵，勉力行道，阐明人的文理，使下情上达而光彩焕发，以文采藻饰屏藩。正当此时，西掖沐浴在盛大的光辉之中，何况天地山川呢？何况人民万物呢？由此推广开来，应当从亲自努力实行开始。臣恭敬地把这些文字书写在翠〔原文作‘翠（王民）’，字样有疑〕石上，所以叙述自己的浅见，附记在下面。彰明并夸示皇上的赐予，以及缺失的文字如下：‘庆元五年正月十四日。】检正左右司。在谏院右侧，面向东方。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陈居仁记载并题写官员姓名。【天下的事务汇聚于朝廷；经纶国体、赞助元首，上则调和阴阳，下则使万物各得其宜。这些事务又出现在一日万机之中，如果不依靠属官早晚辅助赞襄，经纶天下的大事有时就会淹没在文书、期限和集会的纷杂之中。汉代曾让□臣录领尚书事务，但尚未成为固定官职。到了汉末，事务归于台阁的□〔原文缺字〕，即使设置尚书左右丞，也不值得再谈了。唐代分设三省，以宰相为长官，开始设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作为左右丞的副职，分掌各曹事务，于是与丞相同职掌；但品秩又不是一般郎官所能相比的。到了本朝神宗时期，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一人。熙宁年间，开始设置检正五房公事一人，每房仍设置检正公事□人，用来检核、厘正中书门下的事务。元丰年间，逐渐裁减，改置四人；后来又裁省不再设置。到了太上皇帝时期，虽有增减而不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两省事务繁重，一直没有偏废。皇上登极初年，下诏左右司郎官各设置一人。后来因为右司专门掌管刑房事务，职任繁重，于是设置两人。内则六曹、寺、监，外则监司、郡守，凡稍微关系到国家治理而又不是某一部门可以专擅处理的，大都上报两省，所以共同拟议、咨询和禀白，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这确实是政事的根本、治道的源流，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扶持并顺势引导。因此，这类官职的选授比其他官职更加审慎；过去由此入内侍奉皇帝、执掌政权的人，显赫相继而出。后来虽然任用随着时势而变，但职位的重要和繁剧仍同从前一样。凡官署和寺监都有题名碑，中兴以后唯独这里尚未建立。同僚趁着闲暇，命掌故搜集案牍，考察历任官员的姓名以及除授、升迁、改任的先后，共得到二百零六人，将要刻在石上，以传之后世。因为我陈居仁滥列其间，任职日久，于是嘱托我叙述事情的大概。我私下认为，公掾都是从天下选出的人才；以中正之道修养自己，以恭敬谨慎的态度侍奉上级，这是他们本来的职责。至于政事有是非可否，应当像盐和梅相互调和、像水与火相互济用那样彼此补益。身为长官，不应因下属违逆自己的意旨而介意；身为属官，也不应因触犯上级权势而畏惧；只遵循事理，最初就没有私心偏见，自然会使上下情意相通，使大小政务都得到办理，朝廷端正而天下安治，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我一并抒发所积蓄的见解，留给同道之人，希望他们知道设置题名并不只是为了议论年月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六人〕 淳熙十二年三月。】承旨、检详、编修

译枢密院检详杨万里撰记，题写职名。【中书、枢密称为二府，是本朝的制度，也是沿袭旧制。枢密院的属官有都承旨、副都承旨，又有检详、编修。宋初诸祖宗在位时，都承旨有曾孝宽、韩缜，检详有王存、刘奉世，编修有顾临、钱长卿，都是其中的优秀人选。南渡中兴以后，制度有所增损，到今天，都承旨、检详各一员，编修二员，这样已经六十年了，但记载这些官员姓名的壁记还没有建立。如今都承旨李公昌图才得以办理此事，嘱托我杨万里撰写记文。士人说：枢密院属官和宰执属官不同，在于事务繁剧和清闲。清闲，难道就是你没有事情做吗？枢密院属官难道就没有事情做吗？没有这样的事务，就不应有这样的官职；既有这样的官职，就一定有这样的事务。既有这样的事务，就必须办理它的事务；办理它的事务，就不会清闲了。所谓清闲，莫非是不办理本职事务，却勉强推说没有事情吗？我认为，应当办理本职事务。枢密院属官的职责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按等级向上说，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签书，有同签书；它们的称号虽然不同，所设置的职位也不相并列，但作为长官和副贰的性质是相同的。既设置长官，又设置副贰，又设置属官，这难道不是上级有所遗留、下级有所辅佐吗？如果在下不能辅佐在上，却说“我只把分内的事做好就够了”，可以吗？古代工匠用技艺进谏，蚳（上圭下黾）以士师的身份进谏；工匠和士师本来都不是谏官，但侍奉君主的道义，难道有不属于职分的事吗？没有。如今担任枢密院属官的人，有的说“我闲暇无事”，有的说“我只做好分内之事就够了”，还有的说“我辅佐上官已经够了”。至于侍奉君主的道义，他们却说“思想不要超出职位”，又说“不如守好本官”，认为除此之外都不是自己的职责。这样说来，古代的工匠和士师错了吗？难道只有工匠和士师错了吗？孟子说：“站在别人朝廷的朝堂上，却不能推行自己的道义，是可耻的。”那么孟子也错了吗？真是这样吗？不是，只是我们这些人偏偏只知道自己的职务，却不思考自己的职责。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将作监兼副都承旨胡矩续记：西府属官过去有题名碑，从中兴初年到现在，已有八十七年，石碑已经续刻过两次了。我自视浅陋，却三次得以列名其中。此次任编修，又继承了大父忠简公留下的事迹。后来兼任检详文字，如今又代理副都承旨，西府属官的职掌沿革几乎都经历过，因此大致听闻了其中详情。枢密院本来掌管军事权柄，所以从枢密使到签书枢密院事，都兼用文臣和武臣；即使都承旨、副都承旨作为属官也是如此，这其中顺应时势设置官职的意义很深。其次，检详的职掌是考核文书，编修的职掌是删改润色时政文书，所以专用文臣；至于（口十）赞帷幄筹策、参与朝廷议论，他们的责任是相同的。晚唐时，枢密使虽然身居要职，但品秩和恩礼还不能与今天相比。每逢有密旨，枢密使接受后交给中书省，称为“宣”；中书省接受后把它登记在册，称为“宣底”。到了后梁初年，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任命敬翔为院使，让他在宫中备顾问、参与谋议。接受皇帝旨意后，就向宰相宣布并执行。宰相不是在入宫对答时有所奏请，以及已经接受旨意而应当再次请示的事情，都通过崇政院上报。得到旨意后，再向宰相宣布，于是所谓承旨院使便专掌此事。后唐同光初年，又把崇政院改为枢密院，设置枢密使，任命宰臣郭崇韬担任。石晋天福初年，又任命宰臣桑维翰担任。从此枢密使的权力相当于宰相，承旨一职便归入其属官。本朝太平兴国年间，以杨守一充任都承旨，开始加“都”字。熙宁年间，由史馆官兼任。元祐年间，由待制兼任。绍兴初年，由两制官兼任。从此都承旨、副都承旨便成为清望官。检详始设于熙宁年间，地位相当于检正；编修始设于庆历年间，地位次于检详。这就是枢密院属官的大致情况。适逢碑石刻满，又应当续刻，于是把官员姓名详细列在碑石末端，使后来的人有所考查。嘉定六年八月十五日。三省枢密院监门。在大门南面。将作监兼左司任希夷记监门官题名：监门官的设置由来已久。周代称司门，汉代名称不一，有的称户郎，有的称门候，职任都是守门。国朝三省、枢密院的门禁使用内品官。元丰年间，裕陵的圣训说，任用内侍，是因为他们同外朝臣僚没有交往，可以尽心侦察。自中兴后驻跸临安，三省、枢密院都设在皇城之外，内侍不能按时到达，便参用小使臣；但他们身份低微、官职卑下，不足以有所查问。嘉定六年秋，才开始采用谏大夫的意见，增设监门官一员，以京朝官中治理县邑有成效的人担任。最初任命奉议郎、前知严州淳安县杨恕，而内侍仍负责讥察，这是遵循旧制。当时政事机关重新修葺一新，厅堂高大完备，形势高隆峻峭，严整翼然，规模宏丽。至于门廊、道路，没有不扩建扩大的，气象美盛。经过这里的人都恭敬肃穆，于是另设专官来加强守门职责。这大概是为了谨慎对待命令发出的根源，尊重朝廷不可抗拒的威势；对外显示如此，对内的严肃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难道能不想办法符合皇上的旨意吗？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杨君说：早朝退朝后，飞驰的车盖来到这里，皇帝的衮服和车盖光彩灿烂，车骑接踵而来，呵喝开道、通报来客，前导声一阵接一阵地震响。而且凡是出入这里的，大多是达官显贵，他们还带着仆从，喧哗往来不绝，不只是车夫们声势浩大而已。司门官在两扇门旁徘徊拘谨，要在那里侦察，不也很困难吗？又怎能不因此动摇心志呢？于是告诉他说：从前萧望之以射策甲科出身，尚且担任小苑东门候，仲翁还讥笑他守关门，他回答说各人都应按自己的志向行事。后来他终于成为汉代名臣太傅，可见一经任命就有固定职守，只应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哪里还顾得上羡慕其他职位呢？杨君应当以此自勉，并把这些话告诉后来任职的人。嘉定六年十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架阁。

译在制敕院后面。主管架阁文字綦更生记架阁官题名：本朝景德年间设置金耀门书库，收藏三司文案，隶属于尚书省；尚书省设架阁，有专库，这大概是先有省级书库而尚未推广到各部。崇宁年间，大臣起初兼任天官，建议设置吏部架阁官，后来六部都设立，接着又省去。到宣和年间再设置，随后又省去。绍兴三年，六部全都设有架阁库，共十五年后设置官员四人：礼部、兵部各一人，刑部、工部共一人，吏部、户部各一人，各部才算官员齐备；这时只详细归属于各部，不再涉及尚书省。尚书省有留存文书，藏在各房，虽然每两年派人整理一次架阁，但屋舍破败漏雨、四面进风，文书被丢弃在空地上，无人过问；老鼠啃咬、蛛丝缠绕，受潮闷热而霉烂腐败，已经无法收拾。有些官吏毫无才艺，是其他部门弃置不用的人，才开始把姓名塞进这里，徒然领取俸禄，身体却从未到任；偶尔有检讨官漫不经心，根本不知道文书存放在哪里，不得已只好到各部取索，往返曲折，拖延误时，最终还是无法取得。朝廷深察其中弊端，于是议论设置专官，就在省门之内创建书库。起初建厅堂，后面建阁楼三间，两侧作两翼，都是利用修缮尚书省剩下的材料；但木瓦稀疏、墙壁破漏，屋舍既低矮又漏雨，不能用来储藏满栋的书籍。架阁官綦更生首次承任此职，竭力向朝廷请求，得到缗钱二千有余，增建阁屋十三间，共十六间，三省和枢密院各列为四库，扩建厅堂两侧形成五间。门内右边设置厨房和直房，以便处理杂事；外门左边原是库地，现在省府借作计簿房，右边又借作厕所，都不敢请求恢复为库房。库房大门正对东边，向西就是吴山；右墙朝南作为门户，左墙靠北，正对民居道路。将来书籍增多、地方狭窄时，还可以看情况利用其便利，扩建库房。三省、枢密院的书籍已经各自列入一库；每库又按各房分列，以尚未设置架阁官以前的文书为一类，设置官员以后新来的文书为一类，年月都可考查，门类不得混杂。凡有前朝皇帝御笔，便用朱箱金锁，焚香收藏在阁中，以表示尊君之义。门锁森严，出入有登记，规章制度详备，官吏不能欺骗。这确实对官府大有益处，不能说是缓慢而不紧要的事。我曾看《唐六典》，书中记载亭长、掌固都属于尚书省：亭长主管看守省门、传达禁令，掌固与亭长职任相同，轮番上值，都是尚书省属官。如今嘉定甲戌年，朝廷既然认为各部有司门官，尚书省也应同时设置；第二年乙亥年…… 因为各部有掌故官，尚书省也设置了架阁官。这样，唐代的亭长、掌固和景德年间尚书省设置书库的制度，如今都一并恢复了。

译古书说：“修复废置的官职，四方的政事就能得到推行。” 因此不能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于是取架阁官的姓名，从现在直到以后，刻在碑石下方。嘉定九年三月。《咸淳临安志》卷第五。行在所录〔五〕。御史台。在清河坊门北面，取严肃之意。绍定五年重建。朝堂。就是台厅。官员穿朝服进入，戴朴头、穿白衫，出了台端才能到这里，下马。有…… 有两块御札石刻。台谏是掌管风宪的地方，负责振举纲纪、纠察奸邪、秘密辅佐治道。近年来用人不当，有人同大臣结为党羽，帮助大臣发泄喜怒，这严重违背了台谏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朕现在亲自任用公正之士，以革除弊端。今后任职者应当尽心履行职责，只求取得君主的信任，不要再结党交往，破坏和扰乱成法。应当谨慎遵守这一训诫，不要自己招来过错。右为绍兴二十五年诏谕台谏。殿中侍御史臣汤鹏举记：臣私下认为，台谏是天子的耳目，朝廷纲纪所系；应以此整肃国家法令，使众官肃敬。一定要使皇上的德意下达而民情上通，不让一个人失所，并同万国共享安乐，就应当开放公正之路，堵塞邪曲之门。小人之道消退，百事都兴盛，天下政治得以推行，众多政绩得以成就。海内外大小臣僚都怀抱忠良之心，那么台臣的补益难道还小吗？这本来就是天子的耳目，宰相有什么关系呢？近年来宰臣暗中任意荐举，任用不当，逐渐形成朋党，只知谄媚；宰相认为可行，台臣便认为可行，宰相认为不可行，台臣便认为不可行。台纲既然丧失，国家的是非凭什么确定？官员的邪曲凭什么制止？谁还能提高本朝宪府的威重？恭敬地想，我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深明治国之道，宽仁勤俭，革新政务，深念臣下进言的责任，早已亲自选拔，哪里容得下事先请托？诏旨颁下说：“朕现在亲自任用公正之士，以革除以前的弊病。”而臣不肖，学识不足却承受不当的任用，只能自取惭愧。即使把忠心作为本心，我的智慧不足以察知事机，勇气不足以实行自己的志向，但凡有所听闻，不敢不报告；凡有所知晓，不敢不去做。待罪于台所，实在惭愧白食俸禄，愿无功效。仰奉诏书，想着以朴实忠诚的话告诫后来者。臣谨拜手叩首，敬重地接受训词，把它流传亿万世。右为绍兴二十五年诏谕台谏。殿中侍御史臣汤鹏举记：臣私下认为，台谏是天子的耳目，朝廷纲纪所系；应以此整肃国家法令，使众官肃敬。一定要使皇上的德意下达而民情上通，不让一个人失所，并同万国共享安乐，就应当开放公正之路，堵塞邪曲之门。小人之道消退，百事都兴盛，天下政治得以推行，众多政绩得以成就。海内外大小臣僚都怀抱忠良之心，那么台臣的补益难道还小吗？这本来就是天子的耳目，宰相有什么关系呢？近年来宰臣暗中任意荐举，任用不当，逐渐形成朋党，只知谄媚；宰相认为可行，台臣便认为可行，宰相认为不可行，台臣便认为不可行。台纲既然丧失，国家的是非凭什么确定？官员的邪曲凭什么制止？谁还能提高本朝宪府的威重？恭敬地想，我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深明治国之道，宽仁勤俭，革新政务，深念臣下进言的责任，早已亲自选拔，哪里容得下事先请托？诏旨颁下说：“朕现在亲自任用公正之士，以革除以前的弊病。”而臣不肖，学识不足却承受不当的任用，只能自取惭愧。即使把忠心作为本心，我的智慧不足以察知事机，勇气不足以实行自己的志向，但凡有所听闻，不敢不报告；凡有所知晓，不敢不去做。待罪于台所，实在惭愧白食俸禄，愿无功效。仰奉诏书，想着以朴实忠诚的话告诫后来者。臣谨拜手叩首，敬重地接受训词，把它流传亿万世。近来台官有员额空缺，已经命令御史中丞和知杂御史共同负责保举。想来你们一定已经慎重选择，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奏报。上奏时必须选择忠诚纯正、以国家为重的人，不要推荐年少而沽名激进之辈，以改变当世浮薄恶劣的风气，希望共同成就笃厚的政治。应迅速把姓名上报。右。神宗皇帝诏令保举台官。神宗皇帝曾因御史有员额空缺，亲自下诏命令台官共同保举忠诚纯正、以国家为重的人，共同成就笃厚的政治，由此可以仰见…… 圣上对于选择耳目之官，竟然如此慎重。如今把得到的石刻拓本交给三省，可以命令重新刊刻在御史台，让官员早晚瞻仰，作为警戒并遵奉它，这样或许能上承神宗的圣意，下使浮薄风气平息，也符合朕的心意。右为绍兴三十年。御札颁发。神宗皇帝诏书，御史中丞臣朱倬记：仰想神宗皇帝在七闰年间励精图治，制定治国方略、建立官制，鼎□……凡是考察古代礼制文辞的……丰□年间，更加思考如何……作为后世法则……所留下的训诫，文辞如丹青般鲜明，真是盛大的德行。元祐初年，有诏命刻石，置于台院。到了绍兴庚辰年，也就是今上皇帝中兴三十四年，皇帝继承先帝的谋略，遵循制度、彰显功业，上天眷顾保佑，因此时和年丰，百姓安宁，灾害止息；勤勉忧劳的功效，显然同列祖列宗相合。夏季四月，皇帝说道：“御史是掌管耳目的官员，应谨慎对待自己的同僚。我听说古代如此，何况如今祖训完备，成法可以鉴戒。于是把得到的石刻拓本重新刊刻在御史台，并借此更加彰显神祖的美意，使盛德接续光明。”啊，意义多么宏大！又加上皇帝亲笔书写，重申命令告诫，文辞如星宿般灿烂、书法如云霞般绚丽，足以光饰万物。臣万分荣幸，谨拜手叩首，跪受诏命并说道：“臣听说《周颂》说：‘以周文王的典章作为仪法，每日使四方安定。’《大雅》说：‘以文王为法，万国因此建立诚信。’ 恭敬地想，圣上的德行继承先王，四方已经日益安定，万国没有不建立诚信的。何况这些百官，怎敢不恭敬顺从呢？”臣谨慎虔诚地奉行圣训，不敢使它失坠。只进用忠诚淳厚的人，只斥退浮薄之人，只惩戒沽名激进之人，以此报答并宣扬圣天子伟大而显赫的美好命令。谨将这些话刻在美玉般的石碑上，使后世亿万年担任御史的人都能瞻仰遵奉，服膺不厌。西序排列东都御史的姓名和任职年月，题为：“石柱题名自……” 中兴以后则排列在东序。右谏议大夫陈贾记：本朝三院御史都可以议论政事、纠察官员邪曲。元丰、绍圣年间把这些规定写入正式法令，任用标准严格，所以选拔精慎。当时列职在台的官员，都是天子亲自擢用。太上皇帝中兴后，明确国家大是大非，凡为天子耳目所寄托的人，必定选择合适者。绍兴年间改革政治，下诏任用公正之士，以革除结交朋党、相互依附的风气。不久又下发札书，把元丰年间的手诏刻在台院，大概是希望遵用忠诚纯正、以国家为重的人，以成就笃厚的政治。先后反复告诫，光明如日月，文字飞动如龙蛇，玉石碑刻也光彩照人。圣圣相传，祖宗家法不变，实在是我宋朝维护纲纪的一件盛事。凡在这里任职的人，都应有所考查。绍兴辛酉年，曾汇集建炎以后御史的姓名和年月，并续接靖康以前所载人物，按官职编排年代。由于年代久远，两块碑已经写满，背面又参差错杂，阅览者已经感到困扰，后来的人又无处容纳。陈贾因才能低劣，侥幸承蒙提拔，曾在这里任职。御史台长期破败虫蛀，修葺一新后，于是又同同列商议改刻新碑，继续按先后年月排列，使各项都清楚而不相抵牾，用来记载中兴以来风宪官得人的盛况，流传不朽。难道不足以增加纲纪之地的威重吗？石碑已经备好，嘱咐我记述事情的始末，我哪里敢用支离曲折的言辞推辞。淳熙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御史合位。厅内靠外是两处监察御史的座位，再往里是殿中侍御史的座位，设有会茶堂；再往里是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的座位。台狱。门匾题为“四推”：台一推、台二推、殿一推、殿二推。狱事长期废置，只剩厅堂存在。大概自中兴以来未曾设置审讯官，有案件交给台官审问时，刑部、御史台等官员便到大理寺狱听取审理。谏院。在后省西面。此前，绍兴元年，右司谏方孟卿说：“谏官一向在中书门下省设置听事厅，大概因为两省是朝廷政令发出的地方。祖宗让谏官居于此处，并非没有深意。”诏令说，等到皇帝移跸临安后，在都堂附近设置谏院。有绍兴二十五年……

译御札石刻，同御史台。右正言臣张修谨记：臣仰想皇帝陛下天资卓绝、圣明至高，继承大宝，开创中兴，使天下达到极治，获得亿万世无穷的美好，其盛况超过唐虞三代。陛下仍留心台谏风宪之地，亲自决断，任用公正之士充任其职，大力革除朋党依附的弊病。又下诏告诫说，从今以后，担任此任的士人应当尽心履职，只求取得君主的信任。圣诏广泛施行，给群臣以恩惠，德意实在深厚。只是臣资质平庸，错误地承受任用，哪里足以当得公正之士的选拔，来仰承圣诏的褒奖呢？臣有幸亲逢圣明时代，遇到圣明君主，只知竭尽愚忠，上报陛下的知遇，这就是臣微薄的本心。至于结党依附之人，臣实在以为可耻。臣蒙赐召对、当面奏事时，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把这次圣诏刻在御史台和谏院的石碑上，以昭示万世。承蒙圣上慈恩俯允所请，臣岂敢不斋戒沐浴、拜谢百拜，书写在碑文之后；也借此表明像臣这样孤立疏远的小臣，能够遇到时运、遇到明主，实在是千载难逢的荣幸。臣又恭敬听闻，仁宗皇帝增设谏官，欧阳修首先入选，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荣耀而盛大的事情。臣如今得到圣上任用，私下也觉得有些相似，难道不是又一件幸运的事吗？厅事排列着谏官题名。右谏议大夫巫伋记：古代天子有七名诤臣，虽然当时还没有以此为正式官名，但这种制度由来已久。秦汉以来，开始设置谏大夫，人数没有固定，大多多至几十人，秩禄才相当于八百石；大概人数多，选任就显得轻。后来有时设置，有时不设置。唐代制定《六典》并设置专职，职责开始专一，任职也因此更加重要。谏议大夫以上有散骑常侍统率，以下有补阙、拾遗，都是定员，并分为左右：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都承担进言的责任。我朝沿袭这一制度。雍熙年间，诏令把遗补改为司谏、正言，重新命名，以表示劝勉和奖励。从此进言之官更加重要。主上中兴后，综合考核名实，大力整顿风宪，对于掌管耳目的官员尤其慎重选择。自建炎初年到现在，历任谏省的才三十人，员额并不齐备，可见官职确实重要，选任也很慎重。此前，院吏办事苟简，只用一张纸把姓名贴在墙上，时间久了，升迁次序和年月都漫不可考。我惭愧地承受任人不足的职位，日夜警惕恐惧，不知如何报答称职，甚至不能搜集整理前人的姓名来给后来者看，实在有愧。于是命工匠刻石，置于听事厅，姑且用来谨守官职、维护国家体统。至于把任官经历写下来以讨好自己，是古人所感到羞耻的事；我不但不敢这样做，也没有空闲这样做。绍兴十九年夏四月。右谏议大夫谢谔续记：谏院旧有题名碑，把谏议、司谏、正言三种职位分门排列，各自留出后面的空位，以等待后来任职者。碑记也详细考订官名。近来臣僚进言说，谏争之官还有员额空缺，担任这些官职的人往往分担御史的事务，至于规劝君主、纠正过失，却寂然无闻。希望仿照唐代旧制，设置左右补阙、拾遗各一员。于是得到诏令，准许依奏办理。到了二月八日，又下诏薛叔似、许及之接受新任命。臣私下认为，听从谏言是帝王伟大的功业，引导人们使他们进谏，更是盛大的德行。因为只在皇帝产生这个意图的时候，就可以概见其德。此前，原定散骑、谏议、司谏、正言分左右共八员，历来任命有时一员、有时二员，名称虽不同，实际职责也相同。圣上宽宏，尽量采纳臣下意见，和颜听取，即使进谏十分恳切，也一定不加拒绝。对于增置谏官的请求，欣然接受，是因为表明若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兼听并尽天下人的长处。于是共同重新立碑，从最初开始排列，并采用纪年方式。看这块碑，就可以考见引导人们进谏的盛德，而这种盛德尤其体现在今天。淳熙十五年六月。六部。在三省枢密院南面。

