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五

译一、臣听说从前朝廷允许各路进军修筑城堡，人人都务求深入敌境，多筑堡寨，以希望获得功劳和赏赐，所以不再考虑形势的险易、土地的远近以及是否可以守卫。军队扩张、财力困竭，使国家受到创伤；舍弃可以守卫的疆土和不毛之地，却谋求难以臣服的敌人防地。既然已经训练军队，而且夷狄的本性贪婪而又依恃乱局，侵占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无法区分；建立城堡也并非他们所愿。如今接受降服，只不过是因为力量困乏罢了。他们心里难道不会有一天想要逞强报复吗？远则不过三五年，近则不出三年，天时人事一定会造成边境警报。况且关中连年歉收，物价昂贵已经六年了。去年虽然丰收，物价到现在仍是平日的两倍；不但粮食极其困窘，加上财用匮乏，官员俸给连续数月无法发放，各军的料钱也常常拖欠数月。平时已经如此，万一发生事情，便没有办法应付；财力耗尽而引发兵乱，按道理必然会到来。臣希望陛下特地下手诏，严厉敕令各路帅臣，让他们各自绘制地图，指明攻守的办法。新筑的城堡，最多只能保全旧有堡寨，旧堡寨也会逐渐废弃。若想新旧一起守卫，财力便支撑不住；若想舍弃旧堡而守新堡，粮饷运输的路程就会更加遥远。地理位置越远，空隙就必然越多；空隙越多，救援接应就越困难。万一敌寇到来，敌军阻隔道路，内外隔绝，首尾不能呼应，那么距离遥远的堡寨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正好成为祸患。因此臣希望陛下敕令帅臣：新旧堡寨中，哪些可以守？哪些可以废弃？哪些可以新旧并存？哪些可以同时罢去？让他们直截了当地陈述意见，不得在成败未定之时观望；严格制定刑罚和奖赏，然后交给两府大臣共同参议。万一出现不同意见，就让提出意见的人承担责任，如同汉武帝责备王恢一样，这样自然不敢逞行私意。从前仁宗曾经驾临龙图阁、天章阁，因为西方多有事变、将帅不得其人，命令他们详细列举情况来回答。何况今天边事如此重大，大臣更应当在此事上尽心发表公正意见。一、臣听说前些日子河北发生水灾，居民流离迁徙；从永静以北，居民留下的只有十分之三四；从沧州以北，留下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其他郡大多也类似，千里之内一片萧条，间或连人烟都没有。去年虽然丰收，却没有人耕种，所收获的庄稼，十成中只有一二成。河北是朝廷的根本，又靠近强敌；居民流散，仓廪空虚，城郭没有修缮，铠甲兵器也不精利。万一发生警报，将用什么办法应对？如今朝廷虽然实行鬻爵，以补助费用，即使大量出售爵位，所得又有多少？土地没有耕种，收获极少，即使出售爵位换取粮食，形势上哪里会有余粮？从本路征取，也没有办法满足需要。臣希望陛下大力节省浮费，痛下决心削减开支，停止积存于内帑的财物，招募人力把东南的粮食漕运来，诱导百姓返回本业，督促农民努力耕种。秘密敕令监司、牧守，修缮器械和城防，选拔将领，训练整饬军队。即使认为没有忧患，也应当常常像有所准备一样。赤气的出现、月晕所主的方位，都是赵、魏的郊野，不能不作防备。这种天象的变化，是可以据实考察而知道的。又听说前年水灾时，流民有进入北界的，幽州、蓟州之间，往往把他们刺字编入军队。中国的虚实，他们当然已经知道了。北方之主年老多病，近年来病情更加严重；他的继承人凶猛强悍，性情颇为好战，以诡诈为心，很难与他建立可信的关系。万一他们乘我方没有防备而有所行动，国家预先设置的防备怎么可以迟缓呢？这是人事方面可以据实考察而知道的。过去真宗曾对辅臣说：“设置险要、兴办功业，守卫边境的好处，如果逐渐进行，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祖宗的事情足以作为法则。国家太平了一百五十年，财用困敝，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从前仁宗积累数十年，神宗把它用掉了；哲宗积累十多年，绍圣年间又耗费掉了。陛下正好承接财力耗损之后，远没有熙宁时期的富庶，近没有绍圣时期的蓄积。去年哲宗的山陵刚刚完毕，今天太后的园陵又在营建；既修建西宫，又举行明堂祭祀，支出的广泛繁多，无法计算。陛下正致力于节俭，极力约束减省，常规经费尚且恐怕不足；在这样的形势下，哪里适宜再发生边境战事？伏愿圣上留心阅览，更让两府大臣共同议论，不要因为偷安而侥幸希望没有事情。臣身份孤微、才识浅陋，错误地蒙受陛下提拔，置于言路；大事小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这是出于爱戴君主，来不及顾虑其他。臣的一片诚心，难以用千万张贴黄说尽。臣又考虑到，今天西部人虽已经归顺，湟州虽已经勉强守住，但万一突然有边境警报，不知朝廷准备以何处为标准，调拨钱物来应付，请让两府预先议定。国家每年供给湟州的费用有三百万贯，不知道自从得到湟州以来，是否因事情激发愤怒而刺杀了数千人作为士兵；还请朝廷秘密审察其中虚实，这件事不可不加以考虑。【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宋徽宗，论日食和赤气的异常　曾肇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停止后苑工巧技艺，放免京城从事末业的数百家人，使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行业谋取衣食；又停止皇城司侦探报告公事，以省去刑狱日益彰显的弊端；又停止从远方收买明珠、翠羽之类，宫室、服饰、玩物过分奢侈的，也屏弃不用。几天之间，内外欢呼震动。都城中又整顿积压的案件，申理无告之人，被流放、逃亡、驱逐的人都得以生还；增加负责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视听，下达不避讳的诏书以开通言路。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洋溢于四方之外，远方夷族听到风声，也都知道敬仰爱慕。按理说应当上合天心，使和气充满四方，灾害消除，祥瑞日益来到。然而却连续多年发生日食，而且都在正阳之月；今年元旦又有赤气横贯天空。变异不会无故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难道是陛下清简节俭、清静无为的教化，已经不如从前，而宫室服饰玩物的奢侈、声色和技巧的嗜好，已经在心中萌生了吗？还是刑狱日益彰显的弊端重新出现，乡里百姓有不得安宁的吗？不然，是否朝廷上下忠臣与奸邪、贤能与不肖还没有辨别清楚，而政令、赏罚有不恰当的地方？还是左右近侍中有阿谀奉承、阻塞蒙蔽、窃弄威福的人，而四方万里之内含冤、失职的百姓没有得到伸张呢？

译这些都应当由陛下反复循察，每天多次自我反省。万一有丝毫过失，本来就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即使已经没有这些过失，也还必须对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对听不见的地方恐惧。广泛延请忠良之士，让他们彼此警戒，或许可以用来回应和弥补天变，使灾祸转为祥瑞。至于防备边疆的忧患、防止奸邪盗贼的发动，在今天都不可迟缓。然而宫墙之内的事情应当优先，没有听说过内心和顺而四肢却有疾病，也没有听说过朝廷端正而四方却不能治理的。从前太戊因为桑树枯死而中兴商朝，武丁因为鼎中野鸡而中兴商朝，周宣王因为旱灾而中兴周室。天与人的相互感应，比回声和影子还迅速；灾异的到来，未必不是转祸为福的机会。董仲舒所说的天心仁爱，是说人君想要制止乱象，于是上天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君不知道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使其警惧；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就会遭受伤败。按照这句话推论，今天的变异，难道不是上天想借此使陛下觉悟，增益圣德，作为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福祉吗？这正是陛下端正内心、诚实用意、恐惧修省的时候。至于避离正殿、减少膳食、宽赦囚犯，这只是历代相沿而成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应天之道。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言论狂妄，深思之后努力实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徽宗答诏，论彗星四件事　毛注 【大观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诏书说：朕以寡陋昏昧的资质，得以奉承宗庙，回顾自己的德行不相称，不足以上应天心。彗星出现在东方，这是极大的异常；朕长久思考自己的过错，十分恐惧。自五月十八日起，朕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允许在京任职的侍从官直言朝政的缺失。朕将虚心改正，希望借此迎来美善祥瑞的应验。】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恐惧天变、修身反省，小心翼翼，即使夏后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周王敬畏上天的威严，也不能超过陛下。陛下忧劳到这种程度，臣错误地担任言责之官，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特殊推辞自己的职责，于是没有顾忌自身，仰面冒犯天听，斗胆把自己一点愚见全部陈述出来。臣听说，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在于文饰；只有下修善政，上天的心意才会在上面得到回应。如果只是粉饰浮夸的言辞，臣不敢进献。谨列举当今政事中最急迫的四件事，冒昧奏闻：一是省减边事，二是充足财用，三是收拢士人之心，四是禁止奇巧技艺。古人防备边境，不过是敌人来就抵御，敌人离去就守备，因为认为得到土地未必足以耕种，得到人众未必足以使用。近年以来，边臣贪图功劳、制造事端，不顾朝廷利害，只图侥幸取得一时的苟且之利。从前进贡的地方，如今一定要筑城设置郡县；从前羁縻的地方，如今全都要纳入疆土。进军修筑的劳苦、转运粮饷的骚扰，耗尽内地的金帛去经营穷荒之地，费用无法计算；士卒伤亡不计其数，而官吏却冒领赏赐，完全不顾等级。如今黔南已经作出处置，至于夔路新边的战事，也应当裁减省免。朝廷的谋划，应当首先决定省减边事，这件事应当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天下财力匮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平时无事之时，官军的俸禄粮饷尚且多有不能按时供给；如果仓促之间要用来防备意外，计策将从哪里产生？执政大臣安然不以为虑，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认为，过去运盐由漕司主管，用来帮助每年的供给；如今却转归其他机构，那么漕司的财计怎么会不匮乏？过去常平仓的粮食积存在郡县，用来防备灾荒；如今却直接方便地全部运到京师，那么遇到缓急时拿什么调拨使用？钞法不改变，边境储粮的买入就始终不能平抑价格。臣希望陛下立即诏令两三位大臣，选任熟悉财用的官员，详细讲求恢复元丰旧制。如果过去由漕司主管的财利、过去积存在州县的钱物，都应当全部归还恢复；停止科买之扰，免除不急需的贡赋，使外地财计稍微充足，那么朝廷就可以安然无忧了。古人祈雨时，曾以士人失职作为理由，因为上天的视听在于百姓，而士人尤其是百姓中的优秀者。士人如果失职，当然可能招致上天的谴责。陛下兴修学校、培养士人，远远超过前代；又考虑到士人有三年滞留，便每年贡举，可以说尽善尽美。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本来不应当担心失职。然而学校所养士人，州里有固定名额，名额之外的士人便不再参与教养。天下州郡中士人数量多的，有达到三五千人的；能够参加学校教养的只有四分之一。每年入贡的人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三五人；补充缺额以凑足数目的，每年也只有这么多。