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译不避忌讳的诏书，询问朝政缺失，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古人即使身在田野，仍不忘记君主，何况身居职位、享受俸禄的人呢？因此臣不敢害怕当权者，不顾众怒，不顾惜微薄的身躯和妻子儿女。心里明知时事值得忧虑，却闭口不言。臣私下观察，陛下英明睿智的天性，世间罕有、无人可比。即位以来，锐意精进，寻求治理，以不能只做继承祖业、守成守文的平常君主为耻；上则高远地仰慕尧舜的隆盛，下则不失汉唐的盛况。提拔俊杰之才，使他们执掌政事；他们的言论没有不听从的，谋划没有不采纳的。凡是他所赞誉的人，就破格升迁；凡是他所诋毁的人，就斥退。陛下垂衣拱手，听任他施为；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离间。即使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大概也比不上。执政者也都竭尽心力，以满足陛下的愿望。他们以做庸庸碌碌、只知守法循旧例的臣子为耻，常常把自己比作周公。因此，本应百官职掌都得到整治，士农工商四民富足安乐，颂扬之声遍及各处，祥瑞接连而至；这才是他们所应取得的效果。然而六年之间，百官职掌纷乱，四民失业，怨恨愤怒之声让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相比。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执政大臣辅佐陛下的方法没有走对吗？所谓没有走对，就在于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福大权全部交给他们，又让他们制定新法以有利于天下，本应与众人共同商议，舍弃短处、采纳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可是他们只听从自己的意旨，厌恶别人攻讦诘难。群臣中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同的，就破格提拔任用；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灾祸和羞辱就随之而来。人的常情，谁肯舍弃福禄而招致灾祸，离开荣显而趋向耻辱呢？于是天下士人中那些急于求取富贵的，便一齐依附他们，争相劝说陛下更加信任委任他们，顺从他们的言论，严厉施用刑罚，以杜绝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往往很快就能取得显要官职。近年以来，朝廷内外任职而依附权势的，都是这一类人。那些心怀忠直、恪守廉耻的人，全都被排斥废弃，有的还遭受罪责谴罚，无法容身立足。至于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防止朝政的过失、纠正大臣的专横放肆；这些官员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却也让执政者选择。他们专门任用亲近自己的人，这些人稍有违抗忤逆，便加以贬斥驱逐，以警戒后来者；一定要找到最为奸佞谄媚的人，才让他们担任台谏官。这样一来，政事的错误、群臣的奸诈、百姓的疾苦、远方人的冤屈，陛下从哪里能够听到、看见呢？又有奉命出使、到四方询问利害的人，也无不是他们亲近喜爱的人；这些人都先接受他们的意旨，凭借他们的威势，驱逼州县官吏，州县官吏的善恶取决于他们笔下的记载，升降取决于他们口头的一句话。州县官吏忙于承迎奉顺尚且不暇，哪里还有时间同他们讨论利害、确定异同呢？他们回来上奏时就说：“州县守宰都认为这样便利，可以长久施行。”陛下只看到文书写得光彩可观，便以为这是最完善的法令，是众人共同谋议的结果，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呢？有的人还增添条款，务求新奇巧妙，彼此陈说利弊，各项事务随意更改，使统一的法令日异月新，长期不能确定，官吏和百姓都不知道该遵从什么。这都是因为沿袭旧例就没有功劳，标新立异却能得到奖赏；他们所做的，都是谋求个人进身的私计，并没有有益于国家、便利百姓的意愿。如今使者督责各地监司，监司又督责州县，上下相互驱迫，竞相采取苛刻手段。奉行新法稍不尽力，就说他没有才能、不能胜任；一旦阻挠破坏新法，立即实行停职替换；有的还未熟悉新法，偶然违犯，也一概不予赦免，降职罢官，所受罪责与犯贪赃罪相同，甚至重于犯一般私罪的人。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连设法免除罪责都来不及，更不会再关心百姓的事务了。又暗中派遣巡逻侦察的士卒，听到市井道路上的人议论诽谤，就逮捕并施刑。又张榜设立赏

译格，招募人告发、捕捉诽谤朝政的人。臣不知道，自古圣帝明王的政治，原本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佐纠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一套。”这正是他们被称为帝王之首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杀害直谏之士，禁止百姓私下交谈；等到祸败发生，行路之人都知道，只有秦王自己不知道。这正是后世万代应当引以为戒的事。子产辅佐郑国时，郑国人常到乡校游息，议论执政的好坏，然明请求毁掉乡校。子产说：“为什么呢？

译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息，来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只听说顺从善意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施展威势可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立即制止吗？可是那就像堵塞河流一样，大决口一旦冲破堤防，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也无法救治。不如开一个小口疏导，不如让我听到意见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药。”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与古代的执政者不同呢？齐景公对梁丘据说：“只有梁丘据同我和谐。”晏子回答说：“梁丘据那只是同声附和，怎么能叫和谐？和谐就像调制羹汤，要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由厨师调和，使味道协调，补足不足，冲淡过头。君子吃了它，心情就平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就指出不可以之处，以成全可以之处；君主认为不可以，其中却有可以的地方，臣下就指出可以之处，以去除不可以之处。