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十一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操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礼记》说：“不要制作过度巧妙的器物，以扰乱君上的心志。”愿陛下把珍奇看作可以丢弃的东西，把奢侈看作导致覆亡的前车之鉴。臣冒死冒犯圣听，只等待罪责。【明道二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封进草籽，请求抑制奢侈，范仲淹。臣昨天到达太平州境内，查访安抚本处、检点广德军的判官钱中孚、当涂县主簿兼嘉祥县尉温宗贤等人的奏状，说他们前往各乡查验旱情时，私下看到贫民大多吃草籽，名称叫“鸟昧”，还捕取蝗虫晒干，摘掉翅膀和脚，和野菜一起煮来吃，并没有其他虚妄之处。臣私下思量，东南地区每年供应朝廷的粮米有六百万石，至于府库中的财物布帛，也都出自百姓；百姓在饥荒之年艰难到这种程度，如果国家还不节俭，百姓凭什么得到苏醒复生？臣如今取前面所说的草籽封装进呈，恭敬地希望陛下把它展示给六宫和藩王外戚，希望能够抑制奢侈，以救济艰难。仍请求秘密下令裁造务、后苑、文思院、粮料院，查考祖宗朝每年用度费用的数目，与现在相比，那么奢侈还是节俭自然就能看出来了。恭敬地希望圣慈特地下达裁决，天下幸甚。【明道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江淮南体量安抚】上奏仁宗，论述宫中所耗费用应当以先朝为准则。庞籍 臣恭敬地看到，连年发生灾异，上天长久不降雨。臣认为，消除灾害祸患，在于朝廷自行修治。近年费用奢侈扩大，仓廪收支又不严密。宫中索取的物品既多，有司只凭凭由文书销账，没有办法核查实际与虚数。臣私下认为，凡是车驾所用、宫中所费，都应当以先朝为标准。如今军队驻守西部边境，奋力作战、伤亡惨重，才获得功劳和奖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没有功劳，却常常享受丰厚赏赐，所以天下人指责这三类人，称为“三官”。愿陛下稍加裁减，不要厚重赏赐，专心激励战功。强大的敌寇就不足以平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五月〕 上奏仁宗劝止打猎　　　　　　何郯 臣私下认为，古代天子安排四时田猎，是为了讲习威武、勤勉于远大谋略，并不只是从事游乐、贪玩小小的娱乐；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具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前些日子臣恭敬地听说，法驾将要到近郊打猎，朝廷内外听到的人颇为疑惑，实在是因为去年车驾已经出猎过一次，群臣进谏，随即停止；如今忽然再次举行，臣还不明白圣上的心意。臣想到，陛下继承皇统以来，举动都遵守法度，不喜欢射猎，也不多次出游，恭敬节俭的风气足以超过古人。如今这次举动，一定有其原因，难道是因为天下丰年、边境无事，所以想趁农闲讲习武事，准备营造都城观瞻的盛大场面吗？还是有进言的人说，田猎之事具备礼文，按时举行，是在恢复已经废坠的典章，因此可以不顾从前劝止的言论吗？如果圣意果真如此，那么既已确定，便不是臣这种愚臣敢于议论的了。然而其中有关系到利害的事情，臣还可以说一说。恭敬地考察，自真宗皇帝即位以后，便下诏停止放养五方鹰鹞，不再讲习田猎，超过四十年；校联之籍大多已不是过去的旧籍，士卒长久不熟悉这件事，官府也一向不详知其中的意义，仓促举行，必然有很多空缺和疏漏。臣私下听说，去年车驾出行，往返十分劳顿，一天之内几乎奔驰百里；而且兵卫不整肃，警跸不严密，随从官员来不及侍行，有司来不及供应物资，直到夜晚才进入都城，这难道不是士卒不熟悉这件事、官府不熟悉仪制所造成的吗？何况骑马乘车而有疾驰的劳苦，身在原野却放松严密护卫的准备，或者御者跌倒，变化发生在马嚼子和缰绳之间；愚昧的百姓迷乱误入，冲犯到车驾尘埃之中，臣子的罪过将用什么来赎偿呢？即使陛下仁厚圣明，自然有神灵护卫，也不可不防备非常情况；况且西北两边的变故难以预测，难道不会有奸诈之人混杂在人群之中吗？由此说来，更应当深思熟虑。传说说：“千金之子的身份，坐着时也不靠近厅堂边缘。”何况是万乘之尊呢？贾谊说：“射猎的娱乐，与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个更急迫？”如今不猎取猛兽，却猎取田野里的野猪；不搏击强敌，却捕捉蓄养的兔子；沉溺于小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保全安定的办法。恭敬地希望陛下停止、减少出猎，不要再次举行这种过失之举，遵守烈考诏书的训诫，牢记前人的警戒规范，优游休养以保养精神，不要以追逐禽兽为乐；端坐拱手接受朝见，考虑不要冒险，那么宗庙和百姓实在都会得到福泽。臣职掌言责，按理应当直言陈述；幸而逃脱严厉诛罚，只希望多少有所补益。【庆历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此前皇帝再次到近郊打猎，南城战役中，卫士来不及打猎便返回。夜间有雉鸟死在殿中，占卜者认为是不祥之兆。同月，诏令将要再次出猎，进谏的人很多。何郯上奏这篇奏疏，第二天便有旨意停止打猎。】上奏仁宗，论述请求完全停止宴饮，以安定精神、调养元气。司马光等 臣等私下看到，今年以来灾异频繁发生，有日食、地震，江淮水势暴涨泛滥，风雨损害庄稼，百姓大多面有菜色。这正是陛下应当忧惧自省、克制自己，不敢擅自离开职守的时候；可是道路上的流言都说，天子近来在宫中宴饮，稍有过度，赏赐的费用动辄以万计，耗散府库，又向贫民征调聚敛。何况酒这种东西，伤害性情、败坏德行，是大禹、商汤所禁戒，周公所告诫的，恐怕不是承受上天忧患、体恤百姓、调养圣体的办法。陛下恭谨节俭的德行，确实昭著于天下百姓；议论者都认为，是后宫奢侈放纵，竞相夸耀崇尚，左右近臣以获得赏赐为利，陛下又不愿屡屡违背他们的请求，于是委屈自己顺从了他们。上天以刚健为德，君主以端正坚守为职责，怎么能顺从后宫和左右近臣的欲望，对上忽视上天的警戒，对下忘记百姓的疾苦，在中间又不替宗庙社稷深切地自我珍重爱惜呢？臣等愚昧，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伏望陛下在此时全部停止宴饮，安定精神、调养元气；后宫妃嫔进见要有节度，左右小臣接受赏赐要有限度；至于肥厚美味以及含有腊毒、对奉养身体无益的食物，也都不宜经常享用，以免损伤阴阳和气。这样才可以消解皇天谴责告诫的威势，慰藉百姓困穷的愿望，保全承受天命而长久无疆的福祐。【嘉祐六年八月内，上奏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说百姓奢侈靡费，请求皇帝亲自首先实行节俭。刘述

译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困顿疲敝到了极点。好比久病的人，四肢瘦弱无力，气息奄奄，不能自我支撑，所能依靠的，只是脉象尚未衰竭罢了。如果确实得到良医救治用药，补助他的气血，调理他的饮食，适时调节寒暖，或许还可以恢复健康。陛下有明德和善政，勤勉不懈地处理各项政务，正是高明的良医。所谓补助气血，就是减轻徭役、削薄赋税，以宽缓民力、巩固民心，使百姓没有怨恨叛离；所谓调理饮食，就是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根本，教导他们节俭，即使遭遇水旱灾害，也没有抛弃病弱者的祸患；所谓调节寒暖，就是选择贤能的太守县令来安抚百姓，有可以兴办的利事就兴办，有可以除去的弊害就除去。百姓习惯于长久安定，竞相以奢侈靡费互相攀比，居处、衣服和器用，大多越过等级规制；婚姻、丧葬也不计费用，反而以不如别人为耻，于是因此破产的人也有。造成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禁令没有设置。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懂得荣辱。’如果禁令不设，任人放纵，那么仓廪凭什么能够充实，衣食凭什么能够丰足？想要他们懂得礼节和荣辱，也是办不到的。教化的推行，大多从上面开始。臣愚昧，希望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教化天下。臣听说太祖皇帝常穿洗涤过的旧衣，乘舆和服用之物都崇尚质朴素雅，寝殿设置青布帷帐和苇帘，宫闱使用布制帷幕，没有华美锦绣的装饰；还曾拿出麻鞋、布裙赏赐给左右，说：‘这是我过去穿用的东西。’真宗皇帝曾对辅臣说：‘国家所应办理的事情，以节俭为先，必须节制费用、爱护百姓，使天下富足。’张齐贤回答说：‘《尚书》称大禹在家中能够节俭，老子所说的三种宝物，节俭居其一。上面喜好节俭，国家就有余财；下面不越分僭用，家中就有剩余资产。这样，天下自然会富足长寿。’圣人的德行多么伟大，他们都能抑制情欲、减少欲望，亲自作表率来教导别人。正如经书所说：‘下面的人侍奉上面的人，不是顺从他所发布的命令，而是顺从他所喜好的事情。上面喜好某种事物，下面一定会有人更加过分。’臣确实愿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教化天下。至于赏赐之事，如果不是有功德、能够用来激励劝勉众人的，就不可以轻易施行。从前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者说：‘君主也太不仁厚了，破裤子不拿来赏赐左右，却收藏起来。’昭侯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每一个皱眉和微笑，皱眉是因为有应当皱眉的事，微笑是因为有应当微笑的事。如今裤子与皱眉、微笑相差很远，但我一定要等到有功劳的人才把它赏给他。’君主像这样不随便赏赐人，实在很好。古人说过：‘君主不随意赏赐，并不只是爱惜自己的财物；赏赐随意施行，善行就得不到鼓励；不随意处罚，也不只是怜惜那个人；处罚随意施行，恶行就得不到惩戒。赏赐不能鼓励善行，叫作阻止行善；处罚不能惩戒恶行，叫作放纵作恶。在上位的人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放纵下面的人作恶，国家的法度就立起来了。陛下如果确实能亲自作表率，然后命令有关官署制定科条，来杜绝越分奢侈的弊病，并且仍然告诫地方长官，让他们传达朝廷的意思，务必崇尚节约朴素，以厚重民间风俗。这样，百姓的生计就会日益丰厚；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有储蓄可以抵御。百姓的财力既然充足，国家的用度又得以节省，那么徭役赋税自然就会减轻。这实在是太平的根基，也是万世的利益。只在于陛下勤勉地实行、坚定地坚持罢了。臣不胜恳切愚忠之情。【治平四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上奏神宗，论说购买灯具。苏轼 臣先前承蒙召到便殿对答，亲自聆听陛下的圣谕，认为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深思国家的治乱，指陈政事的得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因此臣每次见到同僚，从来没有不向他们说明陛下这句话的；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盛大的德行，也是希望朝廷之中像臣等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会因为我们地位疏远低贱就废弃我们的言论，共同献上所听闻的情况，以辅助成就太平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先引导别人，不如先做出实际行动，使人自然受到劝勉。要想知道陛下接受臣下言论是否落到实处，没有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办法。所以臣愿意以自身为天下先，从小事试验它：对上用来辅助圣明的万分之一，对下用来替贤能之人预先判断是否可行。即使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不后悔。臣伏见中使传达诏令到府衙，命市司购买浙地灯具四千多盏，有关官署已经把实际价格具报上来。陛下又命令压低价格收买，如今已经全部拘收，并禁止民间私自购买，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臣刚听说时，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替陛下惋惜这一举动。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陛下潜心经术，行动效法尧舜，天下人的嗜好欲望即使全部满足，也不足以改变您的快乐；天下的玩赏之物即使全部具备，也不足以消除您的忧虑，难道会把灯具当作自己的喜悦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二宫的欢心，尽到天下奉养的礼数罢了。然而最大的孝，是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明白其中的缘由，他们都会认为陛下为了满足耳目并不急需的玩赏之物，夺取了他们口食身体所必需的财物。卖灯的百姓，一般都不是豪富之家，往往借债付息，积存一年多，衣食生计就指望这十来天。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可以加价高价购买，怎么可以压价低价收买呢？这件事虽然极小，但从中体现的道理却很重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同小民争夺这点微末利益吗？还是因为认为它没有用却费用太厚？如果知道它没有用，何必还要索取？如果厌恶费用太厚，那就不如不要购买。而且按照内庭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少，时间也短，没有拘收督迫的严厉措施，费用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臣愿陛下追回前面的命令，一切恢复旧例。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陛下的恩德已经很厚；但怨言很容易产生，怎么可以不谨慎、不畏惧呢？近来小人无端制造流言，士人有推迟科场考试年份的说法，商人有在京城专卖酒的议论，官吏担心减俸，士兵担心减少廪给。虽然这几件事朝廷绝没有这样的决定，但造成众说纷纭，也可以看出陛下勤勉体恤百姓的德意还没有取信于下，而有关官署聚敛财物的意图或许已经在百姓面前显露出来。

译陛下应当责备自己、主动寻求改正，以消除谗毁邪说的口实；可是台官又劝陛下用严刑和强悍的官吏把他们逮捕杀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损害圣德的了；再加上购买灯具的事情，使他们能够借此作为说话的口实，臣实在替陛下惋惜。如今各种冗费还没有革除，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帑财物，不使用大司农的钱，内帑所储蓄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民力所供给的？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度上，哪里比得上留下来储存，以等待匮乏断绝时的供应？所以臣愿陛下今后放灯，以及凡是游观苑囿、宴饮玩好、赏赐一类的事情，都告诫有关官署务必遵从节俭。前些时候，诏旨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明断的举措，是深谋远虑、割舍个人爱好来为百姓着想。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不能不对陛下稍有期望：只应当痛切地自我刻削，以身作表率，使人知道君主尚且如此，那么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消除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献上有名的鹰，李大亮不肯，太宗深深赞许他的行为，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忧虑什么？’唐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捕防防，汴州刺史倪若水上书论谏，便让使者返回；又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也不奉诏。李德裕任职浙西时，朝廷下诏制造二十件银盝子妆具、织造绫二千匹，李德裕上疏极力论谏，也因此停止了这些事情。假如陛下内廷的台谏官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灯具的事情一定会极力进谏；外廷的有关官署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灯具的诏令一定不会奉行。陛下聪明睿圣，追踪尧、禹的德业，而群臣却不拿唐太宗、唐明皇的事迹来劝谏陛下，臣私下曾经深深责怪他们。臣忝居府中属官，亲眼看见这件事，如果再不说，臣的罪过就大了。陛下如果宽赦臣而不杀，那么臣还有比这更超出本职的话，难道忍心不替陛下全部说出来吗？如果不予宽赦，也正是臣应得的处分。【熙宁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上奏宣仁皇后，请求崇尚节俭、戒除奢侈。范祖禹。臣认为，祥禫祭礼将要结束，恢复吉服刚刚开始，服饰、器用等内外一切都将更新，奢侈或节俭的开端，都从这里开始。臣愚昧地认为，珠玑金玉的装饰、锦绣纂组的工艺，凡是能够扰乱心志、使眼目愉悦的东西，不应当比旧日增加，也不应当比从前增多。皇帝正趋向学习儒术、亲近学问，聪明资质日益成长，但圣明的性情还没有定型；看见节俭就会节俭，看见奢侈就会奢侈。陛下用来训导皇帝圣德的行为，应当每一件都有法度，不可不谨慎。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把节俭视为美德、把奢侈视为大恶的。帝尧居住的房屋，土台阶只有三尺高，茅草屋顶也不修剪。舜称赞禹说：‘在国家事务上能够勤勉，在家庭生活上能够节俭。’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了。他饮食简薄，却能对鬼神尽到孝敬；衣服粗劣，却能把祭祀礼服制作得美好。’黻冕，就是祭服。伊尹说：‘谨慎守持你的节俭德行，心中只想着长久的谋划。’意思是说节俭可以使事业长久。周文王穿着朴素低下的服装，立即去办理安民和农田之功。周公告诫成王，要先知道农事生产的艰难。这些事都是陛下应当每天用来启发皇帝心志的。东汉明德马皇后常穿大练制成的衣服，身边的人只穿布帛衣服，不使用香薰装饰，想要以身作则率领臣下，前代史书把这当作美谈。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明政治远远超过前代，一定不会让明德马皇后一人独在汉朝享有崇尚节俭的美名。若能崇尚节俭、敦厚朴实，整饬端正后宫，以此辅助培养皇帝的德行，使他的眼睛不看柔媚奢靡的色彩，耳朵不听淫荡靡丽的音乐，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那么他的学问会日益增长，圣德会日益隆盛，这就是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福分。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如同天性，长期习惯之后就像自然形成的一样。’老子说：‘不显现能够引起欲望的东西，就不会使心志紊乱。’古语说：‘尊贵并没有和骄傲约定，骄傲却自然产生；富有并没有和奢侈约定，奢侈却自然到来。’小时候少习节俭，长大后还尚且可能奢侈靡费；小时候习惯奢侈靡费，长大后将会怎样呢？如今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都系于陛下。陛下在上面节俭，百姓在下面就富足；陛下在上面奢侈，百姓在下面就贫困。近年来天灾流行，粮食歉收，国家用度空虚匮乏，百姓困顿疲敝。幸而依靠陛下勤勉体恤民间疾苦，使百姓保存生息、休养恢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女；凡有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便立即放宽禁令来使他们获利。百姓正有乐于生存的意愿和达到小康的希望，当今的要务，应当痛切地节制费用，公开显示节俭朴素，以此率领天下。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没有不先实行节俭而能使四海富足充实的。汉文帝亲身穿着弋绨衣服，慎夫人的衣裙不拖到地上，帷帐不得绣饰，以表示敦厚朴素，给天下作表率。景帝遵循本业、致力农事，告诫人们节俭，认为雕刻文饰会损害农事，锦绣纂组会妨害女工，于是下诏戒止。因此太仓的粮食一库接一库地积存，陈陈相因，甚至红黑腐烂而不能食用；都内的钱币，串钱的绳子腐朽了，甚至无法清点。称说贤明的君主，一定会说汉文帝、汉景帝，把他们同周代的成王、康王相比。到了汉朝衰微之时，百姓思念汉朝，仍然不能忘记他们，是因为文帝、景帝恭谨节俭，恩德泽及百姓很深。臣愿陛下向上观察帝尧、舜、禹、周文王的做法，考察伊尹、周公、孔子的言论，向下看看文帝、景帝的成效，那么皇帝从小学习节俭，长大安于节俭，只知道节约朴素，不知道奢侈靡费。他日天下富足，从今日培养节俭德行开始；天下百姓接受陛下的恩赐，难道会有穷尽吗？臣私下听说奉宸库已经取用珠子多达六十斤，户部已经用掉黄金三千六百两，不能说不多了。臣之所以提前在事情发生前进言，是担心增加下去没有止境，逐渐滋长奢侈之心。唐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制作漆器，禹雕饰祭器，进谏的人却有十多人，为什么？’褚遂良回答说：‘奢侈靡费的开始，是危险灭亡逐渐形成的开端。漆器制作不停，必然会用黄金制作；金器制作不停，必然会用玉制作。古代直言进谏的臣子，一定在事态刚刚出现苗头时就进谏；如果事情已经泛滥成灾，就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因此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制作象牙筷子，必然会制作玉杯。’于是便想到远方珍奇怪异的物品而使用它们。车舆、马匹、宫室逐渐奢侈的开端，就从这里开始，已经无法挽救了。古人就是这样在细微处发现问题并防止祸患。唐明皇在开元初年，把珠玉、锦绣、服饰、玩好之物全部取来，在庭院中焚烧，以显示节俭的德行；到了末年，仍然因为奢侈到了极点而使天下败乱。如今臣区区的一点愚见，私下认为皇帝刚开始恢复吉服，如果一旦开启奢侈靡费的端绪，恐怕以后奢侈费用会没有止境。所以愿意预先设置防范，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制止。臣愚昧，不知避忌，希望陛下裁断并宽赦。【元祐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著作郎兼侍讲】上奏哲宗，论说龙船的费用。陈次升

译臣听说金明池所建造的龙船，费用达到万贯，极力追求奢侈靡费，穷尽工艺技巧，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臣看经书称赞禹说：‘在国家事务上能够勤勉，在家庭生活上能够节俭。’以禹的德行，并不是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但经书所称道的只是勤俭罢了。这是因为拥有天下，并非财物不足，却仍然一定吝惜用度，是想要显示敦厚朴素，给天下作表率。恭敬地想，陛下身具不世出的资质，承袭祖宗的福庆，勤俭超过夏禹，为天下共同仰望。有关官署不能宣明陛下的德意，所建造的不能乘坐的船，费用竟然如此；而陛下临幸观游的那天，天又刮起大风，难道不是上天爱护保佑陛下，使陛下觉悟到有关官署的过失吗？这件事已经过去，虽然无法挽救，却也足以作为后来人的戒鉴。伏望圣慈，今后如果有兴建营造之事，请敕令有关官署不得超过限度，或许可以避免损害陛下节俭朴素的德行，臣不胜幸甚。【绍圣四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论说玩赏之物会危害治理。江公望 臣听说，事理没有隐藏而不显明的，事情没有昏暗而不暴露的。说的是君子言语行动的关键，所以不可不谨慎。君子居处室内，发出的言论是善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室内，发出的言论是不善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君主如同风，百姓如同草；风吹到草上，没有不倒伏的。所以，有些事情即使没有说出来，言论也没有不显露的；有些事情即使没有公开做，行为也没有不显现的。君主一倡导，下面的百姓没有不响应的。陛下居处九重宫禁之中，可以说高大深邃、幽闭遥远，是臣民耳目无法接触的地方；但只要发出一句话，没有不显露的，只要做一件事，没有不显现的。这是因为百姓分散时似乎愚昧，聚合起来便极为神明。汇合众人的议论，即使宫禁高深幽远，也都能被人知道，都能被人议论。臣私下听说，陛下近来在政事之余，蓄养善于鸣叫、勇于争斗的禽鸟，笼养羽毛奇异、喙形美好的鸟，以助长赏玩之习。如果确有此事，也还不至于危害政治；然而臣读书读到《五子之歌》，知道太康失去国政，不过是内有女色之荒，外有禽猎之荒罢了。所谓禽猎之荒，不一定非要奔驰打猎才算荒废。心中有欲望而不能禁止，心志就会荒乱；心志荒乱，政事就会懈怠。从前唐太宗时，有一名台使暗示李大亮献上名鹰，李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已经很久断绝畋猎了，索取鹰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太宗喜欢他的正直进谏。唐玄宗派使者到南方求取防防、鸂鶒一类的水鸟，倪若水上书说，把卑贱的人看得比珍贵的鸟还低，不是对陛下的期望；玄宗因此赏识他的意见。假使这两位君主放纵欲望而没有节制，拒绝进谏又不改正，哪里还会有贞观、开元的盛治呢？如果认为这些只是用来增加内室的欢乐，难道没有听说华阳后、樊姬的所作所为吗？秦王喜欢淫靡的音乐，华阳后便不听郑、卫之乐；楚庄王喜欢畋猎，樊姬便不吃鸟兽的肉。不是口厌恶美味、耳厌恶好听的声音，而是抑制自己的爱好，来引导两位君主走到不犯过失的地方。中宫品德美好、声誉美善，具备母仪天下的德行，臣没有听说她有过失。如今事情如果是陛下所为，中宫应当拿华阳后、樊姬的事来彼此警戒；如果事情是中宫为满足游乐而做，陛下应当以《关雎》篇所说求贤、以《葛覃》篇所说尊敬师傅的道理来彼此规劝端正。所以说以身作则教导二位夫人，正是大舜的德行；以身作则教导自己的妻子，正是文王的美德吧。希望陛下裁察并垂恩。【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徽宗，进谏不要畋猎。江公望 臣听说，近来道路上传闻，有一位姓贾的中贵人，臂上架着鹞鹰，进入后苑捕逐禽鸟。臣起初不相信，难道禁御之中，即使是近幸熟习之人，也敢放肆猖獗到这种地步吗？仔细想来，一定是窥伺到圣意之后，才敢这样做。再想一想，陛下不应当到了这种地步，但臣最终还是疑惑不能释然。陛下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只是由于仁德罢了；哪里有仁德的君主却致力于畋猎呢？何况陛下即位刚刚超过一年，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专心励志，喜好贤人、乐于善事，听取言论、接受劝谏，希望达到正道；尚且还担心辜负宗庙社稷的神灵，无法慰藉天下百姓的希望，哪里还有闲暇追逐禽兽来取乐呢？春季搜猎、冬季狩猎，只是在奉行宗庙祭祀礼制时才特别重要；毁坏鸟卵、倾覆鸟巢，尤其是在万物生长繁育之时应当戒止。哪里有仁德的君主，不是为了奉先祭祀，反而在应该戒止损害生长繁育的时候，做毁卵覆巢的暴虐之事呢？拥有千金的富贵子弟，尚且有不要靠近高堂边缘的戒惧；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难道没有车毁人伤的忧患吗？车马铃声有节制，清除道路后出行，尚且担心车马器物发生变故；何况奔驰追逐，在与禽兽争道、随时可能万死一生的地方，难道不危险吗？哪里有仁德的君主不自我爱惜珍重，反而去做虞人的事情呢？捕得一只禽鸟，就喧呼欢叫，分发金帛赏赐，丝毫不顾惜费用。哪里有仁德的君主会轻视百姓的膏血，却看重微小禽鸟的身体呢？臣据此推断，陛下必定不会这样。虽然如此，与其事后追悔，哪里比得上事先知道戒惧呢？这就是臣不惜万死的原因；即使所得只是未经审实的传闻，臣也要为陛下说明，不敢隐瞒。《五子之歌》说：‘内有女色之荒，外有禽猎之荒；这两者有一个存在，就没有不灭亡的。’老聃说：‘奔驰打猎，会使人心神狂乱；心神狂乱，志意荒废，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忘记？’庄周说：‘用心专一，就能精神凝聚；心志分散在外，精神也会随之分散。精神和志意不能专一，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失误？’王者治理天下的道理，防范的方向可以明白了。鸟儿栖息在深林，野兽生长在丰草之间，鱼鳖不被网罟扰乱，草木不被斧头过早砍伐，人不因苛刻政治而困苦，这才是仁德君主治理天下的道理。从前周文王有灵明的德行，所以麀鹿、白鸟在他的苑囿中，都呈现毛色洁白光润、悠然自得的状态；鱼在他的池沼中，也获得充足繁盛、跳跃自在的快乐。陛下并不大肆营建苑囿，只在几亩土地中，飞禽走兽和各种小生物依靠陛下如天地般的仁德，凭借陛下如日月般的微光，生长繁育，享有天性的快乐，和文王苑囿中的情形没有不同。

译如今它们反而张开嘴、横起羽毛，在奔驰追逐、鸣叫喧噪的余暇苟延残喘；【此处原文有疑似缺损或串文】在猛禽利爪和翅羽之下头颅破碎、心胆决裂，飞毛洒血。连这几亩土地依靠陛下的庇护尚且不能保全它们的生命，何况四海九州山林川泽如此广大遥远，又凭什么逃脱无辜夭折的灾祸呢？飞禽走兽虽微小，与人具有同样的生命本性；草木虽远离人类，与人具有同样的生命道理。凭强力吞并弱小，凭尊贵吞食卑贱，只因为它们不能申诉就杀害它们；它们明明无罪，难道不应该想想《易经》所谓‘恩信施及猪鱼’、《诗经》所谓‘仁德施及草木’，究竟是什么道理吗？臣曾听说楚文王得到如黄之狗、箘簬之矰，在云梦打猎，三个月不回；后来听从保申的劝谏，接受用束矢施行的笞责，致力治理楚国，兼并三十国。如果没有师保的教训，国家就灭亡了。唐玄宗曾在苑中打猎，一定回头看左右说：‘宰相韩休知道吗？’不久韩休的奏疏就送到；如果不是宰相的进言，关系社稷的谋划就已经完了。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来讽谏汉武帝，扬雄作《羽猎赋》来劝谏汉成帝，言辞切近而旨意深远，文词委婉而用意迫切。谁说文学之臣对国家没有补益呢？《诗经》中有讽刺，虞官中有箴言，都是为了防止畋猎无益于治理，只会招致祸乱灭亡。如今陛下的师保不陈述训诫，宰相不抗疏进谏，词臣不献赋，尚书中没有歌咏，诗歌中没有讽刺，虞官也没有箴言。所依靠来知道过失的人，只有谏臣罢了。臣如果也不说，陛下将怎样面对宗庙社稷？将怎样面对天下百姓？臣所说的即使不完全属实，也足以作为日后的鉴戒。唐高祖喜欢骑马驰逐、射帖，孙伏伽进谏说：‘这只是年轻诸王所热衷的事。既然已经成为天子，还要做这种事吗？齐桓公把酒弄洒腐坏在俎上，难道不会损害他的霸业吗？’管仲认为这确实不是好事，但说并不妨害霸业。停止追逐禽兽，只是年轻诸王所热衷的事。陛下一旦做一次，还不足以危害政事；只是堂堂天子却去做诸王和少年所热衷的事，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轻贱呢？这不是万乘之主取得天下尊重的道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传记中有这样的话：‘耕种仁义之道，就会得到仁义之道；猎取德行，就会得到德行。’ 臣愿陛下奔驰于仁义的疆场，在六经的苑囿中游观，以网罗天下贤士，以箭射群凶，使天空清明，王道平坦，这正是天下人的希望，也是社稷宗庙的福分。臣冒犯天威，自招诛戮。愿陛下怜悯臣以进谏为职责，稍稍宽贷臣狂直易犯的罪过，天下幸甚。【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宋名臣奏议》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法祖宗 上奏仁宗，请求恢复祖宗旧制——庞籍 臣近来因为上殿面见陛下，亲自承奉圣旨，命令凡有事情都要具备事实、密封进呈。臣退下来后估量自己浅陋昏昧，不通晓治国体要，却错误地承受了陛下的询问访问；如果有一点愚见，怎敢不全部陈述。恭敬地想，三位圣明祖宗垂下统绪，法纪制度都很完备；陛下文明恭俭，继承并发扬祖宗的基业，谨慎遵守先帝训诫，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理。臣私下看到，朝廷的政令逐渐与祖宗的制度不同，而应当改正、恢复旧制的地方很多。现略举数事，分条列在下面。一是进退辅臣，是最重大的事情，不只是对一时的褒贬，而是要把戒惧垂示给后世。祖宗旧制中，辅佐近臣被罢免的事例很多，有因请求退职而得到批准的，有一概以劳逸为名处理的，有公开说明其明显过错的，也有隐去罪名不明说的；但所授官职品秩的轻重，都有区别。臣伏见去年执政的臣子，是舆论议论最喧腾的人，其中有人废弃典章法令、公开经营私恩，这一点天下人看得最清楚。臣在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七日所上书疏、札子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昨天外面听说锁院起草诏命，众人都认为他们一定会获罪退职；等到制命公布，罪过较重的反而得到使相，罪过较轻的随后也升迁了官秩。何况使相请领俸禄，每月超过一千缗，相当于一个常州郡一年的赋税，还不足以供给他一年的俸禄。如果不是有功劳、有德行，怎么能承受这样的待遇？况且任用还没有满一考就罢退的人，本来是因为受到谴责而罢免，却用授使相和升迁官秩来安置他们，并把这当作惩戒。我恐怕后来的人不会害怕了，一定会说：‘在掌权的时候，即使败坏国法、经营私恩，也不会失去做使相和升迁官秩的机会。’臣希望陛下命令史官检索祖宗以来进退辅臣的事例，编成篇章，准备供陛下阅览，今后作为固定准则。这样，忠诚正直的人在掌权时就会致力于尽公理，请求退职时能够依礼退休；偏私邪曲的人让他掌权，也一定会心怀畏惧；如果终于获罪，就永远成为惩戒后人的例子。这件事关系重大，乞请陛下留意在心。一是前代职官制度，都有确定的员额，使上下官员不能越过规定而进用。我国建立官制虽然不同于古代，但就员额而言，没有听说过多。近年以来逐渐不同于此，大概是那些喜欢进取的人竭力钻营求宠，而名为执政的人不能坚守旧制的缘故。如今资政殿、翰林侍读学士的员额过多，恐怕继续增加下去，将更加没有限度。希望陛下依照旧典，确定员额。员额既然有限，求取职位的人自然会停止了。一是金紫服，是文臣的尊贵服饰。祖宗以来，对赏赐金紫服都很慎重。从前有时因奉差遣上殿，特加恩赐；但大多是已经升迁、担任重要职务的人。近年臣伏见，有些奉差遣而尚未出于常规调任，或者只是知县之类的官员，因为公事上殿，也得到改赐金紫服，于是使三品官服逐渐变得轻易可得。臣希望陛下珍重服章，不要使它落入侥幸滥赐。一是臣私下知道，过去每逢南郊大礼，都会增设各种差遣，名目比旧日多。增加一项差遣，就增加一项赏赐，所以费用过于广泛，实在损伤财力。臣希望今后的郊祀大礼，命令有关官署检索祖宗以来的成例，作为固定规定，以免横加增添名目，广泛耗费国家财物。臣的才智见识愚昧低下，实在无补于圣德，只是希望朝廷一切政令都大体遵循旧章，使褒贬劝惩确实明白，使侥幸钻营之路全部堵塞。伏望陛下留心采纳。【明道二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编纂三朝旧典——富弼 臣历来观察古代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法制作为首要事务的。法制建立以后，万事才有常规，治理天下的道路才可以确定。宋朝拥有天下八十多年，太祖首先革除五代的弊病，创立法度；太宗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纲纪更加清明；真宗承接两朝太平的基础，谨慎遵守既成法典。近年纲纪十分紊乱，随事变更，两府执政者把权宜做法坚持下来，便成为成例，施行于天下，众人都认为不对，朝廷却安然奉行，不想加以革除，终于使民力耗尽，国用匮乏，官吏员额冗多而大多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政治道路缺失而将要接近混乱，赏罚没有标准，邪正不能分明，夷狄交相侵扰，盗贼到处充斥，军队出征没有法度而战事必败，命令下达没有信用而百姓不服从。这样的问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是法制没有建立，才相互牵连而到了这种地步。臣如今想选派官员设置专门机构，把三朝典章旧事，以及搜寻各部门长期施行、可以采用的文书，分门别类汇集，编成一部书，放置在两府，使它成为办事的范本；这样或许可以使衰败的纲纪稍稍振作，使有弊病的法令逐渐革除。这是守护国家基业、挽救祸乱的根本。【庆历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于是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共同编修祖宗故事，由富弼总领分类编纂】上奏神宗，请求兢兢业业、敬慎畏惧，以保全祖宗的基业。曾巩 臣听说，根基厚实的，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所以功德特别卓著，光辉流传、福祚赐予，绵延繁衍，长久而更加昌盛，是天道人事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从有百姓以来，能够达到这种境地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禹的功绩很大，但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祖业；商汤的功业很盛，但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智。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世到文王，大统还没有完全建立；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却在南巡时遭遇困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又险些深入荒服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期，国势完全衰败。秦朝凭借历代积累的智慧兼并天下，然而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平定了秦末乱局，但诸吕、七国之祸接连发生。光武帝建武年间中兴汉室，但冲帝、质帝以后，世道多有变故。魏国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晋，宋国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开始统一天下，但传给儿子后便丧失了天下。唐朝的治世在贞观、开元时期，而女后干政之祸屡屡出现；天宝以后，纲纪逐渐衰微。到了五代，大约五十六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兴废变乱的情形极其严重。宋朝兴起，太祖皇帝替百姓除去极大的残害，使他们获得新生；军队不再轻易出动，而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都被活着送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禹的旧有疆域。

译内则整顿军队，使其整齐地遵守节制；外则降低藩属的身份，以法度绳墨加以约束。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统理万事的各种措施，虽然是开始创立经营，但已经把各方面都考虑周全了。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的；然而太祖却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传位给弟弟，为万世防备祸患，创造国家、承受天命的勤劳，没有比帝太祖更高的了。太宗皇帝竭力寻求安宁，平定晋地疆域，钱俶自行归附；建立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保全国家、安定百姓，伟大的功业没有比帝太宗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帝位、遵守祖业，使百姓得到涵养、生息、繁殖，使平民增多，又兼容并蓄、普遍覆盖，安抚归顺不同族类。自从天宝末年天下动荡，到真人出世，天下太平，但西北的敌人仍不时侵入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经过二百五十多年，契丹才开始讲和，李德明也接受约束；于是天下销毁兵器、灌注烽燧，不再有鸡鸣犬吠般的惊扰，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在那时封禅泰山、禅祭社首山，进献祭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正是帝真宗的功德。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纳谏，审慎地安排政事、遵守规矩，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他在位日久，明白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主管政事的臣子，委以职任并要求他们成就功业。然而又公开听取、分别观察，以便周全了解他们的真情和虚伪。在任用或罢免的时候，都要广泛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的臣子也都警惧戒慎，稍有不称职便立即罢免。世人认为他掌握驾驭群臣的体制最为得当。他年纪还不算高，就拥立有德之人，授予帝位完全合宜；因此传承天下的那一天，不陈列一兵，不留宿一名士卒，以防备意外，而上下安然无事，几乎是古代未曾有过的。他和乐平易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挨家施恩、人人取悦，而是以诚心长期积累，使百姓都对他有父亲般的尊敬、母亲般的亲爱。所以他去世那天，天下听闻后，路旁祭奠，巷中哭泣，人人感动抽泣。他得人心之深，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因此在皇祖的庙号中，称为宋仁宗、英宗皇帝。英宗聪明睿智，言语行动都合乎礼法，上帝眷顾辅佑，天命所归；但他称病推辞避让，长达数月。等到亲自居于东朝，便深沉安静、恭敬谨慎，不发表言论、不施行作为，天下却传颂称道，他的德号声誉显著流传。等到正式面向南方即帝位后，勤劳处理各项政务；每次延请三省长官相见，审察裁决万机，一定询问旧章、考求古义，听到的人都警醒肃然，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他虽然很早就离开天下，成功和盛大的功业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现，但他的明见和远大谋略，足以与前人美盛的功业相配。因此在皇考的庙号中，称为宋英宗陛下。他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慈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统治人民的伟大德行。他痛惜晚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不能独自超出众人之上看清问题，他们施行的政令，大多只是沿袭浅近的旧习，因循世俗罢了。于是慨然向上追寻唐尧、虞舜、夏禹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事业，修明先王法度的政治，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数千年来少有的大志，改变因循的旧习，发布命令一定守信，使海内所见所闻无不振奋。群臣各守职责，以落后于人为羞，可以说已经显示了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减，革除弊病、兴复衰败，制定法度的事情，一天天更加完备，不是那些因陋就简、拘泥于平常见识的君主所能做到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把它推广发扬，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点。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策暴虐。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只是鞭笞杖责之刑，但仍然详审反复，至于宽缓故意纵罪的处罚、加重误入刑法的罪名，大概从来没有施用过一种暴虐的刑罚。田地有时征收二十税一，但每年按时省察，多次讨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来没有加征过一种暴虐的赋税。百姓中有的人直到老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徭役，然而仍然忧悯他们，常常谨慎执行免除徭役的条文，严格遵守不得擅自兴役的禁令，大概从未发动过一次暴虐的徭役。这就是使百姓归附的情形。前代有时失去掌握政权的关键，天下的势力有时落在外戚手中，有时落在近臣、宦官手中，有时落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和宦官，即使担任将领、宰相，也从未能够擅自处理政事。这就是谨慎掌握权柄的情形。何况在内整顿军队，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件兵器、一个士卒；在外使藩属服从，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这就是它所处的形势。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也从未有片刻懈怠。这就是它忧劳勤勉的情形。如果不能使百姓归附，又至于失去权柄，并且懈怠疏忽，这就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所处形势非常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就是当今所以治平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尊严崇高，心意一经晓谕、颜色稍有表示，六服之地便震动；言语传达、号令发布，万里之外便奔走响应。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等候约期集会，便按时输纳、逐年进贡来供给自己的职分，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漂航、以绳索牵引的国家，没有接到征发召集，也带着箱笼、背负行囊来献上贽礼，只怕来不及。西北的戎人放下弓箭，纵马驰骋，彼此恭敬服从而安乐嬉游；东南的夷人整理帽子、束紧衣襟，彼此带着武器而吟咏诵读。至于六府各得其序，百物繁茂而畅达，凡在天地之内、有气息的生类，全都安逸自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兴盛的，然而有的只经历三四代，有的只经历一两代，天下的变故就多得说不尽了。哪里有像如今这样，五世六位圣主，历经一百二十多年，从通邑大都直到荒远海滨，未有改变脸色、震动神情的忧虑萌生于人心，也未有拿起鼓槌击鼓、敲击梆子的警戒接连传入耳目。因此说，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私下考察《诗经》，其中《国风》和《雅》《颂》记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继承世业、成王兴盛国家的事迹；赞美有《假乐》《鳬鹥》，告诫有《公刘》《泂酌》，所说的大体都是农夫女工、筑造房屋、治理田地、军队祭祀、饮尸受福等曲折具体的日常事务。至于《兔罝》所写的武夫，在隐微之处修养德行；《牛羊》所写的牧人，爱护之情推及细微的生物，没有不加以称述记录的。因此论述功德，是由小处推及大处，详细情形就是这样。后世子孙用来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臣子用来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进献祭告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

译《尚书》说用九首歌来劝勉他，使他不要败坏。歌咏他的善行，是为了激发人们向往仰慕，振作奋发的意志，防止懈怠废弛而不能长久的情绪，在听闻中培养它，在内心中成就它。它所劝勉的，是帝王的功绩美德，把应当效法和应当警戒的道理昭示给后世；这就是圣人把它列入经书、流传下来作为世代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兴建创立的功业，犹如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它，犹如武王、成王，而群臣对于考订次序、论述编撰，把它列在简册、刻在金石上，用来通达神明、昭示法则和戒惧的事业，却缺失而没有筹划，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最为盛大，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如今按时代考察，祖宗的神灵确实有所等待，等待陛下完成这件事。臣实在不敢估量自己，冒昧陈说其中的大体。至于寻求同类事例、取来称述，把原本隐微的事迹彰显出来，使人无不彻底明白，这就要由当今充任各职的文学之臣，听凭陛下任用。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在成王、周公时期达到最盛，而《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用来作为对成王的告诫。身处极盛的形势，却用戒惧之心来激励自己，这是明智到了极点、智慧用到了尽头。这样的道理，不是周朝独有，唐虞达到至治极盛时也是如此。他们君臣之间互相告诫说：“要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之内就要处理万般政务。”这就是处在至治的顶点，却用敬畏谨慎来保持它，是唐虞共同的做法。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都治平安定，这是三代也比不上的；那么宋朝兴起以来全盛的时代，实际上就在今日。陛下向上体察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者的心意，用敬畏谨慎来奉行；向下思考一日两日万般政务不可不仔细审察，用战战兢兢的态度来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实际的功绩日益更新、年年增加，使宏大深远、崇高盛美的事业沿着这条道路无穷发展，直到千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些本来就是陛下一向积蓄的德行，臣出于区区爱君之心，实在不敢自量，想要勉强仿效诗人的本意。只请陛下选择裁夺。【熙宁三年闰九月，调任沧州知州，经过宫阙时入殿觐见】上奏哲宗，请求开设讲筵，陈述祖宗的故事 丁隲 臣恭敬地看到，本朝祖宗的德行，都具备在方册之中，威严明察、仁慈厚重，不仅有益于当时，也都可以成为后世效法的准则。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首先延请儒臣在禁中侍讲，如《论语》《孝经》，都是圣贤的言行，本来足以启发滋养圣心、引导陛下明睿的性情。臣愚昧，想请求在讲完经义之后，再把祖宗的一两件故事为陛下开陈讲述。仍请求晓谕侍讲臣僚，预先编纂叙述六位圣主的典故，其中可以作为后世取法的，准备在讲筵上供陛下听取采纳。这样或许前圣后圣的所作所为能够像符节相合，威严明察、仁慈厚重的德行源源相继，天下就非常幸甚了。【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请求效法仁宗五件事　范祖禹 臣掌管国史，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丰功盛德，本来不是言语所能完全称述的。能够看见的事，大致有五项：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奉事宗庙，喜好学习，听取谏言。仁宗能够把这五件事施行于天下，所以成为仁德之君。陛下继承帝位到现在已经八年，天未亮就临朝听政，早晨还要书写、讲学，风雨不改，寒暑不倦，可以说在增进德行方面十分勤勉了。然而陛下的天性深沉默然，圣明的器度高远，朝廷内外的人还不知道陛下睿智的心意所喜好。像仁宗这五项德行，若能显明于天下，群臣即使想稍微补益万分之一，也没有途径可以进言。如今四海百姓都抬头企望，盼望太平，臣愿陛下深留圣心，取法祖宗，使光辉日新，明白显示自己的喜好，以慰答众生的愿望，那么天下就非常幸甚了。【元祐七年三月，祖禹进读此奏完毕，又说：臣观察仁宗常常借事向人显示自己的好恶。皇祐年间，杨安国讲解“史鱼正直啊，国家有道时像箭一样正直，国家无道时也像箭一样正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把道义收卷在心中。”仁宗说：“蘧伯玉确实是君子，但不如史鱼正直。”根据孔子的话，史鱼在君子方面不如蘧伯玉。仁宗这句话，是君主所应说的话。君主只希望臣下恳切正直，所以说蘧伯玉不如史鱼，以此为臣下开辟恳切直谏的道路。由此天下知道仁宗喜好正直而不喜谄佞，这是圣人的大德。类似这样的事，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皇上认为说得对。上奏哲宗，请求专门效法仁宗　范祖禹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郊外祭祀天地，雪止风和，景色天气清明，神灵享用祭祀并予以回应，降下的福应尤其盛大。侍奉祭祀的臣子认为前后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都城百姓瞻望陛下的容色，欢呼之声洋溢四方，都说陛下能够比类仁宗。臣观察天意和人心如此，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圣人福气到来时反而更加戒慎，才能长久享有福气；受到赞美时用实际功德来相副，才能永远保有声誉。只有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让自己沉溺于闲逸，才可以答报上天的美好恩赐。顺应众人的愿望而采纳施行，才可以符合百姓的期望。如果一旦有自满自大的意思，那么今日的福气就会成为他日危乱的根基；不能以实际功德相副，那么今日的声誉就会成为他日怨恨诽谤的开端。所以臣愿陛下既接受天福，又获得民誉，更加思考戒慎，专心勤修德行。修德的实际内容，只有效法祖宗。恭敬地想，一祖五宗都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后世子孙都应当取法。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深入天下人心，所以百姓思念仰慕，永远不能忘记。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门效法仁宗，那么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安宁，达到成王、康王那样的盛治，并不困难。臣忝居史官，曾经采集仁宗的圣政，得到数百件事，想请求编撰记录成书进献，略微供陛下阅览；把祖宗的成法作为鉴戒观察，全部举而施行，以符合众生的愿望，那么天下就非常幸甚了。【元祐七年十二月，祖禹当时任翰林侍讲学士，不久采集仁宗圣政三百二十七件，编录成书，名为《仁皇训典》，共六卷，进献给皇上。绍圣以后，章惇、蔡京倡导“绍述”之说，祖宗的法度全部废弃，此处不再记载，详见《新法门》】《宋名臣奏议》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三 宋赵汝愚编 君道门 用人一 上奏真宗，请求任用久经任事的旧臣，并以小人为戒。谢泌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近来那些不守本分的人所陈述的，都是闾巷民间猥琐鄙俗的事情。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考察近处流传的言论，是担心视听受到堵塞，所以采集这些意见来通达民情；却很少听说不察明实际情况就采用他们的话，立即照着去办的。《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任用了必然扰乱国家。”先朝时，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这些人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使人心十分危险；依靠先帝圣明的听察，不久便分别诛杀剪除，但他们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这些陛下都亲眼见过。自陛下临朝执政以来，完全除去了这类人，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如日月般明察、如乾坤般广大。《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希望陛下施行这些政策长久而始终保持新鲜。唐明皇早年任用姚崇、宋璟，国家便得到治理；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便陷入混乱，这也希望陛下深加圣虑。臣听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先使工具锋利。古代辅佐圣帝、帮助明王，建立万世基业、树立不可防范之防备的人，必定倚重老成之臣。成王、康王时刑罚搁置不用，大概是听从周公、召公的谋划；汉文帝、汉景帝时清静无为，也是采用萧何、曹参的谋略；唐明皇开创太平，也仍然依靠姚崇、宋璟的筹划。精练国政、斟酌王朝法度，从未听说市井之徒、奔走尘俗的小吏能够承担这样的职责。陛下深察前代，知道任用小人国家就乱，任用大臣国家就治，这样小人便不敢萌生非分之心，而大贤也能够竭尽力量了。【咸平元年上奏，当时任虢州知州】上奏仁宗，请求让韩琦、范仲淹交替担任内外职务。富弼 臣恭敬地听说，近来颁下敕命，任命陕西四路招讨经略使韩琦、范仲淹一并授任枢密副使，臣仰体圣意，知道陛下只听从公论，不听信诋毁，提拔任用孤立而远在边地的人才。天下人都说，朝廷任用大臣如果常常像今日这样，太平就不难实现。然而议论者只说，进用大臣固然是美事，但西部敌寇尚未平定，也必须借重他们的才能；如果二人都入朝，恐怕会耽误边事。众人的意见都希望召来一人，让他处在朝廷内部；另一人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并且让他留在边地，使内外相互呼应，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以臣愚见，也认为众人所说非常恰当。近来又听说有人提出异议，说枢密副使不可让他兼任外任，恐怕后来武官援引此例，实在不妥。这只是横生的见解，巧妙地编造说辞，阻挠陛下独断的明断，损害天下最公正的舆论。臣认为提出这一异议的人，一定知道韩琦、范仲淹因西部事务正急迫而坚决推辞此职；既不肯听命入朝，又不让他们兼任外职，这是想迷惑君主的听闻、压抑贤才，奸邪的用心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先朝多次有大臣兼带两府职任，因紧急情况出任外职，事情办完后还朝，从未听说后来有武臣援引为例。臣愿陛下不要相信异议，专门采纳公论，召来一人，使他处在朝廷内部；另一人就接受枢密副使的职务，并且让他留在边地。或者允许二人每年轮换一次，使劳逸均衡，也非常稳妥。内外协力救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早晚听到消息，韩琦、范仲淹已经上奏报告，西部事务尚未结束，恳切推辞恩命。朝廷正可趁此作出安排，实在很合事宜。臣不胜恳切激切之至。【庆历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上奏仁宗，请求让韩琦、范仲淹交替担任内外职务。蔡襄 臣恭敬地看到，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人分别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又因为西部敌寇尚未平定，恳切推辞恩命，朝廷再次赐下手诏，催促他们入朝。臣私下料想，韩琦等人一定还会在事情未决期间陈奏辞免；关于此事的不同意见有三种：一是让韩琦、范仲淹一同入朝；二是一人处在朝廷内部、一人留在外面；三是二人都留在边地。让他们一同入朝，这是朝廷的本意。因为陛下发挥独断的明断，采纳最公正的舆论，考虑二人长久处在边疆，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所以把他们置于枢密近要之地，希望有所变更，准备谋求破敌的策略。然而议论者说：边臣最苦恼的是奏报文书，有时拖延耽搁，有时即使裁决，也往往不合心意，所以长久没有成功。如今得到边臣而任用他们，那么事情无论大小都能了解，内外就能相互呼应。用兵不能取胜，是因为军制没有建立，没有分部统辖的法度；如果不加改变，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够取胜。如今得到边臣而任用他们，就可以要求他们提出改革的办法，所以应当有一人处在朝廷内部。西部敌寇虽然已经请求结盟，但戎人的心意不可倚仗，不可相信。韩琦等人一向熟悉军务，上下情势完全相通，如今全部还朝，新任主帅郑戬还不了解山川险易，军队编制也没有训练成熟；如果敌人乘我方便利时机突然奔突，必定难以控制，这就是应当有一人留在外边的原因。说二人都留在边地，这是阻挠压抑他们的论调。憎恶韩琦、范仲淹的人，如果在陛下面前百般诋毁他们，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如果转而称说他们的才能和德行，陛下又不得不有所怀疑。他们必定会说，范仲淹等人的威名已经显著，羌戎非常畏惧，如今将要离开边地，敌人一定会来侵扰。臣认为不是这样。范仲淹担任招讨使时，羌戎既然畏惧他的威名，如今他在枢密府，正参与谋划军务，他们的畏惧一定更深。若说关中百姓一向倚赖他，如今他既然还朝，众人必定失望，臣也认为不是这样。在陕西时百姓已经倚赖他，如今他在枢密府，必定会陈述利弊并加以施行，百姓所得到的依赖必然更大；拿这些来比较，事情的真伪就十分清楚了。可是有人或许说，二人谁适合处在内、谁适合处在外？臣根据舆论认为，二位大臣的忠诚勇敢之心是一样的；如果论才略和人望，那么范仲淹超过韩琦。处在朝廷内部的人谋划，处在外部的人执行，所以范仲淹应当入朝，韩琦应当留在边地，从道理上说很恰当。对于韩琦、范仲淹，伏请朝廷不要听任他们辞避，分别授予恩命，对上可以表明陛下任用贤才的坚定意志，对下可以符合众人的公正舆论。【庆历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秘书丞、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述任用韩琦、范仲淹不应只让他们留在外任，以免后来有人借此制造离间。不能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　蔡襄

译臣恭敬地看到，自上月以来，陛下罢免、任用谏官，京城内外都一致称庆。又过了几天，罢免夏竦的枢密职务，任用韩琦、范仲淹担任枢密副使。制命一发布，士大夫在朝廷祝贺，百姓在道路上欢喜，甚至有人饮酒呼叫，以此为乐。大家说陛下“除去邪臣，任用忠臣”，可以指日等待太平了。臣听说《易经·泰卦》的彖辞说：“使君子居内、小人居外，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否卦》的彖辞说：“使小人居内、君子居外，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这样看来，君子进用天下就安泰，小人进用天下就闭塞。陛下退去一个邪臣，进用一个贤人，而全国都欢欣鼓舞，难道是因为一个邪臣和一个贤人就能独自决定天下的利害吗？是因为一个邪臣退去，他的同类也会退去；一个贤人进用，他的同类也会进用。众多邪臣一并退去，众多贤臣一并进用，天下就没有不安泰的。虽然如此，臣私下却感到忧虑。前些年庄献明肃太后刚离开六宫，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一天之内发布命令，邪臣气馁，天下的视听清爽，人人都快意，期望一举改变局面而达到大治。此后几年，境内没有大事，左右近臣容易沿袭旧习，安于苟且偷安，陛下忧劳勤政的心也稍有懈怠。不久西部的羌人背叛违约，起兵侵扰边境，派遣将领、兴师动众，多次交战多次失败，粮饷运输和赋税征收使百姓困苦贫穷。北方朝廷乘势窥伺我方强弱，派使者来索取土地，京师震惊恐惧。幸而增加财物贿赂，才暂时使事态平息；四海百姓哀号，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忧惧。面对将来的祸患，应当怎么办呢？然而人们仍然指望忠贤之士，希望他们幸而得到进用，或许能够协力大有作为，以解除焦急劳苦的危急。陛下振作精神，刚健果断，广泛采纳众议，起用并任用他们，人人都欢欣喜悦，而臣独自暗中忧虑，实在担心进用之后，或有人从中离间，或受到旧例拘束，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如果他们离开，天下必定会有遗失人才的遗憾，所受损失就不小了。如今天下的弊病，臣请把它比作病人：病情安稳时调养适宜，本来就不会得病；病在皮肤表层，医生能够及早除去，病也就安定了。这两种情形都已经来不及了，如今病在肢体，正是等待良医的时候。陛下又选任了良医，如果能够信任他们而不疑，听任他们施治，不仅能治愈疾病，还能使百姓获得长寿。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良医不能施展全部医术，那么天下的病势就会更加深重，即使有和、扁那样的高明医术，也难以要求立即见效。愿陛下思念祖宗社稷的重任，怜悯四海生民的困苦，痛恨西北二敌带来的耻辱，发扬刚健果决的道理，任用贤能，收纳众议，不怕改革旧制，以成就大功，天下就非常幸甚了。【庆历三年五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让韩琦留在朝廷中央，范仲淹在外任职。欧阳修 臣听说如定等不久就会被释放遣返，私下考虑此事引发的议论未必和谐，必须担心骄横的敌寇猖狂起来，因愤怒出兵进攻边防，凡是有关边境防备的事务，正需要预先支撑应对。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派范仲淹、田况等人为宣抚使，今日听说韩琦因为范仲淹已经担任参知政事，想自行请求出行，不知是否确实。以臣愚见，不如暂且派范仲淹迅速前往。韩琦和范仲淹都是国家委任的大臣，才干见识都足以信任；然而范仲淹在陕西，对军民所施的恩德和所享的威信尤其受到众人推重。如今如果范仲淹在外抵御敌兵，韩琦在中央接应，必定能够共同成就大事，或许可以免除后来的艰难。如果陛下因为新近任用范仲淹而要求他立刻取得成效，那就暂且让他办完平定敌寇这一件事，等边防稍微安定，两三个月内自然可以还朝。先在外部消除忧患，再逐渐整顿朝廷的弊政。如今边事是眼下的急务，不可迟缓而错失时机。伏望陛下从宫中亲自决断，催促范仲淹迅速前往，以防备意外。【庆历三年七月，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八月丙申，田况任陕西宣抚副使；丁未，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癸丑，韩琦代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所以欧阳修在任知谏院时上奏此疏】上奏仁宗，请求竭力抵拒浮泛议论，始终责成范仲淹等人。欧阳修 臣恭敬地听说，范仲淹、富弼等自从接到手诏以后，已经分条陈述事务，必须裁决选择后施行。臣听说自古帝王要达到治理，都必须等待同心协力的人相互维持；而君臣彼此投合的困难，被说成千年才遇到一次。如今范仲淹等遇到陛下的圣明，可以说是难逢的机会；陛下得到范仲淹等人，也可以说是难得的臣子。陛下既然已经倾心相待，范仲淹等人又各自尽心思报效，君臣上下这样相处，臣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只在于如何施行罢了。何况范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别出于圣意亲自选择的人，刚任用他们时，天下已经都来庆贺，但仍私下说，陛下既然能够选中他们，还不知道将怎样使用他们。等到近日看到陛下特意开启天章阁，从容询问，亲自书写手诏，反复督促告诫，然后朝廷内外喧然相传，既惊讶又喜悦。这两件盛事，本来早晨还只在朝廷报知京师，晚上就传遍四海，人人都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责成大臣。天下人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看陛下任用这二人究竟要做什么。这二人将以什么才能报答陛下？陛下的得失就在这一举，百姓的安乐忧苦也系于这一时。这样说来，范仲淹等不可不尽心施展才能、取得成效，陛下也不应不竭力主持并推行，使对上不损害陛下知人之明，对下不辜负四海的希望。臣并非不知道陛下专心致志、锐意进取，一定不会自行懈怠；朝廷内外的大臣又都忧国同心，也一定不会彼此猜忌、阻挠为难。然而臣所忧虑的是，范仲淹等所说的事情，必须先断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才能挽救数代积累的弊病。这样的事情都会在外面招来小人的怨怒，免不了引起浮泛议论的纷扰；那些尚未被除去的奸邪之人，也一定会时时加以阻挠。只要稍微听信他们，事情就不能成功。臣认为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尤其需要上下协力；凡是小人的怨怒，由范仲淹等亲自承担；浮泛议论和奸邪的阻挠，则陛下也必须竭力抵拒。等事情推行久了、局面逐渐稳定，自然每天都能看见成功。伏望圣上慈悲留意，使事情最终完成，那么就是社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了。【庆历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平时蓄养贤能俊才　余靖

译臣私下听说，京西转运使杜杞奉中书省札子，接受朝廷命令被抽调入朝，想让他筹划收捕宜州蛮贼。臣认为，朝廷蓄养贤能俊才，应当像民家收积财货一样，平时先有经营谋划，到了紧急时才能发挥作用。自去年以来，陕西举荐知州，开始任用杜杞；三司选择通判，又任用杜杞；京西盗贼很多，又任用杜杞；如今蛮人叛乱，又任用杜杞。每次坐席还没有暖热就立即调动他，这是使杜杞承受奔命劳苦，使朝廷发出缺乏贤才的叹息。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可惜。臣亲眼见杜杞说，京西的政务刚刚有了头绪，还没有全部施展，如今突然舍弃离开，不能取得成效，这就是频繁更换官职的弊病。伏望朝廷之上，应当考虑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以共同办理天下事务，广泛询问访求，预先作出安排：某人可以办某职，某人可以担当某路，一旦有缓急，就像用手指点手掌一样随时任用。这才是朝廷的筹划，应该预先确定。如今两年之内，寻求贤能俊才，只知道有一个杜杞，难道不是见闻不广、向天下显示朝廷狭隘吗？假使别的路再有盗贼，难道又要调动杜杞吗？这样做恐怕要取笑于四方了。我常常看到大臣谋划事情，平日没有事时，优游闲适，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等到一方有警报，就仓促调动更换，好像平时从未放在心上。并且去年冬天，两府大臣共同选拔各路转运使，因此任命田瑜为广西转运使、梁载为判官，一定是认为他们才能出众。如今蛮地刚刚发生动乱，还没有看见田瑜等如何处置、有什么利害得失，朝廷却早已怀疑他们，这说明这种选择人才的方法连自己也不信任。当初如果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任用，不如不要任用。近来如派王绾前往湖南任安抚使，等到他的奏报不合事情要求，才知道这个人不能委任，这种知人不明造成的祸害不小。伏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泛思考、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付各种事务，不要到了临事之时仓促应对，发出缺乏人才的叹息，那就是社稷的福分。古人有话说：“成就霸王事业的君主，终究不会只从过去的贤人中选将，也不会只向后世的智者中求相。”这只是识人不明、求取不到，不能把天下都厚诬为缺乏贤才。请陛下加以谋划。【庆历四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同修起居郎】上奏仁宗，论述用人过于苛察的弊病　尹洙 臣听说，达到大治的根本，在于致力于把握大体，不在于任意苛察。汉明帝过分明察，唐德宗把苛察当作明断，都被前代史书记载为讥刺之事，不是盛德之论。然而众人的好恶，必须察知；臣下的忠诚或奸邪，也必须察知。这不是为了穷究揭发隐微之事，来显示自己的聪明。近来听说诏狱所审治的案件，大多是善士因为酒醉饱食时的过失，被揭发出暧昧难明的罪过，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大体说来，士君子从年轻到年长都修养整饬、始终如一的，都是纯厚坚定、孤高特立的人；满朝议论起来，这样的人一百个中也没有一两个。至于年纪和职位还轻，有时颇为疏放放纵，等到所承担的责任稍重，才开始自我矫正奋发，而能够在世上建立功业、树立名节的人，不可胜数。这大概是常人的情形，明主应当深加体谅。事情虽然已经过去，臣所忧虑的是，上下彼此窥伺，稍有行动就获罪，刻薄的风气逐渐成为习俗；对于盛明的治理，损害实在不小，并不只是替一两个人说话。又近年以来，已经施行的恩典还有中途停止的，已经采用的法令很少有重新宽释的，难道是攻击弹劾的言论容易进呈，而宽厚的议论难以陈述吗？伏望陛下采纳汉臣关于窥伺隐私的戒言，鉴戒吴主设置校事官的弊病，趁着恩泽施布之后，发布宽大诏令，明白晓谕有关官司：凡臣下细微小过，只要不是损害教化伦理、侵害百姓财物的，不要再上报。至于暴乱的萌芽、骄横僭越的根源、诬陷欺骗和结党营私、徇私灭公，这些是王法诛杀首先要惩治的，愿陛下留心听察，不要只记录细小过失而遗漏重大问题，这样善人就会振奋，恶人就会警戒。臣的话狂妄鄙陋，只有请圣明裁择。【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左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一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罢去侍讲、检讨，出知复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都罢去校理，降为太常博士。周延隽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出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此前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共同执政，多方举荐当时有声望的人，想要改革各项事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不以他们的作为为便利，而苏舜钦是范仲淹所推荐的，他的妻子又是杜衍的女儿。她的女儿，也就是杜衍的外孙女，年轻而能写文章，议论稍有触犯权贵，权贵便阻止她进入进奏院祠堂祭神。苏舜钦沿用此前出售废纸、使用公款的做法，召妓女在宴席间侍奉，招待宾客。王拱辰廉察得知此事，暗中示意他的属官鱼周询、刘元瑜等人弹劾上奏，借机想要动摇杜衍的政事，于是交开封府审治。这样，苏舜钦和其妻都因私自盗用公款获罪；王洙等人与妓女杂坐宴饮而休息；又因刁约、周延隽、周延让服丧期限尚未满；王益柔又因诽谤讥刺周公、孔子而获罪。同时被斥逐的多是知名士人，世人认为处理过于刻薄，而王拱辰等人正自鸣得意地说：“我们这一举把网中的人全都除尽了。”当时苏舜钦任直龙图阁、知潞州。上奏仁宗，论述“诚信与猜疑，是治乱兴亡的根本”。何郯

译臣听说，振兴国家的治理，在于沟通上下的情意；沟通上下的情意，在于体察天地运行的道理。所以天地交感，万物得以生长，是因为至和之气覆盖它们；君臣相交，众人的情意得以通达，是因为至诚相感。《易经》中有这种道理：上下相交而意志相同，就是泰卦，是人情通达而达到的；上下不交而意志相违，就是否卦，是事物情势乖离阻隔造成的。这种道理的得失，关系到时代的兴亡。传记说，商朝因为亿兆百姓离心而亡，周朝因为十位贤臣同心而兴。离心就会产生猜疑，同心就由诚信达到。只有诚信与猜疑，才是治乱兴亡的根本。君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恭敬地想，陛下凭宽大仁厚的资质承继宏大的基业，凭博大厚重的器度信任对待群臣。陛下专一地实行同一德政，使众人的心归附。然而历来选用大臣，其中难道没有一个心怀欺诈的老臣吗？广泛求取士人，其中难道没有一个怀有欺骗之心的人吗？但不能因为一个臣子欺诈就怀疑众臣，不能因为一个士人欺骗就怀疑众士。先前陛下因为惩治所任用的人，逐渐产生疑虑阻隔，群臣受到风气影响，也很少能够开悟。进献计议的人迎合陛下的心意，多有顾忌躲避；制定明确约束的人窥测陛下的防范，动辄设置猜疑和防备，日积月累，渐渐形成弊病，既损害国家体统，也使人情不得安宁。如今略举猜疑的几个主要方面，足以说明它的危害并借此鉴戒过失。选任官员，是宰辅的职责；如今补任一个小吏，也要怀疑他是否涉及私情，所以平常政务往往劳烦陛下亲自裁决。分镇一方，是将帅的职责；如今专办一件事情，也要怀疑他另有图谋，所以从各方面加以羁绊限制。广泛访求人才，是大臣应有的气度；如今见到一个士人，也要怀疑他是在请托，所以有时连宾客都不允许接见。彼此援引先后推荐，是士人的常情；如今推荐一个善类，就怀疑他结党，所以举荐之事不能施行。区别邪正，是言官的职责；如今斥退一个邪人，就怀疑言官有个人好恶，所以忠愤之情不能伸张。凡是这些任事者，都是公卿士大夫的职责，周旋尽忠、竭力办事，是他们的责任；触犯法令、侵吞财物、谋求奸利，才是胥吏小人的本分。如今把尽忠竭力的人看待得像侵吞财物、谋求奸利的人一样，想使他们兴起廉耻之心、实行善政，使士人忠厚，是不可能的。这种风气一产生，便形成积弊，不只是君主怀疑臣下，也反过来成为臣下怀疑君主。于是大臣疑心任用自己不能专一，就不敢任事；小臣疑心待遇不够优厚，就不敢输尽忠诚；充任顾问的人疑心进言不会被听从，就不敢直言抗论；怀有忠诚正直之心的人，疑心自己的诚意不能被了解，就不敢尽力规谏；仰慕功名的人，疑心所受任用不能稳固，就不敢专断施行。如果沿着这种情形而不回头，那么朝廷就没有必定可以信任的士人，也没有必定能够自保的人；君臣上下彼此相互猜疑，却想使天下没有闭塞的祸患，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面的人一样。这并不是陛下平素的本意，都是臣下顾忌避嫌、顺势成全的过错。不嫉妒他人、不自以为能，是周文王奠定王业的原因；豁达大度，是汉高祖成就帝业的原因；刚愎多疑，是魏武帝丧失君德的原因。唐太宗对待君臣不拘形迹，因此达到贞观之治；唐德宗对宰辅多有猜疑，因而招致奉天之乱。这几位君主，都不是平庸的君主。然而不嫉妒、不忌能而能兴邦致治，是如此；刚愎猜疑而失德召乱，是那样。这些都是前代明白的验证和显著的结果，不得不加以戒惧。伏望陛下体察天地交感而成泰的道理，把诚信推行到君臣相处之间；鉴戒周文王、汉高祖、唐太宗兴邦致治的原因，谋求国家安定；警戒魏武帝、唐德宗失德召乱的原因，防备危机。把国政分给宰相，把军务委托给将帅；至于各部门和众多士人，都交付给他们各自的职分，使尊贵者掌握纲要，卑下者办理细务。陛下高居而统摄临御他们，只是威权、福赏、政令必须由自己发出，其他事情全都交给有关官司，谁敢不为陛下竭尽力量呢？传记说：“有疑心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以陛下如今求治的心愿来看，事情只在于改变一个念头罢了，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去做的呢？只要想到这一点，风俗就可以发生巨大改变，天下就可以通达而呈现治平之风，这又有什么遥远的呢？臣一向愚昧浅陋，不明白治国的体要；然而忧虑如今的公卿大夫彼此沿袭猜疑阻隔，反而促成陛下的过失，所以冒昧详细陈述。凡是心怀忠诚，言语就恳切而辞句较多；伏望圣明不要因为臣狂妄愚昧而舍弃这些话，那么臣即使死生也感到幸运了。【庆历七年上奏，当时任言事御史】上奏仁宗，论述宰执进用贤才应当去除外在嫌疑 包拯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多年以来，凡是进用一般官员、裁决处理大事，都一定要回避外在的嫌疑，以为这样就是公道；上下彼此遮掩，已经习以为常。有才能的人因为顾忌嫌疑而不敢任用，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顾忌嫌疑而不敢罢黜；事情有可以做的，因为顾忌嫌疑而不做，事情有不可以施行的，却因为顾忌嫌疑而有时施行。这大概只是苟且回避诋毁，以防备日后的祸害罢了。为自身打算可以这样，为国家打算就不应这样。这是当今政治最大的危害。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长官共同举荐属官，使公卿士大夫以下的人各自称职；然后推心置腹地委任，坦荡而没有猜疑，那么朝廷内外就能协力，政务也会修明兴举。这样做却不能达到古代的治理，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恭敬地看到《唐书》记载，唐太宗时，有人说魏征结党偏私，皇帝让温彦博查验，结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于是命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今后不得不顾及外在嫌疑。”后来魏征入朝奏事说：“臣听说君臣协调契合，道义上同为一体，怎么可以不顾公道，只顾外在嫌疑呢？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皇帝惊醒变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做了。”

译宋高宗又曾责问侍臣为什么不进用贤才，李安期回答说：“圣帝明王没有不为寻求贤才而劳苦、为任用贤才而安逸的。假使尧、舜已经劳苦得形容枯槁，不能任用贤才，也会导致王道教化不能推行。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并不是没有英俊贤能之士，只是他们一接近公卿、得到荐举引进，就遭到喧嚣的诽谤，被说成结党营私。况且被沉埋困滞的人还没有得到伸展，而在位的人已经受到损害，所以人们只想苟且免祸，争相缄口沉默。假如君主虚心招纳人才，广泛致力于搜寻访求，不顾忌恩人仇人，只要有才能就任用，那么谗言既不能传入，谁还敢不竭尽忠诚呢？这些事情都取决于君主，不是臣下所能造成的。”高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因此，贞观、垂拱时代最被称为太平，大概就是由于广泛延揽纳用人才的办法，推行至公之心，才达到这样的。理应把它载入史册，成为光彩的美谈。臣私下看到陛下继承守护帝位，已经超过三十年，每天临御便殿，勤勉不懈地求取治理成效，即使古代先王，也没有像这样焦劳的。然而时局多有弊病，百姓还没有富足，国家仓廪很少储蓄，国计日益削弱，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识别人和任用人的方法，恐怕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罢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什么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不能识别人，会损害霸业；’ ‘识别人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会损害霸业；已经信任了，却又让小人从中参与，也会损害霸业。’管仲不过是辅佐一个诸侯，何况陛下具有巍巍盛大的德行，难道还会有所欠缺吗？臣希望陛下奋发施展乾刚之威，坚定地独自决断，郑重命令宰执进用贤能俊秀之士，摒弃拘泥于表面形迹的弊病，扩大公正之路；明辨忠臣和奸佞，压制侥幸求进，察看左右近臣关于爱憎的言论，延请朝廷内外正直敢言的意见。慎重爱惜名位器物，振兴举措、整顿纲纪，就可以使上层教化敦厚，使下层百姓喜悦，招来天地和谐之气，使国家永远安宁。只在于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努力实行罢了【皇祐二年，皇帝当时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宋仁宗，论说不应当因为谴责礼生而驱逐吴充。刘敞 臣听说同知太常礼院吴充、鞠真卿一并被授任知军差遣，馆阁官员补任郡职，这本来是平常的事，在资历次序上也没有轻重之别。如今外间的议论都说，鞠真卿曾因自己陈述而先得到指挥，而吴充只是因为公事受到谴责，礼生因此触犯禁令，不知实际情况究竟是真是假。但这种说法既然已经传播开来，这件事的影响就很可惜。为什么呢？吴充官职是博士，职务在礼院，朝廷将要有所兴革时，正应当向他询问求取合宜意见，可是胥吏竟敢擅自发出印信文状，完全不禀报请问，这难道只是轻慢吴充而已吗？实际上也是上级忽视诏令规定，从事情体制来说，不能不感到奇怪。可是太常寺长官起初不加以纠察按问，开封府接受公文后又曲意为之包容庇护。看这件事的首尾，实在应该诛罚的是礼生，应该责罚的是太常寺，应该弹劾的是开封府，而应该奖赏的是吴充。如今既然没有这样做，只把礼生一概按赎罪论处，礼官随即被斥退罢免，当然会使众人的心情不能没有疑惑。朝廷长久安定，官吏形成因循习气，各部门各府署到处苟且敷衍，稍微激励整顿、振作职事尚且不知道会怎样，如今又施行这样的事情，恐怕浅陋短见的人会因此把它当作戒鉴。况且还说吴充因为振兴整顿职事而被贬，又因为谴责弹劾胥吏而被驱逐，这样岂不是反而不如苟且敷衍，难道不损害政事吗？这难道不是妨害政事吗？先王之所以向下采纳民众意见，消除疑惑、止息诽谤，大概就是为了这种事情。臣希望圣上慈爱，追改纠正先前的命令。臣起初授官谢恩时，陛下面对面告诫并允许我，有不便于政事的事情可以上奏陈述；臣奉行这一教诲至今，不敢失坠。臣私下认为，外间关于此事的议论，确实说它很不妥当【至和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宋仁宗，论说君主不应当好猜疑、任意自用，与臣下争强。欧阳修 臣听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却常常达到天下混乱的结果；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变成昏庸的君主，原因是什么呢？祸患在于喜欢猜疑而任意自用。猜疑之心一旦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在外受到迷惑；视听受到迷惑，忠臣和奸邪便不能分辨，是非也会错乱；是非错乱，全国的臣子便都可以怀疑。把臣子全都怀疑一遍，就一定会任意实行自己的见解。以疑惑错乱的心意任意行事，就会多有过失；有了过失，国家的忠臣必然依据道理来争辩。争辩得不急切，君主的意图就难以回转；争辩得太急切，又会激起君主的怒气，使他任意自用的意图更加坚定。这样以后，君臣便争强斗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乘隙而入，迎合君主的意旨，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要是君主想要的，就顺从而助成它。君主正在和臣下争强斗胜时，遇到一个顺从自己意旨的人，喜欢他顺着自己，便忘记了他的邪佞，反而与他合力排拒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信任邪佞，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也没有不昏庸的。自古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邪佞，并不是厌恶治理而喜欢混乱，也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只是因为喜欢猜疑、任意自用，又同臣下争强斗胜罢了。假使君主能够豁然除去猜疑之心，回转任意自用的意图，那么邪佞之人就会远离，忠直之言就能进入；君主的聪明就不会受到迷惑，万事也能得到适宜的处理，使天下尊奉他为英明的君主，仰望他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岂不是君臣都荣耀而且快乐吗？这同拘守自己的意见、同臣下争强斗胜，以致内心更加劳苦、政事更加迷惑相比，相差实在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任意自用，只能取得小的成就。’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却能改正过错，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商汤的聪明，他所做的事情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任意自用；那么古代的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任意自用，才能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臣看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担任执政以来，不符合人们的期望，屡次有过失罪恶，招致众人的非议，但陈执中却拖延不去，仍然玷居宰府。陛下忧勤、恭谨、节俭，仁爱、宽厚、慈和，这是尧舜的用心。推及陛下这样的用心，天下本来早就应当达到大治，可是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政令一天比一天乖谬，国家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流民遍布原野，滥竽充数的官员充满朝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得到合适的人。

译近来宰相大多因为言官指出过失而被罢免，陛下却没有悟到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怀疑言事者喜欢驱逐宰相。猜疑之心一产生，视听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形成任意自用的意图，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亲自罢免，不可以因为言事者的意见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重大的罪恶、明显的过错，陛下也委屈自己的意旨来容忍他；宰相虽然惶恐，自己想请求离去，陛下却委屈自己的意旨挽留他；即使发生天灾、水旱灾害，饥民流离失所，尸体死在道路上，也无暇顾及，仍然委屈自己的意旨任用他。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阻止言事者罢了。言事者对陛下有什么辜负呢？结果使陛线上不顾天灾，下面不体恤百姓的议论，把天下的政事交给一个不学无识、谄媚奸邪、刚愎自用的陈执中，却还甘心如此。言事者本来想对陛下有所补益，反而损害圣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然而言事者的用心，本来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任意自用，自己造成损害。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图更加坚定，言事者攻击他的言论也更加急切。陛下正在思考如何战胜言事者，邪佞之臣便得以乘隙而入。一定会有迎合陛下心意的人说：‘陈执中是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不可以让小官动摇他的地位；’ 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说言事者想驱逐陈执中而引用其他人。陛下正忧虑言事者触犯圣听，喜欢听到这种顺合心意的话，便不再察辨其中的邪佞而相信他们，所以拒绝言事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凭陛下万乘之尊，同三两个言事小臣相争，当然拥有必胜的力量。万一圣意确实不能回转，言事者也只好知道困难而停止进言。然而天下人和后世的评论者会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蠢的宰相，他们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论奏梁适的罪恶，陛下勃然震怒，发布空头诏令把他驱逐；而今天御史又敢再次论奏宰相，不躲避雷霆般的威严，不害怕权臣带来的灾祸，这正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忘掉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他。陈执中担任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灾害、百姓流亡，公私财力困竭；他又不学无识，任凭个人爱憎，任免调动错误，成为朝廷内外的笑柄。家中的污秽恶行，已经流传于道路；他迎合旨意、顺从圣意，专门做逢迎君主的事。这是谄媚上级、傲慢对下、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看重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能洞察的，不应当如此颠倒。只是因为言事者进言太过急切，才激成了陛下的疑惑罢了。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不值得再论。难道陛下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直士在圣明时代都卷舌不言吗？臣希望陛下豁然回心，放下疑虑，察知言事者的忠诚和见识。明白陈执中的过失罪恶，醒悟任用他的做法不合常法，成就商汤改过的圣德，遵守仲虺关于不可自用的告诫，把御史前后所上的章疏全部交给外廷议论。纠正陈执中的过失罪恶，罢免他的政事，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务康宁，拯救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臣蒙受陛下的恩遇，职务在于论思，心情急切而言语狂直，罪当万死【至和二年六月，和贾黯一同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仁宗，论说想要任用忠臣贤臣，应当去除左右近臣的私下言论。马遵 臣听说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想寻求忠臣来辅助自己，寻求贤才来成就自己。然而天下太平的时候少、混乱的时候多，大概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诚，贤臣并不贤能。所以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但尧舜也很难做到。如今陛下极其仁慈，寻求治理之道，这是尧舜的用心。至于识别人，也并不容易。陛下如果一定要得到忠臣贤臣并任用他们，不如除去左右近臣的私下言论，采纳朝廷内外公正的议论，这样就能辨识那些人。辨识之后加以任用，朝廷就会无事，天下也会太平。臣的狂妄言论，恭请圣上择取，或许能补益万分之一【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言事御史】上奏宋仁宗，论说任用人的关键在于先考察那些毁誉他人的人。欧阳修 臣看到近来下发的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多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没有不疑惑恐惧的，士大夫的公议也逐渐沸腾起来。大概是因为贾昌朝天性邪曲，心地倾险，虽然颇知经学，能够用文辞粉饰奸邪之言，善于施行阴谋来陷害良善之士。依附他的​​小人很多，都乐于受他驱使。他从前在宰相职位上，屡次陷害善人。所以听说他要再次回来，大家听到风声就畏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当任用人时尤其审慎谨慎。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言论从来都是一同进到君主面前的，而在听取察辨时，正是君主最难处理的事情。臣认为，能够懂得听取察辨的关键，就不会失误。什么是关键？在于先考察那些毁誉他人的人。如果所赞誉的是君子，所诋毁的是小人，那么即使进用被赞誉的人也没有害处；如果君子非难他，小人却赞誉他，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可任用。如今有一种人，刚毅地立于朝廷，发表危切正直的言论，不阿附君主，不依附权臣，他的正直节操和忠诚一向为朝廷内外所称许信服，这就是君子。像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左右供使役的人，往往是小人。像这样的人，都认为贾昌朝是对的。陛下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贾昌朝的为人了。如今陛下任用贾昌朝，是同执政大臣谋议后任用他吗？是同立于朝廷的忠正之士谋议后任用他吗？是同左右近习之人谋议后任用他吗？还是没有同臣下谋议，而由圣心独自决定任用他呢？昨天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划煽动大臣，以图谋得到进用。如果陛下是同执政大臣谋议的，那么大臣处在嫌疑之中，一定难以开口；如果是同立于朝廷的忠正之士谋议，那么他们没有不认为不妥的。那些称赞贾昌朝、认为他可以任用的人，不过是宦官和左右近习之人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还是为了左右近习之人而任用他？臣料想陛下必定不是为了左右近习之人而任用他。然而左右近习之人所谓近习，早晚出入进见，没有固定时间，他们的谗毁和阿谀足以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受到逐渐影响。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于称赞他。早晨一个人进言一句，晚上另一个人进言一说，没有不称赞贾昌朝优点的。陛下的视听逐渐听熟了，于是把他记在圣心之中。等到将要任用他时，就不必再同臣下谋议了。大概是因为称赞荐举日积月累，早已使圣听熟悉了。因此，陛下即使是由圣心独自决定、不与臣下谋议而任用他，也还是左右近习之人逐渐积累称誉所造成的力量。