译论国献纳之堂。后面有望江亭，在山上。在天官厅后面。吏部。尚书厅居中，侍左厅、侍右厅在两侧；侍郎厅在前方右侧，向西出去是第一、第二座位。侍郎韩元吉记长官、副长官题名，大理正虞似良书写，并篆刻碑盖：尚书是汉代官名，侍郎是秦代官名。汉代设置尚书，但只有五曹；沿袭秦代旧制时，侍郎还没有实际职掌，秩禄只相当于四百石。尚书为长官，侍郎为副职，冠以六部之名，仿照周代六卿的职务，而以吏部居首，是隋唐的制度。天下官员总归吏部管理，其中地位较高的由尚书专门主持，并不区分文武；其次则由文选、武选侍郎分别主管，这就是我宋朝的制度。只有吏部自魏晋以来分掌的职务尤其重要，能够鉴别、叙用人物，升降群吏。到唐代，仍常由宰相兼任。国朝对此大体已有成法，称为“选”与“注”；长官、副长官只需谨慎察看并掌管，但常担心任非其人。朝廷选择人才交给他们，礼遇尊崇，长官地位在六部之上；虽然职务与古代略有不同，重要性却仍同古代一样。今年春天，吴兴李公拜任吏部尚书，感叹说：“法令本来有常规，但法令有不明之处，事情有未尽之处，难道不在于变通吗？” 于是他详细核查任子制度的七种资格，并给予定夺；革除荐举制度中敓（襄□）弊端的做法，加以防范；请求京秩官员可以通用注授县令，使他们一定接受百姓的实际考验；条目详细，纲目分明，没有不顺利治理的。过了几个月，听事厅旧有的题名碑石长期缺失、没有记载，李公将要（石龙）而刻之。元吉有幸担任他的副职，因此让我叙述这件事。整顿并端正官员，是先王的训诫。官府治理得好，事情就能治理好；朝廷治理得好，天下就都能治理好。如今这个职务就是用来治理官员的，又要以治理官员的原则要求自己，推而至于治理天下，也足以称道。像秤在轻重之间不偏不倚，难道不就是因为没有私心吗？我们这些承担此职的人，是后来人在这里寻求的榜样；有私心是可怕的，无私心是值得仰慕的，哪里在于任职年月长短呢？只有考察任职年月并观察任职者的贤能或不肖，使值得仰慕的人受到鼓励，使可畏惧的人受到劝戒，这些事不能不记下。乾道九年八月一日。郎官的座次排列在侍郎厅后面。起居舍人詹仪之记郎官题名：郎官分曹处理各项庶务，以辅佐长官；而吏部位居六曹之首，掌管铨选、封勋、考课等政令。这大概就是周代天官的属官。秦汉以后，制度多有沿革，到了光武帝时，才把常侍曹改为吏部曹。国朝沿袭唐制，以文武分为左右铨，称为尚左侍、尚右侍。左侍统辖右司、封司、司勋、考功等七司，由郎中、员外郎分别治理。过去精选尚书郎，多采纳当时的声望，官员升降、任免也参考公众议论，不专门拘泥于法令。因此政事能够治理，职务能够发挥作用。如今皇帝总核名实，更加慎选人才，不曾治理过郡县的人不予任用。任命下达后，必须等到奏对符合圣意，才可以任事。他如此擢用任命，意旨十分深厚；担任此官的人，难道能不想办法符合明诏吗？铨曹关系到人才任用是否通达，而法令细密周详，即使老吏也未必都能完全通晓。士大夫一旦在其中任职，也可以说很困难。不过，法令是用来昭示大信的，当然不能不遵守；而事情是否可行，其中还存在一定的道理。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若真能用智慧明察它，用仁心守持它，用勇气实行它，运用当今法令而合乎中古义理，使所任官职发挥最大作用，这才叫称职，难道不应勉励吗？郎官厅旧有题名，渡江以来文书散失，姓名和年月漫不可考。于是从隆兴年间开始，依先后次序刻在石上，以补足缺失的典章。同舍郎因为我曾与他们共同任事，请我为碑记开头，我坚决推辞而未获允许，于是为他们写下，希望将来有所考评。淳熙八年冬十一月长至日。户部。长官、副长官厅在天官厅前方左侧，向西出去第一座位有…… 高宗皇帝颁发铸钱式样的御札说：“大小钱的样式交给你。乌背钱制作相当精美，和开元、崇宁年间铸造的相似，但恐怕费工而难以办理；素背钱似乎可以作为式样，交给你再行详细审看。”权侍郎林觉记：臣林觉才能低劣，暂任版曹。绍兴丁丑年七月七日，因职事获得召对，冒昧陈述货币流通的好处，贸易流通，百姓可以依赖使用。近年铸钱稍有缺失，请求把饶州、赣州、韶州三州的钱监院各自选派官员、准备材料，筹措铸造发行。皇帝睿智高明，爱护百姓尤其深厚。此前曾亲自制作钱样，远远超出臣下的想象。臣奏事退下后，承蒙皇帝亲笔书写并宣示绍兴通宝两种样式。钱文取法洛书，形制质地浑厚，追法崇宁的规模；字势雄健有力，超过钟繇、王羲之的笔迹；钱肉、穿孔、周郭，无不极其精微。臣拜谢肃然观览，顿觉心胸眼界开阔。经书说：“百工的事业，都是圣人创制的。”又说：“备齐物品以满足使用，制造成器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仰想陛下励精图治，治理各项政务，以求了解百姓疾苦；亲身节俭用度，为天下作表率，却又铸造钱币，使贸易交换能够进行，以满足百姓使用，因此扩大实际恩惠，真是广大而宏大。从前汉代议论钱币政策，改革更改没有定制，最终也没有取得要领。唐代开元通宝的钱文由欧阳询书写，尚且被当时人称道，哪里比得上圣明神武的皇帝规划完善，亲自用翰墨创制新制度，使它广泛流布天下，流传亿万年，让百姓珍视它，永远把它看得贵重。皇帝所赐的圣训和御书灿烂明耀，臣不敢独自占有皇上的恩赐，谨拜手将它刻在玉石般的碑上，以示永久。绍兴二十七年七月。员外郎边知白记长官、副长官题名：六官的设置，都是为了百姓，而地官独称民部，大概因为它同百姓关系最亲密。把户口、财赋等数字献给君王，就登记在天府；有负责背负版籍的人，圣人还对他表示敬意，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君主处在克服艰难、完成恢复大业的时代，建立政令、办理政事，勤勉不懈，已经达到成周盛世的景象。大体说来，为百姓选择官员，必定只选合适的人，所以人口由凋残而重新繁盛，财用由耗损而重新充裕，仓廪由空虚而重新充实。自建炎以来直到现在，担任常伯、贰卿之职的人，大都能够充分响应百姓的愿望，没有失职；侍郎王公又继承了他们。有人说应当把姓名刻在石上，以彰显不朽。我说：各官署设置题名碑，古今都是相同的。

译版曹旧有的记载虽然已经不再保存，但中兴以来任用得人的盛况仍可考见，于是搜集姓名，记下年月，叙述后刻在坚（王民）上。绍兴十五年九月望日。郎官座次排列在后面。各部郎官都同此例，后文不再一一记载。金部员外郎施温舒记郎官题名：国家分置六部，各自统辖所属机构；所属机构所办理的事务各有专司。户部所属有五司，所办理的事务包括民事诉讼、赋税徭役、供给赏赐、财货出纳、仓廪积储等。虽然各自掌管其中一项，但文书判署的繁杂、会计事务的劳苦、符檄文书的众多以及忧患责任，大致相等。中兴以来五十年间，同舍郎交替任职的姓名和升迁授官的年月，已经漫不可考。淳熙五年，如今的枢密同知谢公任左曹，得到两块题名碑石，尚未完成便调任御史。进入西府后，他托付同舍郎说：“事情追求完备就难以完成，从简办理反而容易成功。距离绍兴到隆兴已经很久了，典籍虽还存在，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考订清楚的。姑且补举缺失的典制，难道不如从隆兴元年开始，按次序编排吗？其中不完备之处，留给后来博雅君子考查国史而详加补充，一定会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同舍郎都说对，于是刻成。淳熙八年十二月初一日。礼部。长官、副长官厅在户部厅东面。员外郎洪迈记郎官题名：从建炎丁未年到现在三十四年，礼部侍郎、尚书中能够考见姓名的，不下五十八人；他们任职的年月，如除旧职、拜新职等，分别见于掌故和省中记忆，有的脱漏不全，但大概情况就在这里。自从元丰年间确定官制，把天下各种事务归于文昌，分设各曹、分掌职务，颇多采用《周官》和《唐六典》的制度。尚书品秩第二，侍郎品秩第三，都是法从官，属于皇帝车驾的随从，朝廷对他们极为尊荣宠幸。因此得以参与政事的人可以雁行并立；但要说到底，也只是具备员额的官吏，每日早朝出来，坐在官署中处理事务，不过是拿着文书照办成例，用章程振作，用格式约束，思虑局限于处理一般案件，这种形势使他们不能自由施政。唯独宗伯并非如此。平日掌握礼法纲常，也许只是王官中守职的一种；但一旦天子讲求遗礼、兴举礼制，举行大朝会、聘问、大庆贺，以及天地、宗庙的典礼、策命、秩序和祭享等事务，众史官聚集在阁中停笔，无法措置文辞时，宗伯便从容议论、斟酌考实，援引古制为凭、衡量今事是否可行。依靠礼部来开启施行，并不只是拘拘守成法，等着旧官府把钟鼓玉帛等礼仪安排完毕而已。因此，皇帝所选任的，正应当是第一等人才；中兴以来的宰相十四人中，以礼部出身而进用的占三分之一。所以，故相国义阳公、清河公、江宁公、吴兴公，以及今相国缙云公，都光明磊落，仿佛乘苍龙、骑北斗，德业深厚、光耀四方，在当时灿然显著，本来就应当登载表彰，使后来的君子有所瞻仰。新安金公于是命令郎官、吏员谨慎按年月次序，把姓名写在石上。绍兴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又记郎官题名：我担任郎官时，然而二十四司有清闲、繁忙、艰难、容易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中兴时裁减不急需的官职，省中郎官减为七人，把主客司合并到礼部，号称两曹，但所掌不过是笺奏、删削、印信符瑞、郊庙礼文以及士子科举等事务；每天处理的判牍，多不过百件。天亮省门打开，从大丞相以下全都入朝听治；我的同舍郎在南面主持选官，北面办理财赋，文书纷至沓来，吏员四面环绕，片刻不得闲。唯独礼曹的厅堂可以设置屏障，我正整理蠹蚀的旧简，呻吟着完成书生的事业；疲倦了就仰卧在一张榻上，到了用餐时才惊醒，揉着睡眼出去；吃完饭便舒缓地行走，等丞相上马后就离开，竟没有一点事情可用来向长官说明自己勤劳。同样是官职，同样领取俸禄，安逸和劳苦却相差悬殊；像这样，脸皮不厚也难了。啊，厅壁上本应有记文，用来谨慎记载年月、记录姓名；如今却没有了。询问掌固，掌固也不知道。大概因为这个官职清闲，吏员懈怠，清闲与懈怠相遇，苟且颓靡，实在不是一天造成的。我访问老吏，向太史核实，过了几个月后，才大致得到事情的梗概。于是采集建炎以来直到今天的姓名，从祖秀实开始，一并记下，幸而如此。绍兴三十年七月八日。监察御史黄畴若作续记：绍兴三十年，洪内翰迈开始撰写《中兴以来礼部郎官厅壁记》，从建炎元年六月到开禧三年四月，自山祖秀实以下共八十七人，题字已经写满，连碑座也已满，后来没有地方再写。如今国子司业戴溪于是凿取石材续刻，并在碑端题写姓名，嘱托我记载年月。我认为礼部有仪曹郎，正是古代春官的属官；魏、齐以及唐代，多选名士掌管此职。虽然不办理一般文书，比其他曹司清闲，但推究到最重要之处，是协助宗伯调和礼乐，治理神人关系，使上下和谐。至于从事笔墨文书的人，也必须像柳宗元、刘禹锡一类清廉强干、俊秀拔萃的人，才称得上合适。这难道是小事吗？想来其艰难重大，反而不如纵横谋划财赋、分等议论刑法那么容易。因此补充前志没有写尽的内容，希望后来者知道勉励，使那些相继任职的人都能以业绩和履历光大此职，用来回应前代贤人的声誉，难道不伟大吗？不要只揉揉睡眼说“丞相上马走了，我的事情办完了”。开禧丁卯年九月丙戌日。兵部。长官、副长官厅在礼部东面。侍郎周必大记郎官题名：大小司马的官职见于《周官》，历代沿革都可以考查。本朝仿照《唐六典》，兵部主管民兵、厢军、蕃兵、剩员、武举投试、武艺、金吾街司所属人兵，以及大将出征告祭宗庙、破贼露布、卤簿仪仗的文字图式；对于蕃夷属户授官封爵的事务，也都主管。职方司主管天下地图、城池、堡寨、烽候的数目，以及蕃夷归明、内附等事务。驾部司掌管车辇车乘、厩牧杂畜、乘舆器具、传驿等政令，辨明其出入数量。库部司掌管军器仪仗、卤簿法式、随军及防城器物和各种供帐事务，这就是四司。四司的主判官通常由其他官员兼任，所谓长官、副长官，也姑且只是寄禄官而已。尚书如今是银青光禄大夫，侍郎如今是正议大夫。官位既高，不是宰执、侍从官很少能担任，所以正在任事时，能够显扬自己的职务；即使退居闲班，也不敢废弃尽心规谏的道义。名公巨卿接连出现，也是有原因的。元丰初次改革官制，尚书为从二品，侍郎为从三品，实际坐在官署中治理事务，官名和职权才稍微端正。

译但武选归属天官，兵政归于西府，兵部职掌比唐代还简略，更不用说同成周相比了。虽然古代称为六卿，如今称为近臣；如果能把谋略进告皇上以启发圣心，贡献力量以扩大本官职守，那么天下国家将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哪里在于事务繁简呢？如果自己把职责局限在有司，凡事只等胥吏照成例办理，即使法律没有这样约束你，考核没有因此责罚你，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我在五年任期中，两次以其他官职代理此职，只有去年秋天才冒受正式品秩；恩典深厚而才能浅薄，身体勤劳而才力不足，早晚思考此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惭愧呢？闲暇时考察其他部门，大多有厅壁记载前人姓名，于是从中兴元年开始，直到现在五十年，得到长官、副长官一百人，其中也包括兼任其事者；文字中有抵牾疏略之处，在所难免，大概情况都具备了。按元祐二年开始设置权侍郎，从四品；第二年设置权尚书，正三品。崇宁改元时，遵循元丰旧制。建炎四年恢复设置权侍郎，绍兴八年又恢复设置权尚书。建炎三年曾下诏，六曹中只有吏部官员齐备，其他部门长官、副长官交替设置。近年以来，才有时同时任命，因时增损，哪有什么固定制度？所以把这些都列在上面，使后来者能够考查。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又记郎官题名：本朝授任郎官的途径虽然很多，但重要的有三类：馆阁是一类，寺监丞是二类，监司、郡守是三类。近年以来，其中两条途径被堵塞，卿、监官有时还可以直接升任；而郎官若没有历任监司、郡守，就不能获得任命。其地位由轻转重，已经很明显了。司马司分为四个属司，中兴初年才曾经做到官员齐备。建炎三年重新调整，开始由驾部兼管库部，由兵部兼管职方。因为选任清要，平时无事时，多由文学之臣任职；又因为权力重要，所以出征从军或奉命出使时，往往把这个职务作为宠荣授予，这就是大致情况。隆兴改元当年五月，朝廷再次裁减内外官，于是驾部又应当省并；但郎官恰好担任王府赞读，于是诏令允许留任，等候空缺，不再补充。此后有时合并设置，大都是因为有特殊事情；总之，一员的定制已经形成。我既参与夏官的政务，便刻了长官、副长官的题名；恰逢同舍郎也把碑石准备好，带着文章来托付我，但我已经年老，不能作文，只好仿效掌故，汇集前人姓名，并粗略记述其沿革。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刑部。长贰厅在侍右厅的东面，权侍郎齐庆冑记载题名：设置官职、分掌职务，用来主管司法事务，来历已经很久了。自少昊设置爽鸠氏，到了唐虞称为士，周代称为司寇，历经两汉、宋、魏、隋、唐，官制屡次更改，名称纷繁而没有定制。总的来说，都是掌管国家禁令刑法，因此选任官员尤其重要。本朝仿照周代旧制，分别任命六卿，秋官司寇的职务，就是今天的刑部。凡国家法典中刑罚轻重的事项，以及民间诉讼中疑难难决的案件，都必须审理复核、订正是非，符合三尺法令，然后登记上报天府，通达四方。如果有一件不能处理得公平，就会成为百姓的祸患，所涉及的事体确实不轻。皇上励精图治，按官职选用人才，左右侍从无不亲自掌权。因此对这项选任尤其重视。自皇上即位以来，凡被提拔任用而担任这一官职的，大多是当时的名流，因而能够推广上天好生之德，使刑罚清明、百姓信服，逐渐接近古代盛世。戊戌年，偶然因人员缺乏，于是命庆冑以礼部郎官副职兼管此事。只是我才力不足，虽不能完全符合皇上的委任期望，但奉公守法，早晚都不敢懈怠。想到本厅的题名独独落后于其他各部，实在可以说是缺漏。于是从建炎年间至今，追访官员的铨选次序，得到几十位公卿的姓名，刻在坚石上以垂示永久，希望使尊贵的名声在当世彰明，后来观看的人可以由此想见他们的声名功业。淳熙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检详尤袤记载郎官题名：天下各地狱讼案件的裁决，以及律令章程等事务，全都总归尚书刑部掌管。在判定轻重、出入罪名的时候，人的生死就系于此，责任实在不轻。唐代制度中，刑部郎官分掌四司，称为刑部、都官、比部、司门。本朝沿用这一制度，但只把它们作为阶官，并不分掌本来事务。凡四方把已经具备的案件上报，就由审刑院审理，另行任命一名朝官主持院务。到了元丰年间，才把审刑院归入刑部，官制实行二十四司各自主管本职，于是刑部才真正专掌刑狱事务，责任也更加重大。南宋中兴以来，遵循承袭而没有改变。圣明天子怜悯各类案件，谨慎用刑，郎官必定选取当时有声望的人，不是明白熟悉法令、又有治理百姓经验的人，不得授任，所以选任的意图十分深厚。士人遇到这种选任，怎能不思考怎样才能符合皇上的明察旨意呢？法律一经制定，就不可随意改变。百姓的欺诈日益滋长，法律难以完全胜任，奇异的请托和援引他例的说法纷纷杂陈于前。担任此职的人，如果不是明察以辨析，仁厚以自守，公正以施行，那么奸吏就会借机舞文弄法、巧言诋毁，使百姓受害。因此，官员要做到称职，每每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而在上位者尤其把选择贤能、任用得当作为要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六月、三日〕 年代久远，任免授官不止一次，前人的姓名渐渐无法考查。淳熙十一年，陈公倚、钱公冲之担任此官时，感慨叹息，谋划着按次序把姓名刻写在石上。适逢钱公调任京畿漕运，于是砍石备工，请陈公的后任完成此事。绍兴末年，共得到七十人，嘱托尤袤记载此事，并且亲自查看姓名、考核年代，于是这些人的功劳、德行和善政都可以逐一列举，希望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有所警戒，不敢忽视职守。于是叙述大略，并使人知道刑部设置题名碑，是从这两位公开始的。九月十五日。工部 长贰厅在兵部的东面，侍郎李昌图记载题名：官署题名，来历已经很久了。南宋中兴以来设置部长官和副长官，唯独没有记载。昌图出使蜀地，召回朝廷后，由外府掌管副职事务，会稽王公佐正好担任长官。有空闲时，王公嘱托昌图按次序考订前人的姓名，以补上这一缺漏。但冬官旧有的簿籍散失，无法详考，于是广泛采集其他地方的记载，参互订正年代，从建炎丁未年开始，到淳熙癸卯年为止，共得到九十人。王公又嘱托昌图在上方题识，昌图无法推辞。于是告诉王公说：设置题名碑，是担心岁月久远后难以考查。如今把姓名登记昭示出来，使后世阅览者能够指出某人贤能、某人否劣，那么人们就会知道公论可畏，从而磨砺名节，希望能与此石一同不朽，这不是很有补益吗？王公说：是。于是题识其上。淳熙十年四月十五日。中书舍人高文虎记载郎官题名：高宗受命中兴，驻跸钱唐，各官署府衙都恢复太平时代的旧制，广泛招致贤能，整治谋划治国功业。历经孝宗、上皇直到当今皇上，大约已有六七十年了。维持和凭借这些制度，还应当传给无穷后世。官职因人而得到修治，功绩因谋划而建立，教化成就如黼黻般灿然，政绩如玉石黄金般坚美，光明显赫，无不有所成就。

