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三。宋代赵汝愚编纂。边防门。交趾。杨绘上奏神宗论征讨交趾。臣听说交趾凶悍猖狂，辜负圣朝教化，朝廷正商议征讨。虽然陛下神明的谋略、睿智的决策，已经能够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但臣不自量愚昧，斗胆陈述浅陋意见，实在是出于一片爱戴君主的迫切心情。恳请陛下采纳臣的狂妄之言。臣听《军志》说：“善于进攻的人，攻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善于防守的人，防守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如今臣私下听说潭州、广州正在更换将帅、整修防备，而南闽的泉州、福州却没有听说在议论防守。虽然要越过广南才到达闽地，但也要担心交趾如果借助顺风泛海而来，或许会出其不意，因此也不应忽视防守敌人不进攻的地方。交趾蛮人在南方侵扰，他们出兵、任命将领以及选拔偏将裨将，都是西边、北边的官员，向来号称能干。臣仍然担心国家专心征讨南方，却忽略西边、北边的防备，一旦有敌人乘虚而入、掩袭不备，那么忧患就更大了，这也不是所谓防守敌人不进攻之处的道理。臣所说的西北防备，不是说要增加兵力、严加警戒、张扬声势，只是暗中留下勇猛强干、熟悉军事、善于谋划的将领，不要全部派往南方征讨，希望能够用来应付西北的缓急。臣私下见过治疗痈疽的医生，从来没有不先使用托里药的；这是因为治疗皮肤上的疾病，必须先巩固心腹内部的防御。这虽是医工的智慧，也不能说不懂得事情的先后。只希望陛下明察事情的先后，考虑皮肤和心腹所受的危害。臣又看见招讨副使李宪，年仅三十五六岁，官已经做到防御使，职任已经做到押班，何况听说他很有才能；如今依仗宗庙的威灵，接受陛下的圣明谋划，此次功业一定能够成功。臣希望陛下预先考虑他日成功之后的事情。成功以后，他所受的赏赐和爵位必定很高，年纪又还不大，权势也会更加显盛，恳请陛下将他安排得当而已。臣恭想陛下聪明圣察，对于古今安危的关键、历代兴亡的轨迹，以及宦官任用权力所导致的成败，不必臣一一详细陈述。臣谨按唐宪宗曾任命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使，当时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曾上奏切谏，这件事收录在他的文集中。臣不是不知道陛下的圣德神功远远超过唐宪宗，如今李宪又只是副使，也不同于吐突承璀。然而臣蒙受陛下圣恩，惭愧地处在白居易当年的职位上，而且翰林学士共有三人：邓绾进入试院，陈绎出任知府，本院值宿的只有臣一人；这样看来，臣的荣幸又超过了白居易。臣不愿使唐宪宗朝只有翰林学士白居易敢于论事，而陛下的圣德神功远远超过唐宪宗，却没有一个白居易这样的翰林学士，因此斗胆进献这点微薄意见。恳请陛下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过，并赐予深思远虑。【熙宁八年十二月，交趾因经略使沈起、刘彝连年生事，侵扰交趾，全国怨愤，于是发兵进犯邕州。】诏令任命赵卨充任安南道安抚招讨使，内侍李宪任副使。杨绘上奏这篇奏议时，任翰林学士。熙宁九年二月，任命郭逵为经略招讨使，改任赵卨为副使，罢免李宪。杨绘上奏神宗，论述蛮獠侵犯之事，请求诏令各道以宽待百姓为要务。富弼。臣退居草野，不参与政事。近来私下听说，蠢笨的蛮獠侵犯我国边境，给两广带来灾祸，五岭严加戒备；这虽然只是肢体上的忧患，想来也使陛下日夜忧劳。然而任命将领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出师也已有日期，上承陛下的谋算，必定能够成就武功。臣又私下听说，淮南连年尤其荒歉，百姓流亡，饿死者遍地，赈济难以周全；如今突然兴起数万人的队伍，间道经过各路前往，军队所到之处，粮草必须筹办，监司、提刑、知州、县令只顾供应军队，府库仓廪几乎难以供给。既然各地都要求迅速办成，恐怕必然会扰害百姓。又有按察官员接连下达督责命令，上下逼迫，公私双方都受到煎熬，人心不得安宁，实在值得怜悯。臣又私下听说，南方乡村、城郭中拖欠官府钱物的很多，数目浩大；如果监司、州县又相互催逼，连同此时供养军队的费用一并征足，那么百姓将不堪承受，无法维持生计，便会聚众骚动，恐怕难以禁制。陛下天生仁慈圣明，多次下达宽恤诏令，只是各地缺乏用度，出于无可奈何，必须侵扰百姓才能筹集齐备；而且官吏各自只想着暂时苟且免除罪责，没有时间替国家忧虑后患、谋划长久之计。臣又私下听说，各地兴修水利一类的工程，役使的人非常多，有的甚至达到一二十万人，这样损耗民财，事情也不小。恳请陛下严肃诏令有关部门，并下诏各道，以宽待百姓为要务；凡是可以蠲免的拖欠，就予以蠲免放除；确实难以蠲免的，就多分几次征收，并且让百姓逐步缴纳。同时暂时停止各种兴作，全面休养民力，专心把破贼作为急务。等岭南平定安息、年成稍有丰收之后，再另行提出谋划，也还不晚，正可以符合朝廷有所作为的意愿。臣闭门不问政事，只如聋子瞎子一样，但把从四方人士那里听到的传闻记录下来上奏。如果其中有妄言，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愚昧，怜悯臣的一片苦心，以此广开进用正直之士的道路。【熙宁九年六月上奏，当时以司徒致仕，居住在洛阳。】张方平上奏神宗，论述防御交趾的九件事。臣恭敬地看见，交趾自李日尊以来，已经废止朝贡职分；朝廷疏忽大意，不追究边臣的苟且怠慢，防禁日益松弛，凶恶之徒任意作乱。奸邪有害的百姓，以及被发配充军的人，其中不免有人逃亡，很多人跟随逃匿；也有士人顽劣愚妄、不得志，投身亡命之徒，接受交趾招揽，教他们整治军队，帮助他们谋划邪计。所以如今干德竟敢违犯王命，凶党掌权，其中多是汉人。从前派遣使者，通常到达他们的国都，只见城中没有居民，官府房舍低洼简陋，茅屋竹屋不过几十上百间，用来作为军营；兵器只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脆弱得不能使用，力量不足以成为中国的祸患，因此朝廷把它看得遥远而轻视。到了景德年间，李氏窃取了这片疆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朝廷使者很久没有踏入那里，也就再不知道其虚实。如今听说他们的城栅、城壕、壕沟已经有好几重，兵力和民众必定更加充足；对附近占城等小国的处置和设施，也比从前强大了许多。然而岭南长吏仍然沿袭旧习，本来就不是具有长远谋略的人，又突然失去防备意外的警惕，狂妄轻率，为国家惹出事端。蛮人的性情凶狠强悍，遇到不能忍受的事情，申诉又得不到听取，书信也不被接受，事情堵塞不通，积累成愤恨。等到他们的战舰抵达岸边、军鼓敲响攻城时，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完全没有交战的防备；贼兵所到之处，城邑变成废墟，搬走财物，捆掳妇女，像封豕长蛇一样肆意施加残酷毒害。

译听到这些事情，实在令人痛心。不过这属于过去的过失，如今正应考虑将来的防备。臣谨慎地列举九件事，陈列如下。第一件事：如今淮甸、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的州县，仍然连年遭受旱灾和蝗灾，陂塘湖泽干涸，田野没有青草，百姓流离失散，贫困荒残到了极点，事情令人忧虑痛心。正应当散发利益、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减免徭役，广布恩德、施加恩惠，以安抚、保存、休养百姓；而盗贼却在南方兴起，朝廷大规模出动军队，这时民力怎么还能承受？贼寇已经发动，臣愚见今年上策应当用谋略取胜，不能依靠武力硬取。应当暂且选择广州、桂州两位守臣，要求他们精明严密、刚毅持重、才识谋略足以担当重任，委以一方之任，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让他们各自选拔部下的文武将吏。两路所属职司官，朝廷应当精心遴选，命令他们协力办事，招集人口，使百姓各自安居从事本业。应当抽调禁军，代替荆湖现有的驻军；再多招募本地壮丁，分屯在沿边城邑，使兵力足以守住要害，彼此相互救援。这样贼寇就不敢窥伺边界以内，只会自取覆灭。应当以储备粮食、积聚草料为要务；等到防备完备后，再察度情势、观察变化，临事随机制宜，经过一年半载，再谋划进攻。大体说来，中国抵御蛮夷，自有根本原则：谋求功业应当审慎考虑，谋虑祸害应当深远；务必保存国威，舒缓民力，保全士马的使用，珍惜金帛的费用，先谋求最大的福祉，以杜绝后患。这才是全胜的谋算、长远的办法。如果认为事情既已兴办，难以遣散，那么还有中策，详列在下面各条。第二件事：蛮寇从进入钦州、廉州，直到防州、邕州，残害百姓，吞并城邑。后来席卷财物，退回他们的巢穴，到现在已经数月。朝廷表彰为国死难的人，录用、抚恤他们的遗孤，推施恩典已经很厚了；然而施加于百姓的恩惠，仍然很有缺漏。《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全部查明，也一定要依据实情处理。”曹刿说：“这就可以用来作战。”这是说他重视人的生命。臣认为应当特别降下恩诏，发布到广南、荆湖，以安慰远方百姓的心情，使他们知道陛下哀痛伤悯的心意。凡是四路百姓遭受损耗困病的事情，都应加以恩惠、优厚抚恤，希望国家的仁恩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至于宽免因牵连误犯而获罪的人，以安定官吏和士卒惶恐不安的心；设置赏赐、招募制度，以招徕溪洞酋豪；祭奠死者的亡魂，收葬暴露的遗骨，这些都是前代常行的事情。文德施加得越深，武力所使人敬畏的程度就越大；恩德施行得越广，威势所能制约的范围就越广。震耀声威、诛杀与生息繁育、养育万物，功用相互承接，这就是上天的道理。第三件事：东南六路的灾荒已经非常严重，官府和民间都贫乏，没有力量相互救济。又由于青苗法、助役法、市易法，农民困于缴纳钱财，工商又苦于逐利，所谓钱荒，使民情一天比一天危急。如今王师出兵征讨，集中在荆州、潭州一带，调发赋税运输，立即要办理军务。在连年饥荒之际，供应军队实在劳苦。臣听说，积聚财富是用兵的根本。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所有青苗法、助役法、市易法，恳请陛下特许先停止役法，命令恢复按照旧制度施行，以此宣布恩泽，安慰取悦民心。《易经》说：“以喜悦的心情先对待百姓，百姓就忘记劳苦；以喜悦的心情使百姓冒险犯难，百姓就忘记死亡。”喜悦之道的作用如此广大，百姓自然会受到劝勉。第四件事：臣听说，用兵是关系死生的领域，是决定存亡的道路，不可不深切忧虑、长远谋划；必须懂得天时、地利，胜利才可以完全取得。所谓地利，就是距离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域的广狭。蛮人这次举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足以抗拒王师，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智谋足以战胜中国，却敢于造成如此暴行，是因为依仗山海的险要、林薮的深密，既可以出来造成寇患，又可以退入其中交战，乘我方没有防备而得以逞凶。听说蛮境中山崖沟壑深险阻隔之处，竹林、丛林茂密，不能通行；人即使拿着器械兵器，也无法在其中纵横转身。前些年为贡送大象修治道路，勉强能容大象行走，称为象路；大象经过后不久道路又被草木堵塞。蛮人像鸟兽一样在山林中奔窜，熟知自己的道路，外人无法进入。如今既已失去防备，致使蛮寇又全军而归。王师出征，是奉行上天讨伐，不是用于救急的军队。救急之兵只求迅速，关键在于立即诛灭敌人，不必考虑收功的迟速；如今应当谋求全胜的防备。现在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精锐士卒不能长久处在瘴气之乡，骁勇骑兵不能在鸟兽小径上奔驰，营寨栅栏无处建立，粮道无法通行，长兵器无从施展，行军器械无处使用，财力耗尽、兵力疲惫，只会白白损害国威，先呈现自身困顿的形势，还看不出必然取胜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士兵和战马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蝼蚁般的蛮众又哪里值得平定？如果士兵和战马不能发挥作用，那么熊虎般的力量也无从施展。假如今年冬天不能消灭蛮人，那么来年春天军队必须撤回，今后再图进攻，臣私下认为很难办。臣见识昏暗、志气衰弱，哪里懂得军旅之事？只是根据古今的边防情势，也足以比较推测事情是否适宜。从前岭南有一万军队时，蛮人哪里敢轻易进入？臣切实认为，这次讨伐，兵力贵在精锐而不在众多，可以用计谋取胜，难以依靠武力争胜。何况淮南、浙江、湖南、湖北，公私财力都已耗尽，甚至有人相互吞食，哪里还有积蓄筹办草料粮食？如果命令各军暂且驻扎在防州、邓州，将领、佐官和属吏裁减冗员，随行厢军按需要充当役使，其余吃闲饭的人一律勒令返回，以减轻转运输送、节省赍送费用；这对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来说，实在是大计。防州、邓州一带近年年成丰收，仓廪充实，军队留下来就地取食，足以支撑一年半载；等士兵吃饱、战马肥壮，深秋时出发，乘锐气诛灭贼寇，军队士气自然振作，后续又没有艰难匮乏，才可以谋求成功。第五件事：臣观察蛮人的事情，可以用计谋取胜，难以同他们硬拼武力。交趾的风俗气性与其他蛮人不同。其他蛮人重视种姓，服从贵种，名分义理不能强行改变。如今交趾自本朝以来已经更换了四个姓氏，都是由大校凭借权势和党羽篡夺而来，这是唐末藩镇遗留下来的风气，所以其政局容易发生翻动。臣私下听说干德年间仍有防备，诸酋共同办事而由三人主持。今年入侵，掠得大量金帛、子女，各人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蛮夷不讲道义，只贪图利益，回国后必然争功，哪里肯屈居人下？如果将三郡分别授给三位酋长，让他们各自成为主领，给他们颁发诏命，使其传达到蛮人之中，即使事情不能实行，也一定会产生猜疑和离心，直到将来，裂痕始终存在。再从多方面扰乱他们，功业就容易成就。兵法说：“军队中没有比间谍更亲近的，军务中没有比间谍更机密的。不精通地了解隐微机密，就不能使用间谍。”使用间谍，是神妙的道术。只是间谍难以得到，如今确实正是获得间谍的时机。希望陛下深思，选择可以把这件事交付给的人，这实在是上策。

译第六件事：林邑国在交州南部，本是象林之地，汉代列为郡县。后来有个叫区连的功曹，杀死县令，自立为王，于是另行建立国家。历经江南六朝，曾经受其羁属。隋仁寿年间，隋军攻破它的国家，不久它又自行复国。到了唐代，朝贡不断。本朝以来，被交趾隔断，于是不再前来。然而从晋、宋以来的历代，它常常侵扰交州。《南史》认为，林邑一向没有土地田产，贪图日南土地肥沃，常想夺取，所以一有机会就进入日南、九德等郡，往往滞留不去。唐末也曾被群獠煽动，以防备交州，成为中国的祸患。如今推测能够伤害交趾的，只有林邑。而且林邑与交趾相距仅一千里，本来共同属于象州一州之地。如今从桂州到邕州尚且有十四程，那么林邑、交趾之间的距离，比邕州、桂州之间的路程还近。或许可以招募善于出使外国的人，把征讨交趾的事情告诉林邑，与它约定出兵日期，使它从一面进攻，以配合王师。如果能够攻破交趾，就把日南、九德之地交给蛮夷；他们贪图重利，必然会自行出力，这也是伐国的一条奇策。第七件事：臣私下看见安南招讨司的后军现正在本府等待出兵日期。除所统领的南京一将外，又有泾原、秦陇的兵力，约二千五百骑；听说约定七月到达本府，正值六七月之间，等在路上到达这里，又立即向南行进。夏秋之际天气酷热，等到桂州，已经行军万里。臣此前已经陈述蛮境山林崖壑的险要，不能供人通行，马匹实在难以使用。前些年侬贼作乱，狄青将其击破，听说是在邕州西北、靠近山坡的地方，地势宽平，战马可以发挥力量，所以当时破贼主要依靠马军。如今行军深入蛮地，情况与侬贼不同。侬贼只是溪洞中的一个首领进入我国郡县之间，不过是强盗，击破后就会立即溃散。如今交趾本身是一个国家，窃据土地疆域，依仗险远地势，主客双方形势不同。秦州、渭州的马军和弓箭手本来是防备羌戎的，都是守卫边境的精锐强兵和劲骑。他们即使到了京师，尚且会因不服水土而生病；如今却把他们赶入瘴气、雾气、沼泽之中，进入险峻恶劣之地，水中多有沙毒，草木又没有干草秸秆；前进时又不能纵马冲突决胜，能够活着回来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何况西北的戎虏正睁眼窥伺，如果听说王师远出、边境骑兵大多出动，突然兴起战事来侵犯亭障，东西往返万里，彼此无法救援，那就又不同于海隅因为失去防备而遭祸了。凡是谈论国家大事，必定要说到军马；军马是军事的根本，不可忽视。如今边塞选拔一名精锐士兵、调教一匹健壮战马，都极其不容易，只有尽心为国的人才知道这一点。所有此前征召的边境要害地区将官以及骑兵，希望分别遣返回原本道路，让荆湖多招募壮丁，搜选补充各州的土军。这样，他们的将士熟悉山川地利，骑兵也只使用南方的马；虽然规格较低，但筋力自然强健，习惯在狭隘险要处行进，能够适应当地水草，使他们与中原人马相互配合，这是形势上有利的做法。而且可以让戎虏知道朝廷的力量，即使一方有警，边防也安然不动。第八件事：臣恭敬地看见，安南招讨司约定留下来请求援兵，八月中旬全部到达潭州。潭州距离桂州十四程。臣私下听说岭外的山岚瘴气，以八月、九月最为严重，称作黄茅瘴。草木变黄时瘴气正盛，十月以后气候才开始清肃。湖南遭受饥荒，粮草难以运到；如果长期留下就地取食，实在会耗费运输供应。如果让军队提前行进，触犯瘴毒，士兵和战马尚未使用，恐怕就会有很多人染病。如果把出发日期推迟一个月，就可以节省一个月的草料粮食，湖湘百姓也会大大宽松。等到那时，事情和军力相比已经具备条件，新谷已经成熟；深秋时湖外气候适宜，可以避免人员、马匹白白受到损伤。对于国家的计策和军队的行动，两方面都有利。第九件事：本朝祖宗遇到边防大事，也曾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如今安南出兵十万，跋涉万里进行征讨，经历危险、跨越险阻，利害关系很多；然而陛下的圣意已经先行确定，朝廷的意见也已经协调一致。恳请陛下特地下发玺书，命内外近职之臣各自献上谋略，以显示广泛访求意见的制度，使四方知道陛下慎重严谨的心意，使三军知道陛下忧虑牵挂的胸怀。观察各人意见的好坏，也可以看出群臣的才识；愚人的千虑尚且可能有一得，采纳其中的长处，也并非没有补益。【熙宁九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宣徽南院使、知应天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万里〕 蔡承禧上奏神宗，论述再次征讨交趾。臣听说汉代儒者说：“圣人以天下为尺度。”

译《左传》说：“江海能够容纳污水，国君应当包容臣民的过错。” 由此可知，天下的治乱没有穷尽；如果一分一厘地计较，治国之道就会有所不及。所以圣人把边远荒服地区的风俗限制在不直接治理的范围内，以不治理的方式治理它们，于是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地方。自从交趾寇敌不肯服从以来，在一隅之地，士兵死在道路上的接连不断，壮丁转运物资而困顿于路途的也接连不断，耗费都城府库的财物达数以亿万计，持续两年之久，可以说劳苦极了；然而所得不过广源等几个州的土地而已。那些瘴气弥漫的海边、荒僻的山中，是蛟龙毒蛇和雾瘴毒气聚集的地方，飞翔的鸢鸟落在上面，温热的风停留其中，几乎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境地。即使全部得到它，对天下又有什么补益？如今如果是要讨伐安南的罪过，那么安南已经伏罪了。即使三苗不服，七十天后收兵回师，道义上又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然而郭逵、赵卨还没有罢职回朝，边兵也没有撤回，军营之外议论纷纷，传言说李干德的投降恐怕不是发自内心，朝廷还想再次兴师，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蛮蜑的风俗处在荒服之外，即使能够通过翻译来往、懂得书写的人，也已经很多了。臣知道朝廷一定不会计较他们心意的深浅而与之争执。所谓把他们限制在荒服之外，三代的治理办法大概已经很周密了，却仍认为没有必要直接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愿因为路途遥远而使近处疲劳，不愿因为夷人而使华夏困顿。如果朝廷认为蛮夷把仇杀劫掠当作事情，既然已经收取了他们的疆土，杀死了他们的首恶，俘获了他们的党羽，只担心他们日后再次成为祸患，姑且用郭逵、赵卨这类人镇守，使他们畏惧攻讨的势力而不敢前来，这样做也就可以了。万一有再次举兵的打算，臣希望暂且更加详细地思考、反复讲论，借湖广百姓休养数年，等创伤平复、祸乱消除以后，再留意此事；不可轻率议论，以扩大陛下容纳污秽、包容过失的气量。臣实在见识浅薄、言语轻微，却冒犯天威。【熙宁十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蛮傜。文彦博上奏仁宗，论述征讨戎泸的小蛮夷，不必从秦凤路出兵。文彦博。臣如今看到梓州路上奏，防井监的夷人作乱，事情不小，请求依照庆历四年的先例，从秦凤路调拨兵马前往本路救援。臣查考此事：庆历四年夏天，泸州境内的夷人作乱。当时臣任秦凤路都部署、管勾经略等使，奉朝廷命令，朝廷令臣派两指挥禁军前往泸州救援。臣认为秦州距离戎泸四十多程，路途遥远，必定来不及救援，反而白白拖带兵甲。臣虽然知道这样不便，但当时朝廷反复叮咛，不敢停留争辩，于是派两指挥禁军前往泸州。还没有走到中途，夷人果然已经退去，上述两指挥的士兵只到遂州驻扎。当时川地各州军看到这些士兵经过，人心也颇为惊恐；加上遂州官吏不懂军政，不能平心静气地安抚驾驭，动辄猜疑，几乎酿成事变。臣任知益州时，鉴于这次行动的失误，曾经详细陈述利害并提出谋划上奏，认为戎泸一带的小夷人作乱，只是当地的白艻子弟和宁远兵士自行就可以抵御。如果贼势稍大，就应当在梓州、夔州、益州、利州两路谋划，就近调发兵甲进行讨击。蠢笨的小蛮夷来了就抵御他们，不必穷追到他们的巢穴，哪里值得从秦凤路远道兴师，白白使军民劳苦疲惫，还恐怕另行引起惊扰。何况嘉州、眉州都是益州钤辖司屯兵的地方；如果派兵救援，乘船顺流而下，不到三四天便可到达泸州，前往救援的速度最快。臣的奏章必定还在枢密院，可以再次查阅。恳请不要再从秦凤路发兵，只命令益州钤辖司迅速筹划斟酌，酌量调派兵甲，由水路前往泸州防守救援，这尤其妥当。【庆历七年上奏，当时任枢密使。】上奏仁宗，请求停止征讨五溪。刘敞。臣听说舜做天子，禹任司空，伯益辅佐他们，君臣关系的盛美，自古以来没有超过他们的。可是征伐三苗，连一尺一寸的土地也没有取得，于是收兵整军而归。晋国的郤缺率领诸侯军队八百多辆车，带着公子捷菑进攻邾娄，侦候兵没有设置，城门也没有关闭，只用韦帛传达言语，诸侯军队便全部撤退。所以说：“不是我们的力量不能进攻，实在是道义上不能这样做。”这两件事都不能说是善于作战。然而舜、禹并没有因此降低圣德，伯益、郤缺也没有因此损害贤名，这是因为事情有顺逆，道义有曲直。如今武溪的诸彭父子结怨，边臣却轻率发兵替儿子讨伐父亲，岂不是违背《春秋》所说的王道、霸道谋略吗？臣认为这是错误的。聪明人想施展机巧，勇敢的人想使用武力，张弓搭箭、磨利宝剑、背负铠甲，把深入敌境作为要务，这实在不符合治理天下的大体。臣听说古代三王征伐不进贡者，讨伐不朝见者。如今彭氏父子争夺一时的命运，只是因为自认为失职，不能朝贡。臣认为可以听任他们自行解决，以使边民休息；这正是舜、禹的谋略，伯益、郤缺的道义，也是典谟和《春秋》所明确阐明的。往年岁星位于鹑尾，正应当加厚仁义来应合天象，可是朝廷却开始诛讨五溪中违逆父亲的父子，这很难得到上天认可。如今正值盛夏，却调动大批人众；下有积水，上有雾气，还有毒蛇恶草的危害，很难取得土地。天地运行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五帝、三王所致力于贯通和顺应的。即使有圣人的辩说，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何况放纵欲望、贪图功劳、求取一时胜利的人呢？恐怕这只是对人臣有利，而不是国家的福分。臣希望朝廷对此慎重。【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哲宗，请求将泸州戍兵迁回内郡。吕陶。臣私下看到，往年泸州乞弟入侵，起初只是因为索求一根髦骨的价钱；边吏却贪图功劳、觊觎赏赐，擅自进行杀戮，以至军队失败、将领覆没，搅扰一方，致使朝廷两次任命将帅向西征讨，调发数万公私费用，数目无法计算，两蜀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当初林广统领大军深入贼人巢穴，到了乞弟居住的地方，只有几间茅屋，贼人也已经逃走，最终不能捕获。这简直是拿天地般的力量去计较蝼蚁，把百姓的膏血一分一厘地弃置如粪土；这些情况朝廷本来并未详细知道。后来任命王光祖为泸南安抚，想要生擒贼酋；王光祖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肆意残虐，藩人、汉人都受到伤害，怨恨深入骨髓，经营数年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件事朝廷也没有详细知道。如今泸州内外驻扎一万多兵力，制造声势，想要擒获这个贼人，这样的谋划也太疏忽了。想要擒贼却不隐藏自己的形迹，贼人不可能捕获；况且一万军队的费用、粮饷运输每天都很劳苦，即使没有寇贼到来，也只是坐等耗损民力。臣愚见认为，乞弟是生是死、是违逆还是顺从，不值得上烦陛下忧虑，应当一概置之不问，只把重兵迁回内郡，以节省额外费用；告诫边臣守住疆场，表示并非一定要夺取乞弟，以年月至久来等待成效。

译贴黄：今年春天泸南传言，乞弟已经死了；又说他将相继投降。这是招安将领一类人为了谋取小利而妄发的言辞，都不值得相信，只应置之不问。【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冯檝上奏徽宗，论述沿边招纳土地的三项危害。臣恭敬地看见，夔峡、广南的边臣提出开拓、招纳土地的建议，引诱、安置熟蕃，接连请求设置官吏；用金银、丝织品、绵絮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用高官厚禄来满足他们的野心。开辟荒地，草创郡邑，一个部族的土地不少于三四州，县又是州的数倍。纳入版图的只是虚名，充入府库的没有实际利益，而官吏的廪禄、军队的粮饷、修治城郭的费用却日益扩大。官吏无暇应付，百姓奔走输送也供不应求，这是第一项危害。自从建筑设置以来，调发民间所造成的危害多得无法计算，而县官支出的费用也不能说不多。开始时监司核实情况、发布赏赐，名义上称为军需，只怕以后常平使者不再执奏，已经失去了元祐立法的本意。漕司在经费之外又增加馈运，不免侵挪封椿钱，改变项目、摊派征收，这是第二项危害。州县官吏越过一般官员的等级而升为法从，脱离选调而位居正郎，武官转为横行官，平民窃取仕籍，白丁、受黥刑的徒隶成为将校的，也不必说了。名器既然借给了不应授予的人，禄廪也因此被耗损侵蚀，有司每年的支出已经是熙宁、元丰时期的数倍了，这是第三项危害。不长庄稼的土地既不能耕种，而蛮人又狼子野心、顽固不化。设置建筑之后，西南夷獠在交、寇、绵、茂一带相互侵扰，播州溪洞的蛮人也再次猖獗。即使他们只是成群的犬豕，也不能说完全不值得忧虑；蜂蝎般的毒害，也不可能毫无损伤。士卒死于战争，官吏死于王事，百姓肝脑涂地，这种事情往往发生。由此可知，招纳土地的建议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带来危害。不如委任、选择合适的将帅，或者命监司把设置建筑以来财物收支的数目逐条具报，比较利弊，核实后上奏。可以节省的就节省，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县的规模不足以设置，就改为镇寨；官吏不必过多，就合并由防戎机构统辖。戎兵可以裁减，馈运可以节省，夷狄可以安抚，边境的忧患也可以平息。从今以后，边臣请求招纳土地、借机邀功生事，不能不严格禁止并彻底杜绝。【宣和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蜀州教授。诏令成都、潼川、夔州、广西路的帅臣、监司共同斟酌控制扼守的轻重利害，将应当省减、合并、保存、废除的事项具奏。】《宋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四。宋代赵汝愚编纂。边防门。盗贼。富弼上奏仁宗，请求选拔任用转运使、守令，以消除盗贼。富弼。臣恭敬地看见，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天下受到搅扰，物力穷困，人心怨恨叹息；朝廷不能安抚、保存百姓，于是使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如今张海、郭貌山等放火惊扰州县，杀伤官吏百姓，肆意逞凶，发泄愤怒。巡检、县尉不敢上前，于是朝廷从京师派兵，仍命宦官监督，却还拖延日月，倔强盘踞山林，以至于白天公然行动，平安进入州县，打开府库，劫取财物，散布招募凶徒，啸聚的人逐渐增多。陕西、南京、唐、汝、均、房、金、商、防、邓等地，相距总共一千多里；盗贼杀人放火，所到之处都成创伤。贼人一经过，六亲也不能相互保全；百姓恐惧，道路艰难，每个郡都没有兵力，各自不能自保。如果大规模聚集起来，进攻、围困各州，紧急之时也还没有应对的办法。贼势既然转而强盛，就不可不防备。秦末、隋末、唐末的各种寇贼，有的起于田野，有的起于商旅，有的起于士卒，有的起于挑担负重的人；他们刚开始时都没有被重视，尚且没有像张海、郭貌山一类人这样强盛。然而由小股聚合成大势，逐渐成为巨盗，纵横难以控制，最终扰乱天下。如今贼党还没有被消灭，应该多设置防备，以防势力滋长蔓延。臣前些日子曾经写具札子上奏，请求在京西路选择几处要害州屯聚兵马，作为各地的声援，这是最紧急的事务，应当迅速施行。臣又想到，京西各州的长吏都不是合适的人选，例如防、邓、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多个州，都是盗贼如今往来之处，长吏尤其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恳请先选派两名转运使，直接命令他们前往那里，考察各州长吏中无才、贪赃、滥用职权、年老或患病的人，立即罢免；再命令辖下通判或知县中有人保举，暂时充任知州。如果人选不足，就由朝廷下令审官院选派人员补任知州。选得合适的人后，就让他们选拔郡内的知县、县令。从前汉宣帝时，渤海郡盗贼兴起，皇帝选拔能够治理的人，丞相推荐龚遂；龚遂到郡后，盗贼全部平定。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续多年不能捕获，于是任命虞诩为朝歌长，盗贼便惊散了。这说明两汉时期，一个郡、一个县有盗贼，只要得到龚遂、虞诩这样的守宰，自然就能将其消灭。如今姑且以防州、邓州等十多个州来说，它们的知州、知县、县令全都是平庸、荒谬、懦弱、胆怯的普通人，盗贼到那里就像进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个个不能任用驱使，盗贼不猖狂放肆，那还会做什么呢？臣私下认为，并不是盗贼果真能够强盛，而是朝廷一向只守着弊病。法令不肯改变，只怕无才无德的人产生怨恨；又不早早罢免他们，所以把州县交给贼人，任由贼人残害百姓。臣认为，盗贼兴起已经算晚了。如果按照朝廷一向处置事情的次序，早就应该盗贼遍满天下了；只是由于宗庙有灵、陛下仁德感召，所以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然而现在盗贼已经兴起，正是遍满天下的开始。如果朝廷仍旧躲避人的怨恨，不早点改变，臣恐怕盗贼会越来越多，窃据州县，有的自称将军，有的自称太尉，有的自称王，有的自称帝，兵戈四处兴起，各地都出现僭伪政权。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百姓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朝廷守着这一座城，还能安稳吗？何况如今的情势不同于汉、唐，当时都城长安、洛阳，各自有险固地势可以依仗，紧急时有变故，凭借险要用兵防守，也不至于立即陷入危困；即使如此，唐明皇、唐德宗也都曾逃离都城，唐室危急得像衣带末端悬着的旒穗一样的情形，已经有过多次。如今都城完全没有险固之处，所谓四面八方都能受敌，简直是自古以来一处战场而已。如果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量不能制服，逐渐逼近都城，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臣每当想到这里，不寒而栗。臣又恭敬地思考，古代天下发生乱离，没有哪个时代完全没有；然而国家迅速倾覆，也各自不少于三五十年。只有唐朝之后，历经五代十二帝，总共才五十四年，国运短促，自古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都城处在四面交战之地，完全没有险固可守；四方一有变故，便直达城下，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只是君王能够镇抚天下，常常使天下安宁，不发生灾患，不兴起盗贼，那么即使这样的都城，也可以保全而无忧。所以大宋兴起，实在依赖太祖英武的才略，平定祸乱，全部削弱方镇的兵权，只用文官守土；又让天下各营禁兵纵横交错地调换屯驻，不让他们长期驻在一个地方，因此破坏了他们谋反的凶谋。又依赖太宗相继攻克、收复各国，统一天下；更依赖真宗为百姓委屈自己，与北方契丹、西部戎族商议通好，因此能够八十多年使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动用战争。虽然这是人的谋划，也有上天的幸运。如今西部戎族已经反叛，屡次侵扰边兵；北方边患日益强盛，还增加岁币，国用耗尽，民力空虚，徭役一天天繁多，征敛一天天加重，官吏冗滥，却不考虑澄清裁汰；人民的疾苦从未得到省察，百姓无处申诉，朝廷又不替他们作主，不让他们反叛而成为寇贼，那他们还会做什么呢？朝廷政事不能振作，京城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五代的局面已经重新萌发显露出来了。艰难忧患的时运正在今天，必须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食，早晚整顿挽救，这样几年之内或许可以达到小康。如果仍然因循苟且，只求暂时安逸，不谋求人的努力，只希望得到上天的幸运，我恐怕五代的祸患很快就会到来。臣因谈论京西盗贼之事，进而谈到治理国家、扭转乱局，忧惧所迫，不觉言辞急切。陛下即使赐臣死罪，臣也甘心。臣所请求选任京西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可拖延耽搁。正因为局势纷乱，完全要依靠有才略的转运使往来巡视按察、筹划经营，又要依靠各地知州、知县守卫城池，安抚聚集百姓，并制定方略驱除盗贼。其余有些朝廷意图没有想到、指挥来不及到达的事情，贤能的守宰也必定能够因地制宜处理，不至于失误。州县各自得到一名得力官员，又有重要州郡驻扎的军队从旁牵制、相互救援，那么盗贼就不难擒获了。至于巡检、县尉，也可以一并交给转运使、知州拣选，不烦劳朝廷费力；这种防备最为简便要紧，没有什么可疑难之处。京西实行以后，依次推广到各路，一旦发生变故，或许仓促突发，装备防备都不可迟缓。

译朝廷只要能够不因循守旧，不回避怨恨和诽谤，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各路防退不才以及贪赃滥职、年老患病的转运使、知州、知县、县令等，命令他们只在原任官职所在地听候朝廷的防范安排。朝廷只须就地发布指挥，不再命令他们赴阙，仍请检察防范臣前面的奏章，酌量施行。【庆历八年八月，陕西盗贼张海、郭貌山结伙抢掠，州县不能制止。诏令左班殿直曹元结、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兵前往捕捉。九月，张海从陕西转入京西，势力更加猖獗。诏令监察御史蔡禀任京西安抚使，前往督捕。富弼上此奏时，任枢密副使。】上奏仁宗，论述各地盗贼事宜。欧阳修 臣近来因军贼王伦等人的事情，多次上奏论列，说天下空虚，完全没有武备，并指出隋、唐亡国的鉴戒，都是因为战争先兴起，而盗贼接着出现，不能扑灭，最终泛滥成灾。又看到国家纲纪衰败，法令宽松废弛，赏罚不能确立，善恶不能分明，国体衰弱、形势危急，实在令人忧虑恐惧，因此请求朝廷研究御贼的方法，严厉执行责罚属下的法令。又听说士大夫之中忧虑国事的人很多，都在谈论盗贼之事。臣以为朝廷看见已经显现的祸患，听到众多的议论，一定会触动内心，略知恐惧。后来听说枢密院告诫激励进奏官，不让外人知道事情，才认识到两府厌烦进献言论的人。又看到自从和州奏报击破王伦以后，朝廷再也不研究防御盗贼的办法，更认定上下已经有了偷安的想法。却不知道前一批盗贼虽已消灭，后来的盗贼却更多。如今建昌军一伙有四百人，桂阳监一伙有七十人，草贼一伙有一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地，也各有不少强盗。他们都竖旗鸣鼓，白天进入城池，官吏还迎接他们，供给饮食，设宴作乐。他们敢于如此，概因朝廷没有赏罚，什么都不值得畏惧。盗贼掌握着生杀大权，眼下应当立即听从臣的意见。我恐怕上下因循，一天拖过一天，国家政令越来越弱，盗贼威势越来越强，使畏惧盗贼的人越来越多，而心向国家的人越来越少，天下的形势从此就要败坏了。臣私下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因为本部的使臣和盗贼同坐饮酒，以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办事，曾经上奏论列，言辞十分恳切。臣过去认识张师锡，他是恬静厚道的人，迟缓柔弱，不肯惹事。如今连他也有这样的奏章，那么臣认为天下无论贤能还是愚昧，都在为国家忧虑，唯独不忧虑的，是朝廷啊。唉，古代的智士能够考虑尚未显现的危机；如今的谋臣却看不见已经显现的祸患，把祸患当作快乐，把危险当作安稳。看见盗贼虽然很多，但有时也会失败，便产生轻视盗贼的想法；听论政事的人多了，又听惯了，便产生忽视进言者的心态。臣近来曾请求在便殿召对，承蒙陛下谈到盗贼之事，忧虑显现在脸色上；等臣退下见到宰辅，他们却从容闲暇。天下的事情，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如今桂阳、建昌军的盗贼人数不少，想来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王伦在远处，更应当留意。现在从京城发兵，道路遥远，来不及救援外地；就地调拨，又会处处没有兵力。请求严厉敕令大臣，鉴戒已经形成而难以挽救的祸患，迅速研究确定御盗之法，颁行天下，使四方逐渐做好防御，筹划攻守，剪除扑灭各处现有的盗贼。这是自从盗贼出现以来，群臣上奏的意见。这些事情全都是因为一向法令宽松，才导致官吏不肯用心捕捉盗贼，所以都请求严厉执行法令。近来看到池州官吏各自只被罚铜五斤，才知道进言者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臣认为，大臣为国家谋划，宁可厌烦忠言太多，也不应厌烦盗贼太多；如今却这样办事。臣前后上奏谈论盗贼的文字不少，仍请求把它们汇集起来，选择其中长处，研究确定法制。陛下若想知道大臣不肯严厉执行国法来约束官吏，概因陛下不以威刑责罚大臣；这正是国家安危所系，也是陛下的责任。伏望陛下留意并实行。【庆历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各道设置军队以防备盗贼。富弼 臣私下听说，知金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上奏：九月十三日卯时，一群盗贼进入州城，打开军资库、甲仗库，搬运出衣甲、财物，分给盗贼和贫民等人。知州以下的官员只带领当值兵士二十四人，不能抵挡敌人，州官逃出城外，任由盗贼抢掠，直到未时以后，才开始出城。臣认为盗贼势力正在壮大，实在令人忧虑。臣前一年曾陈述防备盗贼的办法，正是针对今天的事情。如今接连有盗贼白天进入城池，打开军资等仓库，抢走衣甲财物，分给盗党；州中兵士不到三十人，州官四散逃走，盗贼肆意抢劫杀人，毫无畏惧，官府完全不能控制。臣前一年所陈述的，只是过分预先防备，没想到如今竟马上到了这种地步。小股盗贼聚集起来，尚且凌辱朝廷，臣断定从今以后还会有大盗杀害官吏，占据州城，夺尽官私财物，招募徒众，必然达到千万人。况且盗贼首领称王称朕，与朝廷抗衡，大肆抢掠财物，广泛散施，贫民就会乐意跟随；肆意杀戮，务求制造恐惧，那么大小人物都会被胁迫跟从。朝廷的赏赐必定有限，惩罚也必定有条文，不能像盗贼那样使人乐意跟随、被迫服从。如果各地观望不动，奸雄彼此呼应而起，盗贼遍布天下，大事就完了。秦末、隋末、唐末的乱局，都是由此造成的。臣早晚思量此事，实在寒心。臣又想到，西部盗贼叛乱以前，各地虽有盗贼，却从未有敢杀害官吏的；自四五年以来，盗贼杀害都巡检、县尉等官员，大约已有五六十人。西部盗贼叛乱以前，各地虽有盗贼，也从未敢进入州城抢劫；自四五年以来，盗贼进入州县打劫的，大约已有三四十州。过去他们入城，还都是在夜间突然行动，隐藏形迹往来；如今却白天公开行动，擅自打开府库，势力一天比一天强。从今以后只会更加炽盛，如果不早作防备，事情的发展就难以预料。臣前一年上奏的防备盗贼办法，当时没有施行。近来因两府奏事谈到淮南盗贼，陛下问起臣以前的防备办法，臣第二天又抄录一份进呈完毕。然而臣的办法只是整备军队，聚集东南九路以及京东一路的兵力。如今根据金州奏报，城中只有兵士二十四人，显然毫无防备，所以导致盗贼产生异心。

