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译《外国列传》第一。契丹，是古代匈奴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辽泽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向南距幽州七百里；这里本来是鲜卑的旧地。他们的风俗、土地、人物以及世代相传的君长，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唐咸通末年，契丹王叫萨勒札，疆土逐渐扩大，多次入朝进贡。光启年间，契丹王沁丹趁中原多事、北方边境没有防备，逐渐蚕食各郡，达靼、奚、室韦等部族都被他驱使役用，部落帐幕日益强盛，有时进犯边境。刘仁恭镇守幽州，向来熟悉契丹军情，便假意选将练兵，趁秋季深入敌境，越过摘星岭讨伐契丹。霜降、秋末时，他就焚烧边塞下的野草，使契丹困乏，契丹的马匹多因饥饿而死，只好用良马贿赂刘仁恭，以换取牧地。刘仁恭晚年荒淫放纵，出居大安山，契丹背弃盟约，多次前来侵扰劫掠。当时刘守光戍守平州，契丹锡利王子率一万骑兵进攻。刘守光假意同他讲和，在城外张设帐幕宴请他。契丹部族前来赴席时，刘守光埋伏的甲士突然出击，擒获锡利王子，带入城中。契丹部族聚集哭泣，请求交纳五千匹马赎回他，刘守光不答应。沁丹请求结盟并献上财物来赎人，也没有成功。从此十多年，契丹不能侵犯边塞。等到沁丹政事衰败，另有一位部落长耶律按巴坚最为雄强刚劲，部族长渐渐强盛，于是取代沁丹成为首领。此前，契丹先祖大贺氏有四万名能征战的士兵，分为八部，每部都称首领为大人，部内推举一人作为共主，树立旗鼓以表示尊崇；每三年考察其名望，轮流更换。到按巴坚成为首领时，他凭恃强大和勇力，不接受各部轮换，于是自称国主。天祐四年，他大举侵犯云中。后唐武皇派使者连续修好，于是在云中东城同他会面，准备盛大宴礼，请他进入帐中，约定结为兄弟。武皇对他说：“唐室被贼人篡夺，我想在今年冬天大举出兵，你可以率精锐骑兵二万人同我一起收取汴州、洛阳吗？”按巴坚答应了。武皇赏赐非常丰厚，按巴坚留下马三千匹作为回报。武皇左右都劝他乘机袭击按巴坚，武皇说：“逆贼尚未消灭，不能对部落失信；那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于是以礼相送。梁祖建立国号后，按巴坚也派使者送来名马、女子、貂皮等，请求册封。梁祖写信给他说：“如今朕已平定天下，只剩太原尚未臣服。卿若能率精锐直抵新庄，替我剪除仇敌，我就立即给你册封。”庄宗刚继承帝位时，也派使者报哀，并用金帛贿赂，请求骑兵援救潞州。按巴坚答复使者说：“我同先王约为兄弟，你就是我的儿子，哪有父亲不帮助儿子的道理？”答应出兵，但适逢潞州已经平定，便停止出兵。刘守光晚年苛刻残暴，军士逃亡叛变的，都进入契丹。等到周德威围攻幽州，燕地军民大多被契丹掳掠。契丹得到燕地人士，向他们学习文书法令，因此渐渐强盛。十三年八月，按巴坚率领各部，号称一百万人，从麟州、胜州大举进犯，攻陷振武，长驱直入云州、朔州，北方边境大为骚动。庄宗到代州救援，敌军才退。十四年，新州大将卢文进被部众逼迫，在祁沟关杀死新州团练使李存矩，返回后又进攻新州。周德威率军迎击，卢文进失利，于是逃奔契丹，带领契丹军队攻陷新州。周德威率三万兵讨伐，契丹骑兵援救新州，周德威被敌军击败，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契丹乘胜攻打幽州。当时有人说契丹有三十万，也有人说有五十万，幽州、蓟州以北各处都充满敌骑。庄宗派明宗、李存审、阎宝率军救援幽州，于是解除幽州之围，事情记载在《庄宗纪》中。十八年十月，镇州大将张文礼杀死他的主帅王镕。庄宗讨伐张文礼，当时定州王处直同张文礼合谋，派威帅军使王郁再次引契丹来援。十二月，按巴坚倾尽塞外军队入侵，攻围幽州，李绍宏率兵筑城守御。契丹长驱攻陷〔原字漫漶〕郡，擒获刺史李嗣弼，进攻易州、定州，直到新乐，渡过沙河。王郁派使者告急。当时庄宗在镇州行营，听到前锋报告说敌军已经渡过沙河，军中都很恐惧，议论者请求暂时解除镇州之围以避敌。庄宗说：“霸王举事，自有天命，契丹能把我怎么样？国初突厥入侵，到了渭水以北，高祖想放弃长安，迁都樊、邓；太宗说：‘猃狁极其强盛，自古就有，没听说要迁移都城。霍去病作为汉廷将帅，尚且立志消灭匈奴，何况帝王顺应天命，却想迁都避寇吗？文皇英武雄健，不几年就俘获两个突厥作为卫士。如今我凭数万军队安定山东，王德明只是个做杂役的卑贱小人，按巴坚生长在边地，难道我还要退避吗？我有什么脸面去见百姓？你们只管驾马同行，看我击破敌军。’庄宗亲自率五千铁骑到新城北面，遇到契丹前锋一万骑。庄宗身披精甲，从桑林中冲出，铠甲光芒照耀如同白日，契丹各部惊愕，缓缓退却。庄宗分兵从两翼夹击，敌骑四散退走。当时沙河略有结冰，契丹的马多陷入冰中。按巴坚退守望都。这天夜里，庄宗驻军定州。第二天出战，遇到奚族长托诺率领的五千骑兵。庄宗亲率一千骑兵同他们交战，被敌军包围，外面的救兵来不及赶到。庄宗纵马奋力冲杀，进出敌阵数次，激战不止。

译在本国乘坐车辂举行礼仪。德光非常高兴。不久，他派使者奉晋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这一年，契丹将天显十一年改为会同元年，任命赵延寿为枢密使，升幽州为南京，任命赵思温为南京留守。后来，德光要求晋高祖不称臣、不奉表，双方往来的书信只使用家人之间的礼节，只称“儿皇帝”；晋祖厚赠金帛表示感谢。晋祖侍奉契丹极为恭敬，每逢时节馈赠以及庆贺、吊慰之礼，必定命令礼物十分优厚。每当契丹使者到来，晋祖立即在别殿恭敬行礼。德光每有邀请，若晋祖稍有不合心意，便派人前来谴责，晋祖总是委屈自己来奉承他。直到晋祖一世，双方大致没有嫌隙。少帝即位后，派使者进入契丹。德光认为少帝没有先行禀告，擅自登上尊位，所携文书又略去了臣下的礼节，大怒，显露于责备斥让之中。朝廷使者离开后，德光还加以责罚侮辱。恰逢契丹回国使者乔荣北归，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对乔荣说：“先朝是契丹所立，继承的君主是中国自己册立的，称孙还可以，称臣却不可以。中国自有十万口横磨利剑，要交战就来吧。”乔荣回到本国后，把这件事全部告诉德光。德光大怒。适逢青州杨光远叛乱，德光派使者挑拨促成此事。第二年冬天，德光率领各部南下。开运元年春天，攻陷祁州，直抵黄河。少帝前往澶州抵御。这年三月，德光在阳城战败，丢弃车帐，骑着一峰骆驼逃到幽州；因恼怒各部失去军纪，从大首领以下各人都杖打数百下，只有赵延寿免受杖责。当时契丹连年入侵，晋朝疲于奔命，边境百姓深受其苦，几乎没有一天安宁。晋朝宰相桑维翰劝少帝向契丹求和，以缓解国家的灾难，少帝答应了，于是派使者奉表称臣，用谦卑的言辞承认过错。使者回来后，德光答复说：“只要桑维翰、景延广亲自来，再把定州、镇州割让给我，就可以通和。”朝廷知道这不可能，于是作罢。当时契丹各部频繁出征蕃国，契丹君臣渐渐厌倦战争。德光的母亲常对蕃、汉臣僚说：“南朝的汉人怎么能一直躺着不动呢？自古以来，只听说汉人来同蕃人讲和，没有听说蕃人离开后去同汉人讲和的。等那些汉人确实回心转意，那么我也不吝惜与他们通好。”开运三年，乐寿监寿王峦接连秘密上奏，苦苦陈说瀛州、鄚州可以攻取的情形。十月，少帝派杜重威、李守贞等率军经营谋划。十一月，蕃将高牟翰在瀛州以北击败晋军，梁汉璋战死。契丹国主听说晋军已经出兵，亲自率领各部从易州、定州进抵镇州；杜重威等人则从瀛州…… 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各军向契丹投降，事情记载在《晋少帝纪》中。十二月，德光进入镇州，大规模犒劳将士。十四日，他从镇州向南出发，把中渡投降军队所交出的铠甲、兵器共计百万件，一并命令在镇州收存；又收取战马数万匹。随后长驱向北，命张彦泽率二千骑兵先奔赴东京，命杜重威统辖降兵，夺取邢州、相州一线，继续前进。晋少帝派儿子延煦、延宝带着降表和一颗传国宝玺到契丹牙帐。第二年春正月初一，德光到达汴州北面，文武百官在道路上迎接。这天进入宫中，到黄昏又出来，驻扎在赤岗。初五，伪制令把晋少帝降为负义侯，安置在黄龙府。初七，德光又从赤岗进入大内居住，分别派使者到京城和各道搜括借取钱帛。伪命任命李崧为西京、南京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左仆射和凝以及北来的翰林学士承旨张砺为宰相。二月初一，德光穿汉制法服，坐在崇元殿接受蕃、汉臣民朝贺。伪制大赦天下，把晋国改为大辽国，任命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枢密使兼中京留守；将东京降为防御州，不久又恢复为宣武军。十五日，汉高祖在晋阳建立国号。德光听说后，削夺汉高祖的官爵。这一月，晋州、潞州都归属河东。当时各地盗贼群起，攻打劫掠州郡，截断澶州浮桥，契丹非常恐惧，沿河各藩镇都派亲信镇守。三月初一，德光坐在崇元殿举行入阁礼，看到汉家的仪法盛大，非常高兴，任命蕃族大将萧翰为忭州节度使。十七日，德光向北返回，从东京出发，夜宿赤岗。牙帐之下发出巨大的雷鸣声。契丹从黎阳渡过黄河，驻扎在汤阴县境内，有一座山冈，当地人称为愁死岗。德光在冈上休息，对宣徽使高勋说：“我在上国以打猎吃肉为乐，自从来到汉地，总是不快。如果能够回到本土，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高勋退下后对人说：“他的话语怯弱，大概快要死了。”当时贼帅梁晖占据相州，德光亲自率各部攻打。四月四日，屠杀城中居民后离去。德光听说河阳军队发生叛乱，对蕃、汉臣僚说：“我有三件过失：杀害上国兵士、打草谷，这是第一件；在天下括取钱财，这是第二件；没有尽快派节度使返回本藩，这是第三件。”十六日，驻扎在栾城县，杀……（原文未完） 在胡林旁边，当时耶律德光已经患寒热病好几天了。他命令胡人带着酒和肉干，到他得病的地方祈祷。十八日申时，一颗大星落在穹庐前面，像迸散的火一样。德光看见后向西望去，吐了口唾沫，接连喊道：“刘知远灭亡！刘知远灭亡！”这一月二十一日，耶律德光去世，时年四十六岁。他统治契丹共二十二年。契丹人剖开他的尸体，取出肠胃，用盐浇灌，然后装载着向北运去。汉人把它称作“帝羓”。【考证：以下原书已经残缺。据《五代会要》记载，四月十八日德光死于栾城；五月，宣布遗制，由永康王继承皇位。永康王是东丹王的长子，这个月二十一日率部族回国，并将会同十年改为天禄元年，自称天授皇帝。汉干祐三年十一月，率领数万骑兵攻陷邢州内丘县、深州就阳县。周广顺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卫将军朱宪前去修好，永康王也派使者答复，献良马四匹。太祖又派尚书左丞田敏、供奉官蒋光，奉命前往聘问。这年四月，田敏等人回来，永康王派使者献上碧玉、金镀银裹的鞍辔以及马四十匹。这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将军姚汉英、左神武将军华光裔出使。这年九月，永康王被部下大宁王杀害。德光的儿子率领所属军队诛杀大宁王，自立为帝，称应历元年，号天顺皇帝。显德元年春，太原刘崇准备向南侵扰，契丹将领杨衮率一万多骑兵前来援助。三月，世宗亲自出征，在潞州高平县南面与刘崇交战，刘崇军大败，契丹军丢弃铠甲逃走。显德二年三月，命许州节度使王彦超等人在李晏口筑垒，并在安平县与契丹数千骑兵交战，将其击败。】

译《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证。《外国列传一·契丹传》：“儿即吾儿也。”考证：《契丹国志》作“吾定儿也”，与本书不同。“派供奉官姚坤。”考证：《通鉴考异》引《庄宗实录》作“苗绅儿”。“昨梦见太原石郎派使者到我国，今天果然来了。”考证：《契丹国志》作“太宗梦见真武，派他来救晋”，与本书略有不同。锡里济，旧译作“习尔之”，现改为“锡里济”；沁丹，旧译作“钦德”，现改为“沁丹”；实里，旧译作“舍利”，现改为“实里”；按巴坚，旧译作“阿保机”，现改为“按巴坚”；托诺，旧译作“秃馁”，现改为“托诺”；托云，旧译作“突欲”，现改为“托云”；舒噜，旧译作“述律”，现改为“舒噜”；阿敦，旧译作“安端”，现改为“阿敦”；耀库济，旧译作“耀屈之”，现改为“耀库济”；摩琳，旧译作“梅老”，现改为“摩琳”；特哩衮，旧译作“惕隐”，现改为“特哩衮”；纽赫美棱，旧译作“捺括梅里”，现改为“纽赫美棱”。《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编撰。《外国列传二》。吐蕃原本是汉代西羌的地区，也有人说是云南凉国秃发利鹿孤的后代。他的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音讹变为“吐蕃”。吐蕃人称其君主为赞普，设置大论、小论来治理国事。他们的习俗是随着牲畜游牧，没有固定居所，但也有城郭，国都称为逻些城。他们不知道以节气定候，以麦熟作为一年之始。唐朝时屡次成为边患。唐初把天下分为十道，河西、陇右有三十三州，凉州是其中最大的重镇。天宝年间至八个监牧，养马三十万匹，又设置都护来控制那里。安禄山叛乱时，肃宗在灵武，全部召集河南的戍卒，以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夺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余万都被吐蕃俘获。唐文宗开成年间，朝廷常派使者到西边，看到甘州、凉州、瓜州、沙州等地的城邑依旧。被吐蕃俘获的人见到唐朝使者的旌节，夹道迎接，哭泣着说：“皇帝还记得被吐蕃俘获的百姓吗？”这些人都是天宝年间被吐蕃俘获者的子孙，语言稍有变化，但衣服还没有改变。五代时，吐蕃已经衰弱，回鹘、党项和各部羌夷分别侵占其土地，却不统治当地百姓。中原衰乱，不能安抚并占有这些地方，只有甘、凉、瓜、沙四州常与中国往来。甘州是回鹘的牙帐所在地，凉、瓜、沙三州的将吏仍称唐朝官职，多次来请命。后梁太祖时，常以灵武节度使兼任河西节度使，并兼观察甘、肃、威等州；但虽有其名，凉州却自行拥立守将。唐明宗长兴四年，凉州留后孙超派大将拓跋承谦以及僧人、道士、耆老杨通信等到京师，明宗任命孙超为节度使。清泰元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几年后，凉州人驱逐李文谦，灵武冯晖派牙将吴继兴代替文谦任留后。当时是晋高祖天福七年。第二年，晋高祖派泾州押牙陈延晖携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同劫持并扣留陈延晖，拥立他为刺史。到汉隐帝时，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朝便任命他为节度使。嘉施是当地豪强。周广顺二年，嘉施派人到京师买马。当时枢密使王峻掌权，王峻的旧友申师厚年轻时曾起兵为盗，任衮州牙将，与王峻关系友善。后来王峻显贵，申师厚穿着破衣、头发蓬乱，来到王峻马前诉说饥寒。王峻还没有得到任用他的机会，恰逢嘉施等人来请求节度使，王峻便建议说：“凉州深入夷狄之地，中国从未任命官吏；如今请求节度使，应当在幕府中招募愿意前往的供奉官。”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人应募，于是上奏起用师厚。任命申师厚为左卫将军，不久又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师厚离开凉州后，上奏推荐押牙副使崔虎、心阳妃谷首领沈念般等，以及留居中国的汉人后代王廷翰、温崇乐、刘少英等担任将吏；又从安国镇到凉州设置三州，以控制各部羌人，任用他们的酋豪为刺史。然而凉州汉人和羌人杂居，申师厚是小人，不能安抚治理。到世宗时，师厚留下儿子，自己逃回内地，凉州于是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只有瓜州、沙州两州在整个五代仍然来往。后梁开平年间，沙州有节度使张奉，自称金山白衣天子。到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也派使者随回鹘使者一同前来。庄宗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晋天福五年，曹义金去世，其子曹元德继立。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都派使者来朝。周世宗时，又任命曹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恭为瓜州团练使。他们进贡的硇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氎、金星矾、大鹏沙、毛褐、玉团等物，都是根据他们来朝时的记录而列名；至于他们去世以及继立世子的情况，史书都失去了记载。梁朝时没有见到吐蕃。唐明宗天成三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也派使者随同前来，从此多次到中国朝贡。明宗常在端明殿接见他们，问他们的牙帐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向西离泾州三千里。”明宗赐给他们虎皮，每人一张。他们都披着虎皮跪拜，俯身翻滚，头发散乱如草。明宗和左右侍从都大笑。到汉隐帝时，他们还来朝贡，后来便不再来，史书也失去了对其君主世系的记载。回鹘的先祖是匈奴的一支。后魏时称为铁勒，也叫回纥。唐宪宗元和四年，本国可汗派使者上表说，改称为“回鹘”，含义是像鹘鸟一样迅疾地回旋搏击。本国牙帐在天德西北的婆陵水上，距离京师八千多里。唐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攻打京城，回鹘有帮助唐朝讨伐叛贼的功劳，历代都娶唐朝公主，自称“天骄”，成为唐朝的大患。唐武宗会昌初年，回鹘受到黠戛斯侵扰，部族混乱，于是迁移牙帐到天德、振武之间。当时被石雄、刘沔袭击击败，后来又被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攻打，残余部众向西逃走，归附吐蕃。吐蕃把他们安置在甘州，从此回鹘的部族和帐落衰弱。他们与中国往来时，世代称中国为舅舅，朝廷赐给他们的诏书也常称他们为外甥。后梁乾化元年十一月，回鹘派都督周易言等入朝进贡。太祖在朝元殿召见并询问，任命周易言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同正，任命石寿儿、石论思都为右千牛卫将军同正，又任命左监门卫将军杨沼充任押领回鹘还蕃使，通事舍人仇玄通任判官，厚赐缯帛，放他们回国；又赐入朝僧人凝卢宜、李思宜、延籛等紫衣。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回鹘本国权知可汗仁美派都督李引释迦、副使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共六十六人来贡方物，并献良马九匹。庄宗在文明殿召见他们，于是命司农卿郑缋、将作少监何延嗣持节册封仁美为英义可汗。同年十一月，仁美去世，其弟狄银继立，派都督安千等来朝贡。狄银去世。阿咄欲令也派使者来贡，献名马。天成三年二月，权知可汗仁裕派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贡，明宗在崇元殿召见，按等级赐给物品。同年三月，命使者册封仁裕为仁化可汗。天成四年，又派都督掣拨等五人来朝，授掣拨等为怀化司戈，令其回蕃。长兴元年十二月，派使者翟未思等三十多人。

译来人进献马八十匹、玉一团。四年七月，又派都督李未等三十人来朝，进献白鹘一联。明宗召见他们于广寿殿，广泛加以赏赐，并命令将那只鹘放归。清泰二年七月，派遣都督陈福海以下七十八人进献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八月，下诏：回鹘朝贡使宻录都督陈福海可授懐化郎将，副使达奚相温可授懐化司阶，监使屈宻录阿拨可授归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授懐化司戈。晋天福三年十月，派使者都督李万全等来朝贡，任命李万全为归义大将军，监使雷福德为顺化将军。四年三月，又派都督拽里敦来朝，并兼带贡品；当月，命卫尉卿邢德昭持节前往册封他为奉化可汗。【《殴阳史》记载，晋高祖时又增加册命；阿咄欲不知是否与狄银有亲疏关系，也不知其最终结局，而仁裕在五代始终不断来朝贡，《史书》也遗漏了这段记载。】五年正月，派遣都督石海金等来进贡良马百驷，并带来白玉团、白玉鞍辔等，以感谢朝廷对其册封。汉乾祐元年五月，派使者李屋等入朝，进贡马匹以及白玉、药物等。七月，任命入朝使李屋为归德大将军，副使安铁山为监使，未相温为归德将军，判官翟毛哥为懐化将军。周广顺元年二月，派使者并麾尼进贡玉团七十有七、白▯貂皮、▯牛尾、药物等。在此以前，从晋、汉以来，回鹘每次到京师，朝廷都禁止民间私自买卖；他们所有的宝货都卖给官府，官民之间私下交易的，一律治罪。到这时，周太祖下令完全废除旧法：以后回鹘来时，听任他们私下交易，官府不得禁止盘问。因此，玉的价格一下跌去七八成。显德六年二月，又派使者来朝贡玉以及碙砂等物，朝廷都没有接受他们进献的物品，只按马匹数量给予价钱。当时世宗认为玉虽被称为珍宝，却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所以借此将其退回。高丽原是扶余的另一支。它的国都平壤城，就是汉代乐浪郡的故地，位于京师以东四千多里；向东渡海到新罗，向西北渡过辽水到营州，向南渡海到北济，向北到靺鞨。东西长三千一百里，南北宽二千里。官职中最高的称为大对卢，地位相当于一品，总管国事，三年一任；如果称职，任期不受年限限制。大对卢以下共有十二级官职。境内设置州县六个，大城设置傉萨一人，地位相当于都督；小城设置道使一人，地位相当于刺史；其下各有属官，分曹掌管事务。国王戴白罗制成的帽子，系白皮小带，都用金装饰。唐太宗贞观末年出兵征伐高丽，不能攻下；高宗总章初年命李勣率军征讨，于是攻破其城，把其土地分置为郡县。到了唐朝末年，中原多事，高丽于是自行拥立君长。前代国王姓高氏。唐庄宗同光年间，曾多次派使者来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派使者进贡紫水晶、白水晶二千颗。渤海靺鞨的习俗是称其王为“可毒夫”；当面称“圣”，奏章中称“基下”；父亲称“老王”，母亲称“太妃”，妻子称“贵妃”，长子称“副王”，诸子称“王子”。世代以大氏为酋长。黑水靺鞨的习俗是都编发，性情凶悍，不以忧愁悲伤为意，崇尚壮年而轻视老年。没有文字，武器有角弓和楛矢。新罗的风俗重视元日，互相庆贺；每年在这个月祭拜日月之神。妇女把头发盘绕在头上，用珠子装饰，头发浓密而美丽。党项人的习俗是都定居，居所有栋梁屋宇，织毛布覆盖屋顶；崇尚武力，许多人长寿，能活到一百五十六十岁。不好好从事生产，喜欢做盗贼。唐庄宗同光年间以后，党项各大姓中势力强大的分别来朝贡。明宗时，诏令在边地设置互市买马，各族夷人都来交易。国内回鹘、党项的马最多。明宗招抚远方之人，马匹无论劣马还是壮马都收集来，而给出的价格超过通常价格；往来所住的馆舍和道路供应，费用增加了一倍。每次他们到京师，明宗都登殿接见，用酒食慰劳；他们喝醉后手挽手唱歌呼喊，讲述本地风俗，以此取乐。离开时又厚加赏赐，每年耗费以百万计。唐朝大臣都为此忧虑，多次上奏进言，于是诏令官吏到边地互市卖马、支付马价，停止他们来朝。但党项贪图所得，来朝仍无法禁止。住在灵州、庆州之间的党项人多次侵犯边境为盗。从河西回鹘来中国朝贡的道路经过他们的部落时，他们常常拦路抢劫，拘捕回鹘使者，卖给其他部族以换取牛马。明宗派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伐。康福等击破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以及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部族，杀死数千人，俘获牛羊数万头，并将他们劫掠来的外国宝玉等物全部赏给军士。从此党项的祸患稍有平息。其他各族分散居住在边界之上，人数很多；但都没有国邑和君长，所以无法逐一记载。昆明部落的习俗是梳椎形发髻、赤脚；酋长披虎皮，下面的人披毡。于阗的习俗是喜好侍奉妖神。占城原本是地鸟中最大的，那里有孔雀。防牱蛮的国法规定：抢劫盗窃者，须加三倍偿还赃物；杀人者，交出牛马三十头，才可以赎免死罪。《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证。《外国列传二·吐蕃传》：“甘州是回鹘的牙帐。”考证：原本脱去“帐”字，今据《欧阳史》补入。《回鹘传》：“来进贡方物，并献良马九匹。”考证：《欧阳史》作“进贡玉马”。《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编撰。

译《志一》。《天文志》。【考证：天文志的序言原本已经残缺，但其中关于日食、星变等各门的事迹都保存着，与《欧阳史·司天考》相比更为详备。如今考察《五代会要》所载的星变、物异等门类，与《司天考》互有详略。大概五代典章散失，各书只是分别记载所听闻的情况，不能完全一致。综合考察各书，应当以本书的记载最为符合事实。】日食。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发生日食。当时进言论事的人多引用汉高祖末年岁首发生日食的事，梁太祖很厌恶这种说法，于是穿白衣，避开正殿，百官各自守在本司。这一天，有关官署上奏说，起初天气阴暗，情况与日食相同，但实际上没有发生日食，百官便上表称贺。末帝龙德三年十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唐庄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主管官员上奏说，日食发生在卯时，预示这一年大旱。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发生日食；二年八月己卯朔，发生日食；三年二月丁丑朔发生日食，当天天阴有云，看不见日食，百官称贺。长兴元年六月癸巳朔发生日食，当天天阴云密布看不见日食，到晚上下大雨。二年十一月甲申朔，此前司天监上奏说，朔日应当发生二分日食，但由于被食部分很少，恐怕难以辨认亏缺，请求当天不入阁，百官各守本司，明宗同意了。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日。此前，司天监上奏说，正月二日太阳将发生亏蚀，应该避开正殿，打开各营的门，收藏兵器，半个月内不宜用兵。当天，太阳在十分之中亏蚀了三分，位于尾宿十七度；太阳从东方升起时仍带有三分亏蚀，后来逐渐复圆，到卯时重新圆满。三年正月戊申朔日，司天监事先上奏说当天会发生日食；到了这一天却没有日食，朝廷内外都称贺。四年七月庚子朔日，当时中书门下上奏说：谨按旧礼，太阳出现异常，天子应穿素服、避开正殿；太史令所属官员应在社坛举行救日仪式，陈列五种兵器、五面鼓、五种旌旗：东方陈列戟，西方陈列矛，南方陈列弩，北方陈列盾，中央放置鼓。各人穿着相应服色，站在所属方位；百官停止办公，穿素服守在官署，依等级分列庭中，各有不同位置，面向太阳站立，太阳恢复正常后才停止。如今主管机构所需的法物都不能齐备；去年正旦发生日食时，只是谨慎收藏兵仗，皇帝避开正殿、吃素，百官守在官署。现在姑且想依照近来的礼制施行。皇帝听从了。七年四月甲寅朔日，这天百官守在官署，太阳没有发生亏蚀，于是上表称贺。八月戊申朔日，太阳发生亏蚀。少帝开运元年九月庚午朔日，太阳发生亏蚀；二年八月甲子朔日，太阳发生亏蚀；三年三月壬戌朔日，太阳…… 发生日食。汉隐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发生日食。周太祖广顺二年四月丙戌朔，发生日食。月食。梁太祖开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此前司天监上奏说这天会发生月食，不宜用兵。当时王景仁正统率大军北伐，追击敌人没有赶上；到开平五年正月初二，果然在柏乡被后唐庄宗打败。唐庄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发生月食，九月甲辰发生月食。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发生月食；四年六月癸丑望日发生月食，十二月庚戌发生月食。晋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发生月食；五年十一月丁丑发生月食，位于鹑首分野。少帝开运二年三月戊子发生月食，九月丙戌发生月食。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发生月食。周世宗显德三年正月戊申发生月食；五年十一月辛未发生月食。月晕。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晕环绕火星和木星。彗星和孛星。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星出现在灵台以西。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方有孛星，长一丈多，指向东南方，位于宿五度。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星出现在虚宿、危宿之间，长一尺多，形状细小微弱，经过天垒、哭星。晋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出现彗星，长一丈多。八年十月庚戌夜，东方出现彗星，向西指，尾长一丈，位于角宿九度。周太祖显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出现在参宿、角宿之间，光芒非常强，指向东南方。五星凌犯。梁太祖开平二年正月乙亥，岁星侵犯月亮。乾化二年五月壬戌，荧惑侵犯心宿大星，距离心宿四度，顺行。占辞说：“心宿是帝王之星。”这年六月五日，梁帝去世。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荧惑侵犯星宿。三年三月丙申，荧惑侵犯上相；四月甲申，荧惑侵犯左执法；六月丙寅，岁星侵犯右执法；九月己亥，荧惑位于江东，侵犯第一星。【考证：《欧阳史》作九月丙辰太白、岁星相犯，本书没有记载，疑有脱文。】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侵犯心宿大星；辛亥，荧惑侵犯上将；九月庚午，荧惑侵犯右执法；己卯，荧惑侵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侵犯上相；十二月，荧惑侵犯氐宿。二年正月甲戌，荧惑、岁星相犯；二月辛卯，荧惑侵犯键闭；三月，荧惑侵犯上相；六月辛丑，荧惑侵犯房宿；九月壬子，岁星侵犯房宿。三年正月壬申，太白、荧惑在奎宿相合；八月癸卯，荧惑侵犯上将；乙卯，荧惑侵犯右执法；庚午，太白侵犯左执法；九月庚辰，镇星、岁星在箕宿相合；辛巳，太白、荧惑在轸宿相合；十二月壬寅，荧惑侵犯房宿，太白、岁星在斗宿相犯。四年三月壬辰，岁星侵犯牛宿；九月丙子，荧惑进入哭星。长兴元年六月乙卯，太白侵犯天樽；十一月壬戌，荧惑侵犯氐宿；十二月丙辰，荧惑侵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侵犯羽林；四月甲寅，荧惑侵犯羽林；八月辰日，侵犯端门；十一月丙戌，太白侵犯键宿。三年四月庚辰，荧惑侵犯积尸；九月庚寅，太白侵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侵犯壁垒。四年八月己未五更三筹，荧惑接近天高星，岁星接近司怪，太白接近轩辕大星。【考证：《欧阳史》作九月辛巳太白侵犯右执法，本书没有记载。】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侵犯右执法。晋高祖天福元年三月壬子，荧惑侵犯积尸。四年四月辛巳，太白侵犯东井北辕；甲申，太白侵犯五诸侯；五月丁未，太白侵犯舆鬼中的星。六年八月辛卯，太白侵犯轩辕；九月己卯，荧惑侵犯上将。八年八月丙子，荧惑侵犯右掖；十月丙辰，荧惑侵犯进贤。少帝开运元年二月壬戌，太白侵犯昴宿；己巳，荧惑侵犯天钥；四月丁巳，太白侵犯五诸侯；七月甲申，太白侵犯东井；八月甲辰，荧惑进入南斗；十月壬戌，荧惑侵犯哭星。【考证：这一条《欧阳史》没有记载。】十二月，太白侵犯辰宿。十二月，太白星侵犯辰星。二年八月甲戌日，岁星侵犯东井；九月甲寅日，太白星侵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日，太白星侵犯哭星。

