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名臣奏议》，诏令奏议类第二，奏议之属，提要。臣等谨按：《名臣奏议》一百五十卷，为宋代赵汝愚编纂。书前有淳熙十三年的奏札说：“我曾任职三馆，得以阅览秘府四库所收藏的文献，以及历朝史官记载的忠臣良士关于便宜施行的奏章，收集编次起来，几乎有一千多卷。由于文字杂乱，查阅十分疲劳。自从暂任闽郡知州，便利用政事之余，按事情列出目录，依类别编次，删去重复和不合者，仍有数百卷，分成一百多门。从建隆开始，直到靖康，推究考察数月，才粗略看出事情的始末。如果不删繁就简、提纲挈领，恐怕会劳烦皇帝深夜阅览。我想再从其中选择最精要、最重要、尤其切合治国之道的奏议，每抄写成十卷，分次进呈。”又有淳祐庚戌年史季温的序文说：“此书起始于闽郡，进呈于锦城，经过多年，屡次删选，才编成此书。所以取舍颇为慎重。他自称：上可以了解时政得失和言路通塞，下可以为有关官署保存旧事资料。其根本目的，是补备史官遗漏，并非夸饰。”全书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下分一百一十四个子目。每篇末尾都附注该人的官职和奏进年月，也极其详尽严谨。他的奏札自序和史季温的序文都称《名臣奏议》，而本书题为《诸臣奏议》，难道是因为其中有丁谓、秦桧等人，才改了书名吗？考察朱子《语录》说：“赵子直想把奏议分门编纂，先生说：‘只是按每个人编好。过去谈到旧编的精义时，我说按人从始至终编纂，是有用意的；如今一概删割，又拆散开来，就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了。’”如此等等。现在这部集子仍按门类划分，而不是按人物划分，没有采用朱子的说法。大概按人物划分，可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尽见其是非得失，是为论世者考虑；按事情划分，可以参照考察古今，尽见事情沿革和利弊，是为经世者考虑。平心而论，赵汝愚的见识是很大的。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目录。君道门。君道；帝学。政体；慈孝。恭俭；法祖宗。用人；广言路。勤政；听断。诏令；风俗。帝系门。尊号；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嫔御；宗室。公主；外戚。天道门。祥瑞；灾异。百官门。宰执；侍从。学士待制；经筵。台谏；给舍。六部；寺监。馆阁；史官。东宫官属；内侍。三衙；诸将。帅臣；奉使。监司；守令。官制；谨名器。省官；优礼。荐举；考课。重视外官；久任。致仕辞；防补。戒敕；辞免。朋党；转对。见辞谢。儒学门。学校；贡举。制科；武举。学术；释老。方技。礼乐门。郊祀；明堂。祖宗配享；宗庙。濮议；褒崇先圣。群祀；朝会。临幸；宴飨。丧礼；谥法。礼典；士庶五礼。雅乐。赏刑门。赏罚；法令。禁约；恤刑。议狱；赦宥。锡赉。财赋门。理财；税赋。宽防；劝课。营屯田；荒政。内帑（封桩库）；常平义仓。茶法；盐法。新法。兵门。兵议；禁卫。州郡兵；民兵。蕃兵；马政。方域门。宫禁；都城。河议；营造。边防门。辽夏；青唐。高丽；女真。蛮猺；盗贼。总议门。总议。

译《宋名臣奏议》原序。古代臣子用来告诫君主的文字，已经无法详细考知了。考察《尚书》，皋陶陈述他的谋略，伊尹作《伊训》，傅说作《说命》，周公作《无逸》，大体上都是后世谏诤文的先例。至于《君奭》篇，是周公告诫召公的，其中既逐一列举商代的诸位臣子，又说：“有虢叔、闳夭，有散宜生、太颠，有南宫括”，并且列举周代的贤臣，再次加以说明。大概古代圣贤相互告诫、相互勉励，无不是以前代贤人为法。虽然五位贤臣的谋略已经无法看见，但推究周公的话，仍可想见他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汉朝兴起后，将相名臣的议论，主要务求宽厚。我想当时兰台、石室收藏的文献，金匮、玉版记载的内容，以及一时名臣的奏陈，未必没有汇集在这部书中。到了汉武帝、汉宣帝以后，担任博士、议郎、充任中朝顾问应对之职的人，却没有听说他们提出一句话告诫君主。难怪武帝、宣帝时期的政治，不能守住汉高祖、汉文帝的旧制。像魏相列举汉兴以来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所提出、奏请施行的主张，虽然可以说把握了国家治理的大体，但考察当时滥杀赵盖、韩杨等人的情形，又开启了金日磾、张汤、许广汉、史高等外戚权贵逐渐得势的开端。汉宣帝虽是中兴之君，却也成了祸乱的奠基者；如果只是把这些列为旧事陈述，又哪里谈得上真正的意义呢？只有我国朝淳化时期的美好纲纪，远承三代。小臣不才，私下考察历朝的国论，看到淳厚之风形成于立国之初，中正之风形成于庆历年间，矫激之风兴起于熙宁以后。正当淳厚之时，如同太羹、玄酒，味道淡而有深意；朱弦、疏越，音调纯正。到了中正之时，便如凤凰在朝阳下鸣叫，听见的人都歌舞欢欣；如法筵上的龙象，听闻的人受到激励而奋发。到了矫激之时，则像严冬的霜雪，松柏也不凋零；像惊险湍急的风浪，巨石也不转动。根据诸臣的言论来考察一代的政治，虽然医生用药各不相同，但参、苓、乌喙都足以发挥药物治病的作用。所以当时公道大行，臣下尽情进言而无所隐瞒，忠言极谏都汇集于朝廷，流芳于史册，足以作为垂示万世的宏大准则。到了绍圣以后，议论反复无常，以一个人的言论钳制天下人的言论，以一个人的眼光遮蔽天下人的眼光，祖宗的良法美意再也没有保留下来。先朝名公巨卿的奏章连篇累牍，难以一窥全貌；但概括其大纲，无非是敬畏天命、效法祖宗、体恤人言。然而有人却用“三不足”的说法反过来否定这些原则，于是小人承袭其说，给天下带来祸害。最初制造这种错误的人，我没有不痛恨王安石、吕惠卿的。前人的明鉴和覆车之戒，凡是有志于国家的人，难道可以舍弃这些而另求其他吗？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赵公过去曾编纂《类国朝名臣奏议》，起始于闽郡，进呈于锦城，已经上达皇帝阅览。自淳熙至今，已经超过六十年了。蜀地旧刻本已经毁于战乱，赵公的孙子尚书、阁学赵必愿继承祖业出任镇守，曾命人刊刻，却没有完成。恰逢我史季温以按察之事代理郡政，便捐出钱财，命郡文学掾朱君貔孙继续完成此事。想到从前我的祖父芗室，曾受到忠定公的知遇，也曾同蜀地名流参与讨论编纂之列。如今既完成了尚书的志愿，也可以发扬先祖的旧事。从今以后，让这部书收藏在家中，用它来告诫君主，推广到治理国家，使我宋朝恢复淳厚美好的政治，仍然是有希望的。《诗经》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永远继承它。”这正是我们两家臣子世世代代拳拳不忘的忠心。淳祐庚戌年立秋日，朝请大夫、权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提举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温作序。进呈《宋名臣奏议》的奏札。臣曾读《汉魏相传》，看到魏相喜欢考察汉代旧事和便宜施行的奏章，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如今的要务只在奉行旧有典章而已。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无不自有一代的规模制度；这些制度切合时势而容易实行，不必远求异代的方法。所以魏相担任丞相时，多次分条列举汉朝兴起以来国家便宜施行的旧事，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主张，奏请施行；这是最能说明治理国家要领的做法。臣学术浅陋，不足以仰慕古人万一，然而过去曾充任三馆官员，得以阅览秘府四库所藏，以及历朝史官记载的忠臣良士便宜施行的奏章、论议，其明白切实并不愧于汉代儒生。臣私下欣羡，于是收集编缀，历时渐久，箱中所藏几乎有一千多卷。但臣见识迟钝，不能强行记忆；每当追究一件事的始末，就苦于材料杂出于各家，文字杂乱，查阅十分疲劳。自从前日蒙恩暂任闽郡知州，便利用政事之余，与几位同僚友人按事情列目，依类别编次，删去重复和不合者，仍有数百卷，分成一百多门，从建隆开始，直到靖康；推究年月，大体看出了事情的始末。上可以了解时政的得失、言路的通塞；下可以为有关官署保存旧事资料，为史官补充缺漏。虽然要广泛记载、完备陈述，务必保存圣代的典章，但如果不删去烦杂、举出纲要，恐怕会劳烦皇帝在乙夜阅览。臣想再从其中选择最精当、最重要、尤其切合治国之道的奏议，每抄写成十卷，便作为一次进呈。恭伏希望陛下有时在闲暇燕居之际，深加考察详阅，也许可以借助这些如药石般的规诫，取得微小的补益。这样，臣虽然身处岭海之地，也仍如同每日侍立在陛下冕旒旁边一样。这是臣的大幸，大幸。若蒙圣慈允许臣所奏，伏乞送尚书省札付臣，令臣遵照诏旨施行，请陛下裁定。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所奏办理。

译进呈《宋名臣奏议》的序。臣私下认为，国家治乱的根源，只在于言路是否通畅。言路一旦畅通，人的邪正、事情的利害，都能据实上报。君主据此任用或罢黜、兴办或废止，没有不恰当的，所以国家没有不治理好的。言路不通，人的邪正、事情的利害，都堵塞在上达君主的途中；即使偶然听到，也未必能得到真实情况。君主据此任用或罢黜、兴办或废止，不能恰当处理，所以国家没有不混乱的。臣曾据此遍观前代历史，上自周、秦，下至五代，相隔数千年，或治或乱，都遵循同一规律。如此说来，天地间最根本的道理、古今不变的常道，再没有不同于此的了。恭敬地想到我宋太祖艺祖开创基业，历代圣君继承事业，深厚的仁德恩泽一脉相传。至于崇建三馆、增加谏官名额、允许给事中和舍人封还诏书、要求侍从官进献意见、恢复唐代转对制度、设置汉代方正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开阔君主的视听，容纳正直的意见，像大海包容、苍天覆盖一样不断更新，日益增进；当时人才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到了王安石担任宰相，专力推行新法，违背众意而自以为是，又担心人们不服从自己。于是把守成老臣指为流俗，把公正舆论说成浮言，排斥抛弃忠良之臣，几乎一时之间做尽了。从此以后，谄谀之风盛行，朋党之祸兴起。臣恭敬地看到建隆以来诸臣的奏章，考察年月，大概在庆历、元祐年间最为兴盛，而在熙宁、绍圣时期最为衰败。正当兴盛之时，朝廷各项事务稍有过失，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小吏，都可以尽情进言、极力劝谏，没有什么忌讳。他们的争论如果不能停止，甚至会发展到全国士人都拼死竭力抗争。当时难道没有人认为这对进言者不利吗？有人说他们强行喧扰以求取名声，结党营私以谋求利益，企图动摇君心。然而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最终都善待并容纳他们，所以治理成效卓著，士气也因此增强。到了衰败之时，朝廷有重大升降黜陟、重大政令，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议论；即使偶尔有人进言，言辞也曲折畏避，终究不能感悟君主的心意，而献媚取宠的人便认为内外安静，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议论。却不知道祸乱的苗头正从潜伏之处发生，今天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臣仰想陛下天资睿智明察，圣学深厚美善，并不是群臣所能仰望的。陛下考察古训，虚心接受直言，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勤勉不倦；又曾命馆阁儒臣编纂《类国朝文鉴》，奏议一百五十六篇，仍嫌它过于简略。如今陛下不因为臣既愚昧又浅陋，反而再次允许臣尽情进献这部书。愿陛下在万机之余，幸而赐予详阅考察，推究观看庆历、元祐诸臣的言辞；他们的意见如果被采纳，成效是如此显著，熙宁、绍圣诸臣的言论如此切直，而本人却被放逐并造成那样的祸害，那么国家的治乱、言路的通塞，大概就可以从中得到鉴戒了。臣不胜恳切至诚，臣赵汝愚谨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宋代赵汝愚编。君道门。君道第一。司马光上奏仁宗，论述君主有三种大德。臣恭蒙圣恩，不因臣没有才能而擢升臣为谏官。臣自幼学习先王之道，心里想对当时有所帮助，因此即使身在外地担任其他官职，也愿竭尽愚诚，陈述国家的急务。何况如今站在陛下左右，以进言论事为职责。陛下仁慈圣明、聪慧明察，孜孜不倦地求取谏言；群臣即使有狂妄偏激、愚昧荒谬之言，触犯忌讳，陛下也都包容宽赦，从未加罪。这实在是微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趁此时倾吐胸中所有，以报答陛下延纳谏言的心意，那就不能把自己与常人相比，死后也有余罪。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大德有三种：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所谓仁，不是小小的姑息迁就；兴教化、修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这才是君主的仁。所谓明，不是繁琐苛细、暗中窥察；懂得道义，认识安危，分辨贤愚，辨明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所谓武，不是刚强暴戾；只要道义所在，便果断决定而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这才是君主的武。所以有仁而不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不武，就像看见禾苗长满杂草却不能除草。有武而不仁，就像只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能安定强盛；缺少其中一种，国家就会衰弱；缺少其中两种，国家就会危险；三种都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这个道理从未改变。臣不胜区区之诚，冒死忘生地进言。臣私下看到陛下天性慈惠，谨慎细微，接近下臣，像父母一样养育百姓，广泛爱护众生，即使古代先圣先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自陛下即位以来，将近四十年，早晚勤勉不懈，求取至善的治理，而朝廷的纲纪仍有亏缺，民间贫困百姓仍有怨叹。难道是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德教化；或者陛下在仁、明、武三种德性中，即使只有万分之一，也还有未能完全做到的地方吗？臣听《春秋传》说：“赏赐庆典、刑罚威权，这叫作君臣之道。”臣有幸担任起居注，日日侍立在御座旁，伏见陛下推诚之心治理万物，端坐而深沉默然，群臣各自按自己的意见上奏，陛下却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都认为可以。假如陛下左右前后的股肱耳目之臣全都是忠实正直的人，这样当然最好；但如果出其不意，其中有一个奸邪之人，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善恶是非彼此混杂，如果一概同等对待，不能分别清楚；或者知道谁善却不能赏，知道谁恶却不能罚，那么行善的人日益懈怠，作恶的人日益受到鼓励。行善者懈怠，作恶者受劝，即使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以及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来求取治理，也仍如同凿冰取火、前往楚国却向北行走一样，绝不可能成功。伏望陛下稍稍施予圣恩，以天赋的至仁，展现如日月般的容光，振奋乾刚的威势；对于善行，即使细微也不遗漏记录，对于恶行，即使细小也不不加惩罚。这样，唐虞三代的盛治还有多远呢？（嘉祐六年七月初，授任谏官，上殿进呈有[疑误]，留在宫中。） 司马光上奏仁宗，论述达到治世的道理有三条。臣听说，达到治世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三条：一是任用合适的官员，二是赏赐必须兑现，三是惩罚必须实行。《康诰》称赞周文王的德行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威惩应当惩罚的人，使百姓显明。”就是说任用可任用的人，敬重可敬重的人，惩罚可惩罚的人。臣私下看到，国家驾驭群臣的办法，是按任职年限逐步提升品秩，依照资历声望授予官职。假如任职年限积累久了，就不选择此人的贤能或愚昧而把他置于高位；资历声望相称，就不询问此人的才干能否胜任而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人的才性各有所宜，官职的职责也各有所守。自古任用贤能最为盛大的时代，没有超过唐虞之际。然而后稷负责播种，伯益主管山林，垂担任共工，龙担任纳言，契推行五教，皋陶掌管刑法，伯夷掌管礼制，后夔掌管音乐，他们各自守任一官，终身没有更换。假如让他们轮流调动、换地任职，也未必能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如今群臣的才能本来就不能与这八人相比，却让他们遍任八人的官职；任职远的三年，近的数月，就立即调换离任。这样还希望官职事务得到整治、功业得以成就，必然不可能。还不只是这样：假如有勤勉谨慎的臣子，竭尽心力治理自己的职务，但众人的情意还没有协调，功绩成效还没有显现，上位者怀疑他，同僚嫉妒他，下属怨恨他。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处罚他，那么勤勉谨慎的人没有不灰心丧气的。奸邪之臣炫耀奇异以哗众取宠，培植交情以买取声誉，任官不久，声名便传遍四方，却把祸患和积弊留给后人。在这种时候，朝廷如果因为众人的议论而赏赐他，那么奸邪之臣没有不争相求进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惩罚表面文辞而不追究真实用心。若依据名声行赏，天下人就会粉饰名声以求取功劳；若依据表面文辞行罚，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这样，行善的人未必得到赏赐，作恶的人未必受到惩罚。这就是陛下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早晚勤勉求治，经历多年而太平仍未实现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广泛选拔现任官员，不问他们当初凭什么升进，也不拘泥于资历次序所应担任的职位；让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才能的人担任待顾问之职，有政治才干的人担任守长，有勇气谋略的人担任将帅；明于礼制的人掌管礼制，明于法律的人主管法律；下至医、卜和各种工匠，也都根据才能授予任用，衡量能力安排职务。有功劳就增加品秩、加以奖赏，却不要调换他的官职；没有功劳就降职、黜退、废弃，再另求能干的人；有罪就流放、驱逐或处刑诛杀，不要加以宽贷。这样，朝廷如果不尊重人才，万事就不能治理，百姓就不得安宁，四方夷族就不会服从。臣请求伏受当面欺罔君主之罪。凡臣所说的，都是陛下耳朵厌于听闻、心中素来知道的事情。然而达到治世的要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困难。只是看陛下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臣冒死陈述愚昧之言，恭请陛下裁量选择。（嘉祐六年七月，皇帝阅览此奏，有[疑误]，送交中书。） 司马光上奏仁宗，提出五条规劝。

译臣私下认为，谈论国家事务，如果说大的、远的，就会空泛辽阔，对眼前和日常没有益处，陷于迂阔；如果说小的、近的，就会琐碎繁杂，只是徒然烦扰圣听，失于苛细。臣早晚惶恐疑惑，与自己的内心反复商量，经过几十天，才敢自己决定：与其承受苛细琐碎的责难，不如接受迂阔空泛的讥评。臣伏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国家达到治世的光明美盛，得来艰难而失去容易，不可不谨慎。因此作《保业》：巩固基业、成就太平，因势安定它容易；若功业已经败坏，再顺势挽救它，就困难而费力。因此作《惜时》：预先确定道路就不会困穷，预先安排事情就不会困顿；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眼前的忧患。因此作《远谋》：燎原大火，起于微小火星；怀山之水，漏自细小的水流。因此作《重微》：画出的龙不足以招来雨，画的饼不足以解除饥饿；华美却没有实际，对治理没有益处。因此作《务实》。合起来称为“五规”。这些都是守护国家的要道，也是当今迫切的事务。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游息娱乐之际，集中精神、留心思考，特赐阅览。保业。天下是最贵重的器物，取得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君王最初接受天命时，天下人都与我并肩而立，共同较量智力来争夺天下；等到智力用尽、无法抗争，力量屈服、无法支撑之后，才肯叩头称臣。在这个时候，若有智力相当的，就会形成两个势力；力量相当的，就会形成三个势力；势力越多，天下分裂得越厉害。若不是智力都超过世人，天下就没有办法统一。这不也是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群雄已经臣服，民心已经安定，君臣上下的名分明确，强弱的形势悬殊，那么普通人的性情都会以为子孙万世可以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懈怠之心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滥用武力，穷奢极侈；上天震怒也不顾念，百姓怨恨也不知道，一旦局势崩溃，四方就会迅速糜烂溃败，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懈怠的人沉溺于宴饮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于衰败而不能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有的因强暴而失国，有的因柔弱而失国，但导致失败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不也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观察，自从周王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施行，诸侯纷纷僭越，天下分崩离析，数不胜数，前后共五百五十年，才由秦统一。秦朝残暴地役使百姓，十一年后天下大乱；又过了八年，天下才归于汉。汉朝做天子二百零六年后失去政权，王莽窃取了它；过了十七年，又复归于汉。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灭清除僭伪势力，共十四年后才重新统一天下。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擅朝政，州郡瓦解，彼此吞并侵夺；到了魏氏，天下分为三国，共九十一年后才归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愚昧，宗室制造祸乱，蛮夷乘机作乱，扰乱中原，天下分散为六七个政权，后来又合并为二三个政权，共二百八十八年后才归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局面，沉溺酒色，养成了祸患的根苗，把它当作留给子孙、无法医治的疾病，于是渔阳兵变突然爆发，天下便横遭战乱。肃宗、代宗以后，方镇跋扈，朝廷号令不服从，朝贡也不到，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却像仇敌。国势渐渐衰败，到了五代，三纲颓败断绝，五常也灭亡；玉玺还没有捂热，宫殿还没有住安稳，早晨建国，晚上就败亡，像住在旅舍一样短暂。祸乱接连不断，战争没有止息，流血形成河川，尸骸堆成丘陵；百姓之中没有死尽的，已经没有多少了。于是太祖皇帝接受上帝的命令，起兵而拯救[原文缺字]。他亲自披甲戴盔，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平天下。那时，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也不得安稳，只为子孙建立太平的根基；大功还没有完成，太宗皇帝继承他的事业而完成了它。共二百二十五年之后，大禹所到之地重新混合为一，百姓遗留下来的后代才开始能够休养生息。由此看来，上下共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中还时时有小规模的祸乱，无法全部列举。国家自从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平安无事。这样看来，三代以来，治理太平的时代没有比今天更加兴盛的了。如今百姓有十金的财产，尚且认为那是先人辛苦经营、劳心劳力才留下的，谨慎守护，不敢失落。何况我们承继祖宗光辉美好的事业，全部拥有四海，传国万世，难道不应当重视吗？难道不应当谨慎吗？《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心中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周书》说：“心中忧虑危惧，就像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天的薄冰。”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谨慎勤勉，想到祖宗的辛劳，体会帝王事业来之不易，以古代为鉴来考察今天，知道太平时代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这样，天下百姓乃至鸟兽草木，就没有不感到万分幸运的了。珍惜时机 夏至，是阳气达到极盛的时候，但阴气在这时开始产生；冬至，是阴气达到极盛的时候，但阳气在这时开始产生。因此，盛衰相互承接，治乱相互产生，是天地永恒的常理，也是自然运行的极数。《周易》中说，泰卦发展到极点就变为否卦，否卦发展到极点就变为泰卦；丰盛亨通时，应当像太阳正中一样。孔子解释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蚀；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节推移而消长，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反而更加警戒恐惧，所以能够保全美好的声誉，长久无穷。凡是要守住太平事业的人，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像守护大宅一样。假如现在有一所大宅，要把它传给子孙，作为无穷无尽的准则，就一定要夯实堂屋的地基，加固柱石，强化栋梁，厚实茅草屋顶，提高墙垣，严密门闩锁钥。建成以后，还要选择品行良好的子孙，让他们谨慎守护，每天察看、每月巡视；歪斜的扶正，破损的修补。这样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会倾颓毁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乐，是国家的柱石；公卿，是国家的栋梁；百官，是国家的屋盖；将帅，是国家的墙垣；铠甲兵器，是国家的门闩锁钥。这六项，不能不早晚挂念思考。

译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地守护祖宗已经制定的法令，只要不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不因防备谄媚而败坏它，就能世代相承，没有尽头。等到因为安逸欲望而毁坏它，因为拒绝谄媚而败坏它，上天在上面震怒，百姓在下面怨恨，一旦天下涣散而离弃它，那么即使有仁慈、聪明、恭敬、节俭的君主，焦心劳力，也仍然不能挽救日渐衰败的命运，最终颠沛流离而不能振作。唉，难道不可以引以为鉴吗？如今国家正处在承平之时，建立纲常，布置法纪，奠定万世的根基，使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枯竭，这些都可以举手投足之间办成。现在失去时机不做，等到后来捶胸顿足、扼腕叹恨，又有什么用呢？《诗经》说：“我每天不断前进，月月不断努力，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了你的先人。”时机啊，时机啊，实在是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长远谋划 《周易》说：“君子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它。”《尚书》说：“谋划要长远。”《诗经》说：“谋划如果不长远，因此要大力进谏。”从前圣人教导百姓，叫他们正值暑热时准备寒冷之物，正值寒冷时准备暑热之物。《七月》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市井中做小买卖的人，尚且知道干旱时准备船只，水灾时准备车辆；夏天储存皮衣粗布，冬天储存细葛布。那些只图苟且偷安、勉强活命的人，早晨还醉饱，晚上就饥寒交迫；即使同样列入编户，贫富也一定不同。何况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不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策，不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吗？《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取下桑树根皮，把窗户门户缝缀牢固。现在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说的是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取下桑树根皮”，说的是从隐僻之处访求贤才；“把窗户门户缝缀牢固”，说的是修明整顿政治。桑树根皮，是猫头鹰用来加固巢室的东西；贤能俊杰，是英明君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人才。国家既然巩固了，即使有欺侮它的人，又有什么妨害呢？臣私下看到，国家每当边境有紧急情况，军书接连传来，或者某一地区发生饥荒、饿死的人遍野时，朝廷之上便焦心劳思，废寝忘食地为此忧虑。在这种时候，总是说将帅没有选好、士卒没有训练好、牧守没有选贤、仓廪不充实，追究前人的责任，认为他们平时没有做好防备和抵御。幸而烽火停止、五谷丰登，明主便在上面举杯祝寿，群公百官在下面歌颂太平，纵情娱乐，安然自以为从此长久不会再有忧患。唉！假使从今天以后，四方夷族不再侵犯边境，水旱灾害也不再发生，那当然很好。如果仍然不是这样，那么上天的幸运又怎么能够一再依赖呢？陛下为什么不在闲暇时试着思考这些问题？万一边疆有警报，饥荒接连发生，那么可以任用的将帅是谁？可以倚赖的牧守是谁？即使他们在千里之外，也要使他们经常像在眼前一样清楚。至于兵甲武器是锋利还是钝劣、金钱粮食是充足还是亏空，也都不能不预先知道、提前谋划。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去寻找办法，就已经晚了。四方夷族、水旱灾害，还是事情中较小的。又有比这更大的事情，陛下也曾经停留片刻认真考虑过吗？《诗经》说：“那位圣人，能看到百里之外的事情；这些愚人，却因轻狂而反以为喜。”这是说，长远的谋划难以被人理解，眼前的话却容易实行。谋划长远，就好像迂阔；既然像迂阔，众人就都会忽视它。它造成的危害极其惨重，却没有迫在眉睫的急迫感；它带来的利益极其巨大，却没有早晚即可验证的结果。因此，愚昧的人拍掌讥笑它迂阔，也是可以理解的。国家的制度规定，百官不得长期处在同一职位上，要求他们很快建立功绩，对他们的过失却要全面追究。所以，有的人培植交情、粉饰声誉，等待升迁；有的人只求保全自身、避免过错，等待离职。上至公卿，下至斗食小吏，除非是忧虑国事而忘却私利的人，大多怀有苟且应付的打算，没有人肯为十年后的事情规划，更何况考虑万世的忧患呢？如果不是陛下警醒地作长远观察，勤勉思考，日复一日，长久不停，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这正是臣日夜痛心流血、忧虑不已的原因。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认为天下的形势正患有严重的浮肿，又患有筋脉拘急、肢体偏枯，并且患有痱病。陛下看看如今国家安定牢固，公私财物充实，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文帝时相比，谁更好？这样说来，天下的疾病岂不是更加严重了吗？现在不加治理，必定成为顽疾。到那时陛下即使想治理，恐怕也来不及了。治理的方法没有什么奇特巧妙之处，只在于察看病情的缓急，选择药物的优劣，随病情而攻治，不要只求眼前短期的功效，只期望达到万世的安定罢了。重视细微之处 《虞书》说：“战战兢兢，勤勤勉勉，一天之中有万件事情需要处理。”什么叫“万几”？“几”的意思是细微，指的是对万事的征兆都保持警戒恐惧。水势微小时，捧一把土就可以堵住；等到水势盛大时，就会冲走木石、淹没丘陵。火势微小时，一勺水就可以扑灭；等到火势盛大时，就会烧焦城邑、焚烧山林。所以，在祸患尚微小时治理，用力少而功效大；等到祸患强盛时治理，用力多而功效小。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平息它，天下暗中受到他们的恩泽，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周易·坤卦》初六爻说：“脚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点。《坤卦》初六爻，在音律上对应林钟，在历法上对应建未之月；这时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开始萌发，万物还没有察觉。因此圣人谨慎地说：“脚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做人君的，应当在邪恶尚未显形时断绝它，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堵塞它。《系辞》说：“能够知晓事物的细微征兆，真是神明了！君子知道防止祸患，知道使事物彰显，知道以柔制刚，知道以刚制柔，就会成为众人的希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鲁公说：“天刚亮就早起，端正衣冠；天亮临朝听政，思虑国家的危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任何一件事失去常理，都是动乱灭亡的开端。君主如果以此思考忧患，那么忧患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讨伐蜀地，平定了叛乱。宰相请求任命王继恩为宣徽使，太宗不答应，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就是宦官参与执政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说王继恩功劳很大，其他官职不足以赏赐他。太宗大怒，严厉责备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予他。真宗皇帝想和章穆皇后及后宫妃嫔游览内库，章穆皇后推辞说：“妇人的性情，看到珍宝财货，不能没有求取之心。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事的地方。如今把它耗散在妇人身上，不是重视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先帝凭借睿智英明、卓越非凡的见识，竟如此深入地防微杜渐，难道不应当牢记吗？从前扁鹊见齐威侯，说：“您的疾病在皮肤纹理之间，如果不治，就会深入。”齐威侯不高兴，说：“医生是贪图利益，想把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来显示功劳。”等疾病到了血脉、肠胃，齐威侯都不相信。等到了骨髓，扁鹊远远看见它，便逃走了。徐福说：“霍氏势力太盛，应当及时加以抑制。” 汉宣帝没有听从，等到霍氏被诛灭，人们为徐福申诉他的功劳，认为预先堵塞烟囱、搬走柴薪的人没有得到恩泽，反而让烧伤头部、焦烂额头的人成为上等宾客。所以，事情尚未发生时的劝告，常常被抛弃忽视；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宴饮安逸、懈怠放纵，是荒淫的根基；奇巧珍玩，是奢侈的开端；甘美的话语、悲切的言辞，是开启侥幸之路的东西；贴耳密语、屏退众人私下说话，是打开防范盗贼之门的做法；不珍惜名位器物，会引导僭越逼迫的源头；假借威势恩宠，就会授予他人凌辱、侵夺的权柄。这六件事，起初都非常细微，早晚亲近玩弄时，看不见它们的危害；但日积月累，最终就会变得深重牢固。等到知道后再改正，就要付出百倍的力量。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考万事防范的重要，阅览《周易》明确的警戒，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明志向，使扁鹊能够及早施治，不让徐福再有预先防范却不被采纳的叹息。这样，就可以在朝廷修明政治而使德泽覆盖四海，在今天治理祸患而使福泽流传万世；从容自得、安闲自在，而光辉功业显赫宏大，难道不是美事吗？难道不是美事吗？务求实际 《周书》说：“譬如制作梓材，既勤劳地进行砍削加工，还要给它涂上丹砂和红色颜料。”这句话是说，治理国家一定要先讲求实际，之后才讲求文饰。使国家安定、使百姓获利，是仁的实际内容；保全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际内容；辨明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际内容；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的实际内容；裁决是非、明确好恶，是政的实际内容；查办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际内容；考察言语行为、试验施政能力，是求贤的实际内容；衡量才干能力、考核功劳政绩，是考察官吏的实际内容；询问安危、访察治乱，是接纳谏言的实际内容；选拔勇敢果断的人、操练战斗，是治兵的实际内容。实际内容不存在，即使文饰十分华美，也没有益处。臣私下看到，如今远方的贫苦百姓辗转死于沟壑之中，却屡次赦免有罪之人，挨家挨户散发钱财，这与仁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根本不稳固，有见识的人都寒心，却修建、扩大道宫佛寺，修饰帝王画像，这与孝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统属纲纪不明，名位器物混乱，却雕刻绘饰文物，修饰仪容，这与礼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众人的心意乖戾，百姓愁苦，却截竹数黍、敲击古代礼器，这与乐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是非错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却钩稽核对簿书，访求前例，这与政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奸邪暴徒不诛，冤屈积结而不处理，却拘泥于细小条文，纠察揭发琐碎过错，这与刑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品行才干出众的人沉沦在民间，却考核文章辞藻，挑剔声韵毛病，这与求贤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才能与职任不相称，职事荒废松弛，却检查核验出身，按照同类资格排列资历次序，这与考察官吏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长远重大的谋划被抛弃而不加省察，却把浅近的言论随时施行，这与接纳谏言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将帅不贤良，士卒不精锐，却大量聚集虚假的数字，只求外表好看，这与治兵的实际内容不是相距很远吗？这十件事，都是只有文饰而没有实际，根本丧失了而末节还在。譬如用胶板做船，用泥土捏成船桨，用破布做帆，用朽绳做缆索，再用丹青绘画、用锦绣装饰，并让偶人驾着它行驶。把它放在平地上，确实光彩鲜明、值得观看；如果用它渡江过河、遭遇风浪，难道不危险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除去浮华文饰，完全重视根本实际；选拔任用贤能官吏，以慈爱子女般的心情惠及百姓；深谋远虑，以保全宗庙；张设布置纲纪，使下属没有觊觎之心；使风俗和厚，使人没有离心怨恨；明确辨别是非，使万事归于正道；诛除奸恶，使威令一定能够施行；任用有益的人，罢黜无用的人，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提拔有功的人，罢退不称职的人，使朝廷没有尸位素餐的官员；察听正直的言论，考察得失，使谋划没有不充分表达的；选择有智谋的将领，训练勇敢的士卒，使每次出征都没有不使敌人降服的。这样，国家就会安稳得像泰山一样，而四方也会因此得到治理；又何必用文采来装饰，用歌颂之声去炫耀，迷惑愚俗的耳目呢？【嘉祐六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向神宗皇帝进言人君修心治国的三个要点：司马光 臣听说，澄清水源，水流就会清澈；巩固根本，枝叶就会茂盛。臣承蒙陛下圣恩，从众臣之中提拔出来，委任为掌管风宪的官员；天下细小的事情，都还不足以拿来向陛下进言，所以斗胆先谈人君修心治国的要点。这确实是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修心的要点有三项：第一是仁，第二是明，第三是武。仁，不是小恩小惠、姑息迁就的意思；修明政治，兴起教化，养育万物，抚养百姓，这才是人君的仁。明，不是烦琐苛细、暗中窥察的意思；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是非分明，这才是人君的明。武，不是强横暴戾的意思；只要是合乎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迟疑，不被奸邪迷惑，不被谄佞改变，这才是人君的武。因此，有仁而没有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没有武，就像看见禾苗中有杂草却不能除掉；有武而没有仁，就像只知道收获而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并且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败；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危险；三项一项也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道理。治国的要点也有三项：第一是任用官员，第二是赏赐必须兑现，第三是惩罚必须执行。人的才性各有所长，官职的职责各有所守。