这样一来，其余士人便没有可以进身的途径，他们失去职分的问题恐怕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留下贡士中剩余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暂且保留在科举之中，以等待学校之外的士人，那么士人的人心便会一致归附，最终不至于成为被遗弃的人才，和气也可以随之到来，这也是回应上天的一种方式。古人曾因使用漆器而极力进谏，大概是为了防止工艺技巧和奢靡玩好逐渐滋长。近年以来，营造制作更加增多，设置作局多年，后苑工匠也没有一天闲暇，以至于运输花石的纲船绵延不断。设置作局后，所需物品层出不穷，使数郡受到骚扰；花石运输又虚张声势，一路之上没有人敢过问，驱迫保伍，牵挽舟船，道路上的人都怨恨叹息，损伤了和气。臣伏承已经降下圣明的诏令，停止作局营造，暂停花石运输。但臣担心监督制作、主持营造的官员从中谋取私利，凭借关系奏请，仍有可能沿袭旧例。臣希望陛下断然决定坚决执行，迅速下令禁止；如果有人敢违抗诏令，便重重地予以放逐、贬黜。至于后苑工匠的制作，以及京城土木营造中不急迫的事务，也都应当暂时停止。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是人情的常态；抑制末业、厚重根本，也是圣明政治首先要做的事。人心喜悦，上天的意旨就会舒解。臣早晚自我勉励，思考如何略微报答陛下任用使令的恩德；只是才智见识浅薄昏暗，始终不能深入通达政事的根本。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狂直，并加以选择裁取。【大观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宋徽宗，论水灾　李纲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积水突然汇集，淹没百姓住宅，逼近都城，接连下达御笔处分，派遣官吏加固堤防，救助被水冲漂淹溺的人，由此足见陛下为此焦虑操劳，已经极尽防患之道。然而臣私下认为，国家建都汴京，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变故；如今事情仓促发生，远近都惊惧震动，实在是重大异常。臣曾亲自到郊外，看到积水到来时，从都城以西漫成巨大的水泽，向东抵达汴堤，积蓄得又深又广，水势湍急凶猛，奔流激荡，向东南流去，水势还没有停止。凭借宗庙社稷的神灵，只要城墙防守坚固，完全可以没有其他忧患。然而如果淹浸十天半月，又遇上风雨，就不能不有所忧虑。这实在是陛下敬畏上天警戒、广泛询问众人谋略的时候，也是群臣竭尽智力、效忠出力、捐躯报国的时机。可是这些天以来，臣侧耳倾听，却没有听到这样的议论，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变异不会无故发生，必定有感召它的原因；灾害也不是容易抵御的，必定要有消除它的办法。《周官》说国家危急时有大询之礼，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深思熟虑中自行决断，特地下诏令朝廷群臣各自陈述见解上奏，选择其中可取的意见，不按通常时日召见答对，特别加以督促施行。这样可以借助众人的智慧、集中众人的力量，救济危难、谋求安定，对上回应天地的警戒，对下慰藉亿万人的心，天下将感到无比幸运。臣仰蒙陛下如天地父母般的恩德，亲自加以识拔提擢，得以侍奉圣颜；常常想着奋不顾身来应对国家的急难。臣一旦有了关于紧急利害的见解，认为事情必须当面奏报，便冒昧请求。伏望圣上慈悲，降下诏令给閤门，允许臣明日因侍立之时上前奏事，或许能够把臣浅陋直率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仰补圣意万分之一。【宣和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起居郎】上奏宋徽宗，论水灾【第二道奏状】李纲 臣近来曾奏请把水灾作为忧患，请求陛下赐予闲暇时间，让臣陈述利害。本月十四日，臣在崇政殿侍立，閤门传达诏令，让臣先行退下；臣惶恐战栗，回家等待治罪，不敢供职。蒙受圣恩宽厚，没有遭到诛责，臣日夜惴惴不安，局促无地自容。臣自念愚昧浅陋、见闻短少，孤立而少有同道，只知道仰事陛下，把国家作为自己的心念。近来看到积水突然汇集，逼近都城，私下忧虑过甚，便冒昧进献浅陋意见；由于情势紧迫、心意切直，言语都不合宜，触犯圣意，违犯隆重的诏令，自招雷霆之威，即使处死也罪有余辜。若不是陛下宽恕臣的愚直，天地父母怜悯臣，又有谁会替臣说话呢？臣私下认为，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有圣人能够遇到灾害便恐惧，恭敬自持、修养德行，广泛询问众人的谋略，从而消除灾害。所以尧在洪水泛滥、危害正盛时，有“询问治水之人”的话；汤在旱灾极其严重时，有反省自身的六件事；他们都能使灾祸转为福祉，使凶恶的水旱之气变为和气。这是古代圣人的明验。如今水患仓促而来，人心惶恐，远近震惊；仰赖宗庙社稷的神灵和陛下周密的睿智谋划，陛下屡次下达御笔处分，疏通水道、引导水势、使道路通行，水势已经逐渐退落。虽然京畿附近都遭受了灾害，但都城没有忧患，人的心情也逐渐安定。然而臣私下认为，水灾退去之后，朝廷还不能认为已经无事，正应当谋划研究利害，增加防守的坚固程度，敬念上天的警戒，更加修身反省，不可忽略。臣愚昧刚直，不自量力，又冒昧提出意见，冒死上奏六件便利国事的措施：一是治理水患源头，二是削弱水势，三是加固河防，四是抚恤百姓的隐忧，五是省减烦琐费用，六是扩大储蓄。只愿陛下留心察看。臣恭敬地认为，国家自定都大梁以来，平原沃野一望千里，并没有高山峻岭作为险阻。都城以西，京水、索水交汇，陂塘泽地相连；从西向东，地势倾斜低下，加上雨水过多而不能容纳，于是决口泛溢向东流注，居高灌入都城，形势本来就是如此。现在的计策，不如勘察陂塘，防护疏导京水、索水，加高低洼处，培厚薄弱之处，筑牢堤防，用斗门节制水流。干旱时水有所泄，虽经历久雨，水势也不会连接到城下，可以成为万世之利。这就是治理水源的办法。臣观察自古善于防治水患的人，必定修筑长堤来控制水势冲击。他们的意思是，凭几仞高的城墙抵挡正面而来的洪水，受到风涛冲击逼迫，也已经很危险了。用长堤限制水势，削弱它暴怒的冲力，然后才可以施加人力，城防也会更加坚固。如今积水从都城以西而来，浩大得如同江湖，向东抵达汴河岸边，向南受到新堤阻挡；水虽然积得深广，最终不能到达城下，是因为有堤坝作为阻隔。水沿着堤坝流行，分散漫流而又湍急激荡；到了都城南面，径直冲向护龙河，是因为没有堤坝作为阻隔。现在的计策，不如在距离城池数里之外，依凭较高的地势修筑环绕的长堤，使即使发生积水决口泛溢的灾患，水也只能沿着堤坝四面流行，不能逼近城池，可以用来抵御一时的急难；这就是削弱水势的办法。国家建都汴京，处在大河下游，所依靠的坚固防线，是埽岸坚固、法制严明。近年以来，习惯于苟且简略，护卫的士卒因抽调差遣而离散，防御所需的储备因转运调换而耗损；河水侵蚀堤防，日削月减，却安然不加以救护。比如广武埽，距离清汴河才一百多步，接近东面危险的地方也已经多次了；它没有决口泛溢，只是侥幸罢了。假如在夏秋交替时，借着久雨和水流暴涨的势头，果真能够保证没有忧患吗？陂塘积水突然汇集的灾患尚且令人惊骇，何况大河的水势，怎么可以不深思熟虑呢？臣愚昧，希望选择真正深知河道事务的人，勘察地形，改变清汴河的流向，使它与大河相距较远；仍然诏令有司遵守法制，保留兵卒，储备材料和器用。敢有抽调兵卒、转运调换储备的人，必定按照法典处治。这就是加固河防的办法。如今积水到来，冲击白沙，冲荡中牟，逼近都城，漫流于京畿各县，淹没房屋，冲走淹死百姓和牲畜，损伤庄稼，数量无法计算。如今水又从南面决口，流向陈州、蔡州郊外；从北面决口，流向相州、卫州境内；如果汴渠下游在陈留决口，那么数千里以内全都会遭受水患。陛下忧心恻然，降诏救济，恩德十分深厚；但臣仍私下担心州县监司不能完全按照圣意奉行。希望下诏给各路遭受灾伤的地区，今年秋租全部蠲免；水退之后，安抚聚集百姓，借贷救济，务必让他们恢复本业，不要使他们失去生计，以此来符合陛下的心意；这就是抚恤百姓隐忧的办法。臣深切考虑，去年江淮水灾泛滥，东南百姓全都流离迁徙，依赖陛下的圣慈，把六路上供的米粮大量用于赈济，百姓才得以不死，恩德实在深厚。然而州县一片萧条，国库和粮仓空虚，至今还没有恢复；如今京畿附近又有积水之患，哪里承受得起呢？

译臣愚昧，希望陛下从深思熟虑中自行决断，凡是营缮工役、花石纲运输中可以省减的，暂且下令减免停止；几年之间，民力逐渐恢复，国家费用因此充足，然后再任凭陛下命令。使百姓富裕、财力充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所说停止不急事务，就是这个意思。臣又想到，古代九年之内一定要有三年的储蓄，二十七年之内一定要有九年的储蓄，然后才没有旱灾水灾的忧患，教化能够施行，风俗能够美善，歌颂之声兴起，这才是太平之治的最高境界。祖宗以来，旧有封桩米粮，数量以千万计，用来作为军民的储备，是宗庙社稷的根本。近年以来，工役逐渐增多，需要供养的人也多，每年不断侵耗，终于到了耗尽的地步。如今国家财计所依靠的，只有东南六路每年转运的定额。假如有一方发生水旱灾害，年额不能完成，将靠什么自给？静下心来想这件事，实在令人寒心。臣愚昧，希望陛下明诏有司，裁减蚕食财力的事项；趁着年成丰收，让朝廷多多下拨买粮本钱，委任强干官吏，广泛收购粮食，另列项目上供，以补足封桩的数额，每年都像祖宗旧额一样，达到之后才停止。这是朝廷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不留心办理，却偏偏对此感到忧惧呢？供养军队、充足国用，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臣所谓扩大国家储备，就是这个意思。以上六件事，都是当今的要务。只是臣的智识浅陋，文字粗疏，言语不足以充分表达心意。只希望陛下裁择臣的奏章，下交宰执议论可行与否；如果有可取之处，希望施行。臣近来曾献上愚见，伏望圣慈宽容，尚未赐予斧钺诛戮之刑；所以又竭尽自己，冒昧上达天听，希望樵夫的浅陋之言能够略有补益，仰报陛下深厚的恩德。贴黄：臣认为，水患突然到来，是因为堤防失于防备，水势凌逼都邑，长久没有退息，这种异常十分重大，实在不可忽略。伏望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稳固百姓之心，收拢并任用士人，严格守卫，以消弭安定灾害，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避居正殿、减少膳食，向天地、宗庙、社稷祭告，这就是敬畏上天警戒；效法禹、汤责备自己的过错，向天下发布诏令，亲自驾御六龙，率领群臣背负土石走在士卒前面，这就是稳固百姓之心；诛治治理水患而不能胜任的人，依照法典处刑，选择有才智的人督促防治水患，与他们共同承担患难，这就是收拢和使用士人；停止营缮、花石纲运输中不急迫的事务，把士卒一起分部部署，以防备意外，这就是严格守卫。四件事都具备之后，还在于陛下修养胸中的诚意，感动上天的心；这样做了，如果灾害还不能消除、和气还不能到来，臣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情况。臣的诚心无法胜言，愿竭尽死节，只请陛下裁察。贴黄：臣微薄的一片诚心认为，暴水之灾按理不会无故发生。朝廷群臣沉默不言，只求容身，没有人肯上奏告知陛下，以成就敬慎天地告诫之意，臣实在愤懑难平。臣曾经竭尽狂直愚见，冒犯圣听；如今又不能自已，冒昧再次进言。伏望陛下察知臣的心意，稍加宽容，不要使忠义之士闭口结舌，把臣当作警戒，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宣和元年上奏。靖康元年，徽宗巡幸东南，钦宗派李纲奉迎，李纲因奏对说：臣昨日任左史时论述都城水灾，实在只是偶然有所见解。自古即使是无道的国家，水也不会淹没它的城郭。天地间的变异，各以同类相应，只是作为今天兵革攻围的征兆。大抵灾异变故，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疾病在五脏，便从气色上显现，在行动呼吸上表现出来；高明的医生能够知道它，并不是有什么外物使它这样，只是病气先到达而已。所以圣人观察天地的变异，便修治自身应当修治的地方，因而能够治理国家、保全邦土，没有危乱的忧患。徽宗认为这话有道理。】上奏宋钦宗，论阴气盛大　陈公辅 臣听说，阴气盛大，阳气就衰弱；阴气消退，阳气就增长，这是天地自然的规律。