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

译〔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图〉 《福建通志图》〈史部，地理类，都邑郡县类，《福建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首第一 典谟第一 谕令防备 世祖章皇帝登基恩诏【顺治元年】奉 奉天承运 皇帝诏书说：我国家承受 上天的眷顾和保佑，开始创建东方的基业；烈祖开创宏大的事业，皇考扩大并继承先前的谋略，于是恢复旧有邦国，承受了上天赋予的 新使命。等到朕继承帝位时，虽然年纪尚幼，却一心想着继承先人的事业，长久安定地守住这份基业。近来由于贼寇气焰屡次炽盛，给明朝造成极大祸患，所以托付重任给亲近贤能之人，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刚刚擂鼓进军，很快便奏报平定清除，已经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并不是我有意富有天下，而是王公列侯、文武群臣以及军民耆老共同上表劝进，恳切请求再三。于是于今年十月初一日，恭敬地祭告。天地 宗庙 社稷，即皇帝位，仍然建立统治天下的国号，称为大清。在燕京定都，使用顺治作为年号。回想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创业本来就不容易，尤其艰难。何况正处在改革开始、变更风俗而又须审慎通融的时候。因此斟酌今情，参照古制，考量天时人事的适宜，希望防止官吏积习，使百姓安定，彰明 祖先的德行 和宗庙的功业之伟大，现将所有应当实行的条例列举如下。御制《大清律》序【顺治三年】朕认为 太祖 太宗在东方创建基业时，民风淳朴，法律简明，除死刑外只有鞭打。朕仰承上天的庇佑，统治中原，人民既多，情形和伪诈也多种多样。每逢审理奏报的案件，刑罚轻重和量刑出入往往需要反复议定，而律例尚未确定，各级官府无所依据。因此命令司法官员广泛召集廷臣议论，详细翻译《明律》，参照本国制度，增删斟酌，务求公平允当。书成后奏进，朕反复阅览，又命内院诸臣校订妥当准确，才准许刊印颁布，命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内外各级官吏都应敬守这部成法，不得任意增减轻重，务使百官万民敬畏法义而重视犯法的后果，希望形成刑罚减少、教化盛行的风气，以彰明我 祖宗爱惜生命的德行，子孙和臣民应当世世代代遵守。谕令开垦荒地【顺治六年】皇帝谕令：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土地多被荒废，百姓多逃亡，流离失所而无处申诉，实在令人怜悯。着令户部、都察院传谕各省巡抚、巡按，再转行给道、府、州、县有关官员：凡各地逃亡人民，不论原籍还是别籍，都必须广泛招徕，编入保甲，使他们安心生活、乐于从业。查明本地无主荒田后，由州县官发给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远准许作为其产业。等耕种满六年以后，有司官亲自查验成熟田亩数，巡抚、巡按勘查属实，奏请奉准后，才议定征收钱粮。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也不许摊派分毫差役。如果纵容衙门官员、衙役、乡约、甲长借机科派侵害，州县正印官不得推辞罪责。务必使逃亡百姓恢复产业，开垦的田地逐渐增多。各州县以招徕百姓、设法劝耕的多少评定优劣；道、府则以妥善办理、督促勤惰定为考核等第。每年年终，由巡抚、巡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核成绩。该部院应迅速颁布，迅速施行。御制《人臣儆心录》序【顺治十二年】朕认为，臣子立身处世、约束行为，根本都在于一颗心。心地正直，就会成为忠臣直臣，各种美德都会集中于此；心地不正，就会成为奸臣邪臣，各种罪恶都会归于此。所以心是万事的根本，是美善和丑恶产生的源头。只是事情各有不同道路，而内心却应当专一。专心于国家，就会忘记自己的家庭；专心于君主，就会忘记自身。这样的人不仅声名显赫、本人荣耀，国家也将永远依赖他。至于奸邪之流，结党营私，倚仗权势扰乱政事，最终必然身败名裂，成为国家的祸根。这大概是因为平日没有修养正心的功夫，一遇到权势利益，便昏乱迷惑，狂妄放纵、骄横自大，对上不知王法，对下违背臣子的情义。有的制造威势来培植党羽，有的结交匪类，争相奔走效力。像谭泰、石汉，凭借世代旧臣的身份，长期承受皇恩，却不思图报，任意横行，骄横放肆，眼中没有纲纪。陈名夏不过是一介腐儒，却突然蒙受显贵恩遇，受到深重信任，获得优厚赏赐；然而反而背弃恩德、培植私交，蔑视法律、欺罔皇上。这些都是自己造下的罪孽，以至于身家俱毁。朕遍考往古，奸邪小人误国，历代都有。看看近来的事情，也有明白的鉴戒，足以永远警惕。朕担心后世做臣子的，有人仍旧重蹈覆辙，辜负君主恩德而改变原有志向，最终身受刑法，后悔哀痛也来不及了。所以推究他们的情状而加以论列，编成一卷，作为臣子警戒内心的训诫。谕令兴办文教【顺治十二年】皇帝谕令礼部：朕认为，帝王施行治理，文教是首要之务；臣子辅佐君主，经学是根本。自明朝末年动乱以来，终日进行战争，学问之道已经长期无人讲习。如今天下逐渐安定，朕将兴办文教，尊崇经学，以开创太平。你部立即传谕各省学政，训导督促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等书籍，都务必深入研究、融会贯通，博通古今；明白根本道理的，才是真儒；能够通达实用的，才是良吏。如果确有这种实学，朕一定不拘常格选拔，予以重用。又想到先贤的训诫，做官有余力就应学习，因此仍传谕内外大小各级官员，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也必须留心学问，使德业日益修养，见识更加广博，辅佐朕推崇文治。特此谕令。谕令各自陈述政事利弊【顺治十二年】皇帝谕令吏部：朕抚育天下百姓，日夜敬畏，讲求爱民之道，不止一次三令五申。然而近年来水灾旱灾接连发生，战争尚未平息，百姓贫困到了极点，军饷粮食又不足，上面的德意不能宣达，下面的民情受到阻塞，因此造成的弊病不止一端。朕已经广开言路，广泛询问治理之道。又想到天下广大，各地民情风俗不同；地方官亲身经历当地事务，凡军民疾苦、政事利弊，必定有切实了解，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最为真实。现在文官自总督、巡抚以下至知府以上，武官自提督、总兵以下至副将以上，各自在所辖范围内，职掌事务中历来积累的弊病如何才能清除？目前整顿应当怎样才能奏效？都着令详细、切实、直截地陈述，不得隐瞒，以供采纳施行。司道、知府、副将，各自着令陈奏一次；知道什么病就应当准备什么药，指出什么危害就应当提出什么有利办法，不得浮泛雷同、敷衍塞责，辜负朕周遍咨询、勤于爱民的本意。你部立即传谕施行。特此谕令。谕令禁止邪教惑众【顺治十三年】

译皇帝谕令礼部：朕认为，治理天下必须先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必须先排斥邪术。儒、释、道三教流传并存，都是使人行善去恶、改邪归正、遵守王法而避免祸患的教法。除此之外，还有邪道惑众，如无为教、白莲教、闻香教等，以各种名目结会，结党夜聚晓散。小则贪图钱财、肆意奸淫；大则招纳亡命之徒，希望图谋叛乱。无知百姓受其引诱，迷惑疯狂，至死也不醒悟。历考历代，前车之鉴十分明显，实在令人痛恨。过去屡次下令禁止整治，没想到余风尚未消灭，堕入邪术的人仍然很多。京师是天子车驾所在的重地，有人借口进香，张旗鸣锣，男女混杂，喧闹挤满街巷，公然放肆而无所顾忌。如果不立法严禁，必将成为治理之道的大祸害。那些倡导邪教的奸民，罪责都是自取；但愚昧百姓陷入法网，也不免有可怜之处。你部应大张榜文晓示天下：今后再有沿袭邪教，仍像以前那样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城着令五城御史和地方官，在外地着令督抚、按察、道员及有关官员等设法缉拿，彻底查明奸情，在定律之外加等治罪。如果有人徇私放纵、养成祸乱，你部立即指明其罪，予以处治。特此谕令。颁布《赋役全书》序【顺治十四年】朕认为，古代帝王统治天下，必定把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作为首要事务。所以《禹贡》按照土地等级确定赋税，《周官》总理国家、规划田野，制度极为完备。明朝初年，征取民力有一定制度，实行休养生息。到了万历年间，天下富足，家家供应充足，人人生活富裕。及至天启、崇祯时期，因为战争而增加军饷，加派繁多兴起，贪官又借机作奸，百姓不堪忍受，国运也随之衰败，实在是极深刻的鉴戒。朕承受 上天赋予的重大托付，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一人没有得到安置，也会使朕心中感到惭愧。凡是服饰、御膳 和珍馐美味，朕都深自节制减省；然而 祖宗、百神、军旅、宴飨、犒赏赐予的各种繁费，以及百官、平民和差役所需的粮食俸禄，无不取自民间。实在担心有关官员在定额之外额外加派，豪强和蠹虫侵吞盘剥，从中饱私囊，使百姓生活先陷于困顿，国家财政又凭什么维持？现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弘祚，将各直省每年规定的征收、起运、存留总数和实数编撰成册，详细查考旧有文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全部驳正。钱粮的条例都依照万历年间；天启、崇祯时期增加的数额，一律免除。地丁部分，分别列明原额多少、除荒多少；原额以万历年间刊印的书册为准，除荒以复奉御旨为凭。地丁清查核实后，先列实际征收数，再列起运、存留数；部、寺、仓口等各项都分辨清楚，存留款项的细数也逐一列明。至于旧书没有记载的九厘银，现在已经增入。宗禄银过去列为存留，现在改为起运。漕粮、白粮确实依照旧额，运丁的行粮和月粮必须使之平均。胖袄、盔甲过去解送实物，现在一律改为折银。南粮中本色、折色过去留在南方使用，现在用来抵充军需。官员经费另定新规，经议定裁减冗费，改归正常款项。本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目，已经改为折银的，依照督抚题报的价值列明；解送实物的，依照刊书所载价值编入。每年由督抚确实查察当时价格，题报明确后填入《易知单》，按照数额办理解送。还有过去没有解送而现在应当增加的，以及过去过于繁多而现在应当裁减的，都要详细清查，分条编排。今后如果增加田地、钱粮，督抚、巡按汇总题报，造册报送户部，以便稽核；纲目分明，编成一部，命名为《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希望百姓遵守这一制度，便于输纳钱粮；官吏奉行这套章程，不敢苛刻搜刮，使之成为一代的良法，流传万世的成规。不过，这只是大略。至于催征赋税时还要寓抚恤安民于其中，广泛招徕百姓，杜绝欺瞒隐匿的奸弊，这是守令的责任。端正自己、率领属吏，承接政令、宣扬教化，核实收支数目，谨慎防止挪移，这是布政司的责任。举荐廉能、惩治贪污，兴利除害，以荒地开垦的成绩考核优劣，依据钱粮完欠明确奖惩，谨慎遵守成法而不辜负朕充实国力、使百姓富裕的心意，这是督抚责任中特别重要的一项。都应敬慎承行，不得忽视。圣祖仁皇帝登基恩诏【顺治十八年】奉 奉天承运 皇帝诏书说：我国家承受 上天的眷顾和命令，祖先的功业 宗德开创并奠定了宏伟的基业，我…… 我已故皇考大行皇帝，德行盛美，仁厚至极，才智英明，气度宏大，承继历代帝王的正统，统一天下，恩泽遍及各方，政教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正期望国家永远达到雍熙太平，不幸突然抛弃臣民，骤然升遐。先帝龙驭上宾，回顾这帝位大宝，交付给我这个微末之身。我忧痛哀伤，身处丧制之中，本来不忍听闻此事；但诸王、贝勒、大臣以及文武官员等人都说，神器既已有所归属，皇位不应长期空缺，坚决请求了再三。因此我只好顺从众人的意愿，勉强抑制哀痛。于是本月初九日，恭敬地祭告…… 天地。宗庙。社稷之后即皇帝位，仰望并思念…… 上天深厚的眷顾和保佑。祖宗深重的托付；我德行浅薄而年少，却承受了这一重大寄托，恭敬地谋求仰承先德、发扬功业，以承续无疆的福祉。现定明年为康熙元年，和天下万民一同开始新的政治局面，使旧有的恩泽更加弘大，使新的教化…… 所有应当施行的事项，开列如下。谕令各方陈述利弊【康熙六年】。皇帝谕告吏部等大小各衙门：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必须使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能够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称为太平之治。如今听说直隶和各省的百姓中，有许多人流离失所、深受疾苦，贫困状况实在值得深切怜悯。有的是官吏贪婪残酷，搜刮削夺百姓；有的是法制不便，导致百姓失去生计。现在应当怎样做，才能使他们实现自己的生计？凡是一切关系民生利弊、应当施行或革除的事项，着令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各自充分陈述确实意见，上奏时不要隐瞒，以便采纳选择后施行。但不许借空泛虚文以及无益于百姓的事情为借口，敷衍塞责上奏。着令吏部、兵部传谕遵行。特此谕告。谕令振兴教化【康熙九年】。

译皇帝谕告礼部：我认为，达到大治的时代，不专门把法令作为治国要务，而是把教化放在首位。那时人心淳厚善良，风俗朴实敦厚，刑罚可以搁置不用，家家都可受到旌表，国家长久治理、百姓长久安宁，政教大治。因为法令只能在一时起禁止作用，而教化却可以维系长久；如果只依靠法令，而不先施行教化，就是舍弃根本而致力于末节。近来我看到风俗日益败坏，人心不如古人，喧嚣凌侮成为习惯，淫滥之事多种多样，狡猾欺诈的风气日益精巧，诉讼案件接连不断。有的豪强富户欺凌贫寒孤弱，有的劣绅专横武断乡里，有的恶劣士绅出入衙署，有的恶棍地痞欺骗伤害善良百姓；盗贼劫掠之事时有耳闻，因仇恨愤怒而发生的杀伤案件屡屡出现。人们一旦触犯法律，刑罚必然加身；杀了他们，又怜悯其无知；宽赦他们，又难以宽宥国法。想到如今刑狱案件日益繁多，实在是因为教化之道还没有做好。我现在想效法古代帝王，崇尚德政而放宽刑罚，教化百姓、移易风俗。凡是敦促孝悌以重视人伦，笃厚宗族以彰明和睦，和睦乡党以平息争讼，重视农桑以使衣食充足，崇尚节俭以爱惜财物，振兴学校以端正士人习气，排斥异端以尊崇正学，讲习法律以警戒愚昧顽劣，明申礼让以淳厚风俗，致力于本业以安定民心，训导子弟以禁止非为，停止诬告以保全善良，告诫窝藏逃犯以避免株连，完纳钱粮以减少催征，联结保甲以消弭盗贼，解除仇怨愤恨以重视人的生命等事项，应当怎样加以训导劝勉，又应当怎样责成内外文武有关各官督促率领、举办实行？着令礼部详细考察，制定典章并议定办法，具奏上报。特此谕告。赐给殉难总督范承谟的碑文【康熙二十一年】。我认为，朝廷选拔任用重臣，授予他们镇守一方疆土的职任；平时就应竭尽忠诚和力量，安定并履行自己的职责；突然遇到事变，就应有凛然不可侵犯、坚定不可动摇的气节，舍弃生命而取得大义，使光辉流传于天地之间。古人所谓不怀二心的臣子，就是这样而已。你范承谟，是名臣的儿子，以科举甲科奋发显达，入朝侍奉于禁林，出任掌管节旌的方面大员，都有声望功绩，表现在任官之时。等到你镇守闽疆的时期，正值狂徒盗兵作乱之日，祸患从内部发生，灾祸在身边突起；智谋来不及施展，勇力也无暇展现，而你以苟且偷生为耻，在大义上不肯苟免，奋身斥骂贼人，发誓与他们不共戴天，于是全家都被幽禁，拘系达三年之久。他们断绝你的衣食，用兵器加以逼迫；但凶恶的气焰越是张狂，你的贞节操守就越发坚强。最终你踏入白刃而死，成就了完美的人格；慷慨赴死而又从容自若，兼具了这两种美德。如今边疆已经平定，我重新申明天命，讨伐并治罪罪人，这使你的臣节更加彰明，也使我加倍深感哀悼。因此特意加厚你身后的礼遇，以隆盛的官秩作为荣宠，赐谥号为“忠贞”。呜呼！褒奖忠臣、显扬善行，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权柄；恩典命令接连颁布，我对你哪里有私心呢？这是为了培植正气、树立人伦，希望使柔弱怯懦的士人看见盛大的典礼而知道奋发，使仰慕大义的人听到美好的风教而更加受到劝勉。把这些事刻在贞石上，使你的声誉永远流传。在无穷无尽的后世。圣祖仁皇帝上谕十六条【康熙十八年】。敦厚孝悌，以重视人伦；笃厚宗族，以彰明和睦；和睦乡党，以平息争讼；重视农桑，以使衣食充足；崇尚节俭，以爱惜财物；振兴学校，以端正…… 士人的习气；排斥异端，以尊崇正学；讲习法律，以警戒愚昧顽劣；彰明礼让，以淳厚风俗；致力于本业，以安定民心；训导子弟，以禁止非为；停止诬告，以保全善良；告诫隐匿逃犯，以避免株连；完纳钱粮，以减少催征；联结保甲，以消弭盗贼；解除仇怨愤恨，以重视人的生命。赐给靖海将军侯施琅【康熙二十二年】。海上祸乱没有平定时，防□出没，波涛震荡惊骇，沿海居民从鱼业、盐业、蚕桑、纺织和耕种收获中取得的利益，全都失去了，朕心中常常对此感到怜悯。近来，滇、黔、陇、蜀、湖、湘以及百粤都已经平定，只有小小的台湾，凭借险阻而顽固据守。你施琅奉命出征，果断进取，楼船所指之处，将士一心，于是攻克岛门，逼近其营垒巢穴；以勇气夺取敌人的气势，以诚意使他们归顺。战报传到朝廷时，正值中秋；面对这美好的节日，欣闻凯旋奏报，想到瀛海边的百姓得以登上安稳的席位，因而稍稍解除我南顾的忧虑。想到你的伟大功绩，特意解下当天所穿的衣服，驰送赐给你，并题诗褒奖：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防来蜃市，露布传到龙楼；上将能够竭力建立奇功，本来就是用谋略取胜；伏波将军的声名与你同样美好，南方疆域全都安定平顺。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康熙二十五年】。自从天地人三才确立以来，天地并不居功；一以贯之的道统传承下来，圣人代代阐明其中的内涵。有以实行大道为己任的圣人，获得君位来安定天下；有以阐明大道为己任的圣人，确立言论来为后世垂示法则。这正是正学得以长久明晰、人心得以不泯灭的原因。考察往昔的传承，仰望追溯前代的美德：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通达大道而居于上位，兼负君主和老师的职责，是实行大道的圣人；孔子没有获得君位，困穷而处于下位，掌握删定和著述的权力，是阐明大道的圣人。实行大道的人，功勋事业在一朝之间光辉显赫；阐明大道的人，教化和思想泽及百代。尧、舜、文王、武王之后，如果没有孔子，那么学术就会纷乱混淆，仁义就会湮没阻塞，这一大道失去传承已经很久了。后世之人想要探求二帝三王的治国心法，把它作为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准则，又能从哪里取得呢？这样看来，孔子成为万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确实是明白无疑的。我巡视东国，前往阙里拜谒祭祀孔子，仰慕景仰之情更加深切，于是恭敬地提笔作赞说：清气和浊气构成天地之气，刚与柔构成万物之质；圣人参赞其中，成为人类的最高准则，使行为得以确立、习俗得以明察，舍弃大道便无从遵循。唯有皇帝建立最高准则，唯有君主安定天下大道；既作为君主，又作为老师，为万古后世垂下统绪。那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经过五百多年，至圣孔子挺然降生，声如金钟、音如玉振，集前代圣贤之大成；整理《尚书》，删定《诗经》，制定礼制，匡正乐教，既穷究《易经》的卦象爻系，也严格裁定史笔褒贬；向上承继前代的绪业，向下为后世树立范型。大道没有永远隐晦，根本大经秩然明备；百家学说纷纷杂陈，途径不同、趋向各异，但如日月运行不可逾越，譬如隔着墙也可以相见。孔子之道，根本在于中与庸；这种心与这种理，是千百年来共同的。孔子的德行，以仁义中正为本；遵循人的常性善好，根源在于天性。愿我们早晚都能奋勉努力，勉励自己成就美好的事业。追溯洙水、泗水的源流，仰慕唐尧、虞舜的遗迹；遍历孔庙庭院，借此观览礼器；挥笔仰颂孔子，心中高远地景仰。上溯百代，以圣人为归依；下至百代，以圣人为老师。不是以夫子为老师，便只能以大道为老师。统御上天所覆的天下，只有大道才是最宝贵的。泰山高大巍峨，东海浩瀚无边；孔子之墙高达万仞，夫子的殿堂，谁能窥见它的边际，谁能找到它的门径？大道并不远离人，只要能够用心思考，就可以成为圣人。御制颜子赞【康熙二十八年】。

译早年便听闻圣道，天资尤其纯粹；以礼约束自己，广泛学习文理，情绪不因外物迁移，意志不因过失而改变。一种善行铭记在心，万种德行都汇聚于身。以清静之心修养自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其中的快乐始终如一。夏、商、周四代的礼乐和治国方法，他兼备而能够施行，是舍藏于身、足以辅佐君王的栋梁之才。《曾子赞》。洙水、泗水一带的道统传承，鲁国因此获得了它。所谓“一贯”是说：圣人的学问就在这里，以彰明德性、使民更新、止于至善为目标，以穷究事物、推求知识、意念诚实、端正身心以及使天下均平为推行途径。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是各种行为的根基；编次承继道统，修治阐明圣人的教诲。子思子的赞辞。多么深厚美好的天命啊，道是万事万物的大本原；在静时涵养，在行动时省察，以平常的德行和平常的言语，来养育万物，来辅佐天地。九经三重，根本法则都存于其中。诚笃恭敬，谨慎独处，是成就德行的门径。把它卷藏起来则深密无穷，扩展开来则广大无边。孟子的赞辞。圣贤哲人相继逝世以后，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子舆出来驳斥它们，倡言仁，倡言义；独自阐明人性本善，主张辨析言论、培养浩然之气；推尊尧舜之道，排斥功利之学。这光辉灿烂的七篇文章，与六经一同流传；孔子的学说由此得到传承，禹的功业也足以与之相配。谕令抚恤老人【康熙二十八年】。皇帝谕令：“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由一名成年男子侍奉赡养，并免除各种杂派和差役；八十岁以上的，发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岁以上的，所给物品加倍。” 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大学碑》【康熙三十六年】。惟：凡是上天覆盖之下、海内海外以及日月出没的地方，全都交给我一人治理。自从登上帝位直到今天，我早晚竭尽心力，想让百姓休养生息，希望达到太平安乐的境地，从而能够符合上天皇帝爱惜生命的意旨，也希望边疆内外没有战事，使军队得以停止、百姓得以安宁。可是厄鲁特的噶尔丹凭借险要阻隔北部边疆，使这一方百姓陷于困苦；他既已毒害塞外百姓，又肆意施展凶暴叛逆，侵犯我国边境，虐待归附我国的臣民，人民因此不得安宁。清除边患是为了使百姓安宁，排除外患是为了安定内部；边防祸患不除，我的百姓就不能安居。这是神人共同愤恨的事情，也是上天必然降下讨伐的对象，难道能因为顾惜一人的劳苦，就不把天下的安逸留给百姓吗？于是我亲自下定决心，亲临朔漠，希望使他悔悟改过，所以每次都答应不杀他。可是他执迷到底、始终不改，我的军队三次出塞，我都亲自统率前往，深入荒无人烟之地，屡次经历寒暑，把劳苦艰难同将领和士卒共同承担。等到这个狂徒被擒获授首，胁从者归诚，塞外的君长前来朝见，西北万里之地烽火熄灭，境内境外都安定太平。只是我不得已用兵来安定百姓；如今既然已经告成，于是举行蠲免罪过灾祸、洁净祭祀禋祀之礼，为亿万百姓祈求太平安宁的福祉。朝廷大臣又请求把功绩刻记在太学，以垂示后世。我把心力用在国家的根本上，曾经希望凭借文德教化成就天下；但对于这次武力谋略，朝廷大臣都说，这是建立威势、消除祸乱的举措，应当把这一功绩昭示并永远保存。因此我不能推辞。考察《礼记·王制》的记载，其中说：“天子将要出征时，要到学校接受出征的谋划；出征擒获有罪之人，归来后要到学校举行释奠礼，把俘虏和斩获的首级报告给先师。”《泮宫》诗也说：“威武勇健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敌人的首级。”又按照礼制，王师举行大规模献俘礼时，要演奏凯旋乐曲，由大司乐掌管其事。由此可见，古代把文事和武事视为一体，克敌制胜的作用都具备于酒器俎豆之间，所以接受出征谋划、归来献俘，都归于学校举行；这就是古代文武并用的盛大制度。我一向仰慕夏、商、周三代，所以举行这次举措：出征时向神祇告祭，归来后派人到阙里祭祀。如今答应朝廷大臣的请求，仍然依照礼制祭告先师，以符合克敌制胜、继承遗意的做法，也与六经的旨意相互符合。于是取《思乐泮水》诗的意义作诗来铭刻，用以表明这次讨取祸乱、惩罚轻侮而亡国之人的战争，确实是我不得已才使用武力；这样或许不违背古代帝王讨伐罪人、安定百姓的本意。铭文说：巍巍的先圣，是万世的老师；敬重信义、爱护人民，是治理太平的根基。光辉的圣人言论，说明文治与武功之道本为一体；礼乐以及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我治理天下，已经超过三十年，曾经看见[疑字：▯]墙，日夜不忘，永远立下誓愿。下念百姓的疾苦，上承上天的旨意。四海之内没有外界，全都隶属于侯、尉。那凶恶丑类，亵渎扰乱典章常法；既然阻塞教化声名，于是窥伺我国疆土。譬如农作物遭受灾害，祸患在于螟虫、螣虫；若不拿来献给神明并加以处置，就将危害庄稼。料想那些游荡的残魂，倚恃险远之地；用德威震慑他们，便可以前往擒取。我早已定下决心，龟卜和筮卜也与此相应。随行车驾有万辆，树立着龙旗。祝融乘坐[疑字：▯]鸾车，风伯为道路戒备。天时应当晴朗而[疑字：▯]，有利于我军采薪取苏[疑字：原文“樵蘓”字样疑误]。大野的水已经干涸，河川水泽显灵，泉水忽然自行涌出，甘甜如[疑字：▯]。布置成犄角之势，一路从西面出兵，一路从东面出兵，中军由我亲自统率。绝域之中没有人烟，只有成群野兽遭到围捕。五天之内穷追不舍，那狂徒逃入险地，最终在道路上遭到大败。血染其妻妾子女，剪除他的党羽余孽，俘获他的士卒。群乌白日哀号，单骑夜间逃遁。恐怕军队久驻，又使百姓陷于困苦，于是谨慎坚固地防守边戍，回军返回京城。从夏季到冬季，雨雪纷纷降落；一再奔驰驱驰，我的军队出征至此已经是第二次。这个愚蠢的穷寇[疑字：原文“穷防”疑误]，昏昧迷惑而不知悔改。我国边疆的军民，因此得到休息和帮助；于是安定了他们的居处，也恢复了他们应缴纳的赋税。藩篱边落中的老幼，都安然自得、欢快嬉游。年末时他们前来归附，约定来年春天相会。春风轻快地吹拂，扬起我们的旗帜。我如今出发，就像走过自己的郊野。于是喂饱我的战马，来到狼居胥山，登上高处远眺。怜悯那如弹丸般狭小的地方，上天降下凶恶的惩罚。孤弱的幼儿陷入羁押，军队三次出发，三次防守。封狼居胥山，载着尸体；既已在冬季猎杀枭獍，既已在秋季围猎[疑字：▯防]。大漠西北，敌人解下铠甲、丢弃兵器。整顿军队凯旋而入，恩泽普降于郊外[疑字：原文“郊卜”疑误]。举行明洁的禋祀并大赦天下，以迎接盛大的福祉。从前我出征时，在泮宫饮酒，陈列军队、整顿部伍，发誓使群丑屈服。如今我归来，在泮宫献上战功，显赫的颂歌声响起，天下的文书制度前来归同。采摘芹菜、藻菜，歌颂之声兴起于东鲁。战车进攻、战马协同，也刻在石鼓上。军队出征是为了安定百姓，并非出于得已[疑字：原文“非出得已”疑误，通常作“不得已”]。古人有这样的作品，昭示这件事[疑字：原文“此防”疑误]。啊，虞舜朝廷大力施行文德；圣明如同先师，慎重用兵而必能取胜。只有兵器应当收敛，只有德行才能使天下安定。亿万年之后，应当观看这篇铭文。赐予为国殉难的温处道陈丹赤碑文【康熙三十八年】。我认为，国家隆重奖赏的制度，没有比劝勉忠诚更重要的；臣子恭谨尽职的诚心，也没有比砥砺节操更可贵的。既然能够在危难面前舍生取义，就应当破格加以恩典。考察古代常法，便可彰明尊崇褒奖的意义。你陈丹赤，谨慎恭敬地修养自身，以精诚之心激励志向。从前你接受镇守一方州郡的重任，分管海疆；当时正逢如枭獍般凶恶的匪徒在闽越地区跳梁，孤城据守防御，形势已经处于艰危之中。同室之人心怀奸谋，变乱又在仓促之间发生。你却把大义显现在脸上，奋勇而不顾私利，把危险看得如同归家，只因激昂于报效国家、成就仁义，早已发誓，最终慷慨捐躯。你的贞节如松柏一般，与冰霜共同坚贞洁白，能够完全保全臣子的情义，确实足以把光荣垂留史册，用来勉励官吏的操守。早先已经颁发褒奖的诏书，然而按高贵官秩给予酬报已经过了很久，改定谥号的礼仪却还搁置未办。特此赐予特殊荣耀，再次颁布恩宠命令，谥号定为“忠毅”，以慰藉你的幽魂。唉！壮烈的气概直冲云霄，在不朽之中留下英名；丰美高大的石碑映照日光，使风俗教化流传无穷。因此赐予美好的名号，用来发扬你的美德和功烈。御制《训饬士子文》【康熙四十一年】。

译国家建立学校，本来是为了兴行教化、培育人才，制度和恩典都极为优厚。自朕临朝以来，尊重师儒，重视学校；近来又慎重选任学使，整治剔除弊端，务必使风俗教化修明，贤能人才兴起，以实现《菁菁者莪》《育材》诗中造就人才的本意。然而近年来士人的习气仍未端正，儒者的成效很少显现；虽有内外臣工奉行不够完善的原因，也由于你们诸生积习积弊已久，突然难以改易。现在特意亲自制定训言，再加警戒，你们诸生应当恭敬听从。自古以来，求学的人先要树立品行，其次才谈文学；学术、事功的根源和次序本有先后。你们诸生从小听闻庭训，长期列身学校，早晚诵读，难道没有讲求实践吗？一定要亲身修养、实行实践，磨砺廉耻方正的操守；敦厚孝顺，用来侍奉父母；秉持忠贞，来树立志向；穷究经书、考察学业，不要混杂荒诞的言论；选择朋友、亲近老师，彻底改变浮薄自满的习气；文章要归于醇正雅正，不要从事浮华；行为规范要合乎规矩准绳，最不可放荡越轨。年轻士子轻佻放纵，自古就受到讥刺；如果行为举止有亏，即使读书又有什么益处？至于存心不善、行为多有过错，有的散布流言蜚语，胁迫控制官长；有的隐匿钱粮、包揽诉讼，出入公门；有的唆使挑拨奸猾之徒，欺负孤儿、凌辱弱者；有的招呼朋友同伴，结社邀盟。像这样的人，礼教所不容，乡里也不把他列入士绅之列。即使侥幸逃脱惩罚，靠朴滥窃取文章、缝补改写来应付，又怎能不感到惭愧？何况乡试、会试和科名，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关系尤其重大。士子如果真有才学，哪里还怕困顿而遇不到时运？却偏偏标榜虚名，暗中互通声气，凭借关系求取意外机会，完全不顾自身和家族；又有的篡改乡贯，企图谋求仕进，喧嚣凌厉，沸沸扬扬，图谋私利，营求私情，种种弊端，实在令人痛恨。况且士子开始取得功名时，尤其贵在走正道。如果最初拜见、献文时，就已经作奸犯科，那么以后败坏操守、逾越法度，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秉公守正，为国家谋划事业、建立功绩，成为前后受选拔任用的贤能之士呢？朕因为嘉许、爱护你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劝告。现在这道训谕颁到，你们务必共同体察朕的心意，恭敬遵守明确训示，把一切问题痛加改过反省，争相自我磨炼，积累德行，勤奋学习，以求上进。国家每三年选拔、荐举人才，以束帛、弓旌等礼聘之，这不仅是你们自身的荣耀，也会使你们的祖父、父亲增添光宠。遇到时机而得志，难道还要等待别的追求吗？如果仍把这些看作具文，因循苟且而不警醒，毁弃品格、投身邪途，自甘堕落，那就是你们顽劣无知，终究不能遵从教化。既辜负了国家的栽培，又招致罪过，王法明明具在，朕也不能再宽容你们了。从今以后，内而国学，外而各直省的乡校，凡是主管学校的学臣和师长，都负有责任。凡负责振铎教导的人，也都应当召集诸生，多方督促劝勉，以符合朕的心意。否则，如果不修明职责，罪责也难以逃脱。不要说朕事先没有告诫你们。你们这些士子，还应当恭敬听从啊。谕令免除积欠钱粮【康熙四十五年】皇帝谕告户部：朕抚育百姓，每天都在寻求使他们休养生息、获得利益救济的办法。想到只有赏赐租税、减免赋税，确实对民生大有帮助。直隶和各省的钱粮，依次全部免征一年的事情，已经实行过多次了。只是历年拖欠的赋税积累起来并不断增加，旧税和新征并行，百姓势难同时办理。即使稍微放宽民力，分年带征补交，但督促他们继续完纳，仍然使许多人陷于困窘。朕对此深切挂怀，十分怜悯体恤，因此免除拖欠的赋税，大施恩泽，使乡里百姓免受追逼呼索，官吏也不至于遭受处分。直隶、山东积欠的钱粮，今年都已免除。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的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余、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余，按数一律豁免。有的旧欠已经完纳入官，但当年钱粮尚未完足的，也准许扣除抵补。谕令到达之日，各该巡抚立即命所属张贴告示，普遍晓谕。有不肖官员把已经完纳的当作欠款，含混销算，或者开除登记不清的，该督抚应立即题报，严加治罪。你部立即遵照谕令施行。特此谕告。谕令表彰朱子【康熙五十一年】皇帝谕告：朕从年幼时起就喜欢读书，也喜欢写字。一切经史书籍，没有不遍读并背诵的。过去贤哲所著的书，偶尔有字句同中正之理稍有不合，或者稍有瑕疵，后来的儒者便加以指摘，认为应当改正。唯独宋代朱子，注释经史，阐明典籍中的义理，凡是他撰写、解释的文字，都明确有根据，并且合乎中正之理。至今五百多年，他的一句话、一个字，没有人认为可以改正。由此看来，在孔子、孟子以后，朱子可以说对斯文大有裨益，功劳实在伟大。朕既然深知这一点，却不说出来，谁还会说呢？对于朱子，应当怎样表彰、尊崇奉祀？你们与九卿会同议定具奏。谕令报告增加人丁而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二年】皇帝谕告：天下承平已经很久，户口日益增多，土地却并没有增加，应当施行宽大的恩典，使大家共同享受安宁和乐的生活。今后直隶各省地方官，遇到编审户口的时候，查出增加的人丁，只把实际数目另造清册上奏。征收钱粮时，只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册定为常额，新出生的人丁永远不再加赋；仍不许有司在造册时借机索取钱财，以符合朕休养生息的心意。御制《周易折中》序【康熙五十四年】《易》的学问广大而完备，秦汉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它的精微了。到了宋代以来，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阐发其中的奥义，只有朱子兼顾象数和天理，排除众议而加以确定。五百多年间，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宋、元、明直到本朝，因沿袭先儒已经阐发的微旨，或加入自己的议论见解，渐渐使后人产生疑惑。朕从年少时就留心经义，五十多年从未稍有间断，只是知道诸书《大全》内容驳杂，却无奈不能像专治一经那样纯熟。朕深知大学士李光地平素治学有根本，对《易》理研究精详，特命他编修《周易折中》：上至河洛之学的本末，下至各家儒者考订的成果，对于贯通经义而不可更易的内容，斟酌取舍，折中采录。历时两个寒暑，朕在甲夜披阅，哪怕一个字、一笔画，也反复斟酌，从不懈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天告成，于是把它传给天下后世。能够以正学为事业的人，或许自会有所体会吧？御制《康熙字典》序【康熙五十五年】

译《易传》说：“上古时代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和契刻，百官凭此治理政务，万民凭此明察事理。”《周官》中的外史掌管把文字名称通达四方；保氏养育国子，用六书教导他们并考察文字，六书列在三重之中，大概是因为文字是万事万物的纲纪，足以辅助政令教化。古文、篆书、隶书随着时代相继变化，到了汉代许慎才开始有《说文》，但它重视字义而略于字音，所以世人说汉儒只认识文字而不懂声母韵母，江左儒者只懂四声而不懂七音。七音的传承起源于西域，以三十六字作为声母，纵向表示四声，横向表示七音，天下的声音从此总括于其中。曾考察《管子》所记载的五方之民，他们声音的清浊高下，各自仿佛受到当地河流、原野、泉水、土壤的深浅广狭影响而形成，所以对于五音必然各有所偏，能够完整掌握七音的人很少。这就是历代相传取音的方法不能像用尺画线那样整齐划一的原因。自《说文》以后，字书中较好的，梁代有《玉篇》，唐代有《广韵》，宋代有《集韵》，金代有《五音集韵》，元代有《韵略》，明代有《洪武正韵》，都流行于当时，并惠及后来的学者。那些流传下来但还不十分显著的字书，尚有几十、上百家。它们编纂时都自认为丝毫没有遗憾，但后世儒者推究评论，往往意见不同：有的收字过多或过少，失于适中；有的引用书籍繁杂疏略，缺乏准则；有的一个字有几个义项却没有详加说明；有的一个音有几种切法却没有完备列出。始终没有一部既善于兼收、又各方面完备，足以奉为典范而不可更易的字书。朕常想到，经传内容极其广博，音义又繁多深奥，仅凭一人的见解、拘守一家之说，未必能够贯通而没有遗漏。因此命儒臣把旧有典籍全部搜取出来，依次编排纂辑，标注切音，解释字义，以《说文》《玉篇》为根本，兼用《广韵》《集韵》《韵略》《正韵》；其余字书中凡是一音一义而值得采用的，也没有遗漏。至于各书引用的证据不完备的，又从经史百子直到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的著述，广泛搜罗、博采旁证，使每项都有依据。这样，古今字形的区别、各地方言声气的差异、字的部分类次都清楚排列，打开书就一目了然；没有一个义项不详尽，也没有一个读音不完备。全书经过五年审阅才编成，命名为《字典》，借此彰明统一文字的治理，使承学稽古的人能够充分了解文字的源流，也使官府、吏员和百姓都有所遵守。这就是序。御制《性理精义》序【康熙五十六年】朕从幼年到现在，六十年来从未稍稍停止研读经书。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互传授的，不过是谈论人的本性罢了。宋代儒者才有“性理”这个名称，使人知道穷尽本性之学不在别处，只在遵循义理。因此朕一向深厚爱好典籍，对于谈论义理的文字尤其用心。临政日久，玩味得更加深入，把它落实到身心之中，用政事加以验证，确实知道这些道理不可更改。前明编修《性理大全》一书，可以说相当广博完备了，只是取材过于繁杂，同类重复的内容很多。世间流传的性理诸书不下数百种，朕实在为它们相互矛盾而忧虑。因此命大学士李光地加以诠释选择，进呈朕阅览，向他说明编纂意旨，删省篇目，撮取纲要。这样既使诸儒的阐发不混杂于枝蔓芜杂之中，又使学者查阅寻求时不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历以及性命理气的根源，前人没有充分阐发的部分，朕也时时以自己的见解在其中斟酌取舍，命名为《性理精义》，颁示天下。读这部书的人，自然会有所领会。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康熙六十年】六经都是孔圣删定、撰述的，而孟子特别说孔子作了《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自叙述所闻，作为《春秋》的传。孔子的弟子又各自推衍老师的说法，流传到后世更加纷乱。有人把一个字当作褒贬，把改变成例当作赏罚，精微的言辞已经失传，大义也没有彰明。后来灾异祥瑞、图谶纬候的学说兴起，学术又更加趋向怪诞偏僻。程子所说“明亮如日月星辰”的大道，难道不因此反而昏暗了吗？到了宋代胡安国进呈《春秋解义》，明代又把它立于学校，用来贡举取士。于是四种传注并行，奉行它的人大多穿凿附会，离经书本义越来越远。朕对于《春秋》，唯独信服朱子的论说。朱子说：“《春秋》是为了阐明道理、端正义理，依据事实记载事件，使人读后把它作为借鉴和警戒。”

译书名和爵位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确实很有见地，只可惜朱子没有写成完整的书。朕担心世上的学者被支离破碎的说法牵引，不能有所觉悟，特命词臣编纂这部书：以三家传和《左传》为主，其中同经文相违的删去；以诸家集说为辅，其中同传文相违的不要收录。书成共四十卷，命名为《传说汇纂》。至于《春秋》的创作，连子游、子夏那样贤能的人也不能替孔子增添一个字。司马迁说，七十子弟的门徒口头传授《春秋》的传说，但人人各有异说，当时就没有定论。后世儒者想在千百年以后悬揣判断圣人删削褒贬的微意，不是很困难吗？编纂这部书，也只是选择那些合乎义理的言论。虽不敢说它比《春秋》研究得深，但辨析详细，取舍谨慎，对于学习如何缀辑文辞、排比事实，或许有所帮助。这就是序。世宗宪皇帝登极恩诏【康熙六十一年】奉 天承运 皇帝诏曰：我国家承受 上天的安抚和保佑 太祖 太宗开始创建华夏基业 世祖章皇帝统一疆域，我 皇考大行皇帝临朝统治六十一年，德行深厚，功业崇高，文治武功兼备，天下 安宁平静，国运绵长；没想到他竟舍弃臣民，突然升天。先帝亲自传授帝位，把神器交给朕这卑微之身。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也就是过去的皇二子，年幼时被立为储君，深受 圣上慈爱，起居常在身边，恩宠勤劳格外深厚；不幸中年以后，精神意志昏乱，疾病近似 癫狂 先帝想到 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托付帝位十分艰难，不得已再次废黜斥退。等了十多年，沉重的 疾病仍和从前一样，痊愈也没有希望，因此 先帝升遐的那一天 遗诏说：“朕继承大统，朕的兄弟、子侄很多，只想到彼此同为一体、相互关联，应当敦厚和睦，永不改变，共同享有太平的福祉，长久谋求磐石般安定的基业。”孔子说：“三年之内不要改变父亲的治道。”我 皇考自临朝以来制定的良法、美政，应当万世彰明流传。朕必将永远遵守既成法度，不敢 稍有更改，哪里只是三年不改而已？至于 先帝知人善任，最为明智恰当。内外各位大臣，朕正急切地依靠你们辅佐赞助，希望始终保全国事；务必竭尽公心忠诚，谨守廉洁操守，使朕能够对旧臣故交施加恩惠，完成孝敬先帝的心愿。如果有人不遵守官场戒规，自己触犯国法，既辜负了 先帝选拔考察并委任的恩德，又辜负了朕厚待爱护大臣的情谊。部院所属官吏、直省有司，也应当实心任事，洁身奉公，不得推诿上官，自己荒废职责。天下百姓承受 先帝恩泽已经很久，免税赈济频繁施行，劝善惩恶也十分完备。偶尔有愚昧百姓甘愿触犯法律，先帝每逢审判定罪，必定详细审慎。案卷堆积成册，他都披阅而不遗漏；只要稍有可以活命的理由，便立即施行法外仁慈。所有百姓，都应当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畏惧罪过、心存刑法，以符合朕仰体 先帝如上天一样爱惜生命的心意。现在因为诸王、贝勒、大臣以及文武官员等人 都说帝位不可长久空缺 宗庙社稷确实应当早日有主，众人再三陈请，朕勉强顺从舆情，暂时压下悲痛，于本月 二十日恭敬告祭 天地 宗庙 社稷，登上皇帝之位，把明年定为雍正元年。仰望 先帝遗志，应当继承；深切希望 皇家的基业永远稳固，光明地推行新的教化，期望延续过去的恩泽。唉，追念仰慕 先帝从前的美德，早晚都不忘；广泛推行 圣人的恩泽和膏泽，愿意让它遍及天下。你们这些亲近贤能的文武臣工，应当共同立誓竭尽忠诚，各自贡献心力，用来继承无边的事业，永远留下有道政治的福泽。布告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谕令抚恤老人【雍正元年】谕告户部：恩赐老人，原本是为了尊重年长者；但地方赏赐老人时，每个州县动辄支出数千金，司、府、牧、令上下串通侵吞扣留，吏役又任意索取，老人中十人还得不到一人，既辜负了国家盛大的典制，罪责也不能逃脱。现在命令督抚严加查办，务必让有司亲自到乡间访问察看，按照报告据实造册发放，不许有丝毫侵吞扣留；如果仍重犯以前的弊端，立即题报处置。如果督抚奉行不谨慎，朕若查访出来，必定以失察之罪加以惩处。又，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州县应当不时存问；其中鳏夫、寡妇没有子女，以及子孙贫穷不能供养的，督抚直到州县都要共同设法抚恤供养，或者 奏报朝廷，动用钱粮，务必使他们真正得到恩惠。谕令旌表【雍正元年】谕告礼部：治理国家的关键，首先在于移风易俗。改变风俗，没有比鼓励善行更优先的；要使人人知道彝伦天则的重要，忠孝廉节应当加以敦厚。古代帝王慰劳百姓、匡正百姓，所以把人民纳入规范秩序，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朝廷每逢遇到普遍施恩的诏书条款，其中必定有旌表孝子、义士、贞妇、节妇的规定，实在是重大的典制。近来直省大吏往往把它看成具文，并不广泛咨询、远方访察，只把有势力人家的托请贿赂，随意凭借郡县、监司的申报详文，便题请建立牌坊。至于山村偏僻地方贫寒的耕织百姓，有的仅以粗茶淡饭奉养双亲，天性极为孝顺；有的像柏舟守志，至死不改。乡邻都为之赞叹，认为值得敬佩，但姓名却不能流传；城邑中光彩被埋没、潜藏的德行消沉的，又不知有多少？你部立即传谕督抚、学政等大臣，今后务必命各属用心搜访，虚心公正地核查询问，确实写明本人的乡里评价和实际事迹，上奏请求旌奖。不要因为是普通男女便轻易压抑，也不要因为是富家大族便滥行表扬，以符合朕移风化民、真心彰显善行的意旨。谕令建立忠孝节义祠【雍正元年】恩诏中规定：一，旌表节义，是彰显善行的重大典制。常见直省地方有势力的人家尚且能够上达，而乡村贫困之人却多被埋没、无人知晓，实在令人怜悯。命督抚、学臣和有司普遍加以访查，务必使贫寒而守节的人家同样沾受恩泽。至于节妇年过四十而去世，计算她守节已经超过十五年的，也应酌情旌奖。命该部议奏。一，旌表节义时发给银两、建立牌坊，民间往往把它看成具文，并未真正建立，恐怕日久仍会湮没，不能使民间有所观感。命在地方公所设立祠宇，把前后历代忠孝节义之人的 姓氏都题写在祠中；已经去世的，则在祠内设立牌位加以祭祀，用来阐明被埋没的光彩，并流传永久。命该部议奏。谕令恢复福建驻防马兵旧额【雍正元年】谕告兵部：福建福州府驻防的汉军兵丁，从前因为他们不想着效力，不安守本分，惹事并且好打官司。先帝想让他们改过，把马兵的一半改为步兵，裁减马匹，等他们知道过错并能改正后，再给予恩惠。朕如今询问石文焯，知道当地兵丁人口众多，生活艰难，深感怜悯。命将福州府马兵及马匹数目都恢复原来的额数，以此仰体