译中途整顿六部，统领二十四曹，禁中掌管文书的机构接连相承，省闱如星辰般焕发，成为一时人物选拔的盛事。书写姓名、记载年月，是为了考察圣朝任用人才的成效。唯独起部郎官的壁记至今仍然缺失。同为庚辰年进士的莫君若，隐居治学而以品行闻名，又因郡政考核最优被提拔到这一选任中，于是搜集前任官员，把他们全部汇编排列。与诸曹一并刻立。本部尚书钱公象祖、侍郎赵公师（上睪下廾）都嘉许莫君的志向，而侍郎方兼管天府，又为他撰写直文，来完成此事。过去黄香熟悉台阁旧事，崔琳通晓朝廷礼仪，都足以询问考订缺漏，昭示并流传法式典范。由此推究上去，即使讨论国家政论、谋划帝王大政，也可以做到。因此《周官》的训诫说，应当以典章常法作为师法；《大雅》的诗歌庆幸典刑法度还存在。既然如此，自古以来建立事业、创立功业、把法则留给后世，从来没有毫无依据、却可以任意因循简陋而行的。谨把所听闻的叙述出来，冒昧告诫后来的人。庆元四年七月十二日。六部监门 在六部大门内的左侧。绍兴二年设置刑部、工部架阁，袁说友记载题名：乾道年号的第七年，既然各项职务都得到治理，共同趋向太平。皇上想到要巩固他们的勤勉，便下诏所有执事官卯时到、八时离开，未时以前退下；大小官吏无不遵循皇上的训诫，没有谁敢放纵安逸。六部实在是天下政事的枢纽，纲要和关键、开合取舍都在这里，所以奉行诏令更加严格，不是其他机构所能相比。凡各部官员卯时至未时的出入、因疾病暂时请假，以及请示制度规定是否可行，都必须报告给部门。部门记录他们出入的时刻，以便听候上级稽查访问门司所掌之事。到这时，监门官的职责就更加重要了。当时，奉行各曹的命令，用来纠正胥吏和书史的过失，协助长官和副长官最终惩处裁决，以遵循设置官职的本意，这还只是其中的小事。南阳韩君子厚，品行纯粹而有器度，来担任此官。刚到任，正好遇到勤政诏令，于是环视自己的职务，认为天下所有政事都集中在六曹，职务有松弛或振作，事情有兴办或废弛，根基就在这里。如今隶属于六曹的官吏，拿着笔快速书写，丝毫不敢落后。各有司下班后，门官们却不能提前到来，来察看他们的出入并听候命令，这等于没有设置机构，于是全部废弃而不再执行。他一概恭敬谨慎地办理职务，又抽出余力，把前任官员的姓名，从董将以下全都书写在石上并刻下。唉，天下的事情大概没有可以忽视其细小之处的。过去郑子产听说有盗贼，便让人担任守门之职；《春秋》记载犯门之罪的惩罚，认为这是触犯国家法纪。子厚既然尽力履行守门职务，在古人面前没有惭愧；又弥补缺漏，不因事情细小而厌弃，题名便是其中一件。由此反观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难办呢？官职设置于绍兴二年，规定只有升朝官中有才干能力的人才能入选，班禄【缺字】寺监丞；从此以后担任丞郎的，共有十五人。君子认为这个官职是重要职位。乾道八年，岁在元默，执徐十二月一日。秘书郎陆【缺字】续记：部门设置官员，是南宋中兴初年的制度。天下各种事务隶属于各部，其纲要有六项，主管机构有二十四处，事务有繁简难易的不同，都足以使官员施展才干。掌管钥匙的人上班时考察出入，谨慎执行各曹命令；夜漏未尽，便匆匆赶到官署，不敢落后；长官和副长官还未退下，就屏息等候，这一切通常都是常规。即使想借此求得表现，也不可能。因此这个官职难道只是徒然设置的吗？国家按照才干任用官员，也有培养人才的地方。士人最初进入六部、等待任用的途径有两种：由京秩进入的，担任门官；由小选进入的，担任架阁。两种官职的资历虽然不同，但如果说职务清闲、事务较少，则彼此相似。大体上说，并不是不用才干，而是按才干选任。嘉禾蔡君开，因县政考核成绩优良而著称，正要退下接受铨选时，得以出任黄冈通判，忽然有诏书改任【缺字】庙论，因为性情恬静而特别加以奖赏，这更加说明这种选任并不轻易。刚到任，便查考旧有题名，因年代久远、人员增多，题名只记到王驎，后来缺失而没有记录。此前沿袭这一职务而得到旌节、出任地方长官的人，恰好来领取餐钱，于是刻石汇编排列官员姓名，从傅諴以下，各自谨慎记下年代，使后任者相继登载。至于依据姓名考察实际功业，显达或晦暗、升迁或沉沦，不容一概而论；但其中卓然显著的人，也得以寄托于不朽。后来阅览的人，应当思考哪些可以继承，反省哪些自己还做不到，低头勤奋，天天努力，常常担心无法符合皇上的选拔，不要只是呆坐在官署中，推说没有事情，姑且把这里当作升迁的阶梯；一定要使所任官职因自己而更加重要，这才可以。手指目视，是否凛然【疑文】，难道只是为了作为观赏之美吗？嘉定初年腊月。六部架阁 在天水院桥，绍兴三年设置库房，绍兴十五年又设置官员四人，并修治、翻新房屋。礼部、兵部主管周紫芝作记：朝廷设置官员主管吏曹文书，已经很久了。后来废止，二十年没有设置，常常由司门官兼管此事，往往文书没有架格，门户没有封缄，严重时任其堆弃在地上，堆积如山，年代久了便蠹坏腐烂、残缺模糊，无法考查。官员索取旧文书时，六曹吏员自行进去取，没有人能够查问清楚。收发文书的簿籍姑且作为文书具备，弊端多得无法说尽。朝廷知道了此事，适逢有人上章奏明，于是下诏恢复旧官。吏部设置两铨，是用来升降百官的。司徒掌管舆地图籍，以考核户口增减、赋税收入多少；其文书最为繁多，所以该部由一名官员主管。其他各部事务没有像这两部那样多，于是由一名官员兼管二曹，这种因时制宜、斟酌增减的办法，理当如此。最初架阁有几十间屋，都是上面依傍山丘，下面接近低湿狭窄之地，作为存放场所，时间久了便破败不堪。又因文书积存到充满房屋，而六曹的法案阅过两年后就命令集中收藏，常常因为这两方面都无法容纳所藏文书，人人都以为忧患。

译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照，开始与同僚户部右从政郎艾若讷、礼兵部右迪功郎周紫芝、工刑部右迪功郎苏鉴，分条陈述此事，向尚书和六曹长官请求，想修治破坏之处并加以扩建翻新，同时建造架阁厅事，让管理文书的官吏在那里办公，不必与部曹官署混杂，以求便利。六曹于是共同具备奏请上报朝廷。绍兴十五年秋九月，下诏命两浙转运司负责办理。到第二年秋八月才报告完工。最初架阁移文上报时使用公牒，并在文书末尾附带署名，使者认为礼数轻慢，于是大大阻挠此事，所有请求都不予答复，所以工程完成得很慢，也很简略，并且不如他们所请求的那样。朝廷自从停止战争以来，凡是祖宗留下的大典礼中有废止而尚未修复的，一概搜集研究，没有遗漏；至于百官各机构无不整顿恢复，甚至架阁这一职务也修复了废官、恢复旧制，渐渐走向太平。何况在创设、恢复之初，首先被推举选任，不仅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还亲身参与其事，已经是很幸运了，难道可以不记录下来告诉后人吗？嘉定年间，增加库房至一百一十楹，太学正李大异记载题名：本朝开始建立中台，分设六官；文书数量繁多，月月增加、年年积累，权柄落在胥吏手中，他们借机作奸舞弊，有见识的人对此很忧虑。崇宁年间，何公执中任吏部侍郎，才开始建议设置吏部架阁官。于是把成万的文书插架收藏，揭示标题、编目登记，前后排列，只要一查找就能取得，人们都认为便利。后来各曹都仿照吏部制度设置官员，不久全部裁撤。到宣和年间，又重新设置，随后又裁撤。绍兴三年，建立六部架阁库；绍兴十五年，又恢复设置四名官员，至今已经四十七年了。过去各官署府衙都有题名刻记，用来记录前后任职者，唯独这里因循旧例而缺失，没有著录。绍熙二年，主管官王君次春、陈君邕、雷君孝友共同搜集题名，三月题名完成，嘱托大异作记。大异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图籍最为重要；设置这个官职，确实是为了谨慎保管文书。其职责像周代的司书，选任又像汉代的掌故，可以查阅旧事和新事，寻找源流根本；所谓表面缓慢而实际上紧要，试着参照旧章来看，今天虽然有些不同，但归宿仍然相同。旧制是官员主管本机构，设置在六部之内；有时遇到裁撤，就由郎官兼任，否则由六部门监兼任。到了绍兴年间，与寺监簿、正官一起恢复，但开始把机构设在外面，这是第一点不同。旧制中金耀门文书库多收藏三司账籍，三司如今就是版曹；从铨曹以下，储藏账籍的地方，尚未详细考知。后来设置六部架阁库，大体上各曹成案留在本部两年，然后【缺字】收藏；再过八年，就交付金耀门。如今金耀门已经不再有过去的条件，于是全部收藏在架阁库，这是第二点不同。这两点虽有不同，但至于二十四司各曹的文书，都归入这里以等待使用，那么现在和过去仍然相同。难道不只是文书如此，官员也是如此吗？所以这个官职清闲少事，比其他机构更甚；公务退下、用餐以后，能够带着书册读书，充实自己原有的学业，过去著录确定而有缺漏的，多半可以在这里查取。朝廷对于士人，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了。虽然如此，凡是上天安排人在世间立身处世，积累自身德行，使自己充实，也都是储蓄的意义。明白这一点，就没有辜负朝廷了。大异才力浅薄，不足计数，虽然曾经担任此官，但对此仍有惭愧；正因为惭愧却又要谈论它，是因为知道自己做不到，将以此勉励有能力的人。题名的作用，是书写姓名、记载年月；其中有些卷帙无法考查，姑且等待后人继续记录。这里只记载设置官职的本意，命人刻石。四月戊子。户部架阁陈晦续记：如今尚书六曹有主管文书架阁的官员，大概就是汉代掌故官的遗制吧？汉代掌故主管旧事，今天所掌管的只是官吏文书，似乎并不相同；然而这大概是勉强取名相类的官职。即便如此，它隶属于文昌台，又专门设置机构，几案、图籍、文书的收藏全都属于它的职掌。每天早晨入署后，所办理的事务与同僚相互交谈，不过是讨论文书，拍掌畅谈，最后用餐几刻便退下。职务清雅，职事官有缺员时，常常从这里选取补充。近来又有诏令规定，不是科举日期取得功名的人、人才特别卓异的人以及县令任内政绩显著的人，不得授予此职；选任重要，事务又严格，职务清闲而选拔标准高，因此更加受到重视。既然如此，这个官职虽然与汉代掌故略有不同，但朝廷用来对待此官的心意，怎么会反而不如汉代呢？前一次刻石已经登记一百一十六人，其中做到宰相或执政的有三人，做到法从官的更多。他们接连跻身显贵行列，渐渐趋向被任用，正方兴未艾，前途又不可预先测度。陈晦以不才得以充任其数，幸而已经刻下姓名；恰逢同僚到任时石刻已经刻满，于是另取一块石头来题识，认为陈晦适合在前记之后、后记之初书写。推辞不得，也很高兴自己的卑微姓名列在两篇记文之间。谨叙述大概；至于设置官职的详细情况，前记已经具备，所以不再著录。庆元戊午年五月十六日。《咸淳临安志》第六卷 行在所录〔六〕 各寺 太常寺 在罗汉洞。建炎三年四月，因为军事兴起而裁并各寺监，只有太常寺依旧保留。隆兴元年，下诏把光禄寺归并到太常寺。寅清堂 在大厅后面，嘉定年间建造，少卿黄钧记载题名，广汉张栻书写：奉常寺的墙壁上原来没有记文。过去曾经砍石搜集前人的姓名，却又没有能够完成。唉！天下的事情果真都不能办成吗？为什么说起来那么容易，做起来却这样困难呢？小事尚且不能完成，何况礼乐呢？舜设置百官，咨询后任命的也不过二十二人而已。礼乐方面，任命伯夷掌礼，任命夔掌乐。礼乐的作用参合天地，调和神人，不是一个官职所能完全承担的。如今却只让奉常一官主管，难道他在伯夷之上贤于夔吗？古代君子重视礼乐的实质和节文，后世却专注于形式，把仪式当作礼，把器具当作乐，这距离圣贤之道已经很远了。即使只是仪式和器具，也都因循简陋、凑合少用，渐渐不再符合六经的本旨。这样一来，中和的教化以及人本来具有的良心，都废坏而不能复兴。现在才知道天下的事情确实艰难。放下艰难的事情而谋求容易的事情，墙壁题记还是可以完成的。题记开始于建炎元年，直到今天，在寺中任职的共有一百五十一人。题记完成后，又把这些话写在上方来警戒自己。乾道七年四月。昭勋崇德阁 宝庆元年八月建造。自赵韩王普至葛文定公邲，共二十三位文臣武将功臣，在阁中绘制画像。

译理宗皇帝亲笔书写匾额，命翰林学士臣郑清之作记：绍定元年十一月癸巳，皇帝下制诏给翰林学士臣郑清之：昭勋崇德阁已经建成，应当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臣恭敬地思量…… 皇帝陛下恭敬地承受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遵循先代宏大的功业，谨慎戒惧，努力思考怎样继承发扬。您在即位之初，对二三位大臣说：“我深思前代宁人留下的法则和恩泽，规划宏大，法度完备，我怎么敢不遵循呢？还有没有整理完善的事情，你们议论后上报，赶快接续完成。”不久，太常寺礼官把嘉定年间表章功臣的旨意上报。皇帝说：“来，都过来。你们是我的辅相，是世代臣僚；同心同德，保卫治理我的宗庙社稷，使功绩光耀于文人之中。你们应当辅佐我恭敬地遵循先帝遗志，依次表彰前朝辅弼大臣的美德，使之传示不朽，也要嘉奖尊崇你们的先正。”于是少师、右丞相臣弥远奉旨查阅旧府档案，凡是因功勋而列入大祀的，从韩忠献王赵普到鄜文定公葛邲，共文臣武将二十三人。于是就在颂台建造高阁，摹绘画像并登载其上。到宝庆二年八月告成，赐名为“昭勋崇德阁”，皇帝亲自挥笔题写，以珍贵匾额悬挂。书法端庄秀丽，如银河回旋照耀；这光辉灿烂的继述大典和激励劝勉的盛大仪式，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超越。臣有幸凭借浅陋的文字学问，在北门供职，铺陈宏大的美德、回应显赫的诏命，是我的职责，谨拜手叩首说道：“自古先民，遇到时机而使君主获得成就，功业本来就难，能够以德成就功业更难。唐尧虞舜谦让禅位，恭敬自守而使天下太平，谁来辅佐襄助？是皋陶、夔、稷、契。商周承继世业、开创基业，守成守文时谁来辅弼？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他们戴着高冠、穿着端正服饰，从容治理朝廷，又奋力建功、记载功绩，光明显著于典诰之中，都是笃实品德的光辉，由事业中发显出来。到了汉唐，依靠风云际会而起的士人，竭尽智慧和勇力，以功业显名，当然不乏其人。然而盟书刻石、功籍留名，有的人却不能善终，功勋与德行难以同时保全就是如此。只有深厚纯正、博大有器量的人，再加上雄健刚毅、随机应变的谋略；具有卓越奇伟的资质，又持守忠实不懈的志向；静时积蓄德行，行动便建立功业。人才浑然完备，体用周全而作用广大，能够追及唐尧虞舜，比肩商汤周文，超越汉代、胜过唐代的，只有我朝如此。我私下观察五代末年，疆域分裂，人物浅陋。太祖皇帝重新建立人伦纲常，洗涤培养众多士人，招致俊杰，人才如雷声奋发、云气汇合；丰盛的才华受到滋润，恩泽延及后世。圣明的创制和英明的述作，流传三百年，建立华夏，登临太平，恢复中兴，历代都有显著功业，芳名流传无穷。虽然祖宗礼遇隆重、恩典深厚，远远不同于前代，但各位大臣自身成就的功业，也并不只是凭借功劳名称而已。谈到宰相功业，就是培植建国之仁；说到将帅谋略，就是以止戈为本的武功；在帝业如旒冕将坠之际稳固人心，在国家如带砺长存之际维护帝业，其宏大的器度和深远的见识，无法测量。至于拥立新君、让元嗣坐镇危疑局面，使天下获得泰山般安稳，辅成潜在的德业，决定国家大计，以延续圣明时代无穷的事业；他们又都忠诚贯日月，功劳充塞天地，却谦退自抑、韬光养晦，身与名都得到荣耀。不是德行宏大的人，功勋能够完全成就吗？从前褒奖功臣的典礼，摹写形貌，记载官爵、姓名，考察事情始末，但往往留下遗憾，尚且还要借助皇帝的恩宠和神灵的威势，来向天下百姓昭示。何况今天大力彰显功绩记载，使众多大臣和杰出辅弼忠诚刚烈、纯正无瑕，卓然成为世人的表率；又使建筑高大壮丽、翼然展开，丹青画像光彩鲜明，与国家礼乐法度一同流传无穷。所有臣僚，都应回望瞻仰、深远思考，敬重他们所遵循的准则，思量继承伊尹、傅说辅弼君王的美德，遵循周公的训诫，以使王室长久。这真是美善啊！臣既已叙述大概，起而感叹道：历代圣人的恩泽多么伟大啊！是宁宗把它发扬出来；宁宗的志向多么美好啊！是陛下把它完成。广泛施行隆盛的旨意，同时表彰功臣和德行，以彰明过去、激励将来；至于麒麟阁、凌烟阁的画像，也都被远远比下去了。诗经不是说过：“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些美德，所以才像先王一样。”愿千万年长久不厌倦。”端平【缺字】年，以赵福王汝愚配享。宁宗庙于是也一并绘图列入阁中。忠献赵韩王【普】；武惠曹周王【彬】。文惠薛太师【居正】；元懿石太师【熙载】。武惠潘郑王【美】；文靖李太师【沆】。文正王魏公【旦】；忠武李太师【继隆】。文正王沂公【曾】；文靖吕许公【夷简】。武穆曹侍中【玮】；忠献韩魏王【琦】。宣靖曾鲁公【公亮】；文靖富魏公【弼】。文正司马温公【光】；文定韩魏公【忠彦】。忠穆吕秦公【颐浩】；忠简赵太傅【鼎】。忠武韩蕲王【世忠】；忠烈张循王【俊】。文王陈鲁公【康伯】；忠定史越王【浩】。文定葛少师【邲】；忠定赵福王【汝愚】。观音泉【旧志称为汲古泉】。在阁的西面，有一块小石碑题写道：这眼泉水清澈甘美，即使旱灾也不会枯竭。当地老人世代相传，认为这里从前是法惠院，饮用泉水的人如果有疾病就会痊愈，应当爱护它。嘉泰改元年间【石碑漫漶，姓名无法辨认】，立石。宝库 在东廊，收藏祭祀用的礼器和乐器。水阁 在后园，临近河边；景定五年重建。玉牒所、宗正寺 在太庙南面。此前，建炎年间以太常少卿兼领宗正寺事务；绍兴三年恢复设置少卿，以范冲担任。绍兴五年，根据范冲的请求恢复设置丞。绍兴十二年，玉牒所开始设置机构，下诏由一名宰臣提举，一名从官兼任修书，宗正卿、少卿以下官员都参与修纂；又设置检讨官，也由其他官职兼任。此后修书官、检讨官有时设置，有时不设置。绍兴二十年，根据检讨官王曮的请求，下诏命临安府守臣宋贶在旧车辂院测量土地，创建玉牒所和宗正寺。乾道三年，寺簿刘季裴记载题名：宗正设置官职，是古代就有的制度。从汉唐直到今天都沿用，一律列在九寺之中。玉牒虽然本于唐代制度，但到本朝才更加完备。大概是因为收藏玉牒的书籍要建殿宇，主管其职务的要由大臣担任，这并不是为了设置宗正寺，而是为了玉牒。因此宗正寺的事务无论大小都归宗正掌管，唯独图书收藏另行设置为玉牒所，表示不敢轻视如此重要的事务。玉牒修书始于大中祥符六年，到政和、宣和年间更加完备。听各位老先生说，政和二年至五年之间，前后两次进呈玉牒，其典章文物的盛况，即使三代也不能超过，真是盛大啊！如今保存下来的文书，仍然可以详细了解大概。

译提举一人或二人，必定由宰相或执政担任。宰相、执政有军国大事，通常一个月不过来一次，所以必定选择一名近臣担任修书官，又允许选择检讨官由其他机构兼任，设置与否不固定。寺中有卿，品秩为正四品；卿有少卿，品秩为五品；卿的属官有丞、簿。这些官员都是专门为宗正寺设置的，但修纂玉牒时都参与其中。大体上都属于宗正寺，而宗正寺唯独因为玉牒而受到重视。考察唐代《百官志》，其中有修玉牒官一人，隶属宗正寺，但没有记载品秩；这并不是尊崇大典、重视儒术的办法。若是本朝制度，就不同了。凡是在这里任职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朝廷褒奖、扩大并彰显此职的用意吗？季裴主管簿书，得以窥见事情始末，所以敢于记述设置此职的原因。至于祥符到宣和年间的情况，或许已经属于传闻，存入可靠史籍；今天所记载的，姑且从绍兴十二年开始。乾道三年闰七月。给事中兼检讨官王信续记：玉牒所、宗正寺是同一个官署，凡修纂事务，寺中官员都参与。由宰辅提举，其地位比其他机构尤其重要。旧有题名和设置官职的宗旨，始末已经完备记载。其大体规则，是按编年记载帝王世系，并记载帝王历数以及朝廷政令沿革的情况。玉牒依照同姓亲属关系编次，按五服亲疏排列；关系疏远的列入属籍，详细记载他们的官爵、功过、死生以及男子和女子，分别编为类谱；推究他们的出身源流，直到子孙并列出其名位的，称为宗藩；考定世代次序，使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的，称为仙源积庆图。修玉牒官和检讨官不是经常任命的，只有少卿、丞、簿有固定员额，所以题名中所载前后姓名多少不齐。如今另行刻石续记，谨叙述大略，补充前记没有涉及的内容，以记录年月。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大理寺 在仁和县西面。南宋中兴初年在钱塘门内，绍兴二十年下诏，认为这里与景灵宫、太乙宫相近，命临安府另行选择地方，于是迁到现在的位置。云章亭 在中门排列。历朝诏敕石刻【各刻都有卿、少卿等人的恭敬跋语，不全部抄录】。高宗皇帝 戒饬诏一篇。廷尉是使天下刑狱公平的官署，可是近年来大理寺只做旬日申报、探察大臣意旨的事情，按照大臣意图加重或减轻罪名，导致百姓手足无措，玩弄文书、曲解法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来恐怕仍然有人任意妄为，赶快罢免旧吏；希望正直端方的人详细核查、审理复核，一切依据法律而不凭个人心意，使没有冤屈滥刑，以符合朕反复叮咛的谕令。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奖谕狱空敕书六篇。朕敬慎怜恤各类案件，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于是诏令有关官署，使没有积压的诉讼。你们能够体察朕好生之德，施行宽大法令，使监狱空虚，刑具闲置不用，实在是称职，朕非常赞叹嘉奖。绍兴六年六月己亥。朕看前代设置诏狱的地方很多，因此旧吏都观望行事，冤屈滥刑极多。朕自即位以来，几乎把案件都交给廷尉，因为廷尉是使天下刑狱公平的官署。你们审断案件能够做到良善，终于没有积压拘系，这不是职事得到修治的结果吗？朕一想到这些就赞叹不已，始终不能忘怀。绍兴十三年六月丙午。朕推行好生之德，以此感动四方；选拔明于刑法的官员，以辅助五教，希望像君子那样不使案件滞留，从而显示天下没有冤屈。近来百姓接连上奏，说清明的颂声广泛传播，仰赖朕宽仁的教化；又说你们恭敬敏捷的才干，可以称得上使监狱空虚的盛举，或许能够达到刑罚置而不用。朕一想到这些就赞叹不已，整天都把它放在心上。绍兴二十二年四月辛卯。听说成王、康王时期，刑罚不被使用，监狱屡屡空虚，朕十分仰慕。如今朕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调和谨慎地办理刑狱，四方把案件上报，理官率领属官共同审决。你们公平上奏、审理裁判，使公庭没有积压的诉讼，虽然还未完全达到古代，却也差不多符合敬慎怜恤的心意。若不是卿等勤勉尽职、竭尽心力，议论案件的人详明，裁断案件的人公平，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尚书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古语说：“一定要使天下没有诉讼吗？”圣人不以去除刑罚为贵，而以达到不用刑为贵；不以停止诉讼为贵，而以达到无讼为贵。为什么呢？因为使用刑罚却以最终不用刑为目标，审理诉讼却务求最终没有诉讼，这才是真正帝王的最高境界。朕反复诵读这些话，早起晚睡，从未不把审理各类案件、不要出错作为心愿。何况廷尉掌握天下刑狱的公平，主管百姓的性命呢？你们替朕审断案件，公庭没有积压拘系，虽然由于宽松施政的更新，实在也依赖你们明察公允的【缺字】力。你们把奏章上呈，朕赞叹不忘。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癸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年、四月〕 古代只画衣冠、区别服饰，百姓就不触犯法禁。中世以来，周代称颂成王、康王，汉代称颂文帝、景帝，刑罚置而不用，朕十分仰慕。战胜残暴、停止杀戮，是善人治理国家的表现；明察谨慎地用刑，不使案件滞留，是《旅》卦所说的正道吉祥。卿等主管朕的详刑事务，各自修治职守，不要有淹滞、怜恤而延误、稽留案件的过失。看守重要囚犯，服膺并谨慎思考三尺法令，使没有一个人被冤枉入狱。回顾古代，大概也可以接近了。你们把奏章上呈，朕实在赞叹嘉奖。绍兴三十年四月丙寅。孝宗皇帝。奖谕狱空敕书十篇。朕认为本朝法典尤其详备，即使审理一个人的案件，也超过汉唐；当今正有虞舜传播刑罚教化的美德，岂不是美善吗？正因为要达到祥和，就难免拘捕牵连、寻找证据，以充分审理讯问，弊端议论常常使人不得空闲。卿等掌管天府的狱讼，并不是只求施威，而是辅佐朕彰明德行；这是通达敏捷所达到的效果，朕不会忘记嘉奖。古代在廷尉任职的人，大多凭借暗中积德而延续福庆，并不是一概拘泥于轻判而已，而是无不处在中正之道上。如今要断绝天地隔绝、上下不通的局面，还应当鉴戒成法，思考如何完成始终。隆兴元年十二月。朕怜悯百姓，他们有的不能遵守教训，因而招致自身罪过；已经被关进狱中，有的又长期拘押而不能判决，于是朕在便殿亲自审阅，以便彻底裁决重要囚犯。你们主管这些狱讼事务，能够敬慎承受朕的意志，明白听取双方供词，只作审察，只依法律，使四方众多罪犯不再有积压案件，事情上报到朕的听闻之中，朕要嘉奖你们。唉，使用刑罚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使刑罚置而不用。你们辅佐朕施教，还要诚心记住这一点。乾道四年七月。从前元丰年间，各官署凡有收捕弹劾的案件，都集中到开封，案件纷繁牵连，事情久拖不决，有的甚至经过一年；于是斟酌唐代制度，设置大理狱，皇上的德意十分深厚。然而案件繁简、停滞或迅速，也全在有关官署主管者如何办理。卿等应当只审察、只依法，迅速审问、迅速裁决，伸张正理，疏通郁结，处理拖欠滞留的案件，至于桁杨、徽纆等刑具，都应闲置不用。这大概就是神宗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时，对臣下所寄予的期望。

