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 兵政类 民兵（下） 上奏哲宗论保甲的危害　　　　王岩叟 臣私下认为，保甲法施行已经多年，朝廷固然已经知道这是人情共同苦恼的事情，前些日子又下诏免除病弱者，淘汰年幼瘦弱者，免除第五等田地不足二十亩的人家，把每月六日的训练减为三日合并训练，这实在是很大的恩惠。然而，主管保甲的机构仍然存在，祸患最终还是在那里。如今臣承蒙恩典，由河北知县被提升为御史，敢把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情况向陛下陈述，不敢隐瞒事实欺骗朝廷，也不敢粉饰事情来蒙蔽既定法令，只希望陛下垂听，臣就万分幸运了。朝廷只知道训练百姓使其成为士兵，却不知道训练过于苛刻，百姓无法承受；只知道另设一个机构来总管此事，却不知道扰民过于繁多，百姓因此产生怨恨。本来训练他们是想让他们日后派上用场，却使他们发展到怨恨的地步，那么恐怕有一天真正使用他们时，就不能如我们的愿了，这一点不可不加以思考。百姓说：“训练法令的艰难，还不足以成为痛苦；而拘束羁縻的虐待更为严重。拘束羁縻还不足以成为痛苦；而鞭打的残酷更为严重。鞭打还不足以成为痛苦；而无休止的索取勒派更为严重。”正当耕田时被叫停，正当除草时被迫停止，刚刚把农具放下就被叫走，这就是拘束羁縻之所以令人痛苦。训练时，保长可以鞭打他们，保正又鞭打他们；巡检的指使和巡检本人又交替鞭打他们；提举司的指使和提举司主管公事的人又互相鞭打他们；提举司的长官又鞭打他们。一旦有人逃避训练，县令又鞭打他。百姓无法安生，每每相互说道：“只恨不能死了算了。”这就是鞭打之所以特别令人痛苦。创制袍服、购买头巾、买弓、修箭、添弦、换箭囊、指示修治鞍辔、搭盖凉棚、绘制法令图像、制造队牌、修补牌架、租赁椅桌、置办典籍纸墨、看守防卫人员、雇工费用、均摊买菜钱、缴纳稭粒之类，名目多得数不清。所以当地父老有谚语说：“孩子们空着手不能进训练场。”这并不是虚话。都保、副都保正，大小保长，平时在家中，对婚嫁、丧葬等事索取馈赠；秋收夏熟时，又索要丝、麻、谷、麦；在城市相遇时，连一饮一食也要责望。这都是迫于势力，不敢不供给。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就以武艺不合规定为名，进行捶打侮辱，无所不用其极。又所谓巡检和指使，多由这条途径出身，贪婪而违犯法令，不顾日后祸患，比保正、保长更加严重，这就是无休止勒索之所以特别令人痛苦。还有人为了免除保甲，赶走养子，逐出赘婿，让母亲改嫁，兄弟分居；也有人毒坏自己的眼睛，损伤手指，灼烙肌肤，使自己残废来求免；有人全家逃走而不再回来，有人把老弱留在家中，保丁自己逃跑。保丁逃跑，按法律应督促其家拿出赏钱一万文来招募人替代，使其家必须有所支出。可是，在还没有逃跑时，家境已经困穷；一旦逃跑，更可知其贫困，那么督取一万文，怎么可能拿得出来？所以每个县常有几十到上百家老弱，哀叹在道路上，悲诉于公堂。以臣的愚见，尚且知道不忍让陛下这样的仁圣之君看见这种情形，那该怎么办呢？又在保丁之外，普通民户家中凡有一匹马，都被命令借出，供逐场训练骑马，整天奔驰，往往饥饿瘦弱、残损毁坏而死，谁还敢说话？有时马主家偶然因为出行或在外而误未借出供用，便遭到追呼、鞭责的祸害。又有时其家拖欠官税，被催逼得无可奈何，只好卖掉马匹，却又受到强迫命令，要其重新买回。于是人人都把有马看作祸患。这些都是提举司官吏倚仗法令制造事端，严重扰害百姓。臣私下想到，古代未尝不训练百姓作战，却没有听说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顺应人的情理来制定法令。顺着人情推行法令，时间越久越能实行；倚仗威势推行政令，越严厉反而越背离人心。这是自然的道理。野兽困窘就会搏斗，人到了穷困地步就会欺诈。自古以来，从未有使下层百姓陷于穷困而国家还能没有危险的。臣观察保甲这一机构的上下官吏，没有丝毫爱护百姓的意思，所以百姓看待这些官府，不亚于看待虎狼，长期积聚愤怒、怀着怨恨。人人共同比较痛恨的是保丁；有人捉拿指使、追捕巡检，攻打提举司干当官，大的案件接连发生，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百姓虽然愚昧，难道会忘记爱父母妻子的亲情，喜欢做冒犯上级的恶事来招致灾祸吗？只是被激迫到了这种极端地步罢了。臣认为，怨恨积蓄得越来越深，怎知它爆发时不会比这更加严重？情形如此，不能不在事情发生前处理，以维护国家大体、谋求安定。古代先王的通行制度，是三季致力于农业，一季讲习武事。臣愚见，以一个月合并训练三日，不如在一年结束时合并训练一个月。农事已经结束，没有其他事情分心，自然安心讲习武事而没有遗憾。这样就可以罢去提举司，废除巡教官，一律隶属于州县，并让各路安抚司总管此事。每到冬季训练时，由安抚司临时选派教官，分别到各县去，和县令、县丞等一起在城下训练。一县分批负责一个月，出发时与正、保长议定等级；训练结束后，与正、保长不再有任何关系。这样百姓就能从容地经营生计，不再有全年逃亡躲避的痛苦，不再有侵夺盘剥、苛刻虐待的祸患，也不再有争强凌弱、冒犯上级的恶行。而且武事并未废弃，国家的威望声势也能保全，岂不是更容易而且有功效吗？唯愿陛下深思长虑，防患于未然，务必施行，以减少烦扰，给百姓安乐的恩惠，成为国家安定的福祉，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元丰八年四月，王岩叟被召为监察御史，写成这篇奏章但尚未上奏，到十月才上奏。此前，王安石建议减少正兵，用保甲民兵代替。熙宁三年，因赵子几的请求，才开始登记京畿百姓编为保甲，设置提举教阅之法。后来从陕西推行到各路，到元丰四年，终于把五路义勇全部改为保甲。当时任用的人不合适，施行也不得其宜，百姓受到它的祸害。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听政，一时的名臣才都说这项制度不便，王岩叟的论说尤其切中要害。】上奏宣仁皇后论保甲、保马　　韩维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发布深厚仁德的诏令，斥退宋用臣等人出任外省官员，罢免他们所领的职事；又贬黜吴居厚，使他离开本路，责备他搜刮苛刻、扰害百姓。朝廷内外纷纷传颂，明白知道陛下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深意，无不欣喜庆贺。臣虽然身在哀戚之中，也不觉失声欢呼。然而臣还有愚拙的恳求，不敢不全部上奏。臣私下担心，有人会认为嗣君刚刚即位，应当遵循父亲的道统，三年内不改旧制；这实在大错。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对于大行皇帝是母亲，对于当今皇帝有祖母的尊位，此时称制临朝听政，是为了社稷的大计。事情有不便之处，就应当放宽以利百姓；考察古制，顺应时势，按道理没有什么不可以。臣认为，万一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蒙蔽天听，如果不是奸人阻挠、破坏圣政，就是庸俗儒生不懂时势变化，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听从。臣近来离开京城时，曾专门上奏，请陛下深察盗贼产生的根源，罢除不合实际的政令，放宽训练期限，这正是针对保甲、保马而发。为什么呢？农民以耕种为生，让他们出钱买马，本来就不是他们所愿；又要他们看守、喂养，而他们一向不懂养马的方法，万一马死了或损失了，还要重新赔钱购买。过去一匹马值钱二三十千，如今贵到一百千了。农民这样承担下去，没有停止的时候，忧愁叹息的声音在道路上都能听见。近年保甲把修筑围墙作为训练场，号称团教；一个成年男丁在官府接受训练，还必须另有一个男丁供给饮食，家中耽误耕作，个人遭受劳苦，不能没有怨恨。让失去生业、心怀怨恨的人拿着兵器、学习武艺，去做击刺之事，难道没有可以忧虑的地方吗？近来又听说京西保马常被群盗掠夺、调换，用来骑乘；这就像给盗贼开设外厩一样。河北保甲也渐渐发生越权凌暴良民的事情，州县几乎不能禁止。这种祸患已经摆在眼前，臣担心再不改变处置办法就来不及了。而且臣并不是说国家的马匹可以完全不养，只是由官府设置监牧机构饲养就可以了；也不是说民兵完全不必训练，只是在农闲时训练一个时期就可以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胜过天时地利，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臣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再次留心思考，详细斟酌施行。【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陈州知州，经过宫阙时便留下侍奉经筵】上奏哲宗，请求全部罢除各地保甲。司马光 臣私下认为，先帝因为戎敌骄横，侵占汉、唐的旧有疆土，有征伐拓边的志向，所以设置保甲法令。开封府界以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都每五日训练、检阅一次；京东、西两路的保甲还要养马，并且各自设置提举官，权力相当于监司。后来有关官司各自只求铺张声势，以希求功劳赏赐；提举官专门防守本局的事务，不顾其他机构的事情，凡涉及保甲的州县都不得参与，管辖内的百姓也不许处置。巡检、指使、保正、保长竞相扰民，像蚕食一样贪得无厌，稍不如意就擅自鞭打。保丁习惯于游荡懒惰，不再从事农业；有的自己抢掠，有的侵犯乡里。他们本家的耕种、除草、收获，大都受到妨碍而荒废；供送办不成，摊派却无穷无尽，财产耗尽，无法生活，弱者流徙四方，壮者逃亡成为盗贼。施行数年后，先帝逐渐知道了其中的弊害，申令州县：保甲中凡有违法行为，以及巡教官、指使违法的事情，都允许州县察觉处理。等到陛下登基听政，首先下令京东西两路的保甲、保马都按照原来诏令规定的年限收买马匹，超过数目的部分全部充作下一年的数额。又下令开封府界三路的团教，已经接受朝廷按阅的，每月合并训练两日；尚未接受按阅的，每月合并训练三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年〕 又下令，正在接受训练的人中，身材弱小或长期患病的，以及本家只有一个男丁而患病、不能服役的，第五等以下、田地不足二十亩的人家，都允许州县保明后，由提举司审核验实，予以免除。又规定一县不得超过二分，这些都是圣上的恩泽和宽大。百姓在保甲劳费方面虽然减少了一半以上，但保甲、保马过去的防守、挑选、购买、饲养和补充，仍然和旧制一样；巡教、指使、保正、保长的名目仍存在于所管保甲中，恐怕免不了还会有凌逼侵夺。四季训练虽然减少了日数，仍不免妨碍农事。臣愚见，如果让保甲负责追捕盗贼，近来已有指挥，巡检、县尉以及弓手、兵级的员额，都命令按照保甲未上番以前的人数恢复设置，保甲则不再负责捕盗。如果让他们攻打讨伐四方夷敌，他们都不过是耕作田亩的普通百姓，训练即使熟练，也从未见过敌人、同戎敌作战，必然望风溃逃。登极诏书又命令边境官吏不得侵扰外界，务必使疆场安静；那么这些保甲、保马究竟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让开封府界和五路的农民不堪忧苦而已。幸亏依靠社稷神灵，恰逢连续多年丰收，仍然有很多流民，盗贼遍地。如果遇到明道年间的蝗灾、康定年间的旱灾、至和年间的水灾，那就会成为国家的大祸，哪里说得尽呢？近来群盗王冲骑着保马到各处抢劫，本来设置保马是为了追捕盗贼，如今反而成了盗贼的资助。又捕获鹿县的保甲砍伤、射伤提干孙文，巡尉张宗师以下竟凌犯上官，这就是大乱的根源，渐渐不可放任。总之，保甲、保马有害无利，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臣不知道朝廷究竟顾忌什么，为什么长久不废除？恳请陛下从圣心裁断，全部罢除各地的保甲、保正、保长，使他们回归农业；仍旧设置耆长、壮丁来巡捕盗贼，设置户长催促征收赋税。所养的保马，挑选后收归太仆寺，酌量给付价钱，分配给两所骐骥院、各坊监和诸军。召提举官回朝，把干当公事、巡检、指使送交吏部，按资格安排差遣。这样，开封府界和五路的百姓，谁不欢呼雀跃，感戴圣上的恩德？如果认为保甲中武艺已经成熟的人让他们回归农业可惜，就请下令各县按照户数和马匹数，每五十户设置一名弓手，大略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使其防护本户二顷田地，免除两种税；较轻的，也可免除若干石斗的税以及户下各种科役。本户田地不足的，允许防护亲戚的田地，并给予优厚宽免，使人们受到劝勉而愿意参加，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中有勇力武艺的人充任弓手。