译先帝怜恤兵丁的 圣心；一切应当发给的项目都按原数支给。该部立即行文将军、总督、巡抚，普遍传谕兵丁：今后都应各安本分，熟习骑射，遵守法度，约束自己，务必想着效力边疆，以体察朕豢养兵丁的深切心意。如果仍不悔改，再次重蹈从前恶习，国法俱在，决不宽恕。谕令追封 孔子五代祖先【雍正元年】谕告内阁、礼部 至圣先师孔子，道德冠绝古今，德行与天地相参，树立了历代帝王的榜样，成为万世的宗师。他对天下所建立的功业，达到了极点！水有源、树有根，祖德深厚便能流光久远；凡是开创基业，必定有祖先先行，所以能够昌盛后代。那么圣人的祖先父辈，理应得到尊崇厚重的褒封，这也是追溯先人美德、不忘自身根源的意思。考察旧有制度。孔子的父亲叔梁公，在宋真宗时追封为启圣公。宋代以后，历代都遵循这一制度。至于叔梁公以上，历来没有加封号，也没有在祠庙中奉祀。朕仰体 先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盛大心意，恭敬修举崇德报功的典礼，想要追封孔子上溯五代的祖先，并让他们一同享受祭祀，以表达敬仰之诚，也希望稍稍慰藉瞻仰宫墙、追慕圣人的心情。内阁、礼部可以会同确议，具奏。谕令举荐孝廉方正【雍正元年】谕告直隶各省督抚：国家敦厚勉励风俗，首先重视贤良；举荐俊秀之士来劝勉优秀百姓，实在是政教的大要。凡是镇守一方的大臣，都应共同体察这个意思，广泛询问、到处访察，不可把它看成具文，漫不经心地不加考察。此前颁布的恩诏中有一条说：“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暂时赏给六品顶带，使其获得荣耀，以备召用。”距今已有数月，却没有奏疏报告。难道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以及海边山角的偏远地方，竟然没有潜心修养、砥砺操守，足称俊杰贤能、可以应诏举荐的人吗？实在恐怕有司懒于访察，即使有品行端正的人，也没有办法上达，实在辜负朕殷切延揽人才的深意。特命直省各督抚迅速遵照前诏，确实访察所属地方；如果确有品行笃实、素来为乡党所推重的人，立即列名具奏，不得隐瞒，也不得滥行举荐来敷衍塞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谕令封 孔子五代祖先为王爵【雍正元年】皇帝谕告：五伦是各种品行的根本，天地、君主、亲族、老师，都是人所应当尊重的。而天地、君主、亲族的道义，又要依靠老师的教导来彰明。自古以来的师道，没有超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孔子的；他确实是首先出现的圣人。我 皇考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超过千古。凡是尊崇 孔子的典礼，没有不备至的。朕承蒙 先帝从小教导，读书心切，敬仰孔子，想要再次加以尊崇，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 地方。因此命令有关部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如今有关部门议定封为公爵。考察历代帝王，都有尊崇孔子的典制。唐明皇封 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为至圣文宣王；又封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齐国公，元代又加封 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仍因王爵属于臣下爵位，改称为 至圣先师孔子，并把启圣王改称为启圣公。王、公虽然都属于尊称，朕认为王爵较为尊贵。孔子五代祖先是否应当封王，命询问各位大臣，具奏。谕令开垦【雍正元年】谕告户部：朕自登临帝位以来，早起晚睡，忧劳勤政，凡是有益于民生的事情，没有不广泛筹划的。想到国家承平已久，人口繁多，土地的产出仅仅能够供养百姓，偶然遇到荒歉，民众的粮食便很艰难。将来人口日益增加，靠什么谋生呢？只有开垦土地这一件事，对百姓最有帮助。但过去开垦的弊端是，从州县直到督抚都要索取陋规，导致开荒费用超过购买土地的价格，百姓畏惧退缩，不敢前进，往往使肥沃土地荒废，难道不可惜吗？今后各省凡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听任百姓自行勘察地势、土地条件，自行开垦、自行申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书吏也不得阻挠。至于升科征税的规例，水田仍按六年起科，旱田按十年起科，明确作为定例。府、州、县官能够劝导百姓开垦土地较多的，准许议叙；督抚大臣能够督率各属开垦土地较多的，也准许议叙。务必使原野没有荒地，家家富足、人人有余，以符合朕使百姓富裕、风俗兴盛的心意。该部立即遵照谕令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谕令乡试第二场仍以《孝经》为论题【雍正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十年〕 谕告大学士等：《孝经》一书与五经同样重要，因为孝是各种品行的首要。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圣祖仁皇帝钦定《孝经衍义》，用来阐发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实在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乡试第二场过去一直以《孝经》为论题，后来改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宋代儒者的书，虽然足以辅助经传，哪里比得上圣人的言语广大而完备？现在起，自雍正元年乡试第二场的论题，应当仍然使用《孝经》，希望士子都知道诵读学习，民间也能敦厚根本、勉励实行；由孝顺父母推及忠于君主的道理，也都从这里产生。又听说各省乡试的房考官，凡是州县官中由科举出身的，只许入考场一次。考官以秉公办事、精细鉴别，识别考生文章才华为主，何必论是否曾经入过考场？今后遇到乡试，各省督抚临场时，调集科甲出身的官员，不论已经分房还是尚未分房，也不论负责监临，先试写时艺一篇；文理优长的任内帘房考，文章荒疏的供外场办事。这样分校就能用得其人，优秀文章也能尽数录取。朕在雍正元年开科并扩大录取名额，总是希望鼓励人才、振兴教化，命该部通行直省督抚，使之符合朕崇尚教育、培养人才的心意。谕令议叙克复澎湖有功而身故的人员【雍正元年】谕告兵部：进藏以及收复澎湖的有功人员，在世的都已经议叙，唯独已经去世的还没有得到议叙。同样是为国家立功的人，却因为去世以后不能同样沾受恩泽，朕心里深感怜悯。你部立即酌情加以议叙，定为成例，以符合朕褒奖、记录有功人员的深切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正元年〕 谕令大计、军政中给平等官员填写考语【雍正元年】谕告吏部、兵部：每三年举行大计，每五年举行军政。任官成绩优良的列为卓异，成绩恶劣的分别轻重，置于八法之中。这是澄清、考核官员，劝善惩过，典制极其重要。朕想到，卓异和八法所举荐、弹劾的不过十几人，而那些平等供职、没有被举荐或弹劾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文官仓库的盈亏、办事能力如何，武官骑射的优劣、训练的勤惰，都没有填写考核评语。这说明考核群吏仍有遗漏。今后举行大计、军政时，除了卓异、八法照旧例办理外，平等官员中文职自知县以上、武职自守备以上的，都要在大计、军政之年命督抚、提镇注明考语，造册报送吏部、兵部，务必秉公核实，不得徇情，任意颠倒是非。你们确议具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译谕令从优议叙平定澎湖的官员【雍正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五年〕 皇帝谕告：澎湖地方自古以来从未隶属中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先帝的圣明谋略和神威，把它收取并纳入版图。逆贼朱一贵等人发动叛乱，占据澎湖。先帝筹划周详，指示地方官员，派遣、调动官兵，在七天之内将其剿灭。数万名贼众被击败，整个澎湖得以收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先帝当时年事已高，威名传播海外，功德崇高伟大；官兵感念先帝教养之恩，奋勇攻取，实在十分值得嘉奖，固然不必援引从前的成例，今后 也不得把这次办法作为常例。现在这样做，是为了仰体 先帝从优议叙的盛大典制；现行官员议叙加功，另行一律各加一等。总督满保虽然有失守澎湖地方的罪过，但一听到事情发生，便亲自前往厦门安抚众心，遵照 先帝的指示，调遣官兵，在七天之内收复澎湖。满保加授兼任兵部尚书职衔。提督施世骠统领大军，直渡海洋，鼓舞将士，经过多次大战，击败贼众，在七天之内收复澎湖，功劳很大。施世骠赏给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总兵官蓝廷珍曾协助施世骠，蓝廷珍赏给世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水师营副将许云虽然失守澎湖，但澎湖失守并非他的罪过，仍奋勇前进，杀伤许多贼众，自己又战死，赏给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副将罗万仓、游击游崇功都战死，罗万仓、游崇功赏给世袭拖沙喇哈番。欧阳凯追赠太子少保。谕令禁止现任官员建立生祠、书院【雍正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谕告大学士等：臣子承受君命、尽力任职，如果确实诚心爱护百姓，发誓保持清白，那么官员离任后百姓思念他，留下甘棠遗爱，历来有越久越不能忘怀的例子。可是如今的生祠、书院，不知始于何人，从督抚、提镇直到监司、守令，所在多有。考察其实际情形，不过是在官员任职期间，有的是下属献媚逢迎，有的是与官府有来往的地方绅士以及包揽词讼之辈倡议纠合，假借公事派费，占地兴工，甚至建造园囿亭台，极尽华丽，劳民伤财，毫不顾惜。后来有的成为宴饮游玩的场所，有的本官竟然把它占作产业。考察建造年月，官员离任以后由百姓追思而特意兴建的极少。这件事过去曾经禁止，但弊端仍然相继出现，应当再次严加申饬。今后如果仍有人建造生祠、书院，或经人告发，或被纠察参劾，就把本官和带头的人一并严加议处。现在已有的生祠、书院，如果确实是名宦离任后民间追思修建的，准许保留；其余都由地方官查明，一律改作别的用途，或者改为义学，请教师授徒，以扩大文教。这样就能把无用之物变成有用之物，爱惜百姓的财力，杜绝虚浮，对地方风俗大有好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谕令治理之道务求实际【雍正元年】皇帝谕告：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讲求实际，不崇尚虚名。朕继承宏大的基业，时时刻刻把吏治、军队和百姓放在心上，无论事情大小，都周密思考、详细筹划，力求能够落实施行。凡是真正可以使天下得到好处的，必定下发谕令，反复诚恳地告诫内外臣工。条奏中有合乎道理的，无不嘉许并采纳。所希望的是内外臣工切实遵行，这样或许才能取得成效。一年以来下发的谕令以及内外臣工的条奏，颁发给六部、九卿、八旗、直隶和各省的，也已经很多了。内外衙门接到这些事项，如果不过是发一份文书、出一张告示，只把空话托付在文字上，最终没有落实到实际事情中，那么怎么能取得信用？这难道是朕依靠、辅佐诸臣共同治理天下的本意吗？如果所下谕令和准行的条奏事项中，确有一两项不完全妥当，需要增删损益，就应当据实报告。现在通行晓谕六部、九卿、八旗以及各省督抚、提镇：凡从前下发的谕令和议准施行的条奏事项，都命他们在来年十二月把各条各款实际如何施行、施行后已经取得什么成效，分条详细说明，清楚奏报。至于有密奏、密发谕令的，仍须详细密封奏报。朕之所以放宽期限，是希望让各方都能尽心体察谕令，斟酌施行，使吏治、军队和百姓确实得到好处。各自都应当砥砺自勉，以符合朕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御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十二月〕 《圣谕广训》序【雍正二年】《尚书》说：每年初春，遒人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告。古代典籍说：司徒修明六礼来节制民众的性情，阐明七教来振兴民众的德行。这些都是以敦本崇实的道理来开导百姓、警醒世人的规范。没有比这更好的，意义也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我 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道德教化而使天下大治，德泽广大，恩惠普遍，以仁爱养育万物，以义理匡正万民。六十年来，早起晚睡、勤于政务，只希望四海内外都兴起仁爱、讲求谦让，革除浇薄、归于忠诚，共同形成亲亲谦逊的风气，永远享受太平的治理。因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年〕 《书》说：每年孟春时节，遒人摇着木铎沿路巡行，向民众宣告政令。《记》说：司徒修明六礼，以节制民众的性情；阐明七教，以振兴民众的德行。这些都是以敦厚根本、崇尚实际的道理，作为启迪民众、觉醒世人的规范和法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用意也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我…… 我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教化而使天下大治，德泽广博，恩惠普及，仁爱养育万物，以义理匡正万民。六十年来，他夙兴夜寐、勤于政务，只希望四海内外都兴起仁爱、讲求谦让，革除浇薄而遵从忠诚，共同形成亲睦谦逊的风尚，永远享有太平安定的治理。所以…… 特此颁布上谕十六条，晓谕八旗和各直省的军民人等：从纲常名教的关系，到耕种养蚕、作息起居之间，无论根本与末节、精细与粗疏、公事与私事、大事与小事，凡是民情所习惯的事情，都是朕思虑周全的。朕看待你们这些编户百姓，实在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圣人留下的谋略训诫，都是明白可验证、确定而可靠的准则，万世都应遵守，没有谁能够改变。朕继承大统，面对 天下百姓，以 圣祖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以 圣祖的政令作为施政准则，早晚勤勉努力，一概遵循旧有章程，只怕百姓日久之后或许懈怠，因此 长久以后有所怠慢，所以重申诰诫，用来表示提醒和扶持。谨将 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中的义理，推演扩充原文，共写成一万字，命名为《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反复说明，周密详尽，旨在使意义显明，语言大多直白质朴，无非是奉行 先帝的遗志来启发后人，使所有百姓家家明白、户户知晓。希望你们军民等人 仰体

译圣祖端正道德、厚养民生的深切用意，不要把它看作条文教令一类的空文；共同勉励自己成为谨慎修身、节约用度的平民，彻底革除浮薄、喧嚣、凌人的坏习气，那么风俗就会醇厚，家庭就会和睦安宁。朝廷的德化将乐于看到它取得成效，你们的后代子孙 也都会享受这种福泽。积善之家，必定会有余庆。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关于种植树木【雍正二年】谕令各直省督抚等官：朕认为，抚养百姓的办法，首先要使物资充足。朕自即位以来，没有一刻不挂念百姓的生计，重视农业、致力于根本，这些事情已经多次下令强调了。但是我国休养生息几十年来，户口日益繁多，而土地只有这么多；如果不让天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并获、增加收成，想要家庭富足安宁，是绝不可能的。《周官》所记载的巡视农事之官并不止一人，又有保介、田畯，每天在田间巡视，都是为督课农业而设置的。如今虽然没有专门督课农业的官员，但从督抚以下，谁不兼负这个责任呢？各自率领所属官员，尽心尽力地劝导农民，并且不时访察民间疾苦；凡有丝毫妨碍农业的事情，一定要替百姓除去。还要在每个乡里选择一两名勤劳耕作的老农，优厚地奖赏他们，以表示鼓励。这样，农民知道受到劝勉，懒惰的人也可以转变为勤劳的人。又要在住宅旁、田地边，以及荒山等不能耕种的地方，按照土壤适宜的情况，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养蚕，枣树、栗树可以辅助食用，柏树、桐树可以供人使用，即使榛树、楛树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和防护之用。应当命令主管官员督促、指导并责成种植，同时严格禁止不合时令砍伐、牛羊践踏和奸徒盗窃，这对百姓的利益也很大。至于繁殖饲养牲畜，例如北方的羊、南方的▯，只要依法牧养，按时哺育，就会对生计有所帮助。总而言之，百姓虽然非常愚昧，经营衣食也不是不迫切，但对于眼前自然形成的利益，却往往多有忽略。所依靠的是亲民之官，要周到细致地从多方面劝导，使百姓踊跃争先，不遗余力地发挥人力，这样土地的利益才会充分利用。不仅百姓的生活可以富足，风俗也可以恢复淳厚。你们督抚等官，都要体察朕恳切爱民的心意，切实奉行。如果把它看成具文，苟且敷衍，或者反而借机扰民，那尤其不可。关于鼓励农民【雍正二年】谕令各直省督抚：朕认为四民以士为首，农民次之，工商业者在其下。汉代有“力田”“孝弟”之科举，而市井人家的子孙不得做官，这种重农抑末的意思，或许接近古制。如今士子读书、磨炼品行，学成后出来为世所用，国家用爵位俸禄来荣宠他们；农民勤劳耕作，手掌生茧、脚底结胝，用来缴纳租赋、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他们敦厚淳朴的品行，哪里只是工商业者赶不上，就是那些品行不好的士人也不能相比。虽然荣宠并非他们所羡慕的，但奖赏应当格外优厚。命令州县官员选择勤劳俭朴、本人没有过失行为的老农，每年举荐一人，授给八品顶戴，以荣耀其身，表示鼓励。关于议定配享诸贤并增加学额、中额【雍正二年】谕令礼部等衙门和国学诸生：治理天下的关键，首先在于尊崇老师、重视道统，广泛振兴学校教育。朕亲自到太学举行释奠礼。向先师行礼完毕后，召集诸生到彝伦堂，讲经论学，都是为了阐明道术、尊崇教化的源头，并不只是装点辟雍桥边供人观看罢了。孔子道德高尚深厚，万世奉为师表。那些配享在孔庙庭中的贤人，都有辅翼圣经、扶持名教的功劳。然而历代增减进退不一，而贤能儒者代代不乏，有的过去罢除而现在应当恢复，有的旧有缺额而现在应当增加；他们从祀 以及 崇圣祠中的诸位贤人，除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蔡沈之外，谁应当升入正殿配享？还有先贤先儒的后裔，谁应当增置为五经博士，以彰明尊崇和报答？这些都关系到国家大典，九卿、翰林、国子监、詹事、科道会同详细考察，议定后上报，随后再行办理。年间，文教广泛传播，都是由于我 圣祖仁皇帝享年高、善于造就人才，六十年来，即使山角海边，也没有不读书考察古事的。各直省参加童子试的人多，而录取名额少，有人到老也不能取得生员资格。命令督抚会同学政查明那些确实文教最兴盛的州县，题请将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按照府学的名额录取。督抚等务必秉公详细查验，不得徇私冒滥。至于乡试的解额，圣祖仁皇帝曾多次增加乙酉、戊子等科的名额，又在额定名额之外加取五经三名，到康熙五十六年停止，因为时间久了弊端逐渐增多。此后各学政以及祭酒、司业在录科时，先增加面试；主考阅卷后如果确实认为文章优秀，本监加取四名。直隶各省大小不一，某省应加取多少名，会同详细议定数目后具奏。如果没有好文章，宁可空缺也不要滥取；会试临近时再请会同办理。本监贡生、监生在本年乡试中式的，加增十八名。朕到国学讲学，虽然一概遵循旧章，但一定期望对世道和文教有益，不做一切空文之事。诸生都应恭敬遵守。关于外省秋审三次覆奏【雍正二年】谕令刑部：朕认为，彰明刑法，是为了辅助教化；君主的德行在于爱惜生命。自古帝王在用刑时，法律虽然有一定的规定，但内心本来宽仁。因此虞廷以敬慎体恤来垂示训诫，《尚书·周书》以谨慎用刑为要旨。实在是因为民众的性命极其重要，凡是稍微涉及疑点 的案件，宁可偏于仁厚，也不要偏于严酷。朕自即位以来，所有章奏没有不留心细阅的；对于刑狱案件，更加详慎，实在担心司法官不能处理公平，案情和罪责不能完全相当，朕心中深感悲悯。因此凡京城及各省题奏审理的案件，只要稍有值得怜悯之处，无不在法外施加仁恩，酌情减轻处罚。只是想到朝审中的重囚，若属于情实，刑科必须三次覆奏，得到勾决后才执行；而外省情实重囚，只是在秋审以后由司法部门具题，立即咨行有关省份，没有覆奏的惯例。朕想，中外本应一体，难道京城的囚犯应当更加详慎，外省的囚犯却可以不必详慎吗？人命攸关，自然应当一视同仁。从今以后，凡外省重囚经过秋审具题，确属情实、应当处决的，你们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朝审的惯例，三次覆奏上闻，以符合朕敬慎体恤、谨慎用刑的深意。你部立即遵照谕令办理。

译关于督抚对社仓钱粮要留心体察以消除百姓负担【雍正二年】谕令各直省总督、巡抚：设置社仓，原本是为了应付荒年歉收时不时出现的需要，用意十分厚重。但往往施行不当，反而增添烦扰，使官民都受到拖累。朕认为，奉行此事的方法应当缓办，不应急办；应当劝告百姓听凭他们自行办理，不应当用官府法令强行约束。近来听说各省逐渐推行社仓办法，在丰年储蓄粮食，在歉年取用储粮，使百姓有粮食可以依靠而不忧虑荒歉，朕心中深为嘉悦。但必须因地制宜，顺从百姓的便利，这就在于主管官员善于在前面倡导，随后用心稽核，使地方得到社仓的益处而没有社仓的害处；这正是你们督抚应当特别用心体察的地方。又听说民间缴纳钱粮时自行封好投入柜中，也属于便利百姓的办法，但偶尔有短少之处，命令他们补足，往往导致多方索取，数额超过短少的部分；按理应当把原银发还，仍在原封内按数补足后交纳，这样才可以避免多索的弊端。这虽是小事，督抚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可不留心体察，要严厉告诫主管官员，以消除百姓的负担。关于摘录斗殴律例晓谕百姓【雍正二年】谕令刑部：朕阅看奏章，其中的人命案件，故意杀人、谋划杀人的还少，而因斗殴伤人致死的却很多。有的是因口角争执，有的是因争夺物品而结怨，挥拳动刀，一时之间便丧了性命。等到抵罪，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这都是由于愚昧卑贱的乡民不懂法律，因为一时的愤怒，给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带来忧患。说起来实在令人怜悯。古代有在每月朔日举行读法的典礼。圣祖仁皇帝的上谕中又有讲解法律、警戒愚顽之人的条文，大概是想使百姓知道法律不可触犯，律令没有宽免的余地，从而畏惧警醒，改过向善，远离过错。不过法律包罗的内容很广，一时难以全部晓谕，应当把《大清律》中记载的关于殴打、杀人等人命案件的律文逐条摘录出来，疏解得详细明白。你部可以通行各省，命令地方官员刊刻后散布到大小乡村，分别张贴；如果被风雨损坏，就重新颁发，使百姓知道斗殴之罪尚且如此，那么故意杀人、谋杀的罪行就更可想而知了。父兄子弟彼此讲论，时常存有提醒和警戒之心，用来改变他们好勇斗狠的习惯，这样人命案件就可以逐渐减少，以符合朕爱惜生命、谨慎用刑的深意。关于设置普济育婴堂【雍正二年】谕令顺天府府尹：京师广宁门外，过去设有普济堂，凡是年老、有病而无所依靠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栖身。负责此事的人乐于行善、从不倦怠，实在值得嘉奖。圣祖仁皇帝曾赐匾额、立碑，以表彰他们好义的行为。你们都有地方官的责任，应当经常加以奖励劝勉，以鼓舞他们。但年力尚壮以及游手好闲的人，不得借此名义混入其中，以助长浮惰而制造事端。又听说广渠门内有一所育婴堂，凡是幼小而无力抚养的孩子，都收留在这里。几十年来，收养成立的孩子相当多。养育幼儿、保存孤儿，记载在《月令》中。这与扶助衰弱、周济老年一样，都是善举，却是世俗难以做到的事情，朕心中深为嘉悦，特此颁赐匾额并赏赐白银。你们要宣示朕的心意，并倡导、率先捐助，使这件事得到更大鼓励。还要行文给各省督抚，转令主管官员劝募乐善好施的人，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可以按照京师的例子推广实行，那么对于抚养弱小、救济孤儿的事业似乎很有帮助；人的警惕怜悯之心，也可以因此被感发而兴起。关于关差、盐差【雍正二年】上谕各省关差、盐差：自古设置关税、盐税，是为了流通商业、充裕国库；有时派钦差专门管理，有时命督抚兼管，无非是因地制宜、便利商民的深意。朕先前曾分别就关差、盐差下谕，反复谆切告诫，但旗员历来沿袭成习，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任意奢侈浪费，不知节制，额外加派，使商民困苦。任期将满时，又只怕回京后有应当当差效力的事情，常常以名额不足为由恳求宽限，希望图谋掩饰，所以朕不怕反复叮咛，再加申饬。大体说来，关差的弊端，都是没有讲求“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的长远打算，只知道眼前的小利，任意侵吞，听信家丁，纵容书吏，开关时故意分别早晚，肆意进行无休止的索取；对报单任意加重或减轻，以收取税课的多少为准。凡能满足贪欲的，就任其漏税，替他们含糊掩饰；凡不能满足欲望的，就翻箱倒柜地搜查，一件货物也不放过，导致商人害怕而裹足不前，旅客彷徨，甚至绕道越关；这样困扰商人，实际上也是自我困扰。盐差的弊端尤其应当严惩：飞渡、重照、贵卖、夹带等弊端，在商人方面还较小，在官员方面的加派和陋规弊端却更大。如果不彻底澄清，势必导致商人失业，国库经常亏空。一引盐的税课，本来逐渐增加到数倍有余；官员无论大小，职务无论文武，都把它看成获取利益的地方，按盐引分肥，商人怎么能不更加困苦？赔累日益加深，配给的盐引就日益减少；盐引减少，官盐就不得不涨价，而私盐得以横行。因此每年的税课难以奏销，连续多年的盐引全都堵塞滞积，难道不是加派造成的吗？所以关差的关键在于严格禁止苛求，使舟车往来不绝、货物流通，税收自然能够达到定额；盐差的关键在于尽力除去加派，使困苦的商人稍得苏息，完全恢复旧业，盐税自然会有盈余。至于督抚，是掌管一方疆土的大臣，更应体察朝廷归并管理的用意。关税事务不得认为只是顺带办理，漫不经心，错误地任用属员听凭他们剥削；盐政不得不顾穷困商人的疾苦，只专门追求厚利，强行摊派给州县，按人口征钱。过去关部所属官员尚且有所顾忌，担心督抚掌握他们的利害；如今归督抚管理，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巡盐御史、地方官有时不服约束，如今归督抚管理，谁还敢抗拒违背？何况钦差还每年更换，而督抚兼理则没有任期限制；如果不诚心实意奉行，使风气清明、弊端断绝，就大大辜负了归并管理的本意。至于把耗羡充作税课，本来是急于为公家办事，但只怕把耗羡归入正额以后，又在正额之外另加耗羡；商民重复缴纳、层层增加，怎么承受得了？朕深知关税、盐税扰害百姓的弊端，也挂念商民经营奔波的艰苦，特此谕令你们这些管理▯税的人，务必奉公守法，选用合适的人，体察商旅的艰辛，杜绝横征聚敛的弊端。使商业流通，就是理财；使百姓富足，就是使国家富裕。如果谋求自身利益和便利，欺瞒皇上、徇私行事，责任自有归属。都要详细遵守朕的谕令，特此晓谕。关于告诫朋党【雍正二年】

译谕令诸王、贝勒、公，以及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朕即位以后，在第一次临朝听政的日子，就当面告诫诸王和文武大臣，恳切地以结党营私为戒。如今一年过去了，这种风气仍然没有完全革除。圣祖仁皇帝也常常以朋党之事训诫廷臣，但他们都不能仰体圣心，常常各自分立门户，彼此倾轧防范，分成两三个党派，各有自己的亲信。一时糊涂无知的人，不加入这一边，就加入那一边。朕在藩邸时，恭敬谨慎而独立自持，深以朋党为戒，不加入其中，从不向人示恩，也不与人结怨。假如朕当年处在朋党之中，今天还有什么脸面面对诸臣、下达这样的谕令呢？皇考深知朕从来没有偏私结党，所以 命朕继承大统，如今大小臣工能够安然无事、享受太平 的福泽，都是我 皇考的恩赐。朕平日并没有培植党羽而登上帝位，你们也可以由此知道朋党没有益处。朋友也是五伦之一，平日往来交际本来不能废弃；但志趣相投、彼此友好，只能施用于平时，至于朝廷公事，就应当秉持公正，不可稍微涉及党援的私情。朕现在亲自撰写《朋党论》一篇，颁发给你们，必须洗心涤虑，详细研读并切实领会。如果自信平素没有参与朋党，就应更加勉励；如果有不能自守的，就应当痛改前非，务必做到君臣同一德性、同一心志，共同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好恶，公正判断是非，绝不能存有门户之见。你们彼此之间也应当互相磨砺，时常劝诫，办事共同求其合理。诸臣不辜负朕的心意，朕也可以不辜负你们。皇考托付的重任，朕不辜负它。皇考，全在于你们诸臣共同辅佐成全，朕才能成为天下的贤明君主。诸臣不辜负朕，朕难道忍心辜负诸臣吗？朕用人和施恩，有时可能有不恰当之处，或者不能保证这个人将来的表现。至于治人的罪，没有不详细慎重的；有时宽免的地方，别人未必知道，即使下达严厉的谕令，也只是力求最为恰当，从未随意轻率地斥责。比如七十之恶，作恶之事全国都知道，他被发遣途中，朕竟然宽免了他的械系。临行时，王公大臣中有许多人赠送财物，这就是朋党尚未消除的明显证据。朕任用一个人，不属于该党的人就嫉妒他；朕惩罚一个人，属于该党的人就庇护他。如果荣辱不取决于赏罚，国家法令又在哪里？今后结党营私的习气，务必彻底革除。你们必须扪心自问，不可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以致欺骗君主、蒙蔽上级，违背道理、触犯天意。不要以为朕恩宽大，不会牵连众人；如果你们自己招致罪责，朕虽然未必把你们全部诛杀，也可能千人之中杀一百人，百人之中杀十人，你们能保证自己不在这一百人、十人之列吗？《尚书》说：“禹拜受正直的进言。”朕也就效法禹，拜受正直的进言，希望你们断绝结党私情，同心辅佐，竭尽忠诚、极力进谏，不要使朕自身有过失。这就是朕对你们深切的期望。普通人对于朋友的规劝尚且不能背弃，何况君臣之间的大义呢？你们应当向上想到朝廷任用你们的恩德，向下为自身、家庭和子孙谋划，各自努力吧，谨慎吧。御制《朋党论》【雍正二年】朕认为，天尊地卑，所以君臣的名分得以确定。做臣子的，按道义本来应当只知道有君主。只知道有君主，那么君臣之情自然牢固结合、不可分解，并且能够与君主有共同的好恶。这就叫作同一德性、同一心志，上下相互沟通。有人内心怀有二心，不能与君主有共同的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隔绝，尊卑名分颠倒，这都是朋党习气造成的祸害。君主的好恶，只求极端公正罢了。凡是任用或罢黜、升迁或退处，谁不是因为认为某人贤能而提升他，因为认为某人不贤而罢退他？只是担心自己的见解不够全面恰当，所以虚心广泛考察众人的议论。然而必须是众人的议论都归于最正当的意见，君主采纳它，才符合大公。若朋党之徒挟持偏私来迷惑君主的听闻，而君主又错误地采纳了他们，那么就是把大公之心反而变成了极端偏私的事情。孟子谈到国君提升贤能、罢退不肖时，说既要符合左右近臣、大夫和国人的议论，又必须亲自考察，以亲眼见到其贤与不贤的实际情况。《洪范》所说的考察疑难，是谋划时询问自己的内心，求取卿士、庶民的意见并使其归服；而皇极发布言论，必定戒除偏私结党，使一切归于王道的宽广平正。由此可见，君主不应只凭自己的意见，而必定要使天下的偏私都得到化解，以成就大同。臣子竟敢沉溺于私心，树立朋党，各自顺从自己的好恶，把它当作是非，甚至使君主因惩戒偏听而产生奸邪，反而认为不如独自判断公正。朋党的罪过，难道还杀不尽吗？我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年，用人行政超过千古帝王，但大小臣僚不能全都表达公心和忠诚，往往邀集朋类、结党营私。圣祖再三告诫，他们仍不能彻底改过。朕即位以来，也多次重申告诫，而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他们不顾公共的好恶，却顺从私人的亲近关系，牢不可破。皇上任用一个人，他们就互相议论说：“这是某人提拔的人。”于是疏远他，像是在表示：“我是为了避嫌，不是为了依附权势。”他们争相怀着嫉妒之心，彼此散布诽谤，用造谣陷害的手段中伤他，一定要把他排除后才觉得痛快。皇上罢免一个人，他们又互相议论说：“这是某人中伤的人。”亲近他的人替他惋惜，疏远他的人也安慰他、称说他受了委屈。即使一向有嫌隙的人，到这时反而对他格外殷勤，想借此消除旧怨、重新交好。要找一个人责备他改过自新的，没有。于是那个人也不再知道自己的过错，反而更加滋长怨恨。皇上的心意是朝 廷的赏罚、黜陟还不足以决定轻重，反而把党人的叹息当作荣耀，把党人的指责诋毁当作耻辱，扰乱天下公认的是非，制造个人好恶，暗中干扰君主赏罚取舍的权柄。朋党的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再说，假如君主的好恶果真有不公之处，为什么不当面直言抗争，却要这样表面奉承、暗中违背，以实现他们培植党羽、经营私利的打算呢？

译《尚书》说：“我的行为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说另一套话。” 当时君臣相互告诫，希望臣下匡正辅弼君主，并以当面顺从、退后非议为戒。因此，朝堂之上君臣能够彼此赞许或提出不同意见，才可以继续唱和、扬声礼拜，成就太平和谐的政治局面。朕没有一天不召见群臣，臣下可以到近前陈述意见，什么事情不能完全通达？可是你们竟然默默无言，不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却狡猾难测，蓄积私见而放肆地在退朝后议论；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这样吗？古代纯正的臣子侍奉君主，一定希望把君主推到尧舜的境界；君主也应当以尧舜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仅应当以尧舜要求自己，也应当以皋陶、夔、稷、契的标准要求臣下。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叫作恭敬；陈说善道、堵塞邪路，叫作敬事；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就是残害君主。”既然认为君主不能做到就叫作残害君主，那么做君主的认为臣下不能做到，也应当称为忍心。俗话说：“取法于最高标准，只能得到中等成就。”如果不以唐尧虞舜时代的君臣相互期望，而只是勉强效法汉唐以下的做法，怎么能够开阔胸襟，彻底除去私心，完全符合大公至正的准则呢？宋代欧阳修《朋党论》创立了邪说：“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欺骗君主、谋求私利，怎么能称为道？欧阳修所说的道，也不过是小人的道罢了。自从有了这种说法，小人结党都可以借用志同道合的名义，来实现共同谋利的实质。朕认为，君子没有朋党，只有小人才有朋党。照欧阳修的说法，岂不是会使始终结党的人成为君子，解散朋党、不再结党的人反而成为小人吗？朋党风气流传到极端而无法挽救，实在是欧阳修开创这种说法造成的祸害。假如欧阳修生在今天还发表这种言论，朕一定会诛杀他，以惩正他惑乱世人的罪过。大体说来，文人卖弄文笔口舌，只求施展才辩，常常到了伤害义理、损害道德也不顾的地步。只有六经、《论语》《孟子》以及宋代五子的传注，才可以奉为典要。《论语》说君子不结党，《易经·涣卦》六四爻辞说：“涣散其群，大吉。”朱熹认为，上承九五，下方没有应合，是能够涣散朋党的象征，大善而吉。这样看来，君子必定不应有朋党，朋党必定贵在解散，以求得大吉，圣人留下的训诫已经明确而恳切了。朋友也是五伦之一，朋党不能有，但朋友之道不能没有。然而在隐居草野、尚未入仕的时候，常常依靠朋友讲习学问、彼此帮助。如今既已入朝任官，君臣关系属于公义，朋友关系属于私情。臣子应当以公义防止私情，怎么能稍顾私情而违背公义？况且即使因为君亲同样重要而出仕侍奉君主，也是把自身奉献给君主，尚且不能把自身留给父母，何况朋友呢？何况还可以借朋党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党羽吗？朕自四十五岁以来，对一切真情和虚伪没有不洞察的。如今临朝执政以后，朕想移风易俗，使这个时代达到和乐盛明的境界，所以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观察，周遍询问，广泛采纳，以详细了解世间事务，并且仔细察看风俗是否发生变化。然而无知小人动辄议论朕办事烦琐苛细，有人说君主不应亲自处理庶务。假如这些话确实正确，那么皋陶陈述谋略时为什么说“一日二日有万种事务”？孔子称赞舜时为什么说他“喜欢询问，喜欢考察”？这都是朋党积习尚未消除，他们害怕君主英明洞察，想蒙蔽君主的耳目，以便满足自己私人的好恶罢了。朕在藩邸时，为人坦率平易、光明正大，不树立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一向没有私交。有人想来投奔门下，朕都严厉拒绝。圣祖鉴于朕存心和行事公正无私，所以命朕继承大统。如今喜欢结党的人，不过希望借此攀附扶植，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有所依靠；其实结党并没有益处。他们白白违背天意、悖逆道义，陷入应当诛灭的罪行，也实在值得怜悯。朕希望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同竭尽忠诚，与君主共同遵守公正的好恶，恭敬遵循《易经》《论语》的明训，彻底革除朋比党援的积习。这样或许可以肃然使人敬畏尊卑名分，欢然使上下之情融洽。虞廷君臣唱和、扬声礼拜、贤臣良相相逢、君臣欢欣的美好风气，难道不能在今天再次出现吗？关于谕令沿海居民敬奉神明【雍正二年】上谕：朕思考天地之间，只有五行的道理，人得到它才得以生存，万物得到它才得以生长滋养；而主宰五行的，不外乎阴阳。阴阳，就是所谓的鬼神。孔子说鬼神的德性能够体现于万物之中而无所遗漏，难道只是借神道来设置教化吗？大概是因为鬼神之事就是天地的道理，不可以偶然忽视。凡是小的丘陵、大的河流山岳，无不有神灵主管，所以都应当敬信并尊奉。何况大海是四渎汇归的所在呢？如果认为它不值得敬奉，那么尧舜这样的君主为什么要按照礼制祭祀山川？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要安抚众神以及黄河、乔岳？如今愚昧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相信不正当的淫祀，却不信奉正神，傲慢亵渎，以致招来上天谴责。善人多而不善人少，上天就降下福气；即使稍有不善的人，也会蒙受庇护。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上天就降下惩罚，即使善人也会遭受灾殃。近来江南报告上海、崇明等处海水泛滥，浙江又报告海宁、海盐、平湖、会稽等处海水冲破堤防，导致伤害田亩，朕对百姓的疾苦痛切忧虑，内心十分焦急。水患虽然关系到天数，或许也由于沿海居民平日享受海水安澜的福泽，却完全不念神明庇护的力量，其中有傲慢亵渎的人。敬奉神明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趋福避祸的方法，也正在于此。能够敬神，就叫作顺应上天；不敬神，就叫作违逆上天。违逆上天的人，难道还可以希望得到安宁的福泽吗？《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逸乐。”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在此保全自己。”朕固然应当早晚勤勉警惕，不得安闲，以恭敬承受天意；也希望你们百姓共同敬畏这些话，内心竭尽诚意，对外完备礼节，敬神如同神明在眼前，确实用至诚之心明敬神明，不要只崇尚表面文章。人的心意就是神明的心意，一念感通，自然足以招来祥瑞，难道只有一乡一家能够得到它的恩泽吗？你们百姓如果人人心存敬畏，一定能够永远得到安宁、海不泛滥的福泽。着令有关督抚把这道谕令转发下去，命地方官逐家晓谕、户户知晓，使沿海居民一体明白。关于发给戍防兵丁家属粮米【雍正二年】

译上谕：前往防湾换班的兵丁，驻守海外险要疆土，粮饷在防湾支取。他们留在家中的家属，如果没有能力养活，那么当差的兵丁必定会分心而增加困苦，朕对此十分怜恤。每月由户部发给米一斗，用来资助养赡。内地米粮不足，就动用防湾储存的米粮，连同船价，雇船运到厦门，交给地方官亲自按户发放，务必使他们都能实际得到好处。关于刊刻关税则例【雍正二年】谕令各省兼管关税的巡抚：商贾往来关津进行贸易，应当加以恩恤。所以把关差归并由巡抚管理，是因为巡抚作为封疆大吏，一定能够仰承皇帝的德意，给商旅以优待。但各关都有远处口岸，所委派管理关卡的家人贤能与否不一，难免有额外苛求、勒索饭钱等弊端；稍不合意就押送给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又顾忌巡抚的面子，徇情枉法，商民就无处申诉了。今后应把需要缴纳税课的货物，按照则例逐件刊刻详细清单，印刷多份，发给各货店一张，使众人都知道。关前原有刊刻则例的木榜，务必竖立在街市上，让人人都能看见，不得藏在屋内或用纸遮盖，以便上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然能够剔除弊端。但你们承受朕委任的重责，更应体察朕的心意，选拔诚实可信的人担任稽查职责，务必做到对商民有益，才算称职。《福建通志》卷首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首二 典谟二 谕令 关于日月合璧【雍正三年】上谕：“据钦天监奏称，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光明相同；五星连珠，共同贯联。星宿运行缠绕在营室所在的区域，位置处于娵訾之宫，这是历来未曾有过的祥瑞，请下令交付史馆记录，等等。”朕认为，日月五星运行于天，本来就有一定的轨道，所以从古代历法的起始年代起，都可以推算出来。然而古代称高阳氏时五星聚集在营室，汉帝时代五星聚集在东井，宋太祖时五星聚集在奎宿，史书都记载为祥瑞。大概七政运行聚合，日期虽然有定数，但能够遇到这种时刻，实际上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宁、万物丰盛的征兆。如果说这是德化所导致的，朕才即位两年，有什么功德，竟然能够招致这样的嘉祥？全都是由于我 皇考六十多年来圣明的德行、神奇的功业，遍布天地，是千古以来世所罕见的君主。作为 上天最为笃爱的大儿子，所以各种纯美福祥一齐聚集，历数绵延长久，天赐福祚、垂下光辉，一直到今天，得以看见这种难以遇到的嘉祥。朕继承皇位以来，兢兢业业，一概遵循旧有章程，只是把 皇考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以 皇考的政令作为自己的政令，安居而谋划国事，不敢稍微逾越尺寸，因此得到 上天垂鉴，仍像 皇考治理天下、安定治道那样，赐给我们无疆的福祉。朕有幸遇到嘉祥，不但 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也不敢自谦，这全都由于 上天再次眷顾 皇考，朕和天下臣民都在福祐之中，应当与天下臣民共同庆贺。钦天监所奏之事，着交付史馆，并颁示中外。祫祭 太庙释服诰谕【雍正三年】谕令顺天府府尹和各直省督抚：朕认为，古代帝王用孝道治理天下，实在因为孝是上天的常理、土地的义理、百姓的准则。所以《鲁论》说：“谨慎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百姓的道德就会归于厚重。”朕以微薄之身继承大统，永远想到 皇考圣祖仁皇帝抚育顾念的深厚慈恩，恩德无穷，内心哀痛，远远超过平常。按照以日代月的礼制来计算服丧期限，实在是朕不忍心，只因 天 地 和宗庙的大祭、朝廷的重要典礼，不容许长期荒废，所以当时也勉强听从诸王大臣的请求，依照礼制举行。只是朕在宫中穿素服斋居，默默尽自己的哀心；每当抚今触景，便更加凄凉悲怆。在仿佛看见先帝、听见先帝声音的时候，悲哀从内心涌出，潸