译自古以来人才最盛的时代，没有比唐尧、虞舜之际更好的了；然而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自守任一项官职，终身不更换。假如让他们轮流来去、调换地方任职，也未必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因此，人主如果确实能够搜罗天下英俊人才，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他们，有功的人用重赏来勉励，有罪的人用严刑来威慑，就像乘坐轻车、驾驭骏马，掌握六根缰绳，挥动鞭子，想去哪里不能到达呢？从前仁宗皇帝时，臣刚任谏官，获得入殿奏事的机会，最先曾陈述过这些话。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义》，在书后的序文中也记载了这些话。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初即位、政治清明，虚心向下询问的时候，臣又把这些话放在最前面，实在是因为臣一生努力学习所得的最精要、最重要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阔，试加以审察；如果果真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臣在圣明时代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治平四年四月，刚授中丞，入殿进言】向神宗皇帝进言五件事情　　　　刘述 臣因为没有才干，承蒙陛下提拔，处在掌管谏诤职责的位置；只是对于朝廷的急务、时政的得失、天下的利弊，还没有能够提出什么明确意见。臣早晚反省，害怕无法辅助圣明的思虑、增益盛大的德业，有负陛下任用差遣臣下的心意。因此臣曾经反复思考，得到如今最应当优先办理的几件事情，谨慎分条列出，进呈给陛下知道。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昧，宽恕臣狂妄而浅陋的言论，留心审察并裁择，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听说，帝王接待、对待万物和臣民，首先要以至诚，不能依靠权术计谋。我遍观六经的宗旨，没有不以至诚为根本的。至于治理天下国家，也只在于使心意真诚罢了。只有至诚，才能使万物有始有终，才能事奉神明、接待他人；真诚达到极点，即使无情的金石也尚且可以感动，何况是有知觉的人呢？因此，人君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也会以至诚事奉君上，《易经》说“诚信彼此交感，以诚信来激发志意”，就是这个意思。考察古人，何尝不是如此？《诗经》说：“呦呦鹿鸣，吃着野外的苹草。”解释的人说：“鹿得到苹草，呦呦鸣叫着互相呼唤，内心的恳切真诚自然流露出来。”这就是说，周文王以至诚对待臣下，就像鹿彼此鸣叫相呼唤一样，无不出于内心的恳切真诚。人君能够以至诚对待臣下，而臣下不尽心竭力来报答君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诗经》说：“忧心忡忡，连车夫也困苦疲惫。”这是说臣下忧虑君主到了极点，以至于车夫也都劳苦病困；他们报答君上的心情，究竟会怎样呢？如果依靠权术计谋来对待他人，而不凭借至诚，那么人们也将用不真诚来侍奉他。这不是感动人心的方法。不仅不足以感动人心，还会使人产生轻视朝廷的念头，为什么呢？依靠权术计谋的人，在这里做一件事，心意却放在那里；人们会说：“如今这样做，心意并不在这件事上，大概另有企图罢了。”这恐怕不是人主用来取得天下敬重的方法。所以，权术计谋是淳厚德行的弊病；普通人使用它尚且不合适，何况尊贵的人主呢？臣担心辅导陛下的臣子有人用这种办法诱导陛下，陛下相信而实行它，只会成为自身的牵累，对于增益盛德却看不出有什么帮助。臣又听说，圣人不把独自的见解当作明智，而是采纳群臣的意见。以尧那样的圣明，知道臣下贤能，也不自行任用，必定等群臣共同推举之后，才裁定是否试用。对于罢退不肖之人，也是这样。当鲧败坏宗族声誉时，尧知道他不可任用，但四岳认为他有才能；尧对于鲧不敢只凭自己的判断而不用他，最终还是顺从四岳的话试用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尧心里认为鲧会败坏宗族声誉，这一点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而群臣认为他有才能的人又很多，并且他未能成功的政绩当时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不敢只凭自己的判断作决定，而要听从众人的意见。况且，人君自行决定，不能作为天下世代遵循的法则；这是尧、舜用心的地方，也是后世应当实行的道理。然而浅陋的儒者却认为，人君一定要掌握独断的权力，使威势和福赏都出自自己，臣下不能参与，这样人君之道才尊贵。唉，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政务万端而琐碎，臣民又众多繁杂，却想凭一个人的聪明来裁决，古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谓独断，是同众人谋议后由自己作决定，并不是说不向下面询问、只由上面独自发出决定。不向下面询问而独自从上面发出决定，叫作自用。人君一意自用，即使每件事都能合乎道理，尚且会获罪于古人，何况还不能全部做到呢？辅导陛下的臣子中如果有人拿这种说法来误导陛下，陛下相信并实行它，也只会成为自身的牵累，对于增益盛德却看不出有什么帮助。臣又听说，人承受天地初始的元气而生，所承受的元气有厚有薄，所以资质有美有恶的区别。至于能言善辩还是迟钝木讷，出于人的自然禀赋，并不决定资质的美恶。因此，资质美好而言辞木讷，不妨碍他成为君子；资质恶劣而言辞善辩，也不妨碍他成为小人。识别人的方法，应当观察他的资质本性如何，不应当比较他是善辩还是木讷。从前汉文帝登临虎圈，喜爱那个代替上林尉回答禽兽簿籍、答得非常详尽的啬夫，下诏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这两个人谈论事情时，尚且有时不能把话说出口，难道要让他们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口齿伶俐吗？如今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破格提拔他，臣担心天下人会随风而动，争相讲究口才而丧失实际；况且下级受上级影响，比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还快，举措不能不慎重。”于是汉文帝停止此事，没有任命啬夫。当时，汉文帝能够忍住自己对所喜爱之人的偏爱，听从正直的进言，天下人无不认为他贤明。到了汉武帝末年，田千秋只凭一句话就取得宰相职位并被封侯，单于听说后说：“汉朝设置丞相，并不是任用贤能；一个狂妄男子上书，就能得到这个职位。”中国天子的所作所为竟引起这样的议论，被夷狄轻视嘲笑，难道不应当格外慎重吗？孔子说：“靠口才应付人，多次被人憎恶；佞人有什么用呢？”言论足以作为天下准则的，应当没有比孔子更合适的了。臣希望陛下深信这一点，以汉文帝、汉武帝为鉴，不要尊重那些喋喋不休、巧言善辩的人，使朝廷内外听到这个道理后，不敢用虚浮言辞来迎合应付，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译臣又听说，君主的言语就是发布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天下就会像风吹草偃、影随形动一样响应，所以不能不慎重。《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大概发布命令如果不慎重，那么施行起来就一定会有不妥当的地方。施行而不妥当，就必然要改弦更张；如果又不审慎，就必然改到第二次、第三次。命令反复修改到这种地步，天下究竟应当听从哪一个呢？因此，古代的人君将要发言时，一定先在心中考虑，再向众人咨询，同故老大臣商议决定，然后才施行。所以命令一经发出，就像汗水流出后无法收回一样不可反悔，像金石一样确实不可更改。如今命令发出后，下边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就已经追改了；一旦发出使令，执行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就已经更换了。不知道陛下身边那些同您谋划政事的臣子究竟是谁？为什么审慎不足到了这种程度？从前汉文帝时，有人说季布贤能，汉文帝召他想任命为御史大夫；后来又有人说他勇猛而好饮酒，难以亲近，于是让他留在官邸一个月，最后召见后罢免了。季布进言说：“臣在河东任职，陛下无缘无故召见臣，这个人一定是用关于臣的事情欺骗了陛下。如今臣来到这里，却没有接受任何职事，反而被罢免遣回，这个人一定又说臣有什么不可取之处。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召来臣，又因为一个人的诋毁遣走臣，臣担心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后，会因此窥测陛下。” 如今命令一经施行就屡次更改，臣担心天下人窥测陛下，恐怕不只是像汉文帝时那样了。臣希望陛下务必持重，不要轻易改变已经发布的言论；在内心反复研虑，在外广泛咨询谋划，计算它能否长久，一旦决定就一定实行，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又听说，君主总领政务，臣下分掌职务；君主应当安逸，臣下应当劳苦。劳逸如何分配，关键在于君臣是否贤能。因此，君臣都贤能，就会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君主贤能而臣下不贤能，就会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臣私下看到，陛下亲自总揽万机，行动常常超过夜以继日的程度，从来没有休息。那些所谓辅弼之臣，其中一定有才能力量不足以胜任的人；不然，怎么会使陛下辛劳到这种地步呢？如今一县之小，县丞、县尉之职位低下，朝廷尚且考虑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何况天下之大、两府之重呢？荀卿子说：“请问治理政事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贤能的人，不必等到轮次就应当提拔；不能胜任的人，不必等片刻就应当罢免；罪大恶极的人，不必等教化就应当诛杀。”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治理政事的方法。臣希望陛下察看那些不能胜任的人，罢黜他们，提拔贤才并交付给他们职任，也不能稍有迟缓。为什么呢？如今法度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衰败，天下疲弱委靡，一天天走向不能治理的境地；这正是勤勉求取有作为之人、让他们施展作为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不寻求有作为的人并让他们施展作为，却任用庸碌之人，同那些不值得共事的人一起治理国家，等到一旦走向灭亡，又能怎么办呢？那时再按照刑法诛杀他们，对事情也没有补救作用了。臣私下把这比作人患病：病起初在皮肤纹理之间，不治疗，后来传到血脉，药物针石的功效还来得及发挥；到了这个时候又忽然不治，逐渐深入膏肓，即使有仓公、扁鹊，也无可奈何。古人有句话说：“应当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做成可以做的事”，说的就是今天。臣私下观察，陛下凭借英明睿智的资质，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焦心劳苦地谋求治理，一天比一天更加勤勉，虚心来求取正直的言论，好像唯恐来不及。前些时候陛下曾下诏让朝廷内外陈述时政的得失，如今又下诏让朝廷臣僚依次转对，想听到朝廷的缺失，使天下达到安定太平；陛下的用心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切了。臣岂敢不竭尽心思，为陛下详细陈述治理国家的根本和末节，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即使不能在事情将要发生前纠正它，也还希望能够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挽救它。恭敬地希望陛下首先以至诚来驾驭臣下，而不要依靠权术计谋；广泛询问众人的智慧，而不要任凭独断；不要表彰只会口头应付的人，不要发布未经审慎、反复更改的命令；精心寻求那些践行正道、才干丰富、忠诚尽力、有所作为的人，委以重任；这样，血脉中的疾病就可以除去，药物针石的功效也能施加于天下了。臣不胜惓惓愚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杂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 宋代赵汝愚编 君道类 君道二 向神宗皇帝进言十项要务　　　　钱顗 臣每次读史书和经典传记，看到忠义之臣事奉圣明君主，真是没有什么不能沟通，所进言的也没有什么不被听从。臣虽然极其愚昧，却没有一次不掩卷感奋，想着能够得到相应职位来竭尽臣子的节操，或许可以有所补益和报答。承蒙陛下不因臣疏远卑微，让臣担任谏官。臣早晚思虑，无法报答陛下恩遇的万分之一，只有冒昧直言罢了。何况陛下如上天俯临万机，焦心劳苦地处理各项政务，孜孜不倦求得治理的心，即使尧舜考察古道、禹汤责求自身，也没有超过您的地方。臣难道可以只求保持俸禄、苟且安逸而不努力进献意见吗？臣谨慎采集当今的要务，参照祖宗已经形成的训诫，分条列为十件事，冒昧进呈以供陛下听闻。希望陛下赦免臣的愚昧，赐予裁择。第一，讲明做君主的大体。臣听说，“体”就是践履。自古帝王都有治理天下的常法、安抚百姓的要术，可以践履实行。践履合乎正道，天下就会蒙受它的恩泽；践履失去正道，天下就会承受它的弊害，这也是形势必然。唐太宗所以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的人有的说人主必须独自运用威权，不能专门委托臣下；有的想炫耀兵力、振作武威，使四方夷族畏惧臣服。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事、兴作文教，广布德惠；中原安定以后，远方之人自然会服从。朕听从了他的话，告诉天下人，天下大为安宁。”我太宗也曾经同吕夷简谈论达到治理的要点，说：“不如安抚夷族和华夏，调和阴阳，使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整治理，让君主一人端坐而无为。”这些都是前代圣君和后代圣君掌握为君之大体。臣希望陛下效法并实行它，那么祖宗所成就的事业就会在今天重新显现。第二，端正内心以驾驭臣下。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治理家庭要先修养自己；修养自己要先端正内心。

译《左传》说：“端正内心就能端正朝廷，修养自身就能使百姓安定。” 难道这是空话吗？唐代李珏曾经回答唐文宗说：“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每次进献忠言，只是请求太宗不要改变最初的心志。”自古以来，没有谁不是有好的开端，但能够善始善终、完成那种德行的，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美好福分。臣私下看到国史记载，艺祖皇帝的大内建成以后，他坐在寝殿中，命令把各个宫门全部打开，门道都端正直通、开阔通畅，没有堵塞遮蔽，于是对身边的人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臣希望陛下以此为鉴，认真思考，那么一言一行、喜好厌恶就没有不合乎道理的了。第三，审察邪正。臣听说，治国之道的关键只在于了解臣下是邪是正，审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巧诈善辩的人，称作奇才，可以吗？搜刮聚敛、勉强济事的人，称作称职，可以吗？沉静敦厚的人，不能说他们没有才能；砥砺名节的人，不能说他们迂腐空阔。对此只要有一处迷惑，就足以危害朝政。治理国家的人，对于审察君子小人，不能不及早进行。孔子说：“远离佞人。”王弼说：“放逐柔媚善佞的人，这是万世的训诫。”我太宗曾经对近臣说：“只有奸邪之徒肆无忌惮，成为内部祸患，才是最值得深深畏惧的。” 帝王用心办事，常常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点。这正是圣人深思远虑、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杜绝的意思。臣希望陛下把这件事当作警戒，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值得忧虑而不能治理呢？第四，选拔任用大臣。臣听说，《尚书》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身边辅佐只用合适的人。”由此可知，做君主的人即使有最高明的资质、最真诚的本性，也必须经过忠臣贤才辅佐，然后才能安闲地坐在几席之间，安坐而看天下百姓富足。古代谈论极致治理的人，没有谁超过禹、汤。禹得到皋陶，汤任用伊尹，所以王业盛大。因此说：“从前文王、武王在位，聪明圣哲，大臣小臣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说的就是这个吧？”太宗曾经对宰臣吕端说：“朝廷之上本来没有无功受禄、虚授官职的事；只要能进用贤才、罢退不肖，就算称职。”这话说得极其正确。辅弼大臣的职责，关系天下的安危，不能不慎重选任。因此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然后各人都能称职，各项政务才会得到整顿兴办。”臣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而不疲倦，那么天下就幸运了。第五，听取裁决而不受迷惑。臣听说，圣明的君王端坐在宫殿之中，大小臣僚中邪正纷杂，各种意见争相进言。即使如此，君主用耳朵听取之后，也一定要在心中作出裁决。如果不以阿谀奉承为悦，就不会忧虑因悔恨而招致过失。由此可知，君主听取和裁断政事时，难道可以忽视吗？倘若容许片言只语造成迷惑，小则关系到人心的忧乐，大则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因此不可不谨慎。我太宗曾对近臣说：“人君听取和裁断政事，如果能够竭尽诚意，人的真情和虚伪，以及四方远近的情况，就没有不能通达了解的。”臣愿陛下亲自践行并精心思考这番话，不实行小人逐渐浸润人心的谗言，不听亲近嬖幸之人讨好取容的话；任用忠臣贤士而不疑虑，斥退奸邪谄佞而不任用。即使尧舜的聪明，也没有超过这样做的。六是谨慎发布号令。古代命令发布之前，要先商议其是否可以长久实行，然后才向天下宣布；官吏奉行而不敢怠慢，百姓听从接受而不敢忽视。管子说：“凡是国家的重要器物，没有什么比命令更重要。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君主尊贵，国家就安定。”所以《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复。”贾谊也说：“先王掌握这样的政事，坚固如金石；实行这样的命令，信用如四时运行。”这些都是古代激切的言论。如今国家命令一下，便随着事情变化而改动，这能够取信于天下吗？臣听说太祖有一天退朝后，在便殿低头不说话。内侍王继恩进言说：“陛下退朝后不同于平日，不知是什么缘故。”太祖说：“你以为帝王可以轻易行事吗？早晨来时错误地发出了一项指挥，史官一定会把它记载下来，我正因此不高兴。”太祖刚开始总揽万机时，偶然一件事处理失误，忧虑就显现在脸色上，何况发布号令，他难道肯忽视吗？他难道肯忽视吗！臣愿陛下思考祖宗所以谨慎发布命令的道理，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达到大治的。七是公正地实行赏罚。臣听说，赏罚是人主掌握的权柄；如果不是至公之道，就不能施行。赏，是用来表彰天下有功之人的；罚，是用来惩治天下有罪之人的。赏罚与功罪相当，那么行善的人没有不受到勉励的，作恶的人没有不受到阻止的。善人有所勉励，恶人有所阻止，所以朝廷中没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百姓中没有侥幸苟生的人。由此看来，赏不可以因喜爱而施及，罚不可以因愤怒而施用。关键在于君上公正施行，并且一定使下属信服。所以说：“赏赐要像春夏那样施行，刑罚要像秋冬那样施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艺祖贬黜王全斌，是公正地施罚；太宗擢升杨延昭，是公正地施赏。臣愿陛下扩大如日月般的明察，振奋乾刚果断的决断力，慎终如始；不赏无功之人，不罚无罪之人，能够继承祖宗的大业，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事业了。八是恭敬节俭，爱惜费用。臣私下认为，国家用度十分广泛，支出有各种名目，内外供给和需求一天比一天增加，实在令人忧虑。臣听说仁宗庆历年间，曾命令近臣裁减冗余费用，当时舆论认为很恰当。如今与那时相比，国用空虚，民力困乏，比庆历年间尚未裁减费用时更加严重。臣愿陛下斟酌古今合宜之处，思考万事的弊端，先从自身减省；至于后宫的服饰、玩好、工巧和奇技，一概屏弃断绝，向天下显示节俭。所以说：“节制取用而建立制度，不会损伤财用，也不会损害百姓。”又说：“减损上面的用度而使下面受益，这一原则就能实行。”应当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除去没有益处的内外费用；大臣升迁职位而没有名实依据的，丰厚赏赐，都可以停止削减，以宽缓民力，或许就可以用来储备水旱灾害和战争的应急之需。臣听故老传说，太祖开创基业、建立统绪时，亲自实行俭朴的德行，常穿洗过的衣服，乘舆和服用之物也都崇尚质朴素简，这正合乎前史所谓“以敦厚朴实做天下表率”的意义。臣愿陛下遵循先帝训诫而实行，那么恭敬节俭的美德，就不只是汉代文帝、景帝所独有的美名了。九是仁爱宽恕，体恤百姓。臣听说，仁，是三王治理天下的工具。孔子说：“君子的道，只是忠恕罢了。”仁就能以适当方法救济众人，恕就能使施用刑罚不过于暴虐；仁与恕，是拥有国家的人最应优先实行的。

译《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无所拥戴，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又说：“仁爱百姓并爱护万物。”看这些话，百姓难道可以不体恤吗？臣认为体恤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减轻赋税，谨慎处理自己的好恶罢了。所以太祖曾对侍臣说：“使百姓困苦来供奉自己的事，朕一定不做。”真宗也说：“不合义理而损害百姓的事，朝廷不能实行。”由此可见，两位皇帝仁爱宽恕、勤于体恤百姓的心意，已经到了极点。臣愿陛下以此为法来治理四海，那么古代治国的道理，何愁不能达到呢？十是以历史鉴戒安危。臣听说：“观察镜子可以看见自己的形貌，观察古代可以作为今日的鉴戒。”翻倒的车子就在前面，后面的车子一定会引以为戒。所以说：“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老师。”这话说得很对。臣私下观察，自古凡是拥有天下的人，必定以往昔治乱安危的事迹为鉴。因此，开创基业的君主劳苦却容易治理；守成的君主安逸却容易招致混乱。天下得到治理就安定，发生混乱就危险，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说守成之君多安逸而招致混乱呢？臣请略作说明：当天下太平无事时，左右近臣进言必定说：“国家已经治理好了，百姓已经富足了，有前代一向施行的法令，足以照办，可以高拱双手而无所作为了；有四海征收上来的财赋，足以供宴饮享乐，可以安闲游乐而任意放纵了。”于是君主的志意一天比一天自满，内心一天比一天骄傲，纲纪败坏了却不知道振兴恢复，唉，真是可惜！后世的君主，难道不应当因此引以为戒吗？所以真宗对王旦说：“前代帝王喜好穷兵黩武，懈怠于处理政务，沉迷声色，追求奢侈，这些都是大过失。朕本来就不这样做。”先皇之所以能够扩展治理安定的事业，达到太平的境界，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臣愿陛下以古代为鉴，观察今日，遵循他们的话，继承他们的做法，夜里思考，早晨实行，那么祖宗的美德，就会在陛下的圣明中充分发扬。这不只是臣的幸运，而是天下的幸运。【熙宁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御史里行】上奏神宗论人主应当不被血气所改变，孙觉 臣听说，血属阴，气属阳。这两种东西结合而成人；虽然结合成人，但如果没有心术的精妙和精神的运转，也不过是下等的愚人罢了。从前孔子深刻地看到了这个道理，于是推衍说：“血气还没有稳定时，要戒除女色。”这是说阴阳二者交相争胜，人的欲望之心就会十分炽烈；如果没有精妙至神的道理来战胜它，就会发展到违背礼义而【原文“▯寿命”疑有缺误，语义不明】。又说：“血气正盛而刚强时，要戒除争斗。”阴阳二气既然旺盛，就使人喜欢争斗。普通人的争斗，是逞强好胜，要求别人必定服从自己，因为争夺浅小之利而忘记日后的祸患；人主的争斗，则是加强军队、崇尚武力，开拓土地、扩张边境，以便同夷狄敌人争夺利益。凡是争斗，都会损伤精神、违背人的性理。又说：“血气已经衰弱时，要戒除贪得。”凡人年老，必定吝啬贪婪；血气衰弱，自然会达到这种地步。因此，年纪越大而德行越高尚的人，就称为孔子的门徒。这三点，大概是在论说普通人的情性。普通人受阴阳二气驱使，所以同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少年、壮年、老年三种变化。圣贤却不是这样，他们知道礼义可贵、寿命可珍惜，专心于精妙至神的道理，所以少年时不被女色迷惑；知道精神可尊、性理可乐，夷狄和禽兽不足以同自己较量胜负、争强弱，所以壮年时不喜争斗；年少时减少欲望，年长后充分发挥本性，所以血气虽然衰弱，却不贪婪。阴阳二气虽驱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随之改变，因此内心安闲而精神清明，身体舒适而长寿。陛下具有睿智明察的资质，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求得治理十分急切，而且听政阅览从不疲倦，真可以说是有意于天下的人了。然而臣愚昧，私下独自忧虑，未免考虑过多，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孔子的话，始终把这三点作为戒备，那么宗庙幸甚，天下幸甚。【熙宁元年闰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神宗论求治不可过于急切。范纯仁 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即位以来，急切地求得治理，想革除旧有弊病，迅速达到太平。这固然是圣明君主的作为，是盛大的德行。然而道路遥远，理当逐步达到；事情重大，不可急于求成。人才不可以急切求取，积累的弊病不可以一下子革除。道路不能逐步前进，就会有拔苗助长的祸患；事情想要速成，就会有不能达到目标的忧虑。急切求取人才，就会使才佞之人进用而巧诈虚伪滋生；一下子革除弊病，就会使人情受到扰乱而产生怨愤。所以景帝削弱七国，晁错却遭到杀戮；东汉急于压制横议，党锢之祸大为兴起。宋襄公急于求得霸业，以致军队丧败；唐文宗急于除掉奸邪，却发生了训、注之祸。这些都是前代显明的教训，是后世君王的龟鉴。因此帝王谋求治理，必须显露仁德而潜藏功用，循序由低到高。人才要靠长期培养才能成功，德行要靠积累才能广大通达。改革要使百姓不感到疲倦，教化要神妙到使百姓不知不觉。没有刻意的形迹和作为，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所以《左传》称尧的德行说：“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给它命名。”称颂舜说：“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自持，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已。”称颂文王说：“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顺从上帝的法则。”这就是圣人的治理，以无为而成就。又称孔子说：“不凭空猜测，不武断必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又说：“不特别亲近谁，也不特别疏远谁，只同合乎义的人站在一起。”《洪范》说：“不要有意偏爱，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有意厌恶，遵循君王的正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宽广。”这就是圣人的心，不固执、不武断，不亲此疏彼，不任意爱憎，因此邪正自然分明，万事都不会迷惑。所以水停止流动，才能照见万物；内心清明，才能处理政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负，果断兴作，想使功业迅速成就的，必定会被小人佞臣乘隙利用。迎合的人，就会因显示才能而受到宠信；忠直的言论，反而都因被阻挠排斥而受到怀疑。因为阻挠排斥而受到怀疑，就无暇考察其忠诚；把迎合心意当作才能，就无法察觉其奸佞。这样自然善恶不能辨别，赏罚不明，人情已经怨怒却不知道，祸乱已经形成却看不见，以至国家倾覆危亡的，很多都是如此。急于兴作的害处就在这里。孔子说：“我没有什么乐趣在于做君主，只是因为他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我。这不是接近于一句话就会丧失国家吗？”由此可以看出小人迎合顺从的言语是可怕的。陛下聪明、仁爱、孝顺，修养自身、勤勉躬行，自有尧舜的资质，可以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不必急于追求眼前的成效，为什么反而夹杂五霸的做法呢？