译现在还应把京西一路包括进来，也在要害之处聚集军队，作为州郡的声援。如今各处盗贼已经势大，才考虑设置防备，已经失去了先机；如果再迁延拖延，就来不及了。伏乞迅速赐令施行。【庆历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富弼前一篇奏章见于《州郡兵门》。】上奏仁宗，论述防御盗贼没有什么比安定百姓更优先的办法 余靖 臣私下看到，陕西、京西、京东、淮南、荆湖等路，各有成群的盗贼，大的有几百人，小的有三五十人，抢掠州县，任意杀戮；官吏疲弱无能，望见风声便畏惧。像张海这一类人，天天肆意猖狂，各地州军所谓防备的办法，只是请求援军来保护自己。这大概是军政长期松弛，又缺少贤能官吏，所以稍有盗贼，就要烦劳朝廷。臣看到近来挑选贤能之臣，任命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准备使上下相互维系，谨慎侦察，罢黜贪暴残酷的官吏，抚恤疲病困苦的百姓。这确实是谋求治理的根本。然而臣愚昧地思考，自数年以来，盗贼造成祸害，幸而他们起初出自军队，乌合聚集，百姓尚且顾念自己的生计，不相互响应附和。现在之所以如此，正是国家自祖宗以来减轻徭役、减薄赋税，以此结纳人心的结果。臣听孟子说：‘推广恩惠，足以保有四海；不推广恩惠，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国家自从在西部边疆用兵以来，经费逐渐增加，所以谈论财利的大臣日益进献谋术，而不把安定百姓放在心上的人越来越多。唯愿陛下明察。大体说来，百姓有积蓄，能够自给自足，邻里亲戚就会共同守卫，不能忍心放弃安逸生活而走向死亡。如果朝廷稍加存恤安抚，他们就不会失去生计。如今凡是伤害农民的，都是昏庸官员、狡猾吏役、兼并土地之家以及游手好闲之人，趁国家征收赋税突然暴虐之时谋取利益，使百姓的积蓄消耗殆尽。如今又加上盗贼惊扰，使他们荒废耕种和蚕桑；如果都失去职业、陷于贫困而共同成为盗贼，那么黄巾、赤眉那样的祸患就值得忧虑了。所以朝廷尤其应当赶快安抚他们。州郡的军队，太多就粮饷不足，太少又不足以自卫；裁定今天适宜的办法，只有兼顾各方面才行。如果朝廷选拔贤能的长吏，长吏再选拔捕盗官，允许巡检自行招募勇力之士，严厉捕盗的命令，加重捕盗的赏赐，盗贼没有不被击破的。安定百姓的方法，只是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不损害他们的财产，能够禁止他们作恶并除去危害他们的事，他们就都能安居。因而盗贼的势力不能任其滋长蔓延，只须先寻求安定百姓的方法罢了。想使百姓安定，关键在于谨慎改革，不要同百姓争夺寻常的利益而已。国家不能谨慎改革，却同百姓争夺日常利益的事情，臣另行分条上奏。【庆历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在谏院供职。】上奏仁宗，请求访察京东暗中谋乱之事 富弼 臣近来在七月某日曾亲自写奏札上报，请求访察民间，恐怕有人暗中结伙，不只是惊扰抢劫，另有蓄谋作乱之意，像刘卺这一类人，等查明属实后，另行详细上奏。后来臣访察京东一路，发现有很多凶险之徒。他们起初读书时就想参加科举，到了成年，所学却没有成就；虽然稍微能写文章，又多半不合科举学业，仕进没有门路，心中常常怏怏不乐。他们颇读史传，粗略知道兴亡之事，甚至搜求兵书、学习武艺，因此壮大胸胆，产生权谋。每逢灾异祥瑞，便私下议论，自以为所谋甚大，轻视州县。他们既不参加科举，又不另谋出身，所到之处官员无缘由肯接见，往往隐藏姓名、诡称姓氏，潜藏踪迹、逃避形迹。只是凶徒秘密相互结伙，一旦遇到饥荒之年，必然会突然作乱。臣恐怕这些人一旦行动，最终难以剪除。即使谋划不能成功，也足以酿成祸乱。像这样的人成群散布在民间，只是尚未发动罢了。又因为他们不希求仕进，难以用官职笼络；不能直接逮捕加刑，加刑就会使同党惊惧而赶快行动；也不能放任他们酿成罪恶，酿成罪恶就会根深蒂固而难以除去。关键在于设法得到他们并羁縻，使凶谋不能实现，这是最好的办法。请求陛下批示下达，在这一带选择两三名可以托付此事的臣僚，秘密命令他们多方访察。如果知道姓名、住处，就把他们作为民间遗逸之士，以礼征召，推荐给朝廷，按照各自才能酌量加以恩命，这样奸谋就不能成功了。或者得到其中稍微优秀的人，酌量给予特别待遇，那么他的徒党听说以后，未必不会抱着希望而出仕，因而将他们收罗整顿，也许可以大体收尽。假使这些人不发动，其他盗贼即使遇到饥年蜂拥而起，也不足以忧虑。伏望陛下对此深切留意，不可忽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贴黄：自从曹尚、刘卺相继败露，凶徒以此为戒，他们的谋划更加隐秘，所以终于难以被发现。必须让受委任的臣僚多方用心寻访，或许才能找到。并且必须极其秘密；如果稍有泄露，恐怕凶徒为躲避祸患而离开乡里，那就更加无法查见了。臣过去出任河北宣抚使时，也曾访察过，那里也有这一类人，何况又与京东接壤，因此朝廷也应当留意。【庆历五年上奏，当时任知寿州兼京东路安抚使。】上奏英宗，论述京东盗贼　赵瞻 臣看到，群盗杀害辅郡的官吏，囚犯在京畿的监狱中发动叛乱，这些都是古代祸乱萌发的征兆，也是朝廷腹心之患，最为急迫的事务。然而政府只不过发布公文移牒，作出督责的样子；州郡也只不过准备游徼巡逻，作出预防的迹象而已。公文一经报来，便安然把它当作完成了这件事，只按惯例办理，勉强求得查问，从没有替国家穷究盗贼巢穴和积累奸恶的根源，堵塞万一发生意外的办法。谨按两汉旧事：胶东盗贼起事，宣帝立即任用张敞为胶东相；渤海及其附近郡县盗贼起事，丞相、御史立即推举龚遂为太守；颍川盗贼起事，光武帝立即任用寇恂为太守；南山群盗起事，大将军王凤立即推荐王尊代理京兆尹。根据两汉时期的情况，盗贼的奏报送到天子那里，天子和大将军、丞相、御史便选拔任用守臣，还免除繁琐文书手续，授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然后激励吏民，镇抚安定风俗，没有不立即见到成效的。平时国家设置官员、编定任用等级：一路有安抚、总管、钤辖等掌管兵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举、巡检；一县有县令、县尉，这些都是负责盗贼事务的官员。如今一旦有几十个不安分的人聚集起来，竟至于杀害官吏，看看这些占着职位的人，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译他们环顾四周等待事变，没有一个人前来援救；其中情节严重的，必定有罪。他们把奋勇死战的忠诚看作贪功而辱没使命，那么国家就没有竭力办事的人了。况且过去任用一名郡守，盗贼就屏息不敢行动；如今联合了几十名官员，却更加不能禁止盗贼，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过去考察官员看实际成效，而如今官府只使用空文。现在盗贼一发生，公文便四处传送，于是说：‘我已经有文书下达到一路了。’帅府说：‘我已经有文书下达到郡了。’按文书办理就是我没有责任；郡里说：‘我已经有文书下达到巡逻、县令、县尉了。’只要通报一声就是我没有责任；县令、县尉说：‘我已经有文书下达到坊里、保伍了。’只要约期防备就是我没有责任。这种情形的根源，难道不是由于朝廷只守空文吗？如果让因循怯弱的官吏传递执掌文书的曹司按察，而同催促办事、痛恨邪恶的人相比较计较，那么最终就无法取得实际成效。如今曹州知州王得贤不能禁止盗贼，以致盗贼结成党徒；濮州知州戚舜元年老力衰，素来没有才术，只有这两州成为盗贼聚集之处。臣现在请求先对曹州、濮州专门责成知州、通判，并命令他们陈述方略，进一步明确赏罚，准许他们筹划部署，全部付诸讨捕；限定近期完成，以严厉弹劾相约束。如果他们拖延不办、没有提出任何建树，就交给有关官司，以无能无状加以责罚，另行委托辅臣推荐任用有才能的官吏。京东各州以及附近各郡，都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改弦更张。还必须等到取得成绩以后，再讨论酬劳、升擢和处置的适宜办法，让他们先把方案上报朝廷，再由朝廷裁定选择。这样官吏自然不会苟且简慢，足以肃清京东内郡，震慑安抚外族。臣愚昧，却禁不住恳切激昂至此。【治平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神宗，论述河东、京东盗贼之事　苏轼 臣凭借平庸的才能充任册府官员，出任两郡太守，所守都是东方要地，私下认为只遵守法令、办理文书、按期完成防备，不能够报答陛下万分之一，于是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以及陛下应当知道的事情，得到一两点，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前任密州时曾建议：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而京东之地，是向河北运输漕粮的地方，瓶子空了，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也会寒冷。况且那里百姓喜欢成为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因此替陛下筹划防御盗贼的办法。后来调任徐州太守，察看山川形势，考察当地风俗所崇尚的事物，再查考典籍，才又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京东各郡的安危都寄托于此。过去项羽进入关中，消灭咸阳后向东返回，便定都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愿，也就可以知道了。臣观察那里的地形，三面有山，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放敌人进来，精锐士卒迅速出动，突骑如云跟随，真像从屋顶上倾倒瓶水一样势不可挡。那里适宜种粟、麦，一次成熟便可使数年饱足；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作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辆，而戏马台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处于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檑木、炮石等攻守器械，与城池内外相互为援，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力气超过常人，喜欢抢掠，稍有不合心意，便有飞扬跋扈的念头，不只是会成为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出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内；当地人自负有凶悍杰出的气质，积久便形成了风俗。魏太武帝率三十万人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以普通士卒出身的平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人民士卒勇猛强悍吗？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铁官和商贾聚集之处。那里的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场，冶场的工头都是大户，藏有数万缗钱，常常被盗贼窥伺，而守卫兵力少弱，简直同儿戏一样。臣半夜想到这些，就感到寒心。假使凶恶的盗贼有十多人拼死行动，白天进入集市，那么守卫者都会弃守逃跑。那里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善于锻造，如果散发冶户的财物来招聚无赖，乌合之众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数千人的兵器。这样顺流向南，辰时出发，巳时便可到达，徐州就有不能守住的忧患了。假如不幸盗贼中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像吕布、刘备那样的人，占据徐州而施展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使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不许运入河北，朝廷听从了。过去楚国人丢了弓，却不能忘记楚国，孔子还认为这种气量太小；何况天下是一家，东北两处冶场都在为国家兴利，却要夺此给彼，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担心失业，前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臣想借此恢复冶户，使他们成为利国监的屏障。现在三十六座冶场，每座各有一百多人；采矿、砍炭的人，多是饥寒交迫、亡命失意、强悍凶忍之民。臣想让每座冶场的冶户各自选择其中有才力而忠诚谨慎的十人，由官府登记姓名，发给刀、槊，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的庭院集合，检阅考核他们，把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来时使用；不得役使这些人，违犯者按违制论罪。这些冶户早已成为盗贼企图利用的对象，百姓都知道。让冶户出十人来自卫，是百姓乐意的事；官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地听命，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划。徐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败，而且城大兵少，遇到缓急不能守卫。如今战兵只有一千人，臣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两指挥骑射军调到徐州。这些人本来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材料、石料都已齐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

译从前转运使把它分属东西两路，是因为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才把它迁到西路。现在让两路合为一路，往来并没有损益，却足以增加徐州的防卫力量。城下几里之内出产很多优质石料，取之不尽；奉化厢军又缺额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来补足人数，听任他们不被调遣出役，使这数百人经常采石，用来砌筑城墙，几年以后就可以建成坚如金汤的防御。关键是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那么徐州就安然无事；徐州安然无事，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的藏身之地，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没有才能，臣愿意再守徐州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等事务，一定能够有所效力。京东的恶盗多由逃军组成，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法令严重。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敌，法令严重就会被逼到拼死的地步，这是形势造成的。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治军政以来，军务都很精锐，却仍不能避免逃亡。臣曾考察其中缘由，大概是近年以来押送罪犯时，配军等人不让役人押送，而让禁军押送。应当押送的军士接到公文就出发，往返通常不下十天；路上的费用，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成。百姓畏惧法令，不敢借钱给他们；即使借出，也无法收回，只有所部将校才敢借给他们息钱。回来后便从他们的粮食赏赐中刻扣偿还，因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整治，赌博、下棋、饮酒，无所不做；穷困无聊，就逃走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库的余钱一百多千，另行储存；对需要押送的人，按照路程远近酌量取用，规定三个月刻期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中有敢于借钱取息的，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实行至今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熟练操练技艺，按等级考核，成绩为各郡之冠，陛下派遣敕使来考察检阅时，所具奏的情况已经看到了。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得到整治，逃亡者减少，也是除去盗贼的一种办法。臣听说，汉代丞相王嘉说：‘孝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应付的心思；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上的官员相互催逼严急，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便被罢退，二千石更加轻贱，官吏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被罢免或陷入危境，稍有不如意便有背叛之心。从前山阳的亡命徒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面对危难没有人肯守节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急事，要依靠二千石办理；二千石地位尊重而不易受到危害，才可以役使下属。用王嘉的话考察今天，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已经被平素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面有吏民抓住他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问，差遣替换的命令已经下来了。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求取一文钱来役使人，也尚且无法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罪情严重而法令判得轻，守臣就把他们发配流放，那么当地司法官还要复核审查其罪状，弹劾守臣量刑失当。如此战战兢兢，怎么能够得到吏卒拼死效力，击破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滋长猖獗，是因为陛下给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守臣的权力，对大体原则严厉责成，对细小过失宽缓处理。凡是京东盗贼较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任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适当赐给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赏赐太多就难以长久，太少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行拨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使人缉捕盗贼，就可以用酒赏给他们，敢把酒钱用于其他用途的，按贪赃论罪。除赏格规定外，每年得到的酒即使有数百斛，也足以役使人了。这也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是小事，大事不是臣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言，又私下想到：有幸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哲、特别通达，如果不能把意见全部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因此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取士，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不同，然而都是凭文章辞藻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就是豪杰聚集之地；那里的人深沉勇猛、强悍有力，可以任用办事。然而如果想让他们治理声律、诵读经义，在细微之处同吴、楚、闽、蜀人争夺科举得失，那么他们就只有不做官罢了。因此从那里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只有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德；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在没有门路的处境中，就会无所不为。所以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士人另开仕进之门。汉代的法制是，郡县把才智优秀的平民推举出来任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授，有的升到二千石，入朝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章辞藻取人，所以得到的士人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从啬夫被选拔，邴吉从狱吏出身；其余由此进身的名臣、循吏，数不胜数。唐朝自中期以后，方镇都设置选校，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不能通过科举自我显达的，都争着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的出自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到的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应当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汇聚，蛟龙也由此产生。等到江河离去流向别处，鱼鳖便没有地方容身，而鲵鳅就会控制局面。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是奴仆般的平庸之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用他们。如今想任用胥史、牙校，是因为胥史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谷，这些事务势不可废。然而一旦施行鞭打刑罚，鞭打一实行，豪杰就不会出现在其中。所以凡是曾受刑的士人不能任用，而任用的人又不能施刑。因此臣希望陛下采用唐代旧制，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补任牙职；都选取才干心力足以超过常人、但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现在庸钱的标准给俸禄，考核他们办理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犯公罪杖刑以下的，允许赎罪，依照将校法办理；使长吏可以推荐其中有才能的人，按功劳排列等次，记载任职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比照任子，而不以流外官的限制束缚他们。到了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提拔任用数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来，奸猾党徒也可以加以笼络收取。具体条目和曲折情形，臣不敢全部说尽，只愿陛下留神省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都撤去武备。

译只有山涛论说这样做不可，晋武帝见到后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却不能采用。到了永宁以后，盗贼蜂拥而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止盗贼，山涛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屡次把盗贼作为进言内容，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分了。陛下即使放任臣这样说，也必定会被议论者嘲笑；如果天下无事而臣受到嘲笑，那也罢了。否则，等事情发生以后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在不赦。【元丰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徐州知州。】上奏神宗，论述京东盗贼　李琮 臣看到，河东、京东一带一向常常苦于盗贼，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有穿墙入室、偷窃箱箧、盗掘坟墓的奸徒，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一方、妄想僭越的野心。近来的李逢党徒、青州徐州一带的妖贼，都在京东。凶悍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把这种行为当成风俗。自古以来大盗发生，必定有事端。如今朝廷清明，四方安宁，而这些人却常有不轨的念头，大概是土地风气、习俗造成的，不可不察。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历代从京东出身的豪杰，其人数哪里数得清？所以凶悍愚昧的人常常以此为借口，而他们的才力、心志、胆略确实也超过常人。加上近年改革贡举条制，扫除陈腐，只取有学术的人才；良民善士已经改学其他行业，而那些质朴鲁钝、强悍难以教化的人，抱着自己无用的书，各自怀有不得志的念头。朝廷虽然敕令有关部门另立名额，以收取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认为世代相传的是朴学，没有办法再进入科举考场，只能老死乡里，私下发出怨言，幸灾乐祸，窥伺时机。臣每当想到这些，就感到寒心。扬雄说过：‘驾驭失去方法，天下狡诈之人都会起来成为敌人。’ 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一类人，说他们都有极其非凡的资质，只可惜没有进入道德正途，反而放纵于末流。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性质；如果驾驭得法，那么从前的奸猾之徒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你是治理朝廷的能臣，是乱世的奸雄。’假使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祖，他们同盗贼有什么不同？臣曾私下替朝廷谋划，认为穷究并清除他们的党徒，不如顺势利用他们的才能。为什么呢？他们的党徒无法全部清除，而他们的才能却确实有可用之处。从前汉武帝曾派遣绣衣直指使督捕盗贼，所到之处按军事行动办理，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说是非常急切了；但盗贼并没有因此大为减少，因为他们的党徒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消灭。朝廷如果顺势利用他们的才能，盗贼自然会消散，而豪杰之士也可以得到任用。请用唐朝的事情来说明：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作乱，即使唐宪宗英明勇武，也不能平定。看那些主帅，都是出身士卒的平庸之才，却能够在六七十年间同朝廷抗衡，只是因为喜好作乱、乐于祸患的人，以及背弃公义、拼死结党的士人，共同出力辅佐他们。到了唐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之乱的权力基础在这些人身上，于是把军中的宿将、名豪如朱克融一类人全都借用起来，推荐给朝廷，希望朝廷厚加爵位。这样可以使北方人羡慕，转而向往进身，改变他们作乱的心思。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颖都是庸人，没有长远考虑，以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便无事；朱克融等人长期留在京师，始终得不到录用，饥寒交迫而无处申诉，便怨恨愤怒、想要作乱。等到朝廷防备张弘靖赴任镇守时，又把朱克融等人遣返回幽州，于是朱克融等人作乱，河朔又失守了。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室过去的过失，收拢京东、河北豪杰的心。臣看到，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私下听说程棐的弟弟程岳是李逢的党徒，配役在桂州，豪侠勇健，才能又超过程棐。京东州郡像程岳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抛弃他们而不用，他们就会被盗贼利用；不抛弃他们，就可以让他们捕捉盗贼，道理非常明白。臣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位帅臣，以及京东西路的职司和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各州知州，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寻求辖区内豪强狡猾之士：有的家产富足而多有权谋，有的通晓术数而懂得兵法，有的家产富足而喜欢施舍。像这一类人，都召来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通过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并登记姓名上报朝廷。捕获的盗贼，按照罪行轻重给予酬赏；如果捕获真正的大盗、巨奸，就立即录用；如果只是普通的抢劫盗贼，就按捕获人数累计，酬给一个官职，使这些人羡慕这种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任用几个人，那么一路之内自然会争相受到鼓励；在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那么从前被遗漏的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号召，也自然会没有徒众。但每州搜罗到一二十人，就能使耳目遍布各地，盗贼便没有容身之处了。纵观古代奇伟之士，周处、戴渊一类人都出身于群盗，改过修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贤人；何况凭捕贼出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朝廷根据才能加以试用，将来攘除戎狄、建立功名，未必不能从这条道路产生。若不是陛下神圣英武，不能果断实行这一防备办法。臣虽然不在主管此事的职位上，但受到陛下防备盗贼之意的感触很深，有所见闻，不敢默然不言。【元丰三年上奏，当时任淮南转运使；当时苏轼被责罚贬居黄州，此奏为李琮代作。】上奏哲宗，请求革除盗贼方面的重法　范祖禹 臣听说，从前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盗窃行为，百姓也不会去偷盗。”季康子又向孔子询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之人，以趋就有道之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您想要行善，百姓也就会行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受风吹，必然倒伏。”臣早年读书时，曾经对此有所疑惑，认为圣人的话只是以教化为主罢了，实行起来未必能很快见效。后来看到太宗刚即位时，和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请求加重刑法来禁止盗窃，太宗嗤笑他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徭役繁重。除去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严刑重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外门不用关闭，商旅可以露宿野外。臣观察太宗施政达到如此地步，才开始知道圣人的话并没有欺骗后世，实行起来确实会很快见效。以小小的鲁国来说，季康子担任相国，孔子尚且劝他不要贪欲，以此来制止盗贼，何况天子治理天下呢？季康子是鲁国的执政者，尤其不应当谈论杀人，只应当想要行善，何况天子对于天下呢？

译自古以来，靠严刑重法来制止盗贼的，没有比五代后汉高祖更厉害的了。他即位那年，忧虑四方盗贼，不论赃物多少，统统判处死刑，并且分派使者追捕。宰相苏逢吉起草诏书，大意说：“凡是盗贼，连同其本家以及四邻同保之人，都全族处斩。”众人认为盗贼尚且不应灭族，何况邻居和同保之人呢？苏逢吉仍然坚持争辩不止，但诏书只删去了“全族”二字。于是郓州捕盗使张令柔杀害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庄的百姓。这样的刑法可以说很重了，然而盗贼并没有因此减少。到了周太祖时，盗窃赃物达到三匹的，仍然要弃市。太祖皇帝继承前代的暴虐而改用宽大政策，逐渐减轻盗法；历代圣君仁厚相承，又陆续减免和宽贷，所以盗窃最终不再判刑。然而编敕所规定的盗赃刑罚，比律法重三倍，哪里还可以再加重呢？臣伏见熙宁四年，中书检正官奏请在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等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以及濮、齐、徐、济、单、兖、郓、沂等州、淮阳军，另行制定盗贼重法。此后又有其他州奏请，要求比照东明等地实行重法。天下之下，谁不是君主的百姓？如今却唯独把这些州县看作夷狄之人。自从实行这种法律以来二十多年，没有听说盗贼减少，只听说盗贼越来越多罢了。古代开辟衣食的来源，设置掌管教化的官员，先用节俭来引导百姓，用淳朴来示范；出现邪僻的百姓以后，才用刑法整治他们，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现在却专门禁止末端现象，又在实行重法的地区，全部举荐知县，必定选择强干健壮的官吏，奉行法律来除盗，把百姓看作仇敌，一概以攻击、防范为称职标准，这难道是太平时代应当做的事吗？臣愚昧，想请求全部废除重法，把实行重法的地区改为举荐知县的地区。天下的县令不可不慎重选择，唯独这些县已经预先举荐了官吏，因此不能废止。百姓多有奸猾之徒，更需要良吏来治理；应当选择官吏来养护百姓，而不是命令官吏与百姓为敌。趁现在四方人心稍微安定，把严峻的法律改为平和的法律，也许可以把恶劣的风俗变成良善的风俗，只使用通常的法典就足以禁止奸邪。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教化不急迫，不要认为严刑峻法可以完全依靠，那么百姓都可以使他们归于善行了。【元祐六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纂 总议门 总议一 上奏太宗，论述军国要机和朝廷大体 田锡 臣私下想到，自从忝居谏垣至今已经满一年，没有一句话能够有益于时政，没有一件善事能够向上报答君恩。大概是因为陛下圣明，天下无事可谏；朝廷公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然而尸位食禄、旷废职守，臣的忧惭更加迫切；竭尽忠心、弥补过失，臣早晚都不敢忘。现在冒昧把军国要机、朝廷大体写在一份奏章中，上传给陛下听闻。伏望陛下察看并宽恕臣，容纳并采用臣的意见。臣所说的军国要机有一条，朝廷大体有四条。现在为陛下引述说明。臣听说，古代先圣人驾驭天下，施展或收敛睿智谋略，舒展或收束人心，使万人的心如同一心，使四海的意愿如同一意。这就像驾驭马，又像铸造金属。善于驾马的人要它奔驰就奔驰，要它停止就停止；善于铸造的人要它圆就圆，要它方就方。如果失去了关键，又错过了时机，那么万人就不能同心，四海就不能同意，也如同不善于驾马、不善于铸金，使它奔驰却不奔驰，使它停止却不停，使它圆却不圆，使它方却不方。这样一来，即使危险和祸乱还没有萌发，也不能不忧虑；即使关键和时机还没有丧失，也不能不恐惧。所以古人说“居安思危”，又说“治理不能忘记祸乱”。臣常常想到唐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中原土地疆域不过千里。自从先帝扩张皇业、开辟天下，平定吴地、攻取蜀地，势如破竹。唯独河东的残余势力始终不能平定，直到陛下一举攻取，功名光大，连世宗和先帝都不能相比。然而河东攻破以后，圣驾回转，各军都盼望赏赐，四海之内也等待广施恩泽。哪里想到陛下还没有普遍施行赏赐功臣的恩典，也没有举行赏赐功勋的礼仪，至今已经两年，这就是所谓错过时机。如今北方的戎人不来朝贡，幽州的孤立城垒尚未恢复疆界。臣认为，以国家兵甲的强盛、朝廷物力的充足，消灭戎人很容易，夺取幽州并不困难。然而自古以来制御蕃戎，只在于向他们显示威势和恩德。显示威势，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劳民伤财；显示恩德，是把他们视同犬羊一样对待，像天地一样包容他们。他们有时来朝贡，也不阻止他们归附；有时背弃和好盟约，也不因他们侵扰反叛而发怒。臣私下担心，陛下因为幽州尚未夺取、戎贼尚未平定，一旦他们再次来扰边境，万乘之尊又想亲自出征，想快慰圣意、施展睿智谋略，虽然出兵必定成功，行动也不会有失算。然而臣请求陛下，或者举行郊禋之礼，或者举行封禅之仪，借此赏赐平定河东的功劳，借此表明赏赐功勋的信用。人心懈怠的会重新振作喜悦，立有军功、经历劳苦的人最终会得到酬赏。皇帝的恩泽广泛降下，万物人情都会通达安泰。这就是所谓陛下驾驭他们的意志、熔铸他们的内心，使他们该奔驰就奔驰，该停止就停止，该圆就圆，该方就方。如果不以威信铸造他们的心，以恩惠驾驭他们的意志，臣恐怕会出现要他们奔驰却停止、要他们圆却变方的情况。到那时，陛下一定会想起臣今天的话，一定会想到臣今天的劝谏。这就是军国要机第一条。臣又想到交州尚未攻下，战士没有功劳。《春秋》说“军队疲敝而耗费财物”，《兵书》说“军队疲顿，锐气受挫”。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边疆，只致力于扩大德业。武德有七项，陛下为什么不扩大它呢？上天生有四夷，陛下何必一定要收取他们的土地呢？如果圣人的德行日益更新，皇帝的教化日益远播，远方夷人自然会来朝贡，外域自然会来投降。假如他们不来投降，也不来朝贡，那么他们国家自有灾疫，他们人民自会遭受凶荒。《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又说“四夷前来称王”；《周易》说“圣人先于天时行动，而上天不会违背他”。上天尚且不会违背圣人，何况四夷呢？臣曾读《韩诗外传》，其中说，成王时，越裳来进贡，经过九重翻译才到达。周公问他们为什么前来，那人说：“上天没有猛烈的风和急骤的雨，大海也不掀起波涛，已经三年了。想来中原大概有圣人，何不前往朝见他呢？”从前太宗征伐辽国，魏征苦苦进谏。等到贞观年间天下太平以后，全国州郡有二百六十多个，羁縻州有八百个，屯田和设置戍守军队，全都在边远荒僻之地，难道是一一出兵之后，他们才前来归附内地吗？如今陛下为什么急于攻取交州？何况大国攻取交州，那是所谓瘴气弥漫的海疆，前往那里的人不习惯当地风土，军队驻扎在那里，滞留的时间很久。愿陛下暂且停止这场战争，暂时停止南征。交州没有平定，不足以损害陛下的功业；交州即使取得，也不足以增光陛下的威名。臣只是认为军队疲敝、耗费财物值得忧虑，军队疲顿、锐气受挫实在可惜。因为征讨的战争，费用十分巨大，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得的财物，也都是各国供给的赋税。请求陛下珍惜这些轻易耗费的财用，望陛下体念征戍的劳苦。这就是朝廷大体第一条。臣曾读《六典》，其中说左右拾遗、补阙掌管入朝供奉和讽谏，凡是发布命令、举行事务，有不便于时宜、不合于道义的，小事就上封事，大事就在朝廷上进谏。臣又读《唐书》，看到给事中可以封驳诏书。“封”是把诏书封还而不执行；“驳”是驳正诏书中的错误。起居郎、起居舍人又可以站在天阶之下，完整记录君王的言语。如今谏官寂然无声，毫无作为；假使诏书有所错误，审定的制敕有不可执行之处，给事中也不敢封还诏书而不执行，不敢驳正其中的错误。给事中、谏官既不敢违背皇上的威势，拾遗、补阙又不敢进献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能站立在轩陛之间，不能记录君王的言语行动，使圣朝的美好政事有的遗漏而无人听闻，导致陛下的德音有的无人知晓、无人记录。再加上御史不敢弹劾奏事，左右丞如今还缺员。中书舍人是陛下的近臣，掌管陛下的诰命。臣每逢起居之日，只看见他们随班进来，行拜舞礼后退回，从未见陛下召见他们交谈，从未听说陛下向他们询问政事。臣担心他们各自有所见解，想等陛下询问后才说；各自有所陈奏，想趁着适当机会才上奏。伏望陛下或者就事情询问他们，或者召见他们交谈，希望他们各自都能尽其诚心，从而了解他们的器识和才干。又如今三馆之中，虽然有集贤院的书籍，却没有集贤院的职官；虽然有秘书省的职官，却没有秘书省的图籍。臣恭读去年九月十一日颁下的制敕，其中条理安排百官，又在朝堂演习礼仪，并且委托宪司申报举荐。

译这说明陛下有意恢复古代的治道，大力振举朝廷纲纪。臣只看见所演习的是礼仪，没有看见所举荐的是职事。如果各项职事都得到举荐，那么威仪自然会严整。君主有君主的威仪，臣下有臣下的礼法，哪里还担心百官不整肃？哪里还担心各种政务不能得到妥善治理？臣请求今后给事中能够封驳诏书，起居郎、起居舍人能够记录君王的言语行动，御史能够弹劾奏事，谏官能够抗言直谏，左右丞能够纠察统辖御史台，中书舍人能够恭敬地接受陛下的顾问。中书舍人能够参与备问，则皇帝的谋略日益更新；左右丞能够统辖御史台，则风宪更加整肃；谏官抗言，则陛下能听到从未听到的事情，知道从未知晓的事情；御史弹劾奏事，则百官震恐，君主更加尊严；起居郎、起居舍人能够在陛下左右，则盛大的政事不会遗漏，国史也更加完备；给事中能够封驳，则诏敕不会有错误，政事发布也不会有错误执行。以上是朝廷大体第二条。如今天下统一，疆域万里，四方汇聚而来，京城之下车马行人拥挤，天下货物都归集于此，京师富足强盛。军营、马监无不高大严整，佛寺、道宫也都十分壮丽。陛下又新建西苑，重新扩建御池，御池像汉代的昆明池，园苑像周代的灵囿，足以作为陛下宴饮游乐的场所，足以成为圣朝宏大规模的体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只有尚书省还是前代营建的，官署房屋低矮狭窄；南宫二十四司不在其中，六部尚书没有固定官署，诸位郎官没有办公屋宇。至于九寺、三监，寄设在宫内前廊之下；加上礼部没有贡院作为考试场所，每年考试举人，只能暂时借用武成王庙。这不是太平时代职司设置的制度，也不是清明朝廷文物制度的规仪。请求陛下等西苑工程完工、御池工程停止后，重新修建尚书省和各寺监，以安置各级职官。这就是朝廷大体第三条。臣又常常在行路时，看见有被拘禁的囚犯，身上戴着用防牌制成的枷，不禁自己也感到惊骇；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这些囚犯究竟是什么人。臣谨按《刑统》，根据《狱官令》，枷和杻各有长短，钳和链各有轻重，制度尺寸都有明文，刑书中从未见过把防牌当作枷的规定。如今州县凡要笞打一名小罪犯、拘系一名轻罪囚徒，都必须详细查核格式条文，完全依照典章法令，奉行国家颁布的律法，遵守法寺制定的科条；用防牌作枷，实在是超出法律之外。伏望陛下革除此法，不要损伤皇帝的教化。过去太宗因为观看明堂图，看到人的五脏都系在背部，圣明慈悲而产生恻隐之心，于是免除了徒刑。何况在太平时代，正应当停止刑罚而不用；至于仁德最高的君主，更应把敬慎刑罚、体恤囚犯放在首位。这就是朝廷大体第四条。臣所说的是军国要机，请陛下审慎察看；臣所举的是朝廷大体，请陛下采纳实行。臣不胜感恩图报、激切惶恐之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拾遗】上奏太宗，分条陈奏应办之事　田锡 臣任职于谏垣，出任河朔地方官，虽然勉励自己保持忠勤的节操，却没有机会伸展直言极谏的诚心。尸位素餐的惭愧自己知道，徘徊不安更加迫切，凭什么来分担陛下忧劳勤政的重任？凭什么来报答朝廷委任使用的恩德？臣怎敢不早晚思考，想贡献微薄之力，愿把草野浅陋的见解上奏，希望得到英明圣主的了解。如今陛下命臣颁布条令，委托臣治理郡政，这是亲近百姓的心意，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假如所治理的郡政事简少、监狱空虚，所亲近的百姓风俗淳厚，这就叫治理百姓有方法、驾驭下属有才能，足以报答朝廷任用的恩德，也可以彰显陛下忧劳勤政的恩意。然而事情有时不是能够凭主观愿望变得简少，案件也有时没有原因而长期空缺，民风还没有达到淳和，社会风俗还没有达到富足厚实；即使有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无法施行，即使有驾驭下属的才能，也没有机会发挥。何况臣昏暗懦弱，并非有才治理下属；以臣愚昧的见识，治理百姓也没有方法，只能说明长期的弊病，体恤百姓尚未安定。所谓长期弊病，是过去接近并州，邻近敌境，边防费用和防御军队持续二十多年，百姓不得休息；所谓尚未安定，是如今北狄靠近边塞，屯兵抵御戎敌，飞运粮草，涉及三十多个郡，百姓并不富足。管理专卖货财，搜取财利过于严密；亲自处理机要事务，诏令也颁行得过于频繁。臣所说的搜取财利过于严密，是指酒曲之利只要求增加盈余，商税之利只要求出现剩余；有时偶然有了剩余，却不询问剩余的原因；有时偶然出现亏欠，却一定追究亏欠的过错。逐年比较考核，只知道不断增加；逐月较量，也不管亏欠损耗。然而国家军队数量多，支用的地方多，课税收入不能不这样征收，专卖事务不能不这样比较考核，穷尽取财的途径，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至于疏通货殖来源，却没有听说采取适当的变通，似乎不知道停止，完全没有期限。现在请求国家对于关市征税，确定固定数额；对于酒曲之利，规定固定常规。有时偶然增加，就不要再追求额外剩余；有时偶然亏损，就可以令其在有剩余时补足。比如州县征收科税、农桑税赋，年成丰收时没有听说加倍缴纳，年成歉收时允许延期征收，这样自然合乎中道，百姓也知道如何安排。为什么这样说呢？百姓依靠财利生活，就像鱼依靠水生活一样；百姓被财利困扰，又像水干涸而使鱼困顿一样。愿陛下因再次产生的直言议论，另行颁布新条令；在百姓已经繁盛之时，正是寻求合乎中道、斟酌处理的时机，天下幸甚，海内幸甚。臣所说的诏令颁行过于频繁，是因为臣曾读扬雄《法言》，书中说：“圣人的道，犹如正午的太阳。” 臣又曾阅览太公《六韬》，其中说：“圣人的道，犹如龙头。”所谓龙头，是说向上高看、向远处听取；所谓日中，是说光明融通而能照见幽暗。由此可知，君主有居于上位的威仪，臣下有奉事君上的职分。君主之道贵在简要，简要则号令审慎，百姓容易遵从；臣下之道贵在勤勉，勤勉则职事得到修治，事务没有阻塞。臣伏见陛下忧虑百姓太过，处理政事太勤，每天早晨在崇德殿接受百官朝见，到了中午又在讲武殿处理万机。有时进呈铠甲兵仗，有时拣选阅看军人，有时亲自询问囚犯，有时亲自察看战马；从匦中投进来的奏章，有时详细审察其中的词理；击鼓上闻的案件，有时询问其中的冤屈和诬陷。陛下用亲口发出的言语，逐人省察询问；用天心裁度判断，一一分别处理。由此可见陛下劳累处理万机的精神，也由此看出臣下亏损侍奉君主的职责。何况如今四方无事，众多堡垒都已平定，为什么还要使陛下如此过于勤劳？为什么要让三公因此感到惭愧？大概陛下担心四方的见闻仍有未能通达之处，万机之事仍有未知之处。文王的心意，于是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成汤的志意，重在孜孜不倦地每日自新。然而陛下为什么不把这种勤劳转移到求取贤才上？为什么不把这种精力专注于选拔士人上？谏官就把他们安置在左右，御史就委任他们负责纠察弹劾。