译估计如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一定很多，愿意应募。如果一个名额空缺而有两人以上争相投身，就委托本县令、佐试验武艺，选武艺高强者充任。如果现任弓手的勇力、武艺衰退，允许其他人指名与他比较；如果胜过原来的人，就命令其替代。这样就不必专门训练武艺，也自然能够经常保持精熟。一县之中，勇壮的人既然充任弓手，羸弱的人即使让他做盗贼，也没有能力造成祸患。仍委托本州以及提点刑狱，严格及时地考察；令、佐若有取舍不公的，重加刑罚。如果无人报名，就请求重新讨论优厚的办法；如果招募仍然不足，暂且照旧从乡村户中雇人，等有人报名便让其替代。如果弓手人数过多，就命令分批轮换，交替在县中供职，一年替换一次；其余的人分别按地段巡捕盗贼。每次捕获盗贼，审问查得盗贼事后停留、窝藏的地方，就对当地严格科罚，并把赏钱发给捕获盗贼的人。盗贼发生的地段，不再按三限考核，只命令捕盗并给赏。这样，盗贼出现的地方，捕盗的人就不会再掩盖其停留、窝藏之处；捕盗人也不肯包庇隐藏，盗贼无处容身，自然会逐渐减少。【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保甲全部采用冬季训练。王岩叟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保甲统一指挥，仍旧规定每年派使者按阅保甲，斗胆替朝廷论说其中的危害。臣每次看到使者所到之处，骑从众多，声势严厉，供给繁重，迎接优厚，郡县都因此骚动。有一个小郡的市镇，一家就临时染织缣帛五六百匹作为供张之物；由此一件事推想，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即使不是使者命令他们这样做，州郡也会望风畏惧，不敢不如此，所以使者所到之处，民情都把这看作很大的祸害。至于被按阅的保丁，虽然各自得到银、绢三五匹两，但为准备按阅所需的饮食、衣服等费用，本身已经不轻；得到赏赐后又被众人耗费侵蚀，也损失不少，最后能够带回家的还有多少？臣曾深入体察询问，他们都说，如果国家在冬季训练而不耽误农时，那么一家所得自然会有余，这种天恩深厚，不是一次按阅赏赐所能相比的。考察他们的实情，他们并不以得到一时的赏赐为满足，而以全年生业安定为快乐。何况所谓赏赐，不过是从保丁人家缴纳的钱财中拿出来的罢了。所谓从他们怀中取出再给他们，割下他们的肉来喂他们，哪里比得上不取不割、双方都得到好处呢？臣愚见，恳请圣上因冬季训练施恩，罢除逐年按阅的烦扰，省去役钱封椿的扰害，一律以安静的办法休养民力、舒缓民心，这样百姓就万分幸运了。【元祐八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保甲合并采用冬季训练。范纯仁。臣恭敬地看到提举保甲司的公文，奉枢密院札子指挥，约束保甲子弟，不许他们聚集饮酒赌博；遇到闲暇，就在本家学习训练武艺。臣私下考虑，保甲每月虽然奉命合并训练两日或三日，比过去已经少了很多，但仍不免往来聚集，妨碍农事。子弟们习惯进入镇市，渐渐喜欢游荡懒惰，借口修理弓弩箭器，或者以约同保人私下训练为名，不肯专心经营生业，官府和父兄最终也很难约束、察觉。古代三季致力于农业，一季讲习武事；又说都要在农闲时讲习事务。这是古人不可改变的办法。这样春耕秋收就能尽其力量，三年的粮食可以充足，武艺也不废弃，民力不会穷困。夏、商、周三代兴盛的君王，都遵循这条道路。农事中的播种、收获，不能稍微错过时令，常常要像防备盗贼到来一样。如果耽误一天，甚至造成全年缺粮，那么负责劝农的人就应当上奏陈明。臣如今想请命令三路训练保甲，把一年应训练的日数计算出来，全部安排在农闲月份，其余月份都归于农业；这样官府和父老就容易约束管理。不仅农事不会失时，而且因为合并训练的日子增多，武艺一定能够精熟。【元丰八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庆州知州】上奏哲宗，请求选拔检阅保甲　　　　范纯仁 臣恭敬地看到进奏院奏报：七月六日奉圣旨，开封府界三路保甲从明年正月以后全部停止团教，只命令每年在农闲月份依照义勇旧法到县里训练一个月。关于差派官员设置训练场、准备军器以及训练方式、轮次按阅和赏赐费用等，交由枢密院取索有关规定，审查拟定办法，与三省共同立法后取旨施行。臣愚见，先帝留心训练保甲，如今已经多年，其中很有人才和武艺超过众人的，恳请全部给付盘缠，让他们赴京，交殿前司选拔检阅。其中人才、技艺可达到诸班要求的，按等级安排到诸班，直至散直、殿侍；不愿意的，委托各路安抚都总管司酌量才能，安排到敢勇、效用，或弓箭手、军员、十将之中。还不愿意的，就让他们在本乡保甲中担任守阙副都保正，或者依照弓箭手旧例，特设正、副都头、指挥使、都虞候、都指挥使等等级，并规定年限逐级迁转。等到升任都指挥使，换授近下班行的职位，那么人人都有出身晋升的希望，也有所顾忌，不肯轻易犯法。其中武艺平常、懒于劳作的人，就委托郡县察觉；仍允许父母、尊长告发，将其刺字充任本土禁军。这样，上等可以增加壮大禁卫军，中等可以使强健的百姓有归宿，下等可以断绝那些败坏、群聚游荡懒惰的人，也可以避免凶年饥岁时聚集成为盗贼。如此，圣上的制度就能周密地考虑长远而没有弊害，这正是古人于事情尚未发生前加以谋划，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消弭的办法。天下就万分幸运了。上奏哲宗，请求废除保甲一司。王岩叟

译臣昨天在河北任知县时，亲眼看到保甲的祸害，不止一端。后来承蒙恩召任御史，便详细列举保甲的利弊，写成札子，想求得面奏；还未到京城，已经承受朝廷指挥，只命令冬季训练一个月。等臣到御史台供职，恰好负责兵事监察，看到新下达的保甲法令仍然保留提举教阅一司，并把各县的巡教官改为监教官，于是知道朝廷还没有察觉保甲祸患的根本，根本弊端仍然存在。臣必须把先前写好的札子进呈，希望陛下委曲详察保甲的危害；这都是因为提举一司的官属不能体会朝廷的本意，倚仗法令而任意行事，执行得深刻苛酷，百姓一听到这个机构的名称，便已经头痛皱眉，没有安乐的心情。现在虽然曲意为此设置防范，也一定会另生奸弊，最终恐怕祸害不会停止。恳请陛下深察民情，废除提举保甲一司和监教官，只让州县及安抚司主管，使百姓安心谋生，以此感受圣政的快乐，臣就不胜幸运了。如果不罢提举保甲司和各县监教官，那么即使保甲没有事务时，百姓仍然会遭受胁制，免不了被侵夺盘剥，全年不断受到骚扰的祸害，这是朝廷不可不察的。而且一司的官属，三路就不少于数百人，空耗俸禄，也不是长久可以实行的办法。如今仍命令从十月到正月分四批训练，臣私下看到民间十月场圃的农事还没有结束，正月徭役将要兴起，农事也开始了，这时训练难免妨碍农业。只有分成两批，在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内训练完毕，才比较便利民情，不必分作四批。臣曾深入访问，完全了解其中实情。恳请朝廷更加详细斟酌：即使罢去提举官司，保甲的都保数目并不会减少，对国家民兵的形势也没有损失；而且人人既然平时能够安然谋生，那么国家有一天要使用他们时，他们必然乐于效力。恳请陛下不要疑虑，早日发布圣旨，以安定百姓。如果每年从京城派指使到各地共同监督训练，臣私下担心粗暴勇悍的人会倚仗朝廷所派人员，妄自摆威风，骚扰百姓、制造事端，只请求命令安抚司另行差派使臣即可。【元丰八年十月上奏，不久诏令罢提举保甲司，命提举司兼领，只在冬季训练三个月；十一月又诏令罢监教官】上奏哲宗，请求收缴保甲兵器并招募其充任弓手。朱光庭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下达指挥，河东、陕西保甲从明年正月一日起停止训练，只在冬季三个月轮番训练，这确实是安定百姓的急务。其中关于兵器一事，臣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朝廷已经或尚未处置。自从训练保甲以来，兵器从未禁止；如今既然允许三季务农，从事耕作田亩，那么兵器怎么可以仍旧藏在私人家中？臣切实担心，遇到缓急时有人借此为凭，起而成为盗贼，造成的祸患不小。希望朝廷迅速下令，三路保甲从停止训练之日起，凡是用于训练的兵器，无论官府发给还是自行置办，都命令交纳官府，设置仓库依法收贮；等到冬季训练时再临时发给，训练结束立即重新收缴。如果官府已经收缴以后，民间还擅自私藏兵器，请依法禁止。这样可使小人无所凭借，也可以消除盗贼产生的一个因素。臣又听说朝廷已经下令州县招置弓手，如今保甲中有武艺精熟的人，想请让他们充任弓手；各县原来服役的弓手，也请委托令、佐选拔，其中疲弱软怯的，用应募的保甲来替换。这样弓手就全是强健勇武的人，可以擒拿制服盗贼。如果准许臣所请，恳望圣上慈悲，早日赐令施行。【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安置收容因保甲而破产的人户。王岩叟。臣承蒙圣恩，获准在寒食假期中到河阴扫墓，经过管城县的孙张村，有位老人对臣说：“本村原有七十多户，现在只剩二十八家了。都是从保甲开始训练以后，后来逐渐减少到这个地步。当时人人急于逃避，家中少量财产，有的丢下不顾，任凭官府收取；有的低价卖给别人，甘愿去做雇工。现在虽然承受了极大的恩典，得以免除冬季训练，但家业已经破败荡尽，没有田地可以回去。不知道朝廷知道百姓有这样的事情吗？”臣听到这些，不能不把它报告陛下。而且恐怕开封府界三路像这样的人家很多，恳请下诏告诉执政大臣，命他们讲求筹划安置收容的办法，使离散的百姓早日得到安身之处，以符合陛下惠爱百姓的心意。【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招募保甲中的优等人员，刺字充任禁军。