四月是纯阳当令、阴气退避的时候，又是陛下诞生的月份，本应阳德正在上升，光明显盛，阴气无法遮蔽。可是近几天来天气清冷，阳光暗淡，浓云不散，连绵阴雨接连而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有阴气遮蔽了它。臣曾推究事情的由来，难道是夷狄强盛吗？然而前些天贼兵在外围逼近京城时，阳光和暖，天气仍然清明如常；如今既然想要讲和，贼兵也稍稍退去，恐怕过错不在夷狄。难道是女宠干政太盛吗？然而陛下即位后不亲近声色，后宫嫔妃不过二三百人，也没有地位名号特别尊贵的人，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恐怕过错也不在女宠。依臣推测，奸邪还没有清除干净，大臣之间又不和，各部门官吏苟且怠惰，都是阴气盛大的征象，这一点不可不知。自崇宁、大观以来，阿谀之臣、奸佞之士专门制造夸大淫靡的说法，媚悦君主，从来不敢谈论灾异；常常把腊月打雷说成祥瑞，把三月下雪说成瑞雪，甚至有人上表称贺、作诗歌咏赞美。灾祥、罪咎、怪异，即使在太平之世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正是上天用来警戒人君，希望他修养德行以消除天变的，怎么可以因为忌讳而不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臣今天首先略微谈到这件事，是因为不敢再效法阿谀奸佞之徒，欺骗陛下的聪明。臣听说蔡京、王黼、童贯、朱勔这些人，他们所作的奸邪之事多得说不完，天下百姓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如今他们虽然都曾受到处置，但有的还处在优善之地，有的还保全了性命；他们的子孙亲戚还有没有全部流放诛杀的，他们的田宅财产还有没有全部籍没的。若是这样，难道不是奸邪还没有清除干净吗？陛下谦虚退让，等候臣僚进言；然而宰执大臣却在陛下面前争吵，毫无畏惧避忌，有的诋毁同僚，有的中伤善良之人，难道不是大臣之间不和吗？陛下勤俭恭敬，留心万机；群臣却仍旧保持原来的态度，不能勤勉尽职，甚至有人君主闲暇时还亲临便殿召见臣下，而百官有司却反而停止办公，难道不是百司苟且怠惰吗？臣希望陛下把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重新严加诛戮，他们的子孙亲戚也都应当流放诛杀，田宅财产也都应当籍没，以此快慰天下人的心。这样四海欢欣鼓舞，自然足以招来和气，阴雨寒湿的灾咎也没有不能消除的了。然后下发臣的这道奏章，告诫大臣们各自同心协力，辅佐赞助圣明，断绝私心，平息长期的怨恨；百司庶府也应当受到察考。对于其中奸邪、怠惰、不切实奉公的人，应当特别加以惩戒。这样就不会发展到君弱臣强、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的地步，足以使阳德光明显著地上升，阴气消退潜伏。然而这虽然是小的变异，还不值得深深忧虑。臣之所以一定要把它说出来，是担心陛下忽略此事，不把它作为警戒。又何况蚕和麦正值生长适期，如果阴雨不停，不能没有损害，也不能不说是灾害。伏望陛下稍加留意，臣就非常幸运了。【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

译上奏宋钦宗，论彗星　吕好问 【靖康元年八月诏书说：朕得以承奉宗庙，处在士民之上；继承帝位才十天，敌人便侵犯边境，甚至到达郊外，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时节，边境仍未安宁，调发军队、转运粮饷，使四方都劳苦奔忙。只是因为朕的德行不相称，无法仰承天心，朕日夜敬畏。每次临御便殿，少有亲临正衙；凡是供养自己的事项，都务求减省。至于日常膳食百品，减去七十种；放遣宫女六十多人。朕从未随意奏作音乐，设置台谏官，广泛疏通言路。公车署送上的奏疏，朕常在夜半亲自阅览，希望能够稍稍自我警戒。然而近日彗星出现在东北方，考察前代记载，这是极大的异常。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安然自处。朕思考将依照旧例举行禳解，但这些事情大多已经施行，深怕空洞的形式不能真正回应上天的谴告。反复熟思再三，或许是因为朕不明察，天下百姓忧愁痛苦、无所依托的人太多。因此要寻求民间疾苦的事项，都让有关方面逐条陈述；革除苛细，解除扰民之事，希望借此感召和气，招来祥瑞的应验。你们这些卿士，要体察朕的心意，不要忽视。】臣听说民间多有议论，近日彗星出现在寅位。臣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总之，天上出现这样的征象，是为了向下界显示警戒。彗星，意味着除去旧弊、布置新政。如果能够因此恐惧戒惧、修养德行，改革弊政，斥退小人，任用君子，不仅可以消弭灾变、转祸为福，关键也正在于此。崇宁、大观年间，彗星曾两次出现，太上皇因此恐惧，改革政事的意图当时已经显露；诏令和赦文都可以重新查阅。然而群小充满朝廷，宦官在内援助，正直之人始终不能被任用，政事始终不能改革。蔡京是大奸大恶之人，驱逐他不久便又召回，何况还肯驱逐小奸小恶之人吗？张商英并不是十分贤能，任用他不久便被贬黜，何况还肯任用大贤之人吗？党籍虽然销毁了，但对人的禁锢反而更加牢固；言论之路虽然开放了，但箝制堵塞反而更加紧迫。罢免谏官，使讲筵形同虚设，导致太上皇听不到自身的过失，也不思考古代治乱的道理。因此上天震怒，犬戎深深入寇，百姓惊惶，太上皇于是把帝位传给了陛下。陛下也思念这些事情吗？臣私下思考，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实行节俭，视百姓疾苦如伤在自身；既然并没有过失罪咎显露于各方，为什么天变又再次出现呢？这是因为陛下想实行善政，却常常被左右近臣阻挠改革。现在所任用的人，仍然是从前那些人；所施行的政事，也仍然是从前的政事。名义上说是进用贤者，但贤者的意见却不能全部实行；名义上说是疏远小人，但小人的愿望大多都能如愿。更何况还有暗中损害正道、公开倡导邪说的人；想恢复祖宗一百多年形成的成法，至今不能恢复；想除去蔡京绍述之说的奸邪主张，至今不能除去，致使陛下的仁政不能施行于朝廷，仁德恩泽不能流布天下。所以，上天这样明白地告诫陛下，正由此可见上天爱护陛下是多么深厚。《尚书》说：‘只有先使君王受到正道的匡正，才能端正他的政事。’希望陛下体察上天的意旨，除去旧弊、布置新政，以此端正政事，那么天下人的愿望就实现了。〔靖康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上奏钦宗论彗星　　　　　王襄 臣恭敬地拜读八月三日所颁星文责躬诏书中的有关条文，想到陛下将要依照旧例办理，而旧例大多已经实行，深怕空泛的文辞不能真正回应上天的谴责和告诫。臣愚昧无知，私下对此仍有不明之处。臣听说，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太阳为兄、以月亮为姊。上天爱护圣明的君主，就像慈父爱护贤能的儿子。凡有灾异出现，绝不是无缘无故发出的征兆，而是想警醒陛下，使陛下弥补尚未达到的地方吗？臣反复思考，陛下即位以来，已经经历三个时节，天下百姓都仰目侧耳，像久旱的禾苗盼望甘霖、饥饿的人盼望美食一样。虽然诏令中日益显现出祖宗的法度，但蔡京、童贯的规模和做法在章程上仍没有改变。诏令说要依照旧例办理，而旧例大多已经实行。臣恐怕上天明明在上，并不认为这些已经足够。蔡京、童贯掌权二十多年，蔡京在内改变法度，童贯在外败坏边疆。王黼又加重了这些弊端，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今天的法度，既不是祖宗的法度，也不是熙宁、元丰时期的法度，而是蔡京的规模。今天的边疆，既不是祖宗时的边疆，也不是熙宁、元丰时期的边疆，而是童贯的安排。陛下守着蔡京的规模而不改变，遵循童贯的安排而不铲除，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怀着畏惧和避祸之心，不敢轻易发言；被疏远的人希求荣华利益，也不敢随便议论。这样却想招来祥瑞、召来和气，哪里容易做到呢？蔡京做宰相时，任意纷纷更改政事，使祖宗以及熙宁、元丰时期的法令没有一件不遭到变更；凡是被变更的，没有不造成祸害的。如果把这些全部逐条陈述出来，即使穷尽年月也未必能说完，何况在一封短短的奏牍中，怎么能够说尽其中万分之一呢？臣愿意姑且以今天最急迫的事务、国家最重大的政务中的四件来说明。养兵的制度，是祖宗用来威服天下的。东南漕运，是宣武军因之成为京师的基础。财用的来源，是国家赖以维持的东西。陕西五路，是今天国家所视为根本的地方。臣听说，五代纲纪败坏，士兵疲弱、将领软弱，每逢遇敌无不奔逃溃败，所以五十年间战乱接连不断。周世宗亲自斩杀老将樊爱能等人，知道艺祖宋太祖神武英明，便让他治理军政。艺祖把年老体弱、坐食俸禄的人全部淘汰，选练出精锐无敌的军队。当时中原不过几十个州，禁军不过几万人。六七年间，向南攻取淮南，向北平定三关，百姓歌咏而归附，于是取得天下。宋朝沿袭前代的形势，在平坦之地建立京师，认为没有重兵就不足以控制四海。因此，皇城之内有诸班军，京城之内有禁卫军，京城之外列营，前后相连也有几十里。

译军士夜间便要入朝，入内后还要奔走趋行。营地在西面的，必须供应东仓的米，以拉长他们取粮的路程。背负两石粮食，不许雇人替代，用来考验他们的力量。诸班军娶妻时，太祖亲自把妻子带来观看；各军领取粮食时，太祖亲自前往。诸班军的妻子，都选取女子中身材高大的，希望她们的子孙魁梧杰出，世代担任禁卫而不断绝。太祖曾说：‘即使京师有警，皇城之内已经有几万精兵，何况天下呢？’他供养他们、教导他们、亲近他们、爱护他们，然后严格治理使军队整齐，又给予丰厚赏赐来激励他们，再加上深思远虑，为后世子孙制定无穷的长远计划。至于京府界内各县、辅郡以及县镇，只要是从哪一路容易运来粮饷的地方，无不驻扎三五千名士兵，以重兵控制内地、制服外部，安排就是这样周密。到了王安石做宰相时，他想恢复三代的民兵制度，于是创立教阅保甲，暗中削弱禁军。臣在元丰年间往来京师，途中看到京城以南、延嘉以北，三十多里间废弃的营地和毁坏的堡垒。当时禁卫精兵，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后来蔡京胡乱耗费军储，衣粮缺乏；供应不足，教阅军队的法令便松弛；人们不再顾惜军队，于是姑息之心产生。所以弱兵在市场上卖掉粮食，强兵在道路上背负担子；高俅从内部败坏军队，童贯从外部摧残军队，几十年间不知损失、折损了多少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皇城中诸班军的营地，如今成了殿阁、池塘和台榭；京城中废弃营地的地方，如今成了苑囿和豪宅。郡县百姓租种空置营地来养活自己的，约有成百上千家。富裕人家和大户人家，尚且还要养几名健壮的仆役，以防备暴徒来犯。陛下以万乘之尊威慑四海，但皇城之内没有诸班军值宿护卫，京城之中禁军很少，京畿附近和辅郡的兵将用于防御，几乎如同儿戏。一旦边境有警，就从远方征调闽越之人，把淮南、两浙的军队全部调来。这些人饮食习惯不同、风土气候不同，往来万里，反复遭受寒暑，即使没有遇到敌人，因疾病和劳累疲惫而受损的也已经有十分之四五。万一南方发生防范盗窃之类的小规模警报，像往日那样出现紧急情况，又拿什么来应对？即使没有警报，他们全部平安归来，万里之外的人又怎么能够再次征调？这是调动天下军队、困苦天下百姓。以上是臣概略说明养兵不是祖宗的制度。臣听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自古帝王建都的情况，都可以考察。只有宣武作为京师，是从朱梁才开始的。晋高祖天福末年，为了就近取得粮食而迁都于此。祖宗认为没有重兵不足以控制天下，所以驻扎重兵来控制它；又因为重兵没有漕运就无法供应粮饷，所以依靠东南漕运来养兵。东南漕运从六路征取每年额定的六百多万石粮食，作为漕运根本的有三项：船只、仓库和盐。造船的制度是：六路的船只用来供应江外纲运，淮南的船只用来供应运入汴京的纲运，通常有六千只。用六千只船运输六百万石粮食，那么每条船每年通常运输一千石；船和人的运力都有余，所以不劳累也能办成。后来制度逐渐废弛，到了章惇做宰相时，船只只有四千只，却调拨东河的船运输西河的粮食，每一大石粮食装一船，船就常常损坏。等到运输完毕，损坏的船超过一半。蔡京更改法度，改为直达运输，这是船运制度败坏的原因。祖宗设置真州、扬州、泗州的仓库，称为转般仓，六路纲运在冬月也不停运。江水低落、运河水浅，冬月潮小，水位不能达到要求，就关闭闸门而不通航，所以在真州设置仓库来卸粮；潮水大时打开闸门，再依次在扬州、泗州卸粮。六路粮运尚未到达时，发运司便收购粮食储存在仓中，加息补足所缺，并责令有关方面照价偿还。汴京纲运有六千只船，又由距离较近的地方运输，所以每年漕粮都能按期交纳。仓库中的木材多达万数，都是优良材料，蔡京全都取走供京师营造使用。中间虽曾重新兴建，却不足以遮蔽风雨；发运司收购粮食的本钱又全耗在无益的索求上。这就是仓储制度败坏的原因。臣私下观察蔡京的奸谋以及困害百姓的大祸，没有比盐法更严重的了。祖宗时期河北的盐不实行专卖，是为了使河北百姓得利；河东自行设置盐监，是为了便利河东；南方征收税款上供，把盐委托六路经营，暗中作为六百万石粮食的本钱；又由发运司借此控制各纲运，给予优厚的赏罚，所以三边粮饷充足，不依赖朝廷供应。东南漕运每年通常足额六百万石。蔡京想夺取善于理财的功劳，又想供给那些没有益处的耗费，所以把盐利全部收归京师。祖宗把钱财运送到三边，蔡京却从防边货物中收取利益，所以京师丰足而三边贫乏。西北粮食因此耗空，西北军队因此无法整治；河北百姓被驱赶车牛，役使丁壮，运输盐货，不得耕种和纺织的，不知使几千几百家破败。天下县镇为了求赏避罪，巡门散盐，连同茶、矾在内，官吏借机征求，骚扰百出的情形，几乎无法尽述。何况六路转运司直接供应漕运的年度额数，取自百姓的盐利如今也已经用尽。天下奏章和文书堆积如山，竟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件事，难道不是因为国家边患未平，还要依靠盐利使用，所以不敢立即说出来吗？

