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八十

译在京任两制以上官职者，每年听举一人；举荐状随时送到贡院，登记入册收存。每逢科场诏令下达，就委托贡院选择截至该日举主最多的人，取三十人上奏，降下指挥到其本贯，供给资费、护送赴阙。如果举主人数相同，就按举荐状发出的先后为次序【意思是：如果都各有三名举主，就取第三份举状日期较早的人】。仍应在进士奏名名额中减去三十人，等他们到阙后，陛下临轩亲自考试；或者委托中书门下考试经义一道、时务策一道，只以义理优长为上，不取文章辞采华美。如果所答经义违背圣意，及时务完全不通晓，一律黜落。及第授官，与进士第一甲相同。对于明经科的人，仍在告身前列出举主姓名。所举之人如果犯私罪，情理严重，或者正要被判入己赃罪而尚未及第，举主减三等治罪；已经及第的，减一等治罪；并且不因赦免而免除其公罪，以及情理较轻的私罪，举主不治罪。若被举荐以前曾经犯罪，除非公案尚在、证据明确，举主也不治罪。若因权势显要者的请托而举荐，或替别人请托举荐，以及接受请托而举荐的人，一律按违制罪论处；收受赃物的，一律以枉法罪论处。如果朝廷供给资费、护送而被举者不来，就不再授予官职。如果屡次供给资费、护送仍不来，便请朝廷临时裁量，特别加以征召，不作为固定制度。又国家设置明经一科，但很少有人应试；各科所试的大义，有司也不以此决定取舍，大概是因为创制之初标准定得太高，导致举人合格者很少。臣想请准许今后明经科所试的墨义，只考正文，不考注疏。所试大义，不论明经还是其他诸科，只要能完整说明注疏本意、讲解稍微详细的，定为“通”；虽未失本意但讲解疏略的，定为“粗”；其余都定为“不通”。如果能先完整说明注疏本意，再引用诸家杂说，并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定，援引充分，义理高远，即使文辞质朴直白，也都列为优等，折合二个“通”。如果不能记忆注疏本意，只凭自己的见解牵强附会，不合正道，即使文辞雄辩流利，也降为“不通”。明经科以六个“通”、诸科以四个“通”以上为合格。如果合格者少，就连同“粗”多的人一并取用；合格者多，就删去“通”较少的人，委托试官临时斟酌，使人数符合原定名额。又旧制中，明经科以《周易》《尚书》为小经；现在想请准许把《周易》《尚书》《毛诗》列为一科，《三礼》列为一科，《春秋三传》列为一科，都学习《孝经》《论语》作为贴经，另设说书一科。议论此事的人多认为不应废除说书科，臣想请准许它与明经科并设；但每次科场只取十人，奏名列在诸科名额之内，考试合格后授官，与诸科相同。如果有人已经凭说书科及第或取得出身，就不得再参加说书科考试。这样，求取贤才的道路就会扩大，请托的根源就会断绝，浮夸虚伪的风气就会止息，得到人才的赞誉就会兴起【嘉祐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选取士人的弊病应当有所改革。孙觉。臣私下看到，朝廷设置科目来选取天下士人，而所谓进士、明经，乃是沿袭隋、唐、五代的弊端，实行了一百多年；制度越加严密，得到的人才却越加疏少。其间虽然有建立功业、谋略卓异、名载史册的功臣，但必定都是那些不因循流俗、能够在昏暗污浊环境中奋发自立的人，大多不是科举考试的方法能够选出来的。臣认为，天下人才的产生，并不是古今有厚有薄，而在于居上位者怎样驱使引导他们。如今确实有道德之士、经邦济世之才，如果不通过科举，就无法入朝做官，这等于使天下人才都沉溺于雕虫篆刻的技巧，弃置于章句括帖的学问之中。古人年少时学习，壮年时施行；如今学习不是为了从政做官，做官又用不上平日所学，天下人才日益减少，而国家常常缺乏可用之士，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吗？祖宗时期，这套制度多次变更；然而当时议论的人也多半按照自己的私意来附会当世需要，所以制度虽然改变了，弊病仍然存在。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天将下诏选士；凭陛下的聪明睿智，正要在当世大有作为，如果选士制度不及早加以更定，就不足以尽得天下人才；不能尽得天下人才，就不足以更新天下的教化。臣谨慎地分条列举选士的弊病，以及应当改定的事项，详细列在下面。一，文章对于国家来说，本来已经是末务；诗赋又是文章中的末务吗？如今却拘泥于声调格势的顺逆、音韵的高低、对偶配合和文字缀辑，甚至超过了俳优的辞说。近年以来，朝廷致力于用经术和才识来收揽天下士人，有司往往暗中考察经论策问，以此决定取舍，并不专凭诗赋。读书人也多学习经书，爱好古道，修养自身，谨慎行事；至于诗赋，大多不如从前精通。臣认为，人情共同废弃的事，圣人也不能强迫它兴盛；如今上下都厌弃诗赋，人人知道它没有用处，朝廷顺势废除它，使天下学者学习有用的学问，做官的人施用自己曾经学习的内容，难道不是好事吗？希望下诏群臣讲求应当考试的内容，以取代诗赋考试的制度。一，学究诸科的人大多不通晓经义，只把背诵记忆当作长处。记诵能力不足的，有时便专门从事节略抄录，以致割裂句读、错乱文辞，实在可怜又可笑。仁宗担忧这种情况，开始设置明经科，想借此改变学究诸科的习气。如今西北各州颇愿意学习明经。然而变法之初，制度规定得太严密，大多不是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勉强做到的。从前曾设置说书一科，也有很多通晓经学的人。臣希望重新斟酌明经新法，稍微依照说书科的制度；各州解送以及登第的人数，都从诸科名额中减出名额来安排。这样人数不增加于旧额，而学究诸科也会学习通晓经术。一，国家选取天下士人，专门采用进士、明经等几个科目；然而东南的进士和西北的诸科，人数大致相当。至于边境州郡，有的相隔十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被选取。虽然这也由于他们的学业不精，无法符合有司的标准，但人情不可能没有希望。选士的本意在于得到人才，臣希望朝廷另设科目和标准，或者由边臣保举任用，像汉代六郡选取良家子弟一样，专门选取边州有才干武略的士人；所得人数，就按各州充入进士、明经、学究的名额。

译一，进士、明经诸科，旧制各以三百人为额；治平年间又增加五十人。三年选士一次，共六百五十人，也不能算少。然而仍不足以尽得天下士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选取人才的途径太狭窄。士人如果确实可用，又何必一定要取得进士、明经出身呢？臣希望把治平年间新增加的五十人作为名额，每逢下诏选士时，允许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荐举文行特别优异、经术政事出众，或有军事谋略和才干策略的人，像从前遗逸之士那样；并允许两制、侍从官不论在内在外，各推荐一人。如果推荐两人，大概所荐之士另行考试，不受常规试格限制，选足五十人即止。所举不是合适的人，如果已经做官而获罪，就依法律处理；也借此考察臣下荐举贤才的能力。一，朝廷自庆历以来，诏令天下建立学校，郡县往往都有学舍，以及官田、房廊等收益。京师也从国子监分出一半作为太学，太学生常有数百人；州学学舍很多，有的也达到百人。学校的兴盛，可以和汉、唐相比了。然而国家还没有通过学校选士的制度，臣希望诏令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能够举荐所学之人中才干品行特别优异者，提升到太学。没有这样的人就空缺；入太学后由官府供给廪禄，再根据日月长短详细观察，多次考试。每年判国子监至直讲，共同荐举十人，朝廷再以策问考试，然后根据所得人数推恩；所取之人就用来充进士名额。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原来就在学的学生，另请制定入学办法。以上是臣请求改定选士制度的五条，都是广泛采纳众议，认为有益于天下，并且比旧制度便利。其中后三条，稍微采用保举荐举的办法，荐取有才略、文章品行的士人，以扩大朝廷搜求选择人才的途径。与科场中泛泛收取的办法相比，利弊完全不同。然而臣不敢擅自详细制定科格，伏望圣慈下诏给两制、杂学士、待制以上官员、台谏官、三馆秘阁臣僚，广泛加以讨论，一定会有可以施行的良法。若有意见不同的人，允许另行具状陈述，朝廷选取其中最优者施行【熙宁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请求设置特举科，分路考试取士。范纯仁。臣近来奉到陛下的德音，陛下认为朝廷不能均衡地选取四方士人，担心遗失人才，命臣详细拟定应当设置的科目制度以及取人的办法进呈。臣才智见识浅陋，不能谋划远大的方案，无法上副诏旨，只能根据所见粗略陈述一二。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选取人才唯有进士科最为兴盛，凡是公卿和近侍官员，多取进士出身的人，所以天下士人争相致力于此科以求进身。然而进士科的举业、文章、辞赋，只有闽、蜀、江、浙人擅长；到了南省，却同西北人一起糊名通考，因此西北人能够进取的很少。如今如果明白实行分别考试，东南人必然会发出难以进取的叹息，而寄籍者和弄虚作假的人会更多。不如采用臣先前所上贡举策，先在天下郡县各自建立学校、培养士人，仍然选择明师来教导。每次科举诏令下达后，委托州郡长吏和学官在进士、明经两科中，只选本地土著之人；这些人必须曾入州学学习，各自达到三百日以上，且才干品行优于众人，才允许使用解额中三分之一的名额，特别荐送到南省，称为特举科。南省只考试策论、经义，仍然分路、分开考试，各路分别给予优厚的分数，按分数取人。到了御前考试，也依照各路分数放榜及第，那么各路得到人才就会没有不均衡的。朝廷于是制定贡举优待五路的办法。又请下诏给执政机构：今后选举台省、馆阁、经筵等职司，应当在明经、进士以及没有科举出身的人中，综合各路选取，只选择才干品行优异者，不必以科第为限制。这样四方贤士就都可以一同进用了。还望圣上慈爱，详细斟酌施行【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论述选举的六件事。吕大临。臣私下认为，从前负责长养人才的人，以士人众多为喜；如今主持选举的人，却把士人众多当作忧患。古代用礼聘请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不来；如今用法令压抑士人，常常担心士人争相进取。古今难道真的不同吗？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治理国家的关键，不外乎得到人才来治理政事。假如治理国家一定要得到人才，只怕人才不足，不会担忧人才太多；假如治理政事都让人承担相应责任，只怕士人不来，不会忧虑他们争相进取。如今选取人而任用，不问他是否合适；授予职任而让人办理事务，不问他的才能能否胜任。这样却想得到人才、使政事治理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想要制定士规以培养德行、砥砺品行，改定学制以衡量才干、增进技艺，制定贡法以选取贤能、聚集人才，制定试法以考试任用、培养人才，制定辟法以振兴才能、储备任用，制定举法以核实情况、得到人才，制定考法以明确责任、考核功绩。这些事项的详细条目，全部列在后面。士规。州县都要设立学校，都要建立士籍，由学官、学正、学录掌管。凡士人不论是侨居还是土著，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已做官至升朝官、未冠者、未满年龄者以及七十岁者，都不登记】，居学还是不居学，应举还是不应举，都要委托乡里、城郭、邻里广泛访察，把姓名报给州县长吏，再次审查核实，不遗漏，也不滥收，并交学官参考其品行事迹；确认无误后，登记入册【都要供出本贯、三代、年齿；在学和应举者还要供出所学举业，已经任官者供出出身和历任】。除居学者另有学制外，另立士规，大略如同学规中禁止过失的条目【大的过失，如兼营工商、与邪僻之人交游、赌博、斗殴、诉讼之类；小的过失，如同不正当的人交游、以不合义理的方式求取之类，都要禁止】。设置两本簿册：一本记善【凡有善行可记录的都记录】，一本记过【凡违犯士规的都记录】。委托州县学正，在不居学的士人中推选众人信服者担任外学正【州城内根据郡的大小设置二人至六人，分坊统领；乡里设置一人至三人，分坊及乡统领】。凡登记入籍的人，每月轮流一人负责记录善恶，称为直月。每月约定日期聚集到学校，在先圣前行释菜礼；退下后在堂上用餐。直月把所记录的过失情况告诉外学正，外学正与众人评议是否属实，再加以记录，并告知本人【凡有善行，允许众人采集后告诉直月，直月审查属实便记录；有过失，也允许直月查察；查到隐匿的人，全部告诉学正，过失也要依法设立惩罚】。如果犯大过，记录之后允许他改过；不愿改过或始终不悔改的，削除其士籍，不得再与士人同列，不得穿士人的衣冠【先制定士人与庶人的衣冠，以便区别】。朝廷考察德行，都以此为依据。

译那些平日学业品行高尚、受到众人推重的人，应当另加尊敬礼遇，不与众人相同。如果外出游历到其他地方，都要具文说明游历的缘由。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不混杂居住，士人所学习的都有专门事业；如今农民、工匠、商贾尚且各自有事可做，唯独士人这一身份容纳了许多游荡懒惰之徒。士风沦落，人才不能兴盛，都源于此。自祖宗以来，州县设立学校，只有留心此事的守令，最多也只能劝导督促学生应举和完成课业。乡里中穿着士人衣冠、同士大夫交游的人，都名为士人，结果贤者和不肖者混杂，没人能够辨别。德行学业进步的人既没有办法加以表彰区别，无德无行的人又没有顾忌，想要改善风俗、培养人才，就困难了。然而近来看到所制定的学制，大多想让士人长期住在学校，这非常有害。大体说来，做士人的没有不成家；对上要侍奉父母，对下要养育妻子儿女，这都是人的大伦，奉养亲人的道理怎么可以有所缺失？如今一定要让他们舍弃这些而住在学校，首先就废弃了人的大伦；即使博闻多识，又将有什么用呢？这是丢失根本，不能不改革。况且古代最高深的学问，也不在于早晚群聚、课试诵读之后才算学习；关键是树立明确的老师，使学生能够时时前往请教，有所敬仰和效法，就可以了。如今讨论制定士规，正是为了防止他们犯错；每月记录善恶，是为了使人向善、改正过错；不是合适的人，不得与士人同列，是为了澄清士人群体。这就是施行此制的开端。开端如果足以推行，日后如何润饰完善，就要看善于治理的人怎样安排了。学制。凡学校制度，都要设立大学、小学。小学教授课读、诵读、训诂，学习《少仪》；十岁以上至十九岁，都进入小学。二十岁以上，选择学业已经成就的人，每十日考试一次；十次考试达到标准，才可以进入大学，才允许应举【未达到标准的暂居小学，不得应举】。大学分为四科：第一叫德行，第二叫学术，第三叫文辞，第四叫政事。德行科方面，居住在县里的，由县令、县丞等佐官和学官让众人推选，考察核实后，把姓名荐于州【略述其学业品行，并说明荐举缘故】；州的长吏和学官再加审察，确认属实后，以礼聘请，由县令供给资费、护送到州学；州命学官供其住宿，常同他讨论，以考察他的学识，经过十天或一个月后让他回去，并把姓名登记入册，等待科场。州长吏和学官又共同访求可以应诏的人，贡举到朝廷【如果居住在州学，则只由学官荐举，州长吏审察】。学术科以博闻多识、明白义理、辨析礼制细节、考究典故为学业。第一是明经【经书不论多少，从一经到六经；经书包括《易》《诗》《书》《春秋》《礼》《乐》。学习《礼》的，还要兼通三礼；《乐》虽无经书，也要参考六经中的有关内容来考查。凡明经科都必须兼治《孝经》《论语》《孟子》】；第二是习史【考究历代治国之体、安危成败以及典故沿革】。文辞科都以学习各类杂文为业，如制诰、章奏、文檄、书信、碑铭、诗赋之类，依照唐代制度。政事科都务求详细了解利害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处置的方法，如同吏文中陈述利害、修订法令和建立条约，不必看重文章辞采，只以处置和议论优长为好。以上各科中，只有德行科都通过推选和礼聘；学术、文辞、政事三科，都依照科场法，允许士人应举，也由各县官按标准逐级升送。州学方面，州学学官又选择其中有才能的人，登记在册；每逢科场，学官把名单报给州，州再申报转运司，转运司选派官员考试，依照旧法，按额定的中选人数，贡送尚书礼部。课试高下的办法，以所学习业的高下、多少作为等级。凡学术、文辞两科，都兼习史学和文辞的列为上等；兼习史学或文辞一项的列为次等；只学习三经的又次之；只学习二经的又次之；只学习一经或学习史学的又次之；学习文辞的再次之；学习政事的列为下等。明经科每一经为一场，考试经义三道；习史科考试策问三道；文辞科考试杂文两场，每场出题五道【如果兼习文辞、政事，则各只考一场】。以上德行科，等同于制举；学术、文辞科，等同于进士科；政事科，等同于诸科。古人四十岁才开始做官，如今成童以上都可以应举，所以人家的子弟不致力于积累学问、蓄养德行，稍微有些知晓，便已经奔走于求取仕进的门路。又因为求学的次序从未区分小学、大学，往往越级进取，群聚应试有司；他们的技艺稍微符合有司标准的，十人中也不过一二人，这使人才不能真正成长，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如今制定学制，实行区分小学、大学的办法；十九岁以下都在小学，二十岁以上而学业可以升入大学的，才升入大学，开始允许应举。这样，童子必定能够安于所学，学习有次序，不致产生越级求进的心思，也许就能培养成材而加以选取。又有的人凭德行进用，有的人因办事能力被举，有的人凭言论受到推扬，从来不是只用一个科目来取人。自汉、唐盛世以来，虽然不能完全比拟古代，也还多设几条取士途径来收取人才；如今却专门凭进士一科取人，所考的仅限于经义、策论罢了。一旦中选，百官的事务都可以让他承担。就其平日所学来说，本来是想使他明白义理、学习文辞；但到任官决断事务时，所知道的义理却不知道如何施行；一旦需要草拟文书诏令，所学习的文章又不足以实际应用。说他贤能吧，却不知道他的德行是否可以担当；说他有才干吧，却不知道他的才能是否可以任使。这是所培养的不是所需求的，所选取的又不是所使用的；培养人才、选用人才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议论改革科举、恢复诗赋，只不过稍微补救有司考校末节上的问题，对朝廷培养人才、任用人才的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如果明确设立四科来包罗人才，或许就会有所收获。又古代做官的人，无不是由上位者选取，而不是下面的人有所请求之后才授予；所以在上位者有礼贤下士的美名，士人没有丧失自身操守的羞耻。如今却一概让他们投递文书、自行进身，与市井中的臣仆没有区别，不是用来培养士人廉耻的办法。根本已经败坏，做士人的就会轻贱自己；做士人的轻贱自己，即使有优异才干和美好德行，也不足以任用。如今想要一概命令学官采择，然后由州长吏召来考试，稍微振作士风，也不是没有补益。试法。

译所谓试法，凡是初次入仕的人【如初次及第、经人奏荐但尚未出官之类】，在京城，委托开封府及府界提点司；在外地，委托监司和郡守，审察人才可以担任何等职务，先让他权摄某局事务或差委办理、裁决公事，以考试他的才能。任满一年后考定，分为四等：政绩值得观摩的为上等，职事大体办成的为中等，职事没有荒废的为下等，职事荒废的为劣等。除劣等者暂令守选、学习外，其余各等都保明其才，确认确实可以担任某官，申报吏部。吏部再次审察人才，如果与保明相符，就依所定等级和所任官职差注【所定等级决定名次高下，所任官职各有分等差注】。第一任称为试官，官衔中带“试”字。任满后依照前法，由监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注授优便官，中等注授合入官，下等再试任一职，劣等勒令守选学习【凡守选学习者，都满二年后才允许再试一年；即使原属上等，也只升一资；中等不升迁，改授优便官；下等照旧；劣等降一资禄官，也应守选而不给俸钱】。下一任仍依此考定优劣，决定升迁或降黜。辟法。所谓辟法，官长都允许征辟一名属官来辅助自己。内则尚书、侍郎、卿监【尚书、侍郎允许征辟郎中、员外郎；卿监允许各征辟丞、主簿二人】，外则帅臣、监司、郡守【帅臣、监司各举二人；郡守举职官或曹官一人】，各自征辟自己所了解的人；被征辟者一旦离职，官长也随之罢免其职。所征辟不是合适的人，允许御史登记上奏【学官也照此办理】。举法。所谓举法，内则谏官、御史、郎中、秘书、博士，外则监司、郡守、县令、学官、监局，都可以荐举授官【内官和监司，允许待制以上官员荐举；郡守，允许监司及待制以上官员荐举；县令，允许监司、郡守荐举；外学官，允许监司及两省官、御史、郎中、司业、待制以上官员荐举；外监局，允许监司荐举。属于课利收入达一万以上者】。凡内官、监司、郡守、学官所说的荐举，都要登记被举者的姓名，有职位空缺就选择任用。县令和监局，允许监司指明人选、指明空缺上奏荐举；政绩列在优劣等级中的，举主都有相应赏罚。考法。所谓考法，先确立所任职务应当达到的目标，作为责任条文。例如守令，就规定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治理，百姓富足、士人受到劝勉，救济困穷，制止奸盗，办好赋税徭役之类。监司，就规定为察举过失而不苛察琐细，增加财利、满足用度而不涉及搜刮，荐举被埋没的人才，举发废弛的事务，为无告之人申诉，革除积久的弊病之类。狱官，就规定为必须查明实情，使长期被拘系的冤屈者得到伸张，有罪者也不能苟且免罪。学官，就规定为长养人才并使其必有成就，激励风俗，不使人偷薄，诸如此类。制定百官政绩优劣的考核项目，有司制定条格时大略确立大法，其余都听任各部门自行制定。每年年终考核一次，确定优劣后升迁或黜退。即使没有明显过错，只要没有达到所规定的责任，也都在应当黜退之列。凡授官者，如果自己估量不足以承担责任，允许自行陈述，改授其他官职。这四项制度用于选任官员，大概可以使情况完全明白。试法的建立，足以区别有才与无才，不致容纳太多滥进之人。辟法的建立，使官长自行选择属官，足以使他们切实承担责任。举法的建立，使居上位者更多了解人才缓急任用的情况，不担忧无人可用。考法的建立，使无才之人不敢侥幸进身，无功之人不能苟且容留；仕进之路的清明，没有比这更好的。如今入仕也有试法，只不过考经义、断案罢了。所试经义，只是为了应付有司，并不是能够深入通达义理，本来就不适合实际使用；至于律义、断案，只能粗略施用于法官，而且容易拘泥条文、机械执法，不可作为常法。不如实际以办事来考试，自然可以看出他的才能。旧有制度只有帅臣、监司以及朝廷专使允许征辟一两个属官罢了。近来的制度又把它废除，大概是为了防止朋党比附和私下请托的弊病。然而自汉、唐以来，属官都由官长征辟，正是为了使官长深切承担治理成效的责任。虽然不能没有请托和徇私的念头，但如果朝廷严格追究责任，人人都想得到贤能属吏来帮助自己，又怎么肯多用无才之人？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他是举子出身，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这种制度如果不实行，只能革除小害，却会失去大利，不是妥善的办法。对于不合适的人，既然已经建立弹劾上奏的制度，又有谁敢把没有才干的人充任选官呢？臣私下看到，朝廷每逢授官，常常忧虑缺乏人才；这大概是平时没有预先访求人物，以备一旦任用，到了缓急之际选择不够审慎，授任不当，实在不是用人的办法。不如立法，使各级官员都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并登记在册；又命执政大臣和吏部进一步审察访求，看他的才能是否适合任用。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就选择人来任用；再以这个人的政绩优劣作为举主赏罚的依据，那么滥进的人就会少了。如今选曹所忧虑的是官员人数多而职位空缺少；考察他们的治理行为，结果荐举称职的人少，而不称职的人多，这是完全没有考法、责任制度不精密造成的。人性喜欢尊贵而厌恶卑贱，喜欢富裕而厌恶贫穷，这是常情。如果让身居高位的人承担重大责任，身居低位的人承担较轻责任，那么才干浅薄的人必定不敢企求高位；有俸禄的人有责任，无俸禄的人没有责任，那么没有才干的人也不敢侥幸求取宠禄。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用实际成效来责求他们罢了【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太学博士】。《宋名臣奏议》卷八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一。宋代赵汝愚编。儒学门。贡举下。上奏哲宗，请求设置经明行修科。司马光。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改革科场制度：第一场考试本经义，第二场考试诗赋，第三场考试论，第四场考试策以及杂科、明法，除断案外，还考试《论语》《孝经》义。奉圣旨命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共同集议后上奏。臣私下有所见解，不敢不报告。凡选取士人的原则，应当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文学放在后面。在文学之中，又应当把经术放在首位，把辞采放在后面。因此《周礼》说大司徒以六德、六行使万民受到礼聘和举用；汉代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忠厚等标准选取士人。中兴以后，选士尤其精细审慎。至于公府掾属、州从事、郡国计吏、丞史、县功曹、乡啬夫，都选择贤者担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便会受到世人的讥刺贬斥；因此人人都想磨炼自己，教化兴盛施行，风俗淳厚。这是德化的根本，也是王者首先应当致力的事务，不可忽视。熙宁年间，诏令征召能写文章辞赋的诸生，在鸿都门下任待制；蔡邕竭力争辩，认为辞赋只是小才，对治理没有益处，不如经术。自魏、晋以来，才开始重视文章而轻视经术，把善于文辞的人视为英俊，把儒生视为鄙陋质朴。下至隋、唐，虽然设置明经、进士两科，但进士日益兴盛，明经日益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司用帖经、墨义考试明经，专门取其记诵，不询问义理；其弊病发展到割裂经文、分析注释，专门设置隐晦难题，用各种办法使举人答错。因此举人从少年到老年，夜以继日，耗费心力来求得符合标准；一旦问到圣人之道，却茫然如面对墙壁，有的连句读也不知道，有的读音和字形都错乱。这是有司的过失，不是举人的罪过。至于进士用诗赋、论、策考试，到了后期专门使用律赋、格诗取舍人才，挑剔押韵失误、平仄失调、偏枯不对、蜂腰鹤膝等格式，以此决定天下士人的进退，不问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即使品行顽劣如盗跖、庄蹻，只要程试合格，也不妨列为高第；即使品行如颜渊、闵子骞，程试不合格，也不能免于黜落，老死在茅屋之中。这导致举人专门崇尚辞藻华美，不以道德为根本，只粗略涉猎、抄节经书，怀挟剽窃之文来取得科名；一旦问到圣人之道，未必人人都知道。其中有些人游荡放纵，容止轻浮，言语行为丑恶，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也不是没有；这种弊病也到了极点。神宗皇帝深刻鉴察到其中的过失，于是全部废除诗赋以及经学诸科，专门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这是革除历代积累的弊病，恢复先王的良法，是百世不变的制度。只是王安石不应当凭一家之私学，便想把先儒全部遮蔽掉，命令天下的学官讲解他的学说，并将它作为科场的课程和考试内容；凡是与他意见相同的就录取，意见不同的就黜退，使圣人坦白明达的言论反而转入奇僻，使先王中正的道术流传下去反而陷入异端。假如他的论说果真正确，先儒果真错误，又何必担心求学的人不抛弃先儒而改从他的学说呢？为什么一定要像这样急切地用利害来诱导和胁迫他们呢？况且他又贬抑《春秋》而抬高诸子，废弃六艺而尊崇百家，加上只考查学问文章，却不勉励人的德行，这些就是他的过失。凡是谋划和筹度国事，应当遵守公论，不能迎合一时，也不能顺从流俗；应当比较是非的大小、利害的多少，使之拿来与圣人的道理相验证而不相违谬，斟酌人情而处处通达，考察上古制度而能够符合，施行于当今而确实可行，这样以后才算是好的办法。如今国家正在大力议定科场的制度，想使它尽善尽美，依臣所见，不如依照先朝已经制定的成法，把明经、进士合并为一科，确定《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令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说；学士广泛参阅各家学说，自行取舍长短，各自保留自己的见解。《春秋》只采用《左氏传》，其中《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陆淳等人的说法，一并列入诸家之说；《孟子》只列为诸子之书，不再考试其中的大义。应试者听任自己选择学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但都必须在家状前面写明学习《论语》，以及学习哪几部经书、哪几部经书。又每年委托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论现任或不在任，也不论是否本部官员，各自举荐所认识的人；如果是亲戚，也要在举状中明白说明。举状中应写道：“臣私下见某州某县人某甲有某种品行才能，臣现在保举他可以参加经明行修科；今后如果不如所举，臣甘愿承担连坐之罪，绝不推辞。”等到奏状送达，朝廷便下令礼部贡院置备簿册，分别按各路抄录本人姓名，并在姓名下面注明举主的官位和姓名；同时下令本州发给公据，交本人收执，并令本州也像贡院一样置簿抄录，以备在开科场之日查验公据。举状上报以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有贪赃、私罪，罪至徒刑以上，情节严重，或违犯名教，等判决完毕，也要追究举主的连坐责任，奏请朝廷审查办理。被举荐者尚未及第的，举主减五等处罚；已经及第的，举主减三等处罚；定罪方式一律依照举选人充任京官的法律办理。臣私下估计，这项法令开始实行时，奔走竞争、托请关说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朝廷一定追究举主的责任而不予赦免，实行三五人以后，大家自然都会谨慎选择被举荐者，不敢胡乱举荐。这样一来，士人在乡里、在家中，哪怕独自处在暗室里，立身行事也不敢不谨慎，只怕自己的过失被外界听闻。所谓不言而教，不用严厉整肃就能成就教化；不必等学官每天训导、每月考察，也不必设立奖赏来鼓励告发，士人的品行自然会变好。每逢开科场时，有举主的人，自称应经明行修举，并在所投家状的前面写明举主的官位和姓名，有司查验与簿册相合后，才允许收受。没有举主的人，只称应乡贡进士，按通常法令办理。每三名以上举人，彼此结成一保，只保明是本人以及确为本贯人，未曾犯真刑，没有隐瞒丧服等事情，此外一概不作保证。本州和贡院考试，仍依照旧法差遣封弥、誊录、监门、巡铺官。考试之日，严格检查，如同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法令；各人都要守住自己的座位，不得移动座位互相依从、托请商量，不得聚集传递经义、传递试本，不得夹带或代人答笔，违者推出考场。第一场先考《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其中《孝经》一道，《论语》四道；首先必须完整写出正文，其次叙述注疏的大意，再次引用诸家的不同解释，最后以自己的见解评判是非。援引证据精详、义理高明、文章优美的定为“通”；次一等定为“粗”；援据疏略、义理浅短、文章拙劣的定为“否”。

译三道“通”以上为合格；不合格的先后驳斥黜退，合格的列榜注明次序，进入下一场考试，如同旧日考试经学诸科的法令。如果合格人数太少，就委托考试官临时在中等答卷中择取较好的，详细斟酌后放过。下一场考时务，下一场考《尚书》，下一场考《周礼》；再下一场考《仪礼》，再下一场考《礼记》；再下一场考《春秋》，再下一场考《周易》大义，各五道。令举人各按自己所学习的经书参加考试，以考定取舍。按照《孝经》《论语》的办法，下一场论题两道：一道从儒家诸子书中出题，一道从历代正史中出题。再下一场考策三道，全部询问时务。考策之日，才依照解额和奏名人数决定取舍，并编排高下；经书数目多的排在前面，经书数目相同的，以策论义理高明、文章优美者排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另在进士之前列为一项出榜解发；奏名送到御前考试时务策一道，须满一千字以上。封弥官在试号上题写“明经”及举主人数。等考校详定完毕编排名次时，也以经书数目多的排在前面；经书数目相同的，以策论义理高明、文章优美者排在前面；文理相同的，以举主多的排在前面。经明行修举人也在进士之前另列一项编排，先行放榜及第；授官时所加恩典，比进士优厚。将来选择清要官、馆阁官、台谏官等，都必须先选取经明行修之人。举主的姓名，通常要在官诰前明白说明。这样一来，举人都会致力于尊崇经术，深入探究圣人的旨趣，不敢不精通；广泛阅读诸子和史书，不敢不博学；又不会放纵自己流入异端小说；讲求时务，也不敢不知晓。所得到的士人，既有品行义理，又能明白道理，又能博学，又懂得从政，作为国家的任用人才，难道不比今天所取的更贤能吗？如今有人请求恢复诗赋，都是因为从前举人只学习诗赋，不学习经义，不能应举，所以提出这种说法，想动摇科场制度，以便于自己。朝廷如果不想抛弃旧人，等将来科场进士中有特奏名者，令其考试诗赋，按照优劣等级推恩，也没有妨害。不可以因此轻易改变已经形成的法令，又顺从弊俗，误导迷惑后生。如果认为文章之士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那么请求允许人在试本经合格之日投状，请求考试杂文；在试论的下一场引试，可以考古诗、律诗、歌行、古赋、颂、铭、赞，或四六表启；临时委托考试官出题，考试某一种文体，篇幅字数总计必须达到五百字以上，选取文辞才采高的为合格。等到取得解额、奏名、及第之日，编排姓名高下时，都排在经书数目相同者之上；这样一来，文章之士也不会缺少了。至于律令、敕式，都是当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明法一科，使读书人预先学习它呢？礼所排斥的，刑所取用的，读书人如果果真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律相契合。如果不懂道义，只是每天诵读徒、流、绞、斩等刑书，学习锻炼文辞、罗织罪名之事，那么这种读书人已经养成刻薄习气，参与政事又怎会成为循良之吏？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朝廷如果不想废弃已经学习明法的人，曾经取得解额的明法举人仍依旧应举；未曾取得解额的，不得再应举，这样便可以一个不遗漏地收拾处理。臣愚昧的见解就是这样，恭请把臣所奏以及礼部等官所议，张榜于国子监门，并遍行下达各州；有州学的地方，就张榜于州学门，命举人在一个月内投状，明确说明哪一种办法为好，听候本州附递上报。等各地意见到京齐备后，再委托其他执政官详细审看、参考斟酌，择善而行。【元祐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仆射】上奏哲宗，论述经明行修科应当停止投牒，并请求采用糊名制度考试。《誊录制度》　曾肇 臣奉诏详细讨论三省所制定的科举条制，其中经义、诗赋等科，已经同吏部尚书孙永等联名详细审定，另行奏报；至于经明行修举人这一项，臣私下有一些愚见，必须另行议论。臣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人才的盛衰、风俗的美恶都系于此。如今设置经义、诗赋等科，施行于一时固然可以，但都只是根据言辞取人，而不以品行为根本；同古制相比，臣私下认为还不够。至于诏令内外官员举荐经明行修之士，在中第之日稍微优待其礼遇，这样就不只是根据言辞取人，又以品行为根本，其用意或许接近古制。然而只是让官员举荐，却不经过乡里的选举，又没有实际考察；参加此科的人跟众人一样投牒，参加有司考试，以糊名、誊录来比较一日考试的长短，这不但使士人失去自重的道义，而且在考试之时无法同众人区别开来，那么所谓以品行为根本，也只是徒具虚文而已，恐怕不符合命官荐举、优厚恩典的本意。臣私下观察，三代、两汉人才兴盛、风俗美好的原因，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就在于取士重品行，不专重言辞。如今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所以经义、词赋等科还不能全部废除，但逐步达到先王的治理，也应当有个过程；因此经明行修科，应该另立为一科，稍微仿照三代、两汉取士授官的办法，根据当今实际斟酌增损，总之不要失去古制的本意罢了。至于投牒请求考试、糊名誊录之类不属于古制的做法，应一律停止；待遇和恩典的等级，全部置于经义、诗赋等科之上，使求学者知道尊崇经术、笃实行谊，人人都勉励自己修身。从一乡推举，进而到一县；一县推举，进而到一州；一州推举，进而到一路；一路推举，进而到天下，那么四方士人没有不知道尊经术、笃行谊，以等待上面求取并响应朝廷任用的。这样做而人才不兴盛、风俗不美好，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人才已经兴盛，风俗已经美好，那么所谓经义、诗赋等科中那些不是凭借品行道义进身的人，人人都会以参加为耻；即使不特别废除，也会自行废止。这样，经明行修举就有实际取得人才的功效，而不只是虚文。有人说，根据品行取人，就会有浮伪矫诈的弊端；完全取消防检，就会有交通请托的私弊。臣认为，这大概是议论者私自忧虑、过度谋虑罢了。以旁门邪道扰乱众人、表面取得仁名而行为背离仁道的人，固然是圣人深恶痛绝的，但只要有办法察验，在利害得失的处境中考验他们，就可以看出真伪。人的本性，谁不喜欢善？朝廷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意，任用正直之人，明白义与利的分别、荣与辱的界限，以此昭示天下，那么即使是愚昧百姓，也没有不尽心响应上意的，何况士人呢？