译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威望变轻，接连受到言事者的弹劾攻击，这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不符合众议才造成的。如今贾昌朝身为大臣，遇到事情不能秉公论议，却交结宦官，借助宫中降下的命令兴起狱讼，以此谋划求得进用。我私下听说台谏正要论列他的过失罪恶，忽然有了这道任命，所以朝廷内外疑惑恐惧，众议喧腾。如今贾昌朝还没有到任，议论已经如此；假使让他处在这个职位上，一定免不了使言事者再来烦扰圣听。如果不这样，那么贾昌朝就会实现自己的意图，倾害善人，败坏扰乱朝政，必定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抑制左右暗中荐举的言论，采纳士大夫公正的意见，早日罢免贾昌朝，恢复他原来的职任，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了。臣官为学士，职称是论思，看到圣心求治十分劳苦，而一旦任用人偶有失误，外廷众议又如此，既然有所见闻，理应思考如何补救【嘉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 君道门 任用人，第二 上奏宋仁宗，论说不应当让包拯代替宋祁担任三司使。欧阳修 臣听说治理天下，在于懂得任用人的先后次序罢了。任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队中的将士，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士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战功为主，只怕他们不急于求取赏赐、争逐利益，所以先看才能而后看名节，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风俗的厚薄，治理之道的兴衰，都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而教化推行到百姓中，不能挨家挨户谆谆教诲，所以常常致力于尊崇有名节的士人，以此影响天下，激励那些偷薄懈怠的人。所谓有名节的士人，就是懂得廉耻，修养礼让，不以苟且取得为利，不被苟且随从所牵制，只以义理所处置的为准则。面对刀刃的威胁，有所不逃避；像折断树枝这样容易做到的事，也有所不肯做；只守持义理所规定的原则。他们立身朝廷，进退和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种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重视。所以做士人的，常常以名节为贵来使自身受到尊重；而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来培养成就善士。臣看到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当天，朝廷内外一片喧然，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爱惜名节，但仍希望包拯能够坚守节操义理，坚决推辞以避开嫌疑，为朝廷爱惜事体。没过几天，突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可惜，也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喜好刚直，天资峭拔正直，只是一向学问较少，对于朝廷行事的体统有时考虑不到。至于驱逐一个人而代替他的职位，即使起初并没有这种心思，但看到可以得到的职位却不能想到义理，这些都不足为怪。至于容易造成嫌疑的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应当避开，包拯难道偏偏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责问宰相，指陈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没有早早罢免他。后来御史台中的同僚接连论列，张方平因此罢免，而由宋祁代替他。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奏论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宋祁的命令发出后，台中同僚又交相上章极力进言，宋祁也因此罢免，而包拯于是代替了他的职位。这就叫做‘践踏田地而夺取耕牛’，难道能没有过错吗？整理衣冠、提鞋穿履时，凡是容易引起怀疑的事情都应当避开。像包拯这样的才能和声望，即使另行加以进用，任用他难道会因为嫌疑而没有可任用的职位吗？何必偏偏是三司使呢？这不仅使自己陷入嫌疑，对于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几十年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谨、安静、稳重视为贤德；等到这种风气的弊端形成，就变成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废松弛，逐渐习惯成风，却不认为这是错误。至于各种职务都不修治，纲纪废弛败坏，当时正逢无事，当然还察觉不到它的危害。一旦强敌侵犯边境，军队出动却没有战功，财用也空虚，公私都困乏衰败，盗贼一同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思考革除这些弊病，进用三几个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增加设置谏官的人数，以宠信任用进言论事的臣子，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职务。于是整顿纲纪，纠正废弛败坏，进一步想要辨别贤能和不肖、进退有才和无才之人。然而积久形成的弊俗突然受到触动，便共同指责言事者，认为他们不对。有人认为他们喜欢揭发阴私，有人认为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人说他们沽名激进，有人说他们谋求自身进取。众说纷纭，几乎使皇上听信迷惑。还好依赖陛下极其圣明，察见诸臣本来是忘却自身、为国效命，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谗间之言不能进入，于是得以受到保全。而朝廷内外的人经过长久观察，也渐渐相信了他们。从那以后到现在二十年间，台谏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之士。其间排斥奸邪，屏绝权贵宠幸，弥补遗缺、挽救过失，不可胜数。这就是纳谏的好处，自古以来都是难以做到的。自陛下临朝以来，实在极其兴盛。对于朝廷的补益助成，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都安定，上下已经互相信任，纤邪之人凡有举动，常常畏惧言事之臣；无论事情大小，也都只听从言事者的意见。追溯从最初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效，难道容易做到吗？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议论别人的过错，似乎像是激烈揭发；驱逐别人的职位，似乎像是倾陷；而言事之臣能够自我表明清白，唯一的凭借就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私利。如今包拯接连驱逐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他们的职位，这就使将来的奸佞之人有借口可说，足以惑乱君主的听闻。从今以后，言事者不会再被人相信，也无法自我申明。这样一来，圣明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一下子因为包拯而败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一举一动，都是人们效法的对象。假使包拯在此时有所不取、也有所不做，就可以用廉耻之节影响天下。可是包拯取了不应当取的东西，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难道不是自己轻薄了自身吗？这也会诱导后来言事之臣倾陷别人来希求得到职位，彼此沿袭而形成风气；这样的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凭恃的，只是自己本来没有这种心思。心意藏在内心，别人看不见；行迹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要让人相信自己内心不可见的心意，却想用它遮掩天下都看见的行迹，就像手已经伸进去探取东西，嘴里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想要让自己相信，又有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况且像包拯这样的人，年少时就有孝行，在乡里闻名；晚年显明正直的节操，在朝廷中留下声名，只是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理事情又不合适，这个人也实在可惜。臣希望陛下另行选用有才干的臣子担任三司使，而给包拯安排其他职务，把他安置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容易造成嫌疑的行迹，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同时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不胜庆幸。臣蒙受侍从之职，职称是论思，从前曾亲眼见到朝廷最初招致谏言时非常艰难；如今又有幸看到陛下任用谏官的功效已经显著而真实。臣不愿因为包拯而使它败坏，是替朝廷爱惜。臣言语狂妄、谋虑愚昧，恭候诛戮【嘉祐四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英宗，论说应当以礼优待大臣，不必过分做表面上的虚饰。吕大防

译臣看到前代最为清明的时代，君臣相处之间一定以至诚相待而没有虚饰，所以光武帝能够以赤诚之心推心置腹地对待人而取得天下，唐太宗采纳魏郑公的言论，不拘泥于外在形式，从而开辟忠言进入的道路。臣私下看到陛下对待臣下，礼数过于隆重。用礼节对待臣下，虽然是圣人所重视的，但礼节如果过分厚重，真诚就会有所不能相通。比如富弼脚有疾病，不能侍从，请求解除机务，十多次上章，前后将近一年，无不情意恳切，甚至把自己比作牛马，陛下却不接受。张昪年近八十，体力已经衰弱，聪明才智也已经耗损，枢密事务纷繁而不能办理，张昪哀切请求退休，陛下却不答应。吴奎正处于三年之丧，自古以来君主不应到服丧者家门呼唤，而陛下两次召唤他的儿子，又两次派使者召唤吴奎。程戡辞退养老，不能承担边疆事务，甚至担心死在边塞，请求免于把尸体和棺柩运回家，陛下却不答应。外间众议都认为这样不合适，臣也认为过分了。富弼是贤臣，陛下将要任用他，不会只在今天任用；如果让他患病时得以在外休养，那么在不患病的日子里，他一定会更加报答陛下。吴奎是有才干的臣子，陛下将要任用他，也不会只在今日任用；如果让他服丧时得以对亲人尽孝，那么服丧期满的日子里，他必定能够对陛下竭尽忠诚。张昪和程戡都已经年老，又都哀切请求离去，陛下如果想要尽到君臣之分，就都给他们安排清闲职务，让他们度过余年。这样做不只是富弼、吴奎、张昪、程戡四人的幸运，也会使朝廷内外群臣都知道陛下优待大臣，进退都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做表面虚饰，委曲地拘泥于外在形式，使这四人的诚意不能传达到陛下面前呢？伏望陛下留意考虑，幸甚【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宋神宗，论说既然采纳听取的意见很多，就应当辨别君子和小人。富弼 臣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还没有面对天颜，只是承蒙差遣入内供奉官李从政传达宣谕慰问，又秘密得到陛下特别周到的关怀，承受了远超常品的恩宠，仰戴陛下恩德，真是天地也无法衡量。现在臣正被疾病缠绕，行走极为困难，不能入朝侍奉陛下，只能把患病中听闻的一两件事，不避斧钺诛戮之罚，托李从政上奏。伏望圣明，赐览一番，臣将不胜荣幸。臣私下听说陛下刚刚临朝，喜欢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致力于扩大耳目和明察，这是古代圣王所崇尚的，也是君主之道最美好的境界。四方都受到鼓舞而歌颂，认为臣下的真情和虚伪、时政的得失，一定不能逃过圣上的阅览，太平可以很快实现。然而其中事情的情形有万种，人品有百般差别，自古君主采纳听取意见时，最为困难，也最须谨慎。得到合适的人，他一定会依照正道，以忠诚之心向君主进言，他所说的确实有益于时政；得不到合适的人，他们就专门窥伺探察，顺从私情、阿谀逢迎，有把曲直颠倒的，有挟带个人爱憎的，甚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张扬夸大君主的威权恩福，煽动视听，大则图谋取得官职，小则希求获得财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君主采纳听取意见的至高美德，反而会变成巨大的弊害。为什么呢？大概从古以来，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君主采纳听取意见时，所以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少，得不到合适的人常常多。得到合适的人少，所以有益的事情常常不足；得不到合适的人多，所以坏事常常有余。怎么说呢？君子努力实行仁义，尊崇君主、庇护百姓，这是在做有益的事情。君子只遵从道义，不计较自身的进退；被任用就进身而推行道义，不被任用就退处而不忧闷。小人却不是这样，只向着利益；如果受到正道压制，自身不能进用，就局促不安，不肯停止，千方百计，不顾名节，钻营刺探，直到取得进身机会才罢休。既然把进身作为急务，只知道富贵可喜，那么还有什么道义肯守持，还有什么善事肯去做呢？何况君子常常被小人压倒，所以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依靠君子可以达到治理，依靠小人只会导致混乱。如果君子和小人一同立于朝廷，实在很难辨别。小人在外表上修饰自己的言辞，所说的道理不比君子差，但他的内心和实际所作所为，却如同水火一样不同。《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也觉得困难。’注释说：‘帝，是指尧。’ 尧是大圣人，孔子把他比作上天，尚且没有完全掌握识人的道理，何况处在尧之下的人呢？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诸侯丧失国家，天子丧失天下，子孙流散而沦为皂隶，宗庙社稷废弃而变成丘墟，都是因为任用了小人而造成的。由此看来，小人难道应当亲近和任用吗？又难道应当信任并委任他们吗？臣认为，帝王本来没有具体职事，所以辨别君子和小人，正是帝王的职分。然而千官百职，难道都要烦劳帝王亲自辨别吗？只要精心寻求能够承担天下事务的人，所谓大臣不过十几个人，不让一个小人参与其中；那么千官百职交给大臣，由他们分别选任，进而逐渐推及天下州县的官吏，就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的了。即使想要混乱，也不可能实现。恭敬地想到陛下天赋睿智明察，神授英明谋略，守护祖宗的基业，实行尧舜的道德，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想要穷尽万事万物的实情，作为君主所承担的困难，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希望陛下不要认为采纳的范围已经很广，就以为所得的人必定很多；其中必须防备奸诈小人惑乱圣听，奸邪的谋划似乎正直，欺诈的言辞似乎忠诚，在这些似是而非之间，不可不及早辨明。

译大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不担心人们不来谄媚奉承、暗中依附，只担心人们不肯竭尽忠诚，看到过失就进谏。谄媚奉承就是顺着君主的心意，使君主高兴；君主高兴，富贵就可以得到。进谏则会逆耳，使君主恼怒；君主恼怒，灾祸就可能降临。顺着君主心意而取得富贵的，是小人；说逆耳之言而承受灾祸的，是君子。取得富贵的人，一百个有一百个，一千个有一千个；在一百一千人中，不躲避灾祸、却想使君主处在无过失之地的，不过一两个。这全在于陛下审慎察辨、谨慎选择。得到合适的人以后，就应专心信任并努力实行，不容奸佞之人破坏，那么朝廷自然会得到治理，四方自然无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又听说过去贤者曾有英俊之士沉沦下僚的感叹，并写入讽咏之中。如果英俊之士果真沉滞在低下职位，确实应当赶快选取进用，以服士人之心。至于那些内在品行不守，平日操行不佳，政绩功效没有可闻，公议也不赞同的人，所以长久不能任用。对于这类人，一定要防备他们的朋党诉说其冤屈，虚妄陈述危苦情状，以打动陛下深厚的仁心；也希望陛下深入察考，追究他们过去的行迹，直到看见实际情况后再决定进退。又听说君王端坐垂衣就能治理天下，然而用来劝勉奖赏群臣、使他们能够被驱使、让他们自己奔走于职事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官位和赏赐两种权柄罢了；舍弃这两种办法，另外还有什么道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官，就是爵位；赏，就是金帛。只要德行与官位相称，功劳与赏赐相合，即使官位很高、赏赐很厚，也不算过分。先王之所以重视并爱惜这些，不随便给人，并不是吝啬，而是担心德行与官位不相称、功劳与赏赐不相合。这样一来，人们有不平的议论，就没有办法用来劝勉了。近来臣下入殿，臣僚中颇有当面赐给绯衣、紫衣的人，臣不知道该不该赏赐，只是听说比过去多了。爵位和金帛，固然不能不按次序、无故越级授予；至于其他的章服，华美显贵，人们也很看重，也可以作为劝勉奖赏的物品。如果赐给章服不是因为劳绩，也不是因为年资，那么那些有劳绩、有年资而得到它的人，就不会认为它可贵，反而会以得到它为耻，觉得它不足以劝勉人。陛下凡是赏赐，本来是要使人知道感恩而受到劝勉，命令他们勤勉履行职务。如果只是让侥幸得到的人高兴，却让有劳绩、有年资的人感到羞耻，反而不能起到劝勉作用，那就是把这些赏赐抛弃了，还谈什么劝励呢？《尚书》说：‘车服以表彰功劳。’《左传》说：‘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唐代有中书令穿绯服、宰相穿绿服的区别，由此可知这些服色不可不稍加尊重、爱惜，把它作为劝勉奖赏的一种方式。臣年轻时身体康健强壮，已经比不上别人；如今既老又病，志气衰竭，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妄自用狂妄浅陋的言论玷污天听，实在是依仗陛下虚心待人、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所以才敢这样做。只希望圣上慈爱，特别赐予详览，恐怕也有可以补益之处【治平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以使相身份判河阳】上奏宋神宗，论说任命授予大臣官职应当秘密进行　富弼 臣在河阳时，七八月之间，东边有人从京师来，北边有人从河朔来，也有南边从蔡、许，西边从陕、洛来的人，他们都说富公因病请求解除使相，章奏接连而且恳切，皇上将要答应他，却因为皇上完全疑虑。如今两府大臣又想让富公入朝任宰相，富公既然不能行走、趋拜、起立，那么一定会召他担任宫观使，并且留在都城，以便在询问时政得失时备用。臣每次都询问来人：这都是朝廷重大的机密事务和重大任命，按理应当极其秘密，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来人却说：这当然不是可以知道的。然而臣虽然听到这种说法，最终还是不相信，认为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后来又传闻韩琦、文彦博、陈升之、郭逵相继都请求罢免，并不是仅仅准备礼节性的辞退，而都有一定要离去的意思，甚至侍从和掌管军队的人也各自有离开职位的打算。那些还没有请求离去的人，不是想留下，而是因为请求离去的人已经太多，不敢再提出请求罢了。即使勉强暂且留下，又有谁肯再尽心办事呢？如果以后有获准离去的人，那么一定会按次序再有人请求离去，使皇上受到困扰。臣后来不断听到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一天间断，那么臣先前的不信，也变成疑惑了。如今又承蒙差遣臣担任集禧观使，完全同两个月前四方传来的说法相合，一点不同也没有，叫臣如何能够不相信呢？捧着诏书的那一天，臣汗流浃背，惊骇不已，哪里有这样的国家机密大事，预先让四方的人都知道？四方尚且知道，两府大臣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陛下既然这样疑虑不定，执政大臣就不得不请求离去了。臣从早到晚思考，必定担心陛下这次失于防备谨慎，使政事泄露，导致人人不安，各自心怀疑惧，都想解除职务离去。这正是田文所说的‘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还没有归附，百姓不信任’，正像今天陛下的情形。不过魏王当时自然会这样，如今这种局面，恐怕是陛下的圣虑偶然有未周全之处，才导致他们疑惑，导致他们没有归附，导致他们不信任。陛下如果一定想消除他们的疑惑，使他们归附并信任，不如罢免臣新近所受的任命，以推诚相待各位大臣。如果其中确有难以长久留下的人，也应当慢慢谋划去留，这样最可贵的是事情的各方面都能保全。何况韩琦以下七人，全都是经历两朝的顾命大臣，各有忠义之心，怎么适宜轻率议论他们的出处进退，招致天下人种种这样的议论呢？臣如果贪恋冒受恩宠，便担任观使，在京城受到优厚待遇，医药也尤其方便，而且没有一郡事务的责任，对臣来说实在是无比的幸运。然而其中却有很大的不便，为什么呢？臣如果最终居于观职，即使陛下完全不派遣中使传达宣谕慰问，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日益疑惑。

译即使有使者到来，即使有时派遣使者，也只是询问疾病，完全不问其他事情，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怀疑朝廷各种政事都是来向臣询问的。即使有时派使者，也偶尔询问政事，臣却一句话也不敢回答，京师和四方的人也会怀疑朝廷各种政事，臣都在暗中评论它们的是非长短。陛下试着想一想，这三种情形果真能使人不疑惑吗？臣知道绝没有不疑惑的道理。如果全都疑惑，那么如今两府的八位大臣，还有不离心离德的吗？臣也知道绝没有一个不离心离德的。汉代宋昌说：‘公事就公开谈论；如果谈论私事，君王不接受私情。’如今却让臣在闲散的宫观中静坐，私下议论朝廷政事，导致现任大臣一个个离心离德，这究竟是公事还是私事？臣也知道京师和四方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定都会说这是私事。臣如果顺从陛下私下暗中的恩宠，随即接受它，那么臣算是什么样的人呢？不只是要在今世获罪，即使到了千秋万代之后，也不能逃脱责备。臣受到今人和古人的责罚，本来不足以可惜；然而对于陛下作为君主之道、治理国家的体制，难道不会有所损害吗？臣也知道，所造成的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又想到，天下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亡的关键，全都系于天子任用人的恰当或不恰当。如果这样做是适当的，那就只在于是否还要坚持信任他罢了。齐国晏子说：“任用贤人却不信任他，这是最大的不信任。”难道可以把这看作寻常事情，而轻率处置吗？一般来说，惩罚一个人，众人都害怕而不敢触犯禁令，才惩罚他；奖赏一个人，众人都高兴而有所劝勉，才奖赏他。即使是日常的赏罚，尚且必须如此谨慎郑重，何况任用或罢免大臣，怎么可以仓促决定呢？如今陛下想任用我一个人，反而使众大臣都离心离德，不肯留在朝廷，那么陛下难道还应当遂行此事而一定实行吗？人心并不是难以挽回，只请陛下依照臣所请求，赶快放还臣，使臣早日回到原任；并且再临朝，把情况明白地告诉大臣们：“朕想见富弼一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是先朝旧臣，朕并没有一定要怎样。他既然坚决来辞免，就让他回河阳去。天下的事情难道会取决于一个富弼吗？朕自有众位贤臣可以倚赖，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样众人的心自然就安定了，哪里还会再有人敢请求离去呢？”陛下如果果断采用臣的这个办法，那么先前的过失还可以挽救十分之五六；如果终究不采用臣的意见，那么大臣、侍从以及兵辇官往往会离心离德，既没有办法挽救，也没有事情可以挽回。这样陛下还将同谁共同谋划国事呢？只愿圣明的慈心再三熟虑，幸勿一味坚持先前的主意而不改变，以致耽误大事。臣又听说陛下询问访察得太多，听取信任得太杂，因此小人各自怀有希望之心，没有什么话不敢说。说话的人既然众多，是非便混杂不清；这种意见刚实行，另一种意见又来夺取它，辗转相互效仿，没有止境。陛下所听到的事情充满心中，各种事务每天增加，哪里有空暇辨别？这样，所实行的必然有适当和不适当，所任用的必然有差错，政事没有一定的主张，人人没有自我保全之心，上下纷乱，其中包藏着祸患。臣先前附在李从政所奏札子之后上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希望圣明的慈心也能时常赐览这篇文字；这不只是臣的幸运，而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幸运。【治平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河阳判官，授左仆射，充任集禧观使】上奏神宗，论说当今世上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人才 郑獬 臣近来因蒙赐对，谈到房乔、杜如晦，陛下问臣当今世上有没有这样的人。臣回答说，房、杜这样的贤才，世间罕有；如果自己的见识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又怎么知道当今世上没有像房、杜一样的人呢？臣退下后思考，陛下想寻求房、杜那样的人而任用他们，这正是唐太宗的用心。只是取决于陛下求访得是否尽力罢了。自古以来，帝王何曾一定要从异代寻求士人来任用呢？隋朝大业年间，在朝廷上富贵显达的人，天下只知道宇文述、虞世基罢了，又有谁知道房、杜呢？那么房、杜就是隋朝所遗弃的士人。等到唐太宗如龙腾跃起于太原，二人于是攀附龙鳞而起，相互扶持，终于平定天下。那时天下人才豁然开始知道有房、杜。如今那些处身幽僻、甘心吃藜藿粗粝饭食的人，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不及房、杜的人呢？只是陛下搜罗人才的网还不够严密，访求还没有达到极致罢了。天下士人中，才干已经具备、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就像寒冷的人想要衣服、饥饿的人想要食物一样；他们求得任用的心，比世主求贤的心还要急切，而他们的踪迹又没有途径到达朝廷，先前有的因此埋没废弃而未能成功，这样的事情哪里数得清呢？只有有道德的士人能够以义自守，所以即使老死在山岩洞穴之间，也没有遗憾。至于雄才杰出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如果一时失意，就会潜心观察世事变化，一旦有风尘变乱的警兆，便趁机挺身而出，扰动局势。因此刘备长久没有骑马，大腿上长出了赘肉，见到后流泪；他的志向难道片刻忘记过功业吗？而想使汉室不动摇，难道做得到吗？所以世主一定要殷切诚恳地想得到贤人并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虚心克己去访问他们，以高爵厚礼招致他们；君主所爱好的，臣下必定会有响应者。爱惜贤才却还没有得到，不能立即说当今世上没有房、杜。唐高宗思求贤才，精诚甚至通于梦寐，于是得到傅说；这就是专一求贤的用心。臣愿陛下推广这种用心，并以不懈怠继承下去，那么一定会有像房、杜一样的人扶杖而来。臣的言语浅陋，心意笨拙，惟愿陛下裁量宽赦。【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论说识别人要以勤学为根本　孙觉 臣前些日子有幸奉见陛下，亲自承受圣谕，谈到识别人很难。臣当时仓促应答，未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出。退下后私下里很是欣喜，圣谕谈到这个问题，便与帝尧相合，天下真是幸运。尧凭借神明的德行、睿圣的慈爱，尚且认为识别人很难，所以四凶与舜、禹杂处朝廷，最终仍能辨别他们，知道该信任谁。大概天下的事情，把它看得困难，反而容易；把它看得容易，反而困难。尧认为识别人困难，所以最终享受了识人的容易，成就了巍巍功业。末世的君主把识人看得容易，信任偏颇蒙蔽，以致遭受祸败的不可胜数。臣私下想到孔子说：“不懂得辨析言辞，就无法识别人。”《中庸》说：“用自己的修养来取人，以道来修养自身。”那么识人的关键在于懂得辨析言辞；辨析言辞的方法，在于修养自身并努力学习。群臣进见时，他们的言辞杂乱而不一致，内心隐伏而难以知晓，在仓促应对之间，未必能通过试探便看出真情。君主如果能够贯通圣人的道理，通晓天下的事理，那么听到言语一出口就知道它的指向，事情发生就能把握它的归宿。这就像秤，不能用轻重欺骗它；像法度，不能用长短欺骗它。如果不学习而不能明察事理，事物一来便昏乱了，还怎么能够识别人呢！

译陛下身具上圣的资质，又兼有孔子、孟子的学业，本来足以明察万般事务、洞察群臣的内情。臣愿陛下更加听闻过去未听闻的，见识过去未见识的，使天下的道理明白清晰，内心如同安定的明镜，不追逐也不迎合；这样贤人与不肖之徒就会判然分明，君子与小人也能辨别清楚。惟愿陛下留神裁择。【熙宁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说君主不应当有轻视群臣的心。孙觉 臣听说臣下私下议论，认为陛下具有睿圣聪明的资质和世所罕有的才能，面对群臣，群臣没有人能够仰望陛下的圣明而辅佐在侧，因此陛下便有轻视群臣的心。臣还不知道这话是否可信，但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以为，帝王兴起，也只是各自任用当时的人，终究不会向异代借取人才。如今人才虽然显得缺少，陛下想兴起太平，应当暂且根据才能试用，将来真正贤能的鸿儒中能够与陛下一同成就功业的人自然会到来。如果一定要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贤人才能任宰相，姜太公、方叔、召虎这样的贤人才能任将领，臣恐怕难以等到他们。过去燕昭王用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最终得到了乐毅；齐威王不拒绝九九之术，因而成就了霸业。譬如建造大厦，栋梁、椽桷等材料没有可以抛弃的；制造大车，车轮、车辕、车衡、车轭等用途没有遗漏的。因为各种材料各有用途，各自适合其用罢了。过去魏武侯谋划事情很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退朝时面有喜色；吴起为此忧虑。楚庄王谋划事情很恰当，群臣没有人能及他，退朝时面有忧色；申公巫臣与他谈论此事。魏武侯骄傲地对待臣下，和楚庄王因自以为不及臣下而忧虑，他们的器量相差太远了。《尚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可以称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必然灭亡。” 王道与亡国之道，所遵循的原则相差实在太远。然而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在于骄慢士人和寻求增益之间的差别。不断寻求增益，那么天下的善都归于君主，兼有天下人的长处，怎么会不能称王呢？不断骄慢士人，那么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每天同谄媚奉承的人相处。这样即使说他会亡国，也是可以的。所以古代天子听政时，让公卿直到列士进献诗歌，盲人乐师和史官进献书，乐师进箴言，盲人诵诗，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戚补充并考察，盲人和史官教诲，年长者修正，然后君王加以斟酌。盲人和庶人，并不是贤能超过君王，尚且不废弃他们的意见，何况朝廷士大夫呢？《诗经》说：“向樵夫征询。”《尚书》说：“天下愚夫愚妇，其中一人也能胜过我。”连樵夫那样卑微的人、普通夫妇那样愚钝的人，王者都有所取用，那么广泛阅览、广泛听取，直到幽微隐晦之处、涉及万物，这种做法本来就是一贯实行的。如今公卿、侍从等官，都是天子朝夕与之谋议、在殿堂上衡量政事、图谋治理的人。现在他们进见，近的不过几刻钟，远的则没有被召问、赐对的期限；有时请求到陛下身边，还必须等待命令数日，然后才能进前。让这些关系疏远、难以进见的人，在仓促短暂的询问中应答，他们的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内心和论议不能详细说明，这必然如此。陛下又有时轻视他们，心思并不在他们身上，于是看起来他们的才能越低下，议论越卑劣。陛下如果能够改变而采用这种办法，多次接见他们以充分施加恩意，切实询问以观察他们的意旨，使他们心中所怀能够得到伸展而没有隐藏的真情，那么臣下就没有谁敢不尽心。即使是关系疏远的人，也会欣然前来。陛下遍得天下士人，使才能大小都各得其用，那么太平很快就会兴起。如果认为人才都不足以与自己有所作为，因而一概轻忽他们，臣恐怕贤人会沉默苟且以求离去，不肖之人则苟且迎合、谄媚奉承，以寻找陛下的空隙。这样一来，眼前失去的虽然近，造成的祸患却很远。《易经》说：“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加于百姓；行为从近处发生，影响显现于远方。”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陛下留意听察，臣不胜幸运。【熙宁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说君臣相互猜疑的弊害　孙觉 臣听说群臣私下议论，认为陛下圣明的资质非常美好，每次都比最初更有增进，但圣明的政治还没有比往日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陛下心中对待群臣还不能完全开诚布公、毫无疑虑，群臣侍奉陛下，也往往因没有得到信任而自我怀疑。臣曾认为，天下最大的而又最迫切的祸患，没有比君臣彼此猜疑、彼此以虚伪相待更严重的了。用诚心对待万物，万物有所感通的有多少呢？如果心存疑虑，又有谁敢把自己的一切尽数献出？陛下想使群臣人人尽心，而不让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的行为形成，不让诬陷毁谤的言论流行，最好的办法就是事情发生时用义来裁断，言论出现时用理来穷究。臣下想要结党营私、制造诬陷毁谤，以蒙蔽惑乱君主的聪明，其大者是想专擅君主的权力，其小者是想侵夺君主的利益。陛下知道权力在哪里，便谨慎地把持它；知道利益从哪里产生，便谨慎地守住它，那么这两种祸患就会消除了。所谓把持权力，并不是认为群臣不可任用。陛下遇事不以义裁断，听到言论不以理穷究，一切只听大臣的意见，那么权力必然在大臣手中。如果因为不信任大臣而转向其他臣子询问，同样遇事不以义裁断，听到言论不以理穷究，一切只听其他臣子的意见，那么权力又会落在其他臣子手中。这样琐屑地只是从这里取来增加那里，还没有看到把持权力的好处。臣认为，陛下想使群臣不结党营私、不制造诬陷毁谤，不如用明察来辨识他们，并谨守义理所在。想使群臣不专擅权力和利益，不如进用贤人、远离奸佞，奖赏与功劳相当，惩罚与罪过相当。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提拔群臣，起初未尝不尊崇奖掖、优厚对待，后来却有的厌弃疏远，只是没有凌辱他们罢了。《礼记》说：“进用一个人，好像要把他捧到膝上；罢退一个人，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这是君主尤其应当戒惧的事。臣私下认为，凡是这样开始信任、最终又猜疑的人，即使他的才能有时稍低，不足以备受咨询、接受差遣之类，或许是被人离间；一旦出现了嫌隙的端由，他便不能算是完整无瑕的人。臣恐怕陛下坚持这种做法不变，数年以后，能够承担任用和差遣的人就会很少了。伏愿陛下用睿智明察，依据理义考察他们，进退罢黜升降都只以义理所在为准，那么谁还敢背弃公义而徇私情、结党欺上，以使自己接近诛戮呢？【熙宁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说任用贤人和役使能人的区别　孙觉

译臣前些日在崇政殿议论政事，所说的有些或许还不够切实，反而蒙陛下曲意嘉纳。有些事情看似极小，推究其危害却极大，臣虽然反复陈说，仍未能获得省察。臣性情愚钝而不善言辞，在奏对时不能把事情全部说尽。退下后回想陛下的话，其中有未尽合理之处，请允许臣详细论述。臣遍览书籍传记，见到君主任用臣下不过两种方法。任用贤人与役使能人的区别既然不同，任用和役使的方法也不同。有道德、仁义、忠言、良谋，能够担当天下重任，衡量万事的道理，在天下尚未显现治乱安危的征兆之前，便能在朝廷上看出它们；即使有诙谐诡异、奇特怪诞、似乎不适合当时使用的人，也要搜集采纳，取其所长，无不充分发挥。这可以说是驾驭万物而不被万物驾驭，用人而不被人所用。王者得到这样的人，任用他便与他同心同德，就像人的头颅和四肢一样；把天下托付给他，君主内心不疑；把四海托付给他，外界的言论也不能离间他们。至于所知有范围、所能有偏长，譬如俎豆尊罍一类的器物，车轮车辕栋梁屋宇一类的木材，各有方圆大小、长短曲直，只适合某种用途而已。这是凭功效而供役使的人，可以放在外任而不可以置于内廷，可以要求他们建立事功而不可以要求他们参与言论谋议。称为贤人，就是仁厚而有智慧，品德完备而才能全面；不因富贵贫贱改变心志，不因被任用或舍弃、得到或丧失而违背操守。君主如果不能与他有同样的器量、符合相同的德行，就不能使他屈服。让他立于朝廷而道不能实行，他就会离去。所以有道德的人常常选择君主，然后才出来任事，难道会因君主的取舍轻重而改变心志吗？因此君主得到这种人，大则把他当老师，其次把他当朋友，这样天下就能治理。称为能人，就是奔走供役使的人罢了，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荣耀也可以羞辱；给予、夺取、进用、罢退，都听从上面的命令，还战战兢兢，只怕君主厌弃自己。然而世上如果没有这种人，谁替君主奔走？谁替君主供使？所以明主谨慎地考察臣下是贤人还是能人，并分别用相应的方法驾驭他们。善于驾驭臣下的，就像善于驾驭马。若前有鸾旗，后有属车，清道之后才行走，不到几十里便停下，那么不是德性高、力量大、步伐整齐的马，就不能驾驭君王的车。等到用于战阵、用于奔驰追逐时，不是四蹄骏疾、飞驰绝尘的马，就不能多取战果、取得胜利。善于驾驭马的人，也只是谨慎观察它的用途罢了。《周礼》说以八种权柄驾驭群臣，《汉书》也说：“不受驾驭的马、放荡不羁的士人，也只在于驾驭他们罢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臣又听说《诗经》说：“文武之臣吉甫，使万国以他为法。”又说：“那位贤臣是谁呢？”解释《诗经》的人说：“周宣王让孝顺友爱的臣子在内廷任职，让文武之士出征讨伐；能够在君主左右、处于内廷的，非孝友之臣不可。” 《尚书》说：“他的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以便早晚承受辅佐君主的责任；无论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 既然如此，设置侍从官却不能得到正直之人，岂不是违背先王的本意吗？臣所谓近侍之官不可轻易授予他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想兴起太平，彻底革除天下的弊病，但即位以来所奖拔的几个人，多半只有口才而没有实际行为，专门冒险求幸，而不遵循常理。孔子说：“远离奸佞之人。”周公说：“从今以后建立政事，大概只在于能够任用常人。”奸佞之人，言语似乎忠诚信实，行为似乎方正直率，然而只是用规谏来求取君主的宠爱，放纵自己的意志；他们最可怕之处正在于似是而非。不是极其明察的人不能看清，不是极其刚正的人不能胜过。所以即使像颜子这样的人，孔子还让他远离。常人则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忠信笃实，始终不会把无当作有、把空虚当作充盈；随着所任用的事务不同，大小都能显现成效。至于没有常法、反复无常的人，即使是巫医那样卑贱的职业，也不能让他们担任；因为他们会颠倒善恶、混淆是非，足以损害君主的政事。如今陛下想尊宠孔子所要远离的人，却轻弃忽视周公所要任用的人，岂不是有损于政教的美好吗？陛下圣明的资质高远明察，远远超过群臣之上，群臣没有人能仰望到万分之一，所以陛下想得到卓越不羁的士人，与他们共同有所作为。臣认为这类人只可以借用他们的精力，收取他们的才智，加以驾驭而使用，不可以让他们担任侍从亲近之臣。臣恐怕日积月累，如果这些人纷纷来朝廷求进，充满朝廷，那么贤人离去，正直之人被驱逐，这种祸患难道还可以一两句话说尽吗？伏愿陛下考察《诗经》《尚书》中任用和役使人的原则，考察周公、孔子所取所舍的人，不要急于追求眼前小功小利，那么王道就可以成就，礼乐就可以兴起。伏惟陛下留神审察，臣不胜大幸。【熙宁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宋名臣奏议》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类 任用人才第三 上奏神宗，论说任用善人要果断，去除恶人要坚决 孙觉 臣听说《易经》论述否卦、泰卦说：“君子的正道增长，小人的邪道消退，阳气居内而阴气居外，君子居内而小人居外，就是泰卦。泰，就是通达而得到治理。小人的邪道增长，君子的正道消退，阴气居内而阳气居外，小人居内而君子居外，就是否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易经》的意思是说：天道不能没有阴阳，人道不能没有小人与君子。如果阳气盛大增长，万物通达，那么众多刚健之气发挥作用，阴气便潜伏在外。圣人在上，贤人的正道亨通，君子便在内任事，小人在外。君子和小人交替消长、交替胜负，就像圆形和方形不能相容，冰和炭不能同器。然而圣人在上，贤人出现在世间，将要有所作为，这是同类之气相互感应、自然发生的结果。《易经》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都来观瞻；根本属于天的亲近上方，根本属于地的亲近下方，各自跟随自己的同类。臣又听《左传》说：“舜有二十项大功，举用十六人，斥退四凶。”舜治理天下，功德很多。《左传》不说其他事情，只把八元、八凯被进用到朝廷，鲧、共工、驩兜一类被流放到外地，作为他的功绩。这就是说，舜能够辨别群臣的正邪，使君子、小人处在适当的内外位置，于是朝廷清明，天下大治。万般事务虽然众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臣又听《管子》说：“齐桓公到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爱善人、憎恶恶人。’桓公说：‘照您说的，他正是贤君，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罢去，所以灭亡。’”那么，君主虽然有喜爱善人、憎恶恶人的心，但在任用和舍弃之间迟疑而不忍；时间一久，邪臣进用而正臣退避，小人得志而君子洁身离去，那么不灭亡的就很少了。臣又听《尚书》说：“你不要亲近奸邪之人，使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做不合先王典制的事。”这是说，君主所任用、作为自己耳目的人，一定都应是正直的贤士；这样他们的行为笃实，言语忠信，用来引导君主的，都是先王的法言。君主的祸患，没有比亲近小人更大的。小人的话，君主未必全部采用，但万一听信，危害政事就大了。古代也有君主明知某些人是小人，却暂且利用他们去办事；起初是爱惜他们的才能，借用他们的力量，认为可以驾驭而使用。等到时间久了，彼此熟悉惯习，他们便迎合君主的意旨，揣测君主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君主忽然自己没有察觉，如果他们的意见一旦得以施行，正直之人便相互引退，混乱和败亡就随之而来。所以说：“同不善之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便闻不到它的臭味。”臣私下想到，陛下具有尧、舜的资质，拥有世所罕有的深明才能；即位不久，进退大臣如同辨别黑白一样清楚。四海九州无不专心注目、拭目以待，盼望太平。然而朝廷之上忠臣和奸邪混杂，君子咬紧牙关不敢进言，正直之人徘徊而想离去。年将满两年，功业的头绪仍零落，尚未有走向治安的迹象。凭陛下的明察，辨别这些并不困难；但陛下优游牵制，有所不忍，恐怕其中有人在陛下那里获得了什么，而陛下的疑惑仍未消除。如果这样，那么臣知道陛下的谋划错了。陛下若稍加留意，臣愿陛下效法否、泰二卦的现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内外的常处，以成就虞舜进用贤人、斥退奸佞的大功。任用善人果断，去除恶人坚决，不成为郭国父老所忧虑的那种君主；使耳目之官都清正，使先王的典制每天陈列在面前。臣知道这样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太平也不难成就。【熙宁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说内外大小臣僚不和，是由于君子和小人并处 处　富弼 臣蒙受圣恩，擢升位列宰司，虽然脚步尚且艰难，稍微耽搁了入朝觐见，屡次得到宽限告假，困居私宅；但臣不敢安心居处，常常思考当今最急切的事务，希望伸张职责以报答陛下。只是事情纷繁复杂，本来不是笔墨所能说尽的，现在姑且把其中最大的一件上奏，以烦扰陛下的听闻，伏望圣慈再加裁察。君臣之道，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君主是头颅，执政者是四肢和心腹，谏官、御史、侍从中负责论议思考的人是耳目，内外各有司是筋肉、肢节和血脉。身体器官齐备，才成为完整的人；君主统辖上下各官，官职也齐备而没有缺失，才成为完整的国家。治理国家正如治理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一条经脉不调和，就会生病；君主的国家一个官署不和，就会产生祸害。身体不和而危害最大的是四肢和心腹，国家不和而危害最大的是执政者。执政者辅佐赞助万般事务，是国家的大臣；每天到君主面前，议论天下事务，奖善罚恶，进贤退不肖；人的喜怒取决于人情的舒展或压抑，邪正取决于朝廷的盛衰。执政者是天下人所观望的对象，是各有司的师表。执政者不和，各有司怎么能够和睦？各有司不和，万般事务怎么能够治理？万般事务不能治理，天下百姓就会受其弊害。百姓既然受弊害，国家的丧乱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万分确定的道理。因此，治理国家而想求得安定，不使天下和睦就不可能；想使天下人和睦，不使朝廷内外各官署和睦就不可能；想使内外各官署和睦，不使执政者先和睦就不可能。执政者是朝廷教令的出处，是天下治乱所系，怎么能不和睦呢？尚书臯陶说：“共同敬慎勤勉，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吧！”【注：衷，就是善】周武王说：“纣有亿兆普通人，离心离德；我有善于治事的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就是平常】周成王说：“三位君子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注：三后，指周公、君陈、毕公】三位君子都是当时的圣贤，这足以说明，圣贤如果不和睦，也不能共同达到正道。况且执政者和睦，就不会彼此猜疑，所议论的都能相合，事情一定要把道理推究到极致、把善处做到尽头，然后才实行；下面的人自然喜悦服从，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就会如风吹草偃，使天下都得到它的利益，哪里会有不能治理而不安定的呢？达到极盛时，还能造成升平，使国家享有数百年的国运。过去西汉陈平任右丞相，周勃任左丞相；周勃诛灭诸吕以后，陈平认为周勃功劳高，便把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二人面对汉文帝处理案件、治理钱粮等事，都很有条理。

译周勃自知才能不如陈平，又把右丞相之位推让给陈平。唐太宗召宰相房乔商议政事，房乔认为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杜如晦又说房乔善于谋划，太宗最终采用了房乔的意见。像这四位宰相，如果不是用心极其和谐、把天下责任视为己任，怎么肯彼此推荐，为国家作如此急切而长远的考虑，却不自行争胜呢？这就是臣先前所说的，执政者和睦便能达到时世升平，使国家享有数百年国运的明显成效。如果执政者不和，在议事之间动辄产生疑虑和异议，有的在官府争吵，有的在君主面前辩论，都积蓄着不平之心，必然没有最恰当的议论。即使勉强牵合，最终也会形成乖戾；彼此厌恶痛苦，暗中肆意倾轧排挤；门下的宾客朋友帮助他们摇撼对方，彼此窥伺，是非分争，只顾逞快私人的怨仇，哪里还顾得上国家的事情？这种风气传行到下面，人人不喜悦服从，也不肯承受政令，彼此牵连反复，终于使天下遭受弊害，哪里会有不衰败而混乱的呢？严重的甚至会招来祸乱，成为国家的大患，无法挽救。过去唐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当时藩镇跋扈，裴度劝皇帝用兵，各道叛乱者全都归服，宪宗于是成就中兴事业，王室声威大振。后来错误地任用李逢吉为宰相。李逢吉是大奸邪之人，嫉妒裴度的功劳，指使门下被称为“八关十六子”的朋党制造诽谤，百般中伤，甚至编造谣言，说裴度有天命。唐宪宗受到迷惑，裴度于是被罢免离去，终于导致河朔、徐、汴再次陷入贼人之手，王室又衰弱了。唐僖宗任用郑畋、卢携为宰相，二人因黄巢请求节度使旌节一事争论；卢携认为郑畋的话过于尖锐，于是拂袖投砚而起，在京城喧闹起来。但当时众人的议论认为郑畋的话正确，卢携的主张错误。当时又任用宰相王铎为都统，出兵讨伐黄巢，卢携非常不高兴，越发坚持不授给黄巢节度使旌节，只授予率府之职；他的意思是想激怒黄巢，使王铎不能成功，以满足自己的意愿，完全不考虑天下安危。可是唐僖宗不明察，最终采用了卢携的意见。黄巢果然大怒，率领百万人马，从岭表横行天下。当时天下大乱，没有一个州一个县不动用兵力。不久两京陷落，唐僖宗逃往蜀地，百姓遭受涂炭之苦，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过了很久，黄巢虽然逐渐败亡，但朱温从黄巢军中投降而来，最终取代唐朝国运，自称大梁。这两位宰相经营私利、徇私自用，用心不公，排挤陷害忠良，败坏当时政事；有的削弱王室，有的覆亡宗庙社稷。作为臣下到了这种地步，即使灭族，又哪里足以偿还这种罪过呢？臣先前说招来祸乱、成为国家大患而无法挽救，这就是明确的例证。由此足以看出，执政者和睦与否，确实关系到天下治乱的根本、国家存亡的关键，正如人的四肢和心腹患病，可以丧失生命。至于谏官、御史、侍从论议思考之臣，以及内外各有司，也不能说只是小官职，便容许他们不和。如果不和，就像人的耳目、筋肉、肢节、血脉生病，怎么能说病小而不加医治，使它恢复调和呢？周武王说：“纣有亿万臣民，却各有各的心；我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条心。”这三千人，指的是内外各官。周成王说：“众官只有和睦，若不和睦，政事就会混乱。”【注：厖，就是乱】《礼记》说：“和，是天下共同遵行的正道。”汉代刘向也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在田野和睦。”古代贤人又有的用烹调鼎鼐、调弄琴瑟、操持缰绳驾驭、合炼药石、设置多种方法来作比喻；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以和为根本的。作为君主不可不察，也不可不谨慎选择臣下。内外、大小官员之所以不能和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君子和小人同时处在官位上。君子和小人，方与圆互不相容，曲与直互不相投，贪与廉、进与退彼此不相同，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也互不相应。这样还希望议论协调、政令公平允当，怎么可能呢？怎么能侥幸达到呢？《易经》泰卦说：“君子的正道增长，小人的邪道消退，时势自然就安泰。”否卦说：“小人的邪道增长，君子的正道消退，时势自然就闭塞。”如果让君子和小人并列处在同一位置，时势的否、泰必然不可能同时成立。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因此小人一定取胜，君子一定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保全自身而退隐，以乐于守道为乐而没有忧闷。万一小人不能取胜，他们就暗中交结，互相结党，凭空制造言论、互相煽动，混淆黑白，形成千头万绪的途径，迷惑君主的听闻，一定要取得胜利才肯罢休。小人既然取胜，就更加肆意毒害善良之人，怀有凶狠的心志，无所不做。所以自古以来太平而治理的时代少，闭塞而混乱的时代多，也只是由于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造成的。小人只能造成混乱，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如果小人有时也能导致治理，那么《易经》经过三位圣人改定，就不应当在小人之道增长时把它称为否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体上各位圣人都用意象来比附君子和小人，分别善恶，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能一一列举。《易经》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不见到利益就不肯前进，不受到威势就不肯惩戒。”小人这种人，圣贤没有不鄙视、憎恶的。所以《易经》说：“小人乘坐”君子的车器，盗贼就想来夺取它。诗说：“忧心忡忡，受到群小的怨恨。”这些都是圣贤极其鄙视憎恶小人的话。《尚书》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背叛而不能保全，天降下灾祸。”【注：弃，就是叛；咎，就是灾】这就是说，任用小人，百姓就会叛离，天就会降下灾祸。孔子说：“君子遵行中庸，小人违背中庸。”荀子也说：“君子、小人彼此相反。”小人的所作所为既然同君子相反相违，怎么可以让他们并处呢？他们所议论的事情，怎么能够协调一致呢？天子并没有其他官爵职事，只要能够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他们，这就是天子的职责。自古称为明主、明君、明后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能够辨别君子、小人，决定任用或舍弃他们，才称得上明。若是烦劳心思、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就不是发挥君主明察的要领。

译前车倾覆，正是后车所应当引以为戒的；古代的事情，正是今天的事情所应当借鉴的。孔子删定尧、舜、大禹时代的《尚书》，都称说“考察古代”。傅说告诫高宗，也说：“行事不以古人为师，想凭此长久保有天下，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禀有上圣的资质，继承历代的事业，登基以来不久，勤劳已经很多；更希望陛下考察前代盛衰治乱的事迹，近代安危存亡的关键，凡是选拔寻求人才，都努力辨别邪正。对于所喜爱的人，不可立即任用；对于所恼怒的人，也不可立即抛弃。《礼记》说：“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缺点，憎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优点。”这才是正确的。又有，人们所毁谤的未必就是恶人，人们所赞誉的未必就是善人。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这也是正确的。孟子尤其对进退善恶的道理讲得很详细。齐宣王问：“我怎样才能识别没有才干的人而舍弃他？”孟子回答说：“国君进用贤人，好像不得不这样做；要使地位卑下的人超过尊贵的人，使关系疏远的人超过亲近的人，能不慎重吗？身边近臣都说贤，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也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之后才任用他。身边近臣都说不可以，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以，也不要听信；全国人都说不可以，然后再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以，之后才罢免他。一个国家的人都说他贤，都说他不可以，也可以说这是出自众议，不能不加以参考。然而孟子还认为这样尚且不可信，在决定进退时仍然亲自考察，直到君王亲眼看见他确实贤能才任用，亲眼看见他确实不可用才罢免。这是为了防止奸人结党，毁谤正直的人、赞誉邪恶的人；也是为了防止因偏见而像对待朱砂、白色、甘味、辛味那样产生好恶差别。因为担心任用或舍弃一旦错误，损失就很大，所以谨慎到了极点。如果这样做仍有所遗漏，尚且恐怕不能完全避免，但最终出现错误的就很少了。陛下君临天下，当然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把天下所有人的议论都听遍。至于身边近臣的意见，以及朝廷中各人的言语，都是可以听到的。但本来不可立即相信、立即实行，还应当广泛询问、互相参校。所询问的人，也必须是值得询问的人；询问他们，他们一定不肯误导陛下。如果询问到奸险、轻浮、浅薄、不正之人，那么前面所说的因爱憎而产生的毁誉和偏见，就全都存在了。一旦存在这些，邪正就会错乱，是非就会混淆；即使陛下极其英明睿智，也无法辨别。这件事情即使自古圣王，也认为极其困难。皋陶说：“在于识别人，在于安定百姓。”禹说：“只有帝尧把这件事看作困难。”帝，就是指尧。孔子唯独把尧比作上天，尚且认为识别人、安定百姓很难，何况尧以后的君主呢？由此说来，陛下能不谨慎吗？要谨慎，再谨慎。大体上，拥有天下的人，得到人才就能治理而安定，得不到人才就会混乱而危险，严重时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臣前面所引用的，只不过是一两件罢了，只是想证明臣的狂妄愚昧并非凭空臆说。那些记载在典籍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能全部引用，陛下打开书卷就能看到。只望陛下谨慎，再谨慎。【熙宁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奏神宗，论说责罚君子过重，奖赏小人过厚。范纯仁 臣屡次说张靖不应当被责罚降职，薛向不应当仍获奖赏任用，不能不防止并听取这些意见。臣身居谏官之职，职责在于规劝、补正时政；只要赏罚有失，就必须竭力陈述。况且臣曾任职陕西，亲眼见过薛向的奸邪行迹，岂敢偷安苟禄、闭口保身？况且身处圣明之朝，更应当竭尽刚直之言。臣自承蒙任近侍之职以来，本来也是体察圣心，无非是要奖善旌能、斥邪黜枉，深切希望明确表示爱憎，使天下都能顺从。然而执政者喜欢别人顺承迎合，所以不能分别邪正，以致赏罚不平，使天下人对陛下产生疑虑，必定会说督责君子太重、奖赏小人太深。对于近臣则务求宽容，借此招来他们的言论；任用臣僚则因他们违忤自己而打击其志气。这是根据近来的事情说明，不能不说确实如此。比如吕诲担任御史中丞，诏令准许依据传闻论奏政事，才一有失实，便获罪而左迁，这就是责罚君子太重。薛向是外任官，本来应当守法，却敢于违背条文、欺罔皇上，罪行已经显著传闻，不仅受到曲意优容，反而又突然加以奖赏任用，这就是奖赏小人太深。陛下有时派遣内臣中的走马承受等人访察外事，本来就不让臣僚知道；即使他们所说不够详实，也必定隐而不责，更何况会让他们同罪人当面对辩，反而因他们的言论治罪吗？这就是务求宽容以招来他们的言论。况且薛向在陕西破坏法令已经七八年，张靖一旦前往那里核实考察，不可能完全看清根本情况，询问访察之际，难免有不详尽之处；朝廷却忘了他原先曾被防禁之事，让他与罪人对词，只要有一处不详，便先受到贬黜羞辱，这就是因违忤而打击他的志气。责罚君子太重，忠臣就难以立足；奖赏小人太深，奸邪就容易滋长。宽容宠信以招来其言，近幸之人的言论就都会得以上达；打击违忤之人，中等资质之人的本性也会尽皆改变。这样却希望风俗不衰薄、圣明不受蒙蔽，是不可能的。陛下天资睿智圣明，超越前代；臣能够得到这样的际遇，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即使臣尚且以在陛下面前委曲求全为可耻，岂能开启宠信、容纳侮慢？这岂止是把爵位授予有恶德之人，实际上也会危害国家。伏望陛下以圣慈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不要害怕改正施为；近来这两人的任命，全部下令追回，不仅赏罚能够公平，实在也是天下的大幸。【熙宁二年七月上，当时任同修起居注兼同知谏院】上奏神宗皇帝，论述选拔推举过于精细会使群才难以进用 吕公著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凭借圣明睿哲的资质，正要兴起政治、达到大治。对于臣下的才能与否，陛下本来就全面了解。然而临朝时却常常叹息，总以人才不足为苦。臣私下认为，知人之难，连尧舜都感到困难。但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也不必从异代借取贤才。何况今天的人才，是众人共同知道、陛下也熟悉了解的，难道还少吗？如果已经把人才全部用尽，才可以说缺乏人才；如果已经试用而没有成效，才可以说难以知人。如今却不是这样，左右近臣的职位还多有空缺，而大小贤才很少能够汇聚进用。陛下虽然推举选择极其精细，可以避免滥赏的过错，但群才难以进用，又由谁来成就非凡功业呢？从前唐德宗并非不爱惜名器，只是由于要求人才过于严密，授任极为困难。以至于东省闭门闲置多月，南台只有一名御史，所以陆贽认为选取过于精细而失去了人才。臣私下观察，自古用人之时之所以常常有疑忌和二心，弊病在于君臣之间未免过分顾忌形迹。平时谋划事情，往往已经彼此不同；到了议论时，就更加难以协调一致。臣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在选任人才时务必保持公正坦荡，忘掉彼此的形迹顾忌，这样贤能之士都能任事，天意所赋予的政务就不会荒废了。【熙宁二年十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皇帝，论述评论人物应当谨慎秘密。吕公著。臣听说《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使事情受害而不能成功。”君主接见群臣，与他们讲论天下事务，如果谈到人物的好坏，这是应当谨慎秘密的事情。如果君主不能始终谨慎秘密，臣下便害怕事后祸害及身，想到失身的戒诫，就不敢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部说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况且君主任用人，既然任用他的长处，本来也想知道他的短处；如果知道他的短处却把它公开，那么臣下就没有谁肯竭尽心力，正如同乘一条船渡河、共乘一辆车奔驰一样。假如不能使人人尽力，那么事情的发展就难以预料。惟愿陛下留意此事，臣幸甚。【熙宁二年十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皇帝，论述不应当召见小臣，询问两府、台阁人物。孙觉 臣听说近来陛下召见臣僚，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卑微的官员，陛下也收敛天威，赐予温和的询问。这本来就是圣明君主喜好询问、使下情充分上达、推诚相待而不怀疑的盛德。有时听说在进见回答之间，陛下不时谈到人物，上至两府大臣，下至台阁新进之人，让被召见者分别品评。陛下这样做，虽是想扩大见闻，不专听一人的话而信以为真，只是想全面了解群臣才能的长短以及情状曲折。然而臣私下认为，知人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事。孔子也说：“不如乡里人中善良的就喜欢他，不善良的就厌恶他。”得以进见回答的人未必全是贤者，却让他们公开表达好恶；即使才能见识值得采纳，也未必具备真正知人的明察。问答之际，陛下不能不流露圣意，世俗之情又多务求取悦迎合，猜度陛下所喜欢的便粉饰其贤能，观察陛下所厌恶的便诋毁其丑恶。陛下稍微加以应答，他们一定会泄露陛下所说的话。大臣听到后，必然心怀顾虑；小臣听到后，必然经营朋党。臣认为君主不能不知道群臣的忠邪、人才的高下。如果在侍臣、从官之中，选取忠信笃实而好恶不偏私、资质敏锐明察而鉴别裁断不受蒙蔽的人，时常赐予考察，交相参验这些人物，也不至于错失人才。【熙宁二年十月上，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皇帝，论述不应当派遣张载审理狱案。程颢 臣伏听说著作佐郎张载前往明州推勘苗振案件，臣私下认为，张载的经术和德义，长久以来都是士人学习取法的榜样；近侍大臣因为他的学问品行加以荐举，所以他得以召见回答，陛下亲自接见询问，多次以天子的奖誉表彰他。朝廷内外都知道陛下崇尚儒学、优礼贤才俊士，那么行善之人谁不受到劝勉？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考察他的学业，详细试验他的才器，那么事情本来应当关系到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大体。假如让他讲求学问、议论政事，就足以尽其所长。推按诏狱，并不是说儒者不应当做此事。臣现在所论的，只是朝廷对待士人的原则。用审理狱案来试验他，虽然足以看出他深入探究、精细考核的能力，以及攻讦摘发、审讯击问的手段，这正可以用来试验能吏，却不是用来充分发挥儒者事业的办法。徒然使四方之人认为，朝廷是因为儒术贤业而提拔他，却用狱吏之事来试验他，那么怀抱道术、修身洁行的士人就更加难以自我进用了。这对于朝廷尊重贤才、选取士人的体制将有所损失。伏乞朝廷另行选派人员，以保全事情的体面。【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皇帝，论述驾驭臣下的要领　吕大防

译臣伏见陛下求治的心意，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切了。四方偏远卑贱的官吏，有的只要有一件善行值得称道，有的只要有一句话值得记录，不问品秩高低，都传召入朝接见，让他们在燕闲从容之时尽情陈述所知所想。陛下圣心谦抑退让，还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又下诏让在朝百官各自封奏自己想说的话，再依次到朝廷回答。这样以来将近数年，陛下所看到的天下人才不能说不多，所阅知的天下事理也不能说不广。然而人才多了，贤与不肖一同进用，就难以辨知；事理多了，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杂然到来，就容易受到迷惑。恭惟陛下圣明的鉴察，本来没有什么能够逃过照察；但臣愚昧地认为，古今君主临朝治理天下，行动都称作“御”，大概天下就像车，群臣像马，法度像缰辔，关键只在君主善于驾驭而已。驾驭得当，车就安稳，马就驯熟，缰辔宽缓而驾驭简易；驾驭失当，车就危险，马就疲敝，缰辔过急而驾驭烦苛。君主所以重视驾驭的要领，没有别的原因，就在这里。臣愚昧地认为，驾驭臣下的要领，必须先斥退纤柔之人而进用朴直之士，轻视浮泛言辞而考察实际行为，这样才算得当。臣私下看到，近年被召见并任用的臣下，其善于办事的固然不少，但凭借浮夸辩说、巧妙言辞而进用的也有一些。臣私下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有两种途径：有的人一味逢迎、希求侥幸以求快速升进，等到考察成败时，却不足以承担长远事业；有的人援引古代义理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却不衡量是否适宜时势，认为古代可行的办法今世也可以实行。虽然二者所说的内容不同，但败坏事情、损害事理，其祸害是相同的。这是陛下不可不仔细察看的。自古即使圣人在上，也从未不把巧言作为戒惧，因为美好的言辞对于人来说容易使人受蒙蔽而难以察辨，容易听取而难以实行。所以即使尧舜在上，也畏惧巧言令色，以只说好听的话却不实行作为忧患，以任用佞人、听信谗说作为担心，何况后世君主呢？由此说来，确实应当专门进用、尊崇务实忠良之士，以辅成圣明教化。即使他们言语有违逆，行为有简直之处，乍看似乎不合，也应由陛下容纳培养而使其成就。汉武帝爱重司马迁、严助的才华，却尊重任用汲黯、卜式；唐太宗喜欢许敬宗、李义府的文章，却信任王珪、魏征，这就是明主能够鉴别安排人才的例子。凭借陛下的文明圣德来实现大治，将要达到二帝三王的盛美，而陛下知人辨才的能力，也一定不会落在汉唐两位君主之后。【熙宁三年上，当时任直舍人院】上奏神宗皇帝，请求谨慎对待好恶、慎重任用官员　刘挚 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唯独知人最难。善与恶，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其实不过是义与利而已。然而君子行善，并不是存心要行善，而是唯以义所在为准；小人为恶，却很会依附真实的名义来推销自己的虚伪，想同善人混淆。因此善恶难以作为辨别君子小人的依据，常常到了无法分明的地步。世上的人只看到一时的须臾表现，却不能考察其长久表现。因此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却常常能够得志，这是不可不察的。恭惟陛下承接百年太平，正有大作为的志向，日夜思念人才，不拘常格加以任用；到了今天，却还没有见到显著的功劳可以补益国家、利惠百姓，仰称诏令的期望，而朝廷内外颇有疑惑，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任用人才时，有时还没有完全得到真正合适的人吗？臣姑且以奉命出使的人来说，他们规划的办法和制度，开始时都接受于朝廷；一到了外地，就大不相同了。在无利可兴之处强行兴利，在不宜改革之处强行革故。州县忙于承接命令、奔走办事都来不及，官员不能守住本职，农民不能安居田亩；他们把搜刮削夺百姓财物当作功劳，把兴起刑狱当作才能。陛下救济贫乏、均平差役的本意，变成了聚敛财物之事；陛下兴农除害的法令，变成了烦扰百姓的命令。郡守县令不敢替百姓作主，百姓无处申诉。臣认为，这些人未必全是才能不足的罪过，只是他们内心所趋向的，并不在义而已：求取赏赐的心思总在办事之前，公正之心总在私心之后，所以颠倒错乱，长久没有成效。那些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体制、怀有爱君之意、能够说忧国之言的人，都无法容身其中。因此如今的天下有两种人的议论：一种是安于常规、沿袭旧习、以无事为乐的议论；一种是变更古制、改革法令、喜欢大胆作为的议论。两种议论各自成立，彼此相互对立；当时常常以哪一种为标准来决定进退，人们也就以哪一种来决定去留。臣曾经探求这两种人的用意，大概二者都有正确之处，也都有错误之处。喜欢无事的人认为，守住祖宗成法，只须顺应百姓所获利益，依据旧制弥补偏失，逐步达到治理，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昏昧之人，则苟且简略、懒惰怠慢，拘守私利和旧习而不知道权宜变通，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喜欢有所作为的人认为，法令已经败坏、治道已经穷尽，如果不大加变化，就不足以疏通万物、成就事务，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穿凿之人，则自以为聪明，抛弃道理而任凭智巧，轻率放纵、独断专行，强迫百姓去从事，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前一类人把后一类看作扰乱常规，后一类人把前一类看作流于世俗；害怕义理的人以为共同进用是可耻的，贪图利益的人以守道为无能。两种势力发展到这种地步，士人就没有归依趋向了。臣认为，这种风气不能任其渐渐滋长。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朋党之事，大概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易》的卦象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就是泰；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就是否。《传》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尚书》说：“皇帝建立天下共同遵守的准则”；又说：“不要产生个人偏好，要遵循君王之道；不要产生个人厌恶，要遵循君王之路。”《礼记》说：“统一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又说：“舜掌握两端，在百姓中采取中正之道。”如今天下的风俗可以说各不相同，人们的情志可以说险恶阻隔，而君子与小人消长的趋势也可以说不明了。臣希望陛下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默默观察万事的变化，并设法使它们归于一统。关键只在谨慎对待好恶、慎重任用人才而已。对于前日认为正确的，今天要从中寻求错误；对于前日认为有短处的，今天也要取用其长处。逐渐抑制浮夸喧哗、轻薄虚伪、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以侥幸迎合为能事的人；逐渐考察忠厚谨慎稳重、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可以共同有所作为的士人。抑制过高的举荐，提拔地位低下者，按照品级制度统一尺度，收束合拢过分与不及的风气，使天下通达于中正之道。这样以后，风俗统一，险阻平息，百姓知道趋向，忠义之士也知道皇上所喜欢和厌恶的没有偏私，无不奋发迅速地愿意受皇上任用。那么施行设置、变革制度，就只在于陛下发布号令了。臣认为当今的政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惟愿陛下明察。【熙宁四年六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皇帝，请求参照推举才德之士　钱勰

译臣听说，天下的治理有因循也有革新。祖宗遗留下来的德泽仍在人心，法度明备，这是陛下应当因循的部分；世代长期太平，弊病也随之产生，这是当今应当改革的部分。伏惟陛下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正处在不可不有所作为的时代，凡是不怕更张改变而致力于兴利除害，都是尧、舜、文王、武王的用心。臣私下曾深思熟虑，当今最适宜的事情，首先的要务不过是选择人才而已。如今陛下先看重才能器识，后考虑任职经历，只要有才能就举用，可以说是急于选取人才了。然而臣仍然担心有人提出意见说，人才并不完全相同，而所任用的人也有适合与不适合；如果不能使人才充分发挥才能，即使有才也没有益处。才多而不合乎道义，造成的祸患比无才更大。只有既有道德、遵守规矩，又有足以经世济事的才能之士，才是陛下应当培养成就、等待非常任用的人。其余百官的职位中，有才智通达敏捷、可以办理事务，却不能深知礼义法则宗旨的人，足以充任繁杂事务的使令，却不可居于内外表率性的官职。至于抱持公心、坚守道义、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的士人，虽然没有敏捷奔走的便利，却能够承担大事；在朝廷内可以备作顾问，在外任职可以作为表率。臣希望陛下参照推举才德，使他们各尽其用，务必让有德者先行进用，再让有才者辅助他们，使上面不失经国的体制，下面不失便利百姓的利益。凭借陛下极其明察而不受蒙蔽的资质，洞察真伪，量才任用，天下幸甚。【熙宁四年八月上，当时任三司盐铁判官】上奏神宗皇帝，请求对召见回答的人酌情加以试用 刘孝孙 臣伏见陛下讲习修治各种事务，广泛拔擢人才，即使只有一点善行、一点长处，也全部加以搜罗采纳；陛下英明的见识和睿智的鉴察，前代很少能够相比。然而其中有的人从遥远地方被召来，让他们进见答对；他们天资高明，圣上的询问宏大深奥，偏僻卑微的士人突然面对天子清明的威光，举止言语过于恐惧谨慎，偶然因此被罢黜遣去，怎能不受到打击伤害？他们刚被召来时，都以为是荣耀；等到被罢退时，又承受不住这种羞辱。况且士人有的因臣僚荐举，有的为朝廷所知，相比同辈，必然有值得采用之处。如果根据他们的才器分别加以试用，不仅不会挫伤他们的志气，也是陛下覆载万物、涵养培育人才的德行。【熙宁五年三月上，当时任御史】上奏神宗皇帝，请求广泛收纳人才　吕公著 臣伏见近来诏令举荐才行足以担任升迁官职的人。臣私下观察，陛下自登临帝位以来，虚心屈己以等待天下士人；士人从草野间起身，由小官越级升到显要近侍职位的，多得数不清。然而陛下仍孜孜不倦地把求贤当作急务，确实想广泛收纳人才，不使任何人才被遗弃。臣伏思，自古有作为的君主，不必从异代借取贤才；但唐尧、虞舜之时也称人才难得，可见世间本来从未缺少贤才，而人才也确实不可多得。如今陛下降下由中书发出的诏令，并不只是徒具形式；朝廷内外所举荐的，大概有一百多人。即使不能全部合适，只要认真考察名实并加以试用，应当也有能够符合陛下厚望、应合诏令明文要求的人。臣又私下详察今日诏令的意思，似乎是说人才缺乏；然而数年以来天下士人中，陛下一向知道其才能、曾经试以事务而后来退居闲散或外任的还很多，恐怕其中也有才能真实、忠厚而想为国家尽力的人，未必全都是迂腐乖谬、难以任用之辈。汉武帝时，公孙弘最初被举荐入朝，因为不符合策问要求而罢退；后来再次以贤良身份被举荐，武帝亲自擢取为第一，不到几年便做到宰相。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士人也不可轻忽。为什么呢？从前所试验的，有时还不能完全考察清楚；几年之间，他们的才能学业也各有进步。惟愿陛下改变所任事务来观察他们的才能，或者让他们回答策问来考察其言论，兼收并蓄、广泛接纳，使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在盛明之世就不会有埋没人才的叹息，臣不胜荣幸。【熙宁十年十一月上，当时从河阳召回赴阙，提举中太一宫】上奏神宗皇帝，请求选用从前发表过议论的人，不要始终遗弃他们。吕公著 臣听说皋陶陈述治国谋略时，认为知人最难；孟子论说道理时，认为知言最重要。所谓知人便是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何必忧虑驩兜，何必害怕巧言令色、极其奸邪的人？这就是知人。偏颇的言辞，要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要知道它陷入什么；邪僻的言辞，要知道它背离什么；逃避的言辞，要知道它困窘在哪里，这就是知言。因此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更大的；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考察言论。所以尧舜在上，明察四方、通达听闻，询问四岳关于任用人才的难处，命令纳言官抑制谗言，使厌恶正直、嫉恨正道的人不能扰乱天下风俗，使听信谗言、搜罗邪恶的人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意。这样以后，四方门户和朝廷都和穆清明，权力归于君上，天下便没有祸乱。臣从前蒙陛下提拔，任职枢府，在谢恩时说：“不敢详细陈述细小事务，姑且谈到辨别忠臣与奸邪的道理。”臣曾认为，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天下，十年不懈怠，大大小小的政事每天都想增益修治；但朝廷之间，邪说仍然占上风。大抵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寻找关键而尖锐的话来中伤他，使他无法为自己辩解。正当朝廷开始修改法度时，朝野上下谁没有发表不同议论？陛下圣明宽广、兼容并包，何曾把这些话记录在心？可是小人加以伤害、指斥攻击却没有停止。假如从前有过不同意见，而如今又不被发表意见的人所容纳，那么他们必定会被指认为阻挠破坏法度的人，不能再被任用。若不是陛下特别留意、省察此事，端正之人和善良之士就会大多遭到排斥阻隔。当时臣粗略陈述这些话，陛下颇为开明地加以采纳。近来任命顾临为开封府推官、程颢判武学，缙绅听说后，都认为程颢过去任御史时曾有过奏言，陛下不认为那是过错，已经有稍加任用他的意思。朝廷用人不始终遗弃，这一定会传遍四方，士人没有不欣喜仰慕的。然而诏命下达几天后，又因言官进言而罢免他们，这才知道臣先前所陈说的情形，其风气还没有消除。臣实在不才，却曾私下向一两个有见识的人称道陛下的盛德。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值盛年，登临崇高的地位，掌握生杀大权，却能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具有天地山海一般广大的器量；这正是群臣爱戴陛下、人人愿意立身朝廷的原因。大小臣僚，即使像邓绾那样奸邪偏僻的人，降职责罚还不到一年，便很快恢复为侍从，授予方面大任；由此可见，在盛明之世，本来没有永远抛弃隔绝的人，邪正、贤与不肖，也不能凭一句话就确定。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公卿士大夫，曾经对朝廷法令发表过可否意见，但其中爱君许国之心随着时间越久越显明的人很多；那些一味唱和雷同、承迎附会而说奸邪之言、行污秽之事，最终被陛下看穿的人，也不少。

译既然如此，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士人也不可轻忽。何况像程颢这样的人，陛下早已亲自了解。他立身行事一向有根有据，讲学论议也日益通达。他在言路任职时，时常有所论列，言辞意旨都忠厚，不失臣子的体统。假使他能够再次被圣明时代任用，他奋身报国，未必落在同辈之后。况且授予他的武学差遣，也并不是仕宦中的重要职位。小人却喋喋不休，必定认为不可，实际上只是想深深堵塞正道，广泛阻挠善人。他们的用心，并不只是针对一两个人。臣所忧虑的，是谗言和败坏德行的人日益炽盛，那么守正向公的士人就会越来越难以自立。这对于圣明政治不能说没有损害。臣受陛下恩遇不同于常人，假如有应当说的话，不敢顾虑回避、闭口沉默，以辜负陛下的优厚待遇。惟愿陛下明察。【元丰元年上，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神宗皇帝，论述：“自古以来治乱的关键，在于任用谄谀奸佞还是正直敢言之人。” 富弼 臣听说，自古使天下走向治或乱，大体不出任用谄谀奸佞之人和正直敢言之人这两端而已。谄谀奸佞者进用，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只以厌恶的事为是，因此导致祸乱；正直敢言者进用，君主每天都能得到启发增益，只听从善言，因此导致大治。这就是君主导致治乱的大略。臣自从离开朝廷，退居林下，有时也仰知朝廷所作所为，大体上是谄谀奸佞者争相进用，正直敢言者多被置于外地。即使有在朝廷的人，也恐怕触犯奸佞而遭忤逆，个个闭口不敢有所启奏陈述。又听说近来朝廷内外有些事情，向上扰乱圣心，而忠义之士只是仰着屋顶暗自叹息，没有见到有人把实情上达，使陛下不能知道，反而又进一步更张变更，这实在不是朝廷之福。惟愿陛下开辟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之人的门径，讲求善政，把祸患变为福祉，使天下受到恩惠，坐待太平实现，这是老臣对陛下的期望。其中具体事项很多，臣也不敢妄自逐条列举，只举出大要，惟愿圣明君主留神选择。否则，恐怕坏风气逐渐浸染加深，祸乱将要到来；到那时更加需要日夜忧劳，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老臣怀着犬马般的一点忠心，略微陈述事情的端绪，伏望圣慈不要稍有忽视，而要深思并努力实行，这才是天下的幸运、宗庙社稷的福分。【元丰六年闰六月上，当时以司徒使相身份致仕，上此疏奏】皇上对辅臣说：“富弼有奏疏送来。”章子厚说：“富弼说了什么事？”皇上说：“他说朕身边有很多小人。”章子厚说：“何不让他说明谁是小人？”皇上说：“富弼是历经三朝的老臣，怎么可以让他逐一说明？”王安礼说：“富弼说得对。”退朝后，章子厚责备王安礼说：“右丞回答皇上的话错了。”王安礼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说‘诚如圣谕’，明天又说‘圣人的学问不是臣下所能及’，怎么能不被称作小人呢？”章子厚无言以对。《宋名臣奏议》卷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君道门 用人四 上奏宣仁皇后，论述考察贤能与奸佞的道理，王岩叟。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没有贤才，而担心有贤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反而让小人从中离间，扰乱治理而已。小人中杰出的人，都有可以称道的才干，有令人喜爱的能力，修饰威仪，端正脸色，润饰辞令，与贤人一同进见于君前，谁看起来不像贤人呢？这正是君主应当考察而不可误判的地方。臣认为，应当广泛寻求他们平素的操守并深入考察，广泛采集公正的议论并仔细观察，这样贤人与奸佞就可以分别出来。臣请求详细说明考察贤佞的道理，陛下请垂听，臣幸甚。贤人的作为，是进身困难，退身容易；有利可图的地方，他不争逐；有权势可依附的地方，他不奔趋。所说的话被采用，便惴惴不安地留下，脸色也不骄傲；所说的话不被采用，便迟迟离去，脸色也不怨恨。他以百姓安定为乐，不以自身安逸为乐；以国家危难为忧，不以自身危险为忧。他矫正世风、砥砺习俗，有所不做，即使因此触犯忌讳也不改变；冒犯君颜、触逆龙鳞，没有什么不尽力进谏，即使因此招致灾祸也不后悔。他不遮蔽天下的善行，不隐瞒天下的恶行，专以不欺骗来侍奉君主，坚持德行、秉持义理，始终如一，不看当时的好恶而顺从。这就是所谓贤人。陛下如果拿这些标准来选取人才，天下贤人还有不能被陛下得到的吗？臣不相信。奸佞之人的作为，没有固定的志向，也没有固定的言论。皇上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顾君主的错误举动；不管百姓日后的祸害。推荐进用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的谋求；办事不把社稷放在首位，而把自身放在首位。天下有疾苦，却不把它报告；天下有善良之人，却不把他们上奏。怀恋禄位、沉溺宠幸，这是人情共同厌恶的事，他自己却不知道。前一天认为对，后一天又认为错，却不感到惭愧。然而自古以来中等才智的君主，没有不被这种人迷惑的：他们巧妙的言语好听，讨好的脸色可喜，仁人君子的朴实木讷不是他们所能匹敌的。这就是所谓奸佞之人。陛下如果拿这些标准来照察他们，天下奸佞还有不能被陛下看见的吗？臣不相信。孔子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行。”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智慧足以知人，仁德足以守持，勇气足以实行。惟愿您对这些道理知道得更加深切，守持得更加坚定，实行得更加笃实，以此坚持到底而已。延请、擢用忠贤之士，辅佐成就主上的圣德；放逐远离柔佞之人，使他们不成为清明政治的瑕疵。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元丰八年九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皇帝，论述求贤应当去除六种蒙蔽。王岩叟 臣伏观自古太平之世，天下人安乐无事，每天登上仁寿之境而自己却不知道，这是君主清明其心以照察事理、以至诚之心任用贤人的功效。事情没有不具有道理的，内心清明，道理自然显现；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诚意深厚，贤人自然会来。恭惟陛下临朝执政已经一年多，是非不能迷惑您的听闻，邪正不能扰乱于您面前，不劳费聪明而万事都合乎道理，这是因为内心清明而能够照察。只是人才得到的还不多，朝廷之中、任命授官之际，常常觉得困难，不能与盛世相称，这是臣替陛下惋惜的。陛下不要认为天下的贤人都在这里，从而满足求贤之心；不要认为即使有贤人也不容易招致，从而倦怠求贤之心。陛下应当内心笃守这种诚意来激励自己，对外告诫同德同心的大臣共同寻求贤人。臣认为没有得不到贤人的道理。然而古代有六种蒙蔽，不除去它们，就始终不能把众多贤人全部得到。臣请求为陛下说明其中道理：略有私心就是蒙蔽，固执偏见就是蒙蔽，局限于狭隘心胸就是蒙蔽，喜欢附和自己的人就是蒙蔽，自以为贤能就是蒙蔽，以尊贵自居而不与众人亲近就是蒙蔽。这些都是求贤的困难之处，陛下不可不知道。愿陛下深切诏告执政大臣，使他们在上能够同陛下一样保持清心至诚的美德，并警惕六种蒙蔽的祸患。这样，天下的贤人无论远近、无论隐居显达，都将被发现而供朝廷任用，以贤人接续贤人，成为宗庙社稷的福分、生民的幸运，与天地同久。臣不胜愚忠。【元祐元年十月上，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审慎进用贤人，果断去除奸邪 王岩叟 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任用司马光执政，信任并实行他的主张，以革除天下的弊病。只是司马光忧国爱民的诚心，受到上下、内外的一致信任，所以陛下一任用他，天下人的心就安定，四方夷狄的心也安定，陛下自己的心也安定。如今不幸司马光去世，臣知道陛下的心一定茫然失措。臣私下听说百姓相互忧虑说：“我们的君主能够不忘记司马光的话吗？能寻求与他相同的人而任用，让他们坚持遵循他的法度吗？”又忧虑说：“奸人难道不会又结成朋党，动摇正论，欺骗我们的君主吗？难道不会争相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的急务，使我们的百姓受苦吗？谁还会把君主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把百姓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早晚尽心竭力，乃至牺牲自身，像司马光那样呢？”我们的君主正倚靠司马光来谋求治理，上天却突然夺走了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臣希望陛下更加振作自己的心志，更加谨慎地处理政事，更加慎重对待所托付的人，不能安然自处而忘记忧患。如今应当先设法解除百姓的忧虑、安定他们的心，关键只在果断去除奸邪、审慎进用贤人这两件事。大忠之臣在朝，奸人即使尚未被斥退，也还有所忌惮而不能肆意妄为。司马光去世后，奸人如今不可以稍有留置了，这就是臣说陛下应当果断去奸的原因。朝廷权力的轻重，天下的安危，百姓的安乐忧苦，都在于用人而已。如今天下将要观察陛下如何用人，以此判断国家是趋向否还是趋向泰，这就是臣说陛下应当审慎进贤的原因。去除奸邪、进用贤人，都能用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那么百姓还有什么可疑虑、可忧愁的呢？惟愿陛下谋划此事，天下幸甚。