译尚书说：“敬慎啊，敬慎啊，只有刑罚之事最应怜恤啊！” 更加尽心尽力，以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乾道五年六月己丑。朕认为汉文帝以德化民，唐太宗以宽仁治国，判决案件的数量，天下因此很少。啊，多么美善！朕十分仰慕。卿等持守法律，审理公平，已经尽心办理职务。廷尉的案件能够弊绝、裁断，没有积压留滞，足以符合朕敬慎怜恤的心意。刚刚阅览你们上呈的奏章，朕赞叹不忘。乾道八年九月丁丑。朕认为普通百姓愚昧而触犯法罪，没有办法自行改过自新；官吏有时把苛刻当作明察，割裂法律条文、歪曲两端，把人牵强附会地纳入法网；有时又放纵而遗漏罪犯，朕非常不赞成。因此案件有疑问时要审谳；有关官司不能裁决的，廷尉属官得以参与听审。卿等不因文字而伤害实情，早已受到推择；裁断罪名、审理案件，没有不合乎刑法中正之道的，直到案件屡屡空缺、监狱空虚，能够大力承受朕的志意。尚书不是说过好生之德能够融洽民心，使百姓不触犯法司吗？朕嘉奖你们，还望敬慎遵循法典。淳熙改元四月癸亥。朕怜悯那些不善的官吏和不公平的政事，使百姓看不见德化而陷入罪过；审议案件的人又失去了务求中正的原则，所以想要释放时就引用较轻的比附，想要定罪时就牵强附会地引用深文，怎么能够使监狱像成王、康王时期那样屡屡空虚呢？于是命理官详尽审谳案件上报；而在一个月之内，案件已经裁断完毕，没有积压，这难道不是你们竭尽心力的功效吗？《尚书》说：“士师以中正的刑罚制裁百姓，用来教导他们敬慎守德。”朕特此嘉奖你们。淳熙二年六月辛未。听说刑罚应当以达到不用刑为目标，诉讼一定要使它归于无讼。好生之德已经融洽民心，使百姓不触犯法司。能够以俊美的德行存心，不在众多案件上有所偏私。古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朕实在仰慕。朕每每施行网开三面的仁慈，常常忧念一个百姓因无辜而处于困境。嘉奖你们使士师的职责得到履行，使朕的廷尉监狱空虚。想来你们深切体察怜悯之意，也都接近中正之道。朕两次阅览奏章，对你们的美好表现赞誉不忘。淳熙二年十二月。朕认为，诉讼是重大事务。有的官吏奉行朕的法令不恭敬谨慎，宽缓的有时竟导致案件蔓延、放纵松弛；急切的有时竟导致罗织罪名、周密构陷，那么百姓将不能得到公平，案件也会日益增多。刑罚怎能因此清明？如今朕的廷尉确实主管中都的司法事务，天下的案件没有比这里更繁多的，却能够审议奏报、定罪判决，既不放纵也不苛刻，以至监狱空虚。这不是体察朕爱惜生命的德意，努力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能够这样吗？正值春天刚开始和暖、万物萌发，正是减省刑罚、施行宽大政策的时候，你们因此前来上奏，实在值得嘉奖。【淳熙四年正月】朕想到时令正值酷暑，愚昧的百姓没有知识，有的因而触犯刑法。此前朕已诏令四方主管政务、掌管刑狱的官员，分别到各部审查平反案件。现在正值闰月甲午日，朕又亲临便殿，亲自审理囚犯，希望爱惜生命的德意能够遍及内外。你们任职廷尉，向来被认为是吉善之人，只要明察而能使判决允当，就应早早尽力。刑罚清明的成效如今已经显著，朕既然已经嘉奖你们，就不必辛劳道贺了。【淳熙五年闰六月】四方主管政务，确实依赖廷尉秉持公平。三宅安立百姓，所贵在于有关官署不违背时令罢了。理曹审理案件，能够使朕的天牢空虚。朕阅览你们奏章中陈述的事情，触动内心，屡屡为之叹息。使天下没有一个人的案件，朕正有志于此。现在制授士官于百姓之中，你们更加专心于明察听讼，因此再次申明褒奖训诫，以此荣宠你们的同僚。【淳熙十三年十二月】光宗皇帝 奖谕狱空敕书一 朕对刑罚怀有哀怜之心，只担心有一个人无辜而被定罪。凡四方把完备的案件上报廷尉，廷尉一定谨慎选择明察的官吏，认真审理。卿等主管朕的司法事务，因此能够体察朕敬慎恤刑的心意，剖析判决积滞的案件，公平评断疑难之处，依照判决文书论定上报，没有滞留拘系。刑具和拘捕绳索，再也没有使用。对于辅佐朕初期施政来说，这不是很多了吗？章奏已经明白地呈上，朕听闻后深深嘉许叹赏。【淳熙十六年闰五月，当时尚未改元】宁宗皇帝 奖谕狱空敕书二 朕听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治理的，并不是用来达到治理目的的。如今律令繁多，官吏有时深文周纳，使我的百姓无辜受害，朕对此十分痛心。因此天下凡有完备的案件，都交给廷尉审理，希望能够哀怜并审慎裁决，以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近来几个月之间，监狱不按常规地空了，竟至一再如此，难道不是卿等持法公平宽恕、判决详明的成效吗？《尚书》不是说过：“使我顺从心愿治理天下，只有你们的美德。”这正是舜赞美皋陶的原因。朕看了你们送上的奏章，赞叹嘉许，不能忘怀。【开禧元年二月】朕观察太平至治的时代，时令调和、年岁丰收，于是礼让的风俗兴起；家家富足、人人充足，于是争夺的风气消失，所以刑罚被搁置不用，监狱屡次空虚。朕十分仰慕那样的时代。近年发生旱灾和蝗灾，最近还蔓延到郊外田野，朕常担心饥寒中的百姓触犯法律、抵受罪责，因而被廷尉拘系的人会很多。但一个月以来，监狱没有讼案拘系，实在是因为你们明察刑法、辅助教化，使四方受到感化，从而符合朕期望达到不用刑罚的心意。朕审阅你们送上的奏章，嘉许叹赏，不能忘怀。【嘉定八年四月】狱 在卿厅的右边 寺官廨宇 旧日只有卿和主管治狱的两位丞居住在这里。绍兴二十年改建，开始增建官舍；又因丞石邦哲请求修盖吏院，从治狱都辖到推吏的家属都命令入住，并严格限制出入。到淳熙年间，各项建筑依次完备。卿厅居中，左边是断刑官吏居住之处，右边是治狱官吏居住之处。绍定二年重修，丞游侣作记。【绍定己丑年九月，李寺营造落成。以前没有记文，众人都想记载事情始末，于是查考旧档。高宗车驾刚开始驻跸时，以钱塘县治作为大理寺，后来建造景灵宫。绍兴庚午年，诏令迁到现在的地方。旧日除卿和主管治狱的两位丞之外，房屋都是租赁的。到这时连同属吏也一并迁入。淳熙初年房屋坍坏，又重新租赁。到了丁酉年才入住。己酉年司直簿带着御笔入内。嘉定壬申年，连断刑官吏也让他们入住。于是大理寺所占地面扩大了。此前营造事务都归临安府承办。到戊寅年，卿杨汝明在大门内排列诏书碑，迁建明清堂，修缮卿的住处，重建少断刑官的房屋，费用开始取自寺中，不再推给府。癸未年，卿曾焕又新建敕库、岸狱及其所属房屋共十六间，再次修缮卿的居所，费用向朝廷请求，也不再推给府。

译这就是前后迁置、修缮的大致情况。曾卿主持这项工程时，少治狱卿的房屋还不算破旧，便暂时没有议修。没过几年，房屋令人战栗忧惧，卿寄居在别的房舍，属吏也不能安居。潘卿槱曾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戊子年冬，现任卿綦公又核算费用请求修缮，到春天得到批准，拨给钱二万五千缗。綦公当天就召集工匠、筹集材料，亲口指示、亲自规划；不久卿舍建成，布局稳妥舒适，大概可以在治寺房舍中称为第一。少断刑官的房屋也改建了一半。治狱官吏的居所整齐有序，门墙高大宽敞。工程没有误期，而且节省下来还有余钱。只是明清堂地势低洼，木料脆弱不能耐久，于是改作上层屋顶，旁边加设廊屋，比以前更加坚固；既空旷又深邃，寒暖都适宜。大理寺的居处于是完整而美观了。居所能够助长人的气质。君子虽然可以用志向驾驭气质，但居处有时也足以改变人的气质。居处低洼狭陋而不能高敞明亮，气就会郁结，反而会妨碍志向。将要担心因昏蔽而误断案件，何况大理寺所主管的事务又不是其他官曹可比；关于划地为牢的讥谣，就不必说了。四方送来的判决案件要由这里听审，多年积累的诉讼要由这里阅看，如果见解不能明白彻底，哪怕有丝毫差错，便会使人的欢乐和忧苦完全不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重新申诉？所负责任如此艰难，居处却可以狭陋吗？如今居处已经焕然一新，大家都在这里处理事务、讨论案件，气质应当更加舒畅，志意应当更加明白，鉴察空明而衡量公平，生机将充满天下。有人说，杜起曹闲，关在这里奔走，所以有“风卷茅屋之夕”的说法，也有突然得到庇护御寒的愿望。身处华美壮丽的房屋中，看着那些等待被囚禁、戴上刑具和枷锁的人，和那些忍受苦难、含冤期望得到昭雪的人，处境并不相同。此处安适，彼处却被遗忘，将怎么办呢？如果不以仁德为志向，那么彼此本来就不能相通，这是必然的。我国朝廷以仁德立国，司法官员的选任不应轻率，绝不会不考虑这一点。不过，仍然不能不加以警戒。綦公嘱托游侣作文，于是把这些一并写下。綦公名奎，字仲文，是绍兴内相北海公的孙子；无论任内任外，处理事务都精密周详，从这一点便大致可以看出。【司直程宏图记并题名。天上有一颗星叫“大理”，古人用它更换廷尉之名，以表示警戒。卿在汉代只有一人，魏代设置少卿作为副职。正、丞本是商、秦时的官职；司直、评事、主簿则是汉、魏、后齐以后设置的，都是其属官。宋朝制度中，左边主管断刑，设有司直、评事等官，按法律详细判决，由丞议定、正审定；右边主管治狱，有丞专门负责推问、审理，簿掌管案籍，少卿分领其事，而由卿总管。皇帝驻跸于此，沿革不止一次。如今卿不常设，通常由少卿共同掌理。一正、二丞、八评事，像过去一样负责详断、议审，隶属左部；又由二丞分别审讯两部推官，增加一名正官听取定案文辞，隶属右部。主簿通查、核验左部案籍，司直兼管纠察右部违法以及贪赃处罚的事务，都只设一员。只是建置周密，没有缺失，应该都尽心尽力。以后选拔官员，多应推重明习法理之士；近来敬慎恤刑更加严格，任用也愈益慎重。不是通晓经义、考议古制，忠厚明察清正的人，不让他担任守职。担任这些官职，能够上应大理星象，不辜负圣天子的顾念，难道不是很光荣吗？凡办理事务的先后年月，本应有据可考。过去曾在木牌上刻记，只从隆兴改元开始；毗陵吴公、广汉章公才得以重新刻在坚石上，并广泛搜集、完整记载中兴以后官员的姓氏，还使后来者能够依次排列。左方文字因此寄托于不朽。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夏六月甲子日。明清堂 在卿厅左边，是大理寺官员议事的地方。堂前有池。楮亭 在池上 新渠 嘉定二年，卿费培主持疏浚整治，司直陈璧作记。【国家以仁爱建立治理，以敬慎怜恤之心施用刑罚。大理寺卿的属官，都在寺中列舍居住，以便听断案件、革除弊病，不同于各官司和一般府署。每天早晨赶到官署，中午便退下，这是因为要严格要求其职守并安定其居处，凡是处理谨慎的国家刑法，都是重视百姓生命。南渡初年，大理寺在现在的钱塘门内，靠着城墙一角，狭窄简陋得厉害。只有卿、少卿和主管治狱的两位丞居住在那里。台臣议论其狭窄低洼，又逼近列圣衣冠月游之地。绍兴庚午年诏令迁到仁和县西，地基比旧址宽三倍，房屋也增加一倍。到现在六十年间，每天都在增修，而刑官的属员也各有居处了。然而这里本来是池塘水泽，外高内低，旧渠淤塞，深度不到一尺，水脉漫溢，处处低湿；大雨到来时，积水汇集而不能流走，官署和吏舍都漫成泥泞，须涉水而行，架锅做饭，湿气上升，居住使用很不方便。这大概是官吏共同的忧患，何况监狱呢？嘉定二年春，梁溪费公任廷尉卿，一天长叹说：“自从我列身理官，知道道路积水造成的祸患已经很久了。疏浚水渠的工程可以立即进行，我难道敢因为劳苦和费用而不治理它吗？” 于是召集材料、筹划工役，依照旧渠修建新渠，环绕墙垣南北两面。原来有两条渠，于是沿着它们加以增宽加深。南渠宽一尺九寸，深度增加一寸，并且每走一步就加深一些，长八百三十尺，东边抵达仓桥，注入河中。渠尾的宽度和深度都为渠首的两倍。北渠的宽度比南渠增加三分之一，深度也相同，长七百三十尺，向东经过万载桥而通达河流。渠尾的宽度和深度都是渠首的两倍半。又在寺院庭院中另行开凿沟渠，横向六条、纵向八条，共计四千七百一十六尺，随地势高下相接，水脉交错贯通，并汇入两条大渠。水渠两旁都砌砖，底部铺石。共用杂役二千三十八人，工程费用钱二百一十八万。砖以枚计算共九万一千二十九枚，石以丈计算共一千六百七十丈，木橛以根计算共八百零六根；仍用旧有的木材、石料不计在内。工程开始于三月晦日，中间因旱热停工三十天，到九月朔日告成。这月下起雨来，水沿着新渠向下流，漫延转注，不回旋、不停滞。费公回头对属官说：“这条渠建成，大体完成了我的志愿。不过，它还不能没有依靠。水渠堵塞了，有时要疏导它；出现裂缝了，有时要用白土涂补；被水侵蚀而且将要坍塌了，有时要修理营治它。这大概是希望后人承担维护责任。你何不把这些记下来？”于是把这话告诉我陈璧听。我听说，三尺之制记载在《考工记》中，疏通沟渠的时令记载在《月令》中，这些道理人人都能知道。只是士大夫列身朝廷，有的几年一任、到期升迁，把官府看作传舍一样，所以水渠淤塞泥壤也没有人过问。费公主管大理寺事务已经两年，唯独能够保存古人“一日一定修葺”的心意，直到完成这次工程，使任职者居处得到治理，主管刑狱的机构也有所依赖。费公尽心于职务，哪里只是为眼前朝夕打算呢？后来的君子如果都以此存心，将不只是这条水渠不会废弃而已。因此写下这些文字。费公名培，字邦基。

译司农寺 在保民坊内。中兴初年，因寺中事务拨归仓部管辖；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丞二员，第二年又设置卿、少卿，职掌如旧。司农寺共迁徙三次，最后在绍定年间与太府寺、将作监、军器监、审计司一同建在现在的地方，大概是马军帅衙的旧址。【旧志说，嘉定初年迁到马军司旧址，后来那里有景星洞。考察可知，嘉定年间迁去的是韩氏园，如今是太庙禁山，景星洞就在其中。】有祥扈堂和楼阁，近年朝廷士大夫住在其中，本寺官员在官署办公很不方便。景定二年有省札，规定不得指名占用。四年又加以修葺，使之焕然一新。旧有题名碑，丞林次膺作记。【司农寺设有卿、少卿、丞、主簿，这是本朝旧制。二百年间，曾任此职的显要人物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其中又多次因事权宜而裁省合并。主上承继隆盛基业，宋朝国运中的各种政务都得到整顿和澄明。绍兴三年诏令恢复设置寺丞一员，第二年寺宇、印信、文书等才齐备，后来又间或设置卿、少卿。此后又恢复设置寺簿，于是旧制灿然完备。从姚、虞时代以稷为官职名称开始，周代隶属太府，秦代隶属治粟内史。汉武帝才改称大司农，此后名称虽历代有变，职掌却是一致的。宋朝把它隶属于版曹以下的机构，用来考察仓廪出纳。绍兴年间重新设置，从癸丑年至甲戌共二十二年，从李若虚到张士襄共有五十二人，而林次膺实际上是以微末资历承蒙领受丞职。幸逢时局太平，他在公务闲暇时，便同主簿林一鸣考察研究恢复设置这一职务的缘由，以及中兴以来在司农寺任职者的姓名、爵位和任满离职的年月，命工匠刻在石上，置于厅事之中。这不只是夸耀一时的美观，也是希望后来者有所考察，并且仿佛接续记载后世，流传久远。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望日。少卿张维续记。【汉代设置九卿，大司农是其中之一。起初称治粟内史，钱粮事务确实专由它负责。后来又设置五尚书分别主管各曹事务，魏代稍有增损，开始设置度支尚书掌管军国支出，大司农的职务便分开了。它的属官有度支、左户、右户、仓部、金部，见于《齐志》。隋代把左右户改称户部，又把度支尚书改为户部尚书。唐代沿袭这一制度，起初没有变革；到中期国家费用不足，才设置盐铁使，接着又设置度支使。不久废除使者的名号，改由户部侍郎主管度支，并兼任诸道租庸盐铁使。历经五代，设置户部、度支、盐铁为三司，于是有三司使。有时由重臣判理三司，有时由宰臣分别判理一司，有时由租庸使统辖三司。到了本朝，设置左右计使，后来又废除总计使，三司使恢复如初。元丰官制施行，三司并入户部，只有常平、免役、新法以及农田水利事务隶属司农。太上皇中兴后，司农不再任用。绍兴三年恢复设置一名丞，卿、少卿、主簿也逐渐恢复。淳熙三年春，修治新的寺宇，旧题名已经不相称，于是磨制石碑来替换。卿李椿嘱托张维记事。张维私下认为，九卿并不是古制。周官有六卿和三少合为九人，这是汉儒附会的说法。如今仿照周制设置六部，由户部掌管国家财政，而司农仍列为卿，只是多余。何况仓储出纳从古以来由太仓令主管，大概就是大司农的属官，犹如今天的仓部。让列卿去执行太仓令的事务，每天只是听从仓部约束，地位虽高，权势却在仓部之下。至于军饷供应紧急，疲于奔命，世人称作‘奔走的卿’是耻辱。张维地位低下，不敢说奔走是耻辱，只以成为多余为羞，又怎能记述这件事呢？然而尧舜在上，圣明的政令日新月异，考察古制、建立官职，或许将从这里有所取法。冬十月一日。太府寺 在保民坊内。【创建年月与司农寺相同。】绍兴三年增设丞三员，四年恢复设置长官和副长官。少卿耿秉记题名。【周代官制有三百六十种官名，流传到今天而职掌没有改变的，只有太府这一官职。周制设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设置如此众多的属官，难道不是因为事务繁多、职任重大吗？所以郑氏说它是替君王管理府库的长官。秦、汉直到隋代，设置都不固定；上下千年，为什么如此寂寂无闻，几乎没有可记载的事呢？难道是因为内外财物出入吝于记载，只说属于有关官司，其他事情便不涉及吗？还是卓越伟大的人才偶然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呢？如果说士人选拔不如古代，那怎么敢过分诬蔑呢？只有唐代开元年间，杨隆礼任职二十年，有公正清廉的声誉，性情尤其详慎周密，即使尺寸之物也亲自检查，凡经杨卿之手的物品，无不精致华美。我仍然感到遗憾，因为没有听说他懂得君子的大道。本朝初年裁省省、部、寺、监，只把它们作为寄禄之阶；寺中如光禄、太常、宗正、卫尉、司农、大理，有的以卿为阶，有的以副职为阶，有的以丞为阶，各自寄寓一个品阶，另设主判官主管事务，只有太府不是这样，它的职务全都并入三司各案，所以主判官的职任也一并废置，直到元丰整顿官制时才有所改变；其间又多有变故，年代久远，详情已经难以考明。高宗中兴后驻跸临安，任职人员才可以按年月考察。史祺孙作题名记，起于绍兴四年；然而长官、副长官、丞、主簿分别记载，有的繁多，有的简略，题名续刻也不整齐，众人都想改为按编年排列。耿秉任职不足以胜任重责的伯臣，参与修纂玉牒时，恭敬地看到寿皇圣帝关于理财的训诫，其中说：“生产财物的人少，消费财物的人多，办理事务的人宽缓，使用财物的人急迫，财计怎么能不匮乏呢？”君王的话多么伟大，深知民生不容易，用度应当节省。耿秉认为，司农、太府等官署的官员尤其不能不知道这些道理；当时他兼任少卿，便列举圣人的谋略告诉同僚，并谨慎地把它记在题名的开头。续刻则有郑湜作记。绍熙改元正月丙辰朔日。浙东提举郑湜续记。【太府是周官，负责考察、筹备国家的赋税用度。汉代大农主管军国经费，而少府供给皇帝私用的奉养，分工与古代不同，所以太府这一官职直到梁、后魏才开始设置卿。隋、唐沿袭，实际上与版曹相互掌握关键，共同控制国家财赋。本朝初年，财物出纳、丰足流通等事务专由三司掌领，太府所掌只是奉行币帛、颁布权衡度量罢了。元丰整顿官制后完全遵循唐制，中兴初年裁并省署，附属于金部，只有一名丞主管盐茶的质剂；绍兴五年裁省，后来又恢复，马承家大概是最初被任命的人。