译汉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侵犯亢宿距星。乾祐元年八月己丑，镇星进入太微西垣；戊戌，岁星侵犯右执法；十月丁丑，岁星侵犯左执法。二年九月壬寅，太白侵犯右执法；庚戌，太白侵犯镇星；丁卯，太白侵犯岁星。十一月，镇星才从太微左掖门出来。自元年八月己丑镇星进入太微垣，侵犯上将、左右执法、内屏、谒者、勾己，来往共四百四十三日，才从左掖出来。三年六月乙卯，镇星侵犯左掖；七月甲申，荧惑侵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侵犯房宿；庚戌，太白侵犯心宿大星；十月辛酉，太白侵犯岁星。周广顺元年二月丁巳，岁星侵犯咸池；己未，荧惑侵犯五诸侯；三月甲子，岁星守在心宿；己卯，荧惑侵犯鬼宿；壬午，荧惑侵犯天尸；四月甲午，岁星侵犯钩钤。二年七月，荧惑侵犯井钺；八月乙未，荧惑侵犯天樽；九月辛酉，荧惑侵犯鬼宿；庚戌，荧惑掩过右执法；十月壬辰，太白侵犯进贤。三年四月乙丑，荧惑侵犯灵台；五年，荧惑侵犯上将。显德六年六月庚子，荧惑与心宿。大星相合，光芒彼此照射。此前荧惑在房宿、心宿之间勾己，共数月；到这时与心宿大星合度。这一夜荧惑顺行。【考证：这一条《欧阳史》没有记载。】星体白昼出现。唐庄宗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在白天出现。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在白天出现。长兴二年五月己亥，岁星在白天出现；闰五月己巳，岁星在白天出现；八月戊子，太白在白天出现。三年十月壬申，太白在白天出现。四年五月癸卯，太白在白天出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在白天出现。汉天福十三年四月丙子，太白在白天出现。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在白天出现。周广顺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经行天空。流星。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东方有流星，形状像几升容量的器皿，从毕宿口出现，拖着三丈多长的光，有像雷一样的声音。唐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夜，二更刚开始，东北方有小流星进入北斗魁而消失。到五更初，西北方偏北有流星，形状像半升容量的器皿，起初小，后来变大，快速流过，像奎宿一样消失；尾迹凝聚在天空，弯曲如云后散开，光明照亮大地。又有一颗流星在东北方，像大桃子一样，从下台星出现，向西北快速流去，到斗柄第三星旁消失。五更以后直到天明，中天和四方有一百多颗小流星流动交错。应顺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像五升容量的器皿一样流向东北，发出如雷的声音。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更初有大星像五斗容量的器皿一样向南流去，尾迹长数丈，呈红色；过了一会儿盘旋弯曲，像龙的形状，又收缩得像两把犁铧相斗，随后散去。又有一颗稍小的星向东流去，尾迹凝成白气，过了一顿饭的时间才散。晋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更以后，东方有大流星，形状像三升容量的器皿，颜色白，长一尺多；它从河鼓星以东三尺处弯曲流出，流过一丈多后消失。周显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以后，东北方有大星坠落，发出如雷的声音，牛马都受到惊吓。六街的击鼓人正在睡觉，惊醒后以为天亮击鼓，便一起击鼓回应，到了天亮才知道是误会。三月高平战役前夕，有大流星像太阳一样，流行数丈，坠落在敌军营地。云气。梁开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亮周围有青白色的晕，又有十多个像人形的白气，都面向东方，从月晕内出现。九月乙酉黎明，西方有很多像人形的气，都像俯伏的样子，经过一刻钟才散。唐庄宗同光二年，太阳周围多次出现背气，共十二三次。同年九月丁未夜，天空遍布阴云，北方有像雷一样的声音，四面鸡和野鸡都鸣叫，民间称为“天狗落”。这一年太阳出现背气共十三次。这月，司天监上奏说，自七月三日以来阴云大雨，直到九月十八日以后才放晴，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以及灾祥情况，多日都看不见。闰十二月庚午，太阳有黑气，像太阳一样，交错摩擦，据测在室宿十度。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方有红气，像火焰一样，约有二。千里，占卜者说：“不出二年，其下方将会发生大战。”长兴三年六月，司天监上奏：从月初到月底，每天夜里都有阴云遮蔽天空，无法辨认星辰和月亮。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出现白虹贯日的现象；这时闵帝遭到杀害。晋天福初年，高祖将要在太原起兵建义时，太阳旁多次出现五色云，形状像莲花和菱角。天福二年正月丙辰，一更初，北方有红气向西延伸，到戌亥方位，东北延伸到丑方以东，再向北展开三丈多，形状像火光。红气中可以看见紫微宫和北斗诸星，气时明时暗，到三更以后，又有几条白气相继向西运行，直到三更以后才消散。汉乾祐二年十二月，太阳出现三重日晕，上面有背气。周显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贯日，气和日晕呈现勾环状。《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证。《志一·天文志》：“乾化二年五月壬戌，荧惑侵犯心宿。”考证：《欧阳史》作“正月丙申，荧惑侵犯房宿第二星”，与本书不同；《五代会要》与本书相同。“内屏、谒者、勾己。”考证：“勾己”原本误作“旬巳”，今据《欧阳史》改正。“长兴二年五月己亥，岁星在白天出现。”考证：《欧阳史》作“癸亥，太白在白天出现”。“应顺元年春。”考证：“应顺”原本误作“广顺”，今据《欧阳史》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编撰。《志二》。

译《历志》。自古以来，承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圣哲君王，必定先观察天象以制定法则，制定历法以明确时令，使万物接受教化，四海使用同一正朔，然后才能确实治理天下，敬慎地遵循天道。所以虞舜继承唐尧时，首先整齐日月五星七政；周武王得到箕子时，首先让他陈述九畴。皇极由此确立，国家便能兴盛；人民依照时令行事，便不会发生差错。历代以来，哪一个不是遵循这个道理？自轩辕黄帝开始制定天统，岁星运行到辛卯，历法于是形成。因此黄帝最初使用辛卯历，颛顼接着使用乙卯历，虞朝使用戊午历，夏朝使用丙寅历，商朝使用甲寅历，周朝使用丁巳历，鲁国使用庚子历，秦朝使用乙卯历，汉朝使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共三种。魏朝使用黄初历、景初历，共两种；晋朝使用元始历、合元万分历，共两种；宋朝使用大明历、元嘉历，共两种；齐朝使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共三种；后魏使用兴和历、正光历、正元历，共三种；梁朝使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共三种；后周使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历，共三种；隋朝使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共四种；唐朝使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历，共九种。到了梁朝顺应天命建立政权时，正值唐室衰败、黄巢乱后，各项职事尚未修举，谁能考验日月五星的运行？所以当时的历法仍将宣明、崇元两种方法参照使用。晋高祖即位后，司天监马重绩开始创制新历，奉表进呈说：“臣听说，治理国家要端正一气的根本，宣布万国的命令，就要借助历法来建立章程。长庆宣明历虽然节气、朔望没有变化，但星辰运行很少符合；景福崇元历虽然五历十分正确，却每年相差一日。现在把宣明历的节气、朔望和崇元历的星纬结合起来，才可以相互符合。自古以来，各种历法都以天正十一月为岁首，以太古甲子为上元；积年越多，差错越大。臣改变历法，确定上元，创制新历一部，共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经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作为上元，以雨水所在月的朔日为岁首，谨此到阁门进献。”【《玉海》：调元历大概仿照曹士蒍创制小历的旧法。唐建中年间，曹士蒍开始改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以雨水为岁首，世人称为小历。】晋高祖命司天少监赵仁锜、张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参谋赵延乂、杜升、杜崇龟等人，用新历与宣明历、崇元历考核比较得失，让有关官署奉行，于是赐名为调元历；又命翰林学士承旨和凝撰写序文。此后数年，历法制度逐渐出现偏差。到周显德二年，世宗认为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王朴精通历算，于是命王朴考订校正。王朴奉诏一年多，撰成钦天历十五卷，进献时上表说：“臣听说，圣人创制历法，是为了认识天道和人事的变化。人情的变化，可以用言语认识；天道的变化，则应当用数来认识。数的作用，是圣人用来观察天道的。年、月、日、时由此确定，阴阳、寒暑由此调节，四方政务由此施行。治理国家的人，推定岁首、建立法度，必须体察元始；发布政令、考核功绩，必须依据年岁；举行礼仪、音乐，必须端正朔日；农夫、百工，必须授予时令；五刑、九伐，必须顺应天时；各种事务的施行，必须遵循日月。六经把历法尊为大典，历代君王把它作为要道。因此圣人承受天命，必定治理历数，于是五纪有固定的法度，各种征兆有固定的应验，正朔得以推行于天下。自唐朝以来，历经数朝，历法混乱，日序失去天道，已经将近百年，天的历数也只是混乱不明罢了。如今陛下顺从考察古道，敬畏上天，询问众官，振兴废坠的典章；因为臣才疏学浅却曾涉猎旧史，陛下于是下达撰述的命令，让臣研究迎气、推算的要旨。臣虽不是有才之人，怎敢不奉诏？于是包罗万象来制定法则，整齐七政来确定上元，测量圭表、箭漏来候验节气，审察朓朒来确定朔日，明察九道来推算月行，校验迟疾来推算星行，考察黄道的斜直，辨别天势的升降，日月交食也就能详尽推算了。建立天道，讲的是阴与阳。阳数有三十六，阴数有二十四，奇偶相配，两个阳数、三个阴数相合，都得到七十二；阴阳之数相合为七十二，这就是化成之数。化成之数，就是五行之数。五行得到朞年的数，超过的称为气盈，不足的称为朔虚。至于随着变化分配使用，没有什么不贯通，这就是所谓包罗万象。因此把七十二作为经法；所谓经，就是常用的法。法，是数的节度；随着法数进退而不失原位，所以称为通法。以通法推进经法，得到七千二百，称为统法；从上元进入经法，先使用这种方法，统摄历法的各项法则。以通法推进统法，得到七十二万；气朔以下的分数都能收尽，称为全率。以通法推进全率，得到七千二百万，称为大率，而上元的纪数由此产生。上元，是年、月、日、时都为甲子，日月五星合于子正所在的宿，处于盈缩先后的中点，这就是所谓七政齐备。”

译古代在阳城树立圭表，是因为那里接近洛阳，大概还嫌它不在正中，于是在洛阳东边偏处。唐开元十二年，派使者到天下各地测量日影，南至林邑国，北至横野军，中央得到浚仪县岳台，正好处在南北弦的中点，是地理位置的中心。皇家建国定都于大梁，如今在岳台树立圭表、设置箭漏，测量岳台的日影和漏刻，把它作为中数；日影和漏刻准确，太阳运行的位置以及节气的应验就能得到。太阳和月亮都有盈缩：太阳盈、月亮缩，就在中点之后合朔；月亮盈、太阳缩，就在中点之前合朔。自古以来，推算朓朒的方法大多采用平行的数；进入历法后既有前后次序，又有衰减递进，往往不合规矩。皇极历旧有的记述迂曲而难以使用，后来的历法又疏漏遥远而多有错误。如今根据月亮运行的朓朒，随着历法比较校定太阳运行的朓朒，临时加减所得到的，就是进入月道后校定的太阳日数。一日分为九限，每一限逐步损益，衰减递进都有条理，朓朒的方法才算审慎。赤道，是天空的弦带；它的形势圆而平，用来记载星宿度数的常数。黄道，是太阳运行的轨道；它一半在赤道以内，一半在赤道以外，距离天球北极二十四度。黄道与赤道相交时，形势倾斜；距离赤道很远时，形势平直。倾斜时太阳运行应当较慢，平直时太阳运行应当较快，所以春分、秋分前后增加其度数，夏至、冬至前后减少其度数。九道，是月亮运行的轨道；它一半在黄道以内，一半在黄道以外，距离黄道北极最远六度。月道出黄道称为正交，入黄道称为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所在的宿，中交在春分所在的宿，那么与黄道相比更加倾斜；如果正交在春分所在的宿，中交在秋分所在的宿，那么与黄道相比反而平直；如果正交、中交都在冬至或夏至所在的宿，那么形势稍微倾斜。因此要比较它们距离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远近，来考察倾斜和平直，才能得到加减的数值。自古虽然有九道的说法，但只是知道其概略而不详细，徒有祖述的文字，完全没有推步的实际用途。如今把黄道一周分为八节，每节分用九道，共七十二道，并使日月两条轨道的倾斜和平直形势都无所隐藏。九道的方法，这才算明白。星体运行时，靠近太阳就快，远离太阳就慢；距离太阳极远时，运行势尽而停留。自古以来，各种历法分段不合实际，升降没有准则；有时今天的日行分数还很多，第二天便停留，自停留而后退，却只采用平行运行，而且仍然按照进入某一段时的行度。作为入历的数值都不合原理，因而导致错乱。现在校定每日的行分，累积每日行分来划分变段；于是，运行由快逐渐变慢，势尽而留，留后又从留转为行，也是先积累微小的数值而后逐渐增多，并另立各个变段，用变历推求变差，使各段变差彼此衔接相合，这样就可以知道星体运行的迟速了。自古相传都说，日月距交点十五度以内就会发生日食、月食，却不知道日月彼此掩蔽和闇虚所照射的情形，其原理并不相同。现在根据日月直径的大小、距交点的远近、黄道的斜正、天势的升降，以及仰视和旁视的分数来考察，交食亏缺就能得到真实情况。于是撰写《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一篇，以卦候、灭没为下篇；共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历草》三卷，以及《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臣考察检阅前代图籍，今古历书都没有关于蚀神首尾的文字，这大概是天竺胡僧的妖妄之说；只是符天、卜祝一类的小术，不能举明其大体，于是创立等接之法，大概是借助假设来求取径直简便的办法，因此出现了交点逆行的数值。后来的学者不能详细了解，便说历法有九道，把它作为注释历法的常规格式，现在一并删去。昔日唐尧敬谨地观察上天，陛下亲自降下圣明的谋议，考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这就是唐尧之道。谨以此历命名为《显德钦天历》。天道深远，本非微臣所能完全知晓；臣只是竭尽心力奉行明诏，若有疏漏、简略和错误，甘愿等待罪责。世宗阅览后，亲自为它撰写序文，仍交付司天监施行，从下一年正旦开始；此前的各种历法全部废止。【按：《玉海》在朔分之下设置小分，称为“杪”。有人说，前代历法的朔余从来没有“杪”；如果可以使用“杪”，又何必寻求日法来统一朔分呢？】现将《历经》一卷姑且记载在后面，以供太史氏周详阅览。《显德钦天历经》。推演上元甲子至今显德三年丙辰，累计七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二。钦天统法：七千二百。钦天经法：七十二。钦天通法：一百。《钦天步日躔术》。岁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轨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朔率：二十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岁防：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轨防：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岁中：一百八十三，四千四百八十【二十】。轨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朔防：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气防：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象防：七，二千七百五十七【七】。周纪：六十。岁差：八十四【四十】。辰则：六百，八刻二十四分。【按：以上题为《步日躔术》，以及后面的《步月离术》《步五星术》，合起来是《历经》四篇中的三篇，但又都只列出所用数值，没有涉及推步。根据《欧阳史》所说，旧史已亡失《步发敛》一篇，现存的三篇也简略而不完整；这样看来，这部书的原文确实已经有缺失。】《钦天步月离术》。离率：一十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九】。交率：一十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五十七、六】；离防：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交防：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五十七、六】；望防：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七十八、八】。离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四十十、四】；中淮：一千七百三十六。中限：四千七百八十。平离：九百六十三。程节：八百。《钦天步五星术》。岁星。周率：二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六】。变率：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周防：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变段：变日、变度、变历。晨见：一十七日，三【三十七】度，二【二十四】历。顺迟：二十五日，二【九】度，一【二十九】历；退迟：一十四日，一【一十二】度，空【二十八】历；退疾：二十七日，四【三十八】度，一【三十七】历；后留：二十六【三十二】。

译顺疾：九十日，一十六【六十三】度，一十一【一十三】历。顺疾：九十日，一十六【六十三】度，一十一【一十三】历；前留：二十六【三十二】。退疾：二十七日，四【三十八】度，一【三十七】历；退迟：一十四日，一【一十二】度，空【二十八】历。顺迟：二十五日，二【九】度，一【二十九】历；夕伏：一十七日，三【三十七】度，二【二十四】历。荧惑。周率：五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变率：二百九十八万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周防：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变段：变日、变度、变历。晨见：七十三日，五十三【六十八】度，五十【五十八】历；顺疾：七十三日，五十一【一】度，四十八【三】历；次疾：七十一日，四十六【六十九】度，四十四【一十七】历；次迟：七十一日，四十五【三十三】度，四十二【五十八】历；顺迟：六十二日，一十九【二十九】度，一十八【二十】历；前留：八【六十九】。退迟：一十日，空【四十三】度，空【一十四】历；退疾：二十一日，七【四十六】度，二【四十】历。退疾：二十一日，七【四十六】度，二【四十】历。退迟：一十日，空【四十三】度，空【一十四】历；后留：八【六十九】。顺迟：六十二日，一十九【二十九】度，一十八【二十】历；次迟：七十一日，四十五【三十三】度，四十二【五十八】历；次疾：七十一日，四十六【六十九】度，四十四【一十七】历；顺疾：七十三日，五十一【一】度，四十八【三】历；夕伏：七十三日，五十三【六十八】度，五十【五十八】历。镇星。周率：二百七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变率：九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周防：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变段：变日、变度、变历。晨见：一十九日，二【七】度，一【一十四】历；顺疾：六十五日，六【三十八】度，三【五十一】历；顺迟：一十九日，空【六十三】度，空【三十五】历；前留：三十七【三】。退迟：一十六日，空【四十三】度，空【一十四】历；退疾：三十三日，二【三十五】度，空【六十】历。退疾：三十三日，二【三十五】度，空【六十】历。退迟：一十六日，空【四十三】度，空【一十四】历；后留：三十七【三】。顺迟：一十九日，空【六十三】度，空【三十五】历；顺疾：六十五日，六【三十八】度，三【五十一】历。夕伏：一十九日，二【七】度，一【一十四】历。太白。周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变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周防：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变段：变日、变度、变历。夕见：四十二日，五十三【四十】度，五十一【一十七】历；顺疾：九十六日，一百二十一【五十七】度，一百一十六【三十九】历。次疾：七十三日，八十【三十七】度，七十七【一】历。次迟：三十三日，三十四【一】度，三十二【四十】历。顺迟：二十四日，一十一【六十一】度，一十一【二十四】历；前留：六【六十九】。退迟：四日，一【二十二】度，空【三十一】历。退疾：六日，三【六十五】度，一【二十二】历。夕伏：七日，四【四十】度，一【三十七】历。晨见：七日，四【四十】度，一【三十七】历。退疾：六日，三【六十五】度，一【二十二】历。退迟：四日，一【二十二】度，空【三十一】历；后留：六【六十九】。顺迟：二十四日，一十一【六十一】度，一十一【二十四】历；次迟：三十三日，三十四【一】度，二十二【四十】历；次疾：七十三日，八十【三十七】度，七十七【一】历；顺疾：九十六日，一百二十一【五十七】度，一百一十六【三十九】历；晨伏：四十二日，五十三【四十】度，五十一【一十七】历。辰星。周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变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周防：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变段：变日、变度、变历。夕见：一十七日，三十四【一】度，二十九【五十四】历；顺疾：一十一日，一十八【二十四】度，一十六【四】历；顺迟：一十六日，一十一【四十三】度，一十【一十】历；前留：二【六十八】。夕伏：一十一日，六度，二历。晨见：一十一日，六度，二历。后留：二【六十八】。顺迟：一十六日，一十一【四十三】度，一十【一十】历；顺疾：一十一日，一十八【二十四】度，一十六【四】历；晨伏：一十七日，三十四【一】度，二十九【五十四】历。

译《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证。《志二·历志》：正元历。按：《玉海》作“正统”，《五代会要》作“正元”。创制新历一部，共二十一卷。按：《玉海》引《崇文总目》作二十卷。五行所对应的周年数。原本“讹五之”，现据《五代会要》改正。法，是数的节制。按：“法”原本误作“百”，今据《五代会要》改正：以通法进统法，得七十二万。按：七十二万原本作七千二百万。考察下文说“以通法进全率，得七千二百万”，称为“大率”，所以这里应当说“以通法进统法，得七十二万”，称为“全率”。原本中“全率”的数都写成“大率”的数，实为传写错误，今据《欧阳史》改正。《钦天步月离术》：离防二十七。按：二十七原本误作一十七。考察用统法除离率，所得为二十七日及余分，今据《欧阳史》改正。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按：四千三百原本误作四千四百。考察交防的一半就是交中，应当依《欧阳史》作四千三百，现已改正。《钦天步五星术》岁星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按：七百六十一，《欧阳史》作九百六十六，不对。根据历率的一半作为率中，二者可以互相校订；这一条应以本书为正确，故以本书为准。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按：小分八十九，原本作九十六，不对。根据历中加倍为历率，加倍八十九正好得到大分一、小分七十八；这一条应以《欧阳史》为正确，现据此改正。太白周防：五百八十三。按：原本作“周防五百八十三万”。考察周率满统法，所得是周防五百八十三日及余分，“万”字是衍文，《欧阳史》也没有“万”字，现删去。历中：一百八十二。按：原本作“历中一百八十二万”。考察历率的一半满统法，所得是历中一百八十二日，“万”字是衍文，《欧阳史》也没有“万”字，现删去。《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证。【史部，正史类，《旧五代史》】。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志三。

译五行志。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把箕子带回来，于是作《洪范》；其中九类大法的赐予，第一项（一日）是五行，用来记载吉凶的征兆，穷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因此，后世修史的人都有关于五行的论说。大概是想让后代帝王见到灾异时能够自我反省，责备自身，修养德行，崇尚仁爱，弥补过失，这样祸患就会消除，福气就会到来。这就是大略。现在特意考察五代的纪年，编录五行方面的灾害，追述编成这一志，以示给后人。至于京房的旧说、刘向的绪论，前史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引用来作为证明。水灾、淹没、风灾和雨灾。梁开平四年十月，梁、宋、辉、亳发生水灾，诏令本州开仓赈济借贷。十一月，大风，诏书说：“从初一到现在，异常的风还没有停止，应当命令祈祷。”唐同光二年二月、七月，汴州雍丘县大雨刮风，拔起树木，损伤庄稼；曹州大水，平地水深三尺。八月，江南大雨，水势漫溢，流入郓州境内。十一月，中书门下上奏说：“今年秋季，天下各州府多有水灾，百姓缴纳的秋税，请特别免除加耗。”皇帝准许了。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决，毁坏民田。七月，洛水泛涨，冲坏天津桥，漂走靠近河边的房舍；每天都有因乘船渡水而倾覆淹没的人。邺都上奏，御河在石灰窑口水涨，于是疏通旧河道以分散水势。巩县河堤决坏，冲毁粮仓。八月，诏令说：“听说天津桥尚未修通，往来的百官都用船摆渡，因而发生倾覆，且道路泥泞。从现在起，文武百官每三日一次上朝，宰臣每天到中书省处理政事。”四年正月，诏令说：“自京城以来，方圆千里水涝成灾，流亡者渐多。应当从今年三日以后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撤去音乐、节省费用，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凡去年遭受水灾的地方，乡村中有供应不足以及逃亡迁徙的人户，其夏秋两税和各种折科，交给各处长吏认真查核，一并免除；并且一年之内不得摊派杂役。凡京城及各县有停贮的斛斗粮食，都命令减价出粜，以救济公私；如有不遵守的，应当详细上报。”长兴元年夏，鄜州上奏说大水流入城中，居民被淹死。二年六月壬戌，汴州上奏说大雨震坏文宣庙讲堂。十一月壬子，郓州上奏说黄河暴涨，漂走淹死四千多户。二年四月，棣州上奏说水毁坏州城；这月己巳，郓州上奏说黄河水溢出堤岸，宽达三十里，向东流去。五月丁亥，申州大水，平地水深七尺；这月戊申，襄州上奏说汉水流入城中，毁坏百姓房舍，又毁坏均州乳郭，水深三尺，居民登山避水，仍绘制图形进呈；这月甲子，洛水泛滥，冲坏民居。三年七月，各州发生大水，宋、亳、颍三州尤其严重。宰臣上奏说：“今年秋季宋州辖境水灾最重，百姓流亡，粮价暴涨。臣等商议，请从本州仓中拿出斛斗粮食，按时减价出粜，以救济贫民。”皇帝准许了。这月，奏报某州发生大水，窑谷中的百姓三十六人被淹死；夔州赤甲山崩塌，大水漂走淹死居民。清泰元年九月，连日下雨，损害庄稼。诏书说：“久雨不停，礼制上有禳禜之法。先在都城各门举行禳祭，三天仍不停，就祈祷山川，并告祭宗庙、社稷。应命太子宾客李延范等禳祭各城门，太常卿李怿等告祭宗庙、社稷。” 晋天福初年，高祖将要在太原起兵时，城中几处井泉突然涌溢。四年七月，西京发生大水，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泛滥，冲坏天津桥；八月，黄河在博平决口，甘陵发生大水。六年九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水势一概向东流，居民登上丘墓，被水隔断。诏令各地调发船只救援。兖州、濮州交界处都被水冲漂淹没，命鸿胪少卿魏玭、将作少监郭廷让、右领军卫将军安濬、右骁卫将军田峻到滑、濮、澶、郓四州，查检河水所毁坏的庄稼，并抚慰问候受灾百姓。兖州又上奏说，河水向东流，宽达七十里。到七年三月，命宋州节度使安彦威率领丁夫堵塞决口。河水于是平定，并在决口处立碑建庙。开运元年六月，黄河、洛河泛滥，冲坏郑州原武、荥泽县境的堤堰，河水决口。周广顺二年七月，京城遭暴风雨，水深二尺，毁坏墙屋，无法计数；各州都上奏说大雨，当地河渠泛滥，损害庄稼。三年六月，各州发生大水。襄州汉城水涨泛溢，流入城中，城内水深五尺，仓库漂失殆尽，居民被淹死的很多。地震。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镇州发生地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等地发生大地震。三成三年七月，郑地发生地震。长兴二年六月，太原发生地震，从二十五日子时到二十七日申时，共二十多次。左补阙李详上疏说：“臣听说，天地的运行以简易显示给人，鬼神的情意以祸福为职责。君王遇到祥瑞到来并不欣喜，看到灾异出现就立即惊惧，无不敬畏上天，思考如何回应天谴。臣听说北京地震的日数稍多。臣曾经阅览国史，看到高宗时晋州地震，高宗对群臣说：‘难道是我的政教不清明，才使晋州发生地震吗？’侍中张行成上奏说：‘天属阳，地属阴；天阳象征君，地阴象征臣。君应当转动，臣应当安静。如今晋州地震，连续十多天不止，恐怕是女谒干预政事、臣下暗中谋乱；况且晋州是陛下原来的封地，如今发生地震，尤其明显地显示了这种对应。希望陛下深思远虑，防止祸患萌发。开元年间秦州发生地震，不久便派官员宣慰，并派使者祭祀山川；对受损人家，交给有关部门酌情安置，再上奏朝廷。臣恭敬地想，陛下中兴唐朝国运，事业起于晋阳，而帝王故乡屡次地震，按道理应当思考上天的警诫。何况圣明的陛下统治天下至今已有六年，年成丰熟，时序安康，人民安定，风俗富足；臣担心这是上天的意思，恐怕陛下忘记创业艰难的时期，产生功业成就后的骄矜自满。希望特别委派亲信，并选派勋臣贤能，前往北京慰问安抚，暗中派人巡行询问百姓的疾苦，严肃举行山川祭祀，然后鉴察前朝成败得失的根本，采纳历代圣哲的规诫，崇尚直言不讳的风气，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明宗非常赞许，赐给他三品官的章服。十一月，雄武军士卒上奏说洛阳发生地震。三年八月，秦州发生大地震。汉干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沧、营、深、贝等州发生地震，其中幽州、定州最为严重。后周广顺三年十月，魏州、邢州、洺州等州发生大地[疑有缺字：震]，连续数日，共十多次，魏州尤其严重。虫、鱼、禽、兽。后梁龙德末年，许州进献一只绿毛龟。宫中建造房屋来饲养它，并命名为“龟堂”。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