译贴黄：自古以来，人臣因嫉妒贤能的心思而最终危害国事的，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臣观察司马光的贤德，对上受到陛下信任，对下受到百姓信任，人人都以比不上他为羞耻。臣恐怕此后一定会有嫉妒司马光的人，暗中用虚妄言论诋毁、贬低司马光所做的事情，以疏远陛下对他的信任。一旦有了可乘的间隙，他们就会把邪说传入陛下耳中，实行奸谋，破坏善政。这是陛下不可不察的。臣平生未曾同司马光交往，也未曾受过他的恩惠，并不是偏私于司马光，只是担心小人误导陛下罢了。如今天下的事情已经大定，民心已经安乐，这正是治道成功、圣功显著的表现。只在于陛下更加坚定地保持它，更加笃定地信任它，不要有所改变，则天下幸甚。朝廷内外的人都希望大礼之后罢免张璪一类两三个邪佞无状之人。哪里料到张璪等人还没有被罢免，却先失去了一位忠臣？这正是朝廷内外之心深为叹息遗恨的地方。如今既然张璪等人自行请求，愿陛下早日赐准，另行任命忠贤之人以重振朝廷，使国家有所倚赖、天下人心受到安慰，更不可再容许迟延太久，以免玷辱朝廷，使苍生失望、四夷不安。【元祐元年九月上，当时任起居舍人】上奏哲宗皇帝，请求亲近贤人、疏远奸佞，坚定地贯彻始终 梁焘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贤人与奸佞，而君主的治道以用人为首要。得到贤人，君主的德性就清明，政事就出于忠厚，百姓和睦安乐，四方夷狄宾服恭敬，朝廷尊贵安稳。因此治理兴起的原因就在这里，实在令人珍惜。失去贤人而任用奸佞，君主的德性就被蒙蔽，政事就变得烦琐苛刻，百姓怨恨郁结，四方夷狄骄横侮慢，朝廷就会危险受辱。因此祸乱兴起的原因就在这里，实在令人畏惧。自古帝王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然而得到贤人常常少，失于奸佞却常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事情开头和结尾的形势不同，谨慎与忽视的心态也不同。治乱开始发生时，差别细微得连头发丝都容不下；到了显著之时，却判若霄壤。君主应当深切戒惧、及早辨别，谨慎把持而丝毫不失。贤人侍奉君主，以竭尽忠诚为根本。竭忠就不会欺骗，不欺骗就能做到大公，大公就会有言语违拂、事情违逆君意。君主起初亲近他，最终却疏远他。正当急于求治的时候，君主要求他竭忠，勉励他不欺，施行大公，即使有所违拂违逆也一定喜欢；等到时间久了，习惯于已经安定的局面，有时又懈怠于治理，以已经懈怠的心态面对违拂违逆，于是最终有所厌恶而又疏远他。贤人被疏远，奸佞之人就会乘机钻入。奸佞之人侍奉君主，根本在于不忠。不忠就忍心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就会谋求私利，谋求私利就句句阿谀逢迎，事情件件柔顺听从。君主起初会疏远他们，最后却会亲近他们。正当君主急于求治时，只知道奸佞之人的长处，反而使自己的聪明受到蒙蔽，因此一定要严密思考，防备他们。时间久了，君主习惯于已经安定的局面，有时懈怠于治理，以懈怠的心态处在阿谀顺从之中，所以最终会有所偏爱并再次亲近他们。和贤人在一起，常有违逆自己的意见，然而最终会达到治理；和奸佞在一起，没有不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最终会导致混乱。这就是治乱相距很近却又极其明显的道理；至于尧与桀的差别，即使霄壤也不足以比拟它们的遥远。只有大圣人才能扩大自己的聪明，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严格决定取舍，坚定地保持始终如一，收取天下的忠诚，树立天下的公道，成就天下的治理，都是依靠这些。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驾驭臣下，皇帝陛下以极其仁爱和纯厚的孝心承继祖宗基业，亲自任用忠臣贤人，风操气节颇为严厉，疏远排斥奸佞，朋党逐渐消除，清明的德行日益尊崇，忠厚的政事日益修明，和谐欢乐在百姓中兴起，四夷也显现出宾服敬顺之意，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了。我诚恳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刚健的德性如上天运行不止；一定要使懈怠的念头丝毫不能在清明的[疑字]察中两端的倾危处发动，将其连根拔除；明辨一个忠诚安静正直的人，便推举同类的人一并进用。这样将使风俗纯厚，朝廷尊贵安宁。近处的人献出忠诚，远方的人扶持公道。仰望并追及仁祖的治理，也就不难了。希望圣心稍加思考。臣愚昧，却不能胜任地怀着殷切之情尽忠，希望陛下裁决采纳。【元祐元年九月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请求用善与利这两个标准区别邪正之臣。朱光庭 臣听说，自古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只在于辨别邪正之臣。正臣得到进用，天下就进入安泰；邪臣得到进用，天下就陷入闭塞。既然如此，应当用什么方法加以辨别？就在善与利之间。正臣一心只在于善，致力于引导君主走正道，所以竭尽忠诚、公心办事，从来没有不恭敬的；邪臣一心只在于利，苟且担心失去私利，所以作佞欺骗，无所不至。恭敬地想到陛下天赋至圣，明察洞达，清楚看见正臣以善为本，天天把他们安置在朝廷；明察知道邪臣以利为务，便把他们疏远到外地。臣希望陛下坚持这一志向，每逢任用人的时候，都在善与利之间加以明察，使正臣日益进用，邪臣永远退处，那么天下还忧虑什么不能归服呢？【元祐元年上，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论述大臣以兼容小人为宽厚，逐渐导致邪正混淆。不分　　　　　　　　　范祖禹 臣听说，邪必然损害正，正必然排斥邪。自古以来，从未有邪正并立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即使尧舜在上，也未尝没有小人，只是能够使小人不能胜过君子，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即使桀纣在上，也未尝没有君子，只是使君子不能胜过小人，所以天下混乱。《易》中，君子居内、小人居外，这一卦叫泰；泰就是通达而治理。小人居内、君子居外，这一卦叫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天下的治乱，没有不由君子和小人造成的。君子在位，必定不会有坏的政事；小人在位，必定不会有好的政事。圣人治理天下，只能使小人在外而不在内、在野而不在位罢了，并不是能使天下完全没有小人。陛下从最初亲政起，就把辨别君子小人作为首要之务，提拔忠良，斥退邪恶，因而形成今天的治理；所进用、所斥退的人，天下人都认为正确。即使是举用十六位贤相、除去四凶，也不过如此。可是近年以来，大臣把兼容小人当作宽厚，好恶不明，邪正不分，所引进的人并不都合适。今天的省、寺官员，就是日后的侍从；今天的侍从，就是日后的辅弼。

译宰相难道能使他们终身不得进用吗？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说，从准人、缀衣、虎贲、趣马、小尹、左右携仆、艺人、表臣到百司，都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吉善之士。奸邪之人在高位，就会危害政事；在低位，就会败坏风俗。大则倾覆国家，小则残害败坏善类。朝廷之内，哪一种官职可以不慎重选择人选呢？邪人得志，正人就不得安宁；正人不得安宁，国家就没有善政。宰相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为职责，却邪正不分，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承行君命，并广泛招致俊杰，列于众官之位。”这就是宰相的职责。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告诫约束大臣，各自以公心求取贤才，多引进鲠直正派的人，以重振朝廷；不要让小人在位，成为日后的祸患，以符合陛下至诚求治的心意。【元祐四年四月上，当时任起居舍人】上奏哲宗，分别邪正的条目　　　范百禄 臣愚昧，私下认为分别邪正，是自古以来的难事。只有考察言语、观察行为，核验实际情况。所谓正直之人，有的天性明亮正直，有的世代忠义，有的有志于报效国家，有的能自立于名声节操。所谓奸邪之人，有的逢迎君主心意，有的迎合权贵，有的性情见识偏僻，有的希求恩宠利益。凡此两类，情形并不相同，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姑且把辨别的条目列在下面。引导君主质朴正直，使他虚心听取并采纳意见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接受谄媚奉承，使他忌讳过错、拒绝劝谏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遵循德义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追逐功利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尊崇宗庙、敬重祭祀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简慢宗庙、轻视神祇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亲近和睦九族、惠养年老之人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疏远薄待骨肉、抛弃老人和年长者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恭敬节俭、清静自守、奉行遵循典章法度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骄纵奢侈、放肆任性、不顾旧有章法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认识农事的艰难、恩惠施及鳏夫寡妇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轻视鄙弃农业、不救助孤苦无依者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安抚远方、停止兵事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动用军队攻伐作战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推究实情、谨慎用刑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严刑峻法、树立威势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使百姓安定、使众人获利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劳役百姓、惊动众人的，就是奸邪之人。引导君主进用君子、任用善良之人的，就是公正之人。引导君主亲近小人、任用德行恶劣之人的，就是奸邪之人。以上谨慎地全部列出进呈，恭请陛下特别留意，把这一类事情推广开来观察人的情状，那么邪正就可以分辨，圣上的聪明也不会受到迷惑了。臣不胜惶恐，怀着如犬马般的殷切忠心。【元祐五年三月上，当时任吏部侍郎兼侍读】上奏哲宗，请求谨慎任用左右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苏辙 臣私下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改革更张弊政，斥逐群邪，上面施行忠厚的政事，下面没有聚敛造成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至今五年，中外安然，没有人认为不对。只是奸邪之人丧失职任、居于外地，日夜窥伺时机，图谋求得重新进用，不免用各种方法游说，动摇贵近之臣。臣愚昧，私下对此深为忧虑。倘若陛下不能察知事实，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竟使忠臣与他们一同进用到朝廷，以表示广大包容、无所不容的意思，那么冰炭处在同一地方，必定会相互争斗；薰草和臭草共置一器，久后必然留下臭味。朝廷的祸患，将从此开始。古代圣人作《易》，阳在内、阴在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叫作泰；阴在内、阳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叫作否。小人不可使处在朝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应把他们安置在外地，经常给予安抚保存，使他们不失其所，不至于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过去东晋桓温作乱，桓氏的亲党遍布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他执政，把三位桓氏分任三州长官，彼此没有怨恨，江南于是安定，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略长远、无人能争的美德。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于桓氏，也只是任用于外地而已，从未把他们引入朝廷与自己共同执政。假使当初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让人人心怀异志、各自想实行自己的意愿，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更何况使朝廷安定吗？近来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为自己谋求便利；既然小人在朝廷内部有所依靠，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敢于说妄言欺骗愚人、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关部门惩戒先前的过失，凡是身在外地的臣僚一概防止压抑沮丧；卢秉、何正臣都身为待制，而在明堂荐举儿子却只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的罪行明明有典章法令，却被降官夺职，唯恐处罚不重，明确设置防范的痕迹来表示区别，这给朝廷招来了怨恨。这两方面都错了。因此臣认为，小人固然绝不能委任为心腹，至于出任四方牧守、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则应各随其长处，不偏废任何一方；宠禄、恩赐应常使彼此相同，不留下可指责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计策。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官纷纷进言，指他为邪党，认为小人一定会由此汇聚进用。臣曾经谈论邓温伯的为人，他略有文才，没有大的恶行，只是性情本来柔弱，委曲顺从他人；王珪、蔡确当权时，他便对其听从，仿佛只需使眼色就能如意；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执掌国政，他又在两者之间圆滑周旋。如果说他只是随左右势力依附，没有固定损益，遇到哪一边势力强便转向哪一边，说他在紧急关头不能保全信用，确实不算过分；但若说他心怀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开端，那就太过分了。台谏官批评邓温伯，确实有过失；但他们为朝廷作长远考虑，却不能说有过错。因此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纲，时间越久越坚定；谨慎任用左右近臣，不使邪正混杂。至于在外地的臣子，应以恩意对待，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感恩拥戴而忘却自身生死；这样朝廷垂拱而治，他们安心行善，时间越久，忧患就越少。臣不胜区区之心，博采公议来献给左右，恭请陛下宣谕大臣，共同尊崇这个原则，不要因为没有参与改革政事，就轻易怀有异同之心。这样以后，朝廷才会安定。【元祐五年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谨慎任用左右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属于第二道奏状】苏辙

译臣本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述君子小人不可同时处在朝廷，于是又当面详细陈说，以至于冒犯天听。臣私下观察，圣意似乎不认为臣所说是错误的；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语仓促，有些意思没有说尽。退下后伏地思考，如果使邪正同时进用，都能参与听闻和处理国家政事，这正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承蒙圣恩，主管国家法令，作为臣子如果不说，谁应当挽救陛下的过失？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核验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远离小人，就会使君主尊贵荣耀、国家安定快乐；反过来，君子被排斥在外而小人得到进用，君主就忧愁受辱，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并非某一个人的私下言论。所以孔子谈治理国家，说：“放逐郑国的乐声，疏远奸佞之人。”子夏谈舜的德行，说：“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会远去。” 谈到商汤的德行，就说：“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会远去。” 各种典籍册文所记载的这类话，多得无法计数。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详细严密，都把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看作天地的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则是阴阳颠倒的反常。一个阳爻在下，卦为复；两个阳爻在下，卦为临。阳气虽然还不旺盛，但处在中位而得地，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展的道路。一个阴爻在下，卦为姤；两个阴爻在下，卦为遯。阴气还未强盛，但圣人知道它已有可怕的渐变。至于处在天地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已经得到职位，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安然无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就是安定，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正当泰卦之时，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在外安置小人，使他们不失其所，天下的安定就还没有尽头。只怕君子取得职位后，凭借势力凌辱暴虐小人，使小人虽在外却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将必然反转。所以泰卦九三爻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倾斜的道路，没有往而不返的事物。”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而详尽，对人的教诲已经达到极致。只是从未听说因为担心小人在外不得意，就把他们引入朝廷，以便自己招来祸患。因此臣前面进呈的札子也说，小人固然绝不能任作心腹；至于让他们出任四方牧守、奔走办理各种政务，则各随其长处，不偏废任何一方，宠禄恩赐彼此相同，不留下可供指责的痕迹，如此而已。若竟把他们引入朝廷，就像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引导他们进入寝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反而为它们打开郊野的围栏。治理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处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打击他们很难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守、看重道义，知道自己的道理行不通，就一定先行退让。所以古语说：“一株薰草和一株臭草混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有臭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想用纲纪治理四方，追踪三代盛治。如今看来，他的构想本来就不是汉唐君主所能比拟的。然而当时的臣佐不能顺承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都使百姓不满意。等到二圣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便取来加以更改，上下都欣喜安慰。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大臣都排列在朝廷中，他们知道上面违背天意，下面失去民心，徘徊不安、局促惶恐，仿佛无所措手足。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但形势也使他们自己无法再留下。还依赖二圣慈仁，没有加以谴责，而是宽宥他们、让他们居于外地，这已经很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得到信服，事情的形势完全安定，而议论者被浮泛的言说迷惑，竟想招他们回来、纳入朝廷，与他们共同办事，

译想借此调和安抚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只会这样就算了吗？他们一定会残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私人的怨恨。臣子遭受祸害，还不足以说；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亲自掌握权柄已有二十年，结成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去势力，觊觎恢复权势的人很多，因此制造言论，动摇贵近之臣，以祸患威胁他们，以利益诱惑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的言论，大概也可以料想。听到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间就认为确实如此，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后来伯氏以吃粗食度日，直到终身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平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地方，长久没有召回。等到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平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贵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惩处贵臣而使人没有怨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恰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并非私情，所剥夺的也不是出于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无不归心。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在任用、罢黜和施政设置之间，不合人心的地方还不少。他们既然内心不满，不服从本来就是应当的。如今却想直接招回接纳他们，以消除彼此嫌隙，臣看不出这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力量，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陛下如果确实以意见反复、党争不定为忧虑，就应当长期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审之士；只要有四五人常在要害之地，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也会使不仁之人知道自行远离。因此臣希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被流言迷惑，不要使小人一旦进用，日后产生后悔莫及的灾祸，那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然任执法之职，如果看见用人失当，没有不进言的；进言而不被采纳，也不会就此停止。这样一来，异同的痕迹反而更加明显，不如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使彼此完全消除、看不出痕迹为好。臣承受恩德深重，所以冒昧在事情发生之前献言，所获之罪实在应当万死。【元祐五年六月上】上奏哲宗，请求任用君子以保全泰道　王岩叟 臣听说，有人议论说：“使天下达到安泰很难，守住天下的安泰却容易。”臣却认为：天下的安泰，造成它容易，守住它困难。事情还没有达到安泰时，人们无不急于求贤，渴望听取谏言；得到一条善言，唯恐不能实行；发现一件不善之事，唯恐不能革除；专心留意隐微的防患，在别人意料不到之处用心防范；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闲暇放纵，所以最终达到安乐无事的境地，这就是天下安泰容易造成的原因。已经安泰之后，却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内心一天比一天骄傲，志气一天比一天懈怠；认为贤才已经够用了，便疏于求贤；认为善言已经听尽了，便厌弃纳谏；认为隐微的祸患不足忧虑，认为需要防范的事情不值得防备。奸邪滋生却不知道，祸变发生也不醒悟，所以最终导致败乱而没有人能够挽救，这就是天下安泰难以守住的原因。《易经》说：“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天下太平时不忘记动乱。”《既济卦》的象辞又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预先加以防备。”这些都是圣人在天下太平、安定而没有祸患时所作的警戒和戒惧。臣伏惟陛下即位执政至今已经七年，进用贤才，斥退奸佞，顺合天下的公议；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符合百姓的愿望；没有滥施刑罚，没有横征暴敛；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发出怨叹之声；奸邪盗乱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动；时气调和，年岁丰收，海内安宁。以古代情况来验证今日，可以说已经达到安泰了。

译陛下守住安泰也有自己的方法：没有贪好宫室，没有沉溺声乐，没有以田猎游观为乐，没有受到神仙之说的迷惑，没有喜好战争；私人的请托不能通行，馈赠贿赂绝迹。历代君王的弊病，陛下没有一项沾染；进修学问、勤于政务，寒暑都不改变；德行日益更新，天下的形势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然而臣还这样区区进言，又是什么心情呢？臣认为，今日的政治局面并不容易达到这里，臣虽然愚昧而考虑过多，却私下担心朝廷安于无事，逐渐懈怠当初的志愿，或者让小人乘机破坏我们的安泰之道，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小人如果无能，并不足以畏惧；唯有小人而又有才干，才真正可怕。关键在于陛下要深入审问，明白考察，谨慎辨别，遏制他们，不让小人混杂其中；一定要选择正直善良、忠诚诚信、心志不二的君子来任用。这样，今日用以保全安泰之道的措施就达到极点，也完备无缺了。陛下以纯一的德行守在上位，群臣以纯一的心意守在下位，使安泰之道日益增长而没有穷尽，天下没有祸患，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元祐六年上奏，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宋名臣奏议》第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十七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类 任用人才五 上奏宋哲宗，论述为政的关键在于辨明邪正的实际。梁焘 臣听说，人主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重要的；朝廷的政务，没有比急于任用贤才更优先的。德行以聪明为高，政务以忠厚为根本。臣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察而有决断；皇帝陛下仁爱孝顺、庄重恭敬，沉静深厚而通达事理。陛下阅览天下事务，一天比一天增多；进用天下人才，一天比一天广泛；讲求祖宗治理国家的体制，一天比一天熟悉；察看内外人情，一天比一天详细。然而，陛下的聪明有时仍有所遗漏，而忠厚之政尚未达到完善，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是圣心还没有在把握政务纲要上加以留意吗？今日为政的关键，就在于辨明邪正的实际。唐代李德裕曾说：“邪正互相攻击，向上迷惑君主的听闻。正人称邪人为邪人，邪人也称正人为邪人。人主凭什么来辨别呢？”所以臣说：“在于辨察他们的实际。”所谓正人的实际，是能够推行公心，把爱君忧国作为谋划；不依附下属，不欺罔君上；乐于进荐善类，爱惜百姓；面临重大节义关头能忘却自身；侍奉太皇太后与皇帝两宫而使志向一致；经常替陛下谋求长久安宁的计策。近处思虑左右宫廷之间的事情，远处考虑夷夏和海内边远之地的事情，无不希望使他们获得安乐康宁、平安无事，使上下同心。像这样谋求安定而真诚恳切的人，就是正人。这类人得到进用，陛下的聪明就会更加开明广大，朝廷内外就会大为安定，难道不是国家忠厚之福吗？所谓邪人的实际，是把公事放缓，把私事看重；寻求报仇，报复怨恨；表面上装作忠诚正直，内心却怀有奸邪曲意。他的话听起来像忠言，实际却是在欺骗蒙蔽；他的气势看起来像敢于任事，实际却凶狠险恶；自称孤高特立，实际却结党营私；自称心志纯一，实际却品德反复不定。他们贪图俸禄，争相求进；猜忌残忍，倾轧夺取；专门谋划伤害善良之人；又依附权贵，拼死替权贵充当鹰犬，不顾忌也不知耻辱，肆意施展毒害；不顾国家的忧患危急，只求伸张自己的意志；不畏上位者将来悔恨忧患，只求推行自己的言论。像这样多方倾覆动摇的人，就是邪人。这类人得到进用，陛下的聪明就会被蒙蔽迷惑，朝廷内外就会极度恐惧，难道不是国家忠厚之患吗？如今听他们的话而探求他们用心的实情，观察他们的行为而考察他们立身处世的端正与否；他们趋向或背离的不同、具有或缺少的差别，虽然还不能全部查究清楚，却也可以大略看出来。愿陛下相信一向所知的判断，并坚定地守住它；深入辨明奸诈之说，果断处理而不迟疑；斥退邪人，使正人安定。正人知道归依之处，凭此没有恐惧，便能够奋发尽忠、竭尽节操，终身谋划报效，那么朝廷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臣对于这样恳切竭尽忠诚地进言，实在感到无比恳切。贴黄：臣过去身处言官

译之列，有幸得以侍奉陛下，伏见陛下观察事物，总能彻底辨明其中的真伪，同时又有包容之量；议论政事，深深通达其中的义理，而且言语有条理。即使古代的英明君主也不能超过陛下。臣等曾多次奏闻，认为邪人与正人不可同时任用。陛下深以为然，知道邪正必然互相攻击；如今却把他们并用。臣等又说，邪人在朝廷之外、正人在朝廷之内，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陛下也认为正确，知道邪人在朝廷内部就会妨害政事；如今邪人已经在朝廷内部了。臣等又说，使邪人少、正人多，国家就可以治理。陛下也认为正确，知道邪人一多就会互相结党勾连，损害正人之道；如今邪人已经多了。把在朝廷内部数量众多的邪人与数量很少的正人一同任用，形势上自然敌不过邪人，怎么能够长久安定而最终没有忧患和悔恨呢？为什么竟然同前日的圣意不同了呢？一定是有奸人转移并迷惑了圣意。如果还不醒悟，奸邪之人就会乘隙而入，屡屡进献计策，最终造成祸患。这是圣明之主应当及早辨明的事情，不要给将来留下清醒之后的忧悔。贴黄：陛下亲自执掌政事以来，选用那些值得信任、以忠孝报答陛下恩德的臣子，如今在朝廷中不过数人。群小怨恨嫌恶他们，暗中结成朋党，竭力谋划排斥陷害他们，没有一天停止。他们的心愿，是把这几个人全部除掉，这样奸谋就可以施行，大奸之人就有重新回来的希望。这几个人，正因为时局难以守持而忧虑，因孤立而难以安身而恐惧。如果不是陛下知道他们一向的为人，知道他们忘却自身、忘却家室，甘愿因怨恨而驱除奸邪，怀有爱君忧国之心，并赐予支持主持，他们哪里能够安全到今天？至于今日，处在今日的形势下尤其难以立足，还要仰赖圣上的裁成，始终加以主持。这几个人本来也不值得过分珍惜，只是担心小人重新兴起攻击，事态转而扩大，万一如此，就会成为太皇太后陛下当日的悔恨，成为皇帝陛下将来的忧患。这实在是应当大为恐惧的事情。愿圣明凝神深思，及早杜绝祸患的渐渐形成；如果等事情发生之后才处理，形势必定已经强横而难以制服，即使最终能够制服，忧劳也已经很深了。伏望圣慈每当进呈拟议任用人才之时，反复叮咛，仔细审问，谨慎郑重地决定是否许可，使私邪之风逐渐减少，朋党自然衰退，朝廷日益有安定的希望，圣政日益有清明的益处。这条道路一旦实行，就可以暂缓忧虑了。小人的奸邪言论最难辨别，因为他们巧言善辩，表面像忠诚；损害善良之人，表面像正直；凶狠刚愎，表面像敢作敢当；诬陷欺骗，表面像公正。人主听信一次而判断错误，德行和功业都会受损；如果不及早辨明，最终必然导致忧患。所以圣人说：“厌恶那些用花言巧语倾覆国家的人。”自古以来的人君都把这句话作为警戒。圣明之主不可不明察。【元祐六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哲宗，论述臣僚上殿后不得任用遣使的问题 蔡蹈 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召见上殿的臣僚，已经下令赐予答对的机会，但他们退下等待命令，十人中有七八人没有得到答复便离去。臣伏思，那些身份疏远、地位卑微的小臣，偶然因为荐举而被引进，突然得以瞻仰天颜，没有不震惊畏惧的。进见答对之时，仓促之间有所遗忘，这是难免的。如果他们的言辞和仪态不近于柔媚谄佞，只是带有鄙野之气，那么任职时间长了，或许会有改变。还不如先授予职任来考察他们的才能，后来发现没有可取之处，再斥退也不迟。先王之时，致力于得到人才，即使是矮小的人、聋者、眼瞎者，有司也大力修治声蘧蒢防镠之用【原文疑有讹缺】，这就是所谓量才器使。如今朝廷正忧虑人才缺少，职事官员空缺，从左右仆射以下，直到各寺、监的丞、簿，往往都要由他官通摄，无法补足员额。如今进见已经如此困难，人才就更加显得缺少；因此人才自己压抑，不敢指望获得赐对，远近相互传说，士人的志气畏惧怯懦，不再自我勉励，这恐怕不是培养人才的办法。《诗经》说：“棫朴树木茂盛，把它砍来积聚作柴薪。”

译古书说：“量度人才来任命官职，考察德行来确定职位。” 又说：“任用别人不要求样样完备；这样，下面就不会遗漏人才，朝廷也不会有空缺的职位。”任用官员的盛况，即使成周也不能超过。唯愿陛下加以谋划。【绍圣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宋徽宗，论述君子之道正直而难以迎合，小人的言论谦逊而容易被接受。而且容易被采纳　曾肇 臣听说，治理天下在于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在于辨明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却想在天下有所作为，那就困难了。正人就是君子，邪人就是小人。君子处在上位，小人处在下位；君子在朝廷内部，小人在朝廷外部，那么君子的道路就会增长，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朝廷能够保持尊严，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小人在上位，君子在下位；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朝廷外部，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朝廷不能保持尊严，天下也不能得到治理。君子和小人不能并立，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凿头和榫眼不能相互契合一样。为什么呢？君子所趋向的是公正，小人所趋向的是私邪；君子所见识的是长远而重大的事情，小人所见识的是眼前而细小的事情；君子所趋求的是义，小人所趋求的是利；君子所坚守的立场一定而不可改变，小人却观望形势、希求迎合，随时升降变化，从来不曾有一定立场。因此君子的道路总是正直而难以迎合，小人的言论总是谦逊柔顺而容易被接受。若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的君主，就没有不使小人得势而使君子受屈的。所以上古以尧的圣明，还说要“畏惧花言巧语、伪善面色以及极其奸邪的人”；以舜的圣明，还说要“憎恶谗毁之说”。以孔子的圣明，还说要“远离佞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而不能让他们相互混杂；这样，君子就有办法控制小人，小人也不能伤害君子。假如朝廷之上忠臣和佞臣一同进用，贤能与不肖混杂相处，那么在谋划事务、筹算策略、任用贤才、驱使能人时，取舍必然各不相同。取舍不同，君主的听闻就会受到迷惑；君主的听闻受到迷惑，君子就有时受屈，小人就有时得势。君子被贬抑，君子一类的人就不能立足；小人得势，小人一类的人就会互相援引，充塞要害道路，把是说成非，把白说成黑，蒙蔽欺骗，无所不为，成为祸乱的根源，实在非常可怕。自古以来做君主的，难道有谁乐意使君子受屈、小人得势，从而开启祸乱的根源吗？只是小人听他们说话似乎有才辩，任他们办事似乎有才能，又能预先揣摩君主的心意、顺承君主的意志，以迎合人主的爱好；用奸邪言论和曲解学问，来躲避人主所厌恶的事情。他们日渐浸染、逐渐蔓延，日积月累，所以能使人主甘心接受而不醒悟。那么应当怎样辨别呢？也只在于虚心端正心志来观察他们罢了。从前舜、禹与共兜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尧能够认为舜、禹贤能而斥退共兜，所以天下大治。孔子与季氏、孟氏都在鲁国做官，鲁国国君认为季氏、孟氏贤能而斥退孔子，所以国家大乱。由此看来，君子和小人的消长，难道能够由他们自己决定吗？关键只在人主如何取舍罢了。从前刘向曾认为汉元帝喜好儒术却优柔寡断，所以说：“抱持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言论；坚持不断决的意志，就会打开众多奸邪之徒的门路。谗邪进用，众多贤才就会退避；群邪势盛，正直之士就会消亡。”汉元帝不能采纳刘向的意见，却把政权交给石显等人，汉王室因此衰败。诸葛亮曾经与蜀先主议论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君臣彼此勉励，最终成就了三国鼎立的功业。至于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便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任用竖刁、易牙，便自身遭受祸患，成为世人的大耻辱。唐明皇任用姚崇、宋璟，便有开元之治；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便有天宝之乱。同一个人，前后成败的结果竟然如此不同。那么，邪正怎么可以不辨明呢？所以臣认为，治理天下在于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在于辨明邪正。唯愿陛下留心省察。【元符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宋徽宗，论述任人唯才、不受一端拘束 曾肇 臣私下观察，唐太宗刚即位时，急于求得治理，搜罗选拔贤能俊杰，不拘泥于一条途径；所以能从仇敌中取得魏徵，从平民中取得马周，从流放逃亡者中取得王珪、杜淹、韦挺；其余犯罪、逃亡、被俘的臣子，也都引进朝廷，唯才是用，最终依赖他们的辅佐，成就了贞观之治。等到我太祖皇帝刚登上帝位时，也把人才放在首位。当时承接五代衰乱之后，太祖皇帝征伐四方，天下大体平定，但制度典章仍有很多缺略。又自郭威、周世宗以后，藩镇幕府不得奏请辟用属官，士大夫很少有凭借恩荫入仕的门路，只有进士、经学两条途径而已；然而每年录取进士只三十人，经学只五十人，选举既然困难，不能不有被耽误的人才。太宗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在位二十多年，所擢用的士人以万计，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不要求他们样样完备；一时之间，民间被遗漏、隐逸的人才几乎都收罗尽了，本朝的名臣大多由此而出。后世称颂这件事，认为太宗明白治理国家的体制，以天下为尺度，不是众人所能比，因此能够超越拘束，把豪杰收罗来供国家任用。这确实是世间不常有的英主，是后世子孙应当师法的。臣伏见近年来，内则台省清要官职，外则藩府守将，往往都有空缺，有人说这是因为人才匮乏。臣认为，古代并不是要到其他朝代借用人才，没有哪个时代会没有人才，问题只在于任用得不够广泛罢了。任用不广，选取的人就有限；选取的人有限，有才之人就未必能被任用，被任用之人也未必有才。因此，上面的政事有荒废而不能兴举的忧虑，下面怀有才能、抱负器识的人有郁结阻塞、不能施展的叹息，这正是今日应当留意的事情。陛下即位执政以来，锐意改革，所引进拔擢的人才固然已经不拘泥于一条途径；然而臣愚昧而考虑过多，仍然担心左右近臣在陛下任用人才之时，或许没有完全以皇极大中的道理启发引导陛下，因而使陛下在励精求治的初期，就有了人才不足的忧虑。伏望陛下远则考察唐代贞观实现大治的原因，近则以太宗皇帝振兴起用被埋没人才的做法为法；不要被浮泛的言论迷惑，不要受一偏之见拘束，出自圣心作出决断，唯才是用。大的才干，收取来作为栋梁柱石；小的才干，也足以承担椽桷、扂楔之类的职任。这样大概对于经营整治清明的朝廷，没有什么任用不合适的，就能成就治理功业，通达众人的心志，难道只是天下的幸运，实在也是社稷无穷的福祉。《易经》中《泰卦》说：“包容荒秽之人，能够徒步涉河，不遗弃远方之人，灭除朋党，便能得到合于中道的辅佐。”大概是在上下交相安泰、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的时候，荒秽之人也要包容，徒步涉河也不能中止。

译远方的人不遗忘，近处的人不结党营私；做到这样，所以能够得到合于中道的辅佐，这就是兴盛的原因。《尚书·洪范》的《皇极》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大平荡；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宽广；不违背，不偏斜，王道正直。”做到这样，所以能够成为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君王。唯愿陛下留心听取，不要忽视。【元符三年正月上奏】上奏宋徽宗，请求明确表示好恶，辨明忠臣与邪臣　龚夬 臣听说，君上的好恶没有辨明，人们就会迷失方向；忠臣和奸邪没有判别，众人的听闻必然疑惑。臣近来在外任职，侧耳听闻朝廷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远近之人都欢欣拥戴。等到奉命到京，又听说任用和黜退人才，都是出于陛下睿智的裁断，这确实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奸党既已被破，他们就会早晚设法谋求自安，不可不加以察觉。有的仓促改变面目，求得重新进入朝廷；有的坚持邪说，拒绝正论；有的妄称会发生祸乱，以此惊动朝廷；有的假托祖宗之意，逼迫君主；有的巧妙地侍奉贵戚，有的暗中结交左右近臣。大体说来，奸人的心思和计谋层出不穷，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关键企图，就是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使朝廷疑惑受误，以侥幸达到奸党已经失败却重新被任用、已经离去却再次被留下的目的罢了。君子如果只按正道行事，不作机巧权变，就一定会落入奸人的计谋。朝廷内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很难预料了。因此，关键一定在于朝廷彻底辨明忠邪，果断判定并实行。若在小事上稍有不能忍耐，就会损害大政。我恭敬地想，先皇帝聪明圣神，临政时一心求治。臣过去蒙受召见，亲自承受圣训，告诫我不要阿谀附和，以期守住自己的操守。如今臣若不说话，对上就是辜负先皇帝的深厚恩典，对下就是废弃自己所守的原则，反而与奸人结党欺骗君上，自己招致违背义理的罪过。惟愿陛下深入察看臣所说的话，以此明确自己的好恶，辨明忠邪，并升降众多士人，使远近之人都知道进用贤能、黜退奸邪的意旨。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天下欢欣鼓舞，圣明教化和太平之治并不难以实现。【元符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论述任用贤能、去除奸邪在于果断。陈师锡 臣听说，尧、舜、禹、稷能够相遇并共事，他们朝夕之间相互赞许、劝勉和告诫，不过是说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豫不决。这大概是君主最优先的事务，就在于此。知道应当任用贤能，却不能专一地任用他，就不可能真正任用贤能；知道应当去除邪恶，却迟疑不决，虽然有去邪的意图，邪恶也不可能真正被去除。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爵中腐坏，肉在俎中腐坏，这难道不会妨害我成就霸业吗？”管仲说：“这极不是善事，但还不至于妨害霸业。任用贤能却让小人从中离间，才会妨害霸业。”齐桓公又问：“郭国为什么灭亡？”管仲说：“因为它喜爱善人、憎恶恶人。”桓公说：“喜爱善人、憎恶恶人，为什么反而灭亡？”管仲说：“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却不能除去，郭国就是因此灭亡的。”由此说来，君主如果不懂任贤去邪的道理，大则不能成就王业，小则不能成就霸业；若固守错误而不改变，最终就会灭亡，哪里还能称霸并成王呢？管仲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不是管仲的人呢？宋朝兴起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号称太平，享有国运长久，后世遗民直到今天仍然思念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仁宗皇帝。臣私下曾考察使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也不过是开放胸怀采纳直言，善于驾驭群臣；贤能之人必定进用，邪恶之人必定退斥。自明道年间仁宗亲自总揽政务，看到政事有许多偏失，知道辅佐大臣失职，于是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知政事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人，一天之内全部罢免。天下已经佩服他的英明果断。宝元初年，发生地震和冬季雷鸣，仁宗采纳谏官韩琦的意见，宰相王随以及同列陈尧佐、盛度、韩亿、石中立同时被黜退。曾经任用夏竦为枢密使，谏官欧阳修论说他奸邪，仁宗当天就罢免夏竦，让他出任河阳判官。晏殊任宰相时，谏官蔡襄说他不顾边境事务，广置田宅，仁宗当天就把晏殊调出朝廷，任颍州知州。后来又破格提拔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因而形成庆历、嘉祐年间的太平之治，成为本朝最盛的时期，远远超过汉唐，几乎有三代的遗风。假如仁宗被偏听所牵制，优柔寡断，台谏官徒居其位而意见不被采用，贤善之人不能进用，结党奸邪不能除去，那么他怎么能享有四十二年的太平福分呢？臣希望陛下向远处思考尧、舜、禹、稷任贤去邪的道理，居中采纳齐桓公、管仲关于喜善恶恶的教训，近处效法仁宗祖先采纳谏言、驾驭群臣的用意，那么太平盛世很快就可以看见了。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元符二年五月上奏，当时刚被授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请求治理政事、选用人才，不要拘泥于熙宁、元丰和元祐时期的成例。江公望 臣前些天有幸近距离承受陛下的圣颜，亲自听到圣训。按照今天的治国体制，应当把继承先志、承续先业放在首位。后来又蒙赐宴，在席间侧耳听到陛下的旨意，说今天朝廷所担忧的是元祐之人太多。臣退下后思考，既然坚持继述的主张，就必然会被元祐的说法牵制，这是情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孝子的心情，没有不把继承先志视为美德的。哲宗本来就是孝敬神宗的，坚持继述的主张牢不可破。辅政大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把迎合自己的人视为同道，把忠于君主的人视为异己。一句话不相合，就把当时的政事看作流俗；一种意见不相同，就把当时的事情指为横议。他们借助权威来发泄私怨，必然以扰乱君臣、父子名分的方式感动和蒙蔽君主。因此元祐的臣子被流放到荒远之地，几乎因此一扫而空。所引用的，都是阴险奸佞、轻浮刻薄的小人；他们在内结交宦官近臣以窥探君主意图，在外制造边境事端以长期保住自己的俸禄职位。人力困竭，国用匮乏，天下因此骚动不安。泰陵未能完全实现继述先志的美意，是大臣立论不公正的过错。过去成周之时，兴起和培养人才，教化如雨，德风如风，逐渐滋润吹拂，人才茂盛，像阿陵之草木得到滋养，茂盛到足以供薪柴之用。后来一遭幽王、厉王造成的祸乱，人才便凋零了。

译到了宣王中兴时，却有“德行轻如鸿毛，百姓很少能够举扬它，想爱护却没有办法帮助它”的感叹。宣王知道人才可以培植而产生，可以护养而成材。就像芑草生长在新开垦的田地和经过耕治的土地上，培植护养得力，所以南征时只需少量采集便足够使用。元祐的人才，都是出自熙宁、元丰时期培养所留下的人才；遭到绍圣年间的流放驱逐以后，凋零疏落，所剩无几，只是上天暂且给他们残余的气息，好像另有等待。陛下有所作为，万物都兴盛可见；雨露充分降下，众人都受到洗涤。没有多久，您便召回他们安置在禁近之地，有的分布在台省、重要藩镇和交通便利的州郡，人才显然可见。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的，如今既然获得保全；一百多人过去的过错，也一概予以宽赦。哪里只是没有失去从前的仕宦资格，而且还都有勤勉进用、升迁的希望。人不是木石，怎么敢不感念恩德？陛下不用他们就罢了，一旦任用他们，就会像手臂听从手指、手足护卫头部和眼睛一样，难道还会有不响应我的吗？陛下坚持继述的主张，只是担忧元祐之人太多，不过是怕他们不肯听使唤罢了，这正不是应当忧虑的事。陛下掌握权势，掌持爵位名器，施行刚健的德行，运用皇极之道，以此驾临统治天下、役使万物。臣子束发时辞别父母，献身出仕，既然已经改换所事而侍奉陛下，哪里会有傲然不肯听使唤的呢？陛下不要逼迫他们去做困难的事，也不要强迫他们做能力所不能及的事；只要取得同心协力，让他们遵守奉行神宗已经制定的法度，再慢慢讲求继述先志的美好用意，与天下共同享受其利益罢了。从前齐桓公放下管仲射带钩之仇，管仲才能成就他的功业；晋文公不把斩杀寺人披的旧怨留在心中，勃鞮才能成就自己的名声。王珪、魏征改换所事的君主，却不以暗中谋划为忌讳；唐太宗任用他们的直率，最终成就了仁义之治。神宗对于元祐之臣，起初并没有管仲射带钩、勃鞮被斩杀那样的仇怨，也没有暗中谋害的嫌隙。先帝相信仇人而把他们黜退，陛下黜退仇人却又任用他们。即使利用他们之间的嫌隙，尚且足以成就治理，何况利用的并不是嫌隙而是任用他们本人呢？他们肯定会为陛下尽心尽力。陛下如果树立元祐这个题目，必然会有元丰、绍圣与之相对。有相对立的名目，争斗就会兴起；争斗兴起，党争就会重新建立。士大夫的祸患，什么时候才会结束？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陛下曾经把诏令张贴在朝堂，并公布天下，说明治理政事、选用人才，不以元丰、元祐等时期为标准而有所损益，只以当时是否适宜为准，任用或舍弃只看是否合乎义理。后来改元诏书中也说，要思考建立皇极，善治各个邦国。这是要端正好恶来示范于人，以中和之道为根本来建立政事。皇天后土，确实都听到了这些话。陛下如果想改变这些话，那将如何面对皇天后土呢？若论述继承先业，就是一无所改变，只是继承而已。这正是《诗经》所说的“完全遵循旧有章程”，也是闵子骞所说的“沿用旧有制度，何必改作”的意思。若论继承先志，那么即使治理方式不同，归宿仍然都是治理；启恭敬承继禹的治道，周武王最终继承文王的事业，都是建立功业的事情。只要遵从道理，难道能拘泥于已经陈旧的事迹吗？尧、舜二帝所遵循的是常道，可行的就效法，不可行的就考察改正，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常道？正因为不拘泥于固定形式，这才是常道。恭敬地希望陛下把继述作为大计，把顺应时势而有所损益作为尽善。即使步骤和进度有所变化，只要不超出神宗法度的范围，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这就像王良、造父驾驭车马，快慢的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想要强行牵引车马使它们完全听命，势必也不能做到。何况并不是逼迫他们去做困难的事，也不是强迫他们做能力所不能及的事。扬雄说：“驾驭得当，天下的狡猾奸诈之人都会来效力；驾驭失当，天下的狡猾奸诈之人都会起来作乱。”治理天下的人，只需审慎考察驾驭的方法罢了。能够审慎驾驭，即使狡诈之人尚且会为自己所用，何况不是狡诈之人呢？所以拥有国家的君主，只担忧人才不多，不担忧人才多而不能任用；只担忧自己不能任用人才罢了。陛下应当明白告诉群臣：“朕所说的继述是这样，朕对待元祐之臣也是这样。”让大家都努力承受并奉行圣训，各自同心协力，以成就继述的美意，保全富贵、安宁和荣耀。朕对于爵禄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如果有人表面上装作公心，暗中结交死党，专门树立异论，务必阻挠已经制定的法令，或者心怀不满，认为君主不对而傲慢地不肯听使唤，朕就公开施行诛杀和斥退，以警戒在位之人。朕对你们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你们辜负朕的地方却很多，这是自己招来祸患，后悔也来不及了。先用训诰的情意告诫你们，再用恳切叮咛的义理申明，最后用哀怜痛切的心意结束。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我不厌其烦地发布这么多诰命”，大概也有不能免罪的人了。这样一来，对于元祐之人，只担忧他们不能更多地成就继述的美意，而不担忧他们不能竭尽其力，天下还何必忧虑不能治理好呢？只在于陛下如何驾驭他们罢了。仁厚的人善于使人团结，不仁的人善于使人离散，只有圣人能够把人置于二者之间加以调和。这就像水火本来不能相容，放进鼎中，就能成就烹饪的功效，调和五味。如今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陛下如果善于安排任用他们，即使他们像水火一样互不相容，也一定有足以帮助治理国家的人。这尤其不可不察。【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钦宗，论述任用人才过于轻率。杨时 臣听说，经书说：“上天把命令授予有德之人，用五等服饰彰显他们；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都用来惩治他们。”授予有德者、讨伐有罪者，都是上天的意志，君主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只是奉行天意罢了。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还不到三个月，宰辅已经更换了八九人。大臣是百姓的表率，古代天子以礼相待并磨炼他们的节操。提拔他们过于容易，所以罢免他们也就过于轻率；想让他们自重而不苟且行事，就很困难了。孟子说：“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确定；大夫们都说贤能，还不能确定；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上至左右近臣、公卿大夫的言论，下至平民百姓的议论，全都说某人贤能，然后任用他，就可以没有疑虑了。但还要加以考察，发现确实贤能后才任用，这种考察审查难道还不周密吗？商汤任用人才，正是如此。从前季布任河东太守，有人称赞他贤能，汉文帝召见他，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后来又有人说他好饮酒使性、难以亲近，便取消了任命。季布说：“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见臣，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臣，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说后，就会由此窥见陛下用人的方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译像季布这样的为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向陛下称道的；但他说的话却有值得采纳之处。臣担心陛下这样任用人才，天下人听说后，也会由此窥见陛下的用人方式。近来看到各部门的官吏中，有些人等待候补一两年，却又另行任命别人来代替他们，这是近来受宠幸之人接受贿赂、私下请托所造成的，从前没有这样的事。陛下想完全遵循祖宗之法，就不能再采用这种先例。开始时谨慎，尚且担心不能贯彻到底；开始都不谨慎，后来将怎么办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珍重爵位名器，不要轻易授予他人。任用一个不合适的人，百姓就要承受他的弊害，这正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不可忽视。仍希望陛下听取言论并加以审察，发现贤能之后才任用，发现不贤之后才罢黜，不容许私情，只奉行天意，那就是天下的大幸。【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钦宗，论述任用人才过于轻率。余应求 臣听说，重视爵位，众多士人就会受到勉励；谨慎任用人才，朝廷就会受到尊重。授予爵位如果不郑重，下面的人就会轻视爵位；君主任用人才过于轻率，罢免他们也必然迅速，这是必然的道理。近来朝廷这种弊病尤其严重，流弊延续至今仍未能革除。陛下亲政才三个月，已经任用了四名宰相、九名执政，列为侍从的有十多人；起初选用不谨慎，所以罢免也总是很快。近来授官任用尤其越级超格，有人被催促召回还未到任就已经多次升迁，有人尚未取得功效就授予显要职务，有人从低级属官直接升为侍从，有人仅凭一句话就脱去布衣而成为师儒，有时一天授任官职竟达二十多人。至于这些人的贤愚和才能，本来还来不及论定；但如此看轻爵位，也实在任用人才过于轻率了。贤能之士中，确实有可以破格任用的，例如商汤任用伊尹、商高宗任用傅说，但也不过一人罢了，没听说当时百官众人都这样任用。如今名器冗滥而未能清理，仕进侥幸而未能抑制，确实应当大力革除，以更新初政。现在反而如此轻率，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特别加以详慎，不要把官职随意充塞给官僚，不要越级超格授官，不要徇私偏爱，不要任用没有才能的人，使诏令发布后符合人心而没有烦言，那么朝廷就会受到尊重，众多士人受到勉励，政事得到修治而夷狄归服。【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宋名臣奏议》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类 广开言路类 上奏真宗，请求追回并废止“章疏不得留在禁中”的诏书。李邈 【景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真宗对王旦等人说：“朕发现臣僚上殿所进的札子不列姓名，言事者又请求留在宫中不发下，这些都是攻击他人短处、揭发他人隐私，却不愿公开实行弹劾纠察的人。若偏听偏信，事情就无法弄清；若公开发布，又违背言事者的意愿。”于是命杜镐、陈彭年考察前代臣僚上密封奏章言事的旧例，颁下诏书说：“朕主管牧养百姓，讲求治理的典章，想到代天理政的道理，实在依靠在位的臣子恭敬奉行教条，共同使治理之道得到安定。但有些因循旧习未加革除，已经习以为常；彼此凭借关系奔走竞争，免于惩罚还不知羞耻。应当颁布申明警戒的文书，以协调至公的教化。文武臣僚等人，各自承受朕的恩宠，应当竭尽忠诚。凡是上奏章疏，本来就应当毫无隐瞒。倘若想着竭尽劳瘁奉事国家，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哪里一定要留在宫中并隐去姓名，以致损害公正的体制？有些人徇从爱憎，颠倒善恶，多有诬陷，只想暗中迷惑朕的听察，不愿公开交付按验复核，十分显露欺骗蒙蔽，严重玷污政事的经常法度。今后所上的章疏，都必须写明姓名，不得再请求留在宫中。若事情涉及枢密机要，朕就临时斟酌处理；其余一律交付有关部门，依照道理施行。”】臣恭敬地看到乙丑日的诏书，其中说文武官员凡是上章奏疏，不得再请求留在禁中，都应当交付外朝施行。这件事如果意味着帝王审阅裁决章疏，却不能把章疏留在禁中，那么四方听闻后，便会认为天子即使在禁中留下一纸文书，也受到诏令约束；这样帝王必然不能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如果允许上殿论奏，不论官职大小，广泛询问政事得失，就可以把忠诚恳切的话全部表达出来。假如是机密之事，不可向外公布，难道还必须令其下发施行吗？臣听说唐宪宗时，李绛当面请求奖励和采纳规谏，宪宗说：“卿所陈说极其公正，对我很有帮助。”如今韦处厚、路隋也有很多谏疏，言论极其忠诚有益；若陛下不知道这些，难道当时谏书也有留在禁中的制度吗？况且忠臣以诚实之心结交明主，陛下也想完全考察群臣的才器；如果全部交付外朝，那么还有谁敢进献言论？这道诏书如果施行，恐怕不恰当，希望命令追回并废止，以便开通言路。【景德四年闰五月上奏。真宗说：“李邈还没有明白朕的意思。前一道诏书只是为了禁止诋毁、攻击、诬陷、欺骗之辈；倘若是军国机密大事，不可交付外朝，就不在此限。”于是亲自写手诏晓谕他。当时李邈任孟州通判】上奏仁宗，请求免除上密封奏章言事者李安世的罪。孙沔 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忠诚，朝廷有直言之士，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朝廷外面又张扬进善的旌旗。前代君王想要扩大自己的聪明，恐怕各种政务有所壅塞，所以还担心谏臣顾惜俸禄、窃居职位、贪图安逸，便在观阙之前专门设置匦函制度。进言者即使说错也不获罪，确实不因身份卑微而有所区别；来者可以追究，希望能够听到正直的议论。如今有时还给予激励和奖赏，却仍然有人回避深切的讥切；有时反而施加严厉的科罚，实际上是在阻止善言。现在臣私下看到，上密封奏章的李安世，动辄因为狂妄悖逆而胡乱进献盲妄之言，不懂朝廷礼仪，只拾取市井传闻，毁谤欺骗日月般的圣明，触犯雷霆般的天威，死有余辜，即使本人受到责罚也不足以抵偿。又听说下级官吏审问他时，反复以支吾之辞追问，声势汹汹地推究逼迫，穷尽搜求奸情的办法，或许会伤害招纳谏言的仁厚本意。虽然他说话狂妄愚昧，却还胜过谄媚奸佞之徒。况且自从尹洙、范仲淹被贬以后，庞籍、范讽被召见以来，凡是士大夫都一心想保持沉默。又担心千里之外、四方之人不知道安世讥讪君上、触犯圣颜的事情，反而会以为安世进献忠言却获罪。难道至圣的君主仍然忌讳危急直切的言论，以致流传到远方成为议论吗？这并不是覆巢之下的鸟卵所应当受到的美好保护；类似的恶劣影响会造成很大伤害，犹如用珍珠弹鸟，所惋惜的是大局。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俯察并施恩，宽恕他的罪过，特别免除流放，以此激励那些保全操守的人，使那些苟且偷安的士人永远怀有内心惭愧。况且臣与这个人一向并非交往亲近，从未见过他的面，即使触犯国家大典，也绝不是互相牵连。臣只是担心史官如实记载此事，将其写成令人叹息的刚愎行为，使言路重新设置在艰难危险之中。伏望陛下稍稍平息天威，保全国家体统。【景祐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论述范仲淹不应因进言而获罪。余靖 臣听说，职位卑微却言论深刻，是罪过；见识浅薄却谋划深远，是妄为。因此臣本来就要获罪，却仍冒昧地有所陈述，因为怀着忠心侍奉君主，不敢爱惜自己；即使万一能够有益于国家，死也没有遗憾。臣听说本月十九日，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被削夺职任，仍以本官身份出任饶州知州。臣私下认为仲淹怀有朴实忠诚之心，具有直言进谏的节操，不懂得避忌，值得怜悯。看他遇到事情从不苟且，言论必然触犯皇上，竭尽忠诚奉事国家，难道是为自己的身家打算吗？去年他从贬所被起用，召入担任顾问之职，当时正直端方的士人斟酒相互庆贺，大概是欣喜陛下采纳善言、思考治国，招致忠诚正直之士，这确实是圣明帝王聪慧的政治。如今突然听说他因为进言获罪，被降职调往偏远之地，事情出人意料，使人耳目惊骇，为什么任用他如此急促，驱逐他又如此迅速呢？假如仲淹是因为官政有缺失、自己招致罪过，国家自有常法，谁敢议论呢？如今却因为他讥刺大臣、指斥时政，不显示含怒的迹象，便重重加以谴责贬谪，臣深为陛下不取。过去尧、舜这样的帝王，商、周的君王，曾说过“直言正谏能够使国家昌盛”，没有听说把诽谤当作罪过。何况仲淹先前所言，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事情，触犯圣颜、逆耳难听，是他言论中最重大的部分；因为他的言论符合典章礼制，陛下尚且给予优厚奖赏，正直端方的士人之所以相互庆贺，正是因为陛下能够屈抑私情而遵循道义，超越前代，所庆贺的就是这个。

译如今他在进殿对答的时候谈论大臣的是非，即使谋论疏浅、褒贬失当，未必完全符合圣上的考虑，也只是陛下听取还是不听取的问题，怎么可以和邪恶之人同罪呢？至于汲黯在朝廷上毁谤公孙弘多诈，张昭论说吴主将鲁肃看作粗疏，汉帝和吴主都熟知这些议论，却仍然任用他们而不加猜疑，难道损害了他们的美好德行吗？臣如今越过职分进言，不是不知道百官内外各有职掌，只是因为谏官、御史害怕获罪而没有进言，于是担心平民的议论无法上达，所以才斗胆陈说，不避诛杀流放。臣所说的也不是为了营救仲淹。为什么呢？仲淹从大理寺丞到吏部员外郎，经过四五年，相比于一般官员，这已经是超越常规的恩宠。如今虽然被削职，对仲淹本人并没有什么损失；臣所论说的只是国家的大体。古代斥退直臣，都会玷污君主盛德，所以常常含垢忍怒，以显示能够容纳直言；他们并不是不能随意行事，而是珍惜流传千古的名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已经三次驱逐进言之人。如果习以为常而不加珍惜，恐怕记入史册后会损害太平政治，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堵塞陛下的聪明，这次举动正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臣披露竭尽自己的肝胆，希望陛下明察。伏望陛下以舜帝察纳近臣浅近言论为念，以汉代招纳直谏为谋略，常常把言路壅塞当作忧患，不要因为诽谤而加罪。请追回并改正先前的命令，不要再加重错误的举措，那就是天下的大幸。【景祐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集贤校理】上奏仁宗，请求追回并废止戒令越职言事的诏书。苏舜钦 【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尚书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被削夺职任，出知饶州。丁亥日，诏令张贴于朝堂说：“作为臣子的原则，奸邪言论欺骗君上，有法令可以惩治；作为立身行事的原则，挟带私心、树立朋党，必定要惩罚。考察旧有典章，怎么敢废弃公议？范仲淹近来因受到奖拔，突然被委任繁重事务，却不怕官守废弛，专门追求矫饰激切；所上奏章狂妄放肆，使众人疑惑惊骇。既在推荐称誉中妄自显露，又暗中施行离间。他的根本是急躁轻率，只是任意诋毁欺骗。降职为偏远州郡的知州，已经是宽免常法了。然而考虑到士人操守的美好，应当以践行道义为先；职分和局限各有区别，越出职位范围就是罪责。近年以来，渐渐多有违背这种风气的事。接受任命的人把过去的错误当作凭据，进献规谏的人把服从禁令当作所得。沽名钓誉，勾结朋党，务求施展诡辩之辞，玷污了淳厚的政治。过去周朝设百官箴谏以补救过失，没有越职的条文；唐朝依据各官考绩辨别人才，也没有侵越职事的举动。你们这些众多士人，各自敬守自己的职司！不要荒废自己的职守而经营别人的事务，不要背弃公义而积累祸端。排斥根本、援引权势，为什么要习惯于多方奔走？炫耀直率而徇私，难道不会后悔吗？努力思考中正之道的吉祥，不要陷入偷薄苟且的过失。应当自行敦厚修养，以符合朕的心意。”】臣听说，治理太平的君主，如果使危亡祸乱的言论不离耳边，那么天下大概才可以长久安定。身居高位的大臣，如果使颠覆、流放、诛杀的祸患不离心中，那么各项职务才可以不被荒废。若处于太平时就忽视危亡，没有不走向危亡的；身居高位却忘记颠覆的危险，没有不遭到颠覆的。这是事物常有的规律和古今确定的道理。遍观前代，圣明神武的君主喜欢听正直的议论，贤能明智的辅臣不堵塞下面的实情。因为四海极其辽远，百姓有隐情，不能只凭一己之明察遍，所以不排斥愚笨卑贱之人的言论而选择其中可用的。政务极其繁多，事情有沿袭的弊病，不能独自全部阅览，所以一定要寻求众多意见来加以更改。这样以后，朝廷没有遗留的政务，万物没有隐藏的实情；即使有奸佞之人的邪谋，也不能得到进用。臣昨天看到丁亥日诏书，告诫越职言事的人，并公布四方，无不惊疑困惑。人们往往私下议论，恐怕这并非出自陛下的本心。陛下即位以来，多次诏令群臣进献鲠直之言，所以百官都可以转对，又设置匦函，设立直言极谏科。如今诏书这样说，正与以前的事情相违背。难道不是大臣蒙蔽陛下的聪明，堵绝忠良之人的口吗？这不只是损害朝廷的大政，实际上也是自取覆亡之道。采纳善言、进用贤能，是宰相的职责；蒙蔽君主、把持权力，没有不导致灭亡的。如今谏官、御史又多出自宰相门下，只求迎合权势，便可以取得好官；众多士人充满朝廷，却闭口不敢说话。陛下端居宫中，怎么能够听到天下的事务呢？臣过去见陛下认为孔道辅、范仲淹刚强正直、不屈不挠，便让他们居于台谏之职；后来虽然改授其他官职，却没有忘记让他们进献意见。这两位臣子不是不知道闭口几年便可安坐获得卿辅之位，只是不敢辜负陛下委托任用的心意，损害臣子的忠义节操。如今他们都遭受中伤，忙于流放贬谪，使正直之臣丧失气势，使敢于直谏的人噤声。亲眼看见时政弊病，嘴上却不敢议论。从前晋公问叔向：“国家的忧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大臣拿着俸禄却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通达，这是最大的忧患。”因此汉文帝受到女子的言说感动，便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取三老的议论，便把江充灭族。肉刑是古代的法令，江充是皇帝的近臣，女子和老人则是身份卑贱、年老昏聩、与朝廷隔绝到极点的人。难道只要义理所在，即使身份卑贱也可以忽略吗？两位君主听从了他们，后世称为圣明。何况国家设置爵位，排列任用豪杰英才，本来就应当责求他们公正忠诚，怎么能教他们沉默，赏赐他们进谏尚且担心他们不说话，反而惩罚敢于说话的人，谁还肯进献意见呢？人情闭塞，上位孤立而危险，想到这里，实在令人惊惧。伏望陛下广泛发布有德的诏言，追回并废止前诏，勤于采纳意见，甚至听取樵夫的言论，以求看到四海的安危，挂念朝廷的缺失，发现过去没有看到的事情，使政事日新又新；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盛平，保全近处的辅弼。如果朝堂上的诏榜不予削除，欺骗蒙蔽形成风气，那么不只是朝堂与天下相隔千里，臣私下还恐怕指鹿为马的事情会在今天的朝廷重新出现。臣以微薄之见把这些话上达于陛下，不是不知道一开口就会招来祸患、被众人怜悯或讥笑，只是希望陛下一旦醒悟，天下便能蒙受福泽。以臣自身的性命和百姓的命运相比，这件事也实在太重大了。伏望陛下留意。【景祐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光禄寺主簿。范仲淹进言时无所回避，正值大臣和权幸忌恨厌恶他的时期。吕夷简执政，升进之人往往出自他的门下。仲淹说：“任用官员的制度，君主应当知道升迁降黜的先后次序；进退近臣，不应完全委托给宰相。”他上呈《百官图》，指出其中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这样是不按次序；这样是公，这样是私，不可不察。吕夷简更加不高兴。仲淹听说后，又写四篇论奏献上：一篇说帝王的爱好崇尚，一篇说选贤任能，一篇说追求声名，一篇说推卸委托。

译大体上都是讥刺和指斥当时的政事。吕夷简大怒，把仲淹的话在皇帝面前分辨，并且控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也接连上章据理争辩，因此被降职黜退。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把仲淹列为朋党张榜朝堂，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于是便下达了这道诏书。上奏仁宗，论述大臣不应排斥进言者。刘敞 臣昨天听说吴充被黜官，冯京被削职，本来以为他们的行为确实有过分之处，所说的话确实有不可取之处，因此触犯了圣意，不值得怜恕。等到在延和殿奏事，当面奉承陛下宣示的旨意，才知道吴充只是振作职事，冯京的用意也没有别的。中书省厌恶他们过于直率，不肯宽容。臣私下惊骇愤懑，不觉悲愤难言。自古以来，只有君主不能容纳直言，才会使臣下遭到流放贬谪。如今陛下慈仁而喜爱谏言，宽大到这种程度，不知中书省为什么不努力顺承圣意的美德，反而一定要排斥驱逐进言者。如今四方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反而说陛下不能听取谏言，口头诽谤、心中腹诽，所造成的损害不小。况且这样的事情陛下心中一定会宽恕，中书省却想一定执行，这是蒙蔽君主的明察，阻止君主的善行，侵犯君主的权力，增加君主的过错；如果只是想树立威势，就会惊动朝廷的声望。今后即使有不公正、不正直的事情，人们也不敢说话，中书省便可以从中获利并欺骗君上。陛下不可不深入察看。臣考察六经和旧史，大臣蒙蔽君主的明察、阻止君主的善行、侵犯君主的权力、增加君主的过错，都被视为不忠，最终陷入刑罚诛戮。何况如今的人心远不如古代；如果听说陛下想行善却受大臣牵制，大臣想树立威势却不顾忌陛下，那么必然相互跟随，背弃公义而趋向私门，奔走于权贵门下。这种风气一旦兴起，这种权势一旦丧失，就会成为君主和臣下共同把持国家，这是圣人最深切的警戒。鲁僖公时多次发生天旱，《春秋》认为这是公子遂专权的应验；《洪范》说，五行之气受到僭越就常有久旱，受到侵害就常有大风，下面侵犯上面就会发生山崩地震，以及日月亏蚀。如今这件事违背伦理，恐怕一定会感动阴阳，或许会导致灾害、旱灾、风雾、山崩地震以及日月出现灾异。希望陛下留心深察这些话。臣凭浅陋的见识承受陛下厚恩，不敢不报答；但私下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近世还从未有过。臣虽然口头陈说不能详尽，谨亲手写成奏疏进呈。【至和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述不应排斥进言者【属第二篇奏状】刘敞 臣上月十一日在延和殿奏报公事，因而论及吴充、冯京被贬官的始末，陛下面谕说：“中书省恼怒他们过于直率，不肯宽容。”臣当时曾奏言：若是这样，就是大臣蒙蔽君主的明察，专擅君主的权力，擅自制造威福；恐怕一定会感动阴阳，造成地震、日食、风雾等异常。如今臣私下听说镇戎军发生地震，一夜之间三次发作，就在臣说这番话的五日以内。又有京城下雪以后，昏暗的雾气接连多日，又多风尘，太阳昏黄，这些都是应当警戒畏惧的变异。臣之所以预先知道必然如此，是因为考察《五行志》说：‘事情即使正当，专擅办理也一定会引起震动，何况事情本来不正当呢？’又有《尚书·洪范》说‘受到侵害就常有大风’，京房《易传》说‘臣下蒙蔽君主，侵害之气就会兴起’。把这几项合起来看，就一定知道会有异常。然而皇天保佑陛下极其深厚，灾异总是随着事情发生而应验，是希望陛下看到变异后自我警戒，永远安定四方。对此不可不思考，不可不忧虑。如今陛下推诚相待、信任大臣，而大臣却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政事如此多不公平；外面的人已经非常畏惧。陛下应当深入推究天地的意旨，收回并掌握威权，不要让聪明被蒙蔽、法令不能施行，这样才足以消除平伏灾异。” 臣先前已经奏陈过，所以才敢再次陈述所听闻的事情，特别请求把奏疏留在禁中，详细加以省察阅览。【至和元年十一月，降同知礼院、太常博士吴充为知高邮军，太常寺丞、太祝、集贤校理麴真卿为知淮阳军。当时台谏争相进言，认为吴充等人无罪，不应调出京城；冯京最后上疏，言辞更加激切，宰相刘沆发怒，把冯京调任濠州知州。仁宗说：“冯京有什么罪？”但仍削去他的修起居注之职。因此刘敞上了这篇奏疏。刘敞又有一篇奏疏，已见“用人”门】上奏仁宗，论述章疏多被留在禁中而不发出。孙抃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臣僚所上的章奏，很多被留在禁中，未曾下发。臣愚昧地认为，这件事关系到朝廷体制，极其重要而且重大。陛下应当深入思考、长远考虑。帝王尊居九重宫禁，总揽万机，防范谨慎的首要问题，在于不能让政务壅塞。即使竭尽心力，精审政务，全面沟通上下的源流，尚且有时会出现欺骗隐瞒；如今反而放松，那么弊害将会怎样呢？臣不知道这究竟是已经经过圣上阅览，另有特别的裁示使它如此，还是因为权势和侥幸之人妄自产生迎合之心而造成的。万一奸人因此暗中结交，以巧伪手段，公开把应当处理的文书搁置秘密；果真有紧急警报的事情，陛下听不到，大臣也不能知道，那将怎么办？唉，实在令人惊骇。况且经书称赞尧帝能使四方的眼睛都明、四方的耳朵都通，这正是尧舜成为大圣的原因。如今自从温成皇后去世以来，忽然产生这种节外生枝的现象，臣恐怕四方听闻后，会说陛下不喜欢正直的议论，于是使正直的谏臣和端方的士人闭口结舌，沉默而不敢吐露，这不是宗庙社稷和朝廷的福分，也不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希望陛下敕令中书省申明一向的条约，指示通进银台司以及宫中经由的各处，凡是应当办理的文书，都必须立即批阅、核定并投进；或者应当下发的，不得稍微延误时刻；仍然要逐一与大臣商议应当施行或停止的情况，以安慰朝廷内外的舆论。这样，陛下的圣德不会损于往日，陛下的朝政反而会比今天更加更新。臣实在难以表达至为恳切的心情。【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请求不要因王起上言虚妄而治罪。赵抃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下诏御史台彻底查究太常博士、秘阁校理王起虚妄上言定州夜间有人投掷砖瓦等事，他如今正被追捕关押审问。臣曾听说，太宗皇帝在位时，雍丘县尉武程上疏，请求减少后宫嫔妃。太宗对宰臣说：“武程是疏远的小臣，不知道宫闱中的事情。内廷供使不过三百人，都是各有掌管职务、不能裁去的人，这些情况你们应当知道。”当时李昉奏言，武程妄自陈说狂妄盲昧，应当黜退削职以示惩罚。太宗说：“朕什么时候曾因进言而治罪于人？只是想到他不了解情况罢了，最终不加罪于他。”如今王起的志向在于忧虑国事，用心没有别的目的；如果因这件事获罪，臣恐怕内外臣僚人人闭口不言，即使有机密、紧急的重大事情，又有谁敢再说一个字？言路荒塞，将从这里开始。伏望陛下向上体念太宗皇帝不因进言者而治罪的诚意，宽恕王起的罪过，以扩大圣明的听察，有益于圣上的仁德。若能这样，那么尧帝采纳诽谤之言、舜帝通达四方聪明、禹帝拜受昌言、汉代诏令不避讳的美德，就不只是在前代受到称颂了。【至和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英宗，请求诏令朝廷内外都进献密封奏章。吕诲。臣恭敬地思量，章圣皇帝登基之初，临朝听政，士大夫欢欣喜悦，朝廷内外一同庆贺。正当天下人伸长脖子、侧耳倾听，仰望接受新政之时，理应有所讲求，以满足群臣百姓的期望。臣私下认为，章圣皇帝临御正殿的第二天，就下诏命群臣直言上疏。自古以来求得天下大治的君主，没有像这样急切的。因此可知，广开言路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陛下承继先帝仁明的治道，国家各项事务没有缺失，但臣仍担心四方偏远之地，有些情况尚未被照察；百官因循旧习，处理事情有时会超过常规。对于继承和发扬先帝事业这件事，关系尤其重大。臣想请陛下特地下明诏，使内外臣僚都上报密封奏事，指陈朝政的缺失、当今事务的利害；采纳选择其中的善言，扩大施行治道，那么下情就不会堵塞，圣明的听察也会日益广泛，昌明盛大的事业将由此开始，群臣百姓都将庆幸依赖，实在是最大的幸事。【治平元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命令侍从、台阁官员分条答奏当今的紧急事务。刘述 【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二日，诏书说：朕凭借浅薄的德行承受至尊之位，处在公卿和万民之上，只想到国家治理或荒乱都在朕自身，早晚战战兢兢；对上思考怎样奉行上天的命令，对下思考怎样整饬政事的纲纪。朕惭愧于不够聪明，不能洞察其中的道理。开通言路，使上下的意志相通，是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共同的志向。现布告内外文武群臣：如果你们知道自己所思考和考虑的事情，包括朝政的缺失、国家的要务、边防军务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都应各自直言上疏报告，不得有所隐瞒。所言如果适用，也由此可以发现人才；观察其才能器识，应当依次考察提拔。勉励你们文武群臣，各自体会并遵行朕的这一命令，不只是下达给你们而已。】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诏敕，允许内外文武群臣直言朝政的缺失、国家的要务、边防军务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这确实是陛下竭尽心力求治，谦虚地对待臣下，谋求更新各项政务的当务之急，天下实在是大幸。臣私下思考，内外文武职官本来就有很多英俊之士，其中所作的议论有的也值得取用；但不如侍从、台阁乃是天下贤才聚集之处。臣想请陛下特降圣旨，提出当今的紧急事务，询问应当怎样处理，命两制、两省以及馆阁臣僚逐一分条答奏。这样既可以考察事情的利弊，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才能。等内外各处奏到文字后，便从两制、馆阁中选择三四名才智见识优长、通晓时务的人，设局详审评议，逐项把事情的道理交给所属的中书、枢密院参照复核、商议，然后进呈，请取圣旨施行。所希望的是各项政务相互修治，下情全部通达。【治平四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御史知杂事】上奏神宗，请求施行密封奏事　　　　司马光 臣听说，虞舜选拔贤能之人，广泛采纳他们的言论，再用功绩加以考核；汉武帝详细征召特异突出的人才，授予他们不按常规次序的职位，最终都得到任用，威势加于胡地和越地。真宗皇帝总览群臣的章奏，采用他们的意见并显扬其本人，从而成就了咸平、景德年间的治绩。考察言论是为了了解人才，了解人才是为了建立政事；自古至今，道理都是一样的。如今陛下刚即位，首先广开言路，命令内外臣民都可以上密封奏事，海内欣欣然，都竭尽心力思考来承受陛下的美德。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采纳他们的好谋略，选拔贤能并加以任用，那么太平的基础指日可待。如果只是徒然装点门面，废弃他们的言论而不用，舍弃他们本人而不取，那么天下衰败的局面，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振兴呢？臣和张方平先奉诏详定内外所上的密封奏事，虽然已经尽心删选，把合乎义理、可以施行的逐一奏报陛下，但还希望陛下选择其中精要的，亲自以圣意裁决，务必使之施行。其中有见识谋虑稍微超出众人的，希望陛下特赐召见对答，当面加以询问，考察其虚实；果真有可取之处，就秘密记下姓名，遇到差遣时，按照才能授予职任。等到确实有显著成效，然后才可以不按常规破格提拔。这样一来，好的言论就没有什么地方隐藏，民间也不会遗漏贤才了。【治平四年四月，司马光得到诏旨，与张方平详定内外官员所上的密封奏事，后来上了这道奏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述听取言论的办法有三点尚未做到 彭汝砺 臣听说，凡是对人来说，没有比劝谏君主更困难的事。君主，是我所奉为上天的人，能够决定祸福、贵贱；但君主有过错，臣下却一定要纠正他。臣下，是君主所委任的人，君主不能权衡他的轻重，也不能决定他的荣辱；但臣下有奸恶，君主却一定要进言。以极其卑贱的身份面对极其尊贵的人，陈说他所厌恶听到的过失；以极其孤单的力量敌对众人，揭发他们所隐藏的奸恶，那么危险、耻辱、怨恨和祸患到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危险、耻辱、怨恨和祸患，不只会殃及自身，也会牵连子孙。看守关门、击打更柝、管理田地、担任小吏，都可以成就事业；却因为偶然获得的名位器物，舍弃天下最安稳的生活，投入不可测的危险祸患；违背众人所赞誉的荣耀，招来无穷的怨恨和恶意，那么可见这个人的自身和谋划，并不是为了他的家族。陛下极其真诚恳切，像臣这样不肖之人也愿意求治；又宽容优待、借给权力、慰藉臣下，实在深厚，由此可知陛下对天下贤才能够屈意相待，即使古人也不能超过您。听取言论的办法，有三点还没有做到：一是有所怀疑，二是有所轻视，三是有所专断。这些正是臣尚未明白而不敢隐瞒的地方。臣听说，君主用来与天地相交、回应万物的，没有一样不用真诚。在自己这方面没有一样不用真诚，那么别人对君主的真诚也会达到极点。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振奋精神处理政事，纤细琐碎之事也一定亲自过问，却不能没有疑心。周尹进言王中正的事情，陛下怀疑是认为王中正不能成就蜀中士大夫，所以周尹才这样说；这样才知道进言者是有所依据的。把国家的恩惠和乡里的恩惠相比，必定说国家的恩惠更重；从君主那里得到的和从臣下那里得到的相比，必定说从君主那里得到的更重。违背重要的方面而招致欺骗天下的罪名，却顺从轻微的方面而取得小人的声誉，臣子恐怕不敢这样做。臣思量，陛下在百官中选取六七个人担任谏官、御史，使他们能够察辨百官的邪正、分辨天下的利害而进言，那么陛下必定是认为这些人可信。既然认为可信，就应当任用他们而不怀疑；认为可疑，就应当罢免他们而不任用。已经任用又怀疑，已经怀疑又任用，并不是最真诚的态度。君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臣下，臣下也会以怀疑来侍奉君主；上下的意志不能相通，就不足以成就事业。陛下所委任的是外台，如今外台请求罢免、贬黜、驱逐的奏章早晚不断，假如陛下凭主观猜度，认为某人是替某事进言，某事是替某人进言，那么臣下恐怕不能一一知道。臣不是替周尹辩解，只是担心陛下用这种心态对待天下，那么像周尹这样的贤才就会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了。臣所论说的，多是陛下亲自宣谕以及告诫训示过的事情；由此可知，陛下的本意并不是因为臣不肖、可厌恶，就要责备教训臣。臣虽然已经铭记在心，但在义理上仍有不安之处，所以对于陛下的教诲，也不敢拖延不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应把君主看作腹心。陛下的见识足以明察天地，辨析足以雕琢万物，圣明恭敬日益增进，正在登上尧舜的境界；而群臣区区之才，连五帝的辅佐之臣都不能仿佛相比，又怎能仰望陛下的清明光辉呢？陛下回到宫中，收敛听察，退居深宫，群臣仍然会畏缩战栗，不敢把一切都说出来。如果只把微小的明察当作作用，那么微弱的火光终究不能成为光明。臣常见陛下的臣子称赞陛下高明博厚，可比天地；谈论古代，则贯通历代而无所遗漏；施行于当今，则处理万事而没有穷尽。臣下只知道感叹而已，唯独臣对此有所疑惑。臣先前论述市易之事，承蒙陛下宣谕说臣不知道事情的本末。臣确实是山野之人，未曾历练事务；然而臣侍奉陛下，敬畏之心如同面对上天。凡是想要进言的，都考察古代，参照当今，听取百姓意见，谋询士大夫，反复思考到没有不同意见，然后才进言；即使有疑惑和缺失，也删去十之八九。因此在本末关系上，臣不敢说自己不知道。陛下如果确实详尽考察这些意见，再稍稍赐给臣宽闲的时间，使臣能够在陛下面前指着所写的文字说明，并稍加容纳臣竭尽区区愚见，那么臣的言论一定有能够符合圣心的地方。天下人的才智，分散时就显得愚昧，聚合时就能形成智慧，所以说，君子之道，是从夫妇之间开始的。夫妇的愚见，虽然不足以拿来和君子讨论，但也有可取之处，只是因为其中有所长，并不是因为不值得听取就把它忘掉。像臣这样昏昧而未能明白，如果逐条指出其中言论不善之处，本来不值得称道；只是陛下若以真诚之心对待臣，那么即使有比臣更好的言论，也不能因此怀疑臣。臣曾经说过：是非在众人之中，应当同众人共同判断；利害关系到天下，应当同天下共同承担。即使君主，也不能独断专行。吕嘉问的奸诈欺骗、险恶谄媚，从大臣直到卑贱的仆役马夫，从朝廷直到遥远的四海，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还爱惜怜悯、不忍心罢免他的，只有陛下而已。君主对于臣下，固然有所谓任用他们的情况；但如果对国家有益而对百姓有损，对君主有利而对百姓有害，都不是先王所任用的人。传记说，给百姓建立功绩叫作‘庸’，那么先王之所以任用人，完全是以百姓为主罢了。开辟土地来增强国家，充实府库来使国家富足，按今天的说法，似乎属于有才能；但孟子却认为这是残害百姓的人，何况吕嘉问对上欺骗陛下，对下欺骗百姓，实际上从未能给国家带来益处，而群臣却越说越恳切。陛下坚持他却越来越坚决，臣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吕嘉问这个人本身，实在不值得屡屡向陛下说明；但陛下用这种态度对待天下士人，造成的危害比吕嘉问更严重。陛下就会有不知道的事情了。有所怀疑，似乎不能没有主观猜度；有所轻视，似乎不能没有自我中心；有所专断，似乎不能没有固执。这些都不是臣所期望于圣学的。有所怀疑，忠信之士就不会前来；有所轻视，守礼法的大臣就不会尽力；有所专断，正直的言论就不能进来。忠信之士不来，所亲近的就只有诡诈之人；守礼法的大臣不尽力，所任用的就不是值得尊重的人；正直的言论不能进来，君主的过错就无法知道。这些不可不戒。臣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疗疾病，不能通过望诊知道病情，通过听闻知道也可以；不能通过听闻知道，通过切脉知道也可以。知道疾病在一肢，就治疗一肢；在全身，就治疗全身。如果认为一肢一体的病不足忧虑，那么随着年、时、日、月的变化，外部传入内部，小病积累成大病，四肢百体的疾病就会多到无法医治。臣私下思量，陛下刚健而不受迷惑，每天都振作精神治理天下，计算着日子和月份，盼望达到唐虞、成周的太平；如今已经有所作为十年了，但事业功效还没有达到成就，弊病反而增加了。这一切疑难，都是言路不通造成的过失。只希望陛下加以察看。【熙宁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神宗，论述近年任用进言者、喜好同调而厌恶异议 彭汝砺