译给事中中有才干的，应当允许他们封驳诏书；诏书和起居郎中有文才的，应当命令他们记录君王的言语行动。各种职务都这样，各自举荐合适的人；众多官员都这样，各自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样还忧虑什么事情不能妥善治理？还担心什么百姓不能受到恩赐？如今有司发布指挥，大多通过札子请取圣旨；官员注拟任用，必定要引见，听候皇帝敕令裁决。事情如果合宜，就已经出自皇帝的裁断；事情如果不合宜，也归于皇帝的睿断。这样一来，所有事情都劳烦天听，哪里还用得着有司？这就导致陛下处理政事过于勤劳，忧虑百姓过于深重。何况宫阙是尊严的地方，轩墀之间排列着清近机要的官班，可以用来延请贤良、询问治理之道，哪里适宜让押解来的囚犯，或患病的军人，或凭空捏造言辞越级诉讼的人，或侥幸求取恩典之类，都被带到便殿来面见天颜？陛下便根据事情随时发出指挥，临时决定取舍。其中有的人突然承受顾问，上面畏惧天威；有的人偶然陈述，稍稍合乎圣意，怯懦、口吃的人，虽然开口奏说却没有尽情表达心意；奸诈、善于辞令的人，言语虽然貌似得当，却未必有道理。陛下有时赐给他们恩泽，有时把他们置于刑法之下。然而陛下的明察周全通达，发布命令固然没有冤枉滥刑；但皇帝朝廷清明肃穆，难道终日可以称作喧嚣吗？再加上条理安排事务，有时会伤害到政令频繁并行。施行的诏敕于是变得过于繁密。礼书说：“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出来就像纶；君王的话像纶，发出来就像綍。”这是比喻君王的言语由近及远，逐渐光大于天下。用言语教训人，可以常行于百代。政令简明而且重要，百姓就容易遵从；政令繁多而又难以实行，百姓就容易触犯。《尚书》说：“面对下属要简明”，又说：“统御众人要宽厚。”统御众人不宽厚，获罪的人就多；面对下属不简明，听从命令的人就少。何况帝王有恒常的治道，禁令有固定的程序。发布政令贵在一定实行，设置禁令贵在一定禁止。政令没有节制，奉行执行的人必然困难；禁令没有时限，遵守停止的人也会很少。臣所说的搜取财利过于严密，既然如此；诏令颁行过于频繁，又是这样。愿陛下宽恕臣敢于进言的罪过，审察并慎重处理；希望陛下听取臣敢于进谏的话，选择其中可行的实行。臣还有三件没有明白圣意的事情，以及两件奏请可以施行的事情。所谓没有明白圣意的第一件事是：如今内职各司都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本司官署。中书是宰相办理职事的厅堂，相府是陛下优待贤能之人的地方。如今却在中书外廊设置磨勘一司，考核朝臣功过有无，审核州郡劳绩才能的虚实。臣私下认为，这个职务本来属于考功，难道考功的职务没有修治，所以才另有磨勘之名吗？这实在不是雅正的称呼，严重损害朝廷大纲。这是臣所说的没有明白圣意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御史台本来不是拘禁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押囚犯之所；大理寺旧来设置监狱，如今却成了检核格式的机构。授予人官职，本来贵在任用适合的人才；审讯案件只要依据实情，自然不会滥刑。有的诸侯犯了重大过错，有的百姓遭受深重冤屈，于是才命令台官受命充任制使；这样，宪府的风纪和规制自有区别，刑曹的审讯也不会有疑误。如今却有的人击鼓上告天子、凭空捏造言辞到宫阙申诉，多次派遣殿直承受圣旨，充任制勘使。臣实在没有审理案件的才能，却突然被委任去审讯别人的罪过。其中有的推问勘验不明，因而导致案件拖延；有的不了解刑法条文，妄自加重刻薄的刑罚。既然拿着制书的命令临到他们身上，把他们置于囚禁之中，他们在上面畏惧严威，谁敢抗拒？等到进行录问时，便都服从供词。即使罪应判处徒刑、流刑，也一定要申奏；案件既然完备，就依据它施行。难道不会有冤枉无罪之人的地方吗？难道不会有放过有罪之人的失误吗？这会亏损陛下慈仁的恩意，损害朝廷敬慎刑罚、体恤囚犯的恩德。这是臣所说的没有明白圣意的第二件事。臣每次读史书至于文集，看到有的平民妇女具有正直廉洁的节操，有的乡野之人具有孝顺友爱的风气，尚且要表彰他们的门闾，或者赐给他们粮食丝帛，用来激励浇薄败坏的风俗，也用来推行风教的规范。修养自身的人因此显扬名声，崇尚义行的人因此树立节操。如今国家官僚在远方任职，不能携带家属迁徙；父母去世，也不能离任守丧，只能身穿墨色丧服处理政事，哪里能安慰孝子的心？明确的诏令没有施行，严重损害了圣人的教化。这是臣所说的没有明白圣意的第三件事。过去汉文帝在位时，号称刑罚废置不用，一年终了审判的案件只有三十件。这是因为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才没有触犯刑法；万物失去适宜的位置，必然会遭遇上天的惩罚。因此圣人看到一物失去适宜，便一定产生恻隐之心；知道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便一定动起哀怜之情。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女工的辛劳；吃一顿饭，就想到天下农夫的苦楚。所以《尚书》说：“不敢侮辱鳏夫寡妇。”《周易》说：“诚信可以施及猪鱼。”猪鱼是最微贱的，诚信尚且能够施及；鳏夫寡妇是最贫贱的，也不敢加以侮辱。由此可见圣人用心，无微不至；圣人施加恩惠，没有不均等的。如今河朔数州，衙前军将中应诏命配发前来的人很多；江南、两浙的人，虽然曾有敕文允许他们自行行动，但各自都没有离去的归宿，仍然挂着职名。其中有的不要衣粮，只希望得到差使；即使有的应当领取俸给，多数也是折支。天气寒冷却没有衣服，白天饥饿却没有食物，老少聚集在一起，受冻挨饿、贫穷困苦；羁旅在外而没有生活办法，只能叹息忧愁。与其把他们配发到那里却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放弃他们的差遣，让他们回去？这是臣认为可以进言的第一件事。如今国家疆域广大，州县极多，令、录等官员有空缺，就根据资历和劳绩升迁授官；主簿、县尉任期届满，就按照年限调任。其中廉吏虽然很多，但贪官也并不少。贪官偶然没有暴露，刑罚却宁可施加；廉吏没有被上报知晓，表彰和酬劳也得不到。说到赏赐劝善，似乎还不够精细周详。应当委托各州，普遍命令他们申报。一个州有多少县，一个县有多少官员，奏报其中的善吏，那么不善之吏自然就显露出来；奏报其中的贪官，那么廉洁之人也自然显现。有的就加以奖励勉励，有的姑且给予升迁调任，那么廉能之人既然有所归宿，卑劣滥竽之人难道不会自己惭愧吗？表彰清廉、激励贪浊，实在是实现治理的首要措施；改变风俗，应当从亲近百姓开始。这是臣所说可以进言的第二件事。臣详尽陈述鄙陋见解，烦扰亵渎了圣上的听闻。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以右补阙知相州，入递上奏此章】上奏真宗，论军国大政五件事　王禹偁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时的赦书，说应当开辟进谏诤言的道路，防备并招致贤能奇异的人才。又奉到御史台的告报，依照诏命，内外文武臣僚都允许直言极谏。这实在是陛下充分彰显圣德、广泛通达民情，迅速达到时世和谐，追慕实行古道的深远心意，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军民最大的幸运。臣虽然没有声名，但进谏是臣一向的本分。先皇帝时，臣刚授任右正言、直史馆，当天就进呈《端拱箴》一篇，又上奏《御戎十事》。因为先朝采纳了意见，臣被提拔进入翰林学士院，判大理寺。当时臣抗诏论说道安的罪过，执法为徐铉洗雪冤屈，因此被贬为商山官，过错确实由此而来。不久又被召回任用，忝居谏垣，又上奏李继迁的便宜措施，却被搁置不报。很快又进入内庭，兼任驳正官，也曾经改更宣命、封还敕书；虽然没有给朝廷带来回报，大体上还算稍稍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恭逢陛下敬奉先帝遗命，心怀长远谋略，继承皇位之初，赦书已经如此；听政以后，诏命又是这样。臣如果有所见却隐藏不说，就是上对不起先帝任用人才的心意，下辜负明主寻求进谏的旨意。臣伏思，圣朝享有国祚已经四十多年了，边疆还没有十分安宁，人心还没有十分安泰，求取财利没有停止，设置官职又太多。如今陛下治理天下，正要革新，挽救弊病正在于迅速。臣担心有些书生拘泥于成说，向陛下进奏，认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可以说是孝”，这就是不知道古今制度不同、家庭和国家道路不同。假如帝尧去世，帝舜在位，尧在位时有八元没有得到任用，四凶没有被铲除，舜于是流放他们，使善恶各有区别；没有听说后人因此说尧不如舜，说舜对尧不孝。伏望陛下抑制老生常谈，施展英主独断的决策，那么天下幸甚。臣谨因军国大政，奏陈五条；如果稍微触动圣心，也许可以大大开通进言的道路。第一条是：谨慎防守边疆，沟通盟好，使负责运输的百姓得到休息。如今北方有强敌，西方有李继迁。强敌虽然没有侵犯边境，戍守军队难道能够削减吗？李继迁既然还没有归顺，粮饷供应本来就难以停止。关辅百姓的困苦尤其严重。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即位之初，应当顺应人心，应该敕令守边官吏，致书外臣，使他们转达犬戎，请求恢复旧日和好；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过，重新把夏台交还给他。臣先前在翰林时，看到李继迁上表说：请求夺取残破的夏州，以奉祀拓跋氏的祖先。先帝虽然作了批答，却只给他鄜州节度使的名号。因为李继迁本来就是反复无常的人，哪里肯束身归国？所以诏命没有实行。如今陛下继承大统，大大振扬皇帝威势，也可以让李继迁派人进奉，借此提出从前的事情，他一定会感恩；这也是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假如他不听从，那么准备防御、诛杀擒获，也都有相应方略；同时还能让天下百姓知道陛下委屈自己而为他人着想。有人说：富国强兵，不能向别人显示软弱。这是只夸耀虚名而忽略国家大计。第二条是：裁减冗余军队，合并冗余官吏，使山林川泽的资源稍微流通到百姓手中。臣伏思，乾德、开宝以来的国家事务，都是臣亲眼看到的。当时东方还没有取得江、浙、漳、泉，南方还没有取得荆湖、交广，朝廷财赋可以说并不丰足，然而攻打河东、防备北方敌人，国家费用仍然充足，军威也很强盛，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蓄养的军队精锐而不多，所任用的将领专一而不受疑忌。此后完全取得东南数国，又平定河东，土地财赋可以说广阔了，但军威反而不振，国家费用转而紧张，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蓄养的军队冗多而不全都精锐，所任用的将领众多而不能各自专断。如今如果确实能够简选精锐士卒，裁去冗兵，把军队委托给将帅，使用恩威和法令来驾驭他们，凭天下的财赋供给他们，却还说军威不能振作、财用不丰足，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像开宝年间那样筹划治理军队和财赋，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天下了。至于拿唐尧、虞舜来比拟三代的说法，都是空话，臣不敢这样说。臣又看到开宝年间设置官职极少，用什么来证明呢？臣本是鲁地人，户籍登记在济水一带。没有考中进士时，常记得当时只有一名刺史，就是李谦溥；一名司户，就是现在的司门员外郎孙贲。将近一年，朝廷没有另外任命官吏，当时也未曾耽误政事。后来才开始增设一名团练推官，就是现在的枢密直学士毕士安。太平兴国年间，臣考中进士回乡时，有刺史陈延山、通判阎暐、副使阎彦远、判官李廷、推官柳宣、兵马监押沈继明，以及监酒税等官，又增加了四名。曹官之外，又增加司理官。问一问他们，州中的租税是否比从前减少了？问一问百姓，人民是否比过去逃亡得更多了？一个州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冗余官吏耗费上面的财力，冗余军队耗费下面的财力，这就是把山林川泽的利益全部取尽仍不能满足的原因。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享，自汉代以来取来作为国家用度，不可以抛弃；然而也不可以取尽。如今人们说已经取尽了，凭什么知道呢？就拿茶法来说，自古以来本来没有茶税。唐宪宗元和年间，因为用兵讨伐淄青、蔡州，宰相王涯才开始创立征收茶税的法令，《唐史》称这一年取得钱四十万缗，供东路军使用而得以成功。如今却达到数百万钱，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所以臣说：应当裁减冗余军队，合并冗余官吏，使山林川泽的富足资源稍微流通到百姓手中。第三条是：使选举严格，防止入仕过于滥杂。古代在乡里推举选拔人才，是为了选择士人；君子在家中修养品行，学问得到众人推重，然后才被推荐任用、进入朝廷，所以参与政事，政事就和谐；治理百姓，百姓就安泰。从三代到两汉，虽然制度有沿革，却从未远远背离过这种道路。隋唐以来，才开始有科举考试，获得人才的盛况可以和古代相当。然而从唐初直到太祖一朝，科举考试从来没有不严格的。每年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科不过五十人。又加上周高祖以后，外地诸侯不得奏请辟用士人，士大夫很少有资历和门路，所以有人终身不能考中一第，到死也不能取得一官。先皇帝在藩王府时培育德行，看到了这种情况；登上皇位以后，不求完全具备某一方面条件来取士，而是舍弃短处、采用长处，十人中录取五人；在位将近二十多年，考中进士的也接近万人。其中不乏俊秀之才，也有轻易考中、容易取得官职的人，像臣这样的人，不过是容易中选者中的一个罢了。

译臣愚昧地认为，几百年来选举艰难，所以先帝用广泛取士来救济；二十年来恩泽丰厚，陛下应当用旧有章程来纠正。伏望把科举考场交还有司，依照旧例办理。至于吏部铨选任用官员，也不是帝王亲自办理的事情。近来五品以下官员，称为恩荫授官，如今却只剩幕职和州县官。京官虽然有选任期限，大多不施行。太祖以来，皇帝在便殿引见官员，已经成为常例，以至于先朝参加调选的人，大多寻求侥幸。有的人凭哀鸣哭泣，便获得越级提升；有的人凭反应敏捷、山呼万岁，便升任京官品秩。吏部官员仿佛只是充数，既没有了知耻守格的风气，懒散无能的官吏便逐渐增多。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把铨选之事交还吏部和有司，按照格式条文注拟任官。第四条是：淘汰僧尼，避免疲困百姓耗费劳力供养他们。古代只有四种民众，治理百姓的是士人，所以由农民供养；工匠用来制造器物；商人用来流通财货；这些都不可缺少。而军队不在这四类之中，大概因为周代井田法规定农民就是士兵，有事就作战，无事就耕作。自秦代以来，以强大军队平定天下，所以战士不再从事农业。这样在四民之外又增加一类，成为五民。因此农民更加困苦；但是执持干戈保卫社稷，按理又不可废除。只是这样一来，帝王之道就不能与三代具有同样的风气。汉明帝以后，佛法传入中国，度人出家、修建寺院，历代不断增加；他们不养蚕却有衣穿，不耕田却有饭吃。这样在五民之外又增加一类，成为六民。所以魏晋以下，治理之道不如两汉。唐代大儒韩愈在劝谏宪宗迎接佛骨的表章中说：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舜、禹都享年一百多岁。当时还没有佛教，由此可知古代圣人并不侍奉佛来求福。古代圣人必定排斥佛教来救济百姓。假使天下有僧人一万人，每人每天吃米一升，每年用绢一匹，这已经是极为节俭了，但每月仍要耗费三千斛粮食，每年仍要耗费一万匹绢，何况有五七万僧人呢？而且富裕的僧人和高大的和尚，极尽口腹之欲，一顿斋饭、一套衣服，贫民一百家都未必供给得起。这些人既不能治理百姓，又不能奋力作战，不能制造器物，不能流通财货，只是住在高堂广宇中，穿丰足的衣服，吃饱饭罢了；如果不说他们是民间的蛀虫，难道可以吗？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度人为僧的人数已经很多，建造的寺院也很多，计算它们的费用耗费，何止亿万？先朝没有吝惜财物施舍，又过多地崇奉佛教；如果佛真有灵，难道不能降福吗？由此可以明确知道，侍奉佛教没有效验。陛下深刻鉴察前代君王的事情，精心探求治理的根本，应当赶快淘汰僧尼，以使百姓生活富足。如果因为陛下刚继承皇位，不想惊动震骇这些人，那么暂且一二十年不再度人出家，不许修建寺院，使他们自行消耗衰败，逐渐离去，也可以算是救治弊病的一种办法。第五条是：亲近大臣，疏远小人，使忠良直谏之士知道应当进用而没有疑虑，使奸邪谄媚、倾巧钻营的人知道应当退避而有所畏惧。君主是头，臣下是四肢，君臣本为一体。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疑忌；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要任用。如今天下谈论帝王的盛德，哪里不说尧舜之道？这些都记载在典册中。尧在位时，百姓关系不亲睦，贵族秩序不和顺，于是命契担任司徒，推行五教；蛮夷扰乱中原，于是命皋陶任士，明定五刑；命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命禹平治水土，命益担任虞官。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可以说是委任臣下、责成其事而毫不疑忌。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尧有什么功德呢？臣说：只是有知人善任、任用贤能的德行罢了。虽然如此，尧的治道距今遥远，恐怕难以完全恢复。臣就近来的事情来说，只有唐朝的政事可以斟酌损益而实行。臣读《元和贤相裴垍传》，唐宪宗曾命裴垍铨选品评庶官，裴垍上奏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诸司长官，诸司长官自行选择属官，这样上下彼此就不会疑虑，政事也就能办成了。”以陛下的明察，选择几个宰相，尚且时常有不称职的人，何况臣才智不高，选择几十个诸司长官，常常还担心不能胜任；如果再让臣选择庶官，恐怕不是达到治道的关键。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裴垍的话说得对。伏望陛下远取帝尧的治道，近鉴唐朝的做法：唐室既然得到宰相，就任用他们而不疑，使宰相选择诸司长官，诸司长官自行选择属官，那么就可以垂衣而治了。所谓忠良、正直敢言之士，就是懂得进用贤人的人。臣又听说，古代受刑之人不在君主身边；古语说“放弃郑国淫靡的音乐，远离谄佞之人”，又说“像水渐渐浸润那样的谗言、像皮肤受到伤害那样的诬告，都不能使它们流行”，这可以说是明察极了。因此，周文王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替他结鞋带的人，因为身边的人全都是贤者。小人一类的人，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迎合君主的意旨，事事必然损害正道之心，只是忌恨贤能；不是圣明的帝王，不能深入察知这一点。臣又考察旧制：南班三品以上的尚书才得以登殿，可知三班奉职的地位低贱。有时因奉命出使，也得以登殿，迷乱天子的听闻，冒犯玷污至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振兴纲纪，尊严自己的视听，正是现在不可不思考的时候。所谓奸邪、险诈、倾覆、巧佞之徒，就是懂得退避的人。臣愚以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是先议论军队，使兵力众寡配置得当、措置合乎原则；然后议论官吏，使清廉与贪浊各走不同道路，官品流类不相混杂；然后解决选举困难，以堵塞弊端的源头；禁止僧尼，以消除它们对国家财用的耗费。这样国家用度自然充足，王道自然得以施行。如今如果不裁减冗兵，也不裁减冗官，不解决选举困难，不禁止僧尼，即使想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山林川泽的禁利，又怎么能够做到呢？伏望陛下承继二位圣主留下的谋略，鉴察千古以来的治道，圣明如日月，见机先于鬼神，圣智所能周知的没有遗漏一物，英明决断所及，超过历代帝王。又有三事大臣接受遗诏辅佐政事，哪里容得郎吏随意议论国家根本制度？只是因为臣一向蒙受恩宠光荣，常想着报答效力，有所积蓄在心中，不敢闭口隐藏。臣又想到诏书说：“进言而不采用，罪在朕身；求取意见而不进言，过错将由谁承担？”臣不胜愿望之至，所以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向上触犯陛下的威严。伏望陛下践行诏书中的话，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至道三年四月大赦，五月诏令御史台告谕内外文武群臣：“从今以后，君主有过失、时政有弊病，或军事上有所亏缺，或民间有利害得失，都允许直言极谏，抗直进言上报。”十八日，禹偁以刑部郎中的身份任扬州知州，随驿递上奏此疏，随即被召回朝廷，采用他的建议，把夏、绥、银、宥、静五州赐给赵保吉，并命令恢复其知制诰之职。】上给宋真宗的答诏五事　　　　　陈彭年

译臣奉诏，京朝文武百官可以举行转对，在外群臣也各自允许上章奏事，这是陛下思量采纳正直言论、安定众庶的意思。臣虽然极其愚昧，也诚心希望不辜负诏令。伏望陛下明察睿断，稍加裁察。如今登临朝廷、进献封事的人，大多陈述民间日常事务，很少涉及国家长远的谋划。臣所要说的，则与此不同。臣听说，重华时代，伯禹叙述九种功业；太甲在位时，伊尹陈说一项德行；周武王受命，询问《洪范》的九类大法；周成王继承王业后，制定《周官》的六种典制，这些都符合古代正道，用来资助教化的根本。伏望陛下继承二位圣主的宏大基业，统御千载的大统，如今群臣得到进用，百姓富足安宁，实在正应当焕发宏大的谋略，彰明盛德，增修制度，创立宪章，改变历朝累积的霸道习俗，恢复上古的王道风气，使九夷蒙受恩泽、万世仰望您的声名。现在正是这样的日子。有些事情虽然细小，却可以建立大功；有些道理虽然极近，却可以作为长远的计策。臣请求陈说。这些事情有五项：一是设置谏官，二是选择精通法律的官吏，三是删简法令，四是裁减吏员，五是实行公正荐举。这五项，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道路，是达到治道的平坦途径。臣请逐条陈说。设置谏诤之官，打开进献意见、纠正过失的道路，是尧、舜、商汤、周武王共同实行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让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参与站立在君主左右，专门奉行规诫，有事必定进言，有过失必定劝谏，足以通达四方被堵塞蒙蔽的情况，帮助圣明君主增长聪明才智。如今虽然有谏官，却没有明确的言责；有的出任外地职务，有的兼领其他司的事务，常常闭口以求自安，很少发表危切的言论来辨明是非，这就如同空器一样，对圣明的谋略有什么补益？臣请依照《六典》规定的员额，设置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并选用孤立无党、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实相称的人担任。都按照才能授职，不按照资历次序升迁；使他们常在朝廷，专居谏省，入内观察朝政，出外听取民间言论。或者办事失当，或者发布命令不合宜，或者选举官员没有成绩，或者审理案件有冤屈，小事就上章奏报，大事就在朝廷当面争谏。这样以后，圣明君主考察他们所说的话，可行的就听从，不可行的就罢免；年终按照进言事务的多少考核优劣，忠诚正直、竭尽规谏的人甄别提升，逢迎依附、只求保住职位的人加以惩罚责备。这样人们自然都会竭尽节操，政事必定不会邪曲，臣下不敢偷安，朝廷也可以因此振作严肃起来。况且人命所系，关键在于法官；官员如果不是有才之人，百姓就必然无处申诉。古代审理重大案件、议定重大刑罚，虽然以法律为依据，也辅以经义，所以释之、于定国担任廷尉时，就没有受冤的人；张汤、赵禹一类人位列九卿，却被称为酷吏。国家重视文学方面的选拔，轻视刑法方面的官司，所以其属官未能全部选用良善之人；采用忠恕之道，就被说成旷废职守；奉行苛刻深文，就被称为奉法。只知道遵守格式法条，哪里能详尽理解经义？如果这样，监狱怎么会空虚？刑具和斧钺怎么会停止使用？臣请从今以后，廷尉所属官员，或交给有关部门，谨慎加以铨选，不拘泥于资历次序，只提升有才能的人，使他们审理已经形成的刑狱事务时做到公平允当；使用三尺法，志在哀怜体恤，不因爱憎而曲解法律，不因地位高低而迎合权贵。这样百姓自然知道羞耻并守法，时世也会和谐太平。又法令是国家的权衡、百姓生活的缰绳，贵在简易，怎么能厌恶其繁琐而不断增写呢？长期实行，百姓就知道依从；屡次变更，人们就无所适从。近来陛下知道制敕过于频繁，担心条文科目过于繁多，立即改变圣明谋划，特意下令删定。既然经手修订的都是名臣，那么措置之间本来都合乎道理；可是诏书颁布下来，才到第二年，后来施行的敕令又将达到数百条。有的已经删去的内容又重新编成条文，有的已经存在的规定，官吏又加以申明；这对宪章没有益处，只是使文书更加繁多。况且道理遵循统一标准，官吏就无法欺骗百姓；命令如果频繁更改，人们就能够玩弄法律。损益变更之间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古人说：“利益不到十倍，就不要变法。”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何况先朝求治的心意，陛下继承光明的志向，诏令一出，夷夏共同欢悦。即使稍有文字缺漏，也不妨碍大体，何必烦劳改作，使同一政令出现许多门径？臣请今后有人上封事进言，请求变更法令，如果没有很大的益处，就不要改动旧章，这样或许能使号令更加明确，刑罚逐渐停息。又治理国家的起点，以审察官员为根本；审察官员的方法，以任用贤能为先，不在于官员齐备，只期望得到俊杰。所以说：“官职不一定要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又说：“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如今国家州郡极其广大，官员太多，对公事没有益处，白白侵耗国用，使有才能的人不能竭尽其力，不肖之徒却得以包容其奸邪。请允许臣用亲身经历来说明其利害。臣以前任苏州通判时，知州乔维岳生病，只有臣和判官崔端共同处理事务；后来任寿州通判时，知州乔维岳死亡，支使甘鸿渐出差，只有臣和推官陆文伟共同任职。在那时，区分审理案件、处理发遣文书，都能够按期完成，也没有耽误事情。如今苏州除知州、通判之外，还有职事官三员；寿州除知州、通判之外，还有职事官四员。官员既然很多，事务分割得更加烦琐，增加了将吏到衙参见的次数，也增添了簿书积压的阻滞。又臣所在州的洵阳县，统计户数一千一百户，却有官员三人；汉阴县统计主户六百户，却有官员二人。这些地方大都人口凋零稀少，道路偏僻荒废，诉讼极少，租赋很少，只是让官员安闲度日，本来就没有什么勤劳成绩。臣常见知郡、推官、军监、判官都名列初等职事官，但有的名义上是知郡，实际事务却全归藩方；有的名额是军监，事务却多属于州府。有的处在交通要道，有的位于边境军镇。其中知郡有推官却缺判官，军监有判官却没有通判。监理钱谷、审详判断刑名，凡是要求他们完成的事情，没有不是繁重艰难的；然而他们所得请受少于判司，劳役不均，贤能与愚劣都看得清楚。臣请特意选拔明达能干的朝臣，与各路转运使共同考察辖区内的州县；凡公事较少而官属过多的地方，都酌量裁减。裁省下来的俸禄，依照司理、司法参军的先例，增加发给初等职官。

译这样，冗员过多的地方既然减去了员额；需要任用的官员又各自增加了俸禄，官职自然不会虚设，人人都会竭诚尽力。创立这种新规，更能彰显治道。又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求贤更重要的；求贤的方法，没有比公正荐举更优先的。然而如果防范不严，滥进的道路就会兴起；法网稍微严密，公开荐举的制度又会废弃。应当期望贤才众多，共同振兴宏大纲纪。臣请依照唐朝旧例，新授常参官在朝谢恩之日，同时进呈状文，推荐官员来代替自己，并各依被荐者的长处，详细说明其情况。有的凭文学，有的凭吏能，有的凭强干明察，有的凭清廉纯洁，总要务求事实，不许粉饰言辞。如果确实熟悉其人，即使是亲戚党羽也不要回避；经过御览后，就交给宰相部门。到年终时，列出姓名分条上奏。在外的交给各路转运使，在京的交给本司长官，再详细考察其才能，以验证荐举是否属实。如果荐举多次，所采听的情况并非虚假，就根据才能分别提升任用。以后如果不修养操行，故意亵渎常法，就由荐举者依法科罪，以惩罚错误荐举；如果政绩特别优异，考核成绩有加，就由荐举者根据事情受到表彰酬赏，以褒奖并提升善于荐贤的人。赏罚既然可信，清廉与贪浊自然分明。因为采纳众人的意见，人们就无法徇私；有固定的规则，众人都会知道受到劝勉。清理源头、端正根本，关键就在这里。臣又伏见唐太宗常常召集公卿询问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群臣大多拘泥于近世习俗，没有长远谋略，只有魏征请求实行王道。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达到了太平。中原地区家家户户夜不闭户，四夷则经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贡。艰难祸患屡次发生，而国家的缔造建设反而更加更新，这难道不是由于盛大德泽留在人心，余庆延及后代所造成的吗？如今国家功业成就、治理安定，远方肃服、近处安宁，万物归心，九夷拭目以待。凭陛下的圣明德行，超过古代先王，实在应当轻视晋魏而不去谈论，稍稍超过汉光武帝而独自有所作为。施行清静神明的教化，扩展仁义慈俭的风气，然后举干盾羽旄而不用兵甲，以绘有兵器的衣冠作为刑罚的象征，坐在明堂接见朝拜万国，登上泰山祭礼百神，那么天下百姓将不待发声便会响应，海外各地的风俗也会不待召唤而自行前来。【咸平四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全州知州。】《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总议门 总议二 上奏宋真宗论时政　　　　　张知白 臣听说，创建王业并希望延续无穷的，必定以政事为根基。因此王业兴盛的时代，其政事必定经久可取、长远宏大而可以效法，然后才能迅速出现天下安治太平的局面。臣私下看到，古今论政事的人，很少不把防备边疆作为急务，所以大多列举西北两方攻守之事，进献方略。于是奇兵诡谋纷纷竞相兴起。五行之中，金属代表兵器；若用五事相配，金又代表义。兵器的作用，实在不可废弃。因此可以知道，主张弭兵的人，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戎狄也只是天地间的一种气罢了；他们的性情贪婪暴虐，厌恶生存而喜好杀戮，与中原完全不同。所以史籍记载，京师属阳，而诸夏属阴，大概是取内外之义。阳主生养万物，阴主杀伐万物，因此四夷扰乱边疆并不足为怪，关键只在于控制他们是否有道。又和谐欢乐属阳，忧愁困苦属阴，王者必须先使内部人心和谐，然后再制服四夷，这就是尊崇阳气、抑制阴气的道理。臣伏见去年春天下大雪，今年夏天又有暴雨，考察《洪范》的记载，这属于灾咎恶行的征兆。伏望陛下自即位以来，每天都谨慎自持，恢复温厚恭敬、敬畏勤俭的品德，讨论方略，思考扩大治道；圣德没有缺失，那么灾咎恶行又从哪里产生呢？难道不是政令之中有不合于天时的吗？春天是万物发生的时节，只能使万物生长而不能杀伐。国家每年春夏交替之时禁止捕捞，这是仁爱施及鸟兽。如今建寅之月是一年三元的开始，孟夏又是正阳之月；何况正律记载，在秋分以前有不判决死刑的制度。按照《月令》，春季应当说“不要任意掠夺”，不能以阴暗的政令触犯阳气，又说应当施行仁政，不可以举行征伐之事。到了夏季，则说释放重囚，放出轻罪羁押者，同样没有判决死刑的文字。唐朝完全依照这一制度；如果罪犯属于十恶，尤其是危害极大的罪人，则判决不必等待时令。自唐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后，政事多有毁坏，如今《刑统》中只保留晋天福七年敕令，规定立春、立夏两日不判决死罪。这是因为天福年间正处于战国状态，天下生灵犯罪触法、被处以重刑的不可胜数，杀戮之刑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所以不能完全避开春夏盛德之月，只取两日来代替两个季节。如今天下每年判决的大辟罪极少；一年之中共有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各主管十五日。臣认为，天下各郡每年判决死罪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春夏两季也可以在立春、立夏节气到来时各自禁刑十五日，以符合孟春、孟夏的节令，完全保全阳气生发。如果属于十恶之罪而判决不必等待时令，也可以把斩刑改为绞刑，以免造成流血的刑罚。其余杂犯死罪，如果已经判决并具备完整案卷，可以在半个月以后到边防屯兵之地执行；按照军法办理的，不在此限。臣又考察《礼经》：季夏中气以后十五日内，不可以兴起土木工程，因为土气将要当令，气势需要安静。臣请下诏天下，每年从季夏中气到立秋节之间的半个月内，除边疆防备警戒、抵御敌人、疏浚城防以及修治堤防以抵御水害之外，其余一律不得兴建土木工程；修整破败坍塌之处的，不在此限。臣又听说，《周礼》六官之一称为秋官，主管刑罚。《月令》又说，孟秋中气以后，应命令有关部门修缮监狱，备置桎梏，审断轻刑，判决小罪；秋分时就要申明严肃各种刑罚，斩杀必须恰当，不留有罪之人，也不许冤枉屈曲。这些都是顺应上天施行肃杀之令。命令使者审决案件，却多不拘守这个时节，有的在整个春季，有的当整个夏季。虽然是勤于体恤众多案件，担心案件滞留，但终究没有顺应四时的法令。希望从今以后，除盛夏仍旧遵守诏令体恤刑狱之外，每年从孟秋中气以后到秋分以前，遴选官员分道审决案件。这样就能顺应天时施行刑罚，同时也可以借此了解四方的风俗歌谣，各郡的纲纪条令也会因此振作。而且一年之中既然必定要顺应时令审决案件，与其在其他季节执行，不如就在这个时节执行。臣又听说，先王留下训诫，重视德教而轻视刑罚，所以可以看出王道兴盛。如今法令条文大受时人推崇，朝廷内外凭借刑法升迁的人很多。即使有循良之吏，也改变操守而专务刑名。这样看来，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却不能单独依靠，必须辅以德教，然后才可以说是善治。德教中最重要的，没有比孝悌更大的。如果舍弃这一点而想让百姓接受教化，就如同放弃船桨而想在没有边际的渡口渡河。因此应当表彰并劝勉孝悌，以厚植风俗。臣伏见朝廷明白下诏，优恤孤苦贫穷、无依无靠的百姓，命令将他们的姓名另行登记，另编一册；每逢科役、徭役、赋税征敛时，就让他们避开较重的负担而承担较轻的，免除劳役而使其安逸。这是救济疲弱贫困者的一种方法。只是官吏很少能够奉行现成制度，于是乡县之中因此形成不同的苦乐。若令、佐等官都能任用得人，孤穷无告的百姓就都能登记在册；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就把事情交给胥吏，责任落在乡里的小吏身上，他们徇私任性，任意调换贫富，那么哀号的百姓谁敢说一句话来申诉伸冤？最终必然会被遗弃在沟壑之中。因此将要兴起礼义，首先在于舒缓百姓的心情；将要舒缓百姓的心情，首先在于使贫富均衡；将要使贫富均衡，首先在于整顿簿书。养育百姓的方法，是郡官较为疏远，而县官与百姓亲近，所以考察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不能不精心选择。列郡的长官，数量较少而且陛下的睿鉴可以周遍了解；县令、县丞等官职地位较低，朝廷却难以全部察知。亲民之官，如果疏忽而不明察，就会失于驾驭下属；如果明察而不疏忽，又可能伤于徇私。必须等到既疏而明、又能兼备，且自身具有中和之德的人，才可以任用。因此，能够充任这些职位的人很多，符合选拔标准的却很少。国家疆域极大，庶官极多，有人被安排到闲散之地，尚且无法知道；处在相应职位上却没有让他尽心尽力，也无法知道。臣因此日夜替国家思考求人的方法，认为应当逐一考选各部门官员，使用经过公正荐举的人，使他们先到大县任职，试验其政事才能。一年之内，比较他们的成绩。如果能够整顿簿书，均平户籍，使孤穷百姓得到庇护，成为上等，就用不拘常格的恩典酬赏他。臣又听说，圣人处于守成的时代，要澄清教化的源头，在于端正儒术。古代的学者，所读书籍简约而有限，所行之道精纯而有益；

译现在的学者，所读书籍没有边际，所学之道也不止一种。因此学得越多，心性反而越混乱。至于经、史、子、集，篇帙几乎有一万卷，凡是古代留下的，都称为古法；凡是编纂成书的，都称为古书。却不知道法有可以效法的，也有不可以效法的；书有可以流传的，也有不可以流传的。如果让人全都知道，可以说是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涉猎广博却缺乏要旨。一生不能穷究其学，累世也不能穷尽其事业。如今进士科大受时人推重任用，其选取方式特别，待遇也优厚。进士所学习的是经史子集，有司所取用的却是诗、赋、策、论。因此参加考试的人，害怕题目不懂、文辞不明，只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广博、记诵不多，于是没有闲暇探讨五常六艺的意义，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泛滥而没有着落。不仅不能专一，还使祸害产生其中。为什么会这样呢？群书之中，真伪各半；扰乱圣人精微言论的很多，背离大道宗旨的也不止一种。如果让人学习这些书并取得成功，岂不是会揉杂淳粹的本性，荡乱中正的气质？他们做官以后，怎么能分别掌握治国权柄，使教令一定施行呢？《中庸》说：“顺着人的本性去做，就是道；修明道，就是教。” 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差很远。”由此可知，做儒者不能不重视自己所学习的内容。董仲舒说：“《春秋》所说的大一统，是天地间常存的经则，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道术，学者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有不同的方向，旨意也不相同，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的法制；法制屡次变动，下面就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这是董仲舒议论汉朝过失时所说的话：引用《春秋》大一统的学说，说明诸侯统属于天子，不得自行专断；同样，百家学说也不得与圣人教化并行，恐怕会扰乱皇王的大道。如今这个时代与汉代相比，章句之学更加兴盛，而异端之书又增加了数倍，怎么能不确定统一的制度呢？何况儒者的学术，不是能够广泛记诵隐奥内容才算博学，也不是善于攻究奇巧才算能文。如果明确规定政令，正式建立程式，每到命题考试时，不必从正典以外出题，并参照正史。至于诸子之书，必须是能够辅助经书、符合大道的才取用；超过这个范围的一律斥退不用。然后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要求说明治道的大体，舍弃声律、病累等小毛病。这样，进士一流的人就会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书籍简约而有限，知道自己所学的文章正当而有要旨。不必加以禁令，非圣人的书自然会被世人抛弃；不必增加赏赐，教化形成的文章自然会在世间兴盛流行。【咸平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河阳节度判官；皇帝阅览后嘉许，召张知白赴阙，在舍人院考试，授任左正言。】上奏宋仁宗论当时政务十一事　　　范仲淹 臣听说，花言巧语的人没有触犯忌讳，容易得到进用；直言的人有所触犯，很难立足。然而直言之士，千古都称为忠臣；花言巧语之人，千古都称为佞臣。如今臣勉力思考可以救治弊病的忠告，直切地触犯皇威，不走容易进用的道路，而处在难以立足的境地，是想倾尽臣节报答国恩，以被称为佞人为耻，仰慕忠臣的节操，感激奋发而进言，即使死上万次也没有遗憾。何况臣所说的，都是圣朝应当实行的事情，只是不知道没有实行，想来必定有其原因。圣人的心意，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每天有一万件政务，来不及顾及其他议论；大臣的心意，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担心上面怀疑、下面毁谤，不能果断实行。臣请陈说这些，以启发圣上的思虑。臣听说，国家的文章与风俗教化相应；风俗教化的厚薄，可以从文章中看出。因此，观览虞舜、夏禹时代的书，可以足以明白帝王之道；阅览南朝的文章，可以足以知道衰败萎靡的教化。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文章弊病了，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弊病了，就用文饰来挽救。质朴衰弊而不挽救，就会晦暗而不彰明；文饰衰弊而不挽救，就会浮华而趋于败落。前代末期不能自我挽救，以至于发生大乱，于是后来者兴起而加以挽救。因此文章衰薄，是君子的忧虑；风俗教化败坏，是后来者可以利用的条件。只有圣明的帝王彼此挽救，关键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伏望圣上慈爱，与大臣商议文章之道，师法虞舜、夏禹时代的风气。何况我圣朝有千载难遇的根基，可惜不追法三代的崇高，却崇尚六朝的纤巧。然而文章方面，哪个时代没有人才？只是时代所崇尚的东西，哪里能够独自改变？大君一旦有命令，谁不顺从风气？可以敦促并晓谕词臣，兴复古道，再延揽博学雅正之士，分布在台阁之中，以挽救文章的衰薄，厚植风俗教化。天下将极其幸运。臣又听说，圣人治理天下，用文来经纬，用武来辅助。这两条道路，是天下的大权柄。过去诸侯崇尚暴力的时候，孔子说：“俎豆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圣人用文来挽救它。到了夹谷之会，孔子却说：“有文事必定要有武备，请设置左右司马。”这是圣人用武力来辅助文治。文武之道互相补益而施行，一刻也不能废弃。唐明皇时期，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知道战乱，也不考虑危难；大敌侵犯宫阙时，形势便如瓦片崩解。这是失去了武备的过失。经书说：“祸患啊，幸福依傍着它；幸福啊，祸患潜伏其中。”又说：“要在尚未发生动乱时就加以防备。”圣人处在幸福中而知道祸患，在太平时就防备动乱。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在康宁之时也不认为永远不会生病，于是准备好节制调养、方药治疗的方法。善于安定国家的人，在太平之时也不认为永远不会有危乱，于是准备好教化和经营谋划的措施。我国以文治经纬、以武备辅助，天下已经大体安定。自真宗皇帝初年，仍有旧将旧兵，大多经历过战阵，足以抵御四夷的祸患。如今天下停止战争二十多年，以前作战的人现在已经老了，现在的年轻人又不知道战争的事情。人们不知道战乱，不考虑危难，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何况国家的守备在于四夷，不可以不考虑。自古以来的和好，很少能够始终如一。唐代陆贽议论说：“犬羊一类的异族，以狐狸为心，贪婪而多诈，狡猾而不知羞耻；威慑他们，他们不醒悟；抚慰他们，他们也不怀德。虽然有时有盛衰变化，大体上常常成为边疆的祸患。”当时正值中原刚刚安定，没有空闲顾虑外患；因他们请求结盟，于是答应交好，增加恩惠，厚加礼遇，对他们的要求无不答应。可是他们的邀功求取逐渐增多，反复无常，以细小事情为借口，纷纷提出烦琐的言辞，猜疑矫诈多端，这些情况已经可以验证陆贽所说的话。

译这是唐人的至理名论。如今从京城到边疆，全都没有关隘险要；如果恩信不能守持，衅端突然发生，戎马一旦放纵，连夜便可奔袭千里。如果边疆缺少名将，可能因恐惧而不守，或者守而不战，或者战而无功；再次叩击澶渊，难道一定还能重新求得和好？不知道果真有几位将领可以替代长城。伏望圣上慈鉴明察唐明皇以前的教训，体察陆贽正直的议论，与大臣在朝廷讨论武备，以保全天下。先命大臣秘密荐举忠义而有谋略的人，授予他们方略，委任边疆职务；其次命武臣秘密荐举强壮勇敢、才能出众的人，用武事考验他们，按等级迁升。壮士得知受到重用，必定怀有报效之心；把他们列置边塞，就足以防备非常之变。如果自以为没有忧患，不愿意生事，轻视长久的边防，只贪求一时安宁，边患突然到来，人心就会大为惊恐。自古军队没有统帅，和鱼肉没有区别；于是就在仓促战斗之间，临时让士卒做将领，豺狼般的人争相进用，真假之人交错奔走，这是五代以前的前车之鉴。至于尘土之间，难道没有壮士吗？应当恢复唐朝的武举制度，那么英雄一类的人就愿意进入其中。这是圣人在安定时考虑危难的防备；有了防备而没有用上，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意详细考虑。臣又听说，先王设置官职共同治理天下，必定把任职授予贤能俊杰，不把爵禄当作恩惠随意施给；所以百官彼此以师法相待，各自发扬职能，上面不轻易授官，下面没有冒进之人。这是设置官职的大原则。我国家历代圣主求治而达到太平，大体上以唐朝为纲纪法度的典范。臣看来，应当效法唐朝兴盛之时，不应效法唐朝衰败之后。唐朝兴盛时，特意开设馆阁来接待贤能俊杰，得到学士十八人，声名传遍天下。这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使他们讨论治道、治理国家，从而成就伟大教化。到了中兴时期，往往也能得到人才。唐朝衰败之后，这种选拔就不兴盛了。我国崇尚馆阁，把它看作清华之地，辅佐宰相的人才，大多由此选拔。三馆清静幽密，古人称为登瀛洲。近年却迁出内庭，迫近居于坊陌，这不是唐朝所谓集仙之馆。又其中校勘典籍的职务，有的不是通过科举取得，而是因恩典授职；任期又以年限限制，逐渐升至清要显贵的职位，轻视十八学士的选拔，恐怕不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人才的本意。伏望圣上慈鉴，与大臣议论其可行与否，重新制定制度，效法唐朝兴盛时的做法，以延揽廊庙之才，这是国家的大美。又谏官、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不避讳直言的朝廷，应当有赏赐劝勉。自陛下临朝执政以来，没有听说表彰过一名谏官，赏赐过一名御史。如果进言没有补益，是选拔不精；如果进言有补益，难道赏赐就不应实行吗？只是使触犯圣颜的人危险，闭口不言的人安稳，把进献药石般的忠言变成空话，把陈述极微小的意见当作应付职守。三年以后，升降进退都彼此相同，臣恐怕天下会暗中议论，朝廷的言路没有扩大，忠臣没有受到劝勉，最终使谏官、御史之流尸位素餐于朝廷，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意详细考虑。臣又听说，先王看重君臣之间的义理，赏赐可以延及后世。大功之后，立贤能者为继承人，其余儿子则凭才能自行调任，不使彼此混杂。后来大防一旦毁坏，颓败的风气延续千年，凡是身居近要职位的人，每年都安排子孙升进，簪缨之家挤满门庭，官员车盖堵塞道路，贤者与不肖之人一概升为京朝官，称作赏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一定是前代君主危险、臣下僭越之际，彼此务求姑息，因而形成典故，才发展到这种地步。又各部门的人员，本来是为了逃避乡里的差役，不超过几年，便按惯例出任外官；这些人无不是贪婪残忍之徒，与古代选拔孝廉的做法完全不同，却让他们治理亲民政务，这种弊害如何呢？打开这两条道路，每年录取上百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实在损害王道风气，恐怕不符合任官只取贤能的原则。人们害怕招致众怨，不敢上言，于是使仕进之路纷乱，俸禄官位拥挤堆积；文武官吏等待空缺超过一年，贪婪者更加磨利爪牙，贫困者全都困于寒冷饥饿，只是在礼部贡院中增加考试的艰难，使壮士痛惜年华，几年才能参加一次考试，于是彼此奔走竞争，甚至发生诉讼争斗。何况修饰文辞的人不追求大的才能，明习经学的人不询问大道的宗旨；师道已经废弃，文风更加浅薄，诏令即使繁多，又凭什么起到告诫劝勉的作用？士人没有廉耻谦逊，是这个缘故造成的。源头没有澄清，却想使下游清澈，臣不相信能够做到。假如国家不考虑改革，因循这些弊病，那么上面官制混乱，下面风俗败坏，不是国家的福气。假如要作为长久的防备，那么臣愿意与大臣特别更新这项议论，澄清这一源头，不把毁谤议论当作顾忌，而应当把治理乱世作为意图，这就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意详细考虑。臣听说，用德行使人服从，天下人就欣喜拥戴；用武力使人服从，天下人就怨恨不满。尧、舜以德治国，百姓爱君主如同父母；秦朝以力服人，百姓把君主看作仇敌。因此统治天下，德行可以凭借，武力却不可依赖。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益崇尚圣德，以永远使天下人心服。如果能够敦厚爱护生命的志向，推行不忍伤害人的仁心，减轻典刑，厚施恻隐；对万物像卫文王为捕鸟而张开罗网那样施仁，对百姓像汉文帝为无罪者流泪那样哀怜，常常告诫百官不要苛刻残酷，向天下显示慈爱，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以珠玉玩物为可耻，停止织物刺绣的贡品，焚烧晋武帝的雉裘，放出唐文皇宫中的宫人，减少度僧尼，不兴土木工程，向天下显示节俭。这也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鸡鸣时便起床，勤勉不懈地听理政务；每有空闲，就召集大臣讲论文武之道，询问艰难事务，这是帝王的勤劳。只有圣人应当努力实行。无论贵贱、亲疏，赏罚都一视同仁：有功的人即使君主憎恶也必须赏赐，有罪的人即使君主喜爱也必须惩罚；舍弃个人私心，顺从万人的愿望，向天下显示公正。这只有圣人应当实行。自古以来，帝王如果和佞臣一起治理天下，天下必定混乱；如果和忠臣一起治理天下，天下必定安定。然而忠臣刚直鲠骨，容易被疏远；佞臣柔顺，容易被亲近。柔顺的人像忠臣，多说美好的话；刚直的人像强硬者，多作直言劝谏。说美言的人得到进用，佞人就会充满朝廷；直谏的人被疏远，忠臣就会逃避世间。这两类人的进退，用什么来辨别呢？只要每天听到美言，就知道佞人还没有除去，这是国家值得忧虑的事；每天听到直谏，就知道忠臣在君主左右，这是国家值得欣喜的事。伏望圣明，不能不对此察知。自古王者，对外防备夷狄，对内防备奸邪。夷狄侵犯国家，奸邪败坏德行。国家受到侵犯，祸害就加于百姓；德行败坏，灾祸就从宫墙内部发生。由此可知，奸邪的凶险甚于夷狄的祸患。伏望圣明常常喜好正直之人，以杜绝奸邪，这是达到治道的根本。