译这样说来，所谓浮伪矫诈的弊端，并不值得忧虑。明确考察人才的方法，公正进退任用的法令，把任用人才的得失作为举荐者的赏罚标准，诚信地实行，长久地坚持，风俗一天天趋于敦厚，那么交通请托的私弊，也就不值得忧虑了。三代、两汉的治道，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臣仍然对此恳切陈说，是因为有幸遇到朝廷想得到经明行修之士，所以臣想借此充实这一制度，直到恢复先王之制，以成全朝廷的美好意愿。臣的话虽然迂阔，效果虽然遥远，但有志于古制的人，恐怕不能因为那些困难就放弃这个办法。恭请圣上慈悯，特别加以详察。如果臣所说万一有可取之处，关于设置科举、选取士人的制度，希望诏令有司，取三代、两汉法制中能够用于今日的部分，参酌时宜，裁定实行。【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论述荐举经明行修之士不宜采用泛泛的升朝官。《荐举》　刘挚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升朝官各自举荐进士中的经明行修者一人，以及升等、推恩、考核、办理举主过犯同罪等事。臣私下推究朝廷的用意，是担心程试考校只能得到文辞之士，所以另立此制度，以便选进有实际才能的人，天下真是幸甚。臣退下后仔细思考，又考察士大夫们的议论，认为法令本身是好的，但让升朝官来举荐，不如让郡守以上官员来举荐。臣谨慎地分条陈述利害：按照本朝旧制，臣僚任通判、知州之后，才可以举荐官员；这是因为了解人才实在困难，如果不是行为谨慎、阅历长久，确实不应要求他承担保任责任。如今升朝官只要没有赃罪，即使有严重私罪也不论；除此以外不考察资历任职，不察看才能与否，门调诸科、刀笔之吏，一概都可以推荐士人，这是第一不可。经术深浅，询问便可以知道；至于品行义理是否污下，如果不是乡里和学校中的人，长久群居相处、声誉一向显著，谁能知道？如今不限制路分，只要不是有服亲属，都可以奏举，臣恐怕流离之人会凭虚伪取信，这是第二不可。天下升朝官不下几千人，那么所推荐的士人也会有这么多；年年月月累积下来，没有被推荐的人就很少了。人人都升等、推恩、考核，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显示劝勉作用的了，这是第三不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议论的人说，朝廷官员固然都是经过选择、可以任用的人，但他们入仕的途径并不相同，人数品秩又十分杂多；如今势力和利益互相交易，必然有人接受贿赂而招致诉讼，扰乱陛下的法令。臣确实浅薄，不敢擅自猜测朝廷士大夫一定会这样，也不敢认为一定不会这样。既然如此，荐举选人的好处还没有显现，奔走竞争的风气却先形成了，这是第四不可。

译《传》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 臣估计今天天下的士人，在一郡一邑之中，不论人数多少，一定都有贤善之士。考察乡里的品行，询问学校中的议论，在情势上最亲近、事情上最清楚的，没有比州郡官吏更合适的。至于监司，是朝廷任用来按察地方的；台谏、侍从，也是朝廷所倚重、用来参与议论的。因此臣希望每逢科场诏令下达，就委托各州长吏奏举经明行修进士一名，并以应举实际人数二百人为标准；不满二百人，也听许举荐一名；每增加二百人，再增加一人，最多到三人。监司、转运司判官以上官员，在本路范围内；在京台谏以上官员，在开封、国子监范围内，各许奏举一名。不是乡贡进士、没有经过学校学习，或者没有可以应诏的人，都听任不举。其余关于升等、推恩、考核，以及举主同罪等事，全部依照原先下达的朝旨办理。臣愚昧地认为，三代乡举的制度不容易立即恢复；如果想稍微仿行古制，诸侯每年贡士的办法，没有比这个更接近的了。【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后来才诏令朝官中通判资序以上的人，才允许保举。上奏哲宗，论述特奏名举人。　苏轼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从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人人都能说出弊端，却不能除去祸害更大的。只有往年韩琦、富弼等人，独能裁减任子，并延长磨勘年限。开始提出议论时，士大夫彼此相看，没有人敢以身担当，认为一定会招致诽谤议论；韩琦等人却不顾这些。成法建立以后，天下肃然，没有一个人非议。为什么？因为私欲不能胜过公议。积弊发展到今天，一处官缺往往有四五个人争守，争夺纷纷，廉耻之道尽失。中等才能的小官，所任官缺偏远、俸禄微薄，到任以后便搜求渔利，什么都干，百姓于是遭殃。今天的弊病，好比一个羸弱的病人背负千钧重物，即使不能分减负担，哪里忍心再给他增加呢？臣等自从进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纷纷投状，说如今正是龙飞榜，请求代为敷奏，要求法外推恩的，多得数不清。臣等一概不予施行；同时不断有经朝省下发的文字，要求把推送下第举人的文状送到本院，臣等只是依据条文张榜告示。近来又奉准圣旨，依照各次考试的惯例，按下第举人的应举次数特奏名，已经约计四百五十人。今天又奉准尚书省札子，除前面圣旨所定的特奏名外，各等次再递减一举的人数。如果依照这个数目办理，又要增加几百人。虽然还不知道朝廷准备怎样处理，本不应事先进言，但恐怕朝命已经实行，届时再论奏就来不及了。臣等恭敬地看到，因恩榜得官的人分布在州县，按例都已垂老，没有别的进身希望，只有竭力贪取财货作为归宿；贪婪冒进、不称职的，十人中有九人。朝廷放恩榜，已经超过千人了，什么时候见过有一人能够奋发自励，在当时获得声誉？而残害百姓、败坏官府的人却多得数不清。由此可知，这件事无益而有损，不说也明白。如今议论的人不过说，即位之初应当广施恩泽，姑且用来取悦这几百个贪得无厌的侥幸之人，却不知道吏部要用有限的官缺，安置无穷的官吏；户部要用有限的财禄，供养无用之人，并使州县一同受害。刚即位之初就有这种过度举措，还称作恩泽，不是臣等所理解的恩泽。恭请圣上亲自决断，明令大臣：特奏名举人只依近日圣旨指挥办理；仍诏令殿试考官精心考校，酌量选取一二十人，确有学问、文辞义理优长的，才允许出任地方官；其余都补为文学长史之类，不计选限，免得积弊达到极点后还不断加重。臣等不是不知道进言会招来怨恨，只是既然忝居近臣之列，按道理实在不能缄默。附呈黄帖说：臣曾经在吏部任职，亲眼看见这种弊害。每次出现一个官缺，争夺的人多到一二十个。即使是四川、广东、福建等烟瘴之地，也不问路途远近，只想争先得到注授，臣私下对此感到奇怪。暗中加以访察，听说接受任命以后，立即请求雇钱，数额多的达到五七十千。又因为接受了偏远官缺，允许先借支料钱，路途遥远的允许借支三个月的俸料钱；这样又得到四十余千。让这样贪婪无知、而且已经衰老的人到任以后廉洁奉法、尽心治理百姓，是不可能的。【元祐三年二月，时任翰林学士，权知贡举，与孙觉、孔文仲共同上奏】上奏哲宗，论述殿试应依照神宗旧例采用策问。傅尧俞 臣等认为，天子亲自策问贡士，自汉代以来从未改变。唐代进士虽然考试诗赋，但只是有司奉行而已。本朝开宝六年，太祖才召进士到朝廷亲自考试。当时公卿没有人知道应当提出明确意见，改用策问，而只采用诗赋；于是把策问写入法令，便没有人知道如何改变。神宗皇帝认为，这并不是天子临轩接见贡士、询问求取治国之道的本意。熙宁三年才改为询问策论，一直到元丰五年仍赐策。如今陛下遵循先帝旧制，亲自策问进士，所问灾异、外敌、官员冗滥、财费等事，都是今天的紧急事务，不可以停止。可是议论者却怀疑，认为策问题目可以预先编造。况且平民草野之士，在家修习，在学校学习，日夜讲说的，本来就是为了等待皇上询问。如果确实能够抒发自己的积蓄，应答问题如回声一般迅速，回答不失当，即使预先准备并贯通熟悉，又有什么妨害于取得人才呢？至于那些只知道搜集陈旧言论，用芜杂语句充塞，答非所问，却不加淘汰；或者知道内容荒唐、泛滥而牵强入选，阿谀奉承、迎合上意，把异常说成祥瑞之类，却不加纠正黜退的，都是考官的过错，不是策问本身的缺点。议论者只知道策问答案预先编造、预先写作的弊病，却不知道辞赋律学也有依靠记诵、编集的弊病。他们只知道进士有能力预备策问，却不知道贤良、茂材等科准备策问尤其详尽。臣等认为，学校教导诸生，州郡发解，礼部考察贡士，如今都已经采用诗赋，足以考察他们的文辞。至于御前进士，应该完全依照先帝旧例，考试策问，这合乎古义，就制度体例而言也是适宜的。御试策问的答卷，即使有文采，但与问题的主旨不相合，或者言辞涉及谄媚、文理浅疏的，应当约依旧制酌量评定分数，按策问黜落，不得雷同列入等第。这样，士人就不会泛滥入选，考官也不敢任意升降名次。附呈黄帖说：制策所问难道有固定的制度吗？有时问古今政务，有时问天下名数疑难之类。比如汉代董仲舒回答符命、性情、文质的不同，杜钦依据经义回答六件事，都是临时取策设问，并不是疏远之人所能一一预先猜度的。不能偶然因为前一天阴雪之事众人都知道，就说所有问题都可以预先编造。【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二 宋·赵汝愚编 儒学类 制科 上奏真宗，请求恢复设置制科　孙何 臣听说，王道教化以儒学为基础，治理国家的根本在文章。因此历代选取人才，必定首先选用通晓文学的人。贤能的辅弼、著名的将领、贤良的二千石官，都是由这条途径出身。所谓学问，并不是解释字句、讲解句读的学问，而必须能够裁成制度，辅佐治理，帮助教化。所谓文章，也不是讲究声律、毛病和对偶的文章，而必须能够赞助经纶大业，使我们的百姓长寿，使我们的君主成就功业。唐虞夏商的制度简略，难以完全继承，但光明显著，足以效法。当时只有周代开始实行乡举里选，最后又通过考察言论、观察品行来选人。众多人才的源流由此兴盛，传之后世百王，也应当无愧。汉代鉴于战国灭秦的弊病，追恢复行周制，表彰孝悌，选拔才华卓异之人；有的破格任用，有的归入常规调选。只要不采用纳粟拜爵、入赀为郎的办法，古代严肃的风气或许可以恢复。自魏代以下，直到陈、隋，制度规模狭小，没有什么值得相比。唐代和五代末年，斟酌改革，参用古今制度，整饬四方纲纪，网罗俊杰。问题出在礼部，收获却在制举。礼部的弊病，就是进士、明经等科；制举所得，就是贤良方正等科。凡进士、明经等科，正是前面所说的解释字句、讲究声律对偶的人，这不是弊病又是什么？凡贤良方正等科，正是前面所说能够裁成制度、赞助经纶大业的人，这不是所得又是什么？然而当时士人流品界限分明，授官也有区别。礼部所取的人，不过是典校、辟置、郡掾、县佐，长久守候，不能出任平级迁调的官职。制举所得的人，却一定都补任馆殿台郎等清要官，御史等职不出早晚便可担任，奋发而成为公卿辅弼。所以礼部所失并无大害，制举所得必有大利。事情记载在前代史书中，可以覆按验证。李唐将近末年，战争日益频繁，无用的辞章盛行，能够成就教化的文章废弃，于是开始停止制举，专门取用礼部科举。五代奉行不改，把它作为旧例。虽然朝廷内外多事，战乱接连发生，以至文物制度衰落、治道混乱，士大夫多达成千上万，却没有一人有显赫声名，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四十年，拓展疆土、开辟版图，消除叛逆、平定夷乱，眼光高越百代，巍然成为太平之世。朝廷日夜思求俊杰贤能，振作精神办理贡举，喜爱人才、嗜好善行，远非其他时代可比。然而仍未恢复贤良方正等科，清要仕途和显贵官位，只凭进士、明经逐步积累资历而升迁。难道没有想到山林之中非凡的人才，可能被遗弃了吗？难道没有想到台阁所推荐的人，可能有僭越滥竽充数的吗？难道没有想到群官百僚之中，可能有才略却无法自我显露的人吗？难道没有想到一天之中万端政务，可能有遗漏而无法上达的吗？难道没有想到取士制度因循近来的惯例，有些不能作为子孙后世法则的吗？难道是各有司和百官都没有想到这些吗？还是这件事情体大，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知道的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该设置却一直没有设置，该恢复却一直没有恢复，竟然长久到这种地步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士人相互传说、庶民私下议论，也不算僭越了。【咸平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真宗，论述制科应当依照汉制取士。田锡。臣私下考虑，唐代设置制科，有“道侔伊吕”科，有“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祖朝，兵部尚书张昭奏请兴办制举，当时根据他的奏议，从前代制举中选设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敕文大略说：“天下各色人等，不限以前资历、任职官员、黄衣、草泽等，都可以应诏；送吏部考试策论三道，共三千言，当日选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的人，才得以解送。升朝官也允许上表自我推荐。”虽然设置了制科的名目，却没有完全掌握取士的道理，怎么可以说明呢？汉代诏令取士，并不限对策字数，任凭应答者把所见所知全部陈述出来。因此孝文帝时鼂错回答策问不过二千字，孝武帝时董仲舒回答策问不过二千余字，但皇上看后认为奇异，于是再次策问他。汉代诏令策问共三道，而应答都不到二千余字，等到公孙弘回答策问，也只有二千五百余字。然而汉代得到贤良之士，在这时最为兴盛。看董仲舒所答三道策问，也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如今只要依照汉代取人的办法，那么董仲舒、鼂错、公孙弘这一类人才就不只是汉代才有了。【咸平三年上奏，当时因任泰州知州被召回】上奏仁宗，论述设置制科不应专门因灾异举行，应当随着科举举行。《下诏》　吴育 臣认为，自三代以来，取士最盛的，没有超过汉、唐。汉朝兴起之初，高祖、惠帝还来不及办理这些事情。到文帝十五年九月，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皇帝亲自策问，于是有鼂错这样的人才出世。当时并没有灾异，却照样举行举荐。到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举荐贤良并令其回答策问，于是有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人才出世。他们所学也不是因为灾异而形成，只是回答中有时涉及灾异，那也只是陈述政事的一端，并不是专门因灾异而举士。唐玄宗开元元年六月甲子，诏令茂才异等之士都可以自我推荐；这一年设置直言极谏科。到宪宗元和年间，制科尤其兴盛，有元稹、白居易这样的特别杰出人才被选出。看当时策问所询问的，都是帝王治国的要道、国家的大事，可以反复考察，确实不专门限于灾异。这些汉唐旧例，有足以依据的地方。其中不因天变、又不是按时亲自策问的，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有些当时的君主平常自我安逸，以为没有缺失的政务；等到天灾已经明显、时弊已经形成，才下诏举士，想在事情发生时挽救，这便是取士制度的弊端和后世君主赶不上古人的地方，哪里足以奉为最高准则呢？

译陛下恢复制科至今已经多年，随着贡举举行，疏密适中。如今忽然因为一个人的话，就想议论改变常规制度。如果一定要等到灾异谴告之后才下诏举士，不但失去设置制科的本意，而且尤其有三件不可行的事：第一，天下贤俊而久困不得志的人，都要等待灾异出现才求取仕进，这不是培养廉耻的办法；第二，平时不询问，等到发生变化才询问，这不是防止灾异的办法；第三，轻易改变已经确定的命令，向天下表示朝廷并没有求贤若渴的心意，这不是广开贤才进身之路的办法。况且汉唐设置孝廉、进士等科，都是每年常规选取，所以制举不必随着它们一起举行。如今礼部考试隔几年才开一次，制举随着礼部科举举行，正合时宜，有什么妨害？何况灾异出现并没有固定期限，有时多年没有一次，那么设置这项科目干什么？有时接连几年发生，那么对政务来说又太烦琐。既不因天灾举行，也不随着贡举举行，却说要在非通常时间下诏举士，茫然没有端绪，这实际上就是逐渐废掉此科。稍微询问民间意见，言路就会开放；一旦撤去象征礼制的饩羊，礼制就会全部消亡。如今无缘无故改变制度，使被遗弃的人才绝望，对国家体统的伤害不是很大吗？请求把臣的奏章一并下发，令两制官详细审定。如果汉唐旧例并不是专为灾异设置的，就应当坚持守行，不要轻易改变，以免惑乱众心。臣曾经应过制举，不能说不知道；既然知道却不说，罪过就大了。【庆历六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此前吴育与宰相贾昌朝不和，监察御史唐询因私怨吴育，上疏论说制科有私弊，文中说：“臣认为，汉制规定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汉到唐，虽然沿用这一科，却不是经常设置。如果上天显现灾异、政事有缺失，就诏令有职官员推荐人才入朝，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不必有所避讳。又有茂才异等科，本朝考察采用荐举文书，直到真宗一朝，三次设置此科。自陛下即位以来，增加修订六科，士人中任两省官至少卿、监以上的，都可以奏举。后来又只采用贤良、茂才二科，随着进士科设置。近年大多不用保任之官，都是自行命名科目；贤良方正、茂才异等，都是名号美好的科目，让人举荐自己来担任，尚且可以说接近古制。如今竟然专自占有这些美名，回头看来还从未听说过，谦逊的风气已经衰败得很厉害了。有应荐的人，必先提交自己所著的文章，评定等第后列名上报，由两制官考察其高下，再决定进退。幸而没有被遗弃，随后才能得到诏令，却不能亲自参加皇帝的考试。以前有司先行集会，而所出的论题全都采用经史中的名数，这对于治理国家、判断治乱的根本，实在没有什么补益。等到回答诏策，大多不过是分条回答义理格式，考核是否符合注解，又受到文字数量的束缚，迫于杂乱的限制；即使是魁伟卓异之士、才智高明之人，胸中有奇特见解，也不能尽情发挥。既然人人学习的都是这些，重点在于强记博闻，文章大多只是泛泛之说罢了。至于救助辅弼国体、开陈谋划，又能依靠什么呢？所以最初应诏的只有几个人，后来达到十多人，如今已经达到三十人；这一科存在得越久，进用的人越多。既升入本科，不到几年，便全都做到显贵官职，即使不是合适的人，按惯例也不能压抑。何况直言极谏，不应当在天下无事时求取；茂才异等，难道是循常的选举吗？它的弊病就是这样。如今备列两汉最初设置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的情况，以及因灾异下诏举贤良、询问政事的事例。西汉武帝建元元年，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封元年，因为名臣文武人才将要用尽，下诏令州郡察举官吏百姓中才华卓异、可以担任将相的人，共计五十四年间举行一次茂才举荐。孝昭帝始元元年，下诏三辅、太常各举荐贤良二人。宣帝地节三年，命令内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可以亲近百姓的人。元康四年，举荐才华异于常人的茂才，共二十五年间两次举贤良、一次举茂才。孝元帝初元元年，因为发生地震，下诏令丞相、御史、二千石举荐才华卓异、直言极谏之士。永光二年发生日食，命令内郡国举荐才华卓异、贤良、直言之士。共十六年间，一次举贤良、一次举茂才。成帝建始元年、河平四年发生日食水灾，下诏举荐贤良方正，并令沿河各郡举荐有品行才能、能够直言的人。鸿嘉三年，因为多次遭遇水旱灾害，下诏举荐朴厚、有品行才能、能够直言的人。元延元年，因为发生日食、星陨，下令内郡国各举荐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一人。共二十六年间，四次举荐方正直言之士。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发生日食，命令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建武七年发生日食，诏令公卿、司隶、州牧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共三十三年间，两次举贤良。章帝建初元年发生地震，诏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建初五年发生日食，诏令公卿以下各举荐直言极谏者一人。共十三年间，两次举荐直言之士。和帝永元六年，因为发生饥荒，命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共十七年间，一次举贤良。安帝永初元年发生日食，诏令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各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一人；永初五年发生日食、地震，诏令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共十九年间，两次举贤良。顺帝延光四年，京师发生大疫，诏令公卿、郡国守相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永和六年发生日食，诏令大将军、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者一人。共十九年间，两次举贤良。本朝只是采用两汉的名目，却不是采用两汉的制度，请求从今以后不再与进士同时设置此科。如果因国家灾异屡次出现，就在非通常时间选拔贤俊，临时询问，并由近臣审慎荐举。所举荐的人，如汉代旧例，皇帝亲自策问，所出题目应当是国家要务；停止秘阁所试六论。” 上奏仁宗，论述制策应当选取直言之士。司马光

译臣近来奉差到崇政殿，复核考察应制举人的试卷。其中□号所答策文，文辞义理都高明绝伦，远远超出同辈；但□号所答关于命秩差别、虚实相养的一两件事，与题目有差错。臣于是同范镇共同议定，把□号定为第三等，把□号定为第四等。详定官已经定案后，复核官切实知道初考官认为这样不当，朝廷又另行差官重新评定，结果仍依初考，把□号定为不入等。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这六科，本来是想选取见识高远的人才，固然不应以文辞华靡、记诵繁博作为贤能标准。□号所试的文辞，臣不敢再评论；但只见他指陈朝廷得失，毫无顾忌，在四个人中最为切直。如今如果因此不加甄别收取，臣恐怕天下人都会认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科，而□号又因直言被黜退；从此四方都以进言为忌，这对圣主宽明的德行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臣所忧虑的正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臣负责复核而把他评为高等，只想坚持错误、争胜罢了。恭请陛下察知臣的愚诚，特许□号入等，使天下人都说：□号所答的事目虽然有所遗漏，陛下却特别因为他切直而收取他，这难道不是美事吗？【嘉祐六年闰八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复核考察制举人。此前执政把□号的试卷进呈，想黜退他，皇上说：“他的言论切直，不可弃置。”□号即苏辙。】上奏仁宗，请求施行制策中所陈述的意见。司马光 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六科，本来是想上观朝政的得失，下知百姓的疾苦，并不是为士人设置这条用来求取仕进的阶梯。臣前些日子奉差复核应制举人的试卷，所试策文中，上等的三个人所陈述的国家大体、社稷长远谋略，其中有很多很值得采纳。恭请陛下取正本留在禁中，经常放在身边，屡加省览，用来警戒自己；副本下发中书，命令选取其中符合当今事务的意见，奏请施行，使四方之人都知道朝廷求取直言之士，并不是为了装饰虚名，而是要取得实际效用。至于臣此前所献的五规，虽然智识暗浅、辞语鄙陋，但都是臣日夜竭尽忠诚思考治世要道所得，并不是只指陈一件事情的得失。既然有司没有施行，也希望陛下在处理朝政的空闲时，时时取来观看，或许对圣政能有万分之一的益处。【嘉祐六年闰八月上奏】上奏宋神宗，论说制科之士不应因直言而被罢黜。韩维。臣私下见到，应贤良方正科举的孔文仲在对策中议论时政，因意见与诏旨不同，文仲被罢黜归家。臣仰思陛下本意是引导人们进言，却因为一处不合，便立即罢黜；这样以后谁还敢进言呢？陛下曾经厌恶议论政事的人，喜欢与流俗同调，从而阻挠、败坏朝廷的施政。况且施政在于审慎处理，审慎处理在于合乎时势变化，使流言自然平息，这才是善策。若想用贬黜责罚来制止流言，臣认为这对施政没有益处，反而有损于治道。陛下不要因为文仲只是一个卑微士人就罢黜他，罢黜他对事情又有什么损害呢？古人处理事情，常常告诫要防微杜渐。臣担心贤能俊秀之士因此离心，忠良之臣闭口不言，使阿谀奉承、苟且迎合的人得以窥见机会，争相进用，造成的祸患将不小。文仲可以被取用却反而被驱逐，臣恐怕受损的未必是文仲，反而在陛下自身。愿陛下改行处分，以使天下获得福泽。【熙宁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充任群牧使。韩维当时奉命考试制举人，文仲被黜后，韩维五次上章争辩，言辞越来越恳切，于是请求出任便郡，出知襄州。】上奏宋哲宗，请求恢复设置制科。刘挚。臣私下认为，汉代因上天显现灾异，或政治有过失，便下诏各郡国和在位官员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由天子亲自策问，以求得他们的意见。到了本朝，沿袭汉代旧事，于是设置贤良茂材科目，随着贡举召来考试。这项制度所得人才，比古代还要盛大。近来的制度却把此科废除了。臣认为，国家求取士人，应当广泛，所以选士不能只有一条途径。认为常规选举不足以得到奇异人才，所以设置制科来收取超绝之才。然而每次考试录取中等者不过一两人罢了。如今授官的途径和门类日益增多，却没有加以澄清淘汰；对于三年才取一两个非凡之人，却废掉制科而不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臣愚昧，想请求恢复设置贤良方正科和茂材异等科。每逢贡举，便下诏命近臣依照旧制策问考试，这样可以扩大言路，求取人才，继承祖宗的制度。【元丰八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起初熙宁七年五月，中书、门下说，考察制举并以经术和时务为内容；如今进士已经停止考试辞赋，所试内容与制科没有差别。至于政事有缺失，就让各色人等自行上封事。贤良方正等科从今请求一并停止，皇帝听从了。到这时，刘挚上了这篇奏疏。】上奏宋哲宗，请求另外详细审定制科考试标准。王存。臣接到尚书礼部的公文，奉敕令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官员、御史台官员、国子监正副长官详细议论科举之事。臣已经和孙永等人议定，其中有制科一项，说依照旧制，这一点不妥。臣私下见近世制科所试的论策题目，务求出自偏僻隐晦、难以知晓之处，因此参加此科的人争相从事记诵名物制度的学问，这不是选拔方正之士的办法。先朝深知其中弊端，于是实行废止。如今议论恢复，如果蒙准施行，却仍一并依照旧制，便免不了重蹈过去的弊端，对治道没有补益。请求下令有关官司重新详细审定制科考试标准，所取之人务必首先考察见识谋略，不要专门以记诵名物制度来要求。至于录取人数多少、推恩待遇厚薄，也请求一并裁定。【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枢密直学士。】上奏宋哲宗，论说制科取士，请求增加考试等级并增加录取人数。苏颂。

译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四月戊申和七月乙卯的诏书，恢复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并确定考入三等、四等后分别推恩的条制，由此可见陛下勤勉地求取俊杰贤良，乐于听取正直的言论。士人中怀有才略、心怀愤懑者，应当接踵而来响应诏令了。然而臣私下考察本朝旧例，制科的程序过于严格，取士过于狭窄。自真宗以来，每次考试取中等者多不过三人，少时或只有一人，甚至有完全不录取的，使豪杰之士老死于科举之中而不能得到甄别擢用，恐怕不是朝廷听取言论、求取人才的本意。臣谨按：汉文帝二年开始下诏举荐贤良，当时应对策问者一百人，晁错列为上等；汉武帝元光元年下诏举荐对策者也是一百人，公孙弘列为第一等。历代沿袭此制，但废置并不固定。到了唐代，每逢皇帝亲自策问贤良等科，取中等者不少于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贞元元年韦执谊等十七人，四年崔元干等十七人，十年裴垍等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十五人，长庆元年庞严等十五人，宝历元年唐伸等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元年〕 此外，幽素、将相等数十种科目，录取的人也很多。其中如苏瓌、苏颋父子，张说、张九龄、裴垍、杨绾、崔群、韦处厚、姜公辅、裴休等人，都出自这些选举，最终成为辅弼朝政的名臣。此外，奇才博识、名垂后世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制科由皇帝亲自策问，确实能够收取英俊人才，对治道有所补益。当时应诏的人，有的由州郡奉命荐举，有的获准上书自陈；奉诏者则直接赴御试。推恩的等级是：第三等由中书门下越级提升资序并授予处分，第四等优厚地授予处分，第五等也授予处分。由此说来，考试程序并不十分严格，推恩也不算十分优厚。到了后周显德四年，才下诏要求各州郡依照贡举人的办法另行考试、发解送上；尚书吏部考量试策论三道，共限三千字以内，文章义理都优秀的人才可以发解送往上都。本朝制度又增加六论，有时在中书考试，有时在秘阁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参加制举考试。所考论题务求深奥，每次考试又转而增加难度，导致合格者很少，大概是因为推恩过于优厚，所以取人更加艰难。何况国家承平已久，天下学士受到教化风气的熏陶，争相学习艺文，而应试此科的人尤其被称为学识广博；即使不是特别擅长、不能列入上等，也都长期潜心于古今义理。如果蒙受朝廷选取任用，把这些人施用于政事，他们必定优于专门治经的人，不会对朝廷毫无益处。臣私下认为，如今既然已经确定策问等级和推恩有厚有薄，那么录取人数也应稍微增加。臣愚昧，希望将来如果请求应试的人稍多，便请优先增加分数；如果合格的人少，就请再把第五等分为上、下两等。进入这两个等级的人，只依照进士第二甲、第三甲的办法注授官职，也不算侥幸。如果担心因此增加入流为官的人数，就请把进士各科御试不合格的人数留作制科名额，彼此通融使用，这样双方都没有妨碍。如此一来，四方特地奋起的人才都有荣进的希望，圣明君主搜求、荐举人才的道路，也就不会再有阻塞的忧叹了。【元祐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吏部尚书。】武举。上奏宋仁宗，论说武举和武学。富弼。臣听说汉高祖任用韩信时，整个军队都惊讶嘲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都感到失望。大概富贵者容易成就善行，贫贱者则难以施展才能。北齐段孝元说：“统领大军，就像端着一盘水，转身俯仰之间就可能倾覆。一旦发生差错，想要止住又怎么能做到呢？”魏元忠说：“如今朝廷任用将领，往往只取将门子弟，也有死于战事之家的人被考察选拔；但这种人本来未必有才干谋略。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学习兵法，以为天下没有谁能抵挡自己，曾经和父亲赵奢谈论军事，赵奢无法驳倒他，却并不认为他好。赵奢的妻子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战争是死地，他却把战争看得太容易。赵国如果让这个孩子做将军，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果然发生长平之败，赵国也因此衰弱。如今不预先选拔将领来防备意外，临到事情发生才派遣，这就是把战争看得太容易了。”古代任命将领时，君主跪下来为他推车，说：“京城以内的事，由寡人控制；京城以外的事，由将军控制。”又赐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军政。况且用兵之道以威势为主，并以权变辅助。如果不能专断，威势就会受挫，权变也会停滞。即使君主尚且不能事事制约将领，何况还让宦官寺人这样的卑贱之人监督他，使他举动不能舒展，处处受制于俯仰之间，却希望他建成功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很难。古代考察良将，也要用策问来询问兵法。夏、商时期，只任命六卿，没听说临时任命一个披甲戴盔的武夫就能成就大事。王者治理天下，只有两种权柄，就是文治和武功。大体说来，文治用来装饰太平，武功用来平定祸乱，但二者也相互配合、彼此为用。所以孔子说：“有文事，必定要有武备。”国家的文治已经很富足了，武备却还不十分完备。臣请为陛下陈述此事。臣听说历代成为天下祸患的，无非外有夷狄，内有奸雄。从三代以后，历经秦和两汉、南北十朝、唐及五代，宗庙社稷的危亡，没有不是由夷狄和奸雄造成的。如今北方敌国结好，西方戎族请求设置官吏，誓约如同白日般明亮，收藏在天府之中。夷狄的祸患，暂且还不用考虑。至于奸雄，则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只看世事如何罢了。政教通达，民心和乐，天时丰美，国用充足，奸雄便不能得志，于是积蓄锐气退去，有的隐居田野，有的从事商贾，有的成为士卒，有的出仕做官，有的游历四方。政教亏损，民心离叛，天时凶恶，国用窘乏，奸雄便能得志，乘着漏洞发动，从农民、商人中出来，鼓动士卒，抛弃仕途，起于游荡之徒，横握兵器一声呼喊，众多怨恨之人便聚集响应，凌辱攻取郡邑，摇乱中原。小则会有割据的忧患，大则会招致倾覆灭亡的灾祸。然而防御它要有准备，挽救它要有办法，这从来没有不是依靠军队的。