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自从最初改革以来，至今已有几十年，政策不断损益、接续推行，纷纷扰扰不知何时停止；条令屡次下达，奉使的车马在道路上接连不断，郡县官吏不能胜任；谈论理财的人几乎全都出现了，但公私费用更加困窘，仍然不足；风俗衰败，德义日渐衰微，浮华虚伪、苛刻计较，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旱灾、蝗灾、水灾、涝灾、饥荒、疫病，又加上军队行动，远方骚动不安。这本来正是陛下日夜振作精神、周密经营以求达到成功的时候。臣希望陛下更加谨慎，不要忽视：在事情发动时，思考怎样使它安定；在事情繁多时，思考怎样使它宽缓；在事情看似容易时，思考怎样使它困难；在事情浅薄时，思考怎样镇定它；在百姓贫困时，思考怎样借贷救济他们。这是今日最重要的谋略。专心在一座堂上，却想周知四海的遥远之处；在一时制定法律，却想施行到万世之久，难道只凭一个人的耳目手足之力就能做到吗？只在于尽力采用众人的谋略而已。臣愚昧浅陋，实在不能对陛下的事业增益一丝一毫；只希望陛下进一步扩大言路，使下情得以通达。下情通达，忠诚的谋略就会每日进来，利害的迹象和邪正的实情就不能隐瞒于陛下的听察之下。凡事情关系到天下，就应当同天下共同承担；关系到众人，就应当同众人共同承担，不能以私意处理。臣观察朝廷近年任用言论的办法：意见相同，众人就称赞他，认为他是奇才、懂得治道，果然加以任用；意见不同，众人就贬低他，认为他随俗、不懂治道，果然加以废弃。是非在于道理，不在于同与不同；如果同意只是有所依附，虽然表面相同，实际上正是欺骗；如果不同却有所采纳，虽然意见不同，实际上正是忠诚。上位者所喜欢和厌恶的，是百姓的表率；上位者只喜欢相同，百姓也把相同看作尊贵；上位者只厌恶不同，百姓也把不同看作卑贱。人不可能没有贤与不肖，事情不可能没有利与害；如果人人一味附和、抱团，把可与不可混为一谈，就会压制君子而扶助小人，掩饰罪过而说成政绩，把虚假欺骗装成真实，把有利的诈术说成仁义。流弊发展下去，臣恐怕将多到无法治理。陛下的道德惠泽足以济助天下，智慧足以周知万物，在一颦一笑、一俯一仰之间就能安抚四海之外；群臣如同微尘，最终又哪里能够有所帮助呢？只希望陛下深深为天下屈尊，听取并采纳意见，以回应天灾、同情民忧，天下就大幸了。【熙宁九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下达求言诏书　　司马光 臣听说，《周易》说天地相交就成为泰卦，不相交就成为否卦。君主如同天，臣民如同地。因此君主放下心意询问政事，臣下竭尽诚意进献可行或应废止的意见，各项政务就会修治，国家就会安定。君主厌恶逆耳之言，臣下经营保全自身的打算，那么下情就会堵塞隐蔽，众人的心就会离散反叛。自从有百姓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一道理的。道路好比岔路，近处差错半步，远处就会错失千里。如今皇帝陛下刚登大宝，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共同辅理万机，圣明谋略光大。刚开始发布号令，不可不谨慎；这正是治乱分岔的道路，也是安危区别的所在。应当把紧要急切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琐碎细小的事情放在后面。臣私下看到，近年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委曲求容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因此下情被遮蔽，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被堵塞，也不能下达。里巷百姓忧愁困苦、痛心疾首，君主却不能知道；明主忧劳政事，早起晚食，臣民却无处申诉。公私双方都困窘，盗贼已经增多，幸赖上天降下福佑，年成没有大饥荒。祖宗留下的谋略使人们没有异心，否则天下的形势，岂不可使人寒心？这一切过错都在群臣，而愚昧百姓不明事理，往往把怨恨归咎于先帝。这就是臣日夜愤懑悲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想着要向朝廷进言启发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最应优先做的，没有比明确下诏、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都应允许进呈密封奏状，尽情极力地直言。还应颁行到各路州军，在重要热闹的地方张榜晓谕。在京城，便投到登闻鼓院、检院，责成主判官立即送入；在外地，便投到州军，责成长吏当天附驿递上奏，均不得索取副本，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如果担心有奸诈之人，就责令他们找人作保，奏请取得指挥后，放任他们各自谋生。此后陛下在听政之余，略加阅览；其中义理精当的，立即施行其言，并显著提拔进言者；其次则取用其长处，舍弃其短处；至于狂妄愚昧、鄙陋而没有可采之处的，回复知道了，退还了事，也不加罪。这样，好的言论就会每天进来，各种情形就不会隐藏。陛下即使深居九重，四海之事也会如同指在掌上。举措施为都依陛下所愿，这就是国家安治的源头、太平的基础。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取，臣伏请由圣意裁决，下令学士院起草诏书施行。群臣如果有人阻挠刁难，这个人必定有奸恶之处，害怕别人指陈自己的罪过，只想堵塞陛下的聪明，这一点不可不察。【元丰八年三月上奏；当时司马光刚从洛阳入京，太后派内臣梁惟简询问司马光认为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于是上了这道奏疏】上奏哲宗，论述宋彭年等进言获罪，请求迅速下达求言 的诏书　　　　　　　　　司马光 臣先前在京师，恭敬地承蒙太皇太后不因臣愚昧疏陋、没有可取之处，派遣使者来询问政事得失。这哪里只是臣千载难逢的幸运，内外听说此事的人都跳跃相庆，认为言路将要开通，下情能够上达，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当时臣还没有时间详细论述天下的事情，先陈说最急迫的事项，于三月三十日上言：近年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委曲求容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导致里巷百姓忧愁困苦而君主不能知道，明主忧劳政事而臣民无处申诉，公私都困窘，盗贼已经增多。应当下诏，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都允许进呈密封奏状。登闻鼓院、检院以及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其中义理精当的，施行其言并显扬其人；狂妄愚昧、鄙陋而不可采纳的，回复知道了，退还了事，也不加罪。又在四月二十一日再次上言：皇帝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在任用人才和赏罚方面，尤其不可不恰当。谏诤之臣，是君主的耳目，不可一日没有。《说命》说：‘如果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就会因此受伤。’假设有人闭着眼、塞住耳朵，赤脚却快速奔走，前面遇到险阻，能够不受伤吗？

译贾山曾说：‘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分量，不只是万钧。’即使开通道路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用他的言论并显扬他的自身，士人尚且害怕而不敢竭尽心力，何况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压压制他们呢？近来王安石执掌政权，想要蒙蔽先帝的聪明，独占威福，推行私意；因此深深憎恶进谏的人，超过仇敌，严禁诽谤，比禁止盗贼还厉害。所以天下人把进言看作忌讳，百姓忧愁困苦，无处申诉，致使怨恨诽谤之语上达并涉及先帝。臣曾经痛心泣血，想着挽救这种过失，所以首先请求下诏广开言路，以使下情通达。臣认为群臣中只要有肯进言的人，陛下就一定要加以褒奖提拔，以此勉励后来者，这就是古人买千里马的骨头、向发怒的青蛙作揖的意思。《召诰》说：‘君王于是开始亲政。’唉！‘如同生育孩子，没有不重视他刚出生的时候；从开始就能为自己留下明智的命运。’如今皇帝刚即位，太皇太后刚开始垂帘听政，天下人无不注目倾听。臣自从到西京以来，早晚恭敬地听候朝廷革新政事，认为朝廷一定会努力使四方耳目都明、四方声音都通，以抒发天下多年积压的愤懑。如今开言路的诏书既没有听说颁布到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说：‘在京城不可不同时设置三衙管军。’ 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求仿照保马法先制定条限，均匀确定每年合买的数目；又请求命太学增设《春秋》博士，使各位生员学习这门学业。朝廷认为他们在本职之外进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然听到这件事，怅然失意，愤懑不已。臣并不是偏私于这两个人，只是直接替朝廷爱惜治国的体制罢了。阿谀迎合、闭口不言，以求保全自身、窃取俸禄，这是小臣的利益；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别人不敢进言，这是大臣的利益。然而百姓在下忧怨而上面听不到，国家处在危险边缘而无人知道，这对陛下有什么利益呢？宋彭年、王谔二人，臣平素并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但臣只是痛惜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两个臣子却首先因为进言而获罪。臣恐怕内外听说后，忠臣离心，正直之士丧气，想做官的人收起帽子藏起来，想进谏的人咬住舌头彼此告诫；这样上面的聪明仍有照察不到的地方，下面的真实情况仍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太平的功业还不可期待。宋彭年所说的话虽然不懂政事体制，但即使应当废弃而不施行，也不应加罪。至于孔子编作《春秋》，作为万世的法则，王安石执政时却随意贬黜它，使它不能与各经并列在学官中，令学者不得学习它作为学业。王谔所说的并没有达到不恰当的程度，却以超越职权作为罪名。古代设置谏鼓、树立诽谤木，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意见，从未听说朝中有职位的人会因为进言而被说成越职。如果主管本职的人既不肯进言，不主管本职的人又不许进言，那么天下四海如此广大、兆民如此众多，他们政治上的利弊，天子深居九重，又从哪里能够听到呢？昨天进奏院递来告身，任命臣为陈州知州。这样一来，臣从今以后除了陈州一州之外，谈论其他事情也会被认为越职，那还敢说什么呢？如今二臣所受的处罚已经无法追回，臣伏望陛下依照臣先前的奏疏下诏：不论有官无官、主管本职还是不主管本职的人，都可以进言；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旌表赏赐，使天下人知道朝廷乐于听取善言，不厌恶议论政事；没有可取之处的，就搁置不问。这样或许愿意进献忠言的人还肯源源不断地前来。臣禀赋愚直刚戆，文学政事都在别人之下，只是不懂忌讳、不阿附权贵，遇到事情就妄自进言，没有顾虑和回避；凭此得到历朝知遇，也为众人所称许。如果连这样也不能进言，那么臣在圣明时代就再也没有用处了。上则辜负太皇太后陛下询问臣的本意，下则辜负臣一生愿意效忠的心，内心自我忧伤，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元丰八年五月上奏；当时新任陈州知州，诏令经过宫阙入朝觐见】上奏哲宗，请求删去求言诏书中的六件事。司马光 臣先在三月三十日上言，请求下诏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的人，都允许进呈密封奏状；并且颁行到各路州军，在重要热闹的地方张榜晓谕。登闻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臣前些日子奉圣旨，命令入朝觐见，到本月二十三日抵达京城，承蒙派遣中使在五月五日把诏书赐给臣阅看。臣狂妄昏昧地进言，承蒙曲意采纳，哪里只是臣的幸运，也同样是天下的幸运。这是圣明君主首先应做的事情，是太平的根本。可是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有些地方臣心中不能安定，不敢不冒死极力陈说。臣私下看到，诏书首尾的言语本来都很完善，中间却说：‘如果暗中另有怀抱，超越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事务的重大事项，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则窥测朝廷的意旨，企图侥幸求得进用；对下则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感，以求取得虚假的声誉。如果确实出于这些情形而不加惩戒，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这样说来，实行贬黜处罚，也是不得已的。’臣听说，明主推诚置腹地对待臣下，没有猜疑忌惮；忠臣竭尽诚意侍奉君上，没有畏惧回避，所以上下情意无不相通，言论无不说尽。如今诏书名义上求取谏言，却预先用六件事加以防范，臣认为臣下只要不开口，一旦进言，就都可以用这六件事来定罪。他所说的如果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成‘暗中另有怀抱’；在本职之外略有涉及，就可以说成‘超越本分’；陈说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成‘煽动摇撼机密重大事务’；有时与诏旨暗中相合，就可以说成‘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说新法不便、应当改变，就可以说成‘窥测朝廷的意旨’；说民间忧愁困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成‘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感’。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再没有可以说的了。这道诏书开始于求取谏言，最终却变成拒绝谏言。臣恐怕天下士人更加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又只命御史台在朝堂张榜，除非是上朝的人，否则没有机会看到；所询问的范围太狭窄。伏望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这一节，按照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务在求取谏言，并没有拒绝谏言的心意，人人都能尽情陈说心中所想，不担心遭受贬黜处罚。这样一来，朝廷内外的事情、远近各地的情形，就会像指在掌上一样清楚。【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经过宫阙但尚未入朝对答，随即授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删去求言诏书中的六件事。韩维

译臣近来恭敬地看到传抄送到朝堂所张出的榜文，公开显示朝廷最大的诚信，招来群臣的言论，这都是前代帝王的高尚风范，也是当今朝廷的紧急事务，天下实在是大幸。然而臣还有疑问：‘如果暗中另有怀抱……也是不得已的’这七十五个字，并不是原来诏谕、圣旨的本意，似乎是后来增饰而成的。为什么呢？前面说‘即使达到触犯内心、违逆耳朵的程度，仍将欣然容纳而不拒绝，并且用赏罚来勉励进言’，后面所说的却与此不同。又用贬黜处罚来使人恐惧；至于机密事务的重大，为什么妨害密封进言？已经施行的法令，或许有人还不知道朝廷的意旨，如果意见确实正确，又何必厌恶他窥测朝廷的意旨？流俗之言本来浅薄，可以不听。假使有人触犯这四条禁令，也还没有达到触犯内心、违逆耳朵的程度，仍然属于应当欣然容纳的范围，难道可以立即实行贬黜处罚吗？如果这些话出自陛下，那么就是诏文前后自相矛盾，使观看诏书的人产生疑惑；如果出自臣下的议论，那么就是违背圣意，巧妙地编造辞说来恐吓后来进言的人，暗中助成长其邪恶意图。古代求取言论，一定说‘不要有所忌讳’，又说‘不要忧虑后患’；如今却设置许多防范禁令，又用贬黜处罚来恐吓，这是使人有所忌讳并忧虑后患。古代治理百姓，宣示政令使他们进言，下至道路上的百姓和割草打柴的人，也都被收集意见；如今却只在朝堂张榜，下诏又没有涉及各道，既违背古代的义理，也不合旧日的体制，恐怕不是用来推广圣德、普及到遥远地方、开辟言路而不遗漏幽隐之人的办法。这件事如果不改正，臣深深担心从今以后圣德会渐渐被堵塞蒙蔽。臣在先帝朝曾奉圣旨，因为灾荒旱情起草责己求直言的诏书；诏书下达当天，京城人都欢喜，甘雨也降下来了。没有几天，奸人迎合宰相的意思，上奏迷惑圣听，另外写成一道诏书，大概是想掩盖前一道诏书的美意，庇护新法的过失；人心疑惧，于是不敢进言，前一道诏书只成为一篇空文罢了。如今榜文后面的意思，也颇类似这种情况；这件事对于国家体制关系不小。伏望陛下深切察看这个弊病，彻底断绝它的根源，特降出圣意批示，命令删去这七十五个字，只依照榜文前面所说的内容，另行撰写诏文，遍颁天下，使四方之人豁然明白圣人喜爱善言、喜欢纳谏的心意，如同拨开云雾看见青天白日，岂不痛快，岂不伟大！【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陈州知州，经过宫阙后留下侍奉经筵。起初，哲宗即位，下诏说：‘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采纳谏言为先。朕想听到正直的言论，虚心听取；内外臣僚中有能够用正论启发辅佐朕的，哪里只是接受而已，本来就不吝惜高爵厚禄来奖励他的忠诚。即使他的言论不恰当，在义理上不切合、在事情上不适用，即使触犯内心、违逆耳朵，也将欣然容纳，不加拒绝。】如果暗中另有怀抱，超越本分，或者煽动摇撼机密事务的重大事项，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窥测朝廷的意旨，以求侥幸进用；对下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感，以求取得虚假的声誉。如果确实出于这些情形而不加惩戒，必定会扰乱风俗、危害治理。这样说来，实行贬黜处罚，也是不得已的。只是考虑到亲自处理政事之初，恐怕群臣不能普遍明白这一点，凡是列位任职的士人，都应当完全体会这份心意，务必自己竭尽所能。朝政的缺失，应当把各自听到的都进献上来，以弥补朕的不足。应命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司马光等上疏争论这件事。于是开始修改前一道诏书，现将修改后的内容完整记录如下：‘朕继承先王燕安的谋略，得以奉守宗庙，刚开始总理各项政务，对于大道理还不够通晓，早晚恭敬畏惧，不敢安闲，担心不能彰显先帝的美德功业、安定天下百姓。长久思念古代君王，刚开始亲政时，必定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声音，以防止下情壅塞；广泛求取正直的言论，以弥补自身不足，然后万物人情才能全部上达，恩惠利益才能向下普遍施行。《诗经》不是说过“询问我的意见”吗？这是成王求助的做法，也是群臣进谏告诫的做法，上下相互警戒，以完成文王、武王的功业，朕非常仰慕。凡内外臣僚以及庶民，都允许进呈密封直言，陈说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在京城，投进登闻鼓、检院；在外地，投到所属州军的驿置来报告。朕将加以阅览，考察其中的内容并施行。】《宋名臣奏议》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 君道类 广开言路（下） 上奏哲宗，请求下诏命内外百官分条陈说本职以及所经历事务的利害。利害　　　　　　　　　　范纯仁 臣恭敬地看到六月二十三日的诏书，凡内外臣僚以及百姓，都允许进呈密封直言，陈说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由此可见圣心求治是多么深切。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敢沉默不言。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开启重熙盛运，发布日新之政，天下人都翘首盼望达到太平，本来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朝政缺失可以陈说。所谓民间疾苦，就是陛下刚亲临天下之初，略微整顿几件事情，百姓便欢呼鼓舞的那些情况。大概那些就在京畿附近、事情道理明显的，陛下能够熟知并加以改变；至于处在偏远隐微之地的，陛下就无法听到。所以确实应当以明诏广泛征求。然而内外臣民仍然不能深切符合圣意、竭尽所能陈说，原因是百姓愚昧，即使有疾苦也不能自己说出来；只有举人、胥吏中有能说的人，又因为利害与自己关系不密切而不肯说。臣僚也有不能说的，有因畏惧回避而不说的，有关系疏远而谨慎沉静的，有过去不曾进言、如今又因惭愧而不愿进言的。像这样的人都不会说。假如不是陛下深切诏告有关官员和各有司，使他们各自把所听到的全部说出，向上自行陈报，那么臣担心圣诏将成为空文，天下的实情终究不能全部呈现。过去朝廷制定法度，交给有司施行于天下，本来是想使百姓便利、使国家受益。如同慈父把食物交给人来喂孩子，心意难道会不好吗？但喂养的人没有爱护孩子的心，不衡量饥饱多少的节度，只说‘我只知道喂他罢了，不顾其他’，那么孩子不因疾病而死已经很少了。如今负责施行法律的吏人，不顾百姓的利害，只知道施行法律而不顾其他，那么百姓疲惫困乏、无处申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说来，郡县的弊病，守令知道；一路的弊病，职司知道；茶盐的利害、民兵刑法、差役的弊病，掌管这些事务的机构以及承受其危害的人知道；边防的弊病，守边之人知道。伏望陛下特下明诏，对内命六曹、四司、九寺、三监、三师以及百司，对外命监司、提举、提点、边臣、牧守，直到令佐、监当、曹掾，都各自分条陈说本职以及亲身经历的利害，不得有所隐瞒：某件事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可以兴办施行；某件事繁琐严密、耗费劳力财物，可以简化省略；某件事危害公私，可以整顿革除。限令一个月内上报奏闻。也可以根据他们的陈说，大略了解其人的才识，然后陛下会同近侍和大臣审慎选择，施行这些意见，使恩泽像大雨一样流布，遍及天下。这样一来，就能像朋龟献出吉兆一样，众多功业都兴盛起来；尧舜和三代的政治，即使不费大力也可以成就。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特赐施行，天下就大幸了。【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庆州知州】上奏哲宗，论述百姓进呈密封奏事，请求下发施行 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下诏广开言路，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必定有臣僚、百姓进言朝政缺失和民间疾苦，奏状已经很多，却没有看到交付外廷，命三省或枢密院商议施行。这样就只是徒然烦劳陛下阅听，有什么益处呢？从前汉昭帝时，官吏百姓上书陈说有利于政事的意见，只要有不同寻常之处就下发处理，杜延年正确处理后再奏报。先帝刚即位时，下诏命内外进言得失，也命臣与张方平共同详定，选择可取的，连同原奏状一起送入内廷；有的下发三省、枢密院施行。臣私下估计如今臣民所上的文字，其中是非褒贬虽然错杂，但不能说没有好的谋略和长远的策略。凭陛下睿智明察，想来连毫发也不会遗漏，难道可以一概弃置，完全不采用吗？臣想请选出可以听从的，下发施行。或者因为万机繁多，没有时间全部阅览，那么就请依照臣先前的奏疏，下发三省及执政官，分别取来审阅详定；选择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次进呈，或者留在陛下身边，或者下发有关部门施行。【元丰八年七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尽早施行四方所陈说的民间疾苦之事。王岩叟 臣私下认为，陛下忧虑四方百姓的疾苦，悲悯地下诏书，使人人都能自行陈说，这是极为盛大的德政。四方百姓承接诏令，受到鼓舞，争相把自己的实情来申诉。陛下延揽、期待至为深厚的恩意，超过了饥渴之人的期盼。臣私下认为，陛下不询问也就罢了，既然询问，就一定要施行；询问了却不施行，还不如不询问。因为既然询问了，人人都会产生必定得到恩惠的期望。有人议论说，事情重大而不敢贸然决断，事情危害小又不足以施行，日复一日，隐患越积越深，恐怕不是陛下悲悯忧劳、寻求进言的本意。并且担心四方百姓认为陛下只是用空话取悦他们，日后另有命令时，便不肯再相信朝廷。这是陛下开始临朝执政之初不可不谨慎的事情，万国都在观察朝廷如何施政，关键就在这一时刻。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早日下令施行，以满足天下人朝夕盼望的心情。【元丰八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论看详臣民封事，请求把它们留下来，以备作为规戒；或请议论施行。施行。司马光 臣听说，舜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见，使四方的耳朵都能听见；君王看待四海之内，都像看自家的庭院，看待民间街巷，都像看手指和手掌一样清楚，然后才能治理天下。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对于四海的广大、民间细微隐蔽的事情，从未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如果不采纳、听取臣民的言论，即使凭借上天赋予的聪明睿智，又从哪里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呢？陛下近来诏令天下臣民，都可以进呈封事，陈说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并且下令让我和各位执政官看详。第一次下发的封事共有三十三卷，臣谨慎地和诸位执政选择其中的内容，除去没有可取之处和辞意冗长的文字外，把其中值得采纳的，已经用黄纸签出，进呈完毕。伏乞陛下把签出的内容再赐予详细阅览，或者留在身边，以备作为规戒；或者交给有关官司商议施行。这样，忠言就会日益进来，圣明就会日益扩大，实在是百姓的大幸、国家社稷的大福。此前执政官请求允许臣僚上殿进言，陛下谦逊退让，认为国家政事有许多尚未熟悉了解，臣僚想要议论政事自有章疏，何必上殿？如今臣民的章疏纷纷汇集在面前，如果陛下不勤勉地加以省察阅览，那么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凭什么能够上达圣听呢？

译国家政事就永远不可能熟悉了解了。其中也有同一件事而许多人共同陈说的，臣也反复签出，正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以及众人共同的愿望。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百姓想要的就施行，百姓厌恶的就去除，那么又何必担忧号令不能推行、民心不能归附、国家不能安定、声誉不能显扬呢？只在于陛下果断立志并竭力施行罢了。【元丰八年八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培养真诚之心，以招致进谏。王岩叟 臣私下认为，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乱，众生有忧乐，都取决于君主如何处置。凭一人之身应对万端机务，凭九重宫阙的深邃来察看万里之外的事情，如果不通过进谏，把聪明寄托在万物万民之中，使人人替我看，使万物替我听，那么凭什么使众生获得欢乐，使天下达到太平，保全社稷的安定呢？然而，听取进谏并不难，招致进谏才难；招致进谏并不难，难在以真诚之心喜爱进谏，以真诚之心施行进谏罢了。百姓虽然最为愚昧，但有了真诚之心就可以感动他们；四海虽然最为广大，但有了真诚之心就可以传达四方；鬼神虽然最为幽深，但有了真诚之心就可以沟通；天地虽然最为广大，但有了真诚之心就可以感动，何况其他事物呢？君主如果真诚地喜爱进谏，又真诚地施行所谏，那么天下人都会愿意用真诚之心把意见告诉他，只怕来得晚，只怕不能及时到达罢了。喜好虚名的君主，大概也没有不自以为喜爱进谏的，然而天下的善言不能来到面前，天下的美好人才也不归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真诚之心来主持这件事。没有真诚之心主持，祸患在于被某种偏好所蒙蔽罢了。有了偏好，小人就能乘机进用，而君子的议论就会被疏远。小人当然也自以为能够进谏，只是顺着君主的喜好加以附会，作为自己的说辞，这哪里是进谏呢？然而君主自己以为他们忠于我，日益亲近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正是通过取悦自己来助成自己的过恶。君子进谏，是直接违拂君主的心意，攻击他的偏好，勉励他走上大道；可是君主有时认为君子的意见与自己不同而厌恶他们，严重的甚至认为他们是在诽谤自己而加以杀害。这正是安危、治乱、忧乐之所以分开的原因。臣认为，培养真诚之心是有方法的：用极静来守护它，用极虚来处置事情，用极平来持守它，用极公来推行它，不在其中掺杂丝毫其他意念，这样真诚之心就养成了。真诚之心养成，就会明察；明察，就不会混淆是非，忠臣和奸邪也就分辨清楚了。忠邪一经分辨，天下的太平就可以坐等实现。伏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圣德正日益增长，愿意培养真诚之心，以招致天下的善言；不要树立偏好，使小人无从乘隙而进；让君子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元丰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在求言诏书中删去限期一百日的指挥。朱光庭 臣恭敬地看到，元丰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敕令中书省查核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已经颁下的诏书：凡中外臣僚、百姓，都允许用实封方式直言朝廷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自从诏书颁下以后，虽然进呈的奏状数量还不多，但仍担心臣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说出来。八月二十三日，三省、枢密院一同接受圣旨，命令开封府和各州军都在交通要处张榜晓谕：如有见闻，迅速依照此前颁下的指挥陈奏。又规定，自原来诏书到达以后满一百日，便不在收接范围之内，因此臣必须加以论奏。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最为盛德的朝廷，必定兼收天下人的智慧来作为自己的聪明。《中庸》说：‘即使夫妇中的愚人，也可以参与知晓；到了最高深的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诗经》说：‘古人早有话说，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所以设置进谏鼓、进善旌、诽谤木，都是为了沟通治国之道、招致进谏的人，本来就从未以日月来限定。臣恭敬地看到，六月诏书允许天下臣民用实封方式直言，这是盛大的德政。一定要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才与设置进谏鼓、进善旌、诽谤木没有区别。即使上面治理天下达到无为而治，下面的人也到了无可议论的地步，广泛访求意见的途径也不能稍有废止。何况圣明的政治正在日新月异，正想听到过去未曾听闻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开始求言时用日月来限定期限呢？希望圣慈再次诏令天下臣民，依照今年六月的诏书，都允许用实封方式直言，并且不再以日月限定期限。这样，民间舆情就能全部上达，朝政也会常常没有壅塞的弊病，而圣明的治理可以不费力就实现了。贴黄：对于此前天下臣民所陈说的事情，臣不知道朝廷曾经采纳施行，还是尚未采纳施行。臣私下认为，执政大臣每天以辅佐赞助为职责，恐怕不能把天下直言的章奏全部详细阅览。臣现在想请求把诏书颁下以后，以及今后再次允许天下臣民陈说的事情，都一并交给两省官员参详；其中有可以施行的，就把事情的具体情况分条列出，上报奏闻，听候朝廷下达指挥。这样最可贵之处，是下面不只是徒然进言，而上面能够收到实际作用。【元丰八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做君主很难，因此不可不寻求进言。范祖禹 臣听说，禹告诫舜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履行君主之责，臣下能够艰难地履行臣下之责，政事才会得到治理，百姓才会敏于修养德行。’舜说：‘对！果真能够这样，善言就没有隐藏的地方，田野间也不会遗漏贤才，万国都会安宁。’凡事向众人考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不虐待无处申诉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只有帝尧能够做到这些。‘君主能够艰难地履行君主之责’，是说知道做君主很难；‘臣下能够艰难地履行臣下之责’，是说知道做臣下并不容易。君主知道做君主很难，就不可不向臣下寻求意见；臣下知道做臣下很难，就不可不把意见全部告诉君主。这样，政事就会得到治理，百姓受到感化，也会敏于修养德行。君主知道做君主很难，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不知道做君主很难，那么他所喜欢的只会是顺从自己的话，别人没有谁敢违逆。做君主的，发出不善的言论而别人没有谁敢违逆，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回答禹说：‘果真如此，善言便没有隐藏的地方。臣下能够施行自己的言论，天下的士人就愿意站立在朝廷之中，所以田野间不会遗漏贤才。’贤人都在朝廷，万国就都会安宁。君主能够把天下所有的善言都听尽，不遗漏天下的贤人，又每逢行动都向众人考察，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所以能不虐待无处申诉的人，使他们都得到安置。

译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使他们都得到供养。只有帝尧能够做到这些。禹依据这个道理陈述劝戒，所以把这些话告诉舜；舜把尧作为效法的榜样，所以用这些话回答禹。其要点只在于听取言论、任用贤人、听从众人、爱护百姓罢了。臣今天所讲的事情，孟子不敢劝齐王发放粮食来救济饥荒，正与这些道理完全相反。齐王作为百姓的父母，坐视齐国发生饥荒，百姓将要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而孟子却不敢再进言。譬如冯妇再次搏虎，哪里能使善言没有隐藏的地方呢？臣观察齐王，他不忍心看一头牛死去，便用羊换牛，并不是没有仁心；可是不能把爱牛的心推广到爱护百姓。看见牛将要死就知道怜爱，看见百姓将要死却不知道怜爱，因此百姓饥饿而不救济，这就是他不仁的原因。齐国没有人用仁义向齐王进言，是因为孟子不依据尧舜之道，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说。孟子见齐王的时间少，齐国人见齐王的时间多。譬如萌芽生长的东西，一天给它温暖，十天又让它受寒，即使希望它生长，难道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所谓不明智。齐王既不仁又不智，是由于不能听取言论、任用贤人。过去仁宗对辅臣说：‘听说州郡有时在夏秋之际，先上奏说时雨充足，庄稼长势茂盛，后来如果发生灾害损伤，却因为害怕获罪而不敢上报，使百姓不能免除赋税，这实在不是长吏爱护百姓的本意。’ 于是制定法令，不治罪州郡官吏，并听任免除百姓的租税。又有人上奏说水灾情况超过实情，有司请求加罪于他。仁宗说：‘州郡大多上奏祥瑞，至于水旱灾害，有时反而压下不报。如今守臣说官私房舍被水冲毁，他的心意也是在为百姓着想，怎么可以加罪呢？’仁宗圣明的心意如此体恤百姓。假使孟子处在仁宗的时代，难道会有不进言的吗？臣愿陛下以舜、禹的话为法，以仁宗的心为自己的心，以齐王为戒，知道做君主很难，不可不寻求进言；寻求进言又不可不加以访求，使善言每天都能听到，使贤人每天都能进用，那么四海百姓就大为幸运了。仁宗的旧例，伏乞陛下经常留心阅览。【元祐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徽宗，论求言诏书还没有涉及旧日辅弼大臣。陈瓘 臣私下看到，陛下近来因为日食，诏令允许中外臣民用实封方式陈说政事，天下忠臣的意见一定会从此进呈了。然而求言的诏书普遍施及臣民，向老人请教的礼节却还没有施加于年高德劭者。臣私下担心，德高望重的旧臣久已离开朝廷，有的在贬谪名册中，有的已经告老辞官。他们忠于国家，想要进言，泛泛地响应诏令并不符合旧日辅弼大臣的身份，秘密进呈封事又有强行聒噪之嫌。如果不是圣上垂问，谦敬相待，年高者也许不愿意进言。因此周家忠厚，尊敬侍奉年高德劭者；秦穆公改正过失，又重新向白发老人询问。这些都是《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圣明君主应当实行的事情。愿陛下借着因日食而警惧灾变之时，明白表示养老、请教老臣的礼节，一定会有美善的谋略前来辅佐初政，匡正君王、整顿政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伏望陛下上禀太皇太后，商议实行此事，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徽宗，请求停止编类元祐年间臣僚章疏。曾肇 臣任职尚书省右省，恭敬地看见朝廷设置机构，编类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为止所有有关臣僚章疏及申请事项的文字，由给事中、中书舍人、都司官、郎官兼领其事。自绍圣二年冬设置机构至今已经将近五年，据本局人员和吏员说，已经编写了一千九十册并进呈，又分别抄写了清本，交纳到尚书省、门下省。现在正在抄写枢密院、中书省的清本，还没有申报交纳。后来又接到中书省送下的章疏约五百多件，正在按次序编类。臣因职务所在，必须把此事分条论述。臣私下看到，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的章疏从未设置机构编写，这是因为臣下指斥朝政、弹劾臣下，都是忘却自身安危为国家办事，不顾及日后的祸患。朝廷如果采纳施行，往往删去姓名，只写成‘臣僚上言’并刊行文字，以此爱惜进言之人，不愿暴露姓名，使他们招致怨恨和愤怒。如果把这些文字一二次编录，流传无穷，万一那人的子孙看见，必定会结下深仇。祖宗以来从未编录，恐怕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所编录的既不是祖宗旧例，又限定了年月；而且元丰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国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以后下至今日的章疏，为什么都不编录，偏偏只编录这十年的章疏呢？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愚昧，想请求下达指挥，把正在抄写的枢密院、中书省清本酌量留下书吏，规定期限催促他们抄写完毕。除此之外，今后继续送到的章疏不再编录，只送交中书省登记入簿、收存管理。其余编写、节略、杂写人员等，一并予以遣散。这样可贵之处在于朝廷的制度安排能够统一，不至于留下过多人员和吏员，白白耗费俸给。【元符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起初，绍圣二年十二月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都司官，自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为止，凡有关臣寮章疏及申请事项，逐一编类，修写成册后申报交纳。三省设置三日后，章惇说三省已经取得编类元祐以来臣寮章疏及申请文字的批示，枢密院也应当编类，许将上奏请求立即施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设置机构，共历时五年，到这时才因曾肇进言而停止】上奏徽宗，请求始终以至诚之心接受进谏。邹浩 臣恭敬地读《虞书》，看到舜命令群臣担任自己的股肱、耳目，又告诫他们说：‘我有错误，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当面顺从来助成君主的错误，这是谄媚；退下后议论君主的错误，这是诽谤。这两种都不是侍奉君主的正道。有虞氏的臣下都是大贤人，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舜尚且用这些话来告诫他们。由此可知，违拂君主心意、触犯君主意旨，并不是臣下所喜欢的，关键只在于君主能够引导他们罢了。这正是帝舜圣明、足为万世法则的地方。臣愚昧，仔细观察陛下即位以来，遵循上天赋予的聪明，首先开辟进言的道路；不久又因日食，急忙颁下诏书，使人人进纳忠言，没有任何忌讳。言论果真合乎道理，陛下就欣然听从，给进言者增加秩禄、授予官职，使天下受到感动。因此即使是疏远的、像割草打柴者一样卑贱的人，也无不为得到这样的遭遇而鼓舞，想着每天竭尽心力，以弥补初政的万分之一，何况负有股肱、耳目之寄托的臣僚，又怎么会不尽自己的忠心呢？帝舜的圣明，如今又在陛下身上看到了。然而臣观察唐太宗，他是接近古代的明君，魏征仍然说：‘陛下贞观初年，引导人们使他们进谏，三年以后，看到有人进谏就高兴并听从；近一二年，却勉强接受进谏，心里始终不平，因为进谏内容详细而且有根据。’

译太宗醒悟后说：‘不是魏公，就没有人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只是人往往苦于不能自己察觉罢了。’于是他知道接受进谏本来就难，而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尤其难。子思说：‘真诚是一切事物的终始；没有真诚，万物便不能成立。’伊尹说：‘始终如一，才会天天更新。’太宗听到这些话而有所醒悟，确实是远超常人的人。只是他不能以至诚之心坚持到底，使自己天天更新而没有弊病，反而让魏公无法再窥见这种至诚，那么他距离舜就很远了。陛下正考察古代来驾驭当今，像太宗这样的事情，也愿意取来作为鉴戒，以成就太平盛世的伟大功业。臣又私下思考，上书进言的人，所说的内容并不相同；其中泛泛议论治国大体、指陈邪正的文字，可以留在禁中，以备阅览。至于陈述利害、涉及有关官司的事项，就请求下发政府，委派官员看详；有可以施行的，随即具奏上报。这样，圣诏颁出就不会成为空文，用于国家，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唯愿陛下留心听取。【元符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请求效法英宗旌表赏赐直言。曾肇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恩德之音，下达明诏，使人能够直言而没有任何忌讳，这是尧考察众人意见、舜喜好询问的盛德，也是先王设置诽谤木、进谏鼓以及《诗经》所说向割草打柴者询问的义理，天下幸甚。臣私下认为，陛下悲悯忧劳、询问访求的真诚既然已经表现在号令之中，那么对于如何开导、鼓励、激发臣民，使人乐于尽忠进献，也必须有相应的方法。何况诏书已经说过：‘他的意见如果可以采用，朕就赏赐他。’那么在文字上也应当切实落实这句话，以取信于天下。臣听说，治平四年，英宗皇帝即位之初就寻求直言，不久又下诏，上书者所陈说的政体和时务中，才干见识出众的，任命官职，特别加以选拔提升；次一等的就赐诏书褒奖劝谕；平民则命有关官司召见询问，如果分条回答有道理，就根据才干登记任用。当时咨询谋议、劝导诱发做得如此详细，以至于早晨上书，晚上就被召见答对。因此四方万里之内，人人奋发努力，争相竭尽自己的心意，只怕落在后面。神宗皇帝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一点善处也必定收取，一寸长处也必定记录，斟酌增减得失，用来修明政事。所以熙宁、元丰十九年之间，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功勋崇高，事业宏大；这虽然出于圣人的聪明睿智，也有虚心采纳群言的助益。臣愚昧，伏愿陛下明白告谕辅臣，查考探寻治平四年的法令，举而施行；对于上书议论政事、合乎圣意的人，迅速加以旌表劝勉。这样远近听闻之后，谁不会感激奋发？有智慧的人会献上自己的谋略，忠诚的人会献上自己的诚意，陛下不走出宫门庭院，就能把海内的实情全部听到，实在是无比幸运。【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徽宗，论太学生不应因进言政事而殿举。邹浩 臣接到中书省刑房送来的录黄一道，是关于太学生张寅亮等人妄自议论裁减皇太后园陵浮费，因而殿举一次的事情。臣随即查看张寅亮等人所上的书，他们的言论狂妄谬误，固然应当惩戒，以此向天下显示法度。但士大夫已经在选拔提升之列，而且经过长期考察，尚且有人不能完全体察朝廷用意的深远，何况山野间一个卑贱的平民呢？陛下察知他们无知，特意从轻处罚，又追改先前屏退他们、由学官押出校门的指挥，这就已经是对张寅亮等加以怜悯宽容了；只让他们殿举一次，确实不算过分。但近年来进言的道路壅塞，这是当时最大的弊病。自从陛下劝勉奖赏、开导臣民，进言之路才得以通达，世人相互庆贺，获得仰望太平的希望。如今张寅亮等如果仍免不了殿举，臣私下恐怕从此以后，人们又会畏惧躲避，不敢进献意见，天下的事情也就无法周遍地被了解，这也是圣明政治应当深切忧虑的事。《左传》不是说过吗：‘乌鸦和老鹰的蛋不被毁坏，凤凰才会聚集；诽谤的罪人不被诛杀，善言才会进来。’臣愚昧，也愿陛下据此赦免他们罢了。所有这道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论太学生不应因进言政事而殿举。上官均 臣听说，圣人会选择狂妄之人的话，甚至喜欢询问割草打柴的人，是因为乐于听到善言。诽谤之罪不予诛罚，是想借此招来直言。君臣之间的形势隔绝，犹如霄壤之遥；进言直率，就有冒犯身份等级的嫌疑；持论高远，就有超越职分的罪名。害怕嫌疑、躲避罪责，那么爱惜自身的人就会袖手旁观、沉默不语，不敢议论。政事有缺失，臣下为了偷安保住俸禄而不敢进言，那么九重宫阙的深处、万事的关键，又怎么能够听到呢？贾山说过：‘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重量也不只是万钧。君主开辟道路寻求进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并采用他的言论、显扬他的自身，士人尚且恐惧而不敢竭尽心力，何况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压压迫他们，哪里有不被摧折的呢？这样，君主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圣人知道把话全部说尽很难，所以奖赏进谏之臣，以勉励那些阿谀取悦之臣；宽赦狂直之人，以开辟正直进言的道路。让乐工吟诵箴言进谏，盲人吟诵诗歌进谏，公卿相互进谏，士人传话进谏，庶人在道路上议论，商人在市场上议论，正是为了汇集天下的善言，成就巍巍的功业。自从陛下即位之初，扩大进言的道路，虚心阅览，选择可以采用的意见，便授予官职、增加秩禄，以奖励进言者；四方士人欢欣鼓舞，人人拿出自己的长处，发抒自己的蕴藏，公开上章进言，几乎没有一天空缺。陛下的神明聪慧出于天性，道术精微，本来是陛下自身所得；至于政事的好坏、臣下的邪正，以及宫禁深处的大小事情能够洞察无遗，大概也是收览众多言论的助益。臣认为，进士殿举，比士大夫被贬官还要严重，并不是轻微的处罚。张寅亮等人疏浅愚昧、狂妄无知，确实不知道朝廷的忌讳，但他们的心志并非怀有邪恶，比作庶人在道路上的议论也可以。如今却加给他们重罚，恐怕不是陛下扩大进言道路的本意。臣私下冒昧揣度，陛下圣明宽容，并不是对无知的小臣发怒，只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涉及执政大臣，言语牵涉上下名分，所以稍微整肃刑罚来明示上下的体制。然而四方遥远之地难以家喻户晓，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前些日子允许中外之人上呈封事，既招引他们进言，又因他们的言论治罪；前日还奖赏，今日却治罪，便妄自猜想朝廷已经产生厌恶进言的意思。中等官员以下的人，安于宠幸、顾惜利益，政事有缺失时，往往犹豫畏缩而不敢正面议论。况且加罪一两个进士，本来确实不值得惋惜；臣私下恐怕，这会从此开始挫伤直臣的气节，钳制众多士人的言论。臣认为，狂妄言论触犯名分，宽赦而不治罪，它造成的危害较轻；诛责卑贱士人以打击直言，它造成的危害却很大。愿陛下按照圣心斟酌此事，权衡轻重，更加怜悯宽容，以符合陛下初政的本意，消除四方的疑惑，天下幸甚。【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上奏徽宗，请求平素培养直臣。江公望

译臣听说，汉武帝杀人如同割草，但汲黯多次因直言进谏而没有稍受贬抑，汉武帝最终还是降服于他的意见。汲黯在朝廷时，淮南王的谋反计划因此被搁置。一个刚直敢言的臣子虽然力量微小，朝廷的轻重却系于其身。因此，对这样的臣子不可不优厚培养，听取意见不可不察明，罢黜他们不可不谨慎。如今朝廷因进言获罪，不过是贬官、离开京城罢了；然而没有听说有像汲黯那样激切直言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平素没有培养他们，未必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即使才干充分，待之也未必完全合乎礼数；礼数有时已经优厚，听取意见却未必察明他的真实心情；要罢黜他，也未必与他的罪责相当。凭君主的威势驱逐一个小臣，不亚于怒风吹落枯叶，使他轻飘飘地径直离去，却不知道这样正好给阿谀奉承、唯唯诺诺、彼此庆贺的话提供了资助。损伤君主的明察、丧失臣下的刚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自古以来，明智而气度广大的君主，以宽容优待臣下，以虚心真诚地延请、等待进言，推行内心的宽恕来加以宽贷，忍受难以实行的事情而听取采纳，这样才培养成人臣的刚直。因此他们进谏时，没有担心触犯禁忌的疑虑，有批逆龙鳞、直面进言的勇气，事情没有不被君主听闻，道理没有不被说尽；君主没有过失的举动，臣下没有违逆的实情，奸人因此破胆，狡黠的吏员因此缩手，残害百姓的人因此绝迹，邪恶之徒也少有发声，蹇直之气日益受到尊重。所以说：‘如果得到适当的养护，没有什么事物不会生长；如果失去适当的养护，没有什么事物不会消亡。’陛下德行气度宏大博厚，出于天性，群臣进谏即使涉及狂妄，陛下也从未诛杀，反而加以优厚赏赐，天下士人谁不愿意为陛下竭尽忠诚？何况负有进言职责的人呢？《传》说：‘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奖赏进谏之臣，使国家安逸而衰败的君主惩罚进谏之臣。’ 这话确实如此。然而臣听说，唐太宗贞观年间，引导人们使他们进谏，三年以后，进谏的人高兴而太宗也听从；又过一两年，太宗勉强接受进谏，心里最终却不平，大概是因为难以接受的进言，常常出现在慷慨希望治理天下的初期，等到习惯于安逸之后，就一定会厌烦。汉武帝是刚强残忍的君主，却有容纳直言的长处；唐太宗是刚强聪明的君主，最终却有懈怠的过失，两者相差很远。唯愿陛下加以鉴察。【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徽宗，请求开辟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道路，打开不避讳的门户。李光 臣听说，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询问谋议更大的；在国家太平安定时，尤其要先行警戒。历观前代有作为的君主，即使聪明有余，耳边也不断听到切直之言；即使天下大治，细微的忧虑也从未忘记在心中。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借睿智宽仁的资质，承受祖宗长期积累的盛平事业，劳心求治将近三十年，华夏安定，天地交泰，祥瑞的应验不断见于史书。所谓太平盛世大功告成之时，确实就在今天。陛下所应当做的，是日夜忧劳，虚心听取采纳；群臣所应当做的，是精诚洁白、勤勉努力，早晚都加以警戒。近年以来，士大夫习惯于因循，安于宠禄，阿谀奸佞成为风气，甚至妄自引用荀卿‘只有听从而没有进谏’的说法，来堵塞进言的道路，朝廷上群臣满堂，却没有人敢开口进言。这是陛下有容纳意见的德行，而群臣却献上拒绝进言的计策。朝政的缺失、臣下的奸邪、百姓的利害、海内的祸福，凭什么能够全部听到呢？古人说：‘大堂之上如果隔绝，就像远在百里之外；堂下如果隔绝，就像远在千里之外；宫门庭院如果隔绝，就像远在万里之外。’说的正是壅塞隔绝的祸害深重。臣愚昧，伏望陛下广泛延请群臣，明白诏告天下，开辟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道路，打开不避讳的门户，使忠良刚直敢言之士能够有所规劝补益，使正直之言得以进来，使倾邪、谗巧之徒不能堵塞言路，使下面的实情得以上通，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宣和六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司封员外郎。王黼看到这篇奏章后厌恶他，把他送交吏部，派任阳朔县知县】上奏徽宗，论学校中诽谤伤害之事。

译许翰 臣听说，万人聚集的地方，必定会有公正的议论。《左传》说：‘堵塞百姓的口，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大决口所冲击的地方，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因此，监禁、压制诽谤而衰败的是周，禁止言论而一时强盛、最终灭亡的是秦。《无逸》的训诫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不仅不敢含怒。’这就是堵塞河流不如疏导它的办法。从前郑国人到乡校游观，议论执政者的好坏。有人对▯产说：‘为什么不毁掉乡校？’▯产说：‘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毁掉它做什么？’国家自从王安石坚持违拂、改变世俗的学说以来，流弊延续到今天，其祸患已经可以看见。陛下正要公正地听取、全面地观察，竭力矫正这种弊病，宽容地接受意见，务求把众人的情实全部听取。前些日子，宰相吴敏留下李邦彦，只是为了避开嫌疑、分担诽谤，借此安抚士人和百姓；但有人没有明白他的心意，认为他是在竭力排斥公议，有人私下讥讽诽谤，又责怪臣不进言。臣认为，只要朝廷的德行日益胜过从前，这些怀疑议论自然会消散。臣私下听说，台臣正在论奏学校中诽谤伤害宰相等事，臣恐怕陛下如果竟然施行他们的意见，就会使忠直鲠言受到堵塞，使讥刺毁谤之声听不到，朝廷的蒙蔽又像从前一样，这正是乱亡的征兆，不可不慎重考虑。伏望圣慈不要下发那道奏章，以招致四方的言论，沟通天下人的心志。【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授任御史中丞】上奏钦宗，请求授予陈东官职，并让吴若恢复原来的职务。余应求 臣仰望想到，陛下圣明的气度如同苍天，容纳接受忠直的言论，从未稍有拒绝，即使舜喜爱询问、禹拜受善言，也不过如此。陛下又选取其中最突出的人授予爵位、加以赏赐，来引导人们进言。凡是有见识的人，谁不竭尽愚见、穷尽思虑，献上像割草打柴者一样微薄意见的万分之一呢？近来太学生陈东首先进献忠言，把奏章送到宫阙之下，所说的都是国家大计、一般人难以开口的事情。奸佞之人厌恶他，肆意散布浮夸的言论，来误导圣听。学官奉承他们的意旨，几乎想把陈东斥退。若不是依靠陛下的圣明，进献忠言的人自身几乎就危险了。太学生吴若多次上书，议论不屈不挠，进言的人却认为他是在鼓动诸生，因此朝廷也将他罢黜。这样一来，又凭什么招来天下人的言论呢？伏望陛下圣明裁断，赐给陈东一个官职，让吴若恢复原职，以彰明陛下容纳忠直言论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上奏钦宗，请求授予陈东官职。陈公辅 臣私下想到，陛下即位之初下诏寻求直言，太学诸生都上呈封事，陛下不厌倦地听取阅览，又由此授予他们官职，张炳、雷观就是这样。古代善于听取采纳意见的君主，即使尧、舜、禹、汤也不能超过陛下。然而太学生私下有所疑惑，认为陈东的奏书远远胜过张炳、雷观，陛下不授陈东官职，却授这两人官职，不但诸生感到不平，张炳和雷观也实在厚着脸皮了。臣私下思考，陛下一定认为陈东不应当伏在宫阙前上书，以致百姓发生骚乱。陈东本来从未与百姓约同，李纲被罢免后，陈东因忠义而感奋，担心自己的言论不能上达，所以率领诸生伏阙争辩。不料当天百姓也来了。臣询问诸生，他们都说：‘李邦彦等退朝时，百姓都在辱骂，陈东和诸生竭力阻止他们。后来百姓喧哗起来，陈东惊恐忧惧，面色如死灰，急忙想退避，但百姓围拦拥挤，他无法出去。’既然如此，陈东哪里是有意率领百姓作乱呢？臣观察陈东，不仅学问广博，善于议论天下大事，也是忠诚奋发之士。陛下如果在朝廷任用他，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议论者又说，陈东的奏书深深诋毁李邦彦，而大臣中有人庇护李邦彦，不愿意陛下授陈东官职。如果这样，就是陛下想按照公议任用人才，而大臣却用私意加以阻挠，怎么能够避免受到人们的议论呢？臣愿陛下不要吝惜一个官职，用来鼓励竭尽忠诚的士人，安慰太学诸生的心，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的职务在于负责进言，如果有所听闻，不敢默默不言，唯愿陛下明察。【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

译《宋名臣奏议》卷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勤政 上奏真宗，论勤于政事。韩援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诏令举行转对，在外任职、尚未参加次对的文武群臣，都允许上章奏事。这大概是陛下勤勉思虑、广泛采纳卑微意见的表现，疆域之内都极为歌咏赞叹。伏惟陛下承受天命、图谋大业，掌握枢机、登临帝位，做一件事必定遵循典礼，发一句话必定访求古今。在三年遏密期间，悲哀自毁超过常情；处理万机、听取奏报以后，也从未懈怠安逸。每当春雨稍有失期、越冬麦尚未抽穗，陛下必定亲临祠观，备办祭祀用的香草，减少御膳来焦心忧劳，派遣使者车马往来不绝，并向群望祈祷，全部减免五刑，以此昭示感动上天，必定会获得吉祥回应。即使有灾异邪气，又怎么能够成为灾害呢？然而臣竟用微薄浅见窥测苍天，退下反省自己僭越，难逃鼎镬之刑，罪该万死。近来略有亢旱，颇为伤害农业。上天或许是因为太祖、太宗二位圣人在天上，而陛下正值盛年，百姓乐业，万国来朝，万一圣心忽然生出骄傲逸乐，所以暂时降下灾异，来警告陛下的睿智。过去魏征回答唐太宗说：‘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五六年之间，仍然因听从进谏而喜悦；从此以后，却渐渐厌恶直言。’这大概是在讥刺他逐渐懈怠于政事。由此可知，勤勉节俭难以长久守持，骄傲逸乐容易产生，这是人的常情。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以后，深居宫中，居高自视，厌倦于临朝治理；内宠嫔妃，外事征伐，接连兴起诏狱，无辜之人被诛杀灭族，终于导致大盗猖獗、中原动荡。这也是太平之后骄傲懈怠所造成的。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福禄绵延、国祚长久，孜孜不倦地勤政节俭，从未有一天荒废万机。自端拱以来，更加励精图治。臣曾暂任盐铁判官，有机会与本司长官一同上殿奏事。有一天，先帝从容地对我们说：‘大凡担任职务，不可不勤勉。我每次看到殿庭的士卒，能够多扫一席地、多汲一瓶水，就一定记住他的姓名。’像这样，就可以看出先帝勤劳于各种政务，一点善行也不遗漏。愿陛下守住太祖的宏大基业，遵循太宗的遗训，兢兢业业，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臣又听说，谋求治理国家，在于远离佞人，堵塞谗言。《尚书》说：‘圣人如果听信谗说，就会断绝德行，使我的众民震惊。’《诗经》说：‘把那些谗人抓来，投入豺狼虎豹之中。’臣观察今日朝廷，自公卿宰相以下，都很方正，没有邪佞之徒。然而事情往往从细微处发生，应当防范于尚未显现之前。凭陛下的聪明神智，必定不会有骄傲逸乐的忧患。然而愿陛下不要厌倦照察幽微之处，不要让小人乘隙而进。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在休息时也不要忘记政事；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处于治理时防备动乱，那么天下幸甚。【咸平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兖州知州】上奏真宗，请求恭敬勤勉地守持治道。陈充 臣私下认为，古代先哲之王承继并守护大业，远的如汉武帝，近的如唐玄宗，都是天资英明、聪慧如神授；虽然建立了丰功伟业，但最高的德行却没有周全。大概是因为享有国祚日久，在位时间长了，便厌倦勤俭，有时甚至怠惰荒废，不体恤百姓，耗费了许多国用。子孙继承帝位后，便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美好的德行在典册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写入记载。回顾他们事业的始末，实在令人叹惜。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君临天下，正值年富力强，从没有一天安坐享乐，朝廷也没有一时厌倦听理政事；说话必合于道，行动必遵循礼法，没有声伎歌舞的嗜好，没有游猎的娱乐，不曾兴建土木工程，不曾接受珍奇贡物。训练士卒，是务求安宁边境而不是炫耀武力；编修典籍，是广泛搜集材料，想要增益文德。真是巍巍荡荡，确实没有什么名称足以形容。如今天下，各级官员办理钱谷、刑狱、兵农、赋税租役，都遵守诏令条文，完全符合规程。即使略有阻塞，也可以惩治革除；就像人的肌肤腠理，平和舒适、皮肤充盈，偶然生一点小病，并不担心难以医治。臣认为，如今天下只要恭敬勤勉地守成，便足以彰显社稷的庆幸和百姓的福祉。然而仍应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已经安逸也不要把安逸当作常态；把这些话存记在格言中，才可以流传为后世的训诫。臣私下担心，陛下或许因为时局已经安泰，心意便会发生变化，安居深宫，厌倦阅览万事；亲近的习熟之人令人畏惧，防闲邪恶也颇为困难。《尚书》说：“君王不要亲近声色之娱。”《道德经》说：“纵情驰骋、田猎，会使人心神发狂。”《史记》说：“由余看见秦国宫室极其奢侈，叹息说：‘假使让鬼来建造，就会劳累鬼神；假使让人来建造，就会使百姓困苦。’”《尚书》说：“珍禽奇兽，不应养在国家之中。”这四件事，是人君最大的戒条。假如有小人乘机争相进用，圣明的治理因此缺少修整，那么追想汉武帝、唐玄宗虽有英明才智而最高德行未能周全，把他们作为前代的鉴戒，正是小臣爱戴君主的表现。《周易》说：“天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以此自强不息。”天道运行，从来没有止息，所以四时推移，万物生长。圣人的道理，应当取法上天，勤勉不息，因此政教才能兴举，华夏才能安宁。臣恭敬地读到敕命，其中说朝廷的缺失、朕自身的过失，都可以写在密封奏章中，使臣得以指陈。如今朝廷没有缺失，君主没有过失，臣预先伸陈忠心，必定会被宽恕罪过。愿陛下长久采纳这些话，静心思考政事的缺失；治理时不忘动乱，安定时不忘危险，那么九夷都会归向教化，百代都能承受福祉，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抓住一件小事便说成是有利于救济，陈述一点浅短见解便说成可以周全通达，这不是臣愿意做的事。【景德三年上奏，当时任刑部员外郎、直昭文馆】上奏仁宗，请求每天早晨亲自处理政务，振举纲纪和政务要目。孙沔

译臣听说，心怀隐忧时道路才会显明，功业成功后德行却容易衰退；经历艰难时思虑深远而谋求周全，处在安逸中便志意满足而自我放纵。上自三王时代、两汉君主，平定乱局的都达到了至治，忧劳勤勉的多能实现中兴；荒淫怠政，则常与丧乱相随。晋、魏以来，君主有的暴虐，有的懦弱，纲纪败坏。臣不敢远引古义，愿以唐代的事例来说明。文皇帝开创基业，武力平定大难，招请群儒，确切讨论治国的根本；检阅弓箭，便能体察政教的细微之处；晓谕金冶之事，以说明纳谏和进言的道理。房玄龄、魏征等贤臣，早晚尽心尽力，贞观之风始终没有玷污。到了高宗，借此达到太平，性情务求宽简，遇事却拖延裁决；外朝纲纪毁坏而无人忌惮，远远贬黜内宠；内宠势盛后，二张掌权，许敬宗、李义府谄媚皇上，祸患由此开始。二十多年后局势变迁，因武后而发展到明皇，治乱差异尤其明显。开元之治时，内部祸难刚刚平定，明皇长期生活民间，深知国家的弊病，想把滥官和弊政全部革除，因此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各项政务都得到兴举，于是达到教化大成。天宝以后，听理政务渐渐懈怠，宠幸之人骤然兴起，沉溺于奇技淫巧，夷狄入侵而使华夏陷入混乱，威势不能施以仁爱；所以李林甫、杨国忠得以窃居高位，纲纪法令没有修整，最终导致皇帝出奔。这三代君主的事迹，都是一时的龟鉴，分布记载在书籍传记中，可以考知。它们无不说明：世道动乱时便思考恭敬勤勉，时局安定时便败于安逸享乐；形势使然，而祸患向来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周易》说：“将要灭亡的，正应当保全其尚存；已经动乱的，正应当保有其治理。”《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只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 古书说：“能够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继承帝位，致力于敦厚深静，收敛隐藏英明谋略，竭力表达孝敬慈爱；但当时内宫参与政事，朝廷制度没有得到经常整治，宦官寺人玩弄权力，天下人侧目而视，女宠请托接连而来，大道不能施行，而陛下深藏于宫中，许多事情都未能明察。到了庄宪太后升遐，陛下独自裁决万机，亲自处理大政，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斥逐宦官及其党羽，停止内降诏令所施的私恩，擢升正直之臣，贬退窃居职位之人。每天早晨听政，使旧邦焕然一新，朝廷内外再次清明，天下百姓欣喜拥戴；如果把这些制度执守得像金石一样坚固，施行起来如车轴一样顺当，希望达到陶唐的风范，继承文帝、景帝的事业，成为一代宏大的规制，冠绝史册中的美好记载，岂不是伟大吗？然而不到一年，情形就很不同于从前：内宫宠妃艳丽兴盛，中宫地位倾危变易，杨氏倚仗恩宠，权势特别强盛，事情都因请托而施行，言论也从政权中发出，君子和小人都在暗中腹诽议论。幸亏陛下圣明，以义理自我防范，废黜外宫宠妃；虽然谨慎地端正了治家的道理，却还没有来得及谋划治国的适宜办法，功业没有彰显，史册又在哪里呢？臣恭敬地听说，从前太祖顺应天命奋起于乱世，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太宗以德业光耀天下，开创基业，平定列国战争；真宗修明文治，守成继承先业，和好戎狄、崇尚儒学，议定礼制并举行封禅，告成于神明，以圣功写入诗歌，配乐演奏，成为三朝盛事，万世流传光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如今陛下自从亲自承担政务已经十年，难道只是常常专心于欢乐言谈吗？三年足以改变风俗，却没有听说有什么政绩可以长久流传、惠及无穷。近年来，和气渐渐郁结，水灾旱灾接连发生，蝗虫螟虫屡屡出现，粟麦歉收，田地几乎荒废。夏季多寒，冬季无雪，星象发生变异，天河决口，东郡受灾；疾病流行，百姓流离，生民困顿疲惫，百姓缺少能够吃到第二天的粮食，仓廪也没有维持到年终的储备。人口既已繁多而且富足，为什么会这样？正当物资不足之时，难道还能说这是无为而治的教化吗？陛下不能因为当时没有战争，便号称太平；政务只是奉行文书，便以为可以端坐无为。臣私下担心，祸患会产生于疏忽之处，已经存在的安定会逐渐亡失，日益衰败，再也没有安逸享乐之时。唐代天宝年间，正是前车之鉴。臣看到诏书颁布天下，说每天早晨亲自处理政务，所以天下百姓都说我们的君主忧劳勤勉，仁德教化很快就可以实现。去年秋天因为圣体失调，臣以心意启发劝谏，陛下爱惜

译君臣情谊，采取了适宜的制度，在双日提出不临朝的请求；君臣交泰的诚意，立即带来了喜庆，但安逸享乐的戒条，难道可以当作常规吗？况且一个月中恰好减少了一半，庆辰嘉节、休沐受福，又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废止听政；这样一年之中，大概没有一百多天处理政事。宰相上殿，奏事后还要等待答复，剩下的时间只有几刻，天下万事难道不会被耽误吗？即使说汉帝五日上朝一次，也还有伏在蒲席旁入阁奏事、坐在厕所旁与臣下交谈，以表示没有隔阂。唐代制度三日临朝一次，也还有在便殿轮番召见、在浴堂延请对答，确实不是怠惰。如今退朝以后，深宫之中陪侍左右的，是遭刀锯刑罚残害之后的宦官；供皇帝悦耳悦目的，是绮罗艳丽的服色。九重宫门紧闭上锁，宫门高耸难入；宫禁白天也戒备森严，皇帝车驾远离臣下。实在没有看见召见名臣、询问外间事务，询问祖宗的纲纪，考察朝廷的得失，只是修饰简易的名声，却没有增益太平的教化。臣恐怕这样不行。何况如今的政事，失误在过于宽缓，受蔽于姑息；如今的士人，懈怠于职务，却庆幸可以因循守旧，这是在助长他们的懒惰。天下的根本在百姓，百姓中的豪强都兼并土地，而贫民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天下的大事在军队，军队中的下层士卒忍受饥寒，而骄横之人却不敢役使。郡守县令，善恶优劣没有区别，冗员白吃国家粮饷成千上万，侵蚀耗费无穷。邪佞之人退下后又兴起，忠直进谏者被斥退而没有任用，这是最大的祸害。假如想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制止，在将要形成时挽救，没有比振举纲纪、整顿政务、杜绝渐变、防止细微弊端更好的办法；应把勤俭放在首位，把刚决断然当作紧急之务。权柄一旦丧失，哪里还能重新取得？难道适宜崇尚宽大，任凭自己沉溺于清闲宴乐吗？如果说这是怡养精神性情的方法，而且如今又不是年老疲倦、不堪勤政的时候，臣更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现在陛下正当盛年，气志如神，应当解除因循旧习的弊病，增加求治之心，勤行夏禹、商汤克制自我的规范，施行周文王、周武王建立教化的旨意，振兴三祖的基业，成为百世的法则，把宏大的功业留给后世，由自己开创，岂不盛大吗？愿陛下趁岁首正朝开始之际，慨然下令，广泛告谕天下。每天早晨恭敬自持，天刚亮便临朝就位，推选大臣，讲求古道，以温和的面色接见他们，使他们尽情议论；精心考察品评，督责贤能与否。对外，斥逐刺史、县令中无能、衰弱、贪婪、残暴的人，以使百姓获利；对内，罢免公卿大夫中无才、谄媚、奸佞、荒诞的人，以肃清朝廷。对于掖庭之中的宫人，简汰那些自幽闭以来因受宠而获得赏赐的人；对于宦官寺人，削弱他们承担的重任，以防止亲近者徇私。发布号令，必须审察是否有害；奖赏功劳、惩罚罪过，必须考虑是否公平。这样就能使上层敦厚教化，下层百姓喜悦，足以招来天地协和之气，使国家昌盛，这些都是眼前可以看到的事情。只在于陛下努力实行罢了。三王也可以与之相比，十位圣君也不足以匹敌。为什么要倚仗当年太平而自满自乐呢？臣的处境十分孤立危险，说话没有避讳，冒昧陈述愚昧之见，甘愿等待诛罚。然而想到自己身处宪台，过分承受丰厚俸禄，恩宠来自皇上，俸禄取自百姓的力量，怎么可以苟且偷安而不思尽忠守节？即使说一句话而死上万次，臣也确实把它看作荣耀。冒犯天威，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等待治罪。【景祐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请求不要因为天下太平而自我懈怠。宋绶 臣听说，自古守成的君主，大都战战兢兢，不忘反省审察，为什么呢？因为担心人心在长久安定中放纵，祸患会从疏忽之处产生，所以常在无事之初设立防备，在变化尚未萌发之前消除它。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应对，不是已经危险了吗？臣愿陛下整饬激励群司，使各部门共同修治各项职务，不要因为天下太平而懈怠，不要因为事情细小而不谨慎，这样便可以保全至尊地位，享有宏大基业。臣又私下思考驾驭臣下有三条原则：遇事贵在守持，临机贵在决断，谋划初起贵在秘密。只有能够守持，奸邪才无从改变它；能够决断，邪说才无从迷惑它；能够严密，事情才无从发生变化。这三点关系到治乱安危

译，愿陛下敬慎地记取。至于朝廷事务清明平定、深居闲适宴息之时，也愿陛下爱护调养身体，节制调和起居来顺应四时，调节声味来协调六气，不要达到损伤过度的地步，才能获得自然和平，承受百神降下的美好和无边的福祉，岂不是很好吗？【景祐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哲宗，论述成就事业在于忧劳勤勉，失败在于怠惰疏忽。彭汝砺

译臣恭敬地思量，自古天下兴废存亡，书中记载得十分完备；事业成功从来没有不是由于忧劳勤勉，事业失败从来没有不是由于怠惰疏忽。陛下即位处理政务以来，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表现在诏令中，也体现在施政上，已经很深厚了。但时日渐久，终究不能接近古代圣王的境界，大概只是诚意还没有进一步加深罢了。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用事实来验证。如今观察天地间长期寒冷、星象变化以及河流尚未疏通；观察财用方面公私都已困乏，而浮费却越来越多；观察有司因循苟简的弊病日益严重；观察风俗中防耻、忠厚的风气几乎丧失。役法改变以后，百姓更加困苦；边防逐渐松弛，夷狄正在轻侮；选举法败坏，士人迷失了方向。然而进言的人却说：“如今非常安定而且太平。”这不是欺骗就是谄谀。天下是一个大器，置于安定的位置就安定，置于危险的位置就危险。安危的关键，只在一朝一夕、一言一行之间罢了。大概自古以来，君主享有国祚日久，便没有至诚恻隐的心，上下都苟且偷安，只求应付眼前，日复一日地拖延，弊病便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没有恶政酷刑加在百姓身上，天下也未尝不会混乱，这一点不可不察。陛下应当凭借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再加上至诚：凡是可以做的，必定果断去做；凡是可以取法的，不要疑惑；凡是可以听从的，必定听从；凡是可以改正的，不要因改正而自责。这样一来，百官有司无不奋发自励、承受诏令，灾异和弊病便不值得忧虑了。臣虽然不肖，仍愿日夜洗心自省以等待成效，所以用至诚之论作为结尾。【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论太平百年更应当戒惧。彭汝砺 臣学识不能洞察事理，又不熟悉时务，即使冒昧竭尽心力，也知道对国事没有什么补益。臣私下思考，三代的盛世没有超过周朝，周朝的盛世没有超过成王、康王。昭王不能继承，到了穆王时几乎亡国；宣王虽实现中兴，却已经不能完全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汉高祖取秦而建立汉朝，传了一代便发生吕氏之变。文帝、景帝时期很盛大，却也有七国之乱。武帝好大喜功，出兵没有一年停止，天下因此骚动不安。光武帝重新拥有天下，号令温和文雅，政教彰明，能够继承他的只有显宗、肃宗而已，肃宗以后便没有什么可讥议的了。神尧的功业比不上商汤、周武王；太宗的治理几乎达到成王、康王的境界。到了高宗懦弱，武后专权；明皇兴盛之后又不能善终，唐朝日益衰微。下至五代，中国分裂为六七个政权；等到真人出现，统一四海，而且圣明君主相继而出，太平延续了一百多年。自三代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然而万物的变化，常常彼此往复；太平中有动乱的征兆，安定中有危险的征兆。那么近来旱灾荒歉、凶年灾祸、盗贼战争，也有其命数所决定的因素。观察天象变化，考察人事，参照往古，验证当今，以今天天下的形势来看，可以达到大安，也可以走向危险；可以达到大治，也可以走向动乱。只愿陛下更加谨慎。臣不肖，自知对陛下的事业没有益处；陛下若能审察大臣，让他们参与政事，选拔忠直之人担任言官，使利害和邪正不被堵塞于陛下的听闻之外，或许天下最终能够保持安定。臣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元祐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论守住已经实现的治理极其困难。梁焘 臣过分蒙受圣恩的驱策，得以侍奉圣明，亲自听到陛下的德音。陛下希望做到内政安静而不受扰乱，天下安定而没有危险，对内惠及中国，对外安抚四方，不断广泛询问，而且没有不涉及政事得失的。臣与天下人一同庆幸陛下聪明，可以说已经懂得治理的关键了。如果君臣同德，共同实行这条道路，几年之间一定可以重新见到仁宗至治的时代。近来观察朝廷之事，似乎没有符合陛下圣明本意的地方，臣对此十分疑惑。难道是大臣不能顺承并发扬圣德，充分宣扬皇恩，以扩大社稷长久安宁的谋划吗？或者是圣意稍有懈怠，奸人窥伺空隙，得以进献邪说来迷乱圣明吗？臣早年蒙受知遇，后来擢升到言路，接受忠言、补益政事以报答恩德，不能和众人一样，因此不忍不替陛下说一句话。愿陛下察知臣的心意，稍加听取。臣听议论的人说：“使天下达到治理很难，守住天下的治理很容易。”臣却说：“达到治理容易，守住治理困难。”自古君主谋求治理之初，无不急于求贤，渴望听到谏言；得到一条善言，唯恐不能实行；看见一件不善之事，唯恐不能除去；潜心考虑万事幽微而尚未显形之处，用心体察众人的思虑所不能达到之处，兢兢业业，不敢闲暇安逸，最终达到安乐无事的境界。这就是天下的治理之所以容易实现的原因。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君主便放松心志，日益骄傲，志意日益懈怠；以为贤人已经得到，便忽略继续求贤；以为善言已经听尽，便厌倦听取；把应当防备的事情看作不值得忧虑，把隐伏的祸患看作不值得预防。奸邪产生了却不察觉，祸患萌发了却不醒悟，所以最终导致败乱而无人挽救，这就是天下的治理之所以难以守住。《周易》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太平时不忘动乱。”《既济卦》的卦象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安定中本来就包含危险的道理，治理中本来就潜藏动乱的契机；事情已经成功，仍然思考祸患的潜伏，这些都是圣人在治安无患之时所作的戒惧。恭敬地思量，陛下至今临朝统治已经七年，进用贤能、斥退奸佞，符合天下公意；兴利除害，顺应百姓愿望；刑罚清明公平，赋税征敛均衡节制；奸邪已经消除，战争大致止息，年成丰收，民力宽裕，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治理的趋势。守住而不丧失，治道便可以成功；这正是两宫坚持守成、最为困难的时候。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学习不倦怠，临政不疏忽，没有营造宫室的嗜好，没有声乐玩赏，没有佛、老思想的迷惑，没有穷兵黩武的蒙蔽，守成的方法是有道理的。恭敬地思量，太皇太后陛下仁慈恭敬、明察谨慎，以至公之心相济，辨别谗邪，裁抑侥幸；在听取意见、预防弊端之间，常常能够穷尽事理。在这样的照临之下，万事都不会徇私，这正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臣仍然忧虑，私下担心陛下把尚未完成的治理当成已经实现的大治，把小康的风俗当成可以长久安居的局面。像抱着桑木救火那样的忧患之心，一天天在心中松懈；像驾驭朽烂缰绳那样的畏惧，也不如从前。积累而成的成就最难，因怠惰疏忽而败坏它却最容易。臣微薄的忠心，已经当面陈述过了，仍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愚昧，仔细思考并努力实行。臣屡次蒙受圣恩，陛下降旨表示接纳，臣却不敢因此欣喜。《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困难。”又说：“警戒啊，要警戒没有忧患之时。”愿陛下务必实行那些值得听取的言论，警戒没有忧患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延续无边的美好福祉，天下就大大幸运了。

译附呈黄纸奏议：臣私下认为，政事的根本在于用人；朝廷人才纯正统一，政事自然安定。君子在朝廷内部、小人在朝廷外部，就是泰道；如果君子和小人混杂在一起，泰道又怎么能够形成？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任用，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一方增长、一方消退，是自然的道理。这取决于君主经常用心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治道便可以成功，天下便能享受安泰。希望圣明陛下对此留意。小人中没有才能的，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畏惧，却也不能任用。小人的本性喜欢嫉妒善人，实在容易结交邪党。没有才能的小人一旦获得进身之路，必定又会援引有才能的小人来助成奸谋，最终成为国家的祸害；因此这种人决不可任用，这是确定无疑的。愿陛下明察。臣私下认为，臣下为人之道在于尽忠。“忠”这个字，是说中心专一才叫忠；中心有二便成为祸患。臣下有爱戴君主、忧虑国家之心，与皇上同德同心，能够奋然承担怨恨、排除困难，不顾虑家室的忧患，这可以说是中心专一。陛下察知他有这样的心，难道不是忠臣吗？可以疏远他吗？臣下表面上表示爱君忧国，内心却不同皇上同德同心，不肯承担怨恨、排除困难，只求收取恩宠、博取声誉，专心经营私利，这就是中心有二。陛下察知他有这样的心，难道不是祸患吗？可以亲近他吗？这就是用人的要领。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元祐六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一。宋代赵汝愚编。君道门。听断。上奏英宗，请求裁决各项政务。司马光 臣听说，君王的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君王如果不说话，臣下便没有可以接受奉行的命令。陛下凭借光明的德行和美好的声望登基受命，四海之内都伸长脖子、侧耳倾听，渴望听到圣明的政事。自登上帝位以来，到如今已有五月，而陛下深自谦逊，端坐深沉默然；群臣奏报政事，陛下一概不置可否，朝廷内外的情绪深感郁闷。先前还可以说是圣体没有安康，如今已经临御殿堂听政，也恢复了旧日制度，出入起居都恢复常态，唯独对万机政务还没有加以裁决，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诗经》说：“不亲自处理，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信服；不亲自询问、不亲自任用，就不要欺骗君子。”臣愚昧地希望，今后凡是两府以及群臣奏报的政事，陛下都稍稍留心审察，询问利害，讨论是非；可行的就实行，不可行的就驳回，使四方都一致仰望圣德，亿万百姓无不感到万分幸运。【嘉祐八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并以义理作出决断。郑獬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刚即位时，四方传闻都说陛下聪明英武，和太祖相同；有志之士无不振衣叹息，倾心仰望陛下的风采。然而自从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发布的号令只是沿袭常规旧例，没有听说有赫然振奋天下的举措。起初还可以以圣体略有小病为辞；如今玉食已经恢复，却仍恭敬沉默而不发言，实在不知这是何意。难道是想暗中拱手、隐藏锋芒，慢慢观察天下的动向，然后再出来控制它吗？如今已经将近一年，万机政务的变化大概都看到了。难道是仰慕商宗的节操，想等得到圣人后才任用其施政吗？那么傅说怎么可能多次出现？如果果真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就终身不说话吗？难道是左右近臣牵制行动，使陛下有所畏惧顾忌而不敢明白施行吗？如果不明白施行，那么两府大臣和禁庭侍从都足以寄托心腹，又有什么可疑虑而不与他们谋划呢？这三种都不是应有的办法，也不是帝王面南听政、裁决政务的大权。先皇帝在位时，只用仁德涵养万物；时间久了，大概形成偏失而不能全面施行的情形。仁主于爱，义主于断，就像春天负责生长、秋天负责肃杀一样。只有生长而没有肃杀，万物便会腐烂而不能成熟，那一年四时的功业又怎么办呢？陛下承继先皇的仁爱，也应当运用义理决断来整治天下。所谓义理的决断，就是君主掌握权柄。如今如果只是唯唯诺诺而不裁决可否，把事情交给辅臣决定，那么君主的权柄就会屈抑而不尊。假如辅臣朴实忠诚，虽然不敢扰乱大法，却只是替陛下奉行条例，也不过是拖延日月而已。一旦发生危急动荡，谁能挺身而出替陛下承担大事？万一奸人结党，混杂在其中，天下的大势就丧失了。陛下认为今天是治理还是动乱？如果一定说是动乱，那么边兵没有交战，境内没有跋扈的强臣，谁能说这是动乱？如果一定说是治理，那么威令逐渐削弱，大纲解散而无人整顿，谁能说这是治理？所以治与乱，正处于陛下应当留意的时刻。向右看便是治理，向左看便是动乱；陛下只要一抬头，天下治乱的形势就会分开。陛下为什么不每天访求贤者，与他们谋划商议？如今和陛下共同参与大政的不过七八位辅臣，那么陛下所听到、看到的也就止于这些人而已，怎么能够穷尽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古代还要同卿士谋划，明白询问下民，甚至向樵夫询问，于是群言汇集，治理之道得以形成。却想只凭七八位辅臣的意见而期望达到大治，岂不是过于疏略了吗？臣愿陛下向天下发布诏令，允许人人尽情进言；其中有可采纳的，便召来对答。即使臣下进见，也应稍赐几刻时间，询问政事得失，以虚心求取意见，精心审察，明白决断并实行，这样或许天下的形势将要动乱时还能重新得到治理。如果优游沉默，日复一日，有志之士便会离心离德而离去；士人的声望一旦失去，百姓也会随之离去。陛下还想依仗四海众人来保全万世安宁吗？臣实在不能不为愚昧之见忧虑。【治平元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英宗，请求伸张威权、果断裁决。傅尧俞 臣听说，乾刚坤柔，是上下确定的本分；君主倡导、臣下应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恭敬地思量，陛下禀有刚健精粹的德性，学识通晓治乱，每天直到日暮还在讨论治道，深沉默思政事，正是具有可以实现治理的资质。然而亲自处理政务以来，过分谦抑，圣明果断的威权还没有被天下充分听闻。即使舜、禹以及稷、契，也还彼此告诫；如今辅弼大臣虽贤，怎么能保证每件事都正确？古人所谓委任大臣、责成其事，并不是说是非一概顺从他们。大臣说得对，陛下应当听从；大臣说得不对，陛下偶尔认为可行，暂且实行也可以。既然已经知道不对，却还继续顺从，那么君主的权柄在哪里？即使愚夫愚妇，也有不可欺骗之处；这正是陛下圣明决断尚未广为天下知晓的原因。如今禫服尚未结束，天下人只说陛下恭敬沉默、不发一言。从此再过一个月，三年丧制结束，如果威福之权仍然沿袭旧路，人们将会由此窥测陛下的深浅。希望陛下议论政事时，君臣各自尽情表达意见，是非分明，不要当面顺从。间或在燕闲时与群臣接触，总览众议，裁决其中恰当的部分，不偏爱也不厌恶，务求保持大公，那么权柄就在陛下手中，威权也会伸张。臣虽然没有才能，私下揣度陛下的资质禀性，具有祖宗的风范，确实是勤俭有为的君主。有作为的人，应当在可以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如今四海之人都伸长脖子等待德音，不知陛下还在顾忌什么、嫌避什么而不肯施行？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只愿陛下不要日后徒然悔恨，天下就大幸了。【治平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政府与言官职务相互攻击诋毁，请求以大公之道裁断。至正之道。司马光