译起初，元丰年间把京城各司局分别隶属寺、监，太府总共统辖二十四个机构。如今虽然削减了一些，仍比其他寺繁忙。按照法式编排内外官员的俸禄，复核人数并加以稽核，于是诸军、诸司的粮料审计四院都隶属它。颁发财物、供给接受储藏的府库，全面掌握收入和支出并加以核算，于是左藏东库、西库都隶属它。按时供应禁省和官府的需要，买进所需物品，于是买务隶属它。卖出多余的货币和互市积存的货物，以便利贸易，于是卖场隶属它。比较物品、确定价格，使它们依照适当的标准，于是编套两局隶属它。药石必须优良以消除疾病，于是和剂、惠民四局隶属它。整理财币以等待皇帝赏赐和赏玩，于是祗候库隶属它。制订券契的长短以便利商贸，于是钞引库隶属它。与元丰制度不同的，只有内藏库和奉宸库不隶属于外廷，榷货事务专门隶属都司，大概是因为掌理财赋、节制用度的制度有所不同。太府寺共迁徙两次，但地势不合适，且混杂于尘嚣之中。如今的寺址原是敕局。淳熙十五年夏，敕局撤罢，向朝廷报告后改作太府寺。秋七月，才迁到宏大深敞而显著的地方，符合官府的体制。寺中原有题名碑，年代久远，官员太多而不能全部刻载，分成三四处，杂乱不明，和寺的体制不相称。因此想重新营建穹石，按官员姓名和年月排列后刻上去。同舍的官员有的升迁、有的离去，工程最终没有完成。只有会君三复过去曾参与迁建的讨论，后来再次被任命而回来担任丞，实际上从始至终参与此事，完成了同舍官员的志愿。因为郑湜与太府寺有旧交，便寄信命令他作记，不能推辞。于是考察太府寺的沿革，附记在碑首，并记载迁建之事。绍熙元年正月四日。《咸淳临安志》卷之七 行在所录〔七〕 秘书省 在天井坊的左边。东都时建在禁中。绍兴初年，暂时寄居在法惠寺。绍兴十三年十二月，诏令两浙运司就在殿司寨的旧址上重建，这是采纳秘书丞严抑的请求。绍兴十四年七月九日，少监游操等上表请求皇帝临幸。诏书说：“朕仰念祖宗开始建立册府，历代非同寻常的士人由此兴起，一个时代达到治平的根源也由此产生。朕使史馆焕然一新，亲自题写匾额，于是顺从众人盼望皇帝临幸的诚意，以表示崇尚文治的心意。”于是于二十七日临幸秘书省，召集群臣观看历朝御书、御制书画和古器等，秘书省官员分别升迁品秩。孝宗皇帝遵循旧例，于淳熙五年九月十二日临幸秘书省，赐群臣宴；第二天作御制近体诗，赐给丞相史浩以下官员，众人都有和诗。【陈均《编年纲目》将淳熙四年、五年连写，记载临幸秘书省之事，国史没有可考依据，恐怕有误。】右文殿 高宗皇帝御书匾额。【并悬于右文殿门。】秘阁 在右文殿的后面 高宗皇帝御书匾额，排列在东西两廊 历朝御制、御书石刻 高宗皇帝

译真书、行书、草书 孝宗皇帝 臣听说，天地的文理如果不显现出来，就无法看见太极；但太极并不需要依赖文理而存在。虞、夏的典籍如果不写出来，就无法看见尧舜的功业；但尧舜并不企求依靠典籍来彰显自己。孔子编次《尚书》，从尧开始，帝王制度大概没有比尧时更盛大的了。尧的治理达到协和万邦、百姓变易而风俗和睦的境界；询问朝廷内外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这种成就究竟如何自然形成。尧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百姓本来就无法给它命名。虞书所记载的，不过是这些事业的余绪罢了。它的文采多么灿烂，成就多么巍峨，并不是《尚书》所能完全表达的。如果没有虞书，尧聪慧明察、文思深远的美德，天下后世又凭什么传承呢？描绘那些难以命名的事物，发扬那些未被传下来的功业，这就是《尧典》列入《虞书》的原因。恭敬地想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亲身成就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智慧周遍万物，却不凭智慧自作主张；功业超过百王，却不自我夸耀。道德完备，功德齐全，美盛得难以用言语赞美。他在训诫中表达的思想、施行于命令中的内容，考察古道，都自然而然地相互符合。他的孝心上通神明，诚意参与天地化育，包容天地的广大，并穷尽裁成辅相的道理。这是德性达于圣明神妙的人。他的仁爱涵盖一切有生命之物，义气严肃而不懈怠，能够揉治强暴的百姓，使他们归入文明礼乐之地。这是德性兼具武功与文治的人。他招徕贤能，容纳忠直敢谏之士，远离花言巧语、虚伪媚人的人，这是知人之明。他哀怜刑狱，宽免赋税，使困穷而无处申诉的人得到安定，这是安民的恩惠。三十六年之间，道德浸润政治，礼制建立、音乐兴作，各项制度灿然明备，治理的工具全部张设。圣明的谋略和训诫，善政、善教、良法，史官把它们传下，天下人都诵读歌舞。这些是可以称述的。至于他幽微深妙的心意，辅助万物顺其自然，高居万物之上，视帝位如脱鞋一般舍弃，达到至道的真实境界，与上天功德相同，又有谁能够描绘形容呢？臣以浅薄的资质继承守护大位，只因德行不够，常有如临深渊、如驾朽木般的忧惧。问安、侍奉膳食时，听到亲口教诲、当面训示的内容，听到就立即实行。尊重他所知道的道理，就应当奉行并始终遵守，不敢忘记懈怠。于是设置官署、建立机构，编纂大典，从建炎受命之初开始，到绍兴末年止，共九百零五条，分为六十卷。它像日月星辰一样昭然垂照，像龟鉴高悬一样清楚明白。从今以后，进朝时得到他谆谆的训诫，退朝后研求他浑厚深远的著述，一概依照实行，或许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境界。从今以后，凡是自身发出的言行、施加于百姓的政令措施，都不违背正道。只有这部圣政之书，才是真正对臣下的诏令。至于早早醒来、清晨起身，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只遵循大道，只奉行旧章，以不辜负先帝遗留的谋略和燕翼之意，臣不敢不努力。右 《光尧太上皇帝圣政序》，权参政事臣蒋芾等谨记。【臣蒋芾说：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亲自禀承圣明资质，继承宏大的基业，深切想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托付的重大责任，战战兢兢、恭敬畏惧，奉行慈父的训诫。凡是立政、用人、治理百姓、驾驭军队的道理，都以旧典成法为法则、为守则。自从登基第一年，就命大臣编纂圣政，汇集成为一部书。过了五年，书编成，陛下亲自挥笔作序，置于篇首。臣恰好在政府任职，有幸凭微薄才能主管著作事务，于是得以亲眼看到这件盛事，跪拜诵读，心目受到震动和照耀。臣私下想到，自古帝王彰明至德、垂示美好法度，一定有训诫布列在典册中；载籍所传，也只有这些值得观览。五帝盛德，没有超过尧舜的，然而记载二人的典籍并不是同时写成的，何况其他帝王呢？只有我朝太上皇帝以武功平定乱局，以文治达到时世和谐，功成而不自居，把事业交给继承圣统的陛下。陛下孝心深厚地事奉亲长，志向勤勉地协助帝王，遵循圣道不敢懈怠，写成宋朝的一部经典，垂示无穷。又迅速发挥睿智文采，作序说明编纂此书的用意。父亲如尧，儿子如舜，二圣在同一时代相逢；文采如星宿光耀，文章如汉代鸿章，雕饰万物之美。自天地开辟以来，诗书所记载的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只是如果不把它刻在坚石上，就无法昭示天下和后世；圣德会因此郁积而不显，盛美会因此闭塞而不流传，臣私下感到惭愧。臣的愿望实在无法抑制，希望把御笔刻在秘府中，与《河图》及圣人训诫一同流传，永远不厌弃，以发扬陛下圣孝、奉事皇尊、彰显宏大事业的志向。臣谨冒死请求。”诏书说：“可以。”又回头对臣蒋芾说：“把朕的这篇书赐给你。”臣蒋芾拜手稽首接受赏赐，退下后把它写出，附在《圣政序》下方。乾道辛卯年春，臣蒙赐真书、行书、草书总共十卷。臣拜伏瞻仰玩味，心目为之开明。臣私下认为，书法从东汉直到晋、唐，各代都有名家；然而没有不以钟繇、张芝为祖述，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法式的，各自只得到其中一方面，还没有超越群贤、拔萃而出的。恭敬地想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高高超越羲皇之上，在笔墨之间游乐，起初仿佛并无意为之，而笔力所到之处，自然得到神妙，汇集而成大成。好像春云在天空运行，千姿万态；远远回看前代书法，简直有不足以称述之处。由此知道，这是天纵的才能，心与神相会，不是一般人曲学所能达到的。帝王余事尚且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不是值得赞叹吗！右

译《光尧太上皇帝真行草书跋》近来因秋日临幸秘书省，于是作近体诗一首，赐给丞相史浩以下官员。玉轴牙签，灿然显出宝贵文章；簪笏士绅列队侍奉，映照着秋日光辉。宴席在芸阁开设，儒雅文风兴盛；坐对蓬山，逸兴悠长。考察古制、崇尚文治，惭愧自己德薄；礼敬贤者、礼遇下士，效法前代君王。希望达到至治、看见天下和谐；还要竭尽美善谋略，来辅佐赞助政事。右：《幸秘书省赐诗》，右丞相臣史浩等恭敬作跋。【臣等仰望认为，皇帝陛下日夜操劳于万机，亲自成就大业，抑制、贬斥雕琢夸饰、浮华虚骄的习气；对于园林池苑、游宴享乐的供奉，予以削减、免除。又顾念三馆是储藏经典训诫、培养英才俊杰的地方。自绍兴年间清道驾临此处以来，至今已经三十年，陛下思欲以大法作为准则，发扬圣绪。九月壬申日，临幸秘书省，修明太平兴国年间的旧故事，在右文殿设宴。第二天癸酉日，宫中送出御制诗赐给臣史浩以下官员，光辉灿烂，增饰图书，宏大深厚，足以与《雅》《颂》相媲美。臣等拜伏接受，彼此斋戒洁净后铺陈阐释御笔。古代圣人凭借开启万物的智慧建立经典、陈述纲纪，通行于万世；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效法先王，建立一代法度，而这个时代政治的张弛、士气的伸屈，观察国政的人都必定能从中看出。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治，考察其根本，崇尚古制和文治、礼贤下士，大体都遵循同一轨迹。深远的圣训播布在诗歌中，本来不是文人墨客可以私自据为荣耀的。臣等冒死请求把它刻在美玉上，留给亿万年之后，与日月、银河一同永远垂示。诏书说：“可以。”臣等谨慎地把全文刻写在下方，以此宣示内在德意和思想志趣所趋。【翰林学士周必大恭敬和诗二首：群玉山、西昆山富藏典章，东壁二星灿烂放光；秋花迎接车驾，千丛美丽；法曲传杯，九次演奏悠长。虎将纵情观看修复旧事，淳化秘阁新成，诏令傅潜、戴兴率领诸将随从观看书籍，赐下御酒直到终日；臣以豸冠陪侍，仰望圣明君王。政治修明就是攘除戎敌的策略，玁狁残余的妖氛哪里值得辅助。臣如盘曲的樗木，惭愧不能与豫章良材相比；多年培植，承受恩光。长久在石渠中位列英俊之后，面对金匮深藏的典籍，更惭愧自己学识浅长短。瞻仰御墨奎文，列观圣祖；雷尊篆鼎，备具三王遗制。愿以德行报答荣遇，哪里还敢夸耀才能、仿佛凭智慧辅政。】朕观看秦代《很石铭》，它高高矗立在道路中央，好像有神灵借此警戒秦始皇的暴虐。顺从欲望便是好事，又怎么可以给石头加上恶名呢？应当用美好的名称替换它，以表彰它的奇异。于是把这些话题写在原铭文之后。右：《很石铭》跋。右丞相臣赵雄等恭敬书写。【皇帝继承大统十九年，政治成功、德行得到信服，境内富足安宁，万物各得其宜，确实达到太平和谐。三月辛未日，召臣赵雄、臣淮、臣良、臣入侍。闲暇宴饮，从容谈论天下之事很多，深入评论古代帝王治学有精有粗，因而治乱兴衰各不相同。最后谈到唐代文章，于是举出皇甫湜《很石铭》，说石头含有极深的警戒意义，而秦人不能省察，反而给它加上丑名。唯独这块石头的沉冤，历代都没有洗雪。于是皇帝拿出亲自撰写的跋文，附在皇甫湜的文字后赐给臣等。圣明见识高远，御笔灿烂华美。臣等实在不配承受赏赐，谨拜手稽首说：“陛下继承、汇集大统，日夜忧劳，不忘中原。这块石头如此微小，陛下尚且慨然触发思念，想为它洗涤污辱、振拔声名，何况那些遗民故老、长久沉沦于涂炭中的人呢？”况且骊山工程之役，秦代君臣曾经没有听到令人感到危险和恐惧的言论，唯独这块石头屹立在道路中央，仿佛显示极大的警戒。茫茫天地之间，灭亡秦国的暴虐与这块石头都没有磨灭，而皇甫湜的铭文也未能完全承载石头的意旨。石头没有遇到知音，已经一千四百年了。陛下在万物尚未显现之前超越神明的领悟，在无人流传之后为它洗雪幽深的愤懑，石头的神灵直到今天才得以显明。将来扫清关辅地区，从腥血和膏火之中取出这块石头，巡视四方岳镇时幸而经过这里，便把大字书写在石上，昭示无穷。那时，刻在砥柱山的铭文、刻在浯溪的颂文，都不足以与之匹敌。这正是中原父老伸长脖颈向南遥望、天天盼望仁圣君主的原因。臣等还希望能够亲眼见到这一天。《春赋》。【并附用人论，已经见于都堂石刻，这里不再重复记载。】

译用人论 光宗皇帝 臣听说，天地的文理如果不显现，就无法看见太极；但太极并不等待文理来显现自己。虞、夏的典籍如果不写成，就无法看见尧舜；但尧舜并不希求借助典籍来显扬自己。恭敬地想到：至尊寿皇圣帝用精妙的道理修养自身，与天地人三才相参而没有间隔；以笃实的行为事奉亲长，考察六艺而没有缺失；以深厚的仁恩泽及这个时代，使极其微小的根荄鳞羽没有不受到恩泽。这样的人应当配享《雅》《颂》，应当载入《春秋》。他临御二十八年间，凡是施行和设置的政事，都把美德归于高宗，金石上的刻文没有流传，名山大川中的收藏也没有看见。他早早把神器授给微臣，完全舍弃一切有形事迹的牵累，退处于无名的境界，正要深藏自身、超然忘言，仰慕太极，效法尧而践行舜道。那么，《圣政》之书，哪里还会放在心上呢？然而宝章玉册等稀有的典礼文献，收藏在三宫；宗庙谋略和皇帝裁断的温厚言辞，施用于百官；歌咏恩威、描摹功德的人，又遍布天下。至于中原的故老、蛮貊的君长，怀念美好声誉而归附大号的，家家有传说，国家有盟誓记载。难道只有史官和当时的人能够记载吗？难道只有今天能够记载，后世便不能吗？因此铺陈汇编，编成一部经典，大概是因为孝子不能抑制，圣父也无法推辞。何况臣资质浅薄而承受重大托付，早晚震惧，拿什么继承帝业、回应上天的美意呢？于是又把成书作为训诫和法式，遵循旧制、因袭遗余，希望达到其中义旨，因此再次命令大臣总领众人编纂，从高宗初年潜邸时期开始，到内禅为止，选取其中最重要的，共得六百四十一条，编为五十卷。一言一行，都足以经天纬地，给后世留下无穷的恩泽。美盛啊，壮盛啊！从前文王推演《周易》，周公作《系辞》，父亲创作、儿子述成，臣私下十分仰慕。于是亲自为这部书的宗旨作序，附在篇首，进呈给慈廷，副本收藏在 禁中 右 《寿皇圣帝圣政序》，左丞相臣留正等谨记。【臣留正说：臣听说，前代圣人的德业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后代圣人的创作和述作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然而二者相互需要，却不能同时出现。恭敬地认为，至尊寿皇圣帝的道理本于考察古制，功业成于协助帝王。临御二十八年，仁恩充满天地，声名远播蛮貊，润饰中兴的烈业，增光揖逊的美德。海外以内，众口一辞，都认为自舜以来只有一人如此。陛下奉行慈父的训诫，能够昌盛宏大的基业，显现在施政行为中，光明灿烂。又想把恭敬承受、确实践行的成果写入典册，昭示无穷。于是命史臣汇辑圣政，铺陈彰显，编成宋朝的一部经典。书编成进呈后，陛下亲自挥洒御笔，抒发睿智文采，置于篇首。日月星辰灿烂，显现在天文之中；太极的奥妙，也自然陈列显露。士大夫中执笔著述的人，又认为这就是孔子的著作。臣私下想到，有虞氏的典籍最初与五典一同流行，却没有明确区分。过了一千五百年，才得到孔子截取编定为《尚书》之首，排列在百篇之上，然后显著流传于万世。由此看来，虞舜虽然达到了极致的治理，还是曾经长期隐晦，后来才显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孔子尚且只能追述前人的道统，只是追念诵述而不能与他们同时相及。从来没有父子两代都在朝廷上成为圣人，继承圣人之道，树立德行、著述立言，又彼此发扬光大，盛美如此、像今天这样兴盛的。或者说，我考察舜的事迹：以“底豫”作为孝道，是因为他遭逢了人伦关系的变故；以“举用贤能”作为公道，是因为天命已经发生了改变。至于我寿皇帝的事迹，高宗皇帝已经完备地享有五福，历经三纪，父子之间和睦肃穆，毫无非议，从未因勤政而倦怠，却能像脱掉鞋子一样舍弃帝位，把它交给主持祭祀的继承人。神灵与人都安宁，历代圣君成为一家，世世代代同心同德；父子之间的关系，比舜的事迹更加光彩。陛下为这部书作序，尤其足以垂示历代帝王作为典范，补足六经的缺失。臣才智不足，却任职宰相，恰好主管此事，使它最终藏入禁中而流传不朽；若不把它写在美玉上，就无法用来颂扬陛下宏大的美德。臣实在非常恐惧，因此百拜叩首，冒死请求把御赐底本大字刻深，使后世有幸见到。又百拜叩首，仿佛领会了大旨，恭敬地写在序文的下方。理宗皇帝。朕考察自从有文字契刻以来，人类的成就极为丰富，圣贤的宏大教诲，都布列在典籍之中。那些讲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没有超出六经的。若要探求六经的要旨，其中一日也不能违背的，难道不就是天道吗？大体说来，《易》阐明天道的义理，《书》端正治事的原则，《诗》沟通人的情感，《周礼》完备礼制，《春秋》记载天道的变化，《礼记》则杂记礼制。君主知道敬畏上天，应把六经中的格言看作金科玉律，不敢逾越，那么放纵失德的事情就少了。仰想祖宗宏大的神灵，承受上天的事业，抚有中原与四方。列代圣君留下的谋略，没有一刻不把敬天放在心上。国史中都有记载，难以全部列举，然而没有一件不是以六经的旨意为根本。朕才智浅陋，恭敬地奉行祖先留下的遗训，却不能敬慎地顺从天命。处理万机之余，朕考察古代典籍的法式，结合自己的意思，凡是涉及天道的大义、能够启发敬畏之心的内容，都从各经中表彰选出，汇集编成一册，题名为《敬天图》，希望早晚观览，对着上天的鉴察监临来警戒反省自己，仅此而已。《易》六十四卦的大象之义，各有其所归属。从出而治世来说，称作“后”；从确定名位来说，称作“上”；从创制法度来说，称作“先王”；从继承帝位来说，称作“大人”；其余则总称为“君子”，都是针对君主而言的。每一卦必有卦象，每一卦象必有意义，君主应体察它并实行。君主能够与天地造化同流，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可是其他各卦的大象都标明本卦的名称，只有《乾》卦独不称“乾”，而只说“天行健”，并把“自强不息”归于君子。唉，这就是天德！君主确实应当实行它；君主就是《乾》，《乾》就是天。君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以及施政教化和一切作为，没有一件不是《乾》的体现；以至于先于天时行动而上天也不违背，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上天的时令，都是这个道理。其要点则从防止邪念、保存诚心开始。这样看来，要在《易》中求得敬天之道，难道不比五经更深邃吗？从前先王盛治之时，君臣上下共同以“敬天”二字相互警戒、兢兢业业，其中的意义最为深切显明；这些内容都汇集在本书中，现在还可以考见。经书说：“上天并不偏爱亲近谁”；又说：“上天难以相信”；又说：“上天明察而可畏”；又说：“天命不会轻易改变”。凡是用来推明天命无常道理的话，句句都十分透彻，真是多么凛然严肃啊！只有君主深知天命无常，并且迅速敬慎地修养自己的德行，才可以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福庆无穷。否则，不敬慎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就会很早坠失天命，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今天编纂的内容，取自《尚书》的尤其详尽。唉，既然如此，朕怎么敢不敬畏上天呢？

译《诗》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用来沟通幽深微妙的情感，并穷尽人与人交往的道理。在商、周兴盛之时，上至卿、大夫、士，近至侍从、御者和臣仆，下至邻里、宗族和朋党，没有不知道天道、认识天象的；他们忧虑深切、思考长远，指陈事实、援引同类，从不说迫切逼人的话，也不说惊异骇人的话。当神灵和祖先安享宴饮、和乐融洽时，其中又隐含着戒惧之意，《我将》一诗就是这样。当旱灾肆虐时，遇到灾异便恐惧，于是恻然生出哀怜之情，《云汉》一诗就是这样。至于“陟降左右”“缉熙敬止”这一类语句，更不能用浅近的眼光看待。安静地居处诵读，洗涤心灵加以思考，反复玩味、推求其义，难道不就是“上帝临视着你，不要有二心”吗？河汾王通曾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带着《周礼》前往；况且还要重新发出《周礼》能够抵抗天命的感叹。” 大概这部书大纲小纪，各种法制和细则，灿然完备，没有什么不记载的。玉帛、牲畜、礼器的使用，车舆、旗帜、冠冕、服饰的制度，豆、笾、罍、爵的陈设，钟、鼓、匏、管的演奏，品级、节制、度数，都详细记载。至于对天象星纬的考察，以及发生灾异时的减省抑制，也无不归属于主管官司，不敢怠慢。这些都是用来沟通天地人三才的奥妙、贯通幽明之理的。圣人在这里，难道只是从事于外在文物典章的装饰而已吗？一定还有作为根本的东西。否则，《周礼》不过是一部书，又怎么能够抵抗天命而与天命并存呢？《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星辰、风、雷、电等变化，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虫、螟虫以及蝝虫等灾害，没有不完备记载的；其中对日食的记载尤其详细而严密。解释《春秋》的人有时不免附会列国灾异与应验的说法，于是后世观星者和历法家便把责任分别推给各自所主掌的方域，从而引发当时君主的玩忽之心。这就不是《春秋》的本旨了。《春秋》是一部以天下一统为宗旨的书。当诸侯专横放肆、王室已经衰微时，孔子用麟笔褒贬，难道只是把礼乐征伐等有关人事的事情归于周王，而对于天变则特意记载、屡次记载，也都归属于周王吗？至于记载周王时一定称为“天王”，可见它对周王的期望非常深。其本意是说：诸侯即使背离周王，天命却还没有改变；承受天命而行事，周王的君主不能不承担责任。周王已经没有政绩，圣人却仍然如此拳拳用心；那么，面南而治天下的君主，难道可以忽视这些吗？《礼记》这部经书，一开头便用“没有什么时候不敬”这样的话作为冠首；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待合宜的人来施行，所凭借的也只不过是“敬”这一个字。有人说《月令》出自吕不韦之手，未免拘滞而不通；然而其中奉行时令、承顺天道的意义，即使细微之处也必定谨慎说明，本来不应因为作者而废弃它。至于《中庸》《大学》两部书，一部说：“上天的命令啊，多么美好而永不停止。”另一部又说：“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援引《诗》《书》来阐明正确的义理，而根本都在反复强调谨慎独处的训诫。诚心不可遮蔽，所以一定要戒慎于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诚心不可自我欺骗，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面对所看见、所指示的一切。两部书的宗旨深远啊，难道能不感到畏惧吗？