译然而从祖宗及熙宁、元丰时期直到建中靖国初年，当时并没有收取盐利，国家用度为什么仍然充足？府库为什么仍然充盈？难道不是因为祖宗的正常收入制度还有没有恢复的地方，冗余官员和浮滥费用还有没有削减的地方吗？如今讲求恢复这些制度，裁减冗员、抑制和免除浮费，用来替代盐利，是可以做到的。若一定要守住盐法不变，又希望东南漕运达到祖宗时期的盛况；漕运不能接续，又希望内外兵马达到祖宗时期的强盛，臣恐怕不能指望在几年之内实现。以上是臣概略说明漕运不是祖宗熙宁、元丰时期的制度。祖宗时期，外部设置转运司，负责一路赋税的漕运；内部设置三司使，总管天下财赋，只是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神宗皇帝圣明文武兼备，将要大有作为，用财有一定法式，节省财用也有制度。于是开始把天下财赋分为两司：转运司只使用百姓的常赋和州县酒税，其余财利全部收归常平司，由常平司掌管散发和收取，储存起来以备非常时期使用。废三司改为户部后，转运财赋隶属于左曹，常平财赋隶属于右曹。当时即使一个镇、一个县，也没有不出现钱币腐朽、粮食陈旧的。等到蔡京掌权，把天下财赋全部交给各路漕臣使用，各地纷纷效法；本路无力周济供给，却进献羡余；百姓不缴纳正常税赋，却急于征收横暴的额外赋税；各县年终无法交差，就命百姓把常平钱粮兑换成二税，州郡看见了也不敢禁止，常平司知道了也不敢弹劾。上下互相遮蔽，以姑息苟且应付，取得一时急需；贪污官吏改名冒领，奸猾小吏和顽劣百姓也从中分取。征敛的时候，申诉和诉讼纷纷而来，常平之政几乎要废弛了，常平财赋也几乎要枯竭了。即使想寻找精明强干的官吏来振兴整顿，天下伪造冒领的案件也多得无法审理，天下请求缴纳的百姓也多得无法追捕，州县官吏也无法承受接连的诛罚，编户百姓的财产也经不起这样征取。如此一来，常平之政虽然说没有废除，实际上却已经废除；常平财赋虽然说没有耗尽，实际上却已经耗尽。天下财货不知有多少万万亿失去了防护，哪里还值得在青苗法、助役法这些小事的利弊上争论呢？以上是臣概略说明财用并非祖宗熙宁、元丰时期的法度。陕西秦凤路，祖宗已经开拓了巩州；熙宁、元丰时期，又开辟熙河、兰州等地，作为熙河路，以黄河为界，设置三关，土地平坦、草木丰茂，可以耕种放牧，这是非常伟大的功业。神宗皇帝当时有人献上青唐之地的谋划，神宗认为那是国家之外的马厩，所以没有取用。神宗皇帝取得叠、宕等州后，又把三百里土地全部空出来，使汉人和蕃人都不居住。青唐的马最为优良，而蕃人以肉和酥为食，必须得到蜀地的茶才能养活。因此熙宁、元丰时期设置茶马司，大致以一笼茶计价三千，便可换取价值十万的马。每年用蜀茶换马二万匹，按三十年计算，国家常备的马就有四十万匹。中原的军队怎么会不强盛？夷狄的势力怎么会不衰弱？自从湟州、鄯州、廓州归入朝廷之后，茶马司的本钱又全部耗费在购买珠玉上，国家的马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了。神宗皇帝不建立叠、宕等州，难道不是因为在那里筑城没有利益、守卫又确实困难吗？又把这些地方赐给忠顺的蕃部，使他们在其中耕种放牧。叠、宕之地既然全都贫瘠不毛，湟、鄯诸州又群山万重、土地瘠薄，几乎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童贯依靠国家财力，耗尽军民力量，收复三州，增筑城寨；又在熙宁、元丰时期空置的土地上筑城，自以为建立了功劳，分派军队将领驻守，转运粮食。弓箭手和民兵，是五路的根本。每次轮调戍守，一个月更换一次，就必须由本人购买牲口，背着干粮、器械等所需物资赶去；途中遇到蕃兵盗寇，往往遭到杀害掠夺。有时守满三几个月，又要再次前往。这样劳苦耗费，没有停止的时候。熙河包氏的军队最为忠顺，神宗皇帝特别宠爱优待他们；如果内心稍有不满，势必不肯为我朝所用。这就是熙河军队之所以寡弱而不能振作的原因，其他四路的军队恐怕也会如此。如今士大夫看到边军凋敝，就说它们未必比东兵强；看到西部的马病弱瘦小，就说它们未必赶得上东马。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军队和战马强盛时的情形，只看到了衰败之后的样子。陕西每年财赋以一百万为大致数额，常常拿七十万专供熙河，拿三十万供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永兴军路。熙河的财赋十成中有七八成用于供给新边费用，这说明童贯经营的新边常常陷于困竭。陕西各路因此不断烦劳朝廷供应，又把祸患推给天下其他各路。自从宣武成为京师，朝廷依靠河北、河东、陕西作为根本。所以祖宗时期优待抚恤河北百姓，就不横征赋税；士兵不外出戍守；盐也不被拘禁控制。自从蔡京耗尽河北财力、控制盐利、困苦百姓、疲敝军队，再加上中间盗贼蜂起，以及今年边事仍未平定，河东、河北百姓正仰赖朝廷救援，不能再依靠那里作为强国根本；而陕西的兵将还可以供朝廷在紧急时使用，所以陕西作为根本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陛下怎么能不顾惜这个根本并加以培植呢？臣料想朝廷臣子并非没有想到这些，只是自从看到两次被责罚党人、定罪弃地的事情后，心中畏惧，常常瞻前顾后，不敢发言。以上是臣概略说明边防并非祖宗的法度。臣希望陛下考察并复核臣所说的话，详细思考，那么陛下今天的政事，果真全都实行了祖宗的旧例吗？果真只是沿袭蔡京、童贯的规模吗？蔡京、童贯的罪恶，天下没有人不想杀他们，因为他们像蠹虫一样残害百姓、损害国家，以至造成今天的局面。假使蔡京的盐法没有改变，童贯对国家还有功劳，那么这套制度实行几十年也不应更改。臣恐怕事实绝不是这样。虽然如此，常平之政不能废弃，应当修治弊端、振兴废弛，按照适中的制度办理。新边地区不能简单放弃，应当根据事情实际采取适宜办法，把失败转变为成功。至于养兵制度、漕运法令，更在于谨慎审察并努力实行。祖宗的法度彼此犬牙交错、相互制约，不可以偏废。谈养兵，就牵涉漕运；谈漕运，就牵涉盐法；谈财赋，就牵涉常平；谈边防，就牵涉茶马。千条万目，哪里容易仓促说清？朝廷的股肱、国家的肺腑，必定有奇才大略之人能够替陛下处理这些问题，这不是臣这个被疏远的人敢于私下议论的。过去仲山甫只是周朝的贤相，诗人歌咏他的功德，说‘爱护他却没有人能帮助他’。何况圣明君主巍然在上，恭敬节俭、谨慎畏惧，日夜焦劳，减少珍贵食物七十品，放出宫女六十人，常在便殿处理政务，不演奏音乐。

译即使尧、舜住茅屋、用土台作台阶，夏禹住低矮宫室、吃粗淡食物，也没有超过陛下如今的节俭。然而陛下临朝执政已经三个时节，治理的功业仍没有进展，难道不是有合于《周雅》所说‘爱护他却没有人能帮助他’的情形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正处于继承帝位、守成文治的时代，承担着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的使命，应当效法太祖神武英断、平定祸乱，效法仁宗仁慈纳谏、安养百姓，效法神宗聪明刚健、修明并施行各项政令；不可安逸迟疑、推诿退让，一天天拖延而耽误时机。天下的事情已经耽搁三个时节了。从前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何况如今正是救火救溺的时候，怎么可以坐视二十七旬过去呢？而且自古君臣之间必须道义相合、德行相契，披露肝胆、彼此照见，即使骨肉亲情也不能从中离间。所以商高宗把傅说比作旱年的甘雨，刘先主把诸葛亮比作鱼儿得到水；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有所作为。《尚书》和史传记载中，很少有能够兼任将相职责的人。汉高祖让萧何做宰相、韩信做将领，西楚便不足以抵抗而被消灭；然而推荐韩信的人，正是萧何。唐太宗让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让李靖、李勣做将领，天下便不足以抵抗而被平定；然而使李靖、李勣得以施展的人，正是房玄龄、杜如晦。陛下以此体察，那么将相的职责就能确定；将相职责确定，朝廷宰辅才敢筹划军旅，统帅将领才能专心建立功名。在朝廷之上运筹调度天下，就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像杜黄裳平定西蜀、李德裕平定河北那样，只在酒席之间发号施令，两个地区就平定了。如今朝廷人才，难道没有杜黄裳、李德裕这样的人吗？至于条令不便、官吏贪污、违法征敛、执行不善，这些都只是罗列细小问题，是监司、郡守用片言只语就可以革除的弊端，哪里值得过多牵累圣上的思虑呢？臣年老力衰、疾病缠身，只等待早晚死去；之所以还要说这一番话，是希望死后归葬故乡。冒犯天颜，唯愿陛下留心。〔靖康元年九月上奏〕 《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宰执上 上奏太宗，推荐张齐贤可以任宰相。赵普 臣蒙受过分的宠爱荣耀，以致招来灾祸。近来疾病缠身，处境完全困苦危急。承蒙圣明君主怜悯，特别加以救治；想到微臣衰老朽弱，已经难以支撑。近来虽然还能参加朝会，但已经没有力气。料想这场病苦哪里能够长久拖延，恐怕大限已经不远，只恨深厚的恩德尚未报答。倘若归于黄泉，实在有负上天。臣因此斟酌人情、体察时事，如今有些关系重大、需要顾虑的事情，必须陈述出来，冒着倾覆也不隐瞒自己的诚意，希望巩固太平的基业。何况国家山河广大，郡县尤其众多；天下之内文书车轨虽然相同，边塞上的战争却没有停止。劳苦百姓、动用众人，难道会有结束的时候吗？年深日久，还会另生忧患。防微杜渐、从长远考虑，必定需要能够通达时变的人才；安定危局、扶助危难，应当斥退阿谀奉承之辈。当前这些机务，必须借助正直之人。去年强敌侵犯边境，百姓受尽损害；陛下为此忧劳焦虑，满朝官员却没有辅佐赞助的功劳，这是微臣最感惭愧的地方。如今观察一同任事的同僚，无非谨慎审察、清廉自守；只是到了进谏和举荐时，都拘守谦恭的礼节。稍有沉默缄口，哪里能救济当前的急务？应当寻求怀抱义理的人，必定有能够替陛下分担忧劳的士人。臣私下看到工部侍郎张齐贤，早年居于乡里，声名美誉流布四方。开宝年间，西京知府焦继勋、河南县令卢振等人，当时一同上奏，都以贤良之才推荐他。他一向品行操守纯正，后来通过御试登科；奉命到偏远地方任职，亲自治理百姓、办理事务，颇有清廉公平的声誉。几年前他特别得到圣上的知遇，升入机要之地。公私之间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适合担当重任的人。没想到任职年月不多，便出任外地官职。臣在邓州时，虽然听到这个消息，却不知道其中缘由。近日稍有传闻，有人说他奏对时言辞过分。凡是谈论大事，必须像义士忠臣那样，即使触犯自身利害也不顾。奸邪还是正直，时间久远以后才能看清。像裴度做宰相时，在朝廷上神色严正，献身辅佐国家；凡是公家的事情，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并且能够斥退奸邪，不避忌权势，因此他的朋党像痛恨仇敌一样痛恨他。虽然谗毁竞相产生，他多次遭到罢免，但他的忠诚勤勉日益显著，功名反而更加受到重视。平定蔡州，使五十年来的贼臣势力覆灭，也都是凭借裴度的功劳。李林甫居宰相之位十七年，从未违逆皇帝的意旨，只知道用谄媚奸佞来巩固自己的恩宠荣耀；结党为恶、包容奸邪，迎合皇帝脸色、顺从皇帝心意。