译然流泪。古人说：“礼节达到极致时没有外在文饰，悲哀达到极致时没有一定节制。”这实在不是有所仿效才这样做，也不是想要立法定制、把声誉留给天下后世。终身像幼儿仰慕父母一样怀念先帝，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如今诸臣根据二十七日后除丧即吉的礼文，一致公开请求举行祫祭、脱去丧服。朕以礼制来约束自己的感情，勉强答应所请，于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举行祫祭。在太庙举行祫祭、脱去丧服并恢复吉服，朕俯伏思念 皇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深厚的仁德和恩泽遍及天下。先帝升天那天，京畿、直省以及海边山角的士农工商、白发老人和黄口儿童，无不号哭哀泣，怀着如同幼儿仰慕父母般的诚挚感情。三年以来，始终如一。如今举行吉礼，应当向天下发布告谕。朕继承帝位以来，每天都兢兢业业，严肃恭敬、敬畏谨慎，不敢懈怠休息，希望能够承担 皇考圣祖仁皇帝托付的重任，百姓承受了 皇考圣祖仁皇帝教育培养的深厚恩德，应当勉励忠诚，勤勉守好自己的职业，言语慈爱、行为孝顺，能够友爱兄弟、恭敬长上。农夫在田地里尽力，工商业者把器物制作得精良，不要崇尚奢侈，不要从事浮华虚伪之事，共同期望返璞归真、恢复朴实，使家家都能安居无事，以免辜负 皇考六十多年培育熏陶所形成的至高德泽；朕奉行 先帝、思念孝道的心，实在有赖于此。你们有关地方官，要广泛转发晓谕，使天下海内的百姓 都明白朕的心意。御制《平定青海碑》【雍正三年】我国承受 上天眷顾和授予的天命，统治八方，凡日月所照耀之处，没有不臣服归顺的，远近都安定，亿万百姓共享福祉。却有罗卜藏丹津这个人，他的先祖固始汗在开国之初就叩首归命，当时使臣建议把驻牧之地赐给他；那里与番、羌杂居，靠近甘州、凉州，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深谋远虑，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既 亲自统率六军，平定朔漠，威势所及，青海部落的札什巴图儿等人都 震恐畏服，接受命令。圣祖仁皇帝于是广施特别恩典，封他为亲王；他的兄弟八人，也都赐予爵位俸禄，以羁縻和包容为政，向他们表示宽大。然而他们狼心枭性，不能用德义感化。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暗中包藏异志。朕即位后，优厚地赏赐他们，荣耀其封号，还希望他们改过自新、使部众安定。可是罗卜藏丹津昏昧狂悖，同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人，实在是首恶。他们以为国家正广施浩荡恩德，不会设置严密防备，竟敢首先制造叛逆阴谋，胁迫番羌，侵犯边城。叛逆情状已经暴露，按天理不能不接受诛戮。于是命川陕总督太保公年▯尧为抚远大将军，宣布罪状并出兵讨伐。雍正元年十月，军队开始出塞。从冬天到春天，多次击破叛军。凡是共同叛乱的部落，军队所到之处，都立即被摧毁击败；招降了几十万众，又降服其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二十多人。朕仍怜悯他们愚蠢，如果能够悔悟灾祸、反省罪过，放下武器前来归顺，还可以全部宽赦；但他们作恶不改，凭险抗拒，于是决定彻底剿灭，秘密把作战方略交给大将军年▯尧，由他调度军务、谋划战事，并选拔考核将士。任用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于仲春上旬举行祃牙之礼后出征，分道深入，捣毁他们的巢穴，行动如电扫风驱，搜剿山岩险阻之处。叛贼仓皇溃败，困窘得无处立足。罗卜藏丹津的母亲以及谋反的首领，全都被俘获。擒获叛贼数万人，牲畜和军械多得无法计数。贼首逃遁，我军越过险地穷追，几乎把他的辎重和人口全部缴获。罗卜藏丹津只身换装，逃入荒山，苟延残喘，等待死亡。从二月初八到二十二日，只有十五天。将士没有长期服役的劳苦，内地也没有转运粮饷的费用，便取得

译了显著战果，使西部边疆永远清平。三月初一，军队奏凯回师，铙鼓喧天，士卒们欢欣鼓舞。四月十二日，把首先倡乱的吹拉克、诺木齐等三人押来献俘。在太庙和社稷坛接受俘虏的 那一天，臣民都称庆。臣下私下想到 圣祖仁皇帝的威灵震动远方，福泽庆祥流传后世，因而能够大张旗鼓地统率六 军队消灭狂妄的贼寇，作战中的将士也因此受到感激和鼓舞。承受深厚的恩泽，为朕踊跃效命。这次战事，铲除凶恶悖逆，安抚平定番羌，使 烽火和报警的燧火永远熄灭，朝廷内外的百姓都享有安宁富足，实在完成了

译先帝的遗志并使之发扬光大，取得了伟大功绩。朝廷大臣上奏说：考察古代礼制，出征前在太学接受成命，是为了制定军事谋略；献上敌人的首级后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是为了报告凯旋胜利。应当把这些事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以永远昭示后世。于是为此作铭说：上天有雷霆之威，圣人制作弓箭，辅佐仁德而施行，威服远方而安定近处。青海这个地方，部族种类实在繁多；赐给他们封地，使他们列在藩屏之中。他们承受我的宠光，地位尊崇、俸禄丰厚，却凭借地处偏远险阻，暗中酝酿祸心。恭敬地思念 圣祖谋虑深远，智慧周全，眷顾怜念，安抚荒远之地，怀柔朔方荒野。西部边疆平定后，又震动并赐予爵号，连续加恩，以表示恩信。为何凶恶狡猾之徒竟制造违逆上天的阴谋，煽动昏愚之人，侵犯边疆？他们既然有罪，就是自取天罚。威武雄壮的虎貔之士，于是发动九次征伐。王师踏上道路时，冬雪刚刚飘落；阳光照耀着彩色的铠甲，战鼓和铙钲声如雷震响。这些愚蠢而不顺服的人，竟敢抗拒军队，像螳螂伸臂一样妄图抵挡大斧；但我军防守稳如山岳，进攻迅疾如风雨。我们一战就获胜，贼人的营垒已经空了。他们昏昧至极，始终不知悔过，应当剪除消灭，于是决定采取这个计策。磨利兵器，选拔将领，前去捣毁他们的巢穴；越过崎岖险阻，竟如走在平坦郊野。贼人抛弃家产，我军将其拘获；牛马多得用山谷计量，器械兵仗堆积如山。困在窟中的兔子已经失去巢穴，还能逃到哪里？干枯的鱼在锅中游动，只是暂时喘息，终将被煎熬。军队顺应天意行动，得到神明福佑，不到十天便凯旋，迅速而无阻碍。把那些谋反者杀死，将首级悬挂在藁街；献俘礼成，金鼓声调和。西域各地所瞻仰的，这就是最为雄伟特殊的军威；上天的惩罚既已施行，各部首领都恐惧屏息，收藏兵器、停止战争，在辟雍报告成功。声威教化远播，万国前来归同，这都是我 圣祖亲自平定大漠的功业，光耀于文辞，超过桓公、周公等人的功绩，流传的光辉长久不衰，应当看这篇铭文。继承先志，叙述先业，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谕令举报营伍中的节烈事迹【雍正三年】谕告九卿等：治理国家没有比移风易俗更重要的，而节操品行正是风化的首要内容。因此，表彰节义的盛大典礼，历代都加以尊崇，都是为了彰显幽隐的光辉，显明最高的教化。朕即位以来，一心把敦厚教化、砥砺风俗作为政务，恩诏中多次命令表彰节义，使贫寒而守节的人家都能沾受恩泽。后来又反复颁发谕旨告诫，确实希望地方官吏用心访查，使深山穷谷中的卑微隐逸之人，没有一个不在当世得到充分显扬。但朕每次看到各省举报节烈事迹，都是民间妇女，营伍中的人却极少。天下营伍之中，矢志守节、砥砺操守、备尝艰苦而成全节行的人，绝不会缺少；可是历来很少听到有人举报，难道是因为旌表典例规定由生员呈报、教官作保，而教官、生员与士兵彼此声气隔绝，无法真正了解，所以举报很少吗？朕对军民一视同仁，军人与百姓同样具有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本心，磨炼激励他们的办法也从未有两样。可是营伍中的节烈之人有时竟被埋没而不显扬，朕对此十分怜悯。生员儒者与军伍既恐怕声气不相通，而风化的根源又没有不是从学校兴起的，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才能使军民成为一体？凡是营伍中有节操贞烈行为的妇女，都要能够得到举报，既不要造成冒滥，也不要有所隐漏，使历来被埋没、没有显扬的幽芳，一并获得国家表彰节烈的盛典。着令九卿详细议定后具奏，以符合朕广泛劝励节操风教的深意。谕令地方发生水旱灾害时督抚据实迅速上奏【雍正三年】谕告大学士等：天人相感的道理，虽然极其微妙，实际上却极其明显。凡人果真竭尽诚敬之心，自然能够上达天心。人君承受 上天眷顾授予的命运，天日都在鉴察这里，其感应沟通尤其迅速。朕自临朝以来，敬畏上天的心情，早晚都保持警惕。凡是水旱灾害等灾异，都是 上天的谴责，是对朕本身特别表示警戒；朕便反省施政中的过失，仔细考察政治上的 缺失，务必努力改进，以求挽回 上天的意旨，因此上承 上天的鉴察，有所祈求就得到响应。如今三月十六日，朕阅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的奏折，得知平阳地方春季三个月少雨，心中非常忧虑，只好告诉神明，斋戒诚心祈祷。随后据伊都立奏报，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到充足的雨水。三月二十九日，朕阅看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得知开封一带大旱，朕于四月初一向神明祈祷，竭尽诚意致敬，一刻也不敢懈怠。昨天田文镜奏报，初三日开封四境果然得到及时雨，可见天人感通的道理，比回声和影子相应还快，更使人觉得可敬畏，而不敢有丝毫疏忽。只是担心督抚大臣对于地方水旱灾情不迅速上奏，那么朕就无法反省警戒，以设法挽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意，致使旱涝形成灾害，乡里百姓受困，这就是地方大臣隐瞒灾情的罪过。今后督抚等人，地方刚发现有水旱灾情，就要据实迅速上奏，使朕能够及时修身反省。朕请求你们督抚等人，也应当反省罪过、思考过失，勤勉探求百姓的隐忧，不要只是把祈祷当作空洞文章，以此掩饰愚民的耳目。朕发布这道谕旨，并不是自称精诚已经感动上天，想要向众人夸耀；实在是因为看到了天人交接之际感应毫无差错，呼吸之间也可以相通。有善行，上天既然降福；有过失，上天也必然降罚。只有兢兢业业，时时存有戒惧之心，尽到人的努力来仰求上天鉴察。希望每天都同诸位大臣彼此勉励而已。谕令避讳 孔圣的名讳【雍正三年】谕告内阁、九卿等：古代有避讳名字的礼制，是为了显示诚敬，表达尊崇。朕临朝以来，担心臣民过于拘谨，多次降谕，凡是与御名读音相同、字形相近的字，不必回避。近来看到各省地名，因为读音相同而改易的很多。朕作为天下之主，四海臣民竟然竭诚尽敬到这种程度，何况 孔子的德行高过千古，道术冠绝历代帝王，端正人伦，整饬风化，为前代圣人继承失传的学问，为万世开创太平。自天子直到庶人，都受到老师的益处，而各直省郡县的名称中有 圣人名讳的字，古今沿用而没有改动，朕心里实在很不安。你们议定，凡各直省地名中有与 圣人名讳相同的，或者改读某个音，或者另换其他字。至于平常书写使用时，这个字应当怎样避讳，也一并详细议定后具奏。御制《大清律集解》序【雍正三年】《周礼》说，大小司寇的职掌，是用三种典刑诘问四方，用五刑审理狱讼。每年年初，率领属官观看刑法图象；不依法办事的，国家有固定刑罚。每月初一开始整肃刑法，把刑法公布于邦国、都邑和乡鄙，又把刑法图象和法令悬挂在象魏，使万民聚集观看。由此可知，先王制定法律、确定制度，是要向朝廷内外明确显示，使官员熟悉它而能够防范，使百姓了解它而不触犯；这样才能平息争讼、移易风俗，最终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恭敬地思念我

译皇考圣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养育众生，法司上奏案件时 大多得到完全宽宥、停止用刑和大赦，屡次颁降 恩典诏令。他临朝六十一年，深厚恩泽遍及天下，所有有血气、有心知的人，都安乐地生活在仁爱长寿的境域中。朕继承守护这份伟大基业，深深思考继承和述行先志。雍正元年八月，于是命诸臣把律例馆过去编纂而尚未完成的部分，选拔西曹官员，竭尽心力搜集编纂稿本进呈。朕认为这部书关系百姓性命，每一句每一字都亲自审阅；常常同诸臣辩论商议，权衡裁定，或分析不同之处使其归于一致，或删去繁冗使之简约，务必探求制定法律的本意，使刑罚轻重得当，完全审察狱情，使宽严合乎情理。雍正三年八月，编校完成，刊印颁行内外，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易经》说：‘先王因此明确刑罚，严明法令。’汉代郑昌说：‘律令一经确定，愚民就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奸吏也没有可以施展的余地。’这部书难道只是百官应当认真思考、熟练研习，运用聪明才智来审察各种案例吗？凡是读书人被吏部登记姓名、将要承担治理百姓责任的，如果平素讲习明白，临民治事时，就不必依靠幕客和胥吏，也能从容判决。如果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直到偏僻的荒乡，各地州县都仿照《周礼》公布法令、讲读法律的制度，时常加以解释，使父老子弟彼此告诫，知道敬畏法律并重视自爱。这样一来，上面的审判就会明察，下面的诉讼就会平息，风俗可以端正，礼让可以兴起，也就能够体现 皇考好生之德，并追步虞廷顺从民意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朕对此确实抱有厚望。啊。谕令积储粮食【雍正三年】皇帝谕旨：古代根据年成上等、中等的情况制定储蓄的节制，因为官民都要从长远考虑，不能只作一时的苟且打算；在丰年积储，在歉年使用，这就是所谓有备无患，办法良善而用意美好。朕自临朝以来，早晚勤劳治理，没有片刻不把百姓的依靠放在心上；可是重视农业、积储粮食的诏令屡次下达，乡里百姓最终仍少有积蓄，官仓也多有亏缺。比如直隶保定等府，去年颇 称得上丰收，今年春天两季麦子也成熟了，却因为夏秋雨水过多，田里的禾稼遭受水涝，民间于是出现饥色，几乎流离失所；如果不是多方赈济救恤，穷民必然会无处安身。这都是乡野百姓没有远见，吃粮不按时节、使用不讲节制，只图眼前有余，不考虑日后不足，一旦遭遇旱涝，后悔也来不及。至于常平仓、通仓，本来就是为备荒而设，然而官员奉行不力，多致粮额亏缺，罪责怎么能够逃脱？如今据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山西、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报告，今年秋收达到八成、九成不等，朕看了奏折十分欣慰。又为我百姓的长远生活着想，应当趁现在讲求储蓄粮食的办法，以备将来。这些督抚可以转令所属官员到处晓谕，务必节俭爱惜，各自留有余地，预先为将来缓急时的需要作准备。社仓的办法，也应趁此丰年努力实行，不要只把它看成空文旧例。朕为百姓筹划养活赡济的办法，始终挂在心上，没有片刻放下；而百姓自己谋划身家，如果只图苟且因循，不再长远顾虑，那就辜负了朕忧念百姓的心意。至于州县仓储一向有亏缺的，如果不趁这次丰收时迅速购买补足，将来一旦被查出，朕绝不宽贷，务必谨慎，务必谨慎。谕令避 先师孔子的名讳【雍正三年】谕旨说，朕认为 先师孔子的圣讳按理应当避讳，先前已经降谕，命九卿议定后具奏。九卿议复说：凡是姓氏，都加阝旁改作‘邱’字；凡是地名，都改换其他名称。至于平常书写使用时，则依照古体写作‘▯’字。朕仔细思考，今文字本来出自古文字，如果改用‘▯’字，仍然没有真正避讳。这个字本来有‘期’的读音，查《毛诗》和古文，作‘期’音的很多。今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到这个字，都加阝旁写作‘邱’；地名也不必改换，只加阝旁，读作‘期’音，这样大概才合适，也足以符合朕尊崇先师的心意。这才是尊崇先师至圣的意思。谕令戒除请托【雍正四年】谕告满汉大臣等：今天君臣同堂合宴，天下太平，上下和乐，都是我 圣祖仁皇帝深厚仁德恩泽遗留下来的，怎么能片刻忘记思慕之情？怎么敢稍微放松警惕之心？朕的才德远远比不上我 皇考。如今政务繁多，一个人的见识和精力有限，因此从早到晚勤勉戒惧，一时一刻也不 安宁，仰念 祖宗 圣祖托付的重任，向下思念万民殷切等待恩泽，全靠诸位大臣同心同德，辅佐朕身，使各种政务没有不得到治理，万民没有不受到恩泽，以形成和乐盛美的风气，这是朕深切的希望。移风易俗，首先取决于大臣，这就要依靠自古以来为臣的道义：把公事放在前面、忘掉私情，绝不可有犹豫观望、瞻前顾后的心思，也不可形成结党援引、互相勾结的习气。朕常见徇私违法的人，往往喜欢钻营托请、彼此请托。按道义衡量，请托实在可耻；按命运和实际衡量，请托终究没有益处。况且这种积习沿袭下去，竟形成风俗；既然为子弟亲戚营求私利，就是没有用正道教育他们，哪里配做他们的师表？只会使子弟亲戚有所依仗而无所畏惧，最终败坏品德志向，不能进步，这种害处哪里说得尽！朕对于诸位大臣，实在如同股肱手足，视为一体；诸位大臣也应当公忠体国，把君上看作头脑和心腹。如果悠悠忽忽，安于习俗，却不知道奋发鼓励自己，你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呢？何况朕在藩邸时，经历了四十

译多年，人情世态没有不熟悉了解的，也不是可以欺骗隐瞒、蒙蔽遮掩的。像年▯尧、隆科多营私舞弊、怀诈自便，深深辜负朕恩，不久便一件件败露。诸位大臣自己估量才干手段，未必能比得上他们二人；如果营私自便，稍有不检点，不仅是轻视自身，难道就不害怕国家法律吗？曾听街谈巷议有话说：‘能瞒住上面，瞒不住下面’，又说：‘人情大于圣旨’，这都是下贱不堪的话，不过是奸胥猾吏借此为自己的私利寻找方便。诸位大臣如果稍有欺瞒之心、阿附徇私的见解，就是明明践踏这些话却不以为耻，难道还可以立身朝廷，做众人的表率吗？平时朋友规劝，一句话尚且应当听取，何况是君上呢？朕反复告诫诸位大臣，无非希望诸位各自发扬公心，彻底除去私意。如果能够时时仰体朕的训诫，彼此互相劝勉，那么天下人受到感化，风俗就都会归于淳厚；诸位大臣自身、家族和子孙，也都将共同享受这种福泽。谕令捕盗不受疆界限制【雍正四年】皇帝谕旨：安定百姓必须先消除盗患，而捕盗的方法在于迅速捉拿。听说交界地方发生案件，盗贼逃窜藏匿到邻境，有司官因为那里不属自己管辖，不便直接拘捕，必须使用公文关会提拿、登记挂号，增加差役后才允许缉捕，因而拖延时日，盗贼听到风声早已逃远。即使后来捕获，赃物也已经花销，悬而未决的案件无法结案。凡是地方官，都有消弭盗患的责任，哪里还分什么此疆彼界？今后交界地方发生案件，查实赃盗藏匿之处后，无论相隔县、府还是省，一面派差役持印票立即秘密捉拿，一面发文通知并办理关防手续。捕获之后，仍要报明所在的主管地方官，由其增派差役押解。倘若捕役借机诬陷害及良民，照例从重治罪。各有关有司务必协力稽查，使奸邪盗贼无处潜藏，以符合朕平息盗患、安定百姓的至意。谕令江西运米到福建以救济百姓粮食【雍正四年】谕告江西巡抚裴▯度：听说福建今年春夏以来雨水稍多，天气寒冷，禾苗生长得很晚，目前米价昂贵，百姓吃粮颇感困难。江西一向号称产米之乡，何况去年和今年春天都获得丰收，按理应当通融调济，以救济福建。近来听说江西地方官阻止粮食外运，不许出境，实在不合情理。着令把江西存仓的谷物碾成米十五万石，动用脚价，选派能干官员，立即运到闽省交界地方，提前通知；由福建省督抚派员领运，再分发给各地，以救济百姓粮食，不得迟延。动用脚价如何归还，可与闽抚商议；动用仓谷如何归还，可与两江总督商议，一并具奏。谕令辨别保荐中的公心和私心【雍正四年】谕告诸王大臣：自古帝王治理天下，都说到理财和用人。朕想，用人的关系更在理财之上。如果任用得人，又何必担心财务不能治理、事情不能办成呢？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地对待你们。大臣们时时访求考察，务必得到人才，共同辅佐各种政务。你们大臣也各自有所保荐，以备任用，朕对此深为嘉许。但识人自古就难，保荐人才更不是容易的事。识人之人不过能了解他的才干，哪里能知道他的内心？保荐之人也只能保证他目前的情况，哪里能保证他将来？因此朕一向曲加体谅，从不苛求。但‘公’‘私’二字关系重大，不能不加辨别；公心中夹有私心、私心中也有公心，尤其不能不时时警醒。比如起初看那个人不错而举荐他，等举荐之后他改变操守、改换道路，就应当据实上奏。倘若因为从前是自己举荐的，便顾忌暴露他的短处，为他掩饰弥缝，这就是公心中的私心。或者起初因为朋友故旧的情分而举荐他，等举荐之后却时时告诫提携，要求他向善；一听到他的声名不好，或者立即检举，或者秘密上奏，这就是私心中的公心。你们大臣每人所举荐的，多不过二三十人，你们每个人的精力足以始终关注他们。平时访察他们的行为，劝勉他们廉洁谨慎；倘若做官不好，就立即参奏，不要稍有回护。这样人人都有所忌惮，争相自我磨炼，国家可以获得得人的好处，你们也不愧于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义。像图理琛、张保、傅鼐、马喀四人，从前声名本来平常，但他们的才干都有可用之处。朕出于爱惜人才，提拔任用他们，以观察后来成效。如今图理琛、张保能够恭谨慎重地供职，没有辜负朕选拔任用的恩典，所以朕仍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们。至于傅鼐、马喀辜负朕的恩遇，自己招致罪过，朕就依法惩治，难道会因为他们当日已经被提拔任用，今日便回护包容、曲意宽免吗？这就是朕大公至正的心和因人而施的原则。你们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也应当以此为准则。又如你们大臣各有子弟做官，父兄同列朝廷，难道能没有朋友亲近的感情？然而与其私下接受嘱托，庇护朋友的子弟，使他们有所依仗而不肯努力上进，哪里如同严格加以教导，使他们有所警惕？玉石也因此得以成器。如果大臣的子弟能够受到父兄训导，又有堂官督促责备，那么成才的人一定很多；国家能够任用世家大族的子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吗？总之，朕优待你们大臣，与其给你们升官赏赐，不如成就你们的名节，使你们成为不朽之人。你们对朋友和所荐举的人，与其用私恩小惠结交，包庇他们的过失而使其丧失品格，哪里如同以大义规劝，使他们成为正直的人、贤良的官吏，永远保全美好名声？至于家庭之中教训子弟，更不必说了！要努力，要警戒。谕告督抚、布政使、按察使：要以实心办事，不要违背正道以求名誉【雍正四年】

译谕告各直省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做官立身的道理，自然以操守廉洁为根本。但封疆大吏职任重大，《尚书·洪范》所说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三者同样重要。这样看来，操守不过是做官的一项内容罢了。安定百姓、考察官吏、兴办有利事业、革除弊端，方法很多。倘若只倚仗自己的操守颇为廉洁，认为这样可以博取名誉，却悠悠忽忽，对地方事务不能整顿经营，苟且敷衍责任，姑息纵容奸邪，这种人造成的危害极大。这类所谓清官，不向百姓索取什么，善良百姓便感激他；但他不能禁止百姓作恶，豪强却称颂他，所以百姓无论贤良还是不肖都称赞他。他不向属员索取什么，也不能禁止属员违法，所以属员无论贤良还是不肖都安然相处。大臣的子弟亲戚犯法，他姑息容忍而不参奏革职；地方强绅劣衿生事，他宽待而不加约束，所以大臣和绅衿都说他平和，希望他长期留任。甚至胥吏作奸也不能惩治，盗贼横行也不能察办，所以从胥吏到盗贼都喜欢他的安静无为，不希望他离任。等到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后加以谴责罢斥，地方官民却纷纷叹息，认为去掉了一个清廉官员，上司替他叫屈。这就是平日里没有棱角、讨好众人，违背正道以求名誉造成的。因此，只顾洁身自好而不奉公办事的清官巧宦，其危害比操守平常的人更大。操守平常的人，内心既不敢自恃为清官，常怀畏惧之心，时常有所整顿经营，事务不至于荒废；朝廷又时时留心访察，一有不善立即惩戒，而朝廷中的官员以及他属下的官吏、绅衿等人，都窥伺他的过失，不肯替他隐瞒，所以这种人给地方造成的拖累还较轻，而洁己沽名的巧宦给地方造成的拖累更重。像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操守虽然清廉，却顾惜情面，一味迁就，求得别人的容纳和欢心，所以内外称誉他们的人很多。像田文镜、杨文干、李卫、诺岷，他们的操守还胜过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却因为实心任事，整顿官民，不回避嫌疑怨恨，便不能满足众人的意愿；有人诽谤他们苛刻，有人议论他们偏执，有人讥笑他们骄傲，故意吹毛求疵加以评论。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必然导致封疆大吏都因害怕被嫌弃而不敢实心办事、整治地方，纷纷采取苟且敷衍的办法，吏治还凭靠什么呢？良药有利于治病，却必定苦口；有名望的大臣坚持正道，也必定不讨世俗喜欢。如果什么事都不治理，一味讲求和同，因循敷衍，只借清名来掩藏自己的无能，那就如同木偶。废弃法令、耽误公事、拖累百姓、败坏事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朕深切希望你们成为能够明白根本、通达实际功用的完备人才，却深为惋惜你们成为随波逐流、迎合世俗的乡愿，所以反复告诫，不怕说得周详。没有教导就处罚，朕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已经教导却不遵守，朕又何必任用这种对地方没有益处、反而误事的所谓清官呢？这是朕按照《春秋》褒贬责备的原则，勉励你们，也希望你们警惕。谕令通过耕耤礼感通上天【雍正四年】皇帝谕旨：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上天。朕即位以来，切实挂念百姓的依靠，举行耕耤礼，竭尽诚心，为百姓祈求五谷丰收于 上帝。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别出产嘉禾，有一茎九穗的，朕心中也认为只是偶然的事情。如今据府尹刘于义进呈今年耤田所产的禾稼，从一茎双穗、三穗直到八穗、九穗，全都硕大坚实美好，不同于平常谷物。朕看见后，心中十分欣慰喜悦，特意命令向朝廷大臣宣示。朕并不是把这当作祥瑞向众人夸耀，实在是看到了天人感召的道理，其迅速如回声和影子相应，丝毫没有差错。朕以至诚恳切之心，每年亲自耕种耤田，以表示重视农业，也向 上帝祈求垂鉴，于是反复出产嘉谷，以显示吉祥的应验。像这样八穗、九穗的谷物，难道人力能够勉强造成吗？又难道是人君能够强令它出现的吗？天人感应的道理，朕看得最真切，只是担心自己的心不够真诚罢了。只要真诚，就没有不能感动的。比如从前青海发生骚动，朕为边疆忧虑，在宫中祈祷，不到几十天捷报就传来，边境安宁。又如前年夏天，京城附近雨泽稍有失常，朕在宫中默默祈祷、减少膳食、反省自身，诚心叩求，不到几天甘霖就大量降下，庄稼获得秋成。这些都是近年以来朕亲自施行、亲自验证的事情。至于去年夏秋之间，常常阴雨，朕在宫中只觉得雨水稍多，不知道它已经严重成为百姓的祸患，而李维钧也没有把畿辅受水涝的实际情况详细上奏，所以朕最终没有听闻，未曾及早祈祷，竭尽诚心来挽回。上天的意旨，使百姓的困苦得到舒缓。等到蔡珽署理直隶总督事务时，才把情况详细奏报。朕早晚忧劳，几乎废寝忘食，于是截留漕粮、打开仓库，采取多种办法赈济；在京城设立赈济场，各县兴办工程，使穷民都能得到糊口的机会。因此地方虽然遭受水灾，小民却不至于流离失所。朕安抚怜恤百姓的心情，实在非常迫切。今年两季麦子丰收，禾黍茂盛，这都是 上天俯察鉴临，朕因而加恩惠于百姓，赐给他们丰足安宁的福庆。天生成百姓，又为他们确立君主，天在上面鉴察。人君一念敬慎，政事没有缺失，上天必定嘉奖保佑他；一念放纵逸乐，政事有所乖违，上天必定警醒告诫他。这是一定的道理。何况人君统治驾驭臣民，地位处在最尊贵的位置，因此能够赏罚他的，只有 上天。所以朕每逢水旱等事，都从内心认真反省，必定认为是朕自身有过失。这就是 上天的警戒和谴责。至于各省的旱涝灾害，朕都视为一体，原本没有彼此之分。只是地方相隔遥远，那里偶然发生水旱灾害，有司未必立即具报；等到奏折送达朕前，紧急时机已经过去，所以朕无法尽到诚心为他们祈祷。这项责任全在本省督抚。督抚承受朕委任的重责，为朕养育万民，必须把百姓疾苦看作自己身体的痛痒。一遇水旱饥荒，就必须思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因为本省政事、吏治有缺失，就立即设法改正；或者因为本地人心风俗不端，就立即设法教化引导。兢兢业业地修身反省、祈祷，竭尽诚心，如同朕早晚勤勉戒惧一样，绝没有不能挽回的道理。

译上天的意旨。假如听说朕的政治稍有缺失，也应立即直言陈奏，不必隐瞒避讳。这样官与民联结为一体，臣与君也联结为一体，最高的和谐融洽，真诚彼此相通。上天的听闻虽然高远，诚心之间也可以如同呼吸相通。朕每年亲自耕种耤田，并不是崇尚空洞礼文，把它当作供人观看的美事，实在是敬 天勤民的最大心意。《礼记》说：‘天子耕耤田千亩，诸侯耕耤田百亩。’据此，耕耤的礼制也可以通行于臣下。朕想要命令地方守土官员都举行耕耤礼，使他们知道农事的艰难，了解农夫劳作的辛苦，估量 天时的晴雨，察看土地肥沃或贫瘠。这样一来，凡是做官的人都时时存有重视农业、督促耕作的心，凡是务农的人也自然不会形成苟且安逸、懒惰怠慢的习惯，这似乎对养育百姓、致力根本的治道大有帮助。着令九卿详细议定后具奏。谕令一体约束属员【雍正四年】皇帝谕旨：吏治关键在于得到人才，而各省有司官员的空缺很多，不广泛收罗、充分选取，就不足以充任众多官职。因此数年以来，各省官员经过朕亲自选拔、命令前往任职的也很多。然而在朕选拔他们时，有的看见他们奏对明白、举止从容，有的看见他们陈述事务，似乎颇有可取之处，于是列入选拔之中，命令前往各省试用。又有奉谕旨特别任用的官员，大多是因为督抚和上司等推荐保奏，朕召来引见，看到才干可以任用，便加以升迁提拔以示鼓励。这些人员，朕不过是在临时考察时选取，并未在平时试用，实在不知道他们的存心和办事究竟怎样。他们到任以后，应该更加恭敬谨慎，努力做良吏，才不辜负朕格外的恩典。如果他们自恃是朕选拔或特别任用的官员，傲慢对上、欺凌下属，任意妄为，而主管上司又认为这是朕选拔、特别任用的人，便不加约束，曲意宽容，那就大大违背朕澄清吏治、整饬官风的本意。朕以大公之心治理天下，凡属臣工，只论他做官贤能还是不贤能，以此决定升降，难道会因为部选、防选、常用、特用而区别对待、偏袒某一类吗？凡是做督抚的，应当深知朕的心意，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防选、特用的官员，就有意优待而姑息容忍。倘若做官不好，就据实参奏，不加隐蔽，不涉瞻徇。这样人人都知道警戒，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对吏治大有益处。谕令端正士人的风气【雍正四年】皇帝谕旨：读书做士的人是四民之首，是一方的希望；凡是普通百姓，都尊敬奉承他们，认为他们读的是圣贤之书，列在学校选拔之中，他们的言语行为都可以作为乡人的准则。所以士人必须敦厚品德、勤勉学习，谨慎言语、慎重行为，不愧为端正之人、正直之士，然后用圣贤诗书的道理开导愚民，百姓一定会听从他们的话，服从并学习他们的教诲，彼此带动而归于谨慎淳厚。即使百姓偶然做了不善之事，也会怀有惭愧羞耻之心，互相告诫不要让某人知道，像古人往事中所说的那样；如此民风哪里会不淳厚，世道哪里会不恢复古风？朕观察今日的士人，虽然不缺闭门勤修、读书立品的人，但越过规矩、不顾名节的人也不少。有的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有的在乡里强横武断，欺压平民；有的抗拒违欠钱粮，藐视国家法令；有的代百姓缴纳赋税，暗中从中取利肥己；种种卑污下贱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百姓看到士子诵读圣贤之书，行为举止却还这样，就一定会轻视读书人，甚至连圣贤之书也一并轻视。士人风气不端，民风又怎么能够端正？其中的关系极其重大。朕即位以来，加恩于学校，培养人才，用来教育士子的措施无所不至，按理天下士人都应当受到鼓舞而奋发，争相自我磨炼，彻底除去轻佻放纵的习气。然而内外诸臣的条奏中，列举诸生恶劣行迹、请求严惩的很多。朕想，改变风气、教化引导的方法，应当先端正根本。教官是众多士子的仪表典范，学臣是教官的表率。教官多属中等才具，有的年老衰迈，贪恋职位、窃取俸禄，同士子结为朋友，把考核看成旧套；学臣又只把衡量文章作为事务，任由教官因循懒惰、苟且敷衍，完全不加察看。因此倡导率领士人的根本没有建立，士人风气不端、风俗未能淳厚，也就不足为怪了。朕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希望天下广大、万民众多，都仰慕风教、敬慕义理，革除浮薄而归于忠厚，所以特意选任督学大臣，慎重对待教官职务，希望自上而下端正根本、澄清源流，以取得实际成效。凡是担任学臣的，务必持守正道、秉公办事，宣扬风教；教官称职的，立即加以荐举；玩忽职守的，立即参奏革职。担任教官的，要教诲士子，全都秉持诚心，像父兄督促考课子弟一样。至于分别优劣，必须做到最公正、最恰当，不能涉及偏私。这样各方面都尽到自己的职责，士人就会人人崇尚品德修养，砥砺自己的操守；不但自己能修养好，还会使百姓天天听到善言、天天看到善行，一定共同产生感发向善的念头。风俗大为改变，或许就可以指望了。谕令学政保举生员【雍正四年】皇上谕旨：国家设立学校，是为了储备和培养人才；通过乡试、廷试，选取其中优秀者加以任用，这就是古代选拔、造就士人的遗意。不过，士子作文的水平会因一日的状态而有高下，即使主考官公正明察，搜罗人才时难道能没有遗漏吗？何况取舍只凭文章才艺，至于一个人的品德高下、才能优劣，就无从知道了。常有才华出众、学业精粹的人，多次应试却不能中选；即使晚年才考取功名，也已年老力衰，不能胜任国家的任使。朕考虑，各省学政奉命考核士子，黜退劣者、荐举优者，这是他们的专责。今后学政任满三年时，应从生员中把确实品行端正、有谋略、有作为而且有操守的人，大省荐举四五人，小省荐举二人，送交吏部引见，由朕亲自考试，再酌情提拔任用。现在任期已满、正在报送的各学政，都要依照此令荐举；到任不久的学政，如果有所了解，也应立即荐举。一个省荐举几名士人，不能说本省没有人才。学政巡历各府，长达三年之久，天天与士子接触，考察文章、观察品行，不能说不了解他们。只要能够以公心考察鉴别，所荐之人一定合乎要求；而且由此树立声望，凡是读书士子必然都会受到鼓舞振作，努力学习、敦厚实行，争取成为有用的儒者，这对端正士习、培养人才大有益处。各学政都要切实用心奉行，不得苟且敷衍、塞责了事；如果有徇私、冒滥等弊端，一定严加治罪。谕令老人【雍正四年】

译皇上谕旨：朕阅看户部奏销的文书，见恩诏中有赏赐老人的一项：直隶和各省七十岁以上至百岁以上的老年男子、老妇，共有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人；赏赐绢、布等物，折合银两共八十九万多两，米一十六万五千多石，等等。这里所说的老人，只指普通百姓，像仕宦、绅士、商贾、僧道，都不计入这个数字。《洪范》把长寿列为五福之首，古人又称七十岁为古稀，确实因为长寿难得而可贵。如今老人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都是由于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以来，施行深厚的仁德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凡是 山角海边的偏僻地区和穷乡僻壤，无不沐浴在 浩大的慈恩、滋润涵养之中，受到大治太平之化，所以活到期颐、耄耋，白眉白发的老人，多到数百万人。所谓老人能够长寿而终，鳏寡孤独者能够实现安养终老，都是我 皇考的恩赐。从今以后再加以培养，日积月累，那么民间享有高寿、长寿的人更不知会有多少。这些老人亲身处在昌盛的时代，年纪达到高寿，大多都是心地忠厚、努力行善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两个年轻时不够纯厚谨慎，也一定是到了中年晚年能够自我更新、悔过自新的人。只要一念之间能够修身反省，就能承受 上天的福佑；这也是国家培养教化的恩惠，而由本人能够修善来恭敬承受它，并不是侥幸得到的。你们百姓看到太平盛世的景象，应当欢欣鼓舞，谨慎修身、修养德行，以迎接 上天的恩佑。父亲要对儿子讲慈爱，儿子要对父亲讲孝顺，兄弟之间友爱恭敬，夫妻之间和睦顺从，邻里、宗族之间彼此亲近相爱，不欺诈、不欺骗，革除刻薄而归于忠厚，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彻底消除乖戾之气，成为国家淳朴善良的百姓，那么 天地就会保佑善人，使他们长久享有福泽和高寿，这本是必然的道理。不过，人口日益增多，养活的人越来越多，谋生的办法就不可不讲究。你们百姓应当重视农桑，以顺应天时；勤于开垦，以充分利用地利；务本业，以戒除游荡懒惰；谨慎储藏，以充裕长远的需要。而且要节省饮食，爱惜物力，不要崇尚奢侈，不要竞相追逐繁华，不要任意浪费来耗损有用的财物，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长久的打算。朕以勤劳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在宫禁之中，连多余的食物也不忍心丢弃，一定让人检取收存。几年来所储藏的米粟已经达到数十石之多。朕统治天下，尚且从多方面节制费用、爱惜财物，以此作为加惠百姓的根本。你们普通百姓，怎么可以放纵口腹欲望，而忘记物力取得的艰难呢？你们如果真能体会朕反复训谕的意思，敦厚地实行善行，心神身体就会安适；致力于根本的生计，俯仰之间就能衣食充足；爱惜财物，家庭就会富裕。人心和乐，风俗淳美，共同成为长寿之人，长久享受太平的福祉，难道不是朕最深切的希望吗？着令该部把朕的这道谕旨转发给直省督抚，通行所属郡邑、乡村，使大家都知道。谕令论治道，不要以兴利除弊为名【雍正四年】皇上谕旨：帝王治理国家、经略邦国，所施行的政治，只应以最恰当的道理为准；宽严、赏罚，都要适得其宜。如果一涉及“利弊”二字，便会陷入私意。因此孟子说：“讲仁义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利？”仁是用来休养百姓、保障安全的，义是用来裁成事物、教化引导的。朕继承大统至今已四年，凡是政令教化，都遵循法则。