刘挚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保甲停止团教，朝廷用来抚恤安顿疲惫百姓，恩施十分深厚，使百姓除去所受的苦楚，得到安定的生活，远近听到消息，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臣私下有过分忧虑的一点：乡野百姓的性情，很容易因环境而改变习惯。臣过去见农人有时被差役，一旦充任弓手、手力、耆壮之类，等到任期届满回来，便拱手闲散懒惰，已经不能再回到农业上去，大概是出入官府、游集市井，受到诱惑和惊扰，才变成这样。如今的保甲又更加严重，衣服一定要华美精细，饮食一定要酒肉，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穿布麻、吃粗食的习惯；他们成群聚集，喧笑吵闹，挥臂夸耀勇力，也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朴拙耐劳的性情。他们的家人抵押田地、卖掉房屋，拿钱供给他们使用；官府每年按时训练、考试，给他们金帛，授予他们名目，以助长他们的欲望。因此，凡是保甲人员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家人都憔悴困顿，全年受到困扰，而保甲本人却未必不自以为快乐。如今每年训练只限于一个月，停止团体聚集，减少监督，除去拘束羁縻和劳费的祸患，那么保甲人员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就会欢欣安息，重新获得生计；而保甲本人却未必不因失去这些而自感失意忧戚。

译他们既然产生了失意之感，却想让人人低头甘心，完全像平日一样重新从事耕作，形势恐怕很难。恶少失去了欲望，悍强的性情已经形成，又凭借平时所训练的弓刀、刺击技能来谋生，臣担心他们不只是不能从事耕作，也恐怕其中能够成为陛下良民的人会很少。臣愚见，应该制定办法加以收束控制。保甲人员武艺的强弱高下，州县都有等级名册；如今应按名册选取优等人员，召集他们询问是否情愿，刺字充任禁军。如果原来属于保长等名目的，就比照军中的等级，按照等差对换补充。其余中、下等武艺人员，也召募愿意充任公人的，依照近来的制度，招募为弓手、手力、耆壮、户长等差役。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军中的人既有法定编制和督束，又能施展他们原来所学的技能；在差役中的人既没有失去为公家服职的身份，比起招募雇用浮浪之徒，能够得到熟悉乡里事务的百姓，必定更有用处。恳请详细斟酌。【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招募保甲中的优等人员，刺字充任禁军。苏辙 臣听说，减轻赋税、分散积蓄，好像会导致贫困，但百姓安于生计，盗贼不起，县官收取租税，官仓有余粮，府库有余布，时间一久，财富多得不可胜数。加重赋税、夺取百姓利益，好像可以导致富裕，但收入有限，造成的祸害无穷；大的会亡国，小的会招致防守盗贼之患。一次变乱起来，所取得的利益还抵偿不了所耗费用的十分之一，时间一久，贫困便不可胜言。臣不敢远引陈胜、吴广、黄巢等事，只说淳化年间的李顺、庆历年间的张海等人，以及熙宁年间的廖恩。这几个大盗，计算他们烧毁官署、劫掠仓库，直到发兵命将、转运粮食、耗损兵器、招募士卒、赏赐功劳的费用，大概不少于数百万贯；但只要事情平定，哪里敢谈费用呢？然而在变乱尚未发生时，如果有人建议拿出几十万贯来消除变乱，上下就会争执，好像爱惜肢体一样，不肯割除，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臣愿从元丰库或内藏库请求三十万贯钱，上可以作为先帝在身后收取恩德的举措，下可以为社稷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恳请陛下决断施行，不要让有关官司因吝惜出纳而损害国家大计。河北百姓喜欢从事抢劫，近年创置保甲，把他们驱离田地，教他们学习凶器，干没财物、结党作奸，十人中有九人如此；虽然号称保甲，却没有人敢过问。如果再过一年还不罢除，陈胜、吴广那样的事情就指日可待了。如今虽然已经罢除，但会使弓刀的人不能再拿锄头，使惯吃酒肉的嘴不能再吃蔬菜；既然无处归宿，势必成为盗贼。如今河北盗贼成群，访查得知都是保甲的余党；如果再因饥荒加以推动，变乱发生就无法预料了。近年富弼任青州知州，当时河北有百万流民，辗转迁徙到京东。富弼制定方略，赈济救活老弱，又招募其中强悍的壮丁为军，不等待朝廷命令，全部刺字“指挥”二字；后来都成为精锐士兵，百万民众中没有一个人成为盗贼。富弼作为人臣，尚且能够便宜行事做到这样，何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库和内库的钱物堆积如山，无法计算。比如近来内降睿思殿的一色金银，命令另库收藏，据估计约有一百多万贯，都是先帝多方收聚，用来准备缓急时支用的，并非取自百姓；先帝的谋算深远，不是平常人所能及。若只是积存而不使用，和东汉的西园钱财有什么不同？对于先帝的圣德也不能说没有损害。臣愿请求三十万贯作为招军的例钱，选一两名有才干的文武臣僚，分别前往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健勇悍、精锐干练的人。将他们编入禁军，并根据各人的才能确定所属军队；本州没有空缺的，就从近处到远处安排，或者押送到京城，总共不过一二万人，河北的豪杰大致就可以收尽了。其中武艺绝伦、过去因此补入班行的人，押到京城考试；确有实才的，就补内六班的空缺，或者补充本籍及邻近地区空缺的军员。但应当严明下达指挥，等事情办完后派人复核检查；有不依法办理的，重重治罪有关官吏。臣听说先帝本来认为保甲可以使用，所以想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中，逐渐消除正兵，因此禁军有很多空缺。如今保甲既然罢除，即使没有事情，也应当补充空额，何况正如臣前面所陈述的办法。只希望陛下果断而努力施行。臣恭候诏令。【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请求罢除京畿保甲，刘安世 臣私下认为，祖宗深知五代时期外重内轻的弊端，于是聚集天下军队，把它们驻扎在京畿之内，用来控制驾驭四海，做到如臂使指，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了。然而河北、河东、陕西一带紧邻戎敌，平时驻扎军队，作为战守的准备，还担心军威没有振作，不足以壮大中国的声势，于是登记民丁，称为义勇。虽然从未让他们冒着刀箭冲锋，大概只是借助其虚张的声势，来动摇敌人的心理罢了。熙宁年间，先帝想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天下，才开始下令编排为保甲，使他们学习武事。陛下即位之初，已经停止长上教阅，只命令在农闲月份，仿照祖宗义勇的制度，专门委托州县依次召集训练。平时无事之日，让百姓从事农田劳动，同时顺应时令讲习武事，以壮大军势，实在深得防御外敌、治理内部的策略。然而臣有一点还未能明白：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王畿”这一名称不同于郡国，所承担的事务一向务求简省，大概是为了休养民力，以加强根本。如今府界的正兵已经很多，本来就不是三路可比；而在千里之内又设置保甲，使百姓劳苦而向外显示弱势，并且也有不安妥之处。即使连年遭受灾害，依例免除教阅，但保甲这个名目仍然存在，终究会牵累人心，使家家户户之间不能坦然谋求自安，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伏望圣上慈悲，深入省察，凡京畿各县的保甲，一律命令废除，以使民力得到舒缓，人心安宁，远近、轻重之间也不失国家体统。【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请求依旧教阅京畿内的保甲。王存。

译臣恭敬地看到，范纯仁上札子奏议京畿内的保甲，请求今后不再教阅。臣私下详细考察，先帝教阅京畿保甲，考虑得十分深远。大概因为京师地处四通八达的平地，没有重山峻岭的险阻，也没有坚固如金城汤池的防御，所以要维持防御四方、威慑控制内外，巩固国家根本，就在于常驻军队、严密营卫。庆历、治平年间，禁军、厢军的名籍达到一百多万，新城内外营寨相连，彼此可以望见。后来议论者认为军队冗多、费用过广，供给不足，于是商议合并营寨、裁减军队。后来内外禁军以五十八万人为定额，而京师军籍更加削减。于是三路增设民兵名籍，京畿内也设置保甲，四时教阅，使百姓成为能够作战的士兵；平时不耗费县官钱粮，遇到缓急又可以作为武备，这就是先帝的用意。但当时教阅的办法过于严密，官吏承担的责任过于苛刻，因此人心有所不安。陛下即位之初，停止春、夏、秋三时的教阅，只在冬季教阅一次；教阅中技艺精熟的十天便放回，稍微精熟的二十天放回，生疏的也只教一个月。每次教阅到十天，往往放回的已经超过一半。若遇灾害，就免除五分税额，随即又权且免除教阅。这个办法已经宽缓，人心并没有受到损害。此前连续发生饥荒，按制度应当权且免除教阅。今年收成丰熟，如果竟然不再教阅，那么这项制度就会彻底废弃，实在十分可惜。总的来说，民兵制度创立设置很难，放弃废止却很容易。先帝不怕艰难而创办此事，经过几年，制度已经就绪，却无故在一旦之间废弃，实在深为可惜。臣并非不知道附和当时的舆论，可以获得百姓的赞誉；但臣担任这一职务，考虑的是国家长久之计，不敢默默不言。伏望圣上慈悲，再三思量，臣不胜庆幸。【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尚书右丞】上奏哲宗，请求京畿内保甲中土地不足二十亩的人免除冬季教阅。陈次升。臣恭敬地看到，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枢密院奏请保甲上教，其中下等人户土地很少，不免要靠出力谋生，并且家中只有两个男丁；其中有患病的，虽然按条例还不够破丁的条件，但如果不能从事营作，显然很难承担保甲差役。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府界、三路保甲，除正在教阅的人外，本家只有两个男丁、患病但尚未达到破丁条件，确实不能从事营作的，以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足二十亩的人，一并免除推行教阅。此后人们认为这样便利，何况当时奏请并得到圣旨施行，正是如今一两位大臣修明先帝法度的做法，并不是故意增删而破坏法令。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却有指挥擅自冲改土地不足二十亩之家免除冬季教阅的规定，整条制度都不再实行，并规定老弱、疾病、羸瘦者依次选人承替。由于贫困下等人家的田地不足二十亩，靠出力来求得每日的生活供给；如果命令他们上教，就会废弃谋生的道路。