译后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张文礼在镇州叛乱。当时，野外的水改变了颜色，像血一样，水中的鱼大多死去，漂浮在水面上。有识之士知道张文礼必定失败。十九年，定州王处直去世。在此以前，王处直亲自撰写德政碑，在衙城内建楼立碑，声称看见了龙，有人还看到了它；其实它的形状只是黄色的小蜥蜴。王处直以为这是神异之物，造了一张龙床来安置它。又有一次，城东麦田里有几百只喜鹊在平地上筑巢，王处直认为这是自己的德行感动了它们。有识之士私下议论说：“虫蛇属于阴类，本来应当藏在山泽之中；如今却占据屋室，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南方属火，火主礼；礼制败坏，鱼虫就会失去本性。由此类推，这是君上失去正道、不能安居其位的征兆。”后来王处直果然被他的儿子王都废黜。应顺元年闰正月丙寅日辰时，唐闵帝前往至德宫。刚出兴教门，就有一只鸢从空中坠落，死在御驾之前。这天大风，天色昏暗。清泰元年十月辛未日巳时，有一只金色的雉从南方飞入中书，停在政事堂上。官吏驱赶它也不离开，过了很久又向北飞去；当天，百姓家中捕获了它。二年，邺都西面的李固镇有一只大鼠和蛇在桥下搏斗，一直斗到太阳正中，蛇不敌而死。三年三月戊午日，洛阳师子门外有蛇和鼠相斗，鼠杀死了蛇。夏四月戊子日，一只熊进入市场，形状像人一样，与人搏斗；又有一只熊从老君庙南面向城中奔跑，正逢车驾到近郊，侍从官员射杀了它。后汉乾祐三年正月，有一只狐狸从明德楼出来，人们捕获了它。它与通常的狐狸相比，毛很长，腹部另外长着两只脚。后周广顺三年六月，河北各州在十天之内没有乌鸦。不久以后，乌鸦聚集在泽州、潞州之间的山谷中，落满林木，把树枝都压断了。这一年人们发生疫病，死者很多。到显德元年，河东刘崇被后周军队击败，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所以乌鸦先前的异常已经预示了这个征兆。显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县有喜鹊在县城南面平地上筑巢，巢中有七八只雏鸟。蝗灾。后梁开平元年六月，许州、陈州、汝州、蔡州、颍州五州出现蝗蝻，有野禽成群飞来，遮蔽天空，把蝗蝻全都吃光了。后唐同光三年九月，镇州上奏有飞蝗危害庄稼。后晋天福七年四月，山东、河南、关西各郡发生蝗灾，危害庄稼。到八年四月，天下各州都有飞蝗危害田地，把草木的叶子全都吃光了。诏令各州县长官捕捉蝗虫。华州节度使杨彦询、雍州节度使赵莹命百姓捕蝗，每捕得一斗，就用一斗禄米奖赏。当时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流离迁徙，饥民遍布道路，关西的饿殍尤其严重，死者十之七八。朝廷因军粮不充足，命使臣到各道征括粟米和麦子。后晋的国运从此衰败了。后汉乾祐元年七月，青州、郓州、兖州、齐州、汉州、沂州、密州、邢州、曹州都说出现了蝗蝻。开封府上奏，阳武、雍丘、襄邑等县发生蝗灾。开封尹侯益派人带着酒和菜肴前去祭祀，不久蝗虫被鸲鹆吃光了。诏令禁止用网捕捉和射杀鸲鹆，因为它们有吞食蝗虫的奇异本领。二年五月，博州上奏有蝗蝻出现，后来变成蝴蝶飞走。宋州上奏蝗虫在一夜之间抱着草死去，于是派官员祭祀它们。火灾。后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发生火灾，烧毁羽林军营房五百多间。在此以前，司天监上奏荧惑星进入羽林，命京师做好防火准备；到这时果然应验。长兴二年四月辛丑日，汴州封禅寺的门扉上突然起火，并蔓延焚烧。同月，魏州上奏历阳县发生大火；此前朝廷已经下诏各道做好防火准备，到这时也得到了验证。三年十二月壬戌日，怀州军营内有三处火光自行出现，人一到就熄灭，并没有焚烧房舍。明宗对侍臣说：“这是火妖吗？”侍臣回答：“恐怕是妖人制造的，应当仔细审问查究。” 后晋天福[疑有错简：三月十一月]，襄州上奏火灾烧毁居民一千多家。九年春，左龙武统军皇甫遇跟随少帝在郓州北面抵御契丹，将要交战。[承上疑有缺文]傍晚，有微弱的火光在草芽上面产生。后周显德五年四月，吴越王钱俶上奏，十日夜间杭州发生火灾，府署几乎全被焚毁。世宗命中使携带诏书前去慰问。草木、石头、冰。后梁开平三年春正月，潞州军前李思安进献壶关县庶穰乡村民因砍树而倒下的一棵树。树干自行裂成两片，里面有六个字，全都像古代的籀书，写着“天十四载石”。李思安画下它的形状进献，梁太祖认为奇异，命人给百官看，却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它的含义。到晋高祖即位时，人们认为虽然有图形和“石”姓，但按干支甲子推算，正好是二十九年。有识之士说：“‘天’字取其中的两画，加在旁边，就是‘丙’字；‘四’字去掉中间两画，再加上‘十’字，就是‘申’字。晋高祖即位的年份正是丙申年。” 后唐天祐五年，长柳巷有一户农家，一棵已经僵死多年的桃树，旧树坑还在。它的枯木有一天突然直立起来，走了几十步，又回到原来的树坑中。这家人惊骇异常，慌忙逃走。议论者说，汉昭帝时上林苑的倒木曾重新生出枝条，当时树木被虫蛀成文字，后来宣帝兴起。如今树木的纹理形成文字，倒下后又重新立起，这是庄宗中兴的征兆。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日，亳州大清宫道士上言，玄元黄帝殿前的枯槐重新生出一根枝条，并画图进献。清泰末年，末帝先人的坟墓旁有一座古佛寺，寺中的石像忽然不停摇动，观看的人都感到惊异。晋开元元年七月一日，少帝驾临明德门宣布赦令并改元。这天正逢大雷雨，明德门内有一座井亭，亭中有石盆，石盆有流水槽，槽上有龙首。当晚，这些东西全都被风吹行了数十里，龙首也折断了。有见识的人说：“石是国姓，这是不祥之兆。石氏将要迁徙，还是将要灭绝呢？”二年正月，汴州封丘门外护城壕的水面东北角，出现了像大树一样的纹理，花叶繁茂铺展，连成数十株，宛如图画。全城人都来观看。有见识的人说：“唐景福年间，卢彦威在浮阳护城壕的水面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树形纹理。当时有一位高僧对郡人说：‘此地将会发生兵乱。’到了光化年间，该郡果然被燕帅刘仁恭攻陷。”三年九月，发生大水，太原的芦苇茂盛，最上面的一片叶子像旗帜，全部向南指。十二月己丑日，降雨并形成木冰；这个月戊戌日，大降霜雾，草木全都像结了冰一样。汉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贞在河中叛乱，境内的芦苇叶全都像旗旒一样。后周广顺三年春，枢密使王峻遥领青州，有司制作旄节，准备迎接并授予他。前一天晚上，那根旄节发出声响。主管此事的人说：“从前后唐长兴年间，安重诲被授任河中，其旄节也曾发出声响。这也是木妖。”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证。《志三·五行志》记载：“夔州赤山、甲山崩塌。”‘赤甲’一词，原本误作‘求甲’，今据《五代会要》改正。华州节度使杨彦询。‘彦询’原本作‘彦珣’，今据列传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写。

译志四。礼志上。后梁开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刚接受禅让，于是按照近古的制度在西京建立四座宗庙。后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国家刚开始兴建时，已经在北都设置了宗庙。如今收复天下，迁都洛阳，应当恢复本朝的宗庙。按礼制，没有设置两处宗庙的规定；北都的宗庙请予废止。”于是诏令尚书省召集群臣议论。礼部尚书王正言等上奏议论说：“臣等伏思，都邑制度以宗庙为先。如今选择洛阳作为尊贵都城，开创基业、统治天下，事情应当效法古制，神灵也必定依附于人。北都既已先设置宗庙，就不应再重复设置。况且每年朝享都有固定礼制，时日既然相同，神灵将凭依何处？私下听说近来的惯例也有权宜变通：如果神主已经修成，就迎来后藏在夹室；如果庙宇已经建成，就空置它作为永久制度。像齐桓公的宗庙有两位神主，礼书并没有明确规定。古代军队出征，也没有把神主迁到军中。从前天后崇奉巩、洛二地，礼官认为不合适；汉皇留恋丰、沛，也没有可取法之处。何况本朝旧例，礼院已经明确说明：洛邑是旧都，嵩丘处在正位，怎么可以远离宫阙而设置祖宗之庙？这件事不适宜长久，应当从长计议。北都宗庙请依太常礼院的奏请停建废止。”朝廷听从了。天成元年，中书舍人马缟上奏说：“臣伏见汉、晋以来，诸侯王和宗室承继帝位，除七庙之外，都另行追尊亲庙。汉光武皇帝在南阳建立先祖四代的宗庙，此后桓帝以下也都上考前代旧制，追尊先代。请依照两汉故事，另立亲庙。”诏令下尚书省召集百官议定。礼部尚书萧顷等议论说：“臣等看到典籍记载和圣人遗意，既然要表达追尊先人的诚意，就应当制定祭祀的礼制。臣等集体议论，关于追尊的位号以及在都邑建庙，请特降诏令，依照马缟的意见办理。”天成二年，中书门下又上奏说：“汉、晋以来，诸侯王和宗室入继帝统，必定改换名号、追加谥号，以广泛表达孝意，尊称为皇；诸王旧例中有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便是如此。恳请圣上体恤，顺从众人愿望，允许取‘皇’字作为尊号，并同时追加谥号，以尊崇名号，改置园陵，增加丘卫。”于是诏令太常礼院制定仪制。太常博士王丕等援引汉桓帝继承帝位后尊其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帝、蠡吾侯为孝崇皇帝的先例，请交太常卿确定谥号。刑部侍郎、权知太常卿马缟再次议论说：“谨按两汉故事，诸侯王、宗室承继帝统，就必定追尊父祖，修建园陵。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奉行孝道的旧例都在。自安帝继位以后，才有皇太后的命令另行制定崇谥之法，追尊为某某皇帝，就是孝德、孝穆这一类。前代只有孙皓从乌程侯继承帝位，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这是非常之事，不足以垂示后世。如今依据礼院的奏状，汉安帝以下的记载中并没有‘帝’字。谨按谥法，德行足以象征天地称为帝。既然礼院已经奏闻，就不能简单援引两汉故事来确定尊号，请诏令百官集议。”当时右仆射李琪等议论说：“臣等看到历代以来，宗庙都有既成制度，继承沿袭没有不同，因革变化却各有差异。马缟所奏有礼制依据，请下诏令，让马缟依据典册确定尊号。”当时明宗想要兼加‘帝’字，于是下诏说：“朕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得以制定礼乐。因此三皇不相袭，五帝不相沿，各代创立制度，按理都没有错误。何况有些事情关系到祖先和祭祀，追谥、追尊，称‘皇’与称‘帝’，既有增减的字样，也应当陈明褒贬之辞。大体说来，两者都是尊称。三皇时代本来不可以加‘帝’，五帝时代也不可以称‘皇’；自秦朝起才兼用二号。至于玄元皇帝，时代相隔千年，宗族追溯同一源流，尚且用显赫的册文尊称，难道还必须遵守汉代典制吗？” 王室宗亲承袭帝位后，除七庙之外，都另外追尊亲属的宗庙。汉光武帝即位后，把先代四位祖先的神主立在南阳；此后桓帝以下，也都上考前代旧制，追尊先代。现请求依照两汉旧例，另立亲庙。诏令下达尚书省，召集百官议定。礼部尚书萧顷等议道：“臣等恭见典籍所记载的制度和圣人遗留下来的法则，既然要表达荐献苹藻的诚意，就应当制定相应的祭祀礼制。”臣等集议认为，关于追尊的名号以及建庙的都邑，请特别降下诏制，命令依照马缟所议办理。天成二年，中书门下又上奏说：“臣等以为，两汉旧制，诸侯王以宗室身份入继帝位，就一定要改易名号、追加谥号，广泛彰显孝道，尊称为皇帝；诸王旧例中，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就是这样。恳请圣上施恩，俯从众愿，允许取‘皇’字作为尊号，同时加上谥号，以尊崇名号；改建园陵，增设守卫土丘的卫士。”于是诏令太常礼院制定仪式制度。太常博士王丕等援引汉桓帝入继帝统时，尊其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帝、尊其父蠡吾侯为孝崇皇帝的事例，请交太常卿确定谥号。刑部侍郎、权知太常卿马缟又议道：“臣谨按两汉旧例，诸侯王以宗室身份承继帝位，就一定要追尊父祖，修建园陵。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奉行孝道的旧例，都明确记载在册。自安帝入继帝位以后，便有皇太后的诏令另行制定尊谥之法，追尊时称为某皇帝，就是所谓孝德、孝穆之类。前代只有孙皓由乌程侯继承帝位，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这件事出于非常情形，不足以垂示后世。如今依据礼院的奏状，汉安帝以下的事例，如果只据本纪考察，又看不见‘帝’字。臣以为，谥法中‘德象天地曰帝’，即以德行如天地者称帝。由于礼院已经奏闻，很难只依两汉旧例来叙述尊号，请诏令百官集议。”当时右仆射李琪等议道：“臣等恭观历代以来，宗庙已有定制；继承帝位的做法没有不同，沿革却各有差异。马缟所奏，礼制上有依据，请下诏命马缟依照典册拟定尊号。”当时明宗想要兼加‘帝’字，于是下诏说：“朕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得以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所以三皇的制度并不相互承袭，五帝的制度也不相互因循，各代创制规矩，在道理上并无不当。何况有些事情关系到祖先父辈，有些事情关系到祭祀；追谥、追尊时称皇或称帝，既然有增减字样的区别，就应当陈述褒贬之辞。大体说来，‘皇’与‘帝’二字都属于尊称；三皇时代本来不可加‘帝’字，五帝时代也不可称‘皇’。自秦朝以来，才兼用这两个称号。至于玄元皇帝，事情相隔千年，宗族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尚且还把他显著地列入尊号之册，难道一定要遵循汉代的旧典吗？” 何况朕身居九五之位，是亿万百姓所尊奉的人，不可在朕一人身上兼用两个尊号，却吝惜一个字不给先代；如果只拘泥于执掌礼议者的意见，怎么能表现孝敬之诚？可以交给宰臣和百官详细审定，在中书省召集两班官员，逐班陈述各自的意见。只有李琪等请求在祖庙、祢庙二室先加‘帝’字。宰臣综合众议后上奏说：‘臣等以为，朝廷最重要的事务中，应以宗庙为先；此事关系到继承宗庙，理当符合美善之义。圣朝追尊的时候，便引用汉氏旧仪；到了汉氏封崇的时候，又依据哪一代的旧例呢？其中道理纠结难通，未能符合圣上的谋议；只有合乎变通之道，才足以成为百姓的法则。况且君王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之后，制定礼制、制作音乐，连正朔和服色尚且可以更改；尊崇祖先、奉祀先人，又何妨有所沿革？如果应州一定要另立宗庙，那么那里距上都很远。如今考察开元年间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的事例，都是在京都立庙。臣等商量认为，追尊四庙，希望依照御札，全部加上皇帝的称号，并请在洛京建立宗庙。’诏令说：‘应当在应州旧宅建立宗庙，其余依所奏办理。’【按：《文献通考》所说的后堂七庙，是以沙陀的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以上，承继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这就是所谓四庙；另一说，明宗所说的是代北地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这一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庄宗神主将在本月十日附祭于宗庙；七室之内应当有一室迁出，中书门下奏议请求迁出懿祖的一室，随后又下令召集百官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上奏表示同意中书门下的意见，诏令准许。应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太常以大行皇帝的山陵工程完毕为由，准备将其神主附祭于宗庙。如今太庙供奉七室，即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大行皇帝升祔后，按礼制应当迁出献祖，请下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议论。太子少傅卢质等议道：‘臣等认为，亲属关系已尽便迁出神主，这是旧典垂示的制度；疑难之事也有明确的旧文可以依据。先前庄宗皇帝重新安定天下、复兴宗庙，追尊远代三祖，又在宗庙中恢复四室，正遇到迁庙之事，随即形成了新的沿革。庄宗升祔时迁出懿祖，是因为庄宗并非承继父位即帝位的君主，所以先迁去懿祖之室。光武帝消灭新朝以后，才有追尊先祖的礼仪；但这种礼仪只在南阳举行，并没有归入太庙。以此事作为依据，和旧有事实不太相合；如今应当遵循现行制度。将来先朝皇帝升祔时，依次应当迁出献祖，这既符合随时变通的道理，也符合因时改变制度的文义。’诏令依议办理。当时朝议认为，懿祖是从懿宗赐姓而来，按旁支属于太宗一系，依例应以懿祖作为始祖，次序接着是昭宗。宗也可以，不必把神尧作为祖、把太宗作为宗。如果依照汉光武帝的做法，就应当在代州建立献祖以下的亲庙；唐朝的宗庙仍依旧礼举行祭祀，也可以。可是议论谥号的人忘记了咸通年间的懿宗，又称懿祖，父子都称‘懿’，在道理上说得通吗？把朱耶氏三代与唐室四庙连接起来排列昭穆，是极不合礼的。主张迁庙的人不知道懿祖是唐懿宗赐姓的后代，却要迁去懿祖；如今又涉及献祖，按道理应先迁昭宗，再迁献祖才可以。至于懿祖，如同唐景皇帝一样，怎么可以迁去呢？

译左仆射刘照等再次议论，上奏说：“臣等于本月十三日再次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议论。君王尊祖武、宗文，祭祀上天和大地，所以有追崇祖先的典礼，以表示配享的仪式。详细考察太常礼院的议状，主张建立七庙或四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其他议论都不应采用。七庙，是依据《礼记·王制》所说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说，这是周制。详细考察礼经，这是周朝宗庙的定数。四庙，是高祖、曾祖、祖、祢四代。按《周本纪》和《礼记·大传》，武王即位后追尊太王、王季、文王；后稷曾任尧的农官，因此尊为太祖。这就是周武王初有天下时追尊四庙的明文。因此自汉、魏以来直到周、隋，创业君主追谥不过四代，是取法周制。这项礼制实行已久，事情没有疑问。如今参考都省先前的议状，请求建立四庙之外另立始祖，仍未形成定议。后来奉诏，根据御史中丞张昭远的奏请，创立四庙之外没有另立始祖的文据；况且国家的礼乐、刑名都依照唐典，宗庙制度应当遵循旧章。请依照唐朝追尊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的旧例，以追尊四庙为定制。”朝廷听从了。七年七月，太常礼院上奏说：“本朝现在祭享四庙，即靖祖、肃祖、睿祖、宪祖。如今大行皇帝将要升祔太庙，按《会要》记载，唐武德元年在长安建立四庙；贞观九年高祖神尧皇帝去世，命有司详细议定宗庙制度，议定将高祖神主与原有四室一起祔入太庙。如今先帝神主请依唐高祖的先例升祔。”朝廷听从了。后汉天福十二年七月，汉高祖已经即位，却仍沿用天福年号。太常博士段颙上奏议论说：“臣谨按，宗庙制度历代都很难确定，必须考察礼经并广泛寻求旧例；又由于礼制贵在因时损益，隋代以来制度增减并不固定。如今参考历代故事，建立高祖、曾祖、祖、祢四座亲庙，再向上追尊远祖光武皇帝为始祖，作为百代不迁的宗庙，居于东向尊位，总共五庙，这大概符合旧例，也合乎礼经。”诏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议论。吏部尚书窦贞固等议论说：“按《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说，周制七庙包括太祖、文王、武王的祧庙和四亲庙，太祖就是后稷。又说，天子的七庙都是依据周制；有相应祖先就七庙，没有相应祖先就五庙。至于光武中兴以及历代，多建立六庙或四庙，大概是建国初期还没有达到七庙的数目。又按《郊祀录》，王肃说，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恩泽广远，天子可以祭祀六代祖先，这是其中的道理。如今请建立高祖以下四座亲庙；又因自古圣王祖先有功便称祖、有德便称宗，所以在四亲庙之外，不拘定数追尊有功之祖、有德之宗。现在除四亲庙外，再请求上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另立六庙。”朝廷听从了。【《文献通考》说：庄宗、明宗已经舍弃自己的祖先而尊奉唐朝的祖先；到了石敬瑭、刘知远崛起登上帝位，都想假托自己具有华夏贵族血统，所以在四亲庙之外一定要寻找所谓始祖来奉祀。张昭远的议论正确而且文辞宏伟；到了后汉初年，段颙、窦贞固之流却曲意谄媚，甚至把高皇帝、光武皇帝都奉为祖先，称作六庙。】后周广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太常礼院议论应当建立的太庙室数：如果是守成继位，魏、晋有建立七庙的说法；如果是创业开基，隋、唐有建立四庙的议论。本朝请依照近代礼制，追念并建立四庙。”恐怕众议不一致，于是把议案交给百官集体议论。太子太傅和凝等议论，请依礼官意见建立四座亲庙。朝廷听从了。【《五代会要》记载和凝的议论说：‘臣谨思，开创宏大基业、更新帝王之制，应当左边立宗庙、右边立社稷，一切遵循旧章；尊崇祖先、辨明尊卑，这些都载于前代史书。虽然质朴与文饰不断变化，道理和旨趣各有不同，但都考察制度损益，以求国家兴隆。陛下秉承正道登上帝位，本着仁义祖述先人，开创由家而国的基业，遵循奉先思孝的道理。根据礼官的议论建立四座亲庙，以符合前代制度。’朝廷听从了。同年四月，中书门下上奏，太常礼院申报七月一日皇帝驾临崇元殿，命使者捧册册封四庙。依照旧仪，皇帝穿兖冕服就座，太尉引导册案入殿；皇帝下座，站在御座前面向南；中书令捧着册案进前，皇帝插笏，双手捧取，交给册使；册使跪受，再转交给抬册官。进宝、授宝的仪式与册案仪式相同。臣等商议，到时请皇帝下阶接受册书。朝廷听从了。三年九月，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于是议论在东京另建太庙。当时太常礼院说，按照洛京太庙制度，庙室共有十五间，分为四室，东西各有夹室；四面各有一座神门，每面屋一间，各有三门；东西两侧另有斋宫和神厨等房屋。按照礼制，宗庙在左，社稷在右，都应在国城之内，请交有关部门修建奉祀。朝廷听从了。同月，太常礼院上奏，请迎太庙和社稷的神主到京，但不知皇帝是否亲自出城迎接。考察旧例，原本没有明确礼仪，请召三省官员集议。诏令说：“应当令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参议。”司徒窦贞固、司空苏禹珪等议论，援引吴主孙休即位时把祖父神主从吴郡迎入太庙的先例：前一天出城驻于郊外，第二天穿常服奉迎。于是署名上奏，认为应当皇帝出城奉迎，请交礼仪使制定仪注。到十月，礼仪使上奏说，太庙神主将到，前一天仪仗出城，掌次官在西御庄东北设置神主行庙的帐幕，面向西、朝向南；当天停止早朝，群臣早早出西门，皇帝穿常服出城前往行宫。群臣行起居礼完毕后各到休息处。神主将到，群臣列班完毕，皇帝站在班列前；神主到达后，太常卿请皇帝再拜，群臣一同拜礼。神主进入行庙帐幕安坐，陈设日常供馔；群臣在神帐前列班，侍中到休息处请皇帝谒见神主。皇帝到达后，群臣再拜，皇帝进酒，完毕再拜，群臣一同拜礼。皇帝回到帐幕，群臣先到太庙门外列班，等待皇帝到达并行起居礼；等神主到达后，群臣在庙门外列班，皇帝站在班列前，太常卿请皇帝再拜，群臣一同拜礼。皇帝回到帐幕，群臣各到休息处，宫闱令把神主安置在本室。完毕后，群臣在庙庭列班，太常卿请皇帝依次到四室奠献祭享，每一室皇帝再拜，群臣一同拜礼。四室祔享完毕，皇帝回宫。这份仪注请交中书门下颁行。朝廷听从了。显德六年七月，诏令说，大行皇帝的山陵日期已定，神主将祔入太庙，庙殿室数是否需要增修。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奏议论说：“奉诏为大行皇帝山陵将按期举行、神主将祔庙，担心庙殿室数太少，需要增修。如今到庙中测量察看，如果增修庙殿一至两间，就必须移动各处神门、角楼、宫墙、仪仗房，以及堂殿正面的屋檐、梁栿、台阶、道路，还要向东移动祭祀前省牲和列班的位置，一直到斋宫，空间将逐渐逼仄狭窄。如今重新拆毁庙殿，再继续增修，不仅再次劳费人力，也恐怕不便利。臣私下看到，庙殿现在还有东西两间夹室空着，何况没有应当迁出的神主。请不要拆毁庙殿、增加间数，立即重新安排夹室作为六室的位置。至于需要移动神主，如果按照旧礼在殿庭临时设置行庙帐幕，恐怕雨水仍多，不便陈设。请暂时把神主安置在太庙斋宫内，等修缮奉祀完毕后再迁入，这样大概合宜。又考察《礼记》说，庙宇建成后，应在中屋杀羊举行衅祭；夹室则用鸡。《大戴礼》和《通典》也有关于夹室的记载。考察文字、参究义理可知，夹室本来就是完备庙制的一部分。何况新主祔庙，各部经典都有迁移变更的文字。考察古制而因时通变，大概合乎事理。请依次迁移各室，安置大行皇帝神主，以符合礼意。”诏令依照典礼办理。

译皇帝[原文作“皇再再拜”，疑有脱误]，再次拜礼，群臣都拜礼。神主送入行庙的幄幕中，安坐后摆设通常的祭馔。群臣在神幄前按班次站立。侍中到值次，请皇帝拜谒神主。皇帝到达后，群臣再次拜礼。皇帝进酒完毕，再次拜礼，群臣都拜礼。皇帝返回幄幕。群臣先到太庙门外按班次站立，等候皇帝；皇帝到达后，行起居礼。等神主到达，群臣在庙门外按班次站立，皇帝站在班列前。太常卿请皇帝再次拜礼，群臣都拜礼。皇帝返回幄幕[原文“还握”疑为“还幄”]，群臣到值次。宫闱令把神主安置在本室。完毕后，群臣在庙庭按班次站立。太常卿请皇帝在四室逐室行奠飨礼，皇帝拜两拜，群臣都拜礼。四室祔飨完毕，皇帝回宫。上述仪注，请交付中书门下颁发施行。朝廷同意了。显德六年七月，下诏说：“大行皇帝的山陵安葬日期已经确定，神主将要祔入太庙。太庙殿室的房间是否应当增修？”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奏议论说：“奉诏办理大行皇帝山陵日期已定、神主祔庙之事，担心殿室的间数太少，应当进行增修。现在到庙中察看测量，如果增修庙殿一间至两间，就必须移动各神门、角楼、宫墙、仪仗房舍；堂殿正面的檐、椽、阶道也必须向东移动，省牲和列班的位置一直到斋宫，逐渐会变得狭窄。如今重新拆毁庙殿，随后再增修房间，不仅会再次劳民伤财，恐怕也不便利。我私下看到，庙殿现在空着东西两间夹室，况且还没有需要迁出的神主。请不要拆毁庙殿、另增房间，立即把夹室重新安排为六室的位次。至于需要移动的神主，如果按照旧礼在殿庭中暂时设置行庙幕殿，只怕雨水仍然很多，难以陈设。因此请暂时在太庙斋宫内奉安神主，等修缮奉祀完毕之日再行处理，这样或许更为适宜。又考察《礼记》说：庙宇建成后，要在中屋宰杀羊，以血涂衅；夹室则使用鸡。《大戴礼》和《通典》也有关于夹室的记载。考察文字、体察义理，这本来就是完备庙制的办法。况且新主祔入太庙，各经书都有迁移变更的文字。考察古制，沿袭今制，或许合乎通理。请依次迁移各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合礼制。”诏令说：“依照典礼办理。”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证。《志四·礼志上》：蠡吾侯。‘蠡吾’原本误作‘蠡愚’，今据《后汉书》改正。周舍论。‘周舍’原本误作‘周拾’，今据《新唐书·礼志》改正。《汉书》称唐尧是刘累的后代。‘刘累’原本误作‘刘里’，今据《汉书》改正。懿祖光皇帝。‘懿祖’原本作‘义祖’，今据《新唐书》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写。