译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圣明谋略宏大深远 训谕防范周详，纲纪法度，没有不完备的。只是当时的臣下，有的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不能切实力行；有的事情经过年久，逐渐废弛。朕在藩邸时，对这些知道得十分详细。即位以来，朕仰体 皇考仁慈养育、以义端正天下的心意，多次降下明确的训谕，恳切地告诫，无非希望内外大小臣僚都能恭敬遵守 皇考的良法美政，切实奉行，共同成就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盛业，这就是朕 所施行的政事，都是 皇考已经施行的章程；朕所重申的命令，也都是 皇考已经重申过的宝贵训示，实际上从未有所减省或增益。只是年代已经很久，新近任用而又疏远于朝廷的臣子未能全部知晓，看到朕施行的政令，就以为是从前没有过的；浅陋少识的人，往往在奏章中写有“各种利处都兴办了，所有弊端都革除了”这样的话。朕治理天下，凡是用人行政，都根本出于中正至公的心意，事情到了就依理应对，只按照理所当然去做，从来没有考虑利弊的私意。如果说是兴利除弊，那么，凡是修平道路、疏浚河渠、修葺城墙、开垦田亩，这些都是国家治理土地的常规法典，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年成有丰有歉，遇到水旱灾害，就赈济饥民，平价售粮、蠲免赋税、缓征赋税，这些都是朝廷体恤百姓的常政，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老人应当赏赐衣食，就赏赐他们；孤儿、独居老人等应当发给钱物，就发给他们；劝导孝悌，是普通百姓本来就有的天良；勉励耕桑，本来就是乡里各自应尽的职业，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至于盗贼、奸邪之徒，依法应当诛杀；贪官污吏，依法应当罢黜；豪绅和恶劣的士绅，依法应当铲除。难道把诛杀盗贼奸邪、罢黜贪官污吏、铲除豪强恶劣之人称为除弊吗？先皇考已经申明过的宝贵训示，实际上从未有过任何删减或增益。只是经过的年头已经很久，新近入仕而又疏远于朝廷的臣子不能全部知晓；看到朕所施行的政令，便以为是从前从未有过的事情，而浅薄鄙陋、见识短少的人，往往在陈奏中说出“各种有利之事都兴办了，诸般弊病全都革除了”这样的话。朕治理天下，凡是任用官员、施行政务，全都本着公正中和、至为正大的心意；事情来到面前便应对处理，只依循理所当然的原则，从来没有计较利弊的私心。如果说这是兴利除弊，那么凡是平整修治道路、疏通河渠、修缮城墙、开垦田地，都是国家经营土地的常规制度，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年成有丰有歉，并不一致；如果发生水灾旱灾，便为此赈济饥民、平价出售粮食、免除赋税、缓期征收，这些都是朝廷体恤百姓的惯常政务，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老人应当得到衣食赏赐，就赏赐给他们；孤儿、独居老人等应当用钱物加以救济，就用钱物救济他们；劝导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不过是使小民发扬自己本有的天良；勉励他们从事耕种和养蚕，本来就是乡里百姓各自尽到的职业，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至于盗贼和奸邪之徒，依法应当诛杀；贪官污吏，依法应当罢黜；豪强士绅和品行恶劣的士子，依法应当铲除。难道能说诛杀盗贼奸邪、罢黜贪官污吏、铲除豪强恶劣之徒就是除弊吗？罪行情节重的，处以刑罚；罪行情节轻的，予以怜悯释放。这又能称为除弊吗？要端正民风、整饬士习，不得不以善言告诫，以威严督责。难道要把这称为兴利，还是除弊呢？朕想到习俗流于奢靡，就亲自实行节俭，以身作则示范天下；担心农民在田间懒惰，就亲自举行耕耤礼，以身先导天下。难道要把这称为兴利，还是除弊呢？存有兴利之心，就会产生不利的祸害；怀有除弊之意，就会成为开启弊端的开端。由此类推，治国之道怎么能有“利弊”这样的名目？朕又何尝有过兴利除弊的举措呢？皇考六十多年建立的丰功伟绩，遍布各地，都是因事办事、因人施治，从来没有以兴利除弊自居。如今却用这些话来颂扬朕的政事，朕实在不敢承受，朕也不愿承受。外省督抚诸臣还没有深切了解朕的心意，特此晓谕，使他们知道。谕令赐福字【雍正四年】皇上谕旨：近年来每到冬月封印之后，政务稍有闲暇，朕亲手书写“福”字，赏赐内外大臣。群臣上奏致谢，都说接受了朕赐福的恩惠。这是世俗的说法，不合正理。朕哪里能够把福赐给群臣呢？不但朕不能，即使 上天难道也能把福气私下赐给某一个人吗？《尚书》说：“顺从善道就吉祥，违逆善道就凶险。”又说：“天道赐福给善人，使淫恶者遭祸。”《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经》说：“自己求取 更多的福。”古代圣人的垂训，像这样深切而明白。自古以来，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福分缘于善行和吉庆，要看各人自己求取，别人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不能代为相助。而且所谓福，不在富贵贫贱的区别上。富贵人有富贵人的福，贫贱人也有贫贱人的福。有时贫贱的人循理守分，没有忧患，心志安宁舒畅，四肢身体舒适，反而超过富贵人。这就是说人人各有自己的福。朕每年颁赐“福”字，是希望群臣看见它便警醒内心，时时存有可以获得福气的心，去做可以获得福气的事。像《诗经》所说“自己求取更多的福”那样，各种福气就会聚集到自身。群臣又曾说“依赖朕的福气”，这话也不对。必须群臣都有福，朕才有福，实际上是朕依赖群臣的福气；又必须天下百姓都有福，才成为我们君臣的福，所以君臣都依赖百姓的福气。愿与群臣共同勉励，修养求福之道罢了。谕令因河水清澈而加恩【雍正五年】皇上谕旨：“朕阅看诸王、大臣等奏称，河水澄清达二千里，持续二十多天，是从来没有过的祥瑞，恳请登殿庆贺。朕曾经说过，天下极大，政务极其繁多，绝不是君主一人所能治理，必须依靠内外臣工共同出力辅佐，然后才能成就政令统一、风俗一致的盛况。如果上面有德行浅薄的君主，而下面全是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贤臣，那么掌管工务、虞衡以及水火事务，都有人辅佐治理，政务也不用担心不能办成；如果上面有尧舜那样的君主，而下面全是共工、驩兜一类的人，那么耳目股肱都没有可以凭借的人，政务也必然废弛。所以君主的职责，以得到人才为首要；臣子的职责，以奉行职守为先，这是一定的道理。朕统治天下，虽然时时刻刻都有励精图治的念头，但必定要依靠内外臣工共同发誓秉持公心、忠心，竭尽才力，然后才能有实际政务和实际成效惠及吏治民生，才可以感动 上天，使它应和而赐下众多福祉；否则朕虽然有勤于政务的心意，难道能够事事亲自办理吗？办理这件事。如今看到这几年中承蒙 上天 皇考暗中保佑，接连赐下吉祥，如今又出现河水清澈这一大祥瑞。朕仔细推究天人感应的道理，这绝非没有原因，应当是内外臣工能够体察朕早起晚睡、勤于政务的心意，洗除阳奉阴违的习气，各自出谋划策、尽职效力，有若干方面做得很好，上合 昊天 皇考的心意，所以才赐下这样的福庆，用来勉励将来。你们再仔细想一想，人事方面 刚刚修治而只有几方面做得好，就获得 上天 皇考如此嘉奖，假如能够更加竭尽忠诚，事事都做得好，那么所获得的福气又会怎样呢？如果因此骄傲自满，怠惰而不再修治从前的事业，那么所受的谴责又会怎样呢？能够不谨慎吗？能够不畏惧吗？何况天道厌恶盈满，朕正因此更加警戒惕励。所请求的庆贺典礼，朕一定不举行。朕想到君臣之间，实际上是一体的。上天 皇考既然已经把训示垂告给朕，朕就把这些训示传达给诸臣。上天

译皇考既然已经把福气赐给朕，朕就把这福气施及诸臣。凡属京官，从大学士、尚书以下到主事以上；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以下到参领以上；凡属外官，从督抚以下到知县以上；武官从将军、提督、总兵以下到参将以上，均着加一级。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统事务的，应当如何加恩，着令宗人府议定后奏报。从今以后，内外臣工应当更加勤勉，内心纯正无私，和衷共济，发誓勤劳、发誓谨慎，秉持公心、去除私意，严肃地牢记 上天的鉴察并不遥远，想到感应之理不会有差错，应当以至诚至敬来仰承。上天 皇考的眷顾保佑，就会受到极多的福泽，永远不会衰减。勉励吧，勉励吧！谕令从江苏运米到福建省【雍正五年】皇上谕旨：去年腊月间，据苏州巡抚陈时夏上折奏报，原本要从苏州、松江拨运十万石米到福建，户部公文命令改换成二十万石谷运去。但运谷所需的脚价很多，如果运米，可以省下一半脚价。而且今年苏州、松江等地有几处州县遭水灾，略有歉收，福建省收成丰稔。这些米原本是为储备之用，还不是急需，等等。朕因为苏州、松江等处遭水灾而歉收，又听说福建秋收丰熟，所以批示陈时夏的奏折说：“用米运往福建，准照你的奏请，你可以就近酌情办理。如果苏州、松江等处米粮确实缺少，就把运往福建的米题请暂停运输，也可以。”朕这样批示，总是因为各地有缓急不同，应当根据时势灵活制宜，不可拘泥一端。如今据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称，福建省现在需要米粮平价出售，此时风向水势顺利，正适合运输；现在江南正在把米陆续 运出；如果迟延，到了南风时节便难以航行，等等。该督既然说福建需要米粮平粜，就着令把江南米粮立即陆续运往，不必限定同时启运；务必要趁风向水势顺利时，把拨给的米运到，以救济福建省的需要。谕令闽、广两省督抚【雍正五年】皇上谕示闽、广两省督抚：你们常说本省出产的米很少，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总督高其倬也曾上奏，巡抚杨文干则说：广东出产的米，即使年年丰收，也仅够供应半年食用。朕认为，本省米粮不足以供本省百姓食用，歉收年景确实可能如此；如果说每年都这样，即使丰收也是如此，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或许是田地荒废，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或许是耕作懈怠，没有充分使用人力；或许是奸民企图卖高价，私自把米运往海上。三种情况都不能确定。朕昨天曾当面告谕九卿。如今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广东土地广阔、人口稠密，专门依赖广西的米粮供给。广东当地人只知道贪财逐利，把许多土地种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类，以致百姓富裕而米粮减少。广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哪里能够把本地所产供给邻省众多人口运输贩卖，等等。这个奏报与朕先前的谕示相符，由此可知闽、广两地百姓粮食不足是有原因的。着令两省总督、巡抚等用心劝导，使人人知道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各自致力于本业，尽力耕作，不得贪图利益而废弃农事，不得追逐末业而忘记农耕的艰难。至于园圃果木之类，应当等有多余的土地和力量之后再经营，怎么可以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却不筹划养命的根本，以致遇到缓急时无所依靠，只能等待邻省救济呢？假如邻省也歉收，又将怎么办？该督抚等务必恳切明白地晓谕，妥善教化引导，使愚昧百姓豁然醒悟，踊跃投入农事，那么地方资源就不至于虚耗，米谷也不至于匮乏。朕常见各省督抚等大臣，都各自偏爱、维护所管辖的地方，对于邻省的祸福冷眼旁观。像高其倬请求把江南的米运到福建，而陈时夏又想留在江南储存；杨文干想把广西的米运到广东，而韩良辅又想留在广西储存。他们都只从疆界出发考虑，实在过于狭隘。朕君临天下，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是朕的百姓；一个省米谷不足，自然应由邻省接济，有无相通，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果封疆大吏都据本地实际情况上奏，朕就容易办理；如果各自存有偏向本省的看法，不肯通融接济，朕就很难办理。如果开放捐纳来积储谷物，地方米价必然会因此上涨；如果截留漕运的米粮来救济百姓，那么国家粮仓的储备就更加关系重大。反复思考，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要看凡是担任督抚的人，能否体察朕一视同仁的心意，斟酌地方的缓急，采取有无相通的办法。不要因为彼此分属不同地方，就有意区别对待。这样才不愧为大臣公正忠诚的情谊，对于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治理，也会大有帮助。御制《诗经传说汇纂》序【雍正五年】朕认为，《诗经》的教化作用，在于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美善教化，移易风俗，作用深远。自从解说《诗经》的人各自凭借自己的学问著书流传，解释纷繁复杂，经义也逐渐晦暗。朱子兴起后加以匡正，撰成《集传》一书，参考众家学说，探求古代本义，独自获得精深的意旨，先王的诗教也借此得以彰明。国家将它列入学校课程，载入法令，家家都有这部书，人人传习，四始六义，都明白知道应当尊崇和取法。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崇尚文教、考察古代，表彰圣贤经典。御纂《周易折中》既然一概以《本义》为正，又命儒臣依次编纂《春秋》《诗经》，都以朱子的学说为宗旨。因此本书开头列入《集传》，又采录汉唐以来诸儒讲解训释中与《集传》相合的，保存下来；其中意义不同而道理深长的，另列为附录，折中调和各家异同，间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朕在夜深时披阅此书。亲自加以订正审定，成书共若干卷，名为《诗经传说汇纂》。朕认为，《诗经》三百篇，是先王用来彰明劝善惩恶、实行黜退和升迁的，大概是治理国家的大经，而后世文人学士却用吟咏风云月露的辞句，寄托于所谓风雅。学习经书的人又沉溺于训诂、词章的陋习，这样哪里还能明白先王之道呢？我 皇考指示、授意儒臣，编成这部书，希望阐明先王垂示教化的意义，与孔子删定《诗经》的旨趣相合。学习这部书的人，如果能够领会诗歌感发、观察、群居相处、讽谏怨刺的深意，并深刻明白侍奉父亲、侍奉君主的道理，那么从政应答，就没有不能胜任的，经学的实际功用也就显著了；而所谓把它用于乡里、用于国家，以教化天下，也将在这里得到施行。刊刻校订完成后，恭敬地叙述这些。圣意所作的序文置于书卷开头 谕令重视农业【雍正五年】

译皇上谕旨：自古帝王要达到治理国家、使百姓和睦的目的，没有不把重视农业作为首要事务的。《尚书》陈述无逸之戒，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诗经》记载豳风，详细叙述农家的辛勤劳作。《论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孟子》说：“百姓的事务不可迟缓。”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农业，是帝王承受天命、养育人民、实现长久安定治理的根本。我朝安抚治理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施行深厚的仁德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户口天天增加，人口日益繁多。而各直省境内的土地并没有增多，近年以来各地都有收成，遭水灾而歉收的也不过是几个州县罢了。米价却渐渐显得昂贵，闽、广之间很有粮食不足的忧虑，盼望邻省接济。这实在是因为土地的产出如同过去，而民间需要供养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不足以供应支出，所以米少而价高，这也是情势和道理必然导致的。米谷是养活生命的宝物，人既然依赖它生存，就应当格外用心爱惜，不可产生轻易丢弃的念头。而且依靠米谷生活的人很多，更应当随时节制，不可放纵口腹之欲。每个人都能节省一勺，自己并不觉得少，但积少成多，就可以多养活几个人。人人都这样做，那么积存的岂不更多，养活的人岂不更多吗？养生家把少吃作为要诀，固然是为了调养精神、保持和气，也是为了节约用度、爱惜福分。何况脾主于信，习惯 便会成为自然。常见吃得少的人，他们的精神气力和身体状态没有不强健的，这是明显可见的。至于各省土地，有些地方不能种植五谷，就不妨种植其他作物来获利；能够种植五谷的地方，就应当把它看得像宝物一样，勤勉开垦治理，种植豆类和谷物。怎么可以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把肥沃的良田改作果木园地，废弃用来日常饮食的固定产业，侥幸谋求多余的利益呢？至于烟叶这一种作物，对百姓日常生活毫无益处，而种植它又一定选择肥沃良好的土地，更是严重妨害农业。百姓计较极小的利益，而且只顾眼前，不作长远打算，所以在谋利时，如果让他们舍多取少、弃重就轻，必定不是他们内心愿意的；地方官如果骤然用法律约束他们，势必难以实行，反而增加纷扰。关键在于贤能的官员平日勤恳不懈、恳切劝谕，使百姓豁然醒悟，知道耕种收获关系自身性命，不靠这个就不能生活，其他事情都不足以依赖；这样大家就会踊跃行动，不用等到督促考核，也都会尽力从事农业。朕听说江南、江西、湖广、粤东几个省，有一年两熟的稻谷，风土条件如此，却仍然到了缺粮的地步，这是土地的生产力有余，而播种栽植的功夫不足，难道不是百姓习惯懒惰，而主管官员教化引导没有做到位吗？有人说：“米谷太多，价格就低而难以卖出；古人有‘谷贱伤农’的说法，谚语所谓‘熟荒’也是这个意思。”这不必过分忧虑。假如百姓勤于耕作，收获丰盈，以至于价格低而难以出售，朕一定多拨官价收购，使重视农业、致力根本的良民能够获利并有余财。朕平生爱惜米谷，每次进食时，连一粒一颗也不肯抛弃。朕享用天下供奉的膳食，难道还担心国家粮仓供应不足吗？之所以这样节制爱惜，实在出于天性自然的敬重谨慎，并不是勉强而为；而且米谷乃是 上天赐给百姓、用来养活万民的东西，朕作为天下百姓的君主，只有恭敬谨慎地珍惜它。重重仰望祈求 上天暗中保佑，风雨按时调和，年年获得丰收，使普通百姓家中都有储藏，人人歌唱欢乐。土地，朕既然是为亿万百姓谋划，就不敢轻视忽略。上天的恩赐，你们这些绅士、士人和百姓，难道不也应当为自己一身一家打算吗？每天早晚生活 养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承受了 上天的赐予，如果果真用心爱惜，随时节制，那么 上天一定会屡次增加赏赐，使你们长久享受充盈安宁的福气。如果任性放纵欲望，肆意糟蹋上天赐予的物产，那么 必定会触犯 上天的愤怒而失去保佑和恩赐，水灾、旱灾以及各种灾异之事，都不能避免。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又听说江西、广西地方，竟然有拿米谷喂养猪的人。试想谷物食物和肉食相比，哪一种更重要、更轻微，哪一种更缓急，却竟把 上天所赐、百姓一年到头辛苦劳动所得的粮食，用来豢养畜类。难道不是触犯 上天的和气而轻视百姓的性命吗？朕这样反复恳切地训谕，只希望天下人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农业，以杜绝浮华；爱惜物力，以谋划长远；共同体察朕敬畏上天、勤恤民间疾苦的心意。上天恩佑，你们的家庭一定会更加丰饶，你们的子孙一定会永远延续福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忽视朕的话。着令把这道谕旨晓谕内外官员、百姓等，并通行到远乡僻壤，使大家都知道。谕令州县荐举人才【雍正五年】皇上谕旨：“自古治理政事，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尚书》说：‘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大概贤能人才得到提拔任用，在位者多，就能各自出谋划策、尽职效力，各项政绩自然能够办成，百姓无不受到他们的恩泽。朕即位以来，特别留心从各处访求人才；凡是延请访察、提拔任用的办法，无不准备周全。比如现任官员以及候补、候选 科举出身的各类人员，朕常常特别命令荐举、遴选，引见，广泛开辟录用人才的途径，希望收取群臣共同出力的功效。又想到各省设置学校，本来是为了培养人才，于是命令学臣保举贤能，提升名声、上达朝廷，以备任用。然而直省学臣所荐人数不多，又多半草率塞责，不能符合真正得到人才的要求。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邑，也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古代取人的办法，只是乡里荐举、邻里选拔，符合三代的制度。如今直省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多的有几百人，少的也不下百余人，其中难道没有品行纯厚、好自修养、洁身自爱、明达能干的人吗？着令知州、知县官会同各该学教官，从府、州、县学的贡生、生员中，把在家孝顺友爱、行为端正、才能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可观的人，秉持公心认真查考，每学荐举一人，于今年冬末申报所属上司，奏闻请旨。对于偏远地区的中学、小学，如果确实没有可荐举的人，令知县、教官出具印结，由该督抚查实后奏闻。朕因为要广泛招揽人才，举行这一久废的制度，是为了黜退浮华之人而取得实用人才。州县教职等官，作为一方的师长，选贤荐能是他们的专责；如果敢有轻忽之心，虚应故事，滥荐不合适的人，定依失职的条例革职。

译如果还有徇情受贿的，就应当再加重治罪。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也照这个例子办理：把品行端正、通晓汉文的人，由各该佐领各荐举一人；如果佐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要出具印结，令该都统汇总后奏闻请旨。这样或许能使潜心修养、品行笃厚的人得以显露，也使国家收到得到人才的功效。谕令训导节俭【雍正五年】皇上谕旨：从前织造等衙门进贡的物件中，进上的御用绣线黄龙袍，曾经多到九件；又见灯帷上加用刺绣作为装饰，朕心里非常不高兴，近来已经加以训诫。近来因为端阳节，外间进献的香囊、宫扇等物中，有些装饰华丽、雕刻精巧，这些都是耗费在没有益处的地方，开启社会奢侈风气的端绪，朕深深厌恶而不接受。向来外省臣子凡有进献地方物产，朕留在宫中使用的，实际需要并不多，常常随意赏赐给诸王、内外大臣等，以推广恩泽。像黄龙绣缎之类，既不能赏赐诸王大臣，也只好收藏在宫中罢了。其余华美灿烂的物品，朕自己使用，心里尚且觉得不安；如果赏赐给诸王大臣，他们也会觉得不是分内所得，这难道不是耗费在无益的地方吗？何况朕的本性一向确实不喜欢华丽奢靡，一切器具只以雅致洁净、适合使用为贵。朕节制费用、爱惜物力的心，本来出于自然，并不是勉强。几十年如同一日，凡外臣进献，只要适当增加加工费用，使它略有别于市肆之物，就可以看出群臣恭敬的诚意，何必一定要过分精巧之后，才能显出他们的诚心呢？工匠制造器物的心态，喜欢新奇、爱好异样，没有止境；看到一种美丽的样式，起初就争相仿效，后来一定会另出奇巧、争强斗胜，互相夸耀。这种雕饰文采、编织华美丝带的风气，古人之所以斥为奇邪，怎么可以引导他们去做，却不防止它逐渐发展呢？治理天下的办法，没有比厚植风俗更重要的；而厚植风俗的办法，必须崇尚节俭、去除奢侈。如果群臣进献的物品把奢侈作为崇尚，又怎么用来教导民间节俭呢？朕观察士、农、工、商四种行业，除士人之外，农业最为尊贵；士、工、商人都依赖农民供给食物，所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事务，工商业都是末业。如今如果在器用、服饰、玩赏之物上争相崇尚华美精巧，必然要多雇工匠来制造；市肆中多一个做工的人，田地里就少一个耕种的人，这就是末业被古人轻视的原因。而且愚昧百姓看到做工获利多于耕田，必然成群趋向做工；成群做工，制造物品的人必定增多，物品多了就不容易卖出，必然积压而价格低廉。这样逐末的人增多，不但有害农业，也有害工匠。百姓舍弃小利而追逐大利，所以追逐末业容易，致力根本困难。如果做官的骤然用法律约束他们，必定不是他们内心所愿，情势也难以实行；关键在于平日留心，时时加以劝导，使百姓知道本业可贵；又训诫乡里崇尚朴实，制作物品时不追求华美精巧。这样日积月累，便形成风俗。虽然不必让做工的人全部回归农业，却可以避免务农者相继改做工匠。至于士人所从事的事业，在于读书明理，以供世间任用，所以居于四民之首。然而父兄教导子弟，也应当看他的才质如何。如果确实聪颖明白、诚实谨慎，可以希望有所成就，就应当让他入学成为士人；如果是愚钝浑浊、中等以下的资质，读书难以通晓，就应当早些让他改业务农，使他尽力耕作，以作为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财。实在担心有些人读书不能成功，却又粗略认识几个字，荒废时日、游荡闲逛，最终一定会非分妄为、违背礼法、触犯法律；这只是空慕读书的名声，却没有掌握读书的正道，其损害农业、伤害根本尤其严重，也不可不知所警戒。朕深深推究人情和事理的根源，知道奢俭这一件事，关系百姓生活和社会风俗极其重大，所以希望内外臣民都斥退奢侈、轻视末业，专心致力于根本，使人人都能厚实自己的生活、端正自己的德行，那么天下就能共同享受太平的快乐。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却不知道奢侈是取得的东西少而耗费的力气多，节俭是取得的东西多而耗费的力气少；这样看来，由奢入俭其实是人人都很容易实行的，不能说难。朕亲自身体力行，作为天下的先导；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员以及乡绅富户，都应当深切体察朕的心意，恭敬遵守朕的谕旨，希望共同勉励，不要把它看成一纸空文。谕令直省司、道、府官员【雍正五年】皇上谕示直省司、道、府等官：朕认为治理之道的关键，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督抚治理地方，必须任用司、道、府官，就如同朕统御天下，必须任用朝廷中的各位大臣一样。如果朝廷大臣不能诚心实意办事，竭尽力量辅佐朕，那么政务如此繁多，朕难道能凭一人独自处理吗？如果司、道、府官不能诚心实意办事，竭尽力量帮助督抚，那么属员的贤能与否、民间的利弊，督抚难道能全部了解、周遍知悉吗？任用人才关系治理之道，确实极其重要。只是人的才干各不相同，心术也各有差异，用人有时非常困难。有一类司、道、府官，是奸诈机巧之人，专门谋求沽名钓誉，对地方实际政务毫无补益，心里只知道为自己打算。督抚有所委托，事情稍微涉及繁难，就说不是分内应办的事，迟疑退缩；像这样怀有奸心、诡计逃避责任，却反而博取不阿谀上司的名声。他们却不知道，督抚所办理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哪一件可以置于分外而不管呢？这就是不能供督抚任用的人。还有一类喜欢惹事生非的人，不安守本分；督抚把他们当作耳目、托以心腹之任，他们便招摇生事，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

译如果遇到无能的督抚，他们便无论事情大小都任意摆布，督抚被他们控制而不能自主；如果遇到有作为的督抚，他们便巧妙窥探督抚的意图，千方百计迎合，表面装出廉洁谨慎、勤劳能干的样子，暗中实行欺诈虚伪、营求私利的计谋，使督抚不知不觉落入他们的圈套，任由他们逞施自己的私智，这又是督抚任用了不合适的人。然而，做督抚的，势必要把所属司、道、府官当作耳目、托为心腹，只能挑选能够办事的人来委任。别人见他在众人之中专门任用一两个人，便议论纷纷，有的指责他们钻营，有的斥责他们奔走竞争，有的把他们视为上司的私人亲信，有的怀疑他们因为有所请托而侥幸升进，甚至罗织他们的过错，认为他们倚仗权势逞威风、揽权受贿，必然会损害督抚的声名。这些都属于私意，并不是公正宽厚的议论。而且这个人既然受到督抚信任，以自身进入这个局面，就应当大破情面，不去取悦同僚，不徇私庇护下属，锐意独行而无所顾惜；他的行为表面上确实类似于揽权倚势之人。议论者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从中罗织罪名，这不是太不宽恕了吗？朕认为，人的行事，所需要辨别的不过是公私与是非罢了。比如武防乡曲之类的人，是乡里深恶痛绝的；但如果这个人能够在乡曲之中督率众人，使他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勤于耕作，努力办事、奉上，乡人都敬畏服从，那么对移风易俗便大有补益。还可以说他是武防之徒吗？又如专擅权力的大臣，是朝廷所不能容的；但如果这个人以身承担天下重任，不避劳苦，不避怨恨，不因利益而困惑，不因威势而畏惧，严正地立于朝廷之上，君主自然应当倚重他为柱石重臣。还可以说他是在揽权吗？虽然有贵贱、大小的区别，道理却是一样的。假如这一两个被专任的司道府官，果真能够秉公守正，用真心办理地方事务，必然有益于国计民生；不但督抚要借重他们的辅佐，朕也将嘉许并依赖他们，又哪里谈得上揽权恃势呢？总之，任用一两个专任之人，也只是事势有不得已之处罢了。假使各省司道府等官都竭尽诚心奉公，充分发挥宣力分猷的实效，督抚又有什么乐意而不多用人的呢？这也如同朝廷中的各位大臣，如果人人都有公忠体国之心，便都是朕的股肱心腹；朕求之而不得，又何必只专任一两个人呢？只是能够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而这件事只有帝王最难做到。那些担任督抚的人，因为属员中不能全都找到合适的人来任用，才不得已把耳目、腹心之任专门交给一两个司道府官。有时选择不精、任用不慎，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稍有察觉，就应当警醒、反省、悔改，不可袒护遮掩、文过饰非，这样便没有过错了。比如福州知府胡承谋，看出巡抚毛文铨虚伪造作、沽名钓誉，便迎合他的奸谋，于是笼络全省官员共同欺瞒隐瞒，还能使毛文铨转而欺骗朕。此人的奸恶狡猾，比前面各种劣员更加严重，实在不可一日姑息容忍。朕确实深知各省督抚用人的曲折情形，也洞察各省司道府官员种种真伪情状，所以特意恳切地晓谕你们，使各自警惕、猛然醒悟。各省督抚务必体察朕考察官吏的用意，经常考察属员，不要被宵小之徒欺骗蒙蔽；朕自有远大的洞察力，不会让这些人稍有逃避罪责的机会。天下人中极聪明和极愚笨的并不多，只有中等才智、可以引导向善也可以引导为恶的人最多。希望你们恭敬听从朕的训诫，清醒觉悟，共同努力成为秉公守正、实心办事的人；对下不愧为州县官的表率，对上不辜负督抚的任用，不辜负朝廷，那么吏治便会日益兴盛，把天下置于盛隆的治理之中，不也是美事吗？朕希望你们人人都努力。谕令清查福建常平仓【雍正五年】皇帝谕旨：常平仓的粮食关系百姓性命，实在是地方政务中第一重要的事情。多年以来，朕为此事日夜焦虑劳苦，反复训诫了两三次。地方大小官员如果还有人心，难道忍心把它置之度外吗？查福建全省应储存的米谷共一百七八十万石，原本是用来备用的，数量可以说足够了。然而去年稍有歉收，米价略有上涨，地方大小官员和军民都感到惶惶不安，以缺粮为忧。那时朕就怀疑闽省积储的数量必有亏空，所以地方情形才会如此。朕留心访察，近来听说闽省各属仓谷钱粮虚悬的很多，有银粮两空的，有没有粮食只剩下折价的。至于实际储存在仓中的，十份中只有三四份。毛文铨身为巡抚，蒙受朕的深恩，又当面接受朕反复恳切的训勉和谕示，何况稽查钱粮本是巡抚的专责。他竟把无说成有，捏造说粮食实储在仓，胆敢欺骗蒙蔽朕，还忍心拿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供属员侵吞挪用、作弊，辜负国家和恩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直隶、江西两省仓储不实，朕特意派大臣前往逐一清查，又选派人员前往，把仓储亏空的州县官立即更换，所以两省亏空的仓谷逐渐查清了。如今闽省积弊到了这种地步，也应当特意派大臣会同新任巡抚常赉，把全省仓谷秉公据实逐一清查。所选任的府、州、县等官，立即带同前往；此前派出的人员，也遵照谕旨，分别题补或委署。如查出有亏空的州县，以及失察的知府等官，立即将他们解任审讯追究。出现的员缺，前后派往人员中应当题补的就题补，应当委署的就委署，务必彻底澄清，不使有丝毫含混，以符合朕考察官吏、惠及百姓的至意。此次派去的人和新任巡抚，如果仍然瞻前顾后、欺瞒隐匿，料想也逃不过朕的鉴察，不过会像毛文铨一样自取诛戮罢了。谕令清查闽省仓谷【雍正五年】

译皇帝谕旨：仓储米谷关系百姓性命，是最重要的事情。福建全省仓谷亏空很多，巡抚毛文铨相互勾结欺瞒隐匿，朕访察后已经确知，特派大臣等前往盘查，务必彻底查清，使每一颗粮食都不亏缺，以备民间缓急之用。朕为闽省百姓筹谋，可以说已经竭尽心力了。只是担心不肖的有司官员听说钦差将要到来，便向绅士、举人和富户挪移借贷，以掩饰亏空；而绅士、举人和富户有的畏惧他们的威势，有的迫于情面，不得已代为应付，想暂时掩饰弥补，这些情况都难以预料。朕这次派大臣清查，绝不容许有丝毫含混隐匿；并且选取许多府、州、县等官，令钦差大臣带同前往。现任府、州、县中钱粮稍有不清的，立即令其更换，这样现任官必定离任，接任官则刚刚到任。倘若绅士、举人和富户一旦借出财物粮米，便成为官物，绝对不能退还。因此特颁此谕，明白晓谕，使绅士、举人和富户不要落入贪官劣员的计谋，彻底除去地方积弊，也使后来任职的官员共同知道警戒，不至于再走旧路。着令将此谕通行于福建各郡邑、乡村，使人人都听知。谕令辨明礼义廉耻【雍正五年】皇帝谕旨：近来考试新科进士，以宋儒所说“士人当有礼义廉耻”这句话为论题。各位进士的试卷呈上来后，朕亲自阅览，看到文章写得好坏优劣固然各不相同，但大体都是词章记诵方面的寻常空谈，见解低浅，见识和器量狭窄，不能真正理解题目中的义理并有所阐发；所说的只是仪文末节罢了，并不是礼义廉耻的大道理。朕认为，古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是因为天下广大、四海众多的人都处在它的范围之内，片刻也不可离开。士人所说的有礼义廉耻，意义非常深远，涵盖十分宏大；上至君主，下至臣子，都应当追求其中大的方面，以此为要务，不可局限在仪文末节之间。以礼来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建立教化、彰明人伦，使天下人做臣子的都知道忠诚，做子女的都知道孝顺，这是礼的大道理；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礼的小节。以义来说，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人没有党派偏私，和衷共济，这是义的大道理；答应别人的事不欺骗，出入时一定谨慎，这是义的小节。以廉来说，治理财务、节制费用，崇尚节俭、致力于根本，使天下人家家生活充足、人人衣食丰足，道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起，贪官污吏无处容身，这是廉的大道理；用箪盛饭、用豆器盛肉，一点财物也不无故取用，这是廉的小节。至于说到耻，做君主的，效法上天治理天下，使万民和谐，就应当以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生活为耻；做臣子的，实行义、通达正道，使天下都得到好处，就应当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为耻。至于迂腐拘谨、处处曲意小心，像乡党中自命清高的人那样，不在人前失言，不在人前失态，这只是耻的小节罢了，哪里足以穷尽知耻的道理呢？想做君主的尽到君道，想做臣子的尽到臣道，而君道、臣道不外乎礼义廉耻这四端。士人必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既然自身就是臣子的身份，又负有辅佐君主的责任，难道可以只知道礼义廉耻的小节，却不知道礼义廉耻的大道理吗？礼义廉耻从小的方面扩充充实开来，都可以用来保卫四海；但必须知道大的方面并努力实行，自然也不会遗漏小的方面。如果只是窥见小节而不知道大的方面，那么迂腐拘谨，只求约束自身，不敢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这只是普通百姓的行为，而不是士人的道路。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难道不应当努力奋发、自立于世吗？朕召见新科进士时，本想当面训示他们，但因为天气炎热，担心他们暂时跪着听讲，不能专心领会。现在特意详细宣布：朕愿同大小臣工彼此警戒勉励，详细思考礼义廉耻的大道理，亲身实行，那么人心风俗就会日益向上，唐虞三代的治理，或许也可以重新看到了。谕令督抚倡导率领僚属【雍正五年】皇帝谕旨：七月初一日，朕曾颁发谕旨说：“一向以来，天人感应的道理，比影子和回声的反应还迅速。凡地方上的水旱灾异，都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有的是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有的是督抚等大官没有履行职责，有的是郡县守令没有选用合适的人，又有的是一乡一邑之中人心虚伪、风俗衰薄。这几方面，都足以干犯……” 上天的和气而招来灾异。因此朕反复训诫整饬，颁发谕旨，已经两次三次；在日夜忧劳之时，没有一刻不深切警惕。但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考察官吏的责任，没有比督抚更合适的；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守令更合适的。如果地方有司官果真把百姓视为子女，与百姓休戚相关，平时教化引导得法，把百姓的疾苦视为自身疾苦，那么民气舒畅，乖戾之气自然暗中消除。偶然遇到雨旸失时，也能再次为民请命，虔诚祈祷，自然可以挽回灾害。这样便能感应天意，使祥和之气到来，如张堪任官时麦子长出两穗、鲁恭任官时蝗虫不进入境内。史册所传的这些事，都确实有其事实和道理，并不是空话。近来我看到有司官员，平时不能充分实行爱护养育百姓的道理，民生不富厚，风俗不淳厚，已经足以向上干犯上天的谴责；遇到水旱灾害时，又漠不关心，不知道悔过自省，即使举行祈祷，也不过是勉强用空文塞责。甚至有不肖官员，只怕上报灾情、请求蠲免赋税会使自己得不到火耗羡余，于是隐瞒不报；又有人自身原有亏空，反而希望借水旱灾害邀取赈济，以便冲销亏空，却使百姓连一颗粮食的恩惠也得不到。像这样存心办事，竟把百姓的疾苦视作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民气郁结而不能舒展，靠什么消弭天灾、招来丰收呢？朕作为天下之主，凡百姓的安危、吏治的得失，都是朕自身的责任，不能推诿给臣工；何况臣工的是非，就是朕的是非，朕又怎么能够推诿呢？如果说可以推诿，那么近在京畿的地方也只是府尹、刑部的责任；如果说不可以推诿，那么云贵边远地方的事情，也就是朕视同京畿、作为一体办理的事情，怎么能分出远近呢？用人察吏有各自的层次：朕所考察任用的是督抚，督抚所考察任用的是有司。如果督抚没有用对人，就是朕的过错；

译有司没有用对人，就是督抚的过错；至于地方百姓不能替有司治理，反而发生恢复本性、捍卫祸患、抵御灾害之事，那么过错就全在有司了。治理政事的道理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人的办法只能广泛采纳舆论；但如果只凭舆论，就如裴▯度、张楷，人人都称说他们秉公守正、谨慎平和，到了近来江西亏空完全暴露，种种弊端都出在裴▯度、张楷任内；他们先前肆意巧诈苟且、因循拖延，给地方留下祸害，罪行实在难以宽免。至于河南巡抚田文镜，尚且有天理良心，却被已经丧尽良心的李绂、谢济世等人诬陷为贪婪；如此不辨公私、颠倒是非，实在令人叹息流泪。朕治理政务五年，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只从田文镜、裴▯度两人来说，舆论不足凭信已经显而易见。舆论既不能完全凭信，那么人的贤能或否从何得知？只能先试用他，观察其后来的表现。这就是古代圣人“明白考察其功绩”的意思。如果试用后称职，难道不是朕心中乐意希望的吗？倘若试用后不称职，自然应当立即更换，哪里有劣员已经败露，还可以姑息留任的道理呢？可是无知小人不懂朕进退人才的苦心，动辄对人员去留发表轻率的私下议论，这实在是愚昧至极。田文镜任职五年，朕因为他有益于地方，多次想任用他为总督，尚且不忍让他轻易离开豫省。裴▯度任职期间毫无善政，朕被舆论迷惑，姑且留任到三年，以致江西吏治败坏到这种地步。直到如今朕还后悔没有早日罢免他，难道还可以说朕用人时对去留很轻率吗？做督抚的，应当体察朕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苦心，竭尽诚心、秉公办事、为国效力，倡导率领百官，使地方有司都能真正尽到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职责。这样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和气便会招来祥瑞，福庆日益聚集，决不会再以旱涝为忧。今年春天，直隶地方有几处少雨，朕心中忧念，不能安坐，降旨询问；总督宜兆熊、刘师恕却坦然上奏说，今年有闰月，以后下雨也不算迟。朕已经降旨严切责备他们；存有这样的怠忽之心，哪里能够感应上天呢？使上天和顺。从前雍正二年春天，河南地方少雨，田文镜上折奏报，言辞意旨恳切，忧虑百姓的心情流露在奏章字句之间。朕看了奏折深受感动，竭诚祈祷；他的奏折到达京城的第二天，河南就下了大雨。朕先前也曾明白谕示，从那以后到三年之内，豫省都获得丰收，连续几年谷子一穗长出十三个穗，麦子一穗长出三穗，可见至诚感应，没有不回应的。凡封疆大臣都能这样存心，地方哪有不受福佑的道理？田文镜应当加给特别恩典，以奖励忠诚任事的大臣，着加兵部尚书衔，授为河南总督，总兵以下听他节制。这是特别恩典，不作为豫省的定例。朕认为各省地方没有比水旱更重要的事情，应当把它定为地方官的考核项目。除直隶的玉田、宝坻等处，江南的泗州、盱眙等处，湖广的江陵、沔阳等处，广东的围基等处，都是濒临江河、向来称为低洼湿地的地方，像这些地方难以定议之外，其余地方官员如果政治不修明、教化引导无力，以致民气不舒、灾异出现，或者只顾自身私利，隐瞒灾情不报，应当如何严加处分，着大学士、九卿详细议定后具奏。这样人人就会知道敬畏。这就是上天勤恤百姓的办法。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朕所降的谕旨，反复叮咛，无非是深切挂念民生；但必须奉行得当，才能收到实际效果。比如社仓一事，朕多年来屡次降旨，只能劝导百姓自行办理，不能用官府法令强行约束。此前杨宗仁在湖广时，热衷于推行此事，州县官便迎合他的意思，勉强实行。近来竟有官吏侵吞挪用社仓米谷，这就是奉行社仓的弊端，并不是朕的本意。又如民间一向多把肥沃土地种植烟草和果树，以求厚利。朕担心他们荒废农务，便谕令有司善加劝导，使他们知道致力于根本。谕旨已经十分明白，并不是强迫他们立即改种别业。如今听说有人竟把民间已经种下的烟叶强行拔除；这时既不能及时种植五谷，已种的东西又被抛弃，岂不是农务和副业两方面都失掉，大大违背朕爱护养育百姓的初衷吗？朕所降谕旨明白周详，而奉行者却错到如此地步，都是因为愚劣官员不能领会谕旨，而且远乡僻壤没有宣谕周知；这些都是地方大吏疏忽的过错。着令将此谕旨传遍各省，务必使远乡僻壤的人都共同知晓。今后凡是朕命令各处传谕的谕旨，如果有遗漏、未能宣示到的地方，一经朕察出，一定严加处分。这就是初一日所降的谕旨。然而数日以来阴雨连绵，不见天晴，朕非常忧虑恐惧。朕虔诚修身反省，仔细思考近来用人行政之处，自己本来是可以心安的；或许是因为前日颁发谕旨，想把地方水旱定为有司考核项目，这件事有所不妥，所以…… 难道是上天显示征象来表明意思吗？把水旱灾害作为考核项目，不必定为成例。大学士、九卿不必议奏，着令把前后所降谕旨汇写在一起，再行通行，并令大小官员各自抄录一份，存放在官署中，用来自我警戒反省，也使他们知道朕敬畏上天。并且知道朕警戒天命、勤恤百姓的至意，希望同内外大小臣工共同勉励。其余仍照从前办理。谕旨施行。谕令祭祀龙神【雍正五年】皇帝谕旨。龙神普降及时雨，造福国家、保佑百姓，功效显著。朕在京城祈祷，并命令各省…… 供奉龙神像位，为各省祈祷；现在想…… 龙神专门掌管各省的雨泽，地方守土大臣理应虔诚供奉。朕特意为各省铸造…… 龙神大小两尊神像，着令该省督抚迎请，供奉在本地，虔诚举行祭祀。谕令尊崇 孔子【雍正五年】皇帝谕旨：朕认为…… 孔子具有上天赋予的最高道德，汇集众圣人的大成；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传的道理，之所以具备于经籍之中，是依靠…… 孔子编纂、著述、修订并阐明了这些道理；其中《鲁论》一书尤其切合人生日常生活的实际，使万世的伦理纲纪得以彰明，万世的名分得以辨别，万世的人心得以端正，风俗得以纯正。如果没有……

译孔子的教化，那么人们将忽视上天所规定的秩序和人伦，昧于民众伦理、万物法则的道理，势必以小压大、以少凌长、以卑贱妨害尊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冒犯名分，逾越礼法、违背义理。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还能得到并吃它吗？这种对世道人心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只有…… 孔子的教化，才使人道的大经、伦理纲常的最高道理，像日月高悬天空、江河流行大地一样明白；经历的时代越久远，这一道理越彰显，统摄各种聪明愚笨、贤能不肖的人，没有谁能够超越它的范围。纲常既已确立，人们就不会做逾越界限、放荡失检的事情；君主尤其从中受益。《易经》说：“君子由此辨明上下，安定民众的志向。”《礼记·礼运》说：“礼能通行，名分就会确定，使…… 如果没有孔子建立教化、留下训诫，上下凭什么辨别？礼制凭什么得以通行？孔子正是凭此治理后世万代的天下，成为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的人物。假使做君主的不知道尊崇…… 孔子，又凭什么在上面树立最高准则、为万国作出表率呢？人们只知道孔子的教化在于彰明伦理纲纪、辨别名分、端正人心、纯正风俗；也知道伦理纲纪既然彰明、名分既然辨别、人心既然端正、风俗既然纯正，而受益最大的人尤其是君主吗？所以朕特意表彰并阐发它，以显示…… 孔子之道的宏大，且…… 孔子功业的崇高。谕令举行耕耤礼【雍正五年】谕令直省总督、巡抚等：自雍正二年以来，朕亲自耕种耤田，耤田中每年必定出产嘉谷。去年从一穗长到九穗，今年则从一穗长到十三穗。在朝廷任职的各位大臣以及京城的老人百姓，都惊讶地认为奇异。朕向众人宣示这些，并不是自我夸耀、夸大其词，把它当作祥瑞；实在是因为看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其迅速如影随形，而朕敬…… 敬畏上天的心，最为诚恳迫切，希望同内外大小臣工共同勉励。农业生产是…… 天地的宝贵事业，关系百姓性命；我……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没有一刻不把重视农业、努力耕作作为首要事务。他仰观天时，俯察地利，辨别土壤性质，督促人工，借助适宜的雨水阳光，预防旱涝。他周密筹划安排，日夜勤政，甚至顾不上按时进食。偶然遇到雨水失期，圣祖内心忧劳之急切，侍奉在身边的臣子都惶恐不安。因此，他为万世谋求粮食的用心，已经达到极致、尽善尽美。朕从早晚瞻仰圣祖四十多年，如今继承大统，竭诚效法，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每年虔诚祭祀先农，亲自耕种…… 帝王的耤田，仰承上天…… 上天眷顾保佑，接连赐下嘉禾，确实可以验证，丝毫没有差错。因此特意颁发谕旨，命令各省守土官共同举行耕耤礼，为天下百姓祈祷秋季丰收。如今看到各省督抚的奏报送来，各处风雨调和，春麦、秋禾都获得丰收；即使边远荒僻之地，也庆贺有秋收。只有直隶、湖广、安徽一些州县靠近水边、地势最低的地方，往年常受水涝，今年略有水浸，也没有形成灾害。因此今年可以称为大丰年了。朕感…… 上天降下慈爱，庆幸百姓得到福佑；推究其中原因，实在是因为今年各省开始耕种耤田，各地有司自然都小心敬慎，斋戒洁身、虔诚祭祀，所以感动了上天。上苍，从而获得这样丰盈安宁的赐予。倘若从今以后更加敬谨，不懈怠最初的心志，那么年年多次丰收，便可以预先断定。你们督抚可以通行晓谕所属官民，应当凛然敬畏…… 上帝的鉴察并不遥远，不要把耕耤当作例行故事，永远发誓严肃恭敬，以迎接…… 上天的和顺；天下臣民得到福佑，这就是朕的福分。要思考，要谨慎，不要忽视朕的话。谕令禁止销毁制钱【雍正五年】皇帝谕旨：百姓日常生活所需，制钱最为紧要。朕特意为了便利百姓，屡次颁发谕旨，严禁销毁制钱，并命令京城以及各省督抚驻扎的省城不许铸造黄铜器皿。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人等，不得私自使用。这是朕希望制钱充足，使百姓容易谋生，并不是朕自己有所需用。朕已经反复恳切、详细谕告，不止一次两次，天下早已明白。京城如今奉行此令，钱价已经稍稍平稳。然而近来听说各地督抚驻扎的省城，铜器店中仍有许多使用黄铜铸造器皿的。这明显是各省督抚接到朕的谕旨后，没有切实力行，只发告示晓谕，用空文掩饰罢了。朕时时切实谕告内外诸臣，如果朕所颁谕旨有不便于百姓的地方，就应当据实陈述，请求解除禁令，绝不可表面奉行、暗中违背，失去治理政事的体统。各省督抚难道没有听见吗？况且朕先前因为钱局铸钱日益增加，而市面上的制钱却日益减少，已经明显知道有销毁制钱、铸造铜器的弊端。后来京城内果然多次捕获销毁制钱的奸民，钦差官员到甘肃地方，也见到有人毁钱铸器，和朕所料完全相合；由此可见，黄铜器皿确实必须严禁。省城是督抚驻扎之地，耳目最近，政令容易施行，不像远乡僻壤难以查察。如果真心遵奉，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朕为制钱筹划，日夜焦虑劳苦；各省地方官筹办、运输铜料，也很费心经营、跋涉劳苦，然后官局才能铸造制钱，供百姓使用。铸钱如此困难，而奸棍贪图财利，竟把已经铸成的钱再次销毁，损害国家、危害百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所以禁止使用黄铜器皿，是为了堵住销毁制钱的源头。可是督抚害怕一两个违法牟利的工商业者怨恨，竟违背朕的谕旨而轻视百姓的生计，这是什么心思呢？现在特意再次训诫，各省督抚务必切实力行。朕已经派人到各省查访，如果仍像从前一样疏忽，一定将督抚严加处分。至于黄铜器皿，也不是人生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铁、锡、瓦、木等可以代替铜器的很多。朕以前的谕旨已经说得很明白，况且交给官府仍然可以得到价值，又有什么乐意不交的呢？只是从前曾斟酌允许三品以上官员使用黄铜器皿，现在仍觉得滥用的人很多；今后只有一品官员之家中的器皿准许使用黄铜，其余一律通行禁止。如果有藏匿私用、不肯交给官府的，一概按违禁论处。中外臣民都应知道朕的意思，不要忽视。谕令颁发。谕令将谕旨颁发。谕令谕旨应当传示乡村【雍正五年】