译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存亡，从来没有不是取决于将领的。将领用对了人，安定的国家能够长久安定，危亡的国家也能重新振兴；用错了人，安定的国家会陷入危境，危亡的国家最终就会灭亡。所以孙武说：“将领，是人的性命所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司马法》说：“将领不预先设置，国家就会因仓促应变而灭亡。”太史公说：“想要兴盛圣明的统绪，关键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晁错说：“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国家交给敌人。”臣恭敬地想，陛下承继历代圣主的基业，处在长久安定的时运中，便认为兵器已经收藏，将领没有用处，天下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臣对此非常疑惑，所以敢以以下四件事请求陛下注意。从前庄宪太后临朝称制，聪明才智不能照临外部，却被近习之人蒙蔽，众多政务大为扰乱，纷纷杂乱而没有纲纪。庄宪太后去世后，陛下实行一次重大变革，驱逐宦官，罢黜女谒，邪僻的道路已经断绝，群体纲纪逐渐整顿，求取正直敢言之士，接纳谏诤之说。臣认为，革除庄宪时期的弊病，事情确实做得很好；但若要继承祖宗遗留下来的规范，考察太平之世的美好功业，那么陛下不妨自己审察一下：政教果真没有亏损吗？这是第一件。国家用度极为广泛，谋求财利没有节制，赋税超过民力的一半，徭役使百姓有竭尽劳作的痛苦。百姓本来无求于官府，只是自己出财出力，耕田凿井来奉养父母妻子；官府却用各种办法搜刮，侵夺百姓的肌肤骨髓。等到百姓财力不足，困于饥寒，又没听说开仓放粮来赈济，非但不赈济，反而鞭打责罚，索取苛刻残酷的赋税。即使偶尔借贷，大多也不能及时得到，结果都是流离、饿死的人；这是有借贷之名而没有借贷之实。四方百姓忧愁怨恨，另寻生路，那么亿万民心果真没有离叛吗？这是第二件。前两年江淮地区发生蝗灾和旱灾，水泉全都干涸，百姓十死八九。今年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关右、两川发生的蝗灾旱灾，和江淮一样，只是死者稍微少些，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说，天下各地都遭受了灾害，荒歉险恶到了极点，近世以来从未有过。城邑空虚荒废，田野遍布荆棘，物价飞涨，百姓面带饥色。天时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认为果真没有凶灾吗？这是第三件。古代国家有九年的储蓄，称为充足；没有六年的储蓄，称为紧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它原来的国家。如今天下郡邑，除了边防的几个郡，其余大多没有三年的储蓄，严重的连一两年的储备也没有。国家平常稍有支出，就必须命令主管财政的人调度挪用，才能勉强满足。今年京东大歉收，朝廷派使者到江淮搜括三十万石粮食来赈济；江淮的灾歉本来已经最严重了，那里自己都不够用，哪里还有多余粮食供给别处呢？如今幸而天下 宁静安定，没有战争的费用，仅仅赈济救活饥民，就已经要到空虚之地求取粮食了。假如不幸战争暂时发生，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就不知道让主管事务的人从哪里取得这些费用。国用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认为果真没有窘乏吗？这是第四件。臣认为，四件事既然如此，那么裂隙已经打开，祸端已经暴露，如今的奸雄已经得志，只是还没有发动罢了。假设有一天有人从田野中起来，舍弃商贾生涯，鼓动士卒，抛弃仕途，起于游荡之徒，乘着灾荒之年，率领满怀怨恨的百姓，屯聚山林，焚烧荡平城邑房屋。陛下到那时才想派遣士卒、任命将领，抵御早有准备的敌寇，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卒去迎战必死的锋刃，臣替陛下感到危险。万一西北两边抛弃信义、背叛盟约，奸雄在内部欺凌，夷狄在外部骚扰，即使伊尹、吕尚再生，臣恐怕也无法为陛下筹划了。如今的办法，没有比预先选拔将领、做好准备更好的。现在选拔将领的办法，虽然粗略有些法令，有的列入制科，有的设置武举，但都法度狭窄，必定不能招致特然兴起的人才。为什么呢？应制科的人，必定乐于做贤良方正、才识兼茂之士，以担任将帅、镇守边疆为名感到羞耻。因为如今的人看重文雅而轻视武节。又因为考试者想让应试者难以回答，必定寻找艰深奥妙、繁琐细碎的事情来设问，所以使他们所学习的不是专门有用的学问。既而又限制考试时间，要求文章写得很多；即使有人应试，也只顾看时间是否足够、文章是否写完，哪里有空闲深入研究韬略、运用谋划呢？武举考试不过是拉强弓、骑马射箭，与普通士卒相同，所得到的多是庸常荒谬、鄙陋浅薄之人，本来不敢指望得到奇异人才。但如果只是稍微能够激励他们、使他们知有廉耻，那么他们又怎么肯做普通士卒所做的事情呢？臣不知道国家设置这两条道路，究竟只是姑且用来显示风采，还是确实想要得到将帅？若只是显示风采，这样做也可以；若确实想选拔奇杰来做将帅、成为藩屏以镇守四方，那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陛下求取宰相，是从平民中考察文艺，在州县考试，然后提升到朝廷，列于台省、馆阁和各有司，考验其品行、实际才能和功效，其中最优者才擢升为宰相。至于求取武臣，从三班以及诸军中按次序升补，职位高的任步骑都督、殿前帅，直到进入枢府，也自有次第。选取文臣、武臣这两方面颇为得法，唯独对于将帅却不知道方法。难道认为只要称作武臣的人就可以做将帅吗？如果真是这样，突然把重兵交给他，把国家安危托付给他，那么左丘明所说的令人寒心、贾谊所说的值得痛哭，就要发生了。臣请陛下下诏给近臣和藩镇大臣，让他们在文武官员中各自举荐一两名明习兵法、有威严果断之才、熟悉训练武略、长久以后能够担任将帅的人。还请不要限制品秩，也不要因过失而排除。限制品秩，就会遗漏职位低下但有才干的人；追究过失，就会遗漏受过谴责但同样有才干的人。爵禄虚妄地定得很高、拘泥于小节的人，对事情没有益处，在危急困难中也没有用处。此后把他们召到朝廷，酌量给予升迁擢用，按照他们的品位，任用到边塞艰难重要的地方，使他们得到磨炼，同时观察他们是否有才能。如果有紧急警报，就可以有处所可取用他们，派遣时也不会疑虑；这与临事才任命，任命后又不能成事，相差远了。即使如此，这只能满足当今一时的需要；如果一定要建立传之后世、永久不变的制度，臣还有一个愚见。应当在太公庙建立武学，允许文武官员和白身每年入学补习。把古代的兵书搜集放置在学中，任由他们研习，不要再禁止。早晨阅读，晚上查览，一天也不离开学习战争的事务。即使说这样未必能成功，臣也不相信会完全没有成效。学习武艺的人，读太公、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的兵法，就如同儒者研治五经；抛弃这些兵书，根本就失去了。如今陛下设置制科、武举，寻求将帅之才，却反而禁止他们学习所需的书籍，这让求学者以什么为师法呢？如果禁止他们学习，却希望他们有所建树，就像牵住韩卢这样的良犬却要求它捕获猎物，绊住骏马的脚却希望它奔驰，不也太难了吗？

译况且国家所禁止的，大概是担心由此产生变乱。臣历观古代起兵作乱的人，如秦末的陈胜、吴广以及隋末十多人，都是从农田中突然兴起，最终扰乱天下；他们凶恶的谋略、奸诈的计策，大概只是顺应百姓喜欢作乱的心意罢了，难道全都通晓兵法吗？何况即使想要禁止，如今藏书之家往往都有这些书。假如他们在私室中熟读研习，成为韩信、彭越、苏武、李陵那样的人，陛下从哪里知道呢？这样禁止，恰好只能禁止自己，却不能禁止别人，还不如不禁更好。即使暂时不能在天下推行，也可以先在学校中施行；同时命令他们杂读史传，使他们广泛了解古今胜败的形势，以辅助兵法学习。从前晋文公谋划任命元帅，因为郤縠喜爱礼乐、厚习《诗》《书》，便任命他为中军将。汉明帝时期，所有宫门和羽林的士卒，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孙权对吕蒙、蒋钦说：“应当学习，来开拓增长自己的见识。”吕蒙说：“军中每天事务繁多，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经书、去做博士吗？不过是广泛涉猎，了解往事罢了。”吕蒙于是开始学习。除此以外，儒将本来也不少。兵法已经精通、史传已经博览后，每年中期进行一次考校，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应该交叉考问兵法和史传的策论；有才干的就出学应试，没有才干的仍允许留在学校。这样国家就会常有良将，分布在四方。夷狄和奸雄知道我国已有充分准备，哪里敢轻易发动？即使发动，也可以用威势制服他们。军书所说：“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已经有办法等待敌人。”又说：“不交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这才是用兵的要旨。【景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绛州通判。】上奏宋仁宗，请求下诏让陕西等路举荐有才能、有武略的人。富弼。臣恭敬地考察典籍，自古以来选取士人，没有像本朝这样途径狭窄的。三代以前的情况，已经无法一一记载。两汉以后，历经南北朝和隋唐十多个朝代，选士的办法各有科目条文，大体有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唐代又增加制举五十多科。此外，还允许藩镇征召，以及各色人等荐举，也允许自行荐举授官。历代求取人才，专门务求广泛，所以天下怀才抱器之士，没有不被网罗收取、尽为朝廷所用的。国家取人，只有进士、明经二科，虽然近来设置制举，但取人也不多。这三种科目大体都只考察文辞和诵读。天下士人中有大才大德、但天性不能写作文章的，参加科举考试时大多都被遗漏。臣私下想到，近年以来几榜放榜及第的人，河北、河东、陕西这三路所得尤其少，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禀性质朴鲁钝，不能写出符合程式的文章，所以都老死在科场，直到死也不能得到一个官职。难道三路的人唯独不喜欢富贵吗？只是求取却得不到罢了。如今即使有略居显官的人，也不过三五人而已。这几路的人虽然不能写符合程式的文章，但若论大才大德以及强悍奸雄之才，其他各路都比不上。从前天下太平时，这些人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田野，有的经商，有的出家为僧或为道士，屈伏不得施展，只是怨恨不平、想着作乱罢了。如今元昊侵犯边境，西部边疆动用武力，军队覆没、将领被杀，朝廷内外震恐，兵力少、粮食缺乏，征调又无处可施，正是这些人跃跃欲试、感到痛快的时候，他们都想帮助贼寇制造祸患；有的更会聚集盗贼，就作为首领，惊扰劫掠州县，自己谋求富贵。这里面忠义的人，尚且有人想趁时机屯驻守御，愿意为朝廷效力；然而朝廷至今还没有醒悟，不加以搜访。臣担心他们被别人得到，那么中国各处都会成为敌国了。臣恭敬地看到汉高祖作歌说：“怎样才能得到猛士来守卫四方？”汉武帝又亲自下诏，命州郡察举吏民，举荐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域的人。唐高祖也下敕关内、河东各州召募勇敢之士，来讨伐吐蕃。这些都是前代君王实行过、并且有助于当时使用的办法。臣又见朝廷向来任用的人，多次导致事情失败；虽然急切求取人才，却没有见到真正合适的。陛下不要认为在官位上的都是人杰，而民间已经没有人才了。臣想请求分条列出名目，如临难不顾、勇敢绝伦、武艺足以安定边疆、才能可以担任将帅、武艺超过众人、智谋宏大深远，以及可以出使绝域之类，共列十多条。特地下达手诏给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各路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以及各州长吏，命他们依照上述名目访察荐举，不拘身份，不限人数。能写文章的，就用策问试验，不限制字数；不能写文章的，只让他直接说明事情状况，或者口头陈述方略，也允许到朝廷自荐；仍分别酌量发给行装钱。如果审查确知可以任用，就在文武资序中，按照本人意愿酌量高低补授官职。这样做一定能够得到人才。只是因为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武人在显要职位上的，有的靠恩泽升进，有的靠年资劳绩晋升；其余通过门荫、杂调等途径任用的，都是平常之人，从未听说从贫寒之中选拔有才武的人。因此臣认为，非凡人才大多在民间，只是朝廷不去求取，或者求取也没有到达他们那里。如果果真实行此法，就一定不是徒设。即使今年有贡举，与此并行也没有妨碍；如果暂时停止贡举，只实行这道诏令，也不会失去人才。【宝元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宋仁宗，请求选拔边地有智谋勇力的人，让他们讲说、研习兵书。范仲淹。臣私下听说，自从国家设置武学以来，如果一直没有人学习武艺，恐怕是英豪隐藏不出，以加入学生行列为耻。假如长期设置这所学校，却没有人可以教习，就担心外人窥伺，认为我国没有英才，在体制上也不方便。请求指示国子监，不必另外设置武学的名目。如果学生中有喜欢学习兵书的，命令本监官员保明，确实是忠良之人，就秘密让他听讲学习。臣私下见到边地很有一些弓马精强、熟悉边事的人，只是没有学习过兵书，不懂得做将领的规范，所以还不能擢拔任用。请求指示陕西、河东各路经略司，在将佐、使臣和军员中访察选取识字、有机智、有武勇、具备长远才能、可以担任将领的人，选取三五人，命经略司所属诸司的参谋官员等秘密为他们讲说兵书，讨论取胜的策略。这样可贵之处在于，使边地中已经显露武勇的人更加懂得将帅谋略，或者因而建立功劳，那么将来就有人可以任用。不得虚张声势，放宽名额，滥收很多人。【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三。宋代赵汝愚编。儒学门。学术。上奏宋仁宗，请求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方面的文字。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近年以来确定贡举科目，把它作为选取士人的办法；建立学校，把它作为培养士人的方法。然而士人的文章还不纯正，节操品行还不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能、兴起善行的本意。所以对于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作用，臣愚昧地认为，士人所应当以为根本的，在于六经。自从暴虐的秦朝焚烧书籍，圣人之道便中断了。汉朝兴起后收集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有的只是残篇断简，从屋壁中发现；有的则由年老昏聩之人传下口述。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无法考证。偏颇的学说和异端的说法，于是各自自称一家。然而师徒传授、代代相传，还保留着一定的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衰亡。解释经文句意的篇章，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自撰写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之上。这些学说的存亡，随着当时的好恶而变化。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应当归依何处。到了唐太宗时期，才下诏命名儒撰定九经的传疏，号称《正义》，总共有数百篇。从那以后，便著为确定的论说。凡是不以《正义》为根本的，都称为异端。这样一来，它就成为学者尊奉的宗师、百代取信的依据。然而其中所收内容既广博，选择又不精，多次引用谶纬之书，夹杂其中，怪异奇诞、诡秘偏僻，实在是所谓非圣之书，与《正义》的名义不相符合。臣想请求特地下诏给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传疏全部取来，删去其中谶纬方面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的言论迷惑扰乱；这样经义就能纯正统一，不再驳杂。所费功夫极少，所产生的益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想让士人学习古道、砥砺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删去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业能够成就，这是不可能的。恭请陛下施恩采纳臣的意见，交付外朝有关部门详细议论。【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仁宗，论说龙昌期学术乖僻。刘敞。臣听说，君主最应谨慎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确实因为众人都在仰望，天下都在仿效。古代圣王施行赏赐时，服饰等级的标志不能侥幸取得，府库的财物也不能滥加赏赐。前些日子朝廷把龙昌期所著的书交给两制官员，臣等看见其中穿凿附会、主观臆说，诡异偏僻而不合经义，严重的地方甚至诋毁周公，误导后来的学者，难以拿来示范后世，于是请求下令益州毁掉书版。没有听说朝廷明确地有所施行，如今却忽然加赐他五品章服和绢一百匹，臣不知道是谁主张为奸邪之人崇尚伪说、粉饰虚妄，依附下属而欺骗君上来误导陛下执政。又不能谨慎维护政体，只顾害怕公众议论，苟且安慰人情，卖弄国家恩典，这种过失难道只是一个皱眉或微笑之间的事吗？考察龙昌期的书，违背古道、背弃正理，正是所谓言论虚伪而善于辩说，学问不合正道却自称广博，是王制所说不听从教化、应当诛罚的人。陛下怜悯他年老，没有立即施行少正卯那样的刑罚，已经是幸运了，又为什么还要奖赏他呢？从前孔子作《孝经》，认为诋毁圣人的人无法无天，于是把这种罪比作不孝之罪、要挟君主之罚；而朝廷却反而多加赏赐给毁谤周公的龙昌期，臣实在不明白。况且陛下让臣等议论此事，臣等不敢不竭尽忠诚；后来却抛弃了我们的意见，难道认为臣等蒙蔽贤能、妨害人才吗？蒙蔽贤能、妨害人才，是臣下的大罪。愿陛下因此治臣等的罪，却大力表彰、显扬龙昌期的书，使天下人都佩服它、诵读它、学习它，那么就可以把臣等的诽谤解释给万世听了。否则，搁置臣等的意见而不采用，放纵龙昌期的妄说而不诛罚，反而用命服褒奖他，以厚重财帛优待他，这就是混淆是非、颠倒劝惩，使迷乱国家的计谋在身边得以施行，使非圣之俗在下面传播，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尚书》说：“上天把命运授予有德之人，五种服饰都有五种等级的文彩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章服本来就是上天所赋予的名分，财力又是百姓所出。陛下为什么要委曲迁就大臣的意愿，苟且使小人获得荣宠呢？这样将会使远方见识少、听闻浅的百姓奔走于辨伪之学，沉溺于非圣之论，迷失而不能回头，这不是国家的利益。恭请陛下追回收回这道诏书，断绝天下人的疑惑，不要让有识之士窥见朝廷政事的深浅，臣不胜恳切忧虑。【嘉祐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宋神宗，论说近年以来士人学习高奇的论说，诵读老庄的 言论。司马光。臣听说，国家的政治在于慎重选任官员；官员能否得人，在于选取士人；士人是否趋向正道，在于确立教化；教化能否归于正道，在于选择学术。由此可知，选取士人是国家治乱的关键，风俗的根源。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公卿大夫都致力于发表高奇的言论，喜欢诵读老庄之言，这种风气流传到科场，士人也相互仿效、崇尚。新进的后生还不知道什么是善恶是非，口头传说、耳朵听来的只言片语，众口一词地形成风气。甚至有人《易经》还没有读懂卦爻，就已经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礼经》还不知道有多少篇，就已经说《周官》是战国时期的书；《诗经》还没有读完《周南》《召南》，就已经说毛传、郑笺只是章句之学；《春秋》还不知道十二公，就已经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以束之高阁。遵循守持注疏的人，被称为腐儒；穿凿附会、凭空臆说的人，反而被称为精通义理。况且“性”是子贡所不能达到的，“命”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如今的举人一开口、一提笔，先谈性命之理，甚至流荡其中而忘了返回，最终进入老庄之学，放纵谈论虚无，驰骋荒唐言辞，用这些欺骗迷惑考官，猎取功名名次。利禄所在，就是众人心之所趋，如同水流奔向沟壑，无法禁止遏制。老庄抛弃仁义、断绝礼学，以尧舜为非、轻视周公孔子，把死生不当作忧患，把存亡不当作祸患，这只是匹夫独行的私说，不是国家教导人民的正当方法。魏国的何晏、晋朝的王衍相互承袭、阐述这种道理，把心思放在世事之外；主持选举的人把这样的人当作贤者，做官的人把这样做当作荣耀，于是使纲纪大为败坏，胡族和夷狄一同兴起，百姓遭受涂炭，中原沦陷。如今如果在选取士人的时候把这种学说当作方法，臣担心以后趋向仕途的士人都成为何晏、王衍一类，那么政事怎么能不毁坏，风俗怎么能不败坏？正始年间、永嘉年间的弊病，将要再次出现在今天了。恭请朝廷特地下诏书，用这些道理告诫激励内外公卿大夫；仍请指示礼部贡院，预先晓谕进士：将来考试时，如果有偏僻经说、荒诞妄说，言论涉及老庄，即使文章辞藻高妙，也要黜落不取。这样或许不至于疑惑误导后来的学者，败坏扰乱风俗。【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

译上奏宋神宗，论说王安石的文章含有异志。杨绘。臣私下看到，君主独自享有天下的供奉，地位极其尊崇；但以一个人孤独居住在深宫之中，处境又极其孤立。正因为地位极其尊崇，当然不能不预先断绝他人的觊觎；正因为自身极其孤立，当然不能不深切防备危祸。所以《周易》所垂示的训诫，从来没有不在祸患尚未出现时就先加戒备的。例如坤卦初六，正当一阴开始生成之时，对应建午之月，哪里只是没有坚冰而已，同时也还没有踩到霜呢？但卦辞说“踩着霜，坚冰就要到来”，这难道不是在祸患尚未出现时便加以警戒吗？象辞说：“踩着霜，坚冰到来，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种道路逐渐发展，便会达到坚冰。”文言说：“阴气与阳气相疑而必然交战，是因为辨别它的开始不及时。”一阴刚开始生成，它的卦就是姤卦，九五爻说：“有灾祸从天而降，是因为心志不肯舍弃天命。”临卦不过刚开始有两阴生成，圣人已经逆料而告诫说：“到了八月就会有凶险。”这难道也不是在祸患尚未出现时便加以警戒吗？这是说，如果认定绝无可能而忽视它，有时反而会真的发生；如果认为可能发生而预先防备，它就一定不会发生。因此古代圣贤著书立言、垂教后世，从来没有不把辨明君臣尊卑作为首要任务的。从前高郢作《鲁议》，天子在周公庙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这种做法只施用于死者。高郢仍然著论非难它，是因为天子的礼乐不可以同时用在两处。我考察古代史书，凡是有人获得设置天子旌旗的待遇，没有不发展到大变故之后的；由此才知道高郢的议论，对于防微杜渐的道理阐明得很清楚。唐代陈越所作的《伊尹论》，也属于这一类。他说这些人都是贤圣之人的权臣。臣认为，古代圣贤从来都把尊崇君主、卑下臣子视为常道。至于权宜之举，是圣贤不得已而采取的，也不敢明白写在书中，大概是担心后世王莽、曹操、师温一类的乱臣贼子借此作为名义。臣想对陛下说一句话，只是不知道陛下会宽恕我，还是不会宽恕我。若宽恕我，就不会泄露这番话，臣的灾祸还可以稍微缓解；若不宽恕我，臣的灾祸就不可预测。然而臣难道能害怕不可预测的灾祸，而不向陛下进献忠言吗？臣私下见唐代贤人往往从一个人所写的文章看出他一生的行事，准确得如同蓍草、龟甲占卜一样。比如李绅写《悯农》诗，士人便称赞他有宰相的器度。韩愈称赞欧阳詹，也说：“读他的书，就知道他在慈爱、孝顺方面最为深厚。”丁谓的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之句，王禹偁读到后说：“进入公门应当恭敬如同鞠躬，天门怎么可以甩着手臂进去呢？” 这个人一定不会忠诚，后来果然如同他诗中所说。臣听说王安石文章的声名已经很久了，曾经听说他的诗中有“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之句；如今看他的行事，已经很像商鞅了。臣私下曾对他的文章感到疑惑，现在谨冒死分条陈述，请求陛下宽恕臣的罪过，反复详细考察。王安石《杂说》中说：“鲁国在郊外举行祭天之礼，可以吗？回答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即使放逐自己的君主也是可以的；有商汤那样的仁德，即使废黜自己的君主也是可以的；有周公那样的功劳，那么使用郊祭之礼不也可以吗？”王安石《杂说》中说：“周公使用天子礼乐，可以吗？周公的功劳，是人臣所不能做到的；天子的礼乐，是人臣所不应使用的。有人臣所不能做到的功劳，却用人臣所不应使用的礼乐来报答他，这就叫相称。”王安石《杂说》中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放逐君主是可以的；有周公那样的功劳，讨伐兄长是可以的；有周朝后妃那样的贤德，寻求贤能、审慎选官也是可以的。凭后妃的贤德辅佐君王取得天下，她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这怎么能和普通妇人女子只知道跟随丈夫相比呢？”臣私下认为，孟子劝齐王不要毁坏明堂，大概是因为当时天下没有确定的君主，所以才敢这样说。如果把这话放在天下一统的时代来说，那么孟子岂不成了罪人？如今王安石处在君尊臣卑、重熙累盛的朝廷，却对伊尹放逐君主、周公使用天子礼乐这些事情，明白地再三加以称许。臣希望陛下详细审察他的文章，防备他的用心。臣所说的话实在罪当万死，不敢推辞。【熙宁四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告诫学者遵守正道。朱光庭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首先要务是教育和培养人才。教育的方法，不过在于使人学习正道罢了。学得正道，就从诚意正心开始，以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结束，足以成就君子的事业。那么所谓正道是什么呢？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正道，而不是释、老、庄、列、申、韩的其他学说。学者如果学得正道，小时候就防守并诵习它，长大后讲解它，时间久了便深入内心，养成德行，终身践履而不离正道；美好的才能，都是这样培养成就的。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担心天下学者习惯异端，不能专心向道，曾下明诏告诫有关官员，不得以庄子、老子的学说命题，也不得引用释氏、申不害、韩非的言论。这可以说是教天下学者趋向正道的根本。如今科场诏令已经下达，臣私下听说学者仍然习惯异端，尚未改过；而且有关官员今后考校士子，自然应当遵守前日的诏令，决定士人的取舍。臣愚昧，想请求朝廷重申前诏，从内廷太学官员到外面的各州教授，都告谕学者专心遵守正道，不得仍旧习染异端；这样不但可以自行应对科举选拔，或许从此人人趋向正道，培养成优秀人才，巩固太平的根基。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令施行。【元祐五年三月上奏，当时任谏议大夫】上奏钦宗，论述王安石学术的谬误。杨时

译臣听说蔡京掌权二十多年，侵蚀国政、残害百姓，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对他恨之入骨。然而追究他罪行的人，竟没有谁知道祸根在哪里。蔡京以继承神宗遗志为名，实际上借助王安石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尊安石，封他为王，使他配享孔子庙庭。蔡京所做的一切，自称得到了安石的旨意，使人无法议论。他认为稍有不同的，便以不忠不孝的罪名加以指责，严厉贬逐，人们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话，于是蔡京得以肆意妄为。这样看来，造成今日祸乱的原因，实际上是安石为之开启的。谨按：安石挟持管仲、商鞅的权术，以六经装饰奸邪之言，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祸害将在数十年后显现，今日的事情，正如符契相合。他创作邪说，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也数不清。姑且就他对今日危害尤其严重的一两件事来说明，这样他的学说是邪说便可看出来。神宗皇帝常常称赞汉文帝，因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说：‘朕是替天下守财罢了。’这种谨慎俭约的德行，只考虑长远大计，正应当顺承助成。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自己，也不算过分。’ ‘守财这种说法，不是正理。’他却不知道尧舜住茅屋、登土阶，从未耗尽天下来供养自己。安石称赞禹说‘在家里能够节俭’，那么耗尽天下来供养自己的做法，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朱勔承袭他的说法，以进奉花石为名，耗尽天下的力量，号称侍奉皇上，实际上正是安石‘耗尽天下供养自己’的说法起了倡导作用。他在解释《凫鹥》诗末章时说：‘用道来守成的人役使万物，使天下富足却不骄傲，宰制万物，花费很多却不奢侈。’《凫鹥》一诗共五章，末章只是说：‘凫鹥在水门，公尸来此安乐融融；美酒使人欣喜，烤肉香气芬芳；公尸宴饮，今后没有艰难。’诗中所说，只是说能够保持盈满，那么神灵和祖先便会安乐，而没有艰难罢了。自古以来解释这首诗的人，从来没有说过‘富足却不骄傲，花费却不奢侈’这样的话。唯独安石倡导这种说法，来开启君主奢侈的心思。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任意挥霍，专门以奢靡为事，大概就是承袭了这种说法。如此看来，安石邪说的危害，难道不是很严重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圣断：对于王安石学术的谬误，追夺他的王爵，明白诏告朝廷内外，毁去他配享孔子庙的塑像，使邪说淫辞不再迷惑学者，这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谏议大夫】上奏钦宗，论述王氏学说和元祐之学。崔鶠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诏令谏官直截陈述政治得失，以求得真实正确的意见，这表明陛下求治之心迫切。然而数十年以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其余被提拔居于要职、等待接续任用的人，又充斥台省，目的在于使这一门的人死了一个，便有一个接替出生；一个旧属被驱逐，便有另一个旧属前来，轮流掌握政权，交替执掌宰相权柄；即使历经千百年，也不许有一人提出异议，哪怕万世子孙，也不许有一人妨碍自己，这就是蔡京的根本谋划。这样，陛下哪里还能听到真实正确的言论？比如冯澥近日上奏说：‘熙宁、元丰年间，士人没有不同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之言。过去王安石掌权，排斥不同意自己的人，当时的名臣如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全都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斥逐。平民士人，谁敢发表不同意见？士人带着书策、背着书箱，不远千里到学校求学，目的不过是求取官职。安石创立三经之说，采用他的学说就能做官，不采用的就被黜退，于是天下士人纷纷随声附和，不敢表示可或不可，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大乱；这就是‘没有异论’所造成的巨大结果。如今还敢说这种话来迷惑君主吗？冯澥又说：‘崇宁以来，博士先生拘泥于党派，各自立说；依附王氏之学的，就诋毁元祐的文章；信奉元祐之学的，就讥讽王氏的学说，这尤其是欺骗蒙蔽。’难道有哪个博士先生敢于因为信奉元祐之学而讥讽王氏学说吗？崇宁以来，蔡京这个奸贼掌权，用学校的法令驾驭士人，就像用军法驾驭士卒一样，大小相互控制，内外彼此牵制；其中只要有一个不同意见，便会牵连上下，学官就用黜免、废弃、禁锢的刑罚对付他。他们的用意，是认为只要出现一个不同意见，自己的罪行就一定会暴露于天下，传到君主耳中。博士先生中有谁敢讥讽王氏吗？请求下令太学，把博士的讲解取来复核，那么冯澥的荒诞欺骗就会显现出来了。至于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他们害怕其中或许记载祖宗的事情，或许记载名臣的言论，对自己不利，所以一概禁止；用严刑治罪，又以重赏诱导告发，不许藏匿，这样禁止士人发表异论，法令已经够严密了。冯澥说‘信奉元祐之学，讥讽王氏学说’，他的欺骗蒙蔽不也太严重了吗？欺骗蒙蔽的言论公然流行，真实正确的意见又从哪里能够看见呢？然而先王寻求真实正确的意见，也有方法。皇帝清楚地询问百姓，周官说要向众庶询问，孟子不把左右近臣和卿大夫的话当作正确，必定向国人询问，这样才看得见真实。臣请求把冯澥所上的奏章和臣所上的奏章，一起悬挂在象魏，张贴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用来检验国人的议论，并据此赏罚，以警戒那些欺骗蒙蔽君父的小人。这是陛下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运。【靖康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钦宗，论述王氏学说和元祐之学。李光

译臣愚昧质朴，在陛下开始亲政时，偶然承乏被提拔，置身言路；每次进见应对，都详细听到陛下的德音，从未不以恢复祖宗法度为言。忠臣义士无不欢欣鼓舞，天天盼望德化成功。臣本月十七日进入御史台，恭敬地看到三省送下的一道黄榜，臣僚上言说，王安石是闻名于世的学术大家，阐明了深奥精微的道理，著成新的经书，天下学者一致尊奉他为宗师；又说熙宁、元丰年间，内外安定，公私财物充实，法令完备，赋役公平。他们的意思完全是把王氏学说说成正确，公然放肆荒诞，毫无顾忌。凭陛下的圣明，不可能轻易受骗。他们既把司马光和安石都说成天下的大贤，又说二人的优劣自有公论。看这些进言者的意思，必定不肯说司马光优而安石劣。司马光与安石的行事是非、议论邪正，明白得如同黑白；即使儿童和走卒，只要略有知识，也没有不知道的。熙宁、元丰年间，像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人还都健在，安石厌恶他们的议论，便都指为因循守旧之人，排斥不用，最终使他们郁愤而死。恭敬地想，太祖、太宗创业的艰难，真宗、仁宗守成的不易，所建立的规模宏大而深远。安石想彻底废弃祖宗法度，便提出说：‘陛下应当制定法令，而不应受法令制约。’他想把元老大臣全部驱逐，又提出说：‘陛下应当教化风俗，而不应受风俗教化。’蔡京兄弟承袭并发挥这些说法，五十年间，士大夫遭受祸害，百姓受到残害，天下遍受毒害；祖宗法度、元老大臣都被扫荡禁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了。幸亏依赖宗庙社稷之灵，上皇悔悟，把祖宗不可动摇的根基完整交给了陛下。如今进言者又制造所谓熙宁、元丰之说，把安石说成大贤，臣担心这张黄榜一经发布，传到四方，便会鼓动迷惑百姓的听闻；人心一旦失去，就无法再收回，这不是朝廷的福分。【靖康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 儒学门 释老 上奏仁宗，论述僧人绍宗妖妄惑众。韩琦 臣看到兴国寺有一名外来的僧人绍宗，从本月十四日起在本寺后三门上燃灯，穿膝出榜，公开张榜行事，惊动迷惑百姓，意在借此求取财物，容易受影响的人前来施舍，接连不断。臣私下查见《天圣编敕》的条文：僧人、道士和俗人有舍身烧臂、炼指、截断手足、戴铃挂灯、毁坏身体之类行为的，一律依法惩处；僧道勒令还俗，发配边远州军编管。容留他们的主人，以及本院三纲、知事僧尼、厢镇所由等纵容他们的人，也一并依法惩处。天下都应遵守，有犯者不得赦免。难道在皇城附近、都市之中，竟能任由妖妄之事放肆，始终没有制止吗？这其实是本寺庸俗狡猾之徒诱骗他来到京城，想借此欺惑朝廷，图谋经营兴建。追究他的奸邪情状，当然罪不容诛。臣又担心崇信佛教的人曲意传入圣听，以至宫闱之内、外戚亲属之间，希望得到赏赐和沾润，进一步夸大此事；如果仅仅损耗财物来资助它，实在会严重伤害教化。臣请求特降圣旨，明确指示检核执行原有敕令，尽早施行。如果国家因为敬畏上天警戒，已经停止兴修，节省国家用度，怜惜耗费，稍微放宽对犯令者的处置，特许他们权宜行事，那么可以任由他们化缘，使其顺从人的愿望；但绝不能因此加以崇奉，以免损害政事大计。臣冒昧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陈述，幸望陛下体察臣毫不隐瞒的意见而裁决。【景祐三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请求停止迎接开宝寺塔中的舍利 蔡襄 臣私下听说开宝塔被天火焚毁，于是挖开塔基，取出舍利，宫中嫔妃、宫女炼烧手臂、剃削头发的很多，街头到处喧传，人人惊骇。又听说将在二十二日大规模举行僧人仪式，迎接舍利回寺。臣听说，挽救天下的祸患，必须有济时的办法和实际施行的措施；如果依靠神灵来求取福报，这就是不正当的做法。如今命令僧徒迎接舍利，从禁宫经过城市，万人观看，众口传播，向下迷惑民心，向上损害圣德，招来无穷的讥笑，不是小事。所有迎送舍利的事情，恳请停止；宫嫔炼烧手臂、剃削头发，也希望严加禁止。【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同前【列为第二道奏状】蔡襄 臣昨天私下听说，宫中因取塔基舍利入内，宫嫔炼烧手臂、剃落头发的很多；又准备在二十二日大规模举行僧人仪式，迎舍利回寺。臣已经具奏此事，请求下令停止。但还担心臣的至诚不足以挽回圣意。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是通过教化、刑法和政令得到修治施行，使百姓走向富足长寿，达到太平。至于不合道理的福报，不可强求。何况奉佛并无实际效验，前代这样的事情很多。臣看到唐代宗时，曾命一百名僧人在宫中诵经，称为内道场；每逢吐蕃入侵，就命他们讲《仁王经》。结果人事没有修治，羌戎反而侵犯宫阙。直到今天，人们说大历年间纲纪松弛败坏，都是侍奉佛教造成的。舍利发光，前代也有过，哪里值得视为神灵？如今天下百姓困苦，四方夷族骄横轻慢，陛下正应修治人事、挽救时弊。如果专门信奉佛法来求福，难道能够得到吗？陛下增加设置谏官，本来就是为了规正过失。如今迎送舍利的事出自宫中，专门损害陛下的圣德。臣整夜不能入睡，只好多次烦扰圣听。恳请陛下竭力下令停止。佛若真有灵，一定会认为臣的话是正确的；如果它竟敢妄自施加威福，臣这条犬马之躯自然应当承担罪责。关于开宝塔的舍利，恳请下令送还本寺，不要迎送。【庆历四年六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停止迎接开宝寺塔中的舍利 余靖 臣看到开宝寺塔被天火烧毁，按五行占验，这是灾异，朝廷应当戒惧，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不久听说派人在塔基挖出旧日埋藏的舍利，内廷观看后送还本寺，允许士人百姓烧香瞻礼。道路上都传说舍利在内廷时颇有光怪现象。臣担心奸巧谄媚之人把它说成神灵异兆，迷惑视听，先从内廷传到外面，再传遍四方，搜刮钱财，重新谋划营造。臣忝居谏职，看到这种事情，不能不说。臣听说帝王行事，只要勤俭修德，感动人心，即使有急难，后来也必能安定渡过。臣看如今的天下，自从西部边疆用兵以来，国库空虚，民间十室九空。陛下如果勤勉劳苦、归罪于己，忧虑百姓的忧虑，那么四方百姓都会共同仰赖您的福泽。如果不体恤百姓的疾苦，反而大肆从事浮华浪费之事，难道是当今所应期望的吗？况且佛教是世外之教，治理天下的人不应采用。削减百姓本已不足的财物，供养庸碌僧人的有余，还要用奢华美丽的装饰来崇奉它，极不是帝王应做的事。有人劝告臣说：‘如果营造寺塔，必定不从国库支出，只取内廷无用之物，按其价值折给寺院，也不向百姓强行征取，任凭僧徒自行化缘募施，积累年月而建成，又有什么损害呢？’ 臣回答说：‘天下百姓都厌烦赋役的繁重，无法维持生活，甚至有父子、夫妻携手跳井而死的，贫困已经到了极点。陛下如果怜恤百姓的疾苦，拿后宫无用之物和内库多余的钱财出来资助边防费用，使中等百姓免交一年的田租，再明白下达指挥，布告朝廷内外，这才是陛下结聚天下人心、感召和气的做法；即使建造一百座塔，也没有这种效果。若兴办无用而浮华奢侈的事情，百姓会更加怨恨。’另外，近两年以来，削减后宫的供给，大家都说宫中费用紧迫，不如从前；如今如果突然拿出来施舍，财物便没有节制，凭什么让四方相信呢？我私下认为，市井百姓有见识的很少，一旦看见内廷崇奉舍利，便立即互相煽动，倾空箱柜、耗尽钱袋，危害会更加深重。如果因为舍利经过火烧而没有毁坏，就把它视为神异，那是因为它本来埋在土中，火势没有烧到。若说舍利能够放出光怪，必定是神灵凭依其上，这也是妄言。况且一座塔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反而被大火毁坏，又有什么福力能够庇佑百姓呢？如今朽木腐草都有发光的，水晶和圆珠到了夜里也会发光，何况舍利本来就是外国的怪异之物，即使发光也不是今天的祥瑞。过去梁武帝建造高塔时，舍利也常常发光，等到台城失败，它又怎能带来福报？’ 看看这些事情，就可以拿来鉴戒了。对于开宝寺舍利塔，恳请下令不再营造：上可以显示陛下不受迷惑的明智，下可以彰明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还请求今后不再把舍利迎入宫中供养。而且胡人军校都喊着要把舍利迎入宫中，这种不祥的话尤其应当谨慎。那些燃烧头顶、烧烂手臂的人，也请求一并禁止。【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请求焚烧并埋葬已故的妖僧。钱彦远。