官中虽然供应口粮，却不足以补偿其花费；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养活兼有年老、患病、羸弱之人，而这些人既然难以凭体力劳作，生活供养必然要依赖壮丁。若是两个男丁的人家，其中一个年老有病，又令壮丁代替教阅，那么年老有病的人必然会失去生活依靠。臣私下听说，这项制度实行以后，有人为了逃避保丁差役而卖尽土地，有人析分家产，有人声称父母年老，有人分房迁往外地，有人让女婿出外请求破丁。人情如此，按理应当予以安抚保存。大概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百姓既然卖掉土地，便不是长久之计；困穷到极点就会胡作非为，必然流落而成为盗贼，恐怕给朝廷留下忧患。臣恭敬地请求圣上裁示：保甲中土地不足二十亩的人家，以及两个男丁中有患病者，都依照元丰八年的指挥施行，以安顿保存贫困、下等、年老、羸弱的百姓，臣不胜幸甚。【绍圣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宋代赵汝愚编。兵门。蕃兵。上奏仁宗，请求任用泾原路熟户。王尧臣。臣恭敬地看到，泾原路熟户有一万四百七十多帐，每帐首领各有职名。曹伟任本路帅臣时，威令显著，常常使用他们平定西羌。后来边防逐渐松弛，守将只求姑息，渐渐使他们形成骄横狡黠的习气。自从元昊反叛，镇戎军以及渭州山外都受到侵扰，近边熟户也遭到杀戮掳掠。蕃族的情感最重报偿，若因此产生嫌隙并激怒他们，怎么还能重新得到他们的效用？请派人招募愿意效力的首领，登记姓名以及士马数量；每满一千人，听任他们自行推举其中有谋略勇力的一人，授予班行、巡检的名号，使他率领将领出境攻破荡平生户。所获得的财物，官府不要查验核实；获得敌人首级以及受伤者，给予赏赐，并仍依照本族职名升补迁转、增加俸钱。【庆历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陕西体量安抚使】上奏仁宗，请求令陕西主帅兼任押蕃部使。范仲淹。臣切实看到，环庆路熟户蕃部约有两万人，其中只有一千多名蕃官，各自有俸禄；每人只有料钱，没有月粮和衣赐，所费少于供养长行兵士。他们都能吃苦，熟悉战斗；如果在安抚驾驭方面恩威适当，很可以防守边界，并减少军马。如今环州种世衡、原州蒋偕安抚驾驭蕃部，最能使他们敬畏而爱戴，遇到缓急可以召集使用。希望朝廷先授予这两人兼管辖蕃部的职务，借此激励边臣专心治理熟户，加强统领，遇到缓急便可调用，逐渐可以减少戍守军队数万人。四路主帅也请依旧例兼任节度、押蕃部使。【庆历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庆州知州】上奏英宗，请求重新编造蕃部兵籍。吕诲。臣听说兵家有这样的说法：“国家即使强大，喜好战争也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这是处在安定环境中应当深切警戒的道理。国家承平日久，自从元昊归附以来，兵防没有修治，边备全都松弛。臣私下认为，最值得忧虑的是陕西四路的熟户蕃部，长久失去控制驾驭，恐怕篱笆藩篱完全毁坏，亭障不再坚固；一旦边事发生，必然成为深重祸患。近日听说保安军蕃官胡守清死后，他的弟弟擦也香在前年逃往夏国请求出兵，后来却来到本族边界，招诱自己部下的人马。到第二年春天，西界贼军前来攻掠胡守清的地界，熟户之间互相厮杀。经略司也曾派官员检验战场。胡守清的弟弟守中相继逃往西界。保安军多次发公文索取守中等人，虽已将守中等处斩，无奈人心离异，这一定有原因。多半是蕃官侵夺剥削部族，或者首领残酷暴虐，也有确实是主管兵官失去恩威、不能控制驾驭造成的。何况胡守清族下一向富庶，人马强壮，鄜延依靠他们作为屏障。如果朝廷再不加以保存防护，那么他们不能安心居住，又怎么知道其他蕃部不会产生擦也香、守中的念头？万一有人倡导率领全族逃走，边城就危险了。如李金明三十多个部族，从前因失于保存安抚，全被元昊用利益招诱；各部首领临阵都没有斗志，所以李金明失利，王师陷没，直到今天边地人还把这看作深重的痛惜。从前四路所管辖的熟户，不下数十万人；自宝元年间用兵以来，相继陷没，如今十人中连四五人都未必保存。庆历以后，兵籍从未重新编造，二十年间逃亡、死亡、损失的人数不可胜数，突然有调发时，还凭什么防备、召集？由此足见边臣因循积累的弊病，日益深重。何况蕃部虽然居住在汉人辖界内，但他们的田业一向都是父子相承，典卖、买入、居住、租佃，只是不承担徭赋；除此之外并没有另外蒙受恩惠，只有首领略有俸钱。遇到战阵却总是冲在前锋，按实际效用计算，远远胜过正兵。平时无事，更应当保存安抚各个部族。如今保存下来的人中，却有外来的散户依附其间，有的因联姻而来，有的只是受雇出力，混杂居住，通常都已历年很久；察看他们的情意，没有不愿意成为汉民的。这是他们有归顺的心意，而我们失去了羁縻控制的防备罢了。倘若不把他们收编入兵籍，只让他们在王土上繁衍，不但在缓急之时不能使用他们，反而会容纳庇护他们在境内往来作恶，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不可不加考虑。臣想请朝廷委托四路帅臣，选派有心力的官员，命各处州县、堡寨勒令本部蕃官报明现有人数；尚未入籍的，与旧有管辖人员一同编造名册、收录在案；各处如果还有系官的闲置田地，也全部命令均匀分给他们。等到名册编造完毕，旧有管辖的蕃官以及蕃族首领，各自给予转资、酬谢和奖励，以使边地民众仰戴国家恩德，乐意效力，各尽死节。何况蕃族首领一向俸禄很薄，军主、都虞候每月不过二贯钱，按等级递减，其他人便可推知；即使升迁三资，也没有多少费用损失，以此推行，用恩信结纳他们必然牢固。再加上大体能够收编不少人口，边防藩篱也差不多可以逐渐修整。至于胡守中等逃亡背叛的原因，伏请下令邻近各路秘密认真查验，查明实情；对当地主管官员，请求重重责罚降职，以使今后的边臣不敢懈怠轻慢，不去安抚保存蕃部。如今借胡守中等逃亡之机，检查蕃部、整齐兵籍，并不是无端生事，从制度上说很是便利。【嘉祐八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哲宗，论说蕃官按照旧例长期位居汉官之下。范纯仁。臣前日奉准兵部的意见，兵部想请凡是不相互统辖的蕃官、汉官，一律按照官序相互排列压次；至于城寨等处管辖蕃部的蕃官，则依旧位于本辖汉官之下。诏令依从兵部所请。考察各路蕃官，不论官职高低，按照旧例一概位于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重中国、控制夷狄。长期实行，便能使人心安定熟悉。即使蕃官中极其狡黠的人，也不敢产生觊觎、与汉官同列的念头。这是名分和形势所决定的，不得不如此。上下遵守承行，自然不会争论。何况蕃官的职名虽然高，只是管理本部族的人马；凡部族应办的公事，都必须由汉官弹压、治理和防护；到战斗时，也都要使用汉官使臣统制、驱策。因此平时必须使名分不同、形势有别，这样在缓急之际才不会失去统御。如今如果无故突然改变旧制，一律依照汉官的办法，便与不相统辖的官员按品级排列座次。这样边上的使臣以及京职官员本应位于蕃官之下的，十人中有八九人；而沿边将官、副使臣刚调任，或者在别处出入时相遇，座席相同，便应当位于旧蕃官之下。人情上怎么能承受这种情况？何况夷狄的性情凶悍狡诈而崇尚意气，应当设法裁抑其骄慢之心，怎么可以轻率地开启这种考定品秩的争端？

译沿边使臣任期届满后，多数会就近拟定到邻近城寨任职。以后如果再次相互统摄，那么汉官使臣中必定会有借机发泄愤恨、报复怨气的人；而蕃族酋长既然把自己当作与汉官同等之辈，必然产生嫌恨，导致统制官司忙于处理，开端滋事，危害不小。防微杜渐，确实就在这里。伏望朝廷详细斟酌，特赐指挥：各路蕃官一依旧例，不得与汉官叙列班次，仍然位于汉官之下。这样可以不失中国与夷狄之间尊卑的界限，断绝蕃族酋长骄慢觊觎的念头，使统制有常，不留下后患。【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庆州知州】上奏哲宗，请求不许蕃官自行改用汉姓。范纯粹。臣考察本路蕃官，向来有因归顺或建立战功，朝廷特意赐予姓名，以表示表彰和宠荣的，例如嵬名山改为赵怀顺、朱令防改为朱保忠就是这样。后来有蕃官无故自行陈述请求改姓名，经略司不加阻止，根据申状上报省部，也没有追问，于是改成汉姓，如乙格改为白守忠、兀乞改为罗信就是这样。也有未曾陈请，私下擅自改成汉姓的，如卢防的儿子改为周明就是这样。如今又有蕃官攀援请求，大概是因为向来没有禁约，才导致蕃部无故凭私意擅自改用汉姓。臣仔细考察，古代赐予姓名，都是朝廷用来酬报功德、区别忠勤之人的。如今却让异国之人无故自行改变姓氏，混杂在汉人之中；如果年代稍微久远，本源就会混乱，无从考察，汉人与蕃人也无法辨别，这不是尊重中国、区别远人的办法。现应当上奏请求立法禁止：各路蕃族，除非属于朝廷特别宠爱而赐予的姓名，否则不许陈请改作汉姓。凡在今天以前不是因朝廷赐姓而改姓的人，一律追回改正，各自恢复旧姓。如果准许臣的奏请，只请求朝廷查访明白，立法下达施行。【元祐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延州知州】上奏徽宗，请求命令蕃官不得改授汉官差遣。范纯粹。臣长期忝任帅职，几乎走遍各处边地。臣切实看到，各路蕃官近年来志意骄满，习惯于懒惰怠慢。由于有几名立功之人，陈述其祖父曾任汉官，或者帅臣姑息迁就，特意为他们陈请，于是轻易授予汉官差遣，导致彼此攀援，不安于守本分。臣听说他们各自观望，不肯专心训练弓马、管理本部族，以至于派使者侦察、探听、讨论边事，也不再留心。相互仿效成为风气，事情很不妥当。臣私下考虑，附属的羌部族既然始祖原本是羌人，那么即使相隔世代很远，因功授官，不论官位高低，归根到底仍是蕃种，怎么可以随意改变，混杂为华人？何况一向对于蕃官首领侵刻部族，或者犯有其他罪过，即使罪至死刑，也只是罚令缴纳羊马；甚至婚姻违乱伦理、丧葬制度不同，都与汉户礼法不一样。又有条例禁止他们与汉官通婚，也不许置买产业，这其中本来有深意。今昔并无不同，即使功劳大、官位高，也不过充任蕃将，享受优厚俸禄罢了。而且他们的位次向来不按官品高低与汉官同列，始终位于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重中国而使夷狄居下。因此每当遇到差遣、征调、驱使，都听任汉官统驭指挥，没有不服从命令的。如今却轻易容许他们侥幸改授汉官差遣，不但上下姑息的风气已经更加炽盛，而且汉蕃区别的制度也因此逐渐衰败。由此又有更多人与汉人通婚，败坏扰乱中国礼法，各自置买田产，废弃违背朝廷法令，中外没有区别，不可不加以警戒。并且这些人都是接近上等的使额，有的甚至达到遥郡防团；一旦列入汉官，多数位于原来统辖官之上，事情完全倒置，人情不能甘心。边防所关涉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弊病积累到后面，将没有停止之时。如果不另行明确申明，后来的人很难制止。又会诱使各路蕃官子弟穿轻薄华丽的衣服、吃丰盛的食物，以骄纵放肆相互夸尚，不肯服从。如果在缓急之际又没有可以使用的人，即使有得力的蕃兵，也没有旧日的人来统领。臣恐怕日久之后，部族日益减少，藩篱日渐凋残，对于远大的谋划和长久的策略，损害不会小。臣冒昧提出浅见，谨列如下。一，请求朝廷明白下达指挥：今后各路帅臣不得奏请把蕃官改授为汉官差遣，蕃官自己也不得擅自陈请。