译这难道只是白白劳费陛下的睿智思虑吗？臣实在担心会因小事妨害大事。伏望陛下清净内心，简省事务，尊崇德行，委任贤能；把识别人材、安定百姓作为根本方略，把富国强兵作为次要事务；像天一样覆盖容纳万物，像地一样承载包容万物。使四海都受到不言而喻的教化，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与三王齐美，同唐虞一样隆盛，使后世歌颂无穷，全在于陛下留心罢了。【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人君在于明知道理、得到贤才、致力于修明法度。” 陈襄 臣听说，做君主的人，首先在于明白至道，其次在于务必得到贤才，再其次在于务必修明法度。明白这三点，就知道用什么来治理天下了。至道的要求，距离自身并不遥远，在于养心治性，选择中庸之道罢了。【原文“至道之要求，之不逺”文字有疑误，语义据上下文译】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性尚未改变叫作中。中，是天下的大本，并且包含五种善端。它开始时好像十分隐微而难以明白，等到达到极致，就充满天地之间。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叫作情，情是天下最大的欲望，并且有邪有正。顺着善而行动叫作正，顺着不善而行动叫作邪。所以正是天的道，邪是人为的虚伪。如果得到正道，那么所谓情，无论喜、怒、哀、乐，处在任何情形都不会失去中正。这就是《易经·乾卦》所说“利于守正”，说的就是性情。如果失于邪，那么所谓善，无论仁、义、礼、智、信，所到之处都会变成人为的虚伪。这就是孟轲所说“外物交相接触，便会牵引人心”罢了。尧舜从天性中得到它，所以说“本性如此”；禹汤在人事上治理它，所以说“亲身实践它”，这是正道。五霸失去正道而流于虚伪，所以说“借助它”，这就是邪道。这就是邪道。这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也是君子所以谨慎选择的地方。开始时在于广泛学习以穷尽自己的心性，穷尽心性以明白善，明白善以守持志向，守持志向以养成气，养成气以充实身体；达到至诚、高明、博厚而永不止息。然后才能安定，安定之后就能达到广大精微而不迷惑。然后才能应对事物；能够安定并应对事物，七情就不能造作虚伪，五种善德也就无所不至。喜并非出于私人的喜，却未尝不喜；怒并非出于私人的怒，却未尝不怒；哀和乐并非出于私人的哀乐，却未尝没有哀乐。无不与天下人共同拥有这些情感。他的容貌，一定端正合礼，无不庄重；他说话，一定文辞端正，无不有条理；他的目光，一定神色端正，无不明辨；他的听闻，一定辨正声音，无不谋虑；他的思考，一定合乎正道，无不通达。因此他处理事务时，天下所有的变化都不能困扰他的心；任用人才时，天下所有的人才都不能蒙蔽他的道；治理百姓时，天下所有的政事都不能违背他的仁；施行法令时，天下所有的人情都不能改变他的义。近处则心境虚静专一，远处则通晓事物的伦类；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询问鬼神而无所疑惑，百世之后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这条道，是历代君王相互传承而不改变的道。君主得到它，就传给臣下；臣下得到它，就带给君主。大处用它可以成为圣人，小处用它可以成为贤人；有的人在同一时代以自身传授，有的人在不同时代以言论显示。尧对于舜、禹、皋陶，是以自身传授；他们见到尧便明白了。尧对于汤、文王，是以言论显示；他们听到后便明白了。文王对于武王、周公、太公，是以自身传授；他们见到文王便明白了。文王对于孔子、孟轲，是以言论显示；他们听到后便明白了。伊尹对于太甲，甘盘对于高宗，周公对于武王，都曾把这条道传给他们，于是天下太平。孔子、孟轲没有得到能够任用他们的君主，无法把这条道付诸实行，于是天下混乱。他们在百世以前实行，在百世以后论说，彼此如同符节相合。虽然他们受到任用或被舍弃的情况不同，但传承这条道的原则是一样的。做君主的人有了这条道，聪明才智不足以独自担当，也可以取法贤者而取法；有了君主之位，权势不足以用来私自占有，也可以与贤者共同使用。因此他的心是公正的，居处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承担天下众多事务，却不敢独自处理。一定要寻求天下贤能的人来任用，同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业。尧并不是不圣明，只是当洪水泛滥时，中原仍未得到治理。尧思考天下的贤者，认为没有谁比得上舜，于是推举舜来广泛治理。舜思考天下的贤者，认为没有谁比得上禹，又把治理水土的任务交给禹，使水土得到平治。水土平治以后，益除去火灾、山林、沼泽和禽兽对人的危害。稷教百姓耕种，百姓得以安居并获得食物。又担心百姓没有教化而发生混乱，就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让皋陶用刑法辅助治理，于是天下安宁。所以孔子说：“舜有五位臣子，天下就得到治理。”孟轲说：“尧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患，舜把得不到禹、皋陶当作自己的忧患。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伟大。得到小才而失去大才，哪里足以称为尧舜呢？”隋文帝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值宿警卫的士卒只能传递饭食来吃。唐文宗在延英殿议政，每次接见宰臣，往往超过漏刻十多刻。这两位君主并不是不用心勤劳，然而最终对治理没有益处，是因为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而昧于大体，不知道治理的方法。皋陶说：“君主如果被琐碎事务缠绕，股肱大臣就会懈怠，万事都会败坏。”这就可以说明了。法度，是防范人情的规范。治理国家却不修明先王的法度，就如同不用规矩来校正方圆，不用六律来调和五音一样。

译古代先王建立国家，每一件事务、每一种政令都没有不依据法度的，目的是安定百姓的心志，树立百姓的准则。虽然古代制度的具体形式不一定都要沿用，但制定制度的本意一日也不能忘记。因此车辆、服饰、宫室都有规定的等级和尺度，人员、器械、用具都有等级。贡赋都有节制，军队、田猎、学校和射礼都有法度，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有礼制。淫邪的声音和色彩，一概举发；废乱名分、扰乱政事的，一概诛杀；器物服饰不合尺度的，一概毁弃；不当捕杀的禽兽，一概禁止。因此国家富足，风俗淳厚统一，万物没有缺陷祸害。周朝衰落后，礼乐毁坏，王道衰微；上面没有圣贤君主，下面没有守法大臣，天下荡然无存纲纪制度。汉朝兴起，有扬雄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法度的大臣，却没有能够任用他的君主。唐太宗是有所作为的君主，但房玄龄、杜如晦之辈不足以谈论礼乐，这就是他不能成为王者的原因。伏望陛下自即位以来，勤勉处理各种政务，对于二帝三王的事业，一定想要全面兴举而实行。臣身处这样的时代，如果不把尧舜之道陈述在陛下面前，那不恭敬的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孟轲拜见滕文公，每次谈话一定称说尧舜；滕文公只是中等才智的君主，孟轲尚且这样要求他，何况陛下天赋圣德，聪明、智慧、勇武达到如此程度，臣哪里敢隐瞒不说呢？如今天下的忧患，人们都说百姓尚未得到治理，戎狄尚未恭顺，政令尚未明确，财用不足；但臣思考后认为，这些还不算最大的忧患。真正值得过虑的，在于陛下尚未选择中庸，性理尚未充实，贤能人才尚未增多，法度尚未建立。【原文“以臣思之”疑有脱误】伏望陛下暂且减省繁重的机务，进修诚明之学，考察经典、信守道理，涵养精神，精选朝廷中有道德的士大夫，广泛寻求隐居山林而笃实修行的人，每日同他们讲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使德性涵养充实而达到神妙境界，这样就可以不言而教化天下。然后建立学校，尊崇师儒，先从京师开始，推广到州县乡邑；使各类官员的人才得到长期培养，用三物之教加以统一，这样贤人众多，就足以任用。选求一位德行相同的人担任论道之官，选拔各部门官员承担任官之责，简拔儒臣分掌按察之权，均匀布置奉行德政的官吏来承担州郡长官的职责，自然各部门和群吏没有不尽职的，政令自然清楚，百姓就安定了。诏令太常寺让通晓礼学的人在朝廷修订五礼，委任大司农所属制置机构节制国家各种费用，那么浮费自然减少，财用就会有余。陛下亲自率先实行恭敬节俭，在上面教导臣民；大小臣子在下面畏惧法令、遵守规矩，百姓因此受到教化，政治因此淳厚，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就可以让士卒拿着木棒去击打戎敌的军队了。凡是各有司的事务，一概交给陛下处理；陛下只须从容处在朝廷之上，以神妙的道理施行教化，这就是尧舜的作为。《易经》说：“火在天上，是大有卦；君子因此遏制邪恶，彰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善的命令。”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言论迂阔，稍稍留意采纳，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熙宁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明州，被召入朝授任修起居注】上奏神宗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审察开端。程颢。臣认为，得到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是尧舜之道。使用自己的私心，依凭偏颇的仁义，是霸者的做法。王道平直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好像走在大道上，没有迂回曲折。霸者却在曲折狭窄的小路中崎岖反复，最终不能同尧舜一道进入正道。所以以真诚之心实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假借王道而实行霸术，就成为霸者。二者道路不同，关键只在于审察开端。《易经》所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正说明开端不可不审察。因此治理天下，必须先树立志向。正确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动摇他，异端就不能迷惑他，于是力量不断进于正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如果怀着霸者之心而追求王道的成就，那就是把石头当作美玉。所以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把自己同管仲相比为可耻，因为那不是义理所应走的道路，何况是低于霸者的做法呢？陛下亲具尧舜的资质，处于尧舜的地位，必须以尧舜的心自我担当，然后才能充分实现尧舜之道。汉唐君主中有些可称道的人，论其本人并非先王之学，考察其时代又都是驳杂的政事，不过凭一种偏见侥幸达到小康；他们创设的法制、传下的统绪不能让后世继承的，都不足以效法。然而想要实行仁政，却不预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工具，等到把道理讲得十分明白后才实行，就会时进时退，始终没有达到目标。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察觉小事而忽视大事，把后面的事放在前面，把前面的事放在后面，都不可能达到治理。况且志向不能怠慢，时机不能错失。希望陛下考察先圣的话，明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已经具备于自身，反求自身而使之真诚，再推及四海；选择志同道合、德行一致的臣子，同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业。《尚书》所说“伊尹亲身与汤同德”，又说“王的心志要专一”，都是说先做到专一，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古代三公不一定要职位齐备，只求得到合适的人。确实认为没有合适的人来担任，倒不如空缺更好。小人侍奉君主的方式，君子不能同他们相同；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那么政令就会混乱。既采纳君子的谋略，又听进小人的意见，那么聪明就不能专一，志意就会迷惑。如今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难除的弊病，为百姓作长久打算，如果不能极尽听政阅览的明察，穷尽辨别正邪的能力，专一而不二心，能够胜任吗？有人说，人君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轻易改变制度，危害会很大。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更张变革，只要是顾念道理所应当的事，行动都考察古制，依据义理而实行，就是最大的谨慎。难道要像因循苟且、贪图简便，最终导致败乱那样吗？自古以来，哪有遵师圣人之言、效法先王之治，本想大有作为，反而成为祸患的呢？愿陛下奋发上天所赐的勇气和智慧，体行乾刚之德而独立决断，像大雨沛然降下那样毫不迟疑，那么万世都将感到幸运。【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论修养自身以配合上天，始于至诚而不止息。李常

译臣听说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广大无边啊，百姓无法给它命名；巍峨高大啊，他建立的功业；光明显著啊，他制定的礼法文章。”尧的德行极其崇高，百姓无法称名；功业高大，法度光明显著，像这样盛大，是因为他的德行配合上天。所以能够配天，是因为能够效法天；难道只有尧如此吗？凡是统治天下的君王，无不希望这样。《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而不停止。”这就是王者应做的事。《中庸》说：“他的仁厚真挚深沉，他的德性深邃广博，他的气象浩大如天；配合上天，是王者的德行。”既然站在天下最正的位置，实行天下最正的大道，如果不求效法上天、使自己的德行配合上天，可以吗？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以来，圣德日益更新，几乎如同上天纵使而成；硕儒元老都自愧不及，追赶帝王盛世的时机，将在今日。臣因此乐意为陛下进言。从前子思论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实行它们的方法只是修养自身罢了。如果真能修养自身，天下国家的治理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他所说修身的次序，也一定从至诚不息开始，以达到高明，最终使德行配合上天。那么志在配天的人，怎么可以停止不进呢？《诗经》说：“啊，多么显明啊，文王的德行纯厚。”孔子说：“我学习从不厌倦。”这些话都说明永不止息。臣愿陛下凭借天赋的极其明睿，依循圣人的方法已经彰明的道理，效法文王、孔子的志意，努力再努力，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即使把德行比同唐尧的盛大，难道还会担心功业法度不能光辉照耀万世、不能留下无穷的声誉吗？这并不是愚臣故意以责难为能事来要求陛下，实在是因为凭陛下睿智的资质，做到这些非常容易。【熙宁三年春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神宗论五帝亲自处理政事的说法。文彦博 臣读汉史，晁错的《防》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赶得上，所以亲自处理政事。”臣认为晁错的话十分悖谬，因此试加以论述。《易经》的乾卦说：“这是天道，也是君道。”坤卦说：“这是地道，也是臣道。”天地的位置确定，君臣的象征就显明了。君臣相互辅佐，国家的治理就兴盛了。晁错却说“臣子比不上君主，所以君主亲自处理政事”，那么古代圣帝明王还要辅相做什么来达到治理呢？所谓五帝，尧舜是圣人中的杰出者，所以孔子删定《诗》《书》，便断自唐虞时代，把它们作为万世法则。《尧典》《舜典》记载，尧任命羲、和担任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诚信地治理百官，使各种功业都兴盛；舜则任命禹平治水土，任命弃担任后稷，任命契担任司徒，任命皋陶担任士，任命垂担任共工，任命益担任虞官，任命伯夷掌管礼秩，任命夔掌管音乐，任命龙担任纳言。他们都是从众人中选拔出来后才任用，各人分别承担职务，并且说“众人都说你合适”，可见选择考察极其慎重。因此百官确实得到治理，尧的事业得以兴盛，像这样，尧舜难道是亲自处理政事吗？孔子说：“舜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自持，端正面南而立罢了。”晁错所谓“亲自处理政事”，难道不是悖谬吗？如果后世君主认为晁错的话正确，便凭一人之身、一人之心、两只耳朵、两只眼睛，独自任意处理天下万事，难道不是危险吗？而且还会使后世君主自以为圣明，不再考察近臣的言论，也不再有虚心好问的宽裕胸怀。孔子说：“接近于一句话就会丧失国家，是说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那么晁错的话也几乎达到这种地步了吧？所以臣写下这篇论说，深切地加以辨明。【元丰三年九月上奏，当时授任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又任判河南府，经过宫阙入朝觐见】上奏哲宗论人君在于至诚至仁。吕公著。臣听说，人君以至诚为治国之道，以至仁为德行。终身守住这两句话而不改变，就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什么叫至诚？上至大臣，下至百姓，内至亲戚，外至四夷，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不能有丝毫虚伪。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像对父子一样亲近，像对心腹一样信任；从来没有父子彼此图谋、心腹互相欺骗的。这样天下还不能治理好，是从来没有过的。丝毫虚伪一旦萌发于心，就像人有病，先表现在脉象上；像人饮酒，先表现在脸色上。声音和脸色在细微的防范之间显露，猜疑阻隔却会在千里之外发生；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怨民。四海之内，就像盗贼憎恨主人、鸟兽畏惧弋猎一样，那么人主就会孤立，危亡也会到来。什么叫至仁？亲近臣下如同手足，看待百姓如同初生婴儿；收敛兵力，减少刑罚，按时役使，减轻赋税，只实行这六件事罢了。灾祸没有比喜好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好兴起狱讼更大的，灾害没有比大兴土木更深的，毒害没有比夺取民利更严重的。这四件事，是陷害百姓的坑阱，也是伐取国家的斧钺。除去这四件事，实行那六件事，仁德就会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传》说：“至诚就像神一样。” 又说：“至仁的人没有敌人。”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些，应当获得四种福祉。就人事而言，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就天道而言，享有长寿而国祚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古今已经验证的结果。距离圣人越远，邪说越盛；厌弃常道而寻求异术，文饰奸邪之言来帮助暴虐行为。研究申不害、商鞅之学的人说：“人主不能不学习权术和术数。”人主是天下人的父亲，做父亲的却对儿子使用权术，这可以吗？研究庄子、老子之学的人说：“圣人没有仁爱，把百姓当作草扎的狗。”想要穷兵黩武的人说：“我要用威势震慑四夷，使中原安定。”想要滥用刑罚、多杀人者说：“我要用这些来禁止奸邪，保全善人。”想要虐待百姓、加重赋税者说：“我要用这些来加强兵革，诛讨暴乱。”虽然表面上好像不仁，最终却都说成是归于仁。这些都是亡国之言。秦二世、王莽曾经采用过它们，都用经术来附会维护自己的说法。《尚书》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这话是说威权和福权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想使威福不转移到臣下手中，不如舍弃个人私见而听从众人。众人认为对的，我就同意；众人认为错的，我就舍弃。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人君正是天下公议的主持者。

译这样说来，威权和福权将归于哪里呢？如今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说：“人主不能不亲自施行威福。”于是违背众人，凭自己的耳目行事，但终究不能遍察天下，必定要借助他人；爱憎喜怒，各自按照私意行事，于是浸润肤受之类的谗说便流行起来。随后人主依照这些意见施行赏罚，虽然名义上说是人主的威福，实际上却是左右近臣的私意。奸人窃取君主的威福，把它拿到外面出卖，那么他们的权力就同人主相等了。《尚书》说：“威胜过爱，就确实能够成功；爱胜过威，就确实不能成事。”这里的“威”，是使人畏惧威势；“爱”，是怀藏私意。畏惧威势的心胜过怀藏私意，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如今的议论却说：“人君应当使威刑胜过恩惠仁爱；照这样说，给予不如夺取，活着不如杀死，尧不如桀，那么幽王、厉王这类威势显赫的君主，反而可以长久拥有天下。”这不能不加以辨明。【元丰七年上奏，当时任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此奏实为苏轼代作】上奏哲宗论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三条：司马光 臣听说，根本牢固，枝梢就茂盛；源头清澈，水流就清明。从前仁宗皇帝提拔臣任知谏院，臣第一次入殿就谈到人君的德行有三点：仁、明、武；达到治理的途径有三点：任用官员、信实地赏赐、必定施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后来作序说，人君之道只有一个，德行有三项，志向也仍然是侍奉仁宗皇帝时的志向。神宗皇帝刚即位，提拔臣为御史中丞，臣第一次入殿谈到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志向也仍然是侍奉英宗皇帝时的志向。如今皇帝陛下刚承继大统，太皇太后共同听取和处理万机，不知臣愚昧卑微，是否因访察而有所遗漏；臣又惭愧又恐惧，无法完成职责，谨再次把人君修心治国的要领献上，志向也仍然是侍奉神宗皇帝时的志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臣遍察古今行事的端绪，穷尽平生的思虑，并以圣贤的格言相互印证；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不可改变，所以臣诚恳地首先把它献给历代朝廷。不知道臣的人，会认为臣进献的是迂阔陈旧的话；了解臣的人，会认为臣认识天下的根本源头。治乱安危存亡的根本，都在人君的内心；仁、明、武，是从内心产生的；任用人才、赏赐功劳、惩罚罪过，是施行于外的事情。内在的德性虽然有厚薄、多寡，却禀受于天然；喜好学习，就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努力实行，光明美善就会日益更新。施行于外的政事，施行得当，就能保住治理、安定和国祚；施行不当，就会走向混乱、危险和灭亡。这些都是由自身实行的。之所以能够恰当，在于极其明察；之所以能够明察，在于极其公正。因此明君善于用人，广泛收取并从远处举荐人才，选拔其中最杰出者；德行高于常人称为贤，才智勇力出众称为能。贤者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者不一定贤德，各自依据所长，授予相应职位。有功就赏，有罪就罚。那个人如果确实贤能，即使是仇敌也要任用；如果确实庸愚，即使是亲近之人也要弃置。赏赐一定有所劝勉，刑罚一定有所惩戒。赏不因喜悦而施，罚不因愤怒而用；赏不厚于所偏爱的人，罚不重于所憎恶的人。一定要同一国之人共同拥有相同的好恶，所以古代在朝廷授爵给人，要同士人共同决定；在市场处刑，要同众人共同弃绝。这样怎么会有不恰当的呢？所以臣说：之所以能够恰当，在于极其明察；之所以能够明察，在于极其公正。从前齐桓公不计较管仲射钩之仇而任他为相，汉高祖知人善任，即使一个人一度得到喜爱，如果确实没有才干，也会将他弃置。如果确实有才能，即使是挑担贩酒的人、逃亡的将士和戍卒，也要提拔任用他们。这就是汉高祖能够从平民起兵夺取天下的原因。馆陶公主替儿子请求郎官之职，汉明帝没有答应，却赏赐钱一千万。郎官是低贱的官职，尚且舍不得轻易授予，何况是尊贵的职位呢？所以永平年间的治理，直到今天仍被人称道。宋高祖侍奉萧太后非常孝顺，太后想让自己的儿子道怜担任扬州刺史，宋高祖因为他贪婪愚蠢，不肯答应，因此他的功业之高，冠绝南朝。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却任用了他们的属官，魏征、王珪等人和房玄龄、杜如晦没有区别，最终取得了任用人才的成效。唐宣宗侍奉郑太后十分谨慎，曾询问舅舅郑光政事，郑光不能回答，宣宗便罢免了他的方镇之职，所以当时人称赞这件事，称宣宗为“小太宗”。这些都是任用人才公正明察的例子。韩昭侯珍惜破旧的裤子，不把它赏给没有功劳的左右近臣。汉高祖虽然深深怨恨雍齿，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魏太祖对于有功劳的人应当赏赐，连千金也不吝惜；对于没有功劳却妄求施舍的人，分文不给。唐宣宗十分珍惜服饰章服，所以当时能够得到绯袍紫服的人都以此为荣耀。这些都是赏赐功劳公正明察的例子。防牛杀了孟丙、仲壬，拥立叔孙昭子；昭子数说他的罪状并杀了他，孔子称许昭子没有怀有私情。丁公曾在汉高祖陷于困厄时放走他，汉高祖却认为丁公不忠，把他斩杀了。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将死时，托付她的儿子昭平君给武帝照顾。后来昭平君杀了人，武帝流着眼泪仍依法杀了他。唐明皇的弄臣黄防掀，因捕盗官从马上坠落，明皇便下令杖杀了他。唐宣宗对乐工说：“你爱惜罗程的技艺，我却爱惜高祖、太宗的法度。”这就是惩罚罪行公正明察的例子。我这里只略举这几件事，作为明确的证据；其余事例还要靠陛下广泛阅读史籍加以考察，就会知道我所说的并非荒谬妄诞。我以一个人的愚见，不能周遍了解天下事务，近来冒昧上奏，请求下诏书，开放进言的渠道。伏望圣上慈悲，早日赐令施行。【元丰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任陈州知州】《宋名臣奏议》卷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君道三 上奏宋哲宗，论述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领十件事 吕公著 臣近日奉诏，命臣出发来京赴阙，已经在本月二十日入朝拜见完毕。臣私下听说，近日群臣还没有安排上殿的班次。臣虽然忝列先朝执政大臣，也还没有机会亲自登临法座，稍稍聆听陛下的教诲。然而臣自思世代承受深厚的恩遇，一片报国的诚心不能自已，因此冒昧具呈密封奏章，陈述其中一二，冒犯圣上的听闻，臣惶恐至极。臣伏见皇帝陛下继承帝位，登上至尊之位才几个月，临朝时庄严肃穆，已经有统御人民的气度。太皇太后陛下辛勤处理各项政务，保佑圣上，德泽流布，已经惠及天下。臣远在外服，奉召来到陛下身边，私下想到人君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领，端正开端；然后日积月累地学习，以不断增进光明的德业，使之日新又新，最终达到大治。因此臣竭尽愚诚，考察论述圣人之道，概括提出十件事，仰助陛下的明智：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戒除奢侈，十是不要安逸。这十项都随事加以解释，大略整理成条理，不写繁复的辞藻，以便阅览。伏望陛下留心审察，如果其中言语有可采纳之处，就请求放在御座旁，早晚回顾省察，希望对盛大德业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谨将以上内容列陈如下。敬畏上天 《尚书》说：“上天并不偏爱亲近谁，只辅助有德之人。” 《尚书》又说：“上帝并非永远不变，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福，行恶就降下各种灾祸。”上天虽然高远，却每天监察人间；人君的一举一动、一呼一息，上天必然会以相应的征兆回应。如果修养自身、施德于人，以诚相待，谦逊安静而笃实，慈爱孝顺而忠厚，那么上天必然降福，使国家长久、年寿延长，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如果怠慢神明、虐待百姓，不敬畏天命，那么灾殃有时迟来、有时速至，但最终必然到来。自古以来，禹、汤、文王、武王因为敬畏上天而兴盛，桀、纣、幽王、厉王因为怠慢神明而灭亡，如影随形，从来没有差错。然而自两汉以来，谈论天道的人大多编造曲解之说，用来附会世间事情。偶尔发生天地变异、日月灾异，当时的君主正恐惧自省，想要谨慎修道，而身边的大臣却依据经传，有的把外部事情指为造成灾异的原因，有的陈述空洞文辞作为消除灾变的方法，使君主应天的意志懈怠下来，这是最大的不忠。《诗经》说：“我们要早晚都敬畏上天的威严，这样才能保有它的福佑。”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本来就应当整饬自身、端正政事，不敢戏弄放纵，使一言一行都合乎天意，然后社稷和百姓才可以保全。天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忽视呢！爱护百姓 《尚书》说：“安抚我，您就是君主；虐待我，您就是仇敌。” 人君既然登上至尊之位，就应当成为百姓的父母，天下各方的百姓都如同自己的子女。父亲当然不可以不爱子女；如果广施德行、布施恩惠，顺应百姓的愿望，百姓就会欣喜拥戴。百姓长久欣喜拥戴，上天就会降下福祉。如果搜取百姓的财物，却不忧虑他们的困苦；征用百姓的劳力，却不体恤他们的劳苦；喜好战争而不停止，滥施刑罚以满足自己的意愿，那么百姓一定会怨恨反叛。怨恨反叛不断，国家就会随之危险。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然而自古以来，人君临朝听政，都把百姓当作婴儿一样忧虑；一旦用兵，就不再顾念百姓的生死。这大概是献策的大臣设置奸诈之言来诱导君主，把开拓边疆、扩张土地说成大功，把暂时劳民换取长久安逸说成上策。这正是世上的君主甘愿听从却没有觉察到的。战争不断，年轻壮丁从军，老弱之人疲于转运粮饷，尸体横陈、鲜血流淌，而胜负得失还无法预知。百姓疲劳，则中原首先衰敝，这哪里足以称为功劳？战争兴起，朝廷事务增多，也不能因此获得安逸。所以凡是进献用兵之策的人，不过是想制造事端以求宠幸，媚悦君主来谋求私利罢了，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修养自身 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想要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受到教化，没有比修养自身更重要的了。修身之道，以端正内心、意念真诚为根本。内心端正，大臣小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意念真诚，天地神明都可以感动。不真诚，百姓就不会信任；不端正，命令就无法施行。何况人君的一言一动，史官都要记录。如果自身有失德之处，不仅百姓会受到伤害，记载在史册上，还会成为万代的讥笑。因此应当早起晚睡，把自我修养放在心上，以义来裁制事务，以礼来约束内心。即使是小善也不可不做，即使是小恶也不可不除。然而人君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实际上取决于身边前后的臣属。经常同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没有正气，就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会说齐国话；经常同不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就像生长在楚国，不可能不会说楚国话。所以说：“近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近臣阿谀，君主就自以为圣明。” 讲习学问 帝王继承祖宗的基业，处在亿兆百姓之上，礼乐和征伐都从他这里发出，四方万里都在观察、效法他。智慧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邪说就不能迷惑他；德行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政令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若不是尊崇儒学、亲近学习，凭什么达到这种境界？然而天子的学习与普通百姓不同。分析文字、考究经书章句，是世间儒生用来谋求俸禄、取得科举功名的事情，不是君主应当学习的。君主应当学习的是：考察古代圣人用心的地方，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踪迹，寻求建立政权、办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护百姓、利济万物的方法。这样自然会日积月累，德行惠及天下。