译志五。礼志下。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说：“明年四月孟夏，应当在太庙举行禘飨。谨按礼经，三年举行一次禘祭，在孟冬；五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孟夏。已毁和未毁的神主，都应在太庙合祭；各庙的功臣，都在本朝庭院中配享。本朝宝应元年制定礼制，奉景皇帝、高祖、太宗为始封之祖。既然庙号为太祖，百代不迁；每逢禘祭、祫祭，位居东向的尊位。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以下，历代圣主和子孙各按昭穆排列，南北相向，在太祖之前合祭。本朝中兴后，重新修建宗庙。如今太庙祭享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七庙，太祖景皇帝属于祧庙之数，没有列入太庙祭享。将来举行禘祭，如果奉高祖居东向尊位，那么禘祭就涉及不到太祖代祖；如果让祧庙中的太祖居东向之位，又违背礼意。如今有关部门修整奉祀祧庙神主以及各种法物都已齐备，应该预先请示，把事情详细具状上奏。”诏令下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议论。户部尚书▯彦恽等上奏议论说：“臣谨按，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为始封之君，百代不迁，长久享受宗庙祭祀。从贞观直到天祐，制度没有改变。圣祖神孙左昭右穆；本朝中兴后，再次议定宗庙制度，因为太祖景皇帝属于祧庙之数而没有列入祖宗，现欲尊崇太祖的地位，实行东向之礼，于是命群臣共同议论可否。臣等详细考察本朝历代圣主的旧典和明皇所制定的礼制新规，开元十年特意建立九庙，后代子孙遵守，历代没有亏损。如今既然实行制定礼制的规章，又把太祖迁入祧庙。从前德宗朝将举行禘祫之礼，颜真卿议请奉献祖居东向尊位，景皇帝暂居昭穆之列；考察贞元年间，认为那是错误的，如今实行才真正合乎礼制。现在请每逢举行禘祫的年份，暂时奉景皇帝居于东向尊位；从元皇帝以下，依昭穆次序排列。”朝廷听从了。后周广顺三年冬十月，礼仪使上奏说：“郊祀、宗庙祝文的礼例说，古代文字都写在册上，册子有长短的差别；魏、晋的郊祀、宗庙祝文写在册上，唐初全都使用祝版，只有陵墓、宗庙使用玉册。玄宗亲自祭祀郊庙时使用玉册，德宗朝博士陆淳议论，依据礼制应当使用祝版，祭祀完毕后焚烧。朝廷批准了他的议论。贞元六年亲自祭祀时又使用竹册。本司依据《开元礼》，一律使用祝版；梁朝依礼施行。到明宗祭天时，又使用竹册。” 如今经过详细斟酌，认为祝版应当依从这一礼例，于是采纳了。后周广顺三年九月，南郊礼仪使上奏说：郊祀所用的珪、璧等玉器制度，依照礼制，祭祀上帝用苍璧，祭祀地祇用黄琮，祭祀五帝用珪、璋、琥、璜，这些玉器各依本方的正色；祭祀日月用珪、璋，祭祀神州用两珪有邸。所用的币帛，祭天用苍色，祭地用黄色，配祀天帝用白色，日月、五帝各用与本方相应的颜色，全部长一丈八尺。珪、璧等玉器的形制是：璧为圆形，琮为八方形；珪上端尖锐、下端方正；半珪叫作璋；琥作虎形；半璧叫作璜。珪、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就是根部，珪连接在璧上，使其整齐严肃。祭祀日、月、星辰使用五寸的珪、璧。以上珪、璧虽然有图样，但关于长短的说法有时不同。考察唐朝开元年间，玄宗下诏说：祭祀神灵使用玉，是取其精纯洁净；近来却使用珉玉，这是不可实行的。如果玉石有时难以备办，宁可缩小其制度，以求取得真正的玉。如今修治郊庙所用的珪、璧，只要根据玉料大小斟酌，不必全都遵从古制。于是请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修制，皇帝同意了。显德四年夏四月，礼官、博士等依照诏令议定祭器、祭玉的制度，上奏朝廷。当时国子祭酒尹拙引用崔灵恩《三礼义宗》的说法：苍璧是用来祭天的，其长度为十二二寸，大概是取法于上天的十二时；又引用《江都集》《白虎通》等书中的说法：璧都是外圆内方；又说璜、琮是用来祭地的，其长度为十寸，是取法于大地的数目；琮外方内圆，直径九寸。又考察郑玄关于圆形玉器的说法，都说是九寸。《周礼·玉人职》中又有九寸之璧；并引用《尔雅》说：肉是好的一倍，叫作璧；好是肉的一倍，叫作瑗；肉与好相等，叫作环。郭璞注说：好是孔，肉是边。但这些说法没有记载尺寸。崇义又引用《周礼·玉人职》说，璧的好为三寸；《尔雅》说肉是好的一倍，叫作璧，璧两边的肉各三寸，加上中间的孔，共九寸，因此璧为九寸是明确的。崇义的文字又说：璜、琮为八方形，以象征大地，每个角各削出一寸六分，合起来长八寸，厚一寸。考察《周礼疏》和阮氏的图，都没有提到好；又引用《冬官·玉人》说，琮有八角而没有好。崇义又说：琮、璜、珪、璧都是祭祀天地的器物，而《尔雅》只说璧、环、瑗三者有好，其他璜、琮等器物都没有说有好，所以璜、琮有八角而没有好，这是明确的。太常卿田敏以下的人议论认为：尹拙所说虽然有所依据，但崇义援引《周礼》正文，理由稍为优胜，请求依从崇义的说法。至于其他祭器的制度，也……

译显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言：本月十二日，臣蒙受皇帝恩慈，得到召见，当面接受圣旨。皇帝说，每年祭祀多用太牢，念及耕牛耕作的劳苦，还要准备它们作为祭牲，比起圈养后宰杀，实在令人伤感，命臣等查考旧典，看能否用其他牲畜代替。臣恭敬领受圣旨，退下后查阅礼籍。三牲八簋的制度、五礼六乐的条文，都明载于典籍，历代相沿，经过多朝而没有改变。臣听说古代燔烧黍米、分割小猪，尚且多取质朴简略；近来梁武帝用面做祭牲、用竹片盛肉干，不可作为法则。虽然这体现了好生之德，但用于奉祀先祖的礼仪实在太简略。礼以诚信为主，孝本出于内心；黍稷并不以香气为贵，鬼神享用的是德行，不一定在于牲牢大小、笾豆方圆。只要血食祭祀能够长久保存在宗庙，祭牲何必一定要用刚出生的小牛？但国家大事，儒者长期实行旧礼，突然改用其他牲牢，恐怕不太妥当。依臣愚见，南北郊、宗庙、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祀，皇帝亲自行礼时备办三牲；若由有司代理行礼，则使用少牢以下的牲品。虽然这不是旧典，但减少用牛，实在可贵。当时太常卿田敏又奏说：臣奉圣旨办理祭祀用犊之事。如今太仆寺供应祭犊，一年四季共用二十二头。《唐会要》载，武德九年十月诏书说，祭祀本意原是替百姓祈福；百姓困穷，侍奉神灵却违背正直，杀牛不如举行礿祭，彰明德行就是馨香。追溯古今，百姓与神灵的道理相同。祭祀圜丘、方泽、宗庙以外，都可以停止使用太牢，改用少牢；所谓少牢，就是以一头特牲代替。时局和顺、年成丰收后，再恢复常礼。又考察《会要》，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赦文说，祭祀的典制，所备牺牲应当通达精诚，并不依靠大量宰杀；今后每逢大祭祀使用骍犊，应命有关部门酌量减少数量，并永远作为定制。当年请示按旧额每年用犊二百一十二头，如今请求减少一百六十三头，只用三十九头，其余祠祭都停止使用犊。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又说，国家大事以郊祀为先，贵在至诚，不以供品繁多为美；黍稷虽然陈设，有时仍未必芳香，牲牢徒然增多，也未必能使神灵享用。圜丘、方泽可依常式，宗庙及其他祠祭临时献熟食，以寄托彰明德行的馨香，希望合于西邻祭祀的意义。当年请示，昊天上帝、太庙各用太牢一份，其余祭祀都随事购买供应。若按天宝六载的规定，从二百一十二头减为三十九头；按武德九年规定，每年用犊十头，其中圜丘、方泽一头，宗庙五头；按上元二年的请示，只祭昊天上帝和太庙，又没有方泽，便只有九头了。如今国家用牛，与开元、天宝相比并不算多，但与武德、上元相比，已经超过大半。考察《会要》，太仆寺设有牧监，主管牲畜繁殖课绩之事。请求今后由太仆寺饲养、繁殖和考核祭牛；用于祭祀昊天上帝的牛犊，应提前三个月饲养，并送入涤宫洗涤清洁；其余祭祀则不必送入涤宫饲养。若临时购买牛只，恐怕不合典故。奉诏说：祭祀崇尚诚敬，祝史贵在真诚；没有诚意和信实，凭什么侍奉神灵？礿祭重在诚心，并不重在杀牛；黍稷轻于彰明德行。牺牲的数量都载于经典，前代以来有增有减，应当斟酌取其中制。暂且依据贵少的原则，从今以后祭祀圜丘、方泽、社稷，仍旧使用牛犊；太庙及其他祠祭，应依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诏令，都不使用牛犊。若皇帝亲自行礼，则依照常式。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称：本朝旧仪，太庙每年举行五次荐献，南郊坛每年举行四次祠祭。吏部上奏，请中书省询问并下令由摄太尉行礼；太庙及各郊坛，都由吏部选派三品以上官员代理太尉行礼。诏令依从。到了这一年七月，中书门下奏称：据尚书祠部状文，每年太庙五次荐献、南郊坛四次祠祭，都由宰相代理太尉行礼，只有太庙的时祭单独派遣一般官员，虽是旧规，却恐怕形成礼制缺失。臣等商议，今后太庙祠祭也希望派宰臣行礼。诏令依从。三年十一月，礼仪使奏称：谨按《礼经》，国君去世三年内不祭天地、社稷，是为了越绋行事；这是古制。自汉文帝以来，更加尊重神灵，致力于公而绝私，并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此事沿袭已久，礼制也随顺时势而变。如今园陵已经修成，祥祭、练祭也已结束，宗庙不能缺少祭祀，神祇也不能废弃祭礼。应当遵循礼意，以尽孝思。请求自贞简太后升祔礼完成后，所有宗庙祭祀、乐舞以及群祀，都恢复旧制。诏令依从。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称：现今大祀派宰臣行礼，中祀派各寺卿、监行礼，小祀委托太祝、奉礼郎行礼。今后凡小祀，请派五品官行礼。诏令依从。同年十月，中书门下奏称：太庙、太庙、南郊坛由宰臣行礼，入斋时百官都来参加。奉命行礼，贵在精诚斋宿；如果朝官全部前来，反而会使他们涉入而不能专心于祭祀。今后宰臣行礼时，文武两班官员都不得到斋宿处。奉诏依行。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称：今后宰臣致斋期间，请不要押班、掌印、起居；如果遇到国忌，凡应行礼的官员接受誓戒后，也不得赴行香，不得奏报、复核刑杀公事；大祀致斋期间，请不要设宴。诏令依从。长兴二年五月，尚书左丞崔俭奏称：大祀派官员行礼，皇帝虽不亲自参加祭祀，当天也不上朝。臣看见有时车驾在这天出行，按道理很不方便。今后每逢大祀、中祀，请车驾不要出行。诏令依从。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称：近来小祀以上，公卿都穿祭服行礼；近日只有郊庙、太庙穿祭服，五郊迎气、日月等祠祭都只穿常服行礼，而且本司执事人员也都穿着与事务相应的杂乱衣装，穿鞋随公卿在坛墠上下。按《祠部令》，中祀以上，应由斋郎等登坛行礼，并发给洁服，仪式结束后收回。今后中祀以上，公卿请都穿祭服；执事人员登坛行礼时，都穿绯衣、戴帻子。臣又查阅《礼阁新仪》，太庙使在卯时行礼；近年来却依照郊庙惯例，五更初便行礼。今后请恢复旧制，在卯时行礼。诏令依从。清泰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称：据太常礼院申报，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于本月二十日祔入宗庙，代理太尉应派宰臣充任；但冯道休假，李愚在十八日有私忌，恰在致斋期间，现刘煦又奏报正在主持三司事务，事务繁忙，请求免除祭祀之事。如今臣等与礼官斟酌，诸私忌日遇到大朝会，若有入阁宣召，仍可赴朝参；这次祔飨属于大忌，又恰逢私斋日，请按照大朝会宣召的例子，派李愚行礼。诏令依从。

译晋开运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监祭使奏称：按祠祭所确定的行礼官员，临到祭日有时会遇疾病，或奉诏赴京；请留司吏部郎中一人负责主持判定，如有缺额便按次序确定人选，以免耽误祭事。诏令依从。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拟定唐少帝庙号为景宗，谥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博士吕朋龟奏称：谨按《礼经》，臣下不能给君主作诔，君主的谥号由上天来定。因此本朝旧例是命太尉率百官奉谥册到天子圜丘祭告，回来后在灵座前宣读，并在七月之内将谥册送入陵寝；如果是追尊、定谥，则命太尉在太庙宣读谥册，把册书收藏在本庙。景宗皇帝过去蒙受深重冤屈，时间已经很久；园陵既已修成，如果不附入太庙，景宗皇帝的神主就会在七庙之外。如今圣朝为他申雪冤屈，追尊并确定谥号，重新确定帝号，必须制定相应礼仪。又《礼》说，君主在位未满一年去世，不得入宗庙。汉代殇帝、冲帝、质帝，君臣名分已经形成；晋代惠帝、怀帝，也都遭遇艰难，却没有列入庙中享祀，只在园寝祭祀。臣等仔细考察旧事，请求在园陵所在之处为景宗皇帝建庙，命使者奉册书、宝绶到庙中上谥，随即奉太牢祭祀；四时祭祀则委托守陵官奉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官员详细议论施行。右散骑常侍萧希甫等议请依从礼院奏议。奉诏，命本州在城内选择土地建庙，于是就在曹州建庙。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称：先前太常寺确定少帝谥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景宗出生时曾经做过皇帝，祭享时又承继宗庙，既然称为景宗，就应当进入宗庙；如果不入宗庙，便难以称“宗”。从道理上说，可以将一座远庙迁出，把少帝神主安置在太庙，这样昭穆次序才清楚，宗庙祭祀才正当。如今如果暂且安置在别庙，就请不要称景宗，只称昭宣光烈孝皇帝。册文中有“基”字，这是玄宗庙讳；虽然平常诏敕并不回避，但少帝是继世之孙，不愿直斥先帝尊讳，今后把“基”改为“宗”字。诏令依从。【《五代会要》引《风俗通》说，陈孔璋认为，尊卑有次序，祭祀有哀敬，各有终止；是为了使言语明确而可以遵循，行事施行而不触犯礼制。《礼》说，卒哭以后，宰执摇木铎在宫门巡行，说“舍故而讳新”。所谓故，是已毁庙的神主；恩情久远、亲属关系断绝，名字便不必避讳。如今昭宣皇帝上距玄宗十四世，奏请改册文并非典故。】八月戊申日，明宗穿衮冕，在文明殿举行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的礼仪。册礼完成后，册使兵部尚书卢质押送册书出应天门，登车，由卤簿、鼓吹在前导引，进入都城驿站停留。第二天登车前往曹州。当时议论者认为，既然追尊，就可以立庙称宗；但不入太庙，实在是严重失礼。所谓“宗”，应当是功业继承祖先、德泽施及百姓，能够发布号令、申明政令才可以称宗。况且辉王继承皇位之日，国家命令出自贼臣，君父含冤，母后陷于苦难，遭受放逐，国运覆亡。如今追赠谥号、改易名号，应当遵循旧事，如汉代冲帝、质帝，晋代闵帝、怀帝，只尊称而没有庙号。前代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魏陈留王，也都不称宗；中兴之后追谥的孺子婴、光武帝，也没有追立为宗的典制。假如自我创立古制、酌量人情，称他为景宣光烈，也非常不合适。古代的周景王、汉景帝，周宣王、汉宣帝，都是中兴再造的君主。至于本朝太祖称景皇帝，是因为接受天命而拥有唐室；宣宗皇帝称宣宗，是因为隔代承受国运，使皇纲重新振兴。如今辉王使国家亡国、事业坠落，称为宣宗，岂不是荒谬吗？此前太常已经奏请下尚书省集议，虽然有明智的人，却都模棱两可，不肯明言。到这时既已立为景宗，陵号为温陵，又在曹州设置庙宇，按时祭告享祀，并让本州刺史以下官员充任三献官。后来宰臣知道这样不对，便奏请取消庙号。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议建立唐朝宗庙，引用武德年间祭祀隋朝三帝的旧例。如今请求建立近朝庄宗、明宗、闵帝三庙，以合旧事。诏书说：“德行没有比继承绝嗣更盛大的，礼制没有比奉祀先祖更重要。庄宗有兴复国家的功劳，明宗留下光大基业的事业，到了闵帝，确实继承了宗族本支。因此，宏大的统绪和深厚的源流，都应尊奉唐室。继承周朝的，必须尊崇后稷；继承汉朝的，必定奉祀高皇帝。将要开建严肃的祠庙，应当崇尚完备的典礼。应建立唐高祖、太宗以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 同月，太常礼院又奏请制定唐庙制度：请把至德宫正殿隔成五室，三分之处向南，离地四尺，用石头做龛，中间容纳两位神主。庙宇南面建一屋三门，门楣共二十四；东西各建一屋一门，门开着，不设棨戟。四时仲月祭祀，用一只羊、一头猪，按中祀的币帛、牲牢等规制办理，由光禄寺主管；祠祝的祝文不进呈、不署名；神厨器具由鸿胪寺督办。五帝、五后共十位神主，尚未迁入的有六位，尚未建立的有四位，尚未定谥的有三位。高宗、太宗及其皇后，以及庄宗、明宗，凡神主在清化里寝宫的，在祭祀前两日由殿中省用伞扇二十具迎接，安置到新庙祭享。闵皇帝、庄宗、明宗的两位皇后以及鲁国孔夫人，共四座神主，请修制定制并附入宗庙；三位皇后的谥号，也请确定谥法。诏令依从。周广顺元年二月，太常礼院上言：奉诏将汉庙迁入升平宫。唐、晋两朝都只设五庙并迁移，如今汉朝有七庙，不知是全部迁移，还是只迁五庙。诏令说，应依照前诏，全部迁入升平宫。法物、神厨、斋院、祭服、祭器、供馔等，都依照中祀的例子使用少牢，由光禄寺等部门供给。宣读祝文的太祝和奉礼郎，由太常寺差遣；每逢仲月祭享，以汉宗子充任三献官。诏令依从。《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证。《志五·礼志下》：“宝应元年。”宝应，原本误作“宝宁”。考察《新唐书》，宝应是代宗年号，并没有所谓“宝宁”，今据此改正。“并穿绯衣、戴帻子。”绯衣，原本作“绛衣”，今据《五代会要》改正。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拟定唐少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四年八月戊申日，明宗穿衮冕，在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欧阳修《新五代史》作四年五月乙酉日追谥，与本志所记定谥、册立庙号的月份和日期都不相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写。

译志六。乐志上。古代君王治理平定后制定礼制，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用来彰明侍奉天地之事，调和人与神灵。历代以来，旧有典章都在。到了唐朝末年战乱，咸阳、镐京成为废墟；梁朝虽然兴起，英乐、茎乐也已荡然无存；庄宗、明宗从北方荒野起兵，开始经营霸业，所保存的不过是边地乐曲和郑声而已。先王的雅乐几乎将要灭绝。到了同光、天成时期，有时祭祀清庙，有时祈祭泰坛，虽然簨虡还设置着，却无人能辨宫商，于是使磬襄、鼗武流入河汉而不再回来，使汤濩、舜韶混同失传，连山陵与深谷都一起丧失。到了晋高祖登上帝位，想要遵循前代制度，于是下诏有关部门重新兴复二舞，不久却又因烽火战乱而中止，法令制度无法修整，汉朝国运又很短促，没有时间制作音乐。周显德五年冬天，将要举行立春仪仗，有司把崇牙、树羽预先设置在殿庭。世宗亲临乐悬，试听乐声，发现钟磬之类有的设置了却没有敲击，询问乐工，众人都无法回答。世宗感到悲痛，于是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考察制度，又命枢密使王朴考订音律。王朴采用古代累黍法审定尺度，制成律准，形状像琴而很大，共设置十三根弦，用来确定六律六吕以及各律轮流作为宫调的原则。世宗认为很好，又命百官议定并实行。现在也把这些记载在后面，用来说明五代雅乐沿革的缘由。梁开平初年，太祖接受禅让，开始建立宗庙，共有四室；每室都有登歌、酌献之舞。肃祖宣元皇帝庙室，舞名为大合之舞。敬祖光宪皇帝庙室，舞名为象功之舞。宪祖昭武皇帝庙室，舞名为来仪之舞。烈祖文祖皇帝庙室，舞名为昭德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说，乐章由太常少卿杨焕撰写。】二年春，梁祖将要商议郊禋祭祀，有司拟定并进呈乐名、舞名。乐名为庆和之乐。舞名为崇德之舞。皇帝行礼时演奏庆顺。安放玉帛时，登歌演奏庆平。迎接俎器时演奏庆肃。酌酒献祭时演奏庆熙。饮福酒时演奏庆隆。送文舞、迎武舞时演奏庆融。亚献时演奏庆和。终献时演奏庆休。乐章各一首。太庙迎神之舞，舞名为开平。皇帝行盥手礼、登歌、饮福酒、彻豆、送神，都演奏乐曲。乐章各一首。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武成之舞。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说，乐章由尚书兵部侍郎崔居俭撰写。】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雍熙之舞。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说，乐章由太常卿卢文纪撰写。】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咸和之舞；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说，乐章由太子宾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写。】汉文祖明元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灵长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积善之舞。翼祖昭献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显仁之舞。显祖章圣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章庆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说，乐章由太常卿张昭撰写。】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观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肃雍之舞。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章德之舞。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善庆之舞。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观成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明德之舞；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时的舞名为定功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说，太祖庙室乐章由太常卿田敏撰写，世宗庙室乐章由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撰写。】乐章歌词大多没有收录。以上是乐章。晋天福四年十二月，礼官奏称：来年正旦，王公上寿时，皇帝第一次举酒，请演奏玄同之乐；第二次举酒，演奏文同之乐。诏令依从。五年，开始商议重新兴复文、武二舞。诏书说：正月、冬至两个节日的朝会，旧有仪制在战乱时期废弃，在和平时代兴起；如今希望礼仪器物完备，全在用心，必须商议选择人员，共同制定制度。正旦、冬至朝会的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宜派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与太常寺官员逐一详细制定。礼制应吸收新意，但道理仍在旧典，希望由此知道太平之世的和谐，逐渐看到移风易俗的善效。当年秋天，崔棁等详细陈述制度，上奏说：按《礼》说，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说，安定国家、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因此《乐书》论述舞蹈说，乐存在耳中叫声，显现在眼前叫容；声音应合于耳，可以听见而知晓；舞容藏在心中，难以从外貌看见。所以圣人借助干戚、羽旄来表现舞容，以发扬、跳跃、奋厉来显示心意。声音和谐相合，大乐才算完备。又考察《义镜》询问鼓吹十二案应当合设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周礼》中的鼓人掌管六鼓、四金；汉朝才有黄门鼓吹。崔豹《古今注》说，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得到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增补为二十八曲。梁朝设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朝又有?鼓、金钲、大鼓、长鸣、歌、箫、笳、笛，合为鼓吹十二案。大享会时设置在宫悬之外。这就是设置二舞和鼓吹十二案的由来。如今议定一律依照现行法令，排列并教习：文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每佾八人；左手执籥。《礼》说，苇籥是伊耆氏的乐器；《周礼》有籥师，教国子；《尔雅》说籥像笛，有三孔而短，大的有七孔，叫簅。历代以来，文舞所用的籥共六十四管。右手执翟，即《周礼》所说的羽舞；《尚书》说“在两阶之间舞干羽”。翟是山鸡，用山鸡羽毛分解后连缀聚集制成。二人执纛在前引导，列在舞人之外。舞人戴进贤冠，穿黄纱中单、黑色领和袖缘、白练裲裆、白布大口裤、革带、乌皮鞋、白布袜。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干。干是盾牌，就是现在的旁牌，用来遮蔽身体；颜色为赤色，中间画兽形，所以叫朱干，是《周礼》所说的兵舞，取武勇之象，用盾六十四面；右手执戚。

译戚就是斧，上面装饰玉石，所以叫玉戚。二人执旌在前引导；旌像旗而较小，红色，上面画升腾的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所谓四金之奏，其中第三种是金铎，用来传达鼓声，形状像大铃，没有舌，向上振动来发声。金錞两件，每件由二人抬，一人演奏。《周礼》四金之奏的第一种是金錞，用来与鼓声相和，铜铸而成，颜色玄黑，形状圆，像秤锤，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二尺四寸，上面有伏虎形状，旁边有兽形耳，衔着环。二人执铙在其后。铙是《周礼》四金之奏的第二种，上面鼓击，形状像铃而没有舌，摇动柄来发声。二人掌相，在左边。《礼》说，治理混乱要用相来节制；相像小鼓，用皮蒙面，里面填充糠，敲击来节制乐拍。二人掌雅，在右边。《礼》说，以雅告知急促；雅用木制成，形状像漆筒而封住筒口，大二尺，周长五尺六寸，用羖皮绷紧，旁边有两个纽，髹漆彩绘。宾客醉后出行时，用这种器具敲击地面，表示行走不失节度。武舞人穿弁服，戴平巾帻，穿金饰红丝大袖、红丝布裲裆、金饰铠甲、白练裲裆、锦制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裤、乌皮靴。乐工二十人，列在舞人之外；戴武弁，穿朱褠，系革带，穿乌皮鞋，穿白练裲裆、白布袜。殿庭仍增加鼓吹十二案。《义镜》说，帝王设置毡案，就是用毡做床。如今请求制作大床十二张，每张容纳九人，供演奏歌乐；床以熊、罴、貔、豹等百兽腾跃倚伏的形状作为承托，象征百兽率舞。十二案分置在建鼓外，每边三案；每案设羽葆鼓一面、大鼓一面、金錞一件、歌者二人、箫者二人、笳者二人。十二案共有乐工一百零八人，舞郎一百三十二人，选取十五岁以上、尚未成年的男子，要求仪容举止端正。歌曲名目、乐章文辞，由中书省奏请，派官员修撰。诏令依从。【欧阳修《新五代史·崔棁传》说，高祖诏令太常恢复文、武二舞，详细制定正旦、冬至朝会的礼仪和乐章。崔棁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拟确定。当年冬至，高祖在崇元殿举行朝会，殿庭设置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四人，戴进贤冠，穿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裲裆、白布大口裤、革带、鞋；左手执籥，右手执翟，执纛引导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四人，戴平巾帻，穿绯丝布大袖、绣裲裆、金饰铠甲、白练裲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裤、乌靴；左手执干，右手执戚，执旌引导者二人。】武舞郎穿金饰铠甲、白练裲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裤、乌靴，左手执干，右手执戚，执旌引导者二人；又增加鼓吹十二案，案背负熊、豹形装饰，以象征百兽率舞。每案设置羽葆鼓一面、大鼓一面、金錞一件，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时，天子举爵，演奏玄同；第二次举爵，登歌演奏文同；举行饮食礼时，文舞演奏昭德之曲，武舞演奏成功之曲。礼仪结束，高祖非常高兴，赐给崔棁金帛，群臣以及左右侍从都赞叹不已。然而礼乐废弃已久，制作简略错误，又加上龟兹乐、霓裳法曲混杂了雅乐。乐工、舞郎多是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和州县中逃避徭役的人，又没有老师和良工教习。第二年正旦再次在殿庭演奏，登歌一发声就悲哀离乱、烦闷邪杂，像《薤露》《虞殡》的声音；舞者行列进退都不合节拍，听到的人无不悲愤。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谷奏请废除二舞。汉高祖受命的那年秋九月，权知太常卿张昭上疏，请求改定一代乐名，大意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音乐，殿庭遍奏六代舞，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周室衰微以后，天子权势不振，各种乐舞大多废弃，只剩大韶、大武两曲。秦汉以来称为二舞，文舞就是韶，武舞就是武。汉代改称文始、五行之舞，历代沿用不改。贞观制作音乐时，祖孝孙把隋朝文舞改为治康之舞，把武舞改为凯安之舞。贞观年间又有《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乐府也把它们作为二舞，于是舞共有四种。前代使用已久，不能突然废除，等国家停止战争、灵台安定之后，再另召乐师改定节奏。现今改定名称如下：祖孝孙确定的二舞，文舞治康之舞，请改为治安之舞；武舞凯安之舞，请改为振德之舞。贞观年间的二舞，文舞观象之舞，请改为崇德之舞；武舞讲功之舞，请改为象成之舞。治安、振德二舞，请仍旧用于郊庙，以文舞降神，以武舞送神；观象、讲功二舞，请仍旧用于宴会。又请求改定十二和乐。过去周朝演奏六代乐，就是现在二舞一类；宾客、祭祀常用的另有九夏之乐，即肆夏、皇夏等。梁武帝爱好音乐，把九夏改为十二雅；前代祖孝孙又把雅改为和，表示不沿袭旧名。臣如今把和改为成，取《韶》乐九成之意。十二成乐曲的名称是：祭天神奏豫和之乐，请改为禋成；祭地祇奏顺和，请改为顺成；祭宗庙奏永和，请改为裕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和，请改为肃成；皇帝临轩奏太和，请改为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请改为弼成；皇帝进食和宴饮奏休和，请改为德成；皇帝接受朝见、皇后入宫奏正和，请改为扆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请改为胤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请改为庆成；郊庙俎器入场奏雍和，请改为骍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饮福、受胙奏寿和，请改为寿成。祖孝孙原定十二和曲，开元年间又增加三和，于是有十五和之名。各种礼制制作都依照典故。梁朝设置十二雅，大概是取十二为天数之成数，以符合八音、十二律旋宫变化的意义；如今随意增加三和，有违考察古制。又因为祭祀所用的乐曲不能全部删除，臣取其中一部分：祭祀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时奏宣和，请改为师雅之乐；三公升殿、礼毕下阶履行时奏裓和，请废除，改与弼成同用；享祀先农、举行耕籍礼时奏丰和，请废除，改与顺成同用。以上是四种舞、十二成雅乐等曲目。现将应使用的场合和乐章首数逐条列在下方，其歌词文字大多不予收录。《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证。《志六·乐志上》：“庙室酌献，舞武成之舞。”原本脱漏“成”字，今据《五代会要》补入。“以雉羽分析连攒而为之。”连攒，原本误作“运攒”，今据《五代会要》改正。“朱褠、革带。”褠，原本误作“搆”，今据《五代会要》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写。