一，请求朝廷考察各路蕃官中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一律改换差遣，任命为原来所属部族的都巡检；如果官职很高，就授予某路蕃兵统领兼本地分沿边都巡检的名目，并位于将官、副使臣之下；仍请明白下达指挥，命令他们长期任职，不受资考限制。一，请求立法规定：蕃官即使已经改授汉官，遇到从前曾经统辖自己的将官、副使臣、城寨官员时，不论官职高低，仍旧位于原统辖官之下。一，请求立法规定：蕃官中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只限本人终身如此；他的弟弟、侄子、子孙，即使因推荐奏请而得官，也只能充任原来管辖本族的蕃官，一律依照蕃官条例施行。一，请求立法规定：蕃官中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家，其婚姻和置买产业，都依照蕃部旧有条例施行。以上伏请朝廷再次详细斟酌，如果认为臣的意见可取，就请以臣这次奏章为基础润色后立法，迅速赐令施行；仍请求不要因臣的奏议而治罪并下达施行。【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以龙图阁学士出任延州知州】马政。上奏太宗，论说自古以来马都生长在中国。李觉。臣听说，冀北、燕、代，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也是胡戎所倚仗的力量。因此要制服敌人，实际以骑兵为当务之急。议论者认为，想使国家马匹增多，就应当防备戎敌并以利益招徕，使他们经过多重翻译前来。然而买马的费用逐年增加，马厩牧场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大概是失去了使马繁殖生息的道理。戎人放牧迁徙，追逐水草，任公马与母马交配，使马驹游牧，顺应其自然规律，所以逐渐繁殖增多。等到买来的马抵达中国，就把它们拴住束缚，喂以枯草，拆散公母，限制其天性；马匹瘦弱衰败，因而减少损耗，也是理所当然的。又因为中国的马不同，它们已经习惯于吃枯干的草料、住在华美的马厩中，并且一向如此，所以繁殖较多，每天也没有耗损。古代采用赋税办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一辆兵车、十二头牛。天子畿内方圆千里，共有一百万井；除去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万井不缴赋税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这就是赋税中马匹的数目。大诸侯出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所以称为千乘之国；卿大夫出马四百匹、兵车一百辆，所以称为百乘之家。

译这样看来，天下广大，诸侯众多，作为赋税征收的戎马就很多。因此从唐尧直到晋朝，都处在黄河以北，而北方虏族不能成为祸患，是由于马匹多。后世戎马全靠官府供给，所以匈奴多年成为祸患，是由于马匹少。因此晁错劝说文帝重视农业，让百姓拥有一辆车和一匹马的，免除三人的兵役赋税，也就是免除三名甲卒的赋役。到汉武帝时期七十年间，平民百姓的街巷中有马成百上千、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还要被排斥，不得与公马混杂聚集。这说明那时马都生长在中国，没有听说要向戎人买马。如今军队中骑乘母马的很多，而繁殖的数量却特别少，为什么呢？都说官府供给的草料费用不足，而且母马生产多了就会羸弱，马驹能够吃料就会侵耗它的草粟；母马更加瘦弱，而养马的士卒养马有罪、没有利益，所以马驹生下来就让它饮灰而死。后来官府知道了这种弊病，于是议论到养驹的士卒，酌量发给赏钱；但所赏很少，仍然沿袭过去的弊病。臣现在仔细估量，国家所买马匹中价格低的，每匹也不下二十千钱，往来资给、赏赐还在此数之外。这是重价从外夷购买，却轻易在中国弃置，实在不是合理的办法。国家即使暂时无暇另行挑选母马分给牧场，也应当先把买马价格减去一半，用来赏赐负责养驹的将士，增加为每月给付，等到以后交纳马匹时再停止。这样钱财不流出国境，而马匹又能繁殖增多。大体上两万匹母马生下马驹，收取其中一半，也可以每年得到一万匹。何况母马又会继续生驹，十多年间，马匹一定会增加一倍。过去猗顿是个贫穷的士人，陶朱公教他饲养五头母牲畜；他于是到了西河，在猗氏南面大量饲养牛羊，十年间繁殖的数量无法计算。何况用天下的马来繁殖生息呢？【端拱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国子博士】上奏仁宗论马政：马政能否修治，在于人为，不在于土地。余靖。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一向在河东、陕西以及沿边各处估价购买蕃马。近来自从西贼不肯臣服以来，买马数量减少，不足以供国家使用。这是因为中国长期败坏了马政，不能让马繁殖，终于专门依仗戎狄的马匹，造成了这个弊病。臣谨按考《诗经》《尚书》以来中国养马繁殖的旧事，才知道马并非只产于戎狄。秦人的先祖名叫非子，居住在犬丘，喜爱马及其他牲畜，善于饲养繁殖。周孝王召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马政，马匹大为繁殖。犬丘就是今天的兴平，汧、渭就是今天秦州、陇州的界内。周官所说校人的职掌，春季掌握马驹以养护血气，夏季治理牧地以防止马匹伤蹄相咬。卫文公居住在黄河岸边，用以建立他的国家，诗人歌颂他说“母马三千”；不说公马而说母马，是因为母马是繁殖的根本。卫国就是今天的卫州。诗人又歌颂鲁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事业，也说“坰野中有公马”；鲁国如今属兖州。《左氏传》说冀州北部土地是马匹生长之地，就是今天镇州、定州以及并州、代州一带。月令说季春之月，应当让累牛和腾马交配，把母马放到牧地中与公马相游；仲夏之月，母马与群体分开，就拴住腾马，这也是秦人的马政。汉代太原有家马厩，一个马厩有一万匹；楼烦、胡地北部也出产名马，就是今天并州、岚州、石州、隰州一带。汉武帝出兵攻打匈奴时，官马和私马共有十四万匹，是汉代马匹最多的时候。唐代以沙苑监最适宜养马，就是今天的同州。又考察唐朝从贞观到麟德年间，中国有马四十万匹。开元年间设置七坊四十八监，其中一半在秦、陇、绥、银一带；由此可知，自古以来牧马之政能否修治，在于人为，不在于土地。臣切实看到，如今同州以及太原以东的相、卫、邢、洺等州都有马监，其余州军的牧地有七百多处。伏请特降敕旨，在群牧使、副使、都监、判官等人中差派一员，前往旧有监牧之地，考察水草丰茂的地方，挑选适宜繁殖、能够牧养的马匹，专门派人把马放牧到远处；一律依照《周官》《月令》的办法，务必使其繁殖兴旺，另立赏罚制度，以明确奖励和惩罚，希望几年以后马畜能够繁盛。【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收回牧地，取消民间买马禁令。宋祁。臣前些年任群牧使时，曾经筹划：想在各监购买母马，与现有马匹合计达到五七万匹，一年大约可以得到五万匹马驹；不到五年可以得到二十五万匹，其中损失死亡十分之二，还能得到二十万匹。在这二十万匹中选出能够负重、适合防守的马十分之五，就得到十万匹战马。这样认为中国有了这些马，就可以同夷狄奔驰争逐，使他们听到声势便畏惧威势，不敢产生窥伺边境的念头。当时西部战事已经平定，朝廷贪图安逸便利，忽略了这件事；主管官员指责此事，臣上奏说他们认为这计划迂阔，只说放牧之地侵占损害民间肥沃田地，有损无益，于是渐渐废弃。况且马是军队的根本，仓促之间寻求马匹不可能得到；如果无事时逐年逐月繁殖饲养，临战时就不会缺乏。臣想请选拔朝廷内外名臣，商议群牧养马之法，收回原来放牧的土地，多设置马厩，考察新旧条例，选择其中便利可行的。若准许臣的请求，暂且制定新制；同时取消河东、陕西的买马禁令，允许民间与蕃部自行交易买卖，也允许天下百姓养马，敕令州县不得把养马列入资产限制。至于牧马，臣姑且以十年为期限；如果每年繁殖得到二十万匹，而天下百姓所养的马也越来越多，即使西北两边敢于制造战乱，我军马匹充足、战马强健，同他们交战，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贴黄：如今天下的马军，大体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有马，只有两个人有马；而他们所练习的技艺与步兵不同，遇到缓急不能调来充当步兵使用。如今军人没有马，是国家虚耗钱粮养着这些兵，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又贴黄：臣过去知道牧马数量不多，从中选取战马后，数量又更加减少。这件事是用兵最为紧要的事务，伏请朝廷深切加以重视。【嘉祐五年上奏，当时再次任群牧使】上奏神宗论说马监不可废。文彦博。

译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军事事务之中，马政最为重要。设置牧场养马，历史由来已久。《禹贡》说：“莱夷之地用来放牧。”《周官》说：“牧田任用远郊的土地。”周宣王是中兴之主，有《考牧》诗；鲁僖公遵循伯禽的法度，有《在坰》诗歌颂。这大概是因为每天日中时放出马匹，使其顺遂天性、适宜繁殖。汉唐盛世，苑监实际很多。祖宗以来，修治兴办得尤其充分，七八十年间，搜求、补充、取用马匹，源源不断。熙宁元年，陛下特意下诏，创置南北监牧，设置官员、振作职务，制度更加严格。如果有不足之处，自然应当增修。然而近来议论者多未深入考察始末，详细研究利害，便想把牧地分给农民，收取租税；把国家的马分给编户百姓，责令他们繁殖。却不知道分给的土地肥沃或贫瘠，是否都能耕种？所收租税，无论丰收、歉收是否都能获得？又不知道每户分配一匹马，把它拴住束缚，是否都能繁殖？既然不能繁殖，往后又如何接续？有人说监牧中的马大多瘦弱，既然力量不齐，就难以胜任披挂装备。况且马匹既然繁多，必然有劣马和良马，只要按材质使用，所得并不少。张万岁主管牧马时，马匹最为繁盛，以至于马价只值一匹缣帛。若按这个价格计算，难道都是良马吗？又有人说由于监牧所费，几乎无法计算，按年月计算下来，有损无益。臣曾经说过，估计河北监户每年从牧地收入的租税，可以充作官吏、士兵的费用，所不足的也没有多少。只有河南各监收入还少，逐渐增加土地收益，也可以自给。这样一来，依赖度支供给的不多，收取的马课也不少。大体上两万匹母马，每年生育六课，得到一万二千匹马驹；三年之中，即使损失一半，仍能得到六千匹。劣马、良马相杂，每匹值十五千钱，那么每年可得九万贯。这只是按小数计算，所得已经不少。如今如果听取一时浮浅的议论，废止它非常容易；将来却想恢复祖宗制度，就非常困难。坊、监、马厩、仓库、棚庑、水井、官舍、营房，经过七八十年经营才建成。若废止以后荡然一空，再想恢复，功力和费用就更大。比如从前废止茶法，后来议论想恢复旧制，但园户凋残，场务破坏，议论的人虽然很多，最终也不能恢复。假如一定要采纳废止的意见，就请委托熟悉典故、素来了解马政的臣僚，广泛研究利害而审慎处理；有百利才改变，这样才不会后悔。