译《尚书》说：“君王求取广博的见闻，这正是为了建立功业。” 《尚书》又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法，他的德行就会不断修养而自己也察觉不到。”所以傅说告诫商高宗的，不过是修养德行、建立事业罢了。到了汉代的晁错，认为君主不能不学习术数。晁错的意思，是想让君主运用机变权术和巧诈诡谲来牵制群臣；景帝采用了这些办法，几年之间，汉朝遭遇七国之乱，晁错也在东市受到诛杀。这是因为他所主张的根本不出于诚信罢了。由此看来，选择学习的学术方法不可不谨慎。任用贤能 从前周成王刚开始亲理政务，召康公作《卷阿》诗来告诫他。诗中说要寻求贤才、任用善士，因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任用贤能、使用有才干的人。有才干的人未必贤德，所以可以任用；贤德的人一定有德行，所以可以尊崇。小贤可以任用来治理百姓，大贤可以和他一起谋划国政。至于言论一定顾及国家利益，行为足以使众人心悦诚服，无论处于平安还是险难都始终如一、终究可以信任的人，非大贤不能做到。人君虽然有喜爱贤人的心，但贤人有时仍难以进用，这是因为君子的志向在于道，小人的志向在于利。志向在道，就不会苟且求合；志向在利，就只求苟且获利。忠言正论大多违背君主的心意，而谄媚邪说却专门迎合君主的心思。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却常常容易进入权力核心，这一点不可不察。自古以来，即使是无道的君主，也没有不想治理好国家、厌恶混乱的。然而治理天下的君主少、使国家混乱的君主多，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尚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它；有言语顺合你的心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君主如果确实存有这种心思来观察臣下的真实情况，那么贤与不肖就可以分辨了。采纳谏言 从前《尚书》称颂成汤的德行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成汤是圣明的君主，经典不说他没有过错，却说他能够改过，这是说他能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劝谏，并不妨碍他成为圣人。到了纣王做天子时，力量足以拒绝劝谏，才智足以掩饰错误。纣王并非没有才智，然而自身灭亡、国家覆亡，天下的恶名都归于他，是因为他拒绝劝谏、刚愎自用，才智反而恰好成为祸害。前代帝王无不因为采纳谏言而兴盛、拒绝谏言而灭亡，这些在史册上都可以一一考察。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地位尊贵就容易生出骄心，财富丰厚就容易动起奢侈之心；一天处理万般事务，不可能没有过失，本来就应当开放渠道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它。意见可以采用，就采用它，并且使进谏者显达；意见不能采用，也应宽恕进谏者的罪过，以招来进谏之人。忠直而喜好进谏的大臣，起初似乎逆耳可恶，但他们的心意在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谄媚阿谀之士，开始似乎顺合心意、令人喜悦，但他们的心情在于媚上求宠。人君如果确实能察明这一点，就不会有错误的举动，自身也能享有美名。所以说：“木材依墨绳加工就会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会圣明。” 减轻赋税 古人说过：“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起不富足？百姓贫困，君主同谁一起富足？”人君恭敬节俭、节制用度，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有一定限度，民力就会宽裕，衣食日益增长，百姓自然乐意缴纳租赋来供给朝廷。如果横暴征收、严厉聚敛，侵夺百姓的利益，使物力已经困竭，却还用刑罚驱迫他们，百姓势必流离转徙，甚至散为盗贼。处在百姓之上的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善于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尤其厌恶聚敛之臣，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前代帝王有的沉溺声色，有的热衷游猎，有的喜好修建宫室，有的以攻战取乐，于是小人乘机放纵自己的邪谋，替君主搜刮钱财来满足他的横暴耗费。世上的君主没有觉察，认为这有利于国家，却不知道最终会造成祸害；奖赏这种向君主献忠的人，却不知道他其实是大不忠；赞美他以自身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最终会归到君主身上。从前鹿台的财物、钜桥的粮食，商纣王搜聚它们来巩固国家，周武王却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取得民心。由此看来，人君应当致力的只是仁义，何必要说谋利呢？减少刑罚 以简约的政令治理下属，以宽缓的办法驾驭众人，是历代帝王都不改变的治道。从前汉高祖废除秦朝苛刻暴虐的法令，约定法令三章来顺应民心，于是奠定了帝王基业。汉孝文帝沿袭这一做法，以清静无为治理国家，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样看来，治理国家的要领确实在于减少刑罚，而不在于繁密地施刑。何况人君处理刑狱，按情势不可能亲自临视，所以必然要委托给臣下。过分严厉地推究审讯，权力就掌握在狱吏手中；广泛侦察窥伺，权力就落在小人手中；任意施行杀戮，权力就落在强臣手中；打通请托谒见，权力就落在近习手中。自古奸臣想要诛除善良之人、独揽威权，必定多次制造大狱来动摇人心。为什么呢？案件真相难以查知，刑讯锻炼、增减出入，都取决于狱吏。等到奏章写成、案件完备，即使其中有冤屈压抑，人君又从哪里能够察觉呢？因此，要使奸雄不能任意施展威势，使善良之人能够安定保全本性，没有比减少刑罚更好的办法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有几十个姓氏，只有宋朝受命以来，到今天已有一百二十六年，中原一直没有战事，不见兵革。考察它的德政之所以特别超过前代，正是因为诛杀之刑，对内不施加于骨肉，对外不加于士大夫。至于平民百姓的罪行，一概由廷尉依法公平裁决；从上至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不再在其中擅自斟酌刑罚轻重。所以能够凭借爱惜生命的德行感召祥和之气，从而招致无穷的福祉。祖宗用来消除恶运、遏止祸乱根源的做法，实在高远啊！即使是极其盛大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戒除奢侈 从前夏禹在国家政务上极其勤劳，在家庭生活上极其节俭，因此成为三王的祖先。汉文帝即位后，宫室苑囿、车马骑从、服饰器用都没有增加；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样看来，节俭本来就是帝王的最高境界。何况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四方万物凡是用来奉养君上的，大概已经齐备了。然而享有国祚的时间渐渐长久，耳目所接触的事物习以为常；身边没有守法的大臣，朝外没有敌国和外患，不待自己期望奢侈，奢侈之心就会自然产生。谄媚的臣子又从旁引导，于是穷尽奢侈、极尽铺张，没有什么不去做的。因此先王制定法令，凡制作奇异技艺、淫靡巧物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杀无赦。竭尽天下百姓赖以相生相养的财物，来供给君主无穷的欲望，使君主陷入损德减寿的境地，只为博取自己一时的荣耀，即使将他杀死而不赦免，也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从前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进谏。天子使用象牙筷子，本来还不算过分奢侈；但箕子认为，既然开始用象牙筷子，就一定会进而用金筷子；金筷子还不满足，就一定会用玉筷子。所以箕子的言论，是为了防止事态发展、杜绝细微的恶端。到了汉代，公孙弘担任汉武帝的丞相，认为君主的弊病在于不能广大，臣子的弊病在于不能节俭。

译当时，汉武帝正在对外征伐四夷，对内营造宫室，修建了千门万户；因此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盗贼蜂拥而起，而公孙弘还以君主不能广大为忧，他的不忠实在太严重了。所以人君如果确实不把箕子的话看作过分，并且看清公孙弘的大奸佞，那么达到夏禹、汉文帝的德行也并不困难。不要贪图安逸 从前周公作《无逸》篇来告诫周成王。大意说：“从前商王中宗治理百姓时敬畏谨慎，享有国祚七十五年。商高宗在位时不敢荒废政务、贪图安逸，享有国祚五十九年。此后的商王即位，活着时便安逸享乐，不知道百姓的劳苦，只是一味沉溺享乐。从那以后，也没有能够长寿的，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唉！如果不是深切地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言语怎么会说到这种地步呢？”又说：“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观看、安逸、游玩和田猎，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而败坏德行！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自觉地敬重德行。如果滥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之人，怨恨就会同样聚集到你自身。”大概人君刚开始纵情安逸时，小人必然怨恨，大臣必然进谏；等到滥施刑罚、颠倒赏罚来堵住进言者的嘴，随后便流连享乐、沉溺其中而不知回头，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无逸》这篇书，是后代君王的元龟，是最重要的借鉴。唐明皇刚即位时，宋璟担任宰相，亲手绘制《无逸图》，设置在皇帝座位旁。唐明皇勤于政事，于是成就了开元之治。后来宋璟去世，所进献的图也破旧了，被撤下收起，唐明皇于是懈怠政事，亲眼见到了天宝之乱。由此看来，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人君如果确实能够慎重对待结局，像重视开端一样谨慎，不敢安逸放纵，那么德行就会拥有尧、舜般的美名，身体就会享有乔松般的长寿，岂不是美好吗！臣听说孟子说过：“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如今朝廷刚刚开始清明，臣虽然才学浅陋，但对于前代圣帝明王用来达到大治的事迹，可以作为效法；对于暴君昏主用来造成祸乱的道路，可以作为警戒，因此才敢向陛下进言。古人说过：“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这样也就是舜了。”陛下若对此加以留意，不要忽视，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奉召担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到京入朝拜见但尚未获得召对，先上此奏】上奏宣仁皇后，论述治理之道在于审慎了解人情。韩维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必过分追求高深玄远，只在于审慎了解人情罢了。了解人情并不困难，用自己的心去推知别人的情感，就可以看见。大体说来，贫穷就想富足，困苦就想快乐，困顿就想休息，郁结就想通达。陛下如果确实常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百姓就会富足；常以爱护百姓为心，百姓就会快乐。赋税徭役不是民力所能承受的，废除它，劳苦困顿就会得到缓解；法令禁制不是人情所便利的，免除它，郁结阻塞就会通达。把这种心意推而广之，竭尽诚心去实行，那么圣子神孙看到陛下的法度，不必等待教导就会自然形成良好风气；贤士听到陛下的风范，不烦劳谕告就会争先效忠。【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陈州知州，经过京城】上奏宋哲宗，论述做君主困难的四件事。王岩叟 臣听说孔子说：“做君主困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困难，不就差不多可以凭一句话使国家兴盛了吗？”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广大深重，没有什么不困难的。如果能够掌握它的要领并坚持实行，那么困难的事情就少了。臣请求略举其中的要领，陛下试着垂听，臣就万分幸运。言语没有隐瞒，叫作忠；内心没有欺骗，叫作信。对君主忠诚的人不回避嫌疑，相信自己所守之道的人不考虑别人诽谤。因此忠信之人有时反而获罪，人君要察识忠信并主持任用他们，这是困难之处。善于巧言令色，叫作佞；对事情一味顺从，叫作柔。巧言容易讨得欢心，顺从容易被接受。因此佞臣和柔臣常常日益亲近，人君要辨别佞柔之臣并疏远他们，这是困难之处。宏大的事业在于勤勉，而人情常常容易产生倦怠，因而毁坏事业；所以人君要长久勤勉而不懈怠，这是困难之处。成就重大的谋划在于果断，而人情常常被小事上不忍割舍所牵制，因而扰乱谋略；所以人君要舍弃小事上的不忍，这是困难之处。臣认为治国的要领是：能够察识忠信之臣并主持任用，使他们得以尽情进言；能够辨别佞柔之臣并疏远，使他们不能危害政事；以勤勉推行政事而没有废弛的忧患，以果断成就事业而没有优柔犹豫的祸患，那么治道就成功了。陛下盛大的德行日益更新，这四件事的要领本来没有什么困难，而且都能从中得到增益。愿陛下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容易而掉以轻心，那么德行就会日日更新、又日日更新。【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宋哲宗，论述治理之道贵在清静俭约。王岩叟 臣考察历代君臣讨论治道的言论很多，但没有比崇尚清静、敦实行俭约更重要的。天下本来没有多少事情，是因为扰乱它才事务繁多；事务多，百姓就劳苦；百姓劳苦，就会怨恨；百姓怨恨，国家就会有紧急危难，即使赏赐他们，也不能使用他们，这就是没有什么比崇尚清静更好的原因。天下人用来养生送死的物资，本来是足够的，只是由于夺取它们才使百姓困乏，困乏之后就成为盗贼。如果不厚实根本而只是一味严厉治理末端，即使杀戮也不能禁止盗贼，这就是没有什么比俭约更好的原因。臣私下悲伤，近年以来，好进求功的人纷纷提出建议，使天下因事务过多而劳苦，百姓因物资不足而困顿。所以臣愿陛下用清静、俭约来养育天下，使百姓安定快乐。百姓安乐，自然阴阳和谐、风雨按时，四海之内将富足得无法估量。人们认为这很难，臣却认为很容易。为什么呢？陛下自己本来就有这种心意，只在于守住它而不丢失罢了。不劳烦陛下耗费精神、运用智力，所以臣说容易。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请求把臣的话诏告辅政大臣，使他们体察圣意，臣就万分幸运。【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宣仁皇后，论述修养心性的道理。傅尧俞 臣从经书中听说：“谨慎对待开端，就要想到结局。”又说：“谨慎对待结局，就要想到开端。”开始时想到结局，所以不敢不谨慎；结束时想到开端，所以不敢不努力。臣愚昧地想到，陛下考察古代、驾驭当今，修明法度，以节俭来克制自己，以慈惠来爱护他人，提拔尊崇老成之臣，开放扩大进言之路，大义昭明，仁德之声流传远播。总揽万机，掌握治国纲要，用来尊崇祖宗、引导世道人心、为子孙百代谋划，实在十分周备。这不是臣的笔墨口舌所能描绘的。即使《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丹青所传绘的，恐怕也没有超过这些的。可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臣愚昧而诚恳不已，认为陛下虽然天性圣明、已经具备这些美德，仍然应当进一步用圣心加以勉励。天地没有一件事能功效完备，圣人也没有一种才能是无所不能的，这一点不可不思考。

译《左传》说：“审察好恶，治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 修养心性的道理，必须审察自己有余的地方，并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有余之处就加以涵养，不敢自夸；不足之处就努力补足，把它作为警戒。这样以后就没有空隙可以窥伺，巧诈虚伪之徒也不能结党营私、希望得到进用。如今陛下不出宫门，天下却都仰慕您的风范；百官奉行职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通达公允，政事出于大公罢了。如果稍有偏私，好恶之情就会显露，各种邪恶和不正之人一定会争相寻找空隙而进入。陛下过去积累劳苦所成就的事业，将会半途废弃而不能完整，怎么可以不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一天比一天谨慎，以求得善终呢！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刚任御史中丞，入殿进见】上奏宋哲宗，论述君主之道在于立身和知人。曾肇 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早早上朝、很晚退朝，凭倚屏风端庄而坐，深沉静默而少言；即使身在深宫，也不贪图安逸享乐，可以说具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退朝后居处休息，仍然亲近笔墨，每天到迩英殿，虚心恭己，延请讲读，可以说具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既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又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那么加以引导、使之通达，并加以扩充、使之宏大，正是今天应当致力的事情。圣人的本性与常人相同，只在于谨慎对待最初罢了。人的本性开始时，就像刚刚燃起的火、刚刚流出的泉水。火刚燃起时，不过是一点微弱的火光罢了；等到火势壮大，光明足以照耀万物，作用足以熔化金石，利益就广泛了。然而设置得不恰当，就会烧毁原野、焚毁玉石，危害也不可胜数。泉水刚开始流出时，不过一勺之多；等到水势壮大，大的成为江河，小的成为沟渠，利益就广泛了。然而引导得不合道理，就会暴怒冲突，泛滥成灾，冲毁山陵，危害也不可胜数。人的本性为什么会与此不同呢？何况拥有天下之大、享有四海之富，靡靡之音、妖淫之色足以改变人的耳目；宫室、犬马、珠玉、绮绣等玩物足以改变人的心志。已经同贤人相处，却让不肖之人夹杂其中；已经同正直士人交游，却让邪恶之人从中离间。日积月累，习惯与本性逐渐形成，那么明智的人有时也会变得昏昧，仁慈的人反而会变得暴虐，难道这是他们天资本来如此吗？是因为安排得不恰当、引导得不合道理。所以舜做君主时，禹告诫他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禹做君主时，他的戒告见于《五子之歌》；武王做君主时，太保作《旅獒》来训诫他。到了成王时，训诫更加详尽：周公作《无逸》，又作《七月》诗；召康公作《公刘》来告诫民事，又作《泂酌》说明上天亲近有德者、享用有道者。他们的教诲可以说十分恳切了。所以成王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却能够守住盈满、保持成业，最终成为贤君，正是因为对他的安排恰当、对他的引导合乎道理。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混乱之世多；天下的权柄有时转移到权臣手中，有时借给外戚，有时落入宦官寺人之手；诸侯有的强大而无法控制，夷狄有的骄横而无法屈服，军队有时恣意妄为而无法驾驭，天下的赋税收入有时被强藩悍将专擅，而县官不能掌有；地方长官有时擅自杀人，而司寇不能治理。只要其中有一项，人君即使具有特别杰出的资质、想要治理国家的志向，势力也不能让他大有作为，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本朝承平一百多年，政令出于一统。群臣奉行法度、恪守职分；外戚只奉诏入朝应召，宦官只负责洒扫而已。州县的势力，如同手臂听从手指指挥。夷狄伸长脖子等待我朝，衣食、制造兵器和征收赋税，都掌握了要领。刑罚清明公正，又是前代所未有的。六位圣主相承传继，直到陛下。说到德行，它光明广大；说到功业，它富盛充实；说到形势，它便利有利。陛下又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加以引导使之通达，扩充使之宏大，想要成为王就成为王，想要成为帝就成为帝，只在于陛下所趋向的方向罢了。孔子说：“做君主困难；知道做君主的困难，本来就有时可以变得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君主之道没有比立身更难的，也没有比知人更难的。自身不合礼就不能立身，不从言语中辨察就不能知人。”孔子又说：“不懂礼，就没有办法立身；不懂得辨察言语，就没有办法知人。”臣请为陛下说明。所谓礼，并不只是制度文饰方面的事情。奸邪的声音、扰乱心志的声色，不留在耳目之中；淫靡的音乐、邪僻的礼仪，不接触内心。不是正当的不要看，不是正当的不要听，不是正当的不要说，不是正当的不要做。视、听、言、动都依循礼，那么内在的邪僻念头就无从产生；外在的邪僻习气也无从进入。内在可以用来端正内心，外在可以用来端正行为。这样施用于侍奉父母就是孝，施用于兄弟就是和顺，施用于宗族姻亲就是和睦，施用于郊祀宗庙就是恭敬，施用于朝廷就是庄重，施用于治理百姓就是仁爱，施用于军队就是威严，无论施行在哪一方面都不会失当。孔子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于仁。”它的操守难道不简约吗？它的功效难道不广博吗？至于辨察言语，这件事尤其困难。因为言语也有很多种：有的善辩，有的木讷；有的华丽，有的质朴；有的表面正确实则错误，有的表面迂曲实则正直，不可不加以察辨。不仅如此，人君一定有好恶之心、是非之心。所喜好的是正直的，所厌恶的是邪恶的；把忠诚看作正确，把谄佞看作错误，本来就是好的。不幸反过来，那么小人一定会迎合君主所喜好的，躲避君主所厌恶的，夸耀君主所认为正确的，隐瞒君主所认为错误的，以便售卖奸诈之言，推行私人的主张。所以君主喜好高深玄远，空洞的话就会进入；喜好卑近浅俗，浅近的话就会到来；喜好刑名法术，惨酷刻薄的说法就会进用；喜好功利，兴作谋利的计策就会被采用。上面这样向下面求取，下面就这样回应上面。意见相同的被称为贤能，意见不同的被称为愚昧，而君子夹杂在小人之间，反而被认为违逆他们所顺从的事情，被强迫承担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君主认为某事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之处，君子一定进献不可行之处，以成全君主认为可行的方面；君主认为某事不可行而其中有可行之处，君子一定进献可行之处，以替代君主认为不可行的方面。如果君主对此不能察觉，那么小人会日益亲近，君子会日益疏远；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避。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这正是治乱安危区别所在。治乱安危的分界，竟在听取言论的时候，难道不可畏惧吗？所以汉文帝听从张释之的意见，斥退啬夫，于是风俗达到淳厚；唐太宗听从魏征的意见，贬抑封伦，于是治理几乎达到太平。齐桓公不听管仲而进用易牙，苻坚不听王猛而信任慕容垂，结果很快就失败灭亡。这些后果难道不深刻明显吗？伏望陛下具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又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应当在礼上不用勉强就能合宜，在言语上不用思索就能辨得正确。然而臣仍然恳切地把这些献给陛下，是因为天下万物接触于我者无穷无尽；如果不能用正道观察万物，就会被万物牵引，必定想要做到超越法度，最终必然败坏礼制，既然如此，又凭什么立身呢？天下的言语接触于我者无穷无尽；如果不能用正道观察言语，就会被言语蒙蔽，浸润式的谗言、直接侵害人心的诬诉，没有什么不会施行，又凭什么知人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趁着如今春秋正盛、血气尚未定型，早作约束：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财利益；出入起居以及一切有害德行的事情，都不要做；身边前后所有能够荡乱心志的事物，都不要接近。把那些善于逢迎、侧媚取宠的人疏远，不要亲近；把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亲近，不要疏远。举止仪容、进退周旋，只遵从礼制，那么自身就没有不能立的了。不要故意表现好恶，不要故意显示聪明，使人无法窥测您的心意。有言语违逆您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有言语顺合您的心志，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使奸邪言论不能进入，虚心广泛阅览，以衡量众人的意见。言辞少，可以知道这个人吉善；言辞多，可以知道这个人浮躁；言辞游移，可以知道这个人诬妄；善于铺陈枝蔓的言辞，可以知道这个人内心疑惧；以至于偏邪的言辞，可以知道他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可以知道他陷入什么；邪僻的言辞，可以知道他背离什么；逃避的言辞，可以知道他困窘于什么。这样，人就没有不能知晓的了。有了立身之道并使它充实，进而改善风俗，并不困难；有了知人的方法，将它推而广之以修治政事，也不困难。如今海内虽然号称太平安定，然而对内忠臣奸臣混杂，是非纷乱，士人的气节没有得到激励，奉公守义的人少，结交私门、结党营私的人多；对外则有争讼和盗贼，法令不能胜任制伏奸恶，每年论定死刑的有五千多人，这是祖宗以来不曾有过的，风俗不能说是美好。朝廷上下纲纪不严肃，各部门和各种事务大多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官员不胜繁冗，却还没有办法革除；财物不足以供使用，却还没有办法节制。怜悯百姓、体恤民情的诏书天天下达，但百姓的力量仍未宽裕。因此和谐之风还没有普遍浸润，每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时候总是很少；恩德信用还没有真正得到信任，夷狄的侵扰侮慢仍然很多；以至于盗贼和奸邪之事在各处暗中发生，政事不能说已经修明。陛下如果确实能及早留意这些问题，端正自身来作表率，得到贤能之人并任用他们，努力推行而长久不懈，逐渐推进而循序渐进，那么哪里只是卿士大夫会相互以义理感化呢？即使放牧割草之人和鄙陋的贩卖小民，也可以使他们变得忠厚而知羞耻。哪里只是朝廷之上百官都能各得其职呢？即使海边、边塞的偏远地方，守关击柝的卑微之人，也都会归向正道、安守旧业。像这样而风俗仍不美、政事仍不修明，是从未听说过的。舍弃这些不去致力，就会在接触外物时不能不受牵累，在听取言论时不能不受迷惑。接触外物而受到牵累，那么即使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毁坏它的人也很多；听取言论而受到迷惑，那么即使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蒙蔽它的人也很多。这样一来，风俗就会更加趋于浅薄邪恶，政事就会更加趋于松弛败坏。尊贵的人尚且不能自我克制，何况卑贱的人呢？眼前的事情尚且不能治理好，何况遥远的事情呢？不仅如此，人事没有树立起来，却希望天道帮助并使其顺利；中原不能受到尊重，却希望夷狄真心归附，这也很困难。臣愚昧，所以说：陛下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又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那么加以引导使之通达、扩充使之宏大，正是今天应当致力的事情。否则，用心虽然劳苦，却会离正道越来越远；用力虽然勤勉，却会使所用的方法越来越疏略。即使每天接见许多士人、每天寻求正直的言论，最终也没有补益。《尚书》说：“圣人如果不思考，就会变成狂人；狂人如果能够思考，就会成为圣人。”《论语》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陛下想要达到这个境界，没有别的办法，只是用学习来求取，用思考来精密辨析罢了。只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元祐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宋哲宗，论述《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王岩叟 臣伏思，人君所说的话要成为天下的法则，所做的举动要成为天下的准则；圣人考虑到应当使历代君王严肃对待自己的内心并慎重对待政事，所以设置右史记录言语，设置左史记录行动。伏望陛下即位以来，恭敬沉默、思考治道，敬畏谨慎而少言，到如今已经五年。臣有幸以右史身份入内侍奉，希望听闻圣上的言语并记录下来，简直有如饥渴求食饮，然而这样的机会也有时难以得到。昨天臣参加迩英殿侍讲，臣康讲授《洪范》九畴，讲到“乂用三德”时，陛下忽然提出圣明的询问说：“只有这三种德行吗，还有其他德行吗？”臣不觉心中欢跃、精神振奋，既因初次听到类似尧帝的言语而喜悦，又因陛下询问德行而问到了要领感到庆幸。臣恭敬地已经把这件事记录在册中，用来昭示万世。臣私下伏思，陛下既然能够审慎地询问它，必然会亲自体察并施行它。三种德行，是君临人民的根本，得到它国家就治理，失去它国家就混乱，是片刻也不能离弃的。臣请求为陛下分别明白地说明：能够在朝廷之上辨明是非，在众多士人之间判别忠奸；不因为顺合自己的心意就忘记他的恶处，不因为违逆自己的心意就遗漏他的善处；不因私人请求而徇私于所爱之人，不因公议而改变对所憎之人的判断；能够竭尽诚心、尽到节操，把国家的急务置于自身之前而忘记自己的人，任用他就应当始终不二；

译对于那些依附下属、欺瞒君上，以窃取宠爱俸禄，却不顾百姓祸患的人，应当弃而不用，不能迟疑吝惜。使纲纪严谨、法度尊重、典刑具有警戒作用，不姑息这种人，这是人主刚正的一面。声色是人所喜好的，却要远离它；游乐是人所享受的，却要断绝它；财利是人所看重的，却要轻视它。勇于挽救天下的弊病，果断解决天下的疑难，邪说不能动摇，非正道不能使之喜悦，这是人主刚强的一面。身居万乘之尊而不骄傲，享有四海的财富而不奢侈，聪明有余却处处像有所不足，俊杰都已任用却仍求之唯恐不及，虚心访求治道，委屈自己听从谏言，忧惧得像站在深渊边，谨慎得像踩在薄冰上，这是人主柔顺的一面。这三点足以穷尽天下治道的要领，只看人主实行得怎样罢了。陛下如果确实能用《洪范》所说的三种德性来修养自己，推行皋陶所说的九种德性来任用人才，那么尧、舜和三王的盛治便可以坐等实现了。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只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罢了。【元祐四年二月上奏，当时任起居舍人】上奏宣仁皇后，请求首先端正君心。范祖禹 臣近来被陛下擢升接受谏职，才力浅薄，担心不能胜任。接受任命以来，早晚不得安宁，深思天下之事，如果不是重大而长远的问题，便不敢先行陈述。恭敬地想，祖宗承受天命已经一百三十年，自三代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长久太平。历代圣主创下的基业，交付给子孙，成就它极其困难，毁坏它却极其容易。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要治理天下，总是先端正根本。根本只在于君主的一颗心。天下的治乱，都出自君心。君心一正，万事没有不正的。孟子说：‘君主仁爱，臣民没有不仁爱的；君主讲义，臣民没有不讲义的；君主端正，臣民没有不端正的。只要端正君心，国家就安定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臣在经筵侍讲时，每逢进讲，谈到君主正心修身的要领，以及君子、小人关系到治乱的关键，总是反复开陈。料想陛下已经听得很熟了，如今既负有进谏的职责，就不敢忘记这些道理。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君心。臣愚昧，恭请太皇太后陛下每天把祖宗创业的艰难、治理天下的勤劳、万民的疾苦、群臣的邪正、政事的得失，讲给皇帝听，使这些道理存留在皇帝心中。如果皇帝陛下圣心明白通达，能够辨明邪正，那么将来众多说法就不能迷惑他，小人也不能进用，万事便安定了。臣私下反复思考，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只愿陛下深深留意，天下就幸甚了。【元祐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述王道的六件事。苏轼 臣起初学习，是把经世致用作为根本，以空谈为可耻；所以做官以后，总把惠及百姓放在心上，却以尸位素餐为惭愧。近来多次请求治理一郡，并请求镇守边地，希望趁着余年稍微施展实际功效，但有志向却未能实现，负愧之情又能说什么呢！如今竟凭文字做官，把寻常言语作为职业，对下不能让人看见才能如何，对上也无法考察事情的隐微，回头省察当初的志愿，实在有愧于自己的面目。因此在拜受恩命的日子，略陈几句有益的话。孔子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孟子又说：‘一句话能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从前汉文帝喜爱张释之这位长者的言论，便用德化教导百姓，辅助成就刑罚搁置不用的功效；孝景帝听信晁错关于权术策略的言论，便用智术驾驭事物，逐渐造成七国之乱。由此可知，国家安危的根本，只在听取言论时的是非得失。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学习好像还来不及，八年间探求治道，即使寒暑也不废止讲读之官；谈王道而不谈霸道，讲仁义而不讲财利。八年之间，指陈经义文理的言论，何止千万？虽然所论各不相同，但其要旨不出六件事：一是慈爱，二是节俭，三是勤勉，四是谨慎，五是真诚，六是明察。所谓慈爱，是喜好生存、厌恶杀戮，不喜欢动用兵刑；所谓节俭，是约束自己、节省费用，不损伤百姓的财力；所谓勤勉，是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亲近声色；所谓谨慎，是敬畏上天、效法祖宗，不轻视人的言论；所谓真诚，是推心置腹地对待下属，不使用机巧权术；所谓明察，是专一信任君子，不让小人混杂其中。这六点都是先王留下的成法，也是老生常谈，言语没有新奇之处，人们容易忽略轻视。譬如饮食起居，如果按服用药物那样认真对待，那么天人自然会相应，福禄也难以估量。这样看来，臣等所学习的先王之道，也并非对世道毫无补益。如果陛下听到了却不接受，接受了却不相信，相信了却不实行，就像听到春鸟的叫声、秋虫的鸣声一样，只是从耳边经过，那么臣等即使长着三尺长的嘴，每天诵读五车书，反而还不如那些从事医卜技艺的人和奔走办理文书的吏员；臣等若尸位素餐，死后也罪不容诛。伏愿陛下阅览臣的言论，稍稍留意圣心，天下就幸甚了。【元祐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轼上谢表，因而进言规谏】上奏哲宗，论述使四方归心的四件事。梁焘 臣听说圣明君主兴起，必定敬畏天道以修治人事，所以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聪明、仁爱、孝顺，都是天赋所得；即位承继圣明德业，很早就拥有宗庙社稷。上天交付给陛下的责任如此重大，陛下必定应当有所报答上天，顺应上帝而敬奉承受天意，以回报上天赐予长寿的福祉。上天所喜爱的，在于使百姓安宁；百姓获得安宁，在于实行仁政。仁政的要道，根本在于安静而不扰民。安静而不扰民，就是人心归附的原因。人主凭一身的尊贵居于四海之上，必须得到人心归附自己，才能国祚长久，安宁地成就太平之功。如今陛下刚开始亲理政务，正是四方观察圣德的时候，应当上合天心，下慰人望，能够承继祖宗的美德，敬慎地采用太母的教训，安抚两宫的慈爱，使之成为万世法则。这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事。臣愿献上愚忠，来帮助陛下聪明的一点。亲近法座、每天侍奉圣上的，莫过于左右近臣。人人都愿意效尽腹心，以报答陛下的眷顾恩遇，陛下必须知道他们的用心，才可以使他们尽节竭忠。臣愿陛下戒除喜怒的偏激，平衡爱憎，略过小的过失以发挥人的长处，记录细小的勤劳以勉励人的忠诚，使他们如同手臂听从手指，又如手掌保护头部和眼睛那样，始终要求他们尽力。