译以上是《敬天图》。端平改元那年，春季三月庚子日，朕斋戒居处，恭敬沉默，夜里梦见一位真人，戴着高冠、佩着玉饰，大略像 艺祖，面色黧黑而容貌和善。他急忙请朕到殿上，赐朕座位，亲自当面传授教诲。圣明的谋略浩大无边，朕恭敬聆听而不感厌倦。不久梦醒，过了三天，宗室大臣善来捧着旧藏的“昌陵御容”进献。朕看了一眼那“天日之表”，竟与梦中的真人毫无细微差别。这才知道，先帝在天之灵将要启发、保佑我这个后代，使我享有长寿、赐予福祉，以此彰明上天的眷顾和命令。这是多么美好的祥瑞啊！难道是凭朕的德行不足，便能承担得起吗？既然凭借神灵承受了上天的恩宠，怎敢不敬慎地顺从这美好的天命，早晚兢兢业业，以求发扬 我祖先的功业！因此作《述古律》二十韵，记录事实以告诫后世，使它流传不朽。文祖承受天命，开创基业，达到至仁之治；治绩超过三代，君主的福泽赐予万邦。臣下尊崇礼乐、推重儒术，以《诗》《书》教导武臣勋贵。上天永远覆盖护佑，四海之内都尊敬亲爱；历数绵延千载，皇帝的谋略充塞万春。朕身微躬承受大统，对前人美德深感惭愧；心中凛然如同承当祭祀，勤勤恳恳地不断求教。精心思索，梦寐不忘；幽微的契合震动威严神灵。先帝升降往来，带来上天的步伐；朕迎接先帝，承受圣恩。先帝明确训诫，超过古训。皇子侍坐，并非像宾客一样；朕因细微叩问而听取仁政，宏大的谋略于是逐一陈述。治理国家应当首先效法祖宗，德行不要以为没有同道；处理各种政务只遵循中道，谋求拓展必有条理。先帝的话语仍在耳边，朕取以为法，恭敬地写在衣带上。想象先帝，竟连续三昼；希奇地遇见一位真人，居然是上天所赐，俨然就是梦中的身影。施加福祉给子孙，遗留的思念遍及士人百姓。容貌清和如日月，彩色仪仗直上苍穹。所愿是更新自己的德行，不要忘记先帝对你的谆谆教诲。昭明此事，传于百世；安定后代的辅翼之谋，永远遵循保持。以上是《端平纪梦诗》及其序。右丞相臣游侣等恭敬题跋：臣等恭敬地想，太祖皇帝凭神勇而不妄杀，平定五代分裂混乱的天下，完成清平统一的大功；政局安定后，他没有私自占有神器，而是把帝位传给太宗。这是尧、舜以来从未有过的美德。太祖胸怀光明的德行，使嫡亲支系延续百世，大约传了十代而得到孝皇，这是气数第一次回转；又传了三代而得到当今皇帝陛下，这是气数第二次回转。于是仙源分为两支而同享大庆，家族嫡长的正统建立，大顺之势开始形成。这不是太祖个人的心意，也不是当今皇帝个人的心意，而是天与人的共同心意。宝祐、绍兴年间，皇帝谦逊退让、遵循旧制以休养生息；端平年间亲自处理政务，正如太阳刚刚升起。太祖在天上鉴察我有道德的曾孙，一定不会冷漠地忘怀。因此庚子日的梦，是神灵与皇帝相交感并传下命令，正合乎尧舜相互授受的旨意。皇帝所作的宏伟精妙的诗篇，迅速书写，正合乎商汤、周武王在盘、席上铭诫的意思。臣等肃容伏读，由此看见圣祖与神孙传授心法的精妙，相信确实不是三代以下帝王所能及。那宏大的询问，其他事情来不及涉及，但把仁政放在首位；那显明的谋略，谆谆逐条陈说，而以中道为要。所谓中，就是把好恶、朋党、偏私一并消除，平荡而遵循正直。太祖下令把各道门完全打开，使它们都端正、直通、开阔，没有阻塞遮蔽。他对左右侍从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一点邪曲，人人都能看见。”由此可以观察中道的本体。推而广之，仁德就能覆盖天下。大概中道之外并没有另一个仁，正道之外也没有另一种政。皇帝以睿智之情领会微妙的话语，用奎星般的御笔和云章般的文章发扬祖宗的训诫。那作《大风歌》的人，只是被雄心壮志所激发，与道有什么关系？作《秋风辞》的人，不过是逸游之志的表现，与政有什么关系？哪里能同今天的事情相比呢？乐石已经镌刻完毕，皇帝诏令臣等在下面撰写文字。臣等怎敢不再推述气数所以回转、精神所以相接、心法所以相同的原因，以昭示后世呢？淳祐甲辰年腊月壬申日夜里，梦见 高宗皇帝在殿上戴着高冠、穿着礼服，像天尊一样。他拱手侍立，神态从容，言语和容貌都很喜悦。我们的皇祖眷顾后代的心意，实在深厚。谨作古风一章，记录事实，以昭示先帝在天之灵，使世世代代的万千子孙永远不厌倦。淳祐四年冬，这个月昏时娄宿位于中天，朕在丙夜枕上有所感触。朕清醒而庄敬地梦见来到一座别殿，修长的屋梁高高架起，像雄伟的彩虹。仙人忽然从天而降，尊严的仪容正如帝王。云纹冠高高耸立，霞色佩饰铿锵玲珑。他手持灿然如玉的斧，舒缓从容地坐在东面。随从官员有五六人，言语称说我。高宗皇帝惊然起身，恭敬畏惧地拜了两拜，上前致敬；先帝用温和的言辞慰劳，问候我是否与家人相同。忽然梦见有人用手进献食物，臣下仿佛托举着金龙；先帝笑着说我拿得起来，喜色如春日融和。用餐完毕，便接过所赐之物捧着观看；饭食盛满，眷顾之意寄寓着深厚含义，言辞简约却可以充实成篇，使我思考所托付的重任，努力完成守持的功业。深远的谋略正在反复推求，先帝俨然站立在方形大地上，恩德因此更加丰厚隆盛。不久，前导的笙乐和仙鹤回旋而来，充满天空的羽饰仪仗高高轻举，祥瑞之气浓郁葱茏。睡醒后肃敬地盥洗，提笔记下梦中所得，遥遥追怀。端平年间曾梦见艺祖，来到绛宫；先帝的美好言语本来就是经典，应当听取并记录吟咏，只是惭愧自己文辞不工。两位先帝都在改易更新之日，精神暗中相感相通；创业、中兴的盛大事业，启佑将永无穷尽。朕惭愧而浅陋，只思念继承统一的大业；应当使隆盛的国运延续，最终把奸佞全部屏退贬黜，贤能俊杰都得到登用尊崇。所希望的是朝廷中的贤士共同辅佐赞助、同心协力，采择事实来自我警戒；于是写成这首古风。以上是《淳祐纪梦诗》及其序。右丞相臣游侣等恭敬题跋：臣等仰想皇帝陛下英明资质冠绝古今，圣德气度如同上天。陛下临御日久，阅历治理之事越来越多；听取政务、裁断事务极为明察，而深藏的治国作用尤其周密。淳祐四年十月丁亥日，陛下亲笔逐一斥退四名结党奸邪之人；十二月己巳日，寝止了夺情起复大臣的命令；次日庚午，任命两位宰相，朝廷内外互相庆贺；再过两日壬申，便梦见高宗皇帝圣容喜悦嘉美。重大的神器得以托付，神圣后代能够守持，啊，也实在奇异。于是皇帝心中受到震动，作歌以述其事。绚丽的天藻摹写神交的奇妙，光辉的云章发挥言外的深意。臣等拜手伏读，作颂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节点，难道很遥远吗？任用人才而合乎天下人的心意，就是合乎祖宗在天之灵的心意；舍弃某个人而合乎天下人的心意，也就是合乎祖宗在天之灵的心意。深想我高宗皇帝吹燃赤色余烬，使中兴大业重新兴起，携带神器归还昌陵后裔，本来就是希望保全子孙，使万世永不厌倦。如今却有奸邪之人像茅草般丛生，伤害我王朝的法度；我们先代神圣的君主，难道会认为这算了不起吗？人事一旦恢复正道，神灵之心也就欣悦安宁，这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译从前汉武帝因感应车千秋的梦而治罪江充，认为是高庙神灵让车千秋来教导自己；哪里比得上我皇上英明果断如风雷，不等待诏令教诲，誓言坚定如金石，于是传播为声诗。诗中有句说：“奸佞最终屏退，贤能俊杰都得到登用尊崇；所希望的是朝廷贤士共同辅佐、同心协力。”臣等无能，不能完全符合“登崇贤俊、和衷共济”的训诫，但恭敬地听闻诏命。至于屏退奸佞、知道把事情彻底做完，这是盛明帝王除去邪恶而不迟疑的行动，也是忠臣希望君主考虑并贯彻到底的道理。在天上的神灵确实听见了这些话，群臣怎敢不在下位恭听？臣等拜舞赞颂之后，请求把它镌刻在翠珉上，使它流传、光耀到无穷无尽。恭敬地百拜，书写在下方。国史院。位于右文殿东面，提举厅在殿西。道山堂。位于秘阁之后。高宗皇帝曾把杜甫《山水歌》御书写在屏风上，又诏令将作监米友仁书写匾额。景定四年。理宗皇帝又赐御书“奎画”。少监臣林希逸谨慎书写：臣恭敬地想，高宗皇帝正逢国家兴起、圣人开启的时期，正当保大定功事业开始之时，更新创立基业，搜求举用全国人才，仰观东壁星宿，考察西昆玉笈。绍兴甲子年，开始建立宏大规制，殿名为右文，承接其后的为秘阁，都是皇帝亲笔大书，以使其光辉灿烂。回旋昭明的光辉，上与日月相映，至今六甲已经再次循环。我皇帝陛下神圣文武兼备，继承光明之德，努力明察，广泛救济时局艰难；中兴休美的天命之歌、喜起致祥的治理，以及恭敬和谐、警戒告诫的制度，都已具备；又增修装饰废旧建筑，木天馆阁焕然一新。臣凭借浅陋平庸充任其间，任少令时想到：多么壮丽幽深的殿宇啊，屋脊高耸，层层相联；殿阁庄严，名称十分显赫。有一座堂居中而立，整齐高大；旧匾虽然还在，众人都说不相称。臣有幸参与馆阁事务，越级上奏，蒙受圣上曲意允准。于是二月戊寅日，陛下赐臣御书“道山堂”三个大字。字形如星钩日珥、洛纬河经，各种书体浑然融合，永字八法严整完备；笔力仿佛出自天纵，落笔之前意态已经形成。圣祖神孙，心法与笔法相互传授；字势龙腾凤跃，光辉照耀人间。臣为颂扬天子的德体，百拜叩首，选择这个吉日，恭敬地奉上并悬挂安置。群臣百官都惊视、欢欣起舞。臣私下认为，图书收藏之府，具有高雅不群的气象，本来上应天上的乾文星象，为什么要以“藏室”来命名呢？难道这里只是储备人才、等待任用的地方吗？它也譬如烟霞缥缈的仙居。唐代凭弘文馆选拔学士，是世人所羡慕的；北方的瀛洲，当时诸位贤士，大的著有经世功绩，小的也流芳后世，他们的典籍和姓名，千年以后仍像列仙一样。敬宗是什么人，却因一句话而失身，听见的人都鄙视讥笑，使这座馆舍蒙羞。既然如此，今天用美好的名称来命名，是希望居住在这里的人以此自我反省。棫朴诗说：“那银河多么明亮，在天空形成文采。”解释的人说：“美好的草木在地上显出文采，就像天上的星象在高处灿然。”又说：“精心雕琢其文采，品格如金玉般高贵。”解释的人说：“雕琢，是上位者加工成就他；金玉，是下位者自己珍重尊贵。”如今皇帝的文章表彰光明显正，星河般的贤士游处其间，怎敢不仰望华美的匾额，使自身如金玉般珍贵，以符合圣天子希望长寿、造就人才、纲纪四方的心意呢？臣既已记述这件事，请求载入信史；谨慎摹写并刻在碑上，叙述并赞美它，用来流传无穷、光耀无极吧。左边刻有《国史监修提举题名》，礼部侍郎李焘作序：本朝崇尚儒学、重视文教，沿袭唐代旧例，一定命宰辅兼领三馆。宰相之首称昭文馆大学士，其次称监修，从景德二年王旦开始。昭文馆大学士一职到熙宁九年王安石任后即罢，后来不再授予；集贤院大学士一职在元丰三年王珪任后也不再授予。只有监修国史一职相传至今。天圣五年修撰真宗正史时，王曾已经兼领昭文馆，又兼任监修，朝廷另外下诏命王曾提举。提举这一名称，从王曾开始。元丰以前，国史另设院署，寄寓在宣徽南院，称为编修。官制实行后，并入史馆，隶属秘书省。国史案，就是今天的日历所。元祐年间恢复设置国史院，隶属门下省；第二年又设置国史院修撰，兼任知院事。监修国史一职，自王珪以后，宰辅都不再列入官衔。到修撰神宗正史时，吕大防实际担任提举，而国史院修撰又另受诏兼修正史。大概日历就是国史，祖宗实录、正史也是国史，起居注、时政记、圣政录以及会要也都是国史；都总归于一体，本来没有真正的分别。绍圣年间又把国史院归还秘书省。后来提举修撰日历，有时命其他官员担任；而实录、正史则由宰辅兼任提举。昭文馆、集贤院有时废止、有时更改，但史馆一直存在。中兴六年，才任命吕颐浩兼任提举修撰国史。当时所说的国史只是指日历，吕颐浩援引元祐旧例，又把正史包括在内。从此宰相之首就兼任监修。监修这一名称在元丰年间废止，到绍兴年间又恢复。等到修撰徽宗实录时，秦桧也以监修身份兼任提举。绍兴二十六年，沈该、万俟𫓧同时任左右仆射，才开始把监修和提举分为两个职务，沿用至今。编类圣政起初隶属左司，不久改属右司；会要则在乾道五年由右司开始主持。秘书少监陈骙对我说：“三馆都有题名碑，而监修、提举独独没有，能行吗？何不为它作序，说明沿革次第，一并刻下？”我惭愧地以无能之才，充任太史属下奔走之人，因此不敢推辞。右边刻有监修、少监以下的题名，少监张宦记：皇帝即位第五年，正值绍兴改元，岁次辛亥，二月丙戌日，诏令说：由于许多困难尚未平息，人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恢复秘书省，设置监一人、少监一人，丞一人，著作郎、著作佐郎各一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用来接待四方俊杰之士。又参照旧制，校书郎、正字须在学士院召试后才任命。从此搜求散佚的文献，补缀遗漏，四库书籍也大致齐备了。过了三年，秘书省又恢复设置史馆，用来修撰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员兼任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任修撰。第二年，诏令仿照唐代十八学士的制度，在监、少监、丞之外，设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共十二人，定为编制额数。又过一年，把史馆迁到秘书省旁边，另建一所，以提高此事的地位；校勘官则有时由其他官员兼任。到绍兴九年修撰徽宗皇帝实录时，才就在史馆设置实录院，由本省官员或其他官员兼任检讨，修撰官依史馆旧例。第二年，因为尚未修成正史，诏令撤销史馆，并入实录院。

译吕正名为实，而著作局只负责修纂日历。凡是入选任职于此的人，都称为馆职。这里储备英俊人才，以备国家任用；台谏、禁从等官员，也从这里选取。所以实际授官的才十五六人，而编制名额的空缺几乎有一半，大概正因为选拔十分严格。将来在朝廷谋划国政、谈笑之间安定社稷、把功名垂留竹帛的人，其中不会没有人才，难道只是研磨编削文书，用来歌颂中兴、歌咏圣德，作为太平盛世的文饰而已吗？我资质衰朽、学问浅陋，五年之间再次得以厕身英才之列，实在感到荣幸。私下考察祖宗三馆、秘阁的制度，沿革损益，麟台旧事记载得很详细。唯独绍兴以来的题名还没有石刻，那么任职先后、居职久近以及岁月变迁，就将无从考查。于是作《馆阁续题名记》，也使后来的人有所叙述。绍兴十年七月戊申日。东西两边合为一处，监、少监的位置在这里；丞和馆职位于两廊堂前，桥上建有石渠桥，旁边有小亭，亭上有吴说书写的“石渠”二大字；堂下又有李阳冰篆书“道山”二大字，都是石刻。著作之庭。位于道山堂之后，匾额由胡铨书写，有著作佐郎杨简作赞。孔子的话说：孔子说，连缀文辞、比较事例，是《春秋》的教法。能够连缀文辞、比较事例而不混乱，就是深知《春秋》的人。天有四时，即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妙之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成形，众物显露而生长，也没有一样不是教化。杨简敬意无法自胜，于是赞道：伟大啊，圣人的言语！著作之庭以连缀文辞、比较事例为职责。文辞多得写不完，事情多得数不清，凭什么才能不乱？混乱产生于意念，意念产生纷杂。意念像云气，能遮蔽太虚的清明，能掩盖日月的光明。舜说：道心就是明心，明心就是道；一动于意念，就成为人心。孔子说：心的精神作用就是圣，又屡屡告诫求学者不要凭主观臆测，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强作必然判断，不要自我中心。意态虽然千差万别，大体不超出这四种。圣人深知意念对道的危害极大，所以恳切地告诫并禁止学者如此。门弟子想把这些全部记录下来，却多得难以尽记，所以总括记录为：“孔子杜绝四种弊病。”一动于意念，就一定会认为连缀文辞、比较事例应当如此；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是那样，怎样才能把它们归于一体？又会认为风雷流动成形、万物显露而生长是那样，连缀文辞、比较事例又是这样，怎样才能把它们归于一体？《易》说：“艮止于背，即使背部尚且不知道自己是一体，何况那些不一的事物；不思考、不辨识，这就叫作上帝的法则。”圣人说“中庸”，“庸”就是平常。应当明白日常平常的心，无所思、无所虑，空明而无固定形体，广大而没有边际。天地在其中有所范围，四时在其中运行，风雷、雨露、雪霜的运动和消散在其中，万物的萌发、生长、舒展和显露在其中。文辞从其中产生，事情从其中产生，把文辞连缀、把事情比较也在其中；就像镜中的影像，虽然纷繁交错，却从未动摇，也并非从未运动。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不可以思量揣度，何况可以猜测吗？《春秋》的大义就在这里。所谓深知《春秋》，就是继承“上天有四时”一章；取自诸家语。后面有一座小轩，里面放置着苏轼所画的竹石刻石。曾宏迪记：竹石没有署名，相传是东坡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在僧人的墙壁上戏作的；好事者把它取下制成屏风，献给贵家，后来转入御府。嘉定初年，宫中拿出来送给秘书省，放在著作堂上。同馆官员吃完饭后列坐其下，焚香煮茶，仰望它傲对风雷、阅尽古今的气势，使人的杂念消散。众人认为土木之物久后必坏，于是共同谋划把它刻石保存；摹刻的事情完成后，将要题写记文以便流传。有人说，这块石头是室先生文氏所作；听到的人又相信又怀疑，没有人肯下笔。当时宏迪已经由少蓬升任右史，第二年再次入馆任监石，石碑尚未树立，于是对众人说：“东坡与石室先生因为气质相类而相合，所以爱好相同；胸中自有成竹，并不在笔墨和路径之间。”石室先生曾说：“我的墨竹一派，近来在彭城；试着体会这句话，那么把这面墙归给东坡，谁说不可以？”众人说好，于是在下方题记。东西两边有四座阁，著作郎、著作佐郎位于其中。后面有两个池塘。国史日历所。位于著作之庭东廊，有汗青轩。按《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御封下达，参政钱良臣请求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所上札子，请求下诏，不准辞免。周必大因而上奏说：过去宰执兼领书局，多是由内尚书省批出局名；批文到达后，朝廷下敕令合并改写为正确名称，而省吏只奉行公文，内批中宰执的官衔也跟着沿袭，敕黄中的官衔错误已经很久了。现在趁此机会答复诏令，特意说明此事。国史日历是书名，“所”是官司名称。现在大臣应当监修日历，却又添上一个“所”字，仿佛成了监修、制造日历的官。又如敕令所，本来是由从官详定宰执提举，现在却说成“提举敕令所”，这是什么道理？以至于国史院、会要、玉牒等名称也都一律如此，应该一并改正。皇帝认为可以。后来有的改了，有的没有改，又重新混淆了。编纂会要所。位于著作之庭西廊。书库。日历、会要、库各有一处；经、史、子、集书籍库有六处，分别排列在右文殿外东西两廊；另外还有书板库，在著作之庭右侧。宝库。位于西廊之外。

译后圃。有群玉堂，以苏轼画竹的真迹作为屏风。有蓬莱，前面是池塘，池上架着石桥。池塘前面，各自堆积石块筑成山。又有芸香亭、席珍亭、方壶、含章亭、茹芝馆、射圃、绎志亭。大概从淳熙初年陈骙任少监时开始经营，后来任职的人不断增修，颇为华美深邃。浑仪台。位于含章亭右侧。敕令所。位于侍郎桥南面。中书舍人兼详定陈居仁记载题名：乾道四年冬，有司说：“建炎以后续行的诏令，差不多有二万多条，前后错乱不相合，请删削编成一部书，使官吏不能借机舞弊。”皇帝下诏批准。乾道六年秋，又恢复设置详定一司。敕令所起初是因为本朝重视法令条文，每逢诏令便召集儒者编纂修订。自天圣、熙宁、元祐以来，先后有详定编敕所、编修诸司敕式所、重修敕令所，设置机构各不相同，最后只保留今天这个名称。南渡以后沿袭此制，历朝大典都用它来整理编次。书屡次上奏后，御赐赏物繁多，官吏费用逐渐增加，绍兴末年依例罢废。到这时才恢复，但与过去相比，官员省去三分之一，史吏胥徒省去三分之二，凡是供给费用等事，也大为减少。只是并不追求空洞的文饰，而在主管事务方面仍一并委任二三位大臣，不敢稍有削弱。为了表明三尺法令是重大之事，必须有人考察其要点，用来告示各级官府。又因删定官员通常资历不足以升任其他部门，便在这里储备。士人可以在其中从容学习，收敛自身、遵守防范，进一步熟悉国家法令，以适应事务。谨守法度、广泛培养贤才，皇帝恢复设置这一官署，难道会没有用意吗？” 删定官中，有的由其他官员兼任详定，有的任同详定，后来又有所裁减。现在定额为提举官二人，隶属宰相；同提举一人，隶属执政；详定一人，由侍从官担任；删定官五人。大概在今天算是重要的官署，因为主管事务重大，所以能够把姓名附刻在墙上。淳熙十五年四月。淳熙十五年，根据详定官林黄中的请求，裁省罢废；绍熙二年又恢复。《咸淳临安志》第八卷。行在所录〔八〕。各监。国子监。位于纪家桥。绍兴三年六月，诏令就在皇帝驻跸所在的学校设置国子监，仍设置博士二人，以随驾的太学生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十三年，临安守臣王唤请求就在钱塘县西岳飞宅邸营造国子监，皇帝准许。监内绘有鲁国图，东西两面为丞、簿的办公位置，后面为书库官的办公位置，中间为堂，在墙上绘制三礼图，采用至道年间的旧例。其余见《太学》。芳润亭。位于后圃，丞钱闻诗用隶古书体题写匾额。