安禄山已经明显表现出叛逆，却没有加以防备，以至于国家败亡、家室覆灭，都是由此造成的。李林甫死后，人们砍开他的棺材，抛弃他的尸体。何况唐明皇帝文武聪明，是唐朝的英主，实在是因为任用人不当，才造成了许多祸患。任用人才这一点，绝不能不谨慎。由此可知，怀有忠良之心的人，哪里肯首鼠两端？怀有谄媚奸佞之心的人，只会想着苟且偷安。如果不考察言语、观察行为，凭什么知道一个人是好是坏呢？〔“臧张齐贤”疑有文字讹误〕张齐贤一向蕴藏机谋，同时具备德行和义气；过去的差遣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才能，恐怕会埋没他治理国家的才干，使他不能承担济世救时的作用。伏请皇帝陛下把他留在左右，历经艰难加以考验；在缓急事务中，应该能够指望他发挥力量；如果适逢重大任用，他一定能建立特殊功勋。臣之所以私下贡献管窥之见，是希望陛下垂察天鉴，更希望陛下询问访察，避免安排失误，希望能分担陛下日夜忧劳的负担，共同建立长久的防备。臣这份奏状，特请留在宫中，不发下外廷，贵在完全系于君恩，以免招致众人愤怒。僭越冒犯的罪责，臣无从逃避。〔端拱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学士〕 上奏太宗，论宰相、枢密使接见宾客之事 谢泌 臣私下看见王禹偁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宰相、枢密使都不得在本官府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皇帝下诏同意，并命御史台向朝廷内外宣布。臣认为这样做，是把大臣当作会徇私的人来怀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罢黜邪人不要疑虑不决。’ 张说对姚元崇说：‘对外应当疏阔而善于接待世人，对内应当谨慎地侍奉君主。’这才真正掌握了大臣的体统。如今天下极其广大，政务极其繁多，陛下把明察之任托付给辅臣，如果不接见群官，凭什么能够完全了解外面的事情？如果命令群臣都到都堂等候接见，那么群官请求见面、咨询政事就没有固定时间，大臣便常常要在政事堂等候百官，连脱衣休息的空闲都没有。古人说：‘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如果政权落在大夫手中，俸禄收归私家，国运衰败、强臣擅权，那时才值得忧虑。如今陛下驾驭天下、总揽豪杰，朝廷没有花言巧语的臣子，各方面也没有一味姑息的人，礼乐刑赏和出兵征伐都由天子决定。

译《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广大平坦。’ 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为什么要把执政大臣当作衰世中的权臣来怀疑呢？从前孔光不向外人谈温室中的树，顾雍被封侯三天，家人都不知道；谢安石在客人面前下围棋，边境文书送到而客人竟没有察觉。大臣应当像这样严守机密、谨慎行事，即使妻子儿女也不应听闻，何况其他人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他；既然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任用他处理政务，又有什么可疑的？假设废除杜公堂接见的礼制，难道就没有私下请见的场所了吗？堵塞宰相府中请托风气的开始，难道就没有其他官场途径了吗？这并不是陛下推诚待大臣、竭尽身心来报答臣下的道理。王禹偁不明白大体，妄自陈述，反而使圣德受累、使圣上的耳目受到蒙蔽；这种狂躁的言论不可以听从采用。〔雍熙四年三月上奏〕 上奏仁宗，请求轮流召见中书、枢密院的臣僚，让他们坐下讨论治理之道。道　杜衍 臣恭敬地看到，中书、枢密院的官员，都是出自皇帝的裁择，委以权柄，承担三公的职责，辅佐万机重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坐下来讨论治国之道。如今每逢刚日，才能得到机会亲近陛下；外朝退朝后，接着在延英殿应对，中书又在殿中依次奏对，只是奉行和处理日常事务。天下如此广大，民事如此艰难，恐怕不是短短几刻时间内能够穷尽精微、研究根本的。希望陛下在清闲安适之时，轮流召见中书、枢密院两府臣僚，在便殿赐他们坐下。〔一个月只请求召见三两次〕让他们充分陈述进谏和举荐的意见，斟酌古今合宜之处，探究治乱的根源，表达幽隐难明的情况。上可以成就陛下好问的宽裕德性，下可以伸张臣下纳忠的诚意。这样或许能形成明君贤臣同心同德的歌咏，上下成为一体。因此，平时讨论，可以明白政事纲要的变化；临到事情发生才争辩，有时便近似游说之嫌。虞舜那样明察，还说喜欢考察近臣的言论；汉文帝那样通达，也说不要发表过分高远的议论。这实在是通晓国家体制、汇集众人智慧的大原则。至于米盐等琐碎事务、繁杂细末的环节，〔如呈报米麦布帛的样式，以及呈报押送马匹、各宫扶车子、百姓、司库子、补试人员、吏员之类的事情〕，只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不应由皇帝亲自裁决。应当诏令有关部门对这些事务加以分类简化，以便厘清大小事务的区别，使权力和义理都处在适当的位置。广泛接纳宏大的谋略，以开阔增长圣上的智慧；掌握纲领、总括要义，以符合大德不应被琐事牵制的原则；亲近臣下、虚心听取意见，以彰明行善是最大的快乐。臣鄙陋而妄自怀有微薄的期望，便贸然倾尽愚见，冒犯威严，实在无地自容。〔景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上奏仁宗，请求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富弼。臣恭敬地看到，一向军事机密和边防事务全部交给枢密院，如今边境多有变故，与往日不同，如果不作改变，必然会有失败和缺失。何况事情关系国家治乱，执政大臣怎么可以不知道？文臣、武臣两条道路，自古以来本来就是相通一致的。臣私下考察《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任枢密使；宋朝开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知枢密院事。臣如今请求依照旧例，也让宰相兼任枢密使；这样贵在同心协力、彼此不猜疑，共同商议安定边疆，必定能够办成事情。〔康定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不久诏令枢密院今后的边事都与宰相张士逊、章得象共同参议，即不必再逐项检核〕

译上奏仁宗，请求裁省枢密院，将其职权归于中书 张方平 臣私下认为，朝廷政令的出处、万事的根本，都应归于中书。至于枢密院，古代本来没有，是后唐因权宜而设置的制度，后来沿袭相承，兵权日益加重，竟与中书共同执掌朝廷权柄。至于把军务、民务分成两体，把文臣、武臣分作两途，诏敕分别施行，议论难以统一，事情无人负责，彼此又互相观望。自古治理国家，祸患在于政令出自多个门户，何况如今两府之中，难道全都是有才略的人吗？朝廷纲纪在内部松弛，边事日益发生，西戎、北狄交相侵凌，中原的志向和财用都已困窘，各项职务也废弛不举。在这种时候，朝廷之上怎么能容纳没有才能的人？想使朝廷尊严、边事安宁，关键只在于辨别大臣有才还是无才。陛下如果罢去无才的人，又有谁来进用呢？如果让安处朝班、只求容身养望的人悠闲地占据职位，那么劳苦之臣会更加离心，武士也会更加失望。这件事关系重大，实在应当详细考察。臣认为应该讲求其中利害，考察恢复古制，把枢密院裁省归入中书。如果又觉得彻底改制过于重大，那么不如把枢密院的职事全部通归中书；现任枢密使、副使中有才能的留下，无才的罢去。枢密院各房的吏员、史官，暂且仍按旧法安置，施行和取舍以后再慢慢谋划。这样足以统一政事的根本，重整赏罚的权力，淘汰冗余滥设的官员，堵塞侥幸求进的念头；即使改革整顿，也不伤害制度体制；即使裁减调整，也不惊动众人。陛下希望同一两位宗室大臣和老臣深入谋划这项建议；如果确实有益于国家，希望陛下出自圣心裁断并施行。〔庆历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不久下诏让宰臣兼任枢密使〕 上奏仁宗，论宰相不进用贤人，是给将来留下祸患。孙沔 臣私下以为，直言指斥奸佞，是忠臣光明诚实的本色；革除弊病、挽救时局，是圣人的能事。古代士人甚至背负刑具、奔赴鼎镬，也不逃避因触犯君主而获死的罪责，只为改变君主的心意。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爱惜生命、保全富贵，不知道为自身谋求安逸，为什么还要自取摧折之苦？因为不敢拿自己所受的小损失，忘掉对国家所作的大补益。自从祖宗拥有天下以来，已经八十多年，其间正直之人从未因言论获罪而被废弃；即使有时触犯皇帝颜面而获罪，也不过贬降一级官职，使他居于外地，不超过一年便重新升迁。哪里有像古代那样伏法流窜、终身死亡断绝的人呢？景祐以前，纲纪从未废弛，仍有感奋激励而进献意见的士人。看看今天的政事，拿今天的事实来验证，边境为何不令人痛哭长叹，反而没有人为陛下进言呢？臣实在以此为耻，也不敢远引高深空泛的议论，只就当时的要务陈述，希望陛下稍稍留心听取。州郡承受朝廷风教、执行政令的，是官吏，但如今都卑弱怯懦、年老昏聩；县邑承受命令、负责治理的，是牧守，但如今都昏昧鲁钝、疲弱无能。诏敕刚刚下达，众人都认为不值得相信；不到一个月便多次改换奏请，已经实行的政令，众人又认为不能长久，随时还会改变。利益和权力反复无常，百姓的力量因此耗尽。边疆长期用兵而自行凋敝，戎狄窥伺空隙以争强。事情已经危急到这种程度，陛下却认为安定；人人都忧虑，臣下却只是彼此递眼色，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宰相多有猜忌，不能进用贤人；朝廷失去法度，不能任用正直之人。先圣之所以能够达到太平，是因为寻求端方之士，任用诚信正直的人。所以奸邪佞臣没有一个不被察知，百姓的疾苦没有一个不被听闻了解；听到意见就选择实行，发现奸邪就随即除去。史书和诏令中记载的事情，不能一一列举。臣只看庄献太后总理政务、陛下恭敬沉默的时期，王曾、张知白、鲁宗道、李迪、蔡齐、薛奎凭借正直品行轮流担任两府大臣；曹修古、李纮、刘随、鞠咏、孔道辅凭借高亮节操交替任职于谏垣；同时任用有才智的人，十年之间朝廷内外没有大的变故。然而奸邪、纤佞、侥幸求进的人以及宦官擅作威福的现象仍未全部清除，却也没有造成祸害。景祐以后，丞相吕夷简进而掌管国政，以为太平局面可以依靠，功业可以长久，于是接连贬斥忠言，使正直之道几乎废弃。等到他出任使相、镇守许昌，以王随、陈尧佐代替他的职任；两人才力平庸却担负重任，谋划议论不能协调，在中堂争吵，成为众多士人的笑柄。政事逐渐废弛，不久就在当年被罢免。他又引荐张士逊位居宰辅之首。张士逊本来就不是有远见的人，结果导致事情失败。戎狄刚在边境兴起，士卒又在京城突然作乱；他们并辔徒步而行，甚至熄灭蜡烛逃遁，损害威望、丧失体统，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竟还能让三师居于府第。〔原文此处疑有脱误〕这大概就是宰相没有任用得人的结果。难道不是因为宰相不进用贤人，是为将来培植势力，只任用不如自己的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吗？所以陛下认为当今天下的人才，没有谁比丞相更贤能，又把他从大名召回，再次执掌宰衡。到现在已经三年，没有改变一件事，把姑息当作安定，把避免诽谤当作智慧。西州将帅接连失败，北方敌虏威胁索取而不知满足，军队覆灭、财货耗散，天下财力空竭。刺史、郡守、县令等官员，十人中没有一个称职；法令不断变更，士人百姓怨声叹息。国家兴盛的根基忽然到了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不能进贤退不肖，没有替社稷作长远打算。如今吕夷简以疾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和御药，亲自书写诏书，说恨不得把卿的疾病转移到朕身上。四方义士听到诏书，有人流下眼泪。丞相在中书任职二十年，三次位居辅弼之首；他说的话陛下没有不听从的，他请求的事陛下没有不实行的，始终受到顾念和礼遇，从未稍有衰减。可以说宋朝得到君主如此知遇的，只有他一人；只是还不知道他将用什么办法报答圣人如此深厚、推诚笃信的恩德。唉！庸常之辈充满眼前，谁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人的智虑能超过丞相，就会使陛下只有吕夷简，而天下再无其他人才。假如他最终请求告老，谁来代替他？如今天下士大夫都称某些人为贤才，陛下却不任用，是左右近臣诋毁他们；天下士大夫都说某些人为奸邪，陛下却不知道，是朋党包庇他们；天下士大夫都说某些人没有才能，陛下却任用他们，如果说丞相不知道，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唉！天下最重要的权柄，历代圣君相传，怎么可以轻易交付呢？富有之家拥有珍贵至宝，尚且应当谨慎地加锁保管，不是博学多识的人不得看一眼，怎么可以交给愚蠢幼稚的儿童和轻率的官吏，让他们整天玩弄？如果不把宝物扔在地上毁掉，也会被盗贼夺走。从前太祖凭一旅之众兴起王业，太宗凭五路兵力平定天下，真宗继承经营天下的谋略，几十年间终于达到太平安宁。他们何尝不是慎重选择宰相、共同谋划重大政务，以建立万世基业？宰相就像房屋的柱石、身体的手足；手足委顿下垂，心体就不可能安宁；柱石摧折朽坏，宫室就不可能长久。宰相没有才能，天下怎么可能达到大治？如今北方敌虏窥伺祸患，以军队压迫边境来索取财物；