译这就是左右近臣归心的办法。端正朝廷、明确国体，莫过于廷臣。用治道辅佐人主的，有辅弼之臣；参与谋议、进献意见的，有侍从之臣；拾遗补过的，有谏官；纠正过失、检举差错的，有御史。这些都是王朝官员中的要职。他们聚集在朝廷，各有职守，不能让他们相互交通，也不能让他们结成朋党。相互交通，就会蒙蔽君主的聪明，扰乱国政，产生奸诈欺骗；结成朋党，就会伤害善良，隔绝正直。这一点不可不察。应当经常使君子得到进用，不任用小人。君子和小人是相反的：君子正直，小人邪曲；君子忠诚，小人谄佞。君子得到权力，就会敬畏戒慎而更加恭敬；小人得到权力，就会傲慢凶狠而难以控制。权力可以交给君子，不可以交给小人。因此臣说：应当经常使君子得到进用，不任用小人。陛下正以极其明察的判断独自裁决政事，尤其需要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以辅助圣明睿智。如果不收罗掌握人才，又凭什么能得到许多公正忠诚的人来任用呢？臣愿陛下清净心志、端正思虑，来观察群臣。清心，就是极其公正而不偏私；正虑，就是不被奸邪言论迷惑，辨别邪正，消除朋党，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人不要迟疑；辨明谗言而进用忠臣，容纳劝谏而培养正直之士，谨慎听取意见以广开谋略，刚决裁断以明辨事务，信任臣下以保全功业【一定要寻求忠实正直的臣子并信任任用他们】，谦恭地求取帮助【降低人主的威势来感动臣下之心，那么臣下必定会有忘身报国的功效，也必定能建立辅佐之功】；这就是廷臣归心的办法。安定国家、保卫社稷，莫过于百姓。圣人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大概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富足，国家就富足。国家的各种用度，百姓承担了百种负担；应当经常使他们衣食充足，没有困苦和怨恨，这样各项事务他们就乐于供给朝廷了。君臣共同谋划经营的事情，也就在这里罢了。臣愿陛下使法令明确可信，使刑罚和赏赐公平平易，宽减并节省赋税，减轻并简化徭役。年成丰收、天下和平时，就安抚养育百姓，使他们富足并有余力；遇到灾荒、劳苦疲敝时，就救济抚恤、使他们休息，不使他们失去安身之处。臣下有请求宽待爱护百姓的，应当当面诏令大臣一定实行；臣下有主张搜刮百姓的，应当当面告诫大臣严加斥责。这就是百姓归心的办法。关系到中国强弱安危的，莫过于夷狄。应当使他们畏惧威势、感怀恩德，谨守职分、修治贡礼。对于敌国，要遵守主宾之义，以礼和信相交；对于属国，要遵守忠臣之道，接受朝廷命令。经常处在义与信之间，然后才可以谈得上治理中国。自古以来，凭使夷狄感怀德化、畏惧威势而强盛，从不以开辟土地作为强盛之道；以先发制人作为安定，不以受制于人为安定。这一点不可不察。臣愿陛下当面命令大臣，务必精选忠贤而有才略的人，把统帅军队的权力交给他们，不要任用因私爱而被亲近、只知顺从的人，以免最终耽误边疆事务。谨慎守卫疆场，珍惜保有土地，明确守信并重振威势，制服贪暴、抵御侮辱；平时收敛兵力而适时行动，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不可只图眼前苟且无事而养成后患，成为朝廷日后的忧患。一定要恩威并施，使他们知道畏惧，忙于服从奔走而没有空闲。这就是夷狄归心的办法。这四件事如果确实能得到忠贤之臣从旁辅佐圣明谋略，那么安静太平就可以实现了。陛下如今想要发挥聪明，扩大仁孝，上使两宫感到慈爱安宁，下收四海归附的希望，从宫中和左右近臣开始，直到朝廷群臣，再下至百姓，远及夷狄，使众人欢然一心归附明君，这就可以说是安静太平了。至于群心欢悦，和气充满四方，便可以使阴阳顺序、风雨应时，年谷丰登，人民富足长寿，帝王的事业也就完成了。臣蒙受特别恩典，从侍从之臣被擢升，得以参与辅佐，私下观察陛下具有仁圣的资质，因此愿陛下实行仁圣之事，希望陛下成就仁圣之功，这就是老臣微薄的报国之心。只愿陛下裁察并垂听，臣实在感激恳切。此为竭尽忠诚。【元祐八年上奏，当时任知颍昌府】《宋名臣奏议》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君道四 上奏徽宗，论述人君的三条重要原则。李朴 臣听说天下发生事情，不值得忧虑；天下无事，反而深可畏惧。人的常情是，劳苦时就思考，安逸时就放纵。因此正当有事之时，忧劳恐惧之心能够使国家由危乱达到治安；等到无事以后，骄傲自满、懈怠懒惰的气象也能使国家由治安走向危乱。舜在位时，上天日月五星运行整齐，下面百兽起舞，可以说安定而且太平了；然而君臣之间仍然惴惴不安，常像忧虑危祸乱事必将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治安不足以凭恃，而骄盈怠惰将会随之而来。臣私下观察，国家圣明君主的创制和继述，自古太平盛世没有比今日更长久的；这正是天下所谓无事之时，也是臣所谓深可畏惧之时。伏愿陛下思考创业极其艰难，畏惧守成并不容易，亲近和睦九族，为万邦树立风范；不要把好恶滞留在心中，喜怒要依循义理而发；体行仁爱之德，并用刚强来成就它；破除险诈偏邪的言论，并用宽恕来平衡它；知道君子凭什么实现太平，又考虑他们难以进用的原因，那么任用他们就不要疑虑；鉴察小人凭什么导致祸乱，又防备他们容易进入朝廷，那么就必须迅速除去他们。除去心术上的祸害，然后才可以培育人才；勉励廉耻操守，然后才可以整肃仕途；辨明试探性的邪说，然后才可以招来忠言。军队年老疲弱、边境空隙值得忧虑时，不如把自我治理作为守御的防备；百姓困苦、国家用度不足时，不如把节俭作为使国家富足的根本。观察风俗教化并通达其变化，议论政事并取其中道，掌握权柄纲纪，爱惜百姓，一天比一天谨慎，保守最初的志向。像这样，都是圣明政治所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虽然如此，使这些事情能够实现还是有根本的。臣听说从前周成王即位，召公做他的保傅，周公做他的老师，早晚辅导，甚至在起居言动之间也始终谨慎。唐太宗开设文学馆，选拔十八位有道德的名儒担任学士，即使饮食游宴，这十八个人也没有不在其中的；退朝后便同他们讨论古今成败的原因，常常直到太阳西斜、深夜才停。所以周成王能够光大彰显文王、武王的功业，而唐太宗在三代以后独为最高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知道怎样治理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足以治理的了。臣确实知道陛下聪明仁圣，这是天性所得；然而圣人德行配合天地，志向仍常觉得不足。不知陛下早起临朝，手捧经书在左右陪侍、讲述德意和志虑的人是谁？陈述前代兴废治乱，使陛下能够以旧事为鉴、革新当今的人是谁？退居深宫之中，在燕见闲暇时召来、用来充当顾问的人又是谁？如今即使还不能远远效法成周，设置师保之官，也应暂且退一步仿照唐代制度，大开学馆，广泛选拔博通经学的老儒宿德，让他们侍奉经筵。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勤勉不懈地同他们讲论正心诚意、事奉上天和治理人民的道理。即使这些是陛下圣明天性本来就能做到的，臣仍愿陛下更加努力于圣学。这就是臣所说的根本。臣又听说，人主不可谋求胜过天下，不可废弃天下的公议，不可使心术在毫厘之间发生偏差。这三点，是人主的重要原则。臣请求为陛下分别说明。所谓人主不可谋求胜过天下，是什么意思？臣听说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去任何一个人的心。因为天下就是由一个个百姓积累而成的。因此，百姓希望长寿，就为他们减轻刑罚；百姓希望富足，就为他们减薄赋税；百姓希望安逸，就为他们缓和劳役。凡是君上的禁令、取舍，只担心有一项不符合天下人的好恶，所以天下人也共同安于这样的治理罢了。后世有韩非、商鞅这样的人，才开始教导君主以胜过天下为事。他们说：‘权势和法制，是人主掌握的权术；天下百姓，必定都要听从我的命令。’如此琐屑经营，便是把天下当作供一个匹夫役使的对象。所以有的用严厉决断来压服天下，有的用搜刮剥削来压服天下，有的用战争来压服天下，安忍残酷、任意妄为，把百姓当作仇敌。百姓承受不了这些祸害，便共同联合天下的力量来战胜他。因此臣说：‘人主不可谋求胜过天下，这是第一点。’所谓人主不可废弃天下的公议，是什么意思？臣听说人主的权势能够使人得到生杀祸福，却不能改变天下的公议。尧、舜和三代时，公议在朝廷之上发挥作用，用来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并推行于天下。到了天下混乱时，公议在朝廷之上被废弃，却私下在民间巷陌中流传；再严重一些，又设置诽谤之法来堵住天下人的嘴，于是公议不再发于民间，而郁积在人心。最严重的莫过于秦朝。秦朝设置腹诽、心谤的罪刑，是想把存在于人心中的公议一并取出消灭。然而也只能暂时禁止，最终还是在后世大肆爆发。为什么呢？所谓公议，它的根本与天地并立，是非出自人心共同认可的判断，不可能被改变。既然知道它不可能改变，那么让它有时在民间发出，有时郁积在人心，有时在后世放纵爆发，哪里比得上把它举出来，运用于朝廷之上，再推行到天下呢？因此臣说：‘人主不可废弃天下的公议，这是第二点。’所谓人主不可使心术在毫厘之间发生偏差，是什么意思？臣听说人主是天下的根本，心术是人主的根本。用道德仁义来培养它，终身都还不足以说功德已经完成；用邪曲、淫荡和安逸来诱动它，一旦陷入，便会有无法承受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仁义很难全部做到，而邪曲淫逸却容易使人沉溺。古语说：‘人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却非常多。’那些小人想要给天下造成祸害，必定先败坏君主的心术，然后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我想崇尚节俭，他们就用骄奢来攻击我；我想以仁恕为根本，他们就用烦苛来攻击我；我想厚待百姓，他们就用聚敛来攻击我；我想任用正直之人，他们就用谄佞柔媚来攻击我。他们用来攻击我的手段纷纷而来、同时袭至。人主又怎么能凭一颗心，守住难以周全的正道，战胜容易沉溺的邪欲呢？必须以平正来主持，以清明来照察，以真诚来持守，恐惧戒慎得像盗贼将要到来一样，及早堵住他们窥伺觊觎的渐进趋势。否则，假如让他们乘着我徘徊犹豫的时候，找到一点空隙来推销自己，便会逐渐侵蚀败坏，最终还不能觉悟。因此臣说：‘人主不可使心术在毫厘之间发生偏差。’这是第三点。懂得这三点，大根本就树立起来了。臣愚昧，却禁不住一片恳切忠心，只愿陛下留意省察，使天下获得幸福。【建中靖国元年，因陈瓘推荐，赐臣入殿对答，臣上此札】上奏徽宗，论述预先戒备的六件事。陈次升

译臣器识不适于实用，才能不及他人，早年就担心神考误以为可用，擢升安置在台属之中。后来侍奉哲宗皇帝，又承蒙担任谏官，始终没有好的表现，最终因罪被废弃。陛下即位之初，搜罗人才，振兴并提拔被埋没迟滞的人，从烟瘴之地起用臣，擢升臣为乌府副职。如今又任命臣为谏议大夫。臣自认为天资质朴拙劣，学问迂腐疏浅，多次上呈辞章，却不能改变天听。接受任命以来，早晚不敢懈怠，思考怎样图报国恩，便取古代先哲圣王以及我朝祖宗的大道，撰成六件事：一是体察大道，二是考察古制，三是修养自身，四是仁爱百姓，五是崇尚节俭，六是任用人才，用来预先警戒。希望陛下时时念念不忘，使圣躬没有错误举动，各项事务没有不能治理的，也算是樵夫野老爱戴君主的一点心意。谨冒死进献。体察大道 臣听说，天道运行而不积聚，所以万物得以生长；帝王之道运行而不积聚，所以天下归附；圣人之道运行而不积聚，所以四海臣服。大道不能人为强作，也不能执着拘守；没有偏私、没有党与，坦荡广大，百姓反而不能用言语说清它。因此先王考察人才、颁行政令，衡量才智能力授予官职，设置宰辅，用来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统率卿士、安抚四夷；又让那些通晓世务、明白治体、熟悉前代言行的人，纠正过失、检举谬误并提出议论，所以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也得以安定。那些昏昧无知的君主，有时只任用宰辅，有时偏信直谏之臣，有时曾经推心置腹却被其中一方误导，于是两边都抛弃，迷惑实在太深了。因此史书特别详细记载、作为万世戒鉴的，如秦朝的李斯、赵高，汉朝的王莽、董卓，唐朝的李林甫、卢杞，都是君主专任的臣子。以致奸佞充满面前却看不见，大谋略颠倒错乱却不知道其名，自己受辱、身陷危险，国家覆亡、宗庙断绝，这就好像蒙住耳目却驱使四肢，怎么可能成功呢？樊丰、周广对于孝安帝，朱异对于梁武帝，裴延龄、韦渠牟对于德宗，都是君主偏信的人。以致夺取公辅的职权，挫伤宰相的威势，进谗陷害忠良，积成社稷的祸患，这就好像砍掉自己的四肢却任用耳目，怎么可能成功呢？汉武帝凭借英雄之才即位，五六年间，声称胜过汉文帝、汉景帝；等到他专任田蚡，田蚡入朝奏事便谈到一天将尽，所说的话全都听从，因而养成他的罪恶，最终导致田蚡说出‘我也想任命官吏，为什么不让我取用武库中的兵器’这样的愤怒之言。后来汉武帝又只偏信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流，凭辩论折辱大臣，甚至与诸侯私下交结，暗中积蓄谗毁诉讼之言，劫杀亲王，却始终没有追究他们的死罪。汉武帝的志向，难道是因为曾经像那样专任宰辅，偏信直谏之臣又像这样，所以才把两者都疏远吗？于是诡诈怪诞的人和奇异邪僻的方术乘隙而入，没有正直之臣挽救，因此穷奢极欲，滥用刑罚、加重赋敛，对内大肆营建宫室，对外忙于应付四夷，听信并迷惑于邪怪之事，巡游没有节制，后来便有了哀痛自责的诏书。臣听说仁宗治理天下，百姓直到今天仍称颂他的盛美不止，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他不强行执着、不偏不党，如同天道运行而不积聚，所以民心归附，四海臣服。观察他任用谏言的做法：起初因范仲淹结党之事获罪，后来忽然醒悟，便将他们全部重用；唐介因弹劾文彦博被贬，不久就恢复官职；又因众人之言罢免欧阳修，后来由于范镇一句话而把他留下。这种随机应变的手段精妙，难道可以不努力学习吗？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专任宰辅，计策得到施行，言论得到听从，没有人敢于抗拒；提拔援引同党，朝廷上沸沸扬扬。臣担心他暗中玩弄威权，而陛下厌恶这种情形，因而改变方针；又偏信直谏之臣，重蹈汉武帝的过失。假如不走这两条路，却又把心腹和耳目托付给身边近习之人，那么祸患就更加急迫了。难道能不谨慎吗！考察古制 臣听说，尧舜的治道记载在《尧典》《舜典》中，条目虽多，但概括其中最大的美德，都只是说‘考察古道’罢了。傅说告诫高宗，也说：‘如果不以古训为师，还能以什么作为训诫呢？’诗人歌颂周成王，也说：‘每天进步，每月长进，学习不断光明。’帝王凭一人之身应对万事万物，如果不能广泛通晓古今，深入探究明君贤臣修身治国的要领、伟大功业和谋略方策的施行，以及昏暴残虐、祸乱危害和罪魁祸首产生的原因，取正确而舍错误，执守古道来驾驭今天，又怎么能够承担得了呢？所以尧舜之所以遵循并考察古道，高宗之所以以古训为师，成王之所以勤于学习，原因就是如此。至于轻视经典古籍的大道，却喜好雕琢辞章的小技艺，争竞一韵的奇巧、一个字的工巧，那是腐儒所做的事，而蓄积德行、立志建功名的人都鄙视它。何况帝王每天有万般政务，却把心思全放在草木之间，把意趣用尽在烟霞之外，这又有什么用呢？隋炀帝尤其擅长文章，不愿别人超过自己。薛道衡被诬陷处死时，隋炀帝说：‘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诛杀时，他说：‘你还能再作出“庭草无人随意绿”吗？’ 他又说：‘假如朕同士大夫一起参加高等选拔，也应当做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其专心于文学，甚至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书隶书、围棋，没有一样不精妙，但这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只足以导致祸乱罢了。为什么呢？既然把这些才艺施展出来当作智慧和才能，就必定凭此骄傲轻慢天下，于是贤者因此离心，小人争相学习，借此来增加自己的妩媚。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智慧才能，反而成为使自身灭亡的工具，留下后世的怜悯和讥笑。臣听说陛下在藩邸潜藏德性时，就已经留意翰墨了。即位以来，喜好创作诗曲，赐给亲近宠幸之人，又刻在石上、镂在木板上，传播到远近各处。臣愚昧而过分担忧，恐怕天下人不能完全知道陛下这是天纵之能、不假思索便能得到、挥笔便能写成，反而妄自把它同前代帝王在雕虫篆刻等细小技艺上耗尽精力相比，并且说：‘天下政事还没有治理好，却把心思游放在这些事情上，难道不是盛德的污点吗？’又担心陛下任用只具备这些小技的人，如此士风就会随之败坏。臣愿陛下彻底摒弃浮华无用的文章，不让它胶着于心术，只专心切磋治道；听政之余，亲自阅读书史，取其中有关国家兴亡、百姓安危的内容，成功的继承它，失败的反思改正，以资益圣明的治理之道，来努力增进考察古制的德行，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修养自身

译臣听《诗经》说：‘鹤在九层深泽边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外面。’《易经》说：‘行为从近处开始，却会在远处显现。’大概修身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历来观察古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和中兴之主，他们承接离乱之后的局面，当时的风俗和百姓早已习惯于无人治理；政令急迫就产生怨恨，宽缓就变得苟且偷安，奖赏不能使人勉励，刑罚也不能使人改变。在这样的时代，却能够开创天命，平定清理九州，拓展天下，使治理成效指日可待，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明白人可以用诚意感动，却难以挨家挨户劝说，所以先端正自己的心，再推广到自身；端正自身，再推广到国家。因此道德由此彰明，风俗由此美善。为什么呢？人君所凭借来拥有天下的，无非是天命归于他、百姓归附他、贤者依附他罢了。而上天亲近有德之人，百姓怀念宽厚仁爱的人；国家无道，贤者就收敛才德而退藏。这三者如果不修身便都不能实现，否则，光明昭著的天鉴，难道可以靠虚假行为欺骗吗？亿万人的心，难道可以用车载金银珠宝来招致吗？有道之士，难道可以用高爵厚禄来诱惑吗？从未听说过。何况君主是百姓的师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内心所发必定显露于外，百姓也会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随之变化。如果想兴盛崇尚礼义、厚待人伦、美善教化，难道可以只用言语来率先示范吗？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主仁爱，臣民没有不仁爱的；君主讲义，臣民没有不讲义的’。所以尧治理时，百姓家家都可以得到封赏；桀治理时，百姓家家都可以被诛杀，难道是百姓的习性不同吗？只是君主感化他们的方式不同。魏武帝喜好法律，天下便重视刑名；魏文帝仰慕旷达，天下便轻视守节，难道士人所崇尚的不同吗？只是君主感化他们的方式不同。这些都是前事的验证，怎么可以忽略呢？仁宗曾经把《无逸》写在迩英阁的屏风上，年代久了有所破损，便命王洙重新书写，并说：‘朕不愿背弃圣人的言语，所以把它放在左边。’又取《孝经》中‘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命蔡襄书写，放在右边相对，想使圣人的话时时存在于顾盼之间。用声音作为准则、用自身作为尺度的人，还有谁能超过他呢？所以他兴办事业、创立功业，制度和遗文独自超越百代君王，也就理所当然了。臣愿陛下追随仁宗，谨慎修养自身，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使百官有司相互警戒说：‘圣德如此，怎么可以自己懈怠？’岩穴山谷中的士人相互勉励说：‘圣德如此，怎么可以自己放弃？’百姓告诫子弟说：‘圣德如此，怎么忍心冒犯上位者？’ 盗贼带领党羽说：‘圣德如此，我们哪里敢猖狂作乱！’这样一来，成王、康王时期的太平之治就可以立即实现了。仁爱百姓 臣听说，上天的视察和听闻以百姓为依据，国家的存亡系于天王。古代君王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百姓归附他、上天任命他；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百姓背叛他、上天降祸于他。因此百姓归于一德，上天就任命商汤；百姓像孩子归来一样投奔周，所以上天就任命周；百姓不能忍受暴政，上天就命令诛灭桀；百姓没有不想反抗的，上天终于终结商的天命；百姓忧愁叹息，上天就灭亡秦的祭祀；百姓怨恨不满，上天就剪除隋的暴虐。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烂的绳索不能驾驭马匹来警戒后世，难道只是因为怜悯百姓极其艰难，担心强者成为盗贼、弱者暴尸荒野吗？实在还担心君主因此不能保全自身而蒙受毁辱，甚至连宗庙也陷于困穷，妻子儿女也受到连累。身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生灵涂炭，身为子孙却使宗庙毁辱，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身以及妻子儿女，难道应当忍心这样吗？所以盛德的君主兢兢业业谋求治理，实在就是畏惧这些。正因为知道畏惧这些，所以穿粗衣、吃粗食，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家家给足、人人富足，懂得崇尚礼义廉耻，令天下都安宁快乐。近年来，水灾旱灾屡屡发生，疫病尤其严重，而两河地区的百姓服役、承担科征，烦劳耗费，忧愁困苦；官府催收赋税急如星火，贪赃枉法的官吏又趁机额外勒索。我私下担心，能够供给的有限，而索取者没有满足；以有限的供给满足无穷的索取，天下一旦发生变动，祸乱就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产生，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战战兢兢感到危险的原因。陛下虽然屡次发布诏令，充分陈述至诚恻隐、忧虑百姓疾苦的心意，恩惠传布下来本应像驿站传递命令一样迅速，如今却被公然搁置违抗，这是朝廷的恩泽被州县夺走了，难道不可痛心吗？自古以来所忧虑的，就是君主的恩泽被堵塞而不能下达，百姓的情况郁结而不能上通，以致君主勤勉抚恤而百姓不感怀，百姓忧愁困苦而君主不知道，最终离叛和危亡接踵而来。臣愿陛下申令台谏和监司，经常严切纠察，严格依照刑名惩治来杜绝这种情况，使之如同救火救溺一样，以使社稷获得幸福。崇尚节俭 臣听说，禹使宫室低小，厌恶华美衣服，在家中努力节俭，因此拥有天下。传了两代到太康，已经沉溺于声色和田猎了。到了桀时，竭尽百姓财力营造倾宫，最终天下灭亡了他。唐明皇初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都命有关部门销毁，用来供给军国之用；珠玉锦绣，则在前殿焚烧。到了晚年，穷尽天下奢侈之物，仍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由此看来，创业之君明确崇尚节俭以示范子孙，后来仍然流入淫靡；开始时能够节俭的人，最终尚且到了骄奢的地步，何况没有启发后人、开头就不谨慎的人呢？天下习惯于安逸奢靡，已经很久了，如今更为严重。贵族和兼并土地的富家，宴饮的物品、歌舞的器具，都穷尽奇异精巧来相互争胜。销金铺翠，十天一变、一个月不同。单是一件精细衣物，价值竟有上千。这样的风气怎么可以长久呢？臣愿陛下以道德作为华丽，以仁义作为光彩，把珍玩奇巧看作毁坏国家的斧斤，把珠玉绣锦看作迷乱心志的鸩毒；将奢靡之风铲除、压制，断绝它的根本，严厉自我约束来禁止它。褒奖提拔朝士中节俭朴素、清正自守的人，贬退那些淫逸荒纵、骄傲奢侈的人，以此敦厚浅薄的风俗，岂不是美好的吗？从前汉孝文帝爱惜百金，不肯建造露台，于是天下百姓的衣食日益丰足。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士人便崇尚敦厚朴素。唐太宗以隋朝灭亡为鉴，公私都富足充裕。至于违背节操的感叹，无论愚人智者都共同厌恶，是因为以自己不如同类为耻，所以勉强去做，以相互争高。人主如果能亲自节俭作为表率，谁能抵挡这种风气的趋向呢？臣听说伪蜀以珍珠装饰溺器，太祖命令把它打碎，并且说：‘用这种东西供养自身，不亡国还等什么？’唉，圣人的忧虑深远啊。这难道只是为了改变当时的风气，使人知道应当崇尚什么吗？任用人才

译臣曾向农民学习种庄稼。凡是播种栽培适宜、耕作锄治功夫相等的，收获也相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阴阳调和、雷风运行、雨露滋润不能按时到来，庄稼就同样遭受饥荒；按时到来，就同样获得丰收。由此可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就其伟大，难道不是因为它没有私心吗？所以先王效法天地，在任用和罢黜人才时，能够激励天下不善之人退缩惭愧，劝勉天下良才乐于进用，以达到治理目的，这也是效法天地无私的原则，所以反而能成就自己的功业。后世那些见识不全面、用人不周遍的君主，很少能遵循这一原则；在任用或罢黜之际，有的尊重权势地位而压抑寒门，有的任用亲近而弃置疏远，有的采纳虚名而废弃卑微者，有的喜欢才能而略过实际考验，有的重视朝廷而轻视四方，有的则完全反过来，因而更加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君子和小人从何处出身，并不决定于世代俸禄和门第高下；言语行为，也不是一件事就能概括；出仕或退隐，也不是一个方面就能看出。这是愚人和智者都知道的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规定贤人的选拔必须有固定方式，认为一定要出自权势地位和亲近关系呢？富贵子弟甚至有人连豆麦都分不清，却乘坐高车、骑着大马做百姓之上，那么筑土墙的老人、渭水边的渔夫，又从哪里得到呢？如果认为人才一定出自寒门和疏远之处，那么碌碌无为的腐儒拿着一尺见方的纸，写些歪曲的文章，却享受万钟俸禄；那么伊尹的伊陟、周公的鲁公，又从哪里得到呢？甚至有的采纳虚名而废弃卑微者，喜欢才华而略过实际历练，在内廷和外廷之间交替地厚此薄彼，这些都是昏君的所作所为，值得深深警戒。王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假如德义值得尊重，即使是贩夫走卒也不舍弃。因此管仲举荐两个盗贼，秦穆公任用由余，齐威王因为左右近臣的称誉而烹杀阿大夫，功业当年就成就，声名后世便显著，真可以说是明察了。以舜这样的圣人，在接受天命之初尚且要经历各种艰难来考验，何况其他人呢？近古的汉宣帝，也可以说是急于求贤的君主了；而萧望之、杜延年大概是他尤其厚待的人，有时出任地方治理百姓，有时出任边地官吏。这不只是频繁任使他们来考察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四方、使内外势力均衡。他的治理优于汉文帝、汉景帝，不正是这样吗？如果给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俸禄，给一个没有功劳的人爵位，开始并不会危害国家，但最终会造成祸害；不只是因为这会使嫉妒贤者进用的人得势、使有才能者不能任用，也因为贤能之士会以同这些人为伍为羞，或者以居于他们之下为耻，这就是它造成危害的原因。自古人君进用贤才，从不间隔亲疏贵贱，也没有爱憎，只考察他是否贤能罢了。所以丁公对汉高祖有救活他的恩德，汉高祖不但不任用他，反而加以诛杀。唐太宗不顾秦王府官吏的怨言，说：‘朕和你们每天所穿所吃，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设置官职、划分职责，都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而任用，难道能以新旧资历作为先后吗？’臣愿陛下考察古代先王，效法天地的无私，借鉴汉高祖、唐太宗的公正，不论布衣寒士还是公卿子弟，只以贤能为标准任用，不徇私亲，不偏袒迁就，这样或许贤才会汇聚进用，使左右近臣都增光。【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钦宗，论述实现太平在于得到民心。陈公辅。臣近来因进奏应对，特别蒙受圣上的慈爱，听到陛下谕示要亲自擢拔任用臣、命臣同心协力帮助成就太平的意思。臣又惶恐又感激，臣是什么人，竟能听到这样的话？臣本来就应当竭尽所知，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然而臣自愧学术和见识都不如别人，只是有一片朴实忠诚之心罢了，惟愿陛下怜悯臣。臣曾向朝廷士大夫询问，他们都说如今国家遭受的夷狄之患还没有消除，太平之治确实还不容易实现。但依臣看来，战胜夷狄，必定在于治理好中国；治理好中国，必定在于获得民心。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迂阔而不切合治理国家。孟子曾说：‘取得天下有方法，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得到人民也有方法，得到人民的心就能得到人民。’既然如此，民心怎么可以失去呢？臣曾考察先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的原因，没有别的，最重要的只是有德罢了。大概人心容易感动，盛大的德行却难以忘记。圣人在上亲自实行德政，既有感动人民的盛德，所以百姓在下欣然拥戴，也就有了爱戴君上的诚心。不仅如此，顺应人民所想要的而给予他们，顺应人民所厌恶的而除去它们，这些都是取得民心的方法。因此，善政是人民所希望的；暴政是人民所厌恶的。君子是人民所希望的，小人是人民所厌恶的。实行善政，除去暴政；任用君子，斥退小人。这样顺应人民所希望的而给予他们，顺应人民所厌恶的而除去它们，民心难道还会得不到吗？臣不敢远引前古，只请从今日的情形来看。陛下在东宫涵养德性十多年，恭敬节俭出于天性，聪明睿智本来就是天赋，对人民的真诚爱护还没有显露却已经令人信服，行动感动人民，不必言说人民就会响应；这样的盛德，本来就足以感动民心了。等到一旦即位，便把政事中善的部分逐步实行，把政事中暴虐的部分逐步除去；忠良的君子依次召来任用，奸邪凶恶的小人依次放逐诛杀。于是天下人欣然归附，无不仰望拥戴圣朝，好像乌云重重遮蔽天空，忽然见到耀眼的太阳；又好像盛暑中热得难受，忽然得到清风吹拂。哪里会有不得人心的道理呢？所以即使金人军队围逼京师将近四十天，京城百姓也都愿意坚守，没有一个人产生离心；四方援兵不久全都聚集，没有一个士兵有叛变的意志。以至于州县之间，人心安定，盗贼不敢乘机起事。这是凭什么达到这种情形的呢？实在只是因为得到了民心罢了。