译臣听说，在京城景德寺有个僧人，俗称“言法华者”，因病去世，而道路上都传说宫中降旨，命使臣用漆涂饰他的骨骸，留在本院供养。谨按：这个僧人本来在患病以后言语乖张，他的同伴相互欺骗传播，小人又跟着起哄，意在希求世俗人的施舍财物。如今他既已死去，并没有别的奇异迹象，忽然命令把他的残骨漆饰后留在寺中，臣私下担心不逞之徒妄传神奇变化，另起妖异幻术。近来恩州叛卒起初都是假托这种术法来胁迫、聚集许多人，直到朝廷派遣大臣督战，才将他们擒灭；否则就会给国家制造事端。如今这个僧人距离京城尤其近，更容易煽动人心，万一发生变故，不能不加以考虑。五代时，定州狼山寨有一位姓孙名深意的尼姑，死后尸体坐着而不腐坏。寨民孙方谏供奉她，远近都把这件事视为神异，聚集的人很多，于是借机成为定州节度使，又自行立其弟孙行友为兵马留后。到太祖时，朝廷派兵擒获孙行友，押送到京城；又查访狼山，把那尼姑的尸体运到京城西北角焚烧。从此定州才重新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这是因为深知真伪、树立威势并消除祸患于萌芽之中的极致做法。况且佛教本身也不允许把这种形相显露于外、向无形之物求福，何况这是腐朽污秽的骨头，又能有什么作为？恳请圣上详细察辨邪正和事情的本末，效法祖宗英明的防范，特降指挥，命开封府监督并强令本院僧徒把所谓“言法华者”在城外依照佛教本法焚化；如果有余烬骨骸，就在城外埋葬，不得把它从京城各门放入城内，也不得在寺院中聚众供养，以免迷惑百姓的听闻。【庆历八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论述道士传授符箓、迷惑群众。赵抃 臣私下听说，信州龙虎山道士王守和，现在寄居在寿星观内。去年秋天，他曾纠集京城官员、百姓、妇女等一两百人，以传授符箓、神兵为名，晚上聚集，清晨散去。又知道近来这种法术逐渐盛行，传授给众人，使他们作法，希望在街坊间腾跃显灵。还想在本月十五日夜里，于本观登坛聚众作法，希求金帛，迷惑扰乱风俗。京城之下，岂应容留庇护这种妖妄之人？实在很不合适。臣请求特降指挥，交给开封府捉拿审讯定罪，押送回原籍，以免煽动百姓、滋生事端。【至和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禁止臣僚陈请创设寺观、剃度僧道。陈襄 臣昨天接受敕令，担任判尚书祠部。多次收到中书省札子，指示的多是近臣请求建造坟寺、寺院以及剃度童行的事情。另外，西天译经僧法护留下遗表，特别准许剃度十人，并规定安国院每年剃度二人，两年赐紫衣一人。还有知郓州赵槩奏请设立子庙，请求每三名道士中特别批准一人披戴。臣私下认为，如今释、老二氏的教法侵蚀迷惑天下，上至王公，下至百姓，没有不崇信其术的；伤害风俗、败坏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即使不能完全革除它的弊端，也应暂且遵守旧规，不应增加设置，反而使它滋长蔓延。况且臣僚请求奉养父母而设立剃度人使其为僧，考察先王制度，并没有这样的典制。这大概是陛下慈仁孝德，俯身顺从臣僚的欲求，借恩例来荣耀先人的坟墓；但这并不是圣朝优待臣子的正当原则，也不是留给后世遵守的法令。臣因此查核本部所管在京和各道州军的寺观，共有三万八千九百余所；僧、尼、道士、女冠，共有三十一万七百余人，数目极多。庆历以前，本来就有明确法令，不许文武臣僚、宗室外戚、僧道等人陈请创设寺观、增加名额；还委托御史台察觉弹劾。每年考试经书、核定放免人数，也没有增加。近年以来，寺观和人员擅自增加了两倍；又从宫闱直到文武近臣、功臣贤臣的子孙、宦官、僧道等人，全都一律请求建造坟寺、寺观。除去编入旧敕的，自皇祐三年以来，新增寺观名额六十余所，放免剃度的僧道又有一百八十余人。这是因为当时执政大臣不肯与陛下坚守国法，首先开了这个头，亵渎扰乱典章刑法。一旦恩例发出，就没有办法禁止。自行办理这些事的人既无人敢论罪，负责言事的大臣又不弹劾。如今不断有人援引先例，事情还没有停止。如果任其施行而不禁止，臣恐怕不到几十年，天下无知百姓竞相做僧道，反而使他们失去职业，这不是小事。臣请求从今以后，在京及各道州军的寺观，以及每年考试经书后核定放免的人数，都只以旧额为准，一律依照庆历年间的编敕执行，不再允许文武臣僚等人请求增加、创设名额。如果陛下不能立即彻底禁止，请再下指挥；否则臣实在不敢奉行。现在两府臣僚近日送下的请求设置坟寺、寺观等札子，即使已经施行，只要尚未兴建，也请求及时追回、停止，以此作为天下的表率，使今后臣僚等人不敢侥幸求取恩例。关于近来下达的法护遗表请求剃度童行，以及赵槩奏请剃度道士的两道札子，臣不敢施行。【嘉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以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上奏仁宗，请求停止给寺观赐额。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敕令条文规定：天下登记在册而留存的寺观院舍，过去没有名额的，特别赐给名额；在四京管辖范围内的寺观，即使没有登记，只要截至今日建成的屋舍达到一百间以上，也赐给名额。臣认为，释教、道教对治理天下没有益处，反而聚集藏匿游惰之人，消耗侵蚀良民财力，这是有见识的人共同知道的，不需要臣再三说明。因此国家明文制定法令：凡有人新建一间以上寺观，允许别人告发，按违制罪论处，并且随时拆毁。因为世俗风气愚昧，崇尚释老，积弊已经很深，不能突然革除，所以才制定禁限，只是不让它继续繁衍罢了。如今如果有人公然违法，擅自建造寺观，甚至达到一百间以上，那么他的罪已经很大；幸而遇到赦恩，免除罪责，也就可以了。至于他的栋梁、屋瓦、木料，仍然应当拆毁并没收入县官。现在不但不拆毁，反而公开施行恩命，赐给宠荣的名称，这是在鼓励他们。臣听说，作为百姓之上的人，应当洗涤自己的心意，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人，所以政令一经发布、禁令一经施行，没人敢不服从。如今先立法禁止，后来又发布赦令加以鼓励，那么国家所有号令，还叫百姓怎样相信呢？臣恐怕从今以后，奸猾之人将不顾法令，借助释老教法欺骗诱导愚民，聚敛他们的钱财，扩大营造寺观，务必建到一百间以上，以等待日后赦免，希望今天这样的恩典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禁止了。

译如今百姓贫困，衣食都不充足，仁君在上，岂能再倡导释老之教，损害百姓的财力物力？事情有的表面细小而祸患深重，政令有的眼前看来有利而长远却有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恳请陛下追改先前的命令：天下所有未登记在册的寺观院舍，不论屋舍多少，都依照前后敕令条文处理。至于前些日子赦文中规定四京寺观院舍即使未登记也赐给名额这一条，请不要施行，以使国家号令得到百姓信任，使游惰之徒不能借机作奸。【嘉祐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请求禁止士大夫参请。孙升 臣认为，先王修养心性、治理本性的道理，都载在六艺之中。学士大夫有的穷尽一生，也不能探究其大概。至于治家、居官、修身、事奉君上，不能竭尽诚意、不合于义的情况还很多，何况所谓道德性命的深奥道理呢？近来京城士大夫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学问，反而降低身份、屈尊礼节，跑到僧人的门下求教，实在愚昧迷惑。臣访闻慧林法云寺中，士大夫早晚在那里游息，又带着家中的妇女女子自由出入。他们进禅室参禅，与僧徒混杂扰攘，黄昏才出来，却安然不以为怪。这对朝廷的风俗教化，不能说没有损害。恳请圣上慈悲，特降指挥：凡妇女不得以参请为名，擅自进入禅院；如有违犯，只治丈夫的罪。仍命开封府在各禅院门口张榜晓示，或许士大夫之家能够稍稍遵循礼法，不至于辱没风化。【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告诫约束士大夫传播异端学说。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圣人之道纯正专一、没有间杂：君主尽君主之道，臣下尽臣下之道，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改变过这些原则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成为君主，周公、孔子之所以成为臣下，都是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作为教化世人的准则；它们明亮如日月，本来足以昭示万世。自后汉以来，王道逐渐衰微，胡人的教法开始乘隙传入，蔓延到晋、宋、梁、隋，王道日益衰弱，胡法日益炽盛。唐代有贤能儒者间或出现，竭力实行排斥，然而邪说侵入人心太深，就像病人正气已经耗损，邪气进入心腹，沉积到骨髓，不容易除去。贤能儒者出来努力扶持正道，就像珍贵药物和良剂，也只能涵养正气罢了。圣人说过：‘穷究事理，充分认识人的本性，从而通达天命。’这是我们儒者应当学习的。然而儒者从未真正学习，反而说胡法能够明白见性，不生不死；这算是其中高明的了。圣人说过：‘连生都还没有认识，怎么能知道死？’这是我们儒者应当穷究而获得知识的。然而儒者从未真正求知，反而说胡法确实有轮回；这又是其中次一等的。圣人说过：‘行善，天就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天就降下各种灾祸。’这是我们儒者应当敬畏的。然而儒者从未真正敬畏，反而说尊崇信奉胡法可以求得福田利益；这又是其中最下等的。由于这三种迷惑，从上等智慧之人直到下等愚昧之人，全都混然进入迷途而不自觉。嘴里诵读圣人的书，身上穿着儒者的衣服，却小心奔走，向北面尊奉胡法，学习性命之说、企求免除轮回、求取福田；这就像舍弃自己的田地不耕，却去锄治别人的田地，臣没有看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如今朝廷尊崇儒术，任用贤能俊杰，想要阐明大道，必须先排斥异端，这样才可以振兴斯文、教化成就天下。臣访闻本月二十日，相国寺有一位名叫冲的长老开堂说法，士大夫奔走到他门下，在座下环绕跪拜、恭敬行礼的人很多。在圣朝尊崇儒术之时，士大夫却不知道自重，败坏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应惩罚吗？臣请求下诏责问执政大臣，查明本月二十日到相国寺冲长老座下听法的臣僚；普遍下令告诫，今后不得再登他的门，传播学习异端。学官应传授先王之道，礼官应守护先王之法；如果有人违背经义、抛弃礼法，或者前些日子曾到那里听法，也一并予以责罚，以纠正其违背经义、抛弃礼法的罪行。士大夫以至百姓之家，今后也不得让妇女进入寺门；明确立下禁令，或许可以止息邪说、抵制邪行，端正风俗，彰明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开启天下人的迷惑，幸甚！幸甚。【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请求告诫约束士大夫传播异端学说【列为第二道奏状】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上天覆盖在上，土地承载在下，人处在天地之间，三才贯通一致，纯正而不混杂。圣人出现，因循上天的次序而建立五典，依照上天的秩序而推行五服，依据上天的讨伐而使用五刑，于是三纲五常确立，万事都得到治理。圣人能够以皇极之道在其中弥合贯通、辅助调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不能各得其所；这种是极盛的治理，后世无法再超过。不幸的是，三代以后，王道不能振兴，黄老之术先夹杂进来，释氏之教后来扰乱其中。黄老之术以清静虚无为主，世人的迷惑还较浅；只有释氏最为迷惑，人人无论贤愚都被它驱使。高明的人便沉溺于佛教的性宗，中下等才智的人便被轮回说束缚，愚昧浅薄的世俗人便畏惧祸福，实在令人惊异。圣人说：‘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本性。’儒者应当竭尽心力，然后才能认识它；如果不致力于认识这一点，反而去追求别的学说，可以吗？圣人说：‘连生都还不知道，怎么能知道死？’儒者应当穷究事理，然后才能认识它；如果不致力于认识这一点，反而去追求别的学说，可以吗？圣人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一切都如影随形。’儒者应当亲自践行，然后才能认识它；如果不致力于认识这一点，反而去追求别的学说，可以吗？圣人的言语行为都记载在典籍中，明亮如日月星辰，可以作为师法和准则。

译如今士大夫穿着儒者的衣服，本应以圣人的言语行为为师法，却反而自暴自弃，奔走忙于信从胡人的教法。古人认为学习错误的东西而追求博杂，要受到四种诛罚，而且不予采纳。如今抛弃先圣的言论，跟从胡人的学问，岂不是学习错误而追求博杂吗？难道可以不加禁止吗？学官以礼义教导众多士人，礼官端正朝廷的典礼；如果有人学习异端，尤其应当严加斥责。古代在道路上，男子从右边走，妇女从左边走，重视彼此有别。如今士大夫和百姓家的妇女任意进入寺门，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不能不禁止。臣访闻本月二十日，相国寺慧林院长老开堂说法，士大夫穿戴衣冠大批聚集；在座下听法的人弯曲身体表示恭敬，环绕跪拜行礼，礼数无所不用。在无知之辈那里还不足以责备，可士大夫背弃我们的道理，不知自重到这种程度，不能不加以责罚。臣昨天上奏，请求诏令执政大臣查问本月二十日在相国寺长老座下听法的人。臣僚请求下令告诫，今后不得再登他的门、传播学习异端；学官、礼官中前些日子也曾到那里听法的人，请求按违背经义、抛弃礼法的罪行处理；仍请求今后士大夫和百姓家的妇女都不得进入寺门，明确立下禁令。臣之所以向陛下极力进言，是因为如今正值陛下以圣明君临天下，贤能之士充满朝廷，朝廷尊崇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以达到太平；不应放纵异端之术来迷惑天下。恳请圣上慈悲，特别下达明断施行。【元祐元年上奏】上奏哲宗，论述佛教和道教。岑象求 臣读《孟子》读到禹抑制洪水、周公兼并夷狄、孔子作《春秋》来使乱臣贼子畏惧，都是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以承继三位圣人的事业。我曾反复诵读这些话，知道杨朱、墨子的教说与洪水、夷狄、乱臣贼子虽然表现不同，造成的危害却相同；而孟轲排斥异端、恢复正道，他的功劳也不在三位圣人之后。为什么呢？天下的祸害，没有比无形的更大，有形的还在其次。有形的祸害浅显而容易看见，无形的祸害深重而难以察觉。洪水、夷狄、乱臣贼子，是有形的祸害；杨朱、墨子的学说，是无形的祸害。洪水不加遏制，百姓就会死于水灾；夷狄不加控制，百姓就会死于兵祸；乱臣贼子不除去，百姓就会死于动乱；杨朱、墨子的道术不止息，百姓就会没有父亲、没有君主，全都变成禽兽，那甚至比三种死亡还不如。唉！杨朱、墨子的教说只在衰败的周代流行，而佛教、道教的教说至今已经数千年。杨朱、墨子的罪过还只在于欺骗百姓，佛教、道教之徒却困苦百姓来保全自己，也已经数千年了。它们造成的危害，又不只是洪水、夷狄一类的危害。它们的危害既然不亚于洪水、夷狄，而学习周公、孔子之道的人却都忽略不顾，没有一人竭力排斥。非但不能排斥，反而彼此屈身尊奉侍奉，抬高它们的地位，使它们更加深广，任其盛大繁衍，自以为没有什么能超过自己，实在令人惊异。臣认为它们危害最大的地方有三项：其中两项足以使人流泪，一项足以使人长叹，而执事大人们竟然不把它当作忧患吗？它们不耕田却吃饭，不织布却穿衣，日常出入所需的一切，都从百姓那里取得满足；往往还囤积货物财物，擅自经营商业，把农民的利益和田地跨州跨县地据为己有，积聚得像高大的粮堆，穷奢极欲，不知止境，使我们的百姓一天天削减、一月月困乏，逐渐陷于穷困，以至有人连糟糠都没有充饥，连破旧衣服都没有遮体。这是第一件足以使人流泪的事。今年建造某宫，明年修筑某寺，修葺、营造一年没有空闲，使土木建筑遍饰金玉，僧道穿着花纹斑斓的衣服，工程辗转相接，功力可与鬼神相比；天下名山胜地都被他们占据据有，使我们的百姓只能住在茅屋里，身体暴露在风雨中，甚至没有办法聚居在房屋里安身。这是第二件足以使人流泪的事。他们不知道祸福的根源，却虚构天堂地狱的变化；不知道性命的道理，却妄自放纵地谈论高等仙人、低等鬼魂，日夜刻意宣讲、诱导、鼓动世俗，使人拿粮食供他们食用，拿丝麻供他们穿衣，还驱使子弟去做他们的童仆。他们割舍口腹身体的供养、放弃骨肉亲人的爱护，并不是喜欢饥寒，而是被迷惑了他们的话、相信了他们的事，害怕祸患降临自身，所以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任何东西。用中原礼义的道理启发他们，使他们摆脱蒙蔽，他们就会这样做。看见王侯、公卿、大夫等居于上位的人，都敬畏他们、听从侍奉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指出他们的是非，怎么能不欣喜而跟从他们呢？小则希望今生来世都能求得福报，大则希望借此脱离生死。因此，近来争相出家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人成为太学生员，花钱谋取太学生员的资格，甚至有人秋试不中，便放弃儒业而改事佛道。以夷狄之教改变华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值得流泪的第二件事。佛法规定：僧人死后，若士大夫及其妻女相继前往哭吊，风俗受到蛊惑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两件事都是不祥之道。祖宗时期，天下道士常接近二十万人，僧人常接近四十万人，他们的童仆奴婢还要多一倍。如今虽不及当时，但京师和各州郡既有每年剃度的定额，又有拨放度牒的名目，使那些游手好闲、懒惰无业的人离开乡土、轻弃家业去为佛道服役。日子一久，便接受度牒、换上衣服，最终终身安逸。南亩的百姓终年辛苦劳作，仍不能免于饥寒，难怪他们要离开农业而投向佛道。因此，僧道越来越多，农夫越来越少。一个男子耕作，却要供数百人吃饭；一个妇女养蚕，却要供数百人穿衣，农业怎能不困窘？百姓怎能不困苦？

译这也是值得为之长叹的一件事。三种祸害沉积浸润，逐渐形成牢固而深重的结局，竟严重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还要更加尊崇并扩大它们呢？从前章圣皇帝恭敬俭朴、宽厚慈爱，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养育，仁德深厚，恩泽广大，百姓至今还在歌颂他。只是因为天下太平无事，祥瑞符命屡次降临，所以依照道家的说法，修建玉清昭应宫，聚集工匠、役使众人，一年后才建成。防灵祥源等宫观相继兴建，当时府库中富余的财物因此耗尽了。臣听说章圣皇帝在位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王旦有一天对李沆说：“每次看见四方奏报祥瑞，相公就立即收下；奏报灾异时却一定要详细陈说，恐怕是想使皇上不要误解圣意吧。”李沆说：“如今天下无事，我担心圣人没有事情用心，万一发生侍奉四夷、迷惑于佛老、放纵酒色三件事中的一件，就值得忧虑了。”李沆年老了，只担心同年将来会为此费力。后来王旦做了宰相，皇上听信道家之说，兴建玉清昭应宫，举行东封西祀，到亳州祭祀老子，并迎奉天书等。王旦不能劝止，只是画像供奉李沆罢了。后来上清宫、玉清昭应宫、福圣宫、防国寺二塔、集禧观、醴泉观二观、兴国寺、青黄二阁、干明寺、崇夏寺、开宝寺三寺等，都遭遇火灾，华美的宫观寺宇全都化为灰烬。由此推测上天的意旨，必定是有所指向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没有把上天的警戒放在心上，又兴建上清储祥宫，宫中拿出十六七万缗钱供给费用，直到现在赏赐仍未停止。又供应修建宫殿所需的大量木材，虽然事情已经办成，臣不便再劝谏，但心中实在替陛下惋惜。为什么呢？十六七万缗，是中等人家一千家的财产。拿它来补助边疆军费，边地就会有余粮；拿它来赈济贫民，百姓就会有余食。汉文帝曾用十家人的财产停建露台，陛下却用一千家人的财产去做无益之事，臣怎么能不替陛下惋惜呢！国家从太平兴国到天圣年间，屡次诏令天下普遍度僧，无图谋、无职业的人都可以登记为僧籍，而僧人中盗窃作恶、触犯刑禁的多得数不清。因此张知白上奏说：“臣过去曾防捕盗贼，其中有全是僧人的。”当时仁祖说应当逐渐加以清理革除，可惜圣意虽有此意，臣下却不能推明并奉行。国家尊崇奉行佛道，不能说做得不够，但从未得到哪怕一点小利，天下却暗中承受了巨大的祸害而不自知，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又听说建隆初年，太祖曾诏令天下：凡是显德年间废毁的寺院，不得重新兴建。雍熙年间，太宗曾诏令天下乡村，不得新建或修复寺观。天禧年间，真宗曾诏令公主、贵戚和近臣，不得请求建寺。祖宗的深谋远虑如此，即使至今还不能实行淘汰僧道的法令、驱使天下僧道回归农田，也应当体会祖宗的美意，制止佛道在末流中的泛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制定禁止崇饰塔庙的法令，废止两府、贵戚可以建寺度僧的制度，限定每年度僧和拨放度牒的数额，规定常住僧人按人口占有田地的限额。凡是寺观、僧道人数少的，都合并；破败的，都毁掉。向内外发布明确诏令，说明皇上的至意。这样天下百姓自然会遵循五常之教，不被异端迁移心志，游惰的人每天减少，耕垦的人不断增加，仓廪充实，风俗也会归于淳厚。佛道之徒见臣抨击他们如此深切，一定会说臣不懂他们师父的学说，妄加诋毁。臣所说的并不是要毁谤释迦和老聃，只是斥责其徒的荒诞妄说暗中危害天下百姓罢了。臣请根据他们的学说来说明。佛教的道理有两种：一是藏教，二是禅宗。所谓藏教，臣曾经考察并仔细体会过。虽然篇帙浩繁、言辞繁琐，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过是归于空寂不动罢了。四方人把寺院称为伽蓝，伽蓝用华言说就是“静住”；把佛教徒称为僧陀，僧陀用华言说就是“乞士”。既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静住，称他们本人为乞士，那么佛究竟是怎样要求他的弟子的呢？如今他们不能精进地遵守戒律，专心修习佛业，却一味搜求丰厚的积藏，享用美味，穿着鲜丽，搜刮我们百姓的财物来供养自身，又把居处装饰得十分华美，这与他们师父的教说大相违背。所谓禅宗，臣曾经广泛询问并深入探究。虽然言辞深奥隐晦、旨趣幽深微妙，但可以用一个道理概括，不过是圆通无碍、无所执着罢了。其最高境界，是不生起一个念头，不依凭任何事物，不与万法结为伴侣。如今他们不能消除思虑、忘却形骸、虚心以体悟大道，却在鸡鸣时起身，勤勉奔走于声名利禄的场所，唯恐别人不信服自己，唯恐别人不给自己资助，这与他们师父的教说大相违背。道家的书虽然也很多，但老聃只有五千字，所论道德的旨意，根本没有涉及神仙羽化之事。其余那些书都出自穿黄衣的道徒，内容浮浅荒诞，不过是竭力扩大他们衣食来源罢了，更加不足以相信。神仙羽化之事都出自传闻，天下人本来就从未亲眼见过，怎么值得相信呢？况且穿黄衣的道徒以不及释氏弟子为耻，便拼凑言辞，暗中相互模仿。因此僧人说“南无西方”，道士便说“归命东方”；僧人说“极乐世界”，道士便说“逍遥世界”，他们的说法诡诈虚妄，大多都是如此。臣考察老子的道，大体不过是清静无为罢了。老子说清静无为，这与佛教所说的圆通无着，在大旨上相同；佛教说圆通无着，这又与孔子所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的道理，在大旨上相同。既然他们的道理本来都是清静无为、圆通无着，那还要等待什么纷华外饰呢？从前唐朝久视年间，想铸造大佛像，让天下僧人每天施舍一钱，认为这样不耗费国用，狄仁杰劝谏说：工程不使用鬼神，就一定要役使人力，天下哪能凭空从地里产生这些东西。唐睿宗修建寺院，辛替否劝谏说：佛教以清静为根本，以慈悲为主旨，所以曾经体察大道来救济万物，不应为了利欲而损害他人；常常舍弃自身以保全真性，不应为了荣耀自身而损害教法。在三时之月挖山穿地，是损害生命。

译耗尽府库、空虚国帑，是损害百姓；建造宽广宫殿和长廊，是荣耀自身。损害生命就不是慈悲，损害百姓就不是救济万物，荣耀自身就不是清静，这难道是大乘佛教的本心吗？公主和外戚建寺度人，姚崇劝谏说：佛不在外物，也不在身边，而在内心；只要发慈悲之心，做有利于人的事，就是佛身。何必妄自度化奸人，反而使正法败坏呢？彭偃议论清理淘汰佛、道二教，说佛教立教以清静无为为本，如果从外在形色去看佛，就是邪法。上天生养百姓，必定要使他们各有职业；游荡不劳而食，是王制所禁止的。如今天下僧尼不耕不织，还广泛制造危言险语来迷惑愚昧之人。一个僧人的衣食，每年计算要三万多钱，五个成年男子的产出也不能达到这个数。把一个僧人的费用推算到天下，耗费就可想而知。这四个人的话都明确深切，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警戒。其他人的言论，不能一一陈述。至于祸福吉凶，无论远近大小，都是各自依类而来，没有不是由行为是否恰当而得到的。六种灾异不降临，六种极端祸患不发生，天下安宁，人人都乐享其生，悠然无为，把美好的福泽留给后代，这是天子的福分。职事修治、政事成功，不受谴责惩罚，这是百官和吏人的福分。侍奉父母，抚养妻子儿女，安守本分、守住家业，自身没有祸患，这是士人和百姓的福分。这四种福分虽然不同，但取得它们的办法相同，就是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罢了。祸福的应验既然取决于人的行为，上天就不能在其中偏私。上天尚且不能容许私心介入，何况佛老呢？何况佛老的门徒呢？唐宪宗迎取佛骨供奉在宫内，韩愈极力陈述历代有佛和无佛之时国运长短，以此劝谏，还指斥那块佛骨是凶恶污秽的遗留物。傅奕请求废除佛教，说佛是胡地的狡黠之徒，用来欺骗蒙蔽夷俗的人；佛教徒都是邪僻小人，摹写庄子、老子的微言，文饰妖异虚幻的教说，对国家有害。这两人议论佛教，几乎到了辱骂的地步。若佛真有威神之力，这两人理应早夭横死、命途坎坷而死；可是他们最终都长寿安然地死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议论是出于公心、为天下而发，并非为了逞一己私意。佛如果果真有威神之力，怎么能降祸给公正无私、发表公论的人呢？从前三代盛世，道义得到推行，风俗淳朴，国家富足，百姓和乐；在这种时候，本来就没有佛老。天下百姓只知道尧舜和五常的教化，没有异端邪说迷乱心志、损耗生命，所以才达到这样的局面。梁武皇帝相信人天因果之说，兴建寺院、度化僧人，把寺院建得极尽华美，大规模设斋醮，推演佛教经文，甚至舍身入寺服役，想侥幸求取福报，最终却不能免于台城之祸。这说明行善得善果，并不在于供养僧道、奉事佛老。凡有所作为，只要涉及外在形相，都是有为之法；而一切有为之法，佛都比作梦、幻、泡、影，意思是说它们不真实、容易消散毁灭、不可作为凭据。由此说来，佛教的教义难道在于营造寺院、供奉佛像这些事情吗？黄老之教也是如此。如今国家以二圣降诞节和祖宗忌辰为名，凡有所祷告请求，无不召集僧道，击鼓钟磬，敲铙钹、设幡幢，诵经歌赞，归敬于佛道二教，这很不合先王之法。若认为这是子孙臣下推奉先祖、报答根本的心意，那么这种心意果真在这些仪式上吗？如果又认为这样一定能感动神灵、招来福气，那是绝无此理的。近年朝廷减少出售祠部度牒，并提高其价格；若不是二圣知道爱护百姓，怎么会做到这一步？然而贵戚、妃后之家修建寺观，数量多得无法统计。例如曹佾修建休粮道者院，张敦礼建法云寺，皇亲修建洞真宫，敕令修缮开宝寺、干明寺殿、相国寺东塔之类，以至天下郡县的营造，也不能全部记载，土木工程到处都很兴盛。如果不加禁止，稍稍实行减损废止，兴建营造所造成的耗费损害将无穷无尽，最终会不堪其弊。臣希望陛下思考周公、孔子的格言，实行尧舜的常道，体会老子清静无为的道理，减少宫观章醮的繁复仪式；探究释氏圆通无着的本意，裁减寺宇斋醮的末节。不要因为臣浅陋就废弃这些话，请把臣这篇奏疏交给两府和儒臣广泛讨论，采纳臣上面陈述的六条意见，诏令有关部门施行。这样将暗中为天下取得巨大利益，解决数千年来的疑惑，减少亿兆人的耗损，使法令流传后代、声名播于千古，全在陛下思量决定。臣性情狷直，所言冒犯圣听，罪当万死，幸望陛下裁断宽赦。【元祐五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方术技艺 孙沔上奏仁宗，论许申妄自推荐狂人 臣听说，旁门邪道扰乱政事，大奸之人不能逃脱刑罚；防止邪说、保持诚正，明智的人才能及早辨别。虚伪的言论既然在两观受到诛戮，凶恶的德行也必定被屏退于四方。这样可以使各种谄媚奸佞之臣断绝侥幸求进的道路。臣私下见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许申，长久蒙受宠禄，却没有显著功名。从前任刑狱官时，弹劾无罪状之人而使诏命搁置；后来列于京城府尹的幕僚，又因公议而退回原班。既已被黜而又升迁，见到门路多便心怀欺诈。近来听说他被罢官，因漕运入朝觐见，不久又列入计司，多次受到特殊任用。他不思考如何建立功效，只急于迎合时势，竟妄自推荐一个狂人，妄谈精气，使他先行通名于内寺。这样上渎圣颜；况且气机运行本来没有间隙，并不只在极细微的失误上，一旦造成危害必定很深。在呼吸之间，谁能测知其中的祸患？古人说服药有害，臣认为行气也一样。怎么可以任意施行这种幻惑之术？柳泌因合炼丹药，最终不能免于诛杀；杜景之寻访异人，结果全成了怪诞之事。如果长期让这种人接近左右，必定给君主和亲属带来祸患。众人确实都有这样的议论，他的罪过应当不予赦免。又听说赐给他白金五百两，一个没有名望的人却接受这种宠遇，也使人听闻震惊。身为人臣却不知忠孝，接引诡道，狂妄地冒犯天子的听闻，盗取深厚恩宠，只会更加滋长奸弊。他将要用巧诈手段谋求进用，必定有损朝廷观瞻，严重扰乱国家纲纪，应当把他从君主身边除去。臣恭敬地希望追回所赐之物，免去滥施赏赐的名声，贬黜这个坏人，以杜绝倾邪之风逐渐滋长。【景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蔡襄上奏仁宗，请求责罚医官