译臣又听说，圣人居处九重深宫，镇定万国的期望，以安静来控制变动，以庄重树立威严，像天一样高、像地一样深，使人不敢轻易议论。昨天看到銮驾出行稍微频繁，恐怕不合深居九重、静镇万国的意思。何况进奏院会把消息报告天下，天下听闻后，恐怕会损害威严庄重。先朝因为御宇日久、功成天下，巡幸的费用尚且有时被谏止；如今是继承光明之初，圣政刚刚更新，更应当增加忧勤，深深防备安逸享乐，这样人心会大为喜悦，天道也会安康。不能与先帝功业已经成就之年相比，不可轻率举行巡幸。伏望圣上慈鉴，再三详细阅览，每次出行都必须遵循典礼，以服天下人的期望。臣又听说，圣人接受长远宏大的谋略，日久便能成就王道；接受浅近末节的议论，日久便会形成乱政。如今圣人在上，贤人在旁，取舍之间难道还会有不恰当之处吗？然而刑法部门的官吏，议论极细微的轻重；钱谷部门的官吏，陈说极微小的利弊，往往被认为是急务，便立即响应施行。有的人谈论政教的源流，议论风俗的厚薄，陈述圣贤的事业，评论文武的得失，却往往被称为迂阔之说，弃置不用。难道朝廷轻视长远宏大的谋略，喜好浅近末节的议论吗？伏望圣上慈鉴采纳人的谋略，采用人的议论，不把长远宏大的谋略视为迂阔之说，不把浅近末节的意见视为急务，那么王道就会大为成就，天下将极其幸运。臣又听说，圣人的极度明察，是面对万机政务却不敢独断；圣人的极度聪敏，是采纳群臣意见却不敢偏听。独断则千种思虑中或有失误，偏听则众人的心志必定离散。人心离散，国家就会危险而无法挽救；圣虑失误，政教就会偏差而距离正道越来越远。因此设置百官却不敢独断，是害怕一个人的思虑有所失误；开通言路却不敢偏听，是害怕众人的心志离散。如今圣政刚刚更新，动辄考虑公共之事，委任两地官员，出入处理万机政务。万机如此繁多，能够没有得失吗？于是允许群臣上言，以补救其中的缺失，使上面没有闭塞蒙蔽，下面没有壅塞不通，从而可以看出圣人不独断专行。这是天下的大幸。然而臣下上言秘密陈述得失，不能全都认为属实，也应当深入追究其是否合宜。有的人专门窥伺他人的长处短处，有的人想要迎合上下，动摇赏罚的权柄，离间君臣的情谊，似是而非，言辞虚伪却善于辩说。即使在圣明鉴察之下，难道就不会受到迷惑吗？偶然因此惊动圣心，对王道没有益处。像这类秘密奏章，还望圣上慈鉴更加详细审察，与大臣共同议论可否，然后再施行。如果把密奏中的话就当作事实，直接从宫中降下处分，一面便予以施行，那么那些才智浅薄而善于进谗的人就会乘隙而入，把攻讦别人说成正直，把欺诈说成忠诚，使内外相互猜疑，政令教化不一，这不是达到治理的根本之道。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臣恭敬地认为，圣明的陛下不能不对此明察。又自古以来，亲近的小臣大多纤巧谄佞，倚仗国家的恩宠，成为别人谋求进身的阶梯。公议还没有施行，私人的请托却先到了；这样一来，人人都从旁门走捷径，政事便有许多不同的门路。伏望圣上深加防范考虑，以保存至公之道。臣是浅陋之人，本来没有精深的见识，只因考察前代君王的得失，探究圣朝的取舍，所以斗胆把所想的全部陈述出来。伏望圣上详细选择其中一二施行。【天圣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大理寺丞】上给仁宗的答诏，论述时政　　　　庞籍 臣有幸忝列朝班，得以参加次对，冒昧陈述管见，仰冒圣上垂帘听政之明。内心揣度，像臣这样狂妄愚昧，本应受到雷霆之诛。臣听说，服膺忠义的人都有爱戴君主的心意；受到恩惠养育的人，都怀有报恩之心。因此古人有舍弃车驾而进献忠言、冒犯君主威严而陈述谏诤的事，义烈所激发，甚至无故舍身。何况臣生逢盛隆之世，亲身侍奉圣明之君，陛下又丁宁诏告，要求臣尽情进言，这不是臣应当缄默的时候，实在是臣竭尽忠诚、奋力劝勉的日子。伏惟皇帝陛下，凭借祖宗淳厚光明的德业，承受慈圣的保佑，积累的德行更加盛大，所涉的大道日益深厚；天地四方都安宁，却仍自认为没有治理好。按理本应洞察一切，却退让自称不明；招致正直敢言之臣，虚心接受直言，不吝惜承认过错，恩泽日益广博而常新。这是前代君王所难以做到的，而陛下却做得容易，实在是宗庙无穷的福祉、四海永远安宁的根基。因此臣才敢竭尽自己至为浅陋的见识，揣度当今的适宜之策，认为或许可以补益圣治万分之一，分条列举如下。臣以为，君主推诚任用臣下，臣下就会推心置腹地侍奉君主；君主怀疑臣下而对待他们，臣下就会显露行迹来避嫌。臣下推心置腹，下面就没有隐藏的实情；行迹显露，就会违背至理。古今之事，本来有外形近似于私情而实质是公心的，祁奚在朝廷内举荐自己的儿子，却受到前代典籍的褒扬；也有外形近似于公正而实质是私情的，王莽亲自杀死自己的儿子，最终却成了大盗。因此，君王察看臣下的内心而任用他，推己及人的诚信去信任他，臣下就会在内竭尽公心，在外施展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唐尧、虞舜的朝廷兴起群臣相互谦让，却没有结党营私；东汉时代制定三互法，却仍无法挽救国势衰弱。可见推诚任人的益处是那样，而怀疑臣下的损害却是这样。谨按唐太宗时期，有人说魏征阿附结党，查验却没有罪状；温彦博上奏说，不应拘泥于外在行迹，而应远避嫌疑。魏征上奏说：“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唐太宗惊惧地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做了。”所以贞观之治能够与三代同样淳厚。又在唐宪宗时期，皇甫湜参加制举，所作对策言语切直；王涯是他的舅舅，当时任翰林学士，职责是复核对策，却不因舅甥关系的嫌疑而压制他，反而以此为可贵。后来皇甫湜触怒皇帝，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以皇甫湜那样盛大的才华，尚且不能免于受亲属牵累，所以元和时期的政治没有达到太平。这就是推诚与怀疑所产生的结果。臣私下愚昧地观察今日的情形，似乎是怀疑臣下而对待他们，群臣也似乎都在显露行迹以避嫌。陛下怀疑群臣有私心，而臣下必定有人挟带私心、徇私情，从而造成陛下的疑虑。

译臣又认为，应当考察事情的实际情况，若查明罪状，退而治罪是可以的；却从未听说任用一个人却又怀疑他，怀疑他却又任用他。《尚书》说：“任用贤能，不要怀疑。”又说：“疑虑的谋划不要使它成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负责论事的臣子，知道陛下有所疑虑，就应当依据义理辨明公私，使是非昭然、毫不迷惑，让朝廷推行至诚，扩大至公，坦荡无猜，达到天下大同。宓子贱不过是古代一个县令，他以诚信推待下属，官吏都不忍心欺骗他；何况国家精心选择可信任的臣子，把他们置于身边，如果能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除非是回邪奸佞之徒，谁不会竭尽心力，仰承并报答陛下的倚重托付呢？怎么能说推诚之道在今天不可行呢？臣私下揣度，今日负责论事的人，大多迎合揣摩皇上的意旨，指摘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来加重陛下的疑心；这样做，是使皇上更加疑惑。他们的意图似乎是想让陛下怀疑所有臣下，只从圣心取得信任，以便有利于自身。否则，他们难道不知道怀疑会损害治理吗？臣恐怕疑虑不停，上面就不知道该信任谁；畏避不停，下面就没有人敢推心置腹。公议、公信两方面都受到损害，事情将如何裁决？伏惟陛下至圣至明，臣希望陛下推行至诚，扩大至公，察辨真伪，以达到太平之治。臣又听说，万机政务所应对的事情极多；四海如此广大，所总摄的事务极其繁多，必定要建立划一的法令，遵守不紊乱的条文，掌握权柄纲要，抓住政务要领；这就是帝王不劳而能控制天下的原因。因此，以一套制度统驭众多事务，事务越多反而越整齐；用繁杂的办法应对广泛的事务，即使拖延日久，也一定会混乱。所以说：“法令不统一，朋党就会产生。”如果这样，发布号令、施行政令，难道能够有两三种不同的做法吗？臣伏见去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七日，宫中传宣圣旨，命群牧司借给带甲马二匹，并供应随行草料，给新任保州巡检都监杨怀愍；本司依据大中祥符五年宣头中的条文办理。今后凡臣僚和使臣脚下已有官马的，因差遣一概不得请求借用官马。由于这一条文有妨碍，群牧司便在十二月二日具札子进呈，得到圣旨，只命令赐马一匹，草料由本人自备。枢密院发出圣旨、宣头之后，到第三日，又传达圣旨，却命令借给带甲马二匹随行。在十七天之内，只是一件小事，却四次传达圣旨，三次命令借马二匹，一次命令赐马一匹；本司不知听从哪一道命令，于是再次具文进呈。当月十六日批答圣旨说：既已赐给马匹，那份札子就不再施行。这样，群牧司才敢依照宣头的指挥办理。况且枢密院是陛下掌管枢密、发布命令的机构，得到圣旨画可后，才把圣命向外颁行；陛下又用传宣来冲改它，因为京城的机构职掌牵连大臣，还可以进呈请求更改；如果是疏远的地方，使他们依从哪一道命令呢？一个州的长官、一个县的县宰，如果政令不统一，尚且会有接受其弊害的人，何况一人的威令要施行于广大天下？如果命令有两三种不同的说法，怎么能不忧虑呢？况且号令如同汗水，汗流出后就不能收回。因此说：“安危取决于发布命令。”安危所系，难道能不谨慎吗？蜀国丞相诸葛亮曾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提升、惩罚、褒奖、贬斥，不应有所不同。”这确实是前代名臣的话。何况如今天下广大，都遵循同一轨道，号令的发布怎么能自行开启多重门路？万一处置重大事情也像这样，恐怕会造成意外，最终形成后悔。这件已经发生的事，本来不应再说；臣只是希望陛下今后谨慎发布号令。臣又听说，遵守成文之道，必须遵循制度；统驭下属的方法，在于谨守宪法。制度确定，尊贵者不敢骄奢自满，卑贱者不敢逾越；宪法端正，宽纵者不会放过有罪之人，严酷者也不会牵连无辜。舍弃这两点，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唐文宗曾说：“治理国家，达到太平非常困难。”宰相李石回答说：“朝廷的法令能够施行，就容易了。”这是重要而精妙的道理。所以法令施行，君主的权威就尊重；法令废弛，朝廷的威望就轻弱。权威尊卑的道理，难道不是安危的关键吗？祖宗留下的法度，轨迹都具备于此，本来不可改变。可以改变的地方，请让我用医生来作比喻。药是用来攻治疾病的，如果病情已经变化，就不应只守着旧药，必须更换药方和剂量，随着病情变化来攻治，这样疾病就会得到应对而痊愈。法令是用来堵塞奸邪的，如果奸邪的源头已经转移，就不应只守着旧法，必须更改条文、变换科条，随着奸邪的转移来堵塞它，这样奸邪才会止息，政治才会清明。不可改变的地方，也请让我用医生作比喻。人体三部的脉象、四时的气候、五类药物的性质、针灸的方法，历经古今，哪一样可以随意改变呢？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尊君卑臣、文字统一、轨道一致，防止逾越僭妄、堵塞侥幸；即使前代君王，也不可改变。凡人见法令有改动，便说制度都可以更改，这就是世上违犯法令、逾越制度的人很多的原因。伏惟国家以圣继圣，典章制度完备地开列，流传无穷。从中书、枢密院直到各个官司，凡政令教化所施行的，都有既成法典；守住而不要丧失，就可以达到太平之治。况且大中祥符年间的敕文规定，臣僚入殿奏事，不得直接批示依从奏议，而应批送有关的中书、枢密院等机构。以先帝的睿智明察，当时天下升平在望，大大小小的政事没有不洞察的，尚且不愿直接批示准许，而一定要让有关机构奏报复核，这是因为担心破坏、改变旧制度，开启侥幸请托的门路。再说，先帝的深意不只是自己遵守法度，实在还想把它作为训典流传下去，希望陛下遵循。臣伏见近来宫中传宣的内批，一年比一年增多。那些求请的人，如果事情合于旧典，按理并非新创，即使交给有关机构，也不担心不能施行；若是违背既定制度、创立新例，交给有关机构后必定因碍于法令而不能施行。所以他们才要请求传宣内批，希望事情必定成功。这样一来，一次传批便废掉一项制度；传批不断，年深日久，臣恐怕保存下来的制度没有多少了。制度被削弱，纲纪就会败坏；纲纪败坏，上下尊卑的分别又靠什么来约束呢？这就是臣日夜替朝廷痛惜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无论事情大小，都交给有关机构复核奏报，那么事情一定处理得当，典章制度也能长存。然而帝王施行法令，必须从身边近处开始。若使左右近臣和贵戚畏惧法令而不敢触犯，触犯了也不宽宥，那么天下谁还敢轻视法令呢？

译左右近臣、尊贵亲戚出入宫禁，受到周密亲厚的宠遇。他们平常所见所想，只有希望得到恩宠；求恩不止，骄纵怨恨便逐渐积累。诸葛亮所说：“用官位宠爱他，官位到了极点，他反而轻贱官位；用恩惠顺从他，恩惠耗尽，他反而怠慢。”有了轻贱官位的心，再加上怠慢恩惠的念头，没有不猖狂失控、逾越规矩、放纵无所顾忌的。等到过错罪恶积满，才用法令惩处。这是前代那些丧身灭族的人，都是因为骄纵过度、没有及早制止的缘故。所谓“本想给他带来福气，反而足以给他带来祸患；不如依据义理截断过分的恩宠，依据法令制止其渐渐滋长”。知道他有过错便不姑息，大过错就不会发生；知道没有正当理由便不赏赐，侥幸求宠的念头自然会止息。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用法令威慑他，法令施行了，他才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爵位加给他，他才知道荣耀。”使他们谨慎自守，常怀畏惧祸患之心；受到宠爱厚恩，必定怀有感恩之意。这样就能长久保全大吉，与国家同享安乐，难道不是君王对待左右亲戚的最大仁慈吗？怎么能反而把他们养成痈疽，直到溃决呢？臣先前任开封府兵曹参军时，伏见王世融因殴打本府客司军将仇保，依法应当赎铜，朝廷特地下令罢免其职任。况且仇保只是京府中的一个普通小吏，王世融却是贵戚之子。陛下责备他横行放纵、逾越法令，停罢官职，这确实是国家用法最为恰当的做法，也是保全外戚亲里的深厚用心。如果陛下驾驭左右贵戚，都像处置王世融这样，那么还担心什么法令不能施行、人民不知畏惧呢？况且这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圣上本来没有忘记。近来听说，作坊料物库的监官牵连宫中亲戚，侵盗官物，事情败露后逃走；三司正在查案追捕时，宫中却传旨不让彻底追究。这不是臣任职范围内亲自见到的，只是听到的传闻；万一确有此事，也不是美事。陛下为什么不让人彻底查究此事，交付法司处理，等他知道自己的过错？以后如果遇到赦文，可以稍加收录叙用；或者给他衣食供养，却不让他任职。如果因此悔改，就是陛下重新造就了他。这样做是执行公法而不屈从私恩，也能彰显臣所说的圣明裁断，使其不同于从前。若计较过错，则这个人的过错重而那个人的过错轻；若论亲疏关系，则那个人亲近而这个人疏远；若议论罪责，则那个人依法加刑而这个人却得到宽免。臣恐怕内外有人效仿这种做法：用法令防止它，便成了同罪异罚；因而宽纵它，法宪就废弛了。从前汉武帝时，隆虑公主患病，便拿出黄金一千斤、钱一千万，预先替儿子昭平君赎免死罪，武帝答应了。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骄纵醉酒，杀了人，廷尉请求依法论罪。汉武帝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为是我弟弟的缘故而损害先帝的法令，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而且还会向下辜负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悲哀得不能自已。隆虑是武帝的妹妹，昭平君是武帝的女婿；既然已经答应替他赎死，最终却不宽免他，是因为失信的羞惭很小，而废弃法令的过失很大。所以臣希望陛下谨慎遵守法制，使内外一体整齐。臣谨阅诏文说：“规谏朕自身的过失。”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具有仁圣的资质，亲自实行孝友和睦的德行，鉴察古今，通晓各种典籍技艺，屏绝田猎，不亲近声乐，奖用忠直之臣，斥退远离奸佞邪恶之徒；这些天下人家家户户都已知晓。然而日月也不能没有日食月食的过失，唐尧也不能没有知人之难。因此，怀抱很多福德的人更为谨慎，积累大德的人更注意细小的行为。臣因此竭尽愚见，以回应圣明的诏令。诏文又说：“陈述宰辅政务的缺失。”臣以为，执政的根本，在内是选拔任用百官，在外是安抚聚集百姓。如今官吏不是合适的人，荒废松弛的政务渐渐增多；考核不能得到实际情况，升降黜陟的制度有时便失于滥用。官吏的本性，在于奉公守职、约束自己；胥吏和书吏的本性，则是玩弄文书、谋求私利，把这当作谋生的资本。官吏不严肃，胥史就会放纵；胥史放纵，法令就会败坏；法令败坏，百姓就会受到祸害。这是必然的道理。要想从外部约束郡国，必须先从京师做起。所以说：“京城庄严整肃，四方都以它为准则。”如今京城任职的官员，把宽纵法制作为根本，把姑息胥史作为美名，这已经成为沿袭日久的积习。有的人以公事法令约束下属，群胥便想尽办法动摇他；如果真的能把他动摇，后来的人就会引以为戒。即使有公心和才干，哪里还敢施展作为呢？臣伏见祥符县令约束下属稍微严厉，群胥便相继逃走，不久朝廷就罢免了他的县令职务；这就是动摇之计成功了。况且近年来担任京城职务的人，大多徇求自己的便利，很少考察和责求实际才干。各机构的职务因此废弛，弊病日益加深；如今有官员奉公守法，稍稍纠正以前的过失，朝廷却不责备胥吏的暗中算计，反而告诫官吏不要过于严整。臣恐怕从今以后，谁还敢尽心奉公、按法办事、约束群吏呢？各个官司看到了，谁不会仿效呢？各司的胥史既然仿效这种做法而使长官受到危害，各司的官员也会因此警惕而纵容下属。上面受到危害，下面得到纵容，时间一久便会形成风气。这样做是替胥史谋划，就算成功了；替国家谋划，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四方听到这种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了。臣希望朝廷赶快改变这种风气，不要让它形成习俗。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任用，责成他们施行法令，不要听任群党从中动摇。又考核官员的制度，完备地存在于法令典章中，考察功过，不能容许隐瞒私情。如今内外官员虽然都有考核履历，大多却没有实际政绩的记录。这是因为负责刺举的官员，有的对考察圣旨和规程不明，有的徇私枉曲；推举功劳、举发过错，常常失去了公正核实的本意。有人揭发罪过，果然就会追查成赃证；如果有意容纳掩盖，连能吞舟的大鱼也会漏网。负责考核的机构，只依据考核履历列入升迁资格，没有办法察知其中真伪。刚正的官吏，因为强悍狡猾的人把他视为仇敌，往往孤立而多灾祸；贪污的人，凭借奸诈智谋足以自我保护，便有党羽而少祸患。因此，有人才能廉洁、奉公守职，却偶然触犯法令，考核机构便认定他有过失，执行阻止升迁的制度；有人残害百姓、贪赃枉法，却因赃状没有暴露，考核机构便认定他没有瑕疵，升迁奖赏也落到他身上。这样一来，受到贬黜的可能是无罪之人，既不能警戒恶人；受到奖赏的可能是有罪之人，又不能显示真正的才干。实在是因为选任官吏的办法不精密，宽纵阿私的法令不严，以及负责察举的人没有畏惧之心。臣希望朝廷建立严密制度，革除这种弊端，这就是选任官吏方面的缺失。

译又国家的用度，应以节俭为先。上面实行节俭，内府库藏就会充实。即使多次遭遇水旱灾害和荒年困苦，上面有赈济救助的准备，百姓也不会有流离逃亡的悲哀。如今财赋日益困乏，而土木工程没有停止；浮滥冗余的费用日益增加，储蓄缺少准备，遭遇灾荒的百姓屡遭困苦，赈济抚恤的恩惠又不能及时到达。这是辅政大臣本来就应当苦苦进言劝谏的事情，应当停止土木工程，削减浮滥冗费，以便保存财力、救济百姓。这就是安抚聚集百姓方面的缺失。倘若陛下不轻视小臣的言论，屈尊加以裁择，确实能够察辨真伪、审慎发布号令、谨守法制，然后责成公正的辅政大臣，推选天下有才干德行的人任用，那么猜疑嫌隙的私心既然除去，至公的风气自然会形成，名分和实际不混乱，赏罚也一定恰当。官署严整，纲纪振作，诏书中所说的回邪朋比、阿私纵横、请托贪残等弊病，自然应当止息。停止土木工程，除去浮滥冗费，失业的百姓便有办法得到救济。臣听说，明君圣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忠臣孝子进言，从不隐瞒实情。至于避讳有司的过错，担心日后祸害，都是不合乎人臣节操的。臣敢于效法古人，陈述百般考虑，希望补益圣治万分之一；幸逢陛下责求直言之时，不回避论奏获罪的法令，实在希望圣明睿智的陛下明察臣的诚心。【天圣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群牧判官】《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纂 总议门 总议三 上给仁宗的答诏，分条陈述十件事　　　　范仲淹 臣恭敬地接受陛下亲笔诏书。如今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都是中外人士所仰望的人才，破格提拔。韩琦暂且前往陕西，范仲淹、富弼都在两地，所应当做的，是尽心竭力为国家把各种事情说明清楚，不得顾虑回避。兼且章得象等人也用心忧虑国家，完全可以同他们商议。如果有当今急切的事务可以施行，都必须分条列举上报奏闻，以副陛下破格提拔的本意。臣的才智不及他人，方术也不通晓古今，哪里足以奉答重大诏问？然而臣承蒙陛下破格提拔，得以参与闻知政事，又承受诏书反复丁宁，臣战栗出汗，惶恐不安，实在不敢推辞。臣听说，历代的政事延续久了，都有弊病；有弊病而不救治，祸乱必定发生，为什么呢？纲常法纪逐渐毁坏，制度日益削弱，恩赏没有节制，赋税征敛没有限度，民情悲惨怨恨，天灾祸患突然发生。只有尧舜能够通达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易经》说：“困穷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是说天下的道理，一旦有所困穷阻塞，就要思考变通的方法；能够变通以后，才能成就长久的事业。我国革除五代的乱局，富有四海，延续将近八十年，但纲纪制度日益削弱侵蚀，官府在下层壅滞，百姓在外困苦，夷狄骄横强盛，盗贼横行猖獗，不能不重新整顿来挽救它。既然如此，要端正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要清理水流，必须先澄清源头。臣斗胆概括前代帝王的治理之道，寻求本朝祖宗的功业，选取其中可以实行的，分条上奏。希望陛下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努力施行这些事情；或许法制可以建立，纲纪能够重新振作，那么宗庙社稷就会福泽绵长，天下百姓都得到福惠。第一，明确黜陟。臣考察《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便黜退昏暗者，提升贤明者。”然而尧舜的朝廷，设置的官员已经很少，尚且要九年才升迁一次，必须求得实际成绩；因此天下得到大治，百世之后仍被仰望为帝王的典范。我们祖宗朝，文武百官都没有磨勘的惯例，只有政绩才能值得表彰的人，才破格提拔；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直到老也不升迁。所以人人都自我勉励，以求取得功绩。如今文资官三年升迁一次，武职官五年升迁一次，称为磨勘；不限制内外，不询问劳逸，贤能与不肖一并升进，这难道是尧舜黜陟贤愚的本意吗？假如群僚中有一个人比众人贤能，治理一个郡县、主持一个事务机构，思考兴利除害而稍有作为，众人都

译指责他多事，必定嫉妒他、阻挠他、非难他、嘲笑他；稍有差错，便跟着排挤陷害。因此不肖之人尸位素餐、领取俸禄，安然无事而不必作为。即使是愚昧暗弱、鄙陋卑微、为众人所不齿的人，也能三年升迁一次，安坐而升至卿监、丞郎，这些人历历在目，究竟是谁？有谁肯为陛下兴办公家的利益，救治百姓的疾苦，革除政事的弊病，修补败坏的纲纪呢？利益不能兴办，国家就会空虚；疾苦不能救济，百姓就会怨恨；弊病不能革除，小人就会得志；纲纪毁坏而不能修补，王者就会失去权力。贤能和不肖混杂，私下请托和侥幸求进不断，内外都敷衍苟且，百事相继废弛，百姓长期困苦，群盗渐渐兴起，使陛下为日夜不安而忧劳的，难道不是官吏失去职守而导致国家危险吗？至于京城的各个官司，金钱财谷事务浩繁，权势子弟长期占据职位；有的人白白领取廪禄，等候空缺一两年，等到临时掌管事务时又倚仗势力，哪里会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这样使祖宗根本之地的纲纪日益败坏，所以京城官司有一个空缺，就有几个人争夺。外任的京朝官，则有人住在私宅等候空缺，动辄超过一年，往往刚到任便已经到了磨勘年限，没有一项勤劳功效，却照例获得迁改；这就是人人因循守旧、不再奋发努力的原因。臣请求特地下诏：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的，才特别加授爵命；没有大功大善的，不再非时进秩；功劳事迹平常而升迁的，只守本官，不得再兼带美职。凡京朝官在台省、馆阁任职，在审刑院、大理寺、开封府两赤县、国子监、诸王府任职，以及因保举、选差而监掌京城重要艰难库务的，都必须在任满三周年后才给予磨勘。如果因本人陈请，在中书、审官院希望求得京城差遣的，与保举、选任的不同，必须实际任事合计满五周年，才可以磨勘。这样，权势子弟才肯到外地任职，各自知道任事的艰难，也使后来的人能够因此树立功业而获得进用。如今以前已经接受京城差遣并已实际任事的人，暂且依照旧日年限磨勘；还没有交割任事却请求外任的，都听任其到外地任职。京朝官到职实际任事满三年的，给予磨勘；其中前任实际任事的年月日、因公出差的期限、不是因本人陈请而调任途中所用的月份，以及升朝官在京任职的月份，都命令合并计算。远地任官与近地任官，劳逸不同；以及休假、待缺、公差期限、停滞，或因公事非时调换而在途中的日数，委托有关机构另行裁定后上奏。如果任内有私罪，或犯公罪达到徒刑以上的，到应当磨勘之日，详细列明情理轻重，另行请示圣裁。群僚中有才干很高、品行奇异、得到多人荐举评论，或有奇谋嘉策而被皇上信纳的，自有特别恩典加以升改，不应受磨勘制度拖延。又有外任官员善政著名、对风俗教化有补益的，或者多次审理诉讼案件而能辨明沉冤的，或者五次推勘案件都没有人翻诉的，或者劝导督课农桑而获得很大收益的，或者主管京城库务、能够革除重大弊病、节省数万巨费的，应由本辖区保举说明，上报奏闻；交尚书省集体议论，若得到众人认可，便列具事状上报，也给予改官，不受磨勘限制。若意见有不同，就各自说明所持理由，听取圣旨，出于圣断。仍请下诏给审官院、流内铨、尚书考功：凡京朝官和选人，每任届满离职时，明确比较评定考绩，连同罪状一并奏闻。其中有事状荒谬滥杂，以及年老、疾病、愚昧、不能治理百姓的人，另行请示圣裁。以上磨勘、考绩的条件，若有说得不完备的，由有关机构类比上报。这样，因循者受考绩期限约束，特别卓异者获得破格赏赐，然后天下公家的利益一定会兴办，百姓的疾苦一定会得到救济，政事的弊病一定会被革除，败坏的纲纪一定会得到修补，人人自我勉励，天下兴起治理，那么前代君王的事业、祖宗的权柄，就会重新振兴于陛下手中。武臣磨勘的年限，委托枢密院比照文资官的规定裁定后上奏。第二，抑制

译侥幸。臣听说，先王的赏赐可以延及后世；诸侯有嫡长子继承国位，公卿凭德行任用，有人承袭爵位，而《春秋》却讥刺这种做法。

译到了汉代，公卿有封爵而去世，立一个儿子承继爵位，从未听说其余儿子也都获得爵命。其次，宠待大臣，赐给一个儿子官职的事情是有的，却从未听说每年都有人自行请求荐举子弟。祖宗朝也不过如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盛世的欢乐与臣下共同庆贺，恩意逐渐扩大：大两省官直到知杂御史以上，每逢南郊大礼和圣节，各自奏请一个儿子充任京官；少卿、监则奏请一个儿子充任试衔官。正郎带职、员外郎以及各路提点刑狱以上的差遣官，每逢南郊，奏请一个儿子充任斋郎。大两省等官既然奏请得到儿子充任京官，明显与一般官员不同，大肆显示区别；又改为每年奏荐，逐渐积成冗官。假如有任学士以上官职满二十年的人，那么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可达二十人，还能依次升为朝官，这就是滥进的极点。如今百姓贫困，冗官极多；官职既然泛滥轻贱，政事便不能办成，俸禄支出既广，官府忙于刻剥百姓还来不及；审官院常常忧虑职位拥塞，没有空缺可以补授。臣请求特地下诏：今后两府、两省官等，遇到大礼时允许奏请一个儿子充任京官；如果奏请弟侄等骨肉亲属，则只给予试衔；此外每年圣节不得再陈请。如果另有功勋劳绩著名于内外，非时赐给一个儿子官职，属于圣上的特别恩典。转运使以及边任文臣初次除授官职后，按规定可以奏请子弟取得身份的，必须等到任满三年且没有缺失，才允许陈请；如果三年内非正常调动，可以合并计算满三年。陈请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以上官员的子弟，和两省官相同；遇到大礼，都可以奏荐子孙。正郎带职、员外郎以及省府推判官、外任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遇大礼按规定可以奏荐子孙的，必须在任满两周年后才得陈请。以上有说得不尽的地方，委托有关机构类比上报。这样，内外朝臣都会努力长久任职，不做苟且的政事，同时抑制急躁浮动的心，也避免子弟充塞铨曹，与贫寒而有才学的人争夺仕进道路，轻视郡县职务，使百姓受到弊害。武臣入边任职以及大礼时按规定可以奏荐子弟的，请下交枢密院详细制定类比办法后上奏。又国家开设文馆，招纳天下英才，使他们在秘阁任职、阅览群书，以待皇帝顾问，培养学业才能，作为将来重用的准备。如今却是进士取得高等名次后，一任期满，便不论才能如何，按惯例都能召试并补授馆阁职务。两府、两省官员的子弟亲戚，不论贤能还是不肖，只要自行陈请馆阁职事，也能获得进用补授。太宗皇帝建立崇文院、秘阁，亲自书写碑文，是因为重视天下贤才。陛下应当思考祖宗的用意，不应轻视这件事。臣请求特地下诏：今后进士中三人以上及第者，任期届满回京时，允许进献有关教化、经术的文章十轴，交给两制官详加审阅，分作五等品第。列为第一、第二等的，立即赐予召试；其中优等的，便补授馆阁职事。两府、两省官员的子弟，不得陈请馆阁职事及读书之类的职位。御史台应随时弹劾，谏院也应论奏。馆阁有空缺时，便委托两地官员推举有古道之风、才干足以担当大用的人，联名共同荐举；两制官也列名上表章加以称誉推荐，以充任其职。这样馆阁职事就不再轻易授予，足以振起朝廷的风采，继承祖宗的本意，也符合陛下慎重选拔人才的要求。第三，精审贡举。臣谨按《周礼》：乡大夫的职责，是分别教导其所治理地区的百姓；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他们的德行和道艺，然后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周王【贤，是指有德行；能，是指有道艺】。周王拜谢接受，把名册登记收藏在天府【天府，是太庙的宝藏】。这是说君王选拔贤能之人，是为了使上面安定宗社，所以拜谢接受他们的名册，收藏在宗庙中，以此看重这件事。乡大夫的职掌废弃已经很久了。如今各道学校如果能够得到名师，还可以教人学习六经中治理国家、治理百姓的道理；可是国家却专门以辞赋来选取进士，以墨义来选取诸科，士人都舍弃大道而趋向小道，即使人才济济、充满朝廷，寻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十个人中也没有一两个。何况天下危急困顿，像这样缺乏人才，将靠什么来救治呢？用经世济民的学业教育他们，用经世济民的才能选取他们，或许可以挽救当前的不足。有人说，挽救弊病的方法，恐怕已经晚了吧？臣认为，四海还没有完全败坏，早晨谋划、晚上施行，或许还可以救济，怎么能安然不救，坐等祸乱发生呢？臣请求各路州郡凡有学校的地方，都奏举通晓经学、有道德学问的人，专门担任教授，务求使学校兴盛并实行教化。选取士人的科目，就依照贾昌朝等人的建议：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诸科除墨义之外，还要通晓经旨，使人不专门追求辞藻，必须明白义理，这样天下讲学之风一定兴盛，浮薄之士也知道自我勉励，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近来欧阳修、蔡襄又请求逐场决定去留，重在减少试卷数量而精细考校。臣认为，如果完全逐场决定去留，恐怕旧有考生难以适应、不能立即改学；策论也不能马上通晓经旨，都会担心被遗弃，另无进取之路。臣请求进士中参加科举三次以上的旧人，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允许将三场试卷合并考察，互相取其长处。参加两次的都是年轻人，足以继续求学，请逐场决定去留。诸科中有通晓经旨的，到最后一场另问经旨十道；如果不能组织言辞回答，那么在知举官员面前讲说通达七道的，视为合格。不考经旨的，参加三次以上者，便依照每场所答墨义，按旧例以通晓粗略施行。参加两次以及初次应举的人，到最后一场时，必须通达八道才算合格。又外郡解送进士、诸科士人，依照本乡举里选拔的制度，必须先考察其品行，然后才凭才艺学业取用。如今却不考察品行，只凭辞藻、墨义取士；再加上封弥试卷、看不见姓名，实在不是乡里举选的本意。又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考诗赋，一场考策论，人人都尽心竭力发挥才能，考校时间又长，确实很少有差错。到了御试之日，诗赋和文论合在一场考试，既被声病格律所拘束，立意又不深远；有时音韵中一个字稍有差错，即使平生辛苦学习，也会当场被黜退。若音韵没有错误，即使学问浅薄、文章鄙近，也能轻易取得科第。既然乡里举荐之处不考察品行，御试之日又拘泥声病格律，这样一来，士人的进退大多归于命运，而不谈论其品行和学业。

译明君在上，本来应当使人凭品行和学业进用；现在却说成取决于命运，这是把善恶混淆而归之于天，难道是国家的美事吗？臣请求重新制定外郡发解的条约：必须品行没有恶行、才艺学业达到标准的人，才可以发解荐送，不再实行封弥。至于南省考试的人，既然本乡已经询问考察过品行，仍须封弥试卷，精心考察才艺学业，评定名次，送到御前由选官复核，再重新评定名次；复定完毕后，才打开查看南省所定名次中的姓名。如果两边名次偶有高下，不再调换；若名次不同，人数一定很少，就再加以封弥，更应由两地参照比较，然后在御前发布榜文，这才最为恰当。其中三人以上的名额，就在高等人中选择，由圣意决定取舍。考核进士时，策论高而词赋次的列为优等，策论平常而词赋优的列为次等；诸科中通晓经旨的列为优等，墨义通晓的列为次等。以上进士、诸科，凡以优等及第的，放宽选限，直接选用注官；次等的，仍按本科学科的选限办理。自唐代以来，及第之人都要遵守选限；国家因为收复诸国郡邑、缺少官员，才对新及第的人权宜放宽选限，直接选用注官。如今选人壅塞，应当有所改革；这也足以劝勉学习，使他们懂得圣人修身治国的道理，这样国家得到人才，百姓也受到恩惠。第四，选择地方长官。臣听说，先王设置诸侯，是为了共同治理天下；如今的刺史、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一个地方百姓的安乐或困苦、休养或忧患，实在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因此历代政治昌明的时候，一定重视这种任职。如今却不问贤能愚劣，不比较能力高下，只凭资历考核，累次升迁为方面长官；懦弱的人不能约束官吏，任其侵害百姓；强干的人只求沽名，往往反而损害百姓。国家的根本因此衰败。朝廷即使极其忧劳，天下又凭什么得到苏息呢？转运使、提点刑狱以及按察各城的官员，都应当任用比众人贤能的人。臣请求特地下诏：委托中书、枢密院暂且各自选拔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托两制官共同荐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御史三院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同荐举知州五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按察各城的官员，共同荐举知县、县令十人；各州知州、通判共同荐举知县、县令二人。对于前面所举荐的人，举荐者多的先行差补；仍命令审官院、流内铨，从今天以后所差遣的知州、知县、县令，都详细列明各人的历任功过和举荐者人数，奏报朝廷，交中书省审察，确认妥当后再引见。这样选拔官员，各道官吏或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为陛下爱惜百姓，使徭役均平、赋税宽缓，人人获得安宁，不招致祸乱，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五是均平公田。臣听说《易经》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并以此惠及万民。这是说圣人治理百姓时，必先养育贤才；养育贤才的方法，必先使俸禄优厚。俸禄优厚，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使他们安心任职。皇朝初年，承接五代战乱离散之后，百姓凋敝，物价极低。等到各国收复，天下郡县的官员很少有升补的，甚至有人任职五七年也不更替罢免。有的人刚刚罢任离去，便进入待阙状态。当时物价极低，俸禄又不断绝，士人之家没有不自给自足的。咸平以后，百姓逐渐增多，物价于是上涨。入仕的门路增多，得到官职的人也多了，以至于有人任满后守选一两年才再授官，等待缺额一两年的人也有。处在天下物价昂贵之后，俸禄却不能接续，士人家中很少有不贫困窘迫的，男子不能结婚、女子不能出嫁、父母不能安葬的比比皆是。又在守选和等待缺额的日子里，衣食没有保障，只能借债勉强维持每天的生活。到任以后，甚至有人违法受贿，靠赊借度日，有的还不以经商贩卖为耻，与百姓争利。既然成为负罪之人，便不再守护名节；官吏有奸贪受贿的，不敢揭发，百姓有豪强狡猾的，也不敢制裁。奸吏和豪民得以侵凌暴虐，于是贫弱百姓有理也不能伸张，有冤也不能申诉，徭役不均，刑罚不公，家家都受其害，却无可奈何。这是由于制定俸禄的办法还没有做到周全。真宗皇帝深思远虑，恢复前代职田制度，使中常之士能够守节，按时婚嫁，依礼安葬，这都是国家的恩惠。能够守节，才可以制裁奸贪官吏，镇服豪强狡猾之人；法律才不会偏私，百姓也就不会受到冤枉。近来屡有臣僚请求废罢职田，认为它有分配不均的非议，也有侵害百姓的弊害。臣认为，职田本来是为了养育贤才，因而侵害百姓的事情确实有过。但与衣食不足、败坏名节、不能奉行法律，以正为枉、以枉为正，众人怨恨而思乱，使天下受害相比，难道只是职田一种制度的弊害吗？而且自古以来，常常忧虑百官重视京内职务而轻视外任。唐朝外官的月俸尤其丰厚，主簿、县尉的俸钱尚且有二十贯。如今财用困窘，暂时还没有余力增加和恢复。臣请求两地共同商议，外官职田分配不均的予以均平，没有发给的予以补给，使他们衣食充足，不废婚嫁、安葬的礼，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守节、督责他们施行善政。有违法者，可以罢免，可以诛戮；并且使英俊之士乐于担任郡邑官职，那么百姓就会受益，将来升迁任用时也能多得到曾经治理过郡县、深知民间疾苦的人，这也是教化的根本。希望圣上深切察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六是厚待农桑。臣读《尚书》说：德在于实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这是说圣人的德行，只在于实行善政；善政的要领，只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政务，必须首先致力于农业。农政修明，衣食就充足；衣食充足，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身体，就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盗贼自然平息，祸乱就不会兴起。所以圣人的德行由善政发端，天下的教化由农桑兴起。因此《诗经》有《七月》一篇，用来陈述王业。如今国家不致力于农桑，粮食和布帛常常昂贵。江浙诸路每年买米二百万石，所买米价加上运输费用，每年共要用钱三百多万贯文。