译陛下如果真能效法大禹的勤劳不懈，体行周文王的节俭，以至诚实行，坚持不懈地做到底，检点自身唯恐不及，听从劝谏像水流一样顺畅，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您的德行就会更加盛大而不衰。民心还会到哪里去而不归附呢？然后与宰执大臣共同讲明，寻求善政，把它们全部实行。凡是所谓暴虐、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政令，都除去，唯恐除得不尽；选择其中的君子，全都召来任用；凡是所谓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小人，都除去，唯恐除得不彻底。这样，取得民心的方法就达到极点了。民心既然取得，中国哪有治理不好的？中国既然治理好了，夷狄哪有不服从的？这就是太平大业可以谋求实现的原因。从前齐宣王害怕诸侯侵犯，孟子说：‘我听说以七十里土地施行政令而使天下归服的，商汤就是这样。我没有听说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滕文公以小国夹在齐、楚之间，孟子只告诉他说：‘挖好这道护城河，筑好这座城池，与人民共同守护它，即使战死，人民也不会离去。’谁说陛下以一人之尊，拥有天下之大，一尺土地没有不是王土，一个百姓没有不是王臣，却要小小地把夷狄当作可怕呢？臣愿陛下努力，只须考虑如何取得民心，他们实在不值得畏惧。【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钦宗论君道根本在于人民　胡安国 臣听说古代君主面向南方、向着光明治理天下，大概是取《易经》离卦作为太阳至为光明的象征。日食本是常有的天象，《春秋》每逢日食都记载，为什么呢？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如果太阳发生日食，就会昏暗而不明。臣下背叛君父，就会昏暗而不明；妾妇凌驾丈夫，也会昏暗而不明；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也会昏暗而不明；夷狄侵犯中国，也会昏暗而不明。所以《春秋》每次日食都记载下来，是用来作为君主面南而治的重大警戒。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改制定七十多件政令，用公田和苑囿赈济贫民，减少乐府人员，停止黄门饲养狗马，撤除甘泉宫守卫，停止角抵戏和齐地三服官，节省费用、爱护人民，这些做法声誉非常好。然而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败，奸邪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由此可知只是因为识人不明，丧失了掌握政权的要柄罢了。萧望之是社稷之臣，却被石显等人进谗，逼得在私室自杀。张猛是忠正之士，却在公车署自杀。刘向是宗室中的英才，却遭排斥诋毁，不能得到进用。至于许氏、史氏以及宦官，却受到毫不怀疑的信任。根本大事既已失误，即使有恭敬节俭的小节，又怎么足以整顿纲纪、振兴国运、压制奸邪、拯救百姓的困苦呢？至于汉昭帝，论年龄还不及汉孝元帝年长，论文学才华又不如孝元帝博雅，至于奉养自身和安排用度，也未必比孝元帝节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然而汉昭帝能够辨识上官桀的欺诈，信任霍光，于是汉朝国运重新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确实是掌握了做君主的根本。陛下有温和恭敬的德行，有节俭约束的操守，有忧劳勤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诚意，有善于谋划、采纳劝谏的优点，远远超过汉元帝。只是臣不知道群臣的邪正，陛下是否都已经明察于心而不受迷惑？还是有所疑惑而尚未决断呢？如果没有疑惑，那当然很好。假如有所疑惑却不能及早决断，那么君子一定会被疏远，小人一定会被亲近，天下的事情也就会败坏。小人善于窥测君主的意旨来求得迎合，君子则只遵从义理而不苟且迎合。因此，古代能够向天下彰明德性的人，首先端正自己的内心；心中有愤怒，就不能保持正；有所偏爱欢乐，就不能保持正；有所忧患，就不能保持正；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正。这四种情绪不除，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就是必然的。陛下如果真能穷究事物、获得知识，以诚意端正内心，并以《春秋》所记载的日食侵蚀之灾为鉴，洞察正邪，明辨忠奸，如同太阳当空照临万物，那么做君主的根本就树立起来，天下的事情也就安定了。【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宋名臣奏议》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 宋　赵汝愚编 君道门 帝学上 上奏神宗论人主具有超越世人的资质，却要通过学习来成就求治之志。孙觉 臣听说君主最担心的是没有超越世人的资质，有了这种资质却没有求治的意愿，有了求治的意愿却没有真正好学的行动。三者都具备而治理成效仍不能实现的，从来没有过。然而这三者常常好像不能兼备，为什么呢？聪明睿智、博学通达而能够广泛贯通，是超越世人的资质。但有的人倚仗才华，认为天下万事都不值得做，像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成事。早朝晚退，选用群臣，勤勉不懈，是求治的意愿。但有的人被片面见解蒙蔽，不能看见圣人的全面道理；因循浅陋，只求少许，而不以先王的意旨为根本。像这样的人，即使一时安定也容易转为危险，即使强盛也容易转为衰弱，只能暂且安定于一时，却不能传给后世。君主想没有这些忧患，难道只有靠学习吗？学习如果不是专心喜好、审慎询问、认真思考、努力实行，就不足以掌握道德的精微纯粹，穷尽性命的深奥微妙。君主的学习，如果不能在道德性命的领域深入造诣，就无法应对万事变化，也无法了解群臣的真实情状。尧舜那样的圣人，称述他们时还说‘若稽古’，古代先王正是君主应当效法并考察的对象。孔子那样的圣人，孟子称他说‘学习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不感到疲倦’；已经在教导别人了，却仍不忘记学习，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陛下凭借超越世人的资质，竭力求治，又好学不倦，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君主了。然而臣私下认为仍有不足，因为臣看到朝廷的政令还没有完全符合先王的意旨，施政的先后次序也还没有完全合乎圣人的道理。臣并不是说朝廷没有贤臣、左右没有正直之士，只是担心陛下对于学问之道还不能达到极高明而行中庸，在政事之间还不能先抓住根本事务、后处理枝末事务。愿陛下有幸听取臣言，在听政之余，特意召见两府大臣，或者召见平素亲近倚重的从官，虚心克制自己，询问自身所不及之处和时政的过失差错，让他们详细逐条回答，一定会有能够直言的人。陛下补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勉力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挽救自己的偏失，解除自己的蒙蔽，那么臣将看到陛下的治理超过汉唐，与三代相提并论了。【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诚明之学　陈襄 臣私下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大的；学习又没有比根植于诚明之性、实行中庸之德更重要的。天生真实而不妄动叫作诚，有知识而能够有所作为叫作明，端正而不邪曲叫作中。因此，诚是树立善德的根本，明是实现道的作用，中庸是守持常德的方法。三者树立起来，天下能够办理的事情就全都具备了。圣人是首先获得诚的人，因为诚而后能明；但也必须借助学习，使内心完全安静地居处，以精神坚定地实行，应接万物而没有不恰当之处，这就叫作由诚而明。贤人则是思求诚，因为明而后达到诚。他必须选择善；所谓善，就是可欲的东西，是本性，是正直而公正的东西。所谓恶，就是有所不可以做，是情感，是邪曲而私心的东西。保存正直公正的本性，除去邪曲私心的情感，这就叫选择善。专一地守住中正，以正道涵养自己，在无人听见、无人看见之处始终戒慎恐惧，这就叫谨慎独处而牢固坚持。时间久了而不停止，形体就不断充实；形体不断充实，明德就不断彰显；明德不断彰显，行动就不断变化；行动不断变化，就能感化万物；感化不止，就达到神妙；达到高明、广大、深厚而与天地相配，这就叫由明而诚。子思说：‘广大博厚如同深泉，并且应时流出；广大博厚如天，深厚如泉，这是说他的诚笃。’诚笃到了极点，那么他的作为就达到极致，因此政令不必严厉督促就能实行，教化不必言说就能使人明白，事情不必劳苦就能成功。把这些施行于天下百姓，没有人不服从，却不知道是什么使自己这样做，所以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实行它们的根本只有一个。’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诚明之学。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熙宁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明州知州，奉召授修起居注】上奏神宗论君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端正学术。程颢 臣恭敬地认为，君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学习正道，明白善恶的归宿，辨别忠邪的界限，清楚地趋向正道，所以首先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行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心志、诚实意念，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义理如果没有先行彻底明白，听得越多反而越容易迷惑；志意如果没有先行确定，守持善道就可能改变。只有把圣人的教训看作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令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迁惑；对道的信任达到笃定，对自身的认识达到明察，任用贤人不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犹疑，一定要以达到三代盛世那样的治理为目标，然后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防范，志向也会在逐渐习染中改变。因此古代君主，即使出入从容、在闲暇宴居时，也必定有诵读教训、规诫劝谏的臣子，身边前后无不是正人君子，用来成就自己的德业。伏愿陛下以礼聘命年高德厚的贤儒，不必让他们劳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殿，讲论道义，以辅助涵养圣德；又选取天下贤能俊秀之士，使他们能够陪侍法从之臣，早晚召见，陈述善道，讲习研磨治国之体，以扩大陛下的见闻。这样，圣明睿智会更加明察，王道政教也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之内颓然随俗，一天天陷入苟且鄙薄，末流风俗喧嚣，没有了防范和羞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好正道的风气还没有真正建立，笃诚忠厚的教化仍然受到郁抑。惟愿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训，效法先王的治理，专一心志、诚实意念，体行天道刚健的精神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哲宗论学习根本在于端正内心　范祖禹

译臣没有侍奉经筵，已经超过两个月了。陛下深居闲暇宴居之处，圣学每天勤修，然而臣等没有机会竭尽自己的愚昧浅见，来辅助陛下万分之一。从前唐宪宗两个月没有召见学士，李绛上奏说：‘如果这是为我们这些臣子白拿俸禄、苟且偷安的打算，那倒很方便；可是陛下怎么办呢？’如今臣愚昧，也私下希望陛下把学习看作急务，所以冒昧略陈一二，惟愿陛下留心听取。臣听说孔子说：‘学习好像赶不上什么，还唯恐失去它。’扬雄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急切求学，孔子也惶惶不安地求学，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学习，是用来学习治理天下的，是君王的事业。所以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开始，都急切地求学。孔子虽然是圣人，也惶惶然有所不暇，这正是圣人之所以不可企及的地方。后世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成法的君主，生来骄纵安逸，不能致力于学习，忘记祖宗历代艰难积累的勤劳，只看到天下无事，便以为祸乱没有从中产生的途径。有的沉溺于酒，有的纵情游猎，有的穷奢极侈，有的轻易耗用民力；谄媚防范之人日益亲近，忠正之臣日益疏远，人心离散背叛，于是亡国。他们所作所为，都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事。自古以来，太平之日常常少，动乱之日常常多。推究其根本，是由于君主不学习的缘故。天下的治乱，都系于君主的内心。君心端正，朝廷万事没有不端正的，所以天地顺应，降下嘉祥；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古代三公中的太师、太傅、太保，讨论治国之道，调和阴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端正君心罢了。太保负责保养君主的身体，太傅负责辅导君主的德义，太师负责以道进行教训，这些都是为了端正君心。想使内心端正，没有不通过考察古代、喜好学习而能够做到的。臣私下考察前世，再衡量当今，恭敬地认为本朝历代圣主相继，已经一百多年，四方没有忧患，内外安宁，动植物之类也都受到涵养，德泽深厚，远远超过前代，都是因为以道德仁义和文治治理天下，君主没有不喜好学习的缘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平定四方，开创基业、建立统绪，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然而晚年尤其喜爱读书，曾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陛下试想太祖这句话，既然宰相任用读书人，那么其余执政、侍从之臣以及台谏官职，也一定都要文学之士才可以任用。对外直到州县，也一定要由进士出身的人，才可以把亲民和刑狱的职任交给他；这说明朝廷的士大夫都不可以没有学问。既然如此，天子难道可以独独不懂得学习吗？宋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形态显露在外，那么奸邪谄佞之人就没有机会进入。我年老了，没有其他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鉴戒古今成败。’真宗时期，更加修治太宗的事业。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向来不曾稍微废弃问学。如今在迩英殿讲读，正是仁宗皇帝留下的成规。英宗、神宗都遵守仁宗的法度，考察古代、喜好学习，这些都是陛下所知道的。不幸先帝早早弃世，历代圣主已经成就的事业，重大责任和沉重负担，都交付给陛下。陛下继承帝位至今四年，幸赖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临朝，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海内安然。当今的急务，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了。陛下今日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天下将来的治乱。臣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陛下如果喜好学习，天下的君子都会欣然仰慕，愿意立于朝廷，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助德业而实现太平。陛下如果不喜好学习，天下的小人都会动起心思，想要立于朝廷，以邪曲谄媚侍奉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擅权力利益。君子专心于行义，小人专心于逐利。君子得到职位，是想施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小人得到职位，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任用君子，国家就治理；任用小人，国家就混乱。君子和小人，都取决于陛下内心所召来的对象。凡人求学，大多是在年轻的时候。陛下圣明的资质日益增长，君德日益提升，几年以后，即使想勤勉于学问，恐怕也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了。臣私下替陛下惋惜这段时光，希望把学习作为急务，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论语》记载圣人的言行要旨和修身治国的道理，无不具备其中。《尚书》讲述帝王的政事，是君主的规范。《论语》虽然已经讲完，希望陛下更加详细熟读。《尚书》中尚未讲到的篇章，也希望陛下先熟悉文字。臣等依次为陛下讲解到这些内容时，陛下圣明的心意已经先有所领会了。臣不胜拳拳的愚诚。【元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著作郎兼侍读】上奏哲宗论不可错过进学的时机　梁焘 臣听说从天子到平民，都把修身作为根本；根本混乱而枝末却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因此说：修身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后天下才能太平。古代圣人没有不把修身作为根本的。《尚书》称赞尧说：‘能够彰明美德，使九族亲睦。九族已经亲睦，便能辨明百官。百官已经明白各守其职，便能协和万邦，百姓因此改变风俗而和睦。’能够彰明美德，就是自我彰明德性，说的就是修身。九族已经亲睦，说的就是齐家。百官已经明白，说的就是治国。协和万邦、百姓改变风俗而和睦，说的就是天下太平。开始只是端正内心、诚实意念，没有超出方寸之间；最终却德业浩大充沛，遍满天下。这就是圣人的道，所持守的范围简约，而所达到的范围广大。拥有天下的人，能够知道竭尽心力做这件事，然后才可以奉承上天、享有国运。彰明德性，谁能先做到呢？一定要说只是学习罢了。《礼记》说：‘大学之道，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意思是君主有清明的德性，必须通过学习来发扬它，然后才能光照四方，上达下及。由此可知，即使贵为天子，能够成为圣人的人，也一定要通过学习吧？

译《说命》说：‘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条件；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大概事情如果不考察古代，处理政务就会迷惑。所以做君主的人不可以没有学习。又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心志谦逊，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应当把心思放在这里，道就会积累在自身。’大概学习修养自身，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是由积累善行而成。所以学习的时机不可以错过。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的光明使命，很早就拥有万国，日有所进、月有所成，通过学习成就圣德，现在正是这个时机。愿选择吉日，下诏开设经筵，优厚接待劝讲、进读的臣子，使他们从容反复讲论治乱之事，探究先王的深意，辨析历代的事迹；不要吝惜圣明的询问，再三询考，使圣心明白无疑，一天新于一天，达到大成。愿陛下加意于此，不要忽视。臣又愿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留心思考经筵讲读群臣所论之事，以考察政事的得失和是否合宜，来辅助皇帝陛下的聪明；远离声色享乐，仓促之间也不忘古代训诫，使德性博厚高明，与天地并列。臣不胜拳拳恳切至极。【元祐五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宣仁皇后论皇帝进学的时机 梁焘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护皇帝，周密严谨，委曲详尽，在起居寝食之间，没有不留神注意的地方，正如天地长久运行其道，没有一天懈怠，确实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天下有大德。陛下如此深切地钟爱皇帝，然而这只是爱护他的小处，不是所说的大爱。所谓大爱，在于成就他的圣德；而成就圣德，必定要靠学习。臣仰想陛下的聪明，不是不知道这种以成德为目的的大爱，只是认为皇帝年幼，还没有时间学习吗？如今皇帝圣明的年龄十五岁，年齿也已经长大了。自古以来，远古的君主大多十五岁加冠，加冠意味着具备成年人的道理；在平民中还算童子，在天子则算成人，为什么呢？因为王者教化的根本，不可以用对待童子的道理来治理他，所以必须要求他向善，并以成人的标准推进他。因此古代求学的人，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因为七八之数具备，阴阳完备而志意明白，可以学习了。志意已经明白，就应当认识至善，远离不善。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便立志于学习。’皇帝清明的德性具备于身，天赋英俊奇异，考察圣人十五岁立志学习的时机，就不可以不学习。既然要以天子成年的道理来期望他，就不可以让他有太多闲暇。伏愿陛下正值春天施布恩德的开端、王正月授予政事的开始，亲自勉励皇帝早日开设经筵，召见儒臣，谈论经书、阅读史书，从容赐予应答，熟悉复习古今之事。在宫中选拔才德优异的人来诱导扶助、讲解学问，慎重选择谨慎厚道的人来辅助照看起居寝食，使他勤修道义，养成聪明睿智的德性；疏远纷杂浮华，作为获得安康长寿的凭借。这样长久习练，就会变得像自然本能一样。至于真诚地喜爱书籍，端正内心而乐于正道，最终一定能符合海内对圣明神武之君的期望，不使陛下有宵衣旰食的忧虑，协助成就清静之治，成为太平盛世真正的君主。这样，将来陛下退居深宫，回避政事而自处，保护防范的慈爱有始有终，保佑我大宋万世无穷的美好，这样功德就足够了。实在是清▯素来所挂念的事情，臣才敢冒昧论说来启发陛下；也惟愿陛下赶快实行而不要犹疑。这不只是臣的愿望，也是天下的愿望；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臣不胜惓惓。【元祐五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君主完全实行君道在于修身，修身在于学习正道。彭汝砺 臣听孟子说：‘想要作为君主完全实行君道，想要作为臣子完全实行臣道，二者都只须效法尧舜罢了。尧舜的治理达到极点！向上通达日月星辰，旁及草木虫鱼，幽深处感通鬼神，对外迫近四海，远远影响万世。它的根本只是修身罢了。’《尚书》说：‘能够彰明美德，使九族亲睦。九族已经亲睦，便能辨明百官。百官已经明白各守其职，便能协和万邦，百姓因此改变风俗而和睦。’它的本末和施政次序，可以说清楚显著。然而从汉到唐，经过一千多年，有所作为的人很多，最终却不能窥见尧舜治理的仿佛。不是圣人所做的事情，终究不能达到，大概只是后世实行得不够罢了。凭小小的千里之齐，其君主大概不过是中等资质的人。孟子作为臣子，如果不是合乎君道的话就不向前陈说，所以他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君主；不用尧治理人民的方式来治理人民，就是残害人民。’孟子难道是在欺骗吗？修身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学习罢了。《大学》的道理，开始于诚实意念、端正内心，最终达到治理天下。古人大概认为天下大得难以完全治理，所以所治理的只是一个国家；又认为一个国家大得难以完全治理，所以所治理的只是一个家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又认为一个家庭大得难以完全治理，所以所治理的只是自身；又认为自身难以完全治理，所以所治理的只是内心。内心端正，所以自身端正；自身端正，所以没有什么不端正。这种守持极其简约，而施行极其广大；源头极其切近，而流传极其深远；事情极其艰难，而道理极其平易。然而内心是最为微妙、也最为危险的。古人把它比作盘中的水：放置端正而不摇动，浑浊沉在下面，清明浮在上面，就足以照见眉须、察知纹理。微风吹过，浑浊在下面被搅动，清明在上面混乱，就不足以看清形体的端正。内心也是如此。它极其虚空而能容纳，极其神妙而又十分明察；如果有东西遮蔽它，就会不能辨别黑白。欺骗蒙蔽的话进入内心，是非就不能端正；偏私结党的话进入内心，喜怒就不能端正；功利的话进入内心，取舍就不能端正；巧言谄媚的话进入内心，好恶就不能端正。这是学习必须高度警戒的地方。恭敬地认为，陛下圣学所达到的境界，本来已经超拔于世俗之上，只需更加用心罢了。广泛寻求大德之士来辅助劝讲，容纳正直言论来听闻自己的过失。思考要达到谨慎，辨别要达到明察，询问要达到广博；逐渐积累，长期坚持，不知疲倦地守持，不停地实行。这样根本就端正了。事情来到面前而不迷惑，万物出现而能够辨名，反复周全地观察，便只看陛下想要做什么罢了。二帝三王的盛德，大概可以踮起脚来达到。《诗经》说：‘使你更加充实，你的本性像先公一样深厚。’本性是人人都有的，只是有人不能使它充实而成就罢了。又说：‘学习使光明不断延续。’光明是本性所具有的；使它延续、使它发扬，只在于学习罢了。

译《尚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 大概学习没有比效法古人更好的。又说：‘始终想着以学习为常法。’这是说学习一天也不可以停止。臣愚昧无知，惟愿陛下幸加察看。【汝砺在元祐年间上此疏，具体年月不详】上奏哲宗论黄帝、尧、舜养生保身之道。范百禄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留心《大学》的道理，日日进步、月月增长，探究学问的深源精微，积累善行以成就圣德，达到高明光大、无所不通的境界，这是宗庙社稷的吉祥、天地间百姓的福分，也是太皇太后的丰功盛德。臣有幸生逢千载难遇的时世，实在与四方百姓一同庆幸。然而臣见识狭小如管中窥天，仍愿有所进献，实在是因为圣主的学问，诗书礼乐的大道，道德仁义的实质，以及本朝太祖和五位宗室先祖的典章、谋略、训诫、英明谋略和睿智功业，既然每天陈列于前、使陛下听闻饱足，但仍有一样不可一日离开，大概还有黄帝、尧、舜的道理存在。君主想要尊崇并仰慕他们，必须实行这三位圣人的道。假如不知道学习三位圣人用来养生保身的方法，以永远保全天下百姓的福祉、长久巩固国家无穷的美好，又凭什么实行三位圣人的遗志和余迹呢？三位圣人养生保身的要旨，都散见于典籍；《诗经》《尚书》《周易》以及传记、诸子百家著作中，记载灿然完备，都可以参考。臣愿陛下诏令经筵讲读官讨论采集，自古黄帝、尧、舜以来历代帝王养生保身、可以效法的言论和可以实行的事情，在双日进讲的旧事中，时时选一两件上呈，供圣上阅览。有的意义还不明显，也应当从容地铺陈演绎，向陛下说明。愿陛下观察他们用来获得福寿康宁的方法，取来效法并实行；看到违背这些方法而导致不善的事情，就作为规劝警戒。孔子说：‘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应当戒除女色。’《易经·颐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言语尚且要节制，更何况其他事情呢？臣是愚昧刚直的平民之虑，不足以成为陛下最重要的谋划。如今将出任外郡知州，远离宫阙，臣子的内心实在满怀诚恳。伏望陛下留心省察。【元祐八年上奏，当时出任河中府知府】上奏徽宗论帝王为学的根本　邹浩 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才智出众的君主，固然有把求学作为首要之务的。然而学习如果没有抓住根本，就会失去学习的目的，最终不足以成就帝王的崇高境界。《礼记》说：‘想要向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齐家庭，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想要端正内心，先要使意念诚实；想要使意念诚实，先要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这就是学习的根本。’又说：‘事物穷究后知识才完备，知识完备后意念才诚实，意念诚实后内心才端正，内心端正后自身才修养，自身修养后家庭才整齐，家庭整齐后国家才治理，国家治理后天下才太平；这就是学习的功效。’扬雄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多么急切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万世所仰望、作为帝王老师的人，尚且急切求学而不敢懈怠，做君主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件事吗？恭敬地认为陛下天赋圣明神武，群臣没有人能及，正在延揽接纳名儒，入宫侍奉讲读，召来直言，扩大见闻，固然已经卓然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至于求学的根本，更希望陛下深入察考。即使处在宫闱之中，也常常好像面对天地，那么就能像帝尧一样明察近臣的言论，像帝舜一样亲身成为法度，像大禹一样不亲近声色，像成汤一样穿卑贱的衣服而亲自从事安民功和农田功，像周文王一样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像周武王一样。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极其简约吗？而功效难道不是极其广大吗？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而弃置臣的话，臣就不胜荣幸了。【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徽宗论治理天下在于好学广泛询问 上官均 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一天有万件政务，不可能全部亲自察看。但明君掌握治国方法，大概有最重要的要领，可以不劳苦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喜好学习，就能懂得天人之道，通晓古今变化；喜好询问，就能察知群臣的实情，通达天下政务。通晓古今而通达事情，事物的道理哪有不能明察的？措施安排哪有不妥善的？《说命》说：‘始终想着以学习为常法。’扬雄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这是说君主不可以不喜好学习。孔子称赞舜说：‘舜喜好询问，又善于审察浅近的言语。’孟子称赞舜说：‘大舜善于与众人一同享乐，采纳众人的长处作为善。’仲虺劝告商汤说：‘喜好询问就会充裕，自以为是就会狭小。’这是说君主不可以不广泛询问。然而君主的学习不同于臣子的学习，为什么呢？臣子的学习，有的以文辞华美为擅长，有的以博闻强记为能事。以文辞华美为擅长，就有不适用于实际的忧患；以博闻强记为能事，就有不能洞察事理的弊病。这不是所说的善于学习。君主的学习，在于简约而知道要领，通达而适合实用。知道要领在于明白大道，明白大道在于体味五经的深意；言论适合实用，在于远观前代治乱盛衰的事迹，近则考察祖宗圣明君主相继治理天下的用意。根据已经发生的事迹考察治乱的道理，再根据治乱鉴戒其中得失的原因，这就可以说是知道要领而且适合实用了。这就是君主喜好学习应当首先致力的事情。天下的政务有利有害，百官众多有邪有正。如果不广泛询问并相互考察，利害就不容易看见，邪正就不容易辨明。利害不能完全看清，办事就可能行动过当；邪正不能完全辨明，奸邪谄佞之徒就可能乘机伤害正道。臣私下观察陛下宽厚仁慈而又有决断，持守中正而不偏颇，清静寡欲，温和恭敬而能充分体恤臣下，可以说具有上圣的资质。臣愿陛下退朝闲居时，阅读经书、考察史书，以明白义理的大旨，通达治乱的大体；对于前来进对的臣子，虚心向下询问，以考察政事的得失，观察群臣的志向情趣。这样，天下的义理和臣下的邪正，就会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皋陶告诫舜说：‘关键在于识别人、安定人民。’禹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能够安定人民就是仁惠，百姓就会怀念他。’洞察义理、辨明邪正，就能任用官员、安定人民。尧舜治理天下，不过如此罢了。【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给事中】上奏钦宗论圣学以端正内心为要　胡安国

译臣听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当作急务，圣人的学习把端正内心作为要领。内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端正内心就是衡量事情、统理万物的权柄。自从王者的事业消失以后，精微的旨意载于六经之中，当时的君主虽然有时诵读讲说，但能得到其真传的很少。陛下内心本来清澄安静，圣明的度量虚静而明察，大概是上天保佑大宋，专门降生真正的君主，使陛下拨乱反正，建立中兴功业。臣私下想到，陛下从前在东宫时，潜藏德性而不显露；对于六经所载帝王治理世道、驾驭风俗的大略，必定有所避忌而不愿询问属官；负责劝讲的官员，也必定有所隐讳而没有来得及陈说。如今正位于帝位，日月大概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成效还没有显现，对于古代训诫不可不加以考察。至于分章析句、拘泥牵制文义，而对心术没有益处的，不是帝王的学习。伏愿陛下选择名儒，博通经术而明白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虚心访问，以深入发挥独到的圣明智慧，继承周文王能够安定内心的道路，用来驾驭四海，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愚昧，才智见识浅薄，等同于草野樵夫，惟愿陛下裁断察看。【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起居郎】《宋名臣奏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 宋　赵汝愚编 君道门 帝学中【阅读经书、史书】上呈宋真宗的《进经史子集要语》　田锡 臣听说，古代帝王在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和手杖上都有警诫之辞，日常起居时必定看见，早晚都不忘记。因此，商汤的盘铭说：“德行要一天比一天更新，每天都要更新。”太公《金匮》说：“武王想制作日常起居的警诫，于是刻在几案和手杖上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熟思这两点，以后必定没有凶祸。”墨子说：“尧、舜、禹、汤把自己的事迹写在竹帛上，又刻在盘盂上说：‘君子福分越大，就越加警惧；爵位越高，就越加恭敬。’从远处观察，从近处审视，俯仰之间都有法则。何况黄帝的车和几案上也都刻有铭文，说：‘我居于百姓之上，时时战战兢兢，唯恐有所不及。’周武王门上和席上也一定有训诫。席铭说：‘不要做会使自己后悔的事。’门铭说：‘所得艰难，失去容易。’圣人修养德行从不懈怠，同时佩带、阅览这些警戒，整天都不忘记，所以能够成就至高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长久保有天下。臣又曾读《唐书》，见唐高宗命黄门侍郎赵智在百福殿讲《孝经》，于是对他说：‘大防，这些道理朕已经知道了。’随即举出这部经书中重要而切要的地方来讲，以补助自己所不能及之处。赵智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不敢不把这句话献给陛下。唐宪宗在听政之余，采集汉代史书和三国以来有关经国济世的重要事迹，撰成十四篇书，名为《前代君臣事迹》，把它写在六扇屏风上，放在御座右边，出入时都观看反省。臣每次阅览经、史、子、集，便摘取其中的重要言语，总共编成十卷，特地进献给陛下。希望也能把它写在屏风上，放在御座旁，出入时观看反省。所希望的是陛下的圣德日益更新，可以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比肩。【咸平三年上奏。当时宋白举荐田锡参加贤良方正科，田锡任泰州知州，后被召回朝廷。】上呈宋哲宗的《进无逸图》　文彦博 臣恭敬地看到，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后代的圣明君主都把它奉为最重要的警戒，用来成就治国之道，使国家能够长久存在。臣又考察《唐史》，见宰相崔植回答唐穆宗说：“唐明皇刚得到姚崇、宋璟担任宰相时，两人早晚勤勉不懈，使君主走上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一篇献给唐明皇，放在内殿，出入时观看反省，全都记在心中。他常常感叹古人的至理名言，认为后代没有能够赶上的。”因此，任用贤能、戒除欲望，内心归于清静淡泊。开元末年，因为《无逸》图朽坏了，才用山水图替代它。从此以后，身边既没有箴言和规诫，又听信奸臣、