译这是习之的错误。唐初虽然有旋宫之乐，但实际使用曲调时多与礼文相违背，既不敢以唐代乐制为准，我又学识浅陋，个人力量不足以详尽考究古今。还希望召集见闻广博、懂得礼文的人，上考古曲，下顺常道，确定其中的义理：哪个月份举行什么礼仪，应当使用哪种调、哪支曲，声音的数目、长短和变化，都防备形成定议，议定后再制作曲调，这样才可以长久施行。现将所补定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定的尺度、吹奏黄钟的律管、制作律准，一并上奏进呈。世宗认为很好，下诏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议论。兵部尚书张昭等人议论说：从前帝鸿氏制作音乐，是要用它来规范天地、协调人神，等候八节的风声，测定四时的正气。乐器声音的清浊，不能用文字传授；声音的优劣，也不能用口头传达。因此，鳬氏铸造金属乐器，伶伦截取竹子制作律管，推演律吕相生的计算，确定宫商和谐的声音，然后把声音播入管弦、宣发于钟磬，这样天地覆载的情理才能会合，阴阳之气才能调和，八方之风才能依从律吕而不违乱，五色才能形成有文理的图案而不混乱。空桑、孤竹的乐声足以礼敬神灵，云门、大夏的舞容也无损于观览德行。然而，月律旋宫的方法，详备地记载在太师的职掌中；自秦朝焚书、废绝学术以后，雅乐之道逐渐衰落。汉初制氏所调的乐曲，只保存了鼓舞；旋宫十二均交替使用的方法，世人已经无法听闻。汉元帝时，京房精通《易》，辨别音律，探求古义，依照《周官》的均法，每月换用五音，于是创立律准，依次旋转、互相为宫，形成六十调；又把日法分析为三百六十，传给乐府。编钟的悬挂和律吕恢复旧制，音律没有差错，但遭逢汉代中期的灾乱，雅音残缺。屡有人谈论京房的律准之法，事情最终却没有成功。钱褒只是空记其名称，沈重也只列举其说法，六十律法寂寥无闻，未能流传。梁武帝一向精通音律，亲自制作四通、十二笛，用来统领八音；又引用古代五正、二变的音，旋转互相为宫，得到八十四调，与律潗所调的音高相同而数目不同。侯景之乱后，这些音律又断绝了。隋朝初年，雅乐刚刚制定，众人结党阻挠议论，历经多年仍未成功。沛公郑译依据龟兹琵琶的七音来配合月律，以五正、二变构成七调，音律和谐，旋转互相为宫，又恢复为八十四调。乐工万宝常又减少弦数，使其稍稍接近古制的淡雅。隋高祖不重视雅乐，命儒官集议，博士何妥上奏驳斥说，郑译、万宝常所奏的八十四调一并废除。隋代郊庙所奏的音乐只有黄钟一均，迎接五郊之气时杂用应宾，也只有七调而已；其余五套钟悬虽设置了却不演奏。三朝宴乐使用九部，直到改朝换代仍未能改变。唐太宗受命以后，旧乐工祖孝孙、张文收整理、比较郑译、万宝常所定的七音八十四调，这才使丝管乐器一同演奏，钟磬乐器同时奏响，七始之音重新振兴，四庙的乐声都协调。自安史之乱以来，关中、秦地动荡覆败，崇牙、树羽等乐器全部荡然无存，敲击、拍拊的乐工多年无人继承；郊庙所奏的音乐，与南箕星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它像波浪一样飘荡，不能返回，懂得音乐的人也由此断绝。臣等私下认为，音乐的起源出于人的内心，即使夔、师旷也不能永远相传；人亡则声音止息，世乱则音乐崩坏。如果不能深刻了解礼乐的情理，怎么能明白制作礼乐的根本？陛下心怀万物的变化，学问足以充满三雍，观兵耀武的功业已经光大宏业，尊祖礼神的意旨更是深切牵动圣心。于是陛下顾念太常，痛惜乐职沦废，亲自查看四悬乐器，思考恢复九奏之音，便命令朝廷大臣重新调定钟律。枢密使王朴采纳京房的律准之法，学习梁武帝的四通音律，考察郑译、万宝常的七均，校验祖孝孙、张文收的九变，累积黍粒来审定尺度，听取声诗来测量其情感，依据权衡、嘉量的古代制度，得以完备计算音数、调和声律的大旨，施用于钟架，足以与《箫韶》相合。臣等于本月十九日在太常寺集合，奉命让太乐令贾峻演奏王朴新法的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彼此不相侵凌。其余十一管的各种调，恳请依照新法教习，以备礼寺察看采用。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以及三朝大礼所应使用的十二管各种调，均已载于《唐史》《开元礼》，也是近代通常施行的制度。广顺年间，太常卿边蔚奉诏确定上述祭祀、朝会所用的舞名、乐曲和歌词，太常寺应当有簿籍。恐怕原先所定内容与新法曲调的声韵不相协调，请下令太常寺考查、校验、试奏；如果有不合之处，请本寺依照新法声调另行撰写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远作为一代的制度，以光大六乐之书。世宗看了奏章，认为很好，于是下诏说：礼乐的重要性，是国家首先要办的事情。近朝以来，雅正的音乐废弛失传，虽然有时运多故的原因，也有主管官员因循苟且的过失，以致敲击、拍拊之声徒然只留下大概，旋转互相为宫的方法也没有探究其要旨。枢密使王朴博通古今，精通律吕，考察寻求旧典，撰集新的声调，确定六代的正音，成就一朝的盛事。王朴所奏的旋宫之法，应依照张昭等人的议状施行，并命有关部门依照调制作曲；其中如果有疑难停滞之处，再交王朴斟酌裁定施行。从此雅乐的声音渐渐能够协调了。以上是雅乐的制作。《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证。《志》第七《乐志下》：太子丞鲍邺。鲍邺，原本误作鲍节，今依据《五代会要》和《文献通考》改正。十二镈钟。镈钟，原本误作钟镈。考察《隋书·乐志》说，宫悬各自在与十二辰相应的位置设置十二枚镈钟，由此可知“钟镈”应为“镈钟”，今改正。汉初制氏所调。制氏，原本误作知氏，今依据《汉书》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证。史部，正史类，《旧五代史》。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人撰写。

译《志》第八。《食货志》。（按：《食货志》的序言原本已经残缺，卷中只有盐法记载得较为详细，田赋、杂税等门类仅存大略，怀疑明初时此书就已有残缺。如今没有可以采补的材料，姑且保存原貌。） 梁太祖建立国家时，正值黄巢大乱之后。他以夷门一镇为屏障，对外严密设置烽火和瞭望设施，对内开垦荒地；鼓励耕种养蚕，减轻租税。士人虽然似乎处在战争之中，百姓却乐于输纳赋税。二十年之间，很快成就霸业。到末帝与庄宗在黄河两岸对峙时，河南百姓虽然困于运输，也还没有流离失所。这个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因为赋税轻，田园值得留恋罢了。等到庄宗平定梁朝，任用孔谦为租庸使，严酷施法以剥削下民，加重征敛以供奉上层，百姓的财产虽然已经耗尽，军粮仍然不足；又加上战争，继而发生饥荒，不到三四年便导致覆亡。这个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因为赋役沉重，使天下失望罢了。（按：以上文字见于《容斋三笔》所引《薛史》，推究文义，应当是《食货志》的序言，现录在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下诏：魏府小绿豆税，每亩减免三升；城内的店铺、寺院、园囿，过去没有税，近来因为一道命令，竟然配额征收。后来把所征的物品增加用作军装和衣赐，希望借此使财政流通，应当表示怜悯并予以减免。现在根据各地赋税的轻重，在现行征收的丝税上，每两分三等酌量收钱，用来购买军装和衣赐；丝仍予以免除。同年闰十二月，吏部尚书季琪上言，请求赋税不要以折纳为原则，一律将本色物品输送入官；也不要以纽配为名，只在正税之外加纳。诏令说：本朝征收赋税，只有配纳两税；至于折纳，本来不应施行，应依照李琪所论。凡应纳的钱物、斛斗、盐钱等，应令租庸司指挥，一律按照原定本色输纳，不得改变；如果确实需要改动，必须详细说明原因上奏。天成元年四月，下诏：应缴纳的夏税、秋税，过去另有省耗，每斗加一升；今后一律只缴正税数额，不再计入省耗。天成四年五月，户部奏报：三京、邺都以及各道州府，每年征收夏秋税租，兼及盐、麴和折征的各种钱谷，开始征收时都要根据各地情况，按节候早晚分别规定期限。同月下诏：百姓今年的夏苗税，由各户自行呈报供手状，写明田亩多少；五户编为一保，保证没有隐瞒遗漏，连同汇总文状由本州具文送省。州县不得反复派人检查核算；如果有人户隐瞒欺骗，允许举报，并将其田税加倍征收。长兴二年六月，下诏：委托各道观察使，在属县每村确定有财力的人户充任村长，与村民商议，由有财力的人户多出田苗税，以补助贫困下户；不肯出钱者，便具状征收；有争议的，便分段检查核算。从今年起作为定额；遭受灾害以及历年拖欠的，不在此限。长兴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请：各道上供的税物不足以供给士兵衣赐，天下所缴纳的斛斗和钱，除支用赡养军队外，请按时折纳绫、罗、绢、帛，皇帝同意了。晋天福四年正月，下诏：各道节度使、刺史不得擅自增加赋役，也不得在县邑另设监征机构；所纳田租，委托各户自行量取、自行用量器量足。周显德三年十月，宣示三司指挥：各道州府今后夏税从六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永远作为定制。显德五年七月，赐给各道均田图；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到各州检定百姓租税。周显德六年春，各道使臣返回，共计检查登记到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户。唐同光二年，度支司制作榜文，请求向府、州、县、镇的军人、百姓和商旅宣布：凡有买卖，都必须使用八十陌钱。二月，下诏说：钱，是古代流通货币，取其能在天下流通、散布民间；钱财不积滞，交易就会增多，过多贮藏，士人和农民就会困乏。因此西汉兴起时改革货币制度，设置告缗之法，是为了控制商贾蓄积，防止大奸。应令有关部门向各州府传达，常加检查，不得让富裕人家额外贮藏现钱；又不得让工匠熔化铸钱制造铜器。沿边州镇也要设法控制，不许商人把钱运出境外。三月，知唐州晏骈安奏报：市肆之间检查钱帛，其中有掺锡、铅的小钱，检出的数量不少，都是江南纲商夹带而来。诏令说：帛布货币中掺杂铅锡，江湖以外盗铸尤其多；市肆之间公开流通而无所畏惧，于是纲商夹带在船只中来往，用它换取好钱，藏入富室，实在是弊害。应当制定条文，命京城和各道在市场流通的钱币中检查混杂的劣质铅锡钱，一律禁止；沿江州县每有船只靠岸，都要严加察看，不许携带混杂铅锡的劣钱来往换取好钱，如有私自装载，一律没收。天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报：听说近来各道州府所卖铜器价格很高，多是熔化现钱以谋取厚利。于是下诏：应遍行晓谕，凡原来就是铜器或碎铜，才允许铸造器物；生铜器物每斤定价二百文，熟铜器物每斤四百文。违背省定价格买卖的人，依照盗铸钱律治罪。清泰二年十二月，下诏命御史台向内外晓谕，禁止使用铅钱；违犯者依条文处理。晋天福二年，下诏禁止一切铜器。铜镜今后由官府铸造，在东京设置场所出售，允许人们购买后贩运到各地。周广顺元年三月，下令：今后的铜法，官府不再禁断，任凭各地贩运；但一律不得熔毁铜钱制造铜器出售。有人违犯，经人检举并捕获，犯人不论铜钱多少、斤两多少，一律处死；当地主管和相关差役分别判脊杖十七，释放邻保人，判臀杖十七后释放；告发者赏钱一百贯文。江南沿用唐代旧制，在饶州设置永平监，每年铸钱；在池州设置永宁监，在建州设置永丰监，也都每年铸钱；杭州设置保兴监铸钱。

译唐同光二年二月，下诏说：财政事务中，盐业最为重要，何况两池确实有丰厚的利益。近来由于战争扰乱、百姓流离，盐场已经毁坏残破，导致课税亏损。如今重新修治，必须恢复规划；要使事情成功，应从长远和便利处着想。应命河中节度使、冀王李继麟兼任制置度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立即制定完整细则。（《五代会要》：同光三年二月下令，魏府每年所征随丝盐钱，每两减免五文；每年发卖蚕盐，分为食盐、粗盐、大盐、甜盐、次盐、冷盐，每斗减五十文，栾盐减三十文。天成元年四月下令，各州府百姓应当分发蚕盐，今后每年只在二月发放一次，依夏税期限缴钱。长兴四年五月七日，各道盐铁转运使奏报各道州府榷盐法条文，原末统一裁定，谨列如下：凡食用颗盐的州府，省司各设置榷粜、折博场院；所有乡村以及允许私商贩运的地方，折博以及每年人户领取的蚕盐，都不许携带一斤一两进城，侵夺榷粜课利。违犯者，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双方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论多少，买卖双方各决脊杖二十并处死。所犯私盐人的随身钱物、驴畜等一并没收入官；原有家业、庄田，如全家逃走，便予以没收。允许运载盐货的脚户经过，店主及脚下人力等检举告发，按等级给以优厚赏赐；知情不告者，与卖盐人同罪。犯盐人经过之处的门司、厢界巡检、节级、所由以及各种相关人员，没有专门察觉防范的，由本州临时判决后报省。门司、关津、口铺捕获私盐，依下列等级赏赐：一斤以上至十斤，赏钱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赏钱三十千；一百斤以上，赏钱五十千。凡食用末盐的地区，州府县镇都设有榷粜场院，长期以来内外都有禁法，但尚未统一制定条文。凡刮取盐卤煎制私盐，不论斤两多少，一律处死；并允许四邻及各色人等告发，按等级发给赏钱。今后犯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双方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二斤，各杖七十；二斤以上至三斤，各徒一年；三斤以上至五斤，各徒二年；五斤以上，买卖双方各决脊杖二十并处死。如果查获咸土、盐水，便由当地煎炼，按制成盐的数量依条治罪。曾经违法但未至死刑，判决后仍公然不畏禁令再次犯法者，不论斤两多少，一律处死。榷粜场院的官员、节级、人力，煎盐池的池户、灶户，运盐船纲的押纲、纲军、将衙官、梢工等，都熟知盐法；如果公然盗取官盐或拿去买卖，买卖者及窝盘主人知情不告，都依前项刮盐之例，五斤以上处死。其他相关人员都应发给赏钱，依洛京、邢州、镇州的条文事例施行。颗盐、末盐以及青盐、白盐等各有界限，不许混杂。颗盐先前允许通商时，曾规定不得带入末盐地区；如有违犯，即使一斤一两也一律处死。随身物品除盐外，一半没官，一半给捕获者作为赏钱。其他盐类尚未统一制定条文。洛京及镇定、邢州管内多有北京末盐进入，捕获者依洛京条文治罪。今后凡颗盐、末盐、青盐、白盐等各种盐越界混杂，捕获后都依洛京条文施行。一切各道今后若捕获犯私盐、私麴的人，罪状明确、正好符合条法的，立即判决发遣后上奏；稍有疑误，只须申报上奏，请求裁决。）晋天福年间，河南、河北各州除分发蚕盐征钱外，每年末盐界的场务约有榷粜收入十七万贯以上。上书言事的人说，虽然得到这些钱，百姓却多犯盐法，请把上述食盐钱按各道州府户数分摊，每户一贯至二百文，分为五等。这样只是任凭人们随便贩运，既不损害官府收入，又使百姓受益，朝廷便实行了；各处场务也暂且照旧。不久盐价突然下跌，远离盐产地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靠近盐产地的不过十文，主管者又难以立即改变办法，于是奏请重新制定盐场税法，大概是想断绝私贩，把利益归于小官。天福七年十二月，宣示三司：凡往来的盐货一律征税，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各道州府所属州的盐务，都命省司派人管理。不久以后…… 以斤数论罪：买卖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买卖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买卖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买卖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买卖人各决脊杖二十下，处死。若所收的是咸土、盐水，就委托当地煎炼，所得盐数依条规定科断。若有人已经违犯盐法，但罪不至死，判决后仍公然不畏法令而再犯，不论所犯斤两多少，犯人一律处死。凡▯粜场院的员寮、节级、人力，煎盐池客、灶户，运盐船纲、押纲军将、衙官、梢工等，都明知盐法；如果公然偷盗官盐，或把官盐拿去交易，对参与买卖的人以及知情不告的窝盘主人，一律依照前项刮咸盐的条例，五斤已上处死；其余各种牵连人员都应支给赏钱。又依洛京、邢州、镇州条流事例办理。颗盐、末盐、青盐、白盐等，原本不许各界混杂。颗盐先前准许通商时，曾下令不得带入末盐地界；如有违犯，哪怕一斤一两，也一律处死。随行物品除盐以外，一半没收入官，一半给捕获者作为赏赐；其余盐类另有统一条流。洛京以及镇定、邢州管内若有多种北京末盐越界进入，捕获后都依洛京条流科断。特此命令：今后凡颗盐、末盐、青盐、白盐等各种盐互相越界混杂，捕获后均依洛京条流施行。一切诸道今后若捕获私盐、私曲案件，罪状明确且确实符合条法，就应立即断遣，然后奏报；若稍有疑误，只须申奏，请求裁决。晋天福年间，河南、河北各州除分配蚕盐、征收盐钱之外，每年末盐界内各场务约卖一十七万贯有余。议论政事的人说，虽然得到这些钱，但百姓大多触犯盐法，请把上述食盐钱按各道州府的户数计算，每户征一贯至二百文，分为五等摊派。这样只是任凭百姓各自谋便兴贩，既不亏损官府，又有益于百姓，朝廷便施行了；各处场务也暂且照旧。不久盐价突然下跌，远离产盐处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每斤不过一十文。主管此事的人又难以骤然改变旧法，于是奏请重新制定盐场税法，大概是想断绝百姓的兴贩，把利益归给小官。七年十二月，宣敕下三司：凡往来的盐货全部征税，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各道州府所属州的盐务，也都命令由省司派人主管。不久以后 虽然卖出的盐很多，但各户应交的盐钱又没有免除，直到现在百姓仍深受其苦。【《五代会要》载：晋天福元年十一月赦书节文说，洛京管内每年摊派给各户的食盐，从来年起每斗减免十丈。】

译周广顺元年九月，下诏修改盐法：凡犯罪涉及五斤以上的，处死；煎制咸盐，犯罪涉及一斤以上的，处死。在此以前，汉代盐法不论斤两多少都处以死刑，到这时才开始改革。广顺三年三月，下诏说：青盐池务一向有固定规制，只是近年以来颇有违背和不遵守的情况。过去青盐每石抽税钱八百文足陌，白盐每石抽税钱五百文，每斗盐五升；后来青盐每石抽钱一千文。访察得知，改价以来对商贩、蕃人和汉人谋利都很困难，应当给予优待宽减，使他们得以维持生计。今后每青盐一石仍依旧抽税钱八百文，以八十五文为一陌；白盐每石抽税钱五百文，每斗盐五升。此外不得另行索取。听说边境镇铺向蕃汉人户买卖、榷粜粮食，暗中私自抽税，今后一律停止。（《五代会要》：周广顺二年九月十八日下令，禁私盐、私麴的条文如下：一，各种盐麴罪，犯罪一斤以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至一斤，徒三年，配役；五斤以上，一律先决重杖一次，处死。一切所犯盐麴而经过关津、门司、厢巡门、保等处，如有放过，均依法勘断。一，刮取盐卤煎炼私盐，犯罪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一律先决重杖一次，处死。犯私盐者若被捕时只是查到卤水，便按煎成的盐称量定罪。各处凡有盐卤之地，当地官吏、节级、所由必须经常巡检村坊，邻保互相察觉；如有犯罪而事实显露，一律勘断。一，捕获、告发者各发赏钱，以系省钱充给；至死刑的赏钱五十千，不到死刑的三十千。一，颗盐、末盐各有界限；如将本地盐越界，依各种犯盐之例定罪。一，乡村人户领取的蚕盐，只能带回家裹蚕茧、供食，不得另行交换、买卖或托付给人；违犯者依各种犯盐之例定罪。领取的蚕盐如需经过道路、津济以及州府县镇，由三司明确发布指挥。一，凡买盐、麴，必须在官场、官务内购买；暗中托付、贩运的，买卖双方都依各种犯盐麴之例。一，各官场、官务如有多余、剩余的盐麴，都允许全部检举报官；暗中私卖的，买卖双方依犯盐麴例治罪。盐铺、酒店以及各色人等在场院之外私自卖盐麴的，同样论罪。一，所犯私盐麴如有同谋共同犯罪，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共同犯罪，只治家长、主首；家长、主首不知情，只治首先谋划者，其余按等减罪。若是他人共同犯罪，一同论罪；根据每个人脚下所犯的斤两，依轻重判决。一，州城县镇城郭以内的人户，若按屋税应当请盐，州府辖区的在城内领取；外县、镇城郭以内的人户，也允许把盐带回家供食，应由本县预先登记各户应领盐的数目，汇总成账，发给人户领取；要勒令本处官吏及所在场务一同检查入城。县城城郭以内的人户在城外另有庄田的，也应由本县预先分列登记，不得在同一处发给，供其使用。广顺三年十二月，下令：各州府以及外县镇城内居民按屋税应缴的盐，今后不再分发，盐钱也不再征收；乡村人户应领取的蚕盐，各州城县镇必须严格检查，不得放入城门。显德元年十二月，世宗对侍臣说：朕查看食用末盐的州郡，发现犯私盐的多于颗盐界内。大概是低湿之地容易刮取盐卤煎制，这不仅违反我的榷盐法，也污损我优良的盐；何况末盐煎炼、运输的费用又是颗盐的数倍。现在应划出十多个州，令他们食用颗盐；这不仅可以节省运输力气，也能减少犯禁的人。从此曹州、宋州以西十多个州都全部食用颗盐。（《五代会要》：显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示修改盐法的条文如下：一，赡国军堂阳务、邢州和洺州盐务，凡贮存盐货的垛场、煎盐的场灶，以及所有盐卤地，都必须四面修筑墙堑；如果地处遥远，难以修筑墙堑，就设置壕篱作为隔离。在壕篱内偷盗、夹带官盐，或在壕篱外煎制盐货，立即捕捉，并允许各种人等告发；所犯不论多少斤两，一律决重杖一次，处死。经过地区的主管和门司、节级人员，均按罪勘断。捕获、告发者，赏钱二十千；一斤以上至十斤，赏钱三十千；十斤以上，赏钱五十千。一，凡不属于官府煎盐处的盐卤地，都必须作出标记，由本州府派公干职员，与巡监、节级、村保、地主、邻人共同巡检；如果有人偷刮盐卤地，立即捕捉，并允许告发。如果查验属实，捕获者每获一人赏绢十匹，获二人赏绢二十匹，获三人以上不论人数赏绢五十匹。刮卤煎盐者及知情者，不论多少斤两，一律决重杖一次，处死；刮卤地点所属地区的巡检、节级、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众一月，仍照旧办理事务；刮卤处地主检查不力，徒二年，令众一月。一，颗盐界内有人刮卤煎炼盐货，犯罪一律依前法。一，因为改变盐价而担心不同界分的盐货相互侵犯，以及把盐带入城内，各种犯盐者由三司依下列条文治罪：犯盐人的随行物品发还本家，盐没收入官；经过地区的节级人员一并勘断。一两至一斤，决臀杖十五，令众半月；捕获、告发者赏钱五千。一斤以上至十斤，徒一年半，令众一月；捕获、告发者赏钱七千。十斤以上，不论多少，徒二年，配发运务服役一年；捕获、告发者赏钱一万。一，各州府人户领取的蚕盐，不得在乡村暗中私卖，也不得让团头、脚户、县司请盐的节级、所由等克扣后卖出；有违犯者，依各种犯盐例治罪。一，如有人从河东界运盐过来，或本界有人到河东贩运盐货，犯罪者一律处斩；犯盐人随行的驴畜、财物都给捕获者作为赏钱。庆州青白榷税院原有逃税条文，随行驴畜、物品一半给捕获者作赏，其余一半连同盐没收入官，暂且仍按旧法：一斗以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以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以上，处死。安邑、解县两池榷盐院，在河中府节度使兼管时申报的条文，依诏书规定：两池所产盐，过去没有文榜，擅自携带一斤一两，均依原诏处死。犯盐人的钱物都给捕获者作赏。两池禁地荆棘险峻，不许通行，四面各设场门，以弓射分隔盐池，居民都住在棘围以内，另无差遣，只令巡防盐池。今后有人偷盗官盐一斤一两并带出池外，犯盐人均依原诏条文处罚；随行钱物一律没收入官。捕获者依下列规定优给。若巡检、弓射、池场门子不认真巡察，致使盐漏出棘围外而被别人捕获，或有人检举，甚至同行者反过来告发官府，均不治罪；陈告人也依捕获者发给赏钱。知情而偷盗官盐的人，依犯盐人同样论处；不知情的牵连人员，临时酌情定罪。对发生漏盐地区的弓射及池场门子，漏出盐十斤以下，徒一年半；十斤以上至二十斤，赏钱一万；二十斤以上至五十斤，赏钱二万；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赏钱三万；一百斤以上，赏钱五万。以上裁定的盐法条文，凡各属州府捕获抵罪之人，便交本州府检照条文判决后上奏，另行报送省司；属省院捕获的犯盐人，如果涉及死刑，便审理情节罪状上报，等待省司指挥；不至于死刑的，便交场务司依条文判决释放，申报上级，皇帝同意。）显德三年十月，下令：漳河以北州府界内，原来是官场榷粜盐的地方，今后除城郭、草市以内仍旧实行禁法外，乡村一律允许盐货通商；各处有盐卤的地方，任凭人户煎炼贩运，但不得越过漳河进入不通行的高地界。（《文献通考》：显德五年，既已取得江北诸州，唐主奉表入贡，趁机告诉皇帝说江南没有盐卤田，希望得到海陵盐监南属之地来供给军队。皇帝说，海陵在江北，难以交给江南居住，应当另作安排。于是下诏每年拨给盐三十万斛，以供给江南士卒，使他们逐渐归附。）」},{ 各种盐色的人私下交易，都按同样的罪名科断。一，所犯私盐、私曲案件有同谋共同犯罪的，如果是骨肉亲属中的卑幼，或奴婢共同犯罪，只治罪家长、主首；若家长、主首不知情，只治罪最先起意的人，其余人减等科断。如果是外人共同犯罪，就一律按同罪判决；若与他人共同犯罪，则根据每个人名下所犯斤两，按罪轻罪重分别断遣。一州、县、镇城郭以内，因缴纳屋税而应领取盐的人，如果属于州府，就在城内领取；如果是外县、镇城郭以内的居民，也允许把盐带回家食用。应由本县预先把各户应领取的盐数汇总登记，编制账册，发给居民领取，并责令本处官吏和所在场务共同查验，带领入城。若县城城郭下的居民在城外另有庄田，也应由本县预先分别登记列明，不得在一处发给，以供使用。三年十二月，下诏：各州府以及外县、镇城内居民因屋税应得的盐，今后不再分配，盐钱也不再征收；乡村居民应领取的蚕盐，各州、县、镇务必严格查验，不得放入城门。显德元年十二月，世宗对侍臣说：朕查看食用末盐的州郡，犯私盐的比颗盐界内多，因为低湿之地容易刮取盐卤、煎制盐；这不仅违反朕的榷盐法，也污坏了我的好盐。况且末盐煎炼、运输的费用比颗盐多一倍。现在应划出十余州，令其食用颗盐；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运输力量，也能减少犯法的人。从此曹州、宋州以西十余州，全都食用颗盐。【《五代会要》载：显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头节文，改立盐法如下：一，赡国军堂阳务、邢洺州盐务中，凡有垛垛贮藏盐货的地方，以及煎盐的场、灶和一切盐碱地，都必须四面修筑墙堑；如果地处偏远，难以修筑墙堑，就设置壕篱作为界隔。若有人在壕篱以内偷盗、夹带官盐，或在壕篱外煎造盐货，应立即捕捉，并允许各种人等告发。所犯不论斤两多少，一律决重杖一顿处死。经过的地分以及门司、节级人员，都应按情节定罪审断。捕获、告发案件的人，赏钱二十千；一斤已上至十斤，赏钱三十千；一十斤已上，赏钱五十千。一切不属于官府煎盐处的盐碱地，都必须设置标志，由本州府派公干职员，会同巡监、节级、村保、地主、邻人共同巡查。如果各种人等偷刮卤地，就应立即捕捉，并允许告发。如果审 （显德二年盐法条文续）：如果查验不是虚假捕获，捕获者每获一人赏绢十匹，获二人赏绢二十匹，获三人以上不论人数赏绢五十匹。刮卤煎盐者及知情者，不论犯罪多少斤两，一律决重杖一次，处死；刮卤地点所属地区的巡检、节级、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众一月，仍照旧办理事务；刮卤处地主检查不力，徒二年，令众一月。一，颗盐界内有人刮卤煎炼盐货，犯罪一律依前法。一，因为改变盐价而担心不同界分的盐货相互侵犯，以及把盐带入城内，各种犯盐人由三司依下列条文治罪：犯盐人的随行物品发还本家，盐没收入官；经过地区的节级人员一并勘断。一两至一斤，决臀杖十五，令众半月；捕获、告发者赏钱五千。一斤以上至十斤，徒一年半，令众一月；捕获、告发者赏钱七千。十斤以上，不论多少，徒二年，配发运务服役一年；捕获、告发者赏钱一万。一，各州府人户领取的蚕盐，不得在乡村暗中私卖，也不得让团头、脚户、县司请盐的节级、所由等克扣后卖出；有犯者依各种犯盐例治罪。一，如有人从河东界运盐过来，或本界有人到河东贩运盐货，犯罪者一律处斩；犯盐人的驴畜、财物都给捕获者作赏。庆州青白榷税院原有逃税条文，随行驴畜、物品一半给捕获者作赏，其余一半连同盐没收入官，暂且仍按旧法：一斗以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以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以上，处死。安邑、解县两池榷盐院的条文规定，两池所产盐过去若没有文榜，擅自携带一斤一两，均依原诏处死；犯盐人的钱物一律给捕获者作赏。两池四面设置场门，以弓射分隔盐池，居民住在棘围以内，只令巡防盐池。今后有人偷盗官盐一斤一两出池，依原诏处罚，随行钱物一律没官。捕获者依规定优给。若巡检、弓射、池场门子不认真巡察，致使盐漏出棘围外被人捕获，或有人检举，同行者反过来告发官府，均不治罪；陈告人也依捕获者发给赏钱。知情偷盗官盐的人，依犯盐人一例处理；不知情的牵连人员，临时酌情定罪。漏盐地区的弓射及池场门子，漏出盐十斤以下徒一年半；十斤以上至二十斤赏钱一万；二十斤以上至五十斤赏钱二万；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赏钱三万；一百斤以上赏钱五万。上述盐法条文，属州府捕获的犯人由本州府依条文判决后上奏，并另报省司；属省院捕获而涉及死刑的，审理罪情上报，等待省司指挥；不至死刑的，由务司依条文判决释放并申报，皇帝同意。