译又有贫弱百姓困于赋税征敛，每年砍伐桑树、枣树，卖掉作为柴薪；劝农督课的办法，只是有名无实。因此粮食布帛常常昂贵，府库也一天天空虚。对此如果不设法解决，将凭什么救济呢？臣在天下农业利益之中，姑且举出两三件来说明。比如五代群雄争夺霸权时，本国每逢饥荒，就向邻国请求买粮，所以各国都兴修农业生产，逐渐达到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圆数十里，像大城一样，里面有河渠，外面有门闸；干旱时开闸引入江水之利，水涝时关闭闸门抵御江水之害，使旱涝都不能侵害农田，这是农业的大利。浙西地势低洼，常常苦于水灾，虽然有沟河可以通海，但只有按时疏导，潮泥才不会淤塞它；虽然有堤塘可以抵御水患，但只有按时修缮加固，才不会毁坏。臣任苏州知州时，查考防检簿书，全州登记的纳税田有三万四千顷；年成中等时，每亩可得米二石至三石，计算起来可产米七百多万石。东南每年上供六百万石，竟然只是苏州一州所产。臣询问年长者，他们说：过去两浙尚未归入朝廷时，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门负责农田事务，疏导河流、修筑堤坝，以减轻水患。当时民间用五十文钱可以买一硕白米。自从皇朝统一天下，江南歉收，就从浙右取粮；浙右歉收，就从淮南取粮，所以逐渐怠慢农业政务，不再修治兴办。江南的圩田、浙西的河塘，大半毁坏失修；东南的大利因此丧失。如今江浙米价每石不少于六七百文，甚至达到一贯文，比当时贵了十倍，百姓不得不困穷，国家也不得不空虚。又如京西路有地势低洼、积水成涝的地方，干旱年份国家特令开渠排水，开挖之后水患大为减少。如今停止役作已有数年，早已淤塞，又将形成水患。臣请求每年秋季下敕给各路转运司，命所属州军的官吏和百姓各自陈说农桑方面可以兴办的利益、可以除去的害处。凡应当开挖河渠，或修筑堤坝、堰、陂塘之类，都交给本州军选官计算并确定工程材料；每年二月间兴工，半个月后停工，并把功绩详细奏报。这样不断进行，几年之内农业生产就会大为兴盛，下可以少有饥荒年，上可以不必高价买粮，那么东南每年买粮和运输的费用也可以大大节省。劝农督课的办法，应选官员讨论古制，取其简便易行的办法，颁发给各路转运使，并另赐一本给新授的知州、知县、县令等。这是养育百姓的政务，也是富国的根本。七是修整武备。臣听说古代天子有六军，用来安定国家。唐朝初年京师设置十六将军，其官属也取六军之义。各道设置折冲府、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处，以储备兵员。每年三季从事耕种，一季操练武艺。从贞观到开元一百三十年间，戎臣和兵伍没有发生一次叛乱。到开元末年，听信奸人的话，于是废罢府兵。唐朝衰败后，兵伍都是市井之徒，没有礼义教育，没有忠信之心，骄横凶悖，终于导致国家灭亡。我朝祖宗以来，废去诸侯的权力，把军队集中到京师，衣粮、赏赐都很丰足，至今已有八十年。虽然这已经使百姓困乏、府库空虚，但难以改变制度，是因为京师的重要性。如今北方边疆受阻，边备尚未撤除，京师卫兵又多被派往远方戍守，万一突然发生事变，京城没有防备，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远戍军队是为了防御边疆祸患，如果遇到缓急调回，那么外部防御就不严密，戎狄追击败军便可以直趋关辅。新招募的军队聚集市井之徒，轻浮暴躁而容易骚动；如果财力一旦困乏，军需供给不足，他们必然散为群盗。如今百姓已经困苦，不能再强行征取；如果连年遭遇灾荒，将靠什么来救济供养军队？难道可以不预先谋划吗？如果因循拖延而错过时机，臣恐怕危急困难之时，宗庙社稷就会令人忧虑。臣请求秘密委托两地，和京畿现有的军州共同商议军额有无缺数。假如六军尚未整顿，需要议定增置军队，就约取唐朝的办法，先在京畿以及附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任京畿卫士，招得五万人，以辅助正规军，足以增强声势；让他们三季务农，节省供养费用，一季教习作战，便可以防备外患。招募办法以及将校编制次第，都应先秘密审定，再奏报朝廷。这确实是强兵节财的要务。等京畿和近辅地区招募卫兵已经形成制度，然后各道也可仿照逐步施行，希望圣上留意。八是减少徭役。臣听说汉光武建武六年下诏说：设置官署、任用官吏，都是为了人民。如今户口损耗减少，而县官设置的吏员职位仍然太多，应命司隶校尉和州牧分别核实所属地区，减省吏员。县、国如果不足以设置长吏而可以合并的，奏报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分条奏报，合并省去四百多个县，天下达到了大治。臣又考察《西京图经》，唐文宗开成中，河南府有十九万四千七百多户，设置二十县。如今河南府主户、客户共七万五千九百多户，仍设置十九县；其中主户五万零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巩县只有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按各县三等划分，能够服役的不过百家，而每县所供应的役人却不少于二百人。新旧官吏轮换不止，鳏寡孤独也不能免除徭役，西路百姓尤其穷困。臣请求依照后汉旧例，派使者先到西京，把所属各邑合并为十县。被废的县邑都改为镇，命本路举荐一名文资官，主管酒税、关征等利益事务，兼管烟火公事。被废县的公人，除去归农者外，愿意留在公门任职的，送往保留下来的县邑。这样，保留县邑中的役人也可以减省，归农者和留任者两方面都不至于失所。等西京合并裁省逐渐形成条理，再推广到大名府，然后派使者到各道依此施行。还应先命令各道防团州以下，凡有使州两院的，都合并为一院。公人愿意离去的，各自放归务农；职官防可给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代替役人，使役人归农。乡村的耆长、保正，凡地理相近的，也命令合并；能够合并一个保的，也能减少十多户的徭役。徭役稍少，百姓就能自行耕作，可以期待富足。九是广施恩信。臣私下看到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南郊大礼，天子斋戒，穿衮冕，拜谒宗庙，然后祭祀上帝。大礼完成后，回到端门临朝，向天下大赦，并说赦书每天传行五百里；敢于拿赦免以前的事情来告发的，以其所犯之罪治罪。这是希望君王的恩泽迅速遍及万物，情况就是这样。

译如今每次颁降大赦，天下欢呼一两个月，但钱谷司仍像过去一样督责，仿佛给人套上枷锁；老人和幼童被登记没收家产。至于宽减赋税、减少徭役、存恤孤贫、振兴举用被耽误的人等事情，却从未真正施行，使天子惠及百姓的心意全成了空话，有负圣心，也损伤天地间的和气。臣请求特地下诏，今后赦书中宣布的恩泽，凡应当施行的事项，如果三司、转运司、州县不能切实遵奉，都按违制罪处徒刑二年；情节严重的，应当刺配。天禧年以前天下所欠的负担，一概不再追问；无论是否属于侵吞、欺诈、盗用，都一并除免。违者，仰请御史台、提点刑狱司经常严密察觉纠举，不得使其壅塞。臣又听说《易经》说：先王以巡行各地来观察百姓，并设置教化。因此古代有巡狩之礼。如今巡狩不能再实行，而百姓的疾苦无穷，天子的听闻又相距遥远，臣请求下诏中书省，今后每逢南郊大赦之后，精选臣僚前往各路安抚，考察官吏能否，访求百姓疾苦，使赦书中涉及民事的内容一一施行，天下百姓无不感到幸运。十是重视命令。臣听说《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命令发布后只许执行。按照律文，凡接到制书而应当施行却违背的，处徒刑二年；因差错而没有施行的，杖责一百。又有监临主司收受财物而枉法的，十五匹绢即处绞刑。先王之所以重视法令，是要使人不敢擅自改变，以便推行政令于天下。如今看到国家每次颁降宣敕，条文繁杂却没有信用，命令轻易发布而不被奉行；上面失去威信，下面承受弊害。这是因为朝廷采纳百官的请求，仓促颁行，既不合经常之制，又很快更改，正是繁杂而无信用的证明。又有已经颁行的条贯，即使确属故意违犯，也都按过失论罪，完全违背律意，以致破坏大法，这是轻视命令而不奉行的严重表现。臣请求特地下诏，今后百官所请求制定的条贯，命中书、枢密院详细审察讨论，必须确实可以长久实行，才准施行。凡涉及刑名的，还要交审刑院、大理寺审明相关法律；由官员参详百官请求的文辞，删去繁冗，裁定为制敕，然后颁行天下，务必要求遵守。凡冲突、改动的条贯，都命令缴回，以免错乱误行。还希望另降敕命，今后各处当职官吏，对于亲自接到的制书以及到任后所接受的条贯，敢于故意违犯的，不论是否已经颁行，都按违制罪处徒刑二年。到任以前颁降的条贯，因疏忽没有查用，情形并非故意违犯的，都按本条过失论罪，杖责一百。其余人违反已经颁行的条贯，而条贯没有明确规定违制罪名的，按过失论罪。如果条贯有差错，对事情有害，各地长吏另行根据情况权宜处理，确实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的，都必须把缘由详细奏报，交中书、枢密院审察；如果合乎事理，就予以免罪，并立即酌量另行修改。【庆历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皇帝特地下诏督促，又打开天章阁召见对答，赐座并供给纸笔，使他们在御前陈述。仲淹与富弼都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列举条目上奏。当时皇帝正信任并赞许仲淹等人的主张，对于应当制定为法令的，都按照诏书逐项颁下，只有府兵一事，辅臣共同认为不可行，才停止。】宋仁宗答复诏书、条陈时务　曾公亮 臣本月十六日当面奉读皇帝手诏，诏书说：朕承继祖宗的大业，依赖文武贤臣，早晚都战战兢兢，希望达到天下大治。近来西部边疆防御，天下骚动，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虽然正常赋税有所增加，但经常性支出仍然供给不足，这种情况已经多年，公私都很匮乏。加上太平日子渐久，仕进的门路增多，人员超过实际需要，政务泛滥，官员名额多而职位空缺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仓廪俸禄。又郡守、州牧的职责，是施惠安抚我的百姓，却很少听到有人奏报政绩优良；将帅的职责，是威服四方夷狄，却很难找到称职的人。难道是制度没有确立，不能随时势变通吗？难道是选拔任用不能做到恰当，不能劝勉激励下面吗？西北多有事变，敌情难以持久不变，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有效的实际办法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按理应当先于事情发生。朕想解决这些急务，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因为卿声望很高，所以特来询问，希望你亲自陈述条目。臣才识浅陋，仰承圣上询问，谨冒死分条回答进呈。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近来西部边疆防御，天下骚动，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虽然正常赋税有所增加，但经常性支出供给不足，多年以来公私匮乏；这确实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私下认为，国家经常性支出不足，并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被冗余军队消耗了粮食。朝廷之所以不能斥退减省，难道不是因为防守边疆的三路还需要屯驻军队吗？疆界广阔，军队尚且不够使用吗？臣计算如今的疆界并没有比建隆、开宝年间扩大多少。当时对外抵御夷狄，对内还要防守河东、河西、蜀地、江南、岭南，而所蓄养的禁兵仅十二万人。到乾德年间，两川和江岭已经平定，于是又减少二万人。太宗完全拥有天下后，增加的军队才三十多万。真宗初年，也不过三十八万。到乾兴年间，才达到八十多万。由此可知，军队少，训练就能整齐统一，所向无敌；军队多，就杂乱冗余而难以整齐，施用起来成效很少，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如今自庆历以来，既广泛招募，又把厢军升为禁军，总数达到一百多万，然而很少听说因此取得成功。这不只是将佐不勇武，也是因为所使用的士卒不精良。不精良的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人数太多，无法整齐统一。

译何况这样广泛耗费仓廪供给，竭尽天下的财力，难道可以不深思吗？臣认为事情已经积重日久，不可能在早晚之间安排妥当，必须用几年时间谋划解决。可以登记现有军队的数目，专门委托可靠的大臣，精心选择，选取强健有力、超过众人的人，一个人可以抵二三个人的，另编为部伍，使总数达到太宗和真宗初年三十八万的数目，重新确定名额，训练成精锐士卒，交给善于用兵的将领。以后有逃亡的，也照这个标准招募补充，使他们防守边疆。这样用少量精良军队代替大量疲弱冗余军队，怎么会不够用呢？何况两位真宗、太宗的制度相距并不远。其余疲弱、软弱、年老昏耄的军队，就分散屯驻到东南缺少兵员的州郡，依靠当地低价粮食供食；有人逃亡，也不再招募补充。几年之内，十人中必可减去四人；十年之内，一定可以消除。这不只是减少天下的蛀蚀耗费，实际上也能得到精兵使用。如今契丹、西夏二敌衰弱，兵器军备处于休整状态，朝廷如果不赶快谋划，臣恐怕一旦稍有水旱灾害、粮饷略有阻滞，陛下就会在上面焦心忧虑、废寝忘食了。谋划此事实在应该及早。如果舍弃这个办法另作打算，都是迂阔之论。臣又私下听说，宣毅军长期成为东南的弊害，料想上书封事的人已经多次说过。何况南方的小郡，有的全城还不到二三千户，却设置几百名禁兵，坐享粮食，吸食民脂民膏；官员又不能任用得当，往往成为祸患。自从祖宗以来的制度，东南各州只轮流派遣厢军屯驻；至于藩镇，则酌量增加禁兵驻泊，用来从旁镇遏邻近州郡，这个办法实行已久，很合乎事务的要领。只有庆历初年才创置这种军队。如今各路转运供给艰难，偏远郡的官吏又害怕统制，臣认为除京东、京西路外，其余各路都可以废罢，选入其他军队。老弱之人，命令他们进入本城服役劳作；每一路藩镇，只准选留一千人，照旧训练阅习，以镇遏邻近州郡。这也是减少费用、消除祸患的一种办法。臣仍希望今后凡设置、废罢、兴建、改作军务，都必须由枢密大臣认真议论，不得不问财赋状况而专擅增置，如同庆历初年的过失。臣听说祖宗旧制，三司每季度将一份粮草文簿送到枢密院。枢密院并不主管财赋，却让它收到供账，是想使军队的废置和兵马经常与粮草相互核对。往年枢密大臣不熟悉事体，说粮草本来属于中书、枢密院供账，长期成为闲冗事务，请求从今以后废除；这就说明枢密院总领军队，历来很少过问粮草是否充足。这样谋划国家，难道是使天下安定的办法吗？如今圣上忧虑已经涉及内外，这是极大的幸运。希望陛下全部实行这些办法，使太平可以达到。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太平日子渐久，仕进门路增多，人员超过实际需要，政务泛滥，官员名额多而职位空缺少，助长奔走竞争，浪费仓廪俸禄；这确实是当前的大患。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请求用唐朝制度来说明。贞观年间，太宗平定天下，创立法度，当时文武官员确定的名额只有六百四十三人，天下没有因此不治，法度也没有听说因此不能建立。到永徽、神龙年间，境内已经安宁，朝纲也已完备，高宗不能遵守太宗的事业，于是容许设置员额之外的滥官；设置员外官后，又在员外官之上设置同正官。到武后扰乱政事时，又增加设置员外官二千多人。当时朝廷事务更加繁多，纲纪更加毁坏，官员的增减简繁，其利弊实在很清楚。臣又听说景祐年间，审官院、三班、流内铨的吏员数目，已经多于祥符、景德年间；如今与景祐年间相比，又多了一倍。臣曾考察其根源，大概是宝元以来陕西用兵，有人献方略，有人陈述武艺，有人因边臣荐举而进用【自经略使、部管以下，每次出兵都奏请命令有关司的胥吏和诸班人暂时授任管辖军部】，有人凭微小功劳被录用；又擢用军班中的勇士，放宽进纳恩例的限制，所以三班和各曹官员增加到景祐年间的两倍。又如崇班以上的官员，称为内朝官。臣认为祖宗设置这些官职时，本来没有规定必须经过若干年磨勘，多半因有功绩才给予迁转，只是由于朝廷宰相缺少谋略，开启了侥幸之门，各司使的名额于是变得混杂。因此说到冗官的根源，按真宗朝京官的制度，铨司磨勘选人，每一甲只见一人，一个月不过三四甲，也不是每甲都升迁；所以一个月内真正升转官职的只有一二人，而且大多考核任职已久，政绩文状可取，才得到这种选用。近年每隔一天就有一名磨勘选人被引见，近两年以来又改为几天引见一次，每次引见五人，全部得到改官升转；刚满三年又升入朝官序列。因此审官院的职位渐渐不够，这正是审官院、三班、铨曹产生弊害的根源。古代的职官，就是今天的差遣、职任，都有各自的曹局，曹局有固定员额，本来就不可能任意增加。陛下如果想鉴戒历代的过失，大加改革，臣请求从三省官以及横行诸使以下，都按照旧典议定员额，御史台官就是这样；只在旧员之外酌量增加一定数目，以备出使时的员额，除此之外一律不许增置。有功劳应当升迁的，只准遇到空缺时优先补授；只有军功和重大任务，才可以越级迁转。制度一旦确定，即使有近臣幸臣想侥幸越过规定，也没有途径进身了。陛下如果对于改革仍然有所顾虑，只想稍加惩戒整顿，那么臣请求从今以后凡以进纳入仕的人，直接授予七品以上的佐官，不让他们实际任事，并废除以方略举荐的办法。臣僚保荐弟侄的，日后弟侄犯罪，应依举官与所举之人同罪的条例办理。各司禁止额外补授，端正大臣名分，不得奏请任用门客、随从；限制边臣的荐举，裁减赏功的泛滥。每年经学考试的选拔，向来没有严格核实，有的人不通义理，只会背诵空文，用在政务上实在没有益处。请采用庆历四年张方平等重新制定的贡举条约，这样滥进的人就会少了。各司人吏，在地方司署【如司农、粮料、兵部之类】本来没有特殊功劳，却按惯例可以迁资、减少选限，请一律废除，这样选任期限就有常规了。如此，入流为官的道路会稍微收窄。至于铨司引见的方式、枢密院和三班磨勘的旧例，祖宗旧制可以恢复实行。这样朝廷官员之内不出几年，员额和空缺就可以相称了。至于全面加以澄清淘汰，大规模决定官员去留，剥夺他们现任官职，恐怕如今还不能立即施行。只有最后这一条建议，大概可以防弊而没有损害。

译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郡守、州牧的职责是施惠安抚我的百姓，却很少听到有人奏报政绩优良。臣私下思考，这是由于选任不精、待遇不重、劝勉不到位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审官院差选知州，不问贤能还是庸劣，只要资历深、年限到了便授任，所以有懒散怠慢的，有年老昏耄的，有患病残废的，也有奸贪受贿的。这就是选任不精。又因为朝廷重视京内而轻视外任，逐渐形成风气，使士大夫很少肯把州任看作尊贵职位。州郡之职，古代相当于二千石的官职。如今即使从京府推官出任，也被看作贬谪。凡台阁官员不能胜任其职，便授予郡职以遣送离开，所以能干的臣子和官吏多任职于钱谷、刑狱等部门，把仕途中不能摆脱知州职位看作耻辱。这就是待遇不重。等到他们任官施政，如果有良好政绩，上面最多只由提刑、转运使发出一封荐举文书；即使朝廷采用，也只是交审官院记下姓名，最终没有听说因为政绩良好而由朝廷特别升迁拜授。这就是劝勉不到位。古代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群吏。臣请求从今以后审官院选知州，都引到中书省，询问考察后再拟定奏报。过去两汉时期，郡守可以与九卿、令、仆射交替出入中央和地方，他们的政绩尤其卓异，甚至有直接拜为三公的。如今希望提高州郡官的等级和威望，依照汉朝旧例，使杂流出身的人不能妄自进入，那么贤能之士就会乐于任职。《商书》说：德行盛大，就应授予高官；功劳盛大，就应给予厚赏。即使尧、舜和三代的群臣，尚且需要用官职和赏赐来劝勉他们建立德行功业，何况现在的人呢？臣请求另行制定州官考核的等级，交给监司考察；考核三次都有善政的，提升他的官资；两任都有善政的，提升他的任职；显然没有政绩的，就罢免黜退。这样或许可以符合陛下忧恤百姓的心意。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将帅的职责是威服四方夷狄，却很少听到有称职的人。臣曾考察太祖、太宗时期，征伐天下，建立威势、平定祸乱，有时在十九年之内就达到太平，将帅能够任用得人，这一点本来就可以知道。只是自咸平以来，真宗曾与陈尧叟、马知节共同谈论将帅难得。到了今天，陛下又以将帅不称职为忧虑，难道天下的人只在建隆、太平兴国年间生出了才智之士，而咸平以来直到现在五十多年，竟然没有一个臣子能够继承他们吗？这必定不是事实。臣担心的是选拔没有掌握要领，或者任用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兵书说：经过三次试验后才授予职事，这是要先观察他的实际才能，然后才把事务交给他。过去赵奢和赵括讨论用兵，赵括说得赵奢无法驳倒，赵奢退下后叹息说：用兵是危险的事情，赵括却把它说得轻易；任用他必然失败。李靖担任将领时，似乎并不善于言辞，可见将领的才能很难了解竟然如此。臣昨天看到陕西任用人才，确实没有听说朝廷曾经用实际成效来考验他们；例如赵珣因为上呈地图和论说，便被委以统领一万兵的重任，最终导致失败。臣担心选拔没有掌握要领，都是因为这类事情。其次，即使得到善将，任用时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这又是为什么呢？恭敬地说，太祖、太宗在位时，军政已经得到讲求，朝廷宰相熟悉并了解军务，所以统帅大臣进献一个意见、谋划一个计策，其中利弊取舍虽然要由朝廷中枢覆核，但等到他的谋划奏报下达后，无不切合事情和时机，将领有才能便可以竭尽发挥。咸平以后，拘守成法而停止改革，掌握大权的大臣很少经历边疆事务，所以统帅大臣进献一个意见、谋划一个计策，仍像祖宗时期一样，利弊取舍都由中枢覆核；但等到谋划奏报下达后，如果有一件事不合时机要领，将领就可能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希望他们建功，怎么能够做到呢？因此咸平至今缺少善将，其弊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孙子》说：不了解三军事务，却参与三军政务，军士就会迷惑。这话难道不可信吗？如今两边没有警报，朝廷可以借机讲求军备。臣请求从今以后选定将领后，在提升任用之前，必须先让他试办行军布阵、疆场作战之事；所试验的事情取得三四次成效后，才给予显要官职和优厚俸禄来加重他的职责，然后把军队的生死存亡委托给他而不加以牵制，采用他的意见而不加怀疑。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就能取胜。一、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西北多有事变，敌情难以预料，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有效的实际办法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按理应当先于事情发生。这大概是陛下身处安定而不忘危险、有备才能无患的深谋远虑。臣私下思考，朝廷北面有契丹，西面有拓跋，防备两边已经很久。如今北边军势连年衰弱，先前想要报仇，连夏台都还不能攻取，何况肯舍弃每年入贡的丰厚利益，轻易侵犯中国呢？即使他们具有豺狼虎豹般的本性，难以保证信义，估量形势和利益的约束，也应当不会轻举妄动。何况如今黄河以北重兵列戍，已经有藩篱般的坚固防线。西夏最近发生重大内乱，国君年少，国内疑惧；估计其民众心理，仍然害怕被大国断绝关系，哪里有闲暇自己出来作盗呢？四路现有军队，防备已经足够。臣认为朝廷当前的忧虑不在两边边防，而在山东、河北地区。那里经历刀锯刑杀的惨祸，人心仍然不安；一旦稍有水旱灾害，奸凶之徒必然乘机作乱，应当经常选用重要官员和有才干的官吏，分别镇守要州，或许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以上臣只是奉行圣上的询问，作了如上的分条回答。我的见识和谋虑昏暗浅陋，冒昧地上达天听。【庆历八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 总议门 总议四 张方平上奏答复仁宗诏书、条陈时务 臣今天蒙召到资政殿对答，蒙赐手诏一道，命臣将朝廷的急务分条陈述上报。臣以平庸昏昧的资质，错误地位居近臣之列；议论政事、提出建议，本是侍从官的职责，却不能早晚勤勉不懈，弥补遗漏和缺失。如今圣心焦虑劳苦，亲自垂询，宽恕臣因循沉默的罪过，开导臣浅陋的见解，臣怎敢不竭尽实情和思虑，粗略陈述大体，上冒触犯圣听，希望稍稍补益政事。这是臣子的本分，也是臣极大的荣幸。臣恭敬地看到手诏说：西部边疆防御，天下骚动，急忙招募冗余兵员，紧急调运军粮；虽然正常赋税有所增加，但经常性支出供给不足，多年以来公私匮乏。这足以看出陛下为社稷作长远谋划、深切忧虑百姓的心意。康定末年、庆历初年，朝廷商议刺配民兵、增加军籍时，臣忝居谏官，屡次上章疏，极力陈说其中的危害，直到今天事情果然如臣所说。臣昨天在三司查阅天下财用出入的簿籍以及建隆以来国家蓄养的军队数目，请求朝廷赶快加以谋划议论。太祖攻取荆、潭，收复蜀地，平定广南，防备河东，抵御西戎和北方边患时，蓄养的军队不到十五万人。太宗朝平定河东，防备迁贼，抵御北狄，检阅军队和战马，志在收取燕蓟，但蓄养的军队不过四十万人。章圣皇帝在位时防备迁贼、抵御契丹，搜募战士；等契丹请求和议，祥符以后逐渐裁减军队，曾对辅臣说：如今的军队与古代不同。古代三季务农，一季教战，百姓就是士兵；如今军人都坐等国家供给衣食，国家经费极其广大，不能不谨慎选练，所以停止招募，斥退疲弱年老者，以减少供养冗兵的粮食。到了宝元年间，天下可以说已经安定。先前因为西戎违抗命令，宰相不是合适的人，考虑祸害不深，事情失于预先防备，于是造成大扰乱；这才开始登记民兵，很快刺面充入军籍，提升各州厢军以充禁军，增加空名而承受实际弊害。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加设置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军七十四指挥，宣毅军一百六十四指挥。庆历三年，又因王伦、张海等数十名狂贼在江湖、淮浙、福建诸路作乱，再增加宣毅等二十四指挥。内外总共增加设置禁军约四十二万多人，合计三朝军队达到八九十万人。这还不包括禁军、义勇、州郡厢军、小军、小分、半分、剩员等。军人一天比一天多，粮食一天比一天少；近来七年之间，天下极其困苦，百姓的民脂民膏已经耗尽，国家仓库也空虚，三边税赋不足以供养军队，只好招募客商运送粮草，三司在京城供给并偿还钱帛，还提高转运定例的价格，最终费用增加到三倍，因此度支的大计日益窘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年〕 对外搜刮各道的物资，对内侵用内库的钱财，厚赏聚敛财物的人，轻率地制定卖官的法令，只顾勉强应付眼前的急务，没有替长久的国计作打算。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些冗余军队不只是使天下财用困乏，而且正在成为天下祸乱的阶梯。如果不早作谋划，后来就来不及了。况且景祐以前，军队不到四十万人，三司每年的预算尚且没有听说有余；如今达到八九十万人，又凭什么能够供足？这即使愚人也能看见。若再加上横生的耗费，使国家困于饥荒，关系国家安危的计策，臣愚昧地实在寒心。臣曾两次把这些情况详细奏报，但中书、枢密院没有听说有所改变。即使现在立即改革，也还必须等多年以后才能见效；这就像救火救溺，迟缓一步便更加来不及。然而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君臣不能同心、上下不能共同努力，事情必然难以成功。臣希望陛下先把臣这些话详细询问两府；如果他们另有高明办法，可以增加财物、充足粮食，那是臣浅薄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如果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请求严令天下禁止招募军人，命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另行分道巡按所属州郡，选出疲弱年老者，立即放停；每年须轮流巡历两三次，只按常规逐步拣选放停，不得泄露朝廷的秘密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即使属于禁军，其中有些人身体羸弱、害怕教阅，愿意退入厢军的，也听任其自便；交给枢密院核查军籍，人数少的，就命令合并编组，以节省军员；马军中没有马的，就为他们招募马匹；愿意改补步军的，稍加补充到衣粮待遇较优的军分中；其中有马的，就合并编足为一指挥，使其能够接受训练，准备使用。仍应诏令各路经略、部营司使体察朝廷的深意；其中若有专断任性、自以为是、没有体恤国家之心的人，也在于陛下出自圣心裁断，惩罚一个便足以警戒众人了。这就是裁减兵员的大致办法。至于嘉谋密议、权宜之术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则有宥密之司负责，又不是臣所能详细知道的。手诏说：“太平日子渐久，做官进身的门路很多，人员浮滥而政事松弛，官员多而职位少，滋长了奔走竞争，白白耗费廪禄。”这又可以看出陛下深思官员冗滥，想要清理教化根源的大旨。臣不敢远引前代和祖宗朝的事情，只请拿景祐年间尚无边患的时候来比较，便可知道如今是多么浮滥了。臣曾主管三班院，约计景祐年间在院的使臣有四千余员，如今有六千五百余员。臣核查学士院和两省以上的官员，景祐年间四十余员，如今六十余员。

译臣任御史中丞时，本台有班簿可以核算，景祐年间京朝官不到二千员，如今有二千八百员。臣任判流内铨时，取来核查铨选中的候选人，始终不知道确数，大约三名官员占一个空缺，粗略计算有一万余人。十年之间，增加的官员数目如此之多；如果再过五七年，将怎么办呢？官员数目既然太多，贤能和愚劣的人一起停滞，才能高低又难以区分，劝善惩恶的制度不能确立，士人很少能保持完整的品行。这就是天下政事日益不治的原因。如今略数入仕的门路：礼部贡院录取的进士、明经之外，按照近来的惯例，大抵还根据荐举人数编排为别试名额；受恩荫的人，每榜不少于二三百人。文臣中两制、两省及少卿监以上的官员，每年都可以奏请恩荫子弟。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的正郎以及带职的员外郎，遇到郊祀恩例，也可以奏请恩荫子弟。武臣从诸司副使、军职大校以上，直到宫掖嫔御的内臣和近职，每年或遇到郊祀恩例奏请恩荫，都有固定惯例。此外，文武官员中因内职任满或致仕而遗奏，以及各种特别恩典录用的人；又有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内外胥史和牙校出职，情况都是这样。计算各种每年入仕的途径，因侥幸和攀援而日益产生的新例，数不胜数。白白耗费廪禄，烦扰官吏百姓。为了谋求空缺次序，凭借关系请托，人人都在为自身打算；衣食的逼迫，使奔走竞争日益增长，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堵塞源头、培固根本，只在于陛下的命令罢了。请命令中书、枢密院分别列出每年各种入仕的名目和人数，选取其中侥幸、弊病和滥授最严重的，按类别分别制定条约，稍加裁减。至于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处酬奖的条贯，也请各自委派明敏、熟悉事务的高级官员重新详细审定。臣听说先朝以前，即使将相大臣家的子孙，也多有身穿白衣、尚未入仕的。如今少卿监以上的官员，动辄每年任用一人作为恩荫，不也太过分了吗？像这一类，便可说是侥幸、弊病和滥授最严重的，稍加裁减，并不会妨害事情。如果只因循今天的惯例，人员浮滥、政事松弛，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手诏说：“牧守的职责，是用恩惠安抚我的百姓，并且应当听到政绩考核为最优的奏报；将帅的职责，是以威势使四夷服从，但很难称职。”难道是制度尚未建立，不能随时变通吗？难道是选拔任用还未做到，不能用来劝励下属吗？这又可以看出陛下爱护百姓、不忘边患的心意。臣谨只根据祖宗时的事情来讲。祖宗之时，文武官员不设按年磨勘，也不以资序作为升迁依据。有才能、实际名声相符的人，有的从低位便得到越级提拔；没有才能、名声不符的人，有的守着一个官职十多年也不改任升迁。他们任监当，或任知县、通判、知州，有的任了数职仍不能升迁。所以当时人人都自我勉励，不建立功劳、取得成效就知道不能进用，因此各地官员大多能修治政事、举行政绩。以上任用官员没有固定的法令格式，只根据才能任用。祥符以后，天下太平，朝廷的议论更加遵循宽大的原则。因此下令从监当升任知县、知县升任通判、通判升任知州，都以任满两任为限。又下令任官满三年便给予考课改转，后来又不再限制。在外地还是京城，在任还是不在任，只要累计满三年，便按惯例可以磨勘。先朝实行这项制度时，人们刚开始知道这是恩典，还没有看出弊病；到了如今年深日久，习以为常，人人都认为这样迁升是本分上应该得到的，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知道该勉励什么。因此牧守的职位，很少听到奏报政绩优异。这确实是制度不能随时变通的结果。陛下如果想变通，就应当稍微整顿改革这项制度。凡应当通过磨勘按资序升迁的人，必须确有值得褒奖的功劳，或者是朝廷特别下敕选定并由官员保任的，才给予升迁；如果没有功劳，又不是因保任而来，就按惯例增加考核年限，希望人们稍微懂得通过自我效力来争取勉励。保任的办法，不应一概都必须选择有清望、有才识的人。这样，就是委托执政大臣荐举有清望的官员，再委托有清望的官员荐举亲民官。出现空缺时，按照空缺员额命令荐举，又足以显示圣上的恩意在于急于求才、爱护百姓。这也是稍微改变当前弊病的一种办法。至于将帅的职任，尤其应当掌握驾驭之术，并且应让他们长期任职。李汉超自太祖时任济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到太宗朝升任应州观察使，仍然镇守关南，共十七年，胡虏畏惧服从，不敢窥伺边境，最终只得到一次改任官职而已。太宗任用郭进任西山巡检二十年，贺惟忠镇守易州十多年，李谦溥镇守隰州十年，姚内斌镇守庆州十多年，董遵诲镇守通远军十四年，侯赟镇守灵州十多年。真宗任用杨延昭镇守高阳关，也有九年；把事情交给他办理，任其宽略，不拘泥于细节，不听信离间之言，不轻易调动变更，只责求他取得成效；又不给他很高的官位，常使他有志愿尚未满足之感，不至于懈怠而不能任用。如今却不是这样，把武臣任边郡称为边任，把它当作他们发迹的地方；历任边职的人，曾没有丝毫劳绩，却不出几年便直升横行、刺史、防团、防察。能把厨传装饰得体、熟悉人情世故的，就认为是有才能的；可是又不断调换改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当地的地形山川，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军员士卒，还没有来得及通晓吏民和士人的风俗，就已经又离开了。这样将凭什么使四夷服从而称职呢？这是由于选拔任用没有合乎道理，所以属下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来受到劝勉。希望陛下鉴察祖宗的旧例，以贵重的爵位和赏赐等待有功劳的人，以长期任职来责求有能力者建立成效，这也是驾驭将帅的一项办法。手诏说：“西北事务多、敌情常有变化。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实效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之事，按道理应当先于事物而谋划。”这可以看出陛下安居太平时不忘危险、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的远大谋虑。国家自祖宗以来，并不急于求取对四夷战争的功劳，只把爱护百姓作为要务罢了。从前太祖只以充实财物、训练军队、保卫边境为事，曾在内府积存丝帛，对左右说：“北狄如果敢像从前那样侵犯边境，我用二十匹绢招募一个胡人的首级，料想他们的精兵不过十万人，我用二百万匹绢，北狄就可以消灭了。”圣人的谋略真壮伟啊！兵法所说的“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臣先前说国家蓄养冗兵，耗尽天下力量，而且已经酿成祸患的根苗。如今每年除天下赋税以外，仅东南和买的绢就有三百万匹，而衣赐等各项用度仍然不能供给，那么公私怎能不匮乏呢？

译这还不必等到戎狄之患发生，我们自己本来就已经先困乏了。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难道应该这样吗？臣希望陛下考察群臣，先说裁减兵员、节省费用、选择官吏、选拔将领、慎重地执行赏罚，以明确劝善惩恶。春夏两季，逐渐把边兵调到内地州郡就食，逐渐减少边地骑兵，调往内地牧养。边费节省了，国家的财计就充足；民力宽裕了，然后对外谨慎遵守盟誓，对内保全防守，取得长久的实际成效，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奇诡的谋略和空泛言论，又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呢？这也就是先于事物而谋划的道理。伏望陛下以至仁盛德、高明博大之心，勤劳谦逊、敬畏谨慎，寻求治理的要领；这正是帝尧向众人询问、大禹不自夸、古代圣王留下美好事迹的品德，陛下已经从容具备了。臣惭愧自己愚钝疏略，不能通晓治道，依据诏书所询问的内容，谨以当前事务上奏回答；诏书中没有涉及的，也不敢冒昧轻率地陈述。【庆历八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正值朝廷封闭制书院草拟诏制，便逐条回答诏书所问，半夜与制书一同上呈。仁宗得到奏章，惊异不已，次日清晨又赐手札，询问诏书中未涉及的事情。】上奏仁宗回答诏书、条陈时务　鱼周询 臣伏思陛下忧虑西部边境的防御，天下骚动不安，急忙招募冗兵，紧急调运军粮；即使常赋有所增加，日常经费仍然供给不足。臣认为，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强臣专据土地，中央所控制的疆域并不广大；到了祖宗拥有天下，俘获吴、蜀、楚、晋诸国，向北抵御獯鬻，向西使羌戎服从，所谓军队所到之处，其租税与今天相比，数额还少；然而能够摧毁坚城、震慑敌人，府库没有空虚的弊病，县官没有烦费的劳苦，这大概是赏赐守信、刑罚坚决、将领选得好、士兵精锐所取得的成效。近来元昊背弃恩义，西部边境驻扎军队，朝廷却任用空疏庸弱的人作偏裨将领，招募游荡懒惰、怯懦的人充入行伍，所以大举进攻便大败，小规模交战也动辄小败逃跑；只是每天耗费千金，度支供给不足，只好赏赐官职、出卖爵位，使仕途混杂；又铸造铁钱，破坏钱币的圆法；还由官府设置盐禁，驱使百姓运送盐货，道路上充满怨恨叹息。去年秋天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今年春天饥荒相继而来，百姓在这里遭受的困苦更加严重。如今元昊的幼子刚刚即位，正是朝廷应该放宽财用、爱惜民力的时候，应当迅速筹划治理，以缓解匮乏。希望委托安抚使与本路守边、掌管财计的臣僚共同商议，裁减冗兵，节制压抑浮费，禁止横征暴敛，向贫民发放廪给和借贷；罢免武臣中的庸懦者以及守宰中的贪残者；仍希望陛下特别作出裁决，从内帑拿出钱财帮助关陕经费，使盐商的利益流通，改革钱币制度，宣布恩德泽惠，让百姓休养生息；然后劝勉农桑，核查隐漏的税籍，收取遗失的利益，抑制兼并，那么公家就有盈余的财物，私人也有宽裕的力量了。陛下忧虑太平日子渐久，做官进身的门路很多，人员浮滥而政事松弛，官员多而职位少，滋长奔走竞争，白白耗费廪禄。臣认为，国家在制举、进士、明经之外，每年还有任子和流外补官；那些身负瑕疵罪衅、曾服役于舆台的人，也被安排进入官员班列。年深日久，纷纷拥塞道路；朝廷官员中大半没有才能，求取人才时却很少有适合任用的；而且频繁地更换调动，交错于道路之间。官员数目有定额，诏令任除却没有限制；凡是守候一个空缺，动辄超过两年。预先登记在武弁名籍、领取俸给的人，只是白白耗费水衡的供给，虚度计算应得的考核年限；赴铨选调、等待选用资格的人，长期处于困穷之中，往往毁坏廉耻品行。官员冗滥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希望陛下特别下诏，进士先考策论，诸科兼通经义，中第后脱去布衣，不要录取过多；文武班的奏荐以及流外出官，权且停止五七年，自然名器不会滥授，奔走竞争也会衰止。陛下忧虑牧守职任很少听到政绩优异的奏报，臣听说汉宣帝勉励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的便增加俸秩、赏赐金钱，有的爵位升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便按次序任用他们，所以汉代良吏很多。国家鉴于诸侯专据土地的祸患，一概任用郡守治理地方；但朝班逐渐冗滥，按资序迁升的人很多，于是出现了身处藩镇、官秩已是卿监，却没有经历省府和提转任职的人。这样内重外轻，凭什么求得治理呢？改弦更张、改变旧的道路，正在此时。希望诏令两府大臣，选派两制、台谏官参与荐举；如果任过两任通判可以充任知州军，便依次授官补缺。如果治理状况尤其优异，就升任省府提转。按通常惯例入任知州以及敕令荐举提刑的做法，一概停止罢除，那么升迁任用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牧守的职位也会受到重视。陛下忧虑将帅的职位难以称职。臣听说晏子荐举司马穰苴说：“文才能够使众人归附，武略能够威服敌人。”由此可知，将帅的人才如果不能兼备文武，就不能任用。我朝自两边归附通好以来，长期不用兵；近年西北出现警报，补授统帅大臣出于仓促，任用的不是从士卒中提拔的人，就是靠恩泽得封侯爵的人。他们没有信义来凝聚士卒之心，没有威严来整肃军队法纪，退却就奔逃，进攻就被擒获，损害朝廷威灵，招致夷狄侮辱。任命将领的失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臣认为应当选择有声望的大臣，选拔学识深广、有谋略、懂军事、精武艺的人，不限资历等级，先让他们担任边职加以考验；陛下亲临殿上诚恳慰勉，授予他们威权，如同祖宗起用李汉超等边臣，使他们在边境以外的事务能够专断处理；不要因为诽谤谗言而轻易调动他们，使他们足以取得威望，这样哪里还会有不能称职的忧虑呢？陛下忧虑西北事务多、敌情难以预料，献奇谋诡计和空泛言论的人多，陈述长久实际成效的人少。预先防备意外，按道理应当先于事物而谋划。臣听说国家与北戎订立和约、授予爵命，西夏停战止兵，已经超过四十年；但守边多任用庸人，不讲求武备，因循姑息，只希望天下太平。羌戎的野心从内外虚实中看出了可乘之机，所以景祐末年元昊猖狂，庆历初年耶律悖慢，覆灭军队、杀害将领，使关陕百姓疲敝；又用丰厚财物和卑下言辞暂时解脱幽蓟的敌患。这些都是采取苟且求安的谋略，完全没有长远经略的防备。这正是班固所说的“不选用有武略的大臣，依仗我们用来对付寇敌的办法而行贿赂，剥削百姓来供奉仇敌”。希望陛下特别在三路商议，裁减兵马中劣弱冗滥的，以缓解经费、停止额外征敛；然后选拔将帅、选择偏裨，使他们整肃骄兵，修整锋利兵器，熟悉山川形势，掌握用兵的奇正之法；河朔地势空旷平坦，可以施行军阵，也应当讲求相应的办法。即使两边发生变故、敌人不时侵扰，也将有所凭恃，希望可以免除祸患。【庆历八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仁宗回答诏书、条陈时务【第二状】鱼周询。