因此政事公平而不违背常理，百姓也没有争斗之心。”如今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来调和水，谁还吃得下呢？如今朝廷臣下在应答君主、进献启沃意见时，难道有谁不同于梁丘据吗？卫国国君所说的计策明明不对，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子思说：“据我看来，卫国正是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君主自己夸耀自己，众人的谋议就无法进献；事情正确还要自我夸耀，尚且会拒绝众人的谋议，何况用附和来助长恶行呢？不察看事情的是非，只喜欢别人赞美自己，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不衡量道理所在，只会阿谀奉承以求取容身，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君主昏暗，臣下谄媚，却处在百姓之上，百姓不会亲附他们。这样下去，国家就没有同类可言了。子思对卫侯说：“您国家的政事将一天比一天坏。君主发言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发言自以为正确，士人和庶民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下面的群臣又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得到福禄，纠正他们就被视为违逆而遭受祸患。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者主持新法，下面群臣异口同声地称赞它，与卫国的政事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士大夫愤懑郁结，只能面对屋壁暗自叹息而不敢开口，庶民饥寒憔悴，怨叹号哭却无处申诉。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忠诚正直之谋被压抑，不能上达圣听，而阿谀奉承之人充塞身边，借此成就私利。假如忠直之士退缩隐伏，阿谀之人充满身边，却希望百官职掌整齐、四民安乐、颂声流布、嘉瑞降临，实在很难。” 现在朝廷的缺失政事，较大的只有六件：一是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的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二是免除上户的差役，却向下户征收钱财，用来养活游荡无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务，同小民争利，实际上耗散了官府财物；四是中原还没有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族，所得少而失去的多；五是编结保甲、教习防御器械，使农民疲困受扰；六是听信狂妄狡诈之人，任意兴修水利，劳民伤财。其他零碎的米盐事务，都不值得向陛下说。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事，舍弃紧急问题而谈缓慢事务，表面上留下进言补救的形迹，内心却怀着附和迎合的意图，这是奸邪之人中最为严重的，臣不敢这样做。这六件事造成的危害，无论贵贱、愚智，没有人不知道。甚至陛下身边前后左右的臣子，每天称赞新法好的人，心里也知道它不可行，只是想迎合圣心、依附执政者，窃取富贵罢了。一旦陛下的意向改变，他们所说的话也会随之改变。臣如今不敢再浪费篇幅叙述利害、烦扰圣听，只愿陛下不要询问阿谀之党，不要顺从权臣的意旨，果断地下决心废除这些法令，一定会有人能够为陛下详细说明的。” 这六件事中，青苗法和免役钱造成的危害尤其大。劳力，是百姓所拥有的生产条件；谷物和丝帛，是百姓可以通过耕作和养蚕取得的东西。至于钱，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铸造。新法还没有施行时，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富商大贾中或许有藏钱很多的，但农民中富裕的人，不过是占有的田地稍多，积存的粮食稍多，房屋修整完备，不必借用耕牛而已，从来没有在家中积存数万钱的。贫困的人衣服破烂不能遮体，糟糠也填不饱肚子，只能盼望秋收来供夏日，盼望夏收来供秋日；有的替别人耕种，靠采集拾取来生活，甚至还有从未见过钱的人。因此古代用兵，各自根据百姓所有的东西来征取：农民服役，不过出劳力；纳税，不过交谷物丝帛。到了唐朝末年战争兴起，才开始征收钱税，所以白居易讥讽说：“私人家中没有铸钱的炉子，平地上也没有产铜的山。”这是说向百姓索取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如今主管官府制定法令却不是这样，不论城市还是乡野的百姓，从京城到边远地方，从早到晚，唯一所求的就是钱。农民遇到丰年，只得低价卖掉所收的粮食来交官，比平常年份的价格，有时每斗斛减价三分之二，有时加价二成向人求售。如果遇到凶年，没有粮食可以出售，官吏还不停地催逼他们交钱；想卖田，家家都卖田；想卖房，家家都卖房；想卖牛，家家都卖牛，却又没有门路出售，只好砍伐桑树枣树，拆掉房屋木料，卖掉柴薪；有的甚至杀牛卖肉，换得钱来交官。这样过一年，第二年靠什么生活呢？所以自从新法施行以来，农民尤其受到它的祸害。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民既然失去生业，其他百姓又到哪里取得食物呢？如今货物越来越贱，钱越来越贵，即使年成饥荒，粮食也不很贵，而百姓却更加困苦。替国家谋划的人，难道能不稍微思考一下其中的缘故吗？这都是聚敛钱财造成的祸害。从北方直到塞外，从东边延及海岸，从南边越过江淮，从西边直到卭蜀。自去年秋冬以来，雨雪极少，井泉溪涧往往干涸，冬小麦、春小麦都没有收成，百姓已经绝望。初夏已经过半，秋播还没有下种，中户以下大多缺粮，只能采摘树木果实、挖取草根来勉强维持一天两餐。若再这样持续几个月，将怎么办呢？正在这种时候，州县官吏还督促逼迫百姓缴纳青苗钱、助役钱，不敢稍有放缓；鞭打、拘系，只怕赶不上期限。妇女孩子惶惶不安，如同处在沸汤烈火之中，号哭呼天，再也看不到生存的希望。臣恐怕鸟到了穷困时就会啄人，兽到了穷困时就会抓人；百姓困穷到了极点，却没有人救济，瘦弱的人不在沟壑中相继死亡，强壮的人不聚集成为盗贼，还能到哪里去呢？”