译臣私下看到，近来宝和公主与郓国公主相继夭亡，听说供奉药物的医家已经被下令交开封府审查。臣深知豫王、鄂王去世时，医官也足以交付审查，却只降一两级官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设法恢复原职，臣很担心这次也只会这样处置，长此以往实在不妥。况且近来儿科医官往往不到一两年就越级升官，赏赐无数，还能奏荐异姓，所受恩泽超过两制官员。卑贱的人立刻变得尊贵，贫穷的人立刻变得富有。若说生死有命、药物难以奏效，那么他们过去所医治的疾病全都是命中应当痊愈的吗？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还能滥受恩赏、任意侥幸？若说过去治愈疾病是因为用药得当，所以应当受恩赏，那么今天所治没有效果，就应当依法接受刑罚。臣听说先朝周王去世时，当时的医官李某被杖打脊背，远配广南。陛下一两年间，皇子皇女相继死亡六人，都掌握在这几个人手中。又听说医官们每逢遇到病人就互相推托，不肯及时用药，致使病情加重，即使有良医也无从下手，他们的罪过极重，比李某所犯的罪还应加重刑罚。他们的医术极其荒谬，如今要找出比他们高明的人并不困难。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念及祖宗社稷的重大责任，特在此时严行刑法，希望使后人知道畏惧，用药都尽心尽力，这实在是长久保护、养育皇嗣的办法。【庆历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范仲淹上奏仁宗，请求选拔医师教授学生 臣考察《周礼》，其中有医师掌管医疗政令，年终考核医事，以此决定俸禄；可见先王把医事看得很重要，并记载在典册中。我朝祖宗设置天下医学博士，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过去不曾教授学生。如今京师有百万人，医生有数千人，大多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经过老师传授，每天都有因误治而伤害人命的事。臣希望出自圣意，特降敕命，委托宣徽院选拔三五名善于讲解医书的人担任医师，在武成王庙讲解《素问》《难经》等书，召集京城学习医术的学生听讲，并教授诊脉、察候以及配制药物。针灸也另立科目教授，三年后才可以参加选试，成绩优等的进入翰林院充任学生祗应。仍请下令，今后没有经过老师学习的，不得进入翰林院。如果在外面私下学习而精通医道，有三名接近上朝臣的官员奏请推荐，也送到武成王庙比较考试，再委托宣徽院复试，只有选取医道精深、成绩高等的人，才可以进入翰林院祗应。至于宫内以及各宫院的使臣，如果没有经过官学而百姓中的医生有功效，只给支赐。如果祗应十年以上，屡次有功效，便安排为助教或殿侍、三司军大将，但不得进入翰林院。所有各道州府已经设置医学博士的地方，也都要命令他们分别教授学生，并各自选派官员专门管理。还要下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到任时，检查当地学习医术的学生；等他们熟读精通两部医书，就免除其户下各种差役。如果在州府供职而屡有功效，就由官府保明上奏，安排为助教。这样可使天下医术各有源流，不至于枉送人的性命，所救济的人非常多，也是圣人施行的一项美政。【庆历五年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吕诲上奏仁宗，请求约束医官 臣私下认为，医师的职务属于众多官职之一，也应当大致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不要让人滥居其位。听说近来医官院很不整肃，其中最庸劣恶劣的，是秦宗一、甄立里二人。他们只知道亲附北司以求援引，出入内庭，曾经毫无限制。况且秦宗一前些年曾盗窃禁中器物，在内东门被搜获；当时审问时，他只说是借来的，宫殿中的器物怎么会对外通借？由此可知上下相互欺瞒蒙蔽，事实和情状都很明显。他被停职废黜后，不过几年，竟突然恢复旧官，不知因何到了这一步。甄立里平素不懂医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娶观察使杨景安的女儿为妻，曾在人前夸耀。妻子的妹妹现为宫中嫔御，他便夸张形势，动辄有所凭恃。这样不加约束，恐怕会借机作恶，实在不便。臣希望朝廷查核秦宗一确实是否有这些过犯，以及甄立里是否确实与宫中亲戚相连，特加黜责，希望借此警戒众人，不敢肆意横行，各自想到敬畏。还请下令医官院，今后只让使、副与尚药奉御、大方脉以及宫中有需要的几个科目轮流值宿；遇到宫禁传召，必须另有一名年长且熟悉医方药物的人一同察脉，以便相互约束，诊治也不至于对身体造成差错，这样十分便利。【嘉祐五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赵抃上奏仁宗，论董吉烧炼 臣等听说，散直剩员兵士董吉以烧炼之术为名，借机进入宫内，副都知邓保信又援引他留在禁中。外间议论纷纷，认为很不妥当。臣等恭敬地认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兴妖作奸，必定假称有化金、增益年寿的方术，以此取悦君主；表面上托言爱君，内里却造成扰乱政事的弊端。汉代的文成侯、五利将军，唐代的普思，都因滥受恩宠而最终受到显著诛戮；其中祸害严重的，还会使权力转移到群小手中，势力倾覆朝廷，酿成祸殃并蔓延到宫禁。唐太宗、唐宪宗两位皇帝号称英主，也因服食丹药而得病，成为四方夷狄的笑柄。唐文宗时，中尉王守澄引荐李训、郑注，最终酿成甘露之乱，都是因为依附宦官而结交君主，借药术来经营奸谋。有人说烧炼金银，那么天子应当以慈爱俭朴为宝，不应致力于此；有人说合炼丹药，那么前代已经有被药物误害的教训，可以作为鉴戒。邪道不应赦免，古代制度对此设有刑罚。如今邓保信又把董吉引入禁中，这件事在刚开始时，似乎道理上没有危害；等到弊端发展到最后，祸患也许就会由此产生。对于董吉，臣等恭敬地希望皇上早日慈悲下令斥逐，以免他迷惑圣听。也请责令邓保信加以警戒并施行处置。【嘉祐五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石公弼上奏徽宗，论道士烧炼丹砂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指挥规定：内东门司从今以后，凡使臣、医官等，都不得携带经过火炼、制炼的毒药，如伏火砒、硫黄、朱砂之类进入防通门。进入宫内的人允许向有关方面告发，告发者给予奖赏。臣由此看出陛下造道深妙，圣虑独高，凡是携带方术来进用的人，都不能欺骗陛下。丹药出自方士之说，事情不合经典、也未曾亲见，大多是欺诳荒诞之谈。普通人尚且应当审慎，怎么可以把它们进奉宫禁？本来就应当严密设防，以堵塞妖妄的源头。臣愚昧地认为，皇城各门的禁令尤其不能不严，也应当照此施行。如果臣僚有人以此陈献，或者援引制造炼制之人，也请立法禁止断绝。现今那些烧制丹药、以此迷惑众人的道士，臣访闻他们渐渐招揽权势、作奸犯科，修建葆真宫，约计耗费钱十二万余贯。如今既然不用他们的方术，臣认为这些人不宜留在京师，希望特降睿旨，剥夺他们的道士名号，押送回原籍。葆真宫的修造工程，如能节省，就请裁减办理。【大观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礼乐门 郊祀 吕诲上奏英宗，请求停止修建郊宫中没有益处的工程 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祭更重要的。竭尽明察之心，崇尚质朴、简约的礼仪，是用来彰显天子德行的。天神的护佑，以灵异的恩赐作为答报，只是享受这种精诚罢了。陛下即位之初，正在修治大礼，自从诏令下达内外，灾祥接连出现。久雨之后阴气不散，接着又下雪，百姓贫困，饥寒交迫，道路上充满了叹息怨恨之声。况且人心喜悦则天意顺遂，如今百姓的忧患郁结不解，和气从哪里产生呢？恐怕是陛下奉事上天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辅佐臣僚也许怠慢了这件事，未能尽到恭敬谨慎的诚意。何况冬至临近，皇帝车驾将要临幸的地方，经过雨水摧坏而尚未修复的地方还很多，期限又紧迫，督促役作更加急切，有关部门也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岂只是冒着严寒劳作、粗制滥造而白白耗费物料，衰弱疲病的士卒不僵倒，便会自缢而死，人数哪里数得清；这对伤害和气尤其严重。臣认为陛下只要一心崇尚祭祀，所经过的地方即使有坍塌的墙垣、毁坏的房屋，又妨碍什么行礼呢？应当崇尚质朴、简约，以符合上天的心意。如果临祭的地方正在进行土木兴建、涂丹绘彩、雕刻装饰以及青城中浮华的设置，应暂时命令停止，把没有益处的工程停罢，稍稍宽解民力，以平息怨恨。至于灾异发生之时，祈祷之事本来也有。即使应当派辅臣到宫观中设斋醮求晴，但人臣尚且不足以感动上天，释、老二教又有什么德行可以庇护百姓最迫切的灾患呢？只要把陛下的诚意宣示于外，姑且可以慰藉京城百姓的希望。这两件事请圣上慈悲留意，早日下达指挥。祭祀之事更应谨慎修治，以招来和气。臣的恳切之情实在无法尽述。【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神宗，论青城劳费，请求修建斋宫 吕诲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屡次下诏敕裁减浮费，由此可知陛下正在讲求治国的根本，以崇尚节俭为先，内外都听闻此事，无不欢欣庆贺。臣认为，裁减约束用度，事情本身极为轻易，有关部门奉行时应当有条理。只有南郊青城所需费用达数十万缗，劳民费财极其广泛，对奉行大祀并无益处。臣谨按《周礼》掌次之职：举行祀上帝、祀五帝时，设置大次、小次，居住在坛壝之外，这是为了表示极其恭敬。近世制作没有限度，礼的本意全失，白白设置梁栋，全部覆盖彩绘，仿照宫殿居所，极尽华丽。更有山亭水池、虫鱼嬉戏、繁花交相映照、禽兽器物形状万千，游观的胜景

译无不具备。提前十多天，就任由士人百姓在其中游玩，这难道叫洁净身心、敬奉神明吗？只是成为奢侈靡费，向一时夸耀而已。臣虽然极其愚昧，也深深替圣朝惋惜。况且大礼崇尚质朴，尚且担心不能符合上天的德性；居住在华丽的观舍中，恐怕不能使斋戒清净。仪卫盛大与古今不同，大次之中哪里需要帷帐？不如营建斋宫，以图永久。臣曾见太庙斋宫的制度俭朴，奉事神明的体制，足以合乎中正之礼。臣希望请按照这种制度，在郊宫中创建内有斋居、外严宿卫的斋宫。这样不仅祭祀之事可以遵循简易，国家用度也大概可以大为节省。劳民费财的做法在我朝兴隆一百多年间一直没有来得及改变。陛下一旦开始办理，人心一定喜悦，对圣德有益，事情也容易施行。恭敬地希望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王珪上奏神宗，论居谅阴期间应举行郊礼 臣等谨按《王制》说：“居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的下摆而办理事务。”传文解释说，这是不敢因为卑下的丧礼废弃尊贵的祭祀。由此可见，居丧时可以祭祀天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说：“凡是国君去世，哭祭结束后把神主附入宗庙，附入后制作神主，在寝宫单独祭祀；宗庙中的烝、尝、禘祭照常举行。”杜预认为，新神主既然已经在寝宫单独祭祀，宗庙四时的常祭自然应当照旧。由此可见，居丧时也可以祭祀宗庙。周公称说商代高宗居谅阴三年不说话，子张对此疑惑，便询问孔子。孔子回答：“何必只说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高宗没有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阴三年，杜预又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三年丧，既已下葬便除去丧服，在谅阴中居住是内心守丧，不与士人百姓遵循相同的礼制。既然如此，除服以后，郊祭和宗庙祭祀难道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历代君主继位，有的仍按前代举行郊祭的年份，有的另定郊祭年份。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后，王俭援引晋、宋以来都是改元即行郊祭，不采用前代郊祭年份的做法。又从汉文帝以来，君主即位便拜谒宗庙；到唐德宗以后，也往往过一年才举行郊祭。何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为明德皇太后服丧，换月除服后，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并在圜丘合祭天地。臣等恭敬地请求皇帝将来在冬至亲自举行郊祭和宗庙祭祀，服冕、车辂、仪仗器物、音乐以及相关装饰等礼仪事项，都不应废弃。【熙宁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陈襄上奏神宗，论天地合祭不合礼制 臣恭敬地承受圣意，认为在圜丘合祭天地不合礼制的正道，诏令重新制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的规定：以圜钟为宫调，冬至在地上的圜丘演奏六变，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夏至在泽中的方丘演奏八变，以祭祀地神。祭祀一定选择冬至，是因为阳气在这时开始在上天重新萌发；所以宫调采用夹钟，属于震位，因为帝王从震方出；称为圜钟，是取其圆形来象征天。三一之变【圜钟为宫，三变；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各一变】，合于阳奇之数。祭祀一定选择夏至，是因为阴气在这时开始在地下潜藏萌发；所以宫调采用林钟，属于坤位，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养育；称为函钟，是取其包容之意来象征地。四二之变【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各二变】，合于阴偶之数。又据《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苍璧作为礼器；用血祭、貍沈、□疈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琮作为礼器。这些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别时令方位、仿效天地的形状颜色，并以同类之气相求，所以这两种礼制不能不有所区别。

译因此，向天祈求，天神便降临；向地祈求，地神便显现，从而可以沟通精诚，迎来福祥，使百姓生息，使万物丰盛。这是历代帝王不改变的礼制。周代以后时间久远，先王的法度不能实行。汉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推究经书本意，却附会《周官》中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汉平帝听从并采用，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牛，礼制的失误从此开始。自汉至唐一千多年间，五月亲自到北郊祭祀的皇帝，只有四位，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一时少有的举动。然而时行时废，始终没有确定，到了本朝也未能抽暇厘正。恭敬地想，陛下弘扬五位圣人的述作，举起百王废坠的制度，典章法度已经足以与先王时代相媲美，难道还要沿袭后世一切礼制吗？因此臣亲自承受圣谕，奉命纠正错误的礼制，首先应当纠正其中最重大的部分。大的方面不正确，末节即使正确也没有益处。况且天地每年的祭祀现在并没有废止，只是由有关部门代行罢了，实在不足以完全表达陛下亲自恭敬奉事的心意。臣认为，既然废止合祭，南郊、北郊自然应当分别祭祀。臣恭敬地请求陛下每逢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于方丘祭祀地神，然后在冬至于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这就是把重大的礼制纠正过来。然而议论者有的说，先王的礼制废弃已久，不可恢复实行。古代斋戒居住在近处【古代致斋住在路寝】，仪卫简省，用度节约，赏赐很少，所以即使一年遍行各项祭祀，国家也不破费，百姓也不劳苦。如今斋戒居住在远处，仪卫繁多，用度广泛，赏赐也多，所以即使三年举行一次郊祭，仍有人感到畏惧，何况一年举行两次呢？如果实在不能实行，便三年轮流祭祀一次。或者像后汉，在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毕后再到北郊；或者像南齐，在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下一辛日祭祀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经书说：“祭祀不希望疏少，疏少就会怠慢神明。”三年轮流祭祀一次，那么昊天大神要六年才亲自祭祀一次，难道不会太怠慢吗？经书又说：“大事一定要顺应天时。”冬至、夏至这两个节气，是周公制定的制度。舍弃这一制度而遵从后代君王失礼的做法，能称为法度吗？那些议论者只知道苟且简省的便利，却看不到尊奉神明应有的严肃。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鉴察先王已经实行的明确成效，举行旷世未曾讲求的大礼，约束各部门的仪卫，减少大农寺无名目的费用，使臣能够考究旧例、参照礼经，取太常礼仪注本的文字来纠正讹误，考察大驾卤簿的式样来裁减繁冗；只用极其恭敬的心意来侍奉上天，以迎接最盛的和气、求得最大的福禄，希望成就一代典礼，昭示万世。【元丰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枢密直学士】此前，朝廷诏令陈襄与王存、李清臣、张璪、黄履、陆佃、何洵直、杨全等讨论郊祭、宗庙祭祀的礼文。李清臣、陆佃等各有奏议，都主张分祭，与陈襄的议论大致相同，所以不详细记载。上奏神宗，论夏至祭地应派冢宰代行 张璪 臣恭敬地看到，关于天地合祭，议论者意见不一；臣私下认为，阳气生于十一月，阴气生于五月，这是阴阳产生、天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先王于是顺应阴阳的道理，在冬至于地上的圜丘祭天，在夏至于泽中的方丘祭地。至于牲畜、币帛、器物、服饰、诗歌、乐舞、形色、尺度和数量，没有不仿效天地形象、取其同类的。因此天神、地神都可以由此行礼。由此看来，夏至在方丘祭地而由天子亲自临祭，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道理。议论者认为如今万乘的仪卫比古代多一倍，正值盛夏，不能亲自前往，于是想改用其他月份；这不仅没有根据，也失去了侍奉大地、顺应阴气的意义。如果实在不能做到，臣认为应当就在举行郊祭的年份，于夏至当天备具盛大的礼容和乐舞，派冢宰代行祭祀。虽然不能完全符合礼制，或许还可以保存先王遗留下来的心意。【元丰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起初陆佃等议论未决，张璪又兼任详定官，于是提出此议；诏令礼院迅速详议上报。于是礼官请求依照张璪的议议施行，不久诏令亲自祭祀北郊，并依照南郊仪式；如果不亲自祭祀，则由上公代行，并另行修订代行祭祀的仪制。】陈荐上奏神宗，论合祭应遵循旧典 臣私下认为，议论者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考察典礼后认为有所不合，所以请求废止。臣对此深感疑惑，谨按《周颂》说：“昊天有成命”，这是郊祭天地。前汉《郊祀志》记载郊祀歌十九章，其中第七章说：“惟泰元尊，媪神蕃厘。”解释的人说：“泰元是天神，媪神是地神。”第八章说神灵降临、福庆完成，天地一同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地同祭的情况，恐怕并不是从王莽才开始。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天地、宗庙的祭祀更大；既然已经举行，就不能废止。古代祭祀都由天子亲自举行，到了后世，事情与古代不同，有的沿用、有的变更，各自遵从适宜，所以常常派官员代行。如今圣朝郊祭、宗庙祭祀三年亲自举行一次，必先在景灵宫朝享，荐祭太庙，然后在圜丘合祭天地，这是参照采用旧典，得到了礼制的适中。议论者又说，亲自郊祭的年份正值夏季，不能亲自前往，应派冢宰代行，于是废止冬至天地合祭。臣也认为夏至方丘之祭，确实不能亲自前往；即使礼乐都充分准备，由上公代行祭祀，恐怕这种议论也未必合于古礼，终究不如在天地合祭之日亲自执圭币，内心竭尽诚意，外表庄重行礼。何况天子以父亲般的礼仪事奉天，以母亲般的礼仪事奉地；既然亲自以礼祭祀天神，却不亲自以礼祭祀地神，按照情理和礼文来考察，实在恐怕不够妥当。陛下聪明睿智，圣学深厚博大，对于古今各种事务，没有一件不能洞察其根本原理。三年一次亲自到郊外合祭天地的礼仪，伏望暂且遵循旧制，以彰明恭敬事奉天地三神的意旨。【元丰三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判太常寺】向哲宗上奏，请求议定皇地祇亲自祭祀的礼仪。许将。

译臣近来奉准敕令，差遣我在夏至主持祭祀皇地祇的摄事。我私下考察祭祀仪制，发现此前详定礼文所上奏的意见认为，亲自到南郊合祭天地不合礼，于是建议停止在圜丘设置皇地祇及其从祀神位；郊祀之年如果不能亲自祭祀地神，就由冢宰代行摄事，这一做法已经暂且制定为仪式实行了。臣认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地同为大神。自古祭祀虽然有不同之处，但从未有只尊奉一方而不亲自举行祭祀的。况且三年一次冬至，天子亲自祭祀，遍享宗庙，在圜丘祭天；而这一年的夏至在方泽祭地，却只派遣上公代行，这样一来，皇地祇就永远没有列入亲祠的典礼，这是礼制上的重大缺失，不能不加以议论。伏望圣上慈悲，广泛诏令儒臣，讲求典章旧事，斟酌妥当办法，修正祭祀典章，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元祐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右丞。诏令礼部、太常寺详细议论上奏。礼部、太常寺说，郊祭是国家大典，请与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官共同议论，朝廷听从了。到元祐七年二月，礼部请求依照元丰六年五月修定的亲祠和摄事办法实行，停止聚集众人议论。礼部郎中崔公度认为单独祭祀难以实行，请求依旧合祭，诏令侍从官、尚书、侍郎、给事中、舍人、御史台谏官和礼官集议上奏。】向哲宗上奏，请求合祭天地　　　　顾临等 臣等近来在尚书省礼部集体议论亲自祭祀皇地祇一事，已经具文上奏。伏请恢复南郊合祭，但还没有听到圣上的决定和指示。臣等私下认为，天地分别举行祭祀，经典中有明确文献记载；然而自汉代以来一直不能实行，已经一千多年了。从前商代沿袭夏礼，周代沿袭商礼，都有所增减损益。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也可以预知它的制度。所谓可以预知，也不过是商代沿袭夏礼，周代沿袭商礼罢了。”时代不同，事势变化，许多事情不能完全预知；即使有圣人继承周代，也一定会有所损益。因此，前代的礼制，后代有不相妨碍的；前王的礼制，后王也有不完全沿袭的。唐虞时代五年巡守一次，周代则十二年一次，难道能说唐虞的制度不对吗？只是周代不能实行罢了。先帝朝拜景灵宫十一殿，一天就能遍及；陛下却一年才能遍及，这也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办法，使其能够实行。关于合祭天地的礼仪，臣等不敢远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第一次郊祀，到元丰年间一百二十年，已经形成一代的礼制，后世子孙可以遵循承袭。天地是父母，按理没有不能并祭的道理，不能说这是亵渎。太祖平定天下，太宗、真宗都使天下达到太平，仁宗在位长久，英宗、神宗继承先圣的美好事业，都实行这一礼制；神祇享用祭品并予以回应，并非没有降福报答。只有元丰六年采用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的议论，说这大概不是所谓“以同类求取神灵”的意思，于是迁移了皇地祇的神位，大概是因为地神应当在方丘祭祀，乐舞以八变为节，不可以升到圜丘。周代的后稷和本朝的太祖，都应当在宗庙中享祭，乐舞以九变为节；周公制定礼制，以祖先配享上天，也从来没有人非议。祖先可以配享上天，那么地神为什么不可以与天神并祭呢？然而先帝之所以实行合祭，是因为决意亲自到北郊祭祀。如果先帝能够实行而陛下还不能实行，尚且应当暂时恢复旧制，何况先帝还没有实行呢？假如先帝已经实行，后来又知道其中困难，也未必不会改回旧制。宋朝兴起以来，太祖郊祀四次，太宗郊祀五次，真宗郊祀五次，仁宗郊祀九次，英宗郊祀一次，神宗郊祀三次，全都合祭天地；不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那一次郊祀。陛下即位八年，已经两次举行明堂大享，也应当同时让天地都受到祭祀。如今第一次举行郊祀，如果遵循祖宗旧制，日后果真能够实行北郊礼仪，再停止合祭，也不算失误。现在还不能实行周礼，却先停止合祭，将来想亲自祭祀又不能实现，想合祭却已经停止；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却偏祭一方而礼制不完备，臣私下恐怕陛下心中也不能安定。如果北郊礼既然不能实行，却又重新议论合祭，那就是对神灵太过怠慢；即使宴请宾客也不可以这样，何况是在事奉天地大神呢？臣等不知道，如今如果想亲自祭祀北郊，究竟怎样才能实行？一年举行两次郊祀，这一定做不到；况且夏至时节，也不容易举行。削减北郊礼仪来迁就可实行的条件，就是对父母有尊卑厚薄之分。南郊、北郊和明堂轮流举行祭祀，会使祭天更加疏略，也未必合乎礼制。有的主张六年一次郊祀，有的主张九年一次，这难道是周礼吗？这样一来，北郊之礼必然只成为空文，永远没有能够实行的日子。如今近舍祖宗一百多年已经实行的礼制，却想远远恢复三代一千多年没有举行的祭祀，这是舍弃容易实行的而去做困难的，拘守周礼的空文，使地神的大祭成为虚设。现在不尽快决定，日后一定会后悔。伏望圣上慈悲，及早适时裁决，不要疑惑祖宗旧制，以彰显大孝的崇高。圜丘合祭，应依照熙宁十年的礼典，这样四海百姓都能一同受到福祐。臣等忝列近臣，按道义不敢沉默。【元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与范祖禹等八人共同上奏，实际是范祖禹撰写的文章。】向哲宗上奏，请求分祭天地　　　　　曾肇 臣近来奉诏召集官员议论南郊合祭天地的事情，已经将议状完整上奏。臣的职责在于掌管典礼，反复思考，这关系到天地的大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又正值陛下第一次举行郊祀，更应当敬重；举措一有不妥，就会给万世留下议论。臣还担心前一篇奏状陈述得不够充分，所以冒昧再次上奏。臣认为，合祭天地并不是先王的礼制，这是学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事情，不必等臣说明也可以相信。然而，如果合祭有利于奉事神祇，没有不顺理的道理，那么即使不是先王之礼，又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这是因为圣人举行祭祀，是在茫昧而不可知的境界中求取神灵，所以一定要依据方位，顺应时令，采用同类事物来感通神灵。因此，凭借高处来事奉天，凭借低处来事奉地；在四郊分别祭祀五帝，在东方朝拜太阳，在西方礼拜月亮，在南方祭祀司中、司命，在北方祭祀风师、雨师；祭祀山川、丘陵、坟衍，也各依其方位；春夏秋冬则分别顺应阴阳的性质。祭祀时，有的焚烧，有的埋藏，有的投入水中；直到圭璧、币帛、牲畜、祭坑、祭坛、乐舞，都各依同类之法。先王并不是随意这样做，而是认为像这样充分地求取神灵，然后或许神灵才会来享用祭品。如果反过来做，那么使神灵降临就困难了。

译如今主张停止合祭的人说，如果停止合祭，天子就没有亲自见到地神的时候；如果在夏至亲自到北郊祭祀，又认为五月举行礼仪很困难，于是想借南郊之礼同时举行祭地。这种做法用于人事，只是为了求得自身方便，或许可以；但若以此作为亲自见到地神的真实礼仪，就不对了。为什么呢？祭祀不在应有的方位，招致神灵不用相应的同类之物，又违背应有的时令；即使对群小之神举行祭祀，尚且不能这样做，何况尊贵的地神呢？用这种方式事奉大地，地神未必会来享用祭品，却硬说这就是亲自见地神的实际礼仪，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况且委屈自己来顺从神灵，与委屈神灵来顺从自己，这两者哪一种更妥当？如今因为五月举行礼仪困难，便把地神引来迁就冬祭，如果只是顺从人事上的便利，恐怕会失去陛下恭敬事奉地神的本意，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圣人事奉神灵，忠心是那样专一，敬意是那样周密；舍弃忠诚、舍弃敬意，是常情都不肯做的事，难道陛下会心安于此吗？臣愚钝，所以认为合祭不可恢复，亲祠不可废止；只是应当斟酌时宜，删省繁文末节，那么亲祠之礼没有不能实行的，我已经在前一篇奏状中论述过了。惟愿陛下留意审察，远承先帝恢复古制的心意，坚持至诚不倦的态度，不要听从苟且求便的说法，以成就亲自事奉地神的实际，那么上天下地的神祇谁不会来享用祭祀，天下后世谁不会称颂呢？臣因职责和道义，应当把所知全部陈述出来。伏望圣上慈悲，详细加以采择，臣将感到万分幸运。【元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起初诏令召集官员议论，顾临、苏轼、范祖禹等八人主张合祭，范纯礼、曾肇、刘安世等二十二人主张分祭。曾肇又单独上了这篇奏章。到了九月，宰臣吕大防进呈此事，最终采纳顾临等人的意见。于是下诏说：“自祖宗以来，郊庙的常规祭祀，都按时派遣官员代理行事，只有三年一次举行亲自郊祀的礼仪，因而遍享各庙，并在圜丘合祭天地。先前因详定郊庙礼文所建议，认为合祭不合古义。先帝曾下诏制定亲自祭祀北郊的礼仪，命令已经下达却未能实行；这一年圜丘停止设置皇地祇神位，而宗庙享祭仍沿用权宜制度。如今朕即位之初，在郊外祭祀上帝，因而得以亲自享祭太庙，但地神的大祭却独独缺失而未能讲行。深思君王察知事奉大地的义理，不可拖延。今年圜丘之祭，应依照熙宁十年的旧例，设置皇地祇神位，以申明初次亲见地神的礼仪。等到亲自祭祀北郊时，依照元丰六年五月八日的指挥，命有司选择日期，派官员奏告施行。仍等礼仪结束之日，依照此前的指挥，召集官员详细议论今后亲自祭祀北郊应办的事项，以及郊祀之年宗庙享祭的典礼，上奏朝廷。”） 向哲宗上奏，请求分祭天地　　　　　曾肇 臣看到诏书说，冬至到南郊，应当设置皇地祇神位，以严肃对天地并祭的报答礼仪。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急于亲自祭祀地神，还没有等考订、厘正典礼，就仓促下达了这道诏书。然而臣仔细考察诏书的意旨，其中也说合祭不合古义。如今却在南郊设置皇地祇神位，实际上就是恢复合祭之礼。既然认为合祭不对，却又亲自实行，这一道诏书前后相互违背。诏书又说：“以后亲自举行方泽祭祀时，再修定元丰六年五月的制度。”这样看来，日后北郊礼仪实行时又要合祭，随后再停止天地大祭；国家重大事务却轻易反复改变，很像儿戏，废置神位几乎如同下棋。这就是臣听到诏书后惊愕不安、不知如何应对的原因。臣私下思考陛下的用意，除此没有别的：是认为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应当同时尊敬亲近。陛下即位以来，已经亲自祭祀上帝，却还没有顾及地神，恐怕有违明察事理的义意。又受到议论者的迷惑，认为五月祭地一定不能实行，于是长久缺失事奉地神的礼仪，所以想借南郊之祭同时举行祭地，只是想借此向地神表达诚敬罢了。依臣所见，想表达诚意，反而近于怠慢；想表示敬意，反而近于亵渎。为什么呢？南郊不是祭地的地方，冬至不是见地神的时令；乐舞以圜钟为宫，变奏用六变，并不是表达祭祀地神的乐声；焚柴升烟，也不是祭祀地神的礼仪。不管神灵是否享用祭品，只姑且图人事上的方便，难道不接近怠慢吗？如今世上的人家，如果尊长居住在另一所宫室，子弟前去致敬，必定要到尊长居处，尚且不敢委屈尊长到同一厅堂，何况天子事奉地神，难道反而不如普通人家的礼仪吗？前些日子认为合祭不对而停止，今天又恢复实行，日后再停止，认为神灵没有形体，神位废置全凭自己方便，这难道不接近亵渎吗？陛下的志向在于诚敬，但所实行的反而接近怠慢和亵渎，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为陛下谋划的人把古礼看作迂阔，任意改作，专务苟且，急于求得一时便利罢了。臣愚昧，不明白时势变化，私下为陛下深感痛惜。陛下即位八年，已经两次举行明堂大享之礼；如今在南郊举行祭祀，凡是应当与天神一同祭祀的诸神，都依次举行从祀，那么将来郊祀之年亲自祭祀北郊并祭及诸神，本来还不算晚。何苦仓促举行这次举措，以招致不合礼制的议论呢？况且五月祭地，前代曾经实行过；本朝开宝年间，也曾在四月举行雩祀之礼。古人尚且能在六月出兵，谁说夏至绝对不能举行礼仪呢？臣愚昧，伏望陛下赶快降下恩德之诏，收回前诏；今年冬天南郊礼仪结束后，就命有司详细制定亲自祭祀北郊的仪物，仍令其斟酌时宜，删省。删去繁文末节，依从简便。等到郊祀之年，务必决定实行。这样对神祇的奉事就不会失去诚敬。先帝已经厘正礼文，不至于无故改作，也可以使万世之后认为恢复先王祭地之礼是从陛下开始的，岂不是很好吗？臣蒙受恩典而被提拔，充任从官，职责在于掌管典礼；朝廷举措的得失，臣也负有责任。因此自从听到诏书以来，徘徊忧虑了好几天。进言就会被视为违逆圣旨，不进言又会失职。臣反复考虑，宁可因违逆圣旨获罪，也不敢因失职而辜负陛下的任用。因此竭尽自己的狂妄愚见，触犯忌讳，希望万一能对圣明有所补益。这样即使臣受到重罚，也不敢逃避。惟愿陛下留意审察，臣将不胜荣幸。【元祐七年十月上奏】向哲宗上奏圜丘合祭六条议论　　　苏轼

译臣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中的有关条文，说等郊祀礼仪结束后，召集官员详细议论设置皇地祇神位及郊祀之年宗庙享祭典礼的事情，具文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实在获得了美好的祥瑞感应。既然如此，圜丘合祭天地确实合乎天地之心，不应再有改变。臣私下考虑，议论者想改变祖宗旧制，在圜丘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认为冬至在南郊祭天，属于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属于阴时阴位。按照同类求取神灵的原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取阴神。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从祀的。古代秋分在西郊夕祭月亮，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从祀上帝，则在冬至于南郊祭月，议论者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圜丘合祭，却唯独认为不可以，这是过分拘泥了。《尚书》说：“于是按同类之礼祭告上帝，精诚洁净地祭祀六宗，遥望祭祀山川，遍告群神。” 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祭告的，唯独不祭告地神，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周武王战胜商朝后，在庚戌日焚柴祭告并遥望祭祀，焚柴是祭上帝，遥望是祭山川。在一天之内，从上帝祭到山川，必定没有南北郊的区别，却唯独遗漏地神，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就同时祭祀地神。凭什么可以证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祭祀天地的诗。”这就是合祭天地的经典明文，而解说者却把它比作《丰年》诗，说《丰年》是秋冬分别报祭；又说秋祭、冬祭都歌唱《丰年》，就如同天地分别祭祀而都歌唱《昊天有成命》。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丰年》诗说：“丰收年成，黍子稻子很多，也有高大的粮仓，粮食多得数不清；用来酿酒酿醴，进献给祖先，使各种礼仪都能和洽，降下的福祐非常丰厚。”秋天歌唱可以，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奠定天命，宽厚而深远；继续光明昌盛，竭尽自己的心力，于是天下安定。”全篇只说天而没有涉及地，这是颂诗用来告祭神明的道理；从来没有歌唱没有祭祀的神灵、祭祀却不歌唱所祭神灵的情况。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唱颂天的诗来祭祀地神，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神也在其中。歌唱颂天而不歌唱颂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经》序说：“是祭祀天地。”《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左氏传》说：“三望，是郊祭中较次的祭祀。”解说者说：“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说是淮水、大海；又有人说是分野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只是诸侯，所以郊祭只能涉及其分野内的山川。周朝拥有天下之后，郊祭中较次的祭祀，难道反而不包括五岳四渎吗？山岳河流尚且能够从祀，地神反而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书》，经籍散亡，后世学者只能凭自己的意思推求类似之处。王肃、郑玄、贾公彦、服虔这一类人，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以《诗经》《尚书》和《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由来很久了。议论者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认为不足以效法。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讨论它的是非，不应因为实行者是某人就废弃它。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天地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记载：建武二年，最初在洛阳设立祭祀神位，修筑圜坛八级台阶，坛中又修筑重坛，天地神位设置在上面，都面向南方，以西为上。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据《水经注》记载：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在其东面，是大魏祭天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修筑圜坛八级台阶，坛中又修筑重坛，天地神位设置在上面。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到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禘祭黄帝、郊祭帝喾；夏后氏在禘祭黄帝、郊祭鲧。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祭。宗庙中的禘祭，是祖宗合并在太祖庙中共同享祭；郊外的禘祭，则地神和各方山川神都合祭于圜丘，并以始祖配享。这是有事时举行的祭祀，不是通常祭祀。”《三辅故事》说：“在圜丘祭祀，上帝和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方。”这样看来，汉代曾经合祭。其时褚元亮、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意见正确。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敕说：“凡是举行祠祀享祭，都必须亲自参加。朕若不亲自祭祀，礼制将有所缺失。皇地祇应当像南郊祭祀一样合祭。”当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凡在圜丘举行祭祀，也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者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这样才是采用《周礼》。臣请说明《周礼》与今天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享祭上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享祭宗庙四次；这十五次祭祀，都是天子亲自举行的。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祀之类，也都由天子亲自举行。这就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祀，先享祭宗庙，同时祭祀天地。真宗以来，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一定先到景灵宫举行祭祀，遍享太庙，然后祭祀天地。这就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天子亲自祭祀如此之多，每年举行也不以为难；如今的礼制，天子亲自祭祀如此之少，三年举行一次却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器物不多，兵卫很简约，费用使用有节制，宗庙又在宫门以内。诸侯出爵位、行赏赐，必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斋戒、祭祀、礼仪、音乐作为政事；守住这些，天下就会服从。因此年年举行，也都认为是常规。到了后世，天下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帝，机要政务的繁多，是古代的万倍，力量有所不能供应。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加而不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如今实行的制度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到原庙告祭，前一天祭祀太庙，不是《周礼》；郊祀后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百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做法都不改变，却唯独对于地神说应当遵循《周礼》，不应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议论呢？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周宣王曾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这样回答：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天气正热时向南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正寒时向北到常山，这也是今天的寒暑。后世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了；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代有不能实行的；夏商的礼制，周代有不能采用的，都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迫不得已，而且由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未亲自出征。如今想制定一代的礼制，作为三年一次常行的法则，难道可以拿六月出兵来相比吗？

译如今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那么派遣官员代理祭祀，也有旧例可循，这不是臣所知道的道理。《周礼》说，大宗伯，君王不能参加时就由人代理其位。郑玄注说：君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事故，是指君王患病以及遭逢哀痛之事。这样看来，摄事并不是安泰吉祥时所用的礼仪。后世君主不能每年亲自祭祀，所以命有司代行，其由来已经很久。如果在亲自郊祀的年份反而派官员代理，就是无故而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删去繁文末节，那么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这样回答：古代把亲自郊祀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文。如今把亲自郊祀作为大礼，繁文便有不能删省的。比如帷幕、城垣、帐篷等设施，盛夏会有遭遇风雨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再出郊外时戴通天冠、乘大辂，正午停留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装备齐全，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节所能承受的。君王以父亲般的礼仪事奉天、以母亲般的礼仪事奉地，不可以因为事奉天就完备，事奉地就简略；这就是对父母有厚薄高下之分，难道能认为是繁文末节而一概删去吗？国家供养军队与前世不同，唐代以来即使还没有军赏，也仍然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可能简省。大辂一旦出动，就必定要有赏赐供给。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耗尽国库，还担心不够；除了郊祀时的赏赐，哪里还能再增加呢？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给？分散赏赐而给予，难道人心不会失望吗？议论者一定又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不是臣所知道的道理。三年一次郊祀已经很疏略了，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事奉地神而更加疏略事奉上天；自古从来没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这样一来典礼会更加败坏，表面上恢复古制，实际上反而离古制更远，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祭，这不是合乎礼的做法。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祭祀神州来替代夏至方泽之祭，就可以免除暑热时举行礼事的困难。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道理。之所以议论此事，只是想实行周礼。如今用十月代替夏至，用神州代替方泽，不知这究竟是周礼的常经，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之法？如果可以变礼从权，那么为什么圜丘合祭唯独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且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务和国家财力劳费的困难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地神，皇上不亲自郊祀，只点燃通爟之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道理。《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指境内而不在四郊的山川，所以从远处遥望祭祀。如今地就在所在之处，俯身就能看见，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反而看不见地吗？这六条议论，就是决定合祭是否可行的关键。汉代的郊祀礼尤其违背古制，唐代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本朝祖宗恭敬尊崇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古今损益，并不是不知道圜丘、方泽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所以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本朝已经比汉、唐多了。天地和宗庙的祭祀，本来都应当每年遍行；如今既然不能每年遍行，所以三年遍行一次。在郊祀之年，又不能一年之中举行两次大礼，所以分在三天内完成。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天地并不失去亲自祭祀，而北郊则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却派官员代理，那就永远不能亲自事奉地神了。三年一次郊祀，在应当祭地的年份，如果暑热下雨而不能亲自举行，派官员代理祭祀，那么天地都没有得到天子亲自祭祀。分祭天地，确实不是当今能够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是想在举行郊祀的年份，把祭祀天地和宗庙分成三次。分成三次有三个不可行之处：夏至这一天不能发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从建国以来，天地和宗庙只享用这一种祭祀，历代圣主相承，都采用这一礼制，这是神祇所欣悦、祖宗所安定的制度，不可轻易改变；一旦改变，就可能关系到吉凶祸福，不能不加以考虑，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反复筹划，没有一项是可以实行的礼制。伏请遵从旧制，以此为便利。从前西汉衰落时，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议论，改变郊祀神位，都有灾祸，明确记载在史册中。前代的鉴戒非常清楚，足以使人寒心。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是古今正当的礼制，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应当在第一次郊祀的年份实行，实际上是永远不可废弃的典章。愿陛下谨慎守持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和宗庙享祭，以安抚天地上下神祇。仍请求将臣这篇奏章下交有司，召集官员议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必须逐条驳解臣所陈述的六条理由，使这些理由都能被说服。既要上合周礼，又不能造成当今军国事务的困难，不可只坚持改变而不讨论在当今究竟能不能实行。贵在严肃对待祭祀大典，及早适时确定下来。附黄。唐代制度规定，将要到南郊举行祭祀时，先到太清宫朝献，再到太庙朝享。这和如今的礼制一样，先两天到原庙告祭，前一天享祭太庙。然而议论者或许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臣谨按，周武王战胜商朝后，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焚柴祭告天地，两者相隔三天；这样先祭宗庙后郊祭，也是三代的礼制。【元祐八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礼部尚书。自元丰元年开始，诏令议论南北郊祭祀。陈襄议论说，既然停止合祭，南北二郊自然应分别祭祀；请每逢天子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到方丘祭地神，然后在冬至到圜丘祭祀昊天。李清臣议论说，平常年份由有司在南郊代理祭祀，也不应合祭；合祭的本意，只是因为天子亲祠时想使祭祀遍及天地。请求每逢亲自郊祀时，先在太庙住宿告祭，再在北郊住宿祭地，最后在南郊住宿祭天。王存议论说，应当备齐祭祀物品后再行动，不可以不顺应天时。历代祭祀天地的月份大多不同。如果偶尔在北郊举行祭祀，采用初冬纯阴之气主导的月份，按理没有不可。陆佃议论说，郊祀之后必定还有望祭，请求冬至亲祠时，就在圜丘以北另行祭祀地神。张璪议论说，应当在郊祀之年夏至这一天，备齐盛大的礼容和乐舞，派遣冢宰代理祭祀。】