译收入官府。捕获者依照下列规定给予优厚赏赐：如果巡检、弓手、池场门子没有认真巡察，致使盐货漏过棘围之外，被别人捕获，或有人检举，甚至同伙反过来告发官府，均不治告发人的罪；告发人也依捕获者的标准领取赏钱。凡知情偷盗官盐的人，也依犯私盐者一例断罪；不知情而被牵连的人，临时斟酌情节定罪。对发生泄漏的地分、弓手以及池场门子，如果漏出的盐一十斤以下，徒一年半；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赏钱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赏钱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赏钱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赏钱五十千。以上所定盐法条文，凡所属州府捕获抵犯法的人，就委托本州府检视条文科断，判决后申奏，另行报送省司。若省院捕获的犯盐之人涉及死刑，就审讯情节罪状，申报上去，等候省司指挥；不至极刑的，就由场务司依条文断遣，执行后申报。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三年十月，下诏：漳河以北州府界内，原来都是官场卖盐之地。今后除城郭、草市以内仍旧实行禁法外，乡村一律允许盐货通商；各处有盐卤的地方，任凭居民煎炼、兴贩，但不得越过漳河进入不通行高地的界内。【《文献通考》载：显德五年，既已取得江北诸州，唐主上表入贡，因而向皇帝说明江南没有盐卤田，希望得到海陵盐监，划归南方，以供军用。皇帝说：“海陵在江北，难以交给你们管理，应当另行处置。”于是下诏每年支给盐三十万斛，用来供给江南士卒，并逐渐把他们归还。】周显德二年正月，世宗对侍臣说：运输物资，过去都供给斗耗；自晋、汉以来，粮仓所缴纳的新粮尚且扣除省耗，何况水路运输，难道没有损耗吗？从今以后，每石应给耗一斗。后唐天成三年七月，下诏：三京、邺都以及各道州府乡村人户，从今年七月以后，秋田苗税每亩缴麴钱五文足陌；百姓可自行制私麴酿酒供家中使用，麴钱随夏秋税征收。京城以及各道州府县镇坊界内，每年购买官麴酒的户，也允许自行制麴酿酒出售；按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间各户购买麴钱总数的十分之二缴纳榷酒钱。除榷酒户外，其他人也允许私造酒麴供家用，但不得私下卖酒；违犯者依中等酒户缴纳榷酒钱。坊村任凭沽卖，不在榷税之限。当时孔循在洛阳以麴法杀了一家，有人提出这个办法，认为既能爱护百姓又有利国家，因而施行。长兴元年二月，赦书说：各道州府人户每年秋苗每亩原征麴钱五文，今后免除二文，只征三文。长兴二年下诏说：酒醴重要，麴蘖不可缺；由于卖价太高、禁条严峻，士庶因此触犯刑法，违法者越来越多。现在实行改革，希望停止烦苛政令；按各地苗税数量确定税钱。听说数年以来，犯法者虽少，伤民却很重。战乱日久，贫困下户很多，刚遇太平便勤于耕种，谁能靠借麴借糟生活？既按例均摊，便承担虚额输纳，逐渐造成凋敝，实在可怜。要使国家富足，必须除去时弊；有利于民的事应立即施行，无名目的索求尤其应废止。只要治理日日更新，何必顾虑朝令夕改？京城和各道田亩征收的麴钱，从今年夏季起一律免除。官府所造的麴，由各州把旧价减半，在城中公开买卖；除在城居民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若为家用，一任私造。诏令下达后，百姓都很高兴。显德四年七月，下诏说：各道州府的麴务今后一律依照旧例，由官府实行禁法、出售麴；各处先前设置的都务，等诏令到达后都应停办。根据现有麴的数量准备出售，并根据一年应使用的麴数量按时踏制；等人户带来价钱，便按数给麴，不得赊卖，也不得强行摊配给人。《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证。《志》第八《食货志》：“至于折纳”——折纳，原本误作折约，今依据文义改正。“委人户自量自槩”——槩，原本误作榘，今依据《五代会要》改正。“置场货卖”——置场，原本误作置常，今依据《五代会要》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宋朝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人撰写。

译《志》第九。《刑法志》。（按：刑法志原本已经残缺。） 梁太祖开平三年十一月，下诏令太常卿李燕、御史萧顷、中书舍人张衮、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鄯、刑部郎中崔诰共同删定律令、格式。开平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贻矩上奏：太常卿李燕等重新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五部十帙一百零三卷。诏令中书舍人李仁俭到阁门奉进，请命名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布施行，皇帝同意。（原注：当时大理卿李保殷进呈自己撰写的《刑律总要》十二卷。）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台奏报：本台、刑部、大理寺所藏本朝法书，自朱温僭逆以来，删改条文，有的重视财货而轻视人命，有的徇私枉法，过分施加刑罚。现存三司收藏的刑书，都是伪朝删改的；伪朝又曾命各道追回本朝法书焚毁，经过兵火后留下的旧本全都散失，只有定州敕库还完整保存本朝法书。请下诏命定州节度使尽快抄写副本进献，使刑法、令、格式都恢复本朝旧制。皇帝同意。不久，定州王都进献唐朝格式律令，共二百八十六卷。次年二月，刑部尚书卢价奏请编纂《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进呈朝廷。周太祖广顺元年六月，下令侍御史卢亿、刑部员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涛共同议定，重新抄写法书一百四十八卷。此前汉隐帝末年因战乱法书散失，到这时大理寺奏请重新抄写律令、格式、统类和编敕，并诏令卢亿与刑部员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涛共同加以议定。根据旧本，把京兆府改为与五府相同，把开封府、大名府改为与河南府相同；长安、万年改为次赤县，开封、浚仪、大名、元城改为赤县；又确定东京各门，薰风等为京城门，明德等为皇城门，启运等为宫城门，升龙等为宫门，崇元等为殿门；遇到庙讳，字不写完整。凡改正笔画和义理错误的字，共二百一十四个；又把晋、汉以及周初有关刑法的敕条分为二卷，附在编敕之后，题为《大周续编敕》，命令省、寺施行。广顺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报：依照广顺元年正月五日赦书条文，今后犯窃盗罪涉及赃物以及犯和奸罪的，都依照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条制施行。各处犯罪人，除谋反、大逆罪外，其余罪行不得籍没家产、诛杀骨肉，一律依格令处分。请再次下明诏，颁示天下。于是下诏说：赦书条文已经明确改革，只担心边远城镇、远郡没有详细了解，因而再加申明，避免差误。盗贼中如果是强盗，依照一向的格条判遣；犯窃盗罪的，计赃以绢计算，满三匹以上，一律集合众人决杀；绢价以当地上等估价为准；不满三匹的，分等判决。已婚妇女被强奸，男子决杀，妇女不治罪；犯和奸罪的，依律科断，罪不至死；其余奸私罪犯，依格律处分。各种罪人，除谋反、大逆外，其余一律不得诛杀骨肉、籍没家产。此前晋天福年间下令，凡和奸者，男女一并处死，到这时才改依律文处理。世宗显德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报：依照宣示的法书施行已经很久，条文意义古朴，项目繁多…… 细密的条文使人难以防范，加之前后格文互相更换、重复，也难以详细审定。应命中书门下共同重新删削订定，务求简明扼要，以便天下人容易考究。我认为，刑法是驾驭人的缰绳，也是救治弊病的斧斤，所以鞭打扑责一日也不可放弛，刑法一日也不可在国家废弃；即使是尧、舜那样淳厚古朴的时代，也不能舍弃刑法而达到治理。如今奉诏删定律令，正可见圣明君主敬慎用刑、明辨刑罚、整饬法令的心意。私下认为，律令之书是政治治理的根本，经圣贤不断损益，成为古今通行的法程，历代称为常典。如今朝廷所施用的，有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十卷、《大中统类》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所编敕令三十二卷，以及本朝制敕等；审理案件、确定刑罚，没有超出这些范围。律令文字古雅质朴，阅览者难以完全明白；格敕则条目繁多，查阅者有时会产生疑误。加上边远地区的贪猾之徒借此作奸，逐渐形成弊病。如今正值盛明之世，应当制定统一的规章，希望百姓不至触犯刑罚，官吏知道遵守的准则。臣等商议，想请依照圣旨施行。又差遣侍御史知杂事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殿中侍御史帅汀、职方郎中邓守中、仓部郎中王莹、司封员外郎贾玭、太常博士赵砺、国子博士李光赞、大理正苏晓、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集新的格令，编成部帙。律令中难以解释的，就依原文加以训释；格敕中繁杂的，随事删削，只求合乎义理、节省文字，并且直截书写，便于考察。其中轻重不恰当、适合古代而不适合今日的，前后矛盾、此处可行而彼处不可行的，都应改正，不得拘泥。编集完成后，交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审查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后奏请皇帝裁决。诏令准许。此后张湜等人在都省集中议定删改，又命大官供给膳食。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称：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九人奉诏编集刑书，条理完备；兵部尚书张昭等十人审查其纲要，又有所损益。臣质、臣溥依据文义加以评议，充分看出其精审之处。他们所编集的，以律为正；辞义难解的，解释其义理；义理容易明白的，略去烦琐文辞；式、令中相近的，次列其后；格敕中已经废置的，又次列其后；事有不便而原有说明不完备的，另立新条附在本条之下；文理深奥古远、恐怕人们疑惑的，另用朱字训释。至于朝廷的禁令和州县的常规，也各按类别编附进去。希望打开书函、展读书卷时，纲目无所遗漏，探究根本、追溯源流，刑政都能具备。所编集成一部，另有目录，共二十一卷，刑名的要旨全都汇总在这里。题名为《大周刑统》，想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一并通行。《刑法统类》《开成格》及编敕等既已全部采录，便不再限于法司使用。历来已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制定的条法，以及州县当前施行的规定，不在此次编集之数。涉及京城百司的事务，各司都有现行条款，希望命本司删集后送中书门下详议奏闻。敕令依奏办理，并颁行天下。于是赐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九人各银器二十两、杂彩三十匹，以奖励他们删定刑统的功劳。

译其中有关朝廷禁令、州县常规等，也按类别分别编入，希望打开书函、展开书卷时纲目无所遗漏，探究根本、追寻源流，刑政全都包含在内。所编集的书已刻成一部，另有目录，共二十一卷，刑名的要旨全都汇集于此。书名为《大周刑统》，请求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一同施行。《刑法统类》《开成格》以及编敕等既已全部采录，便不再作为法司必须行用的范围。历来已有宣命、指挥、公事和三司临时制定的条法，以及州县目前施行的规定，都不在编集之数。涉及京城百司的事务，各司都有现行条款，希望命各司删集后送中书门下详议奏闻。敕令：依奏办理，并颁行天下。于是赐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九人各银器二十两、杂彩三十匹，以奖励删定刑统的功劳。【按：以下原本疑有缺佚。】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敕令：御史台、河南府行台、马步司、左右军巡院所拘禁的囚徒，应按照罪行轻重，在十日以内全部判决遣发，并申报朝廷；又委令四京及诸道州府迅速疏理现押囚徒，不得长期滞留，也担心内外有势力的官员因私事把人寄押，务必杜绝，使案件不致冤屈和积滞。三年五月己未，京城及诸道州府所拘禁的罪人，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应迅速审决，不得滞留。六月甲寅，敕令：刑罚在秋冬施行，虽然关系到恻隐之心，但罪案多有牵连，又反而担心拖延。如果十人中只有一人应判死刑，怎么可以把轻罪附会为重罪，长期禁锢？想到怜悯之心，也不能完全废止刑罚。各司囚徒无论罪轻罪重，都应由本司依据罪情详审断定后奏报；罪轻的立即疏理，罪重的等到立春以后，至秋分再施行刑法。若事情关系军机，必须严令办理，或谋反作乱，或蓄养奸邪，或抢劫杀人，难以留滞的，都不在此限。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敕令：天下州县所拘押的囚犯，除大辟罪以上外，委托所在地长史迅速推勘决断，不得旁牵追捕证人；经过的地方，除应判死刑者外，都应释放，不得惩治。二年春，左拾遗李同上言：天下囚犯，请委长史每十天亲自提讯，核实其罪状真伪，然后依法论处，以求不致冤枉滥刑。皇帝准许。六月，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判处极刑，都应三次覆奏；近年以来完全不遵守这一制度，请求今后在行刑前一日各覆奏一次。敕令：依奏办理。八月，西京奏称：奉近来诏敕，京城犯极刑者命在行刑前一日各覆奏一次；由于本府距离遥远，此后凡有极刑案件，不知是否也应依条疏覆奏。敕令答复：去年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只是针对洛京有犯极刑者覆奏；诸道仍按旧例办理。现在详阅西京奏文，尚未明白近敕，又担心诸道也有疑惑，所以特此晓谕。十月辛丑，发布德音：为政的关键在于无私，审理诉讼的方法只希望不枉不滥。天下各州官员中，如果有善于推究疑难案件、曾经洗雪冤滥，或有特殊政绩的，应详细具报姓名，另行加以甄别奖励。长兴元年二月，制书说：要使阴阳和畅，必须伸张冤屈；要建立公正的法度，实在依靠奖励善行。州县官员能够洗雪冤案、救活人命的，允许不按时限选用，并加官阶、越资注官；已经穿绯服的，准许转任兼官。二年二月辛亥，敕令：朕以微薄之身，屡次承受大业，想到百姓疲困劳苦，常至于寝食不安。有时担心官员任用不当，因而造成混乱；有时担心刑罚施加非罪，遂使人怨恨。王化所兴，以狱讼为根本；如果没有训诫激励，必然有案件积滞。近来诸道百姓有的屡屡违法，有的因小事斗殴争执，官吏却曲意放纵，书吏巧意寻找过失，起初便增添事目、制造法条拘囚，最后又剥夺财物、借机施恩；对外假借公道，对内徇私情。无理者反而一味拖延，有理者却想着退缩，积累成错误弊端，渐渐失去纲纪。从今以后，务必委任各地官吏、州牧、县宰等，深切体察我的心意，各尽职守；凡涉及推究审理的案件，都要迅速裁决。如敢苟且放纵、因循推诿，终于造成冤枉滥刑，或有人多次申诉受屈，或投匦伸冤而经查问属实，原先负责推审的官员和典吏都应责罚；各地观察使、刺史另行依朝廷典章议处。应命诸道州府都照此办理，并由本道对所属州郡严切传达。八月丁卯，敕令：三京诸道州府的刑狱，近来询问得知，仍有许多囚犯被拘禁而不能及时判决。诸道应命所在地各委长吏专门推究，不得滞留。四月，原濮州录事参军崔琮上言：诸道狱囚恐怕有不依法拷打、因不堪苦楚而死亡，反而以疾病上报，请设置病囚院，并增加医药。中书覆奏说：有罪应受刑罚，应当仰赖上天而无怨；无病而死亡，埋入地下仍含冤，像使已经燃尽的灰烬重新燃烧，必须依靠极大的仁德；照见覆盆之冤，也须依靠特别的明察。《尚书》有敬慎刑罚的训诫，《礼记》有刑罚适中的文辞，因此应因哀怜罪人而彰明善政，又施恩于炎热中受苦者。所谓设置病囚院，请依奏办理，并委任各地长史专门用心办理；有病囚犯，应立即派医生诊察治疗，然后根据罪行轻重决断。如敢故意违犯，致使病囚含冤死亡，当地官吏都要严加治罪；并且每隔五日派人清洗一次枷锁囚匣。应顺元年二月戊午，诏令：三京诸道州府的拘押囚犯，应按罪行轻重迅速判决遣发。近来案件停滞，须奏请裁决，不便分别处理，所以造成滞留；今后凡有刑狱，应据理断遣；如有奉诏推究、按理应当奏闻的，不在此限。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诏令：京城各狱及天下州府现押罪人，正值暑热酷烈之时，不能免除拘囚的痛苦。朕诚知他们负罪，仍特别挂念，恐怕执法官吏徇私生情，延误决断。诏书到达后，所在地长吏亲自审察讯问，依罪行轻重迅速遣发，不得滞留。

译晋天福二年八月，敕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及三京诸道州府：今后如有拘押囚犯染病，都命各地军医诊察，在公廨钱中酌量支给药价；案件情节较轻的，还允许家属等候看护。四年九月，相州节度使桑维翰奏报：辖区所捕获的盗贼，历来都籍没其财产，说这是邺都旧例，但格律中没有明文。敕令：今后凡有盗贼，应依格定罪，不得没收家产；天下诸州照此办理。三月庚午，详定院奏报：前任洪洞县主簿卢灿进言说，刑狱关系极重，是朝廷最难处理的事务。尚书省分掌六部职务，天下称为省府。诸道判决案件，若涉及人命，刑部不应全然不知。请求州府今后凡判决大辟罪人完毕，每季将有无案件申报刑部，并详细抄录案情、事由及本判官、马步都虞候、司法参军、法直官、马步司判官的姓名官衔，奏报朝廷。这样，如果案卷中有情节曲折而不完备之处，刑部可以复核勘验。如此天下便会遵守法律，不敢轻易使用刑书；不仅可以避免有人含冤，也能勉励执政者建立政绩。臣等参详认为，人命极其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精审；虽已有旧章，更应条理明确，确实合理，请准许施行。皇帝准许。五月，诏令说：刑狱之难，古今都很重视；只要涉及人命，实在会惊动上天。若有冤屈，便会伤害和气。诸道州府凡有囚徒，应依据审问所得案情，逐项彻底、仔细检核律令、格敕；其中有疑难的，依令文送大理寺审议；大理寺仍有疑问的，申报尚书省。省、寺明确作出裁决后，州府才可判决遣发。五年三月丙子，诏令说：自大中六年以来，凡称冤而被决杖、流配的人，即使申诉有理，也不再申明处理。今后应根据他们所陈述的情况重新勘断，若确有罪过，依律另行定罪。六年秋七月庚辰，诏令说：政教最关切的事情，狱讼居于首位；推究必须考察实情，判决必须遵守条法，以弘扬敬慎刑罚之意，达到天下和平。三京、邺都以及诸道州府现押的各类人员，应命各地长史经常督促，迅速决遣，务求公正恰当，不得滞留。天福八年四月壬申，敕令：朕亲临天下，思求达到和平，以四海为家，担心有一物不得其所；每当想到监狱中或有许多被枉曲的人，正值炎热，更应加以怜悯，希望杜绝案件滞留的叹息，借此体现敬慎刑罚之意。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现押的罪人等 应命各地长史严切传达，责成本推司并委任本地判官迅速办结、判决遣发，不得拖延，也不得造成冤屈滥刑，并交有关部门办理。开运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简能上封事说：天地养育万物，施行广大深厚的恩德；帝王治理百姓，实行宽大仁厚的政令。由此可知，怜恤刑罚、缓理狱讼，是施政的首要事务；布德施惠，才是爱民的根本。如今正值盛夏，农事正忙，是雷风滋养万物、草木繁茂的时节，应顺应时令，弘扬最大的仁德。我私下看到，诸道州府所属都郡县现押的罪人中，有的长期关在监狱，案件稍有拖延；书吏玩弄法律，牵连枝蔓，众多刑讯之下，或许会使无辜者受到缧绁拘禁，却没有办法自行申理。只要一人被拘押，就会有数人奔走筹措财物；财物耗尽，事业也会废弃。像这样的情况实在很多，我深切担心官吏因循，逐渐形成这种弊病。请求降诏敕令各地刑狱委任长史亲自录问，衡量罪行，迅速判决遣发，务必杜绝冤屈滥刑，不得滞留，以免无罪平民被虚假拘禁、耽误农事，希望召来和气，以庆贺清明之时。敕令说：监狱之中有缧绁拘禁之苦，奸吏若一味穷究枝节，平民便要耗费财物，因此造成案件滞留，也使有屈情的人无法申理。桑简能体察这一点而忧悯，专门上奏陈述，请长史亲自审理、避免狱官逼迫，确实很合理。应再次颁行，依奏办理。十月甲子，秘书省著作郎边玕上封事说：臣听说，君主从谏如流，是君主的美好规范；臣下直言极谏而不隐瞒，是臣子的常规。这样做，是要显示大国任用人才，并使天下各国没有祸乱。前代文献已有完备记载，可以实行。陛下皇帝的德行合于上天，承受先王的功业，早晚勤劳而忧念百姓，好生恶杀以推行仁德；凡是施用典刑，本来没有冤枉。然而在皇帝照临之下，各州郡仍有很多案件，若不再次明确申举，恐怕渐渐形成奸弊。臣看见诸道刑狱，前朝曾降敕文，凡拘禁罪人，每五日审录一次。但因年代久远，渐渐因循；或者长史事务繁忙，无暇亲自检视；或者书吏侥幸钻营，妄图追捕、拘领证人；担心其中涉及滥刑，又恐怕伤害和气。请求特降诏敕，从今以后诸道都委任长史每五日一次当面共同录问，希望执法者不敢侥幸，含冤者能够伸诉，使四海九州都歌颂圣德，永远达到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昌盛时期。敕令说：人的性命一旦失去不能复生，国家刑罚不可滥施。即使有一成不变的法典，也务必公平；至于三次覆奏，更应详慎。凡是 身为执掌法律的官吏，应当共同审究案件的实情。边玕近日升任清要之职，不久便陈述正直的议论，更加彰显了敬慎怜恤刑狱的精神；这些意见应当予以认可并申明。三年十一月丁未日，左拾遗窦俨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名例律防》中说：死刑，是古代圣明君王顺应天道、观察天象而制定的，本意在于使人得以生存；绞刑、斩刑所对应的罪，都是刑罚中最重的。又据天成三年闰八月二十三日的敕令，执行极刑的日子应当不奏乐，膳食也要比平常减少；又据《刑部式》，判处重杖，打一顿后处死，以此代替极刑。这些都是君主哀怜体恤、不能舍弃生命的仁道。臣私下认为，蚩尤制定五种酷刑的条例，尚且施行鞭打和杖击；汉高祖约定三章之法，所规定的死刑也只有绞刑和斩刑：受绞刑者筋骨相连，受斩刑者头颈分离。大辟这一刑名，不超出这两种刑罚。可是近来听说，滥施酷刑的情况已有好几种，大概是因为地方上不遵守通行的法令，任意放纵自己的情性：有的用长钉穿透人的手脚，有的用短刀把人的肌肉割成碎片，甚至使人长期处于半死半生的状态，使冤屈的声音上达朝廷，导致和气因此受到损伤。将要弘扬守护君位的仁德，就应当严厉推行禁令。请求特地下达明确的敕令，严格加以禁止。”敕令说：“文教礼制正在兴盛，刑罚必须适当。有罪之人应当依照正当法令处置，去除邪僻之举，逐渐合乎古代的风俗。窦俨所进的奏章，确实有益于治理之道，应依照他的奏请，准据律令施行。” 汉乾祐二年正月，敕令：施政贵在宽大，改变刑罚更应存有怜悯；考虑到奸弊滋生蔓延，实在令人忧伤。如今正值三元更替、四时开端，希望达到和平，最需要防止的就是狱讼。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现押的罪人，委任各地长史亲自审察讯问；判决务求公平，一旦查明实情就立即具案，不得草率牵连，导致案件拖延；不得放纵舞文弄法者，以免伤害和气。四月甲午，敕令说：月份已到正阳，时令正当小暑，是减轻重罪、议论刑狱的时候。有罪者应迅速审究，轻罪应当立即疏决，以符合时令，不得放任案件滞留。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在狱中拘押的罪人，应命主管部门迅速判决遣发，不得造成滞留、冤枉和滥刑。五月辛未，敕令：政教所首先关注的是狱讼，不仅担心冤枉曲断，也担心案件滞留。如今正值万物生长、天气炎热之时，已经多次颁行条文，命令迅速施行，反复告诫，尚未得到奏报；现再次颁告，不得因循。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接到诏书后，应详细说明已经释放和尚未释放的情况，奏报朝廷，不得拖延。

译周广顺三年四月乙亥，敕令：朕以时令正当万物生长、天气炎热之时，想到被拘禁的罪人，便更加忧念怜悯；担心案件不在应审之处，审讯拖延，或有冤枉滥刑、屈情未能伸张，或有饥渴疾病而无处申诉。罪行应当受刑的，是他们自己招致的，法律不可改变；无理受苦的，是上天不明察，怎能不令人忧虑？敬慎刑罚之道，朕早晚不得安宁。诸道州府现押罪人，应命官吏迅速推问审讯，按罪轻重判决遣发，不得滞留；又命狱吏洒扫牢狱，使其空闲处得到清理，洗涤枷械，不让虱蚤滋生；供应水浆，不使囚犯饥渴；有疾病的，允许家人看护；无主的，由官府派医工诊治，不得因病死亡。遵循刑法旧有规范，顺应长养万物的时令，使案件不致滞留，从而达到治平。又赐给各州诏书说：朕勤于施政，唯独把刑罚看得最重；既然还不能教化人们达到无罪，就不能作为君主而错失刑罚。何况如今正值万物生长、时气炎热，应当以清静适宜为贵。想到监狱的闭塞和桎梏的拘束，处在炎热之中，和被焚烧有什么不同？州中及所属地区刑狱中现押的罪人，卿应亲自录问，省略不必要的分别；对进入事务而不应继续拘押者，应立即开释；有理而应申报的，应迅速疏决，使一切公平，不得滞留。又因狱吏任意妄为，囚犯承受非法之苦，应加以检查，不得放纵侵凌欺压；经常清扫狱房，洗刷枷匣，知道囚犯饥渴，给他们水浆；有病者允许骨肉看护，无主者派医工救治，不得使其因非法而死亡，以免伤害和气。卿忠诚能干，为朕分忧，仁厚明察，处理事务一定能奉诏体察朕意。朕把此事委托给你，因而寝食难安。其余依敕命办理。显德元年十一月，皇帝对侍臣说：天下奏报的狱讼，多有追捕、牵引证人，以至久拖不决，有的超过一百多天仍未判决。其中有的是同党反过来控告，有的是强盗诬告主人，有的是无端被牵连。朕担心狱吏借机拖延，使活人荒废休息、丧失生业，每想到这里，心中更加愧疚。今后应制定条规，命各地藩郡选拔明达能干的属吏负责诉讼；案件不得滞留，人民不得被枉曲，并将情况明确奏报，酌情给予甄别奖励。关于内外官员按法赎罪的制度，梁、唐都没有固定规定，多数只是表示优容，有时还根据时势区别轻重。晋天福六年五月，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请求：今后凡散官，不论品秩高低，犯罪都不得按当赎处理，也不得上请。详定院覆奏：内外文武官中有品官者，依品官犯法的规定办理；无品官而有散试官者，以及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都请按九品官的例规定。京都运巡使及诸道州府衙前职员、内外杂任、镇将等，请依律处理，不得上请当赎。巡司马步官即使曾经担任品官，也请同流外职，依律，杖罪以下按决罚条例执行，徒罪以上仍依当赎法。到周显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统》时，规定今后定罪：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按从五品官例；诸道两使判官、防御团练副使，按从六品官例；节度掌书记、团判官、两蕃营田等使判官，按从七品官例；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按从八品官例；诸军将校中，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临时奏请听候诏敕裁决。由此，内外品官犯罪按法赎罪的制度才开始有了固定规定。《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证。《志九·刑法志》：统类编敕。“统类”一词，原本误作“统数”，今据《文献通考》改正。仓部郎中。“仓部”原本误作“臧部”，今据《新唐书·百官志》改正。前濮州录事参军崔琮。“崔琮”原本作“崔瑽”，今据《册府元龟》改正。相州节度使桑维翰。“相州”原本误作“松州”，今据《通鉴》改正。团判官。“团判官”疑当作“团练判官”；考察《五代会要》也作“团判官”，今暂且沿用旧文。《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志十。