臣统领国家马政至今已经八年，虽然还没有达到繁殖兴旺的程度，但对其中的利弊颇有研究。伏望圣上慈悲裁察，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贴黄：东平监在天禧年间曾经废止，不久又恢复设置，徒然耗费劳力和费用。大概东平监土地肥美而且广大，名义上是两个监；遇到水旱灾害时，便把牧马寄放在东平，棚庑非常宽敞，冠绝各监。如今听说有人首先议论废除东平监，东平一废，大名的两个监恐怕也难以保存。请求慎重对待事情的开端。另外近来看到蔡天申奏请减少河南牧地、召人租佃，也只是请河南牧使考察宽余多出的田地，召人租佃，收取租课以自给，免得由度支供给。贴黄：如果一定把田地分给百姓，使他们交出租税，主持其事、进言的人务求成就功绩，先用赏罚驱使他们，不问土地肥瘠、百姓是否愿意，一概让他们占有租佃并交租，眼下就可以得到酬奖。不出几年，租佃的户民有的退租，有的逃亡，有的以灾伤为名，年年拖欠搁置。嘉祐年间并代路分散出租牧地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验证。如今负责均分租地的官员，必须任满三年并且租课收入达到定额，才可以施行奖赏，这样奖赏就不会滥用。贴黄：近来议论政事的人，大多一心务求变更，各有自己的趋向，不考虑后来的祸害。后来即使出现祸害，有的掩饰过错、粉饰欺骗，有的依靠权势营救，责任也不会追究。伏请圣上明察。【熙宁五年上奏。当时文彦博任枢密使，文彦博的意见没有被采用，到元丰年间其弊病才显现。神宗低头叹息说：“我在这件事上对文彦博有愧了。”文彦博前些年争取保全国家马政没有成功，于是上奏说：“陛下十年以后一定会想起我的话。”王珪奏说：“废去祖宗的马监，是王安石坚决请求施行的，本来并不是陛下的意思。”神宗又叹息说：“王安石误了我，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上奏徽宗论说西蕃买马。陈次升。臣私下认为，戎狄形势合一就强，分裂就弱；强大就难以驾驭，弱小就容易控制。神宗皇帝在熙宁、元丰年间，以夏人为中国的祸患，于是优厚安抚青唐一族，允许其世袭封爵，使他们伺机从内部侵蚀夏国的根本；又每年购买良马来强兵，深得防御戎狄的要道。后来青唐衰弱，土地被强臣的儿子继承；国人不归附，他放弃职位出家为僧，行迹不得自安，困穷之下前来归顺我国，不过是一个逃亡的男子罢了。边臣张大声势招纳他，以致种朴遭受败仗，给国家带来羞辱。所得的亡虏，沿途迎送十分殷勤，朝廷恩赐十分优厚，费用无法计算，成为夷狄的笑柄。过去的过失已经无法挽救，但未来的祸患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兵家制胜，没有比马更重要的。步兵即使很多，十人也抵不上一个骑兵。因此自古评论军事，必定把马放在首位。如今西戎已经反叛，马匹不能再买到，国家每年损失二万多匹，几年以后，马匹必然极度缺乏。万一夏人与青唐解除仇怨，联合合纵入侵，合力冲击，我们将怎么来得及应对？臣听说如今的边将，正是前日招纳的人，多方庇护遮掩，希望免受谴责，边患并没有据实上报。伏请圣上裁示，命本路帅臣、将官各自据实详细说明利害，结罪作保、证明属实，奏报朝廷详细斟酌施行。或者命令多方开导晓谕，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依旧前来朝贡，待遇如初；这样可以增强军队力量，使威名声势远播，夏人不敢窥伺边境，也是国家的福分。【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宋代赵汝愚编。方域门。宫禁。上奏仁宗论说皇城门禁。马遵。臣听说，古代对于常法，即使过错很大也可以宽宥；但臣子对于君父，则在道义上有不能容忍之处。因此，舟船、饮食之类有不合规制的，都不能称作“误失”；所以《春秋》对许世子止没有亲自尝药一事，加上大恶的名目。唐代长孙无忌入宫不解下佩刀，校尉因此被诛杀；议论其死刑时所责备的很重，考虑得很深，是为了堵塞怠慢疏忽的缝隙、消除祸患的萌芽，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我曾听说太祖朝内酒坊发生火灾，监官、守卒全都处以极刑，哪里只是为了严峻法令，实在是想防患于未然。臣私下看到，朝廷法令一向完备，皇城门禁尤其严谨；但携带刀刃混入禁中，近年来屡有发生，虽然通常都予以处置，却始终不能使人戒惧。如今麦昭吉带着被褥入宫值宿，其中藏有剑器，经过各道宫门直达便殿，竟没有任何检查，丝毫没有察觉。如果奸盗把兵器藏在其中而这样做，又怎么会暴露呢？公然蔑视宪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麦昭吉虽然已经结案，诸门监官、守卒却还没有听说受到处置。伏请陛下明察详细考究事理，特意超出常法颁发圣旨，再重重施行惩处，以严明防禁，或许可以消除将来的祸患。【至和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论说内东门使臣把女子藏在车中带入禁庭。马遵。臣听说，内东门使臣把女子藏在车子里，偷偷带入禁庭；事情已经明显败露，却没有听说施行惩处。臣私下考虑，东门紧邻御所，是最为关键、必须严密防备的地方；出入登记一向有法令规定，又由皇帝亲近的使臣负责掌管，务必要谨慎严密。如今竟敢公然自行犯法，擅自带入外人；如果放置不问，就会开启制造事端、容纳奸邪的先例，祸患必然从今天开始。伏请圣上裁示，命有关部门彻底查办，重重依朝廷典法处理，以此警戒激励后来的人，断绝将来的祸患。【至和元年上奏】同前文【这是第二篇奏状】。马遵。臣近来曾上奏弹劾，内东使臣竟带着女子擅自闯入禁宫，至今已经数日，还没有听说如何处分。臣私下考虑，宫门出入的条令明白具在，防禁极其严峻，尚且担心不能整肃；如今掌管禁宫的人竟公然犯法，法律不容许的事情应当从身边近臣开始禁止，这也是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度。陛下圣明，必不会偏私小臣，而使天下法度屈服。只怕有关部门还没有禀承圣上的防禁，致使朝野议论日益喧嚣，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伏请陛下明降圣旨，早日赐予施行【至和元年上】吕诲上奏仁宗，论述公主不按时入宫 臣听说近日兖国公主深夜出入宫禁，宫内宫外都十分惊骇，不知道其中缘由。臣私下认为，宫门钥匙管理严密，按时开闭，本来就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何况公主起居、入宫朝见省问，既然不是规定的时间，守门的官吏却竟敢开门放行；这种事情如果不禁止，以后就会成为常例。万一有盗贼突然发动，拿什么来防备抵御？这实在不能不深思。公主府中负责供应差遣的使臣，以及皇城司所属经办门户、掌管事务的人，伏请朝廷下令审问，严加责罚贬降，以整肃禁卫之事【嘉祐五年九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臣谨按《周礼》：阍人掌管宫门禁令，按时开门闭门；寺人掌管女宫的法令，纠察她们的出入，用来严密周全地守卫宫禁，杜绝非常之事。因此汉光武帝夜间出猎回来，东上门候郅恽拒绝开关放行；光武帝只得从中东门进入，第二天奖赏郅恽，却贬黜中东门候。魏武帝的儿子临淄侯曹植打开司马门，白天出行，魏武帝大怒，公车令因此获罪处死。既然如此，如今公主夜间回来，守门人还没有辨明真假，就立即开门放行，使她一直进入禁宫，完全没有一点讥察防范。凡是她经过的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一并送交开封府审问弹劾【嘉祐五年三月上，当时任左正言，不久诏令公主府都监、入内供奉官梁全一等九人，以及远小处监当内梁怀吉，发配西京洒扫班】司马光上奏仁宗，论述夜间开启宫门 臣私下听说，本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去世。这天宫中送葬出城，宫门和城门一直到深夜才关闭，舆情十分惊骇，都认为不合适。陛下虽然慈爱深厚，但宫门城门的禁令不能不严。若按式律来说，夜间开启宫殿门和城门，都必须有墨敕、鱼符。接受敕令的人要详细登记所开启的门以及出入人员名册，送交中书门下。监门卫大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要到阁门复核奏报，得到御批准许后，才请取合符和门钥。监门官司先严整门仗，所开的门内外都列队，点燃火炬核验符契是否相合，然后才能开门。符契虽相合而不核验便开门，或者符契不合仍然开门，以及没有奉敕而擅自开闭门的；如果让人出入，或多带人员出入，按刑名轻者处徒刑、流刑，重者处绞刑。如今因为乳儿出殡，宫内从禁掖，宫外直到郊野，各道门户全都敞开，如同白天一样，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出入的人也不再受到盘问。如果万一有一个奸险不法之人混杂其中，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伏望陛下深思国家安危，防微杜渐；从今以后，宫殿门、城门都必须按时开闭，不是紧急重大事情，不要再在夜间开启。如果万不得已必须在夜间开门，就请陛下亲自降下手敕，加盖御宝。接受敕令的人仍要登记出入人员名册，交给当值宿卫官员共同验看敕文是否真实，然后复奏；等再次得到御批，才请取门钥，由监门官亲自监督开门，依照名册查验人数，放行出入，随即下钥并把门钥交回。宿卫、监门官司如果没有见到手敕和御批就敢擅自开门，依照“不奉敕而擅自开门”的律文施行。即使有手敕、御批，却不加以验看，或者不亲自监督开门、查验人数，也依照“符契虽合而不核验便开门”的律文施行。这样或许可以维护万乘之尊严，在奸邪尚未萌发时就将其消除【嘉祐六年闰八月上，当时任同知谏院】任伯雨上奏徽宗，请求严明宫禁法令