译谕令各省督抚、藩司、臬司：朕日夜勤劳，时时把教养万民放在心上，所以所颁发的谕旨，都是端正道德、厚实民生的要务，务必切实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又担心愚民一时未必立即醒悟，于是反复训诫，务求天下四海之广、偏远角落的民众，都家喻户晓，深知朕视民如子的心意，自然感发天良，遵循正道，以成就移风易俗的治理。朕的心意何等殷切，难道各省地方大吏还不知道吗？可是听说从来谕旨颁到各省，不过在省城一带，只张贴一纸告示罢了，州县各处并没有传遍；至于乡村庄堡和偏僻地区，更无从知道。朕爱护养育百姓、教化引导人心，苦心至诚至切，屡次颁发谕旨，地方大吏竟把它看作空文和例行故事，像这样怠忽因循，还能说是不辜负简任、不愧于职掌吗？又如禁止黄铜器皿，是为了杜绝销毁制钱的弊端，使制钱充足，便利百姓使用；禁止赌博，是为了戒除游荡懒惰、邪僻不正的行为，使人保全家庭、树立品行，厚植民间风俗；禁止宰杀耕牛，是为了重视农业生产的依靠，体恤农夫辛勤耕作的助力。朕为百姓筹谋，周折详尽，细微之处无不顾及，但地方官员并没有切实力行。听说省城一带黄铜器皿照旧上市出售，郡县之间各种赌博器具也照旧出售；有司不能禁止约束，上级官员却置若罔闻。这使朕为百姓筹谋的至意，百姓并没有明白知晓，难怪他们习惯不改、迷惑不醒。京师是五方杂居之地，各种禁令比其他省份更难施行。如今京城内外出售铜器和聚众赌博的，都已经禁止，难道外省反而不能实行吗？这类事情可以立即禁止，确实有益无害，是地方大吏应当赶紧遵行的。至于清查保甲、积贮社仓之类的事，必须逐步办理，地方才不会受到扰乱。如果突然举行，又用官法强迫，奸猾的胥吏就会借机作恶，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如今看来，地方大吏对于应当从容办理的事，却急切去做；对于可以立即禁止且确实有益无害的事，却悠悠忽忽、漫不经心，岂不是缓急失当、先后没有次序吗？况且各地情形不同，属员的才力也不一样，作为上司，对于宽严、缓急之间还应详细审察、斟酌处理；否则宽松有宽松的弊端，严厉有严厉的弊端，这些都不可不察。至于邪教妖言，关系到人心风俗极大，地方官一有听闻，就应当留心追究，这样才可以消除奸邪、安定良善，也就是所谓防微杜渐。昨日山西李恒荣以及近日泽州妖言诱人的案件，就是榜样。倘若地方发生这类事情，下级官员隐瞒不报，或者上司知道后又想把有事化为无事，势必使奸邪漏网，匪党无所顾忌，附和的人越来越多，将来受到株连的人也越来越多；本来想平息事情，反而造成更多事故，不如及早惩治。各省督抚、藩司、臬司都是地方大吏，希望你们努力，不要忽视。你们可以把朕的谕旨抄录出来，寄给有关知情者。谕令用刑应当公平【雍正五年】皇帝谕旨：“刑名案件关系百姓性命，刑部的事务比吏部、户部尤其紧要。吏部错误任用一个人，不过是使本来应当得官的人稍早几天任用罢了；户部的错误在钱粮方面，一经察觉就可以改正。至于刑部的错误，死去的人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接续。因此《礼记·王制》说：‘刑，就是成形；成形之后就不能改变，所以君子要尽心办理。’朕对于刑名之事更加慎重。《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分别施用。’五刑有轻重等级，没有一种不是天理当然；该轻就轻，该重就重，必须极其公正公平，才算敬承天道。如果应当斩首的人却宽判为绞刑，便是违逆上天，一定会受到谴责。稍微宽纵尚且不可以，何况严厉呢？朕作为君主，尚且不可使宽严稍微失去公平，何况臣子处在司法官的位置上呢？凡有案件，开始要听取审断，继而审讯查究，最后依据律例定罪。如果稍有不公不平，情节和罪行的轻重就不能适宜，用法的宽严也都会失当。该宽而严，固然是罪孽；该严而宽，罪孽也同样如此。因为不除去恶鸟，就无法招来凤凰；不铲除杂草，就无法栽培嘉禾。掌管刑名的人如果姑息养奸，小人便没有受到惩戒的地方，一定不能改恶从善；这就是所谓妇人之仁，其危害难道浅薄微小吗？所以刑法是使人改向善道、远离罪恶的，是辅助教化的手段。舜勉励皋陶说：‘你担任士官，要明辨五刑，以辅助五教，期望达到我的治理。’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使百姓共同归于中正。掌法公平，可以成就使百姓协和中正的教化，那么刑名之事难道不重大吗？担任司法官职的人，不仅重罪不可疏忽，轻罪也应当详细慎重办理，务必持守极其公正公平之心，时时敬畏上天正在监察，使所用刑法的宽严完全符合情节和罪行的轻重。这样确实符合实情，就不愧为明察公允的司法官，也可以成就无刑之治。” 谕令巡台御史兼管学政【雍正五年】皇帝谕旨：台湾远隔海洋，过去督学官员难以亲临考试，所以把学政事务交给台湾道兼管。朕考虑道员既管理地方事务，又兼管学政，未免稍显繁重。每年既然派两名御史前往台湾巡察，就应当把学政交给汉御史管理，这样很妥当。现在御史尹泰正在那里，着令立即办理台湾学政；今后永远作为定例。谕令挑选派遣戍守台湾的兵丁【雍正五年】皇帝谕旨：台湾防汛兵丁按例由内地派往轮换，但各营将弁往往不肯派勤谨慎重、诚实可靠、在营伍中得力的人前往，所以兵丁到了那里便不服约束，多有放肆生事。这是历来的积弊，朕知道得很清楚。今后台湾换班兵丁，着令主管官弁挑选勤谨慎重、能够任用的人派往。如果兵丁到那里后有生事违法的，有的被查出，有的被驻台官员参奏，那么派遣他们前往的主管官员一并议处。这样各营派拨兵丁便不敢苟且塞责，海疆也能得到防汛的好处。

译谕令乡试房考调取邻省举人、进士【雍正五年】皇帝谕旨：外省乡试房考，旧例都使用现任知县入闱。朕考虑知县身为治理百姓的官员，所主管的地方政务十分繁多。每逢乡试日期，赴省入闱，往往要经过数月，各项事务必然延误。而且一县之中，哪里可以没有正印官在衙署主持管辖？况且知县到任以后，每天处理文书、钱粮等事务，文艺学业难免荒疏。若让他们在办理政务的时候，还必须温习举业，以便在房考中主持评判，势必难以兼顾。又本省本县应试的举子，都是县令所管辖的子民，从情势和关系上也容易产生嫌疑。朕的意思是想斟酌改定外省房考的旧例，或者从邻近省份中选取在家候选的举人、进士，临到考试时调取几十人，作为房考之用，交给负责监临的督抚秉公抽签，令他们入闱分校。这样房考不是现任官员，既可以不耽误政务，他们在家候选时仍可经常温习举业，以准备承担评阅文章的职责，看来是有益的。但必须筹划周详，才可以杜绝弊端，收到科场的实际效果。着令九卿尽心详细议定，具奏。谕令外任官员因病请假，仍准许补用原来的缺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年〕 皇帝谕示：“按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员因病请假回籍调养的，病愈之日仍由原衙门补用。至于在外各官，一经告病，便令其退休，这是为了防止不肖有司借口患病规避职守。外官负有治理地方的责任，如果确实患病不能办理事务，自然应呈请离任。但病愈之日，却受成例限制，即使是才具优长的官员也不能重新起用，实在可惜。从前府县官员告病，朕曾降旨防调来京引见；见其才干尚可任用，便命医生为其调治，病愈后仍予补用，实在是因为人才难得，即使只有一技之长，也不忍弃置不用。今后外官告病，着令督抚查明实情，具题上奏，准其回籍调治；病愈后若有愿意重新起用的，便由本籍发文，赴部引见，仍补原来的缺。这样既可以杜绝规避职守的端由，也不至于使人才被弃置。” 谕令福建省必须任用熟练人员【雍正五年】皇帝谕示：据杨文干奏称，福建省是边海要地，风俗不太淳厚朴实，难以治理，与内地大不相同。如今新补授的官员多是初次任职，不能熟悉政务，恳请选派几名曾经出仕、熟悉民政的人前往，交给督抚在紧要的县缺上补用。朕认为，督抚教导属员，就如同师长教导子弟一样。人的才力各不相同，应当根据才干酌情安排，善加训诲，使其成才；还要鼓舞振作、培养兴起，其中必定有方法。推举一个人，使众人都受到劝勉；弹劾一个人，使众人都受到惩戒，这样才能造就群才，收到吏治的实际成效。朕常见督抚中有些人倚仗才气、任性行事，往往自作主张，以考核督责属员；与自己相同的就认为是对的，与自己不同的就认为是错的，这是只知自用而不能教导他人。又有些人谨慎自守，只知道独善其身，对于属员贤能还是庸劣，漠然忽视，毫无辨别；有的明知属员庸劣，却苟且宽容，以博取宽厚长者的声誉，这样人才又怎么会奋发兴起呢？福建省地位紧要，几年来朕时常挂念，多次挑选人员派往那里，但地方积习已经很深，该督抚又一再因循宽纵，毫无察觉，贤能与否混杂不分，以致属员没有可供观感效法的对象；因劝惩而怠惰废弛的有之，营私违法的也有之。”},{ 朕已经访查并听闻了确实情况，特意派大臣前往清查，如今一一暴露出来，全省被参劾革职的官员十人中竟有八九人。像这样紧要的地方，吏治却玩忽到这种地步，必须得到贤能练达的官员，才能整顿颓败风气，革除陋习。至于今年派去的人员，原本都是初任官员，对吏事还不熟悉，所以杨文干才请求特别选派人员。但在京等待铨选的知县，多数是刚刚取得仕籍的人；即使偶有再次任职、正在候补的，也未必就是贤能之员，未必能够胜任福建省的职务。如果照常例派往，终究没有益处。朕反复思考后，着令各省督抚在所属知县中，除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外，每省选一人，务必从任职年久的官员中挑选谨慎老成、才干谋略娴熟敏练者；一面具奏，一面迅速咨送福建省，交给高其倬、常赉酌量在紧要县缺上补用。原来的缺额，着该督抚题补。总因高其倬不能教导属员，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权宜办法，令各省督抚把平素教导熟悉的能员调派一人赴闽，以帮助福建督抚任用。倘若各省督抚等把这事置之度外，草率敷衍，将来派到福建不能称职，或者被参处，就大大关系到你们的颜面，务必谨慎，务必谨慎。”},{ 历来吏治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而成就各省人才，主要要依靠督抚。比如田文镜为人方正、刚直、公正、明察，善于教导，所以河南省的属员中，贤能的更加坚定行善的心志，中等才干的也都奋发求上进。几年来，贤能官员接连出现，朕调往其他省份任用的很多，这就是督抚中能够培养人才的人。又如高其倬性情喜欢姑息宽容，不能整顿吏治，以致全省吏治形成怠惰玩忽的风气，所以挑选派往的官员也受到当地习气的污染，放松了职守，全省官员几乎都遭到参劾惩罚，这就是督抚中贻误人才的人。凡是担任封疆大臣的，应当以田文镜为榜样，以高其倬为警戒。又据杨文干奏称：‘汀漳道刘灿操守虽好，但糊涂粗疏，才干平常，不适合担任汀漳道。’着令将刘灿调来京城，按相当品级补用京官。汀漳道员的缺，着令补授杭州府知府孙国玺。孙国玺也是河南知县，是朕提拔任用的。杭州府知府的缺非常紧要，着令李卫在浙江全省知府、同知、州县等官员中挑选后题补。《福建通志》卷首二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首三 典谟三 谕旨 谕令子女不得毁伤身体【雍正六年】皇帝谕示：“朕看到福建巡抚常赉奏称，罗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母，母亲病愈后，李盛山却因伤势过重而死，请求加以旌表。礼部议定，认为割肝是平民轻视生命的愚孝，向来没有旌表的先例，应不准施行。朕想到割肝治病，事情虽然荒诞不合常理，但他急切救母的心情，实在难得，深为怜悯，已经施恩准许旌表了。朕曾读韩愈的文章说：‘母亲患病，子女只应以煮粉、服药、用药石治疗为事，没有听说要毁伤身体来奉养母亲的。如果不伤害义理，那么圣贤本应率先带头这样做了。’又读朱子的书说：‘割股本来当然不对，但如果确实出于诚心，又不求别人知道，也还差不多。’如今竟有人用这种行为来求取声誉，先儒对此的议论已经很多了。本朝顺治年间定例，割股有的导致伤生，卧冰有的导致冻死，恐怕百姓仿效，所以不准旌表。朕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统治天下，树立教化、彰明伦理，待人以善；对于这项规定慎重给予旌表，实在是出于天地爱惜生命的盛大仁心，也是圣人警醒世人的最高道理。把人的生命看作最为重要，不能因为愚昧而错误地伤害；想到孝道极其广大，也不能把毁伤身体当作正理。立法并留下训示，其中确实有深意。不过过去地方有司从未把圣贤恒常的道理和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明白地向百姓宣讲开导，所以愚夫愚妇为了救亲而舍身、为丈夫殉死的事情，往往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类事情，如果不给予旌表，恐怕无法彰显他们的苦志，也无法安慰他们的亡魂。因此几十年来，虽然规定不予旌表，却仍允许将事情奏闻，而且还有在通常规定之外蒙受恩典的，由此可见”},{ 圣祖仁皇帝哀怜下民的 圣心确实如此周详曲折。《孝经》说：‘身体、毛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孟子说：‘侍奉什么最为重大？侍奉父母最为重大。守护什么最为重大？守护自身最为重大。’这些话都是说，子女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即使一根头发、一根手指，也不可偶然有所损伤，以免伤害父母所遗给自己的身体。”},{ 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患病。’父母爱子之心，无微不至，子女偶然患病，父母尚且因此忧虑。即使是不肖忤逆的子女，父母也还会宽恕、怜悯他；如果是纯孝的子女，那么父母对他的怜爱又应当怎样呢？如果因为自己患病，竟使子女割取肝肉来充作饮食、调和汤药，即使子女没有事，父母心中也绝不可能不惊恐忧虑、惨痛不安。何况还因此伤害生命，这难道是父母愿意听到的吗？父母患病，固然是子女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但孝道有很多方面，实在不应当为某一件事舍命捐躯。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礼侍奉，去世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这说明人的孺慕之诚，本来应当贯通父母一生以及身后百年而没有间断。子女的身体承接先人、启迪后代，负担重大；如果在仓促之间舍生丧命，忘记宗族祭祀延续的重要性，恐怕不能算是孝。况且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本出于天性，假如能够真正做到至诚纯孝，那么即使父母病势危重，也可以呼吁请祷，竭力反省自身过失，发誓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天地、惊动鬼神，又何必割肝割股，把它当作使人复生的良药呢？”},{ 家庭中的行为，关键在于极其诚敬，善于体察父母的心意，不必在日常伦理之外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标奇立异。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道义，嫁人后不改志，这本是天下的正道；其中节妇和烈妇也有所不同。烈妇以死殉夫，慷慨地到地下相随，固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然而烈妇所做的难，节妇所守的更难，因为殉死只在一时作出决定，而守贞却必须经历丈夫死后漫长的岁月；殉死者献出生命便结束了，守贞者却要备尝各种艰难。况且烈妇殉节捐躯，其中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迫于贫困，除了守寡自全之外别无计策；有的是出于激愤，没有来得及考虑日后的事情。她们不知道丈夫死后，妇女应尽的职责更多：上有公婆，就应当奉养他们，以代替儿子尽孝；下有后代，就应当教育他们，以代替父亲尽责。此外还有整理祭祀用的苹蘩、经营家庭产业等事务，难以一一列举，怎么能用一死就结束自己的责任呢？因此，节妇的旌表载在典章中，而烈妇不列入定例，实在是因为烈妇舍生与割肝割股的愚孝，事情相类似。假如仿效的人多了，伤害生命的人就会增多，这是在上位者所不忍看到的。”},{ 过去从未普遍发布晓谕，朕现在特意颁发谕旨，着令地方有司广泛宣布，务必使偏僻荒村也家喻户晓，使愚民都知道孝子、节妇自有常道，而保全生命才是正理；这样，伦理纲常方面的行为都能合乎中庸，也不辜负国家教养、怜惜并保全百姓生命的恩德。倘若训谕之后，仍有人不爱惜生命，走上危亡之路，朕也不会一概加以旌表，以免形成民间激烈的风气，助长愚民轻生的习惯。务须深思，务须深思。”},{ 特恩增加蠲免赋税的分数【雍正六年】谕令户部：君民上下之间，休戚相关，本来就是一体。《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可见民间的生计就是国家的生计。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体恤百姓灾害、救济百姓困苦的道理。至于灾荒年份蠲免赋税的数额往往不同，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有盈有亏，出于不得已。比如明代洪武年间，凡水旱灾区的税粮，一律给予蠲免；成化年间，凡遭灾之地，以十分为标准，减免三分；弘治年间，全部荒歉的免七分，荒歉九分的免六分，依次递减到荒歉四分，免一分为止。本朝顺治初年，凡荒歉之地，有的全免，有的免一半，有的免十分之三，按照受灾轻重来确定免征数额的多少。顺治十年议定，受灾八分、九分的，免十分之三；受灾五分、六分、七分的，免十分之二；受灾四分的，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议定，歉收地区除受灾五分以下、不构成灾情的以外，受灾六分的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的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的免十分之三。这项规定现在仍在遵行。”},{

译这些蠲免数额有多有少，有时刚减下去又增加，都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并不是前后规定互相不同、故意增减。朕曾见地方有司往往不愿蠲免过多，因为担心蠲免赋税也会连带减少自己的耗羡收入，对自己不利。这是贪吏的见解。朕曾说过，如果在蠲免赋税时有所吝惜，平时又不能禁止官吏侵吞剥削百姓，那就是要把灾民的脂膏填饱奸贪之徒的欲壑。几十年来，虽然定有免十分之三的规定，但是”},{ 圣祖仁皇帝以仁厚恩泽爱护养育百姓，有时因为偶然发生水旱灾害，就把当地租赋全部蠲免；有时即使没有荒歉，也轮流蠲免天下赋税。浩荡的恩典不可胜数。只是一直没有更改旧例，是担心国家经费或许不足，所以仍保存成法，而在通常规定之外加恩。朕即位以来，命怡亲王等管理户部事务，清查亏空款项，剔除弊端，尽心经营。几年之中，国库逐渐充裕。由此看来，治理赋税如果用人得当，就没有经费不足的事情。现在施行充足的特恩，增加赋税蠲免的分数，以惠及百姓。受灾十分的，着免七分；受灾九分的，着免六分；受灾八分的，着免四分；受灾七分的，着免二分；受灾六分的，着免一分。将此通行各省，务使知晓。朕视天下万民实为一体，忧念他们的疾苦十分迫切，爱护保全他们的心情十分深切。朕又想到，自古没有不爱民恤下的君主，也绝没有不急公奉上、亲近朝廷的百姓，只是各自所处的时势不同。如今根据目前国家的经费情况，可以加恩惠及百姓，使他们沾受优厚的恩泽，所以斟酌蠲免分数，制定为规条。”},{ 倘若将来国家用度更加充裕，还可以在这些数额之外进一步增加。假如经费或有不足，诸位百姓自然会共同理解、体谅，踊跃输纳钱粮，那么这项规定也可以灵活变通。千万不要因为朝廷格外施恩，便忘记奉办公事的根本心意。这样君民一心，上下各尽其道，太和平盛的气象充满天下，感动上天”},{ 上天将会看见灾害完全消除，雨水和阳光按时适宜，五谷丰收、富足安乐而有祥庆，旱灾水灾都不再听闻，岂不是美事吗？并令各省督抚转令所属有司，遍告乡村百姓，使大家都知道。谕令说明律例中的八议【雍正六年】皇帝谕示：“朕阅看律例旧文，在《名例》中载有八议的条文，内容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这是历代相”},{ 沿袭的文字，流传已久。本朝律例虽然完整载有这条文字，实际上却从未按照此例执行，这是因为其中有深意，不可不察。载入而不实行的原因，也不可不明白。设置刑法，是为了奉行上天的刑罚、惩治罪犯，是天下最公正、最公平的事情，不容许任意轻重处理。如果对于亲属、故旧、有功、贤能等人的罪行，故意曲解法律以表示宽容，那就可以任意把刑罚调高或调低，法律也不再固定，这还能够称为公平吗？况且亲属、故旧、有功、贤能等人，有的因为效力任劳而受到朝廷倚重宠爱，有的因为勋臣之家、外戚而受到国家优待尊崇。他们既然不同于普通人，就更应当节制行为、谨守法度，秉持礼义，作为士民的表率。如今却不知自爱而触犯法律，这是违背义理、犯下过错，不能同普通无知百姓误犯相比。倘若执法者又曲意为他们宽宥，凭什么惩恶劝善呢？如果所犯罪行确实出于无心，情节又有可以宽宥之处，那么临时酌情处理，特别给予恩典，也未尝不可。如果预先写入律法，那么在亲属、故旧、有功、贤能等人尚未犯罪之前，就把他们当作不肖之人对待，名义上说是宽厚，实际上却是极其轻薄。”},{ 况且，假使有人仗恃有八议的条文，任意作恶，毫无顾忌，必然有人因此触犯大法而无法制止；这又是用宽容的空文，反而把他们推入罪责之中。姑息性的爱护，更不能当作优待体恤。如今修订整理律例，各条都务必详细斟酌，以求最为恰当。唯独这八议条文，如果一概删去，恐怕人们不知道它不合道理，反而损害法律，所以仍命令载入，并特意颁布谕旨说明，使天下都明白不能把这项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亲属、故旧等人也各自知道警戒畏惧，更加慎重，不要触犯法律；这正是朕恭敬体恤臣民的至深心意。” 谕令厚实民生以感召 天和【雍正六年】皇帝谕示：“治理政事的道理，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爱护百姓，必须使百姓的生计丰厚。只有雨水阳光按时适宜、百谷顺利成熟，才可以使天下百姓安居。可是要感召，” 天和又怎么能够实现呢？上天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君臣，而百姓又恭敬谨慎地尊奉他们，手脚磨出老茧，竭尽力量输纳钱粮来侍奉上级，做君臣的应当共同思考并接受这种责任。天和必定要由民情舒畅而来，而民情舒畅必定要由吏治得到整顿而来。历来谈论吏治，不外乎兴利、除弊两大方面。凡是利益所在，百姓自然会趋向办理、努力成事，不必等待督促，居上位的人不过从旁助力罢了。至于革除弊害，则是百姓不能做到的事，专门依靠居上位的人时时留心体察，破除积习，来使民风淳厚。地方的祸害，没有比贪官、蠹役的侵吞剥削，强绅、劣衿的欺凌，地棍、土豪的暴横，以及大盗、惯贼的劫夺更严重的了。这些人不能加以教化引导和惩戒，百姓就无法安生。假如大吏、有司为了谋求宽大的名声、博取安静的声誉，对于贪官蠹役就包庇庇护，对于强绅劣衿就宽纵放过，对于地棍土豪就姑息容忍，对于大盗惯贼就疏忽放纵，虽然自己没有留下残害百姓的实际罪迹，却留下这些害民之人，让百姓暗中受其毒害而无处控诉。古人说：‘养育稂莠会损害禾稼，宽待奸邪会残害良民。’这样一来，民气又怎么能够舒畅呢？”},{ 天和又怎么能够招致呢？上天把牧养百姓的职责交给君臣，而百姓又恭敬谨慎地尊奉他们，手脚磨出老茧，竭尽力量输纳钱粮来侍奉上级，做君臣的应当共同思考并承受”},{ 上天的恩泽，奉行上天的命令，吃百姓供给的粮食，穿百姓供给的衣服，却懒怠安逸，不能铲除奸邪、禁止”},{ 暴行，把民间疾苦置之度外，上负 苍天，下负百姓，实在是天地之间的大罪人。太可怕了！难道只是天理不能容忍吗？即使在清静的夜里扪心自问，又该感到多么惭愧呢？负有牧养百姓”},{ 责任的人，都应当抚躬自问，时时加以警醒反省。敬听此谕，谨慎对待，努力奉行。谕令晓谕盗贼改过自新【雍正六年】

译皇帝谕示：治理天下没有比使百姓安定更重要的，使百姓安定没有比平息盗贼更急迫的。实在因为盗贼是百姓生活的巨大祸害。奸邪盗贼一天不除，善良百姓一天就不能安居。朕日夜勤勉，努力求得治理之道，无时无刻不把安定辑睦万民放在心上，难道忍心为了博取宽大的虚名，姑息养奸，给朕善良的百姓留下祸害吗？近来各省文武大吏也知道体察朕严厉缉捕盗贼、彻底追查盗贼根源的心意。像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把几十年来的大盗、惯贼全部捉拿归案，追究审问过去的罪行，供出劫财害命的案件多得数不清。像这样狡猾的首恶尚且不能逃脱法网，那么凡是做盗贼的人，难道还不知道悔恨畏惧吗？朕想到，做盗贼的人，过去愚顽，只知道防备死亡而不知悔改；如今处境穷困，又将希望活命却求而不得。朕反复思量，深感不忍。因此特意颁发训谕，指示迷途，希望他们自新、悔改，朕的苦心也实在深重。凡是做盗贼的，都是朕的百姓；既是朕的百姓，就只怕保全救护得不周全；既是盗贼，就只怕惩治得不够迅速。”},{ 你们试想：同样生在天地之间，同样处在太平时代，却不肯做国家爱护养育的良民，甘愿成为国家诛杀的匪类，难道不是自己造下的罪孽，又还能归咎于谁呢？做盗贼的人常借口说是饥寒所迫、无计可施。忧虑饥寒，是谋求生存的心；而做盗贼，却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怀着求生的心，却走上必死之路，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不应当这样做。凡是能够做盗贼的人，必定不是老弱残废之辈，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他们有可以使用的体力，也有可以使用的心思；如果专心务农耕种，挑担贩卖、受雇做工，就能谋得糊口之计；或者进入军营领取粮饷，服差效力，还可以成为向上发展的阶梯。天地之间谋生的人有千千万万，谋生的方法也非常多。为什么不效法众人所做的事，却要做这种丧失良心、昧于道理、违犯条律、极其凶恶危险的事情呢？大概是因为这些人有的游手好闲，安于逸乐；有的赌博纵酒，挥霍家产；有的逞强斗狠，习惯于胡作非为。一旦陷入困乏穷苦，利欲熏心，便产生杀人、伤害、劫夺的念头，以为在昏黑夜间无人认出，未必会立即被拘捕并遭受刑杀。”},{ 他们不知道，一件案件败露，众多案件都难以掩藏；一个人被擒获，同伙也都难以隐匿。过去的事情都在那里，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况且每个人的钱财都有定数，哪有别人的财物可以强行夺取而自己能够安享的呢？生死关系极重，人命关乎上天，哪有别人的性命可以伤害而不用偿命的呢？明有国法，暗有鬼神，国家法典和常刑必然不可能宽宥，循环报应也必然无法逃脱。由此可知，杀人就是你们自己杀害自身，夺取别人财物就是你们自己夺走自己的饭食。盗贼如果肯做良民，必不会因饥寒而死。看看盗贼被砍得身首异处、陈尸市曹，戴着刑具关在牢狱，肢体受到伤残，父母妻子迁徙流离；听到和看到这些的人无不咬牙痛恨。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安稳呢？俗话说：‘蝼蚁尚且贪生。’你们这些人凭着强健有用的身体，甘心接受公开处死，蒙受污秽、卑贱、耻辱，被称为凶徒，论人的智慧还不如蝼蚁，难道不可悲吗？朕憎恶这些人肆意违法，又深深怜悯他们愚昧无知，恐怕从前做过盗贼的人自觉罪责难逃，后悔已经来不及，只甘心等死而没有自新的道路，所以特意详细训谕，施行法外仁慈，准许他们自首免罪。”},{ 凡各省盗贼中尚未被缉获归案的，其中首领、主谋以及伤害人命的罪犯，如果自行陈首，朕酌情认为情节稍有可原的，可以酌量从宽减刑。如果是被人引诱、胁迫而跟随为盗的罪犯自行出首，就把他应得的罪全部宽免，使他能够改掉旧日的恶行，永远成为良民，接受国家惠养的恩泽。倘若仍然执迷不悟，希望侥幸免罪，那么这些人的罪孽实在太重，没有福分接受朝廷的特殊恩典，朕也无可奈何了。这道谕旨送达之后，做盗贼的如果不自首；或者已经自首免罪后又重新做盗贼的，必定加重治罪。倘有不肖官员因为盗案未能结案、有碍考核，便收买无赖冒充盗贼，自行出首以图销案，一经查出，收买人的官员和代为认罪的人都按强盗例立即处死。着令在京、在外的地方大吏通令所属，使远乡僻壤的百姓都知道。”},{ 谕令籍田不必拘泥于方位【雍正六年】皇帝谕示：据福建巡抚朱纲奏称，各省举行耕耤典礼一事，雍正四年钦奉谕旨，选择洁净肥沃的土地，修建祭坛、设置耤田，照例举行；雍正五年又接到部文，颁发仪注，其中载明耤田应设在东郊。但福建各州县以前已经修建的祭坛、设置的耤田，有些不在东郊。如今如果一律命令更改，而各地地势又各不相同，有的依山临海，确有难以办理之处，因此奏报请旨。朕查礼部议定的耤田仪注，引用《礼记》‘天子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的文字，所以议定各省耤田都在东郊修建。这是礼部见识拘泥之处。修建耤田，必定要在郡邑近城的地方；而各郡各邑地势不同，城东一面有的靠近山岭，有的临近河渠，未必都是平地；即使没有山水阻隔，也未必全是洁净肥沃之地，怎么能拿诸侯东郊的规定相比，反而使地方有司难以办理呢？何况已经修建的祭坛、已经设置的耤田，又要命令迁到别处，不但耗费财力、徒然变更，也很不合敬谨虔诚的道理。”},{ 朱纲所奏很是正确。福建省已经设置的祭坛和耤田，不必更动；其他各省想来与此相类似的，也一定不少。着令把这道谕旨通行各省巡抚，晓谕所属官员知悉。谕令福建、广东省整顿乡音【雍正六年】

译皇帝谕示：凡是官员，负有治理百姓的责任，语言必须使人人都能听懂，然后才能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办理事情不出差错。因此古代制定六书，务必使谐声、会意等都相互协调，熟习语音，都是为了形成遵循正道的风气，成就书同文的治理。朕每次引见大小臣工，在他们陈奏履历时，只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仍然说乡音，无法听懂。他们既然是已经取得仕籍的官员，经过赴部演礼之后，在陈奏答对时还有不能听懂的话，那么赴任其他省份后，又怎么能够在宣读训谕、审理判决诉讼时，都说得清清楚楚，使百姓共同知道、共同理解呢？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然要让吏胥从中代为传达，于是增添修饰、任意附会，各种弊端一齐产生，事情和道理被耽误的就多了。况且这两省的人既然语言都不能让人听懂，不仅他们任职其他省份时不能深入了解下层百姓的情况，即使他们作为普通百姓，也必然不能明白官长的意思，于是上下情意彼此阻隔、无法沟通，造成的不便实在很大。不过语言是从幼年逐渐习成的，突然很难改变，必须逐步加以训导，或许经过长久就能沟通。”},{ 应当命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令所属各府、州、县的有司和教官，广泛传示，多方教导，务必使语言明白、人人听懂，不得仍像过去那样习说乡音。这样，他们将来在殿陛前引见时，奏对便能详细明白；出仕地方后，也容易通达民情。谕令截留浙江漕粮运往福建平粜【雍正六年】皇帝谕示：听说今年福建有几个地方雨水稍少，秋收未必能够全部收成。福建地狭人多，每年米谷不免要依靠邻省资助。如今既有少雨的地方，恐怕明年春天米价上涨，不可不预先筹划。着令截留浙江漕粮运送过去，以备福建平价出售，可以是十万石、十五万石或二十万石。着令浙江总督李卫会同福建督抚酌定具体数目以及运输、接运地点等事，均由两省督抚迅速妥善议定办理。”},{ 谕令确实查明归入公项【雍正六年】皇帝谕示：《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朕日夜勤勉，只把使百姓富足、使下民受益放在心上，所以各省拖欠的赋税就蠲免到数百万，每年的正额赋税也免到数十万；凡是兴建工程都由国库支付，偶逢旱涝，蠲免和赈济一并施行，这些都是中外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然而近年以来，各省督抚等人把地方原有的款项不敢据为己有，奏请归入公项，有时陈奏时似乎表现出急公守法的心意。如今仔细考察，这类款项多是地方相沿的积弊、历年未革除的陋规，不从百姓那里取，就从国家那里取。有一种欺世盗名的督抚，往往奏请归公来博取清廉奉公的美誉。还有的本来是自己的赃款，已经装入私囊，又怕事情败露，不敢私吞，不得已奏请归公来掩盖先前的过错；又有的为了回护前任官员而奏请归公，以掩饰前任的短处。这样看来，都是这些大臣想博取个人名声、逃避个人罪责，却巧借奉公的说法作为遮掩计策。着令各省督抚等尽心确实查明，如果既不妨碍国家，也不妨碍百姓，确实可以归公的款项，就把缘由详细说明，具折陈奏，等候朕的批示。”},{ 其中有上面从国家窃取、下面又向百姓索取的款项，就应当永远裁革，不许借归公之名来满足私心、掩盖积弊。如果仍然沿袭旧习，一经朕查出，必定严加处分。训诫勉励各位大臣【雍正六年】皇帝谕示：大凡做臣子的，必须把报答君上的恩德作为心愿，不得存有顾虑自身家庭的念头。自古圣贤教导忠诚，都是这个道理。平时就应当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明白道义而不计较功劳；孝、悌、忠、信，每一项都要尽到实际，不可有丝毫虚假。等到做官以后，就应当把国家放在前面、忘掉家庭，把公事放在前面、忘掉私情，完全摒弃偏私、结党同人的习气，彻底去掉沽名钓誉、买取恩惠的念头，这才叫以实心任事；智慧之名、勇敢之功也会由此产生。内心不欺骗自己，即使独处时也无愧，那么对外在朝廷上也不会惭愧。臣下存心如何，居上位的人没有不能洞察其细微、看透其隐情的。古代良臣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在内朝进言，在外实行；他们彼此以诚相交，是多么恳切真挚。假如有人怀藏欺诈、施展权术，粉饰外表、修饰文辞，暗中潜藏私心，那么一定不能忠诚恭敬地侍奉君上，而君上难道会有不知道其真情假意的吗？凡是学习古道而入仕做官的人，都应当以至诚立誓，用笃厚恭敬来实行，秉持虚心公正，以衡量大中的准则；务必正直，遵循王道的公平；存有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实心，务必树立修身立道的根本。用这些来勉励自己，也用这些互相勉励，便可以成就明君良臣同心同德的盛况。”},{ 谕令内外大臣各自举荐人才【雍正六年】皇帝谕示：国家政务，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治理。朕特别留意从各方面访求人才，多方选拔，只希望各部门各职位都有俊杰贤能在任，以收到用人得当的成效。但需要人才的职位很多，各督抚等又屡次奏请，而现在赴部接受铨选的人员不够挑选。朕想到自古臣子为国家任用人才以侍奉君主，是臣子的道义；孔子谈到举荐贤能人才的方法，也说过‘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可见一个人平生交往中，必定有自己深知、坚定信任的人才，足以供朝廷任用。如果确实以公正忠诚为心，自然不会有荐举不合实情的道理。现在特意降下谕旨：着令在京官员中，大学士以下、主事以上的汉军、汉人；在外官员中，督抚以下、知县以上的满洲、汉军、汉人，每人各举荐一人。除现任知县以上官员不必保举外，无论是举人、贡生、生员，还是山林隐逸，只要确有品行、才干和谋略，可以供任用，即使是亲戚子弟，也不必为了避嫌而回避。令京官、外官都可以据实保举。至于外官所管辖的现任佐贰、杂职等属员，也准许他们保荐。被保荐的人如果是京官举荐的，就命本人寄信召其来京，由本人送交吏部，汇齐后引见。”},{

译外官所举荐的举人、贡生、生员以及山林隐逸，也命令写具文书，开列履历和考语，交给被举荐的人携文赴部引见。至于所举荐的属下佐贰等官员，着令申报送交该督抚查验并写出考语，然后送部引见。朕从政务需要人才这一点出发，开诚布公，希望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使内外大小臣工都共同受到国家恩典，时时怀有报效的愿望。如今奉特旨准许保举，实在是难得的恩旨，自然应当秉公据实，以表达臣子的心意，绝不可以徇私滥举，自陷于欺罔天听的罪过。倘若举荐的不是合适人选，将来被查觉，或者试用后不称职，责任必有所归，务须努力，务须努力。”},{ 谕令停止督抚进献物品【雍正六年】皇帝谕示：朕登极之初，就降谕旨，命令各位大臣不必进献礼物。雍正三年冬月，群臣因为刚举行吉礼，有人进献器皿、书籍、笔墨，朕酌情收纳了一两种，随即降旨，命令在京大臣以后停止进献。至于在外的督抚，只可以进献本省的土产和地方物品，不是当地出产的，都命令不要进献。这是因为土产物品是各省所生产的，督抚对朕可以借此表达敬爱依恋之心；朕对诸臣，也可以借收受这些东西，彰明上下如同一体的情谊。物品即使轻微简略也不必嫌弃，因为所看重的并不在物品本身。如今看各督抚中，鄂尔泰进献云南的大理石等物，岳钟琪进献陕西的藏香等物，田文镜进献河南的花果等物，金鉷进献广西的藤席等物，迈柱进献湖广的莲藕、茶叶等物，这些确实都是当地出产，符合朕的谕旨。但其他省的督抚中，还有没有深刻体察朕心的，在土产之外，又进献器物玩好。朕想到，督抚担负封疆之职，用度繁多，朕特意为他们筹划养廉银等款项，本来是供他们日常和公务所需，怎么还能有多余钱财去购买古玩呢？”}], 况且，市场上买卖古玩的陋习，往往索要高价，常有极其平常的东西，购买却要花费很多金钱，实在没有益处。假如自己不能购买求取，反而转向属员索要，那就更加不可取了。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只在于极其诚恳、极其恭敬。那么，督抚等尊君亲上的心意，难道只在于进献物品是否丰盛精美吗？假如能够永远发誓保持赤诚之心，为地方安抚百姓、考察官吏、荐举人才、防范奸弊，为国家尽职谋划，那么这种可宝可贵之处，难道不是远远胜过价值连城的璧玉吗？现在颁布谕旨，再次宣示晓谕，如果仍有人进献古玩，那么连同地方物产土宜也一并拒绝。谕令台湾兵丁学习舵工、缭手、斗手、椗手等职务【雍正六年】上谕说：台湾总兵王郡奏称，台湾换班的兵丁按惯例由内地派遣，其中有识字的舵工、缭手、斗手、椗手等人，向来大多雇用本地人冒充其姓名，并不是真有兵丁更换。至于识字以及掌舵、缭、斗、椗等事务，换班兵丁不能通晓，请按照随丁的先例，就地招募，并发给粮饷等。这件事从前各任总兵都没有陈明，王郡能够据实奏报，很值得嘉奖。但朕思考，海上操练水师，舵、缭、斗、椗的事务最为重要。凡是在船兵丁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几十个人手中；如果不更换内地兵丁，而常常让当地人掌管这些事务，似乎有所不便。朕的意思是，舵、缭、斗、椗等事务，兵丁虽然不能一下子熟练，却未尝不可以学习。可以在换班兵丁中挑选人员，跟随现在雇用的人学习。比如雇用三十人，就从兵丁中挑选三十人跟随他们学习。三年换班时，将雇用的人裁减，留下这三十名已经熟练的兵丁，再教习下一班兵丁。所留下的兵丁到六年后才换班，后班兵丁都按照这个办法留下更换，这样新旧人员轮流交替、相互传授学习，就都能熟悉舵、缭、斗、椗等各项事务了。这件事着令史贻直会同高其倬、刘世明妥善议定后具奏。又王郡奏称，赴台兵丁按旧例都把一营的几十个人分散到几处驻守，难以训练；以后请均匀拨在一处等语。所奏很是，但从前为什么分散防守，或许另有原因，也还不能确定，也着令史贻直会同高其倬等查明后奏报。恩准免除旧欠粮税【雍正六年】谕令户部：福建历年的地丁钱粮，雍正四年册报共计尚未完纳银四十四万二千一百余两，其中有的欠在官府，有的欠在百姓，从前一直没有分别查明。朕特意派遣大臣会同督抚彻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吞、挪移造成的亏空外，共查得实际为百姓所欠而未完纳的银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余两。朕考虑到今年闽省州县有几处雨水稍有不足，收成恐怕不能十分丰足，如果明年征收当年正额之外，仍要连带征收历年的旧欠，恐怕百姓会难以承担输纳。因此特意大施恩惠，将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四年百姓所欠的地丁银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余两，一概免除。已经征收入官的，就按数额留作抵充雍正己酉年本户的正赋。这是朕惠养百姓、勤切访求民间隐情的至意。各该督抚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做到家喻户晓，并严令州县等官员切实奉行，务必使百姓都得到实际的恩惠。如果有不肖的州县官员表面奉行、暗中违抗，或者把已经征收入官的银两侵吞隐藏为己有，仍作为百姓欠款上报，或者把应当免除的款项私自征收，一经查出，必定将州县官从重治罪，并把有关督抚一并严加处分。再者，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都是边远地区，如有历年实际为百姓所欠的钱粮，都着令该督抚详细查明，将实际数额具奏，你部立即遵照谕旨办理。谕令群臣敬 天【雍正六年】谕大学士、九卿：朕曾经查阅 《太祖高皇帝实录》内 圣训昭然垂示，只是把敬 天作为首要事务，反复恳切地告诫，始终念念不忘。近来又阅览《明太祖本纪》所 记载的当时训谕之辞，也都以敬 天的意思为根本，由此可知 天道光明昭著，监察俯视天下，明明赫赫，与人事相互感应，几乎如影随形。自古至今，神明英武、首先出众的君主，必定都以恭敬崇奉、依时遵循天道为准则，尊重奉事 上天；这是盛大德业赖以成就、承继先烈、彰显谋略赖以达到极致的原因。这正是明太祖的 开创规模与我