译选举志。考察唐代典制，凡选授官员的制度，由天官卿掌管，用来校正选拔标准、进用贤能；凡荐举贡士的政务，由春官卿掌管，用来考核文才品行、评定才俊。到了梁代以后，都奉行这些制度；即使偶有小的改革，也没有超出原有轨道。现在采录有关事迹，详细记载在这里，用来说明五代官府选取士人的办法。梁开平元年七月，敕令：近年举人在秋季参加荐举时没有亲自应试，称为“免解”，今后应予禁止。四月，兵部尚书、权知贡举姚洎奏称：近代设置文科，选取贵族子弟，是为了维系名教、巩固国家根本。如今公卿亲属、将相子孙中有文才品行可取的，请允许所在地州府荐送，以扩大疏通人才的道路。皇帝准许。【《文献通考》：唐代知贡举都任用礼部侍郎；梁开平年间，才开始命兵部侍郎杨涉权知贡举。】唐同光二年十月，中书省奏请停止举选一年。敕令：举选两件事，是本朝的重要政务，只是必须做到精审准确，难以随便暂时停止；应依照常例办理。天成元年八月，敕令：三京及诸道今年参加贡举的人，可以依照往年取解，并命各地酌情资助、护送他们到京。五年二月九日，敕令：近年文士轻视格条，参加考试时疏于帖经，中第以后又以赴选为耻，应当断绝急于求取的途径，另开奖励劝进的门路。进士科已经及第的人，累计选数达到年限后，允许在其中书面陈状，在都堂前分别考试本业的诗、赋、判文；其中才艺明显可取的，立即授官；如果学业不够精通，允许按照规定增加选年。晋天福三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权知贡举崔棁奏称：臣错误地承受皇帝厚爱，掌管文衡，实在担心庸懦之才不能符合搜罗人才的旨意。臣怎敢不勉力磨炼、杜绝阿私？上可以彰显陛下求贤，下可以使平民得到仕进之路。只是今年应举人数比往年多了一倍，科目之中凶恶之徒很多。每次落榜名单公布后，便常有人喧闹，不反省自身，只说受到压抑，彼此结党煽动，各自发表言辞；有的说主考不公，有的说试官受贿。臣实在担心这些话传到圣听，臣无法自明，白天省察、夜晚思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臣想请今后举人落第后若不服，可以自行投状陈述，请求把自己的试卷与评定疏义对勘，并命同榜第一甲的人共同校量。若只把此事交给试官，恐怕不能平息争论；倘若确实有压抑冤屈，主管部门自然难逃法纪；如果是妄加陈诉，就请对举人严加惩处。希望这样既可避免无端遭受诽谤，也可作为今后长久实行的制度。如果蒙圣上恩准，请降敕处理。皇帝准许。五年三月，诏令：及第举人与主司举行选胜筵宴，以及中书舍人穿靸鞋接见举人，兼及兵部、礼部引人过堂之日，在幕次设酒食招待宾客，都应废止。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说：明君虚心求贤，虽迫切希望广泛访求人才，但贡士入仕岂能泛滥？臣考察前代，未设置诸科时，先以明经科使人取得高第；自从有九经、五经，以及三礼、三传以来，孝廉一科便因循不废，士大夫也缄默不言，以至沿袭至今，不能改革。每年明经科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一千多人，举人如此繁多，试官怎能精审？况且这些人多不研究经义，只攻习帖书，文理又不甚通达，名次怎能妄自授予？且每年登科者已经不少，接连赴选的人很多，州县之间必然没有职位空缺，京城之下也必然有人滞留，怨言由此兴起，诽谤因此产生。如今考试场所大开，各科并存，明经科都包含在九经、五经之中，又不出三礼、三传之外；如果不改革，恐怕不妥。请停止明经一科。又奏称：国家设置科目等待士人，贵在务实搜罗、核实求才；若要除去弊滥，童子科每次应试只在背诵经书，虽然看似精熟，面对试卷却不能读诵。取得贡部名籍后回到故乡，只想着限期取官，再无心学习，白白免除徭役而占据官名。童子一科也请停止。敕令：明经、童子、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一并停止。七年五月，敕令：各类进策人都是怀抱才能前来进献，应当加以明白考试，使他们充分施展谋略。从今以后，凡进策条文，经中书省奏覆、敕令下达后，进策人由门下省考试三道策，仍评定上、中、下三等。如果原先进献的策条中有已经施行的，而考试策文列上等或中等，委托门下省给予减选或出身优牒，达到资格时参加铨选；考试策列上等的，委托铨司越一资注拟；列中等的，委托铨司依资注拟。如果考试策列上等或中等，但原先进献的策条都没有施行，或者考试策列下等而原先进献的策条中有施行的，原官都应酌情给予恩赐后发遣。若考试策列下等且所进策条都未施行，就晓谕后发遣，不得再次进献。其余都依前后敕文办理。开运元年八月，诏令说：明经、童子两科，是前代设置的，本来期望以此取士，确实是通行制度。近年暂时停止，至于应当损益的办法还没有形成，反而完全损害了阐明斯文的意义。应依旧制恢复，希望达到合理境地，广泛搜求人才。明经、童子二科现重新设置。十一月，工部尚书、权知贡举窦贞固又奏称：进士考试杂文及各科举人入场考试，历代以来都以三条蜡烛燃尽为限；长兴二年改为白天考试。臣认为，设置科目取士，是国家常规；沿革虽有不同，但公共情理不可违背。若让考生在两廊之下、短暂白日中挥笔，既怕超过刻漏，又难以写出华美文辞，未见到观光取士的美好，反而只是仓促应付，既非师法古制的规矩，也恐怕失去取士的道理。现在想在考试时依旧以三条蜡烛燃尽为限。进士及各类举贡人，如果夹带书册进入考场，按旧例应逐出，不许应试；近年以来虽常发现夹带，多被宽容放过。现在想整顿这种弛废，明辨是非，希望切实执行，作为固定制度。汉乾祐二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私下看到，每年贡举人数很多，动辄参加五次、六次，人数多到二三千；既然学业不精，又有什么文才可取？请敕令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长官，凡应发给各类贡举人文解的，都必须精心考核；学业精熟的，才可解送，不得滥行举送，希望堵塞滥进之门，开辟任用有才能者的道路。敕令准奏。其间条奏未尽之处，下交贡院记录。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令告谕天下：依原敕条件施行；如有坚决违犯者，各地考试官员应依敕令条文处置。

译周广顺二年二月，礼部侍郎赵上交奏请：贡院各科今后不再考试泛义，口义五十道改试墨义十道。皇帝准许。三年正月，赵上交奏请：进士原来考试诗、赋各一首，帖经二十帖，对义五通；现在想停止帖经、对义，另试杂文二首、策一道。皇帝准许。同年八月，刑部侍郎、权知贡举徐台符奏请：除另试杂文外，帖经、墨义仍依原有格条。皇帝准许。显德二年三月，礼部侍郎窦仪奏请：各科举人中，应当解送而未解送，或不应解送却解送的，监试官为首犯，勒令停职；现任的举送长官奏闻听裁。监官如接受贿赂，以及今后进士中如有请人代作文章应试者，允许他人告发，送交当地服劳役，永远不得入仕。唐同光四年三月，中书门下奏议：左拾遗王松、吏部员外郎李慎仪上奏说，诸道州县都任用摄官，诛剥百姓，渐渐使百姓无法生存。近来郭崇韬在中书时，不详考本朝旧事，竟被闲人献上的疑议蒙蔽，检查选曹，曲意制造异议：有人告发文书中赤牒缺少一项，有人说保内少一人、五保中有人不来，便必须全部废弃；一纸文书有误，几个任期都不加详勘。这一年候选人和办事官员有一千二百五十多人，得到官职的才几十人，都以文书有误为名，全部被焚毁、抛弃、驱逐；有的倒毙在旅店，有的在道路上号哭。因此数年以来，候选人不敢赴集，铨曹无人可以注官，中书也无人可以授官。去年缺额将近二千，授官的不到六十人。请特降敕文，向远近宣布：往年的制度并非出自皇帝亲自裁定，如今皇帝忧劳，特颁恩泽；希望把中书的条件和王松等所论事项，交铨司考察，务求斟酌适中，作为固定制度。皇帝准许。当时议论者认为，铨选注官的弊病并非一天形成；士大夫之家本来就没有辨别亲疏，有的叔伯把告身、赤牒卖给同姓之家，随着贿赂而改动，因而扰乱昭穆次序，甚至有叔父、伯舅反过来向侄子、外甥行拜礼的。郭崇韬痛恨弊病太深，奏请改革；豆卢革、韦说勉强赞成。有亲旧询问其中的两种说法，豆卢革、韦说回答：“这是郭汉子的意思。”郭崇韬被诛后，韦说便教门人王松上奏论列，所以有这道奏议。知情者认为这样做不对。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诏令说：本朝统一时，除岭南、黔中距离京城遥远，三年一次派选补使，称为南选外，其余诸道及京城各司的各类候选人，每年动辄数千人，分为三选，仍嫌繁重。近代候选人每年不过数百，何必把一个部门的事务分成三处办理？况且已有格条，各自依资历考绩办理，又明文颁行敕命，务必杜绝徇私。应制定新的公共规章，使人谨慎遵守选官常规。诸道候选人，应命三铨官员全部在省署中仔细磨勘；没有违碍后，便依据格条共同商议注拟，联署申奏；仍不得沿袭旧例，在私人住宅中注官。这样，人员和事务容易整顿，公务也不会拖延。长兴元年三月，敕令：凡候选人都有资历考绩，每到赴调时，必须查验文书；有的文书不完整，多称遗失。为了说明首尾，应制定规程。各类候选人判成、黄甲下发以后，把历任文书、告身、赤牒连接粘合起来，应 命南曹在每道接缝处加盖官印，把印章盖在后面粘贴的纸上；还要统计前后历任文书共多少纸，并写明年月日以及判成、授任何官。这是因为担心有人把文书分割后借给别人使用。该年十月，中书奏称：吏部流内铨对各类候选人先按条目进行试判，并将本人优劣等第申奏。文章优美的，应越一资注拟；次等的，依资注拟；再次等的，以同类官职注拟。这样既可鼓励援笔作文，也不抹杀历任任职的劳绩。若对政理完全疏远的，就在户口较少的州县同类官中拟定。仍依原敕：有文才者可以征引古今典故，无文才者只依据公理判断是非；判决不当，责任在主管部门。各类候选人如果原有家状不通、内容不实，或乡里名称有误，将来赴选时，都命改正，逐一写明本贯所属乡县；又无出身者，一次奏请、一次除官等事，都不得增加选限。皇帝准许。应顺元年正月丁卯，中书门下奏称：依天成二年十二月敕令的长定格，凡经学出身者，任职一任三考，可以进入下县县令、下州录事参军，也可进入中下州录事参军；任职两任四考，可以进入中下县县令、中州录事参军；任职两任六考，可以进入上县县令及紧州录事参军。凡是进取，多有缘由；有的人年少便得到好官，有的人到老仍未脱离卑职。何况孤贫举士，有的四十岁才通过经学考试、取得及第，八年后才合乎选资格，所得第一任官职时，任期又多不能满三考；到了第二次选任，逐渐更加失意，有人一生到老也做不到县令、录事参军。如果不改革，如何能使他们得到发展？从今以后，经学出身者任一任两考，可以进入中下县县令、下州录事参军。诏令说：参加选任的人经历的艰辛各不相同，有的出身迟滞，到老仍处于卑低职位，应当优待尚未显达的人，显示更新的恩泽。经学出身者任一任两考，原敕准许进入中下县县令、下州录事参军的，另许进入下县县令。从今以后，下州录事参军任一任三考的，应在户口较多的州县中注拟；如果按近期敕令的资叙没有相当职位，就依格按资历考绩入官；任两任四考的，依两任五考的例入官；其余依格条办理。晋天福三年正月，诏令说：参加举选的人，辛苦经历很多，有的多年沉溺于读书，有的长期守职办事，稍有不符合格条的地方，便说不知道规矩。如今正要寻求公正的选官方式，应颁布皇帝的旨意。各候选人，除原来因驳回、落选等事由外，如果没有其他违碍，都应准许办理；并命有关部门遍告诸道，从今以后文解有差错，责任在发解的州府官吏。汉乾祐二年八月，右拾遗高守琼上言：做官的人年龄不到三十岁，请不要授任县令。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各类候选人年满七十岁的，应注授优散官；年少而未经历足够资历考绩的，不得注授县令、录事参军。该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称：凡从出选门入仕的官员，以及历任中曾经升朝、担任两使判官而如今又授任县令、录事参军的，都依现任官的选数赴集。皇帝准许。

译周广顺元年二月，诏令说：此前朝廷授官，由铨司选授；遇到官缺，都依旧规办理。近来听说，有的已得官员因其他事情被阻留，有的染病而耽搁，开始赴任时已经超过月份期限；后来接任的官员又错过任期。这样相互沿袭，渐渐造成任次失序，以致新官前来参见时，旧官的考秩尚未结束，只能等到期满替代；调动超过时限，州县因此凋敝，一处之中新旧两任官员还要彼此迎送，造成公私事务紊乱。从今以后，诸道州府的录事参军、判司、县令、主簿等，应命本州府按到任月份随时具文申奏，并报告吏部；以后中书和铨司以到任月份确定官缺，永远作为定制。同年十月，诏令说：选部事务过去设置三铨，官缺和候选人分在三处，每到注拟时资历难以相当。况且今年候选人不多，应命三铨事务合为一处，由本司长官、通判共同商议可否办理。如今正值开科选士之期，应当体恤孤单贫寒的众人。从今以后，合乎资格、历任没有违碍的候选人，都由吏部南曹判成；文解有差错、不合格式的，责任在发解官吏。《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证。《志十·选举志》：疏于帖经。“帖经”原本作“帖括”，今据《五代会要》改正。不试泛义。按：原本作“不泛试口义”，今据《册府元龟》改正。王松等所论。“王松”《册府元龟》作“王欋”，《文献通考》作“王松”；本书《韦说传》也作“松”，今仍依旧文。《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证。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志十一。职官志。官职如果没有位次，就无法区别尊卑；位次如果没有品级，就无法确定高下。因此历代史官都有所记载，都是穷究源流、探讨根本，希望为后世建立规范。到了唐朝国势正盛、玄宗在位时，采集历朝旧制，考察各种职务的源流，命有才干的大臣撰成《六典》。其中勋阶的等级、品职的轻重，都已经完备记载在书中。所以现在所撰写的内容，不敢沿袭祖述那些已有的记载，而是记载五代任命官职的制度，以承续历代帝王垂示的规范；其中有改革、升降的地方，都谨慎记录，使后来的天官卿能够有所考察。梁开平三年三月，诏令：升尚书令为正一品。按《唐六典》，尚书令为正二品；当时因为将要把此官授给赵州王镕，所以提升其品秩。后唐天成四年八月，诏令说：朝廷每有任命将相的恩命，依往例，诸道节度使兼平章事、兼侍中或中书令的，都把官衔列在敕牒后面，侧书“使”字。如今两浙节度使钱镠是元帅、尚父，与“使相”的名号不同，承袭旧例列衔，已久未改正；湖南节度使马殷先前兼任中书令，按理应列在宰相之位，如今官守太师、尚书令，是南省官员的资品，不应列署在敕牒末尾。今后每次署发将相敕牒，都应删去钱镠、马殷的官位，这永远作为常规。梁开平二年四月，把左右丞改为左右司侍郎，是为了避庙讳。到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又恢复旧制，改回左右丞。后唐长兴元年九月下诏说：“尚书台辖属各司，官资都已设置，左右两边的官职向来相近；左右丞相的品秩不应相差悬殊。这样比较起来，怎么可以有所区别？从今以后，应提升尚书右丞的官品，使它与左丞同为正四品。” 右都省。后唐长兴四年九月，敕令说：“冯赟有治理国家的卓越功业，应当晋升到三公之位；只是‘平章事’这个名称触犯了他父亲的名讳，不愿直称其家讳，可以把‘同平章事’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后来到后周显德年间，枢密使吴廷祚也加‘同中书门下二品’，是为了避他的名讳。晋天福五年二月，敕令规定门下侍郎、中书侍郎都为清望正三品。九月下诏说：《六典》记载，中书舍人掌管侍奉皇帝、进呈奏章、参与议论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都要按照旧例起草，进呈皇帝审阅，颁下后署名施行。他们有四项禁令：一是泄露，二是迟延，三是违失，四是遗忘或错误；这是为了慎重对待皇帝的命令。古以来这些制度和事实都有依据，只是近代另创了名称。如今正逢圣明君主兴起，办事应当遵循古制，使旧有规制得以恢复，以光耀前代成规。翰林学士院的事务，应一并归中书舍人掌管。长兴七年五月，中书门下上言说：有关部门查得，长兴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敕令依据《官品令》规定，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据《会要》，大历二年十一月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为从三品；据《会要》，广德二年五月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正四品；大历二年十一月升为正三品。谏议大夫为正五品；据《续会要》，会昌二年十二月升为正四品，以补中书门下四品官的缺额。御史大夫为从三品；会昌二年十二月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正五品，也在同一时期升为正四品。敕令说：各项都应依照原敕处理，并补入令文，永远作为定制。又下诏说，门下侍郎的班次在常侍之下，俸禄与常侍相同。周显德五年六月，敕令说：“谏议大夫应依旧为正五品上，班位在给事中之下，仍然……” 按照唐代典制，谏议大夫四人，均为正五品上，隶属门下省，班位在给事中之下。到会昌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请升为正四品下，仍分为左右，以补两省四品官的缺额，因此班位也升到给事中之上。近朝以来，由谏议大夫调任给事中的人，官品虽然按次序升迁，班位却降低了等级；到了这时，因为迁转次序不合制度，所以重新加以改正。右两省。后唐清泰二年十一月，下制任命此前的同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冯道为守司空。当时议论的人说：自隋、唐以来，三公没有具体职事，若不是亲王，通常不设置；对宰臣来说只是加官，也没有单独设置司空的先例。冯道任宰相时兼带司空，罢镇后却没有授予新的官职，议论者不熟悉旧例，便任意处理。诏制发布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可以立即总管中书门下事务，有人说必须册拜为开府仪同三司。等到上朝列班时，因为没有先例，冯道没有到朝堂排列班次；台官和两省官入列后，他才入列，宰臣退朝后他才跟着退下。刘昫后来又以罢相后的仆射身份出入并列班次，与冯道的情况相同，议论者非难这种做法。晋天福年间任命李鏻为司徒，后周广顺初年任命窦贞固为司徒、苏禹珪为司空，于是形成惯例，议论者便不再提出异议。右三公。后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任命李琪为御史大夫，此后不再授任此官。这年冬十一月丙子，各道进奏官上言说：“本月四日，御史中丞上任，我们按礼应到御史台。以往都不超过旧例，照旧只传话通报；忽然防御使下令，让我们全部出去。于是我们再次请示，要求得到明确而确定的指挥。又询问：大夫相公上任时怎么办？我们申诉说：大夫曾任宰相，进奏官曾在中书侍奉，按事务关系实属旧吏；如果改任其他官职，应当说‘传语慰劳’。但仍坚令我们出去。我们出身藩府，不懂朝廷礼仪，若拒绝命令，恐怕会被奏闻；若遵从，又完全破坏旧例。恐怕今后到御史台参拜祝贺的礼仪无法确定。”明宗下诏说：“御史台是大朝廷执掌法纪的机构，是天下纠正违失的地方。凡在朝廷内外任职的人，都不应整肃礼法；藩侯尚且要参加公参，邸吏怎么可以抗拒礼制？现在突然看到这种言论，足以证明他们轻慢侮辱朝廷。只是由于丧乱很多，纲纪败坏，霜威扫地，风宪无声。如今国运更新，皇统重新整治，应逐渐加以提举，停止浇薄讹乱。应命御史台，凡涉及旧例的事项，都必须实行；如有不遵从的，应按朝廷法典处理。”当时卢文纪刚任御史中丞，在御史府主持事务，各道进奏官来祝贺。卢文纪问：“按旧例应怎样？”台吏乔德威等说：“朝廷在长安时，进奏官见大夫、中丞，礼节如胥吏见长官。梁氏将要取代唐朝时，本朝衰弱，诸藩强据一方，君主和大臣姑息迁就邸吏。那时中丞上任，邸吏虽到，也都在客厅传话，始终不相见。经历战乱后，便把这种做法当成常例。”文纪命台吏向他们说明旧礼，按规定相见；台吏端正仪容，通报姓名，赞礼行拜。邸吏出去后，愤怒不已，便一同到阁门要求召见，大声喧哗申诉。明宗问赵凤：“进奏官在外面相当于什么官？”赵凤回答：“不过是府县中传递公文、听候差遣一类的人。”明宗说：“不过是吏役罢了，怎么能怠慢我的法官？”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晋天福五年二月，任命御史中丞为清望正四品。按唐代典制，御史中丞为正五品上，现在才提升品级。三年三月壬戌，御史台奏称，按《六典》规定，侍御史掌纠察百官、审理狱讼；班位居首者判台知公廨杂事，次者掌西推赃赎，三司受理事务，次者掌东推审理案件。敕令说应依旧制办理，于是任命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刘皥为河南尹。从此不再由省郎担任知杂事。开运二年八月，敕令御史台按照前朝旧例，以郎中、员外郎中的一人兼任侍御史知杂事。近年来停止设置，只交给资历深的御史知杂事办理，举措之间纲纪不够严明；应遵循旧例，从郎署中选任清廉谨慎、精干有才干的人兼任侍御史知杂事。

译由一人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近年已经停罢，只委任资历深的御史掌管知杂事。由于振举纲纪之间法度还不够严明，应该遵循旧制，以符合通常的制度：应当从郎署中选拔清廉谨慎、精强干练的人，兼任侍御史知杂事。过去唐朝选择一名宦官担任枢密使，负责传达和收受皇帝的命令。【《职官分纪》：唐代枢密使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合称“四贵”。天祐元年废除。项安世《家说》：唐代政事堂后面列有五房，其中有枢密房，主管曹务，因此枢密使的职责由宰相掌管，从未交给他人。后来宦官受到宠信，才把枢密职权交给内侍。】梁开平元年五月，把枢密院改为崇政院，开始任命敬翔为院使，另设判官一人；此后又改设副使一人。第二年十一月，设置崇政院直学士二人，选拔有政治才干和文学才能的人担任；后来又改称直崇政院。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恢复为枢密院，任命宰臣郭崇韬兼任枢密使，仍设置直院一人。晋天福四年四月，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因为暂时废除了枢密院。此前晋祖让宰臣桑维翰兼任枢密使，桑维翰恳求免去兼任，只在中书任职，于是用宣徽使刘处让代替他。刘处让上奏的意见多不符合皇帝旨意，后来刘处让遭逢母丧，便把枢密印交给中书门下，因此作了这次调整。开运元年六月，敕令依旧设置枢密院，由宰臣桑维翰兼任枢密使，这是根据中书门下的奏请。周显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质和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一同参知枢密院事。从前唐朝选择一名中官担任枢密使，用来传达和承接皇帝的诏命。【《职官分纪》说：唐代枢密使与两军中尉称为“四贵”。天祐元年废除。项安世《家说》说：唐代在政事堂后面列置五房，其中有枢密房，主管各曹事务；那么枢密使的职任由宰相掌管，从未交给别人。后来宦官受到宠信，才把枢密职任交给内侍。】到梁开平元年五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开始任命敬翔为院使，仍设置判官一人。此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设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选拔有政治才干和文学才能的人担任；后来又改为直崇政院。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改为枢密院，任命宰臣郭崇韬兼任枢密使，也设置直院一人。晋天福四年四月，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任宣徽使，因为当时权宜废止了枢密院。此前，晋祖让宰臣桑维翰兼任枢密使，桑维翰恳求免去此职，只在中书任职，于是用宣徽使刘处让代替他。刘处让每有奏议，大多不合皇帝旨意；后来刘处让遭逢丁忧，才把枢密印交给中书门下，因此有这次改革。开运元年六月，下诏依旧设置枢密院，由宰臣桑维翰兼任枢密使，这是依从中书门下的奏请。周显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质和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一并参知枢密院事。梁开平元年四月，开始设置建昌院，任命博王友文主持院务，以太祖在藩镇时所统辖的四镇兵车、赋税以及各种课利，按照旧有簿籍加以管理。同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请任命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并把东京太祖潜龙时的旧宅作为宫殿。二年二月，任命侍中【据考，原本此处有缺文；根据《五代会要》，应为侍中韩建判建昌宫事】主持建昌宫事务。到十月，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三年九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薛贻矩兼任延资库使，主持建昌宫事务。四年十二月，以李振为建昌宫副使。干化二年五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任延资库使，主持建昌宫事务。同年六月，废除建昌宫，任命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钱粮和军务中原来隶属于建昌宫的事务，全部由他掌管。到后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书李琪为国计使。此后废止这一名额，不再设置。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监门卫将军、判内侍省李绍宏兼任内勾，天下钱粮簿书全部交给他裁处办理。从此州县供给和开支繁多，费用很大，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不妥；而且“内勾”这个名称，人们认为含有不祥的意味。二年正月，下诏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凡涉及钱物的事务，一概交租庸使管辖，这是沿袭梁朝的旧制。天成元年四月，下诏废除租庸院，依旧改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任一名宰臣专门主持。长兴元年八月，以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代理工部尚书，充任三司使，位次在宣徽使之下。三司设置使职，从张延朗开始。唐朝以来，户部、度支掌管财货，盐铁有时设置使职；户部、度支则由尚书省本司的郎中、侍郎主持其事。天宝年间，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相继以聚敛财货的办法讨好皇帝而受宠，但都仍任户部、度支本官，只是另带使职名号，并没有改动制度。到刘晏、第五琦，也仍遵循旧制。此后又让宰臣分别主持一司，不设置使职名额。干符以后，天下兴兵，各地随处设置租庸使，主管征调输送；战事平息后便停止。梁朝时才设置租庸使，专门掌管天下财货。庄宗中兴后，掌政的人不熟悉典章旧故，沿袭梁朝故事，又设置租庸使，任命魏博旧吏孔谦专门处理使务，因而在下面积累怨恨，败坏王室的，实际上就是租庸制度的弊端。正是这样。明宗即位后，想革除其中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处理，就下诏削除使职名号，只命重臣一人主持其事，称为判三司。到这时，张延朗从许州入朝，再次掌管国家财政，便向枢密使说明情况，请求设置三司这一名号。诏令下达中书，议论此事；宰臣依据旧制复奏，授予张延朗特进、工部尚书，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依从旧制。明宗没有接受，最终还是以三司使为名。梁开平三年正月，把思政殿改为金銮殿；到干化元年五月，设置大学士一员，开始任命崇政院使敬翔担任。前代因金銮坡而把它作为宫门名称，并且与翰林院相连接，所以担任学士的人称为金銮学士。梁氏沿袭这一称呼，把它作为殿名，仍把“峦”改为“銮”，取其美名。大学士与三馆大学士相同。【《青箱杂记》说：梁太祖建都汴州后，各项事务都在草创之中，贞明年间才在今天右长庆门东北创建小屋数十间作为三馆，狭小低洼到了极点。加上军营、巡逻道路都从其中穿过，卫士和骑卒早晚喧闹杂乱，每逢接受诏令撰写文章，都要迁到别处。】后唐天成元年五月，下诏翰林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冯道，以及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凤，都以本官充任端明殿学士；这个名号并非旧制。当时明宗即位，四方来的文书奏章大多让枢密使安重诲诵读，但安重诲不懂文章义理，于是孔循提出建议，开始设置端明殿学士这一名号，任命冯道等人担任。二年正月，下诏说：端明殿学士的班次应列在翰林学士之上。今后如有调任改职，仍只从翰林学士中选任。端明殿学士这一名目刚设置时，像三馆一样，职位反而在官阶之下；赵凤升任侍郎后，派人暗示任圜，请他把自己的职位调到官阶之上，从此成为惯例。【《职官分纪》说：晋天福五年废除端明殿学士；开运元年，桑维翰任枢密使，又奏请设置学士。】同光元年四月，设置防銮书制学士一职，任命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担任。当时庄宗刚刚建立年号，所以特意设立这个名称，并不是旧有的惯例。八月，赐予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卢质“论思匡佐功臣”的称号，这也不是通常的惯例。