译西部贼寇屡次取胜，因此派使者联结邻国，请求讲和。双方的真情和伪诈难以知晓，而这关系到中国的兴衰。加上百姓疲困，政事败坏混乱，这实在是朝廷处于非常时期；如果不进行变革整顿，就不能达到治理太平。臣看在位者的心意，没有既定的主张，事情紧急时便仓促安排而失当，事情过去后却仍怡然自得。去年北方戎人提出割地的请求，尚未到达边境，各种徭役便突然兴起，昼夜不停；朝廷派遣将帅、提升官秩，推毂出征，停罢休息，委派数十万军队遣出。一天之间又约结旧日友好关系，军队解散，形势瓦解，撤兵离去而不再考虑后患。将帅处在闲散之地，不能获得一次面见天子的机会，不再用兵，又有什么忧乐进退容易改变的呢？如今又听说西部贼寇叩关求和，公卿们欢欣鼓舞，每天盼望和平，这只不过是暂时缓解兵事、使百姓休息的一件事罢了。如果能趁此振举纲纪，修复废弛坠失的政事，任用贤能，节省费用而供养军队，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盛治风气，就应当在今天重现了。如果安然不顾，竟把这种局面当作安定，臣恐怕国家会像土崩瓦解一样，无法再救。而丞相竟认为四方已经安宁，百事已经整饬，想趁着有病默默离去，连一句启发皇上心意、辨明贤能与不肖的话也没有；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用来写，也不足以记载他的罪过。如果推荐任用贤才，符合天下公议，使士大夫心悦诚服，这就是起初有过失而最终得到补救，还可以稍稍宽解天下后世对他的责难。假如只顾保全自身，不挽救从前的过错；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便舍弃，不顺从自己的人便斥退；把柔弱而容易控制的人提升为心腹，把奸诈而可以驱使的人任作羽翼；把靠谄媚佞言取悦于人者当作君子，把愚昧怯懦、没有见识者当作长者，让这些人在朝廷和台阁中任职，对上迷惑圣明，对下残害百姓。替祖宗考虑，这样做必然危险；替子孙考虑，也未必能保证长久。若是这样，张禹就不只是汉代才有，李林甫也会再次出现在唐代而造成败亡，难道能不谨慎吗？难道能不畏惧吗？臣的官职是侍从，班次接近清贵之列，如果缄默度日，荣誉声名指日可待，何必多言，自取轻狂直率，触犯皇上的戒意，苦苦议论宰辅？只是臣不忍陛下蒙受昏暗不明的名声，不忍丞相留下奸邪的罪迹，被后世所鄙弃。臣又听说，天子选择宰相，必定要考察他在朝廷任职的始末，采纳众多士人的共同议论；遇到大事有操守，坚持忠信节义而不改变；在外任职有安抚百姓的声誉，在朝廷内有敢于进谏的风范。一旦任用登上宰辅之位，使天下万方都受到恩赐，显然具有大臣的器度，这样的人或许才可以选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果按照资历次序补授官职，那也是丞相一向为自己安排的道路，他哪里肯破格提拔贤才呢？这就要靠陛下明察并谨慎对待了。何况国家安危的形势，正在这一举之间，臣也恐怕还没有人这样对陛下说过。臣见几年前有人议论西北事务、谈论军事谋略，谄媚佞幸之徒必定成群嘲笑他们。观察如今的祸患，不能归罪于进言者。臣私下担心，臣今天的话，也会成为前些日子的事情。因此，这不是排斥陷害之辞，也不是离间之说，而是全体有见识的士大夫共同的议论。可以对天地质证，可以向君亲陈达，对人无愧，对后世也无所畏惧。臣微薄的心意，有幸得以近见天颜，若有所见所闻却不尽行愚忠，便以为可耻；即使将来被奸邪之人陷害，遭贬谪、流放、诛戮，臣也没有悔恨。伏望陛下念及祖宗的基业，奉承社稷的威灵，开启如日月般的明察，振作如雷霆般的决断，永远信任忠良，去除导致败乱的弊政。能够恢复升平，就在今日；天下将十分幸运。【庆历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起居舍人、陕西转运使，经过宫阙】上奏仁宗，请求延请召见大臣，从容讨论政事 张方平 臣私下看到，近来边境发生战事，朝廷事务繁多。仰想圣上的忧虑，难道会忘记忧劳吗？然而每天临朝，御前殿、后殿各自不过几刻钟。从两地大臣依次进见答对，只是急忙呈上文书便退朝。至于讨论治国之道，就没有时间了。如今正值深秋，天气清爽，宫殿凉快。臣愿陛下在燕居闲暇之时，延请召见大臣，从容赐座，与他们谋划讨论天下事务，那么治乱得失，全都可以在陛下的坐席前解决了。臣看今天下的形势，既可以使它安定，也可以使它危乱。安危的关键，只在于陛下能否努力实行罢了。况且帝王的身体，应像上天运行刚健而不息，应像太阳高悬而光明。然而如今深居宫禁，自取隔绝蒙蔽，这正是阴气邪沴及各种变异发生的原因。希望陛下特别开启圣明的鉴察，谅察并采纳臣的愚诚。【庆历五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命中书、枢密院依旧会集商议政事。张方平 臣恭敬地看到，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等请求解除兼任枢密使的职务，朝廷已经下诏准许。自古以来，历代三公的职权无所不总领。国初中书、枢密院由宰相兼领，臣私下考察当时的情形，大概是后周世宗的深意，想合并二府以恢复唐代旧制。等到范质等人罢去这一职务，事情便造成两分，谋议不能一致，全部归由皇上裁断，实际上增加了驾驭权柄的烦劳。近来因为戎虏成为祸患，边防多有警报，才开始命宰辅共同决断机密事务，国事议论大体一致，逐渐成为常规。如今疆场虽然渐渐安宁，戍守还不能解除戒备。蓄养北方虏敌，就像蓄养老虎，饥饿时便会咬人；豢养西方戎人，就像饲养鹰，吃饱了还会飞走。两位宰相既然罢去这一职务，退朝后一定不再会集，彼此便如同路人，往来断绝。如今即使已有处分，凡是军国机要以及边疆事务，仍命他们依旧共同商量施行。又因为朝廷的举动关系体统，内外人心容易动摇。三边忽然有小的忧患，两府大臣就必须会集议论，这便成了非常之事，远远触动四方的疑虑。原本合在一起尚且容易分离，分离后就难以再合。如今圣恩已经听从贾昌朝等人解除枢密使名号，那么枢密院的文书自然不会再相通，各房事务也会停止呈报禀告。臣愚昧地认为，边防奏报、军队和军事机宜应照旧办理，并且仍旧会集，每件事都共同议论。以后如果有紧急警报，也许可以使彼此周全了解；倘若遇到事情需要商量，也可以避免惊动众人的耳目。如果圣心采纳，乞请特地下谕施行。【庆历五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论宰相应当选择贤才并长期任用。何郯

译臣私下认为，唐虞三代成就天下之治，历时长久而不衰败，并不是因为当时容易治理，而是因为君主在位长久，经历的年代多。并且不只是君主在位年久，也因为任用臣下专一而长久。虞舜的贤臣以皋陶为首，夏代的贤臣以伯益为首，舜、禹任用他们始终不变，所以能够成就至治。商汤得到天下，以伊尹为辅，不仅自己任用他，连子孙也任用他。太戊在位时，宰相只有伊陟；高宗中兴时，宰相只有傅说；他们都终其一世而未曾听说更换他人，所以能够享有盛名。周武王开创王业，只任用周公、召公；不只自己任用，后来的君王也继续任用，所以能够成就功业。汉高祖夺取天下靠萧何，治理天下也靠萧何。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也不只汉高祖任用他，后代也继续任用他，所以能够壮大汉业。刘备得到蜀中，晋元帝得到江左，考察他们的事业本来都很微弱，然而能够与中原抗衡并延续数代，是由于专一而长久地任用诸葛亮、王导。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也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坚定信任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长孙无忌等人而达到的。唐明皇成就开元之治，也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坚定地委任姚崇、宋璟而达到的。东汉的李固、杜乔、陈蕃，当时的君主也知道他们贤能而任用他们，但不能始终任用，最终受到邪险之人的害处，因而迅速招致衰败危亡的祸患。隋高祖平定天下，是由于任用高颎的功劳；后来不能始终任用高颎，以杨素接替他，所以没有宏大长远的事业。唐宪宗平定夏州、攻破淮西，是由于任用杜黄裳、裴度、崔群而达到的；后来不能始终任用他们，又让皇甫镈、程异从中离间，所以再次出现叛乱离散的祸患。纵观这些历代事例，任用人才的关键在于：任用而不嫌时间长，没有一次不达到治理；任用而不能保证始终，没有一次不导致混乱。做君主的人一定要以此为鉴，才差不多能够接近三代的盛况。后汉治理郡县、主管仓庾，都是较轻的官职，尚且把能长期任用甚至传至子孙的官吏视为美事，何况承担天下大事，却想今天接受任命、明天就取得成功，这是从来没有的。伏惟陛下振作精神以求至治，选择贤才作为辅弼。自陛下即位到现在，所任命的二府大臣已经有几十人；与三朝所任用的人相比，当前更换得确实多，然而任用很快、罢免也很快，不能长久坚持。任期较长的不过五七年，其次二三年，更差的还不到这些年；只有吕夷简处在相位十几年，中间两次罢免又再次任用；李迪两次被提升任用，第一次任职数月，第二次才超过一年；杜衍被任命为相，刚刚满一百天。即使进退任用或舍弃都是圣上思虑决定的，也必定各有缘由。然而人们只看见陛下开始任用他们，却没有听说他们已经充分显露贤能；等到他们被罢退，又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过错。于是人们认为诸臣出入二府，都是平常的事。不过官位重要，便可以得到补偿。因此近来做到两省官的人，人人都盼望得到重用。他们的愿望没有别的，不过是希望得到丰厚俸禄来温养家族，借助官势来荣耀子孙。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历任二府，得到皇帝书写的黄纸诏书，便以此为荣，这尤其奇怪。任用二府大臣，如果不是陛下随意任用，就一定是因为认为他们具有天下所期望的声望。天下人也对这些大臣寄予期望。自从他们被任用到现在，还没有过几个月，星象就发生异常变化；以往世代的事情作为验证，很多人都说这对大臣不利。天道幽深遥远，灾异的发生固然不是毫无缘由，但也不一定只应验在一件事上。臣私下担心，倾危之士会借此进言：有人说一遇灾异就本来应当罢免大臣，有人说这样做是为了躲避祸患，使自己退职而安全。陛下如果所持立场不坚定，一被浮泛之言动摇，诸臣也将不能安处其位。如今在任者既不能自行稳固，后来者也未必能够安定。如果这样，二府就没有固定长久的任职了。二府没有固定长久的任职，却想谋划天下的治理，那就没有实现的日子了。君主具有圣明的资质，这是值得庆幸的；还应当孜孜不倦地劳心求贤，并与贤臣谋划达到治平的方法，使功业在当代成就，声名在后世荣耀。以陛下的聪明神圣而言，资质远远超过尧舜，然而在位仅三十年，政事治理和文治声采还来不及在汉唐之间浸润发展，这是因为任用大臣不够长久，而大臣只求苟且应付。国家的弊病，没有比臣下苟且更大的，何况是大臣呢？如今任用大臣的办法，可以说已经成为弊病。伏望陛下惩戒过去的过失，谋求将来的收获。对于二府大臣，一定要知道他贤能之后才任用；既然任用，就一定要让他长久任职；任职长久之后，还一定要以不疑的态度信任他。慎重处理这几件事，经过长日累年，再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即使只是中等才能的人，承受陛下坚定的信任，也一定会勉力为陛下尽忠效力，谋划长久治世的策略。何况任用的是贤才，又能长久任用，那么达到尧舜之治也就不难了。【皇祐二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狄青担任枢密使　　厐籍 臣听说从前太祖时，慕容延钊率兵出征，一举取得荆南之地，方圆数千里，军队没有经过血战，不过是升官加爵、赐给封邑金帛，并没有任用他为枢密使。曹彬平定江南，擒获李煜，请求任使相，太祖没有答应，说：‘如今西面有汾州、晋州，北面有幽州、蓟州，你做了使相，哪里肯再为我拼死作战呢？’只是赏赐二十万贯钱而已。祖宗把名位器物看得像山岳一样重要，把金帛看得像粪土一样轻，这正是陛下应当效法的。狄青承奉陛下的威灵，消灭凶恶之徒，能够称合圣心，确实可以褒奖。但与慕容延钊和曹彬的功劳相比，还相差很远。如果竟然任用他为枢密使、同平章事，那么狄青的名位就达到极点了。盗寇的警报无法预先知道，万一将来狄青再立功，还拿什么官职来赏赐他？况且枢密使高若讷并没有过错，又怎么能罢免他？不如暂且给狄青改任镇守之地，加授检校官，多赏赐金帛，也足以酬报狄青的功劳了。【皇祐四年六月，朝廷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左司谏贾黯进言：臣恭敬地看到，国初武臣宿将扶助建立大业、平定列国，有忠诚功勋的不可胜数，但从未有从军队中起身而登上帷幄之位的人。如今这样做有五件不可：四夷听说此事，会产生轻视中国的心；这是第一件不可。】