译太祖高皇帝后来相同、相合，实在是有原因的。天的形体覆盖万物，极高极远，但实际上上接天际、下贯大地，只是以一个道理充满周遍。人的心中所禀受的天性，正是来自上天；其中大公至正的道理，就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朕登临帝位、处理万机，每天都深怀忧惧警惕，只求做事处处符合 天心。朝廷内的各位大臣辅佐朕治理天下，负有赞助辅弼的责任，一言一 行一动都处在 天心下降监察之中，也应当没有一刻不保持敬畏。对天没有事情不畏惧 天，难道可以被个人的私心蒙蔽吗？难道不知道天明之时升降运行的道理吗？现在朕特意把自己一向亲身实行、实际履行的做法，广泛勉励各位大臣。各位大臣应当每天早早起身，恭敬地穿戴好衣冠，焚香行礼，在 上天以及你们祖先的牌位前祈祷祝告，把当天想要说、想要做的事情，一一据实陈明，衡量揣度其中的道理和义理，内心警惕地反省自己，务必做到可以上对 天地，下对自己的祖先都无愧无怍，然后再举措实行。这样就把自己明白的认识转化为自我反省的功夫，时时刻刻纠察防范，不敢有丝毫的 天而违逆 天，如此或许能够做到，凡是所制定的谋略、所施行的政事，无不与天地合乎其德。身居大人的地位，实行大人的事业，你们各位大臣不应当这样吗？凡是完全合乎天理的事情，即使把讨伐、惩罚、刑罚、威势施加于人，实际上也是为了行善；凡是违背天理的事情，即使把庆赏、赏赐施加于人，实际上也是为了作恶。所以，凡是违背正道而求取声誉，和和气气地装作仁慈，自以为对 天无愧，乃是违背 天最严重的行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又如刑名官，掌管国家法典，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掌握生杀、出入罪狱的大权，更不可不明白 天道的精微。凡是议定刑罚重轻，都应当以国家法律为准绳，推究人情，不能有冤枉。不能滥罚，要与各方面都达到适中的状态，才可以称为敬 天、畏 天的实际表现。因此，不仅徇私利己的念头丝毫不能萌发，即使揣摩朕的心意，妄自迎合，也万万不可。人的性命极其重要，自古帝王都最为谨慎。朕在权衡裁定案件时，反复斟酌、详细审察，原本没有预先固定的成见。各位大臣只要有一丝迎合之意，私心就会遮蔽判断，天理便无法显明。势必会出现应当宽大却反而严厉、应当严厉却反而宽大的情况，既不能对 天有面对奉行的诚意，又怎么能恰好符合朕的心意所在呢？你们各位大臣果真能够 时时怀有敬畏顺从的诚意，能够完备地办理事务 天道，以遵循义理为体恤，以执法为常道，宽严都适宜，做到极其公正、极其恰当，那么天理所昭示的，必定就是与朕心相互契合的。这样，揣摩迎合的私心原本就可以不去做了。朕思考，一德一心、贤明之臣与君主相互融洽的道理，没有比侍奉 天更重要的，因此不怕反复详尽、细密清楚地把它说明。各位大臣要恭敬听取，不要忽视。谕令台湾军器由内地制造【雍正六年】上谕说：驻台兵丁的军器确实十分重要，但这类军器全都由各营自行制造，因此容易损坏。然而把内地精良的器械直接给台湾军队，也不是好办法。以后换防兵丁所用的军器，着令该督抚从存公银中拨款制造，务必坚固、锋利、精良。由该督抚验看后发给，等兵丁到台湾之日，再由巡视御史会同该镇查验点收。如果有不能使用的，巡视御史等立即据实题报参劾，将该督抚及承办官交由有关部门议处。如果三年以内有应当重新制造的，也 令该督抚制造后送给。谕令台湾文职官员调任补缺【雍正七年】上谕说：台湾地方远隔重洋，全靠道、府、厅、县各级官员都选得其人，而且这些官员还必须熟悉当地的风土情形，尽心办理，地方事务才会有所裨益。按旧例，文职官员都以三年为任期届满；后来原任总督满保上奏，请将三年任满的官员再加衔留任三年，以慎重对待海疆，使熟悉练达的人能够长期任职。现在据总督高其倬奏折称：台湾官员以六年为任期届满，但调任时渡海前往就要几个月；任满以后等待缺位、依次升迁，以及交接事务、渡海返回，又有一两年不等，前后合计要八九年才能得到升用。而且台湾的规矩是不携带家属，父母妻子隔着海洋，只能托付亲朋照看，难免有所牵挂，心意分散。是否应请改为四年任满等语？朕认为，台湾道、府、厅、县等官，自然应选用熟悉练达的人，但规定六年任满，再加上候缺、交接、渡海等期限，实在太久。父母妻子隔着重洋，也难免有顾念家庭的忧虑。朕反复思量后，决定台湾文员从到任之日算起，任期将满一年时，着令该督抚在福建省内地官员中挑选贤能之员，趁冬月北风之时，令其到台，与原任官员共同办理事务。在半年以内，大致可以熟悉地方情形，然后就令原任官员趁夏月南风之便返回内地补用。今后接任的官员都按照这个办法更换。新员到台共同办理事务时，两人都一律计算俸禄，并发给俸银及养廉、防守等费用。这样更换调补，台湾官员容易选得合适的人，而且该员前后在台湾任职不过二年，期限很近；继任官员先前往协同办理，又可以学习熟悉地方事务，似乎很有裨益。至于道、府大员如何请旨拣选，同知以下各官如何铨选调补，以及酌量增加议叙等事，着令有关部门详细妥善议定后具奏。谕令台湾戍守兵丁由内地供养家属【雍正七年】上谕说：福建台湾戍守的兵丁，他们的父母妻子留在内地，先前已经加恩，每月发给米粮，作为供养费用。听说台湾兵丁的惯例是，每月把所领钱粮中扣留五钱在内地，用来供养家属。朕考虑到兵丁远渡海洋，所得饷银又被扣除来养家，恐怕本人日常用度会有不足。现在特别施加恩惠，每年赏给驻台兵丁银四万两，专供内地家属使用。着令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期发给，使兵丁本人吃用能够宽裕，而留在内地的父母妻子又得到供养，以表示朕体恤兵丁、赏赐劳苦的至意。谕令举荐优秀、黜退劣者以端正士人风气【雍正七年】

译上谕说：士子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士人风气不端正，民间风俗怎么能够淳厚？因此考核士子，设立举荐优秀、黜退劣者的制度，这关系到移风易俗的办法，实在非常重要。然而教官愚昧懦弱、没有能力，学臣因循苟且，往往把它看成具文，执行不力。每当学臣按期考试时，教官总是用“没有优秀、没有恶劣”这样的文书申报，草草敷衍塞责。这样一来，善良的人凭什么得到劝勉，不善的人凭什么受到惩罚？善人的事迹被埋没、不能彰显，一时还难以察觉；而不善之人侥幸暂时逃过惩罚，不久就会劣迹败露。常见那些游荡懒散、逾越规范、犯法乱纪的士子，都是从前学臣、教官没有开报其劣行的人。其中情节和罪责虽然难以一一追究，但由此就可以知道，其中包庇隐瞒的情况并不少。以后如果教官沽名钓誉，纵容劣等学生而不予举报，经学臣查出，立即指名参劾，将教官按照玩忽职守的条例革职；如果学臣顾惜情面、徇私而不加纠劾，一经发现，将学臣按照徇私包庇的条例降级调用。着令把这些规定永久作为定例。谕令富户【雍正七年】上谕说：全国各省各地的富户，其中属于士民而家产殷实的，有的是祖父积累下来的，有的是自己经营所得，靠操持俭约才达到富裕，这就是国家的良民。其中属于乡绅而家有余财的，不是先世遗留下来的，就是靠自己的俸禄，节制开支、谨慎守度，才能成就家业，这就是国家的良吏。因此，绅衿、士、庶人中家道殷实的人，确实属于五福之一，也是国家爱护、养育、保护的人；那么你们自身怎么能不勤勉行善，以长久保全自己的身家呢？保全家业的方法，如果奢侈浪费，当然不是善于守成；但吝啬刻薄，也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周礼》以乡中三种事务教导万民，其中说到“孝、友、睦、姻、任、恤”，可知“公用财物、施行惠助、救济扶助”的意义，和孝友同样受到重视。大凡百姓的心理，地位低的嫉妒地位高的，贫穷的嫉妒富裕的。那些贫困的人，既游荡闲散、耗费财物，使自己的生活陷于困顿，又都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对生活温饱的家庭心怀嫉妒。如果富户又以吝啬刻薄为心，削减侵夺、牟取利益，和小民争利，在太平盛世、年成顺利丰收时，固然还可以相安；一旦遇到荒歉之年，贫民肆意抢夺，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富而不仁的家庭。等到富家遭受侵害以后，官府依法审理定罪，必定会把抢夺的贫民置于重刑之下。这样，富户因为聚敛钱财而倾覆家业，贫民因为贪图利益而丧失性命，难道不是两败俱伤的道路，实在令人怜悯吗？朕因此劝告各位富户，平时应当把体恤贫民放在心上。凡是邻里、佃户中贫困的人，或者遇到年成歉收，或者正值青黄不接，都应当平心相待、通融帮助，切不可坐视他们困苦而不伸手援助。这样，富户救济贫民的急难，贫民感念富户的恩情，平时能够互相周济，遇事能够守望相助，嫉妒争夺的念头既然消除，亲近和睦之心必定更加深厚，这难道不是富户保全家业的好办法吗？自古以来，家与国的道理相同。富户如果能够保全自己的身家，贫民也知道共同保护富户，一个乡这样，就能使一乡永远安定；一个县这样，就能使一县长久安宁。所以富户保全自己的家业，也就等于为国家尽力。朕即位以来，多次有人条奏民间贫富不均，请求实行限田法，甚至逆贼曾静私自撰写诽谤书，说如今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只对豪强兼并之家有利，与贫民无关，不重新实行井田制就不能养活 百姓等语。朕认为，这些荒谬、支离的说法，是按道理和形势万万不能实行的。天下富人只有一个，穷人却有一百个，想用一个人的有余去救济众人的不足，贫民怎么可能因此立即立足，而富户却无辜地先遭受摧残呢？这其实是怀有祸害天下的心，想让天下人陷入穷困，难道是合乎情理的说法吗？朕既然知道它必定不可行，如果只是命令地方张榜晓谕，结果表面奉行、暗中违抗，朕实在以为可耻，因而不愿这样做；如果把不能实行的事情交给各省督抚，以便向贫民显示恩德，使他们感激朕的恩意，却又把执行不力的怨恨推给各督抚等，这也是朕不忍心做的。因此特意颁布谕旨，告诫你们：富户既然成为富户，应当知道自己从上天得到的厚福很多，应该存有帮助他人、利及万物的心，实行救济困苦、扶助危难的事情，敦厚亲睦宗族，周济保护乡邻，下至佃户、雇工，也都加以恩惠供养。这样人人都会感念他的德意，就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何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天地之间种下福因，子孙必定长久享有丰厚福泽，难道不是美事吗？着令各省督抚把朕的这道旨意通行所属，使乡绅、士民、百姓共同知晓。朕料想，朕的赤子良民一定不会辜负朕殷切期望的诚意。谕令赏给兵丁银两并营运生息【雍正七年】上谕说：朕为京城八旗兵丁尽心筹划，他们家中如果有婚丧吉凶等事情需要用钱，却没有办法筹措，一时陷入困窘，实在令人怜悯。特意拨给内库银两，命王公大臣等经营生息，以备兵丁一时之需。现在想到外省驻防的满洲、汉军兵丁等，也应当一体加恩。江宁、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广东、福建、宁夏、右卫共九处，每处赏银二万两；天津、河南、潼关、乍浦、成都共五处，每处赏银一万两。都着令从布政司库中拨给，交给该将军、副都统等共同储存经营生息。如果这些地方驻防兵丁的家中有吉凶之事，就酌量从利息银中赏给，以救济其用。本金永远作为存公生息的款项，不令缴还。该将军、副都统等务必尽心办理，使兵丁均沾实惠。如果主管大臣、官员有私自侵吞、挪用，或者委托给不合适的人，以致本利亏缺，必定从重治罪，并且要从主管和委任等官员名下严加追缴归还。经营生息也必须公平办理。如果借官银名义，或者侵占百姓的行业，或者收取重利、刻剥民间，和商贾小民争利、扰累地方，着令各督抚随时稽查，立即参奏。

译如果督抚徇私隐瞒而不奏报，经朕访闻，必定将该督抚一并议处。这项本金和利息银两每年收入、支出的数目，交给在京八旗都统、副都统查核。每一旗负责一个省或两个省，着令怡亲王、大学士等酌量派定。每年年底，各省主管大臣、官员等造册，携送各该旗查核并奏报。再者，各省督标、抚标、提标的兵丁等，也仿照这个办法办理。每标或给银一二万两，或给银数千两，按照兵丁的额数分别确定银两多少，也着令怡亲王、大学士等酌量派定。银两就交给各该督抚、提督委派的官员办理，以惠助兵丁，一切按照驻防兵丁的例子执行。前后接任时，将这项款项列入交代册中查核。至于各省镇标兵丁等，一时难以普遍施及，等朕酌量国家财用收支，依次加恩，陆续降旨办理。谕令停止争讼、召回和睦【雍正七年】上谕说：朕曾经思考，各地每年雨水和旱晴不同，其原因有的在于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有的在于地方官吏没有尽到职责，有的在于民间风俗日益浇薄、人心虚伪刻薄，这些都足以上干 天和，导致灾异发生。这是气数和道理所决定的必然结果，丝毫不会差错。几年来，朕已经详细谕告过了。去年直隶全省各地收成丰熟，只有宣化府所属宣化、怀来、保安三州县交界的地方，宽约四十里、长约一百里，唯独没有得到雨水，旱情颇重。朕心中便怀疑地方官民恐怕有招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秋天口北道王棠来到京城，朕召他进见，曾经向他提及此事。现在据王棠奏折说：“宣化、怀来、保安等处，去年夏秋严重干旱，今年春天其他地方都得到瑞雪，唯独这里很少。二月间臣因公出境，查勘得知鸡鸣驿、新保安之间有一条古惠民渠，灌溉田地数百余顷。旗民相互争讼，历经三十多年没有结案。臣详细勘察渠道，先辨明是非曲直，接着把去年奉行的上谕反复宣示，劝导他们回心转意。一时之间，旗民等人都赞颂皇上的仁德，立即醒悟，分渠共同灌溉，永远平息争端。果然在三月初一、初二等日连续降下瑞雪，平地积雪一尺多，春耕有所依赖，万民都称庆。”王棠这份奏折，确实说明天人感应几乎如影随形的至理，不可视为渺茫。人的心就是天的心。假如一方之内彼此猜疑嫌隙，构成争端、兴起诉讼，人人心中怀有不平之气，那么天地之气也会在这一方郁结壅塞，不能和畅宽舒，难道会没有雨旸失调的情况吗？曾见愚民的心情，几乎不知道自我反省，每每把旱涝不均的原因专门归咎于朝廷 天心仁爱，下民的雨旸、旱涝，关系到亿万人的性命。如果君主自身有过错，那么苍天降下惩罚，自然应当有其道理，难道会忍心把过错转嫁给百姓，降下水旱灾害，使无辜的亿万生灵全都遭受困厄吗？就像直隶全省各地都丰收，而宣化方圆百里之间却因为民气不和而遭遇荒歉，这就是近来显明昭著的事实。其他与此相类似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古代圣人说：“天下各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天下各方。”今天朕说这些话，并不是替君主宽解罪责，而把责任推卸给臣民。君主和百姓上下，本来就是一体。朕曾见直省督抚官员等每逢年成丰登，就说：“这是皇上的洪福。”这句话朕从来不接受。朕没有只属于自己的福分，以天下人的福分为自己的福分。如果吏治清明，民风淳厚，以致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天下人各自享受这种福分，那就是朕的福分。如果官吏破坏法纪、营求私利，百姓喧嚣欺凌成为习惯，以致招来灾异，这都是用人不当、教化引导没有完全采取正确方法的结果，天下人不能共同享受福分，也就是朕在福分上的欠缺。君主本来没有可以推诿的责任，而臣民也各有应当尽到的道理。朕以真实的心意和实际的政事，在上位忧惧警惕；天下臣民如果果真能够勤勉修身反省，共同归向善道，从下方感应招致祥和，那么太平和谐之气就会流行于宇宙之间，灾害从哪里产生呢？雨雪按时降下，百姓歌唱安乐富足，家家都充实安宁，共同接受 上天的慈爱恩惠，难道不是美事吗？着令各省督抚通行所属，使所有人都听知。谕令劝导开垦【雍正七年】上谕说：国家太平日久，户口日益繁多，凡是属于闲置荒芜、尚未耕种的土地，都应当及时开垦，以充裕养育万民的计划。因此朕屡次颁布谕旨，劝导百姓开垦耕种。对于四川省安插的百姓，又命令发给耕牛、种子和口粮，使他们有所凭借，以尽力耕作。现在想到各省都有未开垦的土地，也就各省都有愿意开垦的人；有的人因为日常生活没有资金，力量不足，便不能立即从事、取得成效，徘徊中途而停止，这也是实际情势所造成的。着令各省督抚根据本地情形，详细筹划，转令有关官员研究采用什么劝导办法。对于愿意开垦但贫寒无力的人，酌量动用存公银、谷，确实查明后借给，作为购买耕牛、种子和口粮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努力耕种田地。等土地成熟之后，分作三年按数归还借项；五六年以后按照税则征收赋税。总之，要求各督抚等督率州县，因地制宜，实心办理，务必使田地一天天开辟，耕作开凿都勤勉进行，以符合朕爱护养育百姓的至意。谕令督抚据实奏报【雍正七年】上谕说：“多年以来，朕根据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反复恳切地晓谕内外臣工。因为朕确实深切敬 天勤民的念头，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忘，并且确实看到这种感应丝毫不爽。朕尤其希望各省督抚这些肩负疆域重任的人，体察朕的这番心意，极其诚恳、极其恭敬，各自尽到职责，以求感通 上天本来施加的恩惠，使我们的百姓共同登上安乐之席。朕并不是因为年成丰收，就有意把美名归给大吏；也不是因为雨旸失常，就强行把责任推卸给臣工。假如做督抚的，因为朕有‘地方丰歉取决于吏治得失’的谕旨，想彰显自己的善政、掩饰自己的短处，那么在奏报秋收时，或许会有过分夸美的言辞；在奏报歉收时，或许会有隐瞒灾情的意思。像这样，就是对 天不诚实，侍奉君主不忠，面对百姓、对待下属不仁，这几种情况实在不应当存在。却想承受

译上天的嘉奖保佑、赐予福气、积聚祥瑞，哪有这样的道理？何况粉饰自己的声名，却不顾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这凭什么面对所属的官民而心中无愧呢？朕留心体察，发现近来督抚等奏报年成，间或有这种弊病，不得不通行晓谕，以防止它逐渐蔓延。你们督抚等自己应当思考，有这种情况就改正，没有就更加努力。何况朕的见闻非常广泛，访察也一直勤勉，如果在这里掩饰，却在那里败露，难道不是自己招致朕的轻视吗？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只以诚实不欺为根本。你们督抚等共同努力吧。” 谕令宽严相济【雍正七年】谕大学士、九卿：自古以来主持政事的人，都说宽严相济。所谓相济，并不是正要宽大时掺杂一些严厉，正要严厉时掺杂一些宽大；只是要观察时势，审察事情，该宽大时宽大，该严厉时严厉罢了。比如十个人应当受赏，就全部赏赐，决没有因为受赏的人太多而舍弃其中一两人的道理；十个人应当受罚，就全部处罚，决没有因为受罚的人太多而宽免一两人的道理。就像户部，综合核查钱粮，关键只在公平。直省征收解送钱粮，数额不足的当然应当查核，超过定额的难道就不应当查核吗？又如刑部，按照律法定罪，务求明确公允。直省审理判定重大案件，其中量刑过轻、遗漏应罚者，当然应当驳回诘问；如果量刑过重、造成冤屈，难道就不应当驳回诘问吗？总之，该宽时宽，该严时严，宽严适合其实际需要，才叫相济，并不是在宽严之间杂糅折中，成为子莫所谓的执中。譬如饮食，本来需要相互配合；但也应当该饮时饮，口渴的人不能靠吃饭解除口渴；该吃时吃，饥饿的人不能靠喝水充饥。如果强迫饥饿的人喝水，强迫口渴的人吃饭，这就是相互违背，哪里是相互需要的道理呢？” 论赏罚的原则，十个人应当受罚，就应当一并处罚，绝没有因为受罚的人太多，便宽免其中一两个人不罚的道理。就户部而言，考核钱粮，关键在于公平。各直省征收、解送的钱粮，其中不足额的固然应当查核；如果超过额数，难道就不应当查核了吗？就刑部而言，按照律令定罪，务必做到明确、公允。各直省审理定谳的重大案件，其中误行释放或减轻有罪者，固然应当驳回诘问；如果误行收监定罪而造成冤屈，难道就不应当驳回诘问了吗？总之，应当宽大时就宽大，应当严厉时就严厉，使宽严恰好适宜，才是彼此配合、相互补救；并不是把宽与严混杂在一起，采取子莫式的折中之道。打个比方说，饮食本来是相互需要的，但也应当该饮时才饮；口渴了，不能用食物来解除；该吃时才吃，饥饿了，也不能用饮水来充饥。如果强迫饥饿的人饮水，强迫口渴的人进食，这就是相互违背，哪里是相互需要的道理呢？谕令禁止赌博【雍正七年】上谕说：游荡懒惰的百姓，自古以来就是治理天下的人深恶痛绝的。喜欢赌博的人，又不只是游惰而已。他们荒废本业，挥霍败坏家产，品行日益趋于卑鄙污浊，心术日益趋于贪婪欺诈。父亲这样做，就无法教育儿子；主人这样做，就无法约束奴仆。斗殴由此产生，争讼由此兴起，盗贼由此增多，匪类由此聚集。它对人心风俗的危害，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大凡做不善之事的人，即使触犯法令，尚且可能在一时得到微小利益；唯独赌博，今天得到的东西，明天未必能够保住。如果合计一年数月来计算，赢家和输家最终都会一无所有，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事实。但邪僻之人一旦陷入其中，就迷失而不醒悟，甚至甘愿成为下贱之人也不推辞，实在非常可悲。多年以来，朝廷屡次降旨严禁，而这种风气仍未停止，是因为还有制造赌具的人，同时有关官府的禁令也没有尽力执行。各种工匠技艺，都可以用来获利谋生，什么事情不能做？却偏偏违法禁令，制造这种败坏风俗、迷惑人心的器具，这种罪过难道还说得过去吗？” 朕曾经思考，赌博风气之所以盛行，是父兄赌博，子弟在旁看见便仿效；家主赌博，奴仆在旁看见便仿效；甚至妇女，也沉溺其中而不觉得奇怪。总因为这样做的人多，所以跟随风气而沉沦的人也多。假如严格禁止，使人不敢再犯，日积月累，后来的子弟无从看见，也就无从学习，这种风气自然会停止，不必烦劳制定条文、发布教令和号令。凡是地方大吏、有关官员，都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责任，却悠闲怠慢、忽视此事，把它视为平常，怎么能推脱玩忽职守的罪责？现在特意制定地方官员劝善惩恶的办法，以清除赌博的根源。以后捕获赌博之人，必须彻底追查赌具的来源。如果审明确实有证据证明赌具出自某县，就将该县知县按照玩忽职守的条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员各降一级留任。如果本地有私自制造赌具的人家，而该县能够缉捕惩治，知县加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员记功二次。将这套劝惩办法永久作为定例，从雍正庚戌年开始，着令该督抚通行晓谕，使城邑乡村以及远方偏僻之地都听知。谕令仁义相互运用【雍正七年】谕大学士、九卿等：《易经》说：“建立天道，在于阴与阳；建立地道，在于柔与刚；建立人道，在于仁与义。”仁义虽然有分别，但道理却是一致的。天下人只知道仁以慈爱为主，义以决断为主；仁以宽厚为主，义以严厉为主，认为仁义各有各的作用，却不知道二者相互资助、相互配合，一刻也不能分离。因为有仁而没有义，那么所谓慈爱和宽厚，也只是妇人之仁罢了，哪里能称为仁呢？而且不但不能称为仁，反而有害于仁，因为这种姑息的爱不合于事情当然的道理。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够正确地喜爱人，也能够正确地憎恶人。”因为他所喜爱、所憎恶的，必须合乎事理的适宜，然后天下才能享受仁人的福泽。所谓杀一个人来安定千万人，是最公正的义，也正是最大的仁。比如剪除盗贼，是义；但盗贼被除之后，善良百姓得到安宁，难道不是仁吗？惩治凶恶顽劣之人，是义；但凶顽受到惩罚之后，善人更加努力行善，不善之人也相继改过向善，难道不是仁吗？其余仁义相互发挥作用的地方，都可以由此类推。把仁和义分为两件事，不能融会贯通，是因为对道理看得不透。谕令修建仓廒【雍正七年】

译上谕说：各州县设立常平仓，积贮米谷，本来是为了准备地方一时缓急的需要，关系十分重大。朕为此极其焦虑劳苦，从多方面筹划，务求仓储有所准备，使旱涝灾害都无须忧虑。近年来颁布的谕旨，也已经深切明确。收贮米谷，必须仓廒坚固，才可以作为长久的计划。因此从前降旨，把仓廒是否完整，也一并列入交接事项，作为考核州县官的内容。现在听说各省之中，偏僻的县邑竟然向来没有仓廒，有司却苟且因循，不详细请示；督抚、藩司等也漫不经心，不加查察，以致养民备荒的物资，有的寄存在寺庙，有的借放在乡绅富户家中，霉烂亏损以及由此产生事端、扰累百姓的弊病，大多由此而起，完全不是朕慎重储备民粮的本意。凡各省没有仓廒的州县，着令督抚详细查明，商议后立即建造。建仓费用，或者动用正项钱粮，或者支用存公银两，着令该督抚酌量本地情形，尽心议定后具奏。谕令端正心术的方法【雍正七年】谕大学士、九卿：朕任用官员、处理政事，以及判断是非、施行赏罚，总是看是否合乎最公正的道理，从来没有稍微存有成见。《大学》说：“心中有愤怒，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恐惧，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喜好享乐，就不能保持正；心中有忧患，就不能保持正。”心若不正，是非可否都不能恰当地判断，其弊端真是说不尽。《周子通书》说：“没有私欲，内心就宁静虚明，行动就正直；内心宁静虚明，就能明白；明白就能通达；行动正直就能公正，公正就能广大。”由此可见，人的内心必须宁静虚明、行动正直，然后处理事务、接待事物，才能做到公平。如果稍有偏向，静时就不能虚明，动时就不能正直，又怎么能希望他明达通晓、公正广博呢？所谓“有所”，不过是流于某一偏向罢了，却足以成为内心的负累。至于心中有“我”，那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心盘绕凝结在内，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还有别人，那么内心的不正就更加严重了。古人说溺爱会使人不明。凡人溺爱别人，就不能辨别是非可否，难免受到迷惑；何况溺爱自身，就只看见自己的正确而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只看见可行而看不见不可行，沉溺于迷惑谬误之中，以至过错一天比一天增多，罪愆一天比一天积累，却完全不知道醒悟悔改，这种危害还能够说尽吗？又比如臣下用忠诚的言语规劝君主，是希望君主虚心接受；君主用正直的言语教导勉励臣下，也希望臣下诚心听从。假如君主不采用臣下的意见，便会被加上拒绝纳谏的名声；而臣下奉行君主的训诫，却只是表面听从。夜深人静时自己想一想，能够心安吗？只是君主不听臣下的话，人人都看得见；臣下不能洗心革虑，依从君主的训诫，却发生在隐微之处，别人很难知道，这在于做臣下的人自己扪心自问、反省察验罢了。关于关税政务【雍正七年】皇上谕旨：自我即位以来，多次有臣工上条陈说，各地地方官征收落地税银，缴交公家的很少，所有赢余都装入私囊，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生计都因此受害。雍正三年，又有人上条陈说：广西梧州一年收税银四五万两不等，只解送正项银一万一千八百两；浔州一年收税银二万两，只解送正项银四千六百两。应当命令该抚查核，按照实际情况上奏，并命令各省地方官员等凡是抽收税银的地方，都据实奏报，等等。随后经九卿议定，命令各省督抚选派精明能干的官员监收，一年以后看赢余有多少，再上奏听候圣旨，等等。朕想到孟子所说的治国之道，首先讲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要有制度。所谓有制度，就是要有确定的征收定额。如果税课一类没有明确固定的征收数额，官吏便可以任意增减，百姓也无所遵循。就如从前各处税课经地方官征收，有的比解额多出数倍，甚至多到数十倍。既然没有一定的章程，多少便可以任意决定，其中的弊端真是说不尽。属员既然贪得无厌，上司必然会苛刻索求；官员既然营私舞弊，书吏差役必然会横行勒索。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不断增加的趋势，也难以查核，这难道不是民生的隐患吗？所以朕同意条陈所请和九卿所议，命令各省督抚选派贤能官员监收一年，以确定征收科则。征收数额达不到旧额的，也命令上奏，听候降旨裁减。近年来奏报有赢余的地方，朕都命令留在当地：或者作为各官养廉防务的费用，或者用于百姓的公事。使官员的用度有所凭借，他们自然不会妄取民财；使地方公用有资金，便可以宽恤民力。无非是把百姓的财物仍然用于民间，不让贪官污吏填饱贪欲罢了。假如各该督抚果真能够督率所属官员尽善尽美地奉行，把一年所收的数额全部奏报；数额不足的，请求圣旨减免，那么赋税就有固定的常规，万民都能共同受益了。然而听说外省中有许多奉行不善的地方，如广东、广西，竟假借奉旨归公的名义，反而有加重苛征的弊端。又听说山西落地税事务很多，潞、泽二府尤其严重，陵川一县偏僻地处山中，向来没有定额税，今年五月新近实行增税，百姓颇以为苦。

译又如垣曲、绛县地方有一处名叫横岭，关系到晋、豫之间的交通要道，行人络绎不绝，过去设置巡检一员，只负责查缉逃犯盗贼，并没有税课。如今该巡检对往来贸易的人，每遇一处关卡，便索取钱十文、二十文不等，百姓已有怨言。按照朕所听闻的情况，这样的事在其他省份也不少。朕爱护百姓、革除弊端的善政，却被庸劣的所属官员错误执行；他们借归公的名义，或者肥己养家，或者争多斗胜，以至于肩挑背负的微小货物也都征收税课。而各该督抚又不尽心查察，民间苦于骚扰拖累，有的甚至怀疑是朝廷加税。难道他们独独不想想，朕爱护养育百姓，多年以来，江南、浙江、江西三省的定额钱粮，永远豁免六十余万；各省每年蠲免的正赋，又有一二百万不等；从国库拨款为地方兴修工程的，也不少于数百万，这是中外臣民都知道的。哪里有对百姓施加数千万、数百万帑金的恩惠都毫不吝惜，反而同小民争这蝇头小利的道理？又如江南通州的落地税，原额八百两，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后，每年只奏报收取二百余两至三百两不等，多次经过户部驳查。到了雍正五年，陈时夏才把通州渡口税银五百两并入海关征收，因此只剩三百两的情由咨覆户部。户部发令该抚确实查明后保奏题报，至今三年还没有题奏，这又是怠慢玩忽公事、不体恤民间隐情的一端。至于提解火耗，这是使负担均平、办理便利的办法；官员有养廉防务的资金，民间没有苛派骚扰；上司没有接受馈赠、徇私顾盼的机会，下属没有托请钻营、暗中行贿的弊端，种种有益于吏治民生之处，朕已经多次颁发谕旨说得非常明白。从前督抚中有人请求把耗羡归公，朕严厉加以训斥，因为这项钱本是民间的财物，只能在本地用于官民和本地公事；如果把一丝一毫都归入公家，就是朕贪图他们所有的财物，朕一定不这样做。听说广东火耗从前是加二有余，自杨宗仁任职时定为加一，如今藩司提解七分，州县已经把耗羡加到一七，其中还有戥头等各项，合计起来仍然是加二。广东一省如此，其他地方的官员也可能因为所得养廉防务费用不能满足其奢靡浪费，便设法巧取于民，而督抚等失于觉察，这也未可确定。提解火耗的举措，始于诺敏任山西巡抚时。朕曾多次降旨说明，这是通权达变、便利百姓的举措。若执行得当，官民都能受益；如果执行不善，便不能使地方受益。各省中有不能实行的，有不便实行的，都听其自行决定，不可勉强一律推行。朕此前的防范已经说得很明白，所以晋省有诺敏，豫省有田文镜，果然经营办理得当，这项措施于是成为善政。像广东等省没有得到像诺敏、田文镜这样的人，属吏假借公事谋取私利、制造事端骚扰百姓，也就不足为怪了。朕爱护养育百姓、体恤官吏的苦心，该地方官员不能遵奉宣布，反而借此作奸，使利益归于自己，怨恨归于上级。这种人，不是寻常贪赃枉法者可比，他们是想借此扰乱国政、结怨民心。如查嗣庭、陆生楠等心怀叛逆意图，其罪绝不能宽赦。着各直省督抚把朕这道谕旨刊刻颁布，使所属大小官员以及乡邑军民人等都知道。谕旨到达并通行以后，倘若仍有人借清查税额、把耗羡归公的名义剥削商民、增加重额火耗，一经查出，将把经办征收的官员在当地立即正法。其所管辖的各级上司如果失于察觉，也一定从重治罪，绝不宽贷。谕令庆云出现于曲阜【雍正七年】皇上谕旨：朕平素尊奉 先师，至诚至敬。雍正二年，阙里 文庙没有戒备而遭遇火灾。当时廷臣援引明代弘治以前的事例进言，朕心中惊惧不安，引咎自责，亲自前往太学。文庙，重新举行祭告，特别拨发国库银两，命大臣等督工修建。从各殿、廊庑的制度规模，到祭器仪物，都命令绘图呈览，朕亲自指示，选拔良工，备办材料，兴工营造，恭敬谨慎的心意，多年以来没有片刻稍有间断。如今 大成殿上梁前两天，曲阜出现庆云。卿等把赞美归于朕身的言辞，朕实在承当不起；或者 上帝 和先师鉴察到朕惊惧警惕、虔诚敬慎的心意，于是显现这样的云彩来昭示祥瑞。朕不敢自夸说这是祥瑞，只要功过能够相抵，就是朕的幸运了。应当择日亲自前往太学。文庙祭告，以表达感恩庆贺的内心；一切礼仪，着令有关部门迅速议定具奏。朕亲身蒙受 先师的福佑，使天下的士子诵习圣人之道、铭记并奉行，也共同受到 圣人的恩泽。着令明年会试取中的名额扩大到四百名。壬子科各省乡试，每十名正额增加取中一名；十名之外有零数的，也增加取中一名。这是朕体察奉行 先师乐于培育人才的盛大心愿，特意实行造就人才的宏大典制。各位士子应当努力作文、敦厚品行，更加努力。所请交付史馆刊载的事情，知道了。《福建通志》卷首三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首四 典谟四 谕令 谕令 景陵出现瑞芝【雍正八年】皇上谕旨 景陵宝城山上首先报告生长了三株瑞芝，诸王大臣等上奏说：这是因为朕纯 孝的感应，使朕反躬自问，平生侍奉 皇考，不敢承当纯孝的名声；但诚敬之心数十年如一日，这一点朕可以自信。自登上皇位以来，不仅一言一事都仰体 圣心，然后才施行于外；即使在梦寐之中一念萌发，也从来没有知道它 不合 圣意而敢存于胸中的。诸王大臣等称朕把 皇考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这确实是朕的真诚心意。至于说朕以 皇考的政令作为施政依据，朕的才能力量却远远比不上我 皇考。他凡是宣扬谋略、施行治理的事情，朕虽勉力效法，终究不能赶上他的万分之一，怎么能招致芝草这样的嘉祥？诸臣把这件事的美好归于朕，朕不敢承受。实在是因为我 皇考的圣德神功，上达于天、遍布大地，深厚的仁德和优渥的恩泽积累深厚而流传久远。上天特意想向天下臣民显示这一点，所以几年之中，三次在陵寝出现芝英。如今瑞芝经历霜雪而挺立生长，在初春呈现祥瑞。考察史册，这更加 少有听闻。朕感念 上天昭示的宏大恩典，承受 皇考留下谋划所带来的盛大福泽，庆幸欢欣，不敢不向众人宣布，使天下 后世的臣民知道 上天的眷顾保佑 皇考，以及 皇考为万年后世留下的福泽，单就瑞芝这一件事来说，也已经明显昭著，真实而有凭据，确实 就是这样。着依照所请，交付史馆。御制《书经传说汇纂》序【雍正八年】朕认为六经都是治理天下的书，而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昭示流传万古，以《尚书》最为完备。自从承受天命、建立治极，专一而执守中正，二帝三王的心法代代相传，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因此流传下来。如今看《尚书》所记载的平治天地、治理国家、建立邦国、设置官职、施行教化，以及礼乐兵刑的宏大纲要和实际作用，还有君臣相互唱和、从容应答的美好风气，以及陈述嘉言善谋的进言，凡是能够长久承受天命、达到时世和谐的成效，即使相隔数千年，仍然可以从文字中想见他们钦明敬畏、施展经纶的事迹。后世君臣能够奉它为楷模，以追随唐虞三代的盛治，难道不是依赖《尚书》吗？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的圣学深邃，治国功业宏大深远。内心存有的是二帝三王的心法，外在施行的是二帝三王的治道。他考察古代、喜好学习《典》《谟》《训》《诰》等篇章，沉潜研究，融会贯通，起初 命令讲官分日进讲，并著成一部解释，颁示海内；又 亲自指授儒臣，汇集汉、唐、宋、元、明各家的学说，参考取舍，亲自订正，使内容在地理山川方面广博完备，援引今日而考据古代，没有不精审核实的。于是编成《书经传说汇纂》，共二十四卷。现在正值刊校完毕，将与《易》《诗》《春秋》等经书依次传播，谨作序文刻在卷首。后世的天下，与唐虞三代的天下相同；治理方法成为典章制度，心法源于人的性命，其先后原则相同，百世的圣君贤辅也不能改变。因此做君主的必须想着在德行上比肩尧、舜、禹、汤、文、武，然后才不愧为君主；做臣子的必须想着在功业上媲美皋陶、夔、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然后才不愧为臣子。朕早晚战战兢兢，希望能够守住主敬存诚的道理，以实现瞻仰光辉、弘扬功烈的心愿；尤其希望卿尹百官共同体会君臣如首脑与肢体的情谊，竭尽和协恭敬、努力辅佐的诚心，敬慎地辅佐上天的事业，和谐百姓的心志，使四海内外永远达到安定，以此远远效法圣哲，仰承 皇考尊崇经学、启发引导万世的盛大心愿，难道不美吗？这就是序。谕令各级大吏衙门约束书吏【雍正八年】皇上谕旨：朕听说有几个省的督抚、司道不能约束书吏。这些胥役狐假虎威，无恶不作，而督抚衙门尤其严重。他们名义上有内班、外班的分别：内班经管案件，外班传递信息；他们结党作奸，种种恐吓欺诈，以填饱贪欲。只要改重为轻，便违背他们的意愿；不顺从他们的要求，便不停地批驳。就如广东各案，盗犯没有捕获时，不论年月远近，也不管盗犯多少，总督衙门的书办一概在冬季填写票文，派人拘提。负责缉捕的吏目、典史、巡检一齐到肇庆，规定期限进行比责，暴露其办事浅陋。按照规矩，有院房年节礼，每名官员到那里，都要各送给书办银三四十两，于是才准许回任。如果办案官员没有能力馈送，便差人押留不放，甚至禀请杖责，这就是粤省的弊端。至于各省督抚衙门的书役，有承舍、旗牌等名目，都自称为差官。督抚发票派遣时，也使用“差官”的字样，于是全省士民无不把他们称作差官。他们平日蹲坐在差房，包揽诉状；每当府、州、县官员借谒见督抚的机会，便私下进行请托，滥准案件，枉法裁断。等到被派往别处，便乘坐超过身份的轿子，马匹挂着胸缨，俨然像官长，沿途接受拜见。有关官员还要索取夫役、马匹和馈送。这些人惯于狡猾，有时以小忠小信迎合本官，取得他的欢心；偶尔被委托查访属员的事迹，便假公济私，作威作福，其祸害更是说不尽。从来胥役造成的祸患，关系到吏治；精明廉察的督抚，自然能够察觉并加以防范。至于庸弱懦怯的督抚，被他们欺骗而不知道，受到他们牵累却不醒悟的，正有不少。又如藩司掌管全省钱粮，臬司掌管全省刑名，案牍堆积如山，不得不依靠熟练的书役办理，其中各种弊端丛生，舞文弄法的地方数也数不清。朕一向知道这些人的情状，已经按照定例严加申禁约束，如今再行训诫。这要靠督抚、藩司、臬司平时加以约束，遇事进行查访；不能因为他们熟悉条例就轻信其言，也不能因为他们善于承办差遣就误入他们的圈套。要秉公驾驭，存心防范。一旦有所听闻，就立即惩治，不存姑息之意，不留回旋余地。这样一来，这些人即使想舞弊也不能，即使想玩弄法律也不敢。倘若身负镇守疆域、治理百姓的重任，却连一两个所管辖的书吏都不能使其安分守法、遏制其邪念，又怎么能够察办官吏、安定百姓、查究奸邪、禁止暴行，成就移风易俗的治理呢？朕深以那些庸弱懦怯的督抚、藩司、臬司为耻。谕令慎重用刑【雍正八年】

译皇上谕旨：尚书《舜典》说：“敬慎啊，敬慎啊，对于刑罚一定要谨慎体恤。”朱子说：“所谓敬慎体恤，就是要详细审察是非曲直，使有罪的人不能逃脱，无罪的人不被滥加刑罚。”我的弟弟怡贤亲王常常上奏对朕说：“如今法司衙门凡是审问案件，根本不追究案情的虚实，动不动就使用夹讯。审理案件时，只要从言辞、声气、耳闻目见中考察实情，设身处地诚心对待当事人，依据道理审问，没有不能得到实情的，何必使用夹讯？如果证人、证据确实，案情和罪行明显，而本人仍然狡猾不肯如实供认，那么不得已才可以用刑。如果不详细审问实情，一概使用重刑严讯，在三木夹刑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这样，重大案件难免出现冤屈和牵连。”我弟弟说得就是这样。因此八年来，凡是朕交给怡贤亲王审理的数十件复杂疑难大案，他都以诚敬之心办理，用情理感化顽愚，简明核实，使犯人各自曲折详尽地招供，从来没有夹讯拷打过一个人，而各案的情节和罪名无不恰当。我的弟弟存心忠厚如此，凡是掌管司法的官员，都应奉为准则。如今外省有司既不能听辨供词，又没有明断案件的才能；每逢重大案件，到了期限将满的时候，担心受到处分，便接连使用重刑。犯人为求片刻活命，凡是官吏审问的话，没有不承认的，于是根据其供词，锻炼罗织成狱。而且每逢命案、盗案，其中被牵连的人，有司明知他们无罪，想要释放，却害怕上司驳回查问，于是便有“非用夹讯不能结案”的说法。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弥补上司的查驳，不论案情虚实、罪行轻重，动辄用三木夹刑审讯，常常导致案件尚未结案便有人被刑讯致死。这样的用心难道还值得追问吗？从前阿尔松阿任刑部官员时，不能辨明是非曲直，竟把原告、被告各自的一只脚共同夹在一副三木中。这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人，把夹讯视为儿戏，其心肠残忍狠毒到了极点。不久他便成为叛逆，连自己的首领都不能保全。善恶报应，难道会有差错吗？我弟弟怡贤亲王存心仁慈宽厚，本来不用说；而他内心总是不愿使天下有一个人蒙受冤屈，也不愿国家受到滥刑的议论。这种忠君爱国的心，是出于诚恳深厚的真情，所以凡是审断案件，都能归于最恰当，使众人的议论心悦诚服，刑法条文也得以整饬施行。如今我弟弟去世以后，凡是启灵、大祀的日子，上天一定赐予清明和煦的景象，而群臣工役和百姓各自表达深切的哀悼仰慕之情，成就 成为千古以来未有的贤王。这是上天对我弟弟的报答，也可以说很厚重了。我弟弟嘉言善谋、入朝进言的事情数不胜数。偶然因为告诫审讯官员不得轻易使用三木夹刑这一件事，把我弟弟陈述奏报的话公布给众人，并且布告各省，命令有司都把怡贤亲王审理诉讼时的用心奉为审案的规范。这样谨慎明察地使用刑罚，或许就能使一切案件都合乎正道而得到吉庆。着令凡掌管刑名的衙门，把这道谕旨刊刻张贴，永久陈示在堂署。谕令敬畏并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雍正八年】皇上谕旨：前江宁织造府郎中隋赫德上折奏称，今年六月初一日是日食之期，江宁地方此前阴雨，到午后天气便晴朗，众目共同看见日光没有亏缺，地方上都认为是祥瑞，特意上奏庆贺，等等。朕当时便批示严厉责备隋赫德：这不是你职掌范围内应当奏报的事情，而且凭着鄙陋的见识轻率谈论天象，更属于荒诞妄言。又见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本说，太原等处在日食之期浓云密雨，没有看见日面亏蚀，官民绅士都称这是罕见的幸运，等等。朕也降旨严加申饬了。从来天象显示的灾祥，取决于人事的得失；如果 上天嘉奖保佑而显示美好的征兆，是想让人知道应当努力，永远保持美善，不要 废止它；如果 上天谴责而显示不祥的征兆，是想让人知道恐惧，在 将来痛切地修身反省。凡是人受到 上天嘉奖保佑，却骄傲自满、放纵肆意，懈怠于先前的修养，就会把福转为灾；受到上天谴责，却能够戒慎警惕，反省并改正以前的过错，就会把灾化为福。这就是天人感应、彼此呼吸相通的道理，朕每天向天下臣民训示的正是这些。何况 上天赐福、降灾，就像君主对臣下的赏罚。凡是做臣子的，受到一次赏赐，终身都应有感激奋勉之心；受到一次惩罚，终身都应有警戒惭愧之意。哪里有遇到赏赐时感动、遇到惩罚时害怕，事情过去就淡漠置之，等到再次受赏受罚时才知道感激、知道畏惧的道理？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的日食，是 上天显示天象以示警戒，应当永远敬畏，不要忘记兢兢业业的心。怎么可以因为偶然观看时不明显，就夸张地称贺呢？山西地方只是偶遇阴雨，不能据此概括天下。至于隋赫德所说江南日光没有亏缺，朕推究其中缘故，大概是因为日光向外，过午以后已经逐渐复圆，亏缺只有二三分，所以看不出亏缺的样子。从前遇到日食四五分时，日光仍然照耀，难以抬头仰视。皇考亲自带领朕和诸位兄弟在乾清宫使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进行考验，测出亏缺的分数。这是朕亲身经历过的试验。如果果真亏蚀不到应有的分数，那就是钦天监推算错误，又怎么可以因此而怠忽 上天的警戒，稍微存有放纵肆意的心呢？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当时我 皇考降下谕旨说：日食虽然人可以预先推算，但自古帝王都因此戒惧，这是用来敬畏天变、修治人事的。庸主却把它推给气数。去年发生水涝、地震，今年又有日食，想来一定是阴气过盛所致，难道可以说与人事没有关系吗？可传谕九卿，如果有人事方面应当修改的地方，全部奏报上来。我 皇考敬畏 上天的心意如此真切，因此 上天眷顾保佑，今年便成就了荡平噶尔丹的大功，边疆安宁，中外欢腾，这就是把灾转为福的明显征验。又如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皇考在宫中恭敬斋戒肃静，特意命朕和诸位皇子前往礼部衙门，诚敬行礼拜祭。那天阴云密布并下雪。没有曾经明显看见 皇考谕告廷臣说：“京师虽然没有看见，其他省份没有云的地方，一定有看见的。何况太阳正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谨慎。或者有需要改正的过失，各位臣子应当商量确议。这些都是我”