译臣私下看到，近年来政府与言官相互攻击诋毁，分成两派，如同仇敌。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臣下各自只想逞行私意，彼此争胜负，不顾自己的是非。君主不忍违背人情，便对双方都加以保全，不肯判明谁是谁非，因此群臣纷纷争斗于前，朝廷也因此多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性聪明、仁慈、孝顺、恭敬、节俭，登基之初勤勉求治，这确实是尧舜般的资质，也是众生的福气。群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却不致力于顺承圣德，维护纲纪和治体，革除政事长期积累的弊病，救济百姓的疾苦，反而各自进行私斗，不知止境，实在应当获罪。臣听说，君主的尊贵与天地同体，以刚健为德，以厚重为威；照察细微应当如日月，发布言语应当如雷霆。从前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命官吏都办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又对卫青说：“郭解一个平民，权势却达到能使将军的地步。”这些话说得如此切当，他的家族怎么会贫穷？君主的话如果都像这样切实恰当，群臣怎么能不畏惧服从？心里明知不对，表面却顺应人情；口头顺着对方说，模棱两可、两面讨好，这是君主最大的祸患。国家政事没有不先经过两府相互商议，然后才施行的；其中的关防和秘密，外人都无法知道。等诏令已经下达，台官、谏官才得以听闻。如果事情有不妥之处，他们随后列举理由加以论奏，陛下又把事情交回两府；按照人的常情，若不是极其贤明的人，谁肯承认自己的谋划不对，而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呢？他们必定排斥、阻挠、压制，认为难以听从。这就是君主独自得到拒绝谏言的名声，而大臣暗中取得专权便利的原因。臣愚昧地希望，从今以后凡有臣僚进言指出朝廷缺失，陛下都应清心审慎思考，亲自用大公至正的道理作出决定。如果大臣所谋确实正确，不必顾忌和怜惜别人的言论；进言者所陈确实恰当，也不必曲意顺从大臣的意见。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言论先后，只遵从正确的一方，又有什么纷扰值得忧虑呢？如果双方确实争执不下，陛下也应再次审察，用道理反复与他们诘问辩难，以穷尽事情的真实情形。果真有可取之处，就不要害怕改正施行；像汉宣帝对待赵充国那样，那么天下万事就没有不恰当的了。如果道理上的是非已经清楚呈现，而其中有人执迷不悟、为错误强作辩解，强横固执不肯停止，那么即使加以治罪贬黜，天下人难道会认为不可以吗？这样不仅事情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也能使威权和赏罚的权柄全部归于皇室。天下所有事情，是非尚未明白时，不可不谨慎辨别是非；是非既已明白，就在于陛下决断并实行。臣前面所说的“只要道理所在，便决断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正是指这个。唯愿圣明裁察。【治平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请求审察是非，取其最为恰当者。张方平 臣听说，陛下即位以来，敬畏并体察上天的明命，思虑之后才发言，商议之后才行动，希望以自身率先示范天下的正道，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然而最初政治清明之后，朝廷内外所观察、听闻的，朝廷的风气体制，尤其应当先从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做起。至于敦厚风俗、美善教化、修明典章刑法、端正纪律，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才是如今应当优先做的事。可是近日的政令，没有看到能够安慰天下人心的，只听到彼此以利害倾轧、以爱恶攻击，议论纷乱，斥退免职接连不断。臣担心四方有人因此窥测时政。国家设置官员、划分职掌，设立台谏官。台官负责纠察邪恶、惩治过失、肃清朝廷议论；谏官负责拾遗补阙、规谏君主过失。历代都备置这些官员，各自发扬职能。仁宗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无所不容；先帝英明刚健，命令发出便一定施行。陛下敬守成法，以端正治理的根本。王道正直，就在于执守中正。所说的是吗？事情即使再大也应当听从；所说的不对吗？事情即使再小也应当审察。只取最恰当的意见，有什么可犹豫的？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日月无私地照耀万物，帝王的心也应当如此罢了。如今朝廷的最大弊病，是政事因循、人情不能尽意，原因只是躲避烦琐议论、顾惜表面迹象；因小小嫌疑而废弃大体，名义上说是公道，实际上却是在徇私；名义上说是谨慎持重，实际上却是苟且敷衍。把这种做法当作通往治理的道路，就好比车头朝北却要去楚国。伏愿陛下发扬大明，拓展长远的气度，用来率先激励群臣，革除这种弊病，使大家恭敬和谐，共同形成高雅的风俗。这样君主的尊严就会提高，人伦就会和睦，纪律可以得到端正，风俗也有希望敦厚。陛下把这些道理用于谋划政事，推广它并扩大它，触类旁通、不断推演，治理之路由此就会通达，只是眼前的事情罢了。【治平四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上奏神宗，论述审察言论、考核事实，就不会产生妄加的毁誉。郑獬 臣前些时候进宫对答，恭敬地承蒙陛下称赞臣代理府尹，治理得很好，百姓感到便利。臣内心惭愧，自己任职才四十多天，实在没有什么善政可以配得上陛下褒奖的旨意，因此不敢接受拜谢。又因为天气酷热、日已西斜，不敢长久对答，所以心中私自郁结，既恐惧又不安。臣才能低劣，怎么能治理复杂的府政？只是早晚勉强努力，勉强免于获罪罢了。如果说百姓因臣而便利，万万没有这样的道理。所谓百姓便利，是说能够知道乡里百姓的疾苦，革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使广大百姓离开忧愁叹息而趋向安宁舒适，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是便利。如今臣在这些方面没有丝毫作为，百姓有什么便利可言？然而臣不知道陛下是从哪里得知这一说法的。陛下聪明而喜欢询问，从远处访察下情；多言的人或许因此称誉臣，这只是虚妄的赞誉。当他们进言时，陛下为什么不让他们具体列举臣所做的便利百姓之事？他们必定无话可答。即使他们能够回答，而且确有事实，陛下也应当深入审察，然后才可以相信。如今臣并没有这些作为，陛下却立即相信了他们；如果有人因为臣不肖而毁谤臣，陛下也一定会听信。为什么呢？善恶的评价如果不考察事实，既然容许虚妄的赞誉，也必然会容许虚妄的毁谤。这就是臣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恐惧的原因。

译从前列子住在郑国，郑国国君子阳送给他粮食，列子拜了两拜辞谢说：“您并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听信别人的话来送我粮食。等到您要怪罪我时，也一定会听信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臣虽然极其愚昧，怎么知道陛下不会因为虚妄的诋毁而贬黜我呢？所以帝王听取、采纳意见时，不能不加以审察。如果不查明事实，天子的听闻就可能被欺骗，奸臣便会乘机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把白说成黑，把对说成错，依附自己的人得到进用，违背自己的人遭到斥退，分布党羽，掩盖自己的过失，使朝廷之上只能听到党人的言论，却不知道天下的公论。孟子的话说得好：“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加以考察，发现确实贤能，才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行，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不行，不要听；全国人都说不行，然后加以考察，发现确实不行，才罢黜他。”这样一来，应当进用的人没有苟且获得的侥幸，应当退黜的人没有因私情而叹息怨恨；进退各自合乎应有的分际，又有谁能在其中制造疑惑呢？伏愿陛下高瞻远瞩，不要被私人的言论牵引，使天下明白知道毁誉不能扰乱政事；这不只是臣的愿望，实在也是天下人的愿望。【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知开封府】上奏哲宗，请求精心审察群臣的言论，用圣意作出决断。司马光 臣听说古人有句话：“谋划要广泛听取意见，决断则在于君主独自裁定。”陛下宽厚仁慈，把政事交给群臣办理；如果政事有重大疑难，议论难以统一，假如陛下不裁决是非，争论纷纭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事业功绩又从哪里能够成就呢？臣恭谨考察蔡邕《独断》所载：“叙述汉代制度，遇到疑难之事，由公卿百官共同议论。如果台阁已有正确的处理意见，却有人独自坚持不同意见，称为‘驳议’。其中符合皇上意旨的，再下报文说：‘某官某甲议论可行。’”这既能使群臣各自充分表达见解，君主也不会失去掌握权柄。如今执政大臣虽然彼此同心竭力、敬慎合作，但万一有必定无法统一的议论，希望允许他们各自具备札子上奏，恭请陛下精心审察其是非可否，用圣意作出决定。或者在帘前宣布谕旨，或者在禁中批示，命令依照某人的奏议办理。如果群臣仍有人固执争辩，希望陛下再加审察。如果先前的处分果然不对，就不要害怕改正；如果确实明白无疑，就坚决执行而不改变。这样反复思考后再施行，或许能充分兼顾众人的心意，政事也较少失误。【元丰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宣仁皇后，请求皇帝一同到御前殿，以便亲自处理政务、裁决听断。彭汝砺 臣听说，不能知道危险，就不能拥有天下的安宁；不能知道忧患，就不能拥有天下的欢乐。臣恭敬观察历代君主：他们的祖宗凭借劳苦取得天下，到了继承的儿子或孙子，生长在深宫之中，身体安逸而穿着锦绣，口中习惯甘美滋味，耳朵习惯声乐，眼睛习惯技巧，一旦走出宫门便拥有天下，安然自以为“我本来就应当拥有这些”，沉溺于享乐而不知道忧患，处在安定中而不知道危险；对内奢侈靡费，对外习惯苟且简略，谗谀之言被当作药石般的忠告，纲纪被抛弃而日益败坏，祸乱一并发生，却仍然不能醒悟，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使后果得到妥善处理。臣恭敬思量，皇帝陛下以盛大的德行登上帝位，如今已有八年；在内没有错误的举动，明智通达正如旭日升起；深沉静默而不发言，与上天同具德性。如果不是太皇太后扶持保护，怎么能达到今天这样呢？陛下谦虚退让，内心所见还没有充分显露；对于言论，听到了一些却不加追问；对于政事，知道了一些却不作指示。臣听《诗经》说：“不亲自处理，不亲自过问，百姓就不会相信；不追问、不任用，就不要欺骗君子。”这就是说，君主掌握着开闭、授予和剥夺的权力，来决定万物的命运；无论远近幽深，都要完全了解其人其事，这样以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有政令施行却不亲自参与，有政事办理却不亲自过问，即使有最高的德行，百姓也会有不相信的地方。不追问以充分了解事情，不能审察以彻底掌握事物，于是小人就能够不让君子受到蒙蔽。百姓不相信，就不能使百姓安定；不能让君子不受蒙蔽，就不能了解人才。君主的过失，不只是公开施行威虐、纵情田猎之后才叫作忧患；不能了解人才、不能安定百姓，才是最大的忧患。臣恭敬思量，太皇太后陛下以最高的德行承受上天的明命，清明博大，庄严端正，自周以来，历代母后的德行没有比这样更盛大的。如今人人都说太皇太后陛下无意继续承担天下政务，眼下将要归还政权。臣认为，太皇太后陛下三代都做天下人的母亲，崇高富贵，无人可以相比，临朝称制本来就是适宜的；因此，归还政权并不十分困难，归还之后使皇帝陛下能够不失去圣德，才是困难的。其办法没有别的，只在于教导他安定百姓、了解人才而已。希望皇帝陛下与太皇太后一同到御前殿，稍微让近臣以及知州、职司官入对，使陛下逐渐见到人才，考察他们邪正贤不肖的实际情况，进而听闻、了解天下的事情；命三省把公事呈进，以便陛下亲自听断，使陛下每天都能看到政事的施行；多选择有道德、忠诚、守信的人，安排在身边前后，让他们告诉陛下已经治理的事情，规劝尚未达到的地方，削减有余之处，补足不足之处。这样将来有一天亲自专理政务，就不会被利害得失所迷惑，也不会被君子小人蒙蔽；便能侍奉天地而获得福佑，治理万物而使天下安定，承继宗庙而使国统稳固。太皇太后扶持保护皇帝的心意，可以说就完全实现了。【元祐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吏部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听取言论并考察事实　　　　上官均

译臣私下听说，君主治理天下，考察得失、辨察邪正，关键在于能够辨识言论；听取言论的困难，在于处理意见相同与不同的时候。听取采纳得当，政令就完善，众人就喜悦；听取采纳失误，政令就乖谬，人民就不服。从两汉以来，治乱成败的关键，没有不在这里的。世俗的情形是，议论是非往往把意见相同且人数多的看作正确。然而人的感情有爱憎，见识有明暗，内心有向往和背离；意见相同而人数多的，有时是因为迎合群体而结成朋党；意见不同而人数少的，有时是因为守持正道而独立。因此，意见相同的未必值得取用。也有违背常理而标新立异、背弃公义而行私利、不考察可否、不顾是非，只追逐权势利益的，这样意见不同的也未必值得取用。那么君主听取言论、辨别得失，果真不在于意见同异和人数多少，而应当审察道理的是非，以决定取舍。贾谊通晓治国之道，曾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事情来验证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因为事情有明显的迹象，根据事情考察言论，奸诈的人就不能把白说成黑，巧辩的人也不能把错误粉饰成正确；这就是辨识言论的关键方法。自陛下即位以来，发布政令、施行刑罚和赏赐、考察是否符合义理、顺应人心的事，多得数不清。其中固然有出于陛下独自决断的，也有采纳众人意见的；陛下公正听取、全面观察，不被意见异同的说法牵引，天下人都认为陛下至公无私，以治理安定天下为打算，所以能够洞察真伪、判明是非，没有什么可以蒙蔽阻塞。这是朝廷内外共同歌颂的，并不是臣的私下言辞。然而政令的增损、百官的黜陟以及日新月异的各种政务，从执政大臣直到侍从、谏官和御史，都可以发表意见。陛下宽厚仁慈、喜好纳谏，对各种是非都能兼容，议论的人也因此得以畅所欲言。人多了，意趣未必相合，见识思虑未必相同；意趣不合、见识不同，进言就不得不各异。言论和意旨既然不同，彼此便互生爱憎，轮番排斥诋毁，务求胜过对方，于是是非被搅乱，更加难以审察。伏愿陛下在众人言论相同或不同的时候更加审慎选择，推究事实；凡是谈论邪正的，都一定考察其实际行为和事迹，使同异之间清楚判明。这样，朝廷群臣就不敢挟带私情、粉饰言辞来迷惑圣听，邪正得以区别，政令、刑罚和赏赐都符合公论，天下哪有治理不好的呢？【绍圣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徽宗论喜好询问不能不选择其人，近臣言论不能不 考察其实际情况　　　　　　　　王觌 臣恭谨考察《中庸》说：“舜喜好询问，又喜好考察近旁浅近的言论。”喜好询问，却不加考察地听取近旁言论；这里所说的考察，大概是因为舜要询问事情，一定选择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以后才去问他们。所问的都是端正正直之人，那么不再怀疑而相信他们也可以，因为对其人已经先行考察了。至于近旁浅近的言论，则有不曾询问却听到的。舜不因为说话者是何种人而废弃其言，也不立即相信其言，一定考察其真伪善恶以后才决定取舍。因此，不询问，就无法得到忠言的启发滋养；不考察，就无法辨明浅近言论的是非。臣恭敬看见，陛下从春天到现在，凡是施行、设置、废除和任用的事情，无不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即使陛下天生睿智，像日月照临一样无所不照，但所以能够深入了解民情、彻底通达事理，也有赖于喜好询问、考察言论的帮助。陛下在潜龙之时，没有参与政事，威权和恩福不掌握在手中，凡是传达到圣聪的，都是没有顾忌的言论；陛下用英明决断裁定后施于政教，于是法令发布而归于公论，命令下达而民情喜悦，不是很合宜吗？如今陛下尊居九重宫阙，整个四海都归于统治，庆赏刑威在一言一动之间收放；凡有所听闻，有的人畏惧威势而隐藏实情，有的人贪图利益而曲意陈说，更何况近旁浅近的言论，真情假意千姿百态，想要像从前那些无所顾忌的言论一样，哪里容易大量得到呢？所以，喜好询问尤其不能不选择询问的对象，近旁浅近的言论尤其不能不考察其实际情况。《舜典》说：“我痛恨谗毁之说和败坏德行的行为，使我的众民受到震惊。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和收受我的命令，都务必真实。”舜喜好询问、考察言论既然如此，用来任命龙的要求又如此，可以说慎重而谨严了。陛下具有大舜一样的资质，施行大舜一样的政事，臣怎敢不把大舜所重视而谨慎对待的道理上奏，冒犯陛下的听闻阅览呢？【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钦宗，请求先体恤公论，然后谨慎实行独断。邹浩 臣曾读《孟子》，看到其中说：左右近臣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还不能据此认定；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加以考察，发现贤能，才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不行，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不行，不要听；全国人都说不行，然后加以考察，发现确实不行，才罢黜他。这样以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由此可知，不能不防察公论，不能不谨慎独断；君主最急切的事务，尤其就在这里。左右近臣并不是不亲近，但不能没有结交依附的私情；各位大夫并不是不尊贵，但不能没有恩怨的心意。至于全国人都说贤能、都说不行，这才是所谓公论。公论所在，既然已经考察了，还必须等到发现确实贤能才任用、发现确实不行才罢黜，这就是所谓独断。只要在独断尚未形成之前防察公论，在公论已经听闻之后谨慎作出独断，那么君主用来达到治理的办法，又怎么会不好呢？二帝所以成为帝，三王所以成为王，没有不是出于这个道理的。臣愚昧，恭敬看见朝廷的事务，私下疑惑近来似乎颇有不同于陛下即位之初的地方。臣参与听取人们的言论，常常听到叹息不平的话，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不和悦。而如今距离陛下即位之初才半年多，竟然已经如此，不知道从今以后又将怎样呢？况且祔庙礼已经完成，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新政。所谓初政，就是君主谨慎开始，以端正政治根本，更应当省察，正是在今天。臣希望陛下深思《孟子》的话，务必使公论先传达到朝廷，然后用独立的圣明智慧作出决断，这样或许所施行的一切都能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钦宗论不决断的过失　　　　曹辅

译臣听说，万端政务集中在一天之内，可以说极其繁重；数十年积累的弊病要在一时救治，可以说极其困难。把极其繁重、极其困难的责任交给我们的君主，却想在一周年或几个月之间就看到成效；如果有拨乱反正、振兴衰败的志向，并奋发实行，那就好了。若只是支撑倾斜、弥补漏洞，因循沿袭旧常，臣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可取。如今天下危急疑惧的事情，惊心动目、突然发生的，时常都有。朝堂上下相互看着变色，既没有筹划决策的谋略，却有惊得连匙箸都拿不稳的恐惧。甲说可以，乙说不行，纷纷如同聚众争讼；迟疑徘徊之间，机会已经失去，再也追不回来。往往把小事变成难事，事情将成却终于败坏，痛心切骨、留下无穷遗恨的事，常常发生。从前贼人离开而渡过黄河，朝廷放任他们却不出兵攻击，这是一次失误，难道不是不决断的过失吗？直到现在天下还在调兵运粮，使百姓疲惫困敝，给陛下留下宵衣旰食的忧虑，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不决断造成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侥幸求进的门路，正像市场的道路一样，清晨开关，挤着肩膀进入，因为那里聚集着货财贿赂。纷纷扰扰的权势利益场所，又比这更加严重。前些日子滥施恩典、冒领赏赐，稍微加以禁止，一时横行窃取名器的人也都收敛踪迹。侥幸求进的门路似乎将要稍微堵塞，如今却又大开。苟且卑贱而不知防范的人，重新弹去帽上尘土出来活动；富商巨猾带着资财献上巧计，伺候权贵门第；小人物和下等军士踮着脚等待进身。这一定是有人用姑息的恩典触动圣上的慈心，也有人用制造谤言、滋生怨恨的话妄图动摇圣上的思虑。既然把姑息当作恩典，把制造谤言、滋生怨恨当作值得忧虑的事，那么从此以后，小人结成群体，肯定不敢离去；而刑罚这一重大权柄，难道不会被委弃而不施行吗？这又是不决断的过失。侥幸越多，奔走竞争就越盛，茫茫尘世之中，谁还能压制它呢？不决断造成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言路刚刚开放，谏官和台臣肩挨着肩进言，其中也有挺立气节、奉行公义、舍身报国的人，想要贡献微薄力量来辅佐清明的时代。陛下温和地接见询问，如同水投石上激起回应；陛下对于进言的人，可以说确实有诚意。然而奏章上呈十次，有六七次不施行；即使偶尔施行，也只是姑且应付。起初相信他们，后来又怀疑；起初答应他们，后来又拒绝。难道是有人凭私见和曲解的言论进来说是非吗？难道是有人想隔绝言路，故意阻挠折辱，使进言者不能稍微伸展其言吗？陛下也因此不相信言官，动辄搁置他们的奏章，这又是不决断的过失。台谏所采纳的，只有公论。公论所赞成的，就跟从并支持它；公论所不赞成的，就跟从并抨击它。假如言官屡次发言却不能被采纳，公论就会废弃而不能施行。古今从来没有没有公论却能改善风俗、实现治理的情况。治道日益衰退，确实有其原因；不决断造成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迟疑。” 明知他贤能而任用他，却又因为别人的话而动摇，那么贤人就会退避隐藏到深远之处；明知他邪恶而斥退他，却又因为别人的话而疑虑，那么邪人就会结党互相援助。如今奸邪谄媚之人在位，能够全部清除吗？内官掌管职事、干预兵权，能够全部罢免吗？陛下明明知道这些人是谁，进言者屡次上奏，陛下却迟疑不决而不遣逐，这又是不决断的过失。最终，奸佞之人结党欺蔽，上下隔绝，出卖恩典、玩弄权力，妨碍功业、伤害贤能；掌握兵权的人放纵暴虐、逞威作势，随时可能制造变故，像把蜂蝎藏在怀中一样，除掉他们，他们必定还会回来。不决断造成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君主对大臣，待遇极其优厚，责任要求也极其重大。不优厚，不足以显示君主施恩；不要求重大责任，不足以使臣下报效。古代公卿大臣遇到天地发生重大变故，君主赐给他们牛和酒，他们便要以不能起身任职来报告；如果不能胜任职务，诏书一到，便以平民身份离开官府；如果另有事故，就乘着栈车、驾着母马回乡反省过错。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如今圣明君主以礼相待大臣，可以说已经极其优厚，他们岂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呢？先前河东战役中，种师中战死，七名统制所率军队全部溃败，正是因为粮食缺乏、士兵饥饿，朝廷因循拖延、筹划失误；但朝廷却敢坐视失败，完全不引咎自责。近来彗星出现在东北方，十个夜晚都没有消失，而那些讨论治道、调和天人的大臣，却击钟列鼎、享受厚禄，竟没有一个受到惩戒或忧叹。君主忧虑，臣下就应感到耻辱，这句话究竟是说给谁听的呢？可是上天宽容荒远，始终不忍责问，这又是不决断的过失。臣担心从此以后，有利时共同享受，有祸患时彼此抛弃；人人只想着保全自身、保护妻儿，而没有安定国家、保卫社稷的心。堂堂的中兴根基，谁来与陛下一同谋划？不决断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古语不是说：“太阳到了正中就应当晒干，拿起刀就必须割下去”吗？君主背靠屏风站立、垂衣而治天下，也必须取法斧钺果断决断，确实是有道理的。《易经》说乾卦是“刚健中正”，夬卦是“刚决柔”。臣希望陛下体行乾卦的刚健，凭借夬卦的刚决，行动如雷霆、施政如风行，使阳气展开、阴气闭藏；君子有所依仗，小人有所畏惧。中兴的事业，哪里还用担心不能成功呢？【靖康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纂 君道门 诏令上 上奏仁宗，请求诏令先确定议论，然后再施行 孙沔 臣私下听说，景德年间，知制诰朱巽上言，认为所下命令不可以屡次更改，若应当改革，也请先确定议论；对于经过长久考虑、可以遵守的就施行，不可以遵守的就停止。真宗对宰臣说：“这非常懂得治国的根本，你们要记住。”所以景德、祥符年间，每次下诏令都能够遵守。臣私下看见近来群臣，凡是提出请求或陈述利害，朝廷随即颁布，几乎没有诘问辨难；有的还不到一个时辰，有的才经过一个月，便有人称说不便，又再次中途改变。去年突然征收钱税、今年春天暂时停止度僧之类的事情，就是这样。因此，即使像丝纶诏令那样郑重的号令，也被百姓认为未必一定可信，恐怕不是国家达到治理的道路。臣希望请求今后中外臣僚有所见闻而陈请时，如果谈论礼乐，就下交太常礼院；谈论刑名，就下交审刑院；谈论天下钱谷，就下交三司；谈论民间利害，就下交转运司。小事在半个月内办理，较大事情在一个月内办理，命所属各机构官员把前后敕条详细审定后上奏。如果属于制度上的大事，就交给两制、尚书省集体议论，再委托中书门下进一步审察，然后施行，这也是朝廷慎重处理政事的意思。【康定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论中使向各司传宣过于频繁 张方平 臣私下听说，近来中使传达皇帝的宣命，各司颇为频繁，有时一天到三司数次。臣听说，君王的话只是用来发布命令，百官承受并遵循法式；《洪范》五事说：“顺从而治理。”所以君王的话称为号令，命令发出就只能施行；如果不施行，权力纲纪就会亏损。如今那些琐碎细小的事务，都是卑微官员亲自督责的事情，各有关部门本来各有办事程序，征发、输送、督促等事却动辄烦劳皇帝下宣。有关部门既然接受了命令，其中有不能奉行的，又必须上奏禀报，有时命令反而被搁置废止；在下造成废弃命令，在上损害威严，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安然不觉得奇怪。希望今后除非是中书、枢密院事务需要特别指挥、特降中旨，此外凡属应当下达给三司、提举司、开封府等机构的细务，只请求由中书、枢密院传宣并下札给各处有关部门。若有人敢于违慢，自当依法查问责罚。如果事情关系紧急，不能容许停留耽搁，就请宣付入内内侍省衡量事情缓急；凡必须立即施行的，详细记录宣敕后报告下达有关部门。希望这样使诏令的传达和执行都有章法，上下都合乎体制。【庆历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三司使】上奏神宗，请求追回对陈习的错误处罚，以彰明诏令的信用。韩维 臣近来曾当面上奏，认为降职黜退陈习，有损陛下诏令的信用，按理必须追回并改正。此后一直没有听说另有处分，不久又恰逢前往近郊祠祭，来不及继续陈述。臣认为，君主深居九重宫中，用来鼓动群臣、共同成就天下事务的，只有号令而已。既然如此，发布号令怎么可以不谨慎？施行号令怎么可以不守信？陛下即位之初，命群臣轮流奏对，诏文说：“斥责在位官员阿谀私党”，又说“郡县官员只考核空文而尸位素餐”。恭敬体会这份明诏的意思，是向群臣敞开道路，让他们把胸中的抱负和隐藏的情况全部上报，然后由朝廷公正听取、审慎选择，以辅成初政的美善。陈习所说的内容，臣虽然不能全部知道，但听说大概只是指责某人的过失。如果他说的是对的，正好可以符合陛下询问求言的意思；即使说得不对，也应当包容忍耐，以鼓励后来进言的人。如今所言之事还没有查明虚实，进言的人却已经被斥退驱逐，这既违背明诏的本意，又在初政时失去大信用；没有获得应有的补益，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臣愚昧而不能理解的地方。从前晋文公那样成就霸业的君主、商鞅那样严酷精细的臣子，尚且知道借伐原、徙木之事来彰明信用，然后政令才能施行，人民才能役使。难道圣明的君主反而不致力于此吗？有人说陈习平日的操行并不美好，这次所说的话又颇带有怨恨和伤害之意，得到贬谪并不是不幸。这又是流俗之人不懂大体的话，没有值得采信的地方。即使陈习确实有这些问题，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恶行而已。普通人的恶行不在朝廷惩治，政事未必会受到很大损害；但因此使天下人怀疑陛下不守信用，臣私下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危害。陛下如果不把这看作过失，不赶快追回并改正，反而想广泛询问细枝末节来补益聪明，臣恐怕思虑虽然长远，实际涉及的反而更加浅近；措施虽然很多，实际得到的反而更少。伏望圣上慈悲，特赐指挥，追回错误的处罚，以彰明大信用。【熙宁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上奏神宗，请求追回对陈习的错误处罚，以彰明诏令的信用。王安石 臣私下听说，转对官陈习因为谈论他人的罪恶，被黜退为监当。陈习为人究竟忠诚还是邪恶，奸臣并不知道。然而陛下这样施罚，有两点不妥。上下之间所以能够相互沟通，靠的是诏令；诏令所以能够通行天下，靠的是信用。诏令失去信用，君主的权力就废弛了。所以孔子认为，军队和粮食都可以去掉，却不可以没有信用。如今陛下命令群臣斥责在位者阿私朋比、尸位素餐，有一个人出来揭发，就不考察虚实而斥退他，这严重损害陛下的信用，这是第一点不妥。君主听取天下意见不能偏听；一偏听就会产生弊病。偏重于厌恶谈论他人罪过的言论，弊病就会发展到奸邪之事不能上报。真宗只是厌恶有人暗中结交、阴险中伤，因此诏令规定言事者不得把奏章留在禁中；这本来还没有造成大过失。然而在位者于是认为君主厌恶揭发他人罪恶，这种风俗的弊病便发展到大臣奸邪贪赃污秽，而真宗始终不能听闻。因为揭发他人罪恶，本来就不受众人喜欢；君主又厌恶这种言论，弊病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有人替陛下揭发臣下的罪过，尚未知道虚实，陛下就把这视为大恶，那么今后谁还敢替陛下揭发臣下的奸邪呢？

译奸邪之事不能上报，即使大臣再有贪赃污秽、狼藉不堪的情况，陛下也无从知道，天下政事就会败坏，这是第二点不妥。臣听说，君主听取天下意见，应当务求公正听取、全面观察，用事实加以考察，用义理加以裁断；是非善恶都希望听到，所不希望听到的，只是诬陷欺骗、虚妄不实的言论。如果不想听到关于人的恶行，那么象那样表面恭敬而内心傲慢、共工那样违抗命令、鲧那样败坏族类的恶行，尧也就不可能知道了。尧之所以能知道共工和鲧的恶行，又能知道舜的善行，是因为能够公正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左右亲近熟悉的人蒙蔽，以事实考察，以义理裁断；只是完全斥绝、拒塞那些诬陷欺骗、虚妄不实、没有义理的言论而已。所以《尚书》称赞尧，是因为他憎恶邪僻之说、畏惧巧言，并不是因为他厌恶谈论别人的恶行。君主施行赏罚，是依据善恶；想知道善却不想知道恶，就是只想有赏而没有罚，有春天而没有秋天，这不是天地的道理、阴阳的规律。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这次举动过分了；开始时看似小事，日后形成的弊病却很大，不能不察。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是成汤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伏望陛下不吝改正此事，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熙宁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皇帝批示：陈习可以特意召回，仍依旧差遣】上奏哲宗，请求发布命令时一定让大臣共同谋议，并由门下省封还驳正。刘安世 臣曾考察典籍，用来推求先王的治道。礼乐、刑政虽然都称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使这些工具得以施行的，尤其只在于命令而已。从前善于观察他国国政的人，不先看国势的盛衰，而先考察政令是宽松还是严急；不先评论政事的醇厚或缺失，而先审察政令是繁复还是简约。只有思虑已经周密，发布时不妄为，并且坚持一定施行，政令才会坚如金石、信用如四时运行。天下之内没有不侧耳听取、振奋感服的。这是圣人所依赖、用来鼓舞万民的方法。《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命令发出，只能施行，不可反复。”《易经》说：“汗水般迅速发布重大号令。”

译传文说：“命令受到重视，君主就尊贵。” 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命令。”这些话都是圣人谨慎重视政令的意思。臣恭敬看见，朝廷的命令变更频繁，远的不过一两年，近的有时只经过一周年，严重的甚至早晨施行、晚上就更改，也有前一份诏令尚未颁布，后一份命令已经把它废除的。官吏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追究弊病的根源，大概是议论不够精细，思虑不够审慎，人情有未能完全了解之处，事理有尚未通达之处；或者被好恶私情牵引，或者沉溺于迎合的言论，于是是非无从辨别，取舍没有依据。所以一个人一开口，朝廷就仓促替他纷纷更改政令。在天下安定无事时尚且如此轻慢多变，到了缓急有事的时候，凭什么取得人们的信任？伏望圣上深刻鉴察前代的教训，谨慎思考今日的处置。至于法度的废立、政事的沿革，一定要让大臣出于公心共同谋议，广泛询问利弊，广泛收集意见并详加选择，务必符合义理。应当更改的就更改，不必嫌违背旧俗；应当守持的就守持，不必害怕沿袭旧制。请重申敕令给门下省，不要让门下省只是例行审读来应付故事。凡有措施安排失当、前后互相矛盾的，必须履行封还驳正的职权。这样或许可以使诏令清楚简约，官吏百姓信服，政事能够长久施行，不致像汗出后反悔那样收不回来。【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安抚反侧之人不必降诏——刘挚【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诏书说：朕想到，先帝临朝以来，讲求法度，务求宽厚，爱惜万物、仁爱百姓。但士大夫之间，有人不能推究朝廷的本意，希求功劳而刻薄聚敛，沿着这种源流积累下去，于是知道了其中的弊病。这就是众多言论不能止息、朝廷所以惩治改革的原因。整顿风俗，修明纲纪，这是出于大公无私，实在是不得已。何况罪行明显的已经得到正法，罪恶重大的人已经被斥退，那么就应当荡除隐藏的瑕疵，宽略细小的过失，难道还要继续追究而使太和之气受损吗？凡在今天以前有涉及这件事情的，一律不再追问。进言者不要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施行处分，都让他们自我更新，归于美善的风俗。布告朝廷内外，体会朕的心意。】臣听说朝廷商议要向内外下诏，以安慰人心；传闻纷纷，臣不敢相信。假如果真如此，臣实在不能理解。臣看见陛下即位以来，修明先朝政事，增损法令，进退官吏，大体专门以安定百姓为宗旨，四方都已经明白知道，朝廷内外坦然无疑，事情清楚明白了。至于心怀私情、背负罪过的，即使贵近之臣也不赦免；忠信的言论即使细小也必定记录，这些又是人人都能说出的事情。臣尚且不知道国家还有什么可疑之处，为什么还要逐家逐户地使人明白呢？如果说近来罢黜责罚一两个臣僚，恐怕他们会依附党羽、心怀反侧，所以要用诏书安抚他们，臣认为人情彼此没有多大差别；人们不一定服从上面的命令，却会顺从自己的意愿。要发动百姓，靠言语不如让他们看到实际行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朝廷果真要吹毛求疵、洗刷污垢，搜查揭发过去的过失，那么诏令即使随之发布，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只要朝廷惩罚罪人的本意出于公论，只责罚大体问题，不追究其他细节，即使不发布任何诏书，哪里还担心人们不知道呢？近来朝廷的法令正已完备，功过罪责清楚，官吏百姓各安其业，正应当镇定安抚、无事不扰，却为什么要自己产生疑虑和猜贰？如果卑屈地希望凭区区言语过分解释，以求征服士大夫的心，臣恐怕会使内外之人有机会窥见陛下的意图。前代自汉、唐以来，因为诛除叛逆，或者克复僭伪政权，在局势危急疑惧的开始，考虑到可能发生动摇，所以赶快下诏安抚尚未发生的变故。如今升降官吏，什么时候没有过？何至于张皇其事，反而自己产生不安的意思？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臣又听说，人才实在难得，除非是大奸大猾、怀有邪心而坚持到底的人，除此之外哪里有终身弃置的道理？古人可以用功劳赎过，所谓使用他的功劳胜过使用他的过错，确实就是这个原因。先前因罪退黜，后来因功进用，这正是国家把天下公正对待的表现；只要让人看到一两件这样的事，内外之人将不必等待言语说明就会相信。臣认为，安抚心怀反侧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何必依靠空言呢？伏望陛下英明决断，停止下诏的议论，免得四方疑惑，以使天下获得幸运。臣内心恳切不胜。【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当初邓绾被责罚，降居滁州，进言者还没有停止，范纯仁劝太皇太后不要这样做，太皇太后于是想下诏安抚心怀反侧的人，后来中止。到吕公著援救贾种民时，太皇太后又想下诏，吕公著认为理所当然，于是听从了。有人对吕公著说：“如今除恶不尽，将来会留下祸患。”吕公著说：“治理之道只是去除过分的部分。” 文帝、景帝时期，法网宽疏到能漏掉吞舟的大鱼；况且人才实在难得，应当让他们自我更新，哪里应当让他们自暴自弃呢？】上奏哲宗论安抚反侧之人不必降诏【第二次奏状】刘挚 臣近来两次具状上奏，请求停止下诏的指挥，不知道圣意是否已经赐准；朝廷士大夫私下猜测风闻，辗转相互传诵，不能没有非议。臣认为，下诏本来是想安定人心，但诏令尚未下达，事情已经泄露，反而使人心疑惑，那么利弊本来已经很明显了，这实在不是陛下镇定内外的本意。臣充任言路官员，对此如果不论说，臣就有罪；因此不避烦扰，愿意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臣恭谨考察，齐威公和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尚未实行就被国人听闻，国人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臣私下认为正是如此。所以朝廷若不打算做就罢了，既然有所作为，即使是秘密谋划、隐秘计策，人们尚且能够猜测而知道，何况陛下已经修明政事、整肃人物，正要宽略细小过失、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向天下显示宽大的诚意，这确实是大恩。但既然这一意图已经确定，又担心什么人们不知道呢？如果再在一两件闲事上实际施行，内外便会明白陛下的意思，坦然通达。何必依靠空话喋喋不休、过分解释，急于取得信任，反而损害国家的大体呢？诏书的大意不过是说罪恶之人已经得到治理，希望其余的人改正行为、自我更新。恭敬思量先皇帝培育人才，使他们遍布朝廷内外，其中不可能没有邪恶之人；如今已经施行惩罚和劝善，这正是成就先帝心意的办法。如果一定要把这件事写入诏书，显示荡涤罪过的恩惠，使他们自我更新，那么就好像是在区分前日的政事，使治道受到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此说来，人心安定还是不安定，关键在于陛下确立的意旨和实际施行的事情究竟怎样，而不在于是否下诏。诏书下达以后，事情反而受到阻碍，危害竟达到这种地步。臣希望陛下深加省察，特意停止下诏，以保全国家大体。臣内心恳切不胜。【元祐元年六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安抚反侧之人不必降诏——朱光庭

译臣私下认为，君王发布号令，是向天下显示最大的信用。只有合乎皇极之道，上合天心，下顺万物之理，使四海内外听到后都欣喜跳跃、鼓舞振奋，一齐说“君王的话真伟大”，才是这样。所以《尚书》记载、《诗经》歌咏的诏令，足以成为世世代代的法则，大概就是因为它们至公至正。自从陛下即位临朝以来，天下人上至公卿、下至百姓，都称颂陛下的德行，说自古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公正、这样明察的君主。因此君子得以伸张正直，小人不能肆意欺罔；又信任贤俊之士，放逐奸邪之人，朝廷清明，日益接近太平。臣前些日子听说朝廷将要下诏安慰小人，臣私下认为，刚健阳正之气总在于生长，扶持保佑它，唯恐它不能长久；阴邪之气总在于杀害，消除灭绝它，唯恐它不能彻底。刚阳之气，就是君子之道。陛下如今固然已经在进用君子，但在扶持保佑方面，还愿陛下更加用心。阴邪之气，就是小人之道。陛下如今固然已经在斥退小人，但在消除灭绝方面，还愿陛下更加努力。这样，天下就会常处于安泰而不会陷于否塞。臣私下听说将要下诏书，列举各项事目，安慰奸邪之人，说今后重新安排他们而不再追究。如果从圣上的宽宏度量来说，这样做固然可以；但这会使奸邪之人因此增加气焰。臣认为，这道诏书不必颁下，恐怕天下人反而足以窥测陛下的心意。臣愚昧无能，承蒙陛下以盛德相待，今天心中有所思虑，不敢不在陛下之前竭尽陈说。愿陛下明断，特别赐令收回并停止执行先前的诏书，不再颁行。臣愚昧而忧思迫切，实在难以自已。贴黄：今天这道诏书，如果最终颁行天下，臣私下恐怕奸邪小人会日渐滋长，执政大臣怀有只求自保的私心，从而使陛下至公至正的道理不能实行。如今诏书尚未下发，臣还能够进献愚忠，愿陛下特别赐予采纳，收回先前的诏书，天下将非常幸运。【元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安抚心怀不安之人不必下诏。林旦。臣近来听说朝廷想下诏书，告诫言事官不应过分疾恶如仇，动摇人心。起初听到时，臣以为这只是妄自揣测朝廷的话，并不相信。后来传闻越来越多，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臣私下想到，陛下临政以来，虚心听取意见，招徕正直的言论，四方之人谁不欣喜拥戴？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如今才过一年，如果就厌恶进言，下诏加以禁止，那么凡是侧耳倾听、踮足盼望的人，难道不会因此丧失信心吗？这一定是有人出谋误导陛下。臣推测他们的用意不过有两种：一是只求姑息迁就，以此向小人博取声誉；二是拿这件事来自我表现，说自己能够避免诽谤先帝。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在于使君子的道义增长，使小人的道义消退，仅此而已。君子之道增长，德泽就会日益遍及天下，成为朝廷的福分；小人之道消退，百姓的疾苦就不会增加，朝廷也能得到四方人心。哪里有替百姓除去疾苦，反而会导致人心不安的道理？如果这样，那么虞舜就不应放逐四凶，孔子也不应诛杀少正卯了。圣人对于残害他人、没有仁德的人，杀掉他们并不疑虑。如今朝廷宽大，只是明确指出他们的罪恶，不过为了慰藉和满足人们的愿望，衡量他们的官职，降低他们的差遣而已。这对他们自身有什么损害？对天下有什么可惭愧的？又怎么会因此使人心不安呢？这些小人本来就没有爱君利民之心，人民憎恨他们已经很久了，又有什么值得怜悯体恤、还要进一步姑息的呢？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况且先帝聪明睿智，忧劳于各种政务，不吝惜高爵厚禄，而是与士大夫共同享有，正是希望他们竭尽忠诚来报答先帝的恩宠。他们却结党相互勾连，公然肆意欺侮，丑恶、污秽、惨毒、暴虐，无所不为，使上面的人即使有良法美意，恩泽也不能下达，暗中承受了百姓的怨恨。他们辜负国家、欺罔君上的罪行，哪里数得清应当诛责多少次？从前执政大臣和言事官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却不肯报告，所以使朝廷没有及时惩正他们的罪行。如今罪恶全都已经暴露，但朝廷最终还是不忍深加诛戮、公开处死他们；即使有贬降，也只是奉行先帝的圣意，斥责不忠不良之人，并且向天下说明，过去失当的事情各有提出建议的人和奉行执行的官吏，并非出自先帝本来的意旨。这样，难道能说是诽谤先帝吗？大凡言事官招致仇恨、触犯怨怒，难道是他们愿意做的吗？朝廷即使过分地奖赏、优待他们，仍有人因为畏惧观望而不肯把话说尽，何况再加以阻抑，他们怎么肯奋不顾身地向陛下输诚尽忠呢？臣私下恐怕这样一来，反而会使明察正直的人被群小指责、嘲笑、玩弄、侮辱，心中怀有畏惧和躲避，不能安稳地任职。如果言事官弹劾揭发的事情不实，任凭喜怒而行事，朝廷可以把事实指出给众人看，罢免他可以，流放他也可以；但不应笼统地下诏，一概阻止压制他们。如今朝廷正担心奸邪之人乘机作乱，只有借助掌管耳目、监察纠察的官员来防察纠正；如果朝廷自己造成闭塞，给小人以可乘之幸，那么以后执政大臣想把过去那些不忠不良、罪恶明显的人重新拟议进用，放在亲近要害的位置，错误地交付朝廷任用，就会以此为借口钳制、闭塞台谏官的言论了。这实在不是好的计策。臣不敢以掩饰过错、继续作非为而看重保全自己的职位，只是爱惜国家体统，恐怕天下人误解朝廷的意图，产生疑惑和观望的心情罢了。此事关系重大，愿陛下谨慎、重视它。贴黄说：陛下去年即位之初，首先下诏征求意见，其中曾以迎合上意、煽动摇惑、冒犯名分、谋求声誉为戒。当时朝廷内外想进言的人尚且畏惧而闭口不言，幸亏六月再次申明诏谕，于是人们才敢说话。征求意见的诏书稍微带有戒约，人们尚且不敢说话，何况如今下达禁止进言的诏书，明明使人不得论列，又怎么还会有敢说话的人呢？如果奸邪之人得到进用，稍微提出一些指陈就被认为触犯禁令；如果沉默不说，这难道是忠臣志士侍奉君主、报效国家的道义吗？那么这道诏书一旦发布，关系到国家体统，可以说极其重大，陛下不能不加以考虑。【元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论“安抚心怀不安之人，不必下诏”。王岩叟。

译臣这些日子听说陛下想下诏书，以安定人心和心怀不安的人。臣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真的有，还是根本没有？但臣既然有所听闻，就不能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以备陛下采择。请问这件事是出于圣上的思虑吗？还是出于左右近臣的谋划？如果出于圣上的思虑，臣认为是陛下私下忧虑过度、谋划过分；如果出于左右近臣的谋划，臣认为他们误导了陛下。自古以来，朝廷贬黜邪恶、斥退奸人，本来就是常事，何必过分忧虑，反而扰动奸人的心，使他们以为陛下畏惧他们，必然暗中增长凶焰，阴谋制造祸机，倾害善良之人，窥伺新政，难道不应警戒吗？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斥退远离奸邪，奖赏推崇忠直，接纳天下的善言而不厌倦，革除天下的弊政而不迟疑，所以能使四夷安定，百姓歌咏，认为重新看到了祖宗时代太平盛世的景象。陛下只应当一天天更加坚定这种心志，弘扬这种道理，以使社稷永享无穷的福祉，不应稍稍改变最初的意旨。奸邪之心，压制尚且来不及停止，何况还要进用他们？正直的言论，主动求取尚且难以得到，何况还要加以阻塞？使君子成长、小人消退，在陛下一句话；使小人成长、君子消退，也在陛下一句话。这关系到国家由否转泰还是由泰转否，也是天下由治转乱还是由乱转治的关键。陛下不能不深思，不能不预先防备。臣恐怕诏书一旦发出，进言就会错过时机，所以冒犯威严，先行论奏，愿陛下采纳臣的愚忠，收回诏书，不要下发，使群邪自行安静，以培养朝廷的威严；使众多正直之士自行安定，以增强国家的势力。天下将非常幸运。贴黄说：臣私下思量，下诏之后，老练的奸臣和长期作恶的人会安定下来，而忠臣义士一定不得安心。陛下正要使天下达到大治，以追复祖宗时代的盛况，却使忠臣义士不能尽情竭力，这不是陛下的福分。愿陛下因臣的话反复思考，慎重对待这道诏书的发布，臣就非常幸运了。舜帝放逐四凶，当时四凶的党羽不应当没有还在朝廷内外的人，但从未听说下诏安抚四凶党羽。臣自从听说要下诏，连睡觉吃饭都不能安心，料想一定是陛下害怕面对过多的进言，所以才有这个指示；只是臣不知道今后应当怎样任职：说话就触犯禁令，不说话就辜负恩德，在进退之间，不知应当如何处置。希望陛下明察，不要误行此举。言事官应当忠于君上，对天下公正，这才算称职。忠诚，就不肯树立朋党，所以言论没有隐瞒；公正，就不敢任凭喜怒，所以言论没有欺骗。有人结交奸邪、欺罔君上，有人意在报复私怨，有人严重诬陷他人，有人把攻讦当作正直，有人暗中怀有顾忌；陛下应当深入察究他们的实情，罢免可以，流放贬黜也可以，但要用一纸诏书约束一切、闭塞他们的言论，却不可以。如果确实已经有了诏书，也希望陛下采纳臣的意见，只作为圣意收进宫禁之中，以安定言路之心。【元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论安抚心怀不安之人不必下诏【附第二状】。王岩叟。臣前些日子根据传闻，听说要下诏书安定士大夫之心，便冒犯天威，论奏此事不便，请求收回诏书不要下发。臣深怕说得还不够恳切，圣心没有加以采纳。此事关系到陛下的举动和国家体统，极其重大，臣不敢苟且求得自身安逸，便低头沉默，辜负陛下平日待臣的恩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只把征求意见作为盛德，把采纳谏言作为圣功，天下听到传闻，无不鼓舞振奋。即使前代英明君主也有做不到的地方，陛下正应当每天推进这一道理，不倦怠地坚持到底，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如今刚过一年，却突然下达这种诏书，虽然名义上说是安慰罪人，实际上却是在约束进言者。臣私下恐怕四方传闻之后，会怀疑朝廷厌恶进言、拒绝纳谏，损害陛下盛大的美德。臣认为，这道诏书发布，上面对圣德没有益处，中间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下面对忠言没有益处，只会挫伤端正善良之人的心，增加奸邪之人的气焰。不仅如此，还会有人轻视窥伺朝廷，以为可以探测朝廷心意，轻慢改变政令，以为可以动摇朝廷。自古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只担心听到的言论不多，天下的善恶有所不闻，从而堵塞自己的聪明；从未听说过禁止进言、使人不说话的。进言者尽管进言，陛下选择可以施行的加以施行，这样向上不损害陛下的明察，向下也不失去进言者的职责，那么言论即使很多，又有什么妨害呢？臣最初担任谏官，在帘下答对时，亲耳听到陛下的教诲，陛下再三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件件说来，我将一件件主持处理。”臣感激这深厚的恩德，只恨不能倾尽肝胆，以报答补益陛下。今天的诏书，臣不能理解。陛下这样迫切地征求意见，不应当这么早就厌恶进言。近古以来，喜欢纳谏没有超过唐太宗的，敢于进谏没有超过魏郑公的。唐太宗有一天问魏征：“今天所做的事，与过去有什么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您担心人们不说话，便引导他们进谏；三年以后，看到有人进谏，您高兴地接受。可是这一两年来，您已经不喜欢别人进谏，虽然勉强自己听取接受，最终仍显出为难的神色。”唐太宗问：“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征于是逐一陈述。唐太宗说：“确实像您说的这样，若不是您，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人都苦于不能自我觉察，您没有说以前，我还都以为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等到听见您指出我的过失，才非常惊讶。您只要保持这份心意，我终究不会违背您。”臣读到这里，每每赞叹太宗能够服从义理，仰慕魏公竭尽忠诚。愿陛下仰慕唐太宗贞观初年的初心，引导人们进谏；群臣也应当有人希望效法魏公侍奉君主的大节，来报答陛下。趁诏书尚未宣布，愿陛下从圣心自行决断，早日赐令收回，天下将非常幸运。臣激切至极，这是臣进献忠言到了极点。

译贴黄说：臣私下认为，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纯粹真诚、爱戴君主的人。有的出于保全自身的谋划，有的出于为子孙打算，有的想在邪正之间培植声誉，收取人情而两面得利，有的怀有奸计想误导陛下，逐渐制造隔阂，倾陷忠良，援引邪佞，重新造成过去的过失，实在令人恐惧。愿陛下精心思虑，深入审察。臣恐怕诏书一旦下达，端正之人和正直之士知道陛下有厌弃进言的心意，便不敢安心任职，稍稍自请离去；后来的人一定会得到因循沉默之人，认为他们称职；其次会得到苟且偷懒之人，废坏纲纪；再次会得到阿谀柔顺之人，使政事败坏。这些都会成为奸党堵塞下情、欺骗蒙蔽朝廷的祸患，使过去的祸患重新聚集。陛下深居帘帏之中，时间久了便安于这种状态，渐渐再也听不到天下的事情，这不是陛下今日求得治理的本意。众人都说诏书是要安抚心怀不安的人，臣私下对此感到奇怪。所谓心怀不安的人，是前代讨伐叛逆以后，余党害怕被诛杀，怀有苟且偷生、求得安逸的心，当时担心他们再生变乱，所以用诏书安慰他们，这是祸乱时期姑息迁就的事情。如今朝廷清明，王道平正，按照至公的道理施行刑法，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心怀不安的理由呢？陛下有什么可忧虑的，还要下安慰他们的诏书？实在没有意义。下诏之后，近处的忠良之人会日益疏远，远处的忠良之人则疑惧而不敢进用；近处的奸佞之人会日益亲近，远处的奸佞之人则会踊跃而来，并且同类相随。这是人情容易看见、事理必然如此的结果。【元祐元年六月上】上奏哲宗，论安抚心怀不安之人不必下诏【附第三状】。王岩叟。臣自从听说朝廷想下诏书安慰士大夫之心，虽然两次上章论奏，说明此事不便，却不知道先前说得不够详细。臣如今大致了解了情况，确实像传闻所说，实在令人奇怪。事情有三件极其不可行的地方，陛下难道可以轻率发布吗？臣私下得知，其中叙述先朝士大夫的罪恶，几乎无所不包。虽然说是臣下所为，但对先帝的明察又如何交代？陛下下诏的善意本来在于掩盖过去的事情，却不知道反而因此彰显先帝的过失，这是第一件不可行的事。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因个人喜怒爱憎而妄自责罚任何人，凡有所施行，必定依据天下的公议。对于大奸大恶之人，迫不得已才加以贬黜，又曲从宽恕，百般罪恶不过执行一二分罢了，哪里有过分的事情？如今听说诏书引用“疾恶过甚”之类的话，那么就等于说陛下临朝以来所做的事情全都过当，反而成为自我诬蔑，损伤国家体统，这是第二件不可行的事。奸人欺骗迷惑陛下，夸大事情，说人心不安，所以使陛下产生下诏的意图。陛下为什么不亲自察看？如今天下百姓的心安定还是不安定，比起从前怎么样？今天百姓之心所以安定，只是因为陛下明辨邪正，斥退了几名欺君罔上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再次看到陛下姑息这些人，而不能预知将来的好恶取舍，那么天下人心就会疑惑动摇。陛下的本意虽是要安抚罪恶之人，却不知道反而会因此动摇天下人心，这是第三件不可行的事。陛下下诏看不出一项好处，却有三项极大的不可行之处，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臣并不是故意敢于违逆陛下的心意，只是想爱惜朝廷的举动，保全君主盛大的美德。治理国家的道理，贵在浑厚深沉，使人看不出私心，在言语之间消除痕迹，让天下的君子和小人都无法议论猜测，这才是清宁政治的根本。为什么要平白产生疑心，无故下诏，使天下人能够窥测、能够议论呢？臣恐怕这样会使议论更加纷乱，不能成就清宁的治理，只是误了陛下的初心罢了。愿陛下拂除奸人先入为主的言论，审察臣愚昧而后来进献的意见，或许圣心能够开阔而赐予采纳。臣即使今晚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只愿陛下怜悯臣的愚昧，那就非常幸运。贴黄说：这件事并不是臣一人的意见。臣广泛访问有见识的人，他们都认为如今已经安静，不需要下诏，反而会扰动人心。臣又担心下诏之后，吕惠卿、张盛、诚一这些人一定会产生怨恨，以为朝廷执法不公平，只会争论诏书下发前后谁幸运、谁不幸。臣认为，如果不下诏，就根本不会留下这样的迹象。【元祐元年六月上】上奏哲宗，论安抚心怀不安之人不必下诏。王觌。臣恭敬地听说，近来朝廷因为放逐贬黜一两个大奸、十多个巨大的蠹虫，担心人心不安，将要下诏书安抚他们；又将告诫言事官，凡是臣僚过去的罪恶，不得再行论说。臣本来还不清楚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如果确实如此，臣恐怕四方有识之士会轻率议论朝廷。臣在本月三日已经把这件事呈进完毕。如今臣又听说诏书中有“进言者不得弹劾，有关官司不得执行”的戒令，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作为陛下耳目的是言事官，作为陛下股肱的是有司。小人的情状和伪诈有各种各样，历来的罪恶和旧日的奸行，起初多隐藏不露；幸而事情暴露、真相显明，言事官加以论列，有司加以执行，然后小人才不能大肆妄为，朝廷才会清明，陛下才可以无为而治。如果小人过去的罪恶和旧日的奸行暴露明显，而言事官被钳制住嘴不能说，有司束手不能治理，那么小人就会肆意横行而无所畏惧。若使小人肆行无惧，那么欺骗君主、破坏法令、残害百姓、损害万物的人就会蜂拥而起、接踵聚集，争相逞强。朝廷还怎么能够清明？陛下还怎么能够无为而治呢？有时言事官出于忠诚愤慨，违背诏令以履行职责；有司憎恶奸邪，违背诏令以执行法令，那么陛下的诏书就成了空文，而违诏的言事官和有司也不能说没有罪，还必须加以审查治罪。这样就会纲纪紊乱，贤者和不肖者混淆，意料之外的忧患也会出现，使智者无法谋划，贤者无法挽救。

译君子和小人的势力不能同时并立，而是交替出现盛衰。因此《易经》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就是泰；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就是否。所谓否泰，就是君子和小人消长的变化。如今朝廷优待抚恤小人，却使进言者不得再弹劾，有司不得执行，这就是压制君子而助长小人；过些年月，邪党逐渐取胜，天下难道不会接近否塞吗？从前帝舜虽然以简约临御臣下、以宽厚驾驭众人，孔子虽然说对不仁之人憎恶过甚会造成祸乱，却从未听说箝制进言者的嘴使其不能说话，也从未听说废除有司的职权使其不能治理小人的罪恶。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下宽大的诏书来安定群小之情，那么只须用宽缓、不追究细小过失的意思晓谕他们即可，何至于破坏朝廷纲纪，使那些已经暴露、真相明显的小人旧日奸恶，即使事情牵涉欺罔君上，也一概不问；又使进言者不得再弹劾，有司不得执行，反而成为小人的凭借呢？恭请陛下审慎推究、反复讲论，谨慎发布命令，不要造成日后的祸患，天下将非常幸运。贴黄：臣任职谏官，专以论议政事为职责。朝廷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是政事中最重大的事情。凡评论一个臣僚贤能还是不肖，都必须以他平素的操行和已经实际检验过的事情来验证，这样才可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孔子说：“我对于人，批评谁、赞誉谁呢？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因为已经考验过他。即使是赞誉他，尚且应当根据他已经做过、经过检验的事情，何况是弹劾呢？”既然如此，从今天以后奉行诏令，如果论及臣僚平素的操行和已实际检验的事情，那么不触犯诏令禁令的人就很少了。奉诏越谨慎，谏官、御史就越会成为虚设。因此臣知道诏书中“进言者不得再弹劾，有司不得执行”这两句话，尤其不能向朝廷内外公布。贴黄：比如臣僚有的身处权要之位，今天以前曾经犯有欺罔君上的罪，到了今天以后才暴露出来；按罪行论处本来可以记录在案，按诏书规定却不能论处。担负言责的人如果遵守诏令而不说，就只能眼看着侍从、权要之地有欺罔君上的人，任其成为天下的大患；如果违背诏令进言，不仅废弃朝廷诏令，还会获得违诏之罪。进退犹豫不能决定，就会最终导致天下人一味附和，而奸凶之人得志。陛下将怎样处理呢？言事官每月论列事情，常常触犯权贵的怒气，难道不说话会不安稳吗？只是臣不敢轻率地替自己谋划，以免误了陛下罢了。臣深恐诏令轻率发布以后，就不能追回更改。臣私下听说诏书如今尚未下发，惟愿圣上慈爱，详细斟酌。【元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不应当每件事情都下诏。苏轼。臣听孔子说：“上天说过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上天说过什么呢？”天子效法上天，恭敬自守，端正地面向南方而立，遵守法度，信守赏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若天下的大事关系到安危，而内心深微的意图又是法令无法完全表达的，那么天子才发表言论。三代称为训、诰、誓、命，汉代以后称为制、诏，都是用来鼓舞天下的，不能轻易使用。如果每逢施政立法之外，还一定要用君王的言语随即反复叮咛，那么就是朝廷自己轻视法令，以为不再叮咛就未必有人执行。言语既然屡次发布，即使再三叮咛，人们也不会相信。如今十科荐举，只是朝廷政令中的一项，何况已经制定了法律：如果被荐举的人不符合条件，荐举他的主官从贡举中选取了不合适的人，就按法律中犯有正入己赃的罪名治罪，荐举者减三等论罪；如果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罪名较重的就按重罪处理，即使现任执政，也要降官作为惩罚。臣认为，所立的法令不能说不严重；如果还认为不够，又随即下诏，那么诏书就会多到不胜发布。臣请大略列举今年朝廷施行的荐举法，共有七项：荐举转运使、提刑官，是第一项；荐举职司官，是第二项；荐举通判，是第三项；荐举学官，是第四项；荐举重法县令，是第五项；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是第六项；荐举十科人才，是第七项。这七件事的轻重大致相当。如果十科荐举应当下诏，那么其余六项也不能不下诏。如今每办一件事就下一道诏书，轻慢君王言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只采纳谏官的意见，有时下诏、有时不下诏，那么其中的道理在哪里？臣愿陛下告诫执政大臣，只守法度，信守赏罚，慎重珍惜君王的言论，等到大事发生时才发布诏令；这样天下都会肃然起敬，谁敢不恭敬地响应？前面所说的降诏，臣不敢撰写。【元祐元年九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上奏哲宗，论敕榜应当取信于天下。陈次升。臣恭敬地看到，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罚贬降吕大防等人的敕榜中有一段说：“至于那些谋求私利的人，耸肩逢迎、结党营利，难道不应当加以申诫，使他们改掉邪僻吗？推行我无所不包的仁德，给你们开辟自我更新的道路。除已经执行的责降之外，其余一概不再追究。议论者也不要再说。”当时朝廷命令刚刚下达，众口一词，欢呼鼓舞，歌颂圣明君主，说其包容罪过广大，如上天包容万物，如大地不因一次过失便废弃一个人；这是盛德之举。天下人心安闲稳定。近来臣私下看到，汪浃、李仲被送往吏部，随同他们应得差遣的录黄也一并下发，因为他们曾经在元祐年间进献文字而获罪；这样一来，前面敕榜中“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几乎成了空文，将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古书说：“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出后就成为粗绳；君王的话像粗绳，发出后就成为大绳。”这是说命令已经施行，就不可反悔。何况敕榜悬挂在朝堂，遍行文书告知朝廷内外，明确向臣民公布，使他们怀有悔过改新的心愿。施行还没有多久，如今却记录下汪浃等人获罪的缘由，又是这样。臣恐怕会损害朝廷号令的信用，伤害国家体统。伏望陛下明察，检视前面那道敕榜，向大臣宣布，从今以后共同遵守，这样或许能使人不再心怀不安，也能彰显朝廷忠厚的德行。【绍圣三年正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上奏哲宗，请求停止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章疏的指示。陈次升。

译臣近来上奏，请求宣谕大臣遵守敕榜中“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却没有看到施行。如今听说派官员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的章疏，又重重奖赏告发收藏、隐匿这些文书的人，采纳民间舆论，实在令人不安。因此臣不得不再次冒渎圣听。臣曾经读到，汉光武帝诛杀王郎，收缴文书时得到官吏与王郎往来、诽谤朝廷的几千篇文书，光武帝不查看，命令各位将军烧掉，说：“让那些心怀不安的人自行安定。”后世记载此事，把它作为美谈。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执政之初，悬挂敕榜允许人们自我更新，这也是光武帝安定心怀不安之人的意思。如今又设置官员和机构，吹毛求疵，考察别人一句话的过失，把人置于获罪的境地，那么前面的诏令反而成了误导天下，后面的敕榜又成了欺骗天下。这样的命令，凭什么向人们显示信用呢？从前周成王和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珪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佚请求选择吉日册立叔虞，周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于是周成王把叔虞封在唐地。成王并不是轻视爵位和任命，而是因为君王的话只能实行，不能反悔。何况如今御史台把敕榜张贴在朝堂，进奏院把文书遍行天下，只担心人们不知道，哪里只是戏言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戏言尚且要兑现施行，哪里有明白张贴、向臣民晓谕的文告反而可以收回的道理？伏望陛下以圣慈思念光武帝安定心怀不安之人的话，思考周成王最终依照削桐叶的约定封赏叔虞的事；对于编排章疏的指示，请求下令停止。【绍圣三年正月庚子，诏令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底臣僚章疏及陈请事项，编类后申送枢密院；戊申日陈次升上此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三。宋代赵汝愚编。君道门。诏令下达【内降】。上奏仁宗，论请托内降，乞求下诏加以禁止。韩琦。臣私下认为，国家自祖宗以来，都是皇帝亲自裁决各种事务。凡是赏罚、任用和使令，都一定同两府大臣在外朝公开商议；即使有内批指示，也都是出自皇帝的心意。只是自章献明肃皇后垂帘听政以来，有些奔走钻营之辈公然行贿，假托皇亲，凭借女宠，有的在宫中上表，有的只用口头奏请，求取这种便利，致使侥幸日益增多，赏罚颠倒，法律不能惩治有罪之人，爵禄也无法劝勉立功之人。唐代有斜封，今天有内降，台纲逐渐败坏，危害极深。陛下圣德日益更新，励精图治，只有这一长期弊病沿袭至今还没有革除。臣私下认为，这固然不是陛下以圣恩听从他们的妄求，陛下或许是认为把事情交付外朝以后，自然会有主管机构坚持上奏加以制止。可是内中批示有时一再下达，就不能一一论正。臣请求陛下特别下诏：今后除各宫、宅及皇族已有分内事务，才允许在宫中奏陈；其余外戚亲属之家和文武臣僚，如有奏请事项，都应在閤门及相应所属机构递交状文，不得再在宫中请求批示。若有人竟敢借关系请托，或亲自在宫中请求特别批示，希望陛下下发其姓名，并把替他们奏请的人送交有司审查弹劾，严加贬责；凡有违犯，务必依法执行。这样，圣上的政事就没有私心，朝廷的规章也会有条理。【宝元二年五月上，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请求彻底禁止内降。包拯。臣私下看到，天圣年间，凡是宫中下达的批示，谁也无法测知其中的请托关系，全都由于有人请托。奸邪之辈凭借左右近臣的容纳，假借宫中后妃的援引，长久地亵渎圣明教化。等到陛下亲自总揽各项政务，首先革除这种弊端，侥幸求取荣宠、滥受赏赐的人，不能再靠侥幸得到。近年以来，这条门路渐渐开启，妨害公道、损害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

译请求今后凡朝廷内外的人暗中交结，冒充请功求取荣宠，或者借罪犯之名，苟且希望得到横加的赦免，伏望陛下施以圣慈，特别下达指示，彻底禁绝。如果还有人妄自陈请，就令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处详细审定，先行下达指挥，再依据公议坚持奏报，不得阿谀徇私，以免上累圣明。【皇祐二年八月上，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到九月便因明堂之事另下手诏禁止内降私谒，与赦文一同下发，见后曾肇所陈八条之内】上奏仁宗，请求谨慎遵守杜绝内降的诏令。吴奎。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十多年来每次下达诏令，以及所施行的事情，常常被横加的议论所改变，或被奸邪的谋划所破坏，朝廷内外因此不太相信。人们都认为陛下说得虽然恳切，却不能实行；实行得虽然迅速，却不能长久。自从明堂下诏杜绝内降以来，忠臣贤者无不增加气势，群小之人无不改变心志。愿陛下谨慎遵守先前的诏书，使它坚如金石；即使是极受宠爱的人，如果敢于私下扰乱，也一定加以治罪。这样，太平之风或许就能由此实现。【皇祐三年十月上，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仁宗，论传宣和内臣转官而两府不坚持奏报，请求…… 端正地治他们的罪。范镇。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规定：今后传宣之事，除依照法律应当赏罚的以外，其余都应由中书、枢密院及所属官司坚持奏报。本月十八日，一天之内，内臣无正当名目而改任、升迁的共有五六人，全都是超越常格的恩典，不合乎法律。中书、枢密院大臣却都没有坚持奏报。臣私下认为，陛下最近下达的指挥，可以作为万世遵守的法则；还不到一个月，大臣就擅自废弃而不执行。大臣在陛下身边，号称执政，却如此废弃法令，想让法令在四方施行，怎么可能呢？天子的言论发布出来成为命令，大臣废弃命令，按法律不能赦免。伏请明确端正中书、枢密院大臣的罪行，以示天下，使人知道陛下的法令不可轻易废弃。【至和二年二月，宰臣刘沆当面奉承皇帝的旨意，传宣内降，其中应当执行的自依法律赏罚外，其余命令两府及所属官司坚持奏报。三月，入内副都知任守忠等九人一并升官，因此范镇上此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法令屡次改变。范镇。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三日，殿直、寄班邓维一因为私自役使士兵修屋，导致房屋倒塌压死士兵，朝廷下令特别勒令停职，编管京西路，遇到恩赦也不得叙用。十五日却传宣免除编管，法令这样屡次改变。又有道士李可寿，起初与三司吏人陈知深友善；等到陈知深犯有贪赃罪，李可寿托请铁佛寺僧人，起初并不知道实情，已经依重法判处。李可寿却因为内降，最终不再问罪，法令不应当这样执行。对于邓维一，请求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仍按原令编管；李可寿也请求依法施行，以杜绝奸邪侥幸。一个殿直、一个道士，都是极其低微的人，却能够打通宫禁，改变陛下的法令，大臣又不能上奏论列；以后如果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将怎么办呢？伏请陛下与大臣互相告诫勉励，建立严明的纪律，不要让小人屡次改变法令，天下将非常幸运。【至和二年上】上奏仁宗，论内降指挥派台官审查张怀恩等人的事情。马遵。臣私下听说，宫中下达了一道指挥，派台官吴中复前往澶州审查张怀恩、李仲昌修治河道不公等罪行；这道指挥从宫中发出，不知由何处而来，朝廷内外听到后无不疑惑惊骇。为什么呢？向来李仲昌等人任意违背朝廷指挥，擅自破坏河道工程，白白耗费财力，罪行本来就不轻。朝廷虽然已经施行降职责罚，但台官多次弹劾，要求置以重典；不久又有指挥，只命令他们遇到今后赦免时不得叙用，各人降官而已，这已经过了几个月。不知这次陛下从什么人那里听到意见，才有了这个特别指示。过去台官竭

译力进言而未被采用，如今却因某个人的话而施行。既然派台官推勘，又由内臣加以监视，这说明台官还不足以取得陛下信任。中书是陛下执政的机构，所有事务都由它总理；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如今派台官设置诏狱，出于内降，而中书却奉行办理，起初议定文书时又没有参与，这样履行执政职责，难道可以如此吗？这也说明中书不能取得陛下信任。中书是陛下的腹心之地，台官是陛下耳目的机构，陛下正是依靠他们来承担责任、成就治理。如果陛下对外怀疑耳目，对内怀疑腹心，内外都互相怀疑而没有可以依靠、可以任责的人，臣恐怕陛下的忧虑会日益劳苦，而多头干预的弊病也可能由此产生。

译这样一来，刊刻章疏、传播流言之事，或许会乘着这种隔阂而兴起；从容无为的治理，也就不能以岁月来期待了，难道不值得痛惜吗？李仲昌等人即使在法律规定之外加重处理，正好符合台官前些日子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臣今天所说的，是为了国家的政体，惟愿陛下裁度采择。【嘉祐元年九月上，当时任右司谏】同前【附第二状】。马遵。臣近来因朝廷差遣台官设置狱案，发现这一切都出自宫中降下的指挥，致使国柄动摇，舆论沸腾。臣以身居此职，曾两次具奏封还，不久因斋宿办理事务，未敢继续陈奏。奏章削减了触犯天子威严的部分，后来听说内臣传达诏令催促办理，接着又有降下的文字交给吴中复等人。朝廷内外听到此事，逐渐喧哗惊骇。为什么呢？朝廷的赏罚，自应公开施行。《礼记》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和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场处置刑人，要和众人共同弃绝。’说的都是公开办理。如今李仲昌等两个小臣犯法，并不是紧急而复杂的事情。陛下如果只是听到有关言语、看到有关文字，就应交给外朝施行；如果认为已经经过中书省，则应移交枢密院。何必降下宫中文字，使人情惊骇而损害国家体统呢？内降的弊端，是危害政事中最严重的。皇祐明堂大礼之后，曾有特诏禁止天下歌舞，后来流传为颂扬之声。如今陛下享有寿昌之庆，举行恭谢之礼，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使天下耳目焕然一新，怎么可以反而实行这种弊政，破坏皇祐年间形成的成法，招致官吏百姓深切讥议呢？如果习以为常，不断实行，臣恐怕事情会一天比一天增多，圣心会一天比一天劳苦，这不是用简易的法度、求得安康福祉的办法。这样一来，威权就可以改变，纪律就可以毁坏，自古以来祸乱的阶梯都是从这条路开始的。汉、唐的事离现在并不远，它们的鉴戒十分明显，不可不深思，不可不周虑。伏望陛下广泛采纳公正的舆论，特别作出英明决断，追改先前的敕令，把李仲昌等人的文字交给外朝施行。如果认为已经经过中书省，就请改交枢密院。仲昌等人如果确实犯有重罪，自有严厉的科条处置。这样，狱事就合乎大公，一代的典章也可以施用；权力和纲纪归于至正，多头行事的弊端就不会发生。制定法制、保持国家安定，确实要从这条路做起。【嘉祐元年九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述由内降指挥差遣台官审问张怀恩等事。赵抃 臣从去年四月到七月，多次论奏李仲昌等修河误事，请求重加贬黜。虽然朝廷酌量给予责降，但仍未能使群议满意。陛下采纳下情，怜悯百姓承受繁重劳役，准备穷究仲昌等人的罪状，端正国家的典刑，传谕中书省辅臣办理此事，本来是可以的；如果事情有牵涉，也可以交枢密院审治。为什么却在一旦之间从宫中发出指挥，差遣一名台官审讯弹劾，又派四名内臣监视？才几天之内，就三次降下内降文字，张大狱案，使朝廷内外惊骇。外间议论说：‘当初奏陈两个小臣罪过的是谁？如今发动两个小臣狱案、参与评议的又是谁？’可惜的是，国家体统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询问公卿大臣，处理政事的权力却交给宦官和宫女。至于政府，遇到这样的事开始不能参与议论，最终也不能坚持意见，只能顺从奉行，那还要宰相做什么？臣恐怕斜封墨敕的弊端还不足以成为后世的罪责，告密和罗织罪名的风气又要在今日酿成祸患了。臣愚昧，伏望陛下特别降下指挥，追回内降的命令，查核台官以及臣前后论奏仲昌等人的章疏，详细斟酌后重行贬谪流放。这样，朝廷纲纪或许不会完全毁坏，人情和舆论也或许不再忧虑疑惧。【嘉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对谋求内降者执奏，并追究因缘请托之人。之人　　　　　　　　　欧阳修 臣听说谏官陈旭起请追究侥幸求取内降的人，交给二府弹劾请托者的罪行，并防止朝廷依照奏议施行。不久听说李璋因内降受到责罚，此后很少听说还有人敢请求内降来希求恩赏。由此可见，在极其公正的朝廷，法令必定可信，可以做到政令施行、禁令有效。然而陈旭所请求的只是恩赏这一方面，而小人侥幸求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我自代理知开封府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就十次承受内降，有的涉及内官，有的涉及有关官吏等。本府每次都具奏执奏，甚至再三申明，而请托者的内降仍不停下。至于婢妾、卑贱之人犯奸邪滥事，也敢上烦圣听，以求私下庇护。宦官和小臣自己图谋免除过失，反而彰显圣明君主曲法徇私。即使有关司执奏，最终仍允许公开施行。然而小人请托仍没有受到约束和禁绝。臣现在想请求：今后凡有因事情敢于请托内降者，除照旧允许本府执奏外，还请追究借此请托的有关人员，奏请拘提交付开封府审问弹劾，重行责罚。如果是本人亲自请托，也请一并审讯，按原犯罪名加二等判决发遣。情节稍重以及请托不止的，也允许本府一面移文报告御史台弹劾、纠察、审理施行。这样最可贵的是能够制止小人干扰、扰乱公朝，破坏、紊乱纲纪。【嘉祐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以翰林学士代理知开封府】上奏仁宗，论述内臣梁举直之事，封还内降。欧阳修 臣正在查核本府审理内官梁举直的案件，曾两次执奏，却三次接到内降，特意赦免其罪。臣看到近年以来，权幸之臣多半公然作恶，不畏惧法令，仗恃请托内降来扰乱纲纪。因此前后臣僚多次具奏论述，陛下特地下明诏，准许承受内降的官司执奏，不得施行，并布告天下，作为确定的法令。如今梁举直屡次烦扰圣听，请托不止，本府遵照前后诏敕，再次具奏执奏，仍未准许公开施行。臣认为，曲意庇护小臣、屈挠国家法令，自前世帝王以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史册都会记载，以彰显君主的过失。如今梁举直不愿自己承担过错，宁可彰显陛下的过失。举直这一罪行重于原先所犯，即使现在还不能在法外加重处置，用来警戒请托内降的小人，但他原先所犯的本罪，难道可以曲意宽恕吗？举直如果只考虑保全自身，不想着爱护君主，正是小人，完全没有见识。像臣这样承蒙恩宠，列在侍从之中，职分在于献纳意见，本应想着补益政事，怎么可以迎合旨意、顺从安排，为陛下曲法庇护、放纵小臣，以彰显圣君的过失？这道内降，臣不敢再交下所属官司，谨具状连同原文一并缴纳进呈。【嘉祐三年上奏】上奏仁宗，请求停止内降，凡有任用都应与大臣议论其 可否　　　　　　　　　傅尧俞