译如果东南西北各地都有人聚众呼啸，连群结党，日益增多、月益蔓延，遍布山林湖泽，践踏攻取城邑，州县不能禁止，官军不能讨伐，到了那时，才商议除去新法，又有什么益处呢？绿林、赤眉、黄巾、黑山一类的人，是从哪里产生的？不过都是苦于赋税征敛，又遇上饥荒，穷困无聊的百姓罢了。这是宗庙社稷的忧患，可朝廷之上却安然自得，以为太平之业已经成就了八九成。这就是臣所说的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不顾死亡，想要沉默却不能的原因。《易经》复卦初六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意思是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即使有悔恨也不会太大，是大吉。《易经》上九说：“迷复，防有【疑】。”灾祸发生而采取行动，军队最终会遭到大败；因为国君防有【疑】，以至十年不能出征。这是说迷失而不能回头，灾祸还会降临君道，对国君尤其不利。从前秦穆公在殽山战败后，作誓说：“对于古代那些谋臣，只说他们没有成就我的意图；对于如今的谋臣，姑且把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虽这样说，还要询问年长有经验的人，那就不会有过失。”这是后悔抛弃老成之士的长远谋虑，采用巧言之人的浅薄计策，以至遭受覆败，于是想补救自己的过错；所以后来能够洗雪以前的耻辱，强盛称霸于西戎。汉武帝征伐四方夷族，中原虚耗，盗贼群起，又损失了贰师将军的军队，于是下达了痛切自责的诏书说：“此前曾把缚马书遍示丞相、御史、二千石官、诸位大夫以及郎官中任文学之职的人，他们都说俘虏自己把马捆起来，是极其不祥的事。”公车、方士、太史、太卜都说是吉兆；如今看来，计谋和卦兆全都相反错误，大概是开始醒悟到公卿方士的谄媚奉承、回答问题不诚实，导致误了国家大事，心中感到悔恨。因此他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努力以农业为根本，天下才重新安定。自从国家施行新法以来，天下人日夜祈求祷告，只希望陛下觉悟，挽救新法造成的过失，使疲惫的百姓得以苏息，就像盼望上天降下甘霖一样，日复一日直到今天。如今改正它还来得及救治；再过此时，民力就会枯竭，一旦百姓涣散离析，到那时才费心安抚聚集，难道不困难吗？臣仔细看到陛下的诏书，敬畏天灾，深深自我责备，恳切反复地求取直言，可见陛下已经知道前日的过失，想要有所改作。如果只是把这些话写在空文上，却对新法毫无改变，就像看着鼎中的鱼已经腐烂而仍不断添柴，这能有什么补益呢？陛下如果真能垂下日月般的明察，振作刚健果断的意志，放逐疏远阿谀奉承之人，不让他们堵塞蒙蔽，自行选择忠诚正直的人担任台谏官，收回威福大权，使一切政令都从自己这里发出。下诏天下，青苗钱不再发放；民间现有的拖欠款项，按最初官府所贷的本金计算，分作几年催收，不再收取利息。免役钱全部废除免征，差役一律依照旧法；撤销市易务，已经积存的货物按原来购入的价格出售，所欠官钱也只催收本金，不再收利息。停止开拓土地、扩张边境的战争，先使中原富足安定，然后再征伐四方夷族。停止保甲教阅，让百姓专心服田务农。所兴修的水利工程，交由州县相度办理；凡是利少害多的，一律停止。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会欢呼，上下感动喜悦，和气蒸腾，雨水一定会普遍沾润。那些阿谀奉承、附和执政者的人，都是凭借新法取得富贵的。如果陛下认为新法不对而放弃它，他们就像鱼儿失去水一样，一定会竭力争辩、固执己见而不肯改变。愿陛下不要询问他们。臣私下听说陛下因为旱灾而避居别殿、减少膳食，已经焦虑劳苦到极点，可百姓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恩泽；不如废除这六件事，立即建立广博深厚的德政，使恩泽遍及四海。又听说京师近来虽然下了雨，京畿以外旱气依旧。君王以四海为家，不分远近，天下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愿陛下即使顺从群臣的请求，回到正殿、恢复平常膳食，也仍应兢兢业业，为四方忧劳，不要立刻宽解自己，以为灾害已经不再发生。此外，各州县奏报下雨，往往只是想解除陛下的焦虑劳苦，下了一寸就说成三寸，下了三寸就说成一尺，多半不合实际，不可不加以察验。又听说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五分就暂缓征收其中的赋税；但有不仁的官吏，竟压制逼迫百姓，只准免放四分以下的税，这尤其应当治罪。臣身处闲散之地，如果只是朝政上小小的得失，本来不敢参与闻知；如今眼看百姓这样困于新法，却将成为朝廷的深重忧患，而陛下竟然还不知道。又从今年以来，臣的衰老疾病逐渐加重，恐怕万一忽然死去，怀着忠诚而未能尽言的心情，长久在黄泉之下抱恨，所以冒死为陛下说这些话。倘若陛下仍然弃置轻忽而不相信，那么就是天意，臣不敢再说了。【熙宁七年四月上，当时任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判官】苏辙上奏神宗，论述新法应当统一裁定。臣从小读书，喜欢谈论国家的治乱。陛下刚开始寻求治理天下时，臣上书陈说政事，陛下没有废弃臣的狂直，召臣到便殿应对，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臣这个九品卑微官员，从此才得以登殿对答、议论政事。在那个时候，陛下喜好询问的声誉震动海内。愚昧卑贱的人忠实地相信而缺少思虑，以为天下的事情都可以逐一慢慢陈说，指点之间便能决定。后来臣误蒙恩泽，接受职事条例，抗直议论政事得失，与主管官府意见不合，于是请求出任外官。到现在已经七年，但天下的治安终究还没有显现。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伏想陛下天赋圣德，聪明睿智，不待学习便具备谋虑，所作的安排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然而近年以来，每逢有所更改，百姓大多不服。大概是青苗法施行后农民没有余财，保甲法施行后农民没有余力，免役法施行后公私都困窘，市易法施行后商人都受害。上面官吏辛劳困苦，忧虑新法难以推行；下面百姓愁苦叹息，希望它赶快改变。这四件事，难道是陛下的圣明有所不知道吗？臣认为不是。陛下的圣明无所不知，为什么这样说呢？两年以来，陛下圣明英断，废黜或任用大臣，数说他们的罪过，让臣民明白知道。”}],