译任其掌权；到天宝末年，逐渐懈怠于勤政，王道便毁坏残缺了。如今陛下虚心求治，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穆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聪明而能考察古事，向往学习、思考治道，时常在迩英殿召见儒臣讲读经史。臣近来看到迩英殿北壁上有仁宗朝讲官王洙所写的《无逸》图。臣担心宫禁之中或许还没有这幅图，于是斗胆抄写四轴和一卷进献，希望在殿内悬挂，并放在几案上，以便陛下阅览。臣愚昧，不能胜任这片微薄而至诚的心意。【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平章军国重事。】上呈宋哲宗，请求设置《无逸图》和《孝经图》　范祖禹 臣私下认为，《无逸》是周公最重要的警诫，《孝经》是孔子最重大的训诫。陛下继承并守护祖宗的宏大基业，正要用孝道治理天下，这两部书正应当早晚观看反省，以增益圣德。从前仁宗皇帝刚建立迩英阁时，就把《无逸》写在屏风上。后来年代久了而损坏，又命侍读学士王洙重新书写。仁宗说：“朕不愿违背圣人的话，所以把它放在左边。”又命侍读学士丁度取《孝经》中“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对应绘成右图，命知制诰蔡襄书写。又命学士承旨王拱辰为两图作序，也让蔡襄书写。仁宗尊崇经书训诫到了这样的程度，陛下应当以此为法。如今迩英阁还把图序书写在屏风上，但《无逸图》《孝经图》已经不再张挂。臣想请求陛下命有关部门查找，如果旧图还在，请求把它们放在左右；如果已经不存在，就请求特别命侍臣中善于书写的人重新书写。蔡襄所写的图序，向来放在御座后面，昨天因为修整、展开迩英阁，才撤下，改写在屏风上。这些图是祖宗留下的旧物，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伏请依照旧例，把三图并列张挂，像仁宗朝的故事一样，以彰显陛下钦敬圣明、考察古事并仰承祖宗先烈的心意。【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著作郎兼侍讲。】上呈宋哲宗，请求下诏让儒臣讨论唐代旧事，以备陛下阅览。苏颂 臣听说，前代的事情不能忘记，因为后来的事情可以从中得到借鉴。从前圣明的帝王，没有不考察古代治道，把这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的，所以能够长久享有天下，留下无穷的美誉。然而古人所实行的政事，有的重文，有的尚质，用在今天，各有适宜之处。臣私下认为，本朝的号令和声望，超过历代帝王；考察本朝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刑名法制，大体上都是沿袭唐代旧制，其中有些增损，也相差不远。不过唐代事迹纷繁而缺乏统绪，史官所记，善恶全都具备；善的可以作为规矩，恶的可以作为借鉴。从前庆历初年，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请求留意近代典故，于是下诏让儒臣考察唐朝旧事，每天进呈五条，不到一年，省览几乎遍及全部。臣曾听说仁宗还发布诏令，认为这对听取政事、作出裁断有所帮助。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恭谨地继承祖宗先烈，勤劳处理万机；在治理国家之间，多采用仁宗的旧例。对外，则在迩英殿讲读经史；对内，则让臣僚进献密封奏事。古今治乱得失的事迹，以及忠臣贤臣、治理安定的谋略，本来已经充分传入陛下的耳中，并积累在深思之中。但臣愚昧的见解仍有要陈述的，是因为确实看见陛下考察古事、奉承先祖的心意勤勉不懈，所以才敢越礼尽情进言。臣听荀卿说：“治道不应超过夏、商、周三代；如果超过三代，就叫作放荡，意思是距离太远而难以令人相信。”本朝距离唐代恰如三代，事情近而且容易考察，正应当得到陛下留心听取。臣希望陛下慈悲，特意援用庆历年间的旧例，下诏让史官、学士从新旧书籍中采录历代帝王所实行的政事，以及群臣进谏、补救政失的话，每天进奏几件，利用清闲宴居的时间，特赐阅览。所希望的是如萤火、蜡烛般微弱的光芒，也能为日月增添光辉。臣不胜恳切的愿望。【元祐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吏部尚书兼侍读。诏令讲读官每天进奏唐代旧事两件，苏颂每次都在每件事后评论其得失，陈防与他同列，于是形成惯例。不久又得到诏令，分门别类编修成册进呈；元祐四年书成进上，诏赐名为《迩英要览》。】上呈宋哲宗，进献经书中的重要言论，以备陛下亲笔书写 范祖禹

译臣近来在迩英阁进讲时，曾陈述《尚书》中重要而切要的话，希望陛下趁着温习时亲笔书写，把它放在座位旁边。臣退下后恭敬地思考，古代的君主即使在闲暇宴居之中，出入起居也必定心存警戒；身边前后的一切举动，都有箴言规诫，用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使自己在德行上不断自强。舜虽然圣明，益仍告诫他说：“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禹告诫他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商汤有盘铭；周武王在屏风、席子的四边刻铭，在几案、手杖、衣带、鞋子、酒杯食器以及门窗上都刻铭。舜、汤、武王自我修养尚且如此，何况后世的君主呢？如今陛下继承历代圣君的事业，每天勤勉地询问学习；如果在挥毫书写之间，不超出圣人经书的范围，摘取重要的话作为明白的借鉴，放在身边，早晚观看反省，那么同舜、禹的告诫、汤、武的铭文，原则上是一样的。臣的职责在于劝导讲论，却没有丝毫补益；如果有愚昧的见解，不敢不全部陈述。谨慎地节录《尚书》《论语》《孝经》中重要而切要的话以及训诫之辞，共得到二百一十九条，进献给陛下亲笔书写。所希望的是陛下亲手书写，亲眼看见，存记于心，或许可以对增进德行略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不胜拳拳恳切之情。【元祐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著作郎兼侍讲。】上呈宋哲宗，请求经常观看图画和史书　范祖禹 臣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庆历元年七月，拿出御制的《观文览古图记》给辅臣看；皇祐元年十一月，又在崇政殿召集近臣、三馆官员、台谏官和宗室观看《三朝训鉴图》。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经常观看图画和史书来警戒自己；仁宗皇帝在讲学之外绘制图画来鉴戒古事，不忘箴言警诫，以培养圣明之心。又绘写三朝的事迹，是希望子孙知道祖宗创业的功烈，如同亲眼看见一样。这两幅图都曾经常赐给臣僚，宫禁之中必定有底本。臣希望陛下在白日读书的闲暇，偶尔阅览这些图，可以看见前代帝王善恶的事迹，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这不仅可以有所警戒劝勉，容易记忆省察，也是好学不倦的一种表现。【元祐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呈宋哲宗，请求进读陆防的奏议　苏轼 臣等谬承任用，凭着空疏的才学充任职官，讲读陛下天生聪明的学问，看到陛下的学问日益更新。臣等的才能有限，而治道无穷；心里想说，却口才跟不上，因此深感惭愧，不知能做些什么。臣私下认为，人臣向君主进献忠言，就好比医生使用药物；药虽然出自医生之手，但药方大多流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由自己创制。臣看到唐代宰相陆防，才具本来就是辅佐君王的资质，学问足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他的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他的智慧如同张良，而文章胜过张良；辩才如同贾谊，而谋略并不疏漏。对上可以纠正君心的过失，对下可以沟通天下人的意愿。只是他不幸，做官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德宗把严苛刻薄当作能干，陆防便以忠厚劝谏他；德宗把猜疑当作权术，陆防便以推诚相待劝导他。德宗喜欢用兵，陆防便把消弭兵祸作为首要之务；德宗喜欢聚敛财物，陆防便把散财于民作为当务之急。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归罪于己以收服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罢黜小人以消除百姓祸患，爱惜名器以等待有功之臣，诸如此类，不容易全部列举。可以说，他进献的是苦口的药石，针砭的是危害身体的膏肓之病。假使德宗全部采用他的话，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以陛下的圣明，一定会喜欢陆防的议论。只要圣贤能够彼此契合，就如同臣与君处于同一时代。从前冯唐评论颇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为之长叹；魏相分条陈述鼂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如果陛下能够亲自找到老师，没有比就近取法陆防更好的了。六经、三史以及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值得观览之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论深奥久远，后世学者的解释又支离破碎，就像山海高深，难以只凭一两点来推测。像陆防这样的论议，打开书就能明白，汇聚了古今的精华，实在是治理和动乱的龟鉴。臣等想取出他的奏议，稍加校勘、修订、抄写后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好像看见陆防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好像正在同陆防谈话一样；这样必定能启发圣明的智慧，在岁月中成就治国功业。臣等不胜区区的心意。【元祐八年五月与范祖禹等共同上奏。当时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上呈宋徽宗，请求阅览《贞观政要》和陆防的奏议。曾巩 臣私下观察近代帝王中善于治理国家的，没有比唐太宗更好的；臣子中善于谈论治理国家的，没有比唐代陆防更好的。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评论者认为差不多可以赶上成王、康王，自汉代以来没有能够超过的。唐太宗虽然聪明英武，出于天赋资质，但其关键在于广泛延请贤能智慧之士，广泛考察古今，容纳直言，接受劝谏而不厌倦。因此唐代史官选取其中重要的事迹，另编成一部书，称为《贞观政要》。陆防侍奉唐德宗，从学士做到宰相，知道的无不进言，进言无不竭尽。他的论议反复详尽通畅，切合实际，周备而有益于世务；而追究其根本，必定以帝王之道为依据，必定以六经的文字为考证。即使贾谊、董仲舒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如今流传于世的他的言论，有奏议数十篇。这两部书虽然是一代的文章，实际上却是百代帝王的借鉴。篇帙不多，文辞和义理都明白。臣愚昧地希望陛下退朝的闲暇，在考察经史之余，取这两部书放在座位右边，留心阅览，就像享用珍贵的美味一样；一定能够开阔、增长圣明的见识，使言语和行事都以此为准绳，或许对盛大德业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上呈宋徽宗，请求阅读《资治通鉴》　陈瓘

译臣私下认为，君主考察古事的学问，需要一部经书和一部史书。经书是用来遵守其道理、修养自身的；史书是用来考察过去、应对变化的。天下的事情变化无穷，所以古代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不可以不详细知道。仁宗曾对辅臣说：“朕在听政的闲暇，没有什么旧史不看的，思考历代治乱的事迹，把它作为监戒。”英宗命儒臣论次历代君臣中可以作为监戒的事迹，书成后进上《通志》八卷，又命设置机构继续修撰。书成后取神宗的名义赐名《神考继志述事》，又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光明显赫如同云汉，文采照耀于天，自然有化育万物的功效。臣曾经反复诵读圣明的训示，合上书叹息，认为各部史书所记载的数千年事情，文字繁多，不可能全部阅览。贫寒的儒生，即使专门学习一部史书，穷尽年岁直到头发全白，有时仍然知识浅陋。仰观神宗的著作，分判整理各类事情，在几句话之间就穷尽史书的要旨；吸收这些内容以积蓄德行，施行出来而使自己日益更新。尧、舜所说的考察古事，哪里能超过这个呢？何况神宗还不忘谦逊抑己，俯下身来自比汉、唐，自称与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其余各个太平盛世的君主获得贤能之臣的情形，也都可以从中取法。至于荒废事业、失道颠危的君主，以及作乱、叛逆、奸邪的臣子，其中可以观看、可以鉴戒的，没有不全部加以论述的，用来彰明神宗的圣志。自祖宗以来，历代圣君相继，考察古事的学问都同出一心；以后代述说前代，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到了神宗，然后典章法度的总汇、文书档案的渊薮，才达到完成；继承并发扬它，正在今天。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道德崇高、功业宏大，探究根本而兼顾末节，把万事归纳为一体，掌握各种纲要而适应变化。六经的精妙义理，陛下已经从心术之中自行领会；对于前代已经陈述过的事迹，又尽心考察。如今经筵将要开讲，而进读的官员还沿袭旧例，泛泛地阅读各部史书，文字繁复，事实支离，不能得到要旨，对事情也不够周全。伏望陛下施恩，特别降下诏令，等到经筵开讲之日，命侍读官讲读《资治通鉴》，以继承神宗继述英宗、修明圣学、垂训后嗣的心意。【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呈宋徽宗，请求阅览《无逸》以及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的事迹。陈瓘 臣听说，商朝高宗过去长期在外劳作，即位后便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因此享有国祚长久，成为后代君王的法则，《无逸》所陈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汉朝和唐朝四十多位君主中，贤明而值得记载的只有三位：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汉文帝二十三岁，从代王府来到京城而拥有天下；后世崇尚恭敬俭朴的君主，没有能赶上他的。汉宣帝十八岁，从民间兴起而拥有天下；后世励精图治的君主，没有能赶上他的。唐太宗十八岁起兵平定乱事，又过了几年而拥有天下；后世善于接受劝谏的君主，没有能赶上他的。这三位君主在身处外地时，百姓的利益和疾苦、朝政的好坏，都是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能够得到真实情况。后来虽然深居九重宫禁，仍能考察过去、验证今日，不忘记以往的鉴戒，这就是他们贤明的原因。臣恭敬地思量，陛下长久居于潜藩，充实涵养圣德，也如同商高宗长期在外劳作；如今春秋正盛，帝王之命数已经在身，也如同这三位君主从外地进入帝位。若把《无逸》放在座位右边，采纳汉、唐君主的长处，那么文帝、宣帝、太宗的事迹，就有光明显著、值得观览的地方了。神宗所谓“我同他们相比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也能有所考察。【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呈宋徽宗，论述宣取画图　陈师锡 臣听说本月八日，陛下有圣旨命秘书省把画图取来进呈御览，画格神妙，足以赏心悦目。这些画并非只是有益于观赏，它们还表现了六经所载的道理、诸子所谈的义理、历代史籍、祖宗留下的图书、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性命之学的精妙，以及治乱安危的关键、善恶邪正的事迹，都在其中。若以这些道理绘成图，就能把天地存于心中，使万物从心中流出；若以这些道理绘成图，就能把日月置于眼前，使光明普照四海。伏望陛下以此观照内心，那么天地的冲和之气就会由此产生；以此凝神注目，那么日月的祥瑞光辉就会由此显耀。唐代曾用山水图代替《无逸》篇，君主身边前后都没有能够时刻警戒他的人，举动、静处、言语、沉默都没有可供借鉴的准则，以至于社稷衰败，无法支撑。臣听说，内心以道来观察，便会端正；眼睛以德来审视，便会明察；这样国家的寿命可以不受损害，天下可以不发生动乱。愚夫的话，愿有智慧的人加以选择。愿陛下把这些话留在心中，不要忽视。【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第六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七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帝学下【亲近儒生】上奏宋神宗，请求选择精通经术、年高德劭的人士，以备皇帝顾问。钱勰 臣听说汉代制度中，侍中、左右曹、诸吏、常侍、给事中，都是加官，人数多达几十人；其中有的人可以进入宫禁，掌管皇帝的顾问应答。唐代制度中，供奉学士凭借文学才学和言语才能出入宫禁，侍奉君主，因此能够参与谋议、接受谏诤；这些人都是君主召来私下会见的臣僚。恭惟陛下天赋极高，专心于经术，选用台阁之臣，从未无故授官，又精心选拔名儒，使他们担任要职、亲近侍从。然而他们都在外面兼领事务，每天有职守事务的责任，尚未能完全履行尽力规谏的职责。臣希望陛下再从这些人中选拔经术通达明白、操守坚定而不畏惧、魁伟磊落且年高德劭的人，同时选取通晓史学、贯通古今，能够谋划帝王之道、裁断国家大政的人，优厚地给予清闲职务，引入宫中使其亲近皇帝，专心讨论政事，以备皇帝早晚召见；使他们随时回答顾问，秘密地提出有益的建议、纠正过失，多少能够补益圣政的万分之一。这样做，与等到事情已经施行之后，再让言事之臣公开论列利害相比，形势虽然相距很远，但所获得的益处却更加广泛。惟愿陛下裁量选择。【熙宁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任三司盐铁判官】上奏宋哲宗，论述君主的学问在于选择人才。彭汝砺 臣听说，从前周成王即位，开始在宗庙谋划政事时，说话忧思深远，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正要坠入深渊、跌进山谷一样，因此他求取臣下极为殷切。群臣进言劝戒时，又反复曲折地陈说，只把学习作为首先要办的事情。他的《诗》说：“念及这位伟大的先祖，升降于庭堂之上。啊，意义深远啊，我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又一首《诗》说：“我们这些小子不聪明，不能恭敬行事；学习要不断光大，使德业更加光明，承担起这个重任，请指示我显明的德行。”这对君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根本了。当时周公、毕公、召公、史佚确实在成王身边前后辅佐，伯禽、唐叔也确实同他交往周旋，但仍然发生了管叔、蔡叔作乱的祸患。周朝没有因此灭亡，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辅弼。唐太宗选取十八名儒担任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之类便在其中。他们轮流值宿侍奉皇帝，彼此共同讨论古今，考察前代君王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即使在闲暇宴饮和进食时，也都参与其中，于是臣下的情况没有不能上达，君上的过失也没有不能被发现。这两位君主最终都成为周、唐的贤君。古今事情虽不同，体制也有差异，但应当使内外左右、朝夕辅佐规正君主的人都齐备。关键在于选择人才；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还不如不这样做更好。【元祐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宋哲宗，论述君主致力于学习在于亲近老师和朋友。彭汝砺 臣听说，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君主的好恶，而好恶的发端在于慎重对待开始。开端正当，没有什么行为不是正当的；开端不正，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不能使后果良善。因此君主必须致力于学习，而学习没有比接近正直之人更重要的了。陛下的盛大德行和至善行为，得自上天的禀赋非常深厚，表现在施政行事上的也极为美善，这不是臣下所能窥测其深浅的。近侍进讲，儒臣劝讲，所见所闻可以说非常广博；年高德劭的人在前，忠贞贤良的人在后，辅佐翼护也可以说非常众多。然而所谓学习，并不只是从口中听到、在耳边听过而已。听到他们的言论，应当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来；领会了其中的心意，应当在外在行动上显现出来。如今臣下所诵说的道理，陛下能否明白无疑地理解？能否充沛地有所领会？如果确实没有疑惑，确实有所获得，当然非常好；如果仍然没有做到，那就只是为了博取学习的名声，只是为了装点观瞻罢了。如今延英殿的问对、迩英阁的讲读，受到内外之隔，所见所闻有不能长久进行的；又受到君臣上下之限，言语有不能完全说尽的。虽然太皇太后仁慈圣明，对陛下拥护、防范、启发、辅佐已经极其周到，然而天性亲爱之情，不能长久用来要求陛下改过向善。那么陛下退朝以后同处的人是谁呢？替陛下传达命令、办理事务的人又是谁呢？难道是妇人吗？辅弼规正的人少，顺从奉承的人多；学习问道的日子少，安逸闲暇的日子多。有了善行，也许没有人告诉陛下；有了过失，也许没有人劝谏陛下。臣非常担心，用来辅佐成就圣德的人或许还不完备。《礼记》说：“三王四代，都是以师为重。”《诗经》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既然如此，老师和朋友确实不可缺少。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尊重有道德学问的人，选择有德行的人，不要让柔弱邪曲、专权奸诈的人夹杂在其中。闲暇宴饮时同他们相处，使言语和行动都能彼此接触。简略去掉君臣上下的身份隔阂，完全显露君臣之间的真实情意。把自己疑惑的事情问他们，不要有所隐瞒；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拿来质询，不要有所隔阂。有善行，就让他们一定报告；报告了，就一定听从。有过失，就让他们一定劝谏；劝谏了，就一定改正。能够这样做却还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是从来没有的。惟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元祐四年五月应诏陈说政事，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宋哲宗，请求召见讲官，向他们询问访问，以增进圣学。朱光庭 臣听说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周颂》说：“每天都有所进步，每月都有所增长，学习不断光大而达到光明。”由此说来，圣人没有不学习而达到道的。恭惟皇帝陛下天生具有智慧，是上天纵其聪明的圣人，聪明睿智与日俱增。然而陛下正处于孔子立志求学的年龄，也是周成王不断学习、光大德业的时候；如果勉力学习问道，就可以大大成就尧舜的德行。臣愚昧，乞请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之后，在清静闲适的宴息之时，召讲官到便殿，亲自提出圣问，询问君主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以及古今治乱中可以作为法则、可以作为警戒的三五件事；同时召见执政大臣，坐在一起讨论治国之道。从明年正月开始实行。这样，圣学就会日益进步，君道就会日益崇高，尧舜的德行便不难达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每天劝勉皇帝陛下专心于圣道，以成就盛德。【元祐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宋哲宗，请求选拔端正贤良、博通古事的人士，来参与讽谏议论。曾肇

译臣听说，玉虽然美丽，经过雕琢才成为珪璋；金虽然坚硬，经过磨砺才成为锋利的器物。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必须依靠身边前后的臣僚不断磨砺熏陶，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行为，然后德性才能在内心充实，道化才能在外部推行。凭此来识别人，就没有不明察的；凭此来办理事务，就没有不恰当的。所以周公告诫周成王，从常伯、常任直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都必须任用得人，把这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周穆王任命伯冏时，也说：“我命令你整顿群臣和侍御之臣，努力增进你君主的德行，彼此共同弥补不足；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花言巧语、善于取媚、阿谀侧媚的人，只有贤良之士才可以。”下至西汉，仍然下诏命郡国每年贡举官吏百姓中的贤者，以供宿卫之职，这就是虎贲之官的职责。君主出入起居时，他们执掌器物、随时备用，并负责应对顾问，都任用士人；例如孔安国掌管唾壶，严助、朱买臣专门负责应答，便属于左右携仆的职责。虽然汉代用人比不上古代，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况。后来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国家，就召集虞世南等人聚集在宫禁之中，号称“十八学士”。退朝以后有空闲时，他从容地召见他们宴谈，有时讨论往古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务。每当谈到农事的艰难，就努力遵循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轻赋税和徭役。甚至诵读《诗》《书》、讲求典章礼制，咨询政事而不知疲倦，有时直到半夜。至于军国大事的机要防务、时政得失，则交给辅政宰相负责，学士们完全不参与。君臣上下彼此相处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后世谈论治世时，唯独称道贞观；可惜当时的臣士没有用尧舜三代的道理来启发他们的君主，因此唐太宗的成就也只达到这个程度。像贞观之治这样的局面，尚且需要招集贤能之士，早晚亲近他们，然后才能成功，更何况是有志于成就更大事业的君主呢？伏惟皇帝陛下聪明慈惠，具有为人君的德行；沉静深默，具有统御天下的气度。如今正亲自听取政务、裁决政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志向十分宏大。臣认为应当在这个时候选拔忠信端正贤良、博通古今而见闻广博的人士，安置在陛下身边前后，参与讽谏议论，以备顾问。陛下听政之余，应召他们到便殿，讲论经术，咨询治国之道，不必限定日期和时刻，也不必拘泥繁琐的礼节；以诚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脸色，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述道理，这样没有什么不能在陛下面前明察的。如此可以增进圣学，补益聪明，受到熏陶磨砺，日积月累，长期遵循习惯之后，教化便会同内心一起形成，自然能够对于道不勉强便合乎正道，对于事务不思索便能处理得当；邪僻的习气、异端的言论，也就没有途径进入了。如果这样做并据此任用人才，那么奸邪谄佞之人就会远离，忠诚正直之士就会得到伸展。依靠这样的人来建立政事，他们一开口便成为天下的言论，一行动便成为天下的法则。对于盛大德业，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这同深居法宫之中、亲近宦官之徒相比，所得的益处和造成的损害相差万万。惟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绍圣元年闰四月上奏，当时赴瀛州经过宫阙，入殿进见】《宋名臣奏议》第七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八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政治体制。张观上奏太宗，请求礼遇大臣，简省琐碎事务。张观。臣凭借陛下的恩宠，充任掌管监察风纪的官员。每逢百官入朝问安的日子，臣分立在朝庭之中，负责监察那些不合礼仪的行为，并举奏上报。臣因此看到，陛下天性仁慈宽容，常常与近臣讨论政事，圣明的言论一来一往，颇为劳神。至于各有司和职官，迎合圣意、顺从旨意，连篇累牍地处理琐碎文书，全都上报陛下，这岂只是亵渎至尊，实际上还会轻慢、扰乱国家的政治体制。况且帝王的举动，左史就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右史就记录下来，排列在史册之中，流传作为法式规范，因此不能不谨慎。至于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匈奴还没有消灭，边境仍然令人忧惧；阴阳气候尚未调和，仓库粮食仍然空虚；淳厚朴实的风气尚未恢复，奢侈之风仍很盛行；州县道路尚未治理好，逃亡的人仍然很多；刑法尚未施行得当，禁令仍然繁密；废坠的典章尚未恢复，封禅祭祀仍有缺失。这几项，都是朝廷当前的急务。臣诚恳希望陛下在听政裁断的闲暇、宴饮休息之余，礼遇大臣，同他们商议讨论，使他们能够亲近陛下、尽情进言，充分发表意见、谋划政事，那么治理国家的体制和教化的源头，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臣又曾读《唐史》，看到贞观初年设置崇文馆，命学士和德高望重的儒者轮流值班，交替进见。听朝的间隙，就把他们召入内殿，讲论文章义理，商议斟酌当时的政事，有时直到太阳偏西仍不知疲倦，有时到了半夜才停止。这些事都记载在信实的史书中，流传后世而不朽。何况陛下身边前后都是正直之士和杰出人物。臣希望陛下能够端坐安静，凝神垂旒，回头审察、反复听取意见，放下平常琐碎的事务，培养浩然正气，深切诏令近臣，阐明发扬纯正的风尚：对上替祖宗传播无边的美德，对下为子孙建立不可动摇的基业。这样，自然可以达到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那样的盛治，不仅仅让前代专美于前；即使尧、舜、禹、汤的功业，也完全可以在今天追踪赶上。至于把时间耗费在核计钱谷、分析细微得失上，用有限的精力处理无穷无尽的琐碎事务，又怎么能与上述做法同日而语呢？【淳化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仁宗，论述治理国家必须先有所作为，之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文彦博。臣前些时候因上奏政事，亲耳听到陛下的圣明言论。陛下说，古人所称的无为而治，必定应当先有所作为，才能达到无为而治。臣当时虽然仰面对答说：“虞舜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也是先有所作为而达到无为而治，确实如圣上的意思。”臣退下后又恭敬地思考说：“陛下有像尧、舜那样求得治世的心愿，而臣愚昧无能，没有皋陶、夔那样辅佐君主的才能，早晚都惊惧不安，无暇安居。”又因为在奏对之时言语迟钝，未能说得周全，所以谨慎查考前代典籍中的记载，把虞舜的德行写在简册上的事迹，仰请陛下明察，希望借此避免愚臣的忠心有所遗漏，并从上面补益圣明的政治。仲尼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恭敬地约束自己，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先儒解释说，这是因为任用官员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可以无为而治。考察《虞书》，舜刚开始执政时，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因为他内心凶狠而外表恭敬，足以迷惑世人；把驩兜放逐到崇山，因为他掩盖正义、包藏奸邪，又与共工结党；把三苗流窜到三危，因为他们贪婪侵夺、贪图财货，崇尚奢侈而没有才德；把鲧处死在羽山，因为他顽固嚣张、傲慢凶狠，治理洪水没有功效。惩治这四个人，天下人全都服从了，这就是所谓铲除邪恶毫不迟疑，并且刑罚与罪行相当。于是舜询问四岳来谋划政事，打开四方之门来寻求天下贤才，使天下四方的眼睛都能明察、四方的耳朵都能听闻，以扩大在天下范围内的视野和听闻。任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任命弃担任后稷，播种和推广百谷；任命契担任司徒，施行五种教化；任命皋陶担任士，掌管五刑；任命垂担任共工；任命益担任朕虞；任命伯夷担任秩宗，掌管三礼；任命夔掌管音乐，以教导贵族子弟；任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出纳我的命令，务必使之真实可信。任命官职之后，舜又告诫他们说：“你们各自恭敬地履行职责，这样才能建立治理天下的功业。”然后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罢免或升降那些昏暗无能和贤明有功的官员，于是各项功业都兴盛起来。这就是所谓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使官职得到合适的人。舜使四方的眼睛明察、四方的耳朵通达，除掉四个凶恶之人，任命各类官员，他的勤勉已经达到极点了，难道不能说这是先有所作为吗？等到各项功业兴盛、天下归服之后，才垂衣拱手，端正面向南方而坐，难道不能说这是后来达到了无为而治吗？臣考察前代史书的记载，舜的最高德行还包括建立二十项大功，举用十六位贤相，除掉四个凶人。十六位贤相，指八元、八凯以及稷、契、皋、夔这一类人；除掉四凶，朝廷就没有奸邪结党；举用十六相，左右辅佐就全是贤明之人。这样做了，天下却还不能得到治理，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后世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劳心求取贤才而在达到治理后得到安逸的；劳心求贤，就是先有所作为；达到治理后安逸，就是后来无为而治。恭敬地说，陛下继承了祖宗的宏大基业，施行尧、舜那样的最高教化，贬黜邪恶、远离奸佞，这是有意除掉四凶；寻求贤才、慎重任官，这是有意举用十六相。然而陛下一天要处理万般事务，仍然劳累到日夜不得安歇，这正是臣愚昧而不能称职所造成的结果。臣认为当前的事务，正在于谨慎守持祖宗已经确立的法令，使爵禄赏赐和刑罚惩处都不失当。爵赏得当，奸邪和没有功劳的人就不敢侥幸求进；刑罚得当，贵近之臣即使有罪，也不敢请托求情而苟且免罪。纲纪端正，朝廷就尊严；号令得到执行，天下就归服。这样，陛下就可以在清静肃穆之中高拱而坐，无为无事，从而与尧、舜比美，使下至三代的盛治也相形见绌了。【皇祐元年上奏，陛下当时任集贤相】上奏仁宗，论述不应把政事下交有司办理。范镇。臣恭敬地看到，三司、开封府平常遇到有明确条文和惯例的事务，便根据事情的情理和轻重，在上殿时进呈，或入内请示圣旨。其他各司的事务中，有些琐碎细小的事情，也全都上奏让陛下知道。这就成了陛下凭天子的尊贵身份，反而亲自过问三司使、开封知府以及各司的事务，仿佛有司都不能承担责任，以至于上面烦劳圣上的思虑。不仅使圣上烦劳，也失去了治理政事的要领，损害了国家体制。伏请陛下降旨：今后三司、开封府的公事中，凡情理较轻的，听任他们酌情自行处理；各司事务中，凡没有明确条文而必须申明请示的，允许上报都堂，交给大臣共同审议处理。这样贵在使责任归于有司，不至于烦扰亵渎圣上的思虑，同时也能充分体现治理政事的体要。【嘉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述治政的要领在于选择贤能之人，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司马光。