译臣听说近日有内降指挥，枢密院任命何诚用为带御器械。不久有臣僚上言，于是责罚何诚用的事情有所不便。谏臣竭尽忠诚，上天高远却能听见下情，立即下令追回停止。上下尊卑的分际都得到维护，朝廷内外的人心相互庆贺。然而臣仍有不明白的地方。内降这个名义，从古到今都认为不对。陛下没有堵住源头，只是制定防范查检的办法交给有关司；后来却又随意违反，必须等到有人进言才停止。在接纳谏言这一美德上，可以说空前无比；但在刚正专一的德行上，本来没有因此增加。伏望从今以后，凡左右近臣敢以私事求请陛下的，请依圣断根除驱逐，严加贬责。如果确实是陛下想要进用的人，不必从宫中降下指挥；在陛下临朝时，与大臣公开议论，可以任用就施行，不可以就罢止。不要再像何诚用的事情那样多次暴露于众人耳目，那么陛下日月般的明察就不会受到丝毫牵累。臣孤陋笨拙，没有才能，承蒙陛下任用，想以微薄之力稍稍补益如尘露之于山海，幸望不要因人而废弃其言，深加留意于圣心，臣将非常荣幸。【嘉祐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哲宗，进呈仁宗朝告诫、约束内降的诏书事迹，请求予以禁止。停止请托　　　　　　　　　曾肇 臣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亲临统治以来，端正自身以率领臣下，杜绝请托，抑制受宠幸者。凡是从宫中发出的事项，没有不是德政，从未以私情扰乱公事，以私人关系破坏法令。亲戚和近习都收敛衣襟、安守本分，退回到法度之内。朝廷清明，纲纪严肃。议论者认为，自秦、汉以来，母后参与政事，没有比这样更美善的。这若不是二圣一心秉持正义、克制私欲，怎么能够达到？应当始终守住这种做法，为万世留下法则。然而近来以来，颇有请托内降、特意给予差遣的事情。虽然事情极其微小，还不足以损害二圣大公至正的盛德，但臣私下担心侥幸之人会乘隙窥伺，互相援引，烦扰亵渎圣听。即使二圣具有天地般的宽宏气度、坦荡无私，也只担心左右近臣请托迫切，使二圣不免曲意顺从他们的意愿。杜绝祸患于开始、防范细微变化，应当从今天做起。这是臣愚昧，却私下怀有拳拳爱君之心，所以竭尽肺腑，希望对圣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私下考察前代史书，看到仁宗在位四十多年，曾下诏约束臣下请托内降，命令中书、枢密院凡是内降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的，都逐条具奏执奏上报，推究弹劾请托的人，明确按罪惩处。又下令御史台、閤门张榜晓谕，仍将其著为法令，反复叮咛，恳切至极，出于真诚之心。当时群臣也常常以禁止内降为言，都立即得到采纳，所以一时朝廷号称肃清。虽然间或有人请托，但不能损害圣政，这是上下共同维护的力量。大体说来，人情如果只图私利，乐于侥幸，这个门一旦打开，逐渐蔓延便不会停止；开始是一两个，后来到三四个，再到五六个，逐渐没有止境，国家的名器就会因此轻贱，朝廷的各种制度也会因此毁坏。源头极小，流弊却极大，这是臣最为恐惧的地方，不得不向陛下极力陈说。况且朝廷的爵禄有限，人的私欲无穷，如果不以公正加以掌握，因缘请托将多到无法应付，陛下也会因此厌烦。伏望圣明不要认为臣的话狂妄，试加省察。如果有人才堪任用，或者是亲近的亲属，出自圣意想给予恩泽，自可明白告诉辅臣，衡量其所宜，公开任命授职。其余一切禁止，不得私下请托。仍请诏令辅臣：凡有内降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的，都要执奏上报，推究弹劾请托者，明确按罪惩处；下令閤门、御史台经常加以觉察，向朝官张榜晓谕，使人明白知道圣意如此。这样，圣德日益更新，朝廷没有弊政，邪曲冤枉的门路被堵塞，公正的道路得以开启，远远继承祖宗的英明实政。这是社稷无穷无尽的福分。臣身居侍从之位，以议论思考政事为职责，私下有所怀抱，不敢沉默隐瞒，谨将这些一并抄录上呈。仁宗朝因内降而颁发告诫诏书的事迹共八条，另编成一通，伏乞放置在座位右侧，稍稍帮助陛下省察阅览。【元祐三年八月上奏，此前内降左班殿直钱珏特意差遣主管牛羊司，内殿崇班刘言特意差遣主管翰林司。曾肇上此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八条诏书详列如下】天圣九年十月诏令说：‘朕遵循历代圣人的谋略，承受慈圣太后的教诲，到现在已经八年。虽然达到小康，但士大夫之间，名节并没有受到勉励。以致御史台上奏，认为官吏的议论不能容忍。自以为有功劳的人夸耀自己以求接近名声，希求进用的人冒险行事来侥幸求宠。他们诋毁诬陷执政大臣，干扰有关司。镇守藩屏的人有的不断奏请，主持按察的人有的把宽纵当作能干。贪婪而不知羞耻，只图谋经营私利；年老而无贤能，却不知道退让。由于防止羞耻的教化没有整饬，导致风俗教化不再淳厚。朕临朝思考这些，对朕还有什么希望？因此考察常道训典，重申警戒群臣。假如稍微冒犯官箴，就会自行投入公法。布告远近，体察朕的心意。’侍御史知杂事刘随说：‘近年以来，内外各级官员多方谋求内降，公然请托。甚至有人在御前流泪哭泣，以求恩泽，请指明这种事情，加以申诫。’因此降下这道诏书。明道二年四月，诏令说：近来臣僚、宗室、外戚、命妇多以进献财物为名，请求恩泽；从今以后，凡是不见于成例的，一概停止。凡有表章奏疏，不得借亲戚关系投递进来。宫禁中有传宣的事情，命有关司密封复奏。宫中批示改官以及给予差遣的命令，不得立即施行，交中书、枢密院审察后取得处分。天下不得新建寺观。进献给乾元节的香盒以及山仪，都停止。只有功德表疏，允许附在驿递中上报。按成例应当赏赐的，命内东门司领取凭证。康定元年十月，诏令说：‘如果有内降指挥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都命令中书、枢密院逐条具奏执奏上报。’ 庆历四年十二月，谏官余靖说：‘太常博士王翼从西京按察事务回来，入殿请求改换章服。请从今以后，臣僚入朝应对时，如果有人擅自请求恩泽，命有关司弹劾他的罪行。’皇帝听从了。庆历六年四月，权知御史中丞张方平说：中书、枢密院近年以来，任命官员多预先得到御批，等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给其转官，或者改换职任。况且升迁任用的体制，大体都有常规。如果因为功劳而破格升擢，谁会说不可以？但事情出于侥幸，即使把时间拖延数月或一年，又怎么能平息群议？这就像商人在市场上交易，先立下契券，等候时机抬价。不只是助长滥施恩宠，实际上也有损于治理国家的体制。请从今以后，文武官员如果仍按以前的先例希求升迁改职，都明确实行责降。皇帝听从了。

译皇祐二年九月，赐给中书门下的诏书说：‘朕亲自掌握各项政务的关键，执持大公的权柄。然而近来有奸邪侥幸之人，肆意兴起妄图，有的违背道理希求恩宠，有的身负罪过希求宽免，大都请求从宫中降下指挥，间或也有奉行的，损害政务、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屡次颁布诏令加以约束，却始终不能断绝私下请求。又担心臣民之家、权贵要人的行列，互相交结请托，巧诈经营，暗中送交财货，秘密进献珍玩，攀附结纳，侵扰权纲。何况宗庙祭祀的祥瑞防范，已经应当普遍施加恩惠，应当嘉奖内外，却把这些不合宜的行为裁抑下去，使人自我更新，以达到治理。从今以后，凡内降指挥，交中书、枢密院以及承受此事的官司执奏，不得施行。敢以财货贿赂结交权贵近臣的，命谏官、御史弹劾上奏。’此前，皇帝对辅臣说：‘近来有贵戚、近习攀附请托，图谋内降，虽然已经大力抑制断绝，但仍不免时常侵扰。可以在赦文中禁止，或许能够澄清积久的弊病，向天下表明信用。’辅臣等回答说：‘陛下亲自举行大祭，以此更新各项政务，开辟最公正的道路，杜绝私下请谒的路径，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不过把它载入赦条，恐怕还不能完全表达圣意。’ 皇帝于是另写手诏，和赦书一同降下。嘉祐二年八月，知谏院陈升之说：‘近来请托内降、谋求恩赏的人很多，虽然允许有关司执奏，但有关司有时仍奉行。从今以后，请命中书、枢密院推究弹劾，以端正请托者的罪行。’皇帝听从了。嘉祐二年十月，镇海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璋被罚铜三十斤。起初，李璋请求通过内降转官，因此被知谏院陈升之依据近期诏令弹劾上奏。上奏哲宗，论述李倬妄自请求内降、挟带私情欺骗君上。刘安世 臣近来因为干当内东门的李倬得到内降指挥，想把启圣下院的常住白地置作坟茔，而众僧联名陈诉，说李倬所请求的根本不是白地，事情属于欺骗蒙蔽，不可助长，于是具奏论列，请求进行按察弹劾。近来听说朝廷已有批示，先前降下的指挥不再施行，但李倬挟带私情欺骗君上的罪，却没有看到推究治罪。臣私下认为，赏罚的权柄关系到国家体统，要使天下信服，关键在于完全依照至公办理。议论中有不安之处，本来难以缄默，只好再次冒犯圣听，希望陛下能够开明采纳。臣私下认为，李倬陈请之日，如果让陛下知道那里有数以万计的竹林树木，地方广阔，活着的人有居室，死去的人有坟墓，陛下必不会顺从他的私下请托而轻率降下诏命。这完全是因为李倬一心只图苟且求得，迷惑天听，致使朝廷命令下达之日，违背人情：活着的人不能安居，安葬的人不能安处其地，玷污损害盛德，过错全在李倬。《尚书》说：‘赦免过错，不论多大；惩罚故犯，不论多小。’这是说偶然误犯、情有可悯的，即使是大过也可以完全宽宥；如果心中毫无顾忌而故意触犯典刑，事情即使细小也必须依法处置。这正是三代以来、尧舜以来不变的道理。如今李倬妄自请求中旨，粉饰欺诈、欺骗君主，罪行确实是故意所为，情理上没有什么可宽恕的。万一圣上宽容赦免而不诛罚，臣恐怕以后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那么将凭什么责问他们？伏望陛下心存除恶之意，防微杜渐，不要被近习的私情牵累，也不要被众多人的言语迷惑。请罢免李倬的近职，交给有关司弹劾其欺诳谩上之罪，重行降黜，或许可以使纲纪整饬，奸邪知道畏惧。【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述李倬妄自请求内降、挟带私情欺骗君上。【第二道奏状】刘安世 臣近来曾论奏李倬挟带私情欺骗君上、侥幸请求中旨，请求交给有关司按察治罪。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天，仍没有看到施行。查考《元祐编敕》的有关条文：传宣或内降，如果涉及索取财物以及官司奏请，即使得到中旨，而原本没有相应条制的，也必须根据事情分别申报中书省、枢密院复奏，取得指挥。臣私下认为，李倬的请求出于一时，本来不是通常法令。如果执政大臣承受了上述圣旨，就应该依条复奏；即使再次得到指挥、允许施行，也应当仔细勘查是否有妨碍。如今李倬一心只图苟且求得，罪行实在是欺骗君主。三省奉行时，起初没有勘查，使国家命令下达后违背人情，活着的人不能安居，安葬的人不能安处其地。推究李倬的罪行，虽然没有足以赦免的理由，但也是大臣奉行法令不谨慎的过失。臣认为，祖宗以来也有内降之事，如果人情有所不便、公议有所不安，当时辅弼大臣往往坚持意见，不让诏令下达，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可靠史书中，可以考查。臣私下认为，人主的德行大多崇尚仁恩，有人请求时，难以当面拒绝；但只要把奏请交给外朝，如果大臣守法而不回避，那么私下请谒虽多也不会造成祸患。因为不直接违背其请求，足以显示圣王的仁慈；由公议裁断，足以严肃朝廷的政令。这样，恩惠归于君上，而法令施行于臣下。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威严战胜私爱，从远处的人开始而先整治身边的人，端正李倬的罪行以显示无私；然后明确敕令三省、枢密院：今后凡是内降指挥，都必须勘查，如果在法律上没有违碍、对百姓没有损害，还要复奏，得到批准后才能施行。这样做所看重的，是使纲纪完整严密，杜绝侥幸。【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述内降应请求有关司执奏，李常。臣愚昧而没有才能，熙宁年间曾参与编修中书条例，看到仁宗皇帝多次诏令中书，想让三省对内降执奏；又有尚未取得批示就立即下令施行的，类似这样的指挥并不一致。当时臣私下奇怪诏令批示为何反复如此，详细体察仁宗的圣意，大概是因为有些内降在非常时期不得已而发出，正是依赖臣僚坚持意见、复奏来拒绝停止。臣又看到杜衍担任宰相时，凡内降积累到十几道，就连同封缄当面退还。仁宗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只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却不知道我在宫中遇到有人请求恩泽，常常以杜衍不会同意来告诉他们，因而停止请求的很多；杜衍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伏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临朝以来，内降恩泽几乎完全禁绝，一向以至公对待天下，从未以私恩加给亲党，这是内外臣民共同知道并称颂的。近来李倬请求购买白地一事，臣私下推测，陛下或许认为白地是小事，或者出于不得已而答应了。但事情不论大小，哪一件是非答应不可的？关键在于有关司应当守持法度，像杜衍对仁宗那样才是正确的。臣认为，以恩惠待人，是人主的事情；

译守持法度、完全按公正办事，是人臣的职责。人主的恩惠有不得已而降下的指挥，臣下难道可以不守法度、不加执奏吗？购买白地一事，竟没有听说反复执奏就匆忙施行，也没有追究究竟是什么土地便不再省察。如今根据僧人的陈诉，那里竟有坟墓、竹木、园地和菜圃，李倬妄称为白地，本来就应当严加治罪。今后凡是这类事情，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惩戒制止吗？伏望圣慈特别诏令有关司：凡遇内降，都必须反复执奏；即使按道理应当奉行，也必须先索取完整材料，详细查究是否合适，确认对诏条没有损害、对人情没有妨碍，才可以下令施行。这样，人主的恩惠自然能够保全，而臣下也各自承担守法执守的责任。【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徽宗，论述内降指挥不可直接交给有关司。曾肇 臣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改革政事，消除百姓疾苦，扩大进言的渠道，起用被耽搁的人才。每一道政令发布，朝廷内外无不欢呼庆贺。甚至天还没亮就起床穿衣，辨明天色便临朝，亲自听取裁决，早晚不懈怠。若把今日求治的心意继续不止地推行下去，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有所见闻，不敢缄默。臣待罪右省，看到宫中时常批下指挥，除交三省、枢密院外，也有直接交给有关司的。陛下虽然圣明，必定不会有过失之举，但从事情体制来看，终究有所不安。帝王的号令不可轻易发出，必须经过中书省拟议，门下省审查驳正，才交尚书省施行。不经过三省施行的，从前称为斜封墨敕，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神宗皇帝厘正三省官名，意思正在这里。臣愚昧，伏愿陛下凡有指挥，都须交三省、枢密院施行，不要再直接交给有关司，以端正国家体统。三省、枢密院如果承受宫中批下的指挥，也必须把前后敕令相互参照，审慎衡量是否可行，然后下令施行，不可只求迅速奉行而以为尽职。三省、枢密院都是执政大臣，陛下把平章政事的职责委托给他们，责任并不轻，不同于只把奉行文书当作事务的胥吏。帝王的号令务必要简约而重大；至于法令轻重、曲折细密的防范，都属于有关司的职责，不是人主应亲自处理的事务。《尚书》说：‘文王不把众多政令、狱讼和慎重事务一概兼管，只交给有关司的长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内外臣僚请托内降恩泽、侵扰紊乱纲纪、助长侥幸，以陛下的明圣，必定不会容许，臣也不再对此多说。还愿陛下对此谨慎戒备，严格实行禁绝，不要让小人乘隙得以进入，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请求效法仁宗，下诏禁止请托内降。曾肇 臣看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下诏约束臣下请托内降。命令中书、枢密院凡是内降涉及臣僚升官及差遣的，都逐条具奏执奏上报，推究弹劾请托者，明确按罪惩处；又下令御史台、閤门张榜晓谕，并将其著为法令。皇祐二年，因举行明堂祭祀而大赦天下，仁宗曾对辅臣说：‘近来有贵戚、近习攀附请托，图谋内降，虽然已经大力抑制断绝，但仍不免时常侵扰，可以在赦文中禁止，希望澄清积久的弊病，向天下显示信用。’当时辅臣回答说，把它载入赦条，恐怕不能完全表达圣意，于是另写手诏，和赦书一同降下。仁宗的仁德如同上天，对于人的欲求有时不能违背；但如果一概顺从私情，就会侵扰紊乱纲纪，损害刑政，所以命执政大臣逐条具奏执奏。人主施恩，人臣守义，上下共同维持，互相警戒。又命令推究弹劾请托者，明确按罪惩处，于是人们自然不敢因缘请托。因此一时朝廷号令肃清，间或有请托之人，立即被谏官、御史弹劾。仁宗虽然有不忍伤害人的仁心，却最终没有陷于优柔受牵制的境地，他所采取的办法大概就在这里。恭敬地思量，陛下天性宽厚仁慈，端正自身以率领臣下，议论者认为具有仁宗的德行。宽厚就会无所不容，仁慈就有不忍拒绝的事情，臣愚昧，私下担心内外之人因此前来请托。陛下虽然在上面端正自身，却被迫于请托祈求而无法拒绝。执政大臣又有可能不能件件执奏，日积月累，就会侵扰紊乱纲纪、损害刑政，其祸患将无法尽言。臣愚昧，伏愿陛下考察仁宗用来防制左右、杜绝恩幸的本意，特别下诏告诫内外之人不得请托内降。如果有内降指挥而不是宪章所规定的事项，命执政大臣逐条具奏执奏，推究弹劾请托者，明确按罪惩处；仍责令谏官、御史经常加以觉察，向朝堂张榜晓谕，著为法令，使内外都明白圣意所在。这样，圣明的治理日益更新，朝廷没有弊政，小人安分于私室，请托也不能进入公家，既能成就陛下宽仁的德行，又能符合陛下端正自身、率领臣下的本意，将其流传万世、留作子孙训诫，岂只是天下的幸运，实在也是社稷无穷的福分。惟请陛下裁夺。【元符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上奏徽宗，请求今后凡属内降的事项，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接受。任伯雨 臣听说外间议论都说，近日内降很多，甚至僧人的恩泽、开封府和大理寺审理的案件，也往往有指挥令其释放。这话是真是假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万一确有其事而陛下不知道，那么宫禁深远，若有人假传敕命，转瞬之间，所牵涉的事情就不轻。假如只是因为左右近臣恳切请求，陛下宽仁，迫不得已而不愿违背他们的意愿，便会扰乱政事刑法，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况且鸿都卖爵、墨敕斜封，都是汉、唐末世出现的事情，不可不加以警戒。从前仁宗庆历年间也曾有这种事，宰相杜衍不肯奉行，每积累到几十道，就当面缴还。仁宗曾对侍臣说：‘外面的人只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却不知道我因为杜衍不肯奉行而拒绝的事情，比封还的还多。’又曾有内降命开封府吏扈玉升职一级，尚美人派内侍韩从礼传达教旨，免除工人的市籍，开封府判官庞籍上奏此事，仁宗立即命令杖责韩从礼，并诏令今后内降不得擅自接受。由此看来，有关司守法，本来就应当执奏。臣伏愿陛下把臣这道札子降下交给三省、枢密院，指挥所属部门：今后内降不得擅自接受。这也是仁宗皇帝的旧例。这样，侥幸请托的事情或许可以止息。【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钦宗，论述御笔中旨　　　　余应求

译臣看到近年以来，凡有中旨，都是降下御笔施行，期限规定严急，稍有拖延违误，就以不恭之罪处置。三省和有关司忙于奉行还来不及，即使有违背法令、前后重复的地方，也不敢执奏，有时接受后就直接施行而不上报。这使三省连极其细小的事务也要烦劳圣笔。起初是因为宦官掌管事务，在宫中奏陈而形成的；后来士大夫倚仗宦官以求进用，想兴办功利而在法令上不可行的事情，也替他们办理；最后连执政大臣，有时办事违背法令，有时任命不合共同议论，有时亲友通过私下请托，也都使用这种办法。于是号令日益紊乱，纲纪日益败坏。三省、枢密院，这才称得上朝廷，是陛下谋议大事、发出命令的地方。人君选择贤能而任用，固然应当把各项事务委托给他们；如果宰执无才，换掉他们就是了，哪里有亲自揽取细务、事事降下御笔，却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道理？陛下初政清明，委任宰辅，应该没有这种弊病。然而臣私下听说，仍有臣僚直接递达奏陈，由宫中批下施行，这和从前的御笔有什么不同？臣认为，内侍与臣僚所陈述的利害及处置事务，都可以交给三省、枢密院商议后进呈，取得批示再施行，这样或许不违背法宪，也不被不同意见所迷惑。人主的重大权力不转移到臣下手中，就可以杜绝多头行事的政局，也可以断绝近习侥幸求取恩泽的根源。政事中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了，惟请陛下裁夺。【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钦宗，论述不经三省而下达的御笔手诏应取得批示。方行　　　　　　　　许翰 臣听说天下的法令，应当与天下共同遵守，有关司即使死也要守持，连天子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有；这样以后，天下的大公才能建立。近年以来，有关司迎合上意、扰乱法令来顺从一时需要，因此条约文书徒具形式而不被遵守。伏愿陛下明确诏告内外：今后的指挥如果有害于政事、伤害百姓、违背条制，都命有关司逐条具奏执奏。御笔手诏如果不经过三省下达，接受的官司必须审查复核、取得批示，才可以施行。一定要使法令像四时运行那样严明可信，然后政令统一、百姓安定，国家才可以建立政事。【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 君道门 风俗 上奏仁宗，论述谨慎改变风俗的学习。　　　　　　　　司马光 臣凭着愚钝笨拙的资质，再次担任谏官。陛下所赐的优厚俸禄、所赋予的重大责任，使臣早晚震恐，不敢安居。臣想着竭尽愚忠，来报答陛下恩德的万分之一。只是琐碎小事，都不足以烦扰圣听。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时，不分五方，声音都是一样的。等到长大，语言便不相通，饮食也不相同，甚至到死都不能互相往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习不同。古今也是如此。在当今社会穿古代的衣服，就会使州里人惊骇；在古代社会穿今天的衣冠，就会被有关司侮辱。衣冠本身哪里有是非？只是习惯与不习惯罢了。百姓早晚看惯了某种事，内心便安定，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一旦驱使他们离开这种做法而趋向另一种做法，就没有不忧虑疑惑、不肯服从的。从前秦废除井田制，百姓忧愁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百姓也忧愁怨恨。赵武灵王改变华夏习俗，仿效胡人服饰，群臣都不高兴；北魏孝文帝改变胡俗而效法华夏，群臣也不高兴。由此看来，世俗人情安于所习，对未曾见过的事感到惊骇，本来就是常理。因此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仿效，叫作风；风气熏陶、逐渐浸染，叫作化；相互沉溺、一起衰败，叫作流；众人的内心安定，叫作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即使有明辨智慧也不能使人明白，强毅有力也不能制服，重赏也不能劝勉，严刑也不能禁止。除非圣人得位而亲自治理，并积累百年的功业，否则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周易》解释履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辨明上下尊卑，安定百姓的志向。’所以天子的命令，必须在诸侯中实行；诸侯的命令，必须在卿、大夫、士中实行；卿、大夫、士的命令，必须在庶民中实行。使天下的势力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运转手指一样，无不率先服从。《诗经》说：‘勤勉不息的君王，纲纪天下四方。’这就是礼的根本。从前三代的君王都用礼来教习百姓，所以子孙数百年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禄。等到三代衰落，即使晋、楚、齐、秦这样强大，也不敢暴虐轻慢王室。难道是它们力量不足吗？是因为知道天下不能没有王室。于是辅佐拥戴王命，以威势和恩德安抚诸侯，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没有在百姓中断绝。后来风气一天天衰薄，下级凌驾上级，上位者衰败。晋平公时期，鲁国子服回从晋国回来，对季孙意如说：‘晋国的公室将要更加卑微了。六卿强大而奢侈傲慢，将会因此逐渐习以为常，最终把这种做法视为常态，公室能够不卑微吗？’后来赵、魏、韩三家终于瓜分晋国，正是因为长期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确。到了汉代，虽然不能像三代盛王那样，但仍然尊崇君主、贬抑臣下，重视名节，按照德行义理选取士人，用儒术教化百姓，因此王莽作乱时，百姓思念刘氏，最终使刘氏复兴。赤眉虽然是一群盗贼，仍然拥立刘氏宗室来顺应民望。王郎假托刘氏名号，燕、赵地区便纷纷响应。董卓作乱时，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各州郡像云一样聚合。曹操挟持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却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自魏、晋以后，人主开始重视通达多才而轻视坚守名节，人臣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法看作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正坚定的士人看作鄙陋质朴而不任用。于是风俗一天天败坏，陷入苟且刻薄，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级不认为错误，只追随利益而行，不顾名节。到了唐朝衰落时，部下中竟有杀害、驱逐元帅的人，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因此安抚他们，从军伍中提拔，授予旌旗和斧钺。开始时，只是为了取得一时的苟安；时间久了，众人习惯于耳闻目见，认为这种事情理所当然，不认为是非礼，也不认为是不义。因此在上位的人战战兢兢地害怕下属，在下位的人则睁大眼睛窥伺上位者。平时就用酒食金帛、甜言蜜语、卑躬屈体来彼此讨好；一有机会，便凭着锋利的刀刃、狠毒的心肠和诡诈的计谋互相残杀。成功的被称为贤能，失败的被视为愚蠢，再也不讲尊卑的秩序和是非的道理。世道逐渐衰败，到了五代，天下荡然无存，人们不知道礼义是什么东西了。因此国运不能长久，长的只有十多年，短的只有四五年，覆亡接连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大宋受命之后，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乱起于没有礼法，于是凭借神武聪明，亲自勤劳处理各项政务，征伐、刑罚和赏赐都由圣意决断；这样以后，君主的权势才得以加重，群臣才畏惧服从。于是削弱藩镇，将其整顿到法度之中；选择文官作为辅佐，夺去他们生杀予夺的权柄，收取他们掌握的财赋，选拔其部下精锐士卒，聚集到京师来充任宿卫；控制他们的亲信，拔掉他们的爪牙，使他们不能横行跋扈。这样以后，天子与诸侯的名分才分明，悖乱的根源也就被堵塞了。又把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州镇，把州镇属员的权力收归县，又把天下分为十多路，各设置转运使，考察州县百官的善恶优劣；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掌，使朝廷的命令一定通过转运使在各路施行，转运使的命令一定在州施行，州的命令一定在县施行，县的命令一定在官吏和百姓中施行。这样以后，上下的秩序才端正，纲纪才得以建立。又申明军法，使从押官以上各级都有明确的等级，彼此统辖；稍有违犯，罪至死刑，然后军队的治理才严肃，士卒才肯听命。这些都是礼法的大原则，所以能够四处征讨不服从者，没有谁不率众归服；清扫九州，使疆域达到禹所治理的范围。到了真宗，又以光明的德行加以巩固，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志向，早晚勤勉不懈，宣扬善政，消除恶俗，直到今天，天下太平已经百年，顽劣的百姓灭绝，众人的心都安定了。这是旷世难成的事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地守护，千万不要失去。臣私下看到，陛下有中宗的严肃恭敬、文王的谨慎小心；但大小政事往往谦让而不决断，交给臣下办理。假使所委任的人一直都是忠臣贤士，那还可以；万一其中有奸邪之人，岂不是非常危险吗？古人所说的委任臣下而责成其成功，就是选择合适的人授予职务，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办理。至于爵禄的授予废止、生杀予夺的大权，不能不由自己亲自决定。《洪范》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就会危害你的家族，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施威施福的权柄一旦被人夺去，并且习以为常，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译这是明智君主所应谨慎的。近来因为西部边境用兵，权宜设置经略安抚使，总领一路军队，可以便宜从事。等到西部战事已经平定，却因此不废除他在河东一路的职务，总共统辖二十二个军州，比从前节度使的权力还大。唐朝起初设置沿边八个节度使，也不过如此。因为这种权力和职任太重，所以后世出现了跋扈的臣子。《洛诰》说：“不要像火刚开始焰焰燃烧那样，等到灼烧蔓延开来，就无法断绝。”这是说要在事情刚露出苗头时谨慎防范。又有将相大臣出任诸州长官，多半自恃身份尊贵而傲慢；转运使想要振作并办理好职务，他们往往故意违抗，不肯听从。将相大臣在朝廷时，名位本来远高于转运使；但到了外地担任知州，转运使就是统辖各州事务的官员，怎么能因为一身尊贵就庇护一州事务，使转运使不能过问呢？汉代刺史以六百石的官秩督察二千石的官员，难道是依据名位贵贱吗？又自景祐以来，国家因长期安乐而懈怠，因循敷衍，只求少生事端，执政大臣很是实行姑息政策；于是胥吏喧哗，竟敢斥逐御史中丞；辇官悖慢无礼，竟使宰相被罢退；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审理却没有穷究奸恶；泽州军士受到优待，竟有人辱骂三司使，执法官还认为这不算违反等级法令，朝廷似乎对是否依法处理产生疑惑，虽然特意诛杀了那个人，后来又停止处罚，重新收养他。其余还有一个人只是在道路上传播流言，便引起变乱，因而让推恩的人多起来。以上这些事情，大概都不是用来使百姓习惯于上下尊卑之分的做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朝廷的政事如果这样，四方一定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于是元帅害怕偏裨将领，偏裨将领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的削减训练和阅兵，使士卒骄傲懒惰；包庇老弱无用者，使军中人员繁冗；屈曲正法，使士卒放纵恣肆；诋毁粮帛待遇，使士卒愤懑不平。他们用甜言媚笑讨好士卒，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士卒一致称誉他们，把怨恨归到上级身上。那些人既然这样做，后来的人就仿效；下面这样说，上面就跟着听从；前面这样实行，后面就沿袭。如果前面做而后面不效法，下面说而上面不听从，前面实行而后面不沿袭，那么怨怒就会集中到做这件事的人身上，祸乱也会由此产生。长此以往，日积月累，百姓的耳目习惯了这些事情并安于其中，这同唐朝末年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想压制武人，不让他们列入清贵品秩。羽林、虎贲一千多人焚烧了张彝的住宅，杀死张彝父子。官府只捕获并斩杀了其中八名凶暴强悍者，其余人则大赦，以安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使命到洛阳，看到了这件事，回去后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到了这个样子，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了。”于是开始产生飞扬跋扈的志向。由此看来，纲纪不能建立，奸雄就会生出野心。太祖、太宗劳心苦思，想改变衰败的唐末风俗；而陛下却高高拱手，熟视无睹，竟使后魏的风气形成，这就是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的原因。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振奋刚健的志向，宣扬神明的德行。凡群臣上奏政事，都应察看其中的邪正，辨别其善恶，详细询问，深入思考，使之符合正道，然后决定赏罚、升降并断然施行。这样天下谁不会豁然开朗、欢欣喜悦呢？《诗经》说：“君子若发怒，祸乱就大概很快止息；君子若施福，祸乱就大概很快终止。”这是说君主若对是非善恶毫无褒贬，所造成的祸患很大。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时就设置；没有战事时就应废除。倘若暂时不能改变，那么遇到军事紧急、来不及奏报的事情，可以让他专门处理。其余民政，都交给州县办理，一律依法裁决。有时法律规定过重而情节较轻，或情节较重而法律规定较轻；该处死、该徒刑、该宽宥、该赦免，都听任本州申奏后决定。朝廷何必一定要通过经略安抚使来处理呢？转运使规划并发布命令，下达到各州，而各州违抗不从，朝廷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如果事情确实合理可行，而州将倚仗尊贵权势故意违抗，就应治州将的罪，不要治转运使的罪。将校、士卒对于州县及其所统属的官员，或对于公卿大臣，有悖慢无礼行为的，应明确公布等级法令，使负责裁断的人不再疑惑。将帅之官如果废弃法令、违背正道，以取悦下属，却把怨恨推给上级，应按照情节轻重诛杀、流放、废黜；如果公正无私、统率众人严明整肃，应衡量其才能加以擢升任用并褒奖。这样，上级就难以被撼动，下面的人也会听命。上级难以被撼动而下属听命，这正是尊重朝廷的表现。上下名分已经明确，纲纪已经确定，然后再修习儒术，崇尚教化，提倡笃厚，斥退浮华，使礼义兴盛流行、风俗淳厚美好，那么国家就能保有万世无穷的福祉，仿佛倚着南山坐在平原上一样。【嘉祐七年六月上奏，当时以天章阁待制出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应以质朴厚重的德行和礼义示范世人，以改变天下的风俗。彭汝砺 臣听说天下的事务，产生无穷无尽，彼此接连，仿佛没有终点和起始，似乎非常劳苦。但古代的君主却能达到无为而治，只是抓住根本罢了。因为四方广大，所以要端正的只是京师；因为一国庞大，所以要端正的只是王室；因为万民众多，所以要端正的只是百官。又因为国家和百官的事务繁多，无法全部治理，所以最后只需端正自身。所守的原则简约，而施行的影响广大，这是古代治国的要道。陛下有仁孝的行为、恭敬节俭的德行和至诚恻隐的心，这些事情对您来说并不难。然而臣从京师观察，淫靡华丽的文饰胜过淳厚质朴的本色，轻薄欺诞的风气增长，正直诚信的习俗衰微，这不是用来示范远方的样子。从宫廷观察，公侯放纵于奢侈淫逸却无人禁止，妇妾习惯于侈靡却无人严管，这不是用来示范全国的样子。从官府观察，官员们竞相以博取声誉，互相引荐以趋附权势，互相倾轧以谋求利益；上级残害下属，下属倚恃上司，这不是用来示范万民的样子。陛下若只想达到汉唐的程度，本来就已经超过汉唐了；若想达到三代，却连这些地方都没有端正，臣认为还没有做到。古代圣王修养自身来端正天下；风俗形成以后，即使是抱着被子的卑贱侍妾，也知道用义来约束自己，而不只是关雎所歌颂的后妃如此。

译即使是衰世的公子，也笃实守信，而不只是麟趾所歌颂的盛世贵族如此；即使是江汉地区的普通百姓，也都知道不存心冒犯礼法，而不只是京城附近的人如此；即使是放牧牛羊的卑微小吏，也都知道有些事情不忍心伤害，而不只是贤能的公卿大夫如此。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这样寥落呢？弊病一定有所存在。陛下如果认真反省思考，是不是自己实行得还不够笃实？是不是过去奢侈造成的弊病因循至今，尚未革除？是不是教化还没有达到，制度约束也不够严格？是不是对士人所要求的只在言语，而不在德行？是不是从臣下那里求取的只是急功近利？如果不是这样，风俗为什么难以改变呢？陛下具有圣人的才质，又有崇高富贵的条件，只要举止神态之间稍加施行，再抚临四海之外，无为而无所不为，没有什么达不到。臣观察四方之人，他们的言语态度、长处短处、巧拙优劣，必定要问京师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同，就认为京师的样子粗鄙。凡京师的物品，如衣服器用的颜色深浅、宽窄大小，也必定要问宫中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同，就认为自己的样子粗野。由此可知，只要能以质朴厚重示范他们，就没有人不跟随而变得质朴厚重。过去皇族从来不懂经术，等到陛下用经术教导他们，便没有人不想学习经术。过去士人从来不懂法律，等到陛下用法令引导他们，便没有人不想谈论法令。由此可知，只要能用德行礼义示范他们，就没有人不跟随而实行德礼。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规律。所谓质朴厚重、德行礼义，都是人本来固有的品性。顺着人的本性加以引导，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关键只在陛下是否用心。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这没有什么可疑的。小臣本来不应妄自议论远方之事，却谈及陛下的家事；以卑微的职务，又妄自谈及百官的嗜好；凭圣德的广大深厚，却谈论日常事务；凭圣学日益更新，却谈论已经陈旧的往事。即使臣也知道自己见识疏浅。可是考察古代事例，私下认为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只希望陛下加以考虑。【熙宁九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哲宗，论述帝王的治理必须先端正风俗。苏辙 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凭至孝纯仁承继帝位，太皇太后陛下凭聪明睿智亲自总揽各项政务。两位圣人协同施德，使天下获得幸运；还不到一年，弊政便逐渐革除，宽和的政令重新施行。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祸患，得到重新生活的福分，海内安然，没有意外忧患，实在幸运至极。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谨慎勤勉、敬畏戒惧出于天性，却仍然从群臣中选拔人才，增加谏官名额，寻求直言来帮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消息都相互庆贺，臣是什么人，竟能在今天忝列此职？然而臣听说，帝王的治理必须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会自我勉励行善；风俗一败，中等资质以上的人也会自暴自弃而行恶。中等资质的人自我勉励行善，君主的耳目就会众多，容易与他们共同治理；中等资质的人自暴自弃行恶，臣下的朋党就会滋长，容易把错误当成是非。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真宗皇帝统治群臣时，奖励任用正直之人，一时的贤能俊杰都争相依托于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这些人，既然因进谏而显名，忠良之士便相继兴起。后来真宗年老厌倦政事，丁谓乘机将要窃取国权；但良好的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有很多正直之士。丁谓虽然怀有奸邪，却没有人与他同恶，阴谋还未发动，很快就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深沉，自己不明确表示可否，把是非的评议完全交给台谏官。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这一类人，以敢于论事相互自许。这种风气形成后，士人以闭口不言、不能尽职为可耻。当时执政大臣难道全都贤能吗？但他们畏惧舆论，不敢胡作非为；一旦有人被言官指责不善，往往立即被屏退。因此即使君主宽厚，朝廷之间也没有大的过失。到先帝即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的法度，下面连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而卿士大夫却随风倒伏，风俗的变化由此可见。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明确指出其过失；二人获罪之后，台谏官只要有一人提及此事，便都纷纷被驱逐。于是风俗大败，再没有一个人敢说正直的话。上天保佑皇室，启发陛下的圣德；您执政不久，便把开通言路视为急务，天下震动，都希望看到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然而臣来到朝廷后，听说台谏官的密封奏章一律留在宫中，不发出，既不施行，也不斥责，臣实在忧虑疑惑。朝廷对待台谏官，不过有两种办法：所言正确就施行，不正确就罢黜。他们所上的密封奏章，除非涉及机密、是君主应当单独知道的事情而必须留在宫中，其余都应当发下来处理。对上，这是为了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官不至于荒废职守；对下，这是为了保全臣子的名节，使他们不至于辜负公众的议论。如果所言正确却不施行，所言不当却不罢黜，那么上下都会苟且敷衍，知耻之道废弃，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败。臣希望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的渐变，知道它始于台谏；整顿台谏官职能，就应听取他们的意见，意见不当，便根据事情处理。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免职，使风俗确定，忠言每天都能传来。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群臣在下面肃敬和睦，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指日而待。只愿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丰八年十月上奏，当时刚授任左司谏】上奏徽宗，论述士人风气的败坏。游酢 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无耻更大的。士大夫到了无耻的地步，就只看重利益，再不知道有义理。就像进入市场抢夺金子，再也看不见旁人一样。开始时众人嘲笑他，稍久便有人迷惑，时间一长，天下人彼此仿效，竟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士风败坏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连锥刀尖端般的小利也要争夺；即使杀人来谋求自身利益，也认为可以；使国家迷乱来成就自己的私利，也认为可以；偷盗、作乱、抢夺、欺诈，又有什么不敢做的？这样君主还可以依靠什么呢？古人说：礼义和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不再属于君主了。如今想使士大夫人人自爱，彼此以名节相高尚，不如在朝廷之上向天下倡导清正的舆论。士人如果顽钝无耻，一旦不容于清议，就不能列身于缙绅之中，亲戚以他为羞，乡党以他为辱。这样一来，有志于义的士人宁可饥饿不能出门，也不敢败坏名节；宁可困厄穷苦一生、不得显达，也不敢败坏名声。廉耻的风俗形成，忠义的风气就兴起了。君主还想求什么而不能得到呢？只希望陛下留意。【元符三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徽宗，论述士气不振、节义不能确立。张叔夜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官吏并不是不多，俸禄也不是不优厚；他们本应奉行命令，尽心研究治政之术，磨炼名节，以符合陛下惠养百姓、修明法度的心意，但他们却只求苟且简便，忙于应付眼前，把体恤百姓疾苦的人看作迂腐的儒生，把亲自处理各种事务的人看作庸俗的办事吏员；见到利益便苟且求进，人们不认为这是错误；忘却公义而经营私利，内心也不感到惭愧；他们贪恋俸禄、培植交游，怠慢命令、荒废职守，因而士气不振，节义不能确立，众人的志向相互煽动，恐怕会形成风俗。不过，也不能因此就对天下士人完全失望；只希望陛下留心采纳意见，或下诏恳切训诫整顿，或因事奖励提拔，以激励劝勉他们，那么士风还是可以改变的。【年月不详，当时任中书舍人、给事中，后升任礼部侍郎】上奏钦宗，论述风俗是由大臣倡导引领的。余应求。臣听说，大公至正的道理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于世了。人人怀有私心，士人失去正常的操守，廉耻之道衰败，名节不能确立，谄媚奉承彼此夸耀，欺诈荒诞成为风气。把保全自身、保住官位看作贤能，把竭尽忠诚、奉献节操看作愚蠢；把奔走竞争、谋求进取看作有本领，把安静退处、自守本分看作笨拙；把刻薄剥削、只求办成事情看作有才，把厚重仁慈的长者看作没有用。废弃正直之道而屈从私情，背弃公家而只施私恩；财货贿赂同权贵之家相互往来，奢侈靡费在私人宅第中泛滥。憎恨廉洁自守的人，认为他们矫诈；厌恶正直的人，认为他们孤僻。敢于进言的人被称为狂妄，持正论的人被称为迂阔，不顾自身安危的人必定遭到众人阻挠，有贤能才干的人就被嫉妒。背弃君主、忘记国家，简直如同路人；卑下鄙劣的姿态，甚至超过猪狗。礼教逐渐衰败，风俗严重败坏，而且日益加剧，没有什么能够禁止。追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实在是掌权的大臣没有选对人，不能起倡导作用。大臣是百官的表率，也是万民观察仿效的对象。大臣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所以小臣就说假话来求得合意；大臣贪恋俸禄来巩固宠幸，所以小臣就侥幸钻营以求升进；大臣贪得无厌而不守法，所以小臣就借机作奸；大臣沉溺声色以自娱，所以小臣就奢侈放纵、彼此攀比。公卿士大夫的行为如果是这样，还希望士人的行为正直、风俗淳厚，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要振作并兴起这种风气，看来还要等待适当时机。陛下以盛大的德行照临百官，进用忠良，斥退浮华虚伪，开辟公正之路，堵塞邪曲之门，压制侥幸求进的念头，接受正直的言论；以节俭教化天下，以忧勤率领群臣，破除朋党以消灭小人，任用忠厚之士以进用君子；不要亲近宠幸之人，不要顺从私下请托，不要被谗谄之言离间。这样，大公至正的道理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过去文王节俭正直，在位者受到感化，《羔羊》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缙绅之士，下至普通百姓，没有不受到陛下节俭德行的感化的。可是即使在位者全是正直之臣，仍然还不能认为已经足够。因为朝廷之上，名位器物的授予还不够谨慎，号令还没有取得信任，爱憎还没有明确，赏罚还没有恰当；凭借关系和侥幸求进的人还没有全部斥退，贪赃枉法、罪行狼藉的人还没有全部诛杀，滥受恩赏的人还没有全部裁抑；压制谄媚、邪曲之人的势力还没有彻底，他们有时仍暗中施展阴谋；急于求进、苟且迎合的人有时仍能得到满足私欲的请求；背弃公义、结党死守的习气还没有消除，依附下属、蒙蔽君上的风气仍然存在。这样还不革除，凭什么治理国家？愿陛下下达明确诏书，重申并严格训诫整顿；一有不肯悔改的，就从重依法处置。这样或许士风会大为改变，民俗会归于淳厚，以符合陛下革新政治的意旨。【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钦宗，请求革除欺骗蒙蔽的风气。范宗尹 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以革除的很多，但欺骗蒙蔽的风气尤其不能拖延革除。鹿和马相差很远，然而赵高把鹿说成马，秦二世竟被迷惑，是因为他凭天下人来欺骗一个人。凭天下人来欺骗一个人，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臣观察国家自崇宁以来，上至宰辅大臣，下至州县低级官吏，没有不以欺骗蒙蔽彼此夸耀的。因此财用枯竭，百姓忧愁痛苦，灾异屡屡出现，盗贼成群而起，而道君皇帝却不知道。前些日子的祸患，正是由此造成的。如今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正值国势艰难之时，正应当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四方的耳朵都通达；但臣下仍有人肆意欺骗蒙蔽。如果这种风气再次炽盛，天下的祸患将会比前日更加严重。愿陛下明令台谏官，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臣僚曾经有欺骗蒙蔽行为的，无论事情大小、已经败露还是尚未败露，都一概查举弹劾上报；然后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天下，严加诛责，使天下人明白欺骗蒙蔽再也不能实行。这样，陛下深厚的仁德恩泽才可以充分施行。【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帝系门 尊号 上奏太宗，论述省去尊号，只称“帝”字 宋白 臣等奉宰相传达圣旨，说近来下达的御札要求省去尊号，如今想只称“帝”字，命臣等商议。我们突然听到圣明的旨意，仰自揣测天子的心意，知道陛下谦让尊号、善于礼下的诚意，敬畏天命，超越古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语言能够称颂。然而“皇帝”二字，典籍制度都写得明白，数千百年来相承沿用而没有改变；这就如同天有地、日有月，天地二仪形成形象，日月两曜共同光明，不可以片刻去掉它。圣意认为“皇帝”之称不是源自上古，而是起于嬴秦，嫌它兼用两个字，想恢复为一个字。然而这个称号起于前汉，一直到近代，为什么唯独这个尊名不能废去呢？因为天下使用它已经很久，臣下称呼它已经熟悉；如今万方一统，四海如同一家，士卒精练，蛮夷全都归服，百姓和万物丰足，前代无可相比。至于徽号，可以逐渐增加；唯独这个至尊的称号，实在难以减损。况且古今制度不同，质朴与文饰相互变化；既已确定的制度，千年也不可更改。与其改变旧制、谋求新奇，哪里如顺应习俗而沿用旧称？臣等身居内禁，奉事朝廷，凡遇讨论，从未请求免除职务。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敢轻率发言，誓当竭尽微薄生命，各以死力请求。即使泰山能够转动，这个志向也不会改变；即使冒犯圣上，也甘愿承受鼎镬之刑。【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诏书说：古代先哲君王居于万民之上，大概只是致力于达到至治，哪里有崇尚虚名的道理？何况“帝王”的称号，是极其尊崇伟大的称谓，从唐朝开始增加美号，顺从臣子爱戴之情，写入典册，常常接连增饰华美，积习至今没有改变。朕也广泛考察典籍，追法古道，既然不同于三王旧制，又深怕名号超过实际，忧闷地反省自己，片刻也不得安宁。从今以后，四方上表，应只称“皇帝”。辛酉日，吕夷简等上奏说：陛下功德盛大，只可以增加尊号；如今却想省去，群臣无不震惊。皇上说：“皇帝”二字也不可以并称，因为它起于秦始皇以后，后代因袭而没有改变。朕近来想改称“王”，只是恰好诸子都封王，不便与他们相同罢了。朕的志意已经确定，你们不必再费力坚持上奏。白上这篇奏疏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论述灾异频繁出现，请求直接下达御札，不接受徽号。韩琦 臣私下认为，陛下的至德与天地相合，至仁超过尧舜，即使徽号累积数百字，也无法称颂。只是因为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是陛下报答天地根本恩德的时候，臣子的心无法用别的方式归美于君上，所以恭敬地献上盛美的名号，以表达深切诚挚的心意。近年以来，天地的灾变接连发生，陛下也曾虚心采纳正直言论，平减刑罚以减少罪戾。如今举行圆丘祭祀，正应当责备自身、承担过失，仰面答复上天的警戒。对于要加上的尊号，希望陛下不要施恩准许，可以吗？陛下既然已经有谦逊不接受的圣意，不如直接下达御札，向宰辅申明谕旨，详细说明圣意，立即裁断后来上呈的表章。如果等到表章上到五次才表示推辞拒绝，这只是历来接受和允许的成例，似乎不合适。这件事关系到典章制度，愿圣明熟思审虑。【宝元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供谏职】上奏仁宗，请求坚决辞去徽号。刘敞 臣恭敬地看到，宰相率领文武百官到东上閤门拜表，请求加上尊号，依据批答，皇上不允。这确实显示陛下谦逊自守、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让的心意。况且陛下自宝元年以来，不再增加徽号，已经近二十多年了。谦逊的德行上达于天，下为百姓所信，这正是上天保佑圣躬、使您享有无穷福分的原因，也是万民爱戴圣政、使它日新月异的原因。如今实在不必稍微增加几个字来向人显示自满。臣愿陛下坚持高雅的心意，即使群臣十次上表，也坚决谦让而不接受；这足以更加显明多年谦逊的真实德行，一定大大得到天地人神的保佑。况且陛下现有尊号称“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已经尽善尽美。再加“大仁”，不能增加光彩；再称“至治”，反而像是自我夸耀。如今百姓多有困苦，仓库不充实，风俗还未清明，贤愚混杂，诉讼繁多，盗贼成群，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四夷虽然大体安定，却本来是用重金厚利笼络才使他们服从，并不是因为畏惧威势、仰慕道义，还不能称为至治。既然如此，谦逊而不居有此名号，反而更能显出圣德的高尚。如今群臣都请求加上徽号，只有臣希望陛下坚决辞去徽号。他们的心意其实相同，都是想尊崇君主、爱戴君主；但还希望陛下用圣明的思虑裁决，参照美好的志向，谨慎处理并实行。这样便会获得高出当世的声名，与大道相合，哪里是几个字能够尽意表达的呢？【嘉祐四年六月，宰相富弼等请求加尊号“大仁至治”，诏书不准。按照旧例，每三年亲自举行大礼完毕，总要接受群臣所加的尊号；自康定以来已经停止。到这时，执政大臣又援引旧例请求。刘敞当时兼领礼部章表，应该撰写上尊号的表文，先劝富弼不应这样做。富弼忧闷地说：“刚才已经奏报了。”刘敞不得已撰写了五篇表文，同时秘密上奏这篇奏疏，终于使此事停止。刘敞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请求坚决辞去徽号【第二篇奏状】刘敞 臣近来上密封奏章，希望陛下坚决谦让尊号。如今已经两次奉到批答，皇上都不准。愿陛下最终坚持这个意旨，慎重确定而不要疑虑。况且陛下不增加尊号已经二十年，谦逊的德行超越前古，简在上天之心。臣子应当归美于君主。既然二十年来一直这样实行，怎么能在一天之内改变？推让善美、归功于君主父亲，是臣子的常规礼节；谦逊厌恶盈满、以此保全天下，是圣人的最高原则。臣认为陛下永远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以符合上天之心，一定会得到“一谦四益”的回报。增加几个字，不足以发扬光辉，实在恐怕反而损害陛下二十年来不断上升的美名。况且今年以来颇多灾异：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飞蝗、洪水涌出，造成的灾害广大而遥远。按道理说，陛下敬畏天命，正应当深深自我抑制和减损，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加上尊号？过去伊尹告诫商王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正道上求取；有话顺从你的志意，也一定要查问它是否合乎正道。”如今臣这番话是违逆您心意的话，而群臣的请求是顺从您志意的话。实在希望陛下只从正道上求取判断。【嘉祐四年六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坚决辞去徽号【第三篇奏状】刘敞

译臣两次进献愚忠，希望陛下辞谢而不接受所加的尊号，似乎还没有得到采纳。臣哪里敢阻挠众人的心意，哪里敢损害君主的美名？实在是因为臣认为，崇高陛下的称号，不如彰明陛下的谦逊；顺从臣子归美于君主、报答君上的心意，不如发扬君主父亲克制自己、敬畏上天的道理。这件事极其重大，陛下完全有能力实行，不应再去询问身边的臣子。如今群臣已经五次上表，接受它，就会顿时失去二十年谦逊的美德；不接受，就符合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保持盈满而能自我谦抑的道理，也让四方无法窥测圣德的深浅。臣虽狂妄昏暗，私下十分珍重痛惜这件事，所以不敢不再三陈述上闻。【嘉祐四年七月上奏】上奏英宗，请求不接受尊号。司马光 臣听说，谦逊之德的美好，越是尊贵越能增添光彩，施于神明和人众，没有不喜悦顺从的。臣私下看到，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献上尊号。凭陛下的睿智聪明、温和美善与恭敬，享有这样的盛大名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近来暴雨造成灾害，田地庄稼被冲毁，编户百姓失去生计，道路上充满叹息之声，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在这种时候，陛下正应当深深自我抑制，以承受并回应上天的谴责，安抚众人的心。况且尊号不是古代制度，近来起于唐朝；陛下接受并拥有它，不足以褒扬伟大的圣功；推辞而不居有它，却足以彰显盛德。所有群臣上尊号的表章，恭请陛下拒绝而不要接受，并且命令以后不得再上表。这也是臣微薄的一点诚意，希望能对陛下有万分之一的帮助。【治平二年七月，宰相韩琦等上表请求加尊号，司马光于九月上此奏，当时任知谏院；此后群臣上表最终没有获准】上奏英宗，请求不接受尊号，并再次下诏书，深刻自我责备。司马光 臣听说，君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严肃恭敬地对待鬼神，畏惧灾异，所以能够安定国家，享有很多福祉。这是自有百姓以来不变的道理。上天虽然极其高远，但它的视察和听闻却非常接近君主，早晚不离君主左右；顺从天意就得吉祥，违逆天意就遭凶祸，感应如同影子和回声。这些都是《诗经》《尚书》所记载、圣人所说的道理，怎么能认为上天漠然无知而轻慢忽视、不加顾念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太阳受到侵蚀，太阳中出现黑斑；大风使白天昏暗；冬天温暖而没有冰；连续多年发生大水，冲没房屋和田地；直到今年灾异尤其严重，彗星明显出现，光焰高盛，早晨出现在东方，晚上转到西方，连续数月才消失；飞蝗危害庄稼，太阳又发生日食。再加上陕西、河东夏秋缺雨，禾稼已经没有收成，麦子仍未播种；百姓惊惶不安，流离者充满道路；西戎侵扰内部，边境还不安定。在这种时候，群臣应当劝导陛下敬畏天命、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克制自己而谦逊节俭、广泛寻求至理直言，以消除并挽回灾变过失，招致善祥。但朝廷安然无事，竟不放在心上；有人认为灾异自有常数，与人的作为无关；有人认为这是景星嘉瑞，反而预示将有更多福分。如今又有奸佞之臣建议献上尊号，还有什么比这更欺骗蒙蔽上天、欺罔诬蔑天下呢？这会使上帝和鬼神愤懑不悦。自从拜上尊号表章以来，陛下就患上这种疾病，久久没有痊愈；这些都是群臣谄媚奉承的罪过，陛下难道能够不醒悟而深思吗？臣不胜微薄诚意，忘却生死而冒犯进言，恭敬地希望陛下凭圣意停止群臣所上的表章，拒绝尊号而不接受；重新下达诏书，深刻自我责备，咨询谋议四方，广泛开通进言之路，寻求事奉上天、养育百姓、转灾为福的方法。等到圣体康复，政教流通，天时丰收，人心喜悦，然后再推尊徽号，又何必担心晚呢？这样或许上帝收回威怒，福禄大量聚集，圣躬平安康和，不用药也能病愈，天下百姓没有不感到幸运的。况且陛下从前在郊祀之前，辞去尊号而不接受，天下人称颂盛德，至今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得到实在的名声，舍弃虚假的美誉而取得真实的美誉，对陛下有什么损害呢？臣承受国家大恩，暂任侍从之职，实在看到近来群臣都以进言为忌讳：入朝便叩拜请加盛大尊号，出朝却三三两两议论，心中非议、暗自嘲笑，始终没有一个人为陛下直言这是不可行的，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所以冒昧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只希望圣明审察采纳。【治平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学士、判流内铨】上奏神宗，请求由圣意决断，不要接受群臣关于尊号的请求。司马光 臣本月十七日接到宫中传下的旨意，关于曾公亮等上尊号的第三篇表章，按照旧例应当下达“不允”的批答，臣已经写在牓子上，等候圣旨裁定。臣私下认为，献上尊号的礼仪不是先王的正式制度，起于唐武后、中宗时期，后来遂成为旧例，因循沿袭至今。臣看到太祖开宝九年，群臣献上带有“一统太平”字样的尊号，太祖因为燕、晋尚未平定，拒绝而不接受；由此可见圣人的志向：如果没有实际功绩，始终不肯拥有相应的名号。太宗端拱二年下诏说：“以前所加的尊号全部省去；从道理上说，‘皇帝’二字也不能并称，朕想称‘王’，只是不能与诸子相同罢了。”群臣恳切请求，于是太宗只接受“法天崇道”四字，此后终身不再增加。先帝治平二年辞去尊号而不接受，天下没有不称颂圣德的。不幸第二年有谄媚奉承的臣子进言，说国家同契丹常有往来，契丹文书中有尊号，唯独中原没有，实在是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献上尊号，议论者都深为朝廷惋惜。过去汉文帝给单于写信，只用一尺一寸的简牍；单于回信却用一尺二寸的简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也没有听说汉文帝再用更加尊大优胜的名号来加在自己身上。

译学者直到今天还称赞汉文帝谦逊德行的美好，从未认为这有什么可耻。这是因为不懂大体而说的话，实在不值得相信。如今群臣按照旧例上表请求给陛下加上尊号，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即使享有盛大的名号，但登基不久，又正处于服丧期间，考察事情的情理，似乎不应接受。陛下如果果断依照圣意，推辞而不居有此名号，既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又下令以后不得再上表，那么颂扬赞叹的声音将传遍四海。这就是所谓一谦而有四种益处，可以舍弃虚名而获得实际声誉。伏望陛下更加详慎选择。【熙宁元年七月，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请求加尊号，赵顼上此奏时任翰林学士。神宗手诏答道：‘读到卿的奏章，深知其中忠诚。朕近来接连遭遇淫雨，甲申日又发生地震，天威明显显现，每天都担心灾祸倾覆，实在忧虑深重。被加上这样的美名，朕连自己的面目都感到惭愧，何况正处在忧患服丧之中，也难以承当这样的盛典。确实如卿所说，现已批下指挥，卿可妥善写答辞，使朝廷内外知道朕是真诚地以此为实情，乃是自我反省而惭愧恐惧，并非欺骗众人以求取虚名。’于是始终没有允许。上奏神宗，请求深思灾异的严重性，不要接受尊号。韩维 臣昨日恭敬地看到中书省的札子下达礼院，准备在四月一日上表请求加尊号。尊号并非起源于上古治世，而是产生于后世，是君主平日满足奢侈之心而设置的，已经会损害谦德；施行在敬畏上天、祈求消灾复常的时期，更确实在义理上有害。为什么呢？近年来地震遍及天下，而河北尤其严重。根据前代史书和故老的传闻，很少有像这样的灾异。加上冬天没有积雪，春天没有好雨，寒暑、晦明都反常失节。如今河北地震还没有停止，流民还没有恢复生计，京畿和各道还没有得到雨水的地方，而都城每天早晚风尘雾霾不断发生，却想在这个时候褒奖歌颂功德、尊上尊号，臣私下认为不是时候。况且陛下忧虑旱灾，已经遍祷天地、宗庙和社稷诸神，根据所用祝文，必定要引罪自责、谢罪求谴；上天的嘉应还没有回应，却突然举行推崇尊上的礼仪，即使陛下谦逊退让，未必承当得起这样的称号，然而事情的道理彼此相反，与诚心专一相违，恐怕不足以感动上天、消除灾变。假如这件事是圣意迫切想得到的，也还应当痛切地自我贬抑，以回应上天的警戒，何况陛下兼有皇帝之尊，难道还顾惜这几个字的美好吗？伏望圣慈深思灾变的严重，务必以至诚为根本，立即下手诏，推辞而不接受。臣愚昧刚直，只知道凡是对君主有益的事就应当去做，不懂得避讳，只希望陛下宽容臣的言语而采纳其中的意思，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熙宁二年，宰臣富弼等上表请求加尊号，韩维上此奏，诏书答复不准。当时韩维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熙宁四年六月，宰臣王安石等；熙宁七年七月，宰臣韩维等；熙宁十年七月，宰臣吴充等，也都上表请求加尊号，诏书均答复不准。元丰三年七月，终于下诏说：‘朕认为，皇是以道而言，帝是以德而言，王是以功业而言，都是随时代制定名号，使之与实际相配，何必再加崇高的尊号来自我装饰呢？秦汉以来，尊称天子为皇帝，也已经达到极致了。朕承受祖宗的福泽，居于士民之上，凡是虚文繁礼，都已经革除，但近来有关部门和群臣，仍有时请求加称号，虽然出于归美于上、报答君主的忠心，却不是朕所取的。考察先王的本意，今后每逢大礼结束，礼部不得上表请求加尊号。’ 《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纂 帝系门 皇太后 上奏章献皇后，请求归还政权　　　　刘随 臣恭敬地思量，皇太后天资圣明，亲手扶持宗庙社稷。自先朝皇帝身体不适、厌倦处理政务以来，皇帝在东朝修养德性，太后参与听闻政事，参与裁决的事情很多。等到皇帝承受龙飞登基的时机时，年纪还很幼小，太后接受先帝顾命托付，心志坚定如石，垂帘面对群臣，竭尽力量报答先帝；戎夷全都服从，华夏安定，从始至终没有改变，朝廷内外都仰望她。对于国家，她显著成就了太平盛业；对于皇帝，她极尽慈爱之情；天地所赋予的功业都已完成，母子的道义也都具备，光辉将载入史册，流传亿万年。然而天下已经得到治理，王业已经崇盛，皇帝已经长大，太后也已经勤劳多年，却还在严寒酷暑中劳苦圣体，每天处理万般政务，烦劳听断。臣听说虚心可以获得长寿，澄明精神可以保全太和；所以神仙能够与天地同寿，是因为不劳累心思、不役使精神。臣愚昧，想请求今后军国常务都逐日专门听取皇帝裁决，以便清静精神、保养本性，延长圣母万寿之期；内侍前来问安，也可以成就皇帝以孝治国的德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天圣八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慈圣皇后，论任用人员、赏罚之事关键在于极端公正，以及名分、体制和礼数。诸事都应当适时自我抑制　　　　司马光 臣恭敬地思量，皇帝继承帝位后，因哀伤过度而成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恭请殿下共同裁决日常政务。臣愚昧地想到，殿下顾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为四海百姓着想，不得已而临朝处理政事，并非内心所愿。若皇帝圣体不久便康复，殿下一定会推辞而不居有此权位；若药物治疗仍未见效，殿下正总揽万般政务，还没有闲暇使自己安逸。因此凡是举措和行动，都不能不戒慎留心。如今正是天下形势危急如累卵之时，小事大事都令人战栗，忧虑有千头万绪。如果不是君臣同心、内外协力，早晚勤劳来应付国家的危急，那么祸难发生，哪里还数得清呢？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任用什么人；治乱的关键，在于如何赏罚。这两件事不可不仔细考察。如果朝廷内外的百官都各得其人，贤能者得到进用，不肖者被斥退，忠直者受到亲近，防范奸佞者被疏远，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如果任职的大臣多不是合适的人，贤能者退下，不肖者上进，忠直者被疏远，防范奸佞者反而被亲近，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危险？赏赐不因喜爱，刑罚不因愤怒，赏赐必有所劝勉，刑罚必有所惩戒，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治理？如果高兴就滥加赏赐，发怒就任意处罚，把赏赐给没有功劳的人，把刑罚加给无罪的人，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混乱？这样说来，天下的安危、治乱，不在别处，只在君主心中的方寸之间罢了。凡是统御臣下的方法，恩惠过度就会使人骄纵，骄纵了就不能不以威严加以收束；威严过度就会使人怨恨，怨恨了就不能不施加恩惠。恩威的道理，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驾驭风俗的，正如天地有阴阳一样，有所减损也有所增益，不失中和，从而生成万物。恩惠，是希望人亲近自己，但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是希望人畏惧自己，但有时会产生轻慢。小人的性情，恩惠过度就会骄纵，骄纵后加以裁抑就会产生怨恨。爵禄赏赐任意加给某人，他的同类就都会说：‘我的才能与他相当，功劳也与他相当，他得到这些而唯独我得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施加一人的恩惠而招来众人的怨恨。所以说：‘恩惠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过盛，就使人没有容身之处；刑罚繁密苛刻，就会滥及无辜。他的同类便都说：‘这是过错，谁能没有过错？他既然不能免罪，将来也会轮到我。’于是处境穷困窘迫而想要作乱，做他们上司的人反而更加畏惧恐慌，寻求姑息宽容；这就是开始于严厉而终于轻慢。所以说：‘威严有时会产生轻慢。’这样看来，作为统治者，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善于做统治者的人并不是这样：恩惠一定施给有功之人，刑罚一定加在有罪之人身上。恩惠即使极其优厚，人们却不敢嫉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赞同的。刑罚即使极其严重，人们却没有什么怨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共同厌恶的。大行皇帝天性极其仁慈，群臣的功劳有的未必值得称道，却给他们厚重赏赐；罪行有的本来不能容忍，却给以很轻的处罚。这样做固然很好，但小人不懂得大行皇帝的深厚恩德，有的几乎要骄纵轻慢了。臣私下料想，殿下如今继承而主持政务，一定会用严厉手段纠正他们；用严厉手段纠正，确实是对的。然而天下人长期沐浴在大行皇帝的圣恩之中，突然严加约束，恐怕会使他们惊骇而离心。伏愿殿下逐步用义理教导、告诫他们；对于不听从而尤其没有善行的人，然后再施加刑罚，这样谁敢不肃敬？这是最好的做法。过去大行皇帝刚即位时，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体、防范宫禁，整顿四方纲纪，进用贤人、斥退奸邪，镇抚朝廷内外，对于赵氏确有大功。但她在自我奉养的礼制上有时过于崇重，外戚中鄙陋猥琐的人有时玷污了官职，身边防范谄谀的大臣有时暗中玩弄权柄，这就是她被天下人诽谤的原因。如今殿下刚开始主持大政，四方之人没有不观察倾听、借此判断盛德的。臣认为，凡是有关自身名分、体制、礼数以及自我奉养的事项，都应当深深地自我贬抑。伏乞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太后的旧例，以成就谦逊顺从的美德，满足四海的期望。对于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朴正直如薛奎的大臣，殿下应当信任任用他们，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的事务。对于鄙陋猥琐如马季良、谄媚如罗崇勋的人，殿下应当疏远他们，不可用禄位宠幸他们，也不可听取他们的话。臣听说，妇人以内以夫家为主，外以父母家为外，更何况后妃与国家同为一体，祸福休戚完全相同。如果赵氏安定，百姓都会安定，何况曹氏，必然世世代代长享富贵，这是明白的。如果赵氏不安，百姓就会遭受涂炭，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宁，难道能够做到吗？所以政就是正，治理政事的道理没有比极端公正更重要的。臣愿殿下仔细考察群臣，其中有贤能才干的就举荐，有功劳的就赏赐；即使身份卑贱如奴役之人，即使是自己憎恨如仇敌，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都不可遗弃。这样，谁还不会受到勉励呢？群臣之中，职事不能修治的就罢免，有罪的就惩罚；即使贵为公卿，亲如兄弟，即使就在耳目之前，也都不可宽容假借。这样，谁还不会畏惧呢？

译这样，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百官都能称职，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天下的安定就如同倚靠泰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还忧虑什么呢？然后等皇帝圣体平安，把治理国家、使天下安定的事业交还给他，自己退居长乐宫，坐享天下的奉养，那么殿下圣明善德的高尚，就会超过前古，光耀映照后世。即使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汉明帝的母亲明德皇后，也不足以相比。臣作为国家的侍从之臣，以进谏诤言为职责，不能胜任内心区区的诚意，冒昧上奏。伏惟殿下把它放在案头，稍加听取考察。臣司马光冒死再拜上呈此奏章。【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奏。上奏慈圣皇后，请求稍微避居东殿　吕诲 臣恭敬地认为，殿下保佑圣子，积累三十年辅助国家政务，又超过一年，天下安定，宗庙社稷稳固，慈恩已经极深，功德已经极大。然而要成全圣德，这确实很难。由于万般政务浩繁，殿下劳心焦思，至今没有片刻休息，这不是安乐怡养、获得福寿的根本。何况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如此勤勉自励，在圣虑之中已经可以得到慰藉。臣愚昧地认为，东殿帘帷之中，适宜每隔五七日召见一次大臣咨询，不要使政事荒废，这样或许能稍微把辅政的劳苦与闲逸调匀，也没有什么损害。应当在沉静思虑、独自决断之后，预先宣布教命，明白告诉朝廷，使外在显示谦逊的适宜，内在获得安闲的快乐；上顺天道，下满足群情，享有这种完全的美好，难道不好吗？恳请殿下明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治平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慈圣皇后，请求停止帘前奏事，龚鼎臣。臣认为，先帝为了万世国家根本的打算，选择主上立为自己的儿子，实在是由殿下辅佐完成的。自从先帝驾崩，殿下含哀忍苦，在顷刻之间作好防备，立主上为天子。主上缠绵忧患而得病，大臣没有可以请示决断的人，请殿下共同听理政务，从容地辅导和保养皇帝数月。自京城直到夷狄华夏，都能像过去一样安枕无忧，这些全都是殿下赐予的。如今主上圣体既已康复，车驾两次举行亲政仪式，应当在这个时候下诏停止两府在帘前奏事，以完成天地般的始终功业；这样一来，太姒、太任的事迹又哪里值得称道呢？【治平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御史知杂事。上奏慈圣皇后，请求停止帘前奏事，傅尧俞。臣从史传中听说：‘还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别人便会认为你是在诽谤他。’臣今天向殿下进说，大概正是这种情况吧？然而臣身居外廷的官位，才能微薄、身份低贱，如果等到取得信任之后才开口，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这就是臣冒犯贤哲的告诫、承担遭人诽谤的嫌疑，忧心诚恳而不能自已的原因。惟愿殿下留心裁察。臣在正月十九日曾上疏请求归还政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臣所说的本来是朝廷的大议，也是对殿下大有裨益的事，为什么还没有思考呢？如今舆论喧哗，怀疑有谗毁离间之言相继进献，因此两宫之间的感情似乎还没有完全沟通。把天下交给别人，尚且还要受到怀疑，那么又怎样使别人相信呢？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况且一顿饭的恩惠，普通人尚且不敢忘记，何况皇帝凭借明睿的资质，贯通古今，而又是接受别人所交付天下的人呢？臣认为，殿下如今斥退并远离谗毁离间者，使他们不能进前，那么慈爱和孝顺的声名就会同时在天下更加盛大。至于忠言和谗言的辨别，古今都认为困难，臣却认为并非如此。为什么呢？从容调和、替殿下掩饰过失、希望殿下母子平安的，是忠言；把一件事夸大为十件，似是而非，使殿下心志受到迷惑的，是谗言。这难道可以说是难以辨别吗？臣前一封奏疏说，殿下数十年间积累德行和功劳，一旦发生变故，便扶立年长的君主以安定宗庙；如今却又犹豫不决、不肯归政，将会损害盛德，这并不是随便说说，只是殿下考察得还不够深入罢了。如今天象失常，旱灾肆虐形成灾变，臣恐怕百姓将难以得到粮食，盗贼逐渐兴起，四方安宁也许不能长久。朝廷若能内外一心，思考消除灾害的方法，制定控制防御的策略，那么或许忧患不会太大。只是人事在下方发生变动，天谴便在上方显现。殿下应当在心中警惕，把政权归还皇帝，这样朝廷的名分体制才会端正。事体端正，天下的疑虑忧患就会解除；疑虑忧患解除，和气就会应合；和气应合，天象失常、旱灾肆虐的灾变就可以消除，控制驾驭的防备也可以施行。殿下退居而享受安荣，承受万世无穷的福分。若不思考这些，却听信谄媚之词，忘记忽略最重要的谋划，怀抱着万万不会有忧虑的疑心，难道不会损害您睿智先见的明察吗？如今皇帝康复已经很久，仁宗皇帝的祥禫之祭也超过四十天，亿万百姓都伸长脖子等待明诏。事情如果早日确定，就可以高视今古；议论若不及时决定，且要被当世讥笑。殿下看待其中利害，认为怎样呢？况且此事并非出自先帝遗制，也不是殿下的本意，臣私下实在为殿下感到惋惜。臣恐怕缙绅士人接连上章奏疏，言语涉及讥刺诋毁，到那时再图求美名，大业已经亏损太多，实在不如事先采取妥善办法。殿下不要认为臣的话轻微，所陈述的是臣肺腑中一向积蓄的意见；不要认为臣官职卑下，臣所坚持的是人臣共同的公论。惟愿殿下把臣的两篇奏章极其精细地思考，那么臣的话就不是诽谤，也可以取得信任了。这篇奏疏不敢让别人看见，谨在外题写明状由上奏。【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戊申日，皇太后于是出示手书交给中书省归还政权。这一天便不再参与军国事务的裁决。上奏慈圣皇后，请求归还符宝　　吕诲 臣恭敬地看到殿下近来下发手书，因为皇帝已经安康，坚决停止共同处理政务；圣子恭敬孝顺，于是成全了母亲的心愿。前代虽有归还帝位、恢复亲政的事情，也未听说有不到一月便完成辅佐君主功业的。如今显露出谦逊退让的品德，美好的声誉和丰厚的实际功德，应当光照万世了。然而臣听到外间议论，说符宝还没有归到皇帝面前，臣由此知道这不是殿下的本意。为什么呢？既然不希望国政长久由自己处理而终于归还，难道还会留恋符宝吗？万一有关部门办理交付时稍有拖延，牵涉到这番议论，对圣体非常没有益处。也恐怕先前下发的手书和诏令还没有使朝廷内外信服，从而损害完整的德行。事情开始和结束之际，都不可不谨慎。这就是臣倾尽诚恳进言、即使万死也不回避的原因。只祈望殿下明察，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治平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宣仁皇后，论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范纯仁。

译臣近来听说，将来的大皇太后册礼完全依照明肃太后的旧例，在文德殿接受册命。明肃太后当时由礼官议定，应在崇政殿接受册命，是仁宗皇帝特地下诏，改到前殿举行的。大概这是君主尊奉母仪、出于一时诏令的安排，并不是有关部门所制定的常行礼制。如今臣担心三省在取旨办理时没有详细查考并奏闻，便下达敕命，直接依照明肃太后的旧例，又不需要皇帝下诏，就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这不仅不能彰显皇帝尊奉母后的心意，也不符合太皇太后谦逊冲和的德行。自太皇太后共同处理政务以来，至仁盛德远远超过前古，她所施行的典礼足以为万世所尊仰，不必专门考据明肃太后的旧例。伏望太皇太后亲自降下圣旨指挥，再命礼官仔细详定，务求合乎适中的礼制，以符合圣意。贴黄：谦卦说，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逊者增益，地道使盈满者改变而流向谦逊者，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逊者获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逊；一谦逊，四种益处就随之而来。又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明。《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这些都是经典中的至理名言，正是圣明之主所应当努力实行的。臣不胜区区犬马般的诚意，请求陛下采纳记录。【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章献明肃太后的旧例；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熙宁二年的旧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接受册命。皇帝在殿上发布册书，命尚书礼部、太常寺详定仪注，奏报皇帝。范纯仁上此奏时，任同知枢密院。上奏宣仁皇后，论在文德殿接受册命〔陆佃〕 臣恭敬地思量，太皇太后陛下自从共同听政以来，保护圣体，裁决万事，敬畏上天、爱护人民，举动都怀有谦逊敬畏之心，极其公正明察，超过前古。臣还担心臣下没有能够阐明圣意，一概检取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使用，不再加以讨论，万一典礼有所缺失，或许会损害盛德。因此臣虽愚昧浅陋，还是冒昧仰慕古人侍奉君上的深厚爱敬之意进言。臣私下看到，天圣年间，翰林学士李维等曾上奏章献明肃皇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命的仪注，后来又改为在文德殿举行。因为文德殿位于紫宸殿、垂拱殿之外，所以直到今天，公议仍认为李维等所定仪注合乎礼制，只可惜没有真正施行。现在正逢太皇太后陛下以至诚虚心、每件事都求其适当的时机，或许可以趁此吉时采纳臣言，特地下诏命有关部门改为在崇政殿接受册命，明确内廷与外朝的区别，由我们神圣的母后为万世垂示训诫，实在是无比的幸运。何况这对太皇太后至盛至仁的德行只有增光而没有损害。臣的职务属于礼官，如果有所怀抱的意见，按道理应当竭尽陈述，仰冒渎犯圣慈，臣惶恐至极，不知如何是好。【元祐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上奏宣仁皇后，论在文德殿接受册命。曾肇。臣听说已经下达敕命，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臣恭敬地考察旧例，皇帝在大安殿发布册书【今称大庆殿】，皇太后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如今诏书和圣旨遵用旧典，作为臣子的情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臣看到，太皇太后自从听政以来，只在延和殿垂帘处理政事；接受契丹使者朝见时，也只驾临崇政殿，从未出到外朝。难道不是因为听决万般政务出于权宜，垂帘处理政事本来就是不得已吗？而外朝，是天子的正殿。太皇太后崇尚保持谦德，不愿亲临外朝，是想给天下后世树立法则吗？由此推论，在外朝接受册命，大概并非太皇太后的本意，只是按照旧例本该如此罢了。臣详细考察旧例，天圣二年，两制官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命，仁宗出于圣意，特地下诏命有关部门改在文德殿。这大概是君主一时的制度安排，不是臣下所能议论的。如今皇帝仿述仁宗旧事，以极尽尊奉之礼和孝敬之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如果在此时特地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的诚意，同时坚守谦德，屈从天圣二年两制官的议定，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命，那么皇帝的孝心会更加显著，太皇太后的德行会更加尊崇，天地神灵谁不欢喜呢？华夏和蛮貊之人谁不推崇仰慕？两方面的情谊都得到满足，难道不是很美好吗？伏惟太皇太后聪明睿圣，慈仁恭俭，功德遍及天下，尧、舜、禹、汤也不能远远超过她；不只是秦汉以来的太后比不上她，即使每天驾临外朝，也不算过分。然而臣却在一次接受册命的事情上仍要进言，实在是因为看到太皇太后内心谦逊冲和，极其公正，举止周旋必定务求合乎礼制，不像汉唐的太后偏爱自身，绝不会把在外朝接受册命看作自己的欲望。臣愚昧，所以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充盛德，使天下明白知道圣心所在，流传万世作为典范；那么后世谈论礼制的人一定会说：太后不登临外朝，是从太皇太后开始的，这难道不是世所罕见的高尚行为吗？臣看到前些时候，太皇太后志在爱护百姓，毅然独自决断，下令立即在英宗神御殿之后修建祖宗神御殿，诏书和圣旨深切，听到的人感动得流泪。这是自古明智的君主也未必能做到的事，而太皇太后实行起来毫不吝惜，由此可知，今天退到便殿接受册命，一定不是难事。这就是臣敢于进言而毫不怀疑的原因。一天出而登临外朝，事情本来极其微小。然而臣私下确实有过分忧虑的打算，不得不极力陈说。章献太后不仅在文德殿接受册命，元日还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南郊祭祀礼成后，驾临大庆殿接受庆贺；长宁节驾临大庆殿，百官上寿。后来又进入太庙，举行恭谢之礼。这些都是天圣、明道年间的旧例。臣私下担心，有关部门会依次照办，这不足以仰合太皇太后为宗庙社稷权宜听政、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谦恭自抑的盛德。臣私下的过分忧虑，实际上就在这里。太皇太后博览古今诗书，历来太后得失，大概没有不知道的，那么对于这件事一定能够自行选择，哪里需要等臣说了以后才思考呢？然而臣身居侍从之职，以论议思考为职责，如果有所见解，不敢默默不言。【元祐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三月二日，内批交付三省：将来太皇太后接受册命，有关部门虽然检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但应当在文德殿举行。只是我德薄，哪里敢与章献明肃皇后相比？将来接受册命，可以只在崇政殿举行。应命三省叙述太皇太后的这个意思，下诏施行。苏轼撰写诏书说：‘祥禫祭礼已经结束，典册已经备齐，而有关部门采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我应当在文德殿接受册命。