译臣听到传闻，内苑的工匠盗窃了所结的珍珠，事情败露后却有敕令，不得再追究。监官、医官院的人手持刀刃行盗，捕获后也有敕令，不再追查他们是经由哪道门户出入。朝廷内外听到这件事的，无不拍着大腿叹息，跺脚寒心，都说陛下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小事。臣切实认为，设置监官，本来就是为了监临、主管；设置司门官，本来就是为了盘查出入。如今珍珠这类极其贵重的物品，损失达到数万之多；一个平民带着刀刃进入数重宫门，竟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些都绝不是小事，不能只因循姑息。如今一概赦免以后，将来还会有犯禁的人。陛下不赦免他们，就会出现罪名相同而处罚不同，人人都会怨恨；陛下如果又赦免他们，就会使件件事情都废弃法令，纲纪于是败坏。即使有监官、守门官，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宫禁门户，法令最为严密。《周官》说小宰掌治宫禁之法，只有大刑列入律令，可见宫禁之法最为严厉。这是因为圣人立法的本意，在于防备细微之处，谨慎预防意外，以严密护卫皇帝一人。如今陛下过于慈爱，不能忍心惩处，几乎流于姑息，废弃万世形成的法典，抛弃祖宗制定的大法。纲纪不能建立，左右近臣倚仗恩宠，日积月累地废弛法纪；一旦突然发生意外，谁还知道自己应当守什么职分呢？陛下难道不应当为了宗庙社稷而自我珍重吗？臣伏愿陛下撤销先前降下的敕令，命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审理治罪相关人员。这样最可贵的是人人都尽心办事，各自都知道自己的职守，不至于松懈玩忽而酿成祸乱；这就是宗庙的吉祥、社稷的福分【建中靖国元年上，任命为左正言】都城 范仲淹上奏仁宗，论述修建北京 臣直言孤立，长期承蒙圣上知遇，正当陛下为国事忧劳之时，难道可以因循沉默、独善自守吗？即使因进言而获罪，也是在尽臣子的心意。臣在景祐三年五月初，曾在开封府进呈札子，说西洛是帝王的居所，却完全没有储备，请陛下以将要举行朝陵为名，东道有余粮就运往西边，西道有余粮就运往东边，几年之间或许可以有所储备。天下太平时，就居住在东京，因为这里是舟车汇集之地，便于应付天下的急难；有急难时，就守住西洛山河险固的居所，以保全中原。当时臣说西洛可以营建，是为了防备急难。如今北方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再营建洛阳已经晚了。臣现在另有一些愚见，请逐一陈述。臣听说修建北京，是为了抵御强敌；依臣推测，这可以张扬虚声，却不能作为可靠的依靠。为什么呢？河朔地势平坦，距离边境千里，胡人的战马强健，日夜兼程，不到十几天就可以抵达澶渊。陛下的车驾一旦出动，千乘万骑，不是几天之内能够办妥的。仓促之间胡马已经逼近，想要进入北京，来得及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又因为太平日子已经很久，百姓不知道作战，听说大批寇敌到来，众人都会忧虑恐惧。陛下带着一支忧惧的军队进入险地，倘若发生惊乱溃散，掌握爪牙武力的大臣中，谁能控制得住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北京四面全是平地，完全没有险要阻塞之处。假如车驾平安到达那里，而胡人从旁边经过，直奔河南，在澶渊四面趁河水结冰渡过，京师又没有防备，将拿什么来支撑局面？宗庙社稷、宫禁府库、皇族亲戚及外戚等人的家属、百官显贵之家、六军和万民的亲属全都在京师，既没有可以依靠的坚固城池，也没有可以抵御敌人的坚甲利兵。陛下身在河朔，心中挂念京师，难道能没有回头顾念的巨大忧虑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假使黄河没有结冰，敌人不能渡河，却直接围困守住澶渊，声称要进攻宫阙，要求割地议和。在这种时候，京师没有防备，胡人的尘土逼近眼前，陛下能坚守不动而拒绝他们的要求吗？唐明皇时，安禄山作乱，旧将哥舒翰率四十万军队驻守潼关，请求不要出战，暂且困住贼军；杨国忠却催促他进兵讨伐，结果一战大败，于是长安陷落。如今京师没有防备，敌人或者南下侵扰，朝廷必定催促河朔诸将出兵截击；万一不能取胜，就会有天宝年间的祸患，朝廷将到哪里去呢？从前隋炀帝巡游淮甸，远离关中，唐高祖据有关中，隋朝于是倾覆。唐明皇出奔西蜀，如果不是唐肃宗在朔方即位，天下就不会再属于唐朝了。唐德宗想要前往益郡，李晟多次上奏，请求暂且前往山南，以维系人心；由此可知，朝廷是天下万国的根本。如今陕西、河北聚集着天下最重要的军队，如果京师动摇而远离这些重兵，那么奸雄就会奋发而起，祸患四处发生。臣听说上天有九重门户，帝王居处有九重宫阙，所以王公效法上天设置险要，用来安定天下。《易经》说：“天险不可登，地险在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自己的国家。”这正适合今天的情势。臣请求陛下迅速修筑东京的高城深池，京师军民百万，足以成为九重宫阙的防备。车驾不出京师，圣人就能坐镇四海，不必劳苦出动；车驾如果出行，大臣留守九重宫阙，也没有回头顾虑的忧患。敌人或许会谋划说：“边城坚固，不能仓促攻下；京师平坦，却可以深入侵犯。”如果我们修固京师，使敌人不能侵犯，就能破坏并挫败他们南下的谋划。敌人入侵较浅，边塞堡垒已经坚固；敌人入侵较深，都城已经牢固。他们要求割地，我们可以不答应；他们要求决战，我们可以不出战。他们进不能造成祸患，退又不能安心返回，然后趁机扰乱他们，敌人返回时就追击他们。即使他们有所抄掠，也可以拦截夺回。敌人衰弱而我方振作，未必不能取得大胜，这难道不是陛下保全社稷、安定四海的完整谋略吗？有人说：“京师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修筑高城深池，恐怕有损它的体制。”臣听说后唐末年，契丹以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帝于是灭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进犯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帝于是逃亡。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能说修城会损害体制呢？臣只忧虑国家的祸患，顾不上考虑所谓损害体制。如果认为修筑城墙、城壕有损体制，难道不还是胜过播迁逃亡的祸患吗？朝廷大臣和百官一定都明白这件事，只是害怕议论者说这样会损害体制，所以不敢进言。臣任职西部边疆，本来不应当请求召见而谈论这件事，实在是有罪之人。然而臣子的心，难道敢忘记君主和双亲的忧患吗？何况臣向来愚笨拙劣，只知道报效国家，不知道会因此受到诽谤。从前奉春君只是一个背货贩卖的人，却劝汉高祖定都关中，张良还赞同他。第二天汉高祖就命驾出发，臣忝列近臣，便贸然提出建议，比起奉春君的僭越，实在没有过分多少。至于西洛，是帝王的居所，太祖营建修治它，是有意留给子孙后代的；那里表里有山河之险，又能与东京相互接应，地势连接着关陕的形胜。

译此外，河阳据有大河的险要，处在河东的防守要地，是西洛的北门。长安又是自古以来兴王建国的都城，是天下的胜地。若朝廷都能对此留意，长期委任有才干谋略的重臣负责，天下就大为幸甚了【庆历二年八月上，当时任陕西四路安抚沿边招讨使】余靖上奏仁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臣私下听说，大臣提出的建议中，有修筑京城、设置府兵两件事。臣认为，朝廷的谋议是天下所瞩目仰望的，帝王的言行是万世效法的准则，国家安危都系于此，举措不是小事；事情的细微变化不能不谨慎，而人们对于开始谋划的事情往往难以共同考虑，这是常情。臣愿陛下深思远虑，以安定百姓为根本。臣请求详细陈述这两件事，希望陛下选择其可行与不可行之处。臣听说西贼僭越称号之初，宋庠请求修筑函谷关；当时关中震动，人们认为朝廷放弃关西而自行防守。如今无缘无故修筑京城，便是舍弃天下的大局，而采取闭城自守的计划，四方听到后，难道不会动摇吗？强弱形势，正在于此。没有敌情却修城，是《春秋》所讥刺的；守卫国家应当依靠四夷，不应采取这样的做法。前几年因为边境警报，河北各路挑选防守乡兵的利益还没有形成，反而先造成了它的祸害。况且如今北胡所收的财物已经很厚，西戎的和好也已经谈成；虽然知道盟誓不能立即长久保持，但劳苦的百姓都希望安定，而在京畿之下却先自行扰乱他们，根本不得安宁，四方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前魏侯依仗险要，吴起认为这是失言；周宣王清查民数，仲山甫谈论其败坏政事的害处。这两件事，都是古今所重视、安危由此产生的事情。请求陛下放弃这两项主张，另行商议长远谋划的办法【庆历四年五月上，当时任知谏院】刘安世上奏哲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臣伏见近来下达的朝廷敕令，在京东、河北调派崇胜、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又招募补充广固四指挥，每指挥都使人数达到八百人的额数，限定五年修筑京城；又准许支用朝廷封桩钱，并雇用人夫二千人，命令分四季开挖城壕。臣虽然极其愚笨，考虑不够长远，但详细观察事情的道理，实在有很多不妥之处，冒昧进献盲目之言，以烦扰圣听，惟愿陛下留心审阅。臣伏见陛下开始听政时，广泛发布仁德的诏令，把修城的兵士和夫役全部遣散，道路上歌颂欢呼，赞叹仰望圣上的恩泽；到现在四年了，未曾有战鼓警报。如今百姓刚刚得到休息，四夷顺服，外面没有战事，却突然兴起大规模劳役，众人都认为没有名义。又在京东、河北再次征发厢兵，人心惊疑，不能不加以考虑。何况修城、开壕的工程，人数和费用以几百万计，花费本来就不可估量；正值二圣崇尚宽厚，前些日子已经减去财利来源收入的一大半，封桩钱物尤其应当爱惜，却要耗尽有限的财物，去办理并不紧急的劳役，这不是得当的谋划。还有，臣访察听说，近日朝市之间常常激烈议论，说朝廷将要恢复茶法，以此收取茶利；即使朝廷大臣也不能知道这件事究竟有没有，但百姓的这种说法又是因何而起呢？臣担心这件事传到四方，都会认为陛下此前停止的事情渐渐又要恢复办理，从而动摇人心，造成的损害不小。伏望圣慈深加审察，特意停止修城的劳役；这不只是为了国家节省费用、便利百姓，也可以堵住小人妄自猜测陛下施惠不能始终如一的议论。唯愿陛下独自作出圣明裁决，早日下达指挥【元祐四年四月上，当时任左司谏】范祖禹上奏哲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臣伏闻开挖修筑京城城壕的那天，役使三四千人。虽然是和雇夫力，没有征发百姓，但这些钱财终究都是出自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怎么可以不计算、爱惜，而白白浪费呢？臣听说所开濠沟深一丈五尺、宽二百五十一步，比汴河宽三倍，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这样的城池。新城是周世宗修筑的，太祖沿用它，并在此建都；一百二十年来没有可以依靠的山川险要，所依靠的在于修养德行、任用贤能、取得民心。这三件事，是历代圣主留给后代子孙的根本。神宗时，宋用臣提举修筑京城，大兴土木，版筑超过实际需要。小人的心思，只想广泛役使民力，多多耗费国家财物：上可以侥幸求取爵位赏赐，次可以暗中盗取官府物资，所以劳役没有不大肆耗费、没有不无限扩大的。这是奸臣所获利的事情，本来不是先帝的本意。陛下刚开始听政时，遣散修城的夫役，百姓都欢呼鼓舞。如今想要完成以前的工程，只把它修完就可以了，何必广泛兴作无益之事，反而损害有益之事呢？又京城外门中，正门就是方城，偏门就是瓮城；外门全都用纯铁包裹，这是祖宗时期没有的制度。瓮城本来是边城的制度，不是用来施行于京师的。如今东西南三面的偏门也要修成瓮城，臣不知道大臣根据什么见解提出这种谋划。若一定认为这样可以威慑北狄，那么假如北狄果真背弃盟约向南进攻，大臣难道要坐守此处来承受敌人吗？春秋时期，囊瓦任令尹，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戌说：“子常一定会使郢都灭亡；如果不能守卫城池，修城又有什么益处？”古代说，天子以四夷为守卫；天子势力衰弱，就以诸侯为守卫；诸侯势力衰弱，就以四邻为守卫；四邻势力衰弱，就以四境为守卫。巩固四境，结交四方援助，使百姓安居田野，农、商、工三业成功，百姓没有内部忧患，外敌入侵也没有恐惧，国家还要用城池做什么？如今百姓正感到恐惧，却只在郢都修城，守卫的范围已经很小了；连更低一层的防守都不能做到，怎么能不灭亡呢？从前梁伯挖沟围绕自己的宫室，百姓却溃散；百姓抛弃他们的君上，不灭亡还等什么？如今大臣不修养德政，却急于修筑城池，这正是囊瓦修筑郢都的计策。唐神龙年间，张仁愿任朔方总管，修筑三座受降城，不设置瓮门、曲敌、战格等防御设施。有人说：“边城没有防守设施，难道可以吗？”张仁愿说：“用兵贵在进攻夺取，轻视退守；敌人到来时，应当合力出击拒敌，谁敢回头看城就斩首。为什么要设置防守设施，使士兵退缩而丧失斗志呢？” 后来常元楷接替张仁愿任总管，才开始修筑瓮门，议论者更加推重张仁愿而轻视常元楷。如今在京城修筑抵御箭石的防备，反而不如张仁愿守边城。自从修城、疏浚城池以来，议论者都认为这是没有战争却修城、没有敌寇却挖沟；沈尹戌关于郢都宫城的话，不能不引以为警戒。北门的瓮城已经修成，改动它又要重复劳作。臣请求下达指挥，东西南三面的偏门只修成方城。濠沟的宽度可以削减三分之二，使王城的体制稍微合乎正道，以爱惜民力，节省国家用度【元祐四年五月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梁焘上奏哲宗，请求停止修筑京城