译凡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事情，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的。由此看来，凡是天下人共同怨恨、苦恼的事情，陛下又有什么不能察知的呢？如今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灾，启发引导圣上的心意，改换了辅政宰相，朝廷内外都欢欣踊跃，盼望看到宽缓的政令；可是日子一天天、月份一月月地过去，却寂静无声，毫无消息。众人的心情惶惶不安，就像长期饥饿却得不到食物一样。臣虽然愚昧狂妄，私下里却独自为陛下感到遗憾。陛下自即位以来，求得天下大治的心情，常常像唯恐来不及，心想要用尧舜时代的盛平，改变汉唐时代的浅陋。不幸左右近臣昏暗无能，使国政衰败到了极点，以至于今天这个地步。天下人谁不知道呢？如今既然已经知道那些做法不能采用而将其废弃，却又沿袭他们的旧有办法而不改变，打算让后来的人继续承担其职责，这正是臣为陛下感到遗憾的原因。况且现在天下的安危，连有智慧的人也不必再反复计议了。水灾旱灾连年发生，死者将近一半，幸存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原野，边疆还未安宁，军队在外征战，府库空竭，边地粮饷短缺，值得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完？这些办法没有成效，已经清楚可见了。然而陛下却独自迟疑不决，莫非已经实行过又废止了，担心天下人因此窥见其中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就像上天对于万物一样。旱灾猛烈发生时，赤地千里，草木全都枯死，可以说是上天的虐害了。然而到了雷雨按时兴起的时候，丰厚的雨泽遍布四方，百谷奋发生长，百姓又能吃到粮食，歌颂、赞美盛大的德政，便忘记了旱灾的虐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度量广大，彻底改过是毫无疑问的。假如只是乌云密布却不下雨，已经下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长久不能决断，那么天下的生物就全都灭绝了。《左传》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他犯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如今陛下如果确实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澄澈安静，对人对己都能平等看待，得失都不能扰乱内心；除去恶行就像丢弃尘垢一样干脆，趋向善行就像救济饥渴一样急切，和百姓一起重新开始。请废罢这四件事：青苗法已经发放的贷款，限定三年内不收利息；保甲已经编组的，保留原有户籍而不让他们承担事务；恢复差役，废除免役法的条文；疏通商贾贸易，废除市易法的命令。实行一年后再观察，如果百姓不能安居，水旱灾害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枯竭，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来使陛下忧虑，臣愿接受欺罔皇上的罪诛，以向左右谢罪。陛下如果实在不相信臣，几年以后就会亲自承受这些弊害了。古人有句话说：“难道不能忍受一次惭愧，却要终身惭愧吗？” 只请陛下为国家社稷筹划此事。臣谨慎地把四件事的弊害逐条列出，编成一篇《画一状》献上，实在承受不住愚昧忠心和愤懑诚意的驱使，以致冒犯天威，恭候斧钺之诛。《画一状》。臣谨慎考察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的得失，认为最容易看清。上至朝廷内外的臣僚，下至乡间农夫老人，没有人不知道。只是因为朝廷推行这些政策，说它们正确便有功，说它们错误便获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闭口不言，不敢直言。臣如今谨慎地采纳众人的议论，把人人共同知道、明白可见的情况，逐条列举如下。一，有人都说，富人借贷给贫民，坐收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穷人一天比一天穷。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的权力，来救济贫民急迫的需要。它的借贷条件并不比民间苛刻，利息也不至于加倍，公家和私人都能获利，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然而，官府的借贷实际上和私人借贷不同。私人虽然有时取利很多，但彼此通融，只是人情往来，并没有另外的条文法令。今年不足，可以到来年偿还；米粮不足，可以用柴草接着偿还，即使鸡、猪、狗、猪等牲畜也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规定年月期限，也没有交纳输纳的费用；出入乡里之间，不耽误农事；想取得时就取得，愿意归还时就归还。不像公家的借贷，动不动就有妨碍，所以即使有时收取超过一倍的利息，百姓也安然不觉。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却要求用现钱偿还，催促随同两税征收，邻里互相作保，订立文书申请钱款；一家不能偿还，就牵连九家，坐等被驱赶到市城奔走，耗费百端。一旦有人拖欠逃亡，债务就均摊到同保之人身上，贫富相互拖累，非要大家全都困毙才肯罢休。朝廷虽然设置了许多法令来补救这些过失，但实际上没有益处。一，有人又说，平时的差役会毁坏百姓家庭，一人服役，全家便失去生计，所以让每户出钱，由官府雇人服役，称为免役。出钱虽然很多，但百姓可以免除家破人亡的祸患，因此这种说法得以流行，推行起来也没有人怀疑。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用劳力侍奉君上，并不是专靠钱财。近世则根据各家的有无，任凭各自方便：有劳力而没有财物的，让他贡献劳力；有财物而没有劳力的，都可以雇人。人人都贡献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不劳民力便能把事情办成。如今却抛弃百姓本来拥有的劳力，只一味向他们征取钱财；百姓即使有余力，也不能贡献出来。于是他们卖田宅、砍伐桑树和柘树、卖掉牛马，来供纳免役钱，天下这才开始遭受严重困苦。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粟、布帛却是百姓赖以生产生活的东西。古时候，上面拿出钱来调节天下的货物流通，下面拿出米粟布帛来补充上面的不足，上下互相交易，所以没有不利的。如今青苗法、免役法都要求百姓拿出钱来，因此各种物品都变得便宜，唯独钱最为贵重；想要百姓不贫困，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城各衙门、州县掌管刑法的吏员，没有俸禄却服役，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中，平民在官府任职，虽然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少，势必有时容易供给，不像如今官员、吏员人数繁多，无法供养。何况三代的军队来源于百姓，而如今世上的士兵坐食俸给，如果再同时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实在难以支撑。然而议论者认为，给他们俸禄，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其实，朝廷选拔吏员的精审程度，必定不如选择官员谨慎；给吏员的俸禄优厚程度，必定不如给官员的多。如今谨慎选择、给予优厚俸禄的官员，尚且不能免于贪污，何况吏员呢？况且过去制定法律时，按赃物数额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可以减轻一等。如今采用仓法，吏员犯罪反而比官员罪责更重，颠倒失当，尤其不可行。如果朝廷确实担心吏员贪污，只要让官员任用得当，吏员受赇自然会有一定限度。如果这样还不能禁止，那么即使给他们厚禄、施行严法，也无法禁绝。