译天成三年八月，诏令说：掌管诏令文书的职务，应当选拔人才担任；有的人从最初任命时就升任，有的人则从显要官职转授。这是因为重视这一职务，并不拘泥于官职品秩。虽然职掌大体相同，但任职次序有时不同，确实是由于过去没有确定的规制。议论官位时，上下次序不能恒定；论列职务次第时，先后安排又不恰当。应当发布明确的命令，以整肃近侍官班。今后翰林学士入院，一律按照先后次序排列；只有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后，位次在学士之上，并且编入《翰林志》。同年十一月，诏令说：新任翰林学士张昭远，很早就进入掌管诏令的内廷，长期主持修史，曾任御史台官员，多次升任副职卿官。如今既已擢升进入禁林，理应另行宣布班次。其立位应当排在崔棁之后。【《宋史·张昭传》载：晋天福二年，宰相桑维翰推荐张昭任翰林学士。内署旧例按照入院先后排列，不以官职次序为依据，特诏令张昭的位次排在承旨崔棁之后。据《宋史》来看，这道诏令应当在晋天福年间；本书把它系于唐天成三年之后，疑为原本有脱漏或错误。】晋开运元年六月，诏令说：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各设置六员。只是近年以来偶然权且停止设置内署，何况掌管诏令，必定要处在深严之地。将要使其酌情办理，还是恢复旧有制度为宜。应当重新设置翰林学士院。周显德五年十一月，诏令说：翰林学士的职务隶属禁庭，所处地位亲近，与朝班既有不同，在朝廷请见方面也应有所区别。从今以后，当值和下直的学士，都应命令他们每天轮流起居问安；当值学士仍应参加晚朝。旧制是翰林院学士与常参官每五日一次起居问安。当时世宗想让他们早晚都来朝见，以便及时询问政事，所以有这道诏令。后唐天成三年五月下诏说：“开府仪同三司是官阶的最高等级，太师是官职的最高等级，封王是爵位的最高等级，上柱国是勋级的最高等级。近代以来，文臣官阶稍微高些，便授柱国；任职年限不长，便转为上柱国；武官则不论什么人，初任官就授上柱国。官阶、爵位、勋级并非没有次序，品级和勋级都有明确等差。应从现在起重新修订旧制：今后凡加勋，都必须先从武骑尉开始，经过十二转，才授上柱国，永远作为成规，不许逾越。”虽然有这道命令，最终仍未能改变旧例。后唐天成三年五月，诏令说：开府仪同三司是阶官的最高等级，太师是官职的最高等级，封王是爵位的最高等级，上柱国是勋官的最高等级。近代以来，文臣官阶稍微高些，便授予柱国；任职年月还不长，便转授上柱国。至于武官，不论是什么人，初任官职便授予上柱国，官爵授予完全没有次序。阶官、勋官本来都各有等级差别，应当从现在起重新修订旧制。今后凡是加授勋官，必须先从武骑尉开始，经过十二转，才可授予上柱国，永远作为成规，不许逾越。虽然有这道命令，最终却没有改变原来的惯例。后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书考功司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学士程逊上密封奏章，请求今后除宰相和百官以外，外镇节度使、刺史等掌管公事的官员，也逐年记录考核成绩，比较优劣。于是查阅《唐书》《六典》《会要》和《考课令》，决定按照考核等级记录，皇帝准许了。当时议论者说：考核功绩的制度，是唐尧、三代的旧制；西汉以刺史依据六条考察郡守，五曹尚书总理各种政绩，考察官吏的法规尤其精密。汉末天下动乱，旧章废弛；魏武帝在军中临时制定品第，评议官吏清浊，用人和考察官吏都严重违背旧规。隋、唐以来，才把这些制度正式写入法令。汉代郡守入朝可任三公；魏、晋以后，政务掌握在中书，左右仆射参与政事，上午处理禁中事务，下午处理尚书省事务，三台百官没有不受其统摄的。这样看来，宰辅凭什么接受考核？自天宝末年临时设置使职以来，各种事务因循沿袭，尚书各司逐渐有名无实，废弛已久，不知凭什么加以督责。程逊的奏章也没有说明制度根源。当时主管部门虽提出了大致办法，但各级官员也没有真正进行考核。后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书考功司上奏说：今年五月，翰林学士程逊上密奏，其中请求从宰相及百官以外，镇守地方的节度使、刺史，以及所有掌管公务的官员，每年都登记考核成绩，比较优劣。于是检索《唐书》《六典》《会要》和考课令，按照考课等级登记成绩，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当时议论的人说：考核政绩的办法，是唐尧和夏、商、周三代的旧制。西汉以刺史依据六条考察郡守，由五曹尚书综合各项政绩，考察官吏的制度尤其严密。汉末天下乱离，旧有章法松弛废弃；魏武帝在军中权宜制定品第，议论官吏的清浊，任用和考察官吏完全违背了前代规制。隋、唐以来，才开始把这些制度明确写入法令。汉代郡守入朝可任三公；魏、晋以后，政务掌握在中书，左右仆射知政事，上午在禁中处理政务，下午在尚书省办公，三台百官无不由其统摄。这样看来，宰辅凭什么接受考核呢？自天宝末年权宜设置使务以后，各项事务因循敷衍，尚书省各司逐渐有名无实，废弛已久，不知依据什么来督促责成。程逊所上奏章，也没有详述制度的根源。当时主管部门虽然提出了一些明白的办法，但总的来说，各级官员也没有真正进行考核。梁开平元年四月下诏，开封府司录参军和六曹掾属各设置一人；两畿赤县各设置令、簿、尉一人。第二年十月，裁减各道州府六曹掾属，只留下户曹一人，通判六曹事务。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请：各寺、监只设置大卿、监、祭酒、司业各一人，博士二人，其余官属暂时全部停置；只有太常寺涉及大礼，大理寺涉及刑法，除太常博士外，允许各再设置丞一人。王府、东宫属官以及司天监五官正、奉御等凡不急需的官职，暂不议论授任。各司郎中、员外郎在有左右两曹的地方暂署一人；左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设置一半名额；三院侍御史仍交御史中丞整理条目上奏。当天便停止任命朝官，并分别登记姓名和罢任日期，留在中书，等现任官任满二十五个月后，再根据资品授官。皇帝准许。周显德五年十二月下诏，两京五府的少尹、司录参军原来各设置二人，从今以后只设置一人；六曹判司只设置户曹、法曹各一人，其余官职以及各州支使、两蕃判官一并裁减。梁开平元年四月，诏令开封府司录参军以及六曹掾属各设置一员；两畿的赤县各设置县令、主簿、县尉一员。二年十月，裁减各道州府六曹掾属，只保留户曹一员，通判六曹。后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请：各寺、监只设置大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二员，其余官属一律暂时停置。只有太常寺事务关系重大礼仪，大理寺事务关系刑法，除太常博士外，允许再设置丞一员。王府、东宫属官，以及司天监五官正、奉御之类，凡是不急需的职司，都请求暂不议论授官。各司郎中、员外郎，凡有两曹的地方暂且只任命一员。左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设置一半名额。三院侍御史仍交由御史中丞列出条目上奏。当天停止任用朝官，并分别登记姓名和罢任日期，留在中书，等到现任官员任满二十五个月后，再根据资品重新授官。朝廷同意了。周显德五年十二月，诏令两京、五府的少尹、司录参军原来各设置二员，从今以后只设置一员；六曹判司中只设置户曹、法曹各一员，其余官员以及各州支使、两蕃判官一律裁减。梁开平元年五月，把御食使改为司膳使，小马坊使改为天骥使，文思院使改为干文院使，同和院使改为仪鸾院使。同年又把城门郎改为门局郎，是为了避庙讳。唐同光元年十一月，恢复为城门郎。后唐天成元年十一月下诏说，雄武军节度使的官衔内应兼任押蕃落使。【《职官分纪》：长兴元年，把飞龙院分为左右两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第二年七月下诏说：“近来因为本朝亲王遥领镇职，在镇任职者便称为副大使、知节度事；但年代已久，沿袭未改。现在天下侯伯都正式授予节度使旌节，只有东西两川还保留‘副大使’字样。今后应只称节度使。”晋天福五年四月丙午下诏说：“‘承旨’是承受当时君主的旨意；若不是近侍重臣，便无法接受朕的命令、传达我的话。因此大朝会时由宰臣承旨起草制诏，学士承旨。如果没有区别，怎么显示等级威仪？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为殿直，枢密院承旨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閤门、客省所有承旨，都应另定名称。”周广顺二年十二月下诏，把左右威卫恢复为屯卫，是为了避御名。梁开平元年五月，将御食使改为司膳使，将小马坊使改为天骥使，将文思院使改为干文院使，将同和院使改为仪鸾院使。同年又将城门郎改为门局郎，这是为了避庙讳。唐同光元年十一月，恢复旧称城门郎。后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诏令说：雄武军节度使的官衔中，应兼任押蕃落使。【《职官分纪》记载，长兴元年将飞龙院分为左右两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二年七月，诏令说：近来由于本朝亲王遥领藩镇，驻镇者于是称为副大使、知节度事。但年代已久，沿袭至今没有改变。如今天下侯伯都正式授予节旄，只有东西两川还没有去掉“副大使”三字。应当命令今后只称节度使。晋天福五年四月丙午，诏令说：承旨，是承受当时皇帝的旨意；如果不是近侍重臣，就无法承接朕的命令、宣布朕的话。所以大朝会时由宰臣承旨起草制诏，翰林学士承旨；如果没有区别，如何显示等级威仪？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应改为殿直，枢密院承旨应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閤门、客省所有承旨，都命令另定名称。周广顺二年十二月，诏令将左右威卫恢复为屯卫，以避御名。后唐同光二年三月，中书门下奏称：纠察管辖的职务，当时称为外台宰字之官，古代称为列爵；如果不是朝廷任命，就是废弃国家法令。近来各道多擅自列出官衔，便指派州县官，请求朝廷给予正式授任，以树立藩镇的私恩，严重扰乱制度。应当增订条款：从今以后，大镇节度使辖有三州以上的，每年准许奏荐管内官三人；辖有三州以下的，准许奏荐管内官二人，但必须有考绩特别优异者，才可上报。如果只是谨慎办事、没有过失，征收赋税达到期限、守住常规，只能记录考核成绩予以褒奖，不得特别奏荐。防御使每年只准奏荐一人；没有特别优异表现，不得奏荐。刺史没有奏荐的先例，不得擅自扰乱制度。同年八月，中书奏称：伪梁时期，各藩镇的僚佐都由朝廷任命；从今以后，除各道节度副使、两使判官由朝廷任命外，其余职员以及各州军事判官，都由本地自行辟署。军事判官也不计入奏荐官员的名额。这样，希望招延宾客的礼制都符合旧规，简择辟署时不再出现滥举。皇帝准许。长兴二年十一月下诏说：“职位空缺有限，而候选人数常常很多，必须按高低确定等级。从今以后，两使判官罢任后，满一年才准比拟书记、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等职；满二年后，才准比拟推巡、防御推官、团练推官、军事判官等职；这些都必须满三年后才准比拟。每次授官时，还应酌量改转官资，或提升阶勋，或提升职资。对有特别勤劳功绩者，另行议定优先升迁。若有文学才识超出众人、为众人称誉，或有良好声望、经考察确实可靠者，不受年限限制。”清泰二年八月，中书门下上言：以前大御正监、五品升朝官和西班将军，任职都须满二十五个月；若被冲替，已经任满二十个月，便另行任用。少卿、监按旧例须任三任、四任才升入大卿、监；五品官须任三任、四任才升入少卿、监。今后都只需任满三任，且每任必须满规定月份、没有殿责，便可升入相应官职。西班将军罢任后满一年准许求官；按旧例须任三任、四任才升大将军，现在只要没有殿责，或曾任金吾、将街使、藩镇刺史，经特别敕令，都不受此例限制。各道除两使判官外，书记以下任职一律由本地自行辟请。朝官出任外任，罢任后满一年才准陈请。各道宾席中从未升朝的人，如果兼任三院御史，便授中下县县令；兼任大夫、中丞、秘书少……

译……便依照旧制施行。凡三署清望官以及六品以上官员，便给予封妻荫子的待遇。清流、浊流既然不同，品秩也应当提升。仍令有关部门议定为长久通行的制度。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汉乾祐元年七月，诏令尚书省召集议论：内外臣僚父亲在世时，母亲承受儿子的荫补，叙封、追封时是否应当加“太”字，具奏上报。尚书省奏议说：现在考察前后诏令条文，凡母亲都加“太”字，父母生死均相同。这就是说，父亲去世、母亲在世时，叙封、进封母亲，封号中加“太”字；母亲去世时追封，也加“太”字，所以说生死均相同。至于父亲，根据诏令格式，没有记载给父亲加“太”字的地方。如果按照近来的诏令，因为儿子显贵而给父亲授官，父亲本来已有官职，就可以按照丈夫的品秩封妻；父亲在世时，不应因为儿子而给母亲加“太”字。如果虽有因儿子而授的官职，但品秩还低，不能荫及妻子，也不应采用儿子荫补妻子的规定。朝廷批准了这一议议。周显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尚书兵部上言说：本司荫补千牛、进马的制度，在汉乾祐年间散失了诏令文书，一向只依据晋代编纂的诏令和堂帖施行。由于前后规定不同，请另外降下诏令确定。诏令说：今后凡荫补子孙，应当按照官品逐品允许补一人；等到官品升迁后，才可以再补，不得在本品内重复收补。如果所补之人死亡、被除名、降落藩镇、残废，或者参加科举并考中，在这些情形中，只允许在本品内再补一人。太子进马、太子千牛不必收补。詹事依照祭酒的例规定。兵部尚书、侍郎按照旧例不许收补，现允许收补。致仕官员，历任中曾任在朝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及丞郎、给事中以上、金吾大将军、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留后等官职的，才可以补荫。皇荫之人，其祖父曾经接受皇朝官秩的，才可以收补。凡符合收补条件的人，必须是本官的亲生子孙，年龄、相貌符合规定，且没有其他虚冒滥补的情形，才允许施行。其余均按照旧例处理。诏令特别设置陵台令、丞各一人。梁开平四年四月，诏令各州镇使的官秩无论高低，都排在县令之下。同年九月，诏令说：魏博辖区内的刺史，近来州中事务全都交给督邮办理，以致曹官擅自掌握威权，州牧反而如同闲散官。应当遵循通常制度，堵塞这种特殊做法；一律依照河南各州的例子，刺史可以直接处理本州事务。当时议论的人说：唐宪宗时，乌重胤任沧州节度使，曾说河朔十六年来能够抗拒朝廷命令，是因为夺去了刺史的权力和县令的职务，使人自行作威作福。如果二千石各自掌握权柄，又有镇兵，即使安禄山、史思明怀有奸心，难道能凭一座城垒就叛乱吗？于是上奏请求，将其所辖德州、棣州、景州三州分别恢复刺史的职权，并把州兵一并归属收管。此后，虽然幽州、镇州、魏州三道因河北旧俗而相互沿袭，唯有沧州一道独自接受朝命、听候替代，这是乌重胤制定措施造成的。这样看来，梁氏的改革正与此事相合。后唐长兴二年正月，诏令说：要道一经实行，千条岔路都归于一贯；纲领一经举起，万目全都张开。前代君王的法制没有不同，百代的条文制度也都完备，不必烦劳改作，各自都有固定规矩。遵守程式的人心情安逸、日益完善，凭主观臆断行事的人心劳力拙。上天陈列万象，星辰的分野没有差错；大地承载万物，山川的方位不会改变。倘若各司其职，就都能尽心尽责。况且律令、格式、《六典》等凡是有关各种政务的条文，彼此都有分工，长期没有实行，终于导致毁坏紊乱。应当依照旧制，命百司各自在其中抄录本部门的公务，无论大小，逐一抄写，不得遗漏丝毫；汇集成卷轴，并写在粉刷的墙壁上，置于办公处。如果尚未有官署，就把文书交由主管官司掌管。以后每有新官到任，命令他亲自再抄录一本，随时查阅；或者遇到皇帝询问时，必须知道办事次序，不得有任何废缺。这样，执行事务的百官就会守法奉公，宰臣就会提纲挈领，必然使纲常秩序得到整顿。这正是所谓最高的道理并不繁琐，何必一定要等满一年后才报告政绩？应当命御史台普遍告谕，催促各部门在两个月内完成抄录，并把内容写在粉墙上。其中有些事项暂时不便实行，或曾经改革过的事务，交由各司随时申报中书门下，再斟酌后奏请施行。同年八月，诏令今后大理寺官员应当与台省官员一样升迁；法直官的任用待遇比照礼直官办理。应顺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寺上奏说：按照旧例，各陵设置令、丞各一员。近来令、丞不同时设置，便委托本县县令兼任。由于河南洛阳是京城，恐怕兼任令、丞不……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证。《志》第十一《职官志》第四写作“忘误”。《册府元龟》作“失误”，考查《五代会要》和《职官分纪》都作“忘”，现在仍保留旧本写法。又改为直崇政院。“直崇政院”原本作“直崇文院”，现在依据《五代会要》改正。仍设置直院一人。考查《五代会要》作“仍设置院使一人”，《石林燕语》作“改为枢密院直学士”。防补千牛、进马。“进马”原本误作“进贝”。考查《职官分纪》有“太子进马”，“贝”字是传抄造成的讹误，现在改正。也设置直院一人。考察《五代会要》，记作“也设置院使一人”；《石林燕语》记作“改为枢密院直学士”。钦定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卷一百五十。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志十二。郡县志。河南道【西京河南府、滑州、许州、陕州、青州、兖州、宋州、陈州、曹州、亳州、郑州、汝州、单州、济州、滨州、密州、颍州、濮州、蔡州】；关西道【雍州、京兆府、同州、华州、耀州、乾州、陇州、泾州、原州、鄜州、威州、衍州、武州、良州、府州、雄州、警州】；河东道【并州、太原府、潞州、泽州、晋州、新州、武州、云州、应州、绛州、慈州、隰州、辽州、沁州、解州、胜州、河中府】；河北道【魏州、大名府、镇州、真定府、沧州、景州、德州、邢州、磁州、澶州、贝州、相州、泰州、雄州、幽州、新城县、定州、博州、莫州、深州、瑞州、静安军】；剑南道【蜀州、汉州、彭州】；江南道【黔州、处州、温州、婺州、湖州、秀州、全州、杭州、福州、台州、明州、防州、苏州、邵州、郴州、建州、道州、鄂州、潭州】；淮南道【安州、庐州、楚州、寿州、天长县】；山南道【襄州、邓州、唐州、复州、金州、忠州、万州、防州、利州、防州、果州、朗州、集州、凤州、唐州、商州、随州、合州、雄胜军】；陇右道【泰州、成州、洮州】；岭南道【邕州、恩州、溥州、思唐州、潘州、桂州】。按：以上所载郡县，应以《开元十道图》为依据；只是五代改制以及沿用唐代旧制的地方有所缺失，疑原本曾有删节。现仍抄录在卷首，以保存旧貌。

译梁开平元年，梁太祖初建国，把汴州升为开封府，定名为东京。原来管辖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六县；到这时又划出滑州的酸枣、长垣，郑州的中牟、阳武，宋州的襄邑，曹州的戴邑，许州的扶沟、鄢陵，陈州的太康九县隶属开封府。后唐又降为汴州，以宣武军为名号；阳武、长垣、扶沟、考城四县仍暂隶汴州，其余五县退还原属州部。晋天福年间又恢复为东京，并将此前五县重新隶属开封府；汉、周都沿袭这一制度。单州原为单父县，梁朝改为辉州；后唐同光二年恢复旧名，隶属宋州；周广顺年间划归曹州。【按：以上两条见于《太平御览》，其余郡县记载缺略不全。现在考查本书各志，多数取材于《五代会要》，谨抄录《五代会要》附载于后。】后唐长兴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称：按照《十道图》的旧制，以帝王都城所在地区为上等；本朝都城在长安，所以以关内道为第一。现在宗庙、宫阙都在洛阳，请以河南道为第一，关内道为第二，河东道为第三，河北道为第四，剑南道为第五，江南道为第六，淮南道为第七，山西道为第八，陇右道为第九，岭南道为第十。皇帝准许。河南道。滑州：酸枣县、长垣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酸枣县重新隶属滑州，长垣县改为匡城县；晋天福三年十月酸枣县又划归开封府郑州】。中牟县、阳武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敕令中牟县重新隶属郑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中牟县又划归开封府】。宋州：襄邑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重新隶属宋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又划归开封府】。曹州：戴邑县【梁开平三年二月隶属曹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恢复为考城县】。许州：扶沟县、鄢陵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鄢陵县重新隶属许州；天成元年九月扶沟县重新隶属许州；晋天福三年十月都划归开封府】。陈州：大康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重新隶属陈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又归属开封府】。单州：楚丘县【梁开平四年四月划归宋州】；砀山县【后唐同光二年二月敕令说，伪梁创建辉州，并把单州治所迁到辉州；现在应让砀山县重新隶属单州，辉州仍恢复为砀山县】。汝州：叶县、襄城县【后唐同光二年十二月租庸使奏称，两县原属汝州，现在隶属许州；因最靠近京畿，户口很少，请求重新划归许州，皇帝准许】。临汝县【周显德三年三月废除】。密州：辅唐县【梁开平三年八月改为安丘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辅唐县；晋天福七年七月改为胶西县，以避国讳】。济州【周广顺二年九月，把郓州钜野升为州，地望列为上等，划兖州任城、中都和单州金乡等县隶属济州；同年十二月又把郓州郓城县划归济州，中都县改隶郓州】。滨州【周显德三年六月，敕令以赡国军升为州，地望列为上等，直属京城；划棣州渤海、蒲台两县隶属滨州】。梁开平元年，梁太祖刚建立国家，将汴州升为开封府，定名为东京。原辖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六县；到这时又划分滑州的酸枣、长垣，郑州的中牟、阳武，宋州的襄邑，曹州的戴邑，许州的扶沟、鄢陵，陈州的太康九县归属开封府。后唐又将其降为汴州，以宣武军为名号；其中阳武、长垣、扶沟、考城四县仍暂归汴州，其余五县退还原来的州部。晋天福年间又恢复升为东京，重新把前面五县划归它管辖，汉、周也都沿袭这一做法。单州原为单父县，梁代改为辉州，后唐同光二年恢复旧称，隶属于宋州；周广顺年间划归曹州。【考察：以上两条见于《太平御览》。其余郡县记载缺略不全。现在考察本书各志，多取自《五代会要》，谨将《五代会要》的相关内容附载于后。】后唐长兴三年四月，中书门下奏称：依据《十道图》的旧制，以帝王都城所在地区为上等；本朝都城在长安，所以把关内道列为第一。如今宗庙宫阙都在洛阳，请把河南道列为第一，关内道列为第二，河东道列为第三，河北道列为第四，剑南道列为第五，江南道列为第六，淮南道列为第七，山西道列为第八，陇右道列为第九，岭南道列为第十。朝廷同意了。河南道 滑州：酸枣县、长垣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酸枣县重新隶属滑州，长垣县改为匡城县；晋天福三年十月，酸枣县又划归开封府和郑州。】中牟县、阳武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诏令中牟县重新隶属郑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中牟县又划归开封府。】宋州：襄邑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重新隶属宋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又划归开封府。】曹州：戴邑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曹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恢复为考城县。】许州：扶沟县、鄢陵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鄢陵县重新隶属许州；天成元年九月，扶沟县重新隶属许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一并划归开封府。】陈州：大康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汴州；后唐同光二年二月重新隶属陈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又归属开封府。】单州：楚丘县。【梁开平四年四月划归宋州。】砀山县。【后唐同光二年二月诏令说：砀山县，伪梁创建辉州并设置单州后，将治所置于辉州；现在应当重新归属单州，辉州依旧改为砀山县。】汝州：叶县、襄城县。【后唐同光二年十二月，租庸使奏称：两县原属汝州，如今隶属许州。由于最接近京畿，户口又很少，请求重新划归许州，朝廷同意了。】临汝县。【周显德三年三月废除。】密州：辅唐县。【梁开平三年八月改为安丘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辅唐县；晋天福七年七月改为胶西县，以避国讳。】济州。【周广顺二年九月，将郓州钜野升为州，定其地望为上等，划兖州任城、中都，单州金乡等县归属济州；到同年十二月，又划郓州郓城县归属济州，中都县重新隶属郓州。】滨州。【周显德三年六月，诏令将赡国军升为州，定其地望为上等，直属京城；划棣州渤海、蒲台两县归属滨州。】关内道 京兆府：奉先县（梁开平三年二月划归同州；后唐同光三年二月又划归京兆府）；武功县、好畤县（后唐长兴元年五月，诏令将临等四乡并入二县，隶属京兆府）；渭南县（后周显德三年四月划归华州）；同官县（梁开平三年三月划归同州；后唐同光三年七月划归耀州）；美原县（后唐同光三年七月划归耀州）；华州：洛南县（后唐同光三年六月，河中府奏称，韩城、郃阳、澄城三县原为伪梁划归本府；现请将澄城县重新设置为同州所属，韩城、郃阳二县也暂属同州，朝廷准奏。天成元年七月，敕令韩城、郃阳二县重新划归同州）；陇州：汧阳县、汧源县、吴山县（后唐长兴元年五月，依旧划归陇州）；泾州：平凉县（后唐清泰三年正月，泾州奏称，平凉县自吐蕃侵扰渭州后，暂以平凉县作为渭州治所，于是撤销平凉县；又有安□、耀武二镇，兼属平凉，赋税征收和节日事务都没有县级机构管理。现请求重新设置平凉县，管理安□、耀武二镇的八户，朝廷准奏）；临泾县（后唐清泰三年二月，原州刺史翟建奏称，本州自吐蕃侵扰后，暂以临泾县作为治所。临泾县原属泾州，泾州刺史只负责捕盗，百姓则由泾州管理；既然没有所属县，刺史的职能也无法施行，现请求将深泾划归本州，朝廷准奏）；鄜州：鄜城县（梁开平三年四月改名昭化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鄜城县）；咸宁县（后周显德三年三月十日废除）；威州（晋天福四年五月，敕令将灵州方渠镇升为威州，隶属灵武，并将宁州木波、马岭二镇划归威州；后周广顺三年三月改名环州，显德四年九月降为通远军）；衍州（后周显德五年六月废为定平镇，隶属邠州）；武州（后周显德五年六月废为潘源县，隶属渭州）。河东道。

译绛州（梁开平四年四月划归晋州；后唐同光二年六月又划归河中府）；慈州、隰州（后唐同光二年六月划归晋州）；仪州（梁开平三年闰八月，诏令说兖州辖境内已有沂州，于是将仪州改为辽州；晋天福五年三月与沁州合并，划归潞州；天福六年七月又与沁州合并，划归太原）；解州（后汉乾祐元年九月，升解县为州，划河中府的闻喜、安邑、解三县作为属县）；河中府：稷山县（后唐同光二年正月划归绛州）；慈州：仵城县、吕香县（后周显德三年三月降级）。河北道。镇州（后唐同光元年四月改为北京，至十一月又改为成德县）；幽州：北平县（后唐长兴三年八月改为燕平县）；沧州：长芦县、干符县（后周显德三年十月并入清池县）、无棣县（后周显德五年改为保顺军）、弓高县（后周显德六年二月并入东光县）；博州：武水县（后周显德三年十月并入聊城县）；深州：博野县（后周显德四年五月划归定州）；泽州（梁开平元年六月划归河阳；开平四年二月又划归潞州）；德州（晋天福五年十一月迁至长河县，以长河县作为治所）；泰州（后唐天成二年三月，将奉化军升为泰州，以清州县作为治所；至晋开运二年九月迁至满城县；至后周广顺二年二月废除泰州，将满城县划归易州）；雄州、霸州（后周显德六年五月，以瓦桥关设置雄州，将归义、容城二县划归雄州；以益津关设置霸州，将文安、大城县划归霸州。两州的地望都定为中州，因为当时刚刚平定关南地区）。剑南道。蜀州：唐兴县（梁开平二年八月改为陶胡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唐兴县）；彭州：唐昌县（梁开平二年八月改为归化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唐昌县）。江南道。杭州：临安县（梁开平二年正月改为安国县）；福州：闽清县（梁开化元年十月迁至梅溪场设置）；苏州：吴江县（梁开平三年闰八月，两浙奏请与吴江、松江设置县）；明州：望海县（梁开平三年闰八月，两浙奏请设置）；处州：松阳县（梁开平四年五月改为长松县）；秀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两浙钱元瓘奏请以杭州嘉兴县设置）；湘州（晋天福四年四月，湖南马希范奏请以湘州县设置州，同时设置清湘县，并将灌阳县划归湘州，朝廷准许了他的奏请）。淮南道。寿州（后周显德四年迁至颍州下蔡县，仍以下蔡县为倚郭县，以旧寿州改为寿春县）；盛唐县（梁开平二年八月改为▯山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盛唐县）。山南道。复州（梁乾化二年十月划归荆南；后唐天成二年五月又划归襄州；晋天福五年七月直属京师，并改为防御州）；果州（后唐天成二年五月隶属利州）；唐州：慈丘县（后周显德三年三月废除）；邓州：临湍县（后汉乾祐元年正月改为临瀬县，以避庙讳）；菊潭县、向城县（后周显德三年三月废除）；商州：乾化县（后汉乾祐二年六月改为乾祐县，划归京兆）；襄州：乐乡县（后周显德六年二月并入宣城县）。陇右道。秦州：天水县、陇城县（后唐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称，现辖长道、成纪、天水三县之外，还有十镇征收赋税，都由镇将主管。现请求将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并入归化镇，恢复旧置的陇城县；将赤砂、染坊、夕阳、南冶铁务五镇并入赤砂镇，恢复旧置的天水县；将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划归长道县，朝廷准奏）；成州：同谷县、栗亭县（后唐清泰三年六月，秦州奏称，阶州原辖将利、福州二县，但并没有迁镇；成州原辖同谷县，其余地方都是镇，直接负责征收赋税。现欲将成州西南部邻近且便于管理的各镇合并到同谷县。成州东部的四镇另设一县：州西南有府城、长丰、魏平三镇，其地东至泥阳镇界二十五里，北至黄竹路、金砂镇界五十里，南至兴州界三十里，西至白石镇界一百一十里，西南至旧阶州界砂地岭四十五里；将这三镇的辖界并入同谷县，撤销镇的名额。成州东部有胜仙、泥阳、金砂、栗亭四镇，其地东至凤州姜赡镇界十五里，南至界州界二十里，北至高桥三十五里，西至同谷界三十五里，北至秦州界六十七里；拟将这四镇的土地合并设置栗亭县。征收赋税由县司负责，捕盗由镇司负责，朝廷准奏）。岭南道。潘州：茂明县（梁开平元年五月改为越常县，至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茂明县）；桂州：纯化县（梁开平元年五月改为归化县，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恢复为纯化县）；邕州（晋天福七年七月改为诚州，以避庙讳）；溥州（晋开运三年三月，升桂州全义县为州，仍将全义县改为德昌县，并把桂州的临川、广明、义宁三县划归溥州，这是依从湖南马希范的奏请）。《旧五代史》卷一百五十。《旧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证。《志》十二《郡县志》：曹州的戴邑。按：《职方考》记载，开平元年将曹州的考城县改名为戴邑，划归开封；这里仅说“曹州的戴邑”，没有明确说明其沿革。其中有阳武、长垣、扶沟、考城等县。阳武，原本误作“武阳”，今据《唐书·地理志》改正。华州的洛南县。按：这里注文所记载的韩城、郃阳、澄城等县，似乎与洛南县没有关系。据《职方考》，洛南县原属商州，后周时划归华州。此处原文应当是脱去了洛南县沿革的注文小字，又脱去了“同州郃阳县、澄城县、韩城县”等大字。现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勘，姑且仍依旧本，并附记于此。湘州。按：原本把“湘州”二字误作小字，与注文连成一段，接写在“秀州”注文之后，文意并不相属。考察《唐开元十道图》，潭州、鄂州等州原属江南道，因此湘州应另列一条，作大字；天福四年四月马希范奏请设置湘州等语，作为小字注文。现已改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