译虽然皇帝孝敬慈爱的心意务求极尽尊崇，但朝廷礼制增减的文辞，各自按照适宜的情况来称述。何况我德薄，常常仰慕谦逊冲和，哪里敢亲自驾临治朝，与先后相比而处在没有过错的位置呢？这正是深切爱护君主。将来接受册命，可以只在崇政殿举行。五日内，所降札子中提交的诏本，从‘常慕’二字以下二十六字的圣旨意思稍微涉及认为今人胜过昔人，不免有贬低过去的含义；可以叙述太皇太后认为德行比不上章献，不敢一定依照章献在文德殿接受册命的旧例，命三省修改这一意思后进呈。六日，中书省改定诏本：‘祥禫祭礼已经结束，典册已经备齐，而有关部门遵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我应当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虽然皇帝孝养的德行务求极尽尊崇，但朝廷礼制增减的文辞，各自按照适宜的情况来称述。仰想章献明肃皇后辅佐真宗、拥护仁宗，盛大功业和丰厚功劳，应当给予隆重而特殊的礼遇。只是我德薄，完全无法仰企她的美德，考察采用旧仪，实在有愧于德行。将来接受册命，可以只在崇政殿举行。’七日下发施行。上奏宣仁皇后，论坤成节百官上寿。曾肇 【元祐二年元日，尚书省送到礼部的文状：查考将来太皇太后坤成节，宰臣以下应当举行上寿礼。如今本部门参照详议，按照近期降下的诏书，太皇太后在崇政殿举行受册礼，坤成节也应当在崇政殿上寿。至于臣僚登殿接受赐酒，以及文武百官拜表的班次，都请求比照天圣三年旧例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共同接受圣旨：将来坤成节，依照天圣三年长宁节旧例，在崇政殿上寿，并命文武百官、各军将校随班举行上寿礼。】臣看到太皇太后陛下前些时候深深地自我抑制，特地下达德音，不愿亲临外朝，退到崇政殿。受册的诏书一下，中外叹息赞美，忠义之士甚至感动流泪。何况臣身居侍从之职，曾经进献浅陋的意见，没想到偶然符合圣心，特意得到采纳。这不仅说明陛下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圣明，也说明陛下虚心接受进谏的明察。士人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竭尽忠心和智慧，稍微辅助弥补万分之一，假如有所见解却藏在心里不说，就是窃居官位、欺骗上天，哪里能逃避责任呢？这就是臣不避冒犯亵渎之罪，倾尽肝胆，把意见放到陛下面前的原因。假如一句话有益，万死也无悔。臣私下听说，近来有关部门建议，坤成节在崇政殿上寿；登殿赐酒以及文武百官拜表的班次，都比照天圣三年旧例施行。臣恭敬地考察天圣三年旧例，宰臣、枢密、三司使、学士、知制诰、待制、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和契丹使在殿廷列班上寿，依礼赐酒三行，百官到内东门拜表称贺。到天圣九年，才开始驾临大庆殿，百官依照乾元节的仪式上寿。大概从天圣三年至八年以前，共六年，完全依照天圣三年的制度，也足以看出当时君臣遵守礼制、敬畏义理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如今三省、枢密院却没有完全采用天圣三年的旧例，按照今天有关部门的议论，特地下达朝旨，命文武百官、各军将校随班举行上寿礼。这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太皇太后前些时候下诏说，认为不敢与章献太后一样出临外朝，所以到崇政殿接受册命。臣详细体察圣意，是务求自我抑制。如今却命百官将校都到崇政殿廷列班上寿，这是天圣八年以前从未有过的事。礼制反而比旧例增加，在陛下谦恭抑制的志向上，前后始末似乎不相称。臣愚昧地认为，这大概不是太皇太后的意思，只是执政大臣没有思考周全罢了。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亲自具备前代太后所不能相比的盛德，又有使百姓休养、养育万物的大功，受到四海九州爱戴拥护的充分奉养；她所享有的尊荣已经达到极致，难道还要等百官将校整齐列立在庭院中，才算尊贵吗？臣愚昧，所以希望特地下诏命有关部门完全按照天圣三年长宁节的旧例比照施行，使天下人知道陛下谦恭抑制的志向前后一致、始末相称，记入史册，流传万世作为法则，岂不是很好吗？

译《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 堆山已经堆到九仞高，最后却因少一筐土而功亏一篑。惟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贴黄：臣私下看到，崇政殿殿廷并不宽广，遇到下雨还必须经过延和殿前的屋檐前往入座。臣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如果百官不前往，那么夏国使者也不能参加上寿和接受赐酒。臣愚昧地认为，天圣年间并非没有夏国使者，自然可以遵用旧例。如果因为他们是从远方来朝贡的外族，特许进入参加上寿并接受赐酒，出于皇帝的恩典，也同样可以这样办理，再由圣意裁量决定。【礼部符文称，准太皇太后已经下达指挥，长宁节旧例中，文武百官、各军将校随班举行上寿礼。因为这是天圣九年章献明肃皇后驾临大庆殿的典故，如今哪里敢比照采用？所以将来坤成节在崇政殿上寿，可以只依照天圣八年以前章献明肃皇后在崇政殿举行上寿礼的旧例施行。七月十日，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依照此次所得指挥施行。曾肇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宣仁皇后，请求归还政权　　　　梁焘 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年富力强，年纪轻轻便拥有天下，仁爱、圣明、孝顺、慈爱的实际情况，声名广泛流传；天性资质已经成熟稳定，盛德一天比一天更新。太皇太后陛下拥护圣体，早晚不知疲倦，保佑扶持的功劳足以永远福佑宗庙社稷，臣民欢欣，四海仰望拥戴。如今选立中宫，已经得到贤淑之人；冬至大礼，自然应当郊祀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各方面都相互协应。只是政务机要烦杂，太皇太后长期共同听政，归还政权给君主不可超过时限。这是陛下今天最盛大的举动。退居深宫，调养精神，远远超过前人，给万世留下法则，难道不美好吗？愿早日赐下裁决，以彰显完整的圣德。如果认为臣所说有道理，伏望明发手诏，交付大臣施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贴黄：这件事在陛下心中，一定早已思虑很久，本来不在于臣下是否进言。臣冒昧献出至诚，上达天听，是想扩大陛下采纳意见的益处，决断左右近臣的疑惑。唯愿早日颁出睿旨，直接以归还政权作为指挥，不必再询问旧例。如果臣下另有献议，伏望断然不要听取。如果需要采用手诏文字，希望降下密旨，派使者到翰林院传谕臣，臣即当进呈。【元祐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宣仁皇后，请求归还政权〔第二篇奏状〕梁焘 臣过去在翰林院任职时，曾秘密写札子，披露肝胆，冒昧让圣上听闻。陛下圣明洞察，没有因此疏远斥责臣，反而嘉许臣的忠诚，让臣参与辅政。臣仰体陛下的眷顾礼遇，更加坚定臣节。又因为身受宠荣而未能实行自己的意见，所以早晚不得安宁，希望一定有所补报，不敢稍存不尽之意，以免陛下将来后悔错过时机。陛下每次有所宣谕，必定以不喜欢管理政事为言，常常希望安静，这就是圣意的根本。臣没有一天不思考此事，私下认为陛下深远的考虑和深刻的见识，如今采用臣先前的意见，正合适时机。伏望查考臣前面的奏章，早日降下诏令，把裁决政事归还君主，以成全大功。臣不胜激切尽言的至诚。【元祐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右丞。】上奏钦宗，论宣仁皇后受到的诬谤尚未昭雪，瑶华的位号尚未恢复。杨时 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臣私下认为，宣仁圣烈皇后受到的诬谤长期积压而没有昭雪，瑶华本来无罪，虽多次遇到赦免，位号却没有恢复。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的家事。冤屈压抑而不能申明，又怎能治理天下呢？臣有幸任职谏省，如果闭口不言，就无法逃避责任。谨将事情的始末分条列在下面。臣过去曾在元丰末年亲眼看到，神宗皇帝身体不适，哲宗年幼，宣仁圣烈皇后有诫令：歧王、嘉王没有宣召不得入内，她防范周密的考虑实在深远。当时王珪首先提出重大建议，请求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其余人没有发言。退朝后，圣上的批语留在中书省，又关会实录院，众官共同签署，事情的始末都有详细记载；上有天地鬼神临察，下有众人可以对质，不可能诬造。到元祐年间，蔡确因罪离职，他的党羽才开始捏造奸邪之言，以迷惑众听，希望求取将来不同寻常的福报。绍圣年间，章子厚、蔡卞掌权，想中伤旧臣、报复个人怨恨，于是把这些说法坐实：向上诬陷圣母，又以大逆的罪名加在王珪身上，把定策的功劳归给蔡确，说自己也在其中出过力。他们这样谋划，并不是为了偏袒蔡确，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借此中伤元祐年间的人。天下人含冤积愤而不能发泄，将近四十年。如今幸逢陛下继承守护帝位，如同大明升起，没有幽暗之处不被照亮；臣有幸任职谏省，不能不为陛下说明这件事。凡是元祐年间的政事，记载在法令文书中的，都被下令焚毁以灭迹，那么当时皇帝批下的圣语也一定没有留下了。然而，绍圣年间修成的《时政记》，完整地保存在秘书省国史案中，如今仍然可以查考。这是上天特意保存下来留给陛下的。伏望下令秘书省，取来元祐年间的《时政记》赐览，便足以彻底查明事实；然后昭雪王珪被说成“为臣不忠”的名声，追夺蔡确冒受的褒奖和赠典，凡是滥施的恩典，都一律追究改正，以消释天下多年积压的愤懑之气。臣不胜庆幸和期望之至。臣私下认为，元祐皇后被废，居于瑶华宫，都是内侍郝随造成的灾祸；朝廷内外都替她含冤，认为她无罪，却无处申诉。上皇即位之初，钦圣宪肃皇后垂帘听政，从瑶华宫召她回禁中，恢复她原有的位号，天下没有不称庆的。没有多久，钦圣皇后去世，奸臣制造浮泛的议论，随即又把她废黜。假如她确实有罪恶，钦圣皇后一定不会容留她。议论者有的说，叔叔没有册立嫂嫂的礼文，这尤其不合情理。钦圣皇后当时垂帘听政，才恢复了她作为嫂嫂的身份，这同叔嫂关系有什么相干？臣希望陛下独断于圣心，恢复她的位号：对上承接钦圣皇后怜恤无罪者的心意，对下满足朝廷内外公正的舆论，臣不胜庆幸。【靖康元年，作者当时任谏议大夫】《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纂 帝系门 皇后上 上奏英宗，请不要到各位大臣家中广泛选取女子，而应为颍王选择王妃。韩维 臣近来连续听到传闻，说宫中广泛到各位大臣家中选取女子，为颍王选择王妃。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不妥。臣听说，夫妇关系是家庭中最大的伦理关系；通过它端正家庭，便能承继宗庙祭祀，延续万世的后嗣。因此礼制的施行，唯独婚姻最为谨慎戒惧；所谓戒惧，就是谨慎到了极点。《坊记》说：“诸侯不得降身以猎取美色。”所以君子远离女色，把它作为教化百姓的纲纪。这句话是说，诸侯不能在自己的国中像撒网捕鱼那样搜取美色；这是为了推远女色，作为百姓的法则。伏惟皇子颍王孝顺友爱、聪明颖悟，举止行事都合乎法度，正要向经学求进，以观察他德行的成就。现在为他选择族姓相当的妻室，关系尤其重大。臣愚见，以为应当历览勋贵名望之家，谨慎选择贤淑聪慧的女子，考察古代纳采、问名的礼义，按照礼制完成婚事，不应只苟且选取容貌华美的女子。近世轻视并抛弃礼教，不把它当作要务，婚姻制度从朝廷直到民间都荡然无存，所以风俗流于淫靡，违犯礼制的人很多；贤士大夫没有不愤慨叹息的，私下庆幸国家能够有所振作。如今陛下刚开始亲政，清明有为，正为嫡长子求娶妻室，却姑且采取苟简的办法，恐怕不是用来纠正世风、激励习俗、使其返回雅正之道的做法，也无法给颍王以示范，使他知道家庭之道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容色。传说美色足以使人动摇，《诗经》歌咏贤淑女子，几乎把她比作君王的配偶；这实在是有智慧、有仁德的人预先防范、预见后果，远远考察祸福根源，留给世人的警戒。陛下不可不对此加以圣意关注。【治平元年，作者当时任诸王府记室参军、直集贤院。治平三年三月，才把已故宰相向敏中的孙女纳为皇子颍王的妻子，即钦圣宪肃皇后】上奏英宗，请下令太常礼院修撰颍王聘纳的仪范。邵元 臣伏见皇子颍王天资卓越，婚姻也到了适婚之期。正值陛下开始亲政、嫡长子能够继承家业的时候。从礼制上推究，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臣等伏见，本朝亲王聘纳，虽然《开宝通礼》完整保存着旧仪式，但因循至今，从未实行。甚至有所谓敲门送羊和酒、送镇柜钱银之类的做法，只是里巷间的常谈，大概是士大夫不愿说及的事情。若把这些施行于圣朝盛典，臣私下实在不安。希望陛下降下圣旨，交付太常礼院，广泛考察并斟酌旧典，修撰颍王聘纳的仪范。其中旧例凡是不合礼的，一概废除。【治平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颍王府翊善。诏令礼院详细审定，奏报皇帝。礼院奏称：《开宝通礼》规定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等礼。本朝从未采用；如今查到本朝《会要》所载皇亲婚礼物品数量，请按照《会要》的旧例办理。皇帝听从了】上奏宣仁皇后，请早日选择皇后，并预先教育她。彭汝砺 臣私下认为，古代能够治理好国家，并不只是自身修养完备，宫内也需要有辅助。后妃夫人能够辅佐君子，并不只是天性如此，也在于平素受到教育。后妃是君主的配偶。天下国家的安危治乱，宗庙社稷的祸福，子孙的贤能或不肖，都系于她，这难道只是关系到她自身吗？这可以说是极其重大。把治理天下的责任、圣人的事业寄托在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子身上，可以说是极其困难。那么选择她能不谨慎吗？选择之后，还必须知道怎样教育她；从寒到暑，不是一日积累而成的，教育使人成才也必然要循序渐进。按照礼制，女子十岁以前不出闺门，由保姆教导她柔顺和听从，教她掌握麻和苎麻，处理蚕丝和蚕茧，织布、织带、织丝绦，学习女子的事务以供给衣服；还要观看祭祀，传送酒浆、笾豆、菹醢等祭品，依礼协助祭奠。《诗经》说：“后妃在父母家时，心志放在女子的劳作上，恭敬节俭、节制用度，穿洗濯过的衣服，尊敬师傅；这样才能使父母得到安宁，并用妇道教化天下。”古人平素这样教育她，所以她最终成就极高。《诗经》说：“谁来主持祭祀？是那端庄恭敬的少女。”妇女承担祭祀事务，必须端庄敬慎，遵守母道。她从幼年起就学习妇事和母道，如果不是平素受到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周南》的治化之盛，先表现在后妃的心志如同采卷耳，功效如同桃夭，教化如同兔罝，德行如同汉广。考察其源流、返回根本，确实都有所在。臣认为，皇帝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应早日选择具有淑德的女子，以确定后妃之位，彰明天下的教化，端正天下的根本，来承受上天显赫美好的命令。应当设置师傅、保姆，严格规定宫室、车服制度和环佩礼节；陈列图画、史书中的警戒，使不正当的声音和容色不能扰乱她的视听，使不正当的玩好不能来到她面前。等她出嫁时，凡是她所想要的，都是她曾经听闻过的；凡是她所享用的，都是她曾经习惯的；凡是她所厌恶的，都是她曾受到告诫的。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教育。凭陛下神明博大，再得到贤妃的辅助，治理天下国家还有什么困难？《诗经》说：“上天在下监察，天命已经汇聚。文王即位之初，上天为他作成婚配，文王婚姻美满。大国有贤女，上天为他树立配偶，天命已经稳固。”周家既已承受天命，要到配偶确立之后才说“稳固”，可见君主对待内助就是如此重要。那么选择她怎能不谨慎？教育她怎能不及早？如果不预先教育，只是碰巧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不过是侥幸而已。侥幸不能作为法则。假如所选不是合适的人，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所说的话，若只看措辞似乎事小，考察事情本身似乎可以缓办，审察其中的深意，却是非常紧迫。惟愿太皇太后陛下留意，不要忽视。【元祐四年五月，作者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宣仁皇后，论述纳后应当首先考察的四件事。范祖禹

译臣伏奉诏令，皇帝纳后的六礼，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会同礼部、太常寺官员共同详细议定。臣私下思考，这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万世的福祚，也是风俗教化的首要事项。自古圣王都很重视，今天陛下应当首先了解四件事，不能不谨慎。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隆礼，四是广泛听取议论。所谓族姓，臣听说古代帝王选择婚姻对象，必定是大国诸侯、先圣王的后代、功勋贤能之人的后裔，否则就是甥舅相亲的国家。不让身份卑微者冒犯尊贵者，所以福祚盛大，子孙繁盛。从前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子，名嫘祖，成为黄帝的正妃，她的子孙都拥有天下。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后代。高辛氏娶陈丰氏的女儿，生下帝尧。虞舜娶帝尧的两个女儿，在妫水弯曲处下嫁给他，后来舜拥有天下。大禹娶涂山氏，生下夏启，天下归附于他，子孙享有国祚四百七十多年。成汤娶有莘氏，子孙拥有天下六百多年。周的始祖后稷由姜嫄所生，历代都有贤德的妃子。太王娶太姜，生下王季；王季娶太任，生下文王；文王娶太姒，婚礼尤其隆盛。《大雅》歌咏道：“文王即位之初，上天为他作成婚配。”意思是说，文王刚开始时，就知道上天已经生下贤女来配他。又说：“大国有贤女，仿佛上天的妹妹。文王亲自占卜得到吉祥，亲自到渭水迎娶，造船连接成桥，光彩多么显赫。”自古以来的婚礼，没有像文王这样盛大的。太姜是炎帝的后代；太任是太昊的后代；太姒是大禹的后代。太姒生了十个儿子，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其余也都成为显贵的诸侯。周的子孙遍布天下，这是太姒的德行所造成的。诗人赞美文王的圣德，根本是由于太任。诗中说：“思念那端庄的太任，她是文王的母亲；思念那美善的周姜，她是京城王室的妇人；太姒继承她们美好的声誉，于是生下众多贤能的男子。”又说：“先端正自己的妻子，再影响兄弟，以治理家庭和国家。”意思是文王的教化从家庭推及国家，从而端正天下。《周南·关雎》所赞美的后妃德行，是人伦的开端、教化天下的根本，都是在赞美太任、太姒。武王也娶姜氏，生下成王。周朝拥有天下三十多代、八百多年，其根基大概就是由此建立的。所以族姓不能不尊贵。所谓女德，臣听说礼制以夫妇为根本，《诗经》以歌咏后妃开篇；政治的治乱由此而来，国家的兴亡也系于此。夏朝三代的兴起，都有贤妃；它们的灭亡，也都有祸乱之女。夏朝兴起，是由于涂山氏；灭亡，是由于妹喜。商朝兴起，是由于有娀氏；灭亡，是由于妲己。周朝兴起，是由于姜嫄；灭亡，是由于褒姒。这些都是圣贤所记、诗书所载，留给后世作为永久鉴戒的事。秦汉以后，婚姻多不合正道，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只有后汉显宗的明德马皇后、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唐宪宗的懿安郭皇后，都有皇后之德，并且出自功勋贤能之家。其余导致败乱的事，只足以作为警戒。恭敬地思考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家庭伦理端正，人伦关系清明，历代都有圣后以内德相助。自三代以来，没有哪一朝的家法能像本朝这样。皇帝圣德明盛，天资纯粹，上天监察下界，一定会生出圣贤的女子来辅助皇家。惟愿陛下远观上古，近鉴后世，对上思考天地和宗庙的奉祀，对下为万世子孙筹划，选择美好贤淑的女子，使她以母仪教化天下、表率端正六宫；若不是有德之人，谁能担当此任？然而，闺门中的德行不可能直接显现，必须考察她的世族，观察她的祖先，考察她家的家风，再参照她平日处理的各种事务，这样也可以知道。过去汉朝初年，大臣们商议要拥立高帝的儿子齐王，都说：“齐王的母亲家族是驷钧，凶恶暴戾，是披着衣冠的虎。”代王的母亲家族薄氏，却是有德的长者之家，于是便拥立代王，这就是汉文帝。文帝成为汉代贤明的君王，也由于他的母族仁慈善良。所以女德不能不优先考察。所谓隆礼，臣听说，天子与皇后，如同天与地、太阳与月亮、阴与阳，彼此相需才能成就。礼书说：“天子听取男子的教化，皇后听取女子的顺从；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教化和顺从形成风俗，内外和谐顺畅，国家得到治理，这就叫盛大的德行。”又说：“天子修明男子之教，是父亲之道；皇后修明女子之顺，是母亲之道。”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古代治理政事，以爱护人民为大，所以能够治理；爱护人民又以礼为大，所以能够治理；礼又以敬为大，敬已经达到极点。婚礼是礼中最大的，婚礼的尊重也达到极点。婚礼既然如此重大，就戴着礼冠亲自迎娶，这是表示亲爱。因此君子以兴起敬意来表示亲爱；舍弃敬意，就是遗弃亲爱。不爱就不能亲近，不敬就不能端正；爱与敬，大概就是政治的根本吧。” 哀公说：“我愿意听您说明道理，但戴着礼冠亲自迎娶，难道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忧惧地变了脸色，回答说：“结成两个姓氏的婚姻之好，以承继先圣的后代，使他们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您怎么能说太隆重呢？”孔子又说：“天地不交合，万物就不能生长。婚礼关系到万世后嗣，您怎么能说太隆重呢？”这显然是深深责备哀公。孔子接着说：“从前三代贤明君王的政治，必定敬重自己的妻子儿女。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亲爱关系的主宰，怎么敢不尊敬并依礼对待她？”又说：“戴上玄冕，斋戒以事奉鬼神、阴阳；将要使她成为社稷的主人、先祖的后嗣，怎么可以不竭尽敬意呢？”又说：“以敬意亲近妻子，是先王取得天下的原因。”如今臣与各位官员讨论讲议，都依据先王之礼，参酌其中合宜的部分，并不是过分隆重，希望陛下不要因此疑虑。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子最尊贵，天下没有与他匹敌的人，不应当实行夫妇之礼。然而荀卿有句话说：“天子没有妻子，是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匹配的配偶。”如果这样，那么周公的典章、孔子的话都不可信，反倒荀卿的话可信吗？臣谨按礼书，冠礼、婚礼只有士人的礼仪，没有天子、诸侯的礼仪。

译所以三代以来，只是把士人的礼仪向上推演，作为天子、诸侯的礼仪。大概因为成人以及结为夫妇，从天子到士都是一样的。臣私下听说，亲王和宗室之间娶妻，完全没有平等相待、尊敬亲爱的礼仪；天下难道会有只有独尊地位而没有配偶的人吗？至于鄙陋邪僻的礼仪，有的夹杂戎狄蛮夷的风俗，有的沿袭民间小巷的习俗，从士族到宫禁，上下凡是涉及这些的，希望陛下一概屏弃断绝，以端正根本，给天下作表率。所以礼制不能不隆重。所谓广泛听取议论，臣听说古代天子聘立皇后，由上公迎接，诸侯主持，因此《春秋》记载：“祭公前来，于是到纪国迎接王后。”国家遇到大事，大臣不可能不预先知道。过去慈圣光献皇后被册立时，是吕夷简决定了这项议议，所以诏书说：“览读上宰的陈述。”册文说：“宗室公卿、鼎臣在朝廷上宣读其议。”此前茶商陈氏的女儿也参加了选择，王曾、宋绶都提出意见，后来大臣接连进言，于是罢免了对陈氏女的选择。仁宗之所以成为圣君，是因为能够听从众议。进言的人一定会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外人所能参与的。自古误导君主的，多半就是这句话。天子以四海为家，朝廷内外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大臣没有不能预先参与的事情，也没有不应当参与的人。况且陛下任用一位执政大臣、提拔一名近臣，都一定要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更何况册立皇后、使她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呢？臣恐怕陛下一旦下诏说：“册立某氏为皇后”，大臣即使有自己的意见，也很难再议论了。如今陛下的选择，不如先公布她的姓氏，宣布询问大臣。如果圣意已经确定，而众议又一致赞同，那么卜筮也会协调顺从，鬼神也会依凭，天意、人意便没有不同了。所以议论不能不广泛。臣有幸担任劝讲之职，职责在于以帝王之事辅助圣德，所以冒昧献上所听闻的意见。臣的愚诚，只愿中宫正位之后，四海之内、家家户户都相互庆贺，这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臣这番狂妄浅陋的话，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元祐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兼侍讲】上奏宣仁皇后，论述册立皇后应当采用有德的世族，而不应采用勘合生辰八字来选择。吕希纯 臣私下认为，天子与皇后，如同太阳与月亮、阴与阳，彼此相需才能成就。因此自古圣明君主开始婚姻之事，都是广泛访求善良的世族，参照考求有德之人，然后昭告宗庙，依婚礼完成婚事。他们的敬慎、重大、端正就是如此。诗人追溯周家承受天命的根本，首先称述姜嫄、周姜、太任、太姒的贤德，她们都是圣贤之后、大国之女。她们盛大的德行不偏不倚，美好的声誉可以继承，所以辅佐她们的君子世代修德，光明地承受天命，历年长久。没有听说在聘纳之际还参照阴阳术数。三代的礼文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礼记》《周礼》《仪礼》叙述大婚的意义，列举媒妁的职责，记载六礼的仪式，已经比较详备，完全没有根据男女出生年月和命理勘合婚配的文字。直到汉唐以后，史书所载也没有这种制度。本朝设置司天监的官员，虽然有婚书，但自祖宗以来，每次建立中宫，都是采用有德世族，并不专门以勘合生辰为务。况且宣祖皇帝当时仍在潜邸，上天作成的婚配，本来就不曾召集太史来讨论生辰命理。然而昭宪太后确实生育了太祖、太宗，为万世造福，这难道是勘合婚配的力量吗？那份婚书的措辞意义鄙陋浅薄，而且日官原本也不相信这些说法。臣所担心的是，自从下令选择皇后以来，相关指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圣明皇帝出生的年月，谁会不知道？除了在此前已经呈送的家状或许还可以相信以外，如果从今天以后再命其他人家供报析辨，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改动女子的出生年月来勉强附会？即使完全符合婚书格式，哪里还值得凭信？那么恐怕议论迟迟不能决定，只是徒然过分谨慎，拖延日久，没有任何益处罢了。皇帝对于册立后妃的议论，正应当谦抑而不主动发言。太皇太后出于慈爱的心意，固然希望汇集众多美善之处，以符合皇帝的心意；然而股肱大臣也应当亲自承担这项责任。况且如今公卿士大夫之家，通常都不勘合婚姻。人虽然有贵贱的差别，但对于亲爱关系，大概也是相同的。如今他们竟敢断然不用勘合，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核合生辰命理难以令人相信，略去这些拘忌反而安稳便利吗？做臣子的，本来就应当把自己认为安稳妥当的做法推及君上办事，不能像卜者、巫祝那样，只是姑且借此逃避责任而已。因此臣敢借职务之便，冒昧献上浅陋之言。伏望圣慈稍加裁量取舍。【元祐六年上奏，当时任太常丞】上奏哲宗，论述纳后仪制　范祖禹 【据中书录黄记载，三省、枢密院奏称：臣僚已经议定纳后六礼的文字，命令共同考察，逐项拟定应当施行的仪制。五礼中的命使，现拟暂以都亭驿作为皇后行第，发册时命使前往。当天，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驾临文德殿，命使奉迎。皇帝临轩，与册礼使、副使同日遣迎皇后入内。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驾临福宁殿。】臣私下认为，都亭驿通常是辽国使者的馆舍，如今纳皇后，使她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却先让她居住在远方来客的馆舍中，恐怕不是向四方展示、端正婚姻开端的办法。臣愚见，希望详细斟酌，暂以旧尚书省作为皇后的行第。又，临轩发册、命使奉迎以及皇后入内时，皇帝都穿通天冠、绛纱袍。臣谨按古代婚礼使用冕服，没有穿其他服装的记载。通天冠、绛纱袍本来是用来代替古代皮弁服的，唐代《开元礼》和本朝《开宝通礼》也都规定穿衮冕。发册与奉迎在同一天举行，所要立的是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是继承先圣之后的人，难道可以不尽力提高礼制规格吗？伏请皇帝临轩发册、命使奉迎以及皇后入内时，都穿衮冕，以彰显大婚礼的重大。伏望圣慈再下三省、枢密院参酌，希望这样对国家体制更为便利，也符合先王经典礼制的本意。所有录黄都不敢下发，谨此封还，等待陛下诏令。

译附呈黄纸中有人议论说：前些日子发太皇太后册宝时，只穿通天冠、绛纱袍；如今纳皇后却穿冕服，恐怕有超过尊长之嫌。臣谨按：冕服是祭祀之服，弁服是斋戒之服。所以南郊祭祀前致斋时，穿通天冠、绛纱袍；到祭祀之日，才穿衮冕。冕服是用来与神明交接的，不是用来侍奉尊亲的。婚礼将要确立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其中有鬼神、阴阳的意义，所以穿祭服与侍奉尊亲的礼仪不同，并没有超过尊长之嫌。臣与邓伯温等人的议状，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如今穿通天冠、绛纱袍，在礼制上没有依据。臣私下痛惜圣朝讲明一代大典，却在先王礼制上没有依据，这样就还不足以作为后世法则。伏乞再加详细斟酌。【元祐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兼侍讲】上奏哲宗，进献《家人卦》解义　范祖禹 臣近来因暂时停止经筵讲读，已经很久没有进讲。陛下本月一日已经驾临迩英殿，又先下圣旨，过了端午也不停讲读。这可见陛下好学到了极点。但臣自五月以后，接连因郊祀和奉祠之事，未能入宫侍奉。臣伏见中宫刚刚建立，将要举行婚礼，这实在是端正政治开端的办法、王道教化的根基。恭敬地思考本朝祖宗的家法，自三代以来，大概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从汉代以后，也都比不上。如今陛下纳后，是为了承接天地、奉祀祖宗，对内尽孝奉养，对外彰美风俗教化，将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臣愚昧，私下认为这件事对陛下极其重大。臣谨按《周易·家人》卦，这是圣人用来确定天下根本、端正开端的道理。臣不敢自量，冒昧汇集所听闻的先圣先贤遗言，撰成一篇解义，谨抄录进献，以代替入侍讲论。伏望圣慈稍加省览。臣祖禹说：《家人》卦的道理，以家庭内部为主。女子端正了，家庭就端正了。所以它的吉利在于女子守正。《彖传》说：“家人，女子在内居于正位”，指的是六二；“男子在外居于正位”，指的是九五。六二以柔顺之爻得到正位并居中，九五以刚健之爻得到正位并居尊位。男子居于外，女子居于内，男子不谈内事，女子不谈外事，男女各守正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是天地的义理、阴阳的分别。礼书说：“天子听取男子的教化，皇后听取女子的顺从；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修治阴德；天子听理外朝政务，皇后听理内宫职事。教化与顺从形成风俗，内外和谐顺畅，国家得到治理，这就叫盛德。”所以天子与皇后，如同太阳与月亮、阴与阳，彼此相需才能成就，怎么可以不端正呢？天子是天下的君主，诸侯是一国的君主，父母是一家的君主。君主不能不庄严；天子是天下所尊严的人，诸侯是一国所尊严的人，父母是一家所尊严的人。所以家庭中有庄严的君主，说的就是父母。父亲履行父亲之道就慈爱，儿子履行儿子之道就孝顺，兄长履行兄长之道就友爱，弟弟履行弟弟之道就恭敬，丈夫履行丈夫之道就合乎义，妻子履行妻子之道就顺从。这样以后家庭之道才端正，再推行它来治理天下，所以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舜和文王就是这样。舜侍奉父母瞽瞍，使他们终于欢喜，天下做父子的关系便安定了；象忧愁，舜也忧愁，象高兴，舜也高兴，天下做兄弟的关系便安定了；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曲处，使她们成为虞舜的嫔妃，天下夫妇的关系便安定了。文王孝敬王季，太任以身作则对待太姒，与兄弟友爱，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大学》说：“内心端正以后才能修养自身，自身修养以后才能整齐家庭，家庭整齐以后才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以后天下才能太平。”《象传》说：“风从火中生出，这就是家人卦。”这是什么意思？离是火，巽是风。火在内而风在外，家庭之道由内而外相互成就。因此文中子说：“使内在明正，并使外在整齐。”君子居处家庭之中，说话必有根据，行为必有常法，这就是给家人作榜样。孔子说：“君子居处室内，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室内，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百姓；行为从近处开始，却能显现于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能不谨慎呢？” 初九爻辞说：“防范家庭，悔恨就会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处在家庭的开端、治理家庭的开始，所以必须先加以防范约束，然后悔恨才可以消除。王弼说：“一切教育都在开初，一切法则都在起始，应当在事物尚未发生变化时治理。”要在关系尚未轻慢亵渎时严加约束；如果已经变化之后才治理，已经亵渎之后才严厉，就会产生悔恨。孟子说：“自己不实行正道，正道也不能施行于妻子儿女。君子言语有根据，行为有常法，没有邪僻的心志，没有无妄的嗜好，这就是防范家庭。”从前夏桀被妹喜迷惑，所以夏朝灭亡；商纣被妲己迷惑，所以商朝灭亡；周幽王被褒姒迷惑，所以周朝灭亡；晋献公被骊姬迷惑，导致三代大乱；唐高宗受制于武后，唐朝国祚中断；唐中宗受制于韦后，自身陷入大祸，都是没有在最初加以防范。防范必须在人的心志尚未改变时，所以《象传》说：“防范家庭，是因为心志还没有改变。”六二爻辞说：“没有什么可以独自成就，只处理家庭内部的饮食事务，守正就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坤卦·文言》说：“这是大地之道，也是妻子之道、臣下之道。大地之道不自求成就，而代替万物完成终局。阴不首先倡导，阳也不跟随应和，所以坤道柔顺，承受上天而按时运行。妻子之道在于不自专成事，只主管家庭内部的饮食，那么守正就吉祥了。” 古代女子十岁以前不出闺门，由保姆教导她柔顺、和婉、听从，教她掌握麻和苎麻，处理蚕丝和蚕茧，织布、织带、织丝绦，学习女子事务以供给衣服；观看祭祀，传送酒浆、笾豆、菹醢等祭品，依礼协助祭奠。后妃在父母家时，心志放在女子的劳作上，恭敬节俭、节制用度，穿洗濯过的衣服，尊敬师傅。因此《关雎》赞美后妃的德行：她的职责在于供奉荇菜、准备各种物品以奉祀宗庙；又应当辅佐君子，内心有进用贤人的志向，而没有阴险偏私、私下请托的心。等到《关雎》的教化施行，诸侯夫人便在池沼水洲采蘩，用来供奉公侯的祭祀；大夫之妻也采摘苹藻，盛在筐筥中，用锜、釜洗濯，供祭祀使用，这些都是没有自专成事、只从事家庭内部饮食事务的表现。三代灭亡，都是由于祸乱之女干预政事，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参与外朝事务。所以武王数说商纣的罪过时说：“古人有话说：‘母鸡不报晓，母鸡如果报晓，家就要衰败。’如今商王受，只听从妇人的话。”诗人讥刺周幽王说：“聪明的男子可以成就城邦，聪明的女子却能倾覆城邦；妇人多嘴，是祸乱的阶梯；祸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滋生。”又说：“显赫的周宗室，竟被褒姒毁灭。”

译这些都是违背上述道理的例子。九三爻辞说：“家庭中严厉有声，虽有悔恨和危险，仍然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无度，最终会有忧吝。”这是什么意思？九三以阳爻居阳位，处在下卦之上，是一家之长，刚强严肃的人。王弼说：“行为与其怠慢，不如过于恭敬；治理家庭与其亵渎，不如过于严厉。”所以家庭中严厉有声，即使达到令人后悔、感到危险的程度，仍不失为吉祥；妇女孩子嬉笑，说话行事没有节制，最终一定会有忧吝。凡是家庭之道，都以严肃恭敬为主，所以《象传》说：“家庭中严厉有声，没有失道；妇女孩子嬉笑，是失去了家庭的节度。”六四爻辞说：“使家庭富裕，大为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六四以阴爻居阴位，体性柔顺，处于巽卦下部，家中长幼有礼，各得其序，听从上位者，所以《象传》说：“顺从而居于相应的位置。”所谓富裕，并不只是财富富足；家庭富裕，就是人的德性充实。礼书说：父子情意深厚，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家庭就充实了。这样的大吉祥，不是很适宜吗？九五爻辞说：“君王以家道治理天下，不必忧虑，吉祥。”这是什么意思？阳爻处在君主之位，是用家庭之道治理天下的人。圣人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个人，所以把天下看作家庭，把百姓看作自身，爱护人民如同爱护自己，治理天下如同治理家庭。孔子说：“由自身推及他人，由儿子推及别人的儿子，由妃子推及别人的妃子。” 君主实行这三件事，就会使天下人都受到感化，这是大王的道理。这样国家就会和顺。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端正自身，是为了治理他人；端正家庭，是为了治理天下。”舜举用八位贤臣，使他们把五种教化布施到四方：父亲守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儿子孝顺。这样内政平和、外事成功，这是用家庭之道治理天下，天下四海没有不彼此相爱的。诗经说：“这个女子出嫁，适合成为他的家人。”《大学》说：“使自己的家人和顺，然后才可以教化国人。”先王想要端正天下，必定从家庭开始；这就是家人卦所说的盛大之道，所以不必忧虑而吉祥。王弼说：“君王达到这个道理，便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古代实行这一道理的人，舜和文王就是。上九爻辞说：“内心诚信，威严如常，最终吉祥。”这是什么意思？上九以阳爻居上位，处在治理家庭的终点；诚信发自内心而显现在外，人人都信服他，所以说“有孚”。治理家庭之道，开始时防范，最后则严肃，这是为了保持长久。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传记说：“有威势而令人畏惧，叫作威。”扬雄说：“容貌庄重，就有威严。”又有人问：“怎样行动才会使人畏惧？”回答说：“使人畏惧。” 怎样行动才会受人轻侮？回答说：“轻侮别人。”受人敬畏还是受人轻侮，没有不是由自身造成的。又说：“一个人必须先自我尊敬，然后别人才会尊敬他。”君子的道理，根本在自身；所以治理家庭的人，开始于修养自身，最后仍要反过来检点自身。自身端正了，天下就会归附。自身处在威严恭敬之中，别人也会敬畏他。这样做，难道会有最终不吉祥的吗？所以《象传》说：“威严如常而得吉祥，说的是反省自身。【元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帝系门 皇后下 上奏仁宗，论述废黜郭皇后　段少连等 臣因为大义激发内心，又因职务而获罪，天地能够包容承载，陛下的恩德何等深厚！然而道理还有未能伸张之处，实情还有未能表达之处，臣心中的郁结，怎敢不全部陈述！臣最初听说，皇帝无缘无故召集两府大臣商议皇后入道，一天之内，京城之下便喧闹起来，都认为皇后母仪天下，本来没有入道的道理。第二天又听说，两府列状请求把皇后降为净妃。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人担心诏命一旦施行，就难以恢复皇后的名位，因此一同到殿门上疏。但执政大臣进言阻拦，使臣等不能当面陈奏，只令我们到中书省商量。宰相虽然知道这样做错了，却还责备臣等反复无常、轻率易变，于是孔道辅、范仲淹被斥退到外郡任职，臣等也一律受到贬罚。伏惟陛下亲政以来，进用正直之臣，开辟进言之路，天下没有不欢欣的。如今突然因为谏官、御史伏阙上疏，就立即加以贬斥责罚，朝廷内外都认为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大概是执政大臣假借天威来贬黜孔道辅、范仲淹，并堵塞后来进言者的道路。希望陛下仔细思考这件事，使谗言诬告不能施行，忠臣和奸臣有所区别，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又伏见戒谕说，从今以后有封章，应当依照旧例秘密上呈，不得群体到殿门请求面见。可是伏阙上疏，难道不是旧例吗？如今突然断绝这种做法，那么国家再遇到大事，谁还敢一同进言？况且孔道辅、范仲淹端正敢言，素来被奸邪之人忌恨；如果因为进言而贬黜他们，恐怕奸邪之人就会得志而飞扬跋扈，正直之士则会看风向而逃窜潜伏。过去唐代阳城、王仲舒伏阙为陆贽洗雪罪名，崔元亮叩击殿阶为宋申锡申理冤屈，当时都受到称赞。如今陛下还不忍心废黜并放逐皇后，而两府却列状议论要把她降为妃子，谏官、御史难道敢废弃伏阙进言的旧事而默默不语吗？陛下深思孔道辅等人的意见，他们究竟是在结党阿附，还是忠诚正直？希望陛下裁断并宽赦他们。【明道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论述废后有几件绝对不可为之事　段少连 臣听说，高明纯粹、凝聚德性而没有缺失，是上天的常道。然而妖气和灾气遮蔽，明暗偶有失常，不过是阴阳失调罢了。象征上天德性的，是君主的本体；调理阴阳，是臣下的职责。陛下秉持纯一的德性，君临万方，凡有生命之类，没有不浸润于德泽之中。然而妖气和灾气遮蔽光明，偶然造成明暗失常，使圣德受到牵累，是因为大臣贪恋俸禄而不进谏，小臣畏惧获罪而不敢发言。臣是什么人，竟敢进献狂妄浅陋的话呢？实在是因为怀有爱戴君主的心，私下痛惜陛下具备仁圣的全部美德，却缺少刚直敢言的良辅；因而形成不能忍受的愤懑，又考察到祸患并不遥远、应当及时挽回。臣因此披露肝胆、倾吐真情，为陛下澄清妖气灾气和遮蔽圣德的牵累。《易经》说：“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庭之道就端正了；家庭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诗经》说：“先端正自己的妻子，以治理家庭和国家。”既然如此，君临天下、修明教化根本的人，必定要从宫内做起，再以此端正外部。前些时候，两府大臣忽然在傍晚出宫，民间喧传皇后被责罚而入道了。又传说皇后被降为妃，离开了宫廷。臣与孔道辅等人都任言职，认为皇后母仪万方，如果不是有重大过错而轻易动摇她的地位，风俗教化就会衰败。何况听说入道、降妃的议论，是从臣下那里提出的。况且妃后有罪，出宫时要告祭宗庙，被废时就降为庶人。哪有不向天下昭示、不告知祖宗，却暗中实行臣下意见的道理？况且皇后因小过被降为妃，那么臣下的妇人有小过，也应当降为妾了。近来臣等抗章请求面见，陛下却没有防备而赐召，难道不是奸邪之人离间陛下吗？臣等到中书时，执政大臣详细说皇后有嫉妒猜忌的行为，起初议论让她入道，最后降为妃；又说有人上密封奏章，担心皇后对圣躬不利，所以修筑高墙，把她安置在别馆。臣等详细陈述朝廷内外的议论，认为此事不可行，希望陛下赶快下达明确诏书，恢复皇后的中宫位号，以安定民心。第二天诏书下来，却说中宫有过失，掖廷都已查知，只是特意表示宽容，没有实行废黜，把她安置在别馆，使她自行反省修身，日常供给一切照旧。臣不知道把她黜置别馆，究竟仍是皇后，还是妃？诏书没有说明，凭什么取得信任？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立皇后已经超过十二年，而辅臣仓促提出降黜的意见，致使圣听受到迷惑，士大夫又因循沉默，没有人敢替陛下进言。臣所谓阴气和灾气遮蔽圣德，大概正是因为臣等失职。皇后之事有两件极不可动摇的大道理，执政大臣难道独独没有想到吗？况且内外臣僚，直到外戚亲属，都萌生了觊觎之心：有的进献女子，希望被选纳；有的巧于迎合以求宠爱，结交宫中援助。这样就会使陛下迷惑于女色而扰乱纪纲；纪纲一乱，变故便会发生，社稷还能安宁吗？《易经》说：“三人同行，就会减损一人；一人独行，就能得到朋友。”这就是第一件大不可之事。陛下所作所为应成为万世法则，如果因为后宫争宠便废掉皇后，那么将怎样写入史册、示给子孙？况且自祖宗以来，从未有过废后的事。《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明他们的德行。”这就是第二件大不可之事。臣私下担心奸佞之人会拿汉武帝幽禁陈皇后的故事来谄媚迷惑陛下。况且汉武帝是骄奢淫逸的君主，本来就不值得继承他的做法；身为人臣，应当使君主成为尧舜，难道应当使君主成为汉武帝吗？如今皇后被安置在别馆，一定会恐惧而自我反省；况且陛下仁慈宽恕的德行施于天下，难道唯独不能施于中宫吗？古人说：“一个人独自面对墙角，满堂人都会因此不快乐。”如今四方遭遇凶年，百姓正有忧愁叹息，又听说中宫被幽禁废置，哪里只是满堂不快乐而已呢？希望陛下下诏让皇后回宫，恢复她的位号，杜绝非议和离间，像从前一样对待她。这样天地就会各得其正，阴阳就会调和，人与神都共同欢悦，岂不是美事吗？陛下如果被奸邪大臣阻挠，不采纳小臣的意见，臣恐怕高宗王后的冤屈一定会在后世显现，宫闱失正所造成的祸乱也难以预料于将来，惟愿圣明神智的陛下对此加以思虑。【明道二年十二月上奏】上奏仁宗，论废嫡后、驱逐谏臣范仲淹。

译臣听说右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为上章进谏废后的事，被贬为睦州通判，并派人押送出城。臣不胜惊骇，恐怕陛下是在仓促之间行事，尚未充分思考，因而冒犯天威，触犯斧钺之诛，斗胆陈述一番愚诚，惟愿陛下裁察。皇后自从居于中宫，未听说有什么过失，陛下却忽然将她废斥，舆论因此沸腾。从太祖、太宗、真宗治理国家以来，共七十年，从未有过这种事。陛下身为祖宗的子孙，不能遵循祖考的训诫，却竟有废后之举。治理家庭尚且不能遵循正道，又怎么治理天下呢？范仲淹身为谏官，所以极力进谏，正是他的职责。陛下为什么要治他的罪？即使他的谏言不恰当，也应当包容忍耐，以招致谏诤，何况范仲淹所进的谏言大大符合亿万人的心愿。陛下又放纵个人的愤怒，不顾公共议论，取笑于四方，臣实在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从前庄宪临朝听政时，陛下受其制约，处境十分危弱；但庄宪不敢实行武后的旧事，是依赖一两位忠臣救护防范，使庄宪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陛下才能保住帝位，这实在是忠臣的力量。如今陛下刚刚获得暂时安宁，竟然忘记往日的忠臣，罗织罪名而斥逐他们。陛下以万乘之尊，即使废掉一个妇人，表面看是小事，但所损害的体统却极其重大。把废后说成家事、因而不听外臣意见，这是唐代奸臣许敬宗、李世勣谄媚奸佞的说辞，陛下何必拿它作为法则？陛下如果一定要废后，只是不接受进谏也就罢了，何必再加以责罚，使自己的过错更加严重？如今平民百姓之家，即使要休弃妻子，也必须告诉父母，得到父母允许后才敢休妻。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庄宪太后的陵墓刚刚完工，坟土还没有干，就因色欲之心废黜皇后，却不告知宗庙，这是不敬父母。如今陛下做一件事而得到两项过错：对天下废掉无罪的皇后，这是第一项；驱逐忠臣，这是第二项。这两件事都不是太平时代所应有的行为，臣实在为此痛惜。庄宪太后临朝时，因为刘从德所得恩典过重，台谏官曹修古等四人联名上章极力进谏，庄宪大怒，陛下不得已将这四人贬谪，但内心很舍不得他们离去。庄宪太后一离开，陛下立即下诏召回他们，优厚地给予恩典和奖赏，重新让他们任职宪省；曹修古虽已去世，也厚加赠典。这样做，是因为陛下怜惜他们忠诚刚直，不顾祸患。如今范仲淹所进的谏言，又比曹修古等人的陈奏更为恳切；曹修古等人后来得到起用，范仲淹却被贬弃，陛下前后对待他们的差别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况且范仲淹因忠诚正直而不屈，庄宪太后临朝时，他议论冬至朝会之事，正是为了端正君臣名分。陛下因此亲自提拔任用他；他既然列于谏官之中，陛下又曾多次宣谕，大小事情都必须进谏，不得有所隐瞒。这说明陛下希望听到过失，即使古代最圣明的君主也没有超过这一点。如今范仲淹听到过失便进谏，本来正符合陛下宣谕的意旨，却反而遭受祸患，这是陛下诱使他进谏后又陷害他。从今以后，陛下还凭什么来驱使臣下？即使天天加以宣谕，谏臣把范仲淹作为鉴戒，也一定不会再相信了。谏臣不进谏，绝不是朝廷的福气。如今百官所做的事，不过各守一司一局，即使才能平常的人也能做到，这些事情容易办理。像范仲淹这样的人，才是臣下难以做到的。现在办理一司一局事务的人，都坐享升迁，立即身居显要之位；范仲淹却不惜性命为陛下议论政事，反而被远调外郡。臣恐怕百官因此都只求做容易做的事，而不肯做困难的事。陛下一旦遇到难办的事情，不知还有谁替陛下办理？身居谏官的人务必要敢于直斥过失，这才称得上称职；含糊退避就是失职。如今因循沉默的人已经身居显要，敢于直谏的人却还处在闲散之地。如果真是这样，不如废除谏官；如果不愿废除，那么因循沉默的人可以贬黜，敢于直谏的人可以任用。请陛下赶快设法处理。如今天下遭逢灾荒，盗贼遍地，国家财用空虚，人心惶恐不安，奸雄看到这种情形，已经产生了窥伺觊觎之心。陛下应当战战兢兢、日夜警惕，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每天同臣僚讲论安定天下的计策，还恐怕来不及；却反而亲自制造不安，废掉嫡后，驱逐谏臣，使这种丑声传到四方。奸雄知道陛下不接受谏臣意见、朝政不能振作，就会更加高兴，认为朝廷内外都已混乱，形势彼此相应，必然会发生变故。臣一想到这里，便心寒骨战；这是一种自然的征兆，绝不是臣的臆测。希望陛下审慎思考，明察此事。废后之事既已实行，即使还不能悔过，臣仍希望陛下赶快追回范仲淹，恢复他的谏职，减去两项过错中的一项；这样或许可以使进谏的道路不至断绝，使朝纲重新振作，让奸雄无法窥测陛下的深浅，这就是社稷的庆幸。【明道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范仲淹任将作监丞，到睦州后上谢表，谈到废后之事。臣前些天听说中宫动摇，外间议论喧腾；因为中宫是宫禁中德教的尊位，不是小事可以废掉的；又是主持宗庙祭祀的主位，不是有大过失不能迁移。起初听到让皇后入道的说法，臣便立即上密封奏章，请求停止这项诏告；后来又听到降为妃的说法，臣等便一同伏在宫门前进谏，希望挽回皇上的心意。议论正在改变，言辞也反复变化。臣并非不知道触犯皇帝威严会招致粉身碎骨之祸，违逆天威会遭受雷霆般的诛罚；但道理既然应当进言，即使死也没有什么可逃避的。臣考察以往废后的朝代，从未因此得到福祉。汉武帝因巫蛊之事发生，仓促废掉陈皇后，宫中被杀三百多人；后来巫蛊之灾又蔓延到太子。到宣帝时，霍光的妻子杀害许皇后，拥立自己的女儿，霍氏由此获罪，很快被诛灭全族。汉成帝以许皇后诅咒之罪废掉她，便立赵飞燕姐妹，嫉妒比以前更甚，后宫嫔妃所生的子嗣几乎都遭到杀害。到了哀帝时，审理此事的人也都自杀，西汉的国运由此倾覆。魏文帝宠爱并立虢妃，虢妃进谗杀死甄皇后，使她披散头发、口中塞物而葬，最终招来报应的灾祸。唐高宗因王皇后没有儿子而废后，因武昭仪有儿子而立她为后，后来竟摧毁宗室，形成窃取帝号的妖孽。这些事都说明，宠爱衰减就容易动摇，宠爱深厚就容易被立为后。臣考虑到祸患的根源和征兆，言辞才这样急切直率。臣请求保留皇后的位号，让她暂时安居别宫，另选一两位年长而有德的夫人，早晚劝导她、从旁辅助她；等她迁善悔过后，再让她回到宫中，以杜绝朝廷内外的觊觎之心，保全陛下始终如一的圣德。考察范仲淹当日的奏疏，世上没有流传的本子，所以附见于他的谢表之后。】上奏哲宗，论瑶华之狱不应交给宦官办理。陈次升

译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皇后孟氏受到旁门邪说的迷惑，暗中使用媚道；等到查究验证，证据已经十分明确，陛下便以大义裁断，不牵累私恩，奉行两宫太后的慈训，将皇后孟氏废为华阳教主，并下诏告知朝廷内外。诏命下达的当天，士人和百姓都惶恐疑惑，认为皇后并没有可以废黜的罪过，陛下却废掉了她，大家都为此叹息、惋惜，实在令人感慨。大概是因为这件狱案没有交给有司审理，虽然听说追查了证据，但事情的经过很秘密，朝臣尚且没有预先听闻，士人百姓惶惑不解，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臣私下认为，皇后的废立，事体极其重大，不像臣下因一句话或一次过失就被废黜驱逐那样，不足以深切忧虑。自古以来推问审理狱讼，都交给外庭，从没有在宫禁内部自行裁定高下、交给宦官办理的。陛下所能看到的不过是案牍文书，哪里知道案情和罪责究竟是真是假？万一造成冤枉滥刑，岂不被天下和后世讥笑？臣希望陛下亲自选拔在朝侍从，或者选台谏官中公正而不阿附的人，专门设置制院，另行推问勘验，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实情。如果皇后的罪确实不可容忍，即使废掉她本人也自然无话可说；如今案件不经有司审理，而由宦官办成，天下人心不能没有疑虑。恭请圣上慈悲，特地下达睿明裁决施行。【绍圣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追还并停止册立贤妃刘氏的礼仪，另行选立贤良家族的女子。邹浩 臣听说《礼记》说：“天子和皇后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阴与阳一样，是相互配合才能成就的。”天子治理阳道，皇后主持阴德；天子处理外朝政务，皇后管理内宫事务。既然立皇后来配合天子，怎么能不谨慎？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亲，所要立的却是贤妃刘氏，一时之间，公议无不疑惑。实在是因为国家有仁宗皇帝的旧例，不能不遵循。郭皇后与美人尚氏争宠而获罪，仁宗既废郭皇后，紧接着也斥退美人尚氏，以此表明公正。到立皇后时，便不从妃嫔中选择，而一定从贵族中选立慈圣光献皇后；这是为了远离嫌疑，也是为天下万世树立法则。陛下因罪废掉孟氏，与废郭氏实在没有不同。然而孟氏的罪过从未交给外朝共同审理，她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本来就无法知道。她究竟是不是没有与贤妃争宠却获罪？世人同样无法知道。如果她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就应当连美人一起斥退以示公正，这里本有仁宗的旧例；如果她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就不应从妃嫔中立后以远离嫌疑，这里也有仁宗的旧例。这两种情形必有一种成立，无法逃避。况且孟氏刚被废掉时，天下人谁不怀疑贤妃一定会被立为皇后？等读到诏书中有“另选贤良家族”的话，又听说陛下临朝时感慨叹息，认为废后是国家的不幸；再看到宗景请求立妾，陛下因他轻率扰乱名分而发怒，重重加以谴责，于是天下人才释然，不再怀疑陛下有意立贤妃为后。如今果然要立她，那么天下人对陛下的期望，全都不会再相信了。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传示万世，免不了上累圣德，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他们在葵丘盟书中尚且说“不要把妾立为妻”，何况陛下圣明远在三王之上，怎么可以忽略这一点？万一从今以后士大夫有人以妾为妻，臣僚纠劾上报，陛下将怎样处置？不治理，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国家无法维持；治理它，又会形成上行下效，难以责罚别人。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名分不正最终使百姓无所措手足，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尤其不能不察看这一点。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性仁慈孝顺，追承先帝的谋略功业，唯恐有一丝一毫不合先帝的心意。然而先帝在位时，做事总以二帝三王为法，斥责两汉以来的君主而不取其做法。如今陛下却引用汉代以来有、而五霸都不肯做的事情来自相比，这难道是先帝的心意吗？这难道是继承先志、述行先业所应当做的吗？这更是公议所不能理解的。臣看白麻诏书中反复说的，无非是称贤妃有儿子，以及引用永平、祥符年间立皇后的事，作为此次咨询的旧例。臣请求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果说有儿子就可以立为皇后，那么永平年间的贵人马氏本来没有儿子；之所以立她为后，是因为她的德行冠绝后宫。祥符年间的德妃刘氏也没有儿子；之所以立她为后，是因为她出自钟英甲等的贵族家族。何况贵人马氏确实是马援的女儿，德妃刘氏被立时，又没有废后的嫌疑。她们与贤妃的情形大不相同。如果说贤妃的德行冠绝后宫，也像贵人马氏；出自显赫家族，也像德妃刘氏，那么为什么不在孟氏因罪被废之初，就依照立慈圣光献皇后的旧例立即立她为后？一定要拖延四年等到今天，究竟是什么用意呢？一定要靠这件事向天下表明，天下果真会相信吗？臣又听说，前些年冬至到景灵宫祭祀时，贤妃确实随驾前往；当天雷声响起，变化十分异常。如今宣布立后诏书之后，大雨连日不断，随后又下冰雹；自从向天地、宗庙、社稷告祭以来，阴雨仍不停止，以至于惊动人心，上天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陛下奉事上天十分谨慎，敬畏上天也达到极点，尤其应当思考是什么事情感动上天而导致这些现象。考察人事既是如此，寻求天意又是这样，怎么能不留心圣虑？成汤是圣明君主，仲虺不称说他没有过错，却称赞他改过而不吝惜；高宗是贤明君主，傅说不告诫他拒绝进谏，反而告诫他听从谏言。那么，圣明的臣子即使极其愚昧，也不值得与古代相比。进谏的人常常想到唐太宗尚且有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的臣子，何况对于像陛下这样圣明、完全可以成为尧舜的君主，难道还能亲眼见到错误而不进言吗？因此臣不敢爱惜自身，冒犯天威，希望报答陛下亲自知遇和防护天恩的万分之一，这片微薄的赤诚之心全都在这里了。惟愿陛下俯身听从而改正，不把改过看作吝惜，那么万世之后人们歌颂陛下的圣明，也将超过成汤、高宗，岂不是美事吗？恭请圣上慈悲，深切地下诏采纳，不要认为一时改变命令是很难的，而要把万世的公议看作值得敬畏的事情，追还并停止册立礼仪，另选贤良家族的女子，依照原诏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上答天意，下慰人心，为宗庙社稷谋求长久之计，臣不胜庆幸。【元符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二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帝系门 嫔御 上奏仁宗，请求端正宫中秩序　　　　厐籍 臣上月十一日曾上密封奏章，因内侍韩从礼等传达美人尚氏的教令，命开封府释放工匠单庆等六人原本承担的差遣之事，请求特地下令，一概听凭有关部门依法裁断。韩从礼等人的行为以及诏令下达各司，从今以后宫闱中的教令都不得施行。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谁不欢欣快意？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英明决断，实在是九庙无穷的福祉、四海长久安宁的福气。臣愚昧，还希望陛下使宫中上下各有秩序，不要因恩宠暗中开启祸患的阶梯，不要侵蚀耗费金珠而逐渐困乏国力，不要通过私下请托扰乱政务，不要放纵外戚干犯法令；这样上可增益圣德，次可整肃朝纲，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景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开封府判官。】上奏仁宗，论宫禁五件事　　　　孙沔 臣听说虞舜治理家庭，能够容纳尧的两个女儿；周文王刑罚简少，却能治理国家。周南诗篇歌咏《关雎》的德行，孔子删定《诗经》，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鲁国史书先记载元妃，以此开端；左丘明据实直书，作为十二位鲁公纪年的开始。《易经》以“风自火出”为《家人》卦的象，意思是号令施行于外，必须由内在的端正而彰明；如果没有像风火一样严厉的威势，就难以整肃家庭。礼书说：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整齐；家庭整齐了，国家就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太平。王政的根本就建立在这里。由此可知，先圣害怕亲昵私情造成祸患，所以为后世树立教训。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仁厚广大，明达照临，喜爱善行而不厌倦，听从谏言而不违逆，继承三朝的谋略训诫，亲自承担万机政务的忧劳，因忙于政事而晚食，这种心念已经将近二十年；即使古代圣明帝王尽心行事，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如今朝廷没有专权的大臣，陛下也没有失道的事情，然而阴阳还未调和，灾异仍不断出现，法令不能施行，恩威不能彰显，难道是治理内宫的方法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吗？臣不想迂远地援引古代来作比喻，只愿把亲自听闻和见到的五件事陈述出来。如果因进言获罪，正是臣的职责。臣恭敬地认为，中宫居于正位，德行配合至尊，主管后宫教化，是天下妇女的母亲。三妃、九嫔、世妇、御妻，职位上下分别统属，不得僭越差错，这是百世不变的原则。自景祐年以来，宫中宠妃先后三次被黜，两次冒犯皇帝，事情大概都是从隐微处开始，因恩遇超过限度而发展；身份尊贵便性情强悍，福分达到极点便产生祸患。退居屏处之后，僭越的旧迹又接连出现；如果不建立严格制度，臣私下恐怕祸患的根苗会逐渐滋长。昨天看到上元佳节，内廷出游，美人、才人大多不随从，车盖飞驰遮蔽日光，车辆往来声势震天，各自崇尚华丽的仪卫，分道争行，众人都看在眼里，竟与皇后并列。这不是向外界示范、垂为典范的做法。臣请求今后贵品嫔御等都修整完备礼节，戒约奢侈，平时随皇后出入，不得各自排列仪卫，擅自夸耀逾越。还请求选择一两位端庄严肃、身份尊贵的夫人，立为宫师，以辅佐内宫规范；这样或许能使上下有别，朝廷内外不受迷惑。臣私下认为，宫政机构的设置，应先充实内职；尚书、侍御、司记、典言等一百二十人，便算完备。因此先朝的编制中，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只到一千零二十贯，都有纪律约束，并不十分奢侈充盈。如今听说人数增加了十倍，已经超过二三千人；俸禄增加十倍，有的达到二十万贯；私自供养的宫女数量又超过这个数。各司供给和账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年之中费用该有多么无度，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节俭的做法。臣请求索取宫中各院宫人以及私身养女的总数，呈报陛下裁决；如果不是供游幸使用的地方，应当检核实际需要的人数，酌量留下，其余放回本家，任凭她们选择去留，并按现有人数把供给减去一半。这样可以消除宫中幽闭空耗之气，也可以节省国库的费用。臣私下认为，内侍的职务最为亲近，负责传达国命、出纳王言；即使常常加以抑制，尚且有时越级凌驾。如今升迁不到一年，赏赐没有一天间断，高大宅第连成街坊，名园相接，玉帛充满后房，丝竹声传到别院；官位尊贵、俸禄优厚，职权重大、人员众多，如果不制定仪制，臣恐怕他们会因宠荣而过于亢盛。臣请求御药院依旧只使用二员；御带、押班、都知，也请求选择谨慎稳重、公正严肃、勤勉自持而且过去有能力的人充任，三年升迁一次，不许越次改转；没有子嗣的人，命令他收养一名儿子。这样宫中就不会有长期显贵的人，下面也有进身的道路，同时还是一代长久的制度。臣私下认为，宫禁如勾陈九重，华盖护卫万乘，宫墙直达太紫庭，仪态庄严如云龙；不深严就不能显示尊贵，不禁戒就不能完备防守。擅自闯入就抵罪，误入也要伏诛，使宫内的话不传到宫门之外，宫外的话不进入宫门之内，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限制内外往来。如今皇帝的起居言语，众人没有不知道的；帷帐之内的宴饮游乐，外面没有不传闻的；内降的斜封诏书，平坦得像道路一样流通；免除刑罚、求取赏赐，响应得如同神灵。这些都是由于左右近侍成为内外出入的通道，近臣中颇有邪曲之人，能够窥伺动静、迎合上意、巧妙地说中所好，往往都采用这种方法。如果不及早辨别、防微杜渐，臣私下恐怕会助长奸邪而忽然发生变故。臣请求凡应当入内以及听候召唤的内侍，都使用五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人；各宫院的宦官必须限定为七十岁以上，并分别确定轮班次序，上下人员不得混杂出入；还命令内东门司专门负责防守检查。那些暗中侍候的俳优，以及公主宫院中负责挑担的官员，都放回原来的营所；所有宫中道场，也请求今后一概禁止。这样整肃宫廷，足以使史册增光。臣私下认为，天子所需用的财物，年终也不必限制，这是天下的财物，天子使用，有司不应吝惜。但如果出纳不谨慎、支费不节制，怎么能容许奸弊而不追究其祸害？如今凭御宝文书，经过内东门的劄子，从各库取用犀角、玉器、金银、钱帛，一年达到三百多万贯；只要有“入内”的名义，却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数目既多，无法全部记载。近来听说胥吏伪造文书取库金三十两而被依法治罪；况且御宝是宫禁内部掌管的，外人凭什么能够诈骗取得？臣私下恐怕前后妄自使用御宝的，不只是这一个胥吏。

译请求派遣不涉及有关公事、而有才干能力的臣僚设置专门机构，把宝元年以后涉及御宝的凭由、以及内东门劄子调取左藏库等处金银、犀玉、钱帛的大宗数目，连同账簿和谢恩表状，编造成册；内藏库也把宝元年以后宫中支用金宝、钱帛的总数逐项核查。这样就能看出无边的费用和长期积累的欺弊。还请求今后各宫阁凡有取索物品发出时，凭由、劄子先下达内侍省，由都知入内复奏，然后登记造簿，抄送轮班人员，再会签正式文书下达各库藏，方可支取官物，不得直接索取；或者另行设置关防。这样既能节制、减少用度，也是长久的利益。这五件事，确实是政教的本源、太平盛世的根基。中宫端正，内宰的制度就能施行于六宫，受宠嬖幸的人也不敢冒犯皇上；宫禁严密，宫门以内的事情就不会成为众人谈资，外廷也不会结成朋党；宫人不减，费用就会供应不足，幽闭失意之人的怨气就会感动阴阳而造成灾气；内侍不受约束，威权就不能统一，会因引荐而招来邪佞之徒；御宝不严、财货不核计，盗窃欺诈和公然取用就会毫无顾忌。唉！恩情能够压倒威严，亲昵能够消解正道，甜言媚色使人违背自己的志向，迎合意旨、事先希求恩宠就会败坏政事；仁爱渐深，难以忍心决断，这不是达到至圣至明的境界就无法避免的啊。恭请皇帝陛下以公道控制私情，使日月的光辉更加明盛，发出雷霆般的威严；不要让柔媚之情干扰圣明，不要让宠爱幸遇违背道义而得不到决断。这样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尚书》说：“威严胜过私爱，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 《易经》说：“把事情宣告于王庭，是以刚决断柔。”《左传》说：“心里有欲望，怎么能刚强？如果不运用上天所赋予的刚健中正之德，在处理政事时就很困难。”如今昊贼侵扰西部边境，关于攻守之策，臣不敢进一言，大概是儒者不懂军事，不能预先妄言。若大臣尽心尽力、各位将领奉命效死，恐怕也还不至于成为大患。手足的疾病侵入皮肤，积聚成疮疡，即使发作于手指掌心，也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害；心腹的疾病逼近膏肓，郁结成痈疽，溃烂到头目，就不能仓促救治了。这五件事如果安排得当，就会有无穷的福祉；如果因循不办，恐怕会成为不可预测的忧患。脚下踩到秋霜，最终会结成坚冰；薪柴积聚多了，火灾就会发生，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只应在尚未令人怀疑时就加以防范，实行时唯恐来不及，行动不能错失时机，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这才是百世的利益、各方的幸运。这些都是陛下的家事，不是臣下所能涉及的。至于政教纲纪还没有振举，辅弼大臣的心志德行还没有一致，朋党中的是非邪正还没有分辨，身居职位者的贤愚还没有辨明，起用贤人比使死者复生还难，罢黜奸佞比拔山还难，法令被亲恩扰乱，赏赐流于滥施，这难道不是根株和萌芽已经长在宫内，却还没有施加斧斤砍伐吗？如果圣人能对此稍加思虑，那么各项事务自然会归于正道。具体条例和各项名目，等待陛下明察听取；其中的详细主张，臣改日再向陛下陈述。臣向来并不博学多识，只是竭尽愚诚，并非遍加诋毁群臣，也不是专门攻击皇上的德行。只是担心言辞过于直切会招致怨恨，凭借权贵也不能保全自身，反而给老母留下忧患。至于侍奉君主的心意，臣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恭请陛下在早晚政务之余，再赐以详览，臣幸甚。【庆历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禁止宫人出入　　孙沔 臣恭敬地看到，芳林园南宅安放故豫王灵柩，到三月初三日才举行攒殡，宫中各项祭奠慰问礼仪已经完毕。如今却看见大内车辆车盖早晚出入往来，不完全合乎哀痛悲戚之情，颇有结伴游乐的便利。道路上窥伺的人多，仆役车夫喧哗，禁军放纵欲望，严厉呵斥宫人，难以查察，实在隐秘而危险，也

译应当防微杜渐。臣恐怕奸细乘机发动惊骇之事；人们所忽视的地方，事情可能难以预料。臣料想陛下内心悲痛迫切，周密思考尚未顾及此事。臣忝任掌管耳目视听的职务，必须上报所闻，因此请求陛下下令：故豫王本宫的宫人，留在那里早晚侍候祭奠；其余人员一律停止出入，不得擅自出来，这样实在有利。【庆历元年二月上奏。】上奏仁宗，论美人张氏的恩宠应当加以节制。欧阳修 臣近来听到传闻，宫中因为皇女出生，从左藏库取出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正在大雪严寒之际敲开冰层取水，染制绸缎供应，十分辛苦。臣思量陛下恭谨节俭、勤劳爱民、忧虑国家，像这样劳累百姓而徒然耗费财物的事情，陛下必定不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传，都说如今染制绸缎仍未停止。臣又看到近日宫中降下诏令，给美人张氏恩泽，她的亲戚所受恩遇过于频繁。臣忝任谏官，每当听到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必须竭力进言，不能逃避天谴。臣私下看到，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御，如果能够谨慎节俭、柔顺善良、不求额外恩泽，就可以长久保全君主的宠爱；有的放纵心意、骄横奢侈、过多求取恩泽，最终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就当前宫禁中的近事来说。陛下近年宠爱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的人，她们受宠之时骄奢任性，陛下没有及早裁抑，等到恩宠满溢，如今她们都在哪里？况且听说张氏本是良家女子，昨天刚从脩婉升为美人，朝廷内外都已知道，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够长久保全宠爱。如今宫中一旦取用物品骤然增多，恩泽日益扩大，渐渐形成奢侈的事，便会招来外界非议。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惜保全张氏，还是想纵容她而使她败坏？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常常使她谦逊节俭，不至于骄纵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必定不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但这终究是白白耗费财物，内外众人都因此讥议，最后由陛下自己承担后果。这样说来，广泛散发又有什么好处？昨天正月初一，曹氏被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被封为郡君，四五天之间两次受封。又听说另有内降诏令，应当是疏远的亲戚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子女而显贵，本来可以；但名分也不能过分，其他疏远亲戚都可以减免罢止。臣认为，张氏未入宫以前，那些疏远亲戚各自在哪里？如今张氏富贵了，何必广泛施恩给闲杂之人，自己招来诽谤议论，连累圣德？即使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况且此事不只是关系张氏，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应当竭力进言，恭请圣上慈悲，防微杜渐，及早加以裁减。【庆历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上奏仁宗，论以御宝白制任命女御为才人。范师道 臣听说礼制用来节制感情，义理用来压倒私爱；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才能做到。近来因为宫人人数太多而放出她们，这是盛大的德政。然而有些事情关系风俗教化和国家治乱的大局，却没有得到重视，臣斗胆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各宫阁的女御，因为周董抚育公主，以及御宝、白制的任命，都一并升为才人；任命诰书不是由中书省发出，而宫中企求升迁的人却很多。周董升迁可以理解，女御凭什么名义升迁呢？才人的品秩已经很高，古代有确定员额，唐代制度也只限七人。祖宗朝宫中供给侍奉的人不过二三百人，列入五品的没有几个。如果各宫阁的人都升迁，就再也没有员额限制了。外界不能详细知道内情，只会认为陛下宠幸过度、恩泽没有节制。妇女和小人的性情相同，宠幸过度就会产生轻慢之心，恩泽没有节制就会生出无厌之怨。驾驭她们不能不遵循正道。况且用度过于繁多，索取过于广泛，一个才人的俸禄，每月相当于中等人家一百户的赋税，平时和年节的赏赐还不包

译括在内。何况诰命的发布不由有司办理，难道是盛世应有的事情吗？臣恐怕斜封、墨敕又会在今天出现。【嘉祐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后宫等级　　　　司马光

译臣听说王道教化的兴起，始于闺门，所以《易经》以乾坤为根本，《诗经》以《关雎》开篇。前代都选择良家女子充入后宫，位号等级各有确定的员额。祖宗时期，宫中还有公卿大夫的女儿；她们初入宫时，都必须是十二三岁以下，且由医工诊视，防范禁令十分严格。近些年来，颇为毁坏旧制，宫中地位低下的人争相置办私身女子，等级逐渐增多，再没有限度；监司还督促牙人，使他们雇买女子，前后相接，从未暂时停止，以致军营、市井、下层民间的妇女混杂其中，无法辨识。这些人安置在宫中，怎么能说合适？臣常想到此事，愤懑惋惜不能自胜。如今陛下刚即位，各项制度都要更新，嫔嫱的官职也都空缺而未完备。臣认为正应趁此时制定制度，依照古礼办理，使后宫人员共同遵守等级和防范制度；人数不足时，暂且空缺员额，人数足够后，不得再增加。凡是初次入宫的，都应当是年幼而尚未婚配的女子；如果要选乳母，也必须选择良家出身、性情品行和顺谨慎的人，才准入宫。把这套制度传给子孙，作为万世法则。这实在是治乱的根本、祸福的源头，不能因为是小事而忽略。【嘉祐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减少并放出宫人　　　　钱顗 臣恭敬地认为，历代圣明君主统御四海之初，必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来顺应人情，也必定竭尽至诚之心来感动天意。陛下继承大宝，忧劳于各项政务，有弊病必定革除，听到善言必定实行。然而阴阳仍未调和，灾异屡次出现，难道是圣明教化还有未能普遍施行的地方吗？臣私下思考，其中有一个方面：臣恭敬地听说，仁宗和英宗两朝之间，现有的宫人仍有很多幽闭在宫禁之中，难道没有怨恨隔绝的情绪来扰乱和气吗？臣恭请陛下特别牵挂圣心，慨然下诏，效法祖宗开宝、祥符年间的制度，酌量人数放出宫人，务必让她们各得便利，不再有长期幽闭的痛苦，得到顺遂天性的快乐。对上足以感动天意，对下足以顺应人情，圣明君主的美好典范，没有超过这件事的了。【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上奏神宗，请求废止十阁的制度　　　吕诲 臣私下听说，去年在京东征买黄金数万两，本路科率征取太过暴急，百姓很是怨恨。又听说广南新钱监允许买真珠运到京城，传闻将用来供应宫中十閤的用度。这大概是愚民无知，因听到民间议论而编造出这种说法，说陛下年富力强，祥禫之祭已经除去，将要接近声色之娱，逐渐追求闲适安逸；这种想法实在是他们的惑乱。臣由此知道，陛下聪明睿智，以天下为心，必不会把心思留在这些事情上。然而臣反复思考，天下有道时，庶人不会妄加议论；圣明兴盛的朝廷，不应使百姓这样议论，似乎也说明这种议论有引发的缘由，不可不加以防范。臣的职分在于承担言责，岂敢不为陛下一一陈说？臣听说宫禁中的职位本来各有班次秩序，设置十閤并非古代礼仪。有人说，仁宗晚年想广泛延续后嗣，因谄谀之言乘隙进说，事情于是形成。英宗即位后沿袭旧制，实际上是做了无益之事，反而损害有益之政。为什么呢？既然名为分閤，那么除嫔御的供具之外，还要设置官员管理，势必助长事势，动辄有逾越僭滥之处。况且礼制的设置，本来就是为了防微杜渐；如果从俭约开始制定制度，后来仍会流于奢侈。今日所作所为，实在关系到圣上的思虑。何况陛下尊奉两宫，与仁宗时的情形不同，又恐怕那些靠侥幸进用的臣子会逐渐陈说无益之计。臣愚昧，想请陛下深沉思虑，慎始虑终，临事斟酌时宜，俯察并完成三年之丧，首先罢除十閤之制。这样德音一经发布，人心自然喜悦。何况在举动之间，使人无法窥伺揣测，这岂只是成就一时的盛美，还将成为垂留万世的美誉光辉。臣区区的诚意，所希望的就是这些。【熙宁三年五月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请求放出内人景氏　　　　杨绘 臣私下听说，内人景氏曾在仁宗朝任御侍，后来放出宫嫁给许宗贤，近来已经获准离异，却又被召入宫中。臣私下认为，文武方面的政事，治理根本在于闺门；家庭成员相处的道理，也要从亲近细小之处修养。何况她已经出宫嫁人，怎么可以再次进入禁宫呢？伏请将她放出宫外，以平息舆论。【治平四年十月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请求增进德行、保爱圣身　　　　范祖禹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端庄肃穆、深沉静默，专心致志于学问。臣在经筵侍奉至今已有多年，陛下天性聪颖、闻见自明，圣德纯正丰厚，接见应对臣下，始终如一，从未稍有差失。这实在是上天眷顾保佑皇家、保育百姓，使宗庙社稷享有无穷福祉。臣恭敬地思念太祖皇帝开创华夏基业，栉风沐雨，削平僭乱，为子孙建立万世基业；传给太宗，直到真宗，终于达到太平。仁宗十三岁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安定国家，调护并防范圣性，因此在四十二年间，德泽深深扎根于百姓心中，天下至今仍思慕不忘。英宗从藩邸入继大统，四海之内同心爱戴。先帝励精图治，夙兴夜寐，亲自勤理万事，共十九年，不幸早早弃世。陛下当时年仅十岁，继承大位，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忧患危机纷至沓来，幸亏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劳地救济艰难，斥退凶邪，提拔忠良，诏令所到之处，百姓欢呼鼓舞。几年来，朝廷内外安宁，北狄、西戎无不顺从，这些全都是太皇太后的恩德。