译一，有人又说，三代盛世时，军队出自农民，所以把百姓编成保伍，寓军于民。如今朝廷喜欢这种接近古制的做法，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的百姓从官府那里接受田地，官府供养他们十分优厚，所以他们出身为兵也不怨恨。如今百姓买田耕种，然后才能取得食物，官府供养他们很少，却想要求他们服兵役，势必无法做到。自唐代以来，百姓以租庸调交给官府，便免除当兵。如今租庸调改成两税，两税之中已经包含了军费。况且还有更严重的：百姓交纳钱财免除差役时，以为终身不再服役了。如今既然已经缴纳免役钱，却在捕盗时把他们充作耆长、壮丁，在催税时充作户长、里正，在巡防时又充作巡兵、弓手，一个人竟同时承担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承受？而且他们充任巡兵、弓手时，一个保甲中的壮丁既然被调出，老弱便留守屋舍，盗贼乘机而入，就像进入无人之境；而他们轮番上岗的期限又不过十天，连坐作、进退等操练都还没有学会。替换的人一到，大家便相继返回；来往奔波在道路上，劳苦疲弊又有什么益处？以至于盗贼纵横，官吏因防备失责而受责罚，盗贼啸聚成群，攻打抢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循吏，使百姓卖掉宝剑去买牛；如今却使百姓丢弃农具而置办兵器。小民没有知识，因而借此作恶；安分守法的良民一旦被编入其中，终身也不能脱身；奸猾而喜好权势的人一旦补入其中，终身也不能免除。这些祸害，实在说也说不尽。一，有人常常担心各种货物价格的调节权掌握在富民手中：货物少时，他们抬高价格卖出以牟利；货物多时，他们压低价格买进以谋取利益。利润因此受到壅塞，商贾难以流通，于是设置市易官来平抑价格。然而有关官司如果确实遵守这个主张，不再另有经营，那么即使事务繁琐、难以实行，也还没有深重的危害。如今自从设置市易以来，没有什么货物不买，没有什么利益不搜取；命令官员派人贩卖南北货物，放债取利，公开进行而无人怀疑，断绝财利来源，不让百姓共同分享。看它的意图，并不是调剂货物有无、权衡价格高低罢了，而是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能通行，徒然取得专擅利益的名声，实际上却失去了商旅所带来的利益，使国家体面卑辱，天下人离心。巍巍盛大的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况且小民贪图利益，大多没有长远见识，争着借取官府债款来救眼前之急，欺骗兄弟，胡乱拿物品作抵押；期限一旦逼近，便无处逃避，妻子儿女离散，行路之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还要设置这样的陷阱，诱骗他们落入其中呢？至于奸猾的百姓和巨商大贾，窥伺其中的漏洞来牟利，有的把积压滞销的货物交来换取现钱，有的拿破败无用的房屋作抵押，赊取实物，巧诈智谋层出不穷，难以一一说尽。有关官司被蒙蔽，反而把这些当作利益；帛币一旦散出，便漫无边际，难以收回，官府所收藏的东西，最终只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我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将要议论并彻底查究这些事情；然而已经造成弊害的法令仍未停止施行，买卖各种货物仍然照旧。这就好比口中含着毒药，喉舌已经破坏，胸腹已经胀满，明知它不对，却闭着嘴不吐出来，安坐在那里切脉，广泛寻求医方；这样对于迅速痊愈的办法，就太疏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画一状》各项事情，都是臣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也是百姓共同知道的。朝廷清明，难道会有察觉不到的吗？如果确实有意改易，并不再是难以实行的事情。只要早晨发布一纸诏书，四种弊病到了晚上就可以除去，并不像前代长期积累的弊病，有的存在于列国，有的存在于四夷。如今想要议论更改，恐怕会动摇天下，所以姑且维持并含容养息，苟且求得自身便利安稳。现在事情只在朝廷发出命令便可解决，既然众人都寄托希望，形势便难以长久拖延；但朝廷私下顾恋不舍，迟迟不能决定，因此失去了天下人的心。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臣是愚昧的人，志向在于忧虑国事，言辞激切，冒犯典刑；这一点微小的诚心，甘愿等待诛戮。【熙宁九年十一月上奏，当时臣任齐州学官，任期届满赴京朝见。】上奏宋哲宗，论述新法：凡是便利百姓的就保留，凡是使百姓受害的就废除。司马光。臣私下看到，先帝聪明睿智，振奋精神求取大治，想任用贤能的辅臣来实现太平；一旦委任并信任他，便采纳他的言论、实行他的谋划，没有人能够离间。即使周成王任用周公、齐桓公任用管仲、燕昭王任用乐毅、蜀先主任用诸葛亮，也几乎不能相比。这是世间难得一出的英明君主，是相隔千年也难以遇到的人。不幸先帝所委任的人，对于人情事理大多不通晓，不足以仰承并符合圣上的志向，又过于自以为是，认为古今之人都不如自己，不知道选择祖宗的良法典章，汇合天下的良好谋议，来启发圣明、辅佐宏大的事业，却多按自己的意思轻率改动旧章，把它称为新法。这个人的意图想做什么，君主不能改变，天下也不能使他改易。与他意见相同的人便被援引提拔，登上青云；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便被排斥，流落沟壑。他一心只想遂行自己的狠毒心意，不顾国家大局。人的常情，谁不爱富贵而害怕刑罚灾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迎，争相献上谋划，专门追求奇巧，舍弃正确而取用错误，兴起祸害、废除利益，名义上说是爱护百姓，实际上却使百姓受害；名义上说是有益于国家，实际上却伤害国家。他们制定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财富相互驱使，造成了这些祸根，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又有边疆的臣子，行险侥幸，夸夸其谈，当面欺骗君上，轻率发动战争，妄自扰乱蛮夷。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废兴存亡都取决于此。然而这些人只求一身的官职赏赐，不顾百姓的死亡和国家的利弊，考虑轻率、谋略浅陋，仓促之间便发动战事；统领军队没有法度，简直如同儿戏，深入敌境，困守孤城，粮运已经耗尽，便狼狈奔逃溃败。在最边远的地方修筑营寨，工程还没有完成，就轻视敌人而不加防备，竟使全城军民数十万人暴尸荒野，军资器械和供给物资也丢弃在异域。又有一些无事生非的臣子，想趁时机求取进用，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来充实武备，改革茶、盐、铁、冶等法，增加家业钱、侵街商税等钱来供给军队所需，于是使九州百姓失去产业、陷于穷困，仿佛置身汤火之中。这些都是群臣急于求取进取，误导、迷惑先帝，使利益归于自身、怨恨归于皇上，并不是先帝本来的意愿。臣承受先帝的大恩，常常思考报答；从前在朝廷任职时，曾多次说新法不便，触犯权贵，冒犯众怒，争辩不止一次。先帝怜悯臣孤忠，不把这当作罪过，仍然加以恩宠提拔，把臣置于枢密院。臣因为所说的话没有实行，竭力推辞而不接受。