译元祐年间，曾肇议论说，本朝以来三年一次亲自祭见天地，祖宗从未废止或缺失。如今冬至如果停止合祭，夏至又由有司代理祭祀，那么就再也没有天子亲自祭地神的时候。事奉天亲自实行，事奉地却派官员前往，这对于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道义来说，似乎有厚薄高下之分。希望在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于夏至准备齐全礼仪，亲自前往北郊致敬，以保存事奉地神的道义。孔武仲等议论，请查考王存的奏议，采用孟冬到北郊亲自祭祀的礼仪。杜纯议论说，遇到北郊由上公代理祭祀时，请在后苑设置遥望祭祀的神位，举起通爟之火遥望拜祭。盛陶等人认为，应当采用先帝北郊礼仪，按照时令亲自举行，停止合祭天地的礼制。太常少卿王子诏议论说，《周礼》规定夏至在方泽祭地，圣人制定礼制，垂训万世，是不可改变的典章。元祐七年南郊，依从顾临等人的意见，权宜实行合祭，仍然诏令召集官员议论。苏轼上了这篇奏章。到绍圣三年正月，又下诏停止合祭，改在夏至亲自到北郊祭地神。元符元年南郊，开始单独祭天。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又下诏说今后南郊祭祀初次亲见天地时，权宜在圜丘合祭天地。崇宁三年，又停止合祭，全部依照元丰三年的仪式。到政和三年九月，下诏规定，从今以后每逢冬季举行祀天大礼，随后在方泽祭地；其仪物、仪仗和卫队全部从简减省。十二月九日，又下诏规定在第二年夏至于方泽祭地。政和四年五月十二日，下诏开始亲自举行北郊礼仪。从政和四年至宣和五年，共举行了三次这种礼仪。《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礼乐门 明堂 向仁宗上奏，议论上帝与五帝的异同　宋祁 臣私下看到，郑康成认为上天的神灵共有六位：昊天是天皇大帝，五帝是太微垣中的五方帝。王肃说：“昊天只有一个神，五帝是次一级的神。”但各位儒者大多附和郑玄，所以据此形成了这种说法。按照合祭五帝的制度，一年有两次祭祀：龙星出现的月份，在南郊祭祀，称为大雩，这是第一次；九月在明堂举行大享，以文王作为配享，这是第二次。关于祭祀明堂，诸儒说法不一。有人说，周代祭祀五位天帝，都在明堂之中，并以五位人帝和文王配享；五官神的神位设置在庭中，以武王配享，号称祖宗。这就是礼书所说的“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设置神位，依照五行相对的方位作为法则：威仰在卯位，面向西；熛怒在午位，面向北；枢纽在未位，面向北；招矩在酉位，面向东；叶光纪在子位，面向南。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高辛各在自己的方位，稍稍退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都在五位人帝之下，稍稍靠后。文王坐在太皞南面的方位，像主人一样；武王稍稍退后。又有人说，合祭当天，五位星精之帝都面向西。祭牲方面，天帝各用一头小牛，合计要用十头牲畜。文王的祭牲使用太牢，因为《诗经·我将》篇说：“我将祭品献上，我所用的是牛和羊。”文王、武王使用太牢，是因为五位人帝各自专门配享一位天帝，作为主神；主神足以成为外神依托，所以文王就可以普遍配享五帝。若不是专门配享，那么所用的祭牲就可以按照完备的礼物来享祭。汉武帝在明堂祭祀太一和五帝时，上位的太一特地使用太牢，礼仪结束后在堂下焚烧祭品。晋武帝最初议论明堂礼制时，群臣说：“五帝就是天，五种天之气随时令不同，所以名称有所区别。虽然名义上有五位，实际只是一个上帝。明堂和南郊都应当取消五帝神位；五郊改称五精之帝，都称昊天上帝，只设置一个神位罢了。”诏令批准了这一意见。当时韩阳进言说：“古代建立明堂，都分别有序地祭祀五帝，从没有只祭祀一位天帝的。”皇帝下诏说：“过

译去众议请求取消明堂五帝神位，考察礼文并不正确，应当恢复。”挚虞议论认为：“汉、魏旧例，在明堂祭祀五帝之神。新礼认为五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明堂取消五帝神位，只祭祀上帝。”按照孔子的说法：“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周礼》说，祭天就遍祭上帝，祭地就遍祭四方山川。四望如果不是地神，那么上帝就不是天神，这一点显然可以辨明。郊丘祭祀，是扫除地面后举行祭祀，祭牲使用茧栗形的小牛，祭器使用陶器和匏器，礼仪返归原始质朴，所以以远祖配享。明堂祭祀则备办各种祭品，进献三牲，并陈列笾豆，礼仪形式与人间礼制相同，所以以近祖配享。郊丘和明堂设置神位，明显是不同体制；祭牲、祭品等质朴与华美，也有不同旨趣。况且祖先共同配享，并不表示尊严之美；三日内举行两次祭祀，也不意味着没有烦渎之义。由此也足以说明它们并不是同一个神。上古时代，活着是贤明的君王，死后就配享五行。因此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黄帝配土。这五位帝王，是配享上天的神灵，在四郊同样设置神位，又在明堂报祭。祭天穿大裘、戴冕，祭五帝也是这样。有人认为，五精之帝是辅佐上天养育万物的神灵。前代相承沿用，从没有废止。先前韩阳上书，主张像旧制一样祭祀五帝，诏令已经施行；他又请求改定新礼，朝廷听从了。唐代礼部尚书许敬宗议论，祠祀令和新礼都采用郑玄六天之说。圜丘祭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天帝。考察郑玄的说法，只是依据谶纬来解释六天，把它们都说成星象，而昊天上帝并不属于穹苍。其中，《月令》《周官》的注释，把昊天上帝解释为北辰曜魄宝；《孝经明堂》的注释，把它解释为太微宫中的五帝。考察《易经》说：“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在天形成天象，在地形成物形。”这足以说明星辰的形象并不等同于天，草木也不等同于地。毛苌的传说：“元气浩大就称昊天，远望苍苍就称苍天。”这样看来，苍天、昊天说的是天体本身，不应列入星辰之例。况且天地各自为一，这叫作两仪；天尚且不能有两个，天帝怎么会有六个呢？因此王肃和群儒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义理。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依据《正观礼》说，季秋在明堂祭祀五帝。《显庆礼》则规定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依照《孝经》的说法，先儒认为昊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就是太微宫中的五帝。况且“上帝”这个称号，本来就属于昊天。《周礼》说，周王将要大规模祭祀上帝时，张设毡案和皇邸；祭祀五帝时，则张设大次、小次。由此说来，上帝与五帝本来就有等级差别，不能混同为一。郑玄注《孝经》说：“上帝，是天的别名。”神不能有两个主宰，所以祭祀地点有所区别，以避开后稷。孔安国说：“帝也就是天。”既然如此，洁净诚敬地祭祀上帝，合乎经义；而五方之帝都加以祭祀，这种做法也已经实行很久了。请允许两种礼制并行，以成全《月令》所说“大享帝”的意义，诏令准许。此后制度不再改变，本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臣考察诸儒的说法，上帝和五帝的解释纷纷不一。王肃认为上帝就是昊天，郑康成认为昊天是皇大帝，五帝是太微宫中的五帝。王肃、郑玄两种说法既已明白，学者们便争相执守一端进行辩论，即使天子也不能果断确定经文的含义。然而臣认为，若就经文来讲，仲尼的意思或许可以看出来。《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使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使他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周颂·我将》篇说：“这是祭祀文王的诗。”诗中说：“我将奉上祭品，我将进献享礼，有牛有羊，愿上天助佑文王。上

译天赐给文王福祉，既然已经助佑他、享用他的祭品。”《孝经》先说配天，后说上帝；《诗经》本应说“上帝助佑”，却说“上天助佑”，这是用互文来表明：天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关于天为何称为天帝，先儒的议论很多。近代大儒孙奭上言：“天虽然是一个神，但因为它最为尊贵，所以有许多名称。这也如同人君称王、称皇、称后、称天王、称天子、称皇帝、称县官；臣民称陛下、太官、上服用、乘舆，出入称车驾，各随德义而称，也都是因为至尊的缘故。”

译由于天帝之神轮流主宰五时，所以圣人制定礼制，称它为五帝，并不是说五帝各自是一个神。可以说，儒者不奇怪《诗传》说天有五个名称，却偏偏奇怪帝有五个称号。孙奭又认为，一年九次祭祀都以天为主：冬至祭圜丘，正月祈谷，五时迎气，孟夏祈雨，季秋大享，共九次。只有冬至祭祀的礼仪最大，所以称作昊天上帝。“昊天”是从天体来称呼，“上帝”是兼举其德；因为礼仪重大，所以这样称呼，其余祭祀则不这样称。至于大雩，是祈求百谷所需的雨；大享，是报答百谷丰收，都因为五帝有生长万物的功劳，祈求和报答的礼仪缺一不可。即使只是一个神，也分别陈设五个神位，那么究竟是神在那一位，还是在这一位呢？孙奭这样说，是说得对的。然而若要撤去昊天上帝这一位，只设置五帝，臣认为礼制并非如此。称作昊天，是因为它的元气雄伟，驾驭五行，王者之气普遍降临万物，随着时令显现功效，人们勉强给它命名。因此春天称青帝，夏天称赤帝，就像春天称苍天、冬天称上天一样。唐代以来，王肃、郑玄两家的两种说法同时实行，所以现在享礼中有六个帝位。既然如此，孙奭已经承认要在那一位、这一位之间寻求神位，为何只取五帝而不取六帝呢？所以兼存六位，正可以显示圣人尊天奉神，不敢擅自裁减。【皇祐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判太常寺】上奏神宗，请求只设置一个昊天上帝的神位。赵君▯。臣谨按《周礼》“掌次”一职说：“王举行大规模祭祀上帝，就张设毡案；祭祀五帝，就设置大次、小次。”又《司服》一职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这样。”这明确说明上帝与五帝不同。《孝经》所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不能把五帝一并包括在内。考察《易》《诗》《书》中所称的上帝，也并不只有一种。《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崇尚德行，以盛大的礼仪荐献给上帝，使祖先配享。”《诗经》说：“明白地侍奉上帝，就能获得许多福祉。”又说：“上帝是应当敬畏的。”《尚书》说：“以光明显著的德行承受上帝之命，上天将再次降下美命。”又说：“伟大的上帝，把灾祸降给下民。”这一类说法，难道都能解释为五帝吗？自从郑氏之学兴起，才有六天之说，但这种说法经书中并无根据。到晋武帝泰始初年，议论者才开始认为不对，于是明堂只设置昊天上帝一个神位。唐代显庆礼也只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如今大享明堂将近，议论者仍认为上帝可以包括五帝。臣等请求遵照圣诏，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只让他配享上帝，以至诚精洁的祭祀来表达皇帝尊敬父亲的孝心。【元丰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太常礼院】上奏哲宗，请求恢复采用皇祐年间的典礼。苏辙。臣听说三代的常规祭祀，一年九祭；祭天两次，祭地以及其他祭祀都由天子亲自举行，所以祭祀时有祭昊天的，有祭五天帝的，有单独祭一天的，有祭皇地祇的，有祭神州地祇的，总之，一年之中天子亲自祭祀必须遍及各处。到了近世，一年的常规祭祀都由有司代行，三年以后才亲自祭祀一次，祭祀的疏密，古今相差如此之远。这样看来，礼制有所不同，大概也是形势造成的。臣谨按本朝旧典，冬至祭圜丘，必兼祭天地，并让百神从祀。如果因故不能祭圜丘，就举行其他礼仪：有时在南郊举行大雩，有时在明堂举行大享，有时在大庆殿恭敬谢神，都使用圜丘的礼乐和神位。其用意是认为皇帝不能三年不亲自祭祀天地百神。臣私下认为皇祐年间的明堂礼遵行了这一办法，最能适应礼制的变化。皇祐以后，凡是祭祀明堂，有时采用郑氏之说，只祭五天帝；有时采用王氏之说，只祭昊天上帝。虽然从古学来看各有依据，但考察本朝旧制，却都是不恰当的。大概儒者拘泥古制而不知今日，把天子每年亲祭的仪式拿来议论皇帝三年亲祭的礼制，所以才会如此疏略。如今皇帝陛下承受并敬奉天命，登基已满一年，将在九月于明堂举行祭祀，按义理应当同时祭见天地，遍礼百神，亲自献上诚心，以求获得神灵的福佑。臣担心有司不明白礼制的本意，以古制非难今制，执取王肃、郑玄的偏颇说法，扰乱本朝大典。礼制顺应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然顺从。如今皇帝陛下刚开始亲自举行祭祀，天地百神没有不按次序受祭的，难道不是向下合乎人情、向上符合天意吗？臣愚昧，请求陛下明诏礼官，今年秋季明堂祭祀采用皇祐年间明堂典礼，这样或许能使精诚上下升降，广泛施及天地之间。【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论述配帝及从祀的神灵。朱光庭。臣谨按《周颂》中的《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诗。诗说：“我将奉上祭品，我将进献享礼，有羊有牛，愿上天助佑文王。”《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使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这说的应当就是周公。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使后稷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文王配享上帝。臣详细考察这两部经书的文字，都是就明堂而言的。《我将》诗中说天而不说上帝；《孝经》先说“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又说“配上帝”。再考察《郊特牲》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礼制之所以使祖先配享上帝，就是这个道理。”郊祭，是大力报答根本、回溯始源。由此说来，天与上帝是一回事。推究万物的始源而祭祀，就如冬至是万物开始之日，所以在这一天祭天，并尊奉祖先使其配享；推究万物的成功而祭祀，就如季秋是万物成熟之时，所以在这个月祭上帝，并尊敬父亲使其配享。祖先配享始源之祭，父亲配享成功之祭，道理就是如此。自汉代以来，议论明堂的人很多。臣仔细研究《周颂》《孝经》《郊特牲》的文字，既然天与上帝是一回事，那么从祀的神灵也不应有所不同。这是因为郊祭和明堂祭都是三年一次的大祭，只是内外配享的祖先、父亲有所不同罢了。《大司乐》又说：“音乐演奏六变，天神就都降临。”这样看来，从祀的神灵本来就毫无疑问。臣恭请将来九月在明堂祭祀神宗皇帝，使他配享上帝，天神应当全部从祀；这不只是为了端正大享的礼制，也是为了崇隆父亲配享的道理。希望朝廷借此大祭，特地下令有司考订厘正，作为万世的法则。【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论述亲自祭祀明堂应当极尽诚敬。范祖禹。

译臣恭敬地看到，明堂大礼已经进入散斋阶段。恭敬地回想仁宗皇帝，他考察古代典制，用圣明的意旨裁定礼制。皇祐二年开始制定明堂礼，先诏令有司：皇帝的车舆、服饰和御用品务必从简节俭，不得徒然造成劳费。仁宗亲自撰写乐曲和舞名，穿靴袍，在崇政殿阅试雅乐和祭祀仪式，如同正式行礼的次序；又在宫中亲笔书写“明堂”和“明堂之门”两块榜额。临近祭祀之日，连绵大雨不停，仁宗在宫中斋戒祈祷，极其恭敬谨慎；祈祷之后天气放晴，天空清明，风调气和。祭祀前一晚，就停止戒严。仁宗每次到神座前行礼完毕，都弯腰向后退行，直到退尽褥位，才改变步伐移向别处，以表示极度肃敬。又命侍臣遍告献官以及负责进献币帛、撤去俎豆的人，都必须从容安徐、谨慎严肃，不得怠慢急促而失去恭敬的仪态。礼仪结束时，比平时多用几刻钟，格外迟缓。登楼宣赦完毕，又降诏中书门下，停止一切请托；凡是宫中批下的恩泽以及应当宽免、减轻的罪犯，都不得施行。仁宗敬重祭祀、彰明美德，传给万世，大致就是这样。英宗、神宗以圣明的孝心遵循承继，也都极为严肃恭敬。如今陛下继位五年，再次举行宗祀，使上帝降临享祀，使神宗皇帝配享，这是国家的大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要陛下内心竭尽诚敬，效法祖宗，那么神灵和上天就会降下福祉，众生也会蒙受福佑。斋戒，是用来使人的精明之德达到极致的。孔子所谨慎的事情，就是斋戒。斋戒必须有专一精诚的心意，才可以与神明相交。礼书谈斋戒说：“心中不可随意思虑，必须依循道；手脚不可随意行动，必须依循礼。”古代君子的斋戒就是这样。斋戒三日，必定仿佛看见所祭祀的对象，这是诚意达到极点的表现。只有先做到斋戒时的肃敬恭谨，然后举止容貌、进退周旋，才会没有不合礼的地方。《尚书》说：“皇天没有亲疏，只亲近能够恭敬的人；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品，只享用有至诚之心的祭品。”皇天只亲近最恭敬的人，鬼神只享用最至诚的祭祀。天人与人之间相隔并不遥远，只有诚与敬能够使双方感通。陛下在上面亲自行礼，百官有司在下面就没有谁敢不恭敬肃穆。经书说：“圣人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孝。”希望陛下恭敬地举行祭祀，以此教导天下人的孝道，使群臣和万国都能瞻仰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光辉。臣内心的愚诚实在难以自已。【元祐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议论明堂祭祀上帝及五帝。曾肇。臣谨按《周礼》，称作“昊天上帝”的，称作“上帝”的，称作“五帝”的，文字各不相同。昊天上帝只有一个帝，五帝则是五方之帝，道理很明白，不必辩论就可知道。只有“上帝”这个称呼，世人有时专指昊天上帝，有时专指五帝。然而考察《周礼》，“肆师”一职说：“类祭上帝，把祭品封藏在大神那里。”按《周礼》凡称大神，都指天。既然把上帝当作天，就不应再说“封于大神”。《典瑞》又说：“四圭有邸，用来祭天、大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地、大祭四望。”先儒认为四望并不是地，那么上帝也不是天，这一点可以明确看出。《孝经》也说：“郊祭后稷，使他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正好与“祭天、大祭上帝”的文字相合。郊祭、明堂祭是不同的祭祀，后稷、文王是不同的配享对象，那么天与上帝也应当不同。由此推断，认为上帝专指昊天上帝，是不对的。《掌次》又说，王大祭上帝时张设毡案，祭祀五帝时张设大次、小次。上帝和五帝所张设的设施不同，那么认为上帝专指五帝，也是不对的。那么，上帝究竟指什么呢？考察《尚书》所说“类祭于上帝”，孔安国的传认为是昊天和五帝。孔颖达继而解释说：“昊天、五帝、上帝，这些都可以兼括。”由此推论，所谓上帝，大概是兼指昊天和五帝。西汉已经有这种说法，所以孔安国用它来解释经文。到郑康成才引用纬书，附会为六天，于是说昊天上帝是北辰之星，五帝是太微宫中的五个帝座星。这是郑康成解释经文的错误，并不是先儒本来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不说昊天、五帝，而只说上帝呢？因为说昊天上帝，就包括不了五帝；说五帝，昊天又不在其中；举称上帝，则昊天、五帝都包括在内。原因是昊天和五帝都有“帝”的称号。考察《周礼》，王祭祀昊天上帝时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先王尊敬地侍奉五帝，所用服饰与昊天相同。冢宰掌管祭祀五帝和祭祀大神祇的礼制相同，那么明堂同时祭祀昊天、五帝，并不过分。秦代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扬雄认为这是僭越祭天之礼。汉武帝在明堂祭祀泰一、五帝，并把高皇帝的神位合置在旁边。天神中最尊贵的称为泰一，其辅佐就是五帝。虽然这种说法出自方士，但其中所指的泰一就是昊天。因此汉武帝把他们都祭祀于明堂，让高皇帝配享，那么明堂在这里同时祭祀昊天、五帝是可以的。考察历代明堂，有的同时祭祀昊天和五帝，有的只祭祀五帝。撤去五帝神位、专门祭祀昊天上帝的，只有晋泰始年间和唐显庆年间。本朝皇祐年间大享明堂，参照采用南郊蜡祭的礼仪。嘉祐七年，礼官才开始议论改正，设置昊天上帝神位，以真宗配享；其次设置五方帝神位，又设置五人帝神位，让五官从祀。从此遵行，遂成为成例。到元丰年间，才下诏在明堂祭祀英宗，只让他配享上帝，而五帝不参与。议论者认为不安，皇帝下诏令臣等集体讨论。臣等考察经典，既然如此；考察旧例，又是这样。恭请从今以后在明堂宗祀神宗皇帝，使他配享昊天上帝，同时祭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之神，以符合尊敬父亲的孝道，成全大享的意义。【元祐七年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祖宗配享祭祀 上奏仁宗，论宣祖配享。谢绛。

译臣恭敬地看到，本院与崇文院的检讨官详细审定，准备让宣祖配享感生帝。臣仔细寻究，宣祖并不是受天命、开创帝统的祖先，因循旧例让他配享，义理上或许不安。臣认为，可以用唐代典制来说明：唐高祖武德初年制定法令，规定每年圜丘祭祀和雩祭，都让景帝配享；祈谷、大享，都让元帝配享。唐太宗初年，曾以高祖配享圜丘、明堂、北郊的祭祀，元帝专门配享感生帝。唐高宗永徽二年，祭祀高祖于圜丘，祭祀太宗于明堂，并让他们兼配感生帝。后来又因为景帝、元帝被尊称为祖，万世不迁，于是停止让他们配享，以符合古义。臣认为，景帝当初受封，是唐朝始祖，从事实来看，大概与宣祖不同。宣祖在唐制中，相当于元帝。唐朝取得天下不过三代，景、元二祖就已经停止配享的制度了。况且大宋受天命以来，已经历四位圣君，宣祖却仍然配享，因而没有停止，这与唐制不合。请依照永徽年间的旧例，停止宣祖配享；仍依唐太宗时的旧例，在明堂宗祀真宗，并让他兼配感生帝。如果依据郑康成的说法，就是：“五帝轮流称王，王者兴起时，因感应于其中一帝，便在南郊另行祭祀，并让祖先配享。” 如今如果不采用永徽年间的旧例，那么请让太祖兼配，这正符合郑玄的说法。然而议论者把宣祖比作周代的后稷，臣对此实在又感到困惑。详细考察郑玄的意思，不是受天命、最初受封的祖先，就不能配享；所以他引用后稷配灵威仰的义理作为证明。只有太祖开始奠定帝业，让他配享感生帝，按理是十分明白的。如果太祖配祈谷与祭祀感生帝的日期相冲突，那么应当让太宗配享祈谷，让太祖配享雩祭，也不失尊敬祖先的体统。臣认为，宣祖并非因为永不迁毁，才轮流配享各帝；这种做法在古礼中是有疑问的。礼制规定，祖先有功，宗室有德；但不是受天命的祖先，亲尽之后就必须迁毁，更何况让他配享呢？【干兴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同判礼院】上奏仁宗，论三位圣祖并列配享。吕公著。臣谨按《孝经》说：“郊祭后稷使他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面来的神，如果没有主神配享，就不会停留。”那么，祭天地必须有所配享，都是让配享者辅助主神、作为主神的意思。况且祖只有一个，就是最初受天命的祖先；宗不预先确定，要等有德之君出现。从宗往下，功德显著的，自然可以尊崇其庙祀制度，使其百世不迁，流传无穷。至于对着天地祭祀，神不能有两个主神；这是为了奉行上帝的尊贵，表示不敢亵渎。唐垂拱年间，才开始让三位祖先一同配享。开元十一年，唐明皇亲自祭享，于是废止了三祖同配的礼制。我看到皇祐五年诏书说：“今后南郊三圣并列配享，以后仍依旧礼办理，布告中外。”不久又有诏令说“每逢南郊祭祀，三圣并列配享”。这虽然出于孝心，却很违背经书和礼制。臣等认为，从今以后应当确定由太祖配享，这才符合礼制的正道。【嘉祐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太常寺；诏令下达后命两制议论，翰林学士王珪说：“推尊祖先以配享上帝，是义理的极致。尊贵不可亵渎，所以郊祭不能有两个主神。如今三位圣祖一同配享，是想表达孝心，却正好因此亵渎了上帝的享祭。” 请依照礼官所议。诏令规定，从今以后南郊祭祀确定由太祖配享。上奏英宗，论明堂配享。钱公辅等。臣谨按三代的制度，郊祭是祭天，明堂是祭五帝。郊祭以最初开创基业、具有圣人之功的祖先配享；明堂祭祀以开创基业或继承帝位、具有圣人之德的君主配享。所以《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使他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又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使父亲配享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周公来说，他是在尊敬父亲；从成王来说，他是在尊敬祖父。当时，政事由周公主持，祭祀由成王主持，哪里一定要尊敬父亲呢？《我将》这首诗就是证明。后世失去礼制，不能作为考据，请只依据周代的事情来说。臣认为，大宋崛起，并没有一个最初受封的祖先，所以开创帝业的君主就是太祖。太祖相当于周代的后稷，是在郊祭中配享的；太宗相当于周代的文王，是在明堂配享的。这两种配享最为重要，是万世不迁的制度。真宗相当于周代的武王，在宗庙中奉祀而不迁毁。虽然有配天的功劳，却没有配天的祭祀。没有听说成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止文王配天的祭祀而改让武王配享。仁宗相当于周代的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劳，也没有配天的祭祀。也没有听说康王因为尊敬父亲，就废止武王配天的祭祀而改让成王配享。按照孔子的心意推究周公的志向，这是尊敬父亲；按照周公的心意代行成王的祭祀，这是尊敬祖父。尊敬祖父和尊敬父亲，意义是相同的。下至两汉，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但明堂配祭东汉做得对。西汉时，孝武帝开始营建明堂，让高帝配享，后来又让景帝配享；孝武帝以后就没有记载了。东汉时，孝明帝开始建明堂，让光武帝配享；后来孝章帝、孝安帝又都让光武帝配享，孝安帝以后也没有记载。当初开始配享的时代，恰好符合尊敬父亲的说法；后来时移事变，章帝、安帝也没有改变它。这是最接近古制、最合乎礼的做法。唐代开始，孝和帝时让高宗配享，唐明皇时让睿宗配享，永泰年间让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泾等都不能推明经书训诫，务求符合古初，反而雷同附和这种议论，以致迷惑当时的君主。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牢不可破。当仁宗刚继位时，如果有人提出这种主张，配天的祭祀本应由太宗配享。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出，所以使周代宗庙的典礼在圣朝未能明白实行，而唐代的曲学流弊反而流传给后人。希望陛下明白诏令有司，广泛征求群贤意见，使配天的祭祀不拘泥于尊敬父亲，使尊敬父亲的道理也不专门依靠配天，遵循周代宗庙的典礼，革除唐代的曲学。【治平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起初礼院奏请与两制共同议论仁宗皇帝应当配享哪一种祭祀，王珪等人与钱公辅各自上奏了这篇奏疏，于是又诏令台谏、讲读官和两制再次详细审定上报。】上奏英宗，论明堂配享。孙抃等。

译臣等谨按《孝经》出自圣人之述，谈到圣人治理的极致，就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尊敬父亲并使其配享天更大的。仲尼赞美周公摄行政事而能行天子的礼制，尊崇父亲达到了极点，所以说“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不能说哪里一定是因为要尊敬他的父亲。假如只把太祖比作后稷、太宗比作文王，那么宣祖、真宗此前也都不应列入配天的次序。再推而论之，明堂祭祀时，真宗不应让太宗配享，先帝不应让真宗配享，今天也不应让仁宗配享。臣等考察《易经·豫卦》的说法：“先王制作音乐，崇尚德行，以盛大的礼仪荐献给上帝，使祖先和父亲配享。”可见无论祖父还是父亲，都可以配享天。这又与《孝经》的说法相符合，也不能说哪里一定是要尊敬父亲。祖父、父亲都可以配帝，但郊祭和明堂不能处在同一个神位；也不能说尊敬祖父和尊敬父亲的意义完全相同。虽然周代没有听说废止文王配享而改让武王配享、废止武王配享而改让成王配享，但是《易经》所说配享父亲、《孝经》所说尊敬父亲，历代遵循守行，本来也不是毫无根据。魏明帝在明堂祭祀文帝，使其配享上帝；史官说，当时两汉郊祭制度都还完整存在，魏朝对它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因此也不能说东汉章帝、安帝以后没有配祭的记载，就认定从未有过尊敬父亲的配享。从唐代到本朝，其间贤能之士讲求此事，实在不少；但不敢另立异说，是因为舍弃周公、孔子的道理便没有根本传统。如今认为《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时歌唱的诗，怎么知道不是仲尼删定《诗经》时，保留了周人全盛时代的颂歌，只选取其中适合管弦演奏的一篇呢？仁宗继承帝位，守成保业，使天下处于大安之中四十三年，对百姓的功德可以说达到极点。如今在他开始祔入宗庙之时，却压抑他而不让他配享上帝，这实在不是宣扬陛下日后尊敬父亲之大孝的做法。臣等综合考察典礼，广泛参考公论，斗胆认为以前确定的议论较为妥当。【治平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观文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上奏英宗，论明堂配享。司马光等。臣等私下认为，孝子的心情，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呢？但圣人制定礼制以确定最高标准，不敢逾越。所以祖先已经训诫高宗说：“祭祀不能因为亲近的人而过分丰厚。”孔子与孟懿子谈论孝道，也说：“祭祀要合乎礼。”这样看来，侍奉父母的人不能以祭祀次数多作为孝，而贵在合乎礼制。先儒认为，禘、郊、祖、宗，都是祭祀并让祖先配享。禘，是在圜丘祭昊天；在南郊祭天叫郊，在明堂祭五帝、五神叫祖宗。所以《诗经》说：“思念文德昭著的后稷，他能够配享那上天。”又说：“我将祭祀文王于明堂。”这就是证据。除此之外，经典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前汉让高祖配天，后汉让光武帝配享明堂。由此观察古代帝王，若不是建立邦国、开辟疆土或创建华夏大业的君主，都没有配天的文献记载。所以即使周代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业并非不美，但子孙不敢推尊他们配天，是为了避让祖宗。《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周公具有最高的圣德，成就太平事业，制定礼制、创作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周公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超过孝的，只是回答曾子的提问，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让父亲配享天，才算孝。近世祭祀明堂的人，都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是错误理解《孝经》的意思，违背先王的礼制，不能作为法则。景祐二年，仁宗诏令礼院官考察礼典，辨明尊崇配享的次序，确定两位祧祖的神位，于是把太祖定为帝王之祖，比作周代的后稷；把太宗、真宗定为帝王之宗，比作周代的文王、武王。这样看来，在明堂祭祀真宗、让他配享五帝，也没有失去古礼。如今仁宗虽然功业丰盛、美德遍及四海，但不在两位祧祖的地位，议论者却想舍弃真宗而让仁宗配享明堂，恐怕不合祭法。再从人情来说，这是贬抑祖先而提升父亲。夏父弗忌把僖公的神位排在先兄之后、先弟之前，孔子尚且认为这是颠倒祭祀次序，并记载在《春秋》中，何况贬抑祖先而提升父亲呢？如果一定这样实行，不仅违背典礼，恐怕也不是仁宗的本意。臣等私下认为，最好遵守旧礼，在明堂让真宗配享五帝。【治平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诏令采纳孙抃等人的议论，让仁宗配享明堂】《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纂 礼乐类 宗庙上 上奏仁宗，请求亲自举行祫享大礼。富弼。臣谨按：天地、宗庙、社稷都属于大祀，自古以来由天子亲自祭祀。其中尊贵与亲近兼具的，只有宗庙。国家尊崇奉行祭祀，严肃而不亵渎，每三年天子必亲自举行南郊祭祀，在侍奉上天的道理上，可以说合乎礼制。唯独宗庙只派大臣代行时享，亲自祭祀的制度还没有实行，确实是礼典中的缺失。考察今年冬至应当在南郊举行祭祀，孟冬也应当在太庙举行合享。礼书说：“三年一次祫祭，祫是大祭，是把各庙的神主聚合到祖宗那里共同祭祀。”历来也只是派近臣代行。如今希望诏令有司讲求祫祭大礼，将来圣驾亲临太庙举行祭祀，这样国家侍奉上天、侍奉亲人的道理或许都能妥善实现。至于降赦、推恩，则一并采用南郊的旧例。【嘉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平章事、祫享大礼使】上奏神宗，议论僖祖祧迁。王安石。臣等听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所以先王制定宗庙祭祀制度，只有亲疏之别而没有断绝，有远近之分而没有遗漏。商、周的君王，把世系明确追溯到稷、契以下，并不是要断绝或遗漏喾以上的祖先，而是因为他们自有承继根本的正统。至于尊卑的地位、先后的次序，即使子孙齐圣而有功，也不能凌驾于祖先父考之上，这是天下万世共同的道理。臣私下认为，本朝自僖祖以上的世次已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有庙，与稷、契的情况恐怕没有不同。如今毁去他的庙，把神主收藏在夹室，是降低祖先父考的尊位，使其退居子孙之下，恐怕不是顺承祖宗孝心、奉行事死如事生之义的做法。考察前代记载，虽然有时这样做，但考察是否符合经义，却没有可遵循的成法。根据人情制定礼制，正应当在圣明时代实行。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聪明，承继天命、考察古制，举止进退都只遵从正道。宗庙祭祀是重大事务，应当广泛考察。请把臣等的奏议交给两制详细议论，择取其中恰当的意见。【熙宁五年三月八日上奏，当时任平章事。治平四年闰三月，敕令迁出僖祖庙主，收藏在夹室；到这时王安石提出了这项议论。诏书答道：“关于庙祧之事，大概都有典常制度，所以向上承继先王，向下作为后世法则。朕继承帝位，有幸奉行宗庙祭祀，但世次迁毁的做法，礼义上或许不安。讨论经常之制，正托付给我的贤能辅臣，以帮助朕弥补不足，向上符合祖宗追念孝敬的心意。朕阅览奏议后十分惊惧，岂敢不恭敬遵行？应依照所请施行。”诏令学士院召集两制议论。上奏神宗，议论僖祖祧迁。韩维。臣认为，亲属关系的次序，从三世推到五世，从五世推到九世；上推则亲属关系逐渐疏远，下推也逐渐疏远，旁系推衍也逐渐疏远，亲属关系到此便尽了。圣人制定处事原则，保存送终的礼制，都以此为限，这是众人共同遵守的。若有不同于常人的情况，就再根据事情的适宜，以义理裁断，为它制定节文制度。从前先王拥有天下后，考察帝业起始的根源，奉其中最尊者为太祖，用来推崇功业美德、重视根本始祖。大概天子的祖先，有能联系天下的；诸侯的祖先，有能联系一国的；大夫、士的祖先，只能联系本宗。这也是道理和形势所决定的。荀卿说：“天子的祖先尊为太祖，诸侯不敢这样做；大夫、士各有固定的宗族始祖，这是用来区别贵贱、尊重始祖的。尊重始祖，是德行的根本。”像增加天下开创之始的后稷，作为一国开创之始的后稷，以及作为大夫、士之始的周公，都是因此而尊贵，可以配享天地而不迁毁，各有固定的宗族宗主。这正是区别所在。如今直接把契、稷都作为本统的始祖，就是把天子之礼降低到大夫、士的礼制，违背了荀卿所说的区别。有人说：“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契、稷都有十几代，中间子孙衰微、逃亡的也不止一人。汤、文、武拥有天下，与契、稷有什么关系呢？”而南宫适说：“禹、稷亲自耕作，却拥有了天下。” 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禹拥有天下就是如此。稷、契本是诸侯，却说他们拥有天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他们积累功德，直到文王时才兴盛起来吗？孟子说：“君王不必等到拥有广大的土地，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就兴起了。”既然如此，小国也是成就王业所要凭借的。所谓七十里土地，难道不是契、稷所受封、并传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兴起，契、稷并非毫无参与。因此正考父作颂，追述契、汤、高宗以及商朝兴起的原因；子夏作《诗经》序，称文王、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难道是虚妄之言吗？《国语》也说：“契勤勉经营商国十四代，商才兴起；后稷勤勉经营周国十五代，周才兴起。”《谷梁传》说：“最初受封的必定奉为祖。”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都出生在周代，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应该可以相信。由此可见，尊奉始祖，是因为功业从他开始；秦汉诸儒也承受了这种说法。后世拥有天下的君王，都是特别兴起、没有所承因由，所以最终都奉为太祖。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圣、睿智神武，不用血战便平定大乱，子孙继承功业，万世蒙受恩泽，功德卓著，尊为宋太祖，没有人稍有异议。僖祖虽然是太祖的高祖，但仰考他的功业事迹，看不出他有所承因。向上追寻世系，又不知道本朝究竟从哪里开始；如果把他当作契、稷那样奉为始祖，臣实在担心古代没有依据，而对今天也有不安之处。臣认为，各种议论彼此都不能完全压倒对方，不如仍旧实行原来的制度最为便利。至于把神主收藏在夹室、与祖先合食，历代已经讨论过了。但如今宗庙的堂室与古制不同，古代每座庙各有宫室，现在奉祀祖宗的神主都在同一座堂上。西夹室仍然在顺祖右侧，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什么嫌疑。至于禘、祫祭，本来就是排列昭穆的场合，僖祖在东面受享，礼制没有不顺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即使子孙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孔子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大概就应当存疑不说。”像臣绛等人的议论，不是臣所了解的，所以臣只能存疑，不敢附和。【熙宁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谢绛原来的议论认为，商、周尊契、稷为祖，只是尊崇祖先，并不是根据有功、无功来区别轻重。先儒只是看到契、稷在陶唐、夏、商之际有功，便说祖先必须有功；如果祖先必须有功，那么夏后氏难道只能在郊祭中祭祀鲧吗？如今僖祖的神主在太祖宗庙中有功，所以僖祖与顺祖、宣祖祫祭时，都可以依次陈列、合并受祭。情理和礼文没有比这更不顺的了。臣认为应当保留僖祖，并使他合乎先王的礼意。这篇谢绛的议论，原是曾布所撰的文字。上奏神宗，议论僖祖祧迁。孙固。