译皇考留给子孙、臣民的训示。如今看到外省臣工中有人因为今年日食不明显而产生欢喜之心，竟上奏庆贺，实在不合道理，严重违背朕的心意。特意恳切地宣示谕旨，使中外臣民共同知道。特谕。钦此。谕令文官武官和睦相处【雍正八年】谕旨：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和谐而能够成功的。果真能够和谐，那么 天地神明尚且会迅速感应，自觉彼此呼吸相通，何况人与人之间呢？然而实现和谐的道理，只在于公正。公正就不会不和，不公正就绝不可能和谐。这又是确定不变的道理。朕之所以每天训诲天下臣民，就是希望他们洗心涤虑，诚信接受并奉行，共同享受太平的福祉。文官、武官虽然属于不同的途径，但同在一省一方之中，共同办理国家事务，不仅有同舟共济的情谊，实际上就像手足臂指共同存在于一个身体中一样。多年以来，朕留心观察，内外共事的臣工大多能够遵奉朕的谕旨，努力实践和睦相处的情谊。只有广东一省，恶习相沿，颓 坏的风气难以挽回。你们文武各员应当想想，承受国家简拔任命的荣耀，接受管辖兵民的重托，却因为营私谋利而相互倾轧，效法市井无赖小人的所作所为，把人心风俗、官场规矩和军政事务全都置之不问。你们不知道自己惭愧，朕实在替你们感到惭愧。何况督抚、藩司、臬司如果有袒护文官的心，武官必然有受其冤屈的；提督、总兵如果有袒护武官的心，文官必然有受其枉屈的；文官如果有袒护百姓的心，必然有无辜受牵累的兵丁；武官如果有袒护兵丁的心，必然有无辜受牵累的百姓。不和的原因在于不公，不公的祸害，最终使官员、武官、兵丁和百姓都受到困扰。做臣工的，难道还可以沉溺于旧习而不猛醒、迅速改正吗？朕如今再次颁发谕旨，通行晓谕，着令该督抚等遵照刊刻，发给全省文武大小官员各一份，使他们早晚观看省察，改正以前的过错，敦行善举。如果再重蹈旧路，不知道悔改，那就是顽固不化，自行违背德教之外了。国法俱在，当事人自然无所逃避；而文武大臣作为表率却不得其方、训导不力，有辱镇守疆域的职责、辜负朕倚重任用之恩的，也一定严加处分，丝毫不宽贷。谕令整顿落地税【雍正八年】皇上谕旨：一向以来各处落地税银，大半被地方官吏侵吞入己，所以定例规定，奏报税银四百两的准许加一级。后来因为查报的数额逐渐增多，吏部请求另行定议，奏报税银八百两的准许加一级，超过八百两的按此计算。近年以来，地方官员都知道守法奉公，凡有税课，都随收随报，不敢侵吞隐匿。他们奏报的数额，每每是旧额的数倍。只是担心将来会有希望凭功名得利的人，企图得到优等叙用，以至于任意苛索，骚扰拖累百姓。而且落地税银并非正项钱粮，不能同有固定数额的正赋相比；侵吞隐匿的固然应当加以处分，争多斗胜的，不但不应议叙，也应给予处分。究竟如何定议，以及如何议叙、加级、处分，着令吏部、户部尽心妥议具奏。谕令禁止借贷收取重利【雍正八年】谕旨：民间借贷这件事，是为了互通有无，救济一时的急需，本意是好的。然而有些贪图利息、营求私利的人，往往乘人匮乏，勒索重利。比如借贷米谷，不仅按加三起息，竟有加五的，或多到加倍。百姓偶然陷入困窘，只顾眼前；等到庄稼成熟，一年辛苦所得，已经不能再归自己所有。即使丰收之年，也只够偿还债务；一遇歉收之年，便束手无策，必然利息上再生利息，几年都不能清结，还要连累子孙。那些凭借资财牟利、乘人危急多取利息的人，却把这种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完全没有怜悯体恤之意。贪婪成性，刻薄成风，这也是人心和世道的祸患。人的急难困窘都是常有的。《周礼》所说三物六行，先讲孝、友、睦、姻，接着就是任恤。乡里同类之间，有急难就相互信任依靠，有困乏就相互赈济体恤，这是乡邻风俗的美好之处，也是王道教化首先要做的事情；人们以仁厚存心，也因此能够长久享受福泽而不衰。这正是仰赖 天地神明赐予保佑、降下吉祥征兆的根本。自古以来，人的穷达贫富和处境本来就没有恒常。幸而富贵有余，这是 上天待我特别厚重，就应当想到救济他人、使万物受益，体恤灾民、扶助困穷，以广泛实行善事。仰首报答 上天的恩德；如果把 上天厚待我的东西拿来作为剥削穷人的工具，那就不只是 上天在上面监临，一定会加以谴责。即使反过来扪心自问，难道也忍心这样做吗？凡是贪婪鄙陋的人，利欲使头脑昏昧，以为这样可以致富，却偏偏不想想，贫富有一定的数，善恶报应不会差错。假如不仁慈地发财的人都能拥有厚重资财，使子孙长久享用，那么乐善好施的人必然一生贫困。自古到今，有这样的天理吗？常常看到不义之财，取得似乎很容易，但享用不久，或者耗费在意外的灾祸上，或者败坏在不肖后人手里。由此可知，刻薄的人损害别人，正好也损害自己；仁厚的风气使别人获利，也会反过来使自己获利。这种道理，薄情邪恶的人如果不加以晓谕教化，骤然用官法防禁，恐怕反而会阻断他们借贷的道路，也不是便利穷人的办法。所以特意把天道循环、报应反复的道理，曲折详尽地说明，用来使贪婪刻薄的人觉悟，启发他们的良心，杜绝这种坏风俗。凡是借贷银钱、米谷的，加二、加三起息，还属于情理上可以实行的范围；如果太多，便确实是不仁慈地发财了。着令地方有司把天理人心时时训谕所属之人，以改变残忍刻薄的习气。倘若劝导很久，仍有下愚顽恶之性不改，继续为富不仁、放贷取重利，就查访确实的一两个人加以惩治，以警戒其他人。这样或许可以改变恶习，止息贪婪的风气。如果有无籍棍徒因为朕这番劝导训谕，借机图谋赖账，或者制造事端强行借贷，扰害那些善良而生活温饱的人家，更应当加重惩罚，不可宽贷。但这完全要依靠地方有司公正、勤勉、诚心地奉行劝导。特此谕令。谕令赈济抚恤流民并送其回归原籍【雍正八年】

译皇上谕旨：今年直隶、山东、江南有遭受水灾的州县，听说当地缺粮，穷困百姓有的为了糊口流散到邻近地区。如果当地官员把他们视为外地人，不肯特别加意赈济抚恤，必然会使他们流离失所。而且正值三春耕种之时，如果不立即返回本土，又必然荒废本业，朕心中非常忧念。你们可以写信寄给各省督抚，命令他们转饬有司：凡遇到今年从外地来、因受灾而就食的穷民，立即动支常平仓粮，大人每天发给一升，小孩每天发给五合，查验属实后赈济抚恤。再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路费，咨送他们回归原籍，并行文通知原籍地方官收留照料。总之要靠各该督抚督率属员妥善办理，以符合朕的心意。所用银两、粮食，着令该督抚查核报销，以后作为定例。钦定训诫州县官员规条谕【雍正八年】皇上谕旨：牧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一个人的贤能或昏庸，关系到万民的祸福。所以自古以来都慎重选择。朕广泛阅览、到处访求，训勉告诫，希望他们奏报循良的政绩、惠及百姓，也已经极尽苦心。只是地方事务都从州县开始，头绪纷繁，真情假情百般出现；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大多是刚刚进入仕途的，平时还没有得到历练，却想在一旦之间施展措施，难怪他们徘徊顾虑，心志茫然。即便有人通过采访咨询把情况告诉他们，也未必全部直言而没有隐瞒。这就是古人产生学习治理、如同裁制锦绣不可草率之叹的原因。过去因为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在外任职多年，周详了解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命令二位大臣商议制定规则，作为州县官治理地方的指南。可是书还没有编完，沈近思就去世了。近年以来，朱轼又常常患病，这件事于是拖延下来。去年才降旨，委托总督田文镜、李卫办理。如今二臣各自陈述见解，缮写各条进呈。朕亲自阅览，见其条理详细明白，言辞恳切，民情吏习无不兼顾，大纲细目无不完备。这确实是新进官员的津梁，也是众官的模范。二位大臣各就自己所经历的情况来说，繁简异同之间不必完全一致；但谨慎守持官场规范、勤劳体恤民间隐患、兴利除害、移风易俗，其根本宗旨却只有一个。现在依照原文交付刊刻，颁赐每位州县官一部，使他们放在案头，早晚观看省察；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就一定思考应当怎样勉励自己；弊端还没有革除，就一定思考应当怎样去除。要以实心作为根本，以实际力量推行，不要开始勤奋后来懈怠，不要口头说得很好却暗中违背。这样一来，不仅国家得到贤能的地方官，民间有百姓歌颂父母官；而且你们自身得到显要升迁，承受荣光，福泽留给子孙，姓名载入史册，难道不是美事吗？特此谕令。谕令臣民共同修习趋吉避凶的道理【雍正九年】皇上谕旨：今年仲夏以来，京师降雨失期，目前很觉干旱。朕在宫中斋戒诚心祈祷，还没有仰承 上天降下甘霖。朕反复思量，自古以来 上天所赐的福、所降的灾，都是由人的内心感召而来。《尚书》说：“行善，上天就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上天就降下各种灾祸。”古人又说：“福气到来，是人自己造就的；灾祸到来，也是人自己造成的。”大概 上天以慈爱为本心，绝没有降灾给人的道理。人们遭遇水灾、旱灾、饥荒，都是天下人自己招致的，应当因此恐惧警醒，修身反省，严肃自持。如果面对上天的警戒，反而产生怨恨责怪之心，那么所获的罪过就更大，便成了无所顾忌的小人了。朕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用来警戒自己，也恳切希望天下臣民共同修行趋吉避凶的道路，以承受 上天的恩德。近年来，上天已经多次详尽地降谕说明了。如今出现严重旱象，或许是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许是臣工没有尽到职守，或许是士民心术不善；这几种情况只要有一种，就足以触犯 上天的和气而招来灾祸。倘若无知小人不能察知人事感召的缘故，不懂得上天显现征兆的恩意，反而狂妄放肆、固执顽抗，敢于产生怨怼，那么乖戾之气就会从外部滋生。形成 上天即使想要宽宥，也无法宽宥了。朕战战兢兢地戒惧警醒，早晚不得安宁，再三推求，想查明导致旱灾的原因，立即改正。凡属臣工，都应抚躬自问：哪里没有称职？什么事情应当受到谴责？逐一反省并改过。至于做士人和百姓的，虽然没有治理人民、处理政事的权力，但一念的纯正或瑕疵，内心的善恶 上天高远，却能听见下民的声音，实在明察如鉴。假如不是自己作下的罪孽，就一定不会遭遇无法挽回的灾难。总之，无论君臣、士人还是百姓，都要各自扪心自问，反省过失、思考罪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而存有自我宽恕的念头；不要归咎于气数，而忘记警戒惕励之心。这样就会以和气招来祥瑞，及时雨和甘霖必定蒙受上天降下。对于上天的恩赐，应当努力，应当努力。现将这道谕旨通行晓谕，在京官员、弁员、兵丁和百姓等，都要使他们知悉。临近京师的各省，如果有缺少雨水的地方，也要一体宣示。特此晓谕。谕令拣选技艺勇力之人【雍正九年】上谕：我国武备修明，兵力强盛，超过前代，实在是多年教养、训练得法所造成的。朕想到天下地域广大，人才众多，各省之中，臂力超过常人、技艺勇力出众的人，没有收入营伍的，不知有多少。这些人如果任其被弃置在无用之地，实在可惜。着令各省督抚在所属地方百姓中招募拣选人才，选取身体强健、技艺勇力可观者一百多人，咨送兵部，奏报朕知，听候朕拣派官员训练教习，以备军旅使用。武生、武童以及乡勇、民壮等人中有可以入选的，也包括在数额内一并拣选。若有曾经获罪但已经得到赦免的人，也准许咨送。倘若把不应选送的人草率送来、敷衍塞责，将来考验之日，把有关督抚从重议处。每人本籍额外给守粮一分，以供养其 家属。本人进京时，着令督抚从公用银两中拨款赏给，作为路费，务必在本年八九月内送到。路途遥远的省份，分别放宽期限。直省合计以二千人为标准；至于酌量各省人才、分别派送若干人的办法，着办理军需的大臣议奏。谕令设立坛墠【雍正十年】上谕：直隶各府、州、县设立坛墠，举行祭祀。祭祀社稷以及

译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年春秋举行大祭，以表示崇敬和报答，典礼极其重要。从前刚开始修建时，有关官员把它当作具文，规制未必周全。经过多年以后，逐渐有倾塌毁坏的地方，又没有及时修缮，因此偏远郡县往往规模简陋、礼仪草率，实在很不符合庄严举行祭祀的本意。着礼部查照定例，行文给各该督抚，转令府州县恭敬谨慎地按规制修理，以尊重祭祀典礼。仍命造册报送礼部；每逢所属官员升迁或发生事故，都一律按照 先农坛、忠孝节义祠的规定，列入交接清册项目，查明接收。这样有关官员才会顾念考核成效，办理时更加谨慎恭敬。特此晓谕。谕令督抚把体恤百姓之心作为感通上天的根本【雍正十年】上谕：“自冬天、春天以来，京师没有得到雨雪。朕与各位大臣等戒惧警醒，反省修身，诚心祈祷，希望能够仰承感通。” 上天的心意。朕听说畿辅地方以及河南、山东，雨雪也很少；山西、陕西两省虽然有些地方下过雪，也没有普遍遍及。朕心中忧虑，深怕二麦歉收，小民难以糊口，已经切实谕令有关督抚等多方筹划，作为预防祸患的办法。自来天人感应的道理，实在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有关督抚等以体恤百姓的心作为感通 上天的根本，如果确实能够完全解除百姓的困苦，使民气舒畅，自然没有不能感召上天和气的道理。清理刑狱，也是祈求雨雪的重要事务。京师已经命刑部和法司清查案件，迅速办理结案，以免拖累；此外，畿辅地方以及河东、山西、陕西等省，郡县很多，有司官员贤能与否不一。其中有的审判严酷苛刻，滥及无辜；有的案件拖延羁押，长期不能结案；有的牵连等待对质，导致耽误正常生业。有关督抚大臣等，应当悉心体察，严格督责属员，迅速清理。应当释放的释放，应当取保的取保，务必做到公平、宽恕、谨慎，使民间各家都能安定地从事生业。其他政令中，凡是稍有不便于百姓的，都要立即设法改正。有关督抚等要体会朕视民如赤子的心情，各自切实体察百姓疾苦，怀着至诚恻怛之心，勤于访求民间隐情，竭尽真实心力，普遍施行实际政务，这样或许 上天明鉴感通，早早降下甘霖。努力吧。特此晓谕。谕令督抚竭尽真心，施行实际政务【雍正十年】上谕：京师自去年冬天直到新春，没有得到雨雪。畿辅地方以及京师附近各省，虽然有奏报下过雪的，但看来也没有普遍沾润充足。朕想到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发生月食，据钦天监观测天象，曾引用《占书》中“燕赵地区旱灾会伤害禾苗和麦子”的话上奏。朕此前心中十分忧惧，打算在正月祈谷之时诚心祈祷。上帝以迎接 上天和气，但朕本人偶然感受风寒，医家奏请避风静养，所以没有亲自参加祭祀典礼，这份心意更加警惕不安。近几个月以来，雨雪没有降下，明显是 上天显现征兆，用来表示警戒，实在可怕。朕诚心修身反省，体察政治上的缺失。过失，以期仰承感通 上天的心意。你们大学士、九卿等，都应恭敬谨慎，斋戒至诚地祈祷，尤其应当洗净 内心，涤除杂念，竭尽职守，奉公办事，以此作为敬 天祈求福佑的根本。京师是四方汇集之地，百姓粮食需求很大，更应预先筹划。至于各督抚等，也要各自恭敬谨慎地修身反省；对于所属地方雨水是否充足、播种早晚，务必悉心访察，预先谋划。如果二麦歉收，必须做好预防祸患的准备，不使百姓有缺粮的忧虑，这才不辜负朕的委任。如果有玩忽职守、隐瞒粉饰等弊端，被朕访察得知，必定严加谴责。内外大臣等领受这道谕旨后，务必以真心奉行，不要只用空话覆奏。特此晓谕。谕令建立贤良祠【雍正十年】上谕：我朝从前的文武大臣，立身正直，奉行职守公正忠诚，建立功绩、成就功勋、保全名声和节操的，朕已经降谕在京师建立贤良祠，永远举行祭祀，以彰显美德。朕想到外任大臣镇守安抚疆土，宣扬谋略、推行教化，忠勇效命，既有威严又有仁爱、使百姓得宜；其中政绩卓著、值得记载的，死后应在当地建立贤良祠，使他们永远承受祭祀典礼。这既足以慰藉军民共同爱戴贤良的公心，也足以劝勉后来做官的人。比如近日的将军蔡 良、提督张起云、总兵苏大有、魏翥国，都一向享有贤名，勤劳于王事，且死于任所，确实应列入贤良祠。着令直省各在省会之地建立祠宇。至于配享祭祀的人，如果追溯从前，恐怕考查不确，或导致滥受祀典，也难以确定。不如从近年开始；今后若有应当请求入祠的人，各地方督抚每一人分别具写一本奏请，不必汇总上奏。其一切事宜，着九卿妥善议定后具奏。特此晓谕。谕令斋戒时佩带警戒牌【雍正十年】上谕：国家典礼首先重视祭祀。每逢斋戒日期，必须约束身心，竭尽诚意、极其恭敬，不稍有放纵安逸，才可以严肃地昭示对上天的事奉，使神明感格。朕遇到斋戒之日，至诚至敬，不仅在殿庭供设铜人，即使坐卧之处，也书写斋戒牌，存心警惕，片刻不忘。至于内外大小官员，虽然在官署设置牌子，但恐怕在言语行动、日常起居之间稍有怠慢，就不是斋戒时庄严肃敬的意义。查明代祭祀典礼，凡陪祀和执事人员，有悬挂祀牌的规定。现在酌定佩牌的式样，命陪祀人员把它佩戴在胸前，使其触目而警心，恭敬不懈，也能彼此看见，相互更加省察警惕。这样对于隆重的祭祀大典，更能彰显洁净。着令传谕各部院、八旗以及直省文武官员，一体遵行。特此晓谕。谕令武员亲丁名粮【雍正十年】

译上谕：过去因为武员养廉银不够，以致克扣兵饷，所以酌定亲丁名粮，作为供养家口的费用。又因为营伍公用没有经费，规定每额兵一百名准许抽取二名的制度。如此曲加体恤，无非是施恩于武官，使应有的兵额不再出现虚冒，以取得军队的实际效用。近来听说各省中还有几个省不能完全革除空粮的弊端，楚省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在亲丁名粮之外，仍有家人、长随冒名领取军饷；又有书识、匠作之类也得以滥充额数，暗中占用兵粮。又如招募时，往往是游手之徒行贿求得滥充，而勇力之人反而不能入选。每逢调拨差遣，就萎靡退缩，不能忍受劳苦。前一年湖广提标曾以二百名兵丁补充镇筸四营，其中逃走、推辞的人已经超过一半。又如去年擒剿黔苗一案，提标兵丁往来于镇筸、六里等地，前后受阻，行军服役十分艰难。这些都是朕听到的传闻。国家每年耗费国库金钱供养一名士兵，是希望取得一名士兵的作用。如果实际兵额已经有空缺，而在伍兵丁又怯弱不振，那么所谓武备修明，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着令有关大臣用心稽查，勤加训练，务必永远革除陋规，彻底清除各种弊端，不得沉溺于积习，苟且因循，辜负朕的委任。倘若多次训诫之后仍不知道悔改，一定严加谴责。特此晓谕。谕令大小臣工戒惧惊惕，以敬畏上天的警戒【雍正十年】上谕：古代训言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作下的罪孽，就无法逃脱。”这句话极力说明自己作孽是不可逃避的。上天心怀仁爱，必定不会无故给人制造灾祸。凡是祸、福、灾、祥的到来，都是由于人的作为。的感召而 上天本来并无意志。就像地方上的水旱灾荒，一定有它发生的原因：或许由于朝廷政事的缺失，或许由于臣工职守的偏差，或许由于有关官府的教令烦琐苛刻，或许由于民间风俗浇薄。这几种情况只要有一种，都足以触犯 上天的和气而招致灾异和乖戾，所以近年来每当晴雨失调，朕必定诚心反省，思过省察过失，切实谕令大小臣工戒惧惊惕，以敬畏上天的警戒。上天的警戒。但想到天下百姓众多，善良与顽劣不一，或许有人愚昧无知，因饥荒困厄而产生忧愁怨恨之心。平日心术奸诈虚伪、习俗乖张，却仰面等待 上天显现征兆来表示警戒，又不自行改过悔悟，反而相互怨恨，竟忘了上天降罚的根由。如果自己本来无罪却受到谴责，没有比这更违背上天、违反道理的了。即使朕修身反省、祈祷，也未必能代替他们悔罪并减轻惩罚。常见一州一县之中，彼此相隔并不远，但雨水多少不均，收成丰歉各不相同，这就是明显可见的情形。朕发布这道谕旨，并不是要把责任推给天下臣民。臣子的职守有所亏缺、民间风气不够淳厚，都是朕的过错，不能推卸。朕所希望的是天下臣民遵照朕的训谕，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以此表示敬意。上天的根本。偶然遇到旱灾水涝，更应加倍惊惕；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不敢有怨望不平之意。这样，和气就能招来祥瑞，一定能够转灾为福。要思考这些，努力实行。特此晓谕。谕令说明钜野县获得麒麟【雍正十年】朕据山东巡抚岳濬奏报：曹州钜野县李家庄李恩家，今年六月初五日，有母牛产下一只瑞麟，麇鹿身、牛尾，全身都有甲片，甲片缝隙中有紫色毫毛，头顶有玉石般的纹饰，光彩灿烂，实在是太平盛世的祥瑞征兆。谨向宫阙庆贺，恳请下诏交付史臣，向内外宣示，等等。朕想到山东地方前一年遭受水灾，百姓不得安居；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雨期又失常，贫民缺少粮食。朕尽心筹划，派官员发放粮食赈济，多方救助，幸而没有发展到流离失所的地步。即使京师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晴雨也不均调，又多次发生地震；西北两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将士露宿在外，极其劳苦。朕心中戒惧修省，只知感受 上天显现征兆、表示警戒的恩意，不敢希求上天额外赐予祥瑞。如今听说瑞麟产于东省，因此实在更加惭愧惊惧。该巡抚奏请下诏交付史馆、向内外宣示，这些都属于空文。特意把朕夙夜勤勉、面对 上天时的真诚心意，晓谕天下臣民，使大家共同知道。谕令说明曲阜出现庆云【雍正十年】朕据山东巡抚岳濬奏称：曲阜县六月二十五日午时，明亮的太阳正当中，有庆云托在日轮下方，五色齐备，宝光灿烂。太阳的西南方又有三道霞光，绚丽增辉，经过午时、未时两个时辰，云气仍然聚集不散。正值园林工程完工之时，祥瑞接连出现，千秋罕见，等等。朕向来不谈祥瑞，只是夙夜勤勉，感受 上天显现征兆、表示警戒的恩意，哪里敢希望祥瑞接连降临？朕已经多次降谕训诫 教导天下臣民了。但朕自信一生尊师重道的心意真诚 而恭敬，阙里是 圣人的故乡，尤其深切怀有瞻仰圣人如临墙的仰慕之情。前一年文庙重新修整时，庆云涌现；如今园林工程完工，又看到了祥瑞。或许是朕诚敬的心意 受到神明欣悦而来感格，所以显现这种征兆，用来彰明上天日鉴在此的意义吧？朕在感庆之下更加惭愧惊惧，因此晓谕天下臣民，共同知悉。谕令端正文体【雍正十年】上谕：制科用《四书》文取士，是为了考察士子的实际学问，并调和文辞声调，以彰显国家的盛况。俗话说：“语言是内心的声音。”文章之道与政治相通，关系重大。韩愈谈论文章说：“务必去掉陈旧的话。”柳宗元说：“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的，不只是追求辞藻色彩、夸张声调，把这些当作才华。”何况四书文号称经义，本来就是为了阐发圣贤义理的内涵；至于体裁格律，前代正统学者已有完备规范，可以考察。虽然风气日益更新，文采与内容都应茂盛，但文章的义理、法度、辞气和旨归始终相同。近几科以来，文风也明显大为改变，但士子炫耀才气词华，难免有冗长浮靡的习气。因此特颁此谕，晓谕考官：所作文章务必雅正清真，义理和法度兼备；篇幅虽然不必拘泥于一律，但枝蔓浮夸的言辞应当屏弃。秋闱日期临近，礼部可以行文传谕使他们知道。特此晓谕。谕令旱涝发生时及早奏报【雍正十年】

译上谕：据山东巡抚岳濬奏称，山东今年闰五月间普降甘雨，先前遭旱的地方陆续都得到雨水，谷物、豆类和杂粮都能及时播种。此后六、七两个月雨水均匀，秋禾茂盛，如今已经收获入场，成为历年未有的丰收，等等。今年春天，山东各郡邑雨水失期，兖东两府尤其严重，朕心中忧虑，派官员发放粮食，兼施平粜和赈济，使先前嗷嗷待哺的百姓有所依靠，心志安定，安宁顺遂之气得以感召。上天的和气，于是连续降下甘霖，使荒歉转为丰收。由眼前的事情看来，更加知道朕平日恳切地用天人相感的道理训示天下臣民，确实没有错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凡是做官的人，若想感召 上天和气，必须以使民情舒畅为根本，平时与百姓同其好恶，不使民间有郁结压抑之情。偶然遇到雨旸不均、旱涝将要发生时，就应据实奏报，使朕能够及早替百姓筹划，采取补救挽回的办法。百姓则应安守本分、遵循道理，共同崇尚善良；偶然遇到灾异，就要想到灾祸招致的原因，恐惧警醒，不敢因为困苦而产生忧愁怨恨之心。这样上下共同修治，官民都努力，就会看到和气招来祥瑞，灾异不再发生，家家户户享有富足安宁的福气。努力吧，努力吧。特此晓谕。谕 景陵出现瑞芝【雍正十年】朕从来不谈符瑞，时时训谕天下臣民，摒弃空文而致力于实际，因此近年来各地奏报庆云、嘉谷等事，朕都降谕训诫勉励，从未向外宣示为祥瑞。只是今年秋天，准噶尔贼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国境内，我军奋力出击，大获全胜，歼灭贼人一万多人，而我方官兵伤亡仅六十多人。军中的将士以及边外蒙古人，无不拍手欢呼，认为是从来未有的大捷，若不是承蒙 上天和 皇考暗中保佑，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朕心中正深为感激，而瑞芝恰好产于景陵，天人相应，确实有征验，仰首看见 上天和 皇考赐福国家、庇护百姓，特意降下祥瑞，以向天下臣民昭示。朕与各位大臣同样庆幸欢喜。你们所奏报的欢欣诚意，朕知道了；准照所请，宣付史馆。谕令建立书院【雍正十一年】上谕：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常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读书的。朕即位以来，时时把教育人才放在心上，但一向听说书院的设置，真正有益处的少，追求虚名的多，所以没有命令各省普遍实行。原本是想从容观察，等待时机，然后再颁降谕旨。近来看到各省大吏渐渐知道崇尚实际政务，不做沽名钓誉之事，读书应试的人也颇能摒弃浮躁喧嚣、追逐竞争的习气，那么建立书院，选取一省中品德和文章都优秀的人在其中读书，使他们朝夕讲诵，端正自身、勉励品行，取得成就，让远近士子受到观感激励，奋发向上，也是兴贤育才的一种方法。督抚驻扎的地方，就是省会之地，着令各督抚商议实行。每省赏赐国库银一千两；将来士子聚集读书，必须预先筹划，资助灯火费用，使之长久维持。不足的部分，从存留公银中支用。封疆大臣等还负有教化引导士子的职责，都应竭尽心力奉行，贬抑浮华、崇尚实际，为国家储备优秀人才。这样，书院的设立才会有益于士习和文风而没有流弊，这正是朕深切的希望。特此晓谕。谕令勉励研习理学【雍正十一年】上谕：自古圣贤设立教化，性理是根本源头，学问与经世济民的事业本来是一条道路。必须有明白义理、能够见道的儒者，才有长远而切实的经世之用。在家中就是端正的人和正直的士人，在国家就是贤能的官吏和有声望的大臣；教化因此日益隆盛，人才由此日益兴盛。到了后世，儒术不再醇正，真假混杂。聪明的人专门追求吏才和文藻，把它们作为取得功名、进身仕途的阶梯；迂拙的人文章才学都没有可观之处，又不肯安于自己的庸陋，于是窃取道学的虚名，妄想求得称誉。甚至私下树立异说，结交党羽，玷污儒者修养，成为国家的蛀虫，以至于当世人厌恶听到道学这个名称。这些都是他们追求名声而不求实际的过错。从前 圣祖仁皇帝考试词臣时，曾以理学真伪为题命人作论，大概是深知其中弊端，借此指示训诲，希望人人努力成为真正的理学之士，把它作为学问和经世事业的根本。朕即位以来，敦厚崇尚儒者的品行，首先把端正人心、整饬风俗作为要务。近年来，士人的习气和百姓的风俗也颇知奉行法令、遵循道理，很少听说放荡失检、越过法度的事。只是士大夫中，深入研究理学著作，以取得明体达用成效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今年会试时，天下举子四千七百多人云集京师。朕特意命通晓性理的词臣询问性理之学，应召的举子只有几人，而且也不过粗略涉猎文辞，不能深入探究义理内涵，可知士子平日并不留心理学。朱子曾说：“佛家的教法，却是要求从自身心理上用功，所以他们那一边常有人，而我们这一边反而没有人。如今的儒者，能够守经的只是讲解义理而已，能够读史传的只是计较利害而已。谁能从自身做起？不理会自己，却说什么别人的长短？”明道说：“一旦立定根本，自然能够处理天下万物，只是自从程先生以后，这种道理没有再传下来。因此我常说，我们这一边没有人。”

译朱子的话就是这样。朕看古人论理学，必定重视真心体认、切实力行。如今世人竟把理学置之不讲，还能希望他们专心理解并把它施用于实际事务吗？常见世上那些表面上装作理学之士的人，对圣贤体用之学完全没有研究，只因不能高出众人，便穿破旧污垢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排斥诋毁佛教和道教，自称理学，作为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手段。等到询问他们儒家性理的义理内涵，却茫然无知。理学的真假，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只要诋毁佛道便算理学，那么回教、西洋教也都成了理学。理学哪里会这样容易充当呢？佛、仙的教法，以修身见性、劝善去恶、舍弃贪欲、忍辱和光为根本。如果果真能够融会贯通，实际也是理学的助力。那些世上不懂佛仙设教的本意、又不懂理学根源，却只把排斥佛老强说成理学的人，都是没有见识的片面之论。朕希望天下以儒业为本的人，各自探求本分所应尽的责任，谦逊自持、勤勉努力，以求不辱没先儒。为此特颁此谕，通行训示。如果读书做官的人果真能够潜心于正学，诵读效法圣贤，亲身实践，澄清源流、端正根本，下则成为乡里的表率，上则成为朝廷的仪范，那么就能继承先儒薪火相传的正统遗风，取得国家文章和事业的实际效用。朕心中嘉许喜悦，一定会加以礼遇和重用。大家共同勉励自己，以符合朕的期望。着令有关部门行文内外各直省，使所有人都知道。特此晓谕。谕令举荐博学鸿儒【雍正十一年】上谕：国家声教广泛传播，人文事业蓬勃兴起，又以恩典增设科举，乐于培育各类人才，文质彬彬，盛况可观。朕认为博学鸿词科，是用来对待学问卓越、见识广博之士的，使他们修饰皇朝谋略，润色宏大事业，承担著述的任务，充当顾问的人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地下诏命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儒，召来考试并授予官职。当时名儒硕彦参加选拔，得到人才，被称为极盛。直到现在数十年间，馆阁词林储备的人才虽然很多，但宏通博雅、贯通古今的人，始终没有广泛搜罗，以此表示鼓励。自古文教昌明之时，必定有瑰奇大雅的人才，何况承受 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高寿而造就人才的盛况，受到教化恩泽的浸润，四海都随风向化。朕延揽人才的心意十分殷切，开门招求贤俊，敦促崇尚实际学问，谕旨屡次颁行，应该有 品行端正淳厚、文才优美丰足、枕经读史、见闻广博，足以称为博学鸿词科人选的人，正应当特别修明这一久废的典制，嘉奖并广泛访求。现任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不必再次接受荐举；其他已经做官和未曾做官的人，在京师着令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汇送内阁；在外地着令督抚会同有关学政，悉心访察，选拔考验，保奏送交礼部，再转交内阁，务必做到虚心公正、详细谨慎，搜求真正人才。朕将亲临殿廷考试，优先录用，以广泛显示兴贤举才的典章，充分彰显考察古道的荣耀。应办事宜，着大学士、九卿会同议定具奏。特此晓谕。谕令改正“胡虏”“夷狄”等字样【雍正十一年】上谕：朕阅看本朝人刊刻、书写的书籍，凡遇到“胡虏”“夷狄”等字，常常写成空白，或者改变字形、字音，例如把“夷”写成“彝”，把“虏”写成“卤”等字样，读来实在无法理解。推测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妄自认为触犯本朝忌讳，说这样避讳可以表示敬慎，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背理违义、极其不敬的行为。中外，是划分地域的界限；上下，是上天确定的名分。我朝在东海之滨建立根基，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继的正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的传统。所任用的人，无论大小文武，都是中外一家的臣民。所推行的政事，无论礼乐还是征伐，都是中外一家的政事。内有直隶各省的臣民，外有蒙古以及极边各部落，乃至海边山角、通过梯航前来纳贡的异域远方，无不尊敬亲近、奉我朝为君主。如今反而追溯开创帝业的地方，把它称作外夷，认为在文字中应当避讳，这只是辨别地域的内外，却竟忘记人的上下名分，岂不是背理荒谬到了极点吗？孟子说：“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舜是古代的圣帝，孟子仍称他为夷人；文王是周室受命的祖先，孟子作为周的臣子，也把文王称作夷人。那么，“夷”字的意义不过是地域的名称，古代圣贤并不以此为忌讳，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把“虏”字加在本朝身上，更是错误荒谬。《汉书》注说：“活捉叫作虏，是说活捉那个人，用绳索贯穿并拘禁他。”敌国彼此隔绝时，常常互相诋毁；北方人把南方人称为岛夷，南方人把北方人称为索虏。汉、唐、宋、元、明边患不断，每当有不能臣服的国家，反而把它称作虏。我满洲居住在东海之滨，并不是胡人，也从未被人俘虏；若称为东夷人还可以。何况如今普天之下、所有土地上的人都是臣民，即使是穷远边疆，我朝也不忍把他们视为俘虏。只有准噶尔违背上天、抗拒天命，自我抛弃在王化之外，或许可以称它为胡虏。至于王师入关以后，汉人顺从天命，心悦诚服地成为臣子，在本朝虽然不忍把汉人称为虏，但按照“活捉”的字义，汉人实际上就是本朝俘虏。如今反而把本朝称作虏，并且避讳不说，岂止是不明白大义，连字义也弄错了，难道不是荒谬吗？总而言之，帝王承受天命统治天下，中外是一家，上下是一体。君臣、父子的名分由上天确定，尊敬亲长、忠孝的感情根植于人的本性。从未听说臣子对于君父，既然形体相合、心意相同，还可以因为丝毫外在形迹而彼此区别看待。我朝正式登上帝位、建立纲纪，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历代圣主相继承继，功德隆盛，到了 世祖章皇帝入关安抚中原，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他们登上安席，仁心 仁政洋溢于中国大地。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深入肌肤、浸透骨髓。中国的圣明君主，自尧舜以来，有几个人能够与他相比？朕以浅薄的德行继承帝统，勤勉求治，努力效法 祖先和考妣，虽然不能赶上万分之一，但十年来秉持公正、发誓真诚，明朗如同日月。满、汉、蒙古并无区别对待，这份心意早已为臣民共同知晓。满汉的名目，好比各直省各有自己的籍贯。公文和字迹不便完全混同，原本不是要保留这些来作为中外的区别；不明白君臣大义的人，才会不能体会这一点。

译历代圣主抚育中外，胸怀廓然大公的盛大心意；如果还在文章和记载中拘泥于满汉的外在形迹，删改“夷”“虏”等字以避讳，难道就能以此作为臣子尊敬君父的表现吗？不知道正是这一念头，已经触犯侮慢大不敬之罪，无法逃脱。这些都是最初制造此事的大奸大逆之徒所作的讥讽诋毁之辞，后人沿袭而不自知，浅薄而缺乏见识，竟到了这种地步。朕在《大义觉迷录》中，已经详细开导过，实在怜悯天下士民无知而自行陷入大罪。想来天下士民如今已经深深明白；现在又看到书籍避讳的荒谬，特再次反复晓谕。今后阅读文章、书写文字以及刊刻书籍时，如果仍然重蹈旧习，把这些字写成空白或更换字样，就按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有关督抚、学政和有司，务必敬谨遵行，张贴告示，使穷乡僻壤也都知道。至于从前的书籍，如果一概责令填补、更换，恐怕卷帙太多，或有遗漏，而不肖官吏又借不遵功令之名造成扰累。着令一并晓谕：有人愿意自行填补、更换的，听凭其自便。特此晓谕。谕令褒奖善良【雍正十一年】上谕：朕在直省地方偶然遇到灾异，就因此寝食不安，免除租税、发放粮食、截留漕粮平价出售，多方抚恤救济，务必使贫民没有一个不能得到安置。又想到各地即使有的收成歉薄，难道没有家藏丰裕的人家吗？他们情谊深厚地依恋乡土，彼此休戚相关。如果各人量力捐输，既可以表达亲睦姻亲、担当救济的情谊，也可以帮助救济灾民、扶助困苦之人。因此朕曾经降谕，通行劝导；但也听凭绅衿、士人和百姓自行办理，不可强迫。近来听说直省地方捐资救急、乐善好施的人相当不少，这确实是乡邻风俗的美好表现，也是人心仍存古朴的一种验证。这些善良之人，应当加以恩泽，以表示褒奖嘉许。着令各该督抚留心体察，秉公确实访查；捐助较多的，着具题奏请议叙；捐助较少的，也着地方大吏赐给匾额，并登记在档册中，免除其差徭，以彰显朕与人共同行善的至意。谕令督抚、藩臬严厉约束书吏【雍正十一年】上谕：朕听说各省督抚、藩司、臬司衙门都有本房、稿房掌案书办，凡是官员升降、刑名、钱粮等事，全都由他们查考条例，拟写稿件，缮写后承办发出。督抚、藩司、臬司不过从中斟酌，终究不能超出他们划定的范围。虽然有幕客，也多半只是依样画葫芦，照着稿件签发办理，以至于这些人把持操纵，擅自作威作福，暗中传递消息，撞骗招摇。这样一来，督抚、藩司、臬司的权力反而转到这些人手中。这种弊病各省都有，唯独湖南更加严重。近来督抚、藩司、臬司衙门的书吏虽然已经统一加以关防封锁，不许出入，但日常供给却由他们自己筹办。每逢取送物品、人员出入之时，他们便密写细小字迹，巧妙地互通关节；又让亲信的子弟、亲戚、朋友租房居住，名义上说是购买、准备食物，实际上是招揽传递消息的人。遇到紧要事件，便替人牵线说合，又有“挽工”“牵手”等名目，往往事情还没有送入衙门，就已经有人关照；事情还没有泄露，就已经有了风声。属吏借此钻营，他们则贪得无厌，弊端昭然，肆意施行奸诈诡计。那些督抚、藩司、臬司往往陷入他们的手段中却毫无察觉。督抚、藩司、臬司既然受国家重托，当然没有明知故纵的道理；只是这种情况沿袭日久，习惯了便不再知道其中的危害，于是容易受到他们的蒙蔽。对此应当留心观察，因地制宜，防范周密，查核严格，务必使弊端断绝、风气清明，首先从地方做起，才会有益。至于书吏供给一项，每年计算费用并不多。朕对督抚、藩司、臬司都给予优厚的养廉银，即使拿出这点钱来供给书吏，使他们杜绝弊端，似乎也是可以实行的。但重用书吏，不过是借重他们熟悉成例；如果能得到老成练达、明白事理的幕客，各项事务都熟悉，可以供长官商量斟酌，不让书吏掌握权力，自然就不会产生可乘之弊，这又是督抚、藩司、臬司等应当各自特别留意的。至于书吏积年累月的弊端，朕已经深知；但想到他们一向熟悉法令条文，又懂得文义，并不是那些顽劣愚蠢之人可比，只是拘泥于积习，倚仗聪明，希望得到蝇头小利而不顾后患。若督抚、藩司、臬司以情理感化他们，以利害警戒他们，指出他们过去的过错，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那么从今天起勤勉谨慎、小心办事，固然可以享受安宁的福分；即使将来服役期满、经过考核录用，也可以获得升进的阶梯。他们自己知道舞文弄法、作弊营私必然连累身家，畏惧法律、奉公守法，自我修养而获得厚报，想来没有不彻底改变面貌和内心、改弦更张的。着令督抚、藩司、臬司等将朕的谕旨遍行训诫，严厉切实地提撕警醒。倘若从今以后仍然坚持作恶而不悔改，或者遇到本官庸庸碌碌、愚昧无能而被他们蒙蔽，若被朕访闻，定当查拿，在各该地方立即正法，决不宽贷。特此谕示。上谕：拨补文庙除荒后的公费【雍正十一年】上谕：国家的祀典最应当谨慎重视，至于 文庙春秋两季的祭祀仪式，更应当准备齐全祭品，竭尽诚意，以表达敬意和礼节。朕听说外省州县中有因除荒而裁减祭祀公费的。朕想，银数如果太少，就难以筹办，或者导致祭品简略，或者恐怕把负担摊派给民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取。着令各省督抚查明所属地方，如果有因除荒而减少经费的州县，就从存留公银中拨款补足，使其达到原有数额，务必让祭祀用的粢盛丰足洁净，以表达朕恭敬奉行祭祀的诚意。特此谕示。上谕：禁止独子伤人【雍正十一年】