译臣并不是厌恶富贵而喜好贫贱，只是正想感动并唤醒先帝，使先帝知道臣是为国家而不是为自身，希望先帝能够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使百姓获得安宁，国家的根基和大业永远稳固罢了。后来臣又自己请求退居闲散官职，退处乡里。虽然身在朝廷之外，区区一片心意，在早晚睡梦之间，哪一刻不在先帝身边呢？臣之所以不敢亲自赴京朝廷，长久如此，也仍然是当初辞去枢密院职务的志向。熙宁七年，长时间没有下雨，先帝遇到灾害便心怀恐惧，深深自我责备，广泛颁布诏书，扩大进言的渠道。臣在这时不胜欢欣踊跃，极力陈述并提出建议。臣知道所制定的法令不合众人心意，天下人一定会全都指出它的错误，担心先帝醒悟后追究误国之罪，臣将受到欺罔的刑罚。于是臣劝先帝继续颁下诏书，说新法已经实行，绝对不可动摇。臣所说的，正是为了新法；新法既然不能动摇，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从此闭口不言，不敢再参与朝廷的议论，已经十一年了。然而每当看见百姓的愁苦怨恨，忧虑国家社稷处在危险边缘，半夜想到这些事情时，没有一次不失声长叹。臣如葵藿倾向太阳的心志，仍盼望先帝有一天召见臣对答，向臣询问外面的事情，使臣能够吐露心中全部意见，然后退下接受斧钺之诛，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没有想到上天降下灾祸，先帝升遐，臣的一点诚心没有机会陈述，内心郁结愤懑，自以为将终身如此。等到臣奔赴京城办理丧事，才蒙太皇太后陛下特意派遣中使，向臣询问政事的得失；这是臣多年积累的心愿，一旦得以伸展，感激悲泣，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天下事务非常繁多，臣的思虑还不成熟，不敢轻率地逐条回答，只请求颁下诏书，使官吏和百姓都可以用实封上书进言，希望民间的疾苦没有不能上达的。不久又听说已经停止修城役夫，撤除侦察巡逻的士卒，停止御前营造，京城的人已经自行欢欣踊跃。臣回到西京以后，又接连听说斥退了行为无状的近习，告诫整饬那些奉行法令失当、过分烦扰百姓的有司，罢除物货等场以及百姓所供养的户马，又放宽保马的年限，四方之人无不欢欣鼓舞。圣德传播，一天胜过一天，颂扬赞叹的声音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传遍四方。由此才知道，太皇太后陛下深居宫禁，皇帝陛下虽然年富力强，天下的事情却没有不知道的，民间众人的情形早已存于圣明的度量之中，四海众生真可以说是幸运至极。凡是臣想要说的事情，陛下大致已经实行了，臣的怠慢之罪，实在负有万死。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如果百姓所想要的就给他们，所厌恶的就除去它，就像从高原上决开水流，使它注入河川山谷，没有什么不能推行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假如不是这样，就像逆着斜坡推动珠子，即使竭尽力量使它向前，它一定还会重新滚下来。如今新法的弊害，天下人无论贵贱、愚智，全都知道，因此陛下稍有改动，远近之人便都互相庆贺。然而，还有一些使百姓受害、损伤国家、有害而无益的事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项，都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应当首先革除的事情。臣如今另行具状上奏，恭请陛下决断于圣意，早日赐予施行。议论者一定会说：“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也许能够做到；但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事，这是很难做到的。”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是可以称为孝的。”这说的是，对于不危害百姓、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不必按照自己的意思仓促改动；如果确实使百姓受害、损伤国家，难道可以坐视不管而不加改变吗？《易经》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政，有贤子承继父志，便没有过错。”《象传》说：“治理父亲留下的弊政，心意是在承继父亲的事业。”所谓“蛊”，就是事情发生弊病而加以治理。治理父亲留下的弊政，表面上似乎违背父亲，实际上却是在承继他的事业，成就父亲的美名。《易经》又说：“宽纵父亲留下的弊政，继续这样做必然会遭受羞吝。”《象传》说：“宽纵父亲留下的弊政，继续前行是不会有所得的。” “裕”是富足有益的意思。如果因为不忍心违背、改变先帝的做法，反而使先帝的过失继续下去而不改正，那就不能说是适宜的。过去汉文帝废除肉刑，规定斩去右脚趾的改为弃市，原判笞五百的多半会被打死；景帝即位元年就改定刑制，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全性命。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苦疲弊，盗贼纷纷而起。昭帝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而废止这些法令，后世称颂他的明智。唐代宗纵容宦官公开索取贿赂，并设置客省拘留、滞留各地来人的机构；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全部禁止，废除并遣散这些做法，当时人都希望由此达到太平。德宗晚年，宫市以及五坊小儿横暴，成为百姓的祸患；盐铁每月进献羡余，顺宗即位后也都废除了，朝廷内外十分欢悦。这些都是改变父亲的政令而且改得恰当的事，谁会非难他们呢？何况先帝的本意是想求得天下大治，而群臣中那些谋求进用的人，却竞相凭自己的私意纷纷更改祖宗的旧法，以致天下像这样众口喧腾、不得安宁，这都是群臣的罪过，不是先帝的过错。