译臣私下认为，都城修筑工程，工期和工程量极其浩大，开挖扩展护城河和城壕，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工程规模几乎像要准备承受敌人进攻，边防因此动摇，人心也全都被调发；封桩官钱被侵蚀耗费，国力受到损害；拆毁房屋，使活着的人不得安居；挖掘坟墓，使死者不得安息；弃土堆积如山，旁边没有空地，渐渐掩没园林，进而堵塞道路。靠近城墙的居民深受劳苦，又冒着严寒酷暑，怨声上达幽明；损伤德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进言的人接连不断，指摘得明明白白，每天都听到请求减免停止，却始终没有得到省察。国家困敝之时，这件事暴露在众目之下；愁苦怨恨的声音传遍四海。既然朝廷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害怕改正而不改呢？况且使不同意见彼此纠结，时间久了就难以调和；任凭百姓困苦的事情发展到极点，就会产生变乱；众人的疑虑不能解除，其中确有值得忧虑之处。如今如果只是减少工料，另定完成的年月，仍然免不了长久劳苦，最终还是没有益处。臣愚昧地请求圣上慈悲，特意下达指挥，遣散现在雇用的人夫，只留下广固军的工役；濠壕已经听说的地方，让他们完成尚未完工的部分；城墙中根基尚不坚固的地方，让他们逐步修筑。这样可以消除多余费用的祸患，去除妄自兴作的扰民，使民情安乐、和气流行；人力宽裕闲暇，工程反而可以事半功倍。在京城之下首先呈现安静局面，实在是今天圣明政治所应当做的事。伏望陛下深切留意此事。贴黄：城墙周围已经高峻，三面自然应当修治完整；濠池已经很宽，两角不必贯通开凿。况且所规定的丈尺很大，费用艰难，尚未看见一项好处，却已经集中产生许多祸害；即使想要修成，形势上也不可能。若勉强追求完工，最终恐怕会酿成事变。伏望圣慈明断而不要迟疑，停止这项烦扰的劳役。此事施行以后，请赐予采纳，应该能够知道远近人情，使上下安乐。臣听说先帝朝，知开封府王安礼因为修城挖掘民间坟墓很多，众人忧愁怨恨，因此进言；先帝感到悲悯，当天便下令裁减停止，人人得到安宁，恩惠遍及幽明。由此可见先帝圣意爱民深切，只是臣下受到蒙蔽而不进言，所以有些事情不知道；一旦知道，先帝从未不曲加忧念，急忙设法处置。假如先帝听到今天的事情，一定会立即作出处分。希望陛下采纳忠言，怜悯体恤百姓的灾害，停止修筑城壕，以安慰都城百姓；这就是能够承继先帝的心意，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伏望圣慈早日下达指挥。广固指挥本来就有三千多人，每年又有调来的厢军一千人，这样每天役使四千多人，已经不少了；还可以责成办理工料、逐步修治旧有工程的使臣十人，分头管理办理【元祐四年七月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 方域门 河议 刘敞上奏仁宗，论述修治商胡口 臣听说天有时令，地有形势，民有力量。圣明的君王建立功业、谋划事情，如果不与天争时，不与地争势，不与百姓争力，那么功业就能成就，事情就能建立。如今朝廷因为黄河在商胡口决堤，议论必定要堵塞它，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此前久雨泛滥，山谷泄水，河流横溢，有的冲毁城郭，这是天时；澶州、魏州一带的河堤，像商胡口这样的很多，只有商胡口决堤而其他地方没有决堤，这是地势；淮水、汝水以西，关陕以东，数千里之间，遭受水灾忧患的百姓，灾情严重的被淹死，灾情不太严重的也流离逃亡，夫妻忧愁痛苦，无处申诉，大略计算有百万人，却没有听说朝廷采取措施赈济、使他们恢复生业。如今却议论堵塞河道，强迫疲惫病弱的人耗尽力量，趁着残破损耗之后夺取他们的财产；把难以承担的事情加重办理，把不能按期到达的人急忙定期惩罚；对上是与天争夺时机，对下是与地争夺形势，这就是臣所说的错误。臣听说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前代有时堵塞，有时不堵塞；堵塞它并不一定是仁政，不堵塞它也不等于不仁，这件事有时宜、有时不宜。以尧为君、舜为臣、禹为司空，经过十三年以后，才仅仅能够战胜水患。如今朝廷没有禹那样的人才，这是明摆着的，却想在几个月内堵住决口的河流，不权衡时机，不体察百姓，不是太过分了吗？议论者认为如果不堵河，冀州的水灾将会更加可悲。否则，河流还没有决口时，只要能使水不危害冀州就可以了；既然决口以后，县邑已经被淹没，百姓已经死亡或逃亡，府库已经毁坏，即使堵住河流也不能有所挽救。如今不如暂且顺着水势所要流向的地方加以疏导，使它顺利排泄；这样虽然同样不能挽救已经造成的损失，却可以使百姓得到安息，又有什么可疑虑而不这样做呢？《诗经》说：“百姓也已经劳苦不堪，差不多可以得到一点安宁；施惠于中原百姓，使四方安定。”中原本来就是四方的根本，惟愿陛下和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共同思虑【皇祐三年九月上，当时任直集贤院】马遵上奏仁宗，议论开挖疏浚汴河 臣私下听说，本朝旧制是每年兴工开挖疏浚汴河，所以水流能够在河道中通行，没有泛滥、淤塞、堵闭的祸患。祥符年间，巡防使臣韦继升上表请求停止修治，一年之内可以节省物力；又请求以后每隔三五年疏浚一次，只看到了眼前苟且简省的好处，却不能从长远考虑水患。因此近年以来，河底渐渐升高，河口和河道屡次改变；水小时，东南地区有漕运受阻的忧患；水大时，京师有堤防决坏的忧虑。年年如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安然不以为怪。祸患本来就隐藏在没有防备之处，往往在被人忽视时突然发生；暴涨的河水实在令人寒心。即使使横流的河水暂时缓解了大患，所摧残的百姓也不可计数，实在可怜。臣想请求朝廷下达指挥，从今以后每年农闲时节，都检查计算并开挖疏通，以达到加深、畅通为限。即使不能一下子完全恢复旧制，连续几年积累功效，也可以逐渐完成【嘉祐元年上，当时任右司谏】张方平上奏神宗，论述一并废止汴河 臣私下考虑，今天的京师古称陈留，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不像函谷关以西的关中是号称天府、具有百二之固，也不像洛阳处在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险阻可以依靠。唐末朱温受封于梁，于是建都于此。到了石晋割让幽蓟之地给契丹，京师便与强敌共同拥有平原的便利。因此五代时期各方争相奋起，戎狄扰乱中原，祸患是由于京畿没有藩篱限制，国家根本没有地方庇护。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家，规模制度都已筹划完备，却没有恢复周、汉旧都，而沿用了梁氏的都城。难道是喜欢这里才居住的吗？实在是形势有不得已之处：这里有利于漕运，可以供养军队，依靠重兵来建立国家。也就是说，今天的国势依靠军队而建立，以粮食作为命脉；粮食以漕运为根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建国初年疏浚三条河渠，贯通京城漕运。此后规定上供的年度数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输的大多是杂色粟豆，只供人口粮食和马料；惠民河所运输的只供大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而已。只有汴河所运输的纯是粳米，兼有小麦，这才是太仓储蓄的实际来源。如今依靠官府粮仓供食的，不只是三军，还有京师以亿万计的士人和百姓，其中大半要依靠军粮余粮才能吃饱。因此国家对于漕运之事极其紧急、极其重要。京，就是大的意思；师，就是众多的意思；大众聚集的地方，所以称为京师。有粮食，京师才能建立；汴河废弃，大众就不能聚集。汴河对于京城来说，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不能和小小的沟渠水利相提并论。近年已经停止广济河的漕运，而惠民河运输的粮食也不能进入太仓，大众的生计只依赖汴河。近年陈述汴河利害、提出议论的人已经很多，臣担心议论不止，反复改动数次，必定会使汴河日益失去旧有作用。国家的大计绝不是小事，惟愿陛下特别回转圣明的鉴察，深入省察，留心作长远考虑，以巩固国家根本【熙宁六年上，当时任知应天府】朱光庭上奏哲宗，论述回河 臣私下认为，君主负责论断，宰相经过选择任用，百官各自担负职守，天下就能治理，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如今朝廷内外没有别的大事，只有治理黄河是大工程。臣私下考虑，黄河究竟能不能治理，朝廷难以从远处估量，责任只在水官是否尽职。所需物料和所役兵夫，既然水官承担责任，朝廷自然应当供给。将来如果成功，就应当不吝重重赏赐；假如事情失败，也必须实行严厉责罚。这样，上面就有可以取信于人的原则，不会轻率举事；下面也不敢欺骗蒙蔽，而会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臣今天听到的却与此不同：朝廷只知道黄河治理应当耗尽财力来供应，而水官却不承担责任。侥幸成功，就自称是自己的力量，希望得到重赏；如果事情失败，就把过错推给朝廷，苟且逃避重责，这是最不可行的。臣伏见这次工程并非小工程，所征取的物料、所役使的兵夫，人数不少。如果水官自己不承担责任，朝廷凭什么取得信任而兴办这项大工程？伏请朝廷下令给修河司，责成水官，确实能够使黄河恢复故道；如果失败，就让他们承担罪责。这样或许能使他们亲自承担责任，按照实情办事，不至于使朝廷轻率举事；这件事关系重大。伏望圣慈早日下达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