译臣已经奉诏条陈时务，而陛下又亲自询问追问，大概是因为群臣所回答的没有探究根本，所以寻求可以实行的办法。臣不敢讲究文辞，便直陈愚见，私下希望能够有所补益。所谓当今的缺失，陛下的聪明睿智远远超过前古；然而圣虑尚未涉及、臣下难以开口的，只有责任不专一、任用人才不果断以及猜忌，尤其是猜忌最为严重。自从前些年起，二府大臣和台谏官中有人互相表里勾结，陛下明察后，已经施行贬黜的典刑，于是便认为人人都结党相附，再没有忠信之人。如今中外臣僚每次在陛下面前进对，只敢攻击过失，才算是公论；如果谈到忠良和有才能的人，说他们可以任用，就担心圣意怀疑他们是在结朋党，因此忠邪还没有完全分明，善恶也没有完全被听闻。所谓责任不专一，是说如今执政大臣心里知道某件事可以实行、某项法令可以废止，却只是拱手沉默、安于自身，不肯替朝廷承担责任，以致文武大政因循废弛，这也是缺失中很大的问题。臣希望陛下在听政之外，选择有才识的大臣，让他们单独在便殿进对，询问群臣谁能任用、谁不能任用，例如说某人似乎可以任用，某人不足任用；然后广泛询问、博采意见，参照检验不同说法，等取得实情后再实行进对。若有人承受圣上的询问，却怀有欺诈、憎恶之情，就把他屏斥到远方，终身不得列入仕籍，这样还有谁敢结党呢？此外，在任用人才时，对能够取得成效、敢于担当事务的人，就优先给予升迁；对因循苟且、只顾保全自身形迹的人，就贬退到散地。这样还有谁敢不尽心呢？诏书又忧虑文武官员中的奸邪以及内外的险诈之人。臣听《易经》说：“防备茅草连成一片，因为同类相聚而进取，吉利。”这是说君子和小人的道路性质相同，便会相互引导、相互扶翼而进。如今朝廷的根本、陛下的股肱，就是二府大臣，国家安危、政治治乱都系于这几个人。祖宗时任用吕端、李沆、王旦、马知节，以及陛下即位初年任用张知白、王曾、鲁宗道等人，他们持重守正，学识深广而富有谋略；当时荐举、提拔任用他们，没有听说有朋党邪曲、险诈之事。如今陛下明知二府中有人或许不是合适的人，却不能奋然将他们贬黜，使同类相聚而进的势头一直延续。自古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要想纠正这种风气，如果不先端正大臣，那么就是所谓形体还没有端正，却要求影子笔直；源头还没有澄清，却想让流水清澈。诏书忧虑州县官员暴虐、法令随意更改。祖宗积累德政，陛下爱惜生命；司法量刑过轻不作为重罪，量刑过重则终身负责。应当让治理百姓的官吏上体宽仁之意，爱护养育百姓；但有的官员暴虐，大概是因为公家急于征收赋税，以严厉手段完成事务；贪官又借机作奸，以威势驱使众人，才使事情变成这样。法令，是治理天下的缰绳和嚼勒，应当遵守而不能失误。如果祖宗的法令可以长久实行，就不应随意更改。近来枢密院修改内省的条令，似乎给过去获罪的人预先留下重新进用的地步，朝廷内外喧然一片，都认为不可。何况内省是皇帝左右亲近而机密的机构，是四方的根本。倘若不能坚守法令，天下凭什么取得信任呢？希望慎重选择刺史、县令，向他们晓谕爱护百姓的意旨，那么州县就没有暴虐的祸患了。抑制权贵，不要让他们轻易更改法令，那么法令就没有反复变更的过失了。【庆历八年三月上奏。】上奏仁宗当务之急七件事　包拯 臣没有才能，充任谏官，只想着用来补报陛下的，只有履行进言的责任罢了。然而言辞如果不激切，就不足以开启陛下的思虑、补益圣明的政治。谨将七件事逐条上奏，都是当今的要务；言辞和义理鄙陋直率，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第一件事，臣伏想陛下天性宽厚仁慈，能够容纳各种谋议，是正确的就采纳施行，不正确的也保留下来而加以包容。群臣见陛下气度宏大宽厚，不追问是非，什么都能容受，所以奸邪之人敢于肆意虚妄，拿着难以明辨真假的事情，巧加粉饰，厚加诬陷，使受害者没有办法自行申辩，默默承受被排斥的祸患，导致陛下的明察有所蒙蔽、怀疑忠良，大多都是这个缘故。忠良受到怀疑，那么忠义之臣想竭尽节操、尽心效忠、补报陛下的，也都害怕谗言、畏惧祸患，不敢挺身承担国家事务了。这样一来，暗中的奸邪便得逞，弊病日益滋长；这不但有损圣德、危害时政，一旦国家有缓急，又缺少贤能人才供陛下承担重任，还能把重任交给谁呢？臣希望陛下听取、采纳群臣谋议时，留心深察；如果有人拿着难以明辨真假的事情，巧加粉饰、厚加诬陷他人，请交给有关官司，责令其明辨，使真伪不相混杂，是非清楚分明，那么忠邪自然会区分开来，天下大概就可以得到治理了。第二件事，臣伏听说近年以来，常有人指名说臣下结成朋党。其中那些奋不顾身、勤勉为国、奖励善人、憎恶恶行、激浊扬清的人，尤其受到奸巧之人的诬陷，往往被排斥。因此提拔一个贤士，必定有人说是朋党相互援助；罢退一个庸才，也有人说是朋党相互嫉妒。于是正直之人闭口不言，忠良之士灰心丧气，不敢指明是非、公开显示劝善惩恶。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圣明之主在上，从来没有听说会有朋党。朋党的出现，大多起于衰弱昏暗的时代。所以汉代的党锢之祸，开始于安帝而在威灵帝时达到极点；唐代的朋党，从穆宗时出现，到文宗、武宗时更加严重。这些都是政治衰弱昏暗的时期。凭陛下专心谋求治理，功业同于尧舜，怎么可以像汉唐衰暗之时那样出现朋党呢？这实在是臣下致力于互相倾轧、满足自己的心愿，把朋党的罪名强加给别人，而不顾破坏陛下事业的人造成的。过去刘向向汉元帝进谏说：“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算结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也不算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又说：“贤人在上位，就引导同类聚集到朝廷；处在下位，就希望与同类一起进用。” 臣认为刘向的话流传了一千多年，谈论的人都认为极为恰当。臣确实愿意学习刘向，不能忍心在和谐安定的朝廷中出现朋党的说法，损害至高的德行，堵塞最大的光明。臣实在痛心悲伤，不能自已。臣希望陛下端正思虑来面对臣下，推诚布公来感化万物，依据名分来核验实际，顺着事迹来照见内心，使忠诚和奸邪、真实和虚伪都显现出来；不要把朋党放在心上，那么君子和小人就可以清楚地区分了。

译第三件事，臣伏听说近年大臣专权，颇为厌恶有才能的人提出建议、创办事业，便指责他们这是接近求名。有人说他们沽名激进，是想求得升迁通达，于是使有才能的人不敢自我效力。即使有人不顾忌讳，指陈事理，也必定受到阻挠，无法施行。况且名声，是圣贤所看重的。孔子说：“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贾谊说：“烈士为名节而献身；如果人不顾名声，凭什么趋向善行？圣人因此看重名声。”群臣虽然很多，但有志于国家急务的人很少。那些能够用心积虑、谋求报效君上的人，又受到“接近求名”的说法困扰，那么有志之士、仁人君子终究都无法施展作为了。这难道是陛下的心意吗？这些都是近年大臣的罪过。臣希望陛下只看事情做得好不好而立即实行，不要把接近求名、沽名激进、求取升迁放在心上，那么人人都能尽心效力了。第四件事，臣听说议论的人说：陛下很相信先听到的说法。臣认为陛下洞察事务，能够辨明真情和虚伪，必定不会这样。万一确实有这种情况，臣只能说是自己过虑，但这种议论不能因为担心而不说。臣认为帝王办事，只看是否合乎义理和治道，本来就不应计较谁先说、谁后说。如果执着于先入之见并认为它正确，那么奸诈欺罔的人就会逞其机敏，有的巧妙地迎合、暗中谋划，只怕落在别人后面；这样能不使陛下的耳目受到迷惑扰乱吗？臣希望陛下采纳群臣议论时，只看事情的是非，按恰当的原则裁决，那么先入之见的祸患就会消除了。第五件事，臣伏见近来科举禁令中有许多怀疑、限制臣下的意思，例如荐举御史必须推荐两人，由上面审定，还规定在京任职和在外任职的限制；至于现任二府曾经荐举奏报的人，也不加详细评议。至于中书、枢密院，只允许旬假时会见宾客，还禁止百官前往拜访；台谏官不得私下拜谒，也不得与掌刑法的官员会见；给获罪者洗雪罪名、按功劳叙用等事情，也都不是帝王推诚待下的美政。凭陛下难以言尽的至高德行，对待万物一视同仁，正要比拟尧舜，本来不是汉武帝刚愎多疑、猜忌多忌所能相比的。这些都是不识大体的臣子过分防范、妄加议论，向上误导陛下。臣担心把这些写入史册，会被万古后人讥笑。希望陛下赶快革除近来的制度，以最大的信任推待群臣，以景祐初年的政治作为准则，这就完美了。第六件事，臣伏见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天象出现谴责的征兆，地理发生倾斜震动，虫灾蝗灾成为祸患，加上水旱灾害连绵不断，连续三数年仍未停止；其中河北最严重，其次是利州、东京、西河东路，轮流都遭受灾患。陛下焦劳求治，恐怕是因为有一件事没有得到适当安置；这样的敬畏之心，难道还不能感召和气、获得上天的福禄吗？然而灾异仍然如此，大概是大臣不能同心敬畏、协力恭谨，明知没有什么不可做却不去切实挽救时弊；而陛下的志向和思虑也有时受到疑惑和阻挠，不能委任忠贤之臣来成就垂拱而治的美政。如今百姓饥荒，各路流离失所，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员有数倍的冗滥，廪禄没有两年的储蓄，军官骄纵懒惰，夷狄强盛；如果不幸又接连遭逢灾年，再加上外敌入侵，那么可以倚仗、抵挡的人还有谁呢？这就是臣早晚惊惧忧惕，想进献苦口之言，希望启发觉悟陛下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切实留意圣虑，秘密察看如今的执政大臣中，谁能尽心尽力、敢于救治天下弊病、敢于承担天下责任；如果果真找到这样的人，希望陛下主持支持并委任他。至于那些暗中嫉妒、因循沉默、只求保住俸禄取悦上意、嫉妒贤能、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应当迅速罢免，不要让他们长久堵塞重要职位。这样把危险变为安全、把困难变为容易，就像翻手一样容易。陛下实在不能错过这个时机而不去作为；倘若错过时机，等祸乱一旦爆发，即使想作为也不能作为了。惟愿陛下深深记在心上。第七件事：臣见近年以来，有许多被贬逐的臣子，有的是无罪被逐，有的是因为小过失，有的是被阴险邪恶之人排挤陷害，有的是由于权贵憎恨厌恶，吹毛求疵，刮垢求瘢，罪名繁多，刑网过于严密，严重伤害清议，大大郁结民情。从前一个妇人心怀怨恨，便有三年大旱；一个男子心怀愤懑，便有六月飞霜。近年以来被贬逐的人，难道只是普通男女之类吗？能不违逆和气、招来灾害吗？陛下实在应当怜悯体察，深思此事。

译《传》说：“任用有功劳的人，不如任用犯过错的人。” 因为被追究责任的人，自认为已经彻底毁弃，不能重新振作。一旦被明主抛开瑕疵而重新录用，他们奋发自励、谋求报效的心，就会超过平常人许多倍。希望陛下下诏，对近年以来被贬逐的臣子，其中有才能品行和实际成效、原本没有过失牵累的，以及因牵连获罪但罪责较轻的，有的予以召还复职，有的加以宠信提拔。这样就能体现圣上的造化覆育之恩，和上天一样仁慈，使排挤陷害、憎恨嫉妒的风气不敢再发生。【皇祐三年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蔡襄明礼 二帝三王相继制定礼乐，用来端正民众的性情，革除不正的思想，使他们少犯罪而远离刑罚，贯通成为万世的法则。秦朝任用兵刑而抛弃礼乐；汉、魏直到晋，天天使用战争，礼典残缺，民间风俗也随之败坏。唐朝兴起，四方安定，想要有所作为、制作礼制，虽然具备朝廷的礼仪，时常也加以修举，但风俗教化和习惯风尚，各自随着本地习俗。五代祸乱不断，整天没有闲暇，专门用刑罚治理。宋朝兴起一百五十多年，太祖、太宗平定天下，都用兵威辅助治理。真宗皇帝与契丹结好以后，终于天下无事，朝廷礼仪文制无不修举。仁宗皇帝爱惜生命、怜恤刑罚，恩泽甚至施及禽兽；然而四方风俗没有听说因礼而改变，仍然专门依靠法律。法律，不过是罗织过失罪责并施加刑罚罢了。臣请举一两件事来说：冠礼、婚礼、丧礼、葬礼，是礼制中的大事。如今冠礼不再议行，婚礼也没有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章；丧葬之礼完全采用佛教做法，只有服丧三年这一点还类似古礼。臣请召集博学多闻的大儒，参考古代制度制定当今礼制，使百官和万民都有相应的等级规范，方便而且容易实行，这也是远离罪过、减少刑罚的一条途径。选择官员 圣人能够以无为来治理天下。天下的事务极其繁多，为什么无为却能够治理呢？因为百官没有不办事的。百官各自修治职务，各项事务就都能兴举了。为什么百官的职务能够全部办好？关键在于选择官员。选择官员在于选取士人。如今选取士人的办法，所谓制科，考的是博学强记；进士，考的是能作诗赋、有文词；明经，考的是诵读经文、回答经义。这三类人，若得到善于任用的官员，甚至可以做到宰辅，都是由这些途径取得资格的。靠恩典获得资荫，不问能不能干；下至军职，凭战功；流外吏胥，凭年资；三班所收取的人，连受过鞭打、扑责、刑罚、杀戮的人也无所不至。选取士人的办法混杂到这种程度，一旦让他们进入官府，小的治理一项事务，大的治理军队和百姓，却想让他们各自把事情治理好，这就像赶着车在水中行驶一样困难。然而这种制度实行已久，不可能全部革除；应当逐渐节制选取的途径，又在他们历任官职时考察才干，稍加表彰奖赏，希望可以起到劝勉作用；至于那些危害百姓的人，除去他们就是了。安定百姓 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百姓各自安居本业，士、农、工、商各得其分。根据他们的力量征取赋役来供奉公家，上面按时役使他们，百姓就不会疲倦。因此百姓上可以奉养天子，下可以养活父母、妻子儿女；自身力量还有余裕，所以能够安居本业。不胡乱作为，所以能够安守本分。然而读书人不探究根本、不考察实际，却认为百姓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寒冷就给他们衣服。天下人口这样众多，即使尧舜也无法救济完。这种做法虽然有忧虑天下的意思，却使百姓更加不得安宁。臣认为如今的百姓实在太没有禁约了。太平日子长久，百姓中有才智的人乘时逐利，务农就兼并土地，做商人就操纵物价；利用天时和人力的漏洞，便富足强盛、奢侈浪费，甚至越过王公贵族而违反法令。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扰乱风俗的百姓，是可以诛杀的。但法律不能禁止他们，即使有所禁令，百姓也不相信。百姓互相趋附仿效，不知道止境，不贪求便不停止。这样的百姓胡乱作为，不能安守本分。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尧、汤也不能避免；但百姓有所储备，所以不会受害。如今天下郡县，水旱灾害竞相发生，官府开仓赈济，又说要发放救济贷款给百姓，随后拖延搁置，遇到赦令便免除放弃，把这称作体恤百姓。用意虽然是好的，办法却太疏漏了。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使百姓服役不过三天；不服役的人，就缴纳三天的庸税。这就是百姓奉养公家的方式。如今百姓有幸运的，也有不幸的；居住在河边的人，每年因丁役过重而受苦，这是不幸。天下人口还有脱漏登记的，也有人一文钱都不缴纳来帮助官府。至于水旱灾害和流离迁徙，官府又开仓救济。赋税收入有定额，散发施舍却没有止境，国家怎么能不贫困？国家既然贫困，百姓又不能安居本业，难道这就是所谓安民吗？所以臣说，读书人不探究根本、不考察实际，正因为如此，必定只会说安定百姓；禁止奸猾豪强，平均百姓的力量，使百姓各守本分、安居本业，这才叫安民。端正下凌上的风气 贾谊说：“君主的尊位如同高堂，臣下如同台阶；台阶高了，堂屋也就高了。”这是说君主对于天下的权势逐渐提高，直到极其尊贵，百姓不能轻慢他，是由于群臣等级的差别逐步形成并达到的。先皇帝仁爱如天，包容万物；即使有许多人触犯冒犯、讥讽斥责，也多加怜悯宽恕。甚至有人侮辱轻慢朝廷，自以为是直臣，认为君主开放胸怀、接受直言，是盛大的德行。如果放肆讥讽斥责而没有臣下的礼节，这就不可宽恕了。天子尚且可以被轻慢，那么下面的宰臣百官又还有什么等级差别呢？比如两府大臣，是陛下以礼尊敬并优厚对待的人；但他们每天在漏舍，有的为获罪者求情，有的求取恩赏，所求不能如愿，便诋毁攻击、讥讽刺责，还把这当作自己的能耐。大臣难以同他们争辩是非，只好暗中忍耐容受，视为寻常之事。京师属官能够侵犯长官，天下州军的佐官能够抗拒长官，都被称为有才名；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下属凌驾上级。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士大夫中有人心怀怨恨，便结党相互勾连，制造诽谤毁辱；有的写成歌诗流传于京城，有的写信投递到言事机关，暗中隐晦，受毁谤的人没有办法辨明。更严重的还会摇动公卿，以求索财物贿赂。古代所谓的清议、公论，难道是这样吗？这些都是值得憎恶的。陛下稍微留心圣听，顺着事情加以整顿，易如反掌。辨别邪佞

译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连帝尧都认为困难。尧是圣人，为什么还难以识人？因为人的内心难以了解，即使圣人也必须审慎谨慎。进献言说的臣子，用各种办法对待君主，以迎合君主的意旨来求取进身，不论治道是非，这是佞臣。依附权贵的势力，借事机为自己求取推荐，这是邪臣。大量引用前代美好的事情，专门发表高远的议论，却不顾当今难以实行，这是迂阔之臣。多取得众人的赞誉，舍弃违背公道的做法，不为国家作长久打算，这是奸诈之臣。言语忠诚，事情也确实如此，这是鲠直之臣。不依附任何人，进退都能自守，这是公正之臣。陛下进用一个忠直之臣，退斥一个邪佞之臣，那么天下没有不仰慕忠正、以邪佞为羞耻的。希望陛下广泛访问考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废除贪赃 《传》说：“这是百姓官吏的表率。”如今拿俸禄而治理官府，才能与不能干出于人的天性。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强迫他变得有才能，即使耽误职务也还可以宽恕。至于倚仗官府威势，借机作奸，索取贿赂，把曲说成直；对上辜负朝廷任用他的本意，对下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的人内心哪里还会有所畏惧呢？这是古代圣明君主深深忧虑的事情。近年的风俗，竟把容忍贪赃看作宽厚长者的表现，对他虐害百姓、损害万物难道视若无睹吗？为什么呢？凡是贪赃的官吏，都是狡猾凶恶的人；即使想揭发查办他们的罪恶，也必须先把他们下狱，然后依法处置。判决以后，那个贪赃官吏必定声称冤枉、要求申雪，朝廷必定要在附近州郡另行命官审问核查；当时同一案件中的人都必须追捕传唤，有的经过数月还被拘禁对词，百姓已经承受不了这种苦楚了。如果只依照原来的案卷审理，那个贪赃官吏又必定要求重新申雪，朝廷又必须另行推鞫弹劾同案之人，还要再次追捕骚扰；这样百姓凭什么承受与贪赃官吏争辩而遭受这种苦毒呢？按惯例，他们都援引虚假说辞来自认罪过，有的还要等到遇到赦令宽宥才能免于脱身。因此百姓受到的伤害没有穷尽，贪赃官吏为赃罪申雪也没完没了；监司官员因此不敢轻易揭发，贪赃官吏反而自以为得意。唉！百姓有什么罪过，只求陛下怜悯他们；贪婪的官吏是什么人，只求陛下明察他们。又有不敢贪赃求利、只为自己谋取营利的人。臣自年轻入仕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当时做官的人，凡是稍有节操品行的，都以谋求私利为可耻；即使有追逐蝇头小利的，也没有不避开别人去做的，还知道羞耻。如今却不是这样了，身着朱衣、怀藏金钱，专门从事商旅行业的人有的是；贩卖禁物，如茶、盐、香料、草药之类，动辄用船车辗转运输，往来贸易，每天都取得富足。贪婪的人每天发财，拥有田宅，年节时享用丰厚的物资；而清廉自守、刻苦守节的人，妻子儿女却饥寒交迫。若不是坚守节操的人，没有谁不羡慕这种生活。贪婪的人不但不知道羞耻，反而自称有才能；世人的耳目已经习以为常，也不觉得奇怪了。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种纲维。”如今风俗败坏，正是这四维没有得到振举。伏望陛下察明贪赃的人，将他们罢黜；奖赏清廉自守的人，那么廉耻之风就会兴起了。加强军备 如今天下最大的忧患，在于军队。禁军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如此积聚的军队，全都依靠天子供给衣食。自五代以前直到秦汉，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自祖宗以来，也从来没有过。真宗与北庭和好以后，近六十年来，河北禁军至今有十五万；陕西自从元昊叛乱后增兵最多，至今有十九万。天下各路设置的军队也不少。臣估计一年天下总收入不过六千多万缗钱，而养兵费用总计五千万，这等于天下六分之一的财物中，有五分用来养兵，只有一分供给郊庙祭祀和国家各项费用。国家怎么能不贫穷，百姓怎么能不困苦？然而如今的军队不能突然削减，本来就应当有办法逐渐消解，还应当有办法加以精练。相关主张很多，难以立即详说。请陛下敕令两府大臣广泛寻求其中的弊病，逐步研究解决办法，作为长久的防备。如今治理政事，这是第一要务。使国家富足 有人说：“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足？如今天下如此广大，四方绵延万里，可以说很大了。农田、商贾、茶盐、酒税，以及银、铜、金、铁之类，无不加以征取，可以说搜察得很周密了。把天下的利益全部笼括起来，细微详尽到极点，府库应该充满得数不胜数，这才算做到了。如今每逢有支出，常常派使者到各路筹措，也只能勉强自给，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养兵一百二十万，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每年的收入日益减少，而每年的支出却越来越多。”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军队日益增多，官员日益冗滥，财物有限，而支出没有边际，这就是国家贫穷的原因。”既然如此，使国家富足有办法吗？必须先把心思用在军队问题上，然后才可以谈富国的办法。所以臣说：“如今治理政事，加强军备是第一要务，使国家富足是第二要务。”有人说：“治理政事只到这里为止吗？”回答说：“不是，这是从这里开始。” 裁汰冗员 治理天下，就像治理家庭。凡是百姓之家，随其贫富，看看本族亲属，凡一年需要支出的费用，凡接待宾客的资费，以及官府所需、还要支用的费用，凡是能够估量的，都先估量本家收入多少，然后量力支出；这样才可以安排家计。不这样做，家中就无法自给，族属也不能安定。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宰相不了解军队，枢密院不了解财用，三司使只是守藏财物，每年到了年终，便只顾把当年的事务办完。不幸有边境紧急情况，就一定要向百姓征取。譬如安排家计，却不估量收入、不衡量支出，国家就不能富实，陛下也不能高枕无忧地安闲游乐。所以臣认为，军队冗滥是最大的弊病，其次又有官员冗滥。现在姑且就转官一事来说：太祖、太宗朝，做官的人有的凭功劳，有的凭声誉和声望，于是按照才能任用他们，人人没有不受到鼓励的。然而也有孤立偏远、谨守常职而长期沉沦不能升迁的人。真宗设立三年磨勘的法令以后，孤立偏远、谨守常职的人，便与那些依靠权要谋求进身的人没有区别了。日子久了，渐渐形成风俗；即使有才干优异、超出众人的人，只因有小过失牵累，也不能升迁；只要能够与人饮食交谈而不触犯别人，过不了几天就一定升迁。这种三年升迁一次的法令，如今已经成为最大的弊病。祖宗时期，卿监、郎中没有几十人，从今天查看官员班簿上的姓名就可以看出。天下州军有三百多处，合计应当担任知州、知军的究竟有多少人，职位少而人员多，每到差除、等待空缺时，必须等一两年；通判、知县之类大多也是如此。真宗时，选人磨勘，有的升为京官，有的不升迁；仁宗时，只要没有过失，没有不转官的。官员冗滥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不应当考虑改变的办法吗？裁汰冗滥的办法很多，这两项最为严重。愿陛下深思熟虑，逐渐寻求消除冗滥的办法。按功原本应得的赏赐

译古人所说的赏赐，是有大功劳才赏赐。面对战争的人，战死在前方有荣誉，退缩偷生则有耻辱。即使是小功也一定赏赐，因为他们践履的是死亡之地。如今的臣下，一概都致力于求赏。什么叫赏？所谓赏，不过是酬劳和奖赏。守土之臣，如刺史、县令，招抚招徕逃亡的民户，考核税赋，都是他们职分内应当做的事。不尽职，罪当受罚。如今有人做了这些事，就一定自己陈述请求赏赐；如果不制定赏格，就不肯做。天子收取百姓的财物来给他们俸禄，分授职位来宠荣他们，借助威权来驱使他们，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了。对于日常职事却动辄请求赏赐，难道天子要同群臣做买卖吗？至于茶、盐、酒、税等机构，件件事都有赏格，下至吏员和百姓，没有不是这样。这是治理政事的弊病。战功必须赏赐，捕盗的法令也必须赏赐，功劳特别超出常规的可以赏赐；其余没有名目的酬劳奖赏，可以逐渐废止，以此端正官员守职的法度。任用人才 凡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并不相同。一个人的智慧，兼理几个部门，有时也会有不能胜任之处。有掌管文辞的职务，有掌管吏治的职务，有掌管军务的职务，有掌管财利的职务。具有吏治才能的人，让他处理军务，便有时不能胜任；具有财利方面才能的人，让他议论朝廷政事，也有时不能胜任。如今世上任用人才，大都凭文辞而得到进用：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掌管钱谷的官员是文士，边防大帅是文士，天下转运使是文士，知州、知郡也是文士。即使有武臣，也只是很少的例外。因此对于文士，应当观察他们的长处，按照长处任用，使他们发挥所能，这样他们不能胜任的事情就可以停止交给他们。没有比把各类职务归还给专长之人更好的办法：掌管诏令文书的职务还给文士，讲说经义的职务还给文学之士，掌管礼仪的职务还给博士，军务还给武士，吏文事务还给精通法令的官吏，钱谷事务还给善于理财的人。臣所说的“还”，是把职务交给有能力的人，不要要求一个人的智慧兼任所有事情。至于宰辅大臣，必须兼具多种才能；文学之士都是他们的出身基础，忠义的节操也是他们平素所树立的，所以不在此限。不能明晓法令不可以，不能了解军旅情况不可以，不能了解边疆夷狄的情况不可以，不能了解钱谷利弊不可以，不能了解礼典旧制不可以。所以，对于这样的人，陛下应当知道他们难得；得到人才就应当爱惜并看重他们，又应当向群臣询问访求，择取合适的人。臣所以说，善于任用人才，是明智天子的职责。端正刑罚 圣人可以说是爱护百姓，也可以说是谨慎使用刑罚。杀人者可以处死；即使有疑问、或许可以宽免其死罪的案件，州郡只要有一次误杀人，一案中相关的官吏就要停职、废黜、流放或驱逐，没有可以宽免的。古代先帝王谨慎用刑，没有超过这种程度的。推究其中原因，是爱惜生命的德行已经施及下民。重刑确实慎重审察了，但在轻刑方面却又把处罚施加到无罪之人身上。天下的官员都可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施行杖笞；通判以及州中职官，对于州里的吏民也都可以笞打。由此看来，百姓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真可以说是滥用刑罚了。天下州县有长吏，京师各司有长官，有罪之人可以归长吏、长官处理，这样就不敢随意施刑。法律规定，监临主司不应当施行刑罚；敕令却允许执衣白直施用小杖。臣私下认为，天下州县官司、京师各司，只有执衣白直可以依照敕令科处杖罚，其余公事都应分别由所属的长吏、长官施行。一年计算下来，可以减少妄施刑罚上千万人。臣愿陛下明令法官议论：按理应当如何办理？如果法律、敕令可以实行，就实行它；一定要加重违犯者的处罚，使人不敢违背。【治平元年上奏，当时任三司使】《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总议类 总议五 上奏宋英宗十件事　　　　　　　傅尧俞 臣私下想到，自己愚昧拙劣、没有成就，长期以来没有什么可以补益朝廷的地方，不敢频繁请求入朝对答，以烦扰圣听。如今有十件事，分条列在后面。第一，臣私下看见军营毁坏倒塌的极多，修建所需的材料、用具和人力，至今还没有能够筹办齐备。恐怕朝廷因为军人露宿在外，督促劳役过于苛急；如今积水正盛，天气也渐渐寒冷。伏乞根据材料、用具和人力来规定完成期限、责成成绩，只要没有懒惰怠慢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免得服役的人再次产生嗟叹怨恨，也能使营造工程大体上做到坚固完备。第一，臣私下听说，僧人庆辅得到宫中降下的指挥，鉴义虽然还没有立即施行，也等到有空缺时便授官并参加试验。通过斜封、内降来任官，自古至今都认为是坏的政治，不料陛下又重新开启了这个端头。按照先帝的诏令条文，庆辅应当接受勘问责罚。臣认为事情较小，不想公开上章弹劾。伏望今后像这样的事情，一概停止废罢。第一，臣私下看见近来提拔任用的，大多是新近进用的人。长期在仕途上的人，难道全都没有才能吗？如今他们充满外廷，却大都没有听说被选拔任用。这些人既然没有显贵升进的希望，就更加懈怠退缩。伏望参用旧人，以激励他们尽力。第一，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自都有主管的机构。如今各司都已齐备，但每有兴建营造之事，必定另派其他官员统领，所以耗费损坏越来越多，工程又不合规格。伏望一概交给所属官司办理；如果不能修治兴办，就重重地降职罢黜。第一，臣恭敬地看，夏、商、周三代的治道尚且不能完全免除弊病，也必定随时势适宜而加以补救。从前周人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病是小人流于虚浮，所以挽救虚浮没有比崇尚忠实更好的办法。如今风俗多是浮华文饰，少有实际事务，可以说弊病已经到了极点。伏望进用质朴诚实的人，抑制浮华来加以挽救。第一，臣私下看见近来王宫官的进用颇为迅速。臣认为选择人才来辅导皇子，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应当让他任职较为长久，使彼此逐渐熟悉，能够有所补益。如今开设王邸，竟成了做官的捷径，希望陛下对此留意。第一，臣听说，以疏远关系离间亲近关系，叫作不恭逊。臣虽然极其愚昧，承蒙陛下破格擢用、过分宠遇，不敢因为自己疏远而自外于陛下，随便谈及陛下的亲近之人；但臣并不是敢于有所离间。如今能够得到陛下知遇的人，很多都依附并奔走趋奉；那些懂得名分、恪守正道的人，一定不肯轻易做出这种姿态。有依附的，有不依附的，于是爱与憎便随之产生了。对于其中毁谤或赞誉的话，希望陛下审慎察看。第一，臣私下看见先帝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必定遵循至公之道。即使是辅弼大臣、受恩幸之人，一旦有公正的议论，也没有偏袒主持的人。因此大臣和内臣都没有极盛的权力，所以能够历经多年，皇帝省力而政事无事。不懂得体要的人，却说先帝过分崇尚奖赏议论政事的人，应当一概加以矫正。臣认为如果果真如此，对陛下没有好处，恰恰足以增长辅弼大臣和恩幸之人的权力。恐怕日子久了，陛下劳费增多、事情纷繁，即使想后悔，也没有办法了。第一，臣私下看见士大夫直到吏民，都认为陛下不接受忠言劝谏。陛下凭睿智圣明的资质，却在天下得到这样的声名，难道不可惜吗？臣观察陛下圣明宽宏、深沉广大，即使听到苦切的言语和攻击指斥，也不因此发怒；所欠缺的，只是还不能选择正确的意见而采纳执行罢了。不能选择正确意见并实行，即使每天接见一千人，对政事也没有益处。臣恐怕朝廷的公正议论日益减少，陛下的聪明日益受到蒙蔽；这件事不是小事，希望陛下深思。第一，臣私下看见近来陛下对于皇太后的礼意有所增加，两宫之间非常和谐亲睦。虽然宫禁深严隐秘，外人不能详知其中情形，但凡知道的人无不庆贺欢欣。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增进修养为子之道，这件事应当不是虚假的。愿陛下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更加尽到孝敬的诚心；上天将以大福报答陛下，这当然不只是使人情感到喜悦而已。以上都是当前的紧要事务，有助于使政事光明，臣只要知道的便没有不说，未再另行选择。臣既不敢徒然发表高远的议论，也不敢粉饰成繁琐的文章；言语浅近而意义深切，愿陛下一定赐予采纳。【治平二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宋神宗十件事　　　　　　　程颢 臣私下认为，圣人创制法度，都以人情为根本，以穷尽事理为准则。即使是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也不能不随着时势有所沿革，因事增减制度。然而说到治理天下的大原则、牧养百姓的根本道理，那么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出一条原则而贯通一致吗？大概无论古今、治乱，只要养育百姓的道理有穷尽之处，圣王的法度就可以改变。后世如果能充分实行这些道理，就会达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偏颇的一面，也只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清楚显著的成效。假如只是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只想循着名义而最终废弃实际内容，这就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然而如果认为今天的人情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先王的遗迹不能在今天恢复，只图眼前便利，不致力于高远目标，那么恐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论说，不足以挽救当今极大的弊病。比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只要适合今天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天理不可改变，以及人赖以生存、圣人必定施行的原则，本来可以概括说明。不过实行有先后，使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万物、推动运转、周密安排而曲尽适宜之处，就在于朝廷研究并谋划如何施行。古代从天子直到庶人，都必须依靠老师和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和事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所从学。如今师傅的职任没有得到修明，友臣的道义没有彰显，因此尊重德行、喜爱善行的风气没有在天下形成；这不是古今情势不同造成的。王者必须奉行天道、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职务，历经尧、舜二帝和三王都没有改变；因此各种政务得到修治，万物的变化也得到治理。到了唐代还仅仅保存了大略，在其政治清明时尚且能够得到纲纪和小有整治。如今官员品秩混乱，职务废弛，太平之治所以没有到来，也不是因为古今不同。上天生育众民，给他们立君主来管理牧养，必须制定他们固定的产业，使他们生活富足；这样，田地疆界就不可不整治，井田就不可不均分。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唐代尚且能够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如今却荡然无存、毫无法度；富有者跨州县兼并土地而无人制止，贫穷者流离失所、饿死道路而无人救恤。平民虽然越来越多，但衣食不足的人大概没有止境；人口日益繁多，如果不为他们制定制度，衣食就会日益困乏，辗转死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正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渐谋划并制定制度吗？这也不是古今不同造成的。古代政治教化从乡里开始，其法度从比、闾、族、党、州、乡、鄼、遂等基层组织起步，使民众彼此联系；统治人民，使他们相安亲睦，少触犯刑法，廉耻也容易形成，这同样是人情自然如此。

译然而只要施行就能见效，也不是古今有所不同。庠序学校的教化，是先王用来阐明人伦、教化天下的。如今师学废弛，道德标准不一；乡射礼消亡，礼义不能兴起；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人的德行和实际行为不能修养；优秀民众不能在学校得到培养，人才大多被荒废。这些都是明白可见的事情，也不是古今不同造成的。古代府史、胥徒都由官府发给俸禄，兵与农从来没有分离。如今骄横的军队耗费财物，使国力也已经到了极限。臣认为，禁卫军以外的军队如果不逐渐归于农业生产，将来必定留下深重忧患。府史、胥徒的差役，祸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制度，就难免酿成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并不是古今不同。古代百姓一定有可供九年食用的储粮；如果连三年的储粮都没有，就认为国家不成其为国家。臣观察天下耕种的人少，消费粮食的人多；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有的家庭和强大的宗族，也很少有多余的积蓄，更何况贫弱的人呢？有时一个州、一个县只要发生一年的灾荒储备问题，即使盗贼纵横，饥饿羸弱的人满路都是。如果不幸发生方圆二三千里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就不知道朝廷要用什么办法处置，那么其中的祸患便不可胜说。难道可以说过去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因而把侥幸当作可以依靠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里〕 本来就应当逐渐遵循古代制度，均分田地，致力于农业生产，使公家和私人共同制定储备粮食的办法，以此作为防备。这也不是古今有所不同。古代四民各有固定的职业，而农民占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什么困苦。如今京师的游民人数超过一百万，看他们穷困窘迫、辛苦劳顿，孤独贫穷、疾病缠身，只能靠变诈、巧伪来求得生存，却经常连维持生命都不够；人数日益增加，长此以往将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困窘到了极点，如果不是圣人能够改变局势、使之通达，就没有办法避免祸患。难道可以说对此无可奈何就算了吗？只能斟酌古制、变通适应今天，怜悯孤儿、救济寡妇，逐渐替他们谋求产业，来加以救助。这也不是古今有所不同。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道理，在于六府；六府的职任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固定的禁令，所以万物丰盛，财用不会匮乏。如今五官没有修治，六府没有治理，使用没有节制，取用又不合时宜，难道不只是万物失去其本性吗？天下赖以取材的林木，如今都已经被砍伐得光秃焦枯；斧砍火烧，仍然不断侵伐而无人禁止；河川湖泽中频繁捕捞猎取，任意糟蹋天物，也已经耗尽，那么将怎么办呢？这正是困穷弊病的极点。只有修整山虞、泽衡的职任，使他们负责培育养护，才会有变通而长久发展的趋势。这也不是古今有所不同。古代冠礼、婚礼、丧祭，以及车服、器用等，都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逾越僭用，所以财物容易供给，百姓也有固定的心志。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相互竞尚，卿大夫之家没有能够合乎礼制的，而商贩之类有时反而超过王公。礼制不足以约束节制人情，名分和等级数目不足以辨别贵贱。既然没有确定的名分界限，奸诈争夺就会发生，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罢休，哪里会有止息呢？这是争斗祸乱的道路。如此看来，先王的法度难道能不加以讲求，并有所损益吗？这也不是古今有所不同。以上十件事，只是事情的端绪罢了。臣只是论述其中的大要，用来说明三代的法度确实有可以施行的成效。至于其中的纲领、条目、尺度、数量以及施行安排的办法，就应当慎重推行，一定要考察经典训诫，并且符合施行对象的人情和实际需要。这是明白无疑的定论，难道只是迂腐疏阔、没有用处的说法吗？请圣明裁量选择。【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宋神宗论当时政事　　　　　　富弼 臣近来因奉上拜谢章，冒昧地把有关南方事务的大略附在奏章中上奏。估计臣愚拙而恳切的意见，不久当能上达天听。蛮夷的盗寇大为扰乱，已经逃窜回去了。然而王师既然出动，就一定要谋划吊民伐罪，水陆并进，威势和恩德同时施行。至于讨伐防御的方略，以及其中的得失，就不是臣这样庸常的人所能预知的了。伏望陛下秘密诏令郭逵等，等到抵达二广之后，仔细谋划进攻、防守的利害，迅速具奏上报。可以前往就前往；如果不可以前往，就命他们另行谋划进退取舍，以保全王师的重大体面。海边山岭之地阻隔遥远，恐怕难以责令他们一定做到。臣又私下听说，秦陇以外，几年来用兵，攻克并取得熙河等五州，另立一路，开辟土地、推进边境、收复旧有疆域，确实是本朝的美事，足以光耀史册。然而远近共同传说，当时杀戮的人命多得不可计算，耗费的钱财也没有限度；这些都是主持事务的人公然欺骗蒙蔽，没有把实际数目上奏，致使陛下无从知道，也无法决定是进是止。如今既然已经建立成功，区分部置、设置官属，屯兵防守，各有固定制度，就必须使所得的土地、所产出的物资能够供养这一整路，使其自行取得足够的物资，不借助外部供给，这样才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最终成就开拓的功效；那么先前被杀的人就不算白白枉杀，钱财也不算白白耗费了。为什么停止用兵以后，只听说朝廷从京师用车运送金帛，监司又从内地拨发粮草，增加的转运急递接连不断，道路上奔走不绝，纷纷运去，仍然说不够。一两年来，又说那里米麦每斗要计算到四五百文钱，便宜的也不少于三百文以上；公家和私人都惶惶不安，每天急切忧虑供给不够。如果总是这样，那么不只是白白杀人、白白耗费，从今以后国家的府库将怎样供给运输，民间的财力又怎样筹办供应，最终使官府和民间都困苦；即使取得了那里，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陕西财用缺乏，如今上下已经穷困窘迫到了极点；事情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对此忧虑。伏愿陛下亲自选派无所畏惧、公正忠诚的臣僚，不与当时掌权者结党的人，前往那里查验：土地可以耕种吗？所收获的物产足够使用吗？民情可以安定吗？长久能够守住吗？等到得到真实情况以后，再交给两府共同议论，才能看清长久的利害究竟如何。如果不审慎地考察核实，只一味竭尽力量、劳民费财，臣认为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有十金的财产，也还不肯这样做，何况替天下筹划呢？希望陛下深切留意。唐宣宗朝，北方也曾有十多个州自行归附，从来没有稍加攻取；后来供给粮饷缺乏，终于又叛离而去，唐朝也不再顾念借助它们。