现在的办法，不如选择新法中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的保留下来，把危害百姓、损害国家的全部去掉，使天下明确知道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意；苛刻的官吏一定会变得忠厚，离心怨恨的百姓也一定会转为亲近称誉。这样德业光大，福祚无穷，岂不是美事吗？天子的孝道，在于使天下各国都心悦诚服地来侍奉自己的亲人。这样安排，哪一种能比使天下欢心更大？哪一种能比侍奉亲人更周全？如今四海之内，到处都有百姓哀号，处于倒悬般的危急之中，伸长脖子、侧耳等待改法，希望能够得到喘息休养。如果朝廷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日复一日，万一遇到数千里范围内的蝗灾、旱灾，公私财力都枯竭，无法相互救济，失去产业的百姓蜂拥起来成为盗贼，怎知不会有奸雄乘机起事？那样国家就会陷入累卵般的危险。申屠刚说过：“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预先说出它，原本常常会被认为是空话；等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朝廷正处在这种时候，应当解除百姓倒悬般的急难，挽救国家累卵般的危局，难道还要一定等满三年以后才改法吗？何况如今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陛下暂时代行处理，这正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政令，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道路。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请圣明裁察。”【元丰八年四月，任命司马光知陈州；司马光先上了这篇奏章。】上奏哲宗论述更改新法应当讲究方法 吕公著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从临朝处理政务以来，留心各项政事，以使百姓休养生息为念，凡是施行的事情，都合乎义理。例如废除导洛堆垜等局，减免市易法所欠的息钱，废止百姓养马，免除积欠的租税，派官员查核茶盐法中剥削百姓的使者，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对于内臣中制造事端、招致怨恨的人，如李宪、宋用臣等，也都依次罢免。朝廷内外听到这些消息，无不欣喜踊跃。如今又担心陛下不嫌弃臣疏拙，特意降下清问。臣虽然没有才能，怎敢不竭尽愚见？臣私下思考，先帝刚即位时，召臣任翰林学士，臣当时亲眼见到先帝至诚求治，曾命臣起草诏书，把宽减、节省百姓财力作为宗旨。自从王安石执政，变更旧法，群臣中有人议论这些法令不便，便被说成阻挠、破坏法度，一定加以贬斥。此后青苗法、免役法实行，百姓的钱财被搜取殆尽；保甲法、保马法实行，百姓的劳力被耗尽；市易法、茶盐法实行，百姓的利益被全部夺走。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深知这些弊端，出于至公而独断，不被众议迷惑，那么在更改之际应当讲究方法，不能仓促行事。例如青苗法，只要废止每年考核比较的做法，官府既不会借此邀功，百姓自然也能免除被强迫勒取的祸患。免役法应当适当减少所收的宽剩钱，估量差役、雇役各自适宜的数额，不要让下户徒然缴纳钱财，让上户出钱，让中户出力；这样公私之间自然能够均衡。保甲法只令百姓在冬月农闲时教习，仍只委托本路监司、提举按察官负责，这样既不至于妨碍农事、伤害百姓，民众就能安心经营产业，也不会转而成为盗贼。像这三件事，都必须另行制定良法，作为长久的利益。至于保马法，先帝已经知道有司奉行不当；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察到它有害而无利。等到福建、江南等路强行摊派销售茶盐过多，远方百姓几乎无法生活，这些都不是朝廷的本意。恐怕应当一概废除，其中南方盐法和三路保甲尤其应当先行革除。以上几件事，臣只是概略陈述大意；其他详细情形，非书面文字所能说尽。然而臣深深忧虑的是，陛下如果一定想整顿各项政务，使事物和舆论都不受惊扰而实际利益又能惠及百姓，不如把任用人才作为当务之急。因此臣前些日子冒昧献上愚诚，请陛下广开言路，选任台谏官。果真得到公正端方之士，分布在重要职位上，使他们讲求天下利害，商议更改整治的办法；朝廷上下同心协力，斟酌裁定并施行，那么治理天下就不难了。如果没有选得合适的人，即使有求治的意愿，最终也不能成事。臣又私下担心，议事的人会认为，如果更改青苗、助役等法，原先用于国家的财用必定会不足。然而历来提举常平司等处的钱物，都属于封存储备，本来就不允许拨作军国日常费用。何况如今正是让百姓休息、减少事务的时候，对外不轻易动用兵革，对内没有土木工程等横征的耗费，国家的财政自然容易供给。再加上停止上述搜刮，民力已经逐渐得到舒缓。仅如近日刚废除导洛司堆垜场以防御汴京，税额已经有所增加。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元丰八年四月，召知扬州、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六月十一日，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派中使梁惟简传谕吕公著说：“正当拯救百姓疾苦之时，更改新法应以什么为先？”二十八日，吕公著上了这篇奏章。太皇太后把吕公著的札子封好交给司马光，命他详细说明所陈更改新法的利害，以及有没有兼顾各方面的才能，直率写明哪些适当、哪些不适当，具奏上报。】上奏哲宗论述吕公著所陈利害——司马光 臣本月一日夜间，接到降下的吕公著札子一封，交给臣阅看。诏令臣说明他所陈更改新法的利害，以及有没有兼顾各方面的才能，直率写明应当还是不应当，详细奏报。臣自从吕公著到京，只在都堂众人中见过他一次，此后不曾私下相见，也没有书信往来。如今吕公著所陈述的，正与臣想说的完全相合。这是因为天下人都希望如此。臣与吕公著，不过是把众人的心意一并奏报罢了。臣听说《尚书》说：“有废止，也有兴起，出入变化都在于此；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众人的意见相同，就反复推求而后实行。”意思是说，国家政事想要有所改更，必须先向众人谋议。所说的意见都相同，然后施行，就不会有过失。《传》说：“君上斟酌采纳百姓的意见，臣下就会把君上看作上天。” 君上施行这一原则，做君上的人应当采纳、斟酌百姓的意见，顺从他们的愿望，这样臣下的人就会像敬天一样拥戴君上，接受君上的恩惠。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审察吕公著所陈述的内容，再参考臣民所上的实封奏状；如果有与吕公著意见相同的，就果断决定施行，不要再有疑虑。臣看太平的功业不久就可以成就了。吕公著一句话，就能使天下得到利益，可以说是有兼济天下的才能。他所说的没有不恰当的，只有保甲一事，主张在农闲时教习。臣愚见认为，朝廷既已知道保甲对百姓有害、对国家无益，就应当一概废止，还要教习它做什么？