译臣听说，舜和皋陶以赓歌相互劝诫，把君明臣良看作美善，把琐碎烦冗看作过失。这是因为君王拥有天下、统治亿万民众，如果无论事情大小都亲自办理，那么得到的成果就会很少，失误却会很多。古语说：“只观察眼睫的人看不见百步之外，只观察百步之外的人也看不见自己的眼睫。”并不是不想兼顾，而是形势不允许。因此，贤明的君王总揽大政，掌握关键，精选贤能之人，分别任用到各种官职上；有功的奖赏，有罪的诛罚，所以自身并不劳苦而取得的功效很大，正是采用了这个方法。臣私下看到，陛下亲政以来，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勤勉不倦，天未亮就起身穿衣，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即使大禹的勤劳、文王的美德恭敬，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政务有本末，事情有大小，抓住纲领，所有细目就会张开；提起衣领，众多毛发就会顺理。臣希望陛下先处理根本，后处理末节；先急办大事，后缓办小事；选择人才而任用他们。这是治理的根本。奖赏善人、惩罚恶人，这是政事中的大事。陛下应当先考察群臣的邪正以及各自才能所能胜任的事务，然后考虑天下有哪些事情没有治理好，应当让某人去治理。对于公正忠诚、勤勉谨慎、功效显著的人，用优厚的赏赐来勉励他们；对于奸邪反复、懒惰怠慢、无功而败坏事情的人，用严刑来威慑他们。这样，天下万事没有不能办成的，亿万百姓没有不安定的。陛下可以高居而无为，声名就能与尧、舜相配了。至于簿书的烦琐，文法的细密，钱粮的收支，成例制度的有无，这些是群臣百官所应掌管的，并不是陛下应当留意的。陛下如果舍弃根本而去处理这些末节，臣恐怕只能有大禹的勤劳却得不到他的功效，有文王的美德恭敬却看不到他的治理成就。臣以献可替否为职责，正逢陛下勤政之初、虚心求谏，这是一千年难遇的时机，不敢拿细小末节的事情来烦扰、玷污圣明。伏望陛下深思这一道理，这是自古至今达到大治的根本，不要把它看作迂阔陈旧的话而忽略，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治平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宋仁宗，论述君主的职责，不应当详细察问琐碎事务。司马光 臣听说，皋陶赞美舜说：“君主明智啊，股肱之臣贤良啊，各项事务就安定美好啊。”意思是君主明智，就能得到合适的百官；百官得到合适的人，各项事务就没有不办好的。又说：“君主琐碎烦冗啊，股肱之臣懒惰啊，万事就败坏啊。”意思是君主拘泥细节而没有大的谋略，群臣就不能竭尽力量；群臣不尽力，万事就都会废坏。这两点是治乱的最关键之处。荀子说：“明主喜好把握要领，昏暗的君主喜好事事详察。”明主把握要领，百事就能详备；昏暗的君主事事详察，百事反而荒废。因此，做君主的自有应办的职责，本来不应详细察问琐碎事务。那么君主的职责是什么呢？臣愚昧地认为有三项：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这是第一；根据功劳而加以赏赐，这是第二；审察罪行而施行刑罚，这是第三。才能有长短，所以官职任用有能与不能；功劳有高下，所以赏赐有厚薄；罪行有大小，所以刑罚有轻重。这三件事，是君主应当用心处理的，其余都不值得多说。臣私下看到，国家旧有制度中，百官的琐碎事务，例如三司鞭打一名胥史、开封府补任一名厢镇官之类，往往都要在崇政殿奏报。所引见的公事，如军人武艺、国马饲料草秣之类，也都一件件亲自阅看。这大概是国家初创艰难时因时制宜的制度，施行到今天，已经很是烦琐。陛下登基而承受天命，圣明政治焕然一新。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令中书、枢密院检核详定中外百司历来必须申奏取旨的公事，以及后殿引见的公事；其中不关系大体、不是君主应当亲自办理的，全部从简，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陛下保养性情、安养身体，专心思考君主的三项职责，就足以效法天地的简易，达到虞舜无为而治的境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治平四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宋神宗，论述所急于处理的只是眼前小事，所勤劳追求的只是眼前小利。孙觉 臣近来陈述愚见，希望陛下时常驾临便殿，召大臣或从官，每类各带数人一同进见，让他们陪坐，讲求治国之道，因而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建立太平的功业。臣私下计算，陛下每天的精力恐怕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呢？陛下到前殿视朝，又到后殿处理政务，退朝后还要阅览中外章奏并作裁决，往往直到深夜。大禹勤劳节俭，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又怎么能超过陛下呢？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现在所急于处理的只是眼前小事，所勤劳追求的只是眼前小利，因而对于长远谋划或许有所遗漏，对于治国大道或许有所遮蔽。上下因循敷衍，弊病积累到今天，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听说，祖宗时期，曾亲临便殿，考察士卒各种技艺的长短，比较马匹脚力的快慢，观看器械的精良或粗劣；这些事情出于权宜，也只是当时的制度。如今天下承平已经一百年，纲纪法度还有没有完备之处，如果只是一概拘守祖宗的法令而不知道变通，那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有什么不同呢？臣认为，若军头引见以及殿前司的公事每天送到便殿，都可以全部交给殿前司办理，责成它考核成绩。中外章奏中有不值得烦劳圣览的，可以命执政一人、从官二人查看奏目；凡是可以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自行负责办理的，不必全部奏报。古代要达到大治，必定使各项规式章程完备周密；事情既然属于有关部门、不是君主应当亲自办理的，就一概交给他们办理而已。按年度考核他们的成效，再据此施行诛罚和奖赏。如今有关部门没有可以遵守的规式，所以即使是最细小、最容易办理、理应由有关部门负责的事情，也必须得到圣旨才能执行；尊贵者反而承担了烦劳，卑下者反而承担了简易事务，纲纪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参考采用唐代制度，编成一部本朝规式，交给有关部门，永远遵守使用；有不符合规式的，就依法办理。这样陛下每天的精力就有余裕了，等到闲暇时，再同大臣、从官讲求治国之道，按照先后、本末来施行，那么达到大治并不难，各项事务也不难办成。【熙宁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宋神宗，论述亲自裁决各项政务。范纯仁

译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勤勉不懈地求治，亲自裁决各项政务，每天耗费圣心思虑，使万乘之尊更加辛劳，而群臣却承担尸位素餐的责任。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主次颠倒，这不同于上天的德行不言而成，也有损圣人无为而治的政治。况且君主的诏令，应当务求简明而且能够实行；政令繁多，怎么能避免有所失误呢？如果先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就不容许差错，当职者也可以纠正制止；若直接出自皇帝的意思，事情关系到诏令，臣下就难以轻易议论。这样实行日久，所得越来越少，损失越来越多。尊贵者应当掌握要领，卑下者应当承担具体细节；尊卑有别，职责也不同。尽心谨慎地履行职责、督察细事，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治理国家、使百姓富足、选择贤能任用官员，是宰相的职责。包容承载如天地，广大如江河，巍巍荡荡，无法用言语完全形容，这是王者的德行。以卑下者僭越尊上，是不恭敬而且失职；以上位者逼迫下属，是过分苛察而劳神。所以《易经》称黄帝、尧、舜说：“垂衣拱手，天下就得到治理。”孔子又称尧、舜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取法于天。”《诗经》称文王说：“不必自作聪明，顺从上帝的法则。”这些都是简易广大、无所思虑而无为治理的明证。只要圣心考察并实行这个道理，事情就会像反掌一样容易。伏望陛下体察虞舜关于琐碎烦冗的警戒，思考老子清静无为的言论，暂且收敛聪明才智，保养圣明的思虑，选择宰相并把万事委托给他们，谨慎选择百官之长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广泛听取意见以疏导群情，察纳近臣的直言以安定各项政务。这样，大臣就没有人会因此怨恨，众多士人都会有得到适当职位的喜悦；无论愚者智者都尽力效劳，上下都尽心尽职，自然可以端坐拱手、垂衣而治，太平也就可以实现了。【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宋神宗，论述治理的体制和要领。司马光 臣依据御史台的公文，敬奉四月二十日传下的诏敕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国家的荣辱、安危、祸福，都应当同皇上共同承担。如今处在近臣职位上的人，看到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的甚至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如果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难道都是习惯于眼见成俗、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吗？也可能有人怀抱才德，等待召唤才发表意见。如今各种法度败坏松弛，风俗苟且懒惰，轻薄恶劣的行为和灾异不断，天谴警告不止一种。这正是忠臣贤士帮助我忧惧警醒、创制新法、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分别具奏，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有好的言论却不采用，是我的罪过；引导你们却不肯进言，是你们的不恭敬。我将据此考察在位官员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明确进行黜退和升迁。臣以低劣的资质，自仁宗皇帝时偶然被擢升为侍从，侍奉三朝，恩宠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即使圣上没有询问到，臣也将披肝沥胆，尽自己微薄的忠诚。何况圣意如此勤勉地采纳意见、如此严厉地督责，谆谆告诫到了这种程度，臣岂敢经营私利、逃避怨恨，隐瞒实情、爱护自己，而不为陛下辨明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或许可以稍稍补报万分之一吗？臣听说，处理政务有一定的体制，治理事务有关键要领。自古圣帝明王垂衣拱手、无为而使天下大治，都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什么叫处理政务有体制？君主是元首，臣下是股肱；上下相互维系，内外彼此制约，就像网有纲、丝有纪。所以《诗经》说：“勤勉不懈的君王，是四方的纲纪。”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纲纪。”古代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此整饬朝廷内部；设置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此整饬朝廷外部。尊卑有序，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听从的，这就是处理政务的体制。什么叫治理事务有要领？人的智慧各有范围，力量也有尽头，凭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兼办天下所有事务，想要件件都知道，连一天也不够。因此，尊贵者治理众多事务，卑下者治理较少事务。治理众多事务，事情不能不简约；治理较少事务，事情不能不详尽。简约就只举其大要，详尽就要穷尽细节，这是自然的形势。《益稷》说：“君主明智啊，股肱之臣贤良啊，各项事务就安定美好啊。”这是说君主明智，就能选择臣下；臣下贤良，就能治理事务。又说：“君主琐碎烦冗啊，股肱之臣懒惰啊，万事就败坏啊。” 这是说君主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臣下就不能尽力，政事也会废坏。《立政》说：“文王不敢兼管众多言论、刑狱和慎重事务，只是训导、任用或罢黜有关部门的长官。”众多刑狱和慎重事务，难道文王竟不敢知道吗？这是说文王选择有关部门而任用他们，其他事情都不必亲自过问。《康诰》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把这一道理明白地示于百姓。”因此，王者的职责，只在于衡量才能任用人才，按功劳赏赐、按罪行惩罚罢了。如果能慎重选择公卿、牧伯并把事务委托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必再选择也会精干；慎重考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予以升降、诛罚、奖赏，那么其余事务不必再逐一升降、诛罚、奖赏也会治理好。这样看来，王者所选择的人并不多，所考察的事情也不烦杂，这就是治理事务的要领。臣私下看到，陛下每天出宫视朝，接着举行经筵，直到中午才回宫禁。进入宫中后，听说也不让自己闲暇，审阅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直到黄昏深夜，又在灯下研读经史，博览群书。即使商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宁，文王太阳西斜还顾不上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即位以来，勤勉求治，到如今已经三年，功业还没有显著，大概是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和要领。祖宗开创基业、建立统绪，是为后世树立法则。朝廷内部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京城各部门；朝廷外部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多官员，使他们相互统属，上下有序，这就是所谓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事务，让小臣侵夺大臣的职权，因此大臣离心离德，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把责任推给上级，也不肯尽力。这正是百官所以松弛废弛、万事所以败坏衰颓的原因。而陛下却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大治的根本，这是臣最为困惑的地方。臣身份微贱，不能完全了解朝廷事务，姑且把耳目所接触到的近来几件事情、臣所知道的说出来，其余的陛下可以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审决的案件以及钱粮的收支有多少？”陈平回答：“陛下如果问审决案件，应当责问廷尉；问钱粮，应当责问治粟内史。一定要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本职，这才是宰相的事情。”像陈平这样，可以说真正懂得治理的体制了。如今的两府，都承担古代宰相的职责。

译中书掌管文治，枢密院掌管武事。如果百官之长任用非人，刑罚赏赐等重大政务失当，这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足、条例不恰当，这是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能精选通晓钱粮、忧公忘私的人，任命为三司使、副判官和各路转运使，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有功就升迁，无功就罢退。名声不能扰乱事实，虚假也不能掩盖真实。安抚百姓而不扰民，使他们自行富足；处理有道，使用有节，何必担忧财利不充足呢？如今却让两府大臣全部取来三司的条例，另设一个机构，聚集几个文士同他们谋议，改变制度，而三司完全不得参与。臣恐怕所改变的未必胜过旧制，反而徒然扰乱祖宗既定的法令。考察古制，未必合适；施行于今日，也不适宜。官吏会借机作奸，农民和商人会失去生计。几年之后，上面的府库会耗竭，下面百姓会怨恨困顿，人心离散惊恐，国家将无法再振作。况且两府对天下事务无所不总领，如果百官的职务都让两府来办理，那么上面的官员承受不了劳苦，下面的官员就会无事可做。又如监牧使负责养马，四园苑负责收取利息；现在却让监牧使不隶属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三司提举司，那么下面的官员各自就会专权自恣，而上面的机构反倒无事可做。陛下正想使天下达到大治，却让上面的百官不把事务委托给下属，下面的官员又不听命于上级，这样能够治理好吗？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是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天下的事情，属于一县的，应当委托给知县；属于一州的，应当委托给知州；属于一路的，应当委托给转运使；属于边疆的，应当委托给将帅。这样以后，事情才可以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处在职位上，熟悉当地人情，知道当地事务是否适宜，而且赏罚权足以使所辖之人的利害休戚与自己相关，使他们信服。如今朝廷每有一件事情，不把它交给将帅、监司、郡守、县令，让他们自行制定方略、负责取得成效，并据此施行刑赏，却常常喜欢另外派遣使者奉命奔走，往来于道路之间。使者所到之处徒然造成烦扰，对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为好。事情的利害、官吏的能否胜任，都不是使者平时所能了解的，只好临时向别人询问采集意见。所询问的人如果恰好是公正明察、忠诚守信的人，还只能知道一二；如果遇到自私昏暗、奸诈险恶的人，是非就会被颠倒。这两种情况交错出现在面前，使者又不能仓促辨别，因此往往贻误事情，很少能有所裨益。这并不是说将帅、监司、郡守、县令都贤能，而使者都愚昧。多年持续的讲求与一朝之间的议论，长久以来的考察与眼前的毁誉，在精粗、详略方面本来就不同，形势也不同。有的人任官多年却不知道事情的利害，长期治理百姓却不知道属下才能的高低；有的人即使知道利害却不能改变，即使知道才能高低却不能实行黜陟。这些都是愚昧偏私之人，朝廷应当考察后罢黜他们，另选贤能者代替其职位，不应当屡次派遣使者从中扰乱，使当职者不能履行职责。况且庸人的常情是，事情如果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嫉妒阻挠，唯恐它成功。官吏中有这种情况的，十人常有五六人。即使使者所规划的事情完全合宜，在使者任职期间，当地负责的官员已经怏怏不悦，不肯同心协助谋划、合力办成事情。他们会说：“朝廷既然自行派了专使来治理，我哪里敢参与？”等使者回朝复命以后，他们一定会在后面破坏事情，说：“使者已经谋划好并交给我办理，我如今竭力做成，功劳全归最初谋划的人，我得到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说，与其派遣使者，不如把事务委托给当职官员。使者本来是用来沟通远近情况的，当然不可没有；但如今的转运使就是古代使者的职责，如果能选得其人并委托给他，远胜于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行作奸违法、贪婪放纵，或有所隐瞒欺骗，或被部内的人告发，或所谋划的事情不合适，朝廷想要察究他的罪恶、审查事实虚实、判明曲直、裁决是非，然后再另派使者去按察。如果按察得到真实情况，监司有罪就应当处刑，没有才能就应当罢废，难道还能只此而已吗？如今每有一件事情，朝廷总是从京师派使者前往办理，这样一来，外地官员都无所任用。使者既然代替他们办理事务，而原来当职的人又没有刑罚、没有罢废，就只能拱手旁观，偷安窃取俸禄了。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是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如今朝廷士人和左右近臣都说：“陛下聪明刚毅，威权和福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臣愚昧地唯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听到人的言论，能够辨识是非，所以叫作聪；观察人的行为，能够察知邪正，所以叫作明；既辨明是非、分清邪正，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其意，所以叫作刚；取是舍非、诛邪用正，坚定明确而毫不疑惑，所以叫作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天下所有不善之人都会恐惧，所以叫作威；奖赏一个有功之人，天下所有有功之人都会喜悦，所以叫作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毅、果断，这些品德确实具备；想要扩大掌握威权福柄的权力，确实也有这样的志向。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能预期。帝王之道，应当致力于长远的、大的事情，而略去眼前的、小的事情；国家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事务应当委托给牧伯考察，不应让左右近臣窥伺。假如公卿、牧伯尚且不能选择贤人任用，难道小臣、左右近臣反而能找到贤人并任用他们吗？如果任用的确实是不贤之人，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的事情，没有什么不会做。如今陛下喜欢在宫禁中颁出手诏，指挥外朝事务；有的不是公卿推荐、牧伯弹劾的，有的越级升官，有的无故罢免，外界既疑惑又惊骇，不知道该听从谁。这难道不是朝廷士人和左右近臣所说的“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信他们的话，臣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公卿所推荐、牧伯所弹劾的人，有时被说成贤能而实际不贤，有时被说成有罪而实际无罪，但都有迹象可以查见，责任也有所归属，所以不敢大肆欺骗隐瞒。

译如果奸臣暗中向陛下陈说，让陛下自行以圣意作出决定并施行，那么威权福柄就集中到私门，怨恨诽谤却归到陛下身上，怎么能说威福掌握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从前在宫中下诏指挥的事情，大多不是小事。至于两禁的优美官职、边藩将帅、省府职任、各路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求的职位，也是国家治乱所系的职位。在授予任命之时，臣私下恐怕未必件件都出于圣上的本意。至于那些奸邪贪鄙的人，陛下明知而罢黜他们，有的却又改授官职、提高资序，有的没过多久又重新进用。这样看来，威福的权柄果真不在陛下手中，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那些当面称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罔，不可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不慎重选择公卿大臣，留下明正忠信的人，去除愚昧阿私的人？在位者都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以后，凡是要举办一件事情，就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说出自己的意见；陛下清心平虑，选择正确的意见实行，错误的就不能再擅自改变。凡是任命一名官员，也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陛下清心平虑，选择贤能者任用，不肖者也不能再争夺职位。这样，谋划和推荐的人虽然是公卿大臣，但最终施行和任用都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自己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长期实行前面那种做法，臣私下恐怕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三个人聚居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人，不是离散就是混乱。所以设立君主来统领他们。群臣和百姓力量相当、彼此抗衡，不能互相治理，所以要由君主裁决。君主本来就是用来裁定是非、施行刑赏的。如果君主又不肯裁决，那应当让谁来裁决呢？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面孔各不相同一样。国家每办一件事，朝廷内外的人必定有人认为对，也有人认为错；每任用一个人，必定有人认为贤能，也有人认为不肖。这本来是人情常态，自古如此，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作出取舍。取正确的、舍错误的，就能安定荣显；取错误的、舍正确的，就会危险受辱。这正是安危荣辱由此区分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主重视这件事，广泛谋议群臣，下至普通百姓；但最终作出决定的，关键仍在君主。古人说：“谋划要听取多数意见，决断要由君主独自作出。谋划听取多数，所以可以观察利害的极致；决断由君主独自作出，所以能够确定天下的是非。” 如果只知道谋划而不知道决断，那么臣下人人都想实现自己的私意，这就是衰乱的政治。《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责任？就像不出行却只在那里谋划，因此不能走上正道。可悲啊，这样的谋略！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准，只听近小的言论，只争近小的言论。”又说：“就像在道路旁谋划筑屋，所以始终不能成就。”这是说周室衰微时，臣下不知道先王的大道，只热衷争论眼前小事；君主又不能裁定可否，所以事情最终不能成功。汉代国家遇到重大典礼、重大政令、重大刑狱、重大征伐，必定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他们的意见本来不可能一致，必然有参差不齐之处。于是天子以诏令裁决，说“丞相的意见正确”，或者说“廷尉的意见应当采用”，群臣于是安然服从，没有不服的。如今陛下听任群臣各自尽情议论事情，这确实很好。然而最终却不肯以圣意裁决，结果使群臣有意争胜，以巧言文辞互相攻击，以能言善辩互相排挤，反复争论，一次又一次，没有止境。臣愚昧而深深担心，这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害陛下的明德，传闻到四方后，还会使夷狄轻视我们，这不是好事。天下的事情有难以裁决的，就用先王之道来衡量它，如同用秤衡量轻重、用规矩衡量方圆；即使细到一铢一丝一毫，也不能被欺骗。因此君主应当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必拘泥于熟习具体律令，因为知道根本已经树立，枝叶必然茂盛。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造成重伤，几乎死亡，情状没有什么值得怜悯之处，按道理十分清楚；既已造成伤害而不自首，依法定罪也没有疑问。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即裁决。案件已经由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为死罪，但先前的登州知州许遵却文过饰非，妄自提出巧辩。朝廷两次命令两制官定夺，又两次命令两府定夺；诏敕发出后又收回一次，收回后又再次发出。众人争论纵横交错，到今天仍未确定。一个田舍妇人，罪行发生在广大的四海之内、众多的百姓之中，这件事的细小，何止像秋毫的末端？朝廷想要裁决这个案件，交给一名司法官就足够了。如今却纷扰到这种程度，假如再有比这更大的可疑案件，将要怎样裁决呢？掌握条文、依据成例办理，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根据实情推原情理、依大义裁断，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对于争执、辨讼，若不依据礼就不能裁决；礼所排除的，才是刑法所应处理的。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来看，难道是难以裁决的案件吗？她谋杀究竟算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是不是行为的原因？这些都是苛细纠缠的议论，是拘泥文法的庸吏所争论的，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最后制定成法，竟抛弃历代相传的常典，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奸凶之人得逞，这难道不是只顾枝叶而忘记根本造成的吗？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明说的事情，臣独自因为受恩深重，不顾斧钺加身，为陛下说出这些话。惟愿圣明裁察。【熙宁二年八月上奏，当时兼任翰林侍读学士、判都省】上奏宋哲宗，论述宽和与严猛两种治道。上官均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有两种方法，不过宽和与严猛罢了。宽和过度，就会松缓而损害大义，政事有废弛的弊病；严猛过度，就会急迫而损害恩惠，官吏会逃避法令、苟且求免。方法虽然不同，但败坏政务、危害百姓是一样的。自熙宁以来，朝廷用法度整饬四方，各路监司不能深刻理解朝廷的本意，往往专门施行惨酷苛刻的政策。郡县官员听到风声便恐惧战栗，大都把追求限期办成当作要务，类似徒具文书而没有实际效果，没有时间作长远谋划，只顾迎合办事，不以便利百姓为意。因此四方百姓发出憔悴、忧愁、叹息的声音，这就是严猛过急的弊病。自陛下临朝以来，多次下达施恩的诏令，务求宽大，四方欣然仰望、承受恩泽。但近来听说各道监司又不能明白陛下的美意，妄自揣度朝廷的风向和旨意，一概把苟且简略、纵容松弛当作要务。疲弱、昏庸、污浊的官吏，他们看见了却不弹劾；纷乱、纠缠、错乱的政务，他们知道了却不察究。对外求取宽厚的名声，以便一时博取声誉，这是矫枉过正、宽纵过度，也是士大夫守义不坚定的弊病。如今陛下正在讲求整饬各项法度，把差役法推行到四方，尤其需要郡县官员早晚尽心，推行朝廷爱民的政策。如果他们懒惰不办，把成事委托给胥吏，太守玩忽而不察，监司看见了也不纠正，就会养成偷惰苟简的风气，天下百姓必定有人受到它的祸害。臣希望陛下诏告四方，说明宽和并不是纵容恶行、施恩也不能损害恩惠本意的道理。如果郡县官吏庸碌懒惰、不能尽职，监司和太守又不加以纠察弹劾，朝廷派使者廉察访问后发现确有其事，或者上面听到了有关传闻，就应当公开责罚他们，以警戒远近；这样或许能使按察官吏不敢宽纵，郡县官员不敢偷懒怠惰，人人警戒恐惧、修治职事，宣布陛下的德泽来惠及百姓。【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宋哲宗，论述圣人处在幽暗之中而观察光明，处于静止之中而观察行动。苏轼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通达；太平到了极点，即使普通百姓也都能自行通达上情；大乱到了极点，甚至亲近大臣也不能自行表达。因此《易经》说：“天地交合，就是泰卦。”卦辞说：“上下交往，心志相同。”又说：“天地不交合，就是否卦。”卦辞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所谓没有国家，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相交，即使仍有朝廷、君主和臣下，亡国的形势也已经具备了，难道不可畏惧吗？臣不敢再引衰世昏君的事，只说唐明皇，他也是刑罚搁置、实现中兴的君主；但天宝末年小人当权，下情不通，致使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泸南全军覆没。明皇并不知道，逐渐导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后来安禄山反叛，军队已经渡过黄河，明皇还把他当作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下情不通、耳目受到阻塞，弊病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臣在经筵中多次谈论这件事。陛下治理政务九年，除了执政和台谏官以外，未曾同群臣接见，但天下并不认为这是错误，是因为大家认为在垂帘听政期间不得不如此。如今服丧期满、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疏通下情、消除壅蔽作为急务。臣虽不肖，曾被陛下擢用为河北西路安抚使；那里是沿边的要地，这一任职在诸路中居首。臣应当尽心陈论奏报，陛下也应当留意听取采纳。祖宗的制度规定，边帅应当上殿当面辞行，但陛下却以本任官员空缺、迎接人员众多为理由，下旨拒绝臣，不让臣上殿，这是什么道理？臣如果等候上殿，不过多停留十天，本任官员空缺自有转运使权摄，并不会耽误事务；迎接人员众多，不过多支给十天粮食，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在开始听政之际，将帅不能见陛下一面就离开，有识之士都说陛下厌恶听取人言、轻视边疆事务，这个征兆已经显露在这里了。臣任讲读官，每天侍奉帷幄之前，前后已经五年，可以说是亲近之臣；如今将要戍守边疆，却不能见陛下一面就出发，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自行通达，更加困难。《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应当据此自我奋强而不停息。”又说：“上帝从震方出现，在离方与万物相见。”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如今陛下开始听政，却不实行乘乾出震、见离的道理，废弃祖宗亲临送遣将帅的旧例，反而沿袭垂帘听政期间不得已的政事，这正是朝廷有识之士惊疑忧虑的原因。臣不能上殿，对臣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利害；但在陛下开始听政、天下瞩目的时候，对圣德的损害却不小。臣已于本月二十七日出门，并不是敢于请求入殿面见；但臣起初本来等候上殿，是想稍稍效尽愚忠，如今不敢因为未能面见陛下，就废弃这些话。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诚心，稍加采纳。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必定先处于幽暗之中观察光明，处于宁静之中观察行动，于是万物的情状都呈现在眼前。过不了几年，自然就能知道利害的真实，辨识邪正的实情，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因此行动没有不成功的。臣斗胆用小事作比喻：驾船的人常常忧虑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常看得见，为什么？因为驾船者自身处在运动之中，而旁观者始终处于静止状态。下棋的人即使是国手，也未必完全看清胜负的形势；袖手旁观的人却常常能够看清，为什么？因为下棋者有意争胜，而旁观者没有这种心思。如果君主常常保持宁静而无私心，天下还有谁能够欺骗他呢？汉景帝即位之初，首先任用晁错，改变法令，削弱诸侯，终于造成七国之乱。景帝往来于两宫之间，心中寒惧了几个月，终身不敢再谈用兵。

译汉武帝即位不久，便想要用兵，鞭打征伐四夷，战事相连、祸患不断三十多年，随后才下达哀痛的诏书，并封宰相为富民侯。臣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兴办事情的，没有不后悔的。景帝后悔得快，所以变乱之后又恢复安定；武帝后悔得迟，所以几乎发展到祸乱。虽然悔悟的迟速所导致的安危略有不同，但与像孝文帝那样始终保持宁静、无所偏私、终身不后悔的人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今陛下圣明智慧超过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陛下虚心循理，一切暂不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项事务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到弄清利害的真相、邪正的实情，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使行动以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自己也没有后悔；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那么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记载圣上的功德；即使兼有三宗的寿命，也不足以报答圣上的恩德。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太早，而不必忧虑稍迟，这已经很清楚了。臣又听说，治理政务就像使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实际上并没有大的疾病。古人说：有病而不妄加治疗，常常还能得到中等医治。虽然未必能完全消除小病，但远胜于误服坏药，为了侥幸求得一点利益而遭受无法挽救的祸患。臣恐怕急于求成、喜好功利的臣子，动辄劝陛下轻率地改变政事，所以特意进献这个意见。敢望陛下深信古语，暂且守住中等医治所代表的安稳、万全之道，不要被坏药误导；这实在是社稷宗庙的利益，也是天下的大幸。臣怀着不能自已的忧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元祐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定州，入朝辞行】上奏宋徽宗，请求疏通下情、防止过度察听，江公望。臣听说，君主使耳目明、听闻通达，是为了沟通臣下的情况；冠冕前后垂有旒、左右悬有纩，是为了防止过分察听。过分察听，就只听见别人的过错；下情不能上达，就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只听见别人的过错，奸邪便会滋生，刑罚也会增多；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内心便会闭塞，祸患也由此萌发。这就是周厉王因为防止民众言论而招致灭亡，汉显宗把耳目隐蔽、暗中探听当作明察而加速祸乱的原因。侦察人员兴起以后，推究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搜求过失、探查隐藏之事，在人没有防备时牵引出盗窃欺诈之事，揭发隐私如同神明一般；这不过是酷似京兆地区的风气罢了。假使只让京兆这样做，尚且还可感到羞耻，何况以天下为尺度、把四海当作家国，却做京兆府都不应做的事呢？陛下即位执政第三天，便把这些事情全部罢除，天下听闻后，完全归心，人人敢于开口、放胆行事，各自安定。告诫和允许实行的时间不长，风俗便趋向淳厚。近来听说又逐渐恢复设置，增加旧有名额，总共达到七十人。每一个人又大约以十人为耳目，十人之中又有一人以十人为耳目，分散在通衢大道和深宫长巷，人数不下数千上百。夫妻之间互相诋毁的话，仇人之间因愤怒而传播的话，他们添油加醋、修饰情状，揭发隐蔽、搜抉伏藏，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人人都局促不安，各自疑虑重重；亲戚不敢真诚相待，朋友不敢彼此信任，眼睛不敢直视，手也不敢正直地指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这样的情形，绝不是清明时代的美事。从前吴主孙权任用吕壹等人，举发罪过、纠察奸邪，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一定上报；深入追查丑恶诬陷之事，排斥陷害无罪之人，借此制造威势和恩惠。步骘极力指斥其错误，孙权不久便诛杀吕壹，能够醒悟还算及时。小人借机承受诏命，却不致力于奉公，所获利益在于凭借威势，堵塞众人言路，公然作恶，使上面的听闻不能通达，威权暗中转移，刑罚还会牵连无辜。众目睽睽，正是由于只听见别人的过错而听不见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老子说：“能够察见深渊中的鱼，是不祥的；把过度察看当作明察，实在是招致不祥。”陛下难道不想想，京畿之外的百姓并不都是陛下的臣民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难道能使他们昏昏然不明白朝廷的作为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嘴，难道能使他们默默无言、不议论陛下的政事吗？既然不能在天下人面前掩盖，又何必偏偏在车驾所在的京城之下过分察察，以此自认为明察呢？俗话说：“天下有道，普通百姓就不议论。”这确实说明，有道之事本来就无可议论。伏望陛下用道治理天下，使人们坦荡无疑、无从议论，为什么还要重走吴国的旧路却不知道改变呢？吴主尚且能根据言论诛杀吕壹一类的人，谁说陛下鉴于此事就不能做到呢？愿陛下贬黜提出这项建议的人，恢复旧有名额，把这些侦察人员一概罢去。要消除祸患，必定要铲除它的根；要培植福祉，必定要封护它的根本。不要说过去有定额就不能撤除；只要根还存在，枝叶日后还会重新生长，不可不察。【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宋名臣奏议》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