译再请陛下略加查考，也可以作为证据。臣又私下听说，代北之地，狄人无理争夺占据，意图在于先发制人，实在没有道理。朝廷因为他们倔强难以控制，竟想把全部土地都给他们；这种说法流传得很盛，但最终不知道是真是假。万一是真的，听到的人没有不忧虑惊骇的，为什么呢？大概夷狄贪婪，日后的祸患会更大；对方理屈而我方理直，事情非常明白，况且应当按道理辨析，不能轻易答应。过去赵王想用六座城贿赂强大的秦国，虞卿没有同意；东胡想向匈奴索取瓯脱，冒顿也没有给。看看史册，这些足以作为借鉴。愿陛下取这两个故事作参考，把当前疆域事务反复核对其始末、轻重，与两府议定明确的利害关系，奏报禀告之后再实行。这件事必须特别出自陛下的裁断。臣又私下听说，多年来新法所实行的事务，条目非常多，陛下近来已经深深看出它们的危害，只是虚心克制、隐忍不发，没有立即改变；这确实很符合做君主的道理，是从容宽缓，不愿意逼迫急切。然而所谓危害，都是危害天下百姓的；百姓受害已经很久，难道还能容许舒缓吗？衡量如今的形势，正像解救倒悬之人的急迫，只怕解救得不够快；又像人患病，病深了就难以痊愈；又像树木遭受蛀虫，蛀蚀深了就难以修补。陛下既然已经清楚看见有害的事情，凡是已经萌芽、露出苗头的，就应当及早谋划处理，必定不会有过早处理的过失；如果再稍稍迟缓，就会形成病根和虫害的深重祸患，朝廷也更加难以安枕。况且天下人无论贤愚都知道这件事，陛下起初想讲求大治，追比唐尧、虞舜以及前代帝王用心治国的境界，本来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却没想到被人误导，以至于事情都成为弊病。追究其根源，实在不是陛下的过失，只是众人的口舌共同指责这些人，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如今圣心已经觉悟，充分知道新法不对，却仍然隐忍姑息，不迅速改变，只恐怕最终玷污圣德。臣还希望陛下对于身边的臣僚，不论职位高低，常常观察那些反复无常、狡猾诡诈的人，疏远他们；对于纯正善良的人，亲近任用他们。反复狡猾的人，虽然有奸诈的才智和强辩的口才，可以迷惑别人，但他们只知道为自己取得名位、援引亲戚故旧，结成朋党，彼此保护包庇，表里相连，牢固得不可破。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安置在身边并把政事交给他们吗？他们本来就没有坚定不变的志向，不以不仁为耻，不怕不义，见到利益就受到鼓励；一定没有忠诚竭尽、诚实可靠之心，怎么肯一心一意为国家效力呢？纯良方正的人，才能和辩说确实有不如狡猾之人的地方，然而他们内心专一，操守坚定深厚，立身中正而不偏倚，身边没有结党阿比之人。任用他们，他们就沿着正直的道路进取；不用他们，他们就保全自身而退处；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义理而惭愧，忠诚明亮的节操，直到死也不改变，不肯欺骗蒙蔽朝廷，自己为国家求取更多福祉。像这样的人，最终不会发生妄为和错误，一定能够为国家建立事业。即使有不能建立事业的人，也不会造成祸害。陛下临朝统治已经很久，应该完全看清这些情况；他们本来很难逃过圣明的鉴察，这尤其应当常挂在陛下心上，恐怕不是可以忽视的事情。因为误用了一个两个奸人，他们就会辗转援引招致同党，像连根的茅草一样相继进用，分布于内外，成为朝廷的大害，最终很难挽救整治。唐文宗所说的“攻破河北的贼寇容易，攻破朝廷的朋党困难”，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唯一的职责就是辨别大臣的邪正，决定进用或罢退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恳切请求陛下谨慎对待。臣这些狂妄浅陋的言论，实在出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之心，本来没有其他意图。伏乞陛下俯察并听纳，早日赐下裁处，这将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最大的幸运。【熙宁九年四月上奏，当时以司徒身份退休】上奏宋哲宗五件事　　　　　　　邢恕 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陛下亲自处理众多政务，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重大的政事，大略已经有所损益和施设。然而自古以来，政事从宫闱内廷发出，祸患通常在于大臣擅自专权，同列之间互相不和、倾轧；群臣各自有所依附，制造朋党，于是不能同心协力，王室便会卑弱。如今太皇太后的圣心简约严明，对于政事没有特别亲近或厌恶，只听从正确的意见，力求合于众议；不相信片面传入的言语，不被背后憎恨的说法迷惑；听到言论一定用事实来验证，有疑似之处一定追究真实情形，所以左右之人不能靠诬陷欺骗互相倾轧。这样，群臣本来就没有可以依附的人，也不能制造朋党。前代太后临朝处理政务，常常忧虑外戚僭越骄横、权势过盛，互相交通请托，扰乱刑罚和赏赐；而太皇太后从宫中开始辅佐政事，英宗又约束制度外戚之家，处处合乎礼法，因此太皇太后总揽政事，族人畏惧谨慎，比从前更加严格，那么外戚本来就没有骄横过盛的趋势。汉、唐各位太后如果专门听取决断，北司的要人没有不显贵强盛的；而太皇太后端居宫中，凝然自守，很少接见外臣，即使是至亲近臣，也执法严谨，不私下给予借贷，淡泊而无欲。宫省中那些久任事务的老人，一概认为无法窥测她的心意，无不战战兢兢、小心谨慎，那么北司本来就没有显贵强盛的忧患。自从先皇帝卧病以来，外廷大臣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一句意见，太皇太后便独自出于圣心作出决定；储君的确立，在先皇帝去世十天半月以前，本来就已经预先确定了。等到先皇帝突然抛弃群臣，皇帝登上帝位，太皇太后以嫡亲祖母的身份保护、抚养、携持皇帝；这种天性的亲情根源于自然，离间的言语没有出现，慈爱的声誉却日益传闻。至于任用人才、整顿政事，自前代以来号称明王圣主的，几乎没有能够超过她的。政令诏命不出宫门帷帐之间，恩惠却流布于八方，仁慈的声誉震动万里。如果能够更加虚怀，务必接受所有直言，努力勤勉地继承下去，那么其崇高盛大、光明显赫，自有书契以来便从未有过。然而如果太皇太后停留在今天的成就上，便认为天下无事，可以高枕而卧，那当然还不行。为什么呢？如今边境的战争还没有平息，夷狄正要窥伺，中国动荡于疆场之间，想靠战争消除旧怨、洗刷耻辱，却白白耗费大量财物；百姓的力量也长期困乏。如今幸好年成丰收，政事已经设置安排，虽然已经先处理了紧急事务，但恩泽还没有普遍浸润，恶吏仍然很多，命令发出以后，有的还不能奉行，朝廷的美意不能下达到基层。如果遇到饥荒，天下又不得不动用军队，仍然会有盗贼的忧患；这正是圣心日夜焦虑劳苦之处。

译现在正是讲求治国大体的时候，大臣应当忘掉自身、遵循国家利益，背离私心而趋向公义，同心合力。臣请暂且列举五件事来进献。臣私下认为，皇帝正在培养德行、思考治道，还没有立即亲自处理政事；太皇太后虽然总揽大纲，却不能把全部心力放在细小事务上，因此不得不倚靠大臣来辨理政事、责成办理。为了布置朝廷的耳目，依靠他们彼此检察，不得不完备设置台谏。大臣如果确实存心公正，处理事务都恰当，那么台谏虽然设置，也可以没有什么话说。阳城任谏议大夫，六年没有论奏政事；等到德宗罢免陆贽、想任用裴延龄为宰相时，才以死力争。如果像阳城这样，才可以说是通达国家大体。至于台谏有时议论细小末节，用来挫折大臣，做大臣的人如果确实能以国家为重，也不应当因为这些事而忌恨台谏。朝廷也不应当因为细小末节，就轻率地对大臣区别厚薄、决定进退。这样，国家威势在上得到伸张，君主恩德在下得到施行，大臣得以守住本分，台谏也完成职事。唐德宗刚即位时，代宗将要安葬，曾下令禁绝屠杀，但郭子仪家的奴仆杀羊，裴谞便以职务所司之事加以弹劾。有人说：“小事不足以损伤大臣。”裴谞说：“尚父郭子仪正处于尊贵盛大之时，天子又刚刚即位，必定有人认为依附他的党羽很多，所以我弹劾他的细小过失，用来表明他并不把持权力。我对上可以尊崇王室，对下可以使大臣安定，这不是很好吗？”像裴谞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长远考虑了。如今如果确实完备设置台谏，而大臣存心极为公正，所犯不过细小末节，那么不发言的人固然是通达大体，发言的人也不能说没有长远考虑。这样看来，增广台谏的益处就很明显了。如此，朝廷的耳目布置于下，太皇太后便可以从容休养，保养心神、巩固身体，在上享有万寿。仁宗末年，大体上沉静少言，很少再亲自处理政事，把政权交给大臣；大臣不敢怀藏奸心、挟带私意，就是采用了这个办法，何况太皇太后亲自振举并掌握纲领呢？即使如此，设置台谏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仍然等于没有设置。臣愚昧地认为，不如严令大臣，每人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然后在太皇太后面前共同议论；太皇太后考察他们平素的品行，如果有某件事值得称道，有某种节操值得尊崇，然后举荐任用，那么所失误的也会很少。这是第一件事。古代天子一年或五年出巡一次，巡狩各地，察看官吏的善恶，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后世君主深居九重宫中，不能冒着风雨、抵御霜雪，也不能让寒暑侵逼身体，疲劳筋力于道路之上。自秦代以来，开始设置御史监察郡县；汉代改为刺史，乘坐驿传巡行所属地区，年终可以上奏政事于京师。唐代所说的采访使，就是今天所谓的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常平仓官之类。这些官职就是代替天子巡狩地方的人，其责任并不轻，这一点很明显。本朝旧例，通常先历任知州的差遣，然后提拔为监司；或者先由通判提拔为权知州，然后再提拔为监司。由通判直接提拔任用的，间或有之，但极少。只有台谏官出任监司时，才有资历次序尚浅的人。然而过去官员没有升为朝官，就不能举荐为台官；朝官往往曾经历任知县，成为台官后又担任监司，这样资历次序大多已经在通判以上。当时监司中职位较高的曾历任知州，职位较低的也大多历任知县，他们经历事务多、老成可靠，能够担当办理的人很多。《诗经》说：“即使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可作法式的典型。”魏太祖说：“我不是圣人，只是经历的事情多罢了。”既然如此，老成之人本来就比典型法式更为重要；而经历事务多的人甚至可以勉强比作圣人，那么老成而经历多的人的益处也很清楚了。古代任用人才之所以规定四十岁强健时出仕，五十岁任命为大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近来正当急切求取人才、以便成就功业之时，开始设置提举官，通常用京官担任；有的人早晨还刚脱离铨选，晚上就做了监司。这只是当时权宜用人的意思，不是持久长远的制度。所以先帝末年，选用尚书省官员时规定：不是知府不能担任郎官，不是通判不能担任员外郎。可见先帝本来知道资历次序不可废弃，也知道老成而经历事务多的人有益处。只是因为施设政务有先后、事务忙迫来不及，所以对于监司还没有来得及整顿修正。如今如果确实深思天下利害，郎中、员外郎掌管的事务只限于一个部门，而监司按察的范围却是一整路；远的地方绵延千里，州县有数百个，官吏有数百上千，户口人口更以万亿计算，那么二者利害轻重显然不可相比。然而限制资历次序的规定，只设置在郎中，而还没有施行到监司，难道是先帝已经开创端绪、而把完成它的任务留待今天吗？臣愚昧地认为，提举以上的官职，如果没有通判的资历次序，从今以后不应授予；但从台谏官直接除授的，不在此限。这样或许能够得到经历事务多、老成可靠的人，分布担任监司，使天下百姓逐渐受到圣恩；这是今天的急务。并且还可以平息官员奔竞驰逐的弊病，使官吏稍微安心于本职；借此收用成材的人，矫正浮薄的风俗。这可以说一举而兼得两种好处，是第二件事。《尚书·商书》说：“明智的君王顺应天道，树立后来的王、公，使他们承接大夫、师长的辅佐；不是只求安逸享乐，而是用来治理人民。” 古语说：“上天生养百姓，并不是为了君主；上天确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周太王被狄人侵扰，因为爱惜百姓的性命，离开邠地迁往岐山，宁可舍弃自己的国家，也不忍心让百姓参战。诗人认为，太王由此开创了王业的根基，是因为得到了百姓。《夏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这样看来，百姓的事情确实最为急迫。三代以后，西汉文帝、东汉章帝号称仁德之主。我私下读过两位皇帝的本纪，他们体恤百姓、情意恳切，这些都见于诏令之中，而且年年都有。汉宣帝出身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常叹息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贤能的二千石官吧？”汉代郡太守可以自行辟用属官，也能决定县令、县长的升降；太守用人得当，县令、县长就没有不贤良的。所以汉代所选用的官员，关键就在二千石。隋唐以来，州县长官大多由朝廷任命，因此郡守、县令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把百姓视为当务之急，而守令又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不能不慎重选用，也不能不加以激励。唐代开元年间号称盛世，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局面，是因为有姚崇、宋璟担任宰相。

译我曾读元稹的《连昌宫词》，其中称说姚崇、宋璟治理天下的主要措施，不过是调和阴阳、停止战争、慎重选拔守令，而这些事情都出自宰相。近年来，守令政绩优良的情况，很少听说。我询问往来各地的人，有人说一整路的郡县多达一百多个，但优秀的守令屈指可数，只有一两个；由此推算，百姓受害的人恐怕不少。正值朝廷用人唯恐来不及、反复选拔人才的时候，才能出众的人往往出身疏远卑微之家，可是单单对于守令，因治理成绩突出而破格升迁的却很少，难道是偶然没有顾及到吗？如今如果确实想慎重选拔守令，以此劝勉奉行善政的人，使恩惠惠及百姓，就应先谨慎选择监司。监司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朝廷即使有甄别守令的意图，也会被监司蒙蔽，朝廷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那么所谓贤良的并不贤良，所谓能干的也并不真正能干。我认为，如今天下的监司还不足以完全信任，不如先下令执政大臣集中议论，广泛访求，把守令中政绩特别优异的选出几人。天下这样广大，应该不难找到。大体说来，应当把爱护百姓、情意恳切放在首位，把奉公守职放在其次。因为后世的法令中，茶、盐、酒等征税获利的事项多头并出、纷繁杂乱，不如尧舜三代的法令，一切都出于爱护百姓。所以唐代阳城有“抚育百姓用尽心力，催征赋税却很笨拙”的话。德宗曾命县令答策，宰相想评定高下，却不知道应以什么为标准。薛珏说：“如今选取县令，不能专看文辞，应当把心意在于爱护百姓的人放在首位。”宰相听从了他。后来所选取的人没有一个不得当，这也说明守令应当以爱护百姓、情意恳切为根本。按照这个标准求取人才，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无论资历、任职高低，都应优厚地加以进用提拔，并在训诫辞令中予以表彰，务必给予特别褒奖，以此激励天下。所选不过几人，但担任守令的官员没有不羡慕效法的，那么四海之内、亿万百姓都将受到恩泽，国家的深厚德泽也会日益增长。然后严令御史台，检举弹劾监司中尤其无能失职的，逐步澄清淘汰。监司的选任清明以后，再交给他们考察守令，那么优秀能干的守令一定会被选拔出来。三。有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谁会不富足呢？”有人问扬子：“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使国用充足，这怎么样？”扬子说：“这就好比做父亲的反过来专卖自己儿子的财物，即使儿子富裕了，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从来没有儿子富而父亲贫穷的道理。”《礼记·大学》也说：“府库中的财物，没有不是国家的财物。”所以说：“富有天下，天生地长，天下所有的东西，没有不是君主所有的；财物在百姓手中还是在君主手中，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前些日子陕西五路出兵，百姓背着粮食运入边界，和雇一个民夫，通常要花费百千钱。起初民力还充足，大家都相继竭尽力量来响应命令。后来反复调发，民力承受不住，王师最终也不能再次出兵。既然民力承受不住，国家本来就不能据此举事，那么使百姓富足，正是使国家富足。汉武帝末年，深深悔恨过去的征伐，下达哀痛诏书，停止轮台的戍守，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这正是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的地方：能够知道悔过，也知道怎样挽救弊病。唐朝自中叶以后，经历了安史之乱，王室衰弱，藩镇强盛，各自擅自掌握财赋，所以在固定贡赋之外，另行进献余财，以求获得恩宠。君主急于满足用度，因而姑息纵容，大概是因为方镇已经擅自掌握财赋，朝廷难以调发的缘故。如今四方万里，内外一体，诏令一经发出，迅疾如雷霆，伸缩自如，势头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官府对于百姓，即使有所征取，什么不能得到？不必让转运使在平常无事的时候，替仓促征敛筹划办法，常常借民财滥取来谋求恩赏。从前仁祖在位时，苏顺元任淮南转运使，曾进献余财，朝廷下诏免于弹劾；所进的钱只命令留在本路，以备灾荒。我认为，今天如果确实想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使远近都蒙受福泽，就应下诏明确命令各路转运司，不得进献余财。如果年度经费有余，只须命令把余财留作本路次年的支用。不仅如此，在征收和发放之间，又有强行摊派的弊病，以及支移、折变的苛刻做法；官府发放时，就拿陈旧的粟米、腐烂的麦子代替现钱发给百姓，如青苗、和买一类事情。按比例计算，名义上说是千钱，百姓实际得到的不过几百钱，这就是所谓强行摊派的弊病。赋税收入按法律本应就近输送，却又命令远地输送；例如南州应缴纳的，却要支移到北州，道路都很遥远，背负运输增加费用，于是还要把脚力折算成钱，责令百姓出钱。本应缴纳粟米的，却折算为缴纳麦子；麦子本来就比粟米贵，既然已经缴纳麦子，又折算为缴纳钱，而钱又比麦子更难得到。于是本来一斗值三四十钱的东西，所纳竟达到一百钱；转运使只凭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指挥，就坐享双倍利益，这就是所谓支移、折变的苛刻弊病。以上这些都属于法律应当禁止的行为，但转运使近来大多公然违背诏令条文，没有任何顾忌。希望敕令各地安抚使、都钤辖、提刑司加以察访，及时上奏，并允许州县守令、官吏和百姓自行陈述。这样一来，搜刮百姓的官吏或许就知道畏惧收敛了。况且青苗钱收取利息，一年终了也不过二分；从前议论纷纷，多年不能确定，如今转运使公然违背诏令条文，肆意实行强行摊派、支移、折变，在十天半月之间就从百姓那里取得加倍的利息，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有人说，转运司所依赖的就是财赋收入，如今约束得太紧，恐怕就无法履行职责。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假使转运使确实有才能，年度所需的经费只要在诏令规定之内，自然可以办理妥当并有所结余；何况对于年度经费之外的余财，朝廷并不要求他们进献多余部分，再加上善政所感，年成必然丰收，租赋收入又不因水旱灾害而减免，哪里会担心不足？难道有公然违背诏令、强迫州县，支出时只用片言就压低估价、却按高价买物；收入时只拿一纸粗劣文书，却按贵价征取，用这种做法来论功，和儿戏没有区别。这正是不才之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法律应当禁止的，怎么能说约束得太紧呢？四。贾谊说过，君主的尊贵如同高堂，群臣如同台阶，百姓如同地面。台阶有九级，台阶越高，离地越远，堂就越高；高处难以攀登，低处容易被践踏。因此，君主的地位并不是能够独自尊贵的。从一个最低等级的官员逐层上升到公卿，地位逐级尊贵，再加上君主的尊位，才成为至尊。国朝旧例，任命宰相、枢密使，官阶必授侍郎；任命同知枢密院以上官员，必授谏议大夫；任命三司使，必授给事中；如果侍郎兼任御史中丞，也必授谏议大夫；以直龙图阁的身份权领边帅，官阶虽低，也还授正言；自天章阁待制以上，也本来遵循这一制度。

译四方的大郡，担任都钤辖或大都督府长官的人，如果不是兼有馆职，就是诸曹郎官，官吏和百姓都会肃然起敬，知道应当尊奉他们，因为他们不同于其他官员。权同知枢密院以上，都是掌政务的官员；权御史中丞是掌纲纪的职位，三司使实际上主管国家财政，因此地位高的必授侍郎，其次则由两省官担任，谏议大夫就是其中一种。直龙图阁主管边帅事务，责任重大；天章阁待制以上属于侍从官，所以必由品级较低的两省官担任，正言就是这种官职。即使不论职名，仅官阶为正言，也已经是可贵的官职了。当时官职名号的清浊、高下，细微到一丝一毫，都有明确区别，不得混淆、超越，所以朝廷尊荣，人人知道向往。先皇帝唯独担心名实不相符，所以改革官制，以寄禄官寄托品秩。名与实既已相符，但新制推行时间还短，对于甄别流品、安排迁叙次序，本来还没有余暇。此前官制虽已实行，但又有诏令让两省官修补其法，这确实是应当继续讲求的。如今以堂堂大宋这样盛明的朝廷，自尚书以上，往往都是试官，难道不是鄙陋吗？然而担任尚书的人，追溯其来源，大多曾经担任学士职，品秩与尚书相差并不很远。担任侍郎的人，大多由天章阁待制授任，和侍郎的名位品秩也大致相当。然而一旦成为职事官，就一定要除去原有职名，所以有承议郎试任尚书的，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曾担任学士，只看见他是承议郎，和过去的国子博士相同，却担任尚书，难道不是会被轻视吗？名藩大郡，有的统辖一道，有的镇守一个都，然而既没有三馆贴职，也没有诸曹郎中、员外郎、舍人、直龙图阁、待制以上的职名，于是都由朝奉郎、朝散郎或相应的大夫担任；再往下，与通判、签判、知县、监当官的官名没有区别。内外官员的体势逐渐卑弱，上下秩序逐渐衰败，官吏、士人、军民大多产生轻慢之意，台阶的等级过于削弱，这不是尊崇朝廷的办法。加上官制实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往往按照任期届满来迁转。如今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升为侍郎，只相当于待制；如果升为尚书，又显得过于峻急。即使从谏议、舍人、给事中升为侍郎，也就和从大卿、太常少卿授为侍郎处于同一等级，反而不能算作升迁，这说明迁叙还没有安排妥当。如今想要任用人物，有时资历和官阶相当，但才能未必相称；有时才能与事务恰好相合，但按资历却不相应。这就好比户部侍郎的空缺由天章阁待制补入，按资格本来可以；但他的才能未必足以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才能如果确实相称，资历又不能降低，这说明授官还不便利。何况自直龙图阁以上所保留的职名，都是禁中清贵的殿阁职务。殿阁掌管图书，本来是职事；如今在外地以寄禄官任职，反而可以加授，而在京师却不可以，这样就是本末倒置，体制和形势也不顺当。况且朝廷的职名本来是用来对待贤能俊杰的，如今即使某人适合留在朝廷，一旦授予职名，就必定出任外官。例如赵彦若可以留在朝廷，充任台谏官的备选，却因为授予龙图阁待制，所以出任亳州知州；孙甫年少而任职，能够承担省部的繁重事务，却因为授予直龙图阁，所以出任陕府知府。这在授受官职的时候，已经显露出制度的牵制了。我认为，今天讨论官制，不过应当参考秦汉。汉代的加官，如诸吏、左右曹、散骑、给事中之类，就是今天的职名。官制所本不过是唐代《六典》，而三馆贴职、集贤院学士，《六典》中都有记载，本来就是在朝廷施行的职务。如今自直龙图阁以上的职名，如果允许职事官兼带，确实不妨碍名实相符。这样又有三项好处：以待制、学士职名作为尚书的待制职，则可以去掉试官；朝廷内外有所瞻仰，官吏百姓知道尊奉，台阶的等级更加峻峭，从而可以尊崇王室、提高君主威势。迁授官职时，职名虽为学士，也可以降为侍郎；待制可以兼任卿、监，直龙图阁可以位居省、寺官职之上；任官时按照职务选择人才，就没有阻碍。殿阁掌管图书的职务，可以兼用于内外，本末不至于颠倒，体制和秩序也顺当，这就是三项好处。按照旧例，职名从校勘到龙图阁，大略说来还有四个等级。其上又有集贤殿、史馆修撰；集贤院根据职事的高下、官品的大小加授，也有一开始就加授修撰、直龙图阁的。内职必须是三司副使、同提举在京百司之类，才可以授予；外职必须是帅臣、三路转运使、江淮发运使、久任而升为监司、主管大州、都钤辖、大都府长官之类，才可以授予。其他人都要按照任职年限和次序逐步积累升迁，之后才能达到这些职名。即使职名已是直龙图阁、修撰，也必须差遣的事务和责任重要，才可以升为待制、谏议大夫。这套制度极其详细严密，所以朝廷使用它可以有所劝勉激励，士大夫也通过它升进，不得侥幸。如今既然完全削去三馆贴职，只保留直龙图阁，凡是需要用职名加以宠遇的人，不论高低，一概授予。因此有府界提点而兼直龙图阁的，今天授予他已经过于优厚；而将来一旦升迁，上面就是天章阁待制，又会显得过于峻急。现在如果不及早筹划、预先考虑，日后任用时一定会感到困难。如今如果职名确实可以废除，就应当一律废除；然而直龙图阁之类的职名还保留着，果真不能废除吗？如果职名确实不能废除，而待制以下又只保留直龙图阁，那是什么道理？如今既然只保留直龙图阁，又一定用它来宠遇帅臣，是因为想用它来使资历浅薄的人在众人面前显得尊贵。然而要使人敬畏瞩目，并不只是帅臣才需要这样；其他主管大州、掌握一方、据守都会的人，如江淮发运使、三路转运使之类，也都应当联系到人们的观感。如今寄禄官已经通行而成为同一等级，又没有清要曹司、郎官、台谏等职名，那么稍微加以区别的，只有职名了；如果一概都授直龙图阁，难道可以吗？我认为，从前馆职之所以成为优厚的待遇，只是校理任职一年便按通判的资序，三年便按知州的资序，这未免太过。如今如果在这方面加以裁减，大体以任职二年取得资序作为一任，并完全恢复从校勘以上直到修撰等贴职，这对于正名和官制可以同时实行，能够补救原有不足，使高低等级灿然有序；朝廷使用它可以有所激励，士大夫凭此升进而不得侥幸，流品得到区别，官吏百姓尊重信服。这是第五项。

译如今如果确实实行这五项，都是国家的大体和当时的要务。以太皇太后的圣明智慧，应当不会有什么疑虑；即使再与大臣参议、听取群臣意见，恐怕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这五项全部实行的办法。这样，私人的徇私情形消灭，仁德之意彰显，民心稳固，君主的威势隆盛，然后用道来筹划，以德来推行，以虚心为根本，以无我为作用，只存大公，只守至正，没有偏私党派，一切唯正确的是从，这就是所谓道。体察并实行道而不失守，不被好恶所夺，不因喜怒而改变，自己有所获得，这就是所谓德。道德在上位树立起来，公卿在下位以此为法；上下相互补益，然后奖赏忠义来尊崇我们的君主，增长知耻之心来消除各种冤枉。任用人一定以诚信品行为根本，然后才论才能；考核政绩一定以实际功效为先，然后才责求文书形式。谨慎选拔熟悉公家事务以及台省旧例的能吏，裁减簿书和文移，务必先处理紧急事务，宽略烦苛细碎的规定，使人力足以胜任事务；仿照唐代律、令、格、式，对有常规的事务制定固定格式，不必事事上报询问有关官曹；小事有建议请求时，按次序可以专断裁决，不必一一奏报覆核；用小的惩罚达到大的警戒，把事情交给省、寺办理，使他们能够警戒胥吏的违慢，以防事务滞留。这样，大事小事都能办妥。太皇太后就可以从容安逸地休养，把事情在上面决定妥当，保佑并辅导皇帝的圣明资质，使他达到成就德业的境界；这样，正是宗庙社稷的庆幸、百姓苍生的福分，哪里有尽头呢！我自己想到，太皇太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首先对我加以破格擢升，远远超过同类。因此我用来图谋报效的做法，也不应当和普通人一样。我冒昧触犯宫廷威严，实在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祈求上天、听候命运的心情，惶恐不安到了极点。【元丰八年，上时任起居舍人】《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 宋代赵汝愚编 总议门 总议六 上奏宋哲宗，陈述七件事　　　　　　　　李常　第一，崇尚廉耻 我听说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孟子说：“人不能没有羞耻；以无耻为羞耻，就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了。”管子也说：“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古代圣贤如此迫切地崇尚廉耻，后世却有人置之不理，实在令人惊骇。从前董仲舒处在汉武帝时代，感叹廉耻败坏，贤能与不肖混杂不分。因为如果世人不崇尚廉耻，名分就不足以阻止觊觎，赏罚就不足以端正功劳和罪过，公正的舆论不能实行，人才日益败坏；想要共同振兴政治，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我看到熙宁以来，急于追求事功，轻易改变选拔标准，超越常规等级，很少遵循资历。谋求利益的人计算利息来均分赏赐，审理案件的人巧妙诋毁他人来求得升官，歪曲事实、诬陷争夺，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如今虽然已经堵塞了导致这种情况的源头，但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焰仍有存在。士人不修养自己，却把钻营求进当作事业；不致力于恪守职分，却把请托关系放在首位。每当诏令下达、征荐士人时，自我吹嘘求进的人挤满卿士之家，托人请托者的车马交错在道路上。违背公议的人不感到惭愧，违背事理的人不受惩罚，只把求得私利放在心上，哪里还会有羞愧畏惧？这种风气逐渐滋长，造成的弊害很大。大臣们愚昧无能，希望圣上慈悲，严令有关部门，用治国的体要训诫他们，选拔忠实、廉洁、谦退的人，提升他们担任官职和师长，以此敦厚浇薄的风俗。对于那些不知惩戒改过的人，仍交给御史台弹劾；这样人们就知道修养品行，贤能与不肖也能区别开来。朝廷上贤能与不肖有了区别，愚夫和鄙陋的风俗也会知道受到教化。第二，保留乡举。我听说周代选取士人时，文书说：让百姓推举贤者，出仕后让他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者，入仕后让他治理政事。从未听说凭文章选拔贤能。后世法制败坏，各种弊病纷纷出现。下面

译的人不再以诚心侍奉上级，上面的人又怎么会以诚信听取他们的意见呢？这就是乡举最终废弃、考试文章的办法却不能改革的原因。如今天下每三年考选一次士人，先在各自乡州初试，再到京师复试，然后授官。却从来不考察他们在家中的修养，以及在乡党朋友中的品行究竟怎样。士人知道考察的不是平素品行，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哪里还会有自重自修的志向？假如有自重自修的人，资质纯美，学问深广，忠诚足以侍奉君主，才能足以治理百姓，却不幸不擅长文章，那么他终身都不能列入仕籍、立于朝廷，这难道不值得为之长久叹息吗？如今有直径一寸的璧玉，若被弃置而不能进献朝廷，人们无不为之遗憾。自重自修的人，难道还不如珠玉珍贵吗？这正是我替朝廷感到可惜的地方。我愚昧地请求下诏天下州郡，在应当贡士的年份，允许在解额之内不经考试而贡举一人；选择乡党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学问通博的人，让闾里之间的善士把他们告知守令。守令察访后把他们报告给监司，监司核实确实如此，再上报礼部。礼部汇集这些人加以考察，评定他们所学的等级，再上报朝廷。朝廷按照等级，把他们和贡士一并参照后授官。仍命令有关部门制定条约：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有合适的人却不贡举，就治罪；举荐了不合适的人，也要治罪。这样，天下士人都知道修养品行、约束自己，那么用文章选士的弊病就会逐渐衰减。第三，区别守宰。我认为，四海九州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朝廷不可能逐家治理、逐人教化，所以设置众多州县，安排官吏，用诏令条文约束他们，使人遵循正理、趋向善道，安居本土、乐于生养。虽然如此，早晚与百姓亲近、最容易收到感化效果的，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郡守次之，监司又次之。如今吏部的条例，虽说以荐举官员担任县令，但通过荐举担任县令的只占一半；积累考绩较多的人也能担任县令，那么其中未必都是真正可以担任县令的人。县令虽然通过荐举任用，知县所荐举的人也未必真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把未必善于治理百姓的人，积累三四任后升为知州，他的才能也未必真能治理州郡。这样却希望州县都能治理好，怎么可能呢？那些才能不足以担任县令的人，长期做属官、县丞也可以；不能担任知州的人，长期做佐贰官也可以。我愚昧地请求把守宰与掾丞、佐贰区别为两条仕途，使才能不能担任守宰的人终身担任掾丞、佐贰；才能够统治百姓、教化下属的人，即使长期担任守宰也可以。然后从守宰中选拔监司，或者提升为朝廷官员。这样，才能高下分明，人的品级也能区别开来。如今如果确实能从州掾、县佐中选出可以担任县令的人，授予他中县、下县，县就能治理好；授予他上县，上县也能治理好；授予他难治之县，难治之县经过一两任也能治理好，就可以提拔他担任知州。起初授予他中州、下州，中下州治理好了，再让他治理事务繁剧的州，繁剧之州也治理好了。这样的人，没有不能担任监司、不能担任省府卿士而等待选拔的。至于才能不足以担任县令的人，即使任职多年、时间更久而少有过失，也不妨碍他升官，担任幕职、州佐。才能不能统治百姓，却能终身担任幕职、州佐，这也算幸运了，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第四，废除贪赃之官。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选取士人授予官职，不是为了让他们自身享受幸运，而是为了百姓、谋求治理。制定俸禄并颁给他们，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家庭富厚，而是代替耕作来养活他们。如今已经征收百姓的粮食和布帛，耗损国家的货币财物，按照爵位给他们发放俸禄了。贪污之士因受贿而获罪的，每年多得数不清。这不只是士人辜负国家，朝廷的法制也有招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今吏部四选中附籍的官员将近三万人，在候选中的常有几千人，贤愚不分，廉洁与贪污混杂，寄食旅馆，有的过了一年才能得到一个空缺，又过两年才轮到任期；官员冗滥、名额过多，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认为，既然在朝廷做官、

译享用百姓的俸禄，公私过错有时确实难免，但竟然肆意犯法，因贪赃而获罪，罪迹已经明显，这样的人还值得怜悯吗？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凭借赦免，等到期限累积后再叙用复职？希望下诏有关部门，凡因确实贪赃而抵罪的，一律废置不用，表明以后不再任用。若其中有才能特别出众、只是偶然牵连获误的人，命卿士署名上报，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如果确有可收录任用之处，也只能降等授官，终身不得改变这一处理。卿士如果与他们共同承担罪责，官场就会清明，冗员也能革除。第五，慎重处理疑难案件。

译我听说《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而慎重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规。”天下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诉讼案件极其繁多，官吏人数极其众多。案件多，就不可能没有值得疑虑、值得怜悯的情形；官吏多，也不可能人人都是精通法律的人。前些日子旱灾初起时，我不顾被诛杀，曾经陈述导致旱灾的原因。本朝历代圣主临御，都恭敬谨慎地处理各种案件，上遵先王的戒训；各州请求裁决的案件，大多能够推究实情而加以宽宥。以先王那样的圣明智慧，尚且说“宁可失于不合常规”，如今各州所请的案件，难道要深文周纳、务求杀人吗？假使并非如此，却又因此治罪官吏，官吏害怕获罪，就会把有疑点、值得怜悯的人，迁就事实、迎合法条而杀掉。那又何必上报请求，反而招来罪过和悔恨呢？何况官吏愚昧，难以让他们全部明白，又一心只想免除过错、迎合上意。我希望朝廷把前日颁布的诏令重新加以修订明确，广泛告示天下，使有疑点、值得怜悯的案件，都像平日一样按照真实情况上报，交给有关部门议处。即使有妄加请求的过失，也像从前一样特意赦免他们的罪。这样，疑难案件和可怜悯的案件都能上达朝廷，而好生之德就会遍及四海。第六，选择儒将。我听说用兵首先要具备五件事：积蓄财用，精利器械，坚固城垒，训练士卒，选好将帅。五者齐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就都具备了。先帝辛勤忧劳多年，储备军用物资；如今粗略统计常平仓等处积存的钱超过五万贯，粮食、布帛的数量也相称。财用不能说没有积蓄。熙宁以来，搜集鸟羽、兽毛、兽齿、皮革等材料，讲求犀利武器的制造，工巧之人上奏呈献成果，几乎已有十多年。器械不能说不精利。增修城池、修筑堡垒，选择险要之处，守御的方法没有不详细完备的。城墙不能说不坚固。行军布阵、坐作进退、引弓发弩、击刺之法，没有不加以讲习研究的。士卒不能说没有训练。勇猛的将领，只要有功必定奖赏，赐给官职、授予符节，升迁超过常规等级。将帅不能说没有选择。然而吴起说：“凡人评论将帅，常常只看勇敢；勇敢之于将帅，不过是万分之一。”这是说凭勇敢选将，还没有完全掌握关键。勇敢的将领，用来迎击敌人取得胜利是可以的；如果让他统辖各城、专守一道、安抚百万百姓、驾驭勇暴的属官，他就未必能够胜任。孙子说：“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由此说来，不是通晓儒学、明知国家体制的人，就不足以和他共同掌握这些事务。我不敢远引古代事例；在仁祖时期，大概不是范仲淹、韩琦、庞籍这类人，朝廷就不会任用。然而今天所应当选择的将帅，我私下希望朝廷更加思虑、深入考虑。第七，修订役法。我听说古代役使百姓的劳力，一年不过三天，而且在农时之外役使，所以百姓不感到困苦。后世却不是这样，竭尽百姓的劳力使他们疲惫，没有人怜悯他们。从前使百姓劳苦，最严重的莫过于差役；差役严重时，甚至有人家产破尽，卖掉妻子儿女，濒临死亡。熙宁、元丰年间，因为差役危害百姓，于是让百姓一律向县官输钱，由官府替无役的百姓雇人服役。当时朝廷改革法令，意在使百姓得到休息；议定法令的大臣把宽免剩余役钱作为要务，普通百姓缴纳的役钱每年逐渐不足，又重新想到差役反而是幸运。如今既已诏令有关部门讲明差役法，过去所说的破家产弊病都已经革除，但争论仍然发生，意见还没有统一。人们都认为上户特别得到好处，中户的差役合并了；有人说上户特别得利，就应当设法抑制兼并、平均百姓的劳力；又有人说中户合并服役，其危害超过输钱。我认为，法令不论新旧，便利百姓的就是良法；议论不论彼此，能够长久实行的就是确切的议论。希望朝廷命令有关部门考察两种办法中最重要的内容，裁取其中可行的部分，参酌公论认为可以实行的意见，修订确定，使百姓便利而且能够长久施行，百世没有弊病，难道不好吗？把这套役法颁行四方，把法书交给户部。按照我的愚见，它一定可以长久实行。希望再次承接诏令，允许从京畿直到各路，先召集京畿县令，依据户籍簿册和新书加以裁减修订；再召集京畿附近数路的监司，按照京畿县的办法，从近处推及远处，借此革除不合理之处。不超过一年，天下的役法文书就可以全部制定完成。制定这样重大的法令，涉及众多百姓，百姓的祸福都系于此，国家治理或荒废也会随之而定；治理国家的人难道能不慎重吗？我之所以冒着斧钺诛戮的危险而不敢始终沉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户部尚书】上奏宋哲宗，论述天下大势中可畏惧的五件事：贾易。我私下认为，天下大势中值得畏惧的有五件事，旱灾水灾、日食星变等不在其中。一是上下相互隔绝，毁誉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二是政事苟且敷衍，任官的人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三是经费不足，增加财富没有遵循正道；四是人才废弃缺乏，教育培养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五是刑罚赏赐失当，人心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毁誉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君主的听闻就会受到迷惑；君主听闻受到迷惑，邪正就无法区别，君子之道日益消退，小人之党日益进用，政治教化衰败，祸乱就由此产生。所谓上下相互隔绝，就是君主的聪明被堵塞蒙蔽，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这难道不可怕吗？任官的人不承担自己的责任，万事就会毁坏废弛，人伦纲常也会败坏；奸吏得以买卖奸诈而自鸣得意，良民受害却无处申诉，愁苦叹息和不平之气充满天下，从而损害阴阳的和谐，灾异就会由此发生。所谓政事苟且敷衍，就是不再有治理国家的办法，奸吏侵蚀残害，无所不至，这难道不可怕吗？增加财富没有遵循正道，公私双方都会困乏，衣食来源日益狭窄；在无事之时用于日常开支，尚且会有忧患，若不幸仓促之间多有事变，就一定会狼狈困迫，祸患和失败也会到来。