译臣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来报答她。臣私下思量，陛下报答她，唯有增进德行、保爱自身罢了。陛下增进德行，就会成为太平盛世的君主，光大显扬祖宗的功业，发扬文母的教诲，使天下人都欣然说：“祖宗的德行、太皇太后的力量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这样岂只是上天和祖宗享受祭祀、保佑陛下，太皇太后也没有白费辛劳。陛下保爱自身，就不会有疾病，不会给太皇太后留下忧虑。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父母的忧虑，没有比子孙患病更为急切的；将来陛下有了子女，自然会明白。陛下如果不增进德行、不保爱自身，即使把四海九州的奉养都达到极致，也仍不足以称为孝。臣从今年秋天起听到外面的人说，陛下在后宫已经有所亲近宠幸。臣起初听到并不相信，但几个月以来，传闻越来越多，有人说已经有人怀孕将要生育。传言的兴起，必定有一定的缘由。臣实在极其愚昧，不能不感到疑惑，所以冒昧在事情发生之前恳切进言。陛下在内接受慈训，在外勤习圣学，正应当只敬畏地奉事天地，诚敬孝顺地奉祀宗庙，思念六位圣君的辛劳，念及帝业创立的艰难。四方百姓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注目倾耳，观察聆听陛下德业的光辉和声誉的隆盛，以此期待太平。陛下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今陛下尚未建立中宫，却先宠幸身边的人。喜好女色会损伤性命，太早在年少时伤害身体；血气尚未安定，尤其应当戒慎女色。古人说，人在年少时血气未定，如果先损伤根本，就会损害长寿的福分，所以君子对此戒慎。陛下今年十四岁，但生于十二月，实际上还只是十三岁，难道是亲近女色的时候吗？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的重任，守护祖宗传下的一百三十年基业，做亿万百姓的父母，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孟子说：“侍奉什么最为重大？侍奉父母最为重大。守护什么最为重大？守护自身最为重大。守护自身，是为了侍奉父母；爱惜自身，是为了爱护天下。”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二位太后的安危祸福都系于陛下一身，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中庸》说：“君子的道，根本建立在自身；没有先爱惜自身而能够进修大道的。”陛下正在向学问发展，亲自研习儒术，希望成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康那样的君主。尧、舜、禹、汤、文、武等君主，没有不是勤勉努力而成就功业的。过去先帝十五六岁时，在东宫讲学，一言一行，天下都传颂，因此多才多艺，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如今陛下的圣学还没有闻名天下，却先因贪恋欲望而闻名天下，这是臣最为忧虑的。陛下具有上圣的资质，就必须实行上圣的事业；拥有上圣的地位，就必须追求上圣的声名，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如今群臣的心意、万民的情感，正期望朝廷实现天圣以来的愿望，陛下只须以仁宗为法。祖宗传下的一百三十年天下，好像没有缺损的宝器；陛下若施行纯厚完备的德行，也会如同没有瑕疵的美玉。臣私下替陛下把它当作宝物，珍惜它、爱护它、看重它。陛下难道可以不爱惜圣体吗？臣听说仁宗在迎纳皇后以前，从未宠幸后宫，因此身体康健充实，在位最为长久。臣如今观察陛下气体怯弱，恐怕不能像仁宗少时那样，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前世的君主多经历世事，才能全面了解天下的情状。如今陛下生长于深宫，尚未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尚未见识人情的真伪，尚未熟悉国家政事，尚未读尽六经和圣人的言论，尚未看遍前世兴亡的鉴戒。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哪一样不涉及圣上的思虑？怎么可以不爱惜圣体呢？古人有话说：“后宫女色太盛，贤者就会隐退；奸佞之人掌权，进谏的大臣就会闭口。陛下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正应尊崇经术，亲近正直之士，崇尚朴素，屏除纷华，不应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从而开启小人的欲望。为什么呢？陛下如果喜好德行，贤人都会因此动心，想要帮助陛下增进德行、谋求天下安治，所以这对陛下有益；陛下如果喜好女色，小人都会因此动心，想要迎合陛下的欲望、谋求自身富贵，所以这对陛下有害。贤人进用，国家就治理；小人进用，国家就混乱，不可不谨慎。陛下对于这两者，究竟将选择哪一个呢？过去汉成帝在还是太子时，就因好色闻名；后来纵情享乐、欲望没有节制，最终成为使汉室昏乱的君主，汉朝基业也因成帝而败坏，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吗？唐太宗想纳郑仁基的女儿，魏征进谏后制止了这件事。唐宪宗时，教坊使声称奉密诏选取良家女子纳入禁中，李绛上疏，于是把她们全部送还。唐文宗去世后，李孝本的女儿入宫，魏謩进谏，立即将她送出。古代忠臣爱护君主，必定违逆君主的邪念，防止其嗜欲，把君主置于没有过失的地位，使天下没有人能够非议他。君主所爱护的，没有比自身更切要的；臣子所爱护的，也没有比君主自身更切要的。臣忝列劝讲之职，以辅导圣德为职责，怀有这种忧虑已经两三年，却没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以致陛下亲近声色的传闻已经流传到外面，这是臣的罪过。臣如今若不进言，将来陛下或许专意于声色，纲纪败坏混乱，政事荒疏偏废，使天下把陛下看作纵情享欲的君主，那么臣的罪责岂能承受？即使悔恨万分，又哪里来得及呢？伏望陛下察看臣的进言，专心一意，勉励强学，每日更新德业，不要有片刻放纵安逸。侍奉亲人就想到孝，日常居处就想到敬，举止行动就想到礼，祭祀就想到诚，衣服器用就想到俭，养育百姓就想到仁，使唤他人就想到恕，存心就想到道义，观看事物就想到正道，进食时就想到天下人的饥饿，穿衣时就想到天下人的寒冷。陛下每每想到这些，并且努力学习不止，就会以道德为华美，以仁义为美好，哪里还会被声色所动摇呢？只愿陛下抑制情欲，把爱护调养圣体放在首位，那么动植物等一切生灵都会得到福佑，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诚挚爱君之心。【元祐四年十二月上，当时任给事中、侍讲】上奏宣仁皇后，请求保卫防护圣体，范祖禹。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治理天下至今五年，天将亮便临朝听政，亲自裁决万事，所劳心竭力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宗、社稷和亿万人民，将来要把太平天下交付给皇帝。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忧劳天下之事，必先忧虑天下的根本；要爱护养育四方百姓，必须先爱护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就是天下的根本。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天下的安危系于君主一身，身体安康则天下安定；天下的治乱出于君主一心，内心端正则天下端正。想使天下安定，必须先使自身安稳；想使天下端正，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内心。这两件事，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也是长远的谋划。陛下在内保佑调养圣躬，安排防护起居；在外成就睿德，勉励皇帝增进学问。此前从未听说有丝毫过失，如今听到的却不同于从前。外间议论纷纷，都说皇帝已经亲近女色，后宫将有临产者。有见识的人听到后无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岁，实际上还只是十三岁。即使是拥有千金财产的人家，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尚且不肯让他亲近女色，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呢？陛下如果爱惜子孙，却不留意这件事，就不是爱惜子孙的办法。譬如美好的树木正在生长，正应当封土栽植、培土灌溉，等待它蔽日凌云；如果砍伤它的根，难道不是祸害吗？臣曾见司马光说，章献明肃太后保护仁宗皇帝，最有法度。仁宗即位以后，在尚未迎纳皇后以前，起居从不离开章献太后的卧室，因此圣体充实，在位年数长久。章献太后对仁宗的这项功劳最大。臣考察国史，仁宗还在襁褓中时，章献太后让章惠太后负责护视。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时，仁宗的起居饮食，章惠太后一定都陪伴在旁；这样保佑扶持，恩意周备。然而章惠太后保护仁宗，正是章献太后的安排。如今陛下临朝，每天处理万机；至于在身边护视皇帝的人，臣不知道是否有像章惠太后那样的人。如果还不能像章惠太后那样，陛下难道能不留意吗？陛下以朝廷政事责成宰相，以边疆事务责成将帅；君主的缺失，群臣的邪正，则责成谏官、御史；皇帝学问的进步，则责成讲读官。如果朝廷政事没有治理好，是宰相的罪过；边疆不得安宁，是将帅的罪过；君主有过失而无人知晓，群臣的邪正不能分辨，是谏官、御史的罪过；皇帝学问没有进步，是臣等的罪过。至于皇帝早晚起居的节制，以及嗜欲方面的事情，这是最切身的事，难道可以没有应当负责的人吗？陛下博览史册，透彻了解古今。古代帝王，哪有不因女色损害长寿福分的？只是受伤在太早，败坏在无节制罢了。想到这里，实在可以作为刻骨铭心的戒鉴。臣之所以不顾诛戮，也要为陛下说明此事。伏望陛下与皇太后、太妃详细讨论此事；这会损害圣德而无益于圣体，应当告诫敕令保傅，让他们以章惠太后为榜样。如今圣心已经有所知晓，即使不能防范于未成形之前，仍然可以制止它将要发生。等中宫建立以后，再逐渐扩大继嗣的途径，那么陛下也可以不必劳心思虑了。如今如果不知道止步节制，女色相互争相进献，数年以后，败坏德行、扰乱政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陛下即使想悔改，哪里还来得及呢？臣私下观察，皇帝天资纯粹，具有上圣的资质，年岁增长便应当德行日益进步，正应当向学问发展，以培养圣德功业。天下人伸长脖子，期待新的光辉；侧耳倾听，期待隆盛的声誉。聪明才智的开发、睿智思虑的深远，都系于十五六岁这个时期，不可错过。陛下如果一定希望皇帝身体康健强壮、德性成就，成为宗社无穷的福祉，那么没有什么比今天更为紧要。不应先因好色而闻名天下，使众人的期望落空。这就是臣诚挚忧虑而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只愿陛下深思远虑，察看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元祐四年十二月上】同上　　　　　　　　　范祖禹 臣本月二十七日到门下省，见到宰臣吕大防，他传达圣上的德音说：“二十四日当面奉承圣旨，两位谏议大夫以及臣所说的后宫御幸之事，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臣等听到的外间议论都是虚传。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没有赐予诛责，又特意宣谕，命臣详细说明。”臣又喜又惧，感情不能自持，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然而臣所说的，正是皇帝应当增进德行、爱惜自身之事，愿常常把它作为戒鉴。太皇太后保卫防护皇帝，使其身体安稳、内心端正，这是长远的思虑，也愿借此不要忘记。如今外间议论虽属虚传，却也足以作为事情发生以前的戒鉴。臣私下想到，皇帝具有上圣的资质，正在涵养德行、向学求进，培育仁义。臣在经筵左右侍奉，却听到道路上的传闻，实在心怀私忧，因此顾不得避嫌，不知忌讳，只因诚心发言，爱护君上而不敢逃避妄言之罪。凡事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可能是过虑；等到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即使这些话没有实际帮助，陛下也宁可接受事情尚未发生前的进言，不要使臣等留下来不及劝谏的悔恨。既然听到虚假传言，就把它当作真实的戒鉴，那么四海生灵以及动植物等都将永远蒙受福祉。臣承蒙宽宥罪过，实在无比恐惧而又庆幸。谨因圣旨命吕大防转告臣，合并具奏知悉。【元祐四年十二月上】上奏哲宗，再论增进德行、爱惜自身　　　　刘安世 臣从上月末起，听说圣旨暂时停止讲筵。当时临近龙兴节，臣以为将有宴飨，所以暂时停止临幸迩英殿，以举行庆贺礼仪。如今又过了半个月，并没有其他政事，也不是因为前一年大雪严寒而停止。臣久不得望见圣颜，已经对此有所疑惑。近来民间喧传禁中正在寻找乳母，臣私下认为陛下年纪尚轻，还没有迎纳皇后，纷华盛丽的爱好必定不能动摇深沉的圣心；虽然听到私下议论，却从未轻易相信。近日传闻的人越来越多，考察之下似乎颇有实际迹象。臣忝列言职，应当在事情渐成之时进谏。伏惟皇帝陛下受天赐予睿智圣明，继承大业；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顺，保佑扶持无所不至。天地之间，无不倾耳拭目，期待教化风俗。然而有人却说，陛下逐渐疏远先王的经典，渐渐亲近后庭的女宠。这种声名流传出去，实在损害圣德。过去尧接受天命，只把天下当作忧患，不敢把帝位当作快乐。成汤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这些事写在典籍中，万世传诵。皇帝陛下不可不勉励，太皇太后也不可不劝导。伏望圣慈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在清闲燕居时多次临幸经帷，仍引近臣与皇帝讲论。

译把前代治乱的要领、当今政事的适宜之处，全部让臣下尽情陈说，以帮助圣学；不要沉溺于所爱，而忘记应当戒惧的事情。天下幸甚。【元祐四年十二月上，当时任左谏议大夫】同前【系第二状】　　　　　　刘安世 臣本月二十七日，给事中范祖禹来到本省，秘密传达宰臣吕大防所听到的德音，告知臣所论后宫之事实际上从未有过。臣叩头接受命令，感激与欣喜交集。臣遍观前代君主，很少有不被声色所累的。至于亲近女色太早、宠幸没有节制，更会不能保固生命的根本、增益长寿的福分。圣贤的戒言，足以令人寒心。况且世俗人家略有百金财产，尚且知道爱护子孙，把他们作为继承后代的托付；何况本朝一百三十年的太平，以及六位圣君忧劳积累的世代基业，陛下继承而拥有，难道可以不自爱自重，为宗庙社稷作长久无穷的打算吗？臣误蒙圣恩，被提拔置于谏列，使陛下日新月异的德行还没有能够在四海大为彰显，而亲近女宠的毁谤却先传遍众人的口中。臣虽愚昧，也深深忧虑此事，所以不避谴责，在事情发生之前进献戒言。如果陛下确实从未做过，那么臣所说的仍不失为谏官的职责；如果陛下万一已经有过，那么臣的进言已经迟了，虽不敢逃避荒废职守的诛罚，但对于事情又能补救什么呢？只希望陛下爱惜自身、增进德行，留心学问，清净内心、减少欲望，增加并厚积福德根基。臣不胜诚挚爱君之至。【元祐四年十二月上，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内中车子争道、扰乱行列，苏轼。臣谨按：汉成帝到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郊祀，赵昭仪常随从乘坐属车。那时扬雄在承明殿待诏，作赋进献以讽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上来祝寿，却屏退玉女，拒绝虙妃。”这是说妇女不应参与斋戒祭祀之事。臣如今任职夏官，职责在于掌管卤簿。按照旧例，郊祀完成后，乘舆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由教坊钧容作乐，返回内宫，然后后妃之属才在途中迎接拜谒，这已经不合典礼。何况祭祀尚未完成，中宫、掖庭之人怎么能处在勾陈、豹尾之间呢？臣私下看到二圣尊崇奉行大祀，严肃恭敬、敬畏谨慎，远远超过古今，四方前来观看，无不悦服。如今车驾正在太庙住宿斋戒，内中车子却不避让仪仗卫队，争抢道路，扰乱行列。臣愚昧，私下恐怕会损害四方观瞻，所以不敢不奏报。乞请赐令约束，并请追问随行中负责此事的人员，依法施行。【元祐七年南郊，苏轼以兵部尚书任卤簿使，进上此奏】《宋名臣奏议》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十 宋代赵汝愚编 帝系门 皇太子上 上奏真宗，请求早日建立储闱　　　　田锡 臣私下看到，唐宪宗即位后，改元元和，至元和四年冬十月，登临宣政楼，册立皇太子。又查阅李绛《论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学士李绛等上言说：“古代圣明的先王把天下看作重大器物，知道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四海不能没有根本，所以立太子来辅佐自己，设置百司来分掌职务，然后人心大定，宗社长久安宁；这是有国家者不可改变的常道。陛下继承大宝至今已经四年，但储闱尚未建立，册立太子的典册礼仪也没有实行，这是开启觊觎之端，违背慎重谨严的道义，不是承奉宗庙、重视社稷的办法。”宪宗依照请求，下制命有关部门择日备礼册命。如今陛下自继承大位、改元以来已经五年了，储闱尚未建立，册立太子的典册也没有实行，难道不应忧虑觊觎之端，难道不应思考慎重谨严的道义吗？应当赶快以宗社永远安宁为谋划。【咸平元年上，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请求选择宗亲，试用他们担任职务 张述 臣听说，漆室的女子有忧虑国家的心，倚着栏杆叹息。臣在朝廷任职二十五年，却有一点忧虑，不能早早为陛下建立长远的防备，真是还不如漆室女子。臣实在忧虑此事。天下生民的性命，系于宗庙社稷的重任，而宗庙社稷又以继嗣为根本。普通男女有百金财产，尚且能预先谋划，把后事托付安排好，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建隆、乾德年间的臣子，谁不希望太祖皇帝享寿亿万年？端拱、天禧年间的臣子，他们的心愿也无不如此。然而天地有运行，日月有盈亏，阴阳的气数有盛有衰，气运到了极点就会回转，事情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这是事理的必然。艺祖把神器交给太宗，太宗传给真宗，真宗传给陛下。陛下承继三位圣君的事业，将它传至千万年，这才是孝。可是陛下年四十四岁，宗庙社稷的继承人还没有托付，这就是臣早晚彷徨忧虑的原因。陛下明知此事，却因嫌疑而迟疑不决，不是孝；群臣明知此事，却因避讳而不敢进言，不是忠。陛下享有天下的尊贵却不自我懈怠，拥有天下的富有却不自我奢侈，远远超过成康、文景。臣认为，应当默默向天地、岳渎祈求，分别把宠爱施予六宫，使恩爱平均流布；如果仍未能获得皇嗣，就选择宗亲中有才德的人，给予不同于常例的礼秩，试用他们担任职务，使内外都知道圣心已有所属，那么就是天下的大幸。【皇祐五年上，当时任太常博士】同前【系第二状】　　　　　　张述 臣听说，《易》所说的“明两作”，是说离卦的大人承继光明，使光明照耀四方。离卦象征太阳，也是君主的象征。两个光明相继，所以能够长久照耀。太阳东升西落，一昼一夜，这是常数。陛下治理天下将近三十年，正如太阳运行到正中，却还没有听说陛下以继承光明为忧虑，臣实在对此疑惑。继嗣若不早定，就会有朝夕之间的忧患，并给万世留下祸患。遍观前代，事情仓促发生时，有时宫闱发出命令，有时宦官主持谋划，有时奸臣首先倡议；他们贪图幼主以便长久掌权，希望借昏暗蒙昧窃取权力。安危的关键，顷刻之间就会发生，而朝廷议论却安然不作谋划，难道不危险吗？【至和元年上】上奏仁宗，请求参考祖宗旧例，以确定国家大计。范镇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设置谏官，是为了谋划宗庙社稷。谏官如果不以宗庙社稷为计而向陛下进言，就是不知道谏官的职责。陛下不因臣愚昧而嫌弃，任命臣为谏官，臣岂敢不以宗庙社稷为计献给陛下？二月中旬，臣出使契丹回来，经过河北，河北百姓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当时身体不适时曾说：“我是为宗庙社稷考虑，因忧劳太过而得了这场病。”陛下所谓为宗庙社稷考虑而忧虑劳苦，莫非就是皇嗣尚未确立吗？当时朝廷内外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而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说明陛下的谋虑深远而明察。如今陛下已经康复，重新临殿听政，希望把先前的想法推行到底。实行此事的方法，非明察就不能审定，非果断就不能决定；只要审察并决断，宗庙社稷的大计就确定了。如今祖宗后裔繁衍昌盛，诚实厚重笃实，伏望陛下选择其中最贤能的人，优厚其礼数，试用政务，与他共同谋划天下之事，以系结天下人心。将来如果生育皇嗣，再把他遣返回藩邸，这就是真宗皇帝时的旧例。当初，周王去世，真宗皇帝把宗室子弟接来养在宫中，这是关系天下的大谋虑。太祖皇帝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拥立太宗皇帝，是天下最为公正的举动。伏望陛下观察太祖皇帝的公心，考察真宗皇帝时的旧例，在圣心中加以防备，以使天下获得福祉。臣不胜最大的愿望。臣考察过去，参照今日，在心中谋划，写成奏疏。奏疏写成后过了好几个月仍未上奏，是非常害怕对事情没有益处，反而在当今之世死去，连累陛下的圣明。伏望赦免臣万死之罪，审察并决断此事，以确定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这不只是臣承蒙再生之恩，也是天下人的心愿。臣不胜区区愚诚。【嘉祐元年五月上，当时任知谏院】同前【系第四状】　　　　　　范镇 臣听说，古书说：“能够决断，是智慧的主宰；一味等待，是事情的祸害。”这是说，凡事有所等待而不决断，就会损害事情。季文子思考三次后才行动，孔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思考两次，是非就能确定；到了第三次反而会迷惑，何况超过三次呢？是非已经确定却又反复思考，就是迷惑，是孔子不赞成的。臣近来上奏请求参考祖宗旧例，选择宗室子弟，优厚礼数，以系结天下人心；等有了圣嗣，再遣返回藩邸。这件事的是非极其分明，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如今过了一个多月仍未决定，所以天降大雨不止，阴云不散，这就是感应。陛下当初身体不适时，尚且不忘宗庙社稷的大计，并且表现在言语中；如今已经康复，难道肯只考虑而不实行吗？一定不会如此。臣恐怕只是大臣没有替陛下把这件事阐明罢了。陛下恭敬奉事宗庙，仁德覆盖海内，上天的报应必定会使圣嗣降生。臣今天所请求的，是祖宗旧例，是暂时用来安定天下人心的办法，有什么可疑惑而不实行的呢？伏望陛下上观天意，因久雨的异常而迅速决定，采取适当处置以向朝廷内外表明。臣不胜最大的愿望。【嘉祐元年五月上】上奏仁宗，论天下的根本贵在预先确定 赵抃

译臣听说，圣人处理变故，不能没有权宜之策；治理天下的大事，不能失去时机和预先防备。至于消除祸患而归于福祉，退却混乱而成就治理，挽救灭亡而谋求生存，扭转危局而置于安定，都是采用权宜之策、适应时机和预先防备。先前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圣体偶然不适，朝廷内外人心无不动摇。幸赖宗庙社稷降下灵佑，天地神明垂下保佑，四海获得福祉，圣躬逐渐康复。然而上面仍有谴责天象的文书，几乎没有一个月中断；下面又有民间妖言，甚至接连再三。上天或许是因为陛下皇嗣尚未确立，人心尚无所系属，才降下这些祥异，明白而郑重地警戒陛下，希望陛下深思远虑，赶快办理应办之事。权宜之策和时机防备，如今正是时候。《尚书》说：“一人作为元良，万邦因此端正。” 《易经》说：“大人承继光明，使光明照耀四方。”叔孙通认为，天下的根本如此重要，怎么能拿天下当作儿戏？韩愈也说：“预先确定就可以守法；不预先确定，就会争夺并发生混乱。”臣不胜最大的愿望，希望陛下思考如何回应谴责天象和妖言的警戒，思考如何巩固三位圣君百年基业，思考如何安定朝廷内外臣民的忧虑疑惑，思考如何打破奸雄阴险之人的觊觎窥伺。希望陛下出自内心，顺应天意，选择任用宗室中贤良善厚的子弟；或者让他们在宫中受教育，或者分封任职并安排在左右，以贤良之士辅导，以正直之人作为磐石维城，使根本深厚牢固。有这两种办法，只请陛下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择一施行。伏望陛下正值年富力强，福寿长久宏盛。将来一旦皇子诞生，少阳之位端正，储贰之制又有什么损害？权宜之策如今施行，正好适应时机、预作防备，扭转祸乱危亡将要形成的势头，成为福祉、安治、生存和无疆基业的根本，难道不盛大吗？难道不美善吗？臣的职分有进言之责，谋虑全是为了报答陛下的恩德，陛下之恩重如泰山；反观愚臣的性命，轻如鸿毛。倘若对朝廷有一丝益处，即使万死而受鼎镬之刑，臣也甘愿。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无任献纳忠诚、等待治罪，激切惶恐至极。【嘉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慎重选择储贰，或者让其掌管宿卫、治理京邑以镇定人心。安定人心　　　　　　　　司马光 臣私下认为，臣下进言，如果舍弃紧急之事而议论缓慢之事，言语会越来越繁多而被采用的越来越少；君主听取采纳意见，如果忽视重大问题而谨慎计较细节，心力会越来越劳苦而功效越来越浅薄。圣明的君主不厌恶逆耳之言，以此察知治乱的根源；忠臣不逃避杀身之祸，以此议论安危的根本。因此上下交相通达，事业光明美好。臣私下看到，陛下从初春以来圣体稍有不安，天下人都侧足站立、屏住气息，惶惶忧惧，如同踩在冰炭之上。近来虽然已经痊愈平复，但民间仍有人妄传讹言，互相警动；即使有关部门用严刑约束他们，使他们不敢开口，他们心中仍然惶恐，什么事情不会忧虑呢？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储贰关系天下的根本吗？根本没有确定，众人的心就不得安定。贾谊说过：“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说这是安全的。”在贾谊那个时代，汉孝文帝正值盛年，又有孝景帝作为太子，朝廷内外安定，公私财富充足，贾谊尚且说出这样的话。假使贾谊处在今天，他将会怎么说呢？陛下喜好学习、见闻广博，遍览经史，请用前代事例来验证治乱安危的关键，哪一次不是由继嗣问题引起的呢？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名分先确定就安定，不先确定就危险。这是明白的道理，像太阳一样清楚；得失的关键，间隙小到容不下一根头发。朝廷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还有什么能排在这件事之前？可是陛下安然不把它当作忧虑，群臣又爱惜自身，没有人把它作为进言。臣因此日夜痛心疾首，忘记自己身份疏远、地位卑贱，不顾受鼎镬之刑。伏望陛下哀怜并察看此事。如今普通人家有百金财宝，尚且要选择可信任的亲戚让他谨慎守护，何况是如此广大的天下呢？三代的君王直到两汉之所以能够享受上天的福禄如此长久，难道不是都亲近任用九族，把他们作为藩篱辅佐吗？如果亲近的亲属尚且不能信任，那么疏远的人难道就值得依靠吗？臣私下认为，陛下天性纯孝，自古以来无人可比；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关系到祖宗，陛下从来不不亲自勤劳、辛苦操持，小心翼翼地奉承遵行。何况陛下所接受的是祖宗光明盛大的基业，怎么可以不为此深思远虑，把它安置在安平坚固的基础上，以保全万世无疆的美好呢？臣听说，天子的孝，不像普通百姓只止于奉养父母，而是还要谨慎守护先人的事业并传给无穷后世，这样才称得上孝。所以经书称天子的孝是：“德教施加于百姓，成为四海的法则”；诸侯的孝是：“保全自己的社稷，使人民和谐”；卿大夫的孝是：“守护自己的宗庙”；士的孝是：“保有自己的俸禄官位，守护自己的祭祀”；庶人的孝是：“谨慎修身、节约用度，以奉养父母。”这些都是圣人的言论，并不是臣狂妄浅陋的说法。如今陛下奉事祖宗，已经做到极致。如果唯独对这件事还没有留意圣心，早早确定重大议策，那么从前纯厚孝顺、崇高伟大的德行都将没有作用。这是天下共同替陛下重视、惋惜的事，不只是愚臣一人如此。臣听说，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由同宗之人作为后嗣。作为后嗣，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继承他人宗脉的人，要侍奉所继承的先人，礼数都如同侍奉父亲，这是为了尊重尊长、亲爱亲属。伏望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功德留在人间，本宗旁支延续百世，子孙成千上万。然而陛下尚未有皇嗣，人心忧虑危险。伏望陛下深深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基业的宏伟美好、神器的重大宝贵以及苍生的殷切期望，不要听信苟且的言论，不要依从因循的计策，断然出自圣意，明白无疑地决定此事。谨慎选择宗室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的人，让他暂时居于储贰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服。如果圣意还不愿这样做，也可以暂且让他辅佐政事，或者掌管宿卫，或者治理京邑，这也足以镇定安抚天下人的心。这样，天神地祇、宗庙社稷，实在都共同依赖陛下圣明的德行。何况群臣和百姓，谁不欢呼鼓舞呢？过去鲁国漆室的女子，忧虑鲁君年老、太子年幼；她只是一个普通妇人，尚且知道忧虑国家的灾难，因为鲁国如果有难，她自身也必受牵连。何况臣享用陛下的俸禄，站立在陛下的朝廷，又得以暂任掌管典册的府署，比起漆室女子来，责任更为重大。臣实在不忍坐视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忧患，却闭口不言。臣诚知进言之责未必在臣，进言反而足以给自己招祸；然而仍然一定要说，是因为万一希望陛下采纳听取，那么臣对于国家就如同蝼蚁，却能为陛下建立万世无穷的根基，挽救四海百姓的性命，臣所得的荣耀也就多了。愿陛下不要因为臣身份微小、官位卑贱，就认为这是狂妄偏激而忽视它；请以臣的话自行思考圣意，并召见询问忠于社稷的大臣。如果认为不对，臣请求伏受妄言之诛；如果认为正确，希望陛下果断决定并迅速施行。请焚毁臣的这篇奏疏，不要拿给外人看，这足以说明臣不敢希求哪怕一丝一毫的侥幸。

译《虞书》说：“敬奉上天的命令，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和事变的征兆。”陛下正处在这个时机，若能把危局转为平安、把动乱转为治理，不过反掌之间。若错失时机而不果断，使天下人得以议论陛下纯孝之心，那么臣即使想以性命报答陛下，也来不及了。臣怀着难以抑制的愤懑和诚意，冒犯圣颜，叩首伏地等待治罪【嘉祐元年六月上奏时，任集贤校理、并州通判】。上奏仁宗，请求历选适宜继承皇位的人　厐籍 臣私下认为，朝廷内外各有职掌，越出本职陈述政事，都是越位。但臣却不能这样做。臣早年只是寒门儒生，偶然得以进入朝廷，承蒙陛下世所罕有的知遇，置身侍从之列，授予权力和职任，终于进入枢密府，后来又掌管御史台。以臣的愚钝，仕进本来没有其他途径，凡是得到的恩宠擢升，无不出自皇帝的力量。如今臣已衰惫，却仍居一方上将之位，那么对于国家大事，岂敢以身居屏藩为由置身事外，忍心默不作声而辜负大恩，使自己承受更重的惭愧和责罚呢？恭敬地想，陛下以至圣之德临朝统治已经三十年，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德行完备、功业宏大，忧劳于政务，早晚焦心。今春初偶然患了轻微疾病，天下臣民都心急如焚，向上天祈祷，希望福气汇聚于圣体，天地降下祥瑞，宗庙社稷赐予庆福，药物治疗见效，迅速恢复平安健康，使长久的寿命和康宁都得到保障，实在是人神共同的依赖。然而臣现在冒着万死陈述意见，是因为陛下尚未册立皇嗣，东宫官署空缺。臣诚愿陛下深思祖宗传承的重大责任，向下体察臣民殷切系望之心，发挥日月般的明察，亲自深思熟虑，历选宗室中适宜继承皇位的人，迅速作出圣断。诏命一经颁布，四海都会欢欣鼓舞；天伦次序既定，群心便大为安定。这样，陛下巩固基业、奉行孝敬宗庙之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至于天禧年间，先帝身体违和，天下人虽然内心忧伤，但朝廷内外仍能安然安心，是因为陛下当时在东宫。这一事理，耳闻目见都十分明白。臣又见唐代有几位镇守地方的臣子，上奏议论储宫之事，当时并不认为他们有错，反而一并采纳，终于使福气归于王室。何况臣感念君主深切、爱戴陛下真挚，如果能有益于国家，即使死去，也胜过负恩苟生，所以臣冒犯重祸而毫不怀疑、不觉后悔。况且臣年近七十，已迫近退休，本来没有其他希求，唯愿陛下保全万世基业，预防无穷的祸患，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臣沥血上奏，请求陛下裁决选择，诚心输尽而等待治罪，实在惶恐至极【嘉祐元年上奏时，任观文殿学士、昭德军节度使、并州知州】。上奏仁宗，论水灾，请求迅速确定副贰之位【列为第六状】范镇 臣看见天下各地上报水灾的，每天有十多起。都城发生大水，天雨不停，这正是所谓水不能滋润下行。

译《左传》说：“怠慢宗庙，不行祈祷祭祀，废弃祭礼，违背天时，水就不能滋润下行。” 陛下恭敬地奉事天地神祇，严肃恭谨地举行祖宗、山川的祭祀，没有一项不是按礼制举行的。至于号令，也必定顺应天时，并不是废弃祭祀，也不是不行祈祷。然而上天降下这样的变异，难道是在晓谕陛下怠慢宗庙吗？陛下即位以来，副贰之位空缺已经三十五年了。臣近来奏请选择贤能的宗室子弟，优厚提高礼数，让他试任政事，以系结天下人的人心；等有了圣嗣，再遣送他回府。此事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却没有实行，这正是所谓怠慢宗庙。这场灾变就是因此发生的。伏望陛下深思宗庙之重，务必确立副贰之位。请将臣先前所上的奏章交给执政大臣，迅速裁定，以平息上天的变异【嘉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同前　　　　　　　　　李大临 臣私下认为，近来大雨进入都城，毁坏房屋，淹死百姓，这是祖宗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臣谨按《汉书·五行志》说：“怠慢宗庙祭祀，不行祈祷祭祀，水就不能滋润下行。”如今朝廷祭祀并非不恭敬，按时举行的祭享也并非不到位，却反而被说成怠慢，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皇嗣尚未册立，主持宗庙祭祀的人选有缺。水是万物的根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今天下的根本尚未确立，上天深切显示灾变。伏望陛下鉴察上天的警戒，早日选择储嗣，以预先安定天下人的心。古代天子即位，必定设立储君以承受宗庙。《易经》说：“主持宗庙重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又说：“光明相继而起，像离卦一样，大人以继承光明，照耀四方。”这说明天子必有储副，天下才能安定。如今储副未定，祭祀也可能废止，所以天显示变异，实在深切而明显。伏乞陛下不要违背天时，为国家和百姓留意此事。臣出于朴实忠心，忧虑国家大计，冒死奏闻【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秘阁校理】。上奏仁宗，请求册立太祖、太宗的曾孙 吴奎 臣听说，君王以国家为根本，以宗庙为重。国家必须有人奉守，宗庙必须有人主持。如今陛下在位三十四年，继承人却尚未确立。天地和祖宗是在启发陛下的圣意；否则，为什么会降下这样的灾异？陛下没有大的过失，朝廷也没有严重的失误，怎么会突然降下如此灾异呢？按照礼制，大宗没有后嗣，就应选择支子中贤能的人。汉成帝传位于哀帝，孝和帝传位于安帝，都是兄弟的儿子。若按昭穆次序来说，是太祖、太宗的曾孙；若按亲近关系来说，是太宗的曾孙。这正是陛下应当册立、用来系结四海人心的人。陛下年纪还盛，等将来有了皇子，再把如今所立为后嗣的人退居宗室，并优厚他的礼遇，臣民之心谁会认为不对？陛下不要听信阴险邪恶的巧计而耽误大事。假如仓促危急之际权柄有所归属，以致国家宗庙断绝祭祀，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必将成为万世的愤恨。臣不愿陛下以圣明的资质，处于危亡的境地。这件事不宜迟疑逡巡，希望迅速裁定。决定得不迅速，必有奸人暗中从中破坏。此事也不只是陛下的过错，辅弼大臣没有听说有人竭力争取，致使宗庙祭祀失去根本，群臣百姓的愿望郁结，招来灾气，毒害遍及天下，实在应当深加治罪。推究其过失和应受的惩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国家根本尚未建立【列为第二状】司马光 臣先在六月十九日冒昧以盲妄之言触犯圣听，伏地侧耳等待明诏。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却一点消息也没有。陛下宽仁，没有杀戮臣这个狂妄愚昧的人，但也没有赐予采纳。臣私下痛心，自己品格卑微，言语又迟钝，不能阐明国家安危的大体，致使陛下轻视而弃置臣言，这都是臣的罪过。即便如此，臣本性确实愚钝，职位确实卑贱，但心意确实忠诚，言语确实恳切，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钝卑贱，就废弃忠诚恳切的意见，稍稍把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放在圣心上，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私下认为，国家政务有大小，事情有缓急，知道先后次序，功业就没有不能成就的。有人说：“现在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在于水灾泛滥。”这完全不对。水灾所伤害的，不过是低洼地带和河边的百姓；如果连日阴雨停止，有司略加疏浚堵塞，那么百姓都能恢复旧业，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就在于粮食和布帛困乏。”这也不对。凭四海的富足和长久的太平，只要养民有道、使用有节，再让贤能的有司治理，粮食布帛就用不完，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又有人说：“那么就在于戎狄侵扰盗掠。”这也不对。戎狄侵扰盗掠，不过能够惊扰边境百姓；如果防御有道、准备有谋，就可以使他们接连入朝进贡，怎么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呢？依臣愚见，当今最大、最紧急的祸患，在于国家根本尚未建立，众人的心怀疑惧。放下这个问题不忧虑，反而只忧虑那三件事，不正是舍弃肺腑而救治四肢吗？即使有才华极高的臣子，能够疏通九河的水道，储备足够九年食用的粮食，开拓千里的边疆，而国家根本尚未建立，仍然没有益处。何况比那三件事更细小的事情，又哪里值得谈论呢！如今陛下圣体虽然安康，但四方之人还不能全部知道，仍有人疑惧。陛下若不趁此时早日选择宗室贤者，使他暂居储副之位，对内辅佐保卫圣躬，对外镇定安抚百姓，万一有狂妄之人出于意外而喧哗惊众，即使知道万全无忧，难道也不应有所防备吗？臣私下揣想，陛下圣明睿智，洞察安危，防范之策已经确定，只是还秘密保留，不想向外宣布。如果确实如此，也恐怕不可。为什么呢？如今天下人都踮脚站立、侧耳倾听，等待明诏下达，然后人人才能安心。又何必还要秘密保留呢？如果认为储副之事关系重大，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决定的，那么也可以暂且让他辅政，或者掌管宿卫，或者担任京城的尹，这也足以遏制祸患的根源，安定内外。如今正处在安危的关键时刻，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每耽搁一天就多失去一天，最可贵的就在于及时。然而朝廷把它置于意外，不作为早晚急切讨论的事项，大多只讨论眼前的日常事务，而不是特别重大紧急的事情。臣恐怕如果高高拱手、从容不迫，养成国家的祸患，等到再去治理，就难以施力了。这就是臣日夜怀着区区之心，睡不能安、食不能饱，不躲避死亡之罪，反复进言不止的原因。伏望陛下察知臣的愚拙忠心，特别加以详慎选择。臣前日所奏以及本状中稍有可以施行的事理，乞请陛下决意迅速施行，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然后再治臣僭越妄言之罪，臣不敢推辞【嘉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并州通判】。

译上奏仁宗，论彗星出现预示兵事，请求迅速决定重大国策【列为第七状】范镇 臣看见五月二十四日黄昏时分，两颗星相继向西流动，一颗从天江出现，一颗从天市出现。从天江出现的，主大水；从天市出现的，主散财。当时朝廷不知道观察天象的变化来谋求消除灾异，也没有采取防备措施来应对灾害。刚过一个月，便发生都城大水，居民房屋和军营被冲毁漂坏的，不知有几十万处。大变的出现确实不是虚妄，竟如此应验。近来彗星从东方出现，在七星附近出现异常光芒，颜色纯白。七星主急兵，白色也主兵事。上天的意思似乎是在告诫陛下，将有紧急军情到来，希望陛下与大臣相互救助、警戒恐惧，以求消除灾异，不可像前些日子那样安然处之。陛下从正月患病直到现在已有二百多天，既然已经平复，但群臣很少有机会进见，陛下又不与他们商议天下大计。天下人的内心惶恐不安，所以感动上天而出现这些变异。正当此时，难道没有人会乘机窥伺衅隙，起兵成为盗贼，像大水冲入都城那样吗？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采纳谏言为美德，以敬畏上天为根本，即使是小小的议论，也从未不虚心听取。如今竟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大计，反而拒绝谏言而不采纳，违背上天而不警戒吗？臣的职分本来就应当进言，不敢吝惜一死，默默不言而辜负陛下。陛下若认为臣的话正确，请将臣先前所上的奏章交给大臣，迅速决定重大国策；若认为臣的话不正确，请加重治臣万死之罪。为什么这样说呢？陛下一向有善于纳谏的美名，却因臣的奏疏使陛下有拒绝谏言的名声，臣以后更不敢奉召入朝，只能谨慎闭门等待万死之罪【嘉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同前【列为第九状】　　　　　　范镇 臣看见天禧三年六月彗星出现，不久便册立陛下为皇太子。当时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经有所归属。然而真宗皇帝突然立陛下为皇太子，是想预先确定名分，以堵塞觊觎之路，并不是偏爱陛下，而是为了宗庙社稷的计策；对于天谴所显示的变异，也都是理所当然的。如今陛下没有皇嗣，天下人心无所归属，所以天先出现流星，接着发生大水，以怠慢宗庙之罚告诫陛下。陛下和群臣都没有觉悟，因此上天又出现彗星告诫陛下，而陛下和群臣却安然如同往日，这正是臣应当进言的责任，也是臣恐惧而等待治罪的原因。起初流星显示变异时，大臣们哪里会料到一定有大水呢？等到大水进入都城，大臣们亲自率领民夫役卒抵御水患。如今大水已经平定，却不知道造成大水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怠慢宗庙而不替宗庙筹划，所以天又出现彗星。彗星的变异主急兵，大臣们又不知道先行确定大计来防备兵变，等兵变像洪水一样到来后才亲自抵御，即使像治水时那样辛劳，也没有用了。陛下是百姓的父母，眼看百姓有被淹没溺死的祸患，难道还忍心让他们遭受杀戮和侮辱之灾，却不替宗庙社稷筹划，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吗【嘉祐元年八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早日确定最重要的决策【列为第三状】司马光 臣先在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两次上言，请求选择宗室贤者任用他们，因为对上可以辅佐保卫圣躬，对下可以镇定安抚百姓。直到现在，也没有听说圣朝稍加采纳。臣实在愚昧，不能通晓国家高远的意图。如果臣所说不对，就应当明正治罪，以示天下；如果臣所说正确，也应认为圣心不应弃置忽略。难道可以只因臣愚昧卑贱，便不察看臣的意见吗？这就像把羽毛投入沧海之中，茫然不知它漂向何方，岂是疏远之臣所希望的吗？臣不胜愤懑，敢再次剖析肝胆，陈述给陛下知道。即使获罪万死，也没有怨恨后悔。臣听《尚书》说：“谋划要深远。”《诗经》说：“谋虑尚未深远。”所以要采用大力进谏。凡是国家的弊病，在于乐于因循、多有忌讳，不在天下太平时预先谋划长远之策，这就是祸患由此产生的原因。臣私下考察汉代以至唐代有关制度的记载，帝王即位便册立太子，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有时帝王谦让或来不及办理，有司也会请求册立；这样做是为了尊重宗庙、重视社稷，都是国家最大的庆幸，从未听说君主把它当作忌讳和厌恶之事。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君主才开始厌恶听到册立嗣子的事情，群臣不敢发言，进言便有刑戮随之，所以祸乱接连发生，国家再也无法振兴。他们却完全不懂得根基强固才会繁盛、基础雄厚才会安定。这正是国家应当深切鉴戒的道理，却不能把后世的做法当作法则。如今天下之人，上至公卿，下至庶民，只要有见识、忠于国家，心里都知道当前的事务没有比这更重大、更紧急的，却都害怕触犯圣旨而获罪，没有人敢进言。只有臣不敢顾惜这条犬马之躯，为陛下说出此事。陛下难道不能稍稍留心圣意，听取并察看臣的意见吗？臣曾经遍观春秋以来直到宋朝初年，累计一千六百多年，其中天下统一、内外没有祸患、兵事停息不用的时期，不过四百多年而已。至于本朝铲除僭乱，一统四海，内地安定、外部顺服，上下安和，使朝廷内外的人从祖父到孙子，耳闻目睹相互传说，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自上古以来，太平长久，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臣私下看见国家对于州县仓库中储藏的粮食和尺帛，从来都严密加固门锁，选择人员守护。何况像这样光明宏大、繁盛茂盛的事业，难道可以不谨慎选择可信任的亲属，让他们帮助陛下守护吗？这是贤者和愚者共同替陛下珍重爱惜的事情。陛下正处于这样的太平时期，做事只须颐指便能如意，却不早日决定最重要的国策，以巩固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难道唯独不思念太祖吗？

译难道不想想太宗跋涉山川、经营天下，真宗废寝忘食、艰难缔造太平吗？这就是臣早晚惶惶不安，起身时思考，躺下时做梦，感叹流泪而不能自止，不躲避烦琐冒犯之罪，反复进言的原因。有人或许说，臣身份卑微又身居外地，却谈论朝廷政事，是侵犯职权。臣愚见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时进谏并没有限定官职，从公卿大夫到庶人、百工、商旅、盲人、樵夫，没有不能进言的，为的是通达下情、考察国政。如果设置官职而各守其职，非本官者一概不得进言，那么下情就会堵塞不通。这样一来，国家即使有迫切的忧患，行路的人都知道，而在上位者却没有办法听到，危害难道不深吗？何况臣享用陛下的俸禄至今已经三代，先臣因为廉洁正直、淡泊退让，特别受到陛下赏识，从孤微之地被擢升到侍从之列。这恩德如此深重，子子孙孙什么时候敢忘？又何况陛下先前因水灾亲自颁下明诏，广泛询问朝廷内外，勤勉寻求政事的得失；臣又是什么人，难道能置身事外吗？臣身逢盛世，如果舍弃这件大事而隐忍不言，只谈其他琐碎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又听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陛下是臣民的父亲，哪里有做人儿子的，看见父亲危急却不告诉父亲的道理呢？伏望陛下察知臣微薄的心意，不要只顾自身，不要吝惜片刻时间，取出臣前后所上的奏章，略加阅览。其中即使有万分之一可以施行的，请按照陛下的意旨决定并实行，宣告朝廷内外，使远近之人涣然无疑、不再忧虑，那么自然会使上天神灵喜悦而灾异平息，使下方百姓喜悦而奸邪盗贼消除，甚至草木昆虫也无不共同蒙受福泽。这样的功业，难道不盛大吗？时机难得而易失，唯愿陛下早日留心详察【嘉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并州通判】。上奏仁宗，辞去侍御史知杂事之职，请求确定重大国策【列为第二 十状】　　　　　　　　　　范镇 臣在中书省待罪，受命担任知杂御史，圣旨已经七次下达。臣虽然十分愚钝，却知道陛下一定认为臣的话是对的；但长久以来仍未决断，臣私下恐怕陛下身边的近臣和亲信认为陛下已经安定，不必处理此事，因而迷惑陛下。这些都是谄媚邪曲而没有见识的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说“小人以姑息纵容来爱人”，正是指这类人。臣愚见认为，陛下既然安定，更应办理此事，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上天降下福佑，必定保佑子孙获得无疆之庆，这是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必然道理。希望陛下斥退小人姑息的浅薄见解，察纳臣至诚的进言，那么大臣便不敢畏惧回避，一定能够竭力辅佐陛下，为宗庙筹划。臣前后上奏共十九次，私下恐怕奏章留在宫中，大臣们不能全部看到，所以现在全部抄录进呈，请求交给中书、枢密院的大臣共同参议。有不同意见的，请允许他们与臣当廷辩论；如果认为臣不对，就请明白加罪于臣，解除臣的言责。臣的至诚实情，全在这里。附呈黄签：臣私下听说，臣所上的文字只下达中书，枢密院完全没有参与议论。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请将臣前后所上的章疏交付中书、枢密院，令中书、枢密院大臣共同评议【范镇从至和三年五月初开始提出建议，到嘉祐元年十一月共上二十状，最终辞去谏官职务而没有接受】。《宋名臣奏议》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帝系门 皇太子下 上奏仁宗，请求借兖国公主出嫁之机，选择册立皇子。欧阳修 臣听说，进言天下最难说的事情，不敢指望一定被听取；但有些话即使未必被听取，也不能不说，这是为了竭尽忠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能够容纳谏诤，进言未必不会被听取，怎么可以默默不说呢？臣看见从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因灾异私下上奏陈述。陛下宽容包纳，没有加以杀戮，但臣愚昧而诚恳的请求极为迫切，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的心，日夜惦念此事，从未放下。想再次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却不知道应当怎样措辞。如今臣看见兖国公主最近已经出嫁，便私下想到：人的常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近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处的欢乐更快乐的。即使圣哲之人不同于普通人，作为天性，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陛下从前虽然没有皇嗣，却有疼爱公主之情，可以在上慰藉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处在深宫之中，还有谁可以与您交谈？还有谁可以承接您的脸色、侍奉您的情意？臣愚见认为，应当趁此时机出于圣意，在宗室中选择才德贤能、令人喜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安侍膳，也足以慰藉圣情。臣考察经书史籍，私下看见自古帝王虽然至尊无上，却从未独处。帝王出外居处时，不只是百官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左右侍从陪伴顾问交谈；入内居处时，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左右而已，平日安居和就寝时，则有太子早晚问安侍膳；闲暇游乐宴饮时，多与宗室子弟欢乐相处，如同一家人。算起来一天之中，帝王从未有一刻独处。如今陛下每天临御前殿、后殿，百司奏事的人往往只仰望天颜便退下，最幸运的也只能承受一两句圣上的话语。君臣之情不能相通，上下之意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任职的臣子、儒学侍从之列，也没有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左右。入内居处时，早晚问安侍膳也有所缺失。陛下拥有四海之广大的财富，亲享万乘之尊，却是居外没有一人可以亲近，居内也没有一人能够亲近。这就是臣区区想要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位长期空虚，群臣屡次进言，重大国策却尚未决定。臣先前奏陈，认为不必立即立为储副，也可以先收养为子，既可慢慢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如今办理这件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愚昧地伏地等待斧钺之诛【嘉祐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选择亲近贤能的宗室，优厚授予封爵，使其入宫侍奉。吴及 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厚重骨肉亲情，并让至亲辅佐王室。《诗经》说：“心怀德行才能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国家的屏障。”所以同姓宗室是国家的屏翰，储副是天下的根本。陛下拥有广大的天下，承担宗庙的重任，而根本尚未建立，四方人心没有归属，上下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臣认为应当由圣上作出决断，选择宗室子弟充任储副；论亲属关系，没有比亲近更重要的，论人望，没有比贤能更重要。应当兼取亲近与贤能，然后优厚授予封爵以示宠异，选择厚重朴实而有才德的大臣引导他，允许他入宫侍奉，表示将来要让他继承皇位，使朝廷内外的人惊喜瞻望，说：“宫中已经有皇子了。”将来陛下有了嫡嗣，就特别提高他的恩礼，再命令他回到自己的府邸；这样于理无嫌，于义顺当，能够消除觊觎之心，寄托天下人的希望，是使宗庙长久的策略【嘉祐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谏议供职】。上奏仁宗，请求表彰亲近贤能之人，以巩固王室 包拯 臣恭读前代史书，看见圣王治理天下，刚开始继承大业，就建立储副，是为了安定亿万百姓疑惧不安的心，断绝朝廷内外觊觎的希望；这是有国家的常典，也是历代遵守的制度。陛下继承发扬伟大的祖业，已经超过三十年，仁爱、孝顺、恭敬、节俭的德行上达下及，勤勉求治，从未有一天稍有懈怠，这本来就足以使群臣仰望圣德而无暇他顾。只是东宫空缺已久，天下人心忧虑危惧到了极点，虽然后来臣僚多次论奏，最终却没有听说有所处置，不知圣意为何长久犹豫不决？万物都有根本，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建立，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如今既然皇嗣尚未降生，也应当采纳诗人“磐石维系”的意义，巩固天下根本所在，不可忽视。臣愿陛下特别作出圣断，秘密与执政大臣协商，精心选择宗室中亲近而有德望、众人推重的人，优厚授予封爵，置于左右，每天加以训诲，并为他增补属官，选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其进入禁中居处，用善道教导他，增加他的见闻。这样不但可以表彰亲近贤能的人，也可以巩固王室，还能挫败奸雄观望等待的意图。等皇嗣出生，就对他优厚礼遇，安排进退，这也是古今通行的道理。陛下为什么顾虑而不做呢？臣看见艺祖以艰难取得天下，以圣明之君继承圣明之君，传到陛下，延续将近百年，陛下难道可以不思念祖宗的基业，应当把它传给无穷后世吗？如果只顺从眼前的安逸，忽视长久的策略，必定会在将来酿成祸患，恐怕不是社稷之福。陛下难道不应留心而深思吗？臣以疏远外任之身，屡次担任进言的职务；如今陛下因为臣愚直，把臣擢升到宪府，如果害怕获罪而不进言，就是上对不起陛下任用臣的本意，臣不忍这样做。唯愿陛下审察是否恰当，作出决断并实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嘉祐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请求选择艺祖、太宗的子孙册立为皇子。张述

译臣读书为儒，遍览经史，在州县任职时，只有忠义之心，常常竭尽心力办理职务。自从列入朝班，臣看见皇嗣尚未册立，朝廷内外都为此忧虑，十多年间已经五次上书，所说的都是陈述宗庙社稷安危的大事。臣自知身份卑微，天听高远，担心在陛下日理万机、处理文书的时候，这些话不足以感动圣听，又怕言辞过于激切，触犯忌讳，被左右近臣隐瞒。臣想到三位圣祖把宝位传给陛下，陛下在位已经四十年，却没有继承人，陛下难道没有仔细思考过吗？如果仔细思考，就应当忧虑宗庙社稷，使继承之人不断绝。如果还没有仔细思考，就不应因循顺从。上天命令一祖二宗把宝位传给陛下，是希望宗庙社稷世世代代继承不绝，这样陛下才算孝。臣愚昧，冒昧引用杜太后的话，希望以恳切激烈的言辞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临终时，因为艺祖取得天下，说没有年长的君主，所以艺祖才能得到天下。艺祖遵奉杜太后的遗言，所以不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太宗。假使世宗在位再多十几年，由少帝继位，艺祖哪里能够有顺应天意、顺从人心的举动呢？陛下应当思考这件事。陛下过去生育豫王，如果这是上天与陛下的意愿，那么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近来听说一年之中出生了四位公主，如果这是上天与陛下的意愿，那么其中也应当有皇子。上天的意思如此，陛下应当从中觉悟。陛下在位四十年，正处于安宁长寿的时期，应当慎重选择艺祖、太宗贤能的子孙，暂且册立为皇子，同时区别他的爵位，让他试任官政，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后，若认为其中有人贤能有德、可以传付皇位，就册立他，这样才是慎重对待大事，使宗庙社稷得到主人。何况天地广大，五行的休旺都有定数，万事都有一定的规律，本来不能逃避其数。一旦突然发生万一不可讳言的变故，在仓皇危急之间，对于宝位神器，难道要让宫闱左右、宦官和中书枢密两府彼此观望，只用一句话仓促谋划吗？难道陛下会这样轻易看待祖宗的基业吗？陛下在安康之时不能选择确定，却想等到仓皇之际再让左右临时谋划，这就是陛下不慎重对待三圣基业，把它当作寻常事情罢了。继承人有贤有不贤，朝政就有治有乱，宗庙社稷就有安有危，陛下心里本来也是知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如今陛下在位已久，万机政务都已熟悉，却只想凝神沉默，垂衣拱手等待臣下办成事务；威福、赏罚虽然说是出自朝廷，实际上陛下却不能专掌于己，赏罚也不能专掌于己，威权和福柄渐渐转移到下面，臣愚昧而实在为此忧虑。

译《尚书》说：“只有君主才能施福。” 《易经》说：“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脚下踩到霜，坚冰就会到来。”意思是渐渐发展而不停止，那么东汉衰败的祸患就会在今天重现。臣愚昧无能，活着不能有益于圣明的时代，所以吐露肝胆，触犯忌讳，发表狂妄僭越的言论，希望能感悟陛下的心。若陛下有所感悟，能够选择继承人，继承发扬宗庙社稷，使世世代代祭祀不断，那么臣即使在赴鼎镬、死上万次之日，也如同活着时一样，声名不朽，列名忠义之士，臣的愿望就实现了【嘉祐六年六月上奏，当时任职方员外郎、提点淮浙铜场】。上奏仁宗，请求停止祈祷祭祀，册立副君胡宿 臣奉诏命撰写青词，向各陵寝和山川祈祷，以求皇嗣。臣听说汉文帝二年，有司请求预先册立太子；当时文帝已经有长子，却还对有司说：“楚王、吴王、淮南王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为什么要预先册立呢？”太祖皇帝感念昭宪太后的遗言，舍弃魏王而册立太宗。自天地开辟以来，以神武英明果断著称的，没有谁能比得上太祖皇帝。陛下如果一定要等嫡生皇子之后再议论，不是居安思危的道理。希望陛下察看宗室中敦厚慈仁、可以担任副君的人，册立他，那么储副的名分就确定了，天下人的心也就安定了。臣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明断。臣不胜区区诚意【嘉祐六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奏疏上达后，便停止祈祷】。上奏仁宗，论皇嗣如果已经有所属意，请求宣示中书、枢密院秘密办理。奉行诏令　　　　　　　韩琦 臣私下看见近年以来，朝廷内外忠孝之臣，因为陛下临御四海已经四十年而皇嗣尚未出生，天下人心无所归属，接连不顾重罪进言奏请，希望从宗室中选择年幼而可教导的人，权且作为继承人。陛下慈仁崇尚节俭，古今无比；上天监察极其明察，陛下迟早必定会生圣子，作为宗庙社稷无疆之福。到那时，暂时作为继承人的宗室子弟，优厚加授官秩，使他退居宫邸，确实是好的议论。臣愚昧，私下奇怪陛下为什么疑虑而不实行？然而这件事极其重大，应当由圣心独自决断，即使至亲至近之人，也不可预先参与商议。如果陛下平素已经有所属意，已经选定了人，那么希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他们奉行此事，以安慰朝廷内外的心意。如果认为贤愚难以审定、选择应当谨慎，那么臣曾请求在宫内建立学馆，从宗室中选取年幼、谨慎厚重、勤于学习的人，安置在内学。陛下每当听政裁断政事之余，或在休假之日，亲临学舍，观察他们的道德学业、进退应对；经过若干年，陛下一定能完全知道他们的才能高下，然后由圣心选择可以托付的人，权且任命他，这样就不会不恰当。臣因陛下破格提拔，任宰相待罪，正想着如何报答君上，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所以冒死竭尽言辞。唯愿圣上宽容采纳，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嘉祐六年闰八月上奏，当时韩琦任首相，面谢之日便上奏此疏】。上奏仁宗，请求检阅至和年间的三道奏状，早日赐予施行。司马光 臣先在至和三年任并州通判时，曾上言请求陛下早日确定继承人，以遏制祸乱的根源。当时臣身在远方外任，尚且不敢隐藏忠心和爱护之意，冒死多次陈述社稷的根本大计。何况今日臣侍奉在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进谏诤言为名。臣私下认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没有什么能排在这件事之前。如果舍弃此事不说，专门以琐碎事务烦扰圣听、敷衍塞责来应付职务，就是臣怀藏奸心来侍奉陛下，罪行足以不容于醢刑。伏望陛下取出臣过去进呈的三道奏状，稍加省察；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请陛下亲自作出决断，早日赐令施行。这样天地神祇、宗庙社稷、群臣百姓都将共同受福，只在陛下一句话而已【嘉祐六年闰八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司马光已经写好札子，又当面向仁宗请求此事。当时仁宗沉默不语，即使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司马光的话后，仁宗沉思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言论，只是别人不敢涉及罢了。”司马光说：“臣谈论此事，自以为必死，没想到陛下竟肯开怀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种事。”于是命司马光把所说的意见交给中书。司马光说：“不可，请陛下亲自以圣意谕告宰相 同前【列为第二状】　　　　　　司马光 臣近于前月二十六日上殿陈奏，请求查阅臣在并州所上三道奏状，及早决定继嗣之事。陛下圣意明白，当即表示听取采纳，所宣布的谕旨，都是愚臣所不能及的。这实在是天神地祇保佑皇家，是万世无疆的吉庆。臣以为陛下应当早晚发布德音，告知大臣办理此事。如今将近一个月了，仍没有听到消息，难道是陛下认为此事关系重大，精选宗室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还是左右近臣有所阻挠，使圣上听信迷惑，臣都不得而知。臣听说，给人作后嗣的人就应当作为他的儿子，这在礼法和律令中都有明文规定。汉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四十五岁时，因为没有继嗣，便立弟弟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如今陛下即位年数和年龄，都已经超过了他，难道还不为宗庙社稷深思远虑吗？何况现在也还没有正式给他东宫太子的名号，只希望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仁慈孝顺、聪明贤能的人，收养他作为儿子，使他的官爵和居处稍异于众人，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意向已有归属，从而安定远近人心。等日后皇子出生，再让他退回藩邸，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实在是天下安危的根本，希望陛下决意并迅速施行。【嘉祐六年九月上奏。当时同知谏院，司马光已经上奏，并且当面说道：臣先前进言劝说陛下，陛下欣然同意，并无难色，我以为马上就要施行了；如今却久久没有消息，这一定是有小人对陛下说，陛下正值盛年，子孙应当多到千亿，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做这种不祥之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让陛下在仓促之际扶立自己所亲厚友善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确定继嗣，都出自左右近臣的意图，甚至有人被称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上大为醒悟，说：送到中书。司马光到中书见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议定此事，将来某一天深夜，宫中突然拿出一张小纸，指定某人为嗣，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人都唯唯应诺，说：哪敢不尽力办理。上奏仁宗，请求鉴戒东汉的祸患，早日立皇子。陈洙

译臣听说孟子说过：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取得义。臣的官职是御史，身负进言的责任；对于当世之事，凡是关系国家安危兴亡根本的，如果只考虑自身安危而不进言，就失去了侍奉君主的大义；如果直言切谏而不顾忌，就会遭受死亡的明显惩罚。臣敢于舍生取义，披露肝胆，仰面陈述给陛下。是诛杀臣还是宽容臣，都听凭君父决定。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德可比帝尧，孝道同于周武王，顺应天命、居守正道，至今已经四十年；恩惠广布，泽流四方，深入百姓肌骨。陛下把亿兆百姓看作赤子，亿兆百姓也把陛下看作慈父。天下没有一个作人子的会不忧虑父亲的忧虑。如今国家根本尚未确立，君主的儿子也还没有养育出来，这正是天下人惶惶不安、共同忧虑的原因。臣冒昧探察天下人的心意，采集天下人的议论，向陛下陈述。现在皇嗣尚未降生，人心不得安定，公府大臣又没有人敢于进言，朝廷的安危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历代治乱的事迹十分明白，臣不再逐条列举，姑且借东汉的事情来说。汉顺帝、冲帝、质帝时期，汉朝国运几乎断绝；清河王刘蒜，亲近且贤能，却不能被立为帝，奸臣梁冀却立蠡吾侯刘志，这就是桓帝。忠臣杜乔、李固虽然竭力争辩以至死去，对汉朝又有什么帮助呢？桓帝即位后，政权转移到五侯手中，刑罚滥施于三狱，从此宗庙社稷便陷入危境。追究其所以如此，大概是辨别得不早，谋划得太迟。如果当初李固、杜乔的策略能够实行，梁冀的阴谋不能得逞，那么汉朝的国运长久到什么程度，哪里能够估量呢？思考东汉的事情，就知道奸邪之臣乘时机而失去控制，废黜明主而扶立昏君，抛弃年长者而扶助幼主，以致危亡国家，这些都清楚可见。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预先谋划长久安定的策略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凭圣明裁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皇子，安置在左右，使他每天听闻陛下的训诫，每天观察陛下的德政；这样天下的忧虑就会消除，奸臣的阴谋也会收敛。上天辅助有德之人，感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陛下最仁最义、最慈最孝，将来一定会得到上天赐予的圣明后嗣，继承光明照临四海；届时再让这位宗室子弟退还旧藩，九州四海的人谁会说不应该呢？趁机先谋划，事情就能成功；错过时机再考虑，祸患已经萌发。臣如果错过现在不进言，等将来仓促进言，不过是效法李固、杜乔一死罢了，对朝廷又有什么帮助呢？陛下如果不能体察臣的愚忠，认为臣是祸患，将来谋划此事，不如先杀掉臣本人，却采用臣的意见。臣即使在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伏望圣慈把臣的奏章宣示出来，交给执政大臣办理，天下幸甚。【嘉祐六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元祐元年，宰相司马光上奏请求给陈洙的一名儿子授官，奏章说：臣私下认为，嘉祐年间仁宗皇帝没有继嗣，所以殿中侍御史陈洙上奏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后嗣。他上完奏章后，对家人说：我今天上了一封奏章，所说的是社稷大计；如果因此获罪，大则处死，小则贬谪流放，你们应当为此做好准备。送奏章的人还没有回来，陈洙便得病去世。臣当时任谏官，亲自听闻并见到这件事，私下怜惜他舍弃自身、以死报国，而天下却没有人知道。近来又见已故职方员外郎张述，也因为当时请求建立储贰，其子张申伯特意补授大庙斋郎。伏望圣慈依照张述的事例，授陈洙一名儿子官职，以表彰忠义。上奏仁宗，请求查阅前后臣僚的奏议，早日作出决定。吕诲 臣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屡次有密奏，因为圣嗣尚未确立，便精心选择旁支继承人，指斥祖宗，区别宗族后裔。臣子的心意，怎么能这样呢？大概是忧惧失职获罪，出于忠诚，又深深担心错失时机。即便如此，宗室有亲疏，天资有贤愚，把事情托付给亲近贤能的人，应当出自圣上的思虑；臣下怎能泄露机密，使非分的希望由此萌发？希望陛下思考忠言，奋发刚断，遏止尚未发生的祸乱，不要等到后来才处理，这是从细微处防患的深远考虑。又听说太史官上奏彗星运行到心宿，请求防备西北。臣谨按《天文志》记载：三星是天王的正位，中间一星叫明堂，前面是太子，后面是庶子。星光直而明则有失势和见祥之象。臣询问懂星象的人，他们说这些星既直又暗，而妖星所侵犯的地方，所显示的变异征验，恐怕不在西北。臣又听说自夏秋以来，京师淫雨，各路发生水灾，数州地震，江河泛滥，百姓房屋被水淹没、人被溺死。这是阴气过盛造成的灾异，本来就有冥冥中的符应。唐神龙初年，洛水暴涨，宋务光说：自从登上皇位以来，还没有建立太子，这不是守护神器、承继宗庙、培养德行、辅佐美政的办法。姻亲外戚之间聚集诽谤议论，疑虑日积而成为灾祸，这种惩罚于是到来，正是已经发生的明显验证。由此可以知道，皇天深深爱护陛下，所以多次用灾异来感动警告。如果仍然不加以警醒觉悟，恐怕就不是敬畏上天、保全国家的深远考虑了。臣又听说，近来宗室中有讹言事情败露，流传到四方，使人心惊疑。这也是阴气造成灾异的应验，不能不知道有人窥伺觊觎的心思正在逐渐萌发。希望陛下念及国家根本的重要，为宗庙作打算，查阅前后臣僚的奏议，召见大臣，广泛听取忠直言论，慎重选择宫邸人选，以亲近贤能来符合天意。何况宗室枝叶繁盛，难道没有贤德之人能够符合圣上意旨吗？如果圣上的谋划已经决定，应当让天下共同知道，以安定国家根本。万一奸臣暗中有意依附迎合，表面上装作忠实，以此缓和圣上的心意，这是祸患中最大的，不能不察。汉成帝受王根的邪说迷惑，舍弃中山王而立定陶王；到了孝安帝时，梁冀施行奸谋，贪图乐安王年幼，而畏惧清河王严明，终于导致祸乱。假如当初采用正直之人的直言，东西二京的汉室基业哪里能估量其长久呢？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创建宋朝的艰难，鉴戒汉成帝、汉安帝毁坏汉朝基业的事，堵塞奸臣逐渐依附迎合的苗头，断绝后世窥伺觊觎的祸患，早日作出决定，安慰人心，天下幸甚。【嘉祐六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江州。

译起初，司马光把所上奏章送到中书后，宫中又拿出吕诲的奏章。宰相韩琦等人与同列在垂拱殿奏事，读完司马光、吕诲的两篇奏章，还没有来得及发言，仁宗便突然说：朕有这个意思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于是环顾左右说：宗室中谁可以呢？韩琦说：这件事不是臣下敢于议论的，应当由陛下圣明选择。仁宗说：宫中曾经养育过两个孩子，小的很纯朴，但不聪慧；大的可以。韩琦等请求问他的姓名，仁宗说：宗实，现在三十多岁了。事情议定，韩琦等将要退下时，又奏说：此事关系重大，臣等不敢擅自施行，请陛下今晚再考虑，明天取旨。第二天奏事时，在垂拱殿又提起此事，仁宗说：决不会再有疑虑了。韩琦说：事情应当逐步办理，请容臣等商量。议定授予的官职时，英宗仍在服父丧，于是商议起复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仁宗高兴地说：这样很好。韩琦又说：这件事一旦施行，就不能中止；请陛下断然决定，不要疑惑，最好从宫中批示发出。仁宗说：这怎么能让妇人知道呢，只由中书施行就可以了。到了十月壬寅日，终于下诏。上奏仁宗说，既然已经选择宗室之子并让他知宗正寺，就不可以再犹豫。迟疑——王陶 臣恭敬地看到，自至和年间圣体不安之后，天下人都忧惧不安，没有可以寄托性命之处，每天盼望上天眷顾降命，降生圣嗣，内承九庙祭祀的重任，外面安定四海亿兆人的心。上天的恩赐不可预期，却没有符合百姓的愿望。朝廷百官、州郡官吏，直到平民百姓和乡野之士，纷纷上书进谏，引述古今，陈说灾异，请求选择宗室中亲近贤能的人，早日建立储嗣。这样发表危急言论、恳切进言而感动圣听的人，有数百人之多。进言者难道都是怀有不忠不孝之心、借机谋利并寻求依附的人吗？大概都是出于至诚，为宗庙社稷谋划无穷的大计，预先为将来四海百姓的生死求得安全，只是深思远虑罢了。陛下采纳谏言、听从善意，广通古今治乱的要领，知道圣人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时的道理，就在于顺应百姓愿望、安定众人之心。因此前些年亲自发布德音，考察唐朝旧例，选择宗室之子，让他知宗正寺：对上是为了顺应天心、引来吉祥，等待皇子出生的祥瑞；其次是为了尊崇宗庙、敬重祭祀，使他修习主鬯之职；对下是为了顺应人情，表明圣意，显示强大宗室的气势。朝廷内外听到此事，都认为这一举措安排稳妥，不惊动人们的视听，天下惶动不安的心也在一日之间安定了。日后圣嗣降生，就逐渐提升他的官秩，让他回到自己的府邸；进退安排都不会损害国家体统，人人都会称庆。陛下有尧的至仁、舜的大孝、汉文帝的谦恭逊让，而您的睿智谋略和英明决断，更不是近代那些中庸之主所能企及的。后来却渐渐听说事情被拖延，四方观察和听闻，难道能免除忧虑疑惑吗？有人怪罪宗实，认为自唐朝以来，掌管宗正寺的都用宗室之子；查考典故，不过是平常的差遣，何必过分推辞？又有人传播流言，说事情是由宫中嫔妃引起，谏臣姑息迁就的话使圣上心意稍有迷惑；而妇人接近宠幸，不懂国家大计，如果只图一时使陛下高兴，却不知道回头，就会阻挠破坏美政，离间英明决断，危害很大。听说宗实自从接受这一任命以来，日夜恐惧，闭门不敢见人。昨天刚服丧期满，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臣恐怕天下人会认为，陛下起初顺应天心和人心任命宗实，如今却听从左右姑息迁就的话而产生疑虑；这不只会让百世之后的人叹息圣政始终不一，也恐怕会使从今以后远近内外的奸雄得以窥伺空隙。自古天下祸乱的开始，没有不是由于继嗣没有确立、归属之心没有预先确定，最终导致后世争夺而危亡，使天下百姓糜烂于战乱、暴尸满地而受祸的。何况数年以来灾异频繁，已经多得无法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今年春天，徐州、陈州、许州、蔡州直到京畿的百姓，互相传播讹言，甚至挖土来吃。最近又有龙在南京旧驿站争斗；盛夏火气正盛，金气本应消退隐藏，但太白星光芒和棱角盛大，侵犯荧惑星；又有太白星经过天空，与岁星在白天同时出现。天地人事都显现出变异。这些天象预示战争、凶祸和人心不安，实在非常可怕。太史令一定已经依据他的星占之术把这些事告诉陛下了，陛下在这个时候难道还可以优游不决，不因恐惧而修身省察，赶快回应上天的警戒吗？天下是圣祖、神宗的天下，传到陛下手中，是要陛下永远把百姓置于安全之地。陛下应当思念先帝托付天下的重任，使宗庙社稷和百姓有所依赖，使天下忠臣节士有所遵循，不要让汉成帝独自拥有善于听取意见的美名。前些日子还没有任命宗实时，人人都说应早立储嗣；如今却没有一个人敢进言，并不是现在的人不忠，而是此前没有明确的主名，大家只是泛泛地为公事进言，陛下也没有怀疑他们。如今补授一个宗正官职，虽然不是继嗣，却似乎已经有了明确人选；加上陛下仍然犹豫迟疑，从冬天拖到秋天，已经十个月了。朝廷内外无论贵贱、贤愚，人人都只顾自己的打算，害怕被陛下怀疑而获罪，不敢说一句话，只是每天听察朝廷的作为，以判断国家将要治还是乱。臣的职务是谏官，如果又不进言，那么谁来替陛下进言呢？所以臣这片忧国之心，颠沛彷徨，不能自已。【嘉祐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职谏院。王陶上此奏，因而请求入对，说：宫嫔和宦官有人在上面蒙蔽陛下的聪明，使陛下畏避而不敢向前。仁宗问王陶：想另外给他一个名目，怎么样？王陶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差遣名目，但可以借此维系人心，也很稳妥。陛下如果想另外给他一个名目，请与执政大臣商议。仁宗说：应当另外给他一个名目。于是韩琦等人才开始议论立宗实为皇子。上奏仁宗，请求派遣亲近的内臣召皇侄入宫就职。司马光

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让皇侄宗实知宗正寺，宗实推辞谦让，多日不肯就职。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命令他接受诏敕，朝廷内外没有不欣喜的，都认为如果不是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出自圣意果断决定而确然不惑，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君王以大力庇护百姓为仁，以安定巩固国家基业为孝，仁孝之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陛下一举而兼有仁孝二者，天下听说后怎么会不欢喜？爵禄是人们所贪求的，往往计较丝毫，奔走求取、争执诉讼，不顾廉耻。如今宗实特受陛下选拔，恩宠格外优厚，却把荣耀当作恐惧，恳切推辞，前后已有十个月，仍未接受诏命；他的见识操守一定胜过常人，也更足以彰显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察，这正是天下尤其欢喜的原因。然而陛下对于宗实，按亲属关系是他的父亲，按尊卑关系是他的君主。依照礼法，父亲召唤，不能只是答应而应立即起身；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应动身。如今陛下两次派使者召他，宗实即使不接受恩命，也应当入宫见面亲自陈述，怎么可以在家中坚卧不起？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派亲近的内臣前往传达圣意，以礼法责告他，他应当不敢不来。他来了以后，陛下当面加以敦促劝谕，使他知道圣意恳切悲悯，出于至诚，他应当不敢不接受。这样，陛下仁孝的德行就会纯粹、光大，始终如一，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这些本来都是陛下现在正在施行的事，臣又冒昧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更加坚定地守住它，实行而不懈怠。【嘉祐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早日让皇子入宫。司马光等人。臣等恭敬地听说，定于本月二十五日派内臣传宣皇子宗实入宫，但宗实仍然称病不入。臣等私下认为，臣子受到君主召唤，应当不等车驾备好便立即前往；使者接受使命后，也没有接受推辞的道理。如今宗实只是因为恐惧，不敢立即接受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宠；而所派内臣也应当按照臣子侍奉君父的礼法，向他说明并严切责告，使他立即奉命。怎么能只按礼节传达诏命，默然往返应答，却完全不符合陛下的圣意呢？对于本月二十五日传宣宗实入宫的内臣，伏望特别予以责罚降职，以惩处不称职的罪过。何况皇子这个名号，本来就不是官职，没有什么可以推辞谦让的。如今诏命下达已经二十多天，宗实既然已经成为陛下的儿子，按礼法就应当早晚入宫问安，尽到人子的职责，不应长久住在外宅。伏望圣慈迅速选派都知、御药，告诉他君父的命令不可违背，臣子的职责不可缺失，催促并严切责告，使他立即入宫；同时下令大宗正司和宗实本宫，也要按照礼法敦促遣送，不得再容许拖延。【嘉祐七年八月与王陶一同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让淮阳郡王出阁。傅尧俞。臣曾经阅读记传，考察国家的重要事务，看到圣人教导儿子，没有不考虑如何保护他的缺失、养成他的完整品德的，所以做事设置轨范仪则，处理万物都有防范检点。恩情只存在于父子之间，义理则属于君臣之间，必须使恩与义同时实行，这实在是古今共同的正道、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改变呢？因此，过分溺爱会产生过失，相关规戒都存在于典籍中；分居不同宫室，是为了区别嫌疑。臣虽然至为愚昧，却也有深切的考虑。臣私下见淮阳郡王受封爵、分有茅土，地位列于鼎司，年龄还未到能穿成人衣服时，如今已经超过了志学之年。虽然已经有外傅教导，仍居住在宫禁之中，臣认为这不是培养他的德望、扩大他的庄重恭敬之道。伏愿陛下稍稍抑制私情，务求保存大体，让他出宫居住在别馆，逐渐接触政务，入内殿问安，并把这些定为常规。饮食起居一定要有固定制度，身边前后左右都任用正直之人。对上可以增隆父子恩情，对下可以彰明君臣义理，养成并保全他的品德，这大概就是教育的开始吧。【嘉祐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至十二月，淮阳王才出阁门。上奏英宗，请求早日立淮阳郡王为皇太子。吕诲 臣私下认为，事情紧急时，脚步自然不会考虑是否合乎规矩；心情迫切时，言语又何必讲究文饰？何况臣身居言责之职，面对世间的忧患危机，怎么敢漠然自守，只作保全自身的打算呢？臣认为，君王所以尊贵地居于臣民之上，能够使天下人舒缓或惨苦，是因为掌握着赏罚的权柄。因此威势和福泽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只在于谨慎而郑重地掌握权柄。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圣体不安，虽然天光照临下界，陛下的德音却很少听到。朝廷万机事务从来没有亲自裁可或否决，全都交给中书、枢密院。可是皇太后在宫中参与决断，如果不是辅政大臣，即使是承旨、两制和近侍，也不能到帷帘之下，何况疏远的臣子呢？如此一来，爵赏、刑威都归于政府掌握，如果完全公正也就罢了；万一出现差错，凭什么纠正？下情不免被遮蔽阻塞，所以朝廷内外感到不足和不安，原因就在这里。现在还依赖忠良之臣一心办事，上下没有隔阂；万一奸邪之人得以进用，窃取玩弄威福，势必要防止其逐渐发展。替陛下谋划，没有比早日建立太子更好的办法；让太子辅助号令，使威福从宫中发出，人人知道归属，臣下便没有异心，这是当前最快见效的办法。汉文帝即位初年，有司请求预先建立太子；文帝是英明睿智的君主，景帝又是贤明的继承人，尚且把不预先确定继嗣当作忧虑，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淮阳王天资敏捷聪悟，地位正当嫡长，应该迅速建立为太子，以巩固国家根本，彻底断绝旁人窥伺觊觎，安慰人心，这正是关系万世的考虑。伏望陛下大开聪明的听觉，俯身采纳臣的愚忠，谨慎掌握不可转移给臣下的权柄，思考不可错过时机的防范，效法汉文帝预先建立太子的策略，为宗庙社稷谋划长久。上有圣明皇后的辅佐，下有太子的依靠，陛下便可以高居殿堂，仰仗他们成就各项政务。臣私下认为，即使泰山般安稳，也没有比这更安稳的了。清静无为，不发号令而天下自然教化，人神都会喜悦；上天的意旨明白地加以辅佐，疾病不药而愈的喜事指日可待，天下幸甚。【嘉祐八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早日确定国家根本。张方平。

译臣听说，君王最重要的是居于正道；所谓君王治理国家，就是应当首先端正继统的根本。三代已经遥远，汉、唐盛世，君主即位时，皇后和太子多半同时建立。太子一定立长子，迟缓的也不过二三年，否则必定有特殊原因，史书都记载得很清楚。本朝太祖开国时，知道天命归于太宗，所以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却把储君之位寄托在京尹身上。太宗从京尹登上帝位，真宗从京尹登上储位，仁宗没有出阁便登上储位。先帝入继天统，不久登上尊位，京尹旧例却没有实行。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九年，承受上天的福佑，早已有前星出现的吉庆；国家正统的根本，应该及时确定。对上可以尊崇宗庙，对下可以系结天下人心。确定国家大事，本来是僭越议论就会获罪的事；然而陛下特意因恩意留臣在朝，臣的愚昧考虑所能想到的，不敢不全部说出，所以不避严厉诛罚，冒昧陈述忠诚。【熙宁九年上奏，当时任宣徽使。《宋名臣奏议》第三十一卷。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三十二卷。宋代赵汝愚编。帝系类。宗室。上奏仁宗，请求分封宗室诸王，以壮大和彰显国家伟业。刘随。臣听说，宗室子弟是国家的屏障，期望以此获得磐石般的坚固；以异姓之人作为后嗣，正好能够使皇族本支的荣耀更加兴盛。周朝同时分封有德的亲属，汉朝于是分封宗室到富庶之地。唐朝开国以后，更加重视亲近贤能的人，嗣王、郡王受到的推恩很多，都是为了强大宗室，作为长久的策略。哪里像秦朝那样疑虑分封，最终没有子弟作为援助呢？自从皇家登临帝位以来，只推行极其公正的原则，尊礼功臣，谦抑宗族。亲王的儿子不封郡王，亲王去世后也不立嗣王，这些缺失的典制一直没有施行，正关系到继承圣统的问题。如今臣僚升迁，多数达到尊贵官职；皇族成员却像丝线一样连接不断，始终没有登上显要地位。天地之道虽然以无私为义，但东平王贤能，应该给予特别的待遇。臣恭敬地看到，每逢圣节，在锡庆院设宴，常见几位皇亲坐在驸马都尉之下，进退俯仰，都和普通臣僚一样。北方使者在宴席上，对他们回顾作揖也顾及不到，这不是壮观国家伟业、向远方之人显示威仪的办法。如今两宫圣明，四海归同，北朝结有友好盟约，外国使者往来频繁，爵秩和班次次序恐怕应当重新商议，使银河般的宗室支派能够分流，像沟渠一样各有不同的水道；使天子的枝条拔擢出秀异之才，与樗树栎树区别等级。臣的职分在于进言，难以回避越礼之嫌；亲睦宗室的恩典，实在有赖圣上裁断。【天圣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请求让宗室子弟在京城各司任职办事。富弼 臣近来上奏河北事务，认为匈奴强盛，朝廷要使藩屏坚固，不能让夷狄轻视，于是请求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能够担任外任的人，充任京城附近千里以内的知州、钤辖以及畿甸地区的知州、知县，以壮大宗王的声势。此议交付两府，至今还没有上报，必定是认为事情重大而又没有先例，难以施行。议论皇亲之事，确实必然涉及非议，但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定，也可以不顾这些。臣此前的奏议如果尚未决定实行，希望暂且让宗室子弟在京城各司办事，如皇城司、军头引见司、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群牧司、仪銮司、翰林司、御厨库院、府界提点刑狱等机构，使他们逐渐接触人事事务，这也是接受教育的阶梯。等其中有人显露才能、取得成效，可以补授外任之后，再采用臣此前的建议，逐步派遣出任外职。【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富弼所上的河北事务，见《辽夏门》。上奏仁宗，请求按次序让宗室子弟出任外官。范镇。臣恭敬地看到，如今宗室子弟人数众多，睦亲宅、广亲宅都很狭窄，居住不方便。又都享有优厚俸禄，却没有其他职业可以施展才干。祖宗的后裔难道没有贤能人才吗？如今一概废置不用，实在可惜。臣请求让亲属关系稍远的宗室子弟，依次补授外官，使有才之人不被废弃，以符合陛下亲睦宗室的意旨。如果准许臣的请求，他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