容臣随后另写札子奏报。现将吕公著的札子列在后面，谨一并封缄上呈。【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财赋门 新法十 上奏哲宗请求阅览农民的实封奏章，司马光。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降下诏令，允许农民将诉说疾苦的实封奏状上呈；王啬等人共一百五十道，除去内容重复的以外，都已经签帖送入。臣私下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为辛苦。农夫冒着严寒耕作、酷暑锄耘，沾湿身体、泥污双脚，头顶星辰出工，也头顶星辰休息。养蚕妇女养蚕、治茧、绩麻，一缕一缕地纺织积累，一寸一寸地做成，勤劳到了极点。可是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又时常成为灾害；即使侥幸获得丰收，公私债务又交相争夺、互相侵取，谷物还没有运离场地，丝帛还没有下织机，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农夫和蚕妇吃的是糠屑还常常不够，穿的是粗绸和褐衣还不能完整，只因为世代以耕田为业，不知道除了这个还有别的谋生道路，所以他们的子弟一旦游走市井，吃到甘美食物、穿上华美衣服、看见繁华景象，就再也不肯回到田地了。以至于世俗中的滑稽之人共同把农民当作可嘲笑、可鄙视的对象，实在令人悲哀。何况聚敛之臣在税租之外，又用各种手段巧取财物来邀求功赏：青苗法强行发放、加重收取，并以陈粮换新粮；免役法刻剥穷困百姓，收取钱财供养游食之人；保甲法使百姓劳作于非本业的事务；保马法使百姓困于无益的费用。这些难道可以不加以体恤吗？农民和蚕妇，是天下衣食的源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人。因此圣王都很重视他们。臣不敢远引上古旧事，只私下听说太宗皇帝曾游金明池，把几十名田妇召到殿上，赐给席位让她们坐下，向她们询问民间疾苦。田妇们愚直率真，没有什么隐瞒回避，太宗赐给她们丝帛后遣送回去。太宗皇帝出身微贱，本来对民间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自己富贵以后会忘记民间。所以他每次临朝，没有一天不谈到农业。真宗皇帝的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是农家出身，喜欢谈论农家的事情。真宗皇帝从小听她讲这些，所以后来任开封尹时以善政闻名。等到登上帝位，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理，达到了宋朝太平盛世的顶峰；景德年间关于农田的诏令，至今仍被称为精确恰当。过去周公辅佐成王，作《无逸》说：“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谈安逸，就会知道百姓所依靠的是什么。”因为一碗饭、一尺帛，没有一样不是由艰难劳作得来的。君主既然知道这些，就不会把它们用在无益的事情上，也不会把它们散给没有功劳的人，骄奢的心念自然无从产生。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正值年少，如果不是这次发出仁德的声音，大开言路，使田间的百姓都能上呈实封奏状，那么这些人的疾苦又怎么可能有万分之一传达到天听呢？这些奏状的文辞虽然鄙陋浅俗、语言杂乱，但都是他们亲身遭受实际祸患后，直接献上的真诚意见，不可忽视。臣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共同赐予阅览，希望借此扩大圣明的听察，增益圣上的德性，使民间的真实情况和欺伪情形没有不能周知的，将来太平的事业就可以由此开始了。【元丰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废止青苗、免役、保甲法，王岩叟。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一样。一家中的事情，知道了却不说，不是孝；说了却不全部说出，也不是孝。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编造奸邪的言辞和诡诈的说法，暗中遮蔽善谋，来欺骗自己的父亲，并从中谋取利益，而他的父亲没有察觉，那么应当告诉父亲，还是不应当告诉？孝子不忍怀着这样的心情侍奉父亲，忠臣也不忍怀着这样的心情侍奉君主。臣虽然极其愚钝，却仰慕孝子的心，把它作为侍奉君主的准则。臣昨日还在外地，刚听说皇帝陛下开始亲政、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垂帘听政时，内批废止了十多件京师百姓认为不便的事情，又屏退宋用臣等数人，朝廷内外欢呼，彼此庆贺痛快；这又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任用忠臣贤士作为辅弼，多年来的弊病指日可除。然而从七月到现在，还没有听说陛下果断决行，仍使天下人的希望郁结，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忠臣贤士太少而奸邪之人太多，他们暗中结成朋党，在其中进行阻挠隔绝。臣实在痛惜陛下有怜悯万物的心、有爱护养育众生的意愿，四方百姓的疾苦也全都知道，却还没有能够豁然把这些意愿施行于天下。奸朋邪党先前已经辜负了圣明君主，如今又想在这个时候欺骗迷惑陛下，臣私下对此痛心不已。他们看到四方之人秘密封缄奏章，接连进呈，把疾苦诉说给陛下，也就知道自己为朝廷谋划却不忠诚了。他们内心惶乱，只怕陛下有所更改。因为他们的事情已经走到尽头，自己的过错就会显露，自身也难以立足，不得不多方为自己打算。有的同忠贤之臣假装亲近，内心其实忌恨厌恶，等候忠贤之臣疲倦厌烦；有的公然放肆悖逆，侵凌侮辱忠贤之臣，想要扰乱他们，使他们离去；有的沉默不说话，对是非含糊两可，苟且容身其中。大体都是想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力，掩盖自己的罪恶罢了。所以议论的人说：奸邪之人不容易除去，忠贤之人也不容易留住，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在忠臣和奸邪之人的去留之间。这是陛下不可不思考的。陛下既然知道孤立的忠臣难以立足，就应当用坚定的意志主持其间；知道群邪难以排除，就应当尽心设法谋划。先民有句话说：“屋漏在上面，下面的人就知道。”如今在下面的人，都知道某人是忠贤、某人是奸邪，却不知道朝廷之上、宫闱之中，是否也能一一知晓这些。凭陛下的聪明，应当没有不知道的。然而臣私下担心奸邪的计谋秘密施行，群邪逐渐壮大，那么陛下的仁心将再也无法施展，左右的忠贤之臣将再也无法立足，朝廷的公正议论将再也无法伸张，四海的百姓将再也无法得到福泽，天下的形势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