译小人无知，听到风声便受到煽动，众人一齐归向他，动摇人心；这是第二件不可。朝廷大臣将以同他共事为耻；这是第三件不可。不遵守祖宗形成的规制，却自行比拟五代衰乱时的政治；这是第四件不可。狄青虽然有才勇，却没有听说有攻破敌军的功劳；如果失去驾驭臣下的办法，也违背劝善赏功的制度；这是第五件不可。皇祐五年五月，又任命狄青为枢密使。厐籍当时任宰相，呈上这篇奏章。上奏仁宗，论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任命宰相 马遵 臣每次读《唐书》，看到宰相崔群回答宪宗、议论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卷叹息，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他的大意说：‘国家的安危存亡，取决于所任用的人。唐明皇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政治就得到治理；任用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就发生混乱。人们都把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看作治乱的分界时刻。臣认为，开元二十年罢免贤相张九龄，专门任用奸臣李林甫，治乱从此已经分明了。’像这样恳切、明确，难道不可以称作有见识的话吗？大概人的任用或舍弃，决定于事情发生以前；国家的安危，影响在事情发生以后。譬如调养身体，平常就必须害怕疾病，不能等到感到疼痛的那一天才把它当作患病的开始，而应当在最初就审慎对待。臣私下听说，辅弼大臣多次恳切请求退职，或许陛下顾念恩慈，不忍重重违背他的请求，便另行寻求他人来交付大权。如今山陵崩塌、别都镇守之地出现变故，正阳之朔发生日食，大的异变接连出现，许多事情都值得忧虑。伏望陛下深思三位圣祖基业的重大、四海百姓的众多，采纳朝廷内外的公议，斥退左右近侍的私言，鉴戒开元、天宝年间治乱的原因，警惕任用李林甫、舍弃张九龄的做法。国家安危的防范，就在这一举之间，时机紧迫得容不下一根头发；即使日后悔恨，又怎么追得回来？陛下把臣从闲散冗职中提拔出来，任用臣承担进言论事的责任，臣日夜思念此事，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如果只是烦琐迂阔的议论，臣不敢拿来烦扰圣听。唯有中书是政事的根本，任命宰相、选择人才，是最急迫的事务。与其事后才悔恨，不如在事情发生前进言；这是臣在职分内应当做的事，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希望陛下留心省察阅览，则天下十分幸运。【至和元年上奏，当时任言事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上奏仁宗，论谏诤是大臣的职责。马遵 臣听说古代天子有七位诤臣，大概是左右前后辅弼大臣的职责，所以《传》说：‘公卿接连进谏。’汉代制度规定，国家有过失，三公可以共同议论，因此平津侯不肯当面折斥、在朝廷争辩，汲黯多次责备他，并且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一味顺从谄媚、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王珪等议事，往返十多次，直到意见恰当才停止，所以能够成就太平。李绛想议论选取人才的事情，同列李吉甫说：‘这是嗜好欲望方面的事情，很难说。’李绛听说让谏官上疏，便说：‘这是难事，怎么可以推给谏官？况且君主是头颅，臣下是四肢，哪一件事不能议论呢？’管仲说：‘大臣拿着俸禄却不敢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发言，这是妨害成就霸业的原因。’这样看来，自古以来进谏争辩本来就是大臣的职责，迫不得已之后才轮到负责进言的人。因为事情有根本和枝末，形势有先后；如果大臣不能在事前纠正，却让小臣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挽救，难易程度就不相等了。何况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布后会逐渐扩大；国家的命令像汗水，流出之后就不能收回吗？由此可见，承担言责是很难的。况且做忠臣不如做良臣，采用直谏不如采用讽谏。如果对实际事务没有帮助，只是为自己取得空名，怎么能算是爱君忧国的人呢？伏惟陛下的包容如天地，照察如日月，有言无不听从，有事无不明察。然而陛下仍然并列设置台谏官，以扩大耳目，这是尧、舜、禹、汤用心所在。只是事情关系到近臣所属的机构，禁令防范十分严密，事前进言有人说是轻率发言，事后议论又说事情已经实行；空泛的言语虽然很多，实际成效却很少，这样只有台谏之名而没有台谏之实，实在可惜。臣愚昧，想请陛下在清闲宴饮时召见执政大臣，用尧舜君臣彼此告诫训诫的道理，恳切地向他们宣示。今后事情有不便利之处，原则有不妥之处，或者超越祖宗制度，或者违失先王典礼，都必须再三坚持进奏，不得一概奉行，应以达到恰当为限。这样，众多妖异就不能胜过德政，最大的和谐便可以招致祥瑞，万事不会败坏，太平就可以实现。臣以言事为官名，并不是想把全部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却敢于援引大臣的职责来进言，难道是为自己求安吗？只是古代的义理本来如此，时势也当然如此。臣的话虽然分量轻，涉及的事情却十分切要，希望陛下裁量采纳。臣惶恐至极，等待治罪。【至和元年上奏】上奏仁宗，请求中书、枢密院共同了解兵事、民政、财政和财利。范镇 臣恭敬地看到，周代制度规定，冢宰掌管国家财政。唐代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有的主管户部，有的主管度支。这样看来，宰相掌管国家财用，自古就是如此。如今中书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各自互不相知。因此财政已经匮乏，枢密院却不断增加军队；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却不断搜取财物。中书看见百姓困苦，却不能使枢密院减少军队、使三司放宽征取来救济民困，是因为掌管国家财用的职责不在中书。这样却想使阴阳调和、风雨应时、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天下安定治理，是不可能的。请求让中书、枢密院共同了解军队、百姓、财政、财利的大计，与三司衡量收入支出，制定国家财用计划，那么天下百姓的力量或许可以稍稍宽缓，大大符合陛下忧劳的心意。这并不是要中书、枢密院大臣像三司使那样亲自处理繁琐事务，只是要他们知道一年的计划，以此掌管国家财用罢了。【至和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罢免狄青的枢密职任，欧阳修。

译臣听说，臣下能够尽忠，就不敢回避难以进言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就常常想听到难以听到的话。这样以后，臣下没有隐藏的实情，君主没有堵塞的听闻，奸邪不会发生，祸乱不会产生。自古本来就有隐藏未发的祸患和机变，天下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君主又能够听取并采用它，便有在祸患尚未萌芽时消除祸患、把灾祸转化为福气的情况。至于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君主不知道，那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说的事情，是天下人都知道而只有陛下不知道。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在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智，也在里巷道路间相互谈论，却唯独不把它告诉陛下，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事情还隐藏着、没有爆发，难以明确指陈。臣深切地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称武勇；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显露声名，后来在广西捕贼，又略有功劳。自从他开始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当时进言论事的人已经说这样不妥。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错，然而不幸有了得到军情的名声。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军士本来就是小人，脸上有刺字，乐于亲近同类；看见同类中有这样的人被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竟然出了这样的人’，既以此为荣，便互相爱慕。又加上狄青的技艺确实超过常人，在同辈中也粗略有些见识，所以军士们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国家从前难以得到将帅，经营边疆、招讨敌寇，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队，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成为将领，既能用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很能以恩惠和信义安抚士卒。依臣愚见，狄青这样的作为，尚且比不上古代名将的一二分。但如今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说必须是我们同类中出来的人，才懂得我们的军情、以恩信抚慰我们。狄青的恩信难道能遍及每个人吗？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所谓一只狗看见形影而吠叫，百只狗便跟着声音吠叫，于是众人全都欣然共同称赞。况且武臣掌管机密而获得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不是祸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受到军士喜欢，也是他不得已而因形势驱使所造成的。臣认为，狄青既然不得已而受到众人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众人加祸的对象。替狄青考虑，本应主动退避权势，以停止浮泛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以来讹言更加厉害，有人说他应当图谋反叛，有人说他住宅有火光，传说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谈资。