译臣听说，先王的礼，本是依据人情制定节制和文饰的。因此，不能一味仰慕古制而违背当时施行的适宜，也不能拘泥文饰而失去体察人情实况的本意。亲属有亲疏远近，世代有相同和不同，这就是礼制所以有损益、变化和正当处置而不完全一致的原因。臣恭敬地认为，太祖皇帝承受天命，统一四海，开创基业、垂示统绪，为宋朝建立了万世无穷的根基。作为宋朝始祖，配享上天，实在是毫无疑问的。如今听说竟想把僖祖作为始封之祖，并恢复他的祧主。既然把僖祖作为始祖，那么按理就应当让他面向东方配享上天，这正是臣深感不安的地方。天子七世之庙，亲尽之后便迁入祧庙，这是万世通行的大公之法，从未听说有人可以改变它。因此，僖祖的神主在陛下这一世，因亲属关系已尽而迁祧，按礼正是恰当的。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人必定要以祖先为根本；太祖既已追尊僖祖，那么今天就应当把僖祖作为本始之祖。这是没有推究君王兴起各有不同、所处世代也各不相同。开国之君，如果先前曾立有功劳并受封，后来子孙拥有天下，推尊他为始祖，是可以的。若是未曾承受天命，只是突然兴起而取得天下的人作为太祖，也同样合宜。这确实是先王的礼制，是人情所顺应的，也是前代已经实行过的。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却轻视并排斥汉、唐所实行的制度，专门取用三代的制度作为法则，所以才有僖祖之庙与契、稷没有区别的说法。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本朝的兴起与商、周不同。商、周的王统本来出自契、稷，所以从汤、武以上追溯，其源流都有来由，可以考察。契推行五教，使百姓懂得礼义；他的统绪大略与周相同，但仍不如周的美盛。周朝自后稷、公刘以来，教化流行，直到太王、王季，世世修养德行而更加兴盛；到了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完全拥有天下，那么这源流的由来，难道会没有根源吗？仲尼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说的就是周公。周以前尧、舜、禹、汤的时代，并不是不美盛；但对于他们祭祀的礼制，仲尼不加谈论，唯独举出周朝，难道不是因为周朝的德行和世代制度最为完备吗？所以说“这就是周公”，意思是只有周公能够完备地制定这种礼制。后稷处在尧时百姓受到饥荒阻困的时候，开始播种各种谷物，使万世百姓获得粮食，他的功劳实在很大。《诗经》说：“思念文德昭著的后稷，他能够配享上天。”意思是凭他的德行可以配享上天。文王的德行即使很高，却不能参与配享上天的祭祀，只是因为后稷的功劳更大。假使周朝没有后稷这位祖先，那么周公的祭祀也应当不能成立。舍弃文王、武王而祭祀其他人；况且后世兴起时，如果先代既没有周朝后稷那样的祖先，郊祀上天时又不先让创业之君配享，反而远远追取被追尊的祖先，这难道是先王的礼制、又合乎近于人情的做法吗？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又根据《祭法》中禘祭、郊祭、祖祭、宗祭的礼制，说商、周并不是断绝了帝喾，因为它们各自有承继的根本统绪；本朝在僖祖以上的世次既然无法知道，就必定应以僖祖为始祖。臣又认为并非如此。自秦朝焚毁儒学以来，六经都遭焚弃，不再是完整的书籍，其中《礼经》尤其残缺散乱。后来汉代的儒生，只能依稀承接圣人的遗意，曲折地用心编缀，所以其中有许多驳杂而不合经义的说法，又附会郑康成牵强撮合的话，使圣人的本意更加不明。《祭法》所说的禘祭、郊祭、祖祭、宗祭，就是其中一例。它说：“商人禘祭帝喾，在郊外祭祀冥，尊祖契，尊宗汤。”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禘祭就不应改祭帝喾。如今《商颂·长发》是大禘之祭的诗，其中说：“有娀氏正在兴盛，上帝立其子而生商。”又说：“玄王契勇武而有功，接受小国而使它通达，接受大国而使它通达。”全篇专门歌咏叙述契的功德，始终没有一句涉及帝喾，那么《祭法》所说禘祭帝喾，臣也不敢把它当作可信的依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即使如此，按照它的说法加以考察，也可以看出，不是具有重大功德的人，不能在郊外配享上天。为什么呢？鲧堵塞洪水，虽然疏导安排不当，但禹因此取得成功；鲧本人被杀，所以夏人祭祀他于郊外。冥任职尽责而死于水中，所以商人祭祀他于郊外。后稷使万世获得粮食的功劳流传至今，所以周人祭祀他于郊外。如今没有看见僖稷的功劳，却想让他与冥、稷享受同样的祭祀，臣私下认为不合适。汉高祖取得天下，与商、周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成为始封之祖；光武帝兴起，也不敢尊奉舂陵，而是以高帝为祖。景帝是唐朝始封之君，而元皇帝却是神尧皇帝的父亲。高祖时，以景皇帝配享；太宗初年，已经在圜丘奉祀高祖，景皇帝不能参与郊祀上天。后来杜鸿渐等人又请求让景皇帝在郊祀中配享天地，黎干极力诘问其不合礼之处，予以纠正。景皇帝亲自接受唐国封爵，尚且不能配享上天；僖祖从未开创土地疆域，却想把他作为始祖，臣也担心这很难成立。臣恭敬地思念太祖皇帝削平祸乱，功德上达于天；一百多年之间，天下百姓沐浴其恩泽而得到生养，在没有战乱的环境中安乐生活，这都是太祖的恩德。如今天下人只知道尊奉太祖，却想废替太祖亲自郊祀、配享上天的祭祀，难道合乎人情吗？如今议论此事的人竟要排斥唐、汉而效法商、周，这就是臣所说的仰慕古制却违背当世适宜的做法。太祖皇帝接受后周禅让，僖祖才开始被追尊；建隆年间的郊祀，以宣祖配享，僖祖不能参与。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在位时，从未让僖祖郊祀配享；陛下一旦提高其地位而祭祀他，应该是有所尊崇，而不是有所废替。如今如果使太祖的礼遇在四宗时期的基础上被废替，这难道是孝敬追思之心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拘泥礼文而失去顺应人情实质的做法。祭祀并非神灵所居之处，神灵就不会接受；让并不应当配享的人配享上天，上天也不会享用。所谓郊祀配天，是因为上天对于万物的德行无法形容，所以只有君主功德极大、恩泽施及生灵并流传后世，才说足以配享上天。如今僖祖的德行没有明显施于百姓，也没有明确泽被后世，却想使他的庙与后稷相等，执行始祖之礼，臣恐怕僖祖的神灵会因所处之位不当而不接受，上帝的神灵也会因配享不当而不享用，这不是陛下尊祖事天的本意。陛下是太祖的子孙，继承太祖的基业，居于南面为尊的帝位，享受四海九州的供奉，这一切都是太祖皇帝授予的；那么今天所应尊奉侍奉的，理当没有什么能超过太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有人说：“礼制规定，别子可以作为祖先；契、稷都是帝喾的儿子，又是因得姓而成为始祖，所以商、周把他们作为祖先来奉祀。”臣说：这又不对。若以得姓者为祖，那么赵氏得姓的源头还很遥远。自从造父受封于赵城，到赵衰才开始得姓；如今如果一定要推考先世，难道就要把赵衰推为祖先吗？这显然是不可以的。又有人说：“如今朝廷只是想保存僖祖作为始祖，至于让他配享上天，也不会轻易议论。”臣说：这不可以。如今既然把僖祖作为始祖，就必然要让他配享上天；僖祖配享上天，太祖的祭祀就被废替了，这正是臣认为不可的地方。又有人说：“如今毁去僖祖之庙，把他的神主收藏在夹室，并下附于子孙，这样可以吗？”臣说：这又不对。现在另有一堂，夹室在西面，神主收藏在室中而位居顺祖右侧，本来已经合乎顺序；这并不是所谓下附子孙之室、废替其尊位。若仍认为不可，臣现在请求特意为僖祖建立一室，将祧主安置其中；从太祖以上因亲尽而轮次毁去的神主，都收藏在僖祖之室。举行禘祫时，暂且让僖祖神主居于面向东方的尊位，太祖神主依昭穆次序列于其后，取出那些已经毁庙的神主共同受祭。这样，僖祖的尊位自然有所伸张，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居”的道理。如果说为僖祖建立庙宇不合适，那么周人另立庙宇祭祀姜嫄，也不能说不合礼。如今在陛下所处的时代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采用圣人的制度作为万世法则，不也是美事吗？事情与商、周有不同，礼制文饰也随之不同。这就是臣所说的先王礼制以人情为根本，所以损益、变化和正当处置各不相同。如果说不是这样，臣恐怕会违背古今的义理，违逆上天与人的情理，使天地、祖宗的神灵有所不享。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仁孝，因宗庙是重大事务，担心其中有违礼之处，所以命令两制臣僚下议论。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用，恭请圣上亲自裁断；如果仍然有所疑虑，请交给礼院详细审议。臣私下考虑，宗庙祧迁、配享，是朝廷的大礼，臣反复思考，内心确有不安，不敢苟且树立异说。恳望陛下极力采纳。【熙宁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向神宗皇帝上奏议论僖祖祧迁　　　　张师颜 臣等恭敬地认为，天下的大礼，没有比宗庙更重要的；尊崇孝道、侍奉神灵，以此照临四海，因此圣王重视它，务必使它达到最为恰当。臣等恭敬地认为，僖祖神主迁祧而收藏在夹室，按礼不合顺序，是主管官员的失误。应当由辅臣据此建立明确诏令，广泛访求意见，并作为万世法则垂示后世。然而议论者因为神主收藏的位置有失误，就想把僖祖推为始祖。臣等敢于据此提出意见：从前商、周兴起，本源在契、稷，考察前代记载即可知道。其依据有两点：一是因为他们是始封之祖，二是因为他们具有功德。契有大功，最初接受封国；十多代以来，世世代代祭祀没有中断，到了汤取得天下，修治承继世代祭祀，沿用契的封国，把天下之大称为商，是由契逐步成就的。稷有大功，最初接受封国；十多代以来，世世代代祭祀没有中断，到了武王取得天下，修治承继世代祭祀，沿用稷的封国，把天下之大称为周，是由稷逐步成就的。既然如此，契、稷作为商、周的祖先，传承已经很久，礼制一向确定，后世本来就不能改变。奉他们为太祖，以此主持宗庙祭祀，是用来完全适应当时情况的。《诗经·长发》说商家兴废历时久远，说明夏代以前商的来历长久深远。《昊天有成命》说后稷已经承受王命，《生民》《思文》都歌咏后稷的功劳。传记称禹、稷亲自从事农耕而取得天下，不能说他们不配作为祖先，是因为没有功德。后世承受天命的君主，如果功业突然兴起、不同于前代，那么亲庙轮次毁去，自己便成为一代之祖。郑康成说：“夏朝有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和二昭二穆而已。”唐张荐说：“夏后氏以禹为始封之祖，于是禹成为永不迁毁的祖先。”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始封之君距今世代较近，上面还有亲庙，那么应当把祖先以上的亲庙迁毁，而太祖之庙不毁。魏以文帝为祖，于是处士的神主轮次迁毁；晋以宣帝为祖，于是征西将军的神主轮次迁毁；唐以景帝为祖，于是洪农府君的神主轮次迁毁。这些都是前代以始封之君为祖，用来效法契、稷的明确例证。既然已经效法契、稷，那么上面的亲庙就不得不毁，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假如魏、晋不以武帝、宣帝为祖，却越过他们而取处士、征西将军为祖，不仅要向上推算更多世代，不知道还应当推及何人，而且始封之君又如何处置？唐朝拥有天下后，便以此作为法则。韩愈说：“事情不同于商、周，礼制也随之变化。”臣等正是取用这一点。总之，始封之君距今世代较近，那么亲庙不能不建立；如果只因为亲庙传到较远，就把它说成始封之祖而加以抑制，前代从未听说过。晋代琅琊王司马德文说：“七庙的意义，本来取决于德泽深厚、流传光大，祭祀能够及于远祖，并不是为了让太祖扩大尊祖之祭。”这话是对的。按礼制，天子有七庙，太祖距今远近不能预先规定，所以只说三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共七庙，从未说亲庙中最先的一位必定是始祖。国家在治平四年以僖祖亲尽而迁祧，奉行景祐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王之祖，是因为太祖属于别子，并不是根据功劳和封国来区别轻重；说成是后者，是不对的。所谓别子之法，是指公子不继承世系，所以他的子孙成为大夫。士的祖先可以百世不迁，这并不是天子、诸侯的礼制。假使汤、武只是诸侯，尚且不能以这种别子为祖，何况身为天下之君，怎么可以采用大夫、士的制度呢？至于禹不把鲧排在前面，那么所谓“儿子即使齐全圣明，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只是说明把禹置于鲧之前属于违反祭祀次序，并不是尊祖的论据。唐代仲子陵所说“怎么知道这不是在夏后氏庙数尚未完备时，说禹不能排在鲧之前呢”，也是这个意思。臣恭敬地认为，宋朝之所以成为宋朝，是因为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先创立宏大的基业，在天下建立国号，这与商、周成为商、周的情形不同，显然可知。僖祖虽是圣人后裔的先祖，但有庙只是因为太祖亲尽之后迁祧，这合乎正义。如今想以“有庙之始”为说法，援引并提升僖祖作为始祖，臣等实在怀疑这与契、稷的情形不同。假使契、稷本来没有功德，也未曾受封，拿他们作为依据，或许还可以；如果不是这样，臣等就不能完全没有疑问。假如一定要依据这种说法，臣等还有话可说：三昭三穆是不可磨灭的经典制度，是已经确定的定论。国家初年，张昭、任澈等人不能远推尊崇极盛的制度，只因就近类比，请求建立四庙，于是使天子的礼制与诸侯相同。

译假如庙数完备六庙，那么还应当向上推两代，僖祖排在第三位，也不能说是始祖。如果说世次无法推考，那么这句话既没有诏令明文记载，史官也没有记录，经过一百多年，已经无人知道当时的实情，臣等不敢凭私意向上推测而妄加议论。谨按，建隆四年亲郊时崇奉配享，并没有涉及僖祖；自开国以来，大祭时始终空着面向东方的尊位，这正是祖宗已经实行的意思。自祖宗以来，没有用其他人改变太祖的尊位；如今若改变，恐怕会失去祖宗的本意。巍巍太祖，如神如天，福泽垂及万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答；奉太祖为帝王始祖，在礼上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人说，《仪礼》规定诸侯祭及自己的太祖，天子祭及始祖的所自出；如今把始祖称为太祖，这是诸侯的制度。臣等认为，远祖曾经受封，子孙世代承袭，虽然亲属关系已尽而庙不毁，这叫诸侯祭及自己的太祖。如果始封之君已经被立为国家之祖，后世子孙由诸侯成为天子，那么始祖不改变，是理势自然，这叫天子祭及自己的始祖。如果一定要探求太微之神的精神感应，称其为始祖所自出，只会不断迁就而编造新说，越来越失去圣人的本意。唐神龙初年议论此事时说，既然建立七庙，就必须尊崇始祖；张齐贤说，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没有另外的始祖。这是前代儒者已经讲得很熟的道理。大体说来，不能认为契、稷是因为功德才成为祖先，这并没有必然的依据；突然兴起的君主，自然可以成为一代之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神主收藏不合顺序，当然应当改正。夹室本来就是子孙诸庙收藏神主的正当处所。有人认为神道崇尚右方，因此说这是失误。但这样一来，僖祖神主又应当归到哪里呢？按《周礼》，守祧掌管守护先公、先王的庙和祧；庙由主管官员修治清扫，祧则由守祧涂黑涂白加以修饰。所谓庙，是后稷、文王、武王等人的庙；所谓祧，是收藏已经迁毁的先公、先王神主之处。先公的迁主收藏在后稷之庙。僖祖就如同周朝的先公，应当有收藏神主的祧庙。即使没有以远祖始封之君作为主位，收藏先祖神主的祧庙也不能缺少。臣等参酌详情，请求大略仿照这种制度，另建庙宇收藏僖祖神主。大祭之年，在他的庙室祭祀。太庙仍依旧制，空着面向东方的尊位，郊祀配享的礼制仍旧不改，这样既合事情的适宜，也顺应人情。魏、晋以及唐朝都曾议论远庙神主。魏代钟繇、高堂隆、卫臻都是当时的名儒，都说处士已经迁祧，所以景初年间的制度规定三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则迁，一如后稷、文王、武王诸庙迁祧的礼制。晋永和年间，尚书省议论说：“周人建立王业时，太祖距今世代久远，所以迁祧的神主有归宿。如今晋朝以宣帝为太庙主位，而四位祖先居于其中，这是使祖先屈从于子孙；禘祫祭时又把他们列在上位，这是代替太祖。”范宣认为可以另建一室安置四位神主；四位神主轮次迁祧后，宣帝的位次就正当了。虞喜、刘诩、韦▯、王松子、蔡谟等人，也都赞同这个意见。唐代陈京议论，请求依据魏、晋旧制，改建别庙收藏宪祖、懿祖、柳祖、冕祖、王诏等七十多人，也同意这种说法。虽然最终把他们收藏在兴圣寺，但本质上与另建别室没有不同。只有颜真卿引用蔡谟“暂时面向东方”的一句话，却没有采用另建庙宇的主张，因此当时受到讥议。这些前代的议论都有考据依据，符合经典本意，不能因为它们见于后世史书，就一概排斥。《礼记》说：“礼制即使是先王没有制定过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又说：“礼制失传时尚且要讲求礼义，何况还有前人已经反复商议、穷尽道理的主张呢？”有人说夹室不方便，应当另建别庙；这样已经端正了大原则。至于共同受祭，总归都是孝敬祖先、奉享神灵的方法，只是僖祖在亲属关系上地位尊贵，不能列入昭穆次序。依照前代，在别庙祭祀他，正是礼制的变通，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有人说不能分开祭享，应当在太庙合祭；这样不仅永远空着面向东方的尊位，还使僖祖降居子孙之下，究竟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呢？如此安排，僖祖另行收藏，历代圣主的位次不动，神灵安妥，情理和礼文都能兼顾，在义理上也是相合的。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孝出于天性，尊奉宗庙，古代盛王也有所不及。臣等学术浅陋，不长于讨论，只能陈述遵循朝廷、纠正失误的意思，辨明议论者尚未通晓的道理，希望能够符合圣上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的原则。恳请陛下留心详加选择。【熙宁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同判太常寺，与张公裕、梁焘联名上状。到这时，王安石总合众议而加以评论说：臣私下认为，圣王议定礼制，固然有因循旧例的时候；但涉及顺逆的大伦，谁敢违背义理而改变古今常法？有人因为夹室在右方，就说它对宗庙神主是尊位；有人因为本统所承接的祖先不同，就说把神主安置在别宫是恰当。这些说法都违背经书、背弃礼制，臣等不能理解。于是最终奉僖祖为太庙始祖。】《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礼乐门 宗庙下 向仁宗皇帝上奏议论四位皇后庙中受祭　　　　吕公著 臣听说，宗庙中父居昭位、子居穆位，每位帝王都有配享之人；如果不是正嫡，即使因儿子尊贵而被建立庙宇，也没有配祔的礼。考察《周官》大司乐的职掌，歌奏中吕，舞《大濩》，用来享祀先妣的，是姜嫄。姜嫄就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她没有配享之人，所以特意立庙祭祀，称为閟宫。晋简文帝的宣太后既然不配食，也在宫外另建宫室。唐开元四年，让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庙，于是成为失礼的开端。先朝自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后，多次有臣僚请求实行升祔之礼，先皇敬重礼典，都没有同意，只在别庙进献祭享，共十七年。后来宰臣等没有深入考察典制，依据继任皇帝上呈的封奏，请求改行升祔，仁宗勉强答应。到了明道年间，议论章献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的庙享，有司参酌礼仪典制，请求建立新庙，两位皇后同殿而分室，每年享祀五次，禘祫时也都在本庙举行，并特意撰写乐章，以尊崇世代祭享，这就是奉慈庙；相关制度载入甲令，基本符合经典依据。后来最终采用钱惟演的意见，把她们祔入真宗庙室。臣等现在参议，如果将懿德皇后祔入后庙，把元德、章献、章懿三位皇后祔入奉慈庙，同殿而分室，每年享祀五次，四时进献时令新物，朔日、望日上食，一概与太庙相同，这大概符合典章礼制。【嘉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同判太常寺】向仁宗皇帝上奏议论四位皇后禘祫受祭　　　张洞 臣等恭敬地看到，国家每逢禘祫，就奉别庙四位皇后的神主到太庙共同受祭。根据《唐郊祀志》记载，禘祫祭祀从献祖到肃宗，共有十一位皇帝，每位所配的都是一位皇后；其中只有睿宗有两位皇后，大概是昭成皇后和明皇的母亲。又据续编《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共同受祭的文字；大概从未有本室皇后遇到禘祫就附祔在祖姑之下的情况，所以大顺年间把三位太后排列为禘祭的配享，博士商盈孙认为这是误解《曲台礼》的意思，当时未能改正，议论者讥讽其不合礼。臣等反复思考，每一帝后之室既然已有固定的配享者，那么其余皇后按礼不应升祔，于是应当从别庙祭祀；但在禘祫之日又来共同列祭，这就与《郊祀志》《曲台礼》相违背。如今亲自举行隆重礼仪，按义理应当革除并纠正。臣等恭请皇后庙依照奉慈庙的旧例，派官员前往致祭。【嘉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太常寺】向仁宗皇帝上奏议论四位皇后禘祫受祭　　　欧阳修 臣等恭敬地认为，古代宗庙制度是一帝一后；后世有些皇后因儿子尊贵，才开始出现并列祔祭的条文。那些不应祔祭的皇后，就另立庙宇祭祀。本朝禘祫时由有司代理祭祀，却把别庙皇后列在其所配帝王之下，隔开席位而坐。这不但古代没有这样的礼文，在今天也有四点不可行：淑德皇后是太宗的元配，却列在元德皇后之下；章怀皇后是真宗的元配，却列在章懿皇后之下，位次先后颠倒，这是第一点。升祔的皇后统一使用帝王的乐章，别庙诸后却各自使用本室乐章，这是第二点。升祔的皇后与帝王同牢祭祀，牲畜、祭器、祝册也统一归于帝王；别庙诸后却分别专享，这是第三点。升祔的皇后连席而坐，别庙诸后的席位却彼此隔绝，这是第四点。如今名义上说是共同受祭，实际上却隔席而坐；牲牢、祭器、乐章、祝册都各自分开而不相同，位次又颠倒错乱，实在很不符合严肃奉祀的本意。臣等看到，章献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庙尚未升祔时，每逢禘祫都不参加合食，只在本庙致享，这样伸张尊位，最合乎礼制。如果四位皇后各自在自己的庙中祭祀，那么她们的尊位自然得到伸张，在礼文上也没有参差不齐的过失，并且还有章献、章懿二后的明确先例。议论者却认为，国家这样实行已经很久，改作会带来重大变动；照这样说，这种失礼的举动就永远不能纠正了。以前有司代理祭祀，失误在于没有讲求礼制；如今举行亲自致享的礼仪，礼官履行职责而加以改正，正是理所当然。臣等请求采用礼官的意见，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嘉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翰林学士。此事长期不能决定，于是下诏说：朕认为春秋两季的大事，在于禘祫。前一份诏令命太常寺按照旧礼，在孟冬选择吉日恭敬祭祀祖宗，但一两位礼官对别庙四位皇后有疑议。朕命儒者考订，议论很久仍未统一。朕深思宗庙祭祀，是最重大、最严肃的礼仪。自祖宗以来，一直由有司代理举行，已经实行旧制。祥符年间又继承圣考之制，制定明确诏令；当时博士讲求礼义，已经说其义理不可废除。何况朕才开始崇奉孝道、举行祭享，怎敢废弃先妣一向的常祀，违背先帝的圣明意旨？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后禘祫受享，暂且依照旧礼，等大礼完毕后，再另行详细讨论。】向仁宗皇帝请求停止修建并州神御殿。范镇 臣私下看到，并州向来没有火灾；自从建造神御殿后却突然发生火灾，天意似乎是在告诫陛下，祖宗御容不适宜由州郡奉安。近来又听说下令并州再次加以修建，这只是徒然兴修土木，使百姓更加困苦，不能用来回应天意。自太宗皇帝攻下并州至今已有七十七年，所以旧城父老不愿进入新城。陛下应当宽免他们的赋税输纳，减缓他们的徭役，解除他们的困苦，使河东百姓不忘太宗皇帝的恩德；这样陛下的孝思，难道只是修建一座神御殿所能相比的吗？臣恭请陛下上察天意，下顾人心，特赐诏令停止修建。臣不胜区区愚诚。【嘉祐三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向仁宗皇帝议论景灵宫不应建造郭皇后影殿。欧阳修

译臣所掌管的太常礼院收到御药院公文，称奉圣旨送来景灵宫广孝殿后修建郭皇后影殿的图样一份，请详定；臣已将该图样另行具状缴奏。臣看到，近年来京师兴建土木工程，耗费国家财用，其弊端尤其严重。追究根源，只是因为让内臣负责监修，有利于他们偷窃官府物资；工程完成后，又伺机求取恩赏，因此不断制造事端，竭力扩大兴作。更严重的，还假托祖宗神御，夸张事势。近年以来，这样的营造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臣恭敬地认为，景灵宫是先朝所建，用来尊奉圣祖；陛下又在其中建造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的神御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奉祀先祖、扩大孝道的心意。既然如此，此宫就是陛下奉祀亲属的地方；如今却想为已经废黜且未恢复名位的后宫郭皇后建殿，使之与先帝、太后并列，亵渎神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认为，此事必定不是出自圣上的本意，都是小人偏爱兴作，想借此侥求恩赏罢了。前代帝王在宗庙之外另建庙宇追奉祖宗，尚且有这样的事；却从未听说为追奉自己的妃后而另建庙宇。小人不懂大体，只顾一时利益，不思考这样会损害圣德。恳请陛下特赐诏令，停止并废罢此事，以保全典章礼制。【嘉祐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判太常礼院】向仁宗皇帝议论睦亲宅不应建造神御殿。刘敞 臣恭敬地看到，古代正统礼制规定，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祖先祭祀，公卿的宗庙也不能设在私人住宅中，这是为了彰明正统、尊崇唯一的天子。如今睦亲宅兴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也不符合经义。臣听说圣上因天气寒冷、役夫劳苦，暂时停止了劳役。臣认为，如果按礼应当修建，就不能因为役夫劳苦而停止。为什么呢？祖宗是至尊，役夫是至卑；怜恤至卑的众人而停止修建至尊的宗庙，不是用来彰明名分的做法。如果按礼本来就不应修建，那么不如干脆停止，何必只是暂时停止呢？恳请命礼官详细议论此事，使下对名分不失误，上对礼制不违背。【嘉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向仁宗皇帝议论寿星观中的御容　　司马光 臣等先前恭敬地看到陛下亲临寿星观，奉安真宗御容；当时臣等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敢进言。后来才知道，本观过去只有先帝时期所绘的寿星像。近来本观管干内臣吴知章擅自上奏，声称那是先帝御容，意在夸大事情、广泛兴修，以此为自己劳绩，另行求取恩赏。陛下天性仁孝，认为这是尊崇奉祀祖宗，不忍重重违背他的请求，于是就绘制先帝御容来替换寿星像，并改名为崇先观。吴知章得到御容后，倚仗这个名义，奸诈贪求不知止境，又请求扩展观地，另建更衣殿和各种房屋，将近一百间，规模奢侈宏大，估算费用超过数千万；以后还会不断增加，没有穷尽。臣等私下认为，祖宗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只在太庙中的木主而已。自古帝王的孝心，没有谁超过虞舜、商高宗、周文王、周武王，却没有听说他们在宗庙之外还广泛设置形象，这样才算尽到至诚。只有商高宗祭祀亲庙时稍微增加礼数，所以傅说说：“祭祀过于烦黩，便会被说成不敬；礼仪烦琐就会造成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变得困难。”祖已说：“典章规定的祭祀，不要对近亲加以过分丰厚。”这都是在规劝他。后来到了汉代，才开始建造原庙；当时淳厚而通晓礼制的儒者，没有不讥议这种做法的。何况如今把御容绘在道观、佛寺中，又给御容穿寿星的服饰，这种亵渎就更严重了。况且太祖、太宗在京师的御容，只放在兴国寺、启圣院而已；真宗御容已经有好几处，现在又增加崇先观，这也是对近亲过分丰厚，岂不是失去了尊崇尊者的义理吗？追究此事的来源，只是因为吴知章妄想求取恩泽，竟敢肆意欺罔，制造营造事端，使朝廷陷入不合礼的境地。如今既已奉安御容，难以改变；如果只使用本观原来已经修好的房屋，当然足以尊奉，至于新建增添的房屋，恳请一概停止，只令有司按时侍奉。吴知章欺罔圣上耳目，借托御容，妄自请求，广泛兴动劳役，请下交主管部门查验审问，彻底追究他的奸状，明正其罪。【嘉祐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向神宗皇帝请求停止修建英宗神御殿　　刘述 臣听说，治理天下，不过是依靠礼义罢了。礼义对于人，就像绳墨对于曲直、盐梅对于调和羹汤一样，只求达到正当与和谐而已；舍弃正当与和谐，君子就不会遵循。先王之道能够为后世垂下法则、治理天下，使国家不至于陷入混乱，大概是因为礼义贯穿其中吧？礼义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宗庙。宗庙制度从天子到士，都有尊卑厚薄的区别。因此，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也是唐、虞、三代所尊崇的制度。