译书版库。位于中门以内。绍兴九年，臣僚请求下令各道、各郡学校，取旧国子监版本的书籍镂刻版片颁行，皇帝准许。然而所取书籍大多残缺。绍兴二十一年，皇帝告谕辅臣说：“监中缺少的书，应当逐步镂版，即使费用加重，也不要吝惜。”从此经籍重新完备。将作监。位于保民坊内。创建、迁移的大略见《司农寺》。绍兴三年才设置丞一人，主管监中事务；凡是计算材料、监督制造，以及行在官司营造房舍屋宇之类的事务，都归它管辖。绍兴十一年才设置长、贰各一人。主簿孙祖寿记载题名：汉代九卿之一的将作大匠，是沿袭秦代官职；又据说少皞氏以五种雉鸟代表五工正，负责使器用便利；唐虞时代有共工，周代官制中有考工之职。历代虽然沿革不一，大体上所掌管的都是营造、修缮以及木土工程。隋开皇年间才确定以寺为监，唐天宝年间才确定以长、贰为监，少丞从汉代设置，主簿从晋代设置，官员人数多少也各不相同。本朝大概沿用唐制。皇上重新建立宏大基业，承平以后官府也逐渐恢复旧制。绍兴三年冬十月恢复将作监并设置丞，绍兴十年冬十月设置主簿，第二年夏四月设置长、贰官。当时少府尚未恢复，所以将作监与军器监分掌原来所属的事务。自从恢复将作监、设置官员以来已有二十年，因循敷衍，题名一直没有树立，官吏抄写在粉板上的姓名不足以示后。祖寿滥居勾稽之职，与丞、信安人徐宗愈商议立石，但没有办成。徐宗愈调任外地后，临安钱端英接任丞职，才得以完成，于是叙述大略，刻在碑首。绍兴二十三年秋七月庚戌日。丞苏岘续记：将作监题名在绍兴癸酉年开始刻在木板上，以替代粉板；但担心木板容易蛀坏，不足以长久流传。石碑已经砍凿好，却还没有时间镌刻。自隆兴以来，皇上遵循慈训，亲自实行节俭，宫室没有营造修缮，器用不再制作，车马服饰只求供给使用，职务也更加省减。于是长、贰长期空缺，勾稽之职也不再设置，只有丞兼管其事。戊子年，苏岘由太府丞因避嫌自陈，于是得以继承伯父伯氏之后任职。陈惧自己没有才能相称，第二年二月磨治石碑，改刻旧碑。逐一考察碑上所载的姓名，近三十年间，由主簿升迁而执掌国政的有二人，任侍从、掌管文书的有九人。如今列于朝廷的，有陈公任少常，伯杨公任次对，朱公任外府副职，张公任奉内祠；伯氏任尚书郎，也可以说是很盛大了。只是苏岘自己不才，也得以滥竽充数于其中，实在有荣耀。碑已经完成，于是把旧记冠在碑首，又私下记述此事，告知后来的人。乾道五年三月八日。右司员外郎京镗续记：将作监是古代官职，秦代称少府，汉代称将作大匠，北齐称寺，到隋唐才以“监”为名；本朝沿袭这一名称。南渡以来，行在营造修缮的事务由府尹、畿漕分别承担，因此此职空闲无事，监、少监屡屡空缺，丞、簿互相兼任，这种情况持续很久。近年人才众多，乐于汇集进用，监、少监、丞、簿都没有空缺；凡台省中资历较久的官员，以及在郡任职有声望的人，都把这里作为仕进的路径。如今这里号称储备人才的地方。旧有题名，分别按类别排列；等到京镗承乏担任监时，想把姓名托付给不朽，但石头已经没有余地，访求其他石材，又恰好调任都司，事情没有办成。如今开封人韦璞实际继任京镗之后，第二年得到坚珉，与丞、清源人诸葛廷瑞、簿、丹阳人霍篪商议改变旧例，改按编年排列，请京镗记述此事。我私下认为，官职没有中外之分，也没有繁简难易之别，都是办理事务、报效国家而已。我们站立在朝廷之中，应当洗涤旧习，磨炼壮志，相互期许，使姓名留在简册上，希望在金石上留下光彩。如果说我们只是要在这里记下年月、标志族氏，以夸耀给后人观看，那么恐怕经过雨淋日晒，后人再也无法摩挲考览，只能给后人留下作为磨刀石的石头罢了。请好好想想吧。淳熙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军器监。位于保民坊内。创建、迁移的大略见《司农寺》。绍兴三年开始设置丞，绍兴十一年设置长、贰。另有制造御前军器所，另设提举、提辖等官主持其事务。近年专门归殿司管辖，因此军器监的事务更加省减。详见“制造军器所”门。监王来记载题名：将作监的官职是古代的，军器监却不是古代的。周代有六种职官，百工占其中之一。汉代以少府列为九卿，其属官中的考工专门主管器械。军器监虽然不是古代官职，但它所掌管的事务却是古已有之。唐代设置官职，将军器监与将作监并列；本朝官职虽然设置齐全却没有确定员额，其职掌隶属于三司。熙宁年间改革制度后，才有军器监；监中有长、贰、丞、簿，各级官员合在一起治理事务，与《唐六典》的建官制度没有不同。中兴以来，承平时期的官府多有合并省减，唯独这一职务完整保存。难道是因为在使用兵力的时期，所务之事最为紧急吗？即使天下暂时停止武事，制造军械也不能一日废置吗？从长官以下，后来选用的人才，其中有的进入文昌台，升任丞相、辅弼，显赫的事迹多得可以看见，真是盛大啊！王来自己不才，由尚书郎得到长官之职，每天都担心自己没有才能，玷辱前列。回望石刻，虽然已有姓名，却没有叙述官署设置和职掌沿革的原由，于是就不再谦让，写下这篇记文。我感慨地把这些写下来，并把自己的姓氏列在诸位公卿的左边；后来者接着续列。无论前后，哪怕颓然如瓦石、珠璧，也都有荣幸。淳熙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大宗正司。大宗正司在天庆坊。绍定六年，判大宗正事师弥创建，权礼部尚书魏了翁撰文记述。大宗正司旧址原与开元宫相邻，绍定四年发生火灾，暂时寄治于睦亲宅。绍定五年六月甲子，诏令把天庆坊魏惠宪王府的旧址改建为大宗正司。有关部门丈量赋值，估计费用达缗钱二十余万，但有关官职历年先后所发的经费还不到一半。判司事嗣秀王师弥拿出自己的私藏来承担皇上的意旨。绍定六年六月开始兴工，到第二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皇上亲书“属籍之阁”四字，用来荣宠宗室。门、塾、堂、台阶、廊庑、序、室、公馆、吏舍、厨房、浴室和仓储等，均已聚集工匠建成，工程告竣。嗣秀王来见了魏了翁，说：“希望您把这件事记下来。”魏了翁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嗣秀王说：“您以宗伯身份执笔于太史，怎么能够推辞呢？我想古代官署长官必称‘司’或‘正’，而周代宗官独称‘伯’，用以区别于六官之长，这是为了尊重宗正之体、谨慎处理宗族婚配、严格奉守宗庙啊。”有人说：“彤伯曾任宗正，颜护军已经辩明并非如此了。”到了秦代，才开始把宗正列为九卿，只掌管皇族亲属，而宗庙事务归奉常掌管，大大失去了古人敬重宗族的本意。

译直到汉、魏、隋、唐以及本朝，都沿袭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昭陵皇帝想到宗室子弟没有统一统属，才在宗正寺之外另设大宗正司，由皇族担任长官。治平元年，增设同知大宗正事。元丰官制实行后，又任用宗室中团练使以上、具有德望的人担任长官，另设一人副贰；如果官位高、宗属尊贵，就称为判大宗正事。凡是为了承奉宗亲、纠正不合礼法和过失，都是为了贯彻祖宗厚待人伦的用意，到这时制度更加周密了。虽然如此，我参照古代制度，仍有一些话可以说。古代称宗庙的排列为宗庙，宗庙中的室称宗室，礼器称宗彝，祭祀称宗事，同姓会盟称宗盟，而掌管礼仪的人自虞、周以来都称为宗。下至都邑和采邑，也都有宗人，用来辨别姓氏、收合宗族，并寄托不言而教的作用。因此，天子的嫡长子成为大宗，承继大祖；天子的庶子被封为诸侯的，各自成为一国的大祖，不得以先王为祖先祭祀。诸侯的嫡长子又成为一国的大宗，承继大祖；诸侯的庶子成为大夫的，又各自成为一家的祖先，不得以先公为祖先祭祀。承继庶支的也称大宗，用来区别小宗。大夫的次子称贰宗，用来辅佐小宗。有的同姓而异氏，有的异氏而合为一族；有的有大宗而无小宗，有的有小宗而无大宗，有的没有宗，也没有人奉他为宗；有的虽有嫡子之子，却不成为嫡孙；有的泛称为后嗣，却不与嫡系相承者穿同样的丧服。遇到宗庙祭祀，尸主排列在太室中；子弟族人依昭穆制度面向南北排列；族人相互酬酢、赐爵，昭辈按昭辈年齿排列，穆辈按穆辈年齿排列；内宾和宗妇也各按自己的伦次排列。遇到哭临之事，同姓的人在宗庙聚集，同宗的人在祖庙聚集，同族的人也在祖庙聚集。所谓世代远近、年齿长幼、亲疏等级，大概都是从生长、见闻和日常往来于宗庙之中开始的，彼此以礼乐相示，心意也就传达了。上面没有猜疑逼迫的忧虑，下面没有觊觎非分的心思，这是法制中最完善的。何况还把他们培养在成均，使他们接受德行考察；即使是天子的嫡长子，也和士人同列。又把他们列入王宫内围，以考察其内心的得失；即使是大夫、元士的儿子，也和王子同列。等到他们可以出仕时，就选拔树立德行显明的人：五等诸侯、两社的辅佐、三等采邑、六遂的邑，都有封界和土地规划来安置他们，用彝器和分赐的物品来彰显他们，用祝、宗、卜、史等官员按等级为他们服务，用宗氏分派族人来维系他们。无论才能大小，都没有一个失去职守。这只是大概情形。其中并不是混同而毫无区别：曹国文王一支为昭，晋国武王一支为穆，而曹国成为伯甸；武王的八个母弟中，有三人位列公卿，五位叔父却没有官职；鲁、卫、晋三国都是周公的叔辈封国，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伯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分封；蔡叔是康叔的兄长，卫国却先于蔡国。这说明在昭穆、长幼关系之中，还要根据贤能与否决定升降，根据功劳与过失排列先后，其中实行着崇尚德行、勉励才能的原则。士人出生于王族，宗族有法度，宗庙有次序，学校有教化，仕进有培养，任用有区别；其涵养和成就，绝不是一天形成的。唉！从夏、殷直到杞、宋，从后稷直到末代子孙，几乎都拥有国家，延续了二千多年。即使凭嬴秦的暴虐，强行夺取并抛弃周室的九鼎，也还延续了三十年，只敢斜眼窥视而不敢迁移它。亲爱亲族、任用贤能的功效，难道是秦汉以来偏狭的心胸、猜忌的心意、冷酷的法令和败坏的政事所能比的吗？本朝优待同姓宗室，根本承袭成周的用意；与前代自我剪除同类、使根本毫无荫庇的做法相比，几乎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宗法没有建立，便无法严格区分亲亲的等级；猜疑和忌惮仍然存在，也无法收到任用贤能的功效。若只是说崇尚高雅、不结党营私，以行善为最大快乐，以及那些舞文弄墨的士人，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至于同姓的卿大夫，若能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成为古人所说的“维翰维城”那样的人，我认为就应当思考变通的办法，以繁盛王室、强化本朝，继承古人灌溉枝叶、流泽根本的用意。谨因嗣秀王的请求，把从师友那里得到的见解为王陈述，用来答谢（原文“昜□”字形有误）圣明天子崇宠宗室属籍的美好诏命。起居舍人真德秀记大宗正题名。利州观察使、天水侯担任宗正的第四年，教化得到施行，命令得到执行，公族和宗室和睦相处，于是上书北阙，请求交还祠祭的钥匙而归。诏书说：“卿端正自身，率领部下，众人没有异议；停止请求，不要再请退。”侯更加感动奋勉。但回顾自设官以来，题名和记载还没有建立，于是搜求典籍，从濮安懿王以下共四十四人，除授、升迁、改任等情况全部书写下来，刻在石上。宗正这一职务，起于汉初；本朝沿袭唐制设置宗正卿、少卿，以办理宗正寺事务。国家承继圣人之道，宗室本支日益繁盛。景祐三年秋，开始另设大宗正司，设知大宗正事和同知大宗正事各一人，掌管宗室的教法和政令，通过德行、技艺和训导使宗族敦厚和睦，受理宗室的辨诉并纠正他们的过失。从此以后，各朝都把这一职务视为重要的选任；不是学问贯通古今、品行在宗室中居首的人，不能担任此职。古代同姓中的贤能之人，周、唐两代最为兴盛。再看本朝盛世，宗室大臣多有魁伟、刚正、安静、持重之士，甚至名声传到朔漠，被称作“止儿唬”（原文疑字）。后来遇到事变，他们登坛歃血，倡导义师以辅佐王室，最先出自这些“维城”之英。中兴以来百余年，杰出人物接连出现，冠绝同伦、位登槐鼎、功在宗庙的，几乎可以和姬姓的周公、召公相比。那些侍奉祠祭、退居闲处而不参与政事，却以忠纯厚德卓然成为国家长寿俊杰的人，也足以维系时局的轻重。他们其他的风范和功业，声名显赫于中外，更是无法一一记载。如此看来，周代并不惭愧；若衡量唐代，本朝还超过了唐代。这难道不是建立官署、设置师长，长期熏陶、逐月教化所取得的成效吗？考察大宗正司的设置，先施行教法，后施行政法，最合乎先王治理亲族的本意。因此因嗣秀王的嘱托，特意把这些写下，使后来者知道应当遵循的方向。凡是属于有关部门掌管的法令、纠察和禁令，一概不记。侯名师嵒，字景瞻，是崇宪靖王之子，世代担任宗室祭酒。嘉定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赵时逢。

译记丞官题名。宗正设置官职已经很早了。《宋百官春秋》说：周代分封同姓之国，选取宗族中的长者来统率和整治，所以称为宗正；宗正设置官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成王时，彤伯曾任此官。有人说彤伯任的是宗伯，并非宗正。考察《六典》，小宗伯掌管辨别三族、区分亲疏，这就是古代宗正的职务。汉朝兴起后设置宗正官，用来排列九族亲属，并设有丞。不是刘氏不得任此官。两都相望，号称千里驹。载入《独行传》的人尤其杰出，值得记录。此后，宗室中的贤能之人交替任用，朝廷选取当时俊秀之士；一旦执笔署名、居于此位，确实可称为荣耀的选任。本朝历代皇帝相继治理，整合宗族、和睦亲属，超过前代；宗正专门掌管玉牒，大宗正实际统领和治理这些事务。宗室枝叶茂盛，条理和事务日益扩展。熙宁三年设置二丞，任命都官郎张稚圭等担任。到如今已有一百三十二年，二丞从未同时全部设置。佐理（原文“罕去干改木”字形有误）事务正当繁重之时，我赵时逢有幸承乏任职，又辱居同僚之列，惴惴不安，害怕不能称职。闲暇时参考订正前人的事迹，但文书有脱漏简略之处，茫然无法究明。从詹事王公以下，仅仅找到三十九人。静心思考，中兴以来距离现在并不太远，前人的姓名却已经失去将近一半。如果现在不立即登记，后人将来就会无从考察。由今天考察前代，于是谋划刻石；恰好有援引光禄局旧例来协助此事的人。最终赵时逢也在末尾到来，得以联名留名于不朽之石上，私下也感到荣幸。治所迁到潜苑厅东面，前面有池塘，水色深绿，如同染过一般。于是就在池塘边的栏槛处建起轩屋，共十二楹。北面有一间屋子，其余空地（原文“田每”疑误）许多，凿墙作为窗户。青松、老梅交错对峙，森然排列。适逢秘书娄公机用隶书古体题写匾额“衍芳”，大概取自芳林的故事，用来彰明我家本支繁衍，并把这件事记在题名左边。嘉泰壬戌年上巳日。属籍之阁。理宗皇帝御书。省所。茶盐所。会子所。公田所。封桩安边所。以上各机构都在三省大门以内。都司提领的旧有安边所，创建于嘉定初年，负责拘催簿录家产；此外还有市榷所、牙契所。后来因为吏胥舞弊，差役烦扰，咸淳四年奉（原文未完）。圣旨把它们拨入封桩所。又有市舶所，创建于淳祐十二年，近来朝廷察觉吏员奸弊，咸淳六年依照诏令与行省一并裁撤。院辖。登闻检院。登闻鼓院。中兴初年建在和宁门下。绍兴二十八年迁到丽正门外左右两阙的南面，左边是检院，右边是鼓院。监官的官署和住宅都在鼓院南面。监院张叔振撰记。检院题名：本朝沿用唐代旧制，设置四个匦以沟通下情，分别称为崇仁、思谏、申明、招贤，并在宣德门外西北廊设置匦院。后来把匦改为检，又改称登闻院。景德四年，才改称登闻检院。设置检函，不只是为了传达幽隐冤屈，也含有尧设鼓、舜立木、禹置鼗、周设肺石的意义。这个制度多么伟大而且合宜！四方万里，仿佛仍在同一座堂上。南渡以来，在和宁门下新建治所。绍兴戊寅年，又恢复太平时期的制度，迁置在双阙左侧。近年来，台阁、省、寺中的精英往往从这里选出，实在是储备人才的地方。旧制设置官员二人。隆兴改元时奉旨裁减一人，所以自赵彦博以下都只有一名官员。虽然职位清要、事务简少，比其他院署没有繁重事务，然而它关系到天子广开视听、通达民情；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军国大事的利弊，都由此上达。屏退奇邪之人，进用忠直可信之士，压制冤屈，消除阻塞，希望能够仰助圣明治理的万分之一，因此任职者尤其必须谨慎。本院原来没有记载前人姓名和任职年月的碑记。淳熙壬寅年，长乐陈公瞱到任，才开始寻求此事。旧匣中的记录自绍兴庚申年到当时，仅找到三十四人。其中李文中之后、王述之前又缺失六年，没有资料可以考察。自陈晔以后到张叔振代

译理任职，又得到十人。乙卯年，毗陵太守张公贵谟当时任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白天来告诉我说：“可以设置题名碑吗？”他不久前曾任此职，请求仿照其他机构的惯例，拿出俸禄来帮助刻碑。我说：“事情能在机缘恰好时办成，确实常常如此吗？”只是本院冷僻，找不到石料，于是向京畿漕司求取石材并加以磨制。这样，前人的任职有了可考，后人的题名也有了继承，本院缺失的典章得以补全，使那些砥砺职责、坚持志向的人能够寄托姓名而流传不朽。庆元二年五月。监院赵梦极记：鼓院题名。职掌之处设置题名记，并不是为了观赏美观，而是沿流溯源，记录长久、传于后世；看到任职者的姓名，便能了解其政绩，使后来者有所勉励，也可以成为官箴的一种辅助。本朝现在任职的官员，凡各官司和各府署，都可以把姓名登刻在石上，唯独鼓院缺少这一项，尚未办理，难道是因为职位卑微、机构冷僻，便略去不传吗？百姓向上申诉，好像水将要决堤、火将要蔓延；一旦阻塞它，造成的危害就更加严重。然而形势容易隔绝，情实容易壅塞；深山穷谷、偏远僻壤的人，能够背着行囊奔走到官府庭堂，本来就很困难；而穷苦无告、懦弱不能自立的人，忍气吞声、徘徊不前，能够向有关官司呼号以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听取，也更加困难。如今无论远近、强弱，只要拿着一尺长的纸，写下平日的愤懑，不到一个早晨，便能直达天听；看皇宫门禁相隔万里，也如同近在咫尺。这正是掌管登闻鼓的官职不可废除的原因。本朝初年由内品掌管，至道三年改用（原文“上田下廾”字形有误）朝臣，以表示尊崇。景德四年，命谏官和奉常官主持判理，从此直到现在，与检匦同属诤垣。祖宗的用意可谓深远。赵梦极以（原文“▯麻▯骨”字形有误）滥竽充数，担任此职已有数月，私下奇怪题名记没有建立，姓氏也没有流传，这实在是典章的缺失。于是找到绍兴丁卯年以后共二十九人的姓名，汇集排列，刻在坚石上；较早以前的人员，大概已经无法记全了。从前政治良好时，火灾就会平息；案件判决时，甘雨就会降下；否则便会出现盛夏降霜、东海大旱等灾异。招致祥瑞或灾异，迅速得如同回声应声、影子随形。周代贤明的君王设置路鼓、肺石，急切地使民情上达，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太祖朝，即使一只猪羊有所损失，也还能够上达天听，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如今朝廷清明，皇上日夜操劳，忧念百姓疾苦；做臣子的，应当恭敬谨慎地履行职责，以完成皇上的心意，把百姓的隐忧看作自己身受刀割，使民情不上壅于天听，使恩德容易下达民间，这就是鼓院的责任。谨一并记下。庆元五年四月。都进奏院。在朝天门外，有题名记，但没有写作者的姓氏。按照旧例，官府设置题名，是为了记载任官者的姓名和任职年份，防备遗忘。进奏院掌管国家传递紧急文书的事务，其职务相当于《周官》中的行夫。唐代开始，才以知院名义设置此职。起初，方镇因袭错乱的旧制，得以自行设置属吏；京师官署中也有这类人，他们不仅徒增冗员，还带来（原文“□炙”字形有误）混乱。于是朝廷制定命令来稽查违失，使束薪不得流通，侦察巡逻交错进行，温木（原文疑字）严密保守。宋朝兴起后，全部罢除节度使的权力。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因何保枢的请求，开始统辖各道进奏院，颁定院额并摹刻印章，通常任用有声望的士人。上情下达，经过闾阖而登达太清，效率几乎比唐代提高百倍。中兴后又在行在所恢复设置，值庐相对，官员接踵而来。其中有人后来担任显要职务，达到大用；也有人在此处只是短暂任职。但过去并没有记载任官者的姓名。查考旧实，得到五十三人。从近些年开始，才可以详细知道他们授任的始末。余尧弼以上的人员，大多已经无法查知，于是追记已经