译所谓经费不足，就是一切用度都匮乏，征收、发放、调度和伸缩都没有及时预备的办法，人心容易动摇，根本还有衰弱的忧患，这难道不可怕吗？教育培养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士气就会逐渐衰弱；士气逐渐衰弱，节操义气就会凋零，苟且迎合、曲意容忍的风俗日益滋长，背弃公义、忘却君主的风气更加盛行。将来靠谁来建立太平的根基、使国家安定呢？所谓人才废弃缺乏，就是士君子中没有真正可以任用的贤能才智，而愚昧不肖之人充斥朝廷，天下也随之衰败，这难道不可怕吗？人心不知道归向正道，就会把错误当正确、把黑当白，彼此残害；给他高位爵禄却不能使他感到尊贵，施加公开刑罚也不能使他畏惧。君主的权势利器无法用来鼓动四方，图谋私利、苟且免罪的奸人，以及贪货犯义的风俗，还有什么不会出现？所谓刑罚赏赐失当，就是人人手足无措，奸邪盗乱因此无法禁止，这难道不可怕吗？我只是遗憾两位圣主焦劳忧虑、思考治理，而天下形势竟然如此败坏；承担政务的人却不把它当作忧患，这就好比睡在堆积的柴薪上，火还没有烧起来，自己却以为安全。然而振兴废弛、弥补弊病、挽救泛滥、扶持衰弱，难道没有办法吗？要知道毁誉真实还是虚假，不如广开视听，使四方都能通达，让下面不再有阻塞蒙蔽的忧患，使正直的言论天天来到面前，让谗邪之说和邪恶行为无从逃遁。这样就能使他们无法隐藏真实情况，贤能与奸佞、邪与正会像白日一样清楚；君主内心澄澈，如止水、如明镜，谁还敢欺骗蒙蔽来推销自己的虚伪呢？《尚书》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既明智又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还流放什么有苗？还害怕什么花言巧语、巧言令色的孔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使任官的人都承担责任、政事得到修明，不如询问事务、考核言论，按照名分责求实际。四郊没有治理好，就责问郡邑长官，因为他们没有敦厚根本、致力农桑的成效；五品官员不谦逊守礼，就责问师帅之官，因为他们没有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政绩；夷狄反叛离散，就责问边帅；诉讼繁多苛刻，就责问士师；盗贼众多，就责问警尉。各部门和百官，都根据所任职务责求实际成效，贬黜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者，并制定固定制度，那么贤能的人乐于施展才干，疲弱不肖的人就不敢贪恋职位、尸位素餐。《诗经》说：“没有什么比任用贤人更强，四方都会受到教化；没有什么比德行更显著，百官都会以此为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使增加财富不违背正道，不如厚重根本产业，轻视末业，崇尚节俭，废止奢侈，使四方百姓各守本业，不因看见奇异之物而改业迁徙；讲明先王治理国家的制度，实行量入为出的办法，推广到天下，就能使公私富足，九年储粮也不会匮乏。《大学》说：“增加财富有正确的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缓，那么财富就会经常充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教育培养人才而采用正确的方法，不如开放四方门户，扩大广泛征召人才的途径；用优厚爵禄来激励廉洁谦逊的节操；明确诏令公卿大臣，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召来当面对答、在朝廷延问，以观察他们是否有才能。优秀的就根据情况任用，不优秀的全部退回罢免。这样，山林岩穴中就不会有隐藏的贤人，朝廷中也会有许多名声美好的俊杰。《尚书》说：“九种德行都能任事，俊杰贤能都在官位，百官互相效法，百工各得其时，顺应五行时令，众多功业就会凝聚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使人心都知道归向正道，不如用赏赐劝勉善行，用刑罚惩治恶行，不因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与天下一律平等。因此，在家中行善的人，一定要在朝廷加以赏赐；在幽暗隐蔽处做坏事的人，也要在公开场合受到惩罚，以此使四方受到感化，也使天下信服。这样，百姓的志向就会确定，放纵、邪僻、奢侈的行为不会发生。《尚书》说：“德行光明，便有光明；德威显著，便使人畏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以上几件事都以至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行而不倦怠，那么太平盛世、极致治理的功业，还有什么不能成就呢？还求取什么而不能得到呢？【元祐六年七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宋哲宗，论述政事的五项要领　　　　梁焘 臣听说，上天爱护养育众生，必定任命仁圣的君主来统治他们；又在四方生出贤人君子，供君主任用，使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共同修明善政，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以成就太平之功。所以君主建立政事，必定要寻求贤人君子，安排在左右前后，作为辅佐，这是为了符合上天爱护养育众生的本意。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凭借仁圣的资质，承受上天授予的命令；太后以最公正无私、恭敬节俭的德行，保全防护圣上的身体，九年之间成就了德业。如今陛下极其明察，独自决断，朝廷内外都归心于您，太后可说有安定社稷的大功，恩德已经施及四海了。陛下正处于开始亲自掌政之时，正是求贤的日子，应当抓住政事的要领，随着事务任用人才，各自发挥他们的长处，这样上下共同修治，治道就能成就。这才是敬畏上天、承受天命，符合上天爱护养育众生的本意。臣私下认为，今天政事的要领大致有五件：一是人才不纯正，二是命令不能坚定执行，三是朋党相互勾结，四是百姓贫困，五是夷狄骄横。这五种弊病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广泛寻求贤人君子，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谋求长远策略，来除去这五种弊病。陛下如果一定要使人才纯正一致，不如明辨君子和小人：可以任用君子而役使小人，却不能任用小人而役使君子。持守中正、不偏不倚，正直而公忠的人，就是君子；奸邪谄媚、依附权势，蒙蔽贤才、谋求私利的人，就是小人。既然知道他是君子，就必须尊崇任用并信任他；既然知道他是小人，就必须使他退处并疏远他。所谓信任，就是应当把他任用于重要而亲近的职位，常让他在朝廷内任职；所谓疏远，就是应当按照他的才能让他主管事务，常让他在朝廷外任职。还应当向四方寻求贤人君子，那么天下的贤才就都能得到任用。《尚书》说：“任用贤才不拘一格”，意思是不专门任用某一地方的人；又说：“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豫”，意思是提拔君子、斥退小人，要果断而不疑惑。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命令坚定明确，不如在变更制度时谨慎，在制定施行时审慎，不要因为小事就废弃长远的考虑，不要因为巧辩之言就轻易动摇既成的法令。因为条法频繁改动，民情就会疑惑而不得安宁；命令反复无常，君主的威严就会被轻视而不受尊重。凡是制定命令、创立事务，必须先同大臣谋议，让他们详细讲求，即使大臣认为是正确的，也还不能立即施行；又要拿给近臣参考，即使近臣认为是正确的，也还不能立即施行。

译还要下达给百官，让他们共同议论，必须等群臣都认为正确，议论详尽成熟，完全考虑到人情而没有疑问，然后才可以施行；一经确定，就不能再改变。一定要使朝廷内外、上下各级都谨慎遵守、敬重信奉，使它像日月星辰一样灿然可仰。《尚书》说：“敬慎地办理你所掌管的职事，谨慎地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出，就只应当执行，不应当收回。”意思是，制定命令是为了向天下表示信用，所以开始时必须谨慎，一经施行就不能更改。又说：“考虑周善后再行动，行动只在适当的时机。”意思是不善、不合时机的事情，不可轻率举行。陛下如果一定要没有朋党勾结的祸患，不如判明邪正，辨察真伪，不要被先入之说迷惑，一定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事情才符合公正，不会被偏爱的人牵制。必须察明偏私的情状，那么真伪自然明白。常让君子在朝廷内、小人在朝廷外，朋党自然消散，相互勾结取悦的情形自然没有了。《周易》泰卦说：“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意思是君子进用、小人退处，邪正分明，泰平之道就形成了。所谓“泰”，就是天下安定太平。《诗经》说：“大雪纷纷降落，见到阳光便消融。”雪是阴气，比喻小人；阳光，比喻君子。意思是任用君子，小人自然消退。陛下如果一定要使百姓没有困苦贫穷的忧患，不如使赋税征收宽缓公平，使徭役轻省简少。年成丰收、天下太平时，就安养百姓，使他们富足而常有余力；遭逢灾荒、劳苦困顿时，就救济抚恤、让他们休养，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臣下有请求宽待百姓的意见，就选择实行；臣下有搜刮百姓的主张，一律停止。郡县的官吏，应另立荐举法以隔绝私恩。像知州、通判、知县、县令，都应通过公正荐举任用，不得按照恩例请求任命，这样就能多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来分担忧劳。《尚书》说：“德行在于实行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 又说：“能够任用贤能的官员、安定百姓，百姓就会感戴他。”意思是，政事必须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官员任用得当，善政就能施行，百姓喜悦而归心。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夷狄宾服顺从，不如修明文德并建立威制。希望陛下当面诏告大臣，精选忠诚、诚实、明达、守信的人，把统帅的权力交给他们，不要任用怯懦轻浮、奸诈的人，以免最终耽误边疆事务。守护疆界，寸土也不可放弃；爱护养育众生，一个百姓也不可失去。如果他们恭敬顺从、听从命令，就可以施行恩惠和信义，这样文德就显明了；如果他们傲慢违抗命令，就必须出兵诛讨，这样威制就建立了。不可屈服迁就，损害德行、丧失威势，养成日后的祸患，成为朝廷的忧患。

译《左传》说：“用德行安抚远方，以威势建立德行。” 意思是，驾驭夷狄，必须使他们畏惧威势而怀念德惠。恩惠与威势并用，就可以制服夷狄。要挽救这五种弊病，关键在于陛下信任左右大臣，谨慎选择侍从、重要而亲近的臣僚，公正选拔谏官和御史。大臣是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如同一体的臣子，必须精细考察、慎重选择，不能受恩私之情牵制，以断绝侥幸之路。侥幸，侥幸！一旦进用不当，就会耽误国事；既然耽误国事，必定留下后悔。等到后悔时，也已经晚了。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不要被左右近臣的言论迷惑，以防止离间。离间之人一旦得以进用，就会蒙蔽混乱陛下的聪明，忠直之臣被疏远，辅佐失去正道，必定留下后患。等到忧患发生时，也已经晚了。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大臣之中，宰相尤其重要。所以宰相受到重视，朝廷就受到重视；宰相被轻视，朝廷也被轻视。宰相这一职位，任用人才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轻重、社稷的安危。他的进退之际，难道可以不慎重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希望陛下用最明察的目光照察，用最公正的心作决定，不要轻率听信，不要只图一时痛快。这样忠臣贤者就能得到任用，左右近臣也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既然知道某人是贤人，就不要因为臣下爱憎的言论而改变看法、产生怀疑，还要加以信任，使他竭尽忠心谋划国事，辅佐皇上修明圣德；这样百官都能得到贤才，万事都能处理得当，天下就可以安定，陛下也可以无忧了。如果任用失当、用错了人，那么天下还不能安定，陛下也还不能无忧。这件事一旦有得失，在今天关系尤其重大；正当陛下开始用人之时，也是四方观察朝廷政治的时候，不可不谨慎。侍从、重要而亲近的臣僚，是在陛下左右负责进言纳谏的臣子。得到贤人任职，朝政的缺失就能上达，人才的邪正就能了解，事情的缓急也能由此辨明，选拔任用辅佐之臣的任务就容易得到合适的人选。谏官和御史，是陛下的耳目之官，更须审慎任用并亲自信任。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所听到的就都公正，所实行的就都得当；如果用错了人，所听到的就都带有私心，所实行的就都偏颇。如果任用的是贤正之人，陛下的视听就会聪明通达，可以分别君子和小人，辨明是非曲直，可以消除朋党勾结；如果任用失误而用了奸邪之人，他们就会成为权臣的耳目，在上蒙蔽陛下的聪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君子说成小人，把小人说成君子，使君子不能进用，小人越来越多。这样，朋党勾结的私情就会占上风了。这种官职最为清要，这个职位最应当慎重择人。陛下聪明而能洞察事理，不可不明察。臣愚昧而没有才干，私下曾留意贤人君子，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陛下实现今日求贤的意愿。谨慎地把臣所知道的以及从公论中采得的人选列出，其中有可以担任近臣的，有可以担任言官的，各按他们才能所长，分别列举，另行奏上。希望陛下择取任用。请陛下不时亲自从圣心中写出姓名，亲自任用两三人，以震动群臣的耳目，使朋党沮丧失策，忠良欢喜振奋，竭尽忠诚报效陛下。今日要寻求辅佐圣德的人，正应任用这类人。希望圣心果断地一定任用他们，以符合天下的公论，这将是朝廷的福分、宗庙社稷的庆幸、朝廷内外的幸运。臣子区区报国之心，只求陛下裁察宽恕并垂听。贴黄：臣自从蒙受卑微的侍从之职，直到被提拔居于近辅之位，私下看到陛下具有仁圣的资质，希望陛下施行仁圣之事，愿陛下成就仁圣之功。天下如此广大，不可能凭一人之力独自治理；自古圣帝明王，都必须依靠臣下共同成就宏大的事业。伏望陛下任用这些群贤，早日成就大功，以慰藉臣民的期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贴黄：臣希望陛下在听政的闲暇，仔细加以省察鉴览，记下那些可以任用的人的姓名，或者当面赐予宣谕，或者亲自批示破格提拔任用。若有臣下因为爱憎之情，妄自进献离间之说，希望圣意不要受迷惑，竭力为他们主持，务必任用他们。奸邪的计谋自然不能实行，忠良就会庆幸振奋，从而激发报效君主的心意。臣说这些话，实在是想从上面帮助陛下英明决断，总揽并端正权力纲纪。伏乞陛下深深留意。【元祐八年上奏，当时任尚书右丞相】上奏钦宗，陈述利害条目——余应求 臣前些日子曾当面奏陈治道的得失、时政的因革，以及条列陈述当今利害的文字，伏蒙圣上慈悲，命臣缴进，臣已经进呈完毕。然而臣区区的意思是，所谓治道得失、时政因革，即全面恢复祖宗法度，同时采用元丰、元祐时期的政事，臣看到陛下已经下诏说明了。所条列陈述的利害，如追赠司马光等人，内侍依照祖宗法度罢免防访使者，废除苑囿赐给贫民等事，陛下也已经施行了。至于前一天所条列而尚未尽述的事情，臣又不敢沉默隐瞒。陛下如此虚心听取采纳意见，诚恳地寻求进言，如果臣因为害怕嫌疑而回避，有所想法却不全部说出，就是臣的罪过。谨将条列事项具录如下。一、近来太上皇帝向东巡游，远行渡过江淮，冒着风霜露水，这不是保全安护圣体的办法。请求派遣使者迎接，送回京城，深居于宫禁之中。陛下每天奉养四海所供，安闲享乐，永远保有盛大的福祉。一、近年以来，凡有中旨，都由御笔直接降下施行，稍有迟延便以不恭敬之罪处置。各部门办事人员奉行不暇，即使有时违背法令，也不敢执奏。又有臣下起草拟定的意见中有法律所不允许的事项，却取御笔直接施行，更是非常不妥。请求从今以后，凡陛下想要施行的事情，临朝时与大臣商议，不要再降下亲笔诏书。这样不但有关司可以审核其中违背法令之处，也差不多可以使权力归于皇上，杜绝政出多门，断绝近习私下请托和侥幸得利的根源。一、古代文治流弊出现时，用质朴来挽救；近来文饰的弊病更加严重。请求专门效法太祖的道路，崇尚质朴厚重，遵从简易，抛弃奢侈浮华，去除烦琐苛细，以此整饬风俗。一、古代国家有创立、变更、革新的事情，必定集合群臣议论，以听从多数意见为高尚。自从王安石施行新法，把不同意自己的人斥为流俗，士大夫的议论就像雷声一样同调，没有人敢表示可或不可。六十年来，这种情况近年尤其严重。凡有所作为，都是独自提出建议的人谋划，不再向众人询问利害和可否。希望从今以后，凡军国大事，都广泛召集群臣，在朝廷上公开谋议，以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采纳众人认为可行的意见施行，或许可以避免失败的事情。一、近来宰执并不接见宾客，他们所接纳进用的，都是门下亲近熟悉的故人；这些人阿谀奉承、苟且献媚，以求托请办事。因此，人才是否有能、百姓的安乐忧苦、国家的安危、边境的利害、政事的得失，他们全都安然不闻不问。请求允许宰执在私宅接见客人，这样或许可以广泛询问世间事务。

译一、君臣之间要使上下交流、情意相通，臣下进献言论尤其困难。陛下既已虚心克制自己，以招纳天下的言论，请求每逢退朝之后，召见贤士，赐座从容交谈，让他们陈述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的根本，古今兴亡成败的关键；还应命令百司，无论事务大小，都按照本职陈述政事，亲自加以省察阅览，以便进用忠诚正直的意见。一、《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记载祥瑞，是为了让后世君主知道警戒畏惧。然而依臣看来，天下和平、百姓万物安乐、年年粮食多次丰收，才是最大的祥瑞。至于云气、物类、鬼神的祥兆，以及禽兽草木的异常，吉凶尚未确定。近年四方发生水灾、旱灾、盗贼，却不让上报，而表章庆贺祥瑞，竟然没有一个月空缺。请求从今以后，凡有水旱、盗贼等灾异，不得隐瞒讳饰；祥瑞之事一概禁止。一、祖宗的官制简明而容易施行，官品流类也有次序。自从改定官制以来，紊乱重复，今天尤其严重。请求内外文武官、内侍、伎术等官，都依照祖宗旧制办理。如果有人说这些制度施行已久，不容易轻易改动，那么请求削减并省去中都的职事、厘务以及州县冗员，以节省国家的费用。一、近年名器轻易授予而秩序紊乱，因恩宠而授为大学士的有六七人，授开府使相的有十多人，节度使以上的官职大约有数人。至于承宣、观察、防御、团练、遥刺这一类官职，奴仆也都能得到，请求一律追夺并降黜。一、西清官以及三等职名，原本是用来赏赐功劳、任用贤能的。近来公卿、外戚子弟和依附朋结权贵宠臣的人，以及用财物买通办事而取得官职的人，起初便越级取得显贵要职，请求全部降职罢黜。今后凡是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劳，而且其贤能确实得到众人公议认可的人，才选授一二人，以此劝勉激励。一、各路监司的员额仍然很多，对政事没有益处，只增加烦扰。请求除宪司、漕司以外，凡可以削减的都合并；例如茶盐、常平，本来就应当由漕司兼领。一、燕云之役，路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行的，但边臣喜好功名，不顾国家大事，倡议这一谋划，因而耽误朝廷，罪行不可赦免。请求凡是建议进取燕云，以及后来因燕云之事推恩赏赐的人，一并追夺其官爵恩赏，以安慰民众的愿望。一、伏见祖宗开创华夏，辅佐立国的功臣封为王爵是可以的；近世却用王号来褒奖宠遇大臣，尤其扰乱法度。请求降为国公。一、外戚、后宫之家，公卿贵族游宦的子弟，因恩宠而进用，以及士大夫结交中贵、在朝廷任职的人还很多，请求澄清淘汰，以清理官员班列。一、近年在御前应奉中有劳绩、上书文理可取，以及特意参加殿试的人，都是一时权贵宠臣托请而得。请求追夺他们所获的恩典，或者勒令退休，不论原来的官品。一、天下的钱粮，祖宗时期全都由三司总管。自从改定官制以来，钱谷散乱，不能全部归属户部，已经很久了。近世由宦官总领，名目尤其不统一。请求下令天下钱粮全部归户部管理。一、军政长久败坏，边防没有修整，将帅没有慎重选拔，士卒没有训练。请求任用熟悉军务的老臣为枢密使，按照祖宗法度整治军政，恢复边防，训练士卒，精选将帅，安置在京师，以等待一旦有事时使用。一、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虽然降下大量恩惠，但民间还没有受到实际好处；又从四方召集士兵，不免造成骚扰。伏乞民间夏秋两税都只缴纳本色，其余没有名目的摊派全部免除。和预买也请求先行发钱；今年以前拖欠停征的赋税，不许监司再次催缴。各州上供，也请求参考近年中等数额，特意加以削减。一、茶盐法虽然已经废罢，规定额数并减少钞钱，但民间仍然不便利。请求详细谋划，凡有利于百姓、便利国家的办法就施行。一、常平法施行已久，发放的多、收纳的少，这项制度逐渐败坏。如今如果征收，改换名目把持户籍，有户籍却没有人，不过让监保正长按地域平均征纳，使民间更加困苦。请求从今追溯到今年以前，凡尚未缴纳的常平钱粮，都可以免除。今后只以现有的钱粮，按愿意申请者发给，不必比较往年定例，也不要再施行赏罚。一、免役法虽然是为了便利百姓，但所招募的都是游荡无业、奸猾之人，既领取雇钱，又再次受贿；保正长等人又让有等级资格者来充任，这样就是既出了雇钱，又不能免除差役。加上衙校一类人员，多是拿产业作抵押，通常不过数百缗，但他们拘押官物，有时却多至万缗；一旦发生侵盗，家业不足以赔偿。请求参考祖宗法制，重新修订建立。一、市易务以抵押为名与民争利，所得抵偿不了所费，失当尤其严重，请求削减废罢。一、近年以来，受赐宅第的人家在京师接连不断。请求不是国戚主持建造的宅第，一律收回。即使是国戚主持建造的宅第，但奢侈超过制度的，也改赐较小的宅第，并且把原宅拆除。一、臣僚之家所得的御笔诏札，按惯例都建阁收藏，以图侥幸获得恩泽。请求一律命令缴纳朝廷，拆毁这些阁楼；今后不得随意提出请求。一、近年公卿大夫，下至一般官员，都沉溺于安逸，专门从事游乐宴饮，各家设置歌舞音乐，沉湎其中没有节制；对内荒废心术，对外废弃职务，尤其败坏名义。陛下既然已经用圣德教化他们，群臣自然应当革除旧心。请求再加以训诫晓谕；其中有不肯悔改的，重重施行流放弃置。一、士大夫不能树立名节，不能修养品行道义，只专门忙于奔走钻营、投献求进、自我推销。请求选择端庄安静、有操守的士人，安排在官位上；并招募山林中的遗逸之士，让他们担任台谏。一、有儒生问道：“学问没有根本，根源在于专门崇尚浮华，彼此互相袭用。请求恢复祖宗时期以制科取士的制度，并兼用先儒传注义理之学。应当把人心自己体会得到的道理表现在文章中，不能武断地限定为一种说法，以免贻误后进。王安石如今是臣子，难道适宜把他列在先圣之旁吗？请求把他降列于诸儒之中。” 一、缁衣、黄衣之徒，即僧道，不耕田、不养蚕，耗损蛀蚀衣食资源，人数逐渐增多。寺观的常住田产比农民还富有，饮食服用的奢侈程度等同王侯；更有甚者招纳奸利之徒，没有正当行业。请求合并裁减寺观，十处只保留二三处，全部改为十方寺院；凡没有敕额的，不得由甲乙寺僧任主持，一律拆除。常住田产保留一半，其余缴纳官府，召人租佃，留下作为养兵费用。逐年课试及恩泽，拨放、出售度牒，一并停止。外戚、后宫以及大臣之家，都不得设置坟寺，只用民户守墓，并恢复古代修整坟墓的制度。削减僧道人数，其中强壮者任其回归民籍，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口逐渐繁衍、户口日益增多，以符合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意旨。

译以上这些事项，都是臣从前想说而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说的。幸逢陛下英明果断、聪明通达、虚心听取采纳意见，所以臣才敢忘却自己的固陋，冒昧地竭尽所知。希望陛下采纳其中可取的，诚心守持，果断施行，或许在一年之间就能看到太平。冒犯天威，罪当万死。【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校书郎】上奏钦宗，陈述十二件事——陈公辅 臣近来两次蒙受圣恩召见应对，亲自承受圣上的话音。事情平定以后，应当立即谋求治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欢欣踊跃、叩拜庆贺之至。臣听说，圣人不会早于时机而行动，也不会晚于时机而退缩。凡是兴办事业、建立功业、扶助危难、挽救衰败，都应当勇于努力实行；行动敏捷就会有功，怎么可以错过时机呢？自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人伸长脖子、抬头仰望，等待新政，迟迟没有听到消息，百姓的疑惑本来就已经深了。何况如今宗庙降下福佑，神祇赐予福气，这是陛下圣德感应而来，强兵宿将都愿意尽力，军威大振，敌人的气势已经被夺；想要讲和就可以讲和，想要交战就一定取胜，平定事情就在早晚之间。然而陛下谋求治理的计划，应当早日确定英明的谋略，以慰藉天下的期望，不可拖延。臣回想往日，有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的志向，也有冒犯君颜、直言逆耳的话，却一直没有门路而不能进言。如今幸而遇到陛下慨然求治、能够容纳直言，正是臣报效的时候。臣不顾万死，条列十二件事，都是今日治理最应优先办理的，预先奏闻。伏乞圣上宽赦臣的狂妄愚昧，稍加阅览，谨慎列出各项：一是审察哪些应当沿用、哪些应当改革。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不以形式相同为可贵，而以实现治理为可贵，所以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改革，从不拘泥于一端而不知道变化。国家祖宗的法令本来很好。到了治平年间逐渐出现弊病，所以神宗皇帝加以改革更新，完全是为了适应时势的需要、满足百姓的愿望罢了。近来却专门把不改变熙丰时期的法令说成绍述先志的孝道，不问时势是否适宜、百姓是否愿意；如果说不改变才是孝，那么神宗自己也就不应当改变祖宗的法令了。法令没有一定必须沿用的，也没有一定必须改革的，只看是否适当而已。何况如今吏员过多，赋税徭役繁重，政令屡次变更，纲纪败坏，以至于养兵、取士、驾驭官吏、治理百姓，都不如古法，弊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还谈什么绍述呢？臣希望考察祖宗的法令和今天施行的制度，好的就沿用，不好的就改革，广泛详尽地寻求、采纳意见，精细思考、反复斟酌，选择最为恰当的，制定一代的良法，不必拘泥于“绍述”的名义而失掉它的实际。二是议论大臣。臣听说，天子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七八位大臣。任用得人，朝廷就端正，百官就能治理，四海就和平，四方夷狄就来效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就不得安宁，怎么可以不加以议论呢？古书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选择宰相。选择合适的宰相，难处已经很久了。古人议论宰相，必定说他才干足以有所作为，见识足以明辨事理，气量足以容纳他人。这三种长处本来就难以全部具备，但只要有其中一种，也可以任用。至于能够用正道侍奉君主、用公心消灭私心，那就更难得其人了。只有用正道侍奉君主，才会把天下的重任视为自己的责任；不因毁誉得失而动心，不因声色富贵而使志向受到牵累；事情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只有用公心消灭私心，才会以孤忠自许，不建立朋党；治理陶化天下、进退人才，全都交付于至公之心，从不在其中夹杂个人意图。本朝只有李沆、韩琦是真正的宰相，近来这种风气已经不复存在。陛下承受变乱之后，将要大有作为，必须得到贤相共同谋划治理的功业。臣希望陛下详细选择、审慎考察，那么一定会有闻名当世的人才应时出现。至于枢密院这个职位，承担政事根本、总领军政的职任，也必须选择真正贤能、确有才能、为众望所归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完全可以由他人兼任，不必勉强设置。三是辨别邪正。臣听说，正直之臣进用，是天下得到治理的征兆；正直之臣退处，是天下发生混乱的契机。自古以来国家的治乱，必定取决于邪正之辨。古代君主之所以任用贤才不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犹疑，正是如此。唐太宗知道封德彝奸邪、魏征以前的奸佞，不予任用；对于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等人，则毫不怀疑地任用，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唐明皇初年，委任姚崇、宋璟，因而达到太平；到了晚年，罢免张九龄，任李林甫为相，国家的治乱便从此分开了。邪正的区别实在不可不辨。然而邪人乘机窥伺，揣摩迎合君主的心意，阿谀权势、侍奉贵人，守住俸禄、固守宠幸，所以君主容易相信他们；正人却责难君主，不图苟且，按照正道行事，没有可以依附的势力，所以君主容易怀疑他们。这就是唐德宗对裴延龄一类人委任不变，对陆贽却愤怒地听信谗言、逐出朝廷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对于容易相信的人，不要轻易相信；对于容易怀疑的人，要果断做到不疑，这样或许可以得到真实情况。四是明确赏罚。臣听说，赏赐合于贤能，臣下就受到劝勉；惩罚合于罪行，臣下就知道畏惧。赏罚是君主掌握威权的柄，怎么可以不恰当呢？国家太平已经很久，万事姑息迁就，所以爵位赏赐过于泛滥，刑典惩罚过于轻微。贵戚子弟，即使是乳臭未干的小孩，也能接连进入侍从、应奉等官班；官吏，即使是白头老奴，也能越级取得显贵职位。两府大学士身居高位却不承担责任，直阁待制竟然连字都不认识；伶人、宠幸之人、医者、卜者、伎艺之人，都身穿朱紫官服，家中堆满金玉，这难道不是爵赏太滥吗？汉代法令规定，大臣有罪，都要弃市并夷灭族属；本朝祖宗恩德深厚，从未杀戮大臣，但流放到岭南以外的事情，本来也是有的。

译近来大臣心怀奸邪、贻误国家，天下人都痛恨他，却只命令他闲居都城，坐享优厚俸禄；其他结交邪党、阿谀谄媚的人，贪污受贿罪证狼藉、罪恶明显，反而还结交权贵，请权贵为他们营救；有的得到宽赦而不追问，有的早晨被流放、晚上就被召回。这难道不是刑典太轻吗？爵位赏赐泛滥，人们就多怀侥幸之心；刑罚轻微，下面的人就不畏惧法律。这就是国家走到危乱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深刻鉴察这种弊病，爱惜名位爵禄，不要轻易授予他人；明确、公正地施行刑典，不要使罪罚不相当。赏赐如春夏施生，刑罚如秋冬肃杀，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兴起了。五是广开言路。臣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只要不是像桀、纣那样犯有大恶，没有不想采纳劝谏的。然而最终言路闭塞、天下溃乱，都是权臣蒙蔽造成的。汉元帝初年，听取萧望之、刘向的言论；等到恭显掌权，就不能容纳他们了。汉成帝初年，多次下明诏求取直言，公卿的奏议很有可取之处；等到外戚专权，便再也听不到了。本朝祖宗时期，大臣都出于公心、行于正道，因此朝廷诏令有不便之处，臣下可以直言，即使天子震怒，大臣也会极力营救。自熙丰以来，掌权者想让新法一定施行，害怕有人不同意自己，所以排斥群议；有人说了一句话，就说他是在破坏良法，一定要把他斥逐才罢休。谏官、御史都由朋党成员充任，观望风气盛行，再也没有公正的议论。正当太上皇帝下诏征求直言时，即使进言不合圣意，也不加罪；等到蔡卞掌权，便把进言的人全部治罪，像陈瓘等人，都是当时端正的人，却被排斥，至死也不任用，士大夫舆论对此十分痛惜。臣观察今日，这种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大臣喜欢圆滑柔顺，憎恶刚直切实的言论；台谏官和士大夫相互习染，完全一样，平日居家议论，也不敢涉及国家安危、百姓忧乐，更何况指望他们在君主面前争论是非利害呢？因此上下相互欺骗、蒙蔽、荒诞欺诈，无所不至，从而招致天下的混乱。臣希望陛下以前日为鉴，选择台谏官，责令他们进言论事；对于不称职的人，凡政事法度有可议之处，就诏令臣下集体议论，各自进献意见，不要让权臣堵塞蒙蔽圣上的听闻。这样人人都愿意公开明察、放胆进言，尽自己微薄的忠诚，臣下的情况就不怕不能上达了。六是振兴风俗。臣听说，士大夫是风俗所系。朝廷任用贤能的士大夫，以职务成就政事，以行为道义率领风俗，百姓的道德就会一天比一天趋于厚重。近来士人把抄袭记诵当作读书，却不能实行自己所说的话；把纤巧艳丽、浮华工巧当作善于作文，却不能首先培养器量见识。把倾险、变化欺诈当作有才干，却不能用义节来持守。士人所崇尚的既然如此，在位大臣也把这些作为用人的首要标准，所以奔走竞争成为风气，巧诈虚伪互相煽动，礼义廉耻逐渐衰败，天下也一天比一天流于浅薄。臣希望陛下稍微革除这种弊病。让朝廷之上选拔公正忠诚、谦退内敛、纯朴诚实、敦厚笃实的人任用于朝廷；把浮躁外露、倾邪险薄的人斥退，向天下表明所喜所恶，那么天下士人就会相率行善，可以革除浮薄之风，形成忠厚的风俗。忠、质、文三种不同的政治风气，是夏商周三代用来相互救弊的。臣看今日礼法制度失于过分繁琐，声名文物都不是实际有用之物，习俗淫靡，人情浇薄虚伪，难道可以不以质朴来挽救吗？七是收拢权纲。臣听说，太阿之柄不能交给他人，君主的权力不能转移到臣下。汉朝自昭帝时期起，大臣掌握权力；宣帝承继之后，赏赐必定合宜、惩罚必定分明，总核名实，所以把威权收归皇上，成就中兴之功。到了元帝，被文辞名义牵制，优柔寡断，所以汉业衰落。臣观察太上皇帝本来具有宽厚豁达的性情，在位日久，却没有防备奸邪，逐渐受到欺骗迷惑，所以群小之人习惯亲狎，权力转移到下面，威令甚至到了不能施行的地步。臣希望陛下深刻鉴察这种弊病，排斥群邪，奋然独自决断，使威权全都出自君主，那么衰颓的纲纪就可以重新振作，天下的治理也没有不能成就的了。八是抑制宦官内侍。臣听说，柔媚逢迎、谄媚取悦、窃取朝廷权力，汉、唐的祸乱都源于此，不可不知道。然而这类人蛊惑君主，都是从迎合君主的嗜好入手。如今陛下勤俭的德行出于天性，声色、犬马、游观宴乐都不接近，他们本来就无从施展伎俩了。但仍有值得戒备的地方：不应提升他们的爵位，也不应把政事权力交给他们。提升爵位，他们就会志得意满、骄傲自大；交给他们权力，他们就会作威作福。唐太宗时，内侍不列三品，不任以政事，只负责宫门守卫和宫廷洒扫，可以说是深刻鉴察了这种弊病。至于进退人才，尤其不应同他们谋议。孔子不以宦官痈疽、瘠环为亲信，孟子不畏惧宦官臧仓；圣贤君子宁可终身不被任用，难道肯依附宠臣吗？那些借助关系谋求进用的，必定是结党邪僻、奸险浅薄的小人。怀有奸心的大臣都倚靠他们来增强势力，最终扰乱天下，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九是治理财赋。臣听说，古代制定国家用度，都是量入为出；因此祖宗盛世时，征收有常规，用度有节制，没有虚耗，也没有妄加赏赐，所以除常赋之外，从未再向民间征取，而聚敛财利的大臣也不能容纳他们的奸计。近年费用耗损到处发生，征求没有限度，聚敛财利的大臣专门以供应上缴为名，侵夺百姓利益，无所不至；州县往往掠夺百姓，使他们无法生活。陛下今天虽然已经全部罢除御前供奉，但军兴之时财用窘迫，对于向百姓征取的事情仍然有时不能停止。臣希望事情平定以后，诏令有关部门按照一年的经常费用制定定额；常赋之外，如茶盐法对百姓剥削尤其深重的，一律加以研究，取其中适中的办法，减轻徭役、减少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天下富足如同祖宗时期，国家用度也不用担心不足。所谓“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十是崇尚俭约。臣听说，节俭是各种德行的共同基础，奢侈是最大的祸患。帝王用来教训天下的，没有不以节俭为德行的。近年太平已久，天下富庶，骄奢浪费不知不觉就来了，所以尊卑上下、朝廷内外、远近各处，都以奢靡相互攀比；衣服饮食极尽珍奇，车舆屋宅用金玉翠饰装点，音乐玩物、游观宴乐，花费无法计算，而物价上涨，百姓贫困，实在不可不加以节制。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仿效。陛下在东宫时，俭约的德行已经广为人知；如今即位，又专门以敦厚朴实为天下表率。

译杨绾是臣下，却凭清正的德行居于职位，能够使人减少车马仪仗、撤去御用车驾，罢除音乐；何况君主一人亲自实行节俭呢？然而《羔羊》所咏的官员身居职位，节俭虽然受到文王教化，也仍有刑罚威严的政令存在。臣希望陛下明白诏告四方，痛下决心革除前日奢侈浮靡的弊病；有不肯改正的，重重依法处置。从京师的贵近之臣开始，这种风气就可以消除，天下也会富足。十一是重视外任官。臣听说，监司是天子在外的辅弼，也是州郡守令的监督者、百姓的师帅。监司任用得人，一路百姓就能受益；守令任用得人，郡县就能蒙受恩泽。这不可不慎重选择。近来任命、提拔监司，有的出自贵戚宠幸之门，有的由于宰执亲党，不看才能，不问资格。至于郡县，更加不择人。侍从官获罪于朝廷，竟把管理民社的职位交给他；贪婪的官吏向权要求取，请托求官，竟能被任命为郡守。士人把县令看作庸俗小官，不肯接受任职；吏部又认为县令不是要职，不加以铨选。因此，担任监司的人声望微薄，不能举荐善人、惩罚恶人；担任守令的人旷废职守、轻慢法令，不能承接朝廷政令、宣扬教化。上下相互蒙蔽，任意行奸作伪，贫困的人无处申诉。臣希望陛下谨慎重视外任官职；凡监司有空缺，就选卿监、尚书省郎官。藩府有空缺，就选侍从官，这样可以使内外职位均衡，使劳逸有所调换。其余郡守的空缺，全部归吏部办理，像祖宗时期一样，按照资历和声望的比例依照法格授任，并且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频繁更换。至于县令，虽然有吏部的选任资格，也应再命令侍从官举荐充任；其中治理成绩优异的，交给监司、御史考察上报，特加升擢，使人知道郡县官职重要，不敢不努力；这样四方万里都能蒙受朝廷的德泽。十二是修治武备。臣听说，有文事就必定有武备；治理天下国家，没有能够废弃这一点的。祖宗盛世时，边防尤其谨严；近来委任不得其人，所以守卫中原、抵御戎敌、安定边疆的防务全都败坏了，因此夷狄一旦长驱直进，实在令人惊骇叹息。臣希望陛下深刻鉴察前日的弊病，把军事作为急务；从京师内部到外面的郡邑，都讲求兵备，完全恢复祖宗时期的做法。何况如今金兵虽然已经出境，秋冬两季必定还会回来，河东、河北两路尤其应当防备抵御，也应早作谋划。粮食不可不积聚，士兵不可不招募，将领不可不选择，城池不可不加固，车辆马匹不可不修整，器械不可不完备。臣料想，这些事情朝廷已经研究得很熟了，臣就不再一一陈述，姑且只举其大略罢了。臣所论述的十二件事，次序虽然有先后，但都是今日的急务。至于武备，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应当列为首先考虑的事情，而臣却把它放在后面，是因为《诗经》说，‘天保’以上的篇章是用来治理内政的，‘采薇’以下的篇章是用来治理外事的；至于周宣王，也说过要对内整顿政事，对外抵御夷狄。如今虽然夷狄已经深入境内，抵御他们应当优先办理，但依臣看来，朝廷如果修明法度，任用得当的大臣，赏罚不存私心，风俗归于淳厚，以至于下情能够上达，权纲不致失坠，大体如同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那么天下国家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了。那些夷狄自然会感怀德政、畏惧威势，望见声势便远远逃遁，哪里值得忧虑呢？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来归服，就修治文德，使他们来归。’孟子说：‘大王如果施行仁政，即使让百姓拿着木棒，也可以抵挡秦、楚的坚甲利兵。’臣所听闻的道理就是这样，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臣就不胜荣幸了。【靖康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校书郎】奏上给钦宗，论述恢复正道的六件事　　　　胡舜陟 臣读《春秋传》，见其中说：‘战争就像火一样，若不及时止息，最终将自行焚毁自己。’老子也说：‘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武力使天下强服；这样的事情往往会得到反作用。’自熙宁年间王韶提出开边的主张，王安石主持这项议论以来，派遣将领、动用军队，没有一年停止过。泸南、广南一带，频繁出动军队远征；到崇宁以来，更加严重。向西开拓青唐，直到夏国；向南修筑溪洞，直到丹州。西南方面又设置祺祥等州，都是不生五谷的荒僻之地，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却驱使百姓前往，使他们抵御刀兵，死者不计其数，活着的人也耗尽了血汗。这样持续了五十多年，又有王黼、童贯合谋，放弃同契丹百年和好的关系，与大金约盟，以致使契丹国土化为废墟。因此上天震怒，把灾祸降给我国。金军侵凌逼迫，没有人能够抵御；他们屠杀士卒和百姓，攻打、占领城邑，长驱直入中原，到都城来问罪。亲王、宰执被扣作人质，敌国仍在边疆上动荡侵扰，像搏击吞噬一样不停。我军出兵，没有不遭到败挫的，国防因而被削弱，士气丧失，威势受损，损失惨重。这难道不就是所谓‘不止息战争便自行焚毁自己’，以及‘事情会得到反作用’吗？陛下登上帝位，正值这个时候，日夜忧劳，却还没有看见成效。大概是上天的震怒尚未解除，人的力量哪里能够胜过它呢？然而，天与人相距虽然遥远，天人感应却来得非常近。如今想要向上解除上天的震怒，就应当修治人事来与之相应。《尚书》说：‘首先使君王归于正道，端正他的政事。’这就是先王修身自省、以此感应上天，解除上帝震怒的方法。臣看今天祖宗宽大仁厚的政令，已经被湮没而没有恢复施行；王安石严酷峻急的法令，造成的祸害仍未革除。法度没有得到端正。士大夫欺骗蒙蔽、荒诞虚妄的行为，仍沿袭旧习；骄横奢侈、贪婪鄙陋，竟一点也没有悔改。风俗没有得到端正。事情还没有见到功效，奖赏却已经接连迅速地降下；等到事情失败，惩罚却没有施加。赏罚没有得到端正。宦官和皇帝身边的近臣，仍然掌握着事权，彼此抗衡，任意妄为，毫无忌惮。任用没有得到端正。过去那些冒领、滥受恩宠的人，没有加以削夺官爵；有才干、有器识的人，却沉沦在州县。爵禄没有得到端正。过去那些侥幸取得富贵的人，一丝一毫也不取缔；靠火耕水耨为生的百姓，却困于沉重的赋税征收。赋敛没有得到端正。这几方面都不端正，难道是所谓‘端正他的政事’吗？伏望陛下明发诏令，命三省办理，凡属上述几方面的事情，全部反过来使它们归于正道，希望人事得到修治而天意得以顺应；上天的震怒一旦解除，妖异之气自然消散，坐而可以达到太平，也使祖宗的功业更加光大。【靖康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诏令三省依此办理】《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