然而唯独陛下还没有听到。况且唐代的朱泚本来并不是叛臣，只是在仓促之际被军士逼迫罢了。大体说来，小人不能成事，却往往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己招致灭族之祸，但成为德宗的祸患，难道还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都是出于本心，只是由事情逐渐积累，最终导致跌倒；而当时的君主不能在祸患尚未萌芽时加以制止，所以臣才敢冒死说出人们难以说出的话。只希望陛下早些听到并加以省察罢了。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普通人才，并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议论喧闹包围，形势上不能容他罢了。若按外间众人的议论，则说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一点臣不能断定。但武臣掌管机密，又受到军士喜爱，本来在事情体制上就不妥，不必计较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伏望圣上深思远虑，以前代祸乱的事迹为戒，在祸患尚未萌芽时加以制止；秘密访问大臣，早日作出圣上裁断，罢去狄青的机密职务，给他一个外藩职位。借此观察狄青在离开权位时的进退以及内心行迹如何，再慢慢考察流言，就可以临事制止变故。况且二府大臣有劳有逸，出任和入朝本来也是常事。如果狄青的忠孝、出仕和退处始终如一，权力既被解除，众议逐渐消散，那么他的诚心节操就可以明白，也能永远保全始终。至于议论尚未萌芽的祸患，通常很难让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芽，再进言就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翰林学士，职责号称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沸，而事情关系国家安危，臣的言论虽然狂妄、谋划虽然愚拙，也不敢默然不说。【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停止百官到郊外迎接宰相，并仍准许宰相在私宅接见宾客。范镇 臣恭敬地看到御史台发布告报，百官列班到郊外迎接宰相文彦博、富弼，确实是隆重的礼仪。但与其用虚礼来尊崇他们，哪里比得上以至诚推重他们、授予他们实际权力呢？自从陛下任用文彦博、富弼为宰相，朝廷内外都说得到了人才。然而近来有诏令规定，两制臣僚不得到宰相私宅，百官不得私下会见宰相。这不是以诚意推重他们，也不是授予他们权力，而是用郊外迎接的虚礼来对待他们。伏乞停止百官郊迎，并让两制、百官恢复到宰相府第拜见执政大臣，以询问天下事务，并由此使陛下广通聪明；这样驾驭大臣的方法，就能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了。【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言：‘从今以后，两制以上官员，除因公事外，不得与执政相见，也不许同台谏官往来。如有公事，允许到中书、枢密院当面陈说。’范镇上奏此事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两省、两制官不得与两府大臣相见以及同台谏官往来，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见宾客。客　　　　　　　　　　马遵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两省、两制官员除因公事外，不得与执政大臣相见，也不得同台谏官往来；两府大臣不是休假日，不得接见宾客。这只是彰显陛下怀疑臣下的名声，实际上对事务没有益处。臣已经论列过此事，却还没有奉到指挥。臣遍观前代，以及汉唐盛世，小臣大臣往来相见，从来没有禁止的文书。只有唐德宗时，朝政多有乖僻，臣僚有时相互往来，德宗多次命金吾暗中侦察秘密上奏，所以宰相不得在私宅接见宾客，只是显示猜疑嫌隙，对解决奉天之难没有帮助。到了唐宪宗英明果断，不疑忌而委任裴度，于是废除这项禁令，得以延揽英俊，最终建立平定淮西的功劳。由此可知，驾驭臣下的根本在于明察听断，而不在于设置防范。陛下圣明，一定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说新制度已经实行，不想立即改变，臣请用先朝旧事来说明。淳化二年，因右司谏王禹偁奏请，命令两府大臣不得在本府私宅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当时左正言谢泌上疏，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太宗读到奏疏，立即收回前诏，并命令恢复旧制。由此可知，事情如果确实不便，有什么害怕而不改的呢？臣深切考虑到，这件事本来关系大臣；如果不是陛下特意赐下指挥，中书便会因为避嫌而把慎重看得重于奏请复核。伏乞陛下早日作出圣断，以解除朝廷内外的疑虑。【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神宗，论富弼任宰相已久，称病不出。范纯仁

译臣听说，人的手足要靠身体，贤良的臣子要靠圣明的君主。君主依靠贤臣，就像人的身体须要手足一样。手足不能举动，便不能成为完整的人；大臣不能承担事务，便不能治理国家。所以虞舜作歌告诫臣下说：‘手足之臣尽心任事，君主的事业就兴起。’这就是说，辅弼大臣乐于被任用，君主的德业就会日益兴盛。陛下即位以来，慎重求取辅相，冢宰之位空缺已经一年多，近来得到富弼，委托他掌握大权，四方士人百姓无不鼓舞，都认为圣明的君主既已得到贤臣，恩德教化就会日益更新，太平指日可待。然而富弼被任用以来，多次以旧病请求告假，入朝便随众循行旧例，不愿有所作为；退朝则谢绝宾客、闭门不出，很少与人交往。即使陛下恳切宣召，富弼始终也不乐意就职。中书处理政事每天有万般事务，朝夕之间全靠宰辅协助。陛下贵为万乘之尊，尚且因为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每日勤勉不懈，直到日暮也无暇休息；富弼却以养病为由自求便利，安然处之。臣下安逸而君主劳苦，从道义上怎么忍心？有人认为陛下对富弼恩礼虽然厚重，但诚意还有不足；任用富弼虽然职位很重，但授权不够专一，使富弼不能尽展才干，所以忧郁失职，逐渐寻求离去。臣仔细思考，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富弼出身平民，仁宗提拔他为宰相，先皇帝以及陛下都把他视为有久德的元老，四方士人百姓都仰望富弼为贤臣、硕辅。按照富弼报答君恩的道义，应当怎样做呢？何况陛下正处在忧惧灾异、寻求治理之时，富弼身居冢宰之位，君臣之间不应过于计较个人形迹。他应当主动承担天下重任，尽情陈述自己想要做的事，必定要问：‘现在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什么人可以任用？什么利益可以兴办？什么弊病可以革除？哪些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哪些应当稍后缓行？’然后审察陛下任用或舍弃人才的意向，这样富弼的去留自然明白了。何必勉强敷衍、阿谀依附，自己退缩畏缩，是非不愿明确辨别，进退不敢明白说出，只是暂且称病在家，使君主厌倦于容留供养，随后突然决定离去，这难道是善于谋划的人所应做的吗？臣必定担心富弼被道家保全精神、调养元气的说法所迷惑，遵循迂曲之士忘却声名、避免盈满的操守；不肯以天下的重任交换对自身的爱护，不肯让众多政务妨碍自己养性保身，于是过分爱惜自身而少顾念万物，忧虑疾病超过忧虑国家。只知道早早退隐保全自身，便认为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却完全不是圣人所说的‘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无憾’的道义。富弼把这种做法当作所得，也是富弼错误的打算。况且《诗经》说：‘即使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 那么，朝廷中的老成之臣，其重要性还超过典章法度了。《易经》说：‘王臣艰难尽忠，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说明做臣子的本分，不应只顾忧虑自身。如今富弼如果逐渐离去，就会使陛下留下不任用老成之臣的迹象，富弼也留下不能为国竭尽节操、不顾自身的名声。不任用老成之臣，有损于圣德；不能做到不顾自身，则在臣节上没有可取之处。富弼处置自身、辅佐君主，两方面都不恰当，还想成为四方的仪范、百官的表率，就困难了。臣又想到，富弼与先臣向来有交契情义，臣本应有忠告的话；但臣任职谏官，不敢私下写信拜访。伏望圣上慈悲，将臣这篇奏疏宣示给富弼：如果臣妄自诋毁大臣，便请重重贬责；如果臣说得对，富弼就应当恐惧自省，不可再像前些日子那样倚仗疾病而自求便利。应当迅速恭敬安处职位，与同僚协力，竭尽使君主安定、百姓安宁的思虑，讲求兴治补弊的办法，延请访问众多士人，选择群才；对上以副陛下倚赖辅弼的期望，对下以副士民的寄望，使虞舜的应答歌咏不只在前代受到赞美。微臣的愿望实在无法尽述。贴黄：听说富弼因为足疾，在迎送宾客方面有所妨碍，便不见宾客；那么将凭什么询问访察事务、另外识别人才呢？臣私下估计，富弼即使在家养病，也不过是安坐静室；宾客既然知道富弼有足疾，一定不会责怪他没有履行迎送之礼。如果只是坐着同他交谈，对富弼又有什么损害呢？也请圣上慈悲，将这一意思宣谕给他。【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大臣都是凭借谋利而进用　　陈襄 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颁下制命，任命韩绛为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韩绛凭才能和声望按次升迁，本来没有过错。然而朝廷任用韩绛的用意，似乎并不厚重。陛下起初任用王安石参与大政，首先提出兴利的谋划，先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起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还没等陈升之被任用，便升他为丞相，而韩绛又主管此事。不出几个月，如今又任命韩绛参与政事。这就是说，中书选任大臣，都是凭借兴利而进用。自古以来极其清明的朝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尚书》说：‘任用三公，是使他们讲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员不一定齐备，只要任用合适的人。’这就是辅相的职责。太戊兴盛时，有伊陟、臣扈辅佐，能通达上帝；巫咸治理王家。高宗兴盛时，有甘盘、傅说辅佐，于是商代的祭祀能够配享上天。成王即位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兴办礼乐，终于成就太平功业。没有听说用兴利来要求他们。唐宪宗刚强明断，能够建立功业，因为藩镇逐渐平定，便放纵自己的奢侈欲望。程异、皇甫镈探知他的心意，以诛剥百姓、谋求财利来劝说他，所以宪宗独自排斥众议，任用程异、皇甫镈为宰相。裴度一向是宪宗亲近信任的人，虽然极力进言陈述，最终也没有使他醒悟。到了晚年昏乱迷惑，曾经还不如庸碌的君主，利欲蒙蔽人的作用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做君主的人任用什么人、喜欢什么事，足以引以为戒。如今陛下的执政大臣中，凭借兴利而进用的已经有三人。陛下的圣德虽然高明，不足以因此受到迷惑，也不可不谨慎。臣请求罢免韩绛参知政事之职；今后中书选任大臣，一定要寻求道德、经术方面的贤才来担任，不得凭借兴利而进用。如果陛下不愿收回已经施行的任命，那么请将制置条例司以及青苗补助之法，只交归三司，并责成各地守令斟酌情况施行，这样或许不会损害王政，也足以保全大臣的节操。【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