译去世者；只以能够查明的资料为界，作为题名记的开端。淳熙十三年七月。官告院。

译在部门内北面，主管官虞似良记题名并书写。士人从一命以上直到公卿，凡是授官的告命，都必须经过本院发给；如此看来，担任此职的人责任十分重大，绝非轻微。因此，发给告命必须谨慎，并遵守戒令，比其他机构更加严格。唐代制度中，百官的告身分别由所属部门掌管：文官由吏部掌管，武官由兵部掌管，宗室亲戚和命妇由司封掌管，考核勋绩由司勋掌管。本朝初年全部沿袭唐代旧制，在右掖门左侧设置官告院，凡吏、兵、封、勋四司的告命，都汇集到这里。淳化五年，才专门设置机构，命中书舍人一人提举，另以朝官一人判掌院务，于是职任更加重要。元丰改制后，文武官员的告身全部归吏部，蕃官则归兵部。崇宁、大观年间，官告院有时设置、有时裁撤；大体上裁撤时都归入吏部右选。政和年间恢复设置官告院，仍然差遣主管官二人。中兴以来沿袭不改，但从绍兴至今四十多年间，中间任职的官吏几乎没有人记录，姓名和任免年月都茫然不可考见。政事因循苟且，难道只有这一件吗？虞似良不才，暂代担任此官，想到应当把事情记下来，便与同僚魏君共同考订，从薛僊以下得到五十五人，刻在石上，希望后来者还有可考。乾道七年十月既望。诸司诸军粮料院。在漾沙坑，利用七官宅的废弃房屋改建为此院（前后大约迁徙过两次）。殿中侍御史谢谔记诸司题名。太祖朝初年沿袭旧制，设有粮料院使。太平兴国五年正月，把粮料院按诸司、马军、步军分为三院。雍熙四年四月，改用使臣担任。端拱二年，又改用京朝官。元丰末年，把马军、步军合为诸军，与诸司合计为两院。《事物纪原》记载如此。现在诸司、诸军各设官二人，都以干办为名；诸军中一人分派到建康。诸司、诸军共三员在临安任职。诸司分为左右两厅，各有铜制方印、圆印。渡江以后，行在所先以瑞石山观音院旧址作官舍。进门向右就是诸军，稍向西是左厅，向东的则是右厅；吏舍排列在靠近门的地方。北面为诸司，南面为诸军。诸军吏舍西面有两座架阁库。房屋都依山而建，地势稍高。前后任诸司官的几位同僚与谢谔认为，各官署都有题名，而这里唯独缺少，于是买石建碑。下级官员以俸禄代替耕作，上级以俸禄驾驭臣下，俸禄随着职务繁简而区别，必定有一个恰当而公平的标准。只有清廉耿介、品格特立的人，才能见到利益便想到义，早晚都不懈怠，常常担心俸禄超过自己的工作。因此，俸禄虽少，却从容宽裕，常常像有余一样。假如不是这样，便会背公徇私、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所以俸禄虽多，却局促不安，常常觉得不足，甚至还会怨恨别人没有给自己增加俸禄。诸司官掌管俸禄，正可以由此考察六个职位中任职者的情况；其中必然有所发现，也可以成为选拔人才、报效朝廷的一种帮助。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庚辰朔。又记诸军题名。国家重视六院官职的选任，皇上对此非常关心，通常任用治理县邑有成效的人；有的经过荐举，也有曾经分掌郡守符印的人。因此，能够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不敢不想到它的重要性。任期已满或尚未期满的人，遇到监察御史和寺监簿出现空缺时，还会加以选拔。过去有人因此立即持节出任使者，大概是把这里作为阶梯来试用，之后没有什么职务不能担任；可见不仅选任很重要，任用也同样重要。官员大约有十三人，粮料审计司有八人，诸司、诸军都以干办为名。诸军粮料院有两人，一人分派到建康，一人在行在所。瑞石山与诸司同门而居，诸司已经有题名，唯独诸军尚未建碑。察院福唐人黄谦就是从这里升迁的，于是召集前后任职者商议完成此事。诸司与诸军领取朝廷俸禄是相同的，但国家凭军队巩固，军队把粮食看作要务，粮饷发放尤其不能不严谨。设置官职的本意，是希望他们专心致意；只要不失尺度，就应当有投醪慰劳士卒、挟纩温暖士卒的盛意，用来推广皇上的恩德，使军营将帅日夜忘却劳苦。这就是选拔能够胜任此官的人，并为将来不同方面的任用打下基础；他们的姓名难道不应当一并记在这里吗？考察这些缘由，是因为不可不记。淳熙十五年九月甲午朔。诸司诸军审计司。在保民坊内，旧马军司教场。前后共迁徙两次。监察御史吴博古记诸司题名。审计并不是古代原有的官职，但它的职责源自古代。古代各官府都有核计财物的事务，其中对财用和粮食的核算尤其详细。宋初以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各司都设院，用来核计中外钱粮出入的政务，大概就是会计之府。然而案牍堆积，主管人员不能全部查察，奸弊便由此滋生。淳化三年，开始采用户部使樊若古的奏议，剔除冗杂事务，另立簿籍并设置专院，设置官员专门掌管，以审核粮食供给等要务。刚设置第二个院时，只掌管骑兵、步兵粮饷给付的数目，还没有涉及诸司。元丰三年，把步军、骑军两个院合为一院，于是以其中一个主管诸司。上自宫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是领取俸禄的人，都依照格式和法令审核其姓名、人数，并稽查冒名顶替者；只有郊祀赏赐发给完毕后，发现俸禄有疑问，才按诏令依法处理。各地的计籍上报大农寺时，审计司要预先核对其总数；凡有关部门议定调度、核算赋税支出，也要向它咨询。设置官员二人，称左右听；分为六案，史八人。然而考察县官俸禄赏赐的费用，每月增长、每年增加，像江河下游一样越流越远、越积越宽，其逐渐侵蚀扩大的势头不容易堵塞。至道末年，供给中都官吏的费用不过十几万缗；熙宁年间每月达到四万缗，如今又增加了一倍。各官司吏员的俸禄耗费尤其严重，大约占兵费的四分之一。难道那些依据券据、动笔核算的人竟然对经费毫无救助吗？还是说，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并不在有关官司呢？然而粮料审计是大农寺的关键环节，假如依据会计要籍考察，就会发现侥幸钻营必有门路，弊端藏匿必有漏洞，损益的根本和末节大概都可以看清了。本院旧来没有记载，前人的姓名也没有流传。三山林君湜、建安周君晔从南渡开始，编次官员簿籍并刻在石上，也算没有草率对待自己的职务。因此我把职掌的大略写在碑首，用来告知后来者。本院旧称专勾，中兴以来为避御名而改称现名。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

译又记诸军题名。秋季九月，诸司审计司建造题名碑，嘱托我为它作记。江阴吕君棐、庐陵孙君逢吉负责营建此事。我说：“两院都是您过去任职过的地方，难道只遗漏其中一个吗？我冒昧请求把另一个也续上。”我考察旧事，自淳化年间（原文“帛系”字形有误）开始设置此职，最初由三班掌管事务，后来逐渐改用京朝官。中兴以后，选任尤其受到恩宠；善于任职的人很快就能升入郎省，或担任将、使等近要之职。近来若不是在试任县邑时有政绩的人，便不在选任之列；中台有空缺，也归属这里选用。这是选拔士人，使他们脱离州县、登上朝廷并由此问津的地方，其重要程度与过去相比如何？然而担任此官的人，姓名却暗昧无闻，不能流传于后世，难道不是缺典吗？诸位搜集补足缺漏，我这个衰朽之人也因牵连而得以题名，难道不是幸事吗？只是又征求我的文章，使两院因此增重，这固然是幸事，难道不也是我的荣幸吗？我过去曾查阅军籍、会计军费，私下感叹说：“本国以财力维持，财力又被军队消耗；观察根本与弊害怎样彼此盛衰，为什么不就在这里考察呢？试着拿一年审查发放的最大数额来说：钱以缗计算，粮以斛计算，帛以匹计算，绵以两计算，共有一百二十四亿，仅仅足以供给中都的军队，分列在三边戍守的军队还不包括在内。自秦汉以来，即使有时连年用兵，费用也比不上这样。” 如今收起弓箭、安抚远方，希望与天下一同休养生息，但没有边际的费用仍像从前一样，民力怎么能不困竭呢？只有皇上节俭慈爱，不让一丝一毫妨害经费，常说：“百姓和军队，都要加以体恤和谋划。”因此百姓没有怨言，说：“县官向我征取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我。”军队也没有缺憾和失望，说：“县官供给我衣食，已经很充足，实在没有薄待我。”然而若想使军队彻底清除虚报的名籍，使国家不白白耗费，使士卒得到完整的廪禄而不挨饿，那么任职者难道可以不怜惜民力来之不易、不考虑军赋难以支撑，尽心审核，以帮助国家于万分之一吗？沿革始末的大略与诸司相同，这里不再重复，只把曾经变更的部分记下，作为留给后人的资料。这年十月四日。榷货务都茶场。在通江桥东。监场吕宗孟记提辖官题名。东南山泽的贡物，最盛的没有超过茶和盐。盐的专卖制度起于齐国，在汉代发展；茶税起于唐代，收益日益增加，法令也日益详密。县官借此辅助大农寺，减轻民间赋税，于是成为经常实行的制度。本朝初年沿袭唐代旧制，以九路漕运把物资运到淮河，再转运盐到各郡。流通并储存的茶有六个榷务、十三个茶场，另有贴财法、搭息令。后来议论者提出建议，于是解除旧法、重新调整，由此全部实行钞引制度，以便利商人和百姓，增加蕃货、充实财利。制度有适合当时而不同于古昔的，只要合宜即可。自钞引制度实行后，专权集中于上都，税课增加、事务繁多，因此这里官员的选任就十分重要。任职者不仅要谨慎处理簿书和期限，审察出纳及奇骡（原文疑字），还要疏通源流、禁止泛滥、堵塞漏洞，随着时势请求和施行制度的因革损益、轻重高低，以期使商贾货物流通、货币易于周转，收集这项浩繁的税课。这难道是循规蹈矩、拘泥琐事而仅仅尸位素餐的人能够办好的吗？此前税收没有规定定额，只以往年数额作为等级差别。乾道六年（原文“社去土改异”含校改标记）开始明确划分固定数额，每年总额为钱二百四十万万。行都收藏的数额为八十万万，建康为一百二十万万，镇江为四十万万。外府的储藏都由行都分置，再汇总于此；既然关系到这些事务，选择官员就尤其重要。皇上依据名义核验实际，彰显并设置官职，以激励群臣在事业功绩方面努力；货务的官员则根据才干和能力安排，文武兼用。每年考成后便褒奖升进，才能优异便越级提拔，升入班列（原文“木片”字形有误）；任守符、戴高冠的官员接连不断，甚至有人就地升任风宪官，由此可以看出选任的严格。近年来因捐纳入仕的人数少于定数，便用来补充空缺、充裕费用，催促办理、赶上期限，正是因为任职官员确实谋求利益。然而担任此官的人，为什么不思考使事务整齐统一，早晚不懈，以自己的才智和功绩取得实效，从而实现朝廷的选任意图呢？如今开始登记题名，起始于皇帝即位之年，用来阐明、宣扬选拔人才、激励群臣的美好用意。诏令今后任职者都要努力竭尽职责，因此审订任官者的姓名、品秩，按先后次序排列，刻石记录，希望将来有足以凭证的资料。至于考论往昔，年代久远，已茫然无法考察，官员增减也不能详知，所以这里略去。淳熙十二年八月。杂买务杂卖场。在通江桥东。提辖汪泳记题名。唐代制度中有宫市，本朝初年改为市买司。太平兴国四年在常乐坊设置机构，改名为杂买务。负责宫禁中的买卖并平定价格；至道年间废除，咸平年间恢复。景德四年，才在利仁坊设置杂卖场，不久迁到（原文“上宗下山”字形有误）明门外。凡宫内外多余的物品，都由它收受并出售。熙宁八年并入市易务，几个月后因三司请求又恢复。大体说来，为了免除百姓服役，由官府自行公平买入的，归杂买务；把多余物资出售以利公私的，归杂卖场。由外府监督，地官总领。关于这些，元丰官制颁布时记载得很详细：至于支付实际价格，不是必需的物品便不购买。鉴于唐代扰民的祸患，设置京朝官、内侍和三班共同参与主管。仁宗皇祐年间的诏令规定，发下物帛估定价格，交付左帑。购买时使用现钱，以疏通内库门下长期积累的弊病；请求革除这些弊病的事，见于蔡忠惠任京尹时的奏请。设置官员、建立机构，其用意是很深的。南渡以后，随行在所设置。绍兴四年，把机构合并到天庆坊；与旧制相比略有增改。凡宫禁每月的物料、朝省的纸札、文思院制造的物品、和剂局调制的药物，都从这里取足。

译左帑所收受的物资、封桩所积存的物资，按时编定估价，并确定其价格，以登记数目、沿用旧制。绍兴六年，诏令设置提辖官总管其事务。由于货物收入遇到年成歉收，而征收和购买逐渐扩大，官员急切谋求办理，天天忙得没有空闲。前人的姓名尚未全部查到，记于庆元改元之年；汪泳恰好任职，同僚们相互谈论说：“百司都有题名，唯独这里缺少，怎么可以呢？”从最初设置以来考得三十二人，但任职年月不能全部查明，担心日久更加遗忘，于是刻在坚石上，使他们的芳名流传。身居显要职位的人，大概无法一一计数；然而如果不是公而忘私、领取俸禄却不懈怠的人，也不会有声名流传。把一个人的善恶评价传下来，便能使人产生敬意和戒惧。于是感叹说：“唉！孔子担任乘田、委吏这类低微职务时，连出入财物的细小吝惜也不敢疏忽，明白的教训森严。官职虽低，只要竭尽职守，就足以让后人看到。难道这里没有可以剔除的弊病、可以陈述的利害吗？我们这些人也应当努力，使后人看今天，如同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立这块石碑，不只是具备形式，希望能够早晚有所警戒和览察。庆元二年九月望日。文思院。在北桥东面。绍兴三年三月，工部请求仿照京师旧制，把监官分为两界：上界制造金银珠玉，下界制造铜铁竹木及各种杂料。隆兴二年，采用左司叶颙的请求，两界监官的厅舍和官署不得与本院隔墙相邻，都是为了防止弊端和欺诈。太常寺簿张贵谟记提辖官题名。本朝太平兴国三年设置文思院，掌管金银、犀角、玉石等工艺品的制造，彩绘、衣（原文“衣▯壮”字形残缺）、钿饰，以及车舆、法物、器物等用品；以京朝官四人充任监官，以内侍、三班充任使副，并设监门、领作三十二人，另有额外工匠十作。到熙宁九年，东西坊的杂料作坊共三千余作，全部合并进来。从此职务既繁重，历时又久，积累的弊病越来越多，关防制度也更加严格。咸平年间诏令在内东门检验凿刻的色号，景德年间诏令由左藏库拣选、查阅并销熔，天圣年间诏令皇城司派人搜检出入，允许人们告发匠作把外料带入以及各种奸弊，大概是弊势积累到这种地步才如此。自从渡江以后，虽然事务和力量略有变化，旧弊又开始萌发；“转料”这一名称始于绍兴年间直到淳熙年间，亏损官府缗钱以万计、白银以千计；监临官员窃取工食钱，每月以百计，事情败露后赔偿的往往还不到损失的五分之一。当时提出建议的人确实有人请求废除转料和亲事官。近来上下相互包庇，吏员不自爱，甚至有人因此以自身获罪。提辖林端阳亲自察看这些弊病，不得已首先论列三件事，得到朝廷批准：第一，设置都历，防止转料中的欺诈；第二，恢复亲事官，但剥夺监视权；第三，请求两界监官共同签押，以杜绝单独一人放纵作奸的私弊。考察有关公文，内容清楚可见；簿书朱墨之间积累数十年的奸欺弊病根源，一洗而尽。我当然高兴林端阳任官办事，其才识通达明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本院旧来没有题名，今从积案中考察，自绍兴丁丑年康公杉以下，以及各院官到任、离任的年月，刻在坚石上，并在上方记载事情因革的大略。绍兴癸丑年七月。左藏库。在清湖桥西面。绍兴二十三年，以韩世忠所献的宅第改建为此库。赐第改作左藏库，设有东、西两库：东库收藏破旧的绢帛、絁、紬等物，西库收藏金银、钱券、丝和绵等物。太府寺丞郑公显记提辖官题名。左藏库掌管接收四方财赋收入，以供国家经常的费用。它的源头大概起于周代：职内掌管赋税收入，职岁掌管赋税支出，至于邦布的收入和支出，则由外府掌管，这些都属于相近的职务。汉代改由大农、少府所属，颇不同于周制。到晋代才设置左右藏，分建东西两库，于是职掌更加严密。然而由太府少卿掌管左库出纳，长庆门东面的内库官反而不能尽职，并非古代制度。本朝初年左藏只有一库，设置使来统领，通常由清望官担任。太平兴国、淳化年间，有时分为三库，有时增加到六库，随即又按名物汇合为四库。大中祥符以来合为南、北两库。政和六年（原文“社去土改异”含校改标记）修建新馆舍，才又恢复东西库的名称，这一制度沿用至今。中兴后驻跸临安，最初在和宁门东北角草创，地方狭窄，不足以容纳天下输送的财物。绍兴癸酉年，实际迁到现在的地方，东西两库相对而立：东库收藏钱帛、絁、紬等物，西库收藏金银、钱券、丝、绵等物。大体说来，国家的用度大多耗费在供养军队上。四蜀、湖广、江淮的赋税，大都归四总领所，用来供给各处屯驻军队；运送到京城的几乎没有多少，只有闽、浙的赋税全部输送而来。东西两库每年以端计算的收入通常是一百四十万，以缗计算的通常是一千万；发给军队和官员的数额大致相当，其中大军占十分之七。宫禁和百司的俸禄赏赐仅占三成左右；若有额外的浩大费用，就向朝廷申请，往往从内帑、封桩中拨出补足缺额。监官共五人，分掌两库；旧制以京朝官担任，现在只看才能任用，所以四选人员都可以进入。辖官一人，掌管库中的各项政令。绍兴年间起初选派丞或簿等隶属于计曹的官员兼领此职；乾道辛卯年开始专门设置此官。如今都由朝廷选拔，以补充职事官的空缺，选任也并不轻率。此前监官、辖官各自都有题名，碑刻式样低矮简陋，年代久了题记也已经残缺。陈君宏规纠察库务，才与同官重新题刻，访求高大的石碑把姓名合刻而又分列，确实是适宜的做法。郑公显恰好辅佐太府寺，常常因职务来到这里；诸位请我作记，我怎敢推辞。唉，官职无论尊卑，都可以施展志向。会计事务关系到出纳和节用，正是圣人也不废弃的事。近世忠献韩公曾担任此官，不但不以为卑鄙，反而更加用心，并上奏请求恢复相关制度。传宣合同一司，彼此相互防范、稽察，停止由内臣监视接收纲运，以革除拖延滞留的弊病。这大概就是贤能之人惠及万物的心意，所到之处总会显现出来。三朝的宰相事业，未必不是由此奠定基础的。诸位应当深思国家计画的重要，以及民力在艰难而供应、接受之际的状况，敬重此事，想着像韩公那样尽好自己的职责；将来登上显要地位、声名美盛、芳名流传，应当同北石一样永远不朽。谨以这些话告诫诸位。绍熙改元八月十五日。封桩上库。

译在三省大门里面。【左司提领赵必愿所记《掾属题名》大略说：封桩库始建于孝宗皇帝时期。淳熙六年八月，皇帝亲自对辅臣说，创建此库是为了应付缓急之需，就是这件事。嘉定七年，又把户部所掌管的钱物分出来，隶属于本所，于是有了上、下库的区别。上库的库名分别是：折帛、总制、增盐、三分盐袋、增额、不排办人使；下库的库名分别是：煮酒、酒息、营田、盐场、芦柴、坍江、沙田额、五厘关子。数目十分繁多，其中因公文往来迟缓而造成弊病，漏洞很多，以致各郡纲运数额亏损。绍定六年八月，提领左司陈宗仁援引安边所的先例，请求设置一名属官办理公事。后来任知郡之职的，便称为主管。】封桩下库。在左藏库的中门里面。安边太平库。在封桩下库的南面。《咸淳临安志》卷第九。行在所录〔九〕。监管各局。车辂院。在嘉会门外，设有四座库，分别叫玉辂、金根车、金象、革木，各一座。又有小库，收藏太平等车。咸淳二年，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祀，诏令修缮五辂院的库房，房屋全都焕然一新。制造：御前军器所。在礼部贡院的西面。南宋中兴初年设置提举官，由内侍或合门官主持事务，可以专门向上奏达。绍兴五年春，开始隶属于工部。诏令说：“轮派郎官和军器监官察看它的工程。” 孝宗皇帝初年，又任内省都知李绰为提举。不久，根据台臣的请求，仍然隶属于工部。乾道四年六月，改隶步军司。后来又以知合门事担任提点。景定三年，改隶殿前司。凡是奏请和公文往来，工部或军器监都不参与。只有干办公事以下的官员可以接受举荐，而监长把任职和替换的月日登记在簿历上。绍兴年间，工匠定额为二千人，杂役士兵定额为五百人。如今只有七百多名工匠，殿前司又把自己所属的作匠附加进来。每季把制造的器物上交内库。万全三指挥东西两作坊营。在行在所的东北面。编估打套局。在左藏库门里面。惠民和剂局。在太府寺内的右面，制造药物供给惠民局，并准备暑药、腊药以及宣赐之用。太平惠民局。这类局共有五处。绍兴五年设置，是采纳户部侍郎王俣的请求。南局。在三省前面。西局。在众安桥北面。北局。在市西坊南面。南外局。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外面的两局由各处税官兼任领管。】省仓上界。在天水院桥北面，就是中兴初年的南仓。绍兴十一年，诏令以“省仓上界”为名【中界、下界同此】。仓库共三次迁移，嘉熙年间迁到现在的位置。共有敖八座，接收浙右的米粮，用来供应宫内人员、宰执、百官、亲王、宗室、内侍，以及供给在省部任职的皇城班直和吏员。省仓中界。在东青门外的菜市塘。乾道三年创建时称丰储仓，五年改为中界敖，共三十七座；以下只称平籴仓。这些仓都接收浙右苗纲、经常和籴、公田桩积等米粮，用来供应朝廷按科目支用，以及大农寺按期限发放的粮饷。凡是各军、各司、三学和百司雇募的各局工役等，都由这里供给。省仓下界。在东仓铺，创建于绍兴八年的旧址，地域极其广大。景定三年，朝廷拨给缗钱重新修缮，于是分出三分之二，建造敖屋八十座，并在外面围起其余废弃屋地。丰储仓。在仁和县旁仓桥东面。绍兴初年迁移仁和县治，以原址作为北省仓。乾道五年改为今名。景定四年，因为公田租税很多，各仓不足以容纳，于是诏令就在丰储仓增建。刑部尚书兼检正洪焘负责督办这项工程。咸淳二年八月完工，共有敖一百座，并刻有厅事。孝宗皇帝亲笔书写“匪懈”二字作为匾额，著作佐郎林应炎撰写记文。【国家中兴以后，仿照汉代籴取三辅粮食以供应中都的办法，在城内外分置各仓，每年接收各郡的粮食。仁和县东面有一处仓，三面临河，就是丰储仓。此仓创建于绍兴年间，乾道年间以丰储为名，嘉定年间又曾修治一次。最初设置仓库时，计划储存百万斛，用来防备水旱灾害、补助军粮。近来和籴法实行，每年增加楮币作为籴本；楮币日益贬值，买入的粮食日益减少，计算城内外仓库的积存，仅够支用三个月，这座仓库却空空荡荡、徒具规模。景定壬戌年，太傅、大丞相、枢密使、魏国公对先皇帝说：“要挽救楮币，没有比停止和籴更好的办法；要停止和籴，没有比购买公田更好的办法。购买公田只是暂时的花费，却是长久安宁的谋划。”诏令施行后，浙右年年丰收，租税收入更加充裕，江淮大军转运的粮食接连不断。京师的端平仓、淳祐平籴仓等没有地方容纳，原来只储备得够三个月，如今不止有三年耕作所需的储备了。第二年，增建丰储仓，命令领庾事陈昉、军计赵嗣〔字形疑误〕、农丞吴益主持工程，检正尚书洪焘、匠丞国材接续办理。】拆除旧址，规划新的格局；外围筑墙三百七十四丈，把仓门扩建为三座，并在两侧以翼墙相接。进门东面是园亭，西面是吏舍，旁边相对设有两道便门。由东便门进入，敖分六列，南面靠墙，北面靠河，横向各有一列，并附设杈子敖。由西便门进入，敖分三列，南面靠墙一列，北面靠河，柳司祠建在这里。由仓门折行五十多步是正厅；右面是敖，监门厅后面有敖两列；左面的敖与右面相对，只有一列。正厅两旁夹着钱库、筹斗库、纲解房。厅后有退公亭，两旁有合子，后面又有园，设置石假山，竹子成行栽植，四周围墙四百尺。墙北开门，又建敖横向三列，彼此向背相对。正面靠墙的大敖称为主敖；环绕全仓计算，共有敖一百座、杈子敖二座。敖前设有回廊，多得无法用楹柱数清；过道上的廊作为间隔，也有五十处。纵横道路用台阶连接，使用石块一万段；排水沟用砖砌底，共一百丈。工程将要完工时，洪焘仍担心用夯土筑墙并非坚固长久之计，便告诉匠丞把土墙夷平，改为上部砌砖、下部铺石，中间填灰。仓库于是宏伟壮观、结构严密，成为城内外各仓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