译上谕：独子准许留养，是国家法外施行的仁慈；但凶恶之徒往往仗恃这一恩例，肆意横行，有时众人共同殴打，却把罪责推给这一个人；有时一个人独自承担罪责，以使众人脱罪。没有见识的有司，又有的把姑息当作宽大，借此迁就来判定狱案，各种弊端难以一一列举。因此每年奏请留养的案件很多。凡杀人者抵命，乃是天理人情的正当原则；其中如果确有值得原谅的情由而曲从宽典，这又是体察古代帝王“罪疑惟轻”的意思，随着具体事情斟酌办理。若不论情节和罪行的轻重，只因为是独子便一概令其从宽，已经不合情理，何况其中未必全都是独子呢？有罪之人侥幸漏网，恐怕会形成奸恶滋长的开端。但成例已经施行很久，朕不便立即改动，而且不加教导便杀人，朕也有所不忍。着令通行晓谕内外军民人等：自己既然是独子，更应想到父母无人依靠，谨慎修身、奉公守法，以远离刑罚。如果喜欢逞勇斗狠，坚持作恶而不悔改，数年以后独子伤人的案件仍然没有减少，朕就只能依法定罪，以惩罚凶顽之徒，不能再曲意宽免。此谕着该管大臣、官员通令宣布，务必使远乡僻壤的人也全都听知。上谕：详细谨慎地施行刑法【雍正十一年】上谕：从来彰明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铲除暴行是为了使善良百姓安宁。无论施恩还是报怨，无论宽大还是严厉，只要处理时没有私心，就并不是两回事；只要合乎天理，奖赏也不算过于慈软；只要合乎人情，杀人也不算残忍。朕统治天下，早晚都戒惧勤勉，只想到不能使天下风俗完全一致，不能让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免受刑戮，便常常自我责备。朕所希望内外诸大臣做到的，是务必顾全大局，持守正道、秉公办事，怀有以刑罚达到无刑目的的心志，执行刑罚以制止刑罚的法则：首先使百姓不敢犯法，不让奸凶之徒漏网；其次引导人们不去作恶，逐渐使顽劣怯弱之人受到感化而归向正道。这样施行，还需要经过年月，虽不敢期望达到刑罚完全不用的境界，或许可以逐渐改变社会习俗。应当知道，刑罚就是教化，惩罚怨恶就是施行恩惠。禾苗中的稂莠不锄除，嘉禾就不能生长；合乎正义的刑罚和诛杀，正是仁慈地养育、爱护百姓。自古到今，本来没有能够改变这一道理的。朕即位十年以来，对于一切刑狱案件，没有不虚心平静、详慎推究的。凡是情有可原的，务必从宽缓处理，但用意并不是专门主张宽大；凡是法律上不能宽免的，便依法处以斩刑或绞刑，但用意也不是专门主张严厉。朕本来没有成见，只看罪犯自己招致的结果。朕常常召见朝廷大臣，也训谕督抚等大官，反复恳切地讲求，详细开示，想来他们已经完全知道朕的心意和朕的谕旨了。如今举行秋审大典，朕详细查阅各省册籍：例如云南绞刑犯怀逼索取陆起云银两，并连续殴打致其死亡；绞刑犯萨得搜杀遗孤，又把藏匿孤儿的阿奇一并杀死；贵州斩刑犯阿半因争夺产业纠集多人，杀死三人；绞刑犯喜生与简尚志争夺林坎，把养媳连续殴打致死，反诬说是打死的；绞刑犯王景用刀砍伤族兄，又把族兄的妻子砍死，反诬为强奸致死；绞刑犯宇枯强行住进宇奈家，强占沙出磨为妻，又拿标枪将阿铺刺死；四川绞刑犯朱成林带领众人抢夺杨小妹并抬到家中，强迫成奸，而且持刀拒捕，砍打杨载坤夫妇，使二人多处受伤；斩刑犯熊二蓄意图奸，致人受伤并造成命案；广西绞刑犯权特罗挟带仇恨，将蓝鸣凤杀死；广东斩刑犯岑达诬陷吴亚土为盗贼首领，指使人将其殴打致死，又栽赃诬陷；绞刑犯黄文翔窝藏盗贼、分赃，反而捉人拷打勒索出卖，又毁坏他人坟墓，擅自查封民间铺面；福建斩刑犯张苞行窃时拒捕，打伤并杀死事主；斩刑犯李三放火焚烧蓼舍，将周维杨烧死；绞刑犯钟广周调戏蔡氏，连续杀伤钟廷坚致其死亡；绞刑犯翁德诬赖杨来拒捕，毒打致死，又勒索差礼，逼迫杨来的父亲杨高将女孙卖钱并收受；绞刑犯萧宜念诬指蔡伯成为贼，又指使人捆绑殴打，致其死亡。湖北绞刑犯杜▯三勒死张文习，企图诬赖，又将张文习的妻子刘氏毒死。湖南绞刑犯陈儒胜杀死朱佐坤，又剥取衣物，把尸体抛入水中。绞刑犯严惠之买卖赵任康的妻子，并将赵任康推入水中淹死。陕西绞刑犯刘世银勒死自己的妻子，背着尸体送到刘世显家，企图抵赖。斩刑犯扎的身为番目，聚众杀死番民六人。江西绞刑犯张逊骞挟嫌诬指王子才为贼，导致两人死亡。绞刑犯赖半斤面强行奸污萧矮孜，萧矮孜不从，便用刀砍死。绞刑犯陈正典因为图谋夺取亲婶胡氏的产业，将胡氏捆绑防守并强行嫁人；胡氏发誓不肯成婚，便上吊而死。浙江绞刑犯詹玉书心怀愤恨，指使人殴打何品成致死。江南斩刑犯慧明与王氏通奸，因嫉妒殴打东岩致死。绞刑犯费叙杀死侄女，并指使费贤诬告张品。斩刑犯李国辅冒充职官，诈骗并传达虚假命令。斩刑犯黄望故意致黄永寿死亡，持棍连续击打致其毙命。绞刑犯张珍诬陷陈大，拷打勒索，逼使陈大上吊死亡。绞刑犯马成▯栽赃诬陷良民，致张二死亡。河南斩刑犯李三行窃拒捕，又越狱逃跑。山东绞刑犯董超用非法刑罚将梁韶绑起来吊打，以致死亡。绞刑犯周宗璜捏造罪名，指称族嫂赵氏通奸，用绳捆绑并聚众殴打，致其死亡。绞刑犯王在因为张王氏斥责他的妹妹有奸情，便连续殴打张王氏致死。绞刑犯公英因为图谋奸污张氏而遭拒绝，当即将她杀死。斩刑犯马四超勒死狱卒，越狱潜逃。山西绞刑犯王顺把防女石二姐儿拉抱回家，持刀恐吓并强奸。以上各犯全都穷凶极恶，残暴狠毒、奸淫作恶，法律不能宽贷，情理也不能原谅。然而各该督抚一概拟定为缓期处决，且没有写出审勘意见。还有上一次已经定为情实，今年却又自行改定为缓决的；有些罪犯监候已久，却在每年秋审中忽而拟为情实，忽而拟为缓决的；有本来定为缓决、因刑部改为情实便照刑部意见定为情实的；也有本来定为情实、因刑部改为缓决便照刑部意见定为缓决的。这些案件已经由九卿和法司重新详细审核，逐一改定。试问那些督抚，审判案件、录验囚犯，是何等重大的事情，难道竟然漫不经心吗？还是竟然毫无主见吗？或者又以为杀一个犯人不如留活一个犯人，立即杀一个犯人不如迟些杀一个犯人，把这当作培养德行、造福百姓的办法，那就尤其是鄙陋蒙蔽得厉害了。

译主持一方疆土，是百姓的大父母；百姓的利益、救济和安全，确实都要有所依赖。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应当把它当作自己的过错；一项政事没有办平，也应当把它当作自己的耻辱。水旱灾害以及盗窃、愚顽之事，都应当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可推诿卸责。朕确实怀着这样的心，奉行这样的原则，希望各位臣工辅佐、承宣，使朕的德意广泛施行，让万姓蒙受福祉。至于杀人者死，国家有固定的刑法。倘若杀人者不死，那么被冤杀的人如何伸张冤屈？何况不杀杀人者，只会使杀人者越来越多，谁来杀掉他们？放任这种情况，自己就已经成为罪魁了。即使不考虑昭彰的惩罚，法律制度本来无私；即使只根据报应的真实道理、循环往复的天理，难道还不非常可怕吗？朕曾说，疏忽放纵的过错超过苛刻，姑息的危害等同残忍。只要依据公正诚信的至诚本意，通达仁义的权宜原则，这个道理天下相同，时间久了自然会显现。那些拘泥、迂腐、见识浅陋狭隘的人，只是还没有省察到罢了。现在特地就刑法一事，向内外诸大臣明白剖析说明。看到朕这道谕旨，如果以为朕想要严厉，那就是辜负朕的恩意；如果以为朕想要宽大，也同样是辜负朕的教诲。务必考虑长远大局，努力做好当前事务；不要放松刑法，也不要任意执法，由此类推，各项政务都应如此。你们都要深刻体会并努力求治，不可忽视。特此谕示。上谕：停止生员、童生考试【雍正十二年】上谕：各省童生往往因为同地方有司争执不合，便相互约定一起停止应试。有的经过教官劝解，有的由同城武官调停，事情才平息。这种风气极其恶劣。士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读书明理，更应敬谨遵守法度，严格遵守国家法令，改变气质上的偏颇，去除凌辱傲慢的习气。何况国家设置考试，本来是为了优待士子，给他们提供进身的阶梯。考取秀才、选拔升进，都是遇到国家的美好制度；你们这些生员、童生不知道感戴国恩，振奋精神、努力进取，却因为个人的愤怒，借停止考试作为胁迫官长的工具，这难道不是市井无赖才会做出的事情吗？这都是因为软弱无能、害怕担责的督抚和学臣，只求省事，草草了结，不加严惩，才使这种行为相互沿袭成为风气；士气一旦骄纵，士人的品行就会日益下降，关系实在不小。各省生员、童生如果认为地方官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形，本来应当到该地方的上级衙门控告，由上级秉公审断。今后如果不去控告，反而邀约众人停止考试，就把参加停考的人停止其考试资格。如果全县、全学都停止考试，也就全部停止考试。天下人才很多，何必需要这些浮薄乖张之人？这就是他们自己甘愿自暴自弃，置身于教育培养之外；即使摒弃他们，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这样制定成例，也可以作为整顿士人习气的一项措施。着令该部妥善议定后通行。特此谕示。上谕：元旦瑞雪【雍正十二年】上谕诸王大臣：元旦立春之日，正好遇到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时，瑞雪纷纷，整天积到一尺。考察占书，这是最为吉祥的征兆，可以庆贺丰年，特向朕表示祝贺。朕一向不谈祥瑞，这道谕旨已经下达两次、三次了，你们诸王大臣对此都已经熟悉。凡是祥瑞，不过是征兆罢了。所谓征兆，是吉祥事物先行显现，还处在尚未完成的时候，最终全要靠人事来促成。灵芝、庆云、麟凤、嘉禾之类，都是 上天之心用来表示喜悦的征兆，难道不可以把它当作庆贺之事吗？但是必须君臣更加修养反省，以恭敬地 承受 上天的美好命意；如果能够事事都合乎 上天之心，得到一个“是”字的认可，那么祥瑞才真正成为祥瑞；否则事情还处在尚未完成的阶段，怎么能立即称庆呢？《洪范》说，恭敬的反面是狂妄；如果有人因为出现吉祥征兆便不再修养反省，反而放纵自大，那么狂妄的灾祸征兆就在转变之间了。祥瑞难道可以依靠吗？朕不敢妄自比拟，只是用道理作个譬喻来说明。比如你们诸王大臣，朕认为某人可以任用，答应给他加恩；这个人听到朕的恩旨，便放纵自己，立即改变原来的操守，朕也只能收回成命并加以治罪，难道还能不作改变，仍然用恩典对待他吗？总之，灾祸和祥瑞的征兆，仍要看人事怎样，来决定是福还是祸。遇到灾祸而能够知道修养反省，灾祸一定不会最终成为灾祸；遇到祥瑞而能够勤勉恭敬地承受，祥瑞一定会更加成为祥瑞。倘若遇到灾祸而不知道修省，那灾祸的后果自然不必说；遇到祥瑞而不知道恭敬承受，这祥瑞哪里能保证一定成为真正的祥瑞呢？朕对于天人感应的道理，信得非常笃定，也认识得非常明白。正因为信得笃定，所以一刻也不敢自我懈怠放纵；正因为认识得明白，所以不怕反复申明告诫。诸王大臣，《诗经》说：“上天实在明察，不要说它高高在上、与人无关。”眼前的虚空就是昊天，脚下所踩的一撮土就是大地。眼前的虚空与日月星辰所依附的天空，没有两样；脚下所踩的一撮土与岳镇、河渎、山河所承载的大地，也没有两样，全都属于天地这一整体之内。就像人有七尺之躯，人的身体即使受到一根毫毛的伤害，全身也都会知道痛痒。哪里有人处在天地身体之中，产生一个念头、做一件事情，而天地会有不知道痛痒、毫无关联的呢？行善，天就降下百种祥瑞；行恶，天就降下百种灾殃，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响应山谷。形体和山谷既然存在，却把影子和回声说成不可确定的规律，岂不是愚昧颠倒到了极点吗？所谓善，不过就是公心罢了。心系天下国家，叫作公；心系自己一家一身，叫作私。做大臣的，如果真诚地以天下国家为公心，而不计较自己一家一身的私利，上天不降下百种祥瑞，朕相信绝无这样的道理。这样一来，他自己一家一身的打算也能得到满足，就是两方面都得到。如果只顾自己一家一身的私利，而不考虑天下国家的公事，上天不降下百种灾殃，朕也相信绝无这样的道理。这样一来，自己一家一身的打算也会失去，就是两方面都失去。朕虽然深信这个道理，早晚勤勉戒惧，不敢片刻忘记；然而天下国家的事务，不是朕一人所能独自治理的。

译《尚书》说：“上天的事务，要由人来代行。”朕不能不依赖你们诸王大臣来尽力代行。既然是上天的事务，朕当然不能不反复谆谆训诫你们诸王大臣。朕不是要推卸给你们诸王大臣，而是朕所做的，是朕的职责；诸王大臣也必须各自尽到你们诸王大臣的职责。人只要没有志向，就不能自立，反而会把责任推给别人。做大臣的，如果把天下国家的事务当作自己的事情，并且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办理，于是亲自承担而不推辞，绝不会推给别人。一个人这样做，人人都这样做，那么内外大小各项事务，哪里会有不合宜的呢？如果内廷的八旗、各部院每件事都推给参佐、司属，参佐、司属又推给大臣；外廷的督抚、藩司、臬司每件事都推给府、厅、州、县，府、厅、州、县又推给督抚、藩司、臬司；又或者内廷推给外廷，外廷推给内廷，内外交相推诿，都说皇上自然会亲自裁断，那么朕还凭什么来代行上天的事务？朕即使早晚勤勉戒惧，又怎么能使一切事务都合宜，以仰承上天的嘉许呢？上天降下的嘉祥，正应验在今年元旦时降下的瑞雪上；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征兆，就应当更加奋发努力，早晚修养反省，以期使这件瑞庆真正实现。朕和诸位臣下共同勉励吧。上谕：漳州、泉州的风俗【雍正十二年】上谕：朕听说福建省漳州、泉州一带，闽地风俗强悍，喜欢逞勇斗狠；而宗族庞大、丁口繁多的人家，往往仗恃人多势众，欺压孤单贫寒的人，偶尔因为争嘴等小事，动辄纠集同党，持械斗殴，酿成大案。等到官府捕拿惩治时，又再次逃匿抗拒，眼中毫无法纪。两郡的恶劣习俗相同，而所属的平和、南胜一带尤其有名，这是中外共同知道的事情。朕想，上天暗中扶助百姓，赋予他们至善的本性，所以说“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德”。五方风气虽然不一样，但本来的天性有善而没有恶，东西南北各地都是如此。漳州、泉州的百姓，也没有谁天生禀性特别不同。他们之所以变得不善，是因为当地风俗崇尚喧嚣凌人，逐渐形成积久的习惯。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全是剽悍桀骜的风气，没有礼让谦逊的气象，于是使本来至善的天性在不知不觉中沉溺了。其中难道没有善良的人吗？不过他们各自洁身自好，实在很难凭几个人的力量挽救风俗的浇薄衰败，实在令人长叹。朕自即位以来，多次颁布谕旨，训导内外百姓，说明详尽，恳切反复。无论从各郡大城到偏僻荒远的角落，都使家家户户明白知晓。如今各省民俗逐渐懂得奉法循理，不敢放荡逾越。即使是最难教化的苗蛮、猺、獞等人，近来也颇知道改过自新，有欣然向化的意愿。漳州、泉州内地的百姓，反而还不如苗民等人悔过迁善、革除浮薄而归于忠厚，难道甘愿自暴自弃，走进法律的罗网吗？朕内心深感不忍，特地降下谕旨，恳切加以训导。《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说：“行善，天就降下百种祥瑞；行恶，天就降下百种灾殃。”这说的是善恶感应的关键，快得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作奸犯科的人，既然不被王法宽宥，也必然难容于天理。祸福利害之间，分明是两条道路。那么你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行善？又有什么利益可图而要行恶呢？大体说来，居乡相处的原则，以亲近和睦为要；保全自身的原则，以安守本分为先。不要凭强力欺凌弱者，不要凭富有欺负贫穷，不要凭聪明侮辱愚笨，不要凭人多逼迫人少。不要做冒险取巧、侥幸求利的事，不要做求取名声而违犯道义的行为。父老子弟联合成为一体，邻里乡党看作一家，彼此友爱、互相帮助，止息诉讼、平息争端，使朝廷表彰为义乡，有司表彰为仁里，自身和名声都安泰，刑罚也不会加身。天下最快乐、最有利的事情，最安宁、最舒适的境界，没有超过这个的。何况福建省文风颇为优良，武举仕途更加兴盛，而漳州、泉州二府的人才又在其他郡之上。历来替国家谋划政事、效力尽职的人，实在不少。唯独风俗强悍这一点，为天下人共同知道，也为天下人共同鄙弃。为什么不彻底醒悟，共同勉励，成为礼义仁让之乡呢？着令该督抚体察朕的心意，时时加以训诫，再制定劝善惩恶的办法，切实奉行，务必使风俗改变、风气转移，以符合朕使天下风俗同归正道的深意。特此谕示。上谕：敬慎办理秋审【雍正十三年】上谕：按照各省秋审的成例，督抚会同司、道等官，把情实、缓决、矜疑分别审录清楚，具题上报，关系最为重大。过去听说外省会审时，不论案件多少，都务必在一天之内全部议定，一切听凭督抚作主；不仅知府、知县等地方长官不敢插嘴，就是司、道也不敢说一句话。轻重在片刻之间定下，是非由一个人的口舌决定；至于案件的实际情况，督抚也没有详细弄清，不过让幕客创作一段简略节略，贴在册籍上，徒然装饰门面罢了。何况有的搭席铺毡、悬挂帷幕，鼓吹喧闹，太阳刚过正午，就退席大摆筵席、饮酒，竟然像举行宴会一样。甚至召来优人演戏取乐。近来明白义理的人多了，各自检点，这种风气却还没有完全革除。刑罚，是国家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上天把抚养百姓的责任交给君臣；凡是犯法获罪的百姓，都是我们的亲生子女。平时不能抚慰安定、教化引导，使他们遵守法度、免于罪过，已经有愧于教养百姓的职责了。等到案件进入刑罚审判之后，又把它当作寻常小事，不察看情罪的轻重，草率决定判词的出入，该宽的不宽，该严的不严，以致审理案件不能公平，冤情受到压抑而无人申诉，劝善惩恶两方面都失败，凶暴之徒便肆意作恶。所谓明刑以辅助教化，究竟体现在哪里？在清静夜晚摸着自己的良心，能够不感到惭愧吗？朕自即位以来，对于一切刑名案件，没有不虚心克制、详细谨慎地推究的。每天送进来的法司立即执行案件的奏章，都命内廷负责处理奏章的官员复奏三次，然后才批发下去。每年秋审、朝审时，朕先把招册仔细阅览；到了勾决之日，又亲自和大学士、刑部堂官等反复讨论两三次，然后降下谕旨。这种哀怜悲悯的心意，确实是由于感情无法自已而发动，出于自然，并不是想在天下臣民面前博取“体恤刑狱、爱惜生命”的名声。

译圣祖当年在勾决之日都穿素服，朕也仿效实行。凡是担任督抚大臣的人，既然接受朕委托治理一方疆土，就应当同朕怀有这样的哀怜悲悯之心。然而各省秋审，大多都在一天之内草草定局，并没有广泛听取众议、详细察看实情，不过把秋审大典当作具文罢了。至于会审之日，虽然不便穿素服，难道有结彩设席、征歌演戏的道理吗？这就是残忍成性、不学无术之人的所作所为。今后各省秋审时，该督抚务必率领司、道等官，恭敬谨慎、周密详细，竭尽心力办理，一定要使权衡不失准绳、情节与罪名相符合。以往本来没有限定期限，为什么不可以多宽限些时日？难道可以把它看作空文旧套，轻视百姓性命，只为满足他们自己图方便的私心吗？至于会审聚集日久，除了每日正常饮食以外，倘若仍然大摆筵席，重蹈从前的陋习，被朕访闻，必定严加议处。特此谕示。上谕：崇尚实际政务，以培育善类【雍正十三年】上谕：朕常见天下督抚、有司在查审人命、盗案并拟定罪名时，往往曲意为人开脱，施行那种妇人、宦官式的软弱仁慈，说宽免一个人，可以在冥冥之中积下阴德。他们不知道，君主和臣下都承担着教养百姓的责任；平时不能尽到教养之道，使百姓不至于陷入重刑，虽然这是君臣不能推辞的过错，但既然他们触犯法律、自取其罪，就不能因此枉法。国家制定法令条文，本来是为了禁止暴行、铲除奸邪，使人人共同遵守；怎么可以枉法来收买恩惠，使受害者含冤忍恨而不能伸张，使效法恶行的人玩弄法律、逞凶作恶而不知道警戒呢？这种罪犯是不得已而获罪，过错尚且有情可原。至于水旱灾荒，是天时有不齐全的规律；鳏寡孤独，是人生所遭遇的困穷。宁可填尸沟壑也不肯做匪盗的人，大多都是良民。像这样的无辜百姓，不幸遭遇困厄，朕把牧养百姓的责任托付给天下督抚、有司，他们却不能保护、安抚百姓，使其安居，反而视同秦越，听任他们饥饿流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接受了牧养牛羊的责任，却站在那里看着牛羊死去”。上天高高在上，却能听见下民的声音，必定会加重谴责；你们却想在命案、盗案中曲意使一两个有罪之人活下来，以侥幸求得福报，见识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朕希望天下督抚督率有司，抛弃虚文，崇尚实际政务。平时就劝农教稼，开辟土地、垦荒种植，崇尚节俭、贬斥奢侈，储备粮食，以建立根本。偶然遇到旱灾水灾，必须诚心忧虑，立即据实奏报，竭尽心力筹划安排，使受灾流离的百姓能够得到恩泽，共同庆幸于安乐的乡野。有这样救济人民、造福万物的功劳，才不辜负牧养百姓的职责。即使只从福报来说，这与曲意让一两个罪人活命相比，差距岂止如天壤一般？至于乐善好施，史书称为义举；扶危济困，人人都有同样的心。周礼用孝、友、睦、婣等六种品行教导万民，最后又以任恤相继，可见任恤之道与孝友同等重要。邻里乡党之间，本来就有休戚相关的情谊；拿自己的有余去救济别人的不足，对自己来说不过是很小的花费，对别人来说却是在困厄中的施予。何况百姓都具有常性，自然会互相感化而兴起善行，众人共同出力就容易办成，所获利益非常多。从来天道喜欢回报，没有施予而不获报答的人，这样的人 上天自然会赐给他福佑，而且一定会延及他的子孙。这就是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个人行善，福庆就在这一家；众人行善，福庆就在各个姓氏。果然风俗淳厚善良，被称为仁里，那么和气就会招致祥瑞，天道的感应快得如同影子和回声。凡是水旱灾害的凶恶之气，全都会变成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吉祥征兆。但兴起仁德、乐于行善，是乡邻长者敦厚淳朴的风气；鼓舞、表彰、宣扬善行，则是大吏、有司的责任。如果所属地方有绅士、监生、士人、百姓，爱护乡里，努力行善，有的斋戒施舍给僧人、道士，有的存心救济孤苦贫寒，广泛培植福田，该督抚等应当以优厚礼遇加以褒奖，特别用心培植，以此表彰宣扬。凡是应当题请的，就立即题请，朕一定下旨议叙，使其本人获得爵位俸禄，名誉流传后世。努力吧，努力吧！着令各省督抚把朕这道谕旨刊刻颁布，务必使远乡僻壤人人都知道。特此谕示。今上皇帝登极恩诏【雍正十三年】奉 天承运 皇帝诏曰：我国家承受 上天眷顾和授予的命运 太祖 太宗创立事业、奠定基业 世祖统一天下 皇祖圣祖仁皇帝享有国运长久，盛世相继、和洽累积；我 皇考大行皇帝继承大统，统治天下十三年，早晚忧劳，勤勉求治，使我们亿万臣民安康太平。盛德丰功，光耀天下；恩泽洋溢，遍及八方，四海之内太平和顺，内外都享受福祉。正希望国运永远安定昌盛，仰承上天宏大的福佑，哪里想到竟然突然抛弃臣民，骤然升遐。龙驭升天而 宗庙社稷的重任，交给了我这个微末之身。朕自幼年起，就蒙 皇祖在宫中抚养，深厚的恩情和钟爱，眷顾优待超过常情。皇考的顾念、抚育之恩深厚勤恳，圣明慈爱的情意笃厚真挚；朕早晚侍奉瞻仰，恭敬接受。对朕的教诲启迪更是不断加深 帝王的默默眷顾。朕自己想到德行浅薄，恐怕不能胜任，但又想到 帝位不可长久空缺，只好勉强压抑哀痛，恭敬遵奉 先帝的遗命，于九月初三日祭告 天地 宗庙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仰望并思念 上天深厚隆盛的保佑 皇考留下谋划和基业的重大恩德，抚躬自省、勤勉戒惧，恭敬继承 先人的美德，大力颁布新的恩典，明显昭示上天赐予的福类。所有应当施行的事项，开列如下。啊！瞻仰先祖的光辉、发扬先祖的功业，更应深思承担这份事业的艰难；建立中正的法则、安定天下的谋略，时时努力精勤而不懈怠。诸王以及大小文武臣工，都应共同竭尽公忠之心，协力辅佐，努力谋求天下大治，恭敬迎接洪大的福佑，以光大我国家无疆的国运。布告天下，使人人都听知。上谕：务本勤民，以求实际成效【雍正十三年】上谕：历来帝王抚育天下的道理，只在教化和养育两方面。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建立君主，本来是要代替天地辅佐百姓。广泛给予百姓保护和安养，君主一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亿万百姓寄托生命的所在。《尚书》说：“端正德行，便利器用，使百姓生活富厚，达到和谐。”又说：“只要珍爱土地所生的物产，内心就会善良。”大体说来，固定的产业和稳定的心志相互维系。仓廪充实，人们自然知道礼义，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教导百姓的办法，必须先从养育百姓开始，只希望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养育百姓、满足其需求，使百姓吃饱穿暖，呈现太平景象，民心自然顺服。百姓生活优裕，民性自然驯良，就可以达到返朴还淳的风俗；可以兴起学校中孝悌的教化；可以敦厚礼义廉耻的行为。我朝 历代圣主敬畏 上天、勤劳爱民，垂统万世

译皇祖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长期施行正道而使教化成功，盛世相继、和洽累积；对于惠养百姓、以礼陶冶、以乐教化，实在周全完备。只是国家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京城八旗和各省人民不断滋生繁衍，而土地并没有增加，所以民间的生活供给难以充足，百姓的产业也难以安排。我 皇考日夜勤勉，努力求得天下治理，只怕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重农贵粟的教诲屡次颁布，抚恤百姓、免除赋役、赈济灾民的恩惠频频下达。南北各地的营田、水利，没有不兴修的；内外各处的开垦、种植，没有不综合治理的。这些实际政务和真诚用心，始终一概以诚敬贯彻，十三年如同一天，都是朕亲自承受、亲眼看见、牢记在心并努力实行的。朕生长在深宫，只知道瞻仰 皇考慈祥的面容，知道在膝下承欢，在书斋勤学；至于日常饮食的需要 全都由 恩赐而丰足充裕，富足而无需烦劳；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这自然是 皇考如同昊天一般无边无际的恩德，难以用语言说明。然而做君主的艰难，也只有亲身处在这个位置的人才能知道，圣人的话确实完全正确。如今朕继承大统，身为天下之君，穿的是租税所供的衣服，吃的是赋税所供的食物，从今以后，一丝一粒，都是四海百姓经营劳作、供给皇室的。朕想，饮食、衣服全都出自天下百姓的膏血；宫室、器用全都取自民间的艰难经营，朕怎么忍心稍有浪费奢侈的念头，来损伤民力、耗费民财呢？又怎么忍心自己垂衣而治，却听任天下百姓有寒冷而没有衣服穿；自己享用精美食物，却听任天下百姓有饥饿而没有食物吃呢？禹想到天下有人溺水，便认为是自己使他溺水；稷想到天下有人饥饿，便认为是自己使他饥饿。自古圣明君主、贤能大臣所承担的重大责任，都是发自至诚、迫于至理，有万万不能推卸的地方。朕日夜战战兢兢，时时忧虑国家根本稳固、邦国安宁的重大问题，以 皇考的实际用心作为自己的用心，以 皇考的实际政务作为自己的施政原则。凡是供膳食品一类，没有增加；衣服器用一类，没有滥费；宫室苑囿一类，没有改建营造。希望依靠内外诸臣共同体察朕的心意，来实现朕的志向。对于使民生日用逐渐富足的途径、使百姓生活安乐利益丰厚的方面，到处都要追求实际效果，办理每件事情都要谋求长远。不要徒具虚文而使恩泽不能下达，不要只图小利而不顾全局，不要做无益之事来妨害有益之事，不要削弱民生来肥厚自己的生活。如果能够使百姓拥有稳定产业作为凭借，就将看到百姓稳定的心志自然开启。我 皇考圣训所说的“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一定可以恢复，尧舜的道一定可以实行”，或许能够由朕继承发扬。朕反复告诫的这一番内心勤勉戒惧，并不是因为刚刚即位便用这些话来邀取声誉、追求近功，以博得天下臣民的感颂。朕的心意务求收到实际成效，哪里肯只是空口说说？但天下极大，亿万百姓极多，不是朕一人所能独自治理。内有各部、八旗的大臣，外有督抚、藩司、臬司和各级有司，都承受国家深厚恩典，负有惠养百姓的责任，应当共同勉励，崇尚节俭、戒除奢侈，把国事看作家事，把百姓的身体看作自己的身体，与百姓疾苦相连、休戚相关，各自竭尽诚心，希望使百姓安居。这样，奖赏功劳、酬报才能的典章，朕一定从优施行。如果苟且因循，把这些事务视为与己无关，按照失职论罪，又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勉励吧，勉励吧。上谕：宽严相济，以防止流弊【雍正十三年】上谕说：“治理天下的道理，贵在把握适中。因此，宽缓时要用刚猛来纠正，刚猛时要用宽缓来调济。《礼记》说：‘有张有弛，是文王、武王治国的方法。’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得合乎中道，并不是要矫枉过正。” 圣祖仁皇帝深厚的仁德恩泽，延续了六十年，使百姓休养生息，人民和万物安宁兴盛，沿 因此过去恐怕有过于宽缓的弊病。我 皇考承继大统，振兴纲纪，使吏治清明，众多事务得到整顿纠正，人人知道畏惧。法令深严，罪犯不敢萌生侥幸之心。此 皇考顺应时势变更制度，是为了引导天下走向至中之道；整顿肃清官场，无非是爱护 百姓的深切本意。皇考曾认为朕天性宽缓，多次教导朕。朕仰承 圣训，深深加以警惕。如今正值登极之初，时时把 皇考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也把 皇考的政作为自己的政，只想着刚柔相济，不争强，也不懈怠，以达到平和安宁、正直公正的治理。整饬与严厉、宽大与废弛，表面相似而实际上不同。朕所说的宽，是指应当存恤兵丁、惠爱保护百姓，并不是说罪恶都可以赦免，刑罚可以姑息放纵，政务也可以懈怠荒废而不予治理。朕看到近来王公大臣等办理事务，颇有迟延疏忽、放纵松弛之处。难道是因为朕存心宽大，诸臣办事就可以不必整饬吗？这就是不体谅朕的心意，反而与朕施行宽政的本意相违背。治理国家、处理事务，贵在君臣每天都勤勉不懈，彼此勉励，唯恐做得不够。朕以宽为主，而诸王大臣以严明振作来辅佐朕的宽政。这样以后，政事和谐、事务有条理，朕才能长久实行宽政并收到宽政的成效。这就是诸臣辅佐的功劳。倘若不能这样，恐怕相互因循日久，必然导致人心玩忽偷安，事务废弛，最终迫使朕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这不仅是臣僚的不幸，也是天下的不幸，更是朕的不幸。朕与王公大臣共同办理国家政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此朕坦诚公开地把所能想到的都告诉你们，特意发布谕旨，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以防止将来的流弊。谕令督抚确实报告收成分数【雍正十三年】上谕：《洪范》所说的各种征兆，凡是雨水、晴旸失调，都关系到人事的得失，是为了彰明天人感应的道理，使人修治人事。然而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有勤勉体恤民间疾苦，竭力补救，才可以化解灾害而成就大治；这全在于积累至诚以感通上天，不能萌生一点欺骗蒙蔽之心。督抚身负镇守一方的重任，奏报收成分数，关系地方百姓的性命，必须确实无欺，才可以议定蠲免和赈济，以解除百姓困苦。朕平日很留心这件事，看到各省陈报收成分数，有的只根据某一处丰收的数目来定，有的在雨水过多的地方以高地的收成为准，有的在大旱之年以低地的收成为准，却不分别说明某处丰收、某处歉收，其用意只是想粉饰太平，以求邀取感召和气的名声，却不知道正是这一点欺骗蒙蔽之心，已经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君主，也得罪了 上天。至诚可以感格 上天，于是圣人能够以诚信通达天意，参与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事业。你们督抚，即使办事 妥当，也不过是仰承 皇考的圣训，遵循而不逾越，难道能因为年成丰足，贪图把

译上天的功劳说成自己的功劳吗？如果年成丰收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功劳，那么年成歉收就一定会害怕被当作自己的罪过。捏造丰收报告，不顾百姓的艰难，使饥寒交迫、流离逃亡的惨状不能上达，使蠲免、赈济、抚恤的恩惠不能下及百姓。推究其中的原因，谁是造成祸害的根源？在清冷的夜里扪心自问，又有什么话可以回答自己？况且朕体会 皇考敬畏 上天、勤恤百姓的心意，承担君临国家、养育百姓的责任，难道肯姑息宽贷这些督抚，让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吗？今后务必各自警醒反省，所奏报各地的收获分数，不得有丝毫虚假粉饰，以免招致重罪。谕令严禁陈奏祥瑞【雍正十三年】上谕：我 皇考统治天下，勤勉谋求治理，只求以实心行实政，从来不谈祥瑞。每当各省督抚奏报庆云、甘露、嘉禾、瑞茧、醴泉、麟凤之类的祥瑞，都加以防止。特意降下谕旨加以告诫，训示开导，告诉他们上天的灵验恩赐已经明显显现，更应当发誓以诚、以敬，努力做好人事来迎接上天的福佑，意思极其深切明白。有时朝廷大臣共同上书请求庆贺，也都没有得到 批准。这是全国臣民都知道的。治理天下的道理，只在于君臣上下同德同心，政绩清明，百姓安康富足；这才是国家祥瑞最明显、最重大的实证，并不只是云气、物产中的精华。如果天下统一、风俗一致，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没有听说瑞物出现，也不损害太平的景象。倘若吏治和民生还没有完全协调，即使政绩因此而成，吉祥之事接连出现，各种瑞物都在地方出现，对地方治理也丝毫没有帮助。仰望 圣人的谋略和教诲已经颁布，应当万世遵守。何况朕如今，更不敢与 皇考在位的时候相比。皇考上承 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接连兴盛、和谐安定的昌盛时期，积累的福庆和垂下的福佑深厚。恩泽又加上 皇考德行隆盛，教化神妙，功业成就，政治安定，恩泽遍及天下，声名教化达到无边无际之处，因此天人相互感应，祥瑞征兆不断彰显，按照事理来看，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朕刚刚继承帝业，责任开始承担，深恐不能继承发扬，哪里能一下子招来祥瑞？只应当与内外诸臣以实政实心守护承平大业，时刻深切警惕，每日严防危险和安逸，切不可追求祥瑞的虚名，以致开启歌功颂德的粉饰之说。你们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传谕各省督抚等，共同体察朕的心意。今后凡是庆云、嘉谷以及一切祥瑞之事，都不许上奏；并传谕将军、提镇等知悉。谕令严禁勒迫摊派捐助【雍正十三年】上谕：近来富裕人家有愿意拿出自己的财物赈济乡里的人，这就是《周官》所说五党之间互相救济、通财救荒的遗意，所以 皇考恩准赐给他们恩典并议叙，以鼓励良好风俗；但又担心因此滋生弊端。本年五月间，山西巡抚石麟奏称：太原府绅士、儒生和百姓捐银储存于公所，以备周济救助，请求立案。特意降谕告诫：乐善好施的人，大多是因为地方发生水旱、饥馑而捐资赈济；即使平常没有灾害，有人设置义仓、义田以及养老、育婴等事业，也必须出于本人的诚心，并且能够亲自料理，这样才可以惠及乡里而取得实际效果。石麟在地方当前并没有需要办理的事情，却奏请绅士、儒生和百姓捐银以备公用，这实际上是另行开设捐纳的条目，使胥吏、土豪借机侵吞，从而与原先降谕防范的规定不合。朕已经严加申饬，并命令今后不得无故捐银交给官府。这是 皇考在奖励善良行为的同时，预先防止其流弊，考虑得十分深远周详。朕看到各直省捐助一事，有的是督抚想博得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声誉，暗中授意属员；有的是主管官员想博得劝导捐输、宣扬出力的名声，百般迎合，最终竟发展到压制勒索，按照家产丰薄规定捐输多少。甚至假借公事苛刻搜刮，中饱私囊、侵吞渔利，名义上说是有利百姓，实际上反而使百姓受害，确实正如 皇考谕旨中所担忧的那样。今后各州县如遇荒歉以及修城筑堤等公事，确有富裕而善良的百姓出于真实意愿乐于捐输的，准许他们亲自到布政司呈报详细情况，请求题奏，地方官不得自行申报。其他如倡导建立义田、义仓、义学、义塜，准许呈报本州县，由本州县详细报告上司备案，仍听本人亲自经营管理，胥吏、土豪不得干预并图谋牟利。该督抚应秉公核实，事情重大的题请朝廷，小的酌情给予旌表奖励。倘若有官吏勒迫摊派，督抚失察，或者有徇私庇护者，都依照条例分别处分。至于“道不拾遗”，是因为孔子至高无上的圣德、神妙的教化只治理小小的鲁国，所以偶尔有这种情况。成王、康王时期，周公、召公辅佐治理，各项制度修明，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也没有听说有这种事。可见这不是人情中常有的事情，政治的美善也不能只依靠这种孤立的小义。近来看到各地督抚以此上奏的渐渐增多，如果不加以禁止遏制，恐怕滋长奸民邀功求赏、主管官员贪图名誉的弊端。各督抚如果真心体念国家，像养育子女一样爱护百姓，使百姓休养生息、衣食日益丰足，人人以仁爱谦让相互礼让，太平的景象自然会有蓬勃充实、不可掩盖的表现，也不只在于“道不拾遗”这一件事。今后如果确有这种情况，该州县酌情加以奖励，不得申报给该督抚，也不得以此上奏。特此谕令。

译《福建通志》卷首第四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一 星野 天与地的精气相互感应，所以在天上表现为分星，在地上表现为分野，这也是有道理、可以相信的。有人说州郡彼此交错，那么地与地就不能相合；星辰运行的位置参差不齐，那么地与天也不能相合。既然不能相合，可是自古以来分野占验却没有差错，难道会是毫无依据而这样的吗？仁人君子侍奉上天，无论何时、何处都应当保持警戒。古书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 如果一定要说某件事必然对应某种征兆、某种征兆必然对应某种应验，那就是刘向《五行传》的谬误。我 皇上在深宫斋戒洁身，吉祥征兆接连出现。各位君子共同承受上天赋予的职位，治理上天交付的职事，享受 上天所赐禄位的人，也只应当各自敬重自身，不辜负 圣天子敬畏上天、勤恤百姓的心意罢了。至于观望云气、察验气象，推究祥瑞和妖异，则是司天官的职责。现在采录福建所属的星纪分野，并参证各家说法，以备参考，编成《星野志》。福建的分野 《禹贡》所说的扬州地域，周官保章氏辨析九州的分野，把吴越归入星纪；福建从汉初才开始隶属于职方。后世解释星野的人，大多指《禹贡》所说的维扬之地，并把星纪所在的星次归属于它，说是在会稽境内。考察星纪是牵牛、斗、婺女三星，而宋代《武安志》记载郑宗彊《星经》说：“周天的度数，每一星一度，所辖土地一千四百六里有余。”福建在会稽东南，距离扬州三千里，已经在一千四百六里分度之外。若从扬州向南计算，终止于斗，经过牛，到达女，共有前代史书所载【《史记·天官书》《前汉·天文志》都说属于牵牛、婺女的分野；《后汉·郡国志》说从斗十一度到婺女七度，一名须女，称为星纪之次，在十二辰属丑，称为赤奋若，在律吕属黄钟，斗柄所建在子，是吴越的分野；《晋天文志》说从南斗十二度到须女七度是星纪，吴越分野属于扬州；《隋志》也认为属于斗、牛、须女的分野；《唐天文志》说东南面向大海的地方是星纪，所谓面向大海，是因为它处在银河的阴面；又说南斗、牵牛就是星纪；】起于南斗九度余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经南斗二十四度，终至女四度，是星纪的分界；古代吴越以及东南百越诸国，南斗正对银河下游，位于淮海之间的是吴地；牵牛星距离南河渐远，从豫章直到会稽，越过山岭边界的是越地；《宋史·天文志》说，天市垣二十四星，东西两藩各排列十一星，东垣南边第六星称为吴越，也是星纪所在的星次；《元史·历志》也说，从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以外进入吴越分野，属于星纪之次；明代《天文志》把福建各郡县都归入斗、牛分野；《大明一统志》又认为属于牛、女分野】以及刘向、蔡邕、皇甫谧所说的统属于斗、牛、女三星之中【刘向说属于斗、牛、女三星的分野；蔡邕说起于斗六度，至须女二度；皇甫谧说起于斗一度，至女七度】，全都没有得到详细说明。《春秋元苞经》说：“牵牛星流布之地成为扬州，分支之地成为越国。”范晔《后汉书·郡国志》说：“牵牛星主管吴地。”唐代僧人一行认为，天下山河的形势存在于南北两条界限之中；北界从三危山到朝鲜，称为北纪，是胡地之门；南界从岷山、嶓冢山到东瓯、闽中，称为南纪，是越地之门。张守节又认为牛、女二星并不专属于闽越。根据这一点，魏国陈卓所说的“会稽入牛一度”【陈卓说：吴越州郡中，九江入斗一度，庐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阳入斗十六度，泗水入女一度，临淮入女四度，六安入女六度，广陵入牛八度，会稽入牛一度】，似乎可以类推。大概牵牛星所跨范围包括浙江、广东、福建三省；福建九郡，西到樵川，西北到柘浦尽头，东到长溪，而清漳环绕岭南，距离会稽不过数百里，确实在周天一千四百六里分度以内；说九闽全都隶属于会稽牛一度，本来是合适的。有人又认为闽越在南方，而星纪属于北方，怀疑二者相配的意义并不协调。考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晋国史墨曾根据岁星所在占卜越国；范晔《后汉书》也以广陵王刘荆的变乱以及句章、鄞、鄮发生盗乱作为证据。这样看来，星纪在北方而应验指向南方，或许闽越也随着它所指的方向而归属吧？至于台湾远隔重洋，旧日属于荒岛，我 国威灵远播，纳入版图，分设郡县，至于其分野归属还没有确定的指向。然而考察它的地势，台湾西面与漳州相接，南面邻接广东，北面则与闽安相对。漳州的分野参照福建，广东的分野参照漳州，台湾的土地与这些地方交错相连，把它归属于牛、女分野无疑。僧人一行又说：“星纪处在银河下游，百川都归入这里，所以它的分野从南河以下延伸到南纪的曲折之处。”东南面向大海的是星纪，依此看来，台湾府处在东南方的分野，仍属于牛、女，也与一行的说法相符合。大体说来，古代书籍早已散失，堪舆家虽有关于郡国入星度数的说法，却不是古代的数目。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把十二次分配给九州的分野而已。至于封域远近不一，与星度数的差错有时相合、有时不合，就在于敬畏上天的人领会其中的神意罢了。《福建通志》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