译《尚书》说：“七世之庙，可以由此观察德行。” 《周易·观》的卦辞说：“观看灌洗而未献祭，诚信而庄敬肃穆，这是在下位的人观礼而受到教化。”解释的人说：“王道值得观看的，没有比宗庙更盛大的了。值得观看的难道只是庙宇的外貌吗？因为尊祖奉亲的道理在这里完备，所以人们将观看它而受到感化。”《诗经》说：“多么深厚清静的宗庙，肃穆和谐，显明的辅佐者……”传说说：“清静的宗庙用茅草盖屋，显示它的俭朴。”这些都不是以庙宇外貌的高大华美为贵，而在于恭敬庄严、清洁至极。因此《春秋》记载“建立武宫、丹饰梁柱、雕刻椽子”之类的事情，孔子厌恶其僭越奢侈、亵渎混乱到了极点，认为这不是用来交接神明的方式。李、何两家以及汉代以后，行事不以古制为法。孝惠帝听信叔孙通的话，于是建立原庙；宣帝又在各郡国的陵墓旁分别建立庙宇，当时天下的庙共有一百七十多所。到了东汉，每位皇帝即位便各自建立一座庙。从汉代以来，凭空臆造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纷乱，制度又为什么如此不一？探究礼制混乱的原因，大概是叔孙通迎合一时的意旨，用谄媚来求取利益，于是把孝惠帝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叔孙通也免不了成为万世的罪人。唉！设置宗庙，本来是为了表达孝思、教化天下；如今却用不合经典的制度扰乱先王的礼义，亵渎祖宗神灵，沿袭实行至今，为什么不思考得这样严重呢？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一百多年，太平的日子可以说很久了。历代沿袭下来的弊病，本来应当革除。宗庙制度，也确实应当力求符合尧、舜、三代的礼制。然而其中仍有因循未改的弊端，使尊祖奉亲的意义没有完全符合古制。臣看到，自祖宗以来，在宗庙之外都另立神御殿于国都之中，又在陵墓旁设置奉先宫。考察尧、舜、三代的礼制，却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追溯它的起源，大概是当时阿谀奉承的臣子以及宦官、宫女之类，援引汉、唐奢侈荒谬的说法，促成了这件事。如今国家尊崇奉祀宗庙，并不是不严肃；四时进献享祀，也不是不完备，又何必拘泥于汉代遗留下来的弊端，竭尽府库有限的财物，来完成不合经典的事情呢？甚至穷奢极侈，用金玉装饰，处处像佛寺僧舍；每到岁时，车驾前往朝拜，还使用僧道的仪仗、教坊的鼓吹，杂陈于其中。朝廷的本意，大概是想穷尽尊奉之礼，极力表达追慕之心。然而考察这种奉先追远的做法，既违背古制，反而足以亵慢祖宗神灵、扰乱先王礼法，又有什么益处呢？汉代儒者曾上奏请求停止郡国庙，并引用《清庙》诗说，交接神明的礼仪，没有不清静的。如今官员出城防守，车骑众多，带来风雨之气，这并不是用来保持清净的办法。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显得不恭敬。应当恢复古礼，四时在宗庙祭祀，这可以说是确切的论断了。祥符初年，国家夷夏安宁，公私供应充足，可以说是全盛时期了。却不能在这时讲求缺失的礼典，追复尧、舜和三代的盛况，为子孙万世留下谋划，反而偏重崇尚释、老，营造宫观，耗尽天下的力量，仍不能满足其夸大奢侈的心愿。还不到二三十年，便化为灰烬，仅有少数保存下来，这难道不是上天用来警戒的意思，反而不明显吗？大概是当时奸邪之臣得到君主信任，忠臣噤声不言，终于导致君主有这样的过错举动，怎能不令人痛惜！孔子在齐国时，听说周先王的宗庙失火，说：“这一定是厘王的宗庙。”齐侯问：“您凭什么知道？”孔子说：“厘王改变了文王、武王的制度，制作玄黄相间、华丽奢侈的装饰，宫室高大险峻，所以天灾应当降临到他的宗庙。”这些都是古今往事已经验证的事实。嘉祐癸卯年，仁宗皇帝去世。如今又不幸，先皇弃世，办理山陵丧礼的费用已经不少了。虽然陛下怜悯百姓，全部遵循遗制而务求节俭，但五年之间两次遭遇大丧，国库匮乏，民力衰困，自祖宗以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臣如今私下担心，朝廷将要沿用祖宗旧例，再建先皇神御殿。这项议论一旦实行，费用将以亿计。如今天下财赋耗损，公私疲惫困乏，又加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连年不断，两河流民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朝廷还担忧没有粮食赈济他们，不过是出售祠部度牒，诱导百姓出钱买爵位来救济罢了。戎狄强悍，边境不能放松戒备；盗贼聚众呼啸，到处成为祸患。万一饥荒遍及数千里土地，不知道将用什么来救济他们呢？说起来令人寒心。从前仁宗一座殿宇的费用，大约就有八十万缗；如今如果营建，恐怕不会少于这个数。为什么要违背圣王的礼制，遵循不合常规的说法，以此亵渎先帝神灵，耗尽国家财用呢？有人会责难臣，说祖宗以来都有这种制度，唯独先皇不这样做，作为人子、作为人臣，难道忍心突然废掉它吗？这只是前面所说的佞谀之臣、宦官和女子一类人的见解。为什么不以先圣先王的道理和天下最公正的议论，为陛下开诚陈说呢？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英明睿智，盛大彰明美德，起初议论修治奉安厚陵时，便当面告诫执政大臣：奉承先帝遗志，节省浮泛费用，天下人一定不会认为我不孝。圣人的孝德真是伟大，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陛下能够怀有大孝之心，恭敬地遵循先帝的志向，臣怎敢不以大忠之言为陛下开诚陈说呢？孟子对景丑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说在王面前，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王。”并不是臣愚昧无知、不懂忌讳而不敢为陛下提出这个谋划，而是如果没有陛下天纵的圣德、超越古今的明断，也不能实行这件事。乞请把臣这份奏状交给两制、台谏和礼官，共同详细审定；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恭请陛下亲自裁断，以恢复尧舜三代的典章，作为子孙万世的法则。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天下将非常幸运。【治平四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徽宗论景灵西宫　　　　陈瓘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的圣旨，要修建景灵西宫，拆迁元丰库、大理寺、军器监、仪鸾司等处作为地基，奉安神宗、[OCR疑字]宗的神御，极尽尊崇，显得宏大。这可以看出陛下奉祀先祖的孝心；只迁移官舍，不动百姓住宅，又可以看出陛下爱民的仁心，使百姓欢悦而奉事宗庙，这正是尧、舜、文王、武王的用心。然而考察礼意，有不相合之处；考察人情，也有不便利之处。可以提出议论的有五件事，臣不能不说。国家神位的安排，是左边宗庙，右边社稷；左边属阳，是人道所向。把宗庙置于人道所向之处，正是不使亲人死后失所的意思。神考在左边建原庙，大概就是取此义。如今这座庙占据社稷之位，不合经典规定，也不是神考的本意，这是第一件可以议论的事。人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吉地，所以《诗经》赞美卫文公能够营建宫室，说“卜问说它吉祥，最终确实美善”。推及这种心意来侍奉先祖，那么宗庙所在的地方，希望它确实美善，难道可以不选择吗？唐代大理卿徐峤说过：“大理狱院历来相传，杀气太盛，乌雀都不敢栖息。” 刑狱之地必定有杀气，是人情所厌恶的地方，古今都是如此。如今却选择这里来建造庙宫，既不是吉地，神灵也一定不得安宁，这是第二件可以议论的事。西宫的地基，虽然说只是迁移官舍、不动百姓住宅，但一寺、一库、一监、一司迁到别处，就要腾出地基，把这里的建筑迁到那里；那里也有百姓。不知道征发、迁遣百姓之后，才能建成这里；被迁遣的百姓如果有所不愿，就会失去他们的欢心；失去欢心，就不是陛下爱民奉先的本意了，这是第三件可以议论的事。从前奉安祖宗帝后神御，分散在寺观之中；神考把各殿神御集中到一座宫中。如今却把一宫拆散分成两处，岁时祭献时，銮舆还要分别前往，礼仪已经繁琐了，奉事神灵也就困难，这是第四件可以议论的事。传文说：“孝没有比使亲人安宁更大的，使亲人安宁没有比使神灵安宁更大的。” 显承殿自从奉安以来，一祖五宗的神灵和谐会聚，神灵既然已经安宁，为什么还要迁徙？宗庙极其重要，哪里适宜轻易移动？移动之后再使它安宁，不如不移动而使它安宁。虽然曲折地表达了隆重报答的心意，却没有完全符合使神灵安宁的道理，这是第五件可以议论的事。凡是朝廷的举动，如果符合公论，那么天下人的情意便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一旦有可疑之处，各种议论就会蜂拥而起。这五件事，臣都是从公论中得到的意见，因此不敢不说。宗庙之事极其重大，陛下对于宰相的请求虽然已经恭敬依从，但礼意、人情仍有不安，难以施行，改正它又有什么顾忌？伏望圣慈特地下达睿旨，命三省另行详细议论，希望对于宗庙大事不至于留下轻率移动的悔恨。【元符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 礼乐门 濮议上 上奏英宗，请求下令有关官署议定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韩琦 臣等恭敬地听说，出于天性的叫作亲情，依据人情而形成的叫作礼。虽然以义理制约事情，因时制宜，但情感必以恩义为主，礼制也不能忘记根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道。臣等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具有乾卦般刚健的德性和离卦般明察的光明，承受天地神灵的福佑，担负宗庙社稷的重任。即位以来，仁恩施行、恩泽普及，九族已经和睦，万国相互欢悦。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崇，理应给予尊敬的礼制。陛下接受先帝遗命，亲自承继圣人正统，只是把大义放在个人恩情之前，对此谨慎而看重，并不轻率发动议论。臣等有幸充任宰辅，确实听闻国中议论，认为应考察古制、约束礼文，因时制宜而合乎人情，使恩德得以隆盛、仁爱得以扩大，希望上面彰明孝治，下面敦厚民风。臣等恭请下令有关官署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当举行的典礼，详细处理妥当，按时施行。【治平元年五月上奏，韩琦等当时任宰辅。不久得到诏旨，等仁宗大祥祭后另取诏旨；次年四月再次进呈，得到诏旨，送太常礼院与两制以上官员共同详细审定，听取奏报。】上奏英宗议论，请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王珪 臣等谨慎考察《仪礼》中的丧服制度。为别人后嗣的人，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承受重任的人，必须以尊贵的丧服为所后之人的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的儿子服丧，如同自己的儿子；所谓‘如子’，是说都要像亲生儿子一样。”又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一年，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因为特别重视大宗，就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又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兄弟服大功，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为别人后嗣的人要降低对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为别人后嗣的人既然作为所后者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如果恭敬、亲爱的心分给两边，就不能专一于这一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有的推尊亲生父母为帝、为后，都被当时议论和后世视为不合适。臣等不敢拿这些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者大多是在皇帝去世之后，由母后或臣下提出援立，并不像仁宗皇帝年纪尚未衰老时，深思宗庙之重，只承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择圣明之人，把大业授予陛下。陛下亲自成为先帝之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光大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对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育之恩，但陛下所以能够背负屏风、端正戴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的原因，全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晓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极为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实在是恰当的安排。【治平二年六月上奏，王珪当时任翰林学士。此前既然已有诏令议论此事，王珪等互相顾望而不敢先发言，只有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奋笔先立议案。议案写成后，王珪便命令属吏把司马光亲笔稿作为定案。】上奏英宗，请求交给两制和礼官详细审定应当怎样称呼这位亲属。韩琦 臣等恭敬地接到内降的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的奏章，主张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极为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实在恰当。臣等详细看王珪等所奏，却没有看到他们详细审定濮安懿王应当称为什么亲属，以及称名还是不称名。乞请下令王珪等详细审定后奏报。【治平二年六月上奏】上奏英宗议论应称为皇伯　　　　王珪 臣等参照考察，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身份，诏书中不称名。仁宗即位时，泾王元俨以皇叔身份，赞拜时不称名；天圣五年，又增加诏书中不称名。这是本朝尊奉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当今皇帝，应称皇伯而不称名。谨具奏状上报。【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议论者有人想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说：“真宗把太祖称为皇伯，考察此事不能用来加称濮王。”】上奏英宗，请求召集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再次议论。韩琦 臣等恭敬地接到内降的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的奏状，说臣等考察本朝尊奉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称皇伯而不称名。臣等谨考《仪礼》中为别人后嗣者为亲生父母服丧的规定，又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所后父亲服斩衰三年，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的父亲和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如今王珪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看到明确的依据。因此奏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官员定议后奏报。【治平二年六月上奏】上奏英宗，请求依照两制、礼官的议论，宋敏求。臣等谨考敕文所称《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因为特别重视大宗，就降低对小宗的服制。为别人后嗣的人继承谁？继承大宗。为什么继承大宗？因为大宗尊贵，代表正统。”《疏》说：“这是说自己的儿子成为别人后嗣，以及前来为父母服丧的人，要使他厚待所后之人、薄待本亲，所以压低服制，次于为孙服丧。仪礼称本亲也叫父母，是追溯其出身根本；如果不明说父母，就无法辨别，也无法表述。”敕文又说：“令文与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所后父亲服斩衰三年，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亲生父母都称父母。”臣谨考，令文和五服年月都出自《仪礼》。敕文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谨考，宣帝是武帝的曾孙，继承昭帝之后，实际上属于孝昭帝的孙辈；把自己的父亲称为悼皇考，是合宜的。光武帝出身民间，中兴汉朝，又按世次向上承继元帝，并非元帝亲自立他为儿子；把南顿君称为皇考，也是合宜的。

译陛下既然是仁宗皇帝亲自立为儿子的，仁宗就是陛下的皇考。如今如果又把皇考之名加给濮安懿王，臣等认为这严重违背了礼制中不能有两个斩衰三年和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的道理。敕文又说：“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看到明确的依据。”臣等谨考，出继的君主称亲生父亲为皇伯、皇叔，前代从未听说。汉安帝本纪记载清河王去世，只是不称他的名罢了，这是范蔚宗特意改变常例。至于袁宏的纪传则仍称其名。安帝即位时，清河王还在世，当时并没有别的特殊礼制。考察本朝，真宗称秦王为皇叔，仁宗称楚王、昭成太子都为皇伯；可见皇伯、皇叔之名在本朝已经沿用很久，大概是遵循旧文而有所依据。有人认为可以加称皇伯父。臣谨考，《荀子》和《史记》都记载周公自称：“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诗经·鲁颂》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使他在鲁国为侯。”笺注说：“叔父指周公。”成王告诉周公说：“叔父，我立你的长子，使他在鲁国为君。”这是说要封伯禽。《诗经》作者追述成王封伯禽时，周公还在世，所以称叔父，这是在世时的称呼。去世以后，就没有称作叔父的；经典中所称伯父、叔父，也是同姓的臣子。前代帝王多不通晓这一点，把亲属称谓加在爵位之前。西晋则封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封皇叔父干为平原王，这也都是在世时的称呼。又有人说可以称皇伯考。臣谨考察，父与考，是对在世和去世的不同称呼；考，是成就的意思，说的是德行已经成就。祖和考，是说具备君主的德行并且已经成就。晋武帝称景帝、明皇称中宗、本朝真宗称太祖，都称皇伯考。只有兴起王业、登上尊位，才可以称伯考。又有人说可以依照汉宣帝的旧例称亲。史官如淳说：亲就是父。臣谨考，《礼记·大传》说：“亲，就是亲属。”《王制》注说：“周制中，太祖以及文王、武王的二祧，加上亲庙四座。”这是说从始祖到父亲都称亲。汉宣帝是昭帝的孙子，按亲属世次，才可以把悼皇考称为亲，这与皇考的意义相同。大概亲就是父，也就是皇考，不能把它用来称呼其他人。臣等认为，现在褒崇濮安懿王，应该依照两制、礼官的议论，以此显示万世最公正的法则。【治平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制诰、判礼部】上奏英宗，请求依照两制、礼官的议论，以此议为定。吕大防 臣恭敬地看到，自古君主开始临朝统治时，施政行事都一定要有能够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做法：或者凭至公大义，或者凭深厚仁德；不是这两者，就不足以取得天下人心。汉高祖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是深厚仁德。光武帝并不是平帝的亲属，因为天下人思念刘氏，于是追溯继承元帝之后；不极力尊崇自己的父祖，这是至公大义。至于太祖皇帝刚即位时，便废除五代的苛酷法令，禁止从军士兵在街巷中经商；太宗皇帝刚即位时，亲自考试天下士人，补授多余官员数百人；真宗皇帝刚即位时，放免天下拖欠的赋税数十万缗；仁宗皇帝景祐年间亲政之初，也采用考试士人、补授官员的办法。四位圣君相继即位，大都采用这些办法，是因为知道天下人心不能靠智巧取得，却可以用公义凝聚。自从陛下临朝以来，除去禫服之初，天下人都仰首期待；这正是陛下凝聚天下人心的时候，可是大臣们竟不思考这些，却想加给濮安懿王不合正统的称号，以迷惑天下人的视听。有见识的人无论远近都惊叹，认为大臣们上负先帝托付，下使君主走上不合义理的道路。臣已经多次上奏，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但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并非不知道迎合陛下圣意可以作为自求安稳的办法；然而臣承受陛下破格擢升的恩典，被置于言路，陛下又亲自加以训诫和勉励，并形诸诰谕。臣如果不竭尽诚意，使陛下因此失去天下人心，臣还有什么脸面侍奉陛下？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心，以社稷为谋，以天下人心为念，并把四位圣君亲政之初都设法取得天下人心作为准则。特地下达手诏，出自圣断，关于濮安懿王的典礼，以两制、礼官的议论为定，那么陛下以至公大义凝聚天下人心，就从今天开始了。【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英宗，请求依照两制、礼官的议论。范镇。臣等私下认为，父母在天下亲属中没有比他们更尊贵的。至于继承大宗，就降低对父母的丧服等级，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宗的统绪不能断绝，而父母有嫡长子奉祀。考察服制等级的隆重和减杀，就能知道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也能知道称谓不能有两个。称谓是天下辨别亲疏名分的依据，用来区别嫌疑、明辨细微之处，不能不谨慎。所谓为父母服丧，是记礼者的文字，形势本来如此；不能说是为伯叔服丧。律令也同样如此。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辈，或许可以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但议论者都认为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小宗而合并了大宗的统绪。陛下既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安懿王为皇考，就是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比汉代的过失还严重；这不是严肃宗庙的办法，也不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尔雅》说：父亲的兄弟，年长的称世父，年幼的称叔父。本朝制度中，伯、叔、兄弟、子、侄都加‘皇’字。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是年长的兄长，所以陛下也应依照《尔雅》和本朝旧例，称皇伯而不称名，像前面的议论那样最为适宜。至于汉代称皇考、称帝、称皇、建立寝庙、排列昭穆，都不是陛下圣明所应效法的。如今把《仪礼》以及汉代诸儒的议论、魏明帝的诏书共五篇列出，其中的议论有对有错，事情有合适有不合适，只请陛下裁决。总的说来，以《仪礼》为依据，是因为它符合经典。【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判太常寺。执政大臣恼怒，召见范镇斥责说：“诏书说应当让有关官员考察详核，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列奏上来？”范镇说：“有关官署接到诏书，不敢留置不办，立即上报，这是本来职责。为什么反而把它当作罪过？”于是台官从中丞贾黠以下各自上奏，请求尽早采纳王珪等人的议论。】上奏英宗论述不应停止集体议论，请求另行下诏，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议论　　　　吕诲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敕命，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议定濮安懿王称皇伯之事，认为不合典礼，没有看到明确的依据。后来又接到手诏，说议论不一致，暂时停止集体议论，应当让有关官署广泛搜求典故，以求符合礼经。臣私下认为，朝廷既然知道议论不一致，就应当辨明是非，综合众意，明确应该遵从哪一方；怎么可以事情尚未定论，便突然停止三省集议，退回交给有关官署办理？诏令反复无常，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做法。臣冒昧遵从愚见，敢于上报。臣谨考《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是因为继承大宗，应为大宗服斩衰；对于小宗则降低服制，不能有两个斩衰，对那一方尊重而与这一方划分清楚。又考令文和五服年月敕，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者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称父母，是为了区别其本亲和所后之亲，在宗属名籍上应当除去原来一方、附入后一方，这层意思在令文中也很清楚。至于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两位皇帝都是承继本宗，并非从旁支继承，与今天的事情大不相同。根据王珪等人的议论，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称皇伯而不称名，这合乎礼制。至于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叔、皇兄的例子，都是本朝典礼，怎么能说没有依据？臣私下推究敕令的用意，只是想把濮安懿王加称为皇考，与仁宗同称；如果这样，尊位就有两个最高对象，服制也有两个斩衰三年，礼、律的文字全都相互冲突。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从藩邸跃升，入继大统，面向南方尊贵临御，都是先帝的德泽。刚刚终结祥禫之礼，尚且没有空闲去拜谒宗庙，就突然出现这样的议论，士大夫没有一个认为正确。如今陛下亲自勤勉奉养，向上侍奉慈闱，承奉慈颜还唯恐不够，何况还要顾念私恩、另分亲疏而忘掉大义呢？即使有关官署顺应情感、斟酌礼制，把濮安懿王作为考、把仙游作为妣，向内外宣布，能够心安吗？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如果不是出于清明高远的考虑，就一定是佞臣苟且迎合圣意，几位辅臣不能为陛下陈明正论，又将开启其中的裂隙，违背礼义，扰乱人情，忘却先帝的眷顾倚重，使陛下陷于不正，这能说是忠臣吗？臣伏望陛下扩大圣明思虑，精勤施行孝治，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至公。既然停止了三省集议，就应另行下诏，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对前后所进不一致的议论，全部发出朝廷，辨明是非，说明罪罚，依法处置。这样可以消除群疑，杜绝邪说。否则，凭什么彰明陛下没有私心，消除朝廷内外深重的疑惑，并把这件事传之后世呢？所造成的损害不小。臣充任台宪官员，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只希望陛下在内心作出睿智裁断，早日赐予施行，以平息浮泛的议论。【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起初，执政请求召集百官议论，料想朝廷官员一定有人迎合；而台谏官都赞同王珪等人的定议，议论汹涌。太后听说后，从宫中发出手诏严厉责备韩琦等人，并且想缓办此事；等太后消了气，便下诏停止议论。所以吕诲赶紧上了这份奏章。】上奏英宗论述不应停止集体议论，请求另行下诏，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议论　　　　赵瞻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令两制儒臣议论濮安懿王应称‘亲’的问题，因为仁宗皇帝早年在宫中抚养陛下，前些年便下明诏，以陛下为皇子，继承顾命，仁宗灵柩前即位，所以采用为别人后嗣者以所后者为父的道理，特别重视大宗典礼，已经十分明确。那么濮王实际上是仁宗的兄长，对于陛下按尊长关系应为伯父，昭然无疑。可是议论者又说，礼制礼拜所生、所养之人，仍有称父母的文字，以此提出诘难；他们明知礼制没有两个父亲、两个斩衰三年的道理，却只取文字中的一个字来扰乱正统典礼。比如文字中有‘去妇’‘出母’，被休弃后就不是妻，出嫁后也不再是母亲；如果不写出她们的名字，将来凭什么考察？又说汉宣帝、光武帝追尊父亲为皇考，却哪里有人不知道宣帝、光武帝是远承祖代，并非昭帝、元帝的亲生儿子，竟妄自传为依据，误导圣朝。过去汉代董宏阿附丁傅，提出邪说；师丹坚持正道，最终使僭越的称号被驳倒。到魏明帝敕令告诫公卿时说：‘如果有人敢作佞邪之事，诱导、谄媚当时君主，把考称为皇，把妣称为后，股肱大臣就杀他，不能赦免。’如今身为臣子却自行做董宏那样的事，又把陛下当作不如魏明帝贤明；上负先帝，下违背所学，歪曲引用文辞，暗示诏令的意图，于是下令三省、台官集体议论。朝廷中的正直士人无不愤慨，都想提出正确的议论。如今又颁下手诏，认为议论不一致，暂时停止这项集议，仍让有关官署广泛搜求典故。臣愚昧地听到诏命，私下认为并不妥当：群臣的议论尚未上报，怎么知道不会一致？国家议事本来就是选择众人的谋议；交给一个官署办理，哪里比得上众多士人对典章制度的沿革都熟悉、都有研究？如今说要广泛搜求，难道还能做到这些吗？大概是邪说直接堵塞了正确议论，群臣的话没有得到考虑；有人依据经典，想要擅自恢复古制，保存这种尚未确定的意向，阻挠先前议论的开端，朝廷内外都惊骇喧扰，所指的人已有明确对象，事情的趋向如此，其内心和行迹可以看清。伏乞陛下明白展示意见不一的议论，当廷诘问持异议的一党：如果他们对于礼经是正确的，就可以施行；如果臣和前面的议论是错误的，请按罪诛罚。何况国家大事和诏命不应因循拖延，朝廷士大夫难道缺乏学问吗？愿陛下敕令提出议论的人，与臣等当面辨析邪正，尽快定论，以慰藉天下人的希望。【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英宗，请求施行礼官所奏典故，吕大防

译臣等多次上封章，为濮安懿王典礼之事，请求依照两制臣僚的定议。臣恭敬地看到手诏再次下达礼官，详细搜求典故。臣确知太常礼院已经列举典故上奏陈说。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一同到中书省，询问执政臣僚，他们都说礼官的奏状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加上臣等曾亲自接受圣旨，等候礼官考察，到今天已经很多天了，仍没有听到施行。伏因陛下临朝之初，敦厚地叙录皇族，从燕王以下各人都加恩礼，更改封爵、晋升国号，恩典荣耀兼备。何况濮安懿王对陛下有抚育之恩，封国尊崇优厚，理应极尽人臣所能享有的典礼，不应排在诸王之后。只是大臣立议过于严苛，礼制不能及时举行，导致众议不同，朝廷内外惊叹，于是追崇之礼至今缺失，向上有损陛下孝亲的心意，也没有满足四方仰首期待的愿望。这不是使亲人荣耀、扩充盛德的办法。臣等愚昧浅陋，认为濮安懿王的典礼，如果因拘守礼制而不举行，不如稍屈情理而赶快施行。伏乞早日把礼官所奏典故下发有关官署施行。这样，礼制将使安懿王如在的神灵因陛下的举措而喜悦，太庙神灵俯观并鉴察，也会因陛下的至公而欣慰；四海之内仰首期待的心情，将完全一致。【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英宗，请求施行礼官所奏典故，司马光 臣听说，圣人举事，与众人有共同愿望，所以能够下合人心、上顺天意。《洪范》说：“三个人占卜，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国家有重大疑难，就应当由众人决定，自上古以来就是这样。臣恭敬地看到，先前诏令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前后两次集体议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想按礼制奉祀濮王，以义理辅佐陛下。然而政府的意图，却独自想尊濮王为皇考，巧妙修饰言辞，误导迷惑圣听，不顾先王的大典，蔑弃天下公议，使宗室疏远亲属都已经接受封赠，而尊奉濮王的礼仪至今唯独没有施行，这正是众人郁闷而不能称心的原因。有人恐怕陛下还不能明确判断两种议论的是非，臣请求再为陛下分别说明。政府说，《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所生都称父母。”臣考察礼法，必须针对事情立下文字，使人能够明白。如今想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如果不称作父母，不知道应当如何立文。这不过是政府欺骗天下人，认为天下人都不懂文理。政府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考察，宣帝承继昭帝之后，以孙辈继承祖位，所以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自己的祖父为皇祖考，因为自己与昭帝的昭穆次序相同。光武帝出身平民，诛灭王莽，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创业；即使自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是称皇考，已经十分谦抑。如今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来承继大业。《传》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又尊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何处？政府如果以两位皇帝没有给他们的父祖加尊号为法则，那还可以；如果说皇考之名也可以施用于今天，事情的道理就不相同了。假设仁宗还在统治天下，濮王也平安无恙，在那时仁宗命陛下为皇子，那么不知道应当把濮王称作父亲还是伯父？如果先帝在世，就称伯父；先帝去世，就称父亲。臣料想陛下必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皇伯，又有什么疑问？如今满朝臣子，除非怀有奸佞之心，想依附政府来误导陛下，人人都知道濮王称皇考不可行，那么众人的意愿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陛下为什么不试着考察群臣的真实心情？群臣谁不知道濮王对于陛下是天性至亲？如果他们希求迎合，不顾礼义，过分尊崇濮王，难道不是对自身有利而没有祸患吗？他们之所以坚持这个小小的议论，只是不想让陛下失去四海人心，遭受万世讥议罢了。由此看来，群臣是忠是佞、是邪是正，很容易看出来。臣希望陛下上考古典，下顺众志，依照礼制尊奉濮安懿王，像王珪等人所议那样；这也是调和天人关系的一件事。【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命枢府大臣共同议定典礼的是非。吕诲 臣私下认为，本朝承接五代遗留下来的弊病，文武政务由二府分别掌管，职责重要、体制相等，实际上是同一个整体。然而军国大事都可以共同议论；如今议论尊奉濮王，这是关系极大的事情，起初想召集三省共同议论，最后却不与枢府谋议，臣实在不能理解。两制以及台谏官员连续半年上奏论列，外任臣僚抗章进言的也不止一人，而枢府大臣安然自得，像没有听见一样，始终没有一句话来匡正朝廷典礼，难道所谓以道义侍奉君主，竟然就是这样吗？如今佞臣进献说法，迷惑扰乱皇帝听闻，中书省于是坚持错误；邪说应当有人依据经典义理加以阐明，解释群臣的疑惑。臣想乞请中书省下令枢密院以及后来任职的两制臣僚，共同详细审定典礼，以辨正是非。事情拖延而不能决定，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办法。【治平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英宗，请求惩正宰执心怀邪说、造成误导的罪责。吕诲 臣等听说，豺狼当道，应当首先打击驱逐；奸邪在朝，弹劾怎能落后？臣等恭敬地看到，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妄自引用经典作证，以歪曲道理来取悦君主，以眼前利益辜负先帝，想给濮王加上不正当的称号，将使陛下陷入过错举动的讥议。朝廷议论听闻后震惊，天下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能赦免、人臣共同弃绝的行为。威权有所丧失，既难以施用于圣朝；褒奖奸邪的罪责，也终究不能逃脱公论。应当交付有关官吏议罪，以安定众人心意。至于宰臣韩琦，起初没有深思，坚决想掩饰错误，附会修饰他的言辞，误导皇帝听闻。以至于儒臣编集议论、礼院考求经义，都已清楚表明众议不可屈服；他自己知道已经错了，却始终不向上陈明。大臣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曾公亮和赵瞻身居政府，承受国家厚恩，却苟且依违，从未辨明是非。这样的事如果不责罚，谁来承担责任？臣等身处言官职位，情势上不敢沉默；即使请求动用尚方之剑，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何况国家刑法仍然存在。伏请将欧阳修交付司法治罪，并纠正韩琦等人的罪责，以向朝廷内外谢罪。况且议论既然不一致，按理就不能同时成立。从前师丹的说法得到施行，董宏便因此获罪；

译如果董宏的主张获胜，师丹就会被废弃在家。我们这些人以及欧阳脩，难道可以一同进用吗？如果我们的言论不足以被采用，愿意接受流放贬谪，这样对上不辜负陛下任用使令的职责，对下也不荒废朝廷赋予的职事。我们的志愿也就满足了。【治平三年正月七日，与吕大防、范纯仁、赵瞻共同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在此以前，吕诲等前后十一度上奏，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早日确定濮王的典礼，都没有得到答复。请求免去台职，也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于是弹劾上奏。】上奏英宗，再论宰执怀有邪心的罪过。吕诲。臣等近日联名上状，弹劾参知政事欧阳脩首先倡导邪说，给濮王加上不合正统的称号，引用毫无根据，阿谀奉承而不忠，请求交付有司议定并纠正他的罪行。至于宰相韩琦等人不应当掩饰错误、将过错继续下去，也应当给予公开严厉的责罚。直到现在还没有防令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是把人心作为根本的。得到人心，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避免危乱；失去人心，即使是贤能明智的人，也不能保全治安。所以说：“百姓如同水，既可以承载舟，也可以倾覆舟。”人心的得失，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哪里有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却迎合皇上的意旨，暗中经营自己的私利，把过错推给别人？君主在天下人心中失去希望，臣下的罪恶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恭敬地想到，陛下继承大统、登临帝位，仁宗生育抚养的恩德，按礼应当加以追厚。然而应当等到先帝的祥禫礼已经结束、陛下的德泽已经施行之后，再讨论典礼，褒崇本生亲属。何况欧阳脩博通古今，精通文史，明明知道师丹的主张是正确的，董宏的言论是邪说，却被利益诱惑，精神被夺，失去了三年不改的礼义，忘记了有死而无二心的忠诚。仁宗的虞主刚开始祔葬陵寝，土还没有干，就仓促提出越礼的言论，想要遵循衰世的旧迹，使陛下对外失去四海臣民的拥戴之心，对内违背左右卿士的共同意见。欧阳脩这样的罪行，怎么能够赦免？陛下自从亲临政务以来，励精图治，遇到灾害便心怀警惧，具有周宣王的风范；至诚可以感动神明，践行了虞舜的德行。至于加给您的徽号，您却推辞不接受，这些都是前代难以实行的节操，是治世值得记载的政绩。推行这些做法，就可以招致和气。然而朝廷内外人情喧扰不安，实在是因为邪说使人震惊，而大义尚未确定。如今不纠正濮王的礼制，就无法慰藉众人的心；不惩办首倡邪说的大臣，就无法澄清朝政。伏望圣上慈悲，早日将臣等前后所上的章奏发出，交付外廷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奏。】上奏英宗，因为言论没有得到施行，居家待罪。吕诲。臣等自去年秋天以来，相继上奏论列，认为中书门下不应当提出给濮王加上非正统称号的建议，却没有得到采纳。近日，臣等三次以全台名义联名上状，弹劾参知政事欧阳脩，不应当首先倡导邪说、引导和阿谀君主；又弹劾韩琦、曾公亮、赵槩等人犹豫依违、附和邪说，不能及早辨明纠正，请求交付有司议罪，也没有得到发外施行。大概是因为臣等才识浅陋，不能使圣心醒悟，及早纠正典礼；又不能击退奸邪，肃清朝廷，于是导致大议久久不能决定，朝廷内外的人毁谤议论纷纷。如果安然尸位食禄，不自行引罪，那么对上就会成全陛下失德，对下就会毁坏臣等的职事。臣等已经把原来授予的御史告身随同奏状缴纳，从本月二十二日起不再到台供职，居家待罪。伏望圣上慈悲，早日赐予罢黜责罚。【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执政大臣秘密商议，想让皇太后下手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使皇帝称濮王为亲；又想让皇帝下诏谦逊推辞而不接受尊号，只称亲，并在园中立庙，以表示这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吕诲等听说后，于是上了这道奏章。英宗用御宝封好告身，下令派内侍催促吕诲等入台，吕诲等虽然接受了告身，仍然居家待罪。】上奏英宗，论濮安懿王称为安懿皇。司马光。臣从道路上的传闻中听说这件事，还不知道是否属实。有人说朝廷想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恐怕认为不可。陛下既然作为仁宗的后嗣，按礼就不应顾念自己的私亲。臣先前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不敢再烦劳圣听。如今臣不知道陛下的意思，是否确实想追尊濮王？前代帝王从旁支入继帝位，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的，从汉哀帝开始；后来安帝、桓帝、灵帝也都这样做过。哀帝追尊他的父亲定陶恭王为恭皇。如今如果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就是正好采用汉哀帝的办法。陛下有尧、舜、禹、汤这样的圣王不效法，却效法汉代的昏君，这哪里足以作为荣耀呢？仁宗的恩德深入人心，沉入骨髓。天下人归附陛下，是因为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成为仁宗的儿子。如今陛下已经拥有天下，却给濮王加尊号，天下人听说后，谁不会离心？这又哪里足以成为好处呢？生育抚养的恩德，如同昊天一样广大无极，谁能忘记呢？陛下不忘濮王的恩德，这在陛下心中，不在于对外增加一个虚饰的名号。孝子敬爱父亲，就按照礼来祭祀他。如今用不合礼的虚名加给濮王并祭祀他，对濮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三点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陛下却要实行，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这大概是政府中一两个大臣，认为自己从前提出的建议已经辜负了天下的重托，只想苟且掩饰过错、坚持错误，却不顾使陛下的德行受到损害。陛下又听从他们，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臣又听说政府的谋划，想假托皇太后的手书，并且不称“考”而称“亲”；即使千方百计巧加修饰，归根到底也是辜负先帝的恩德，亏损陛下的义理，违背圣人的礼制，失去四海人心。政府中的大臣只能自己欺骗自己，难道能够欺骗皇天上帝和天下人吗？臣希望陛下赶快停止这项议论，不要让它流传到四方，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如今虽然不再担任谏官，但从前已经上奏说明过，身为近臣，遇到国家重大得失，不敢不说。【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司马光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上奏英宗，论濮安懿王称亲。吕公著。

译【正月二十二日，皇太后手书：我近来听说群臣议论请求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已有多日还没有施行。我再次查阅前代史书，才知道本来有成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他们为亲属；仍然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王氏、韩氏、任氏一并称后。皇帝手诏：朕亲自接受皇太后的慈旨，为议定濮安懿王的典礼，久久未能施行，现已下手书交给中书。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令朕称为亲属；仍然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王氏、韩氏、任氏一并称后。朕刚刚承继大统，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胜任称亲的礼仪，谨慎遵从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容易承担得起？暂且想把坟茔作为园，增置吏卒守卫，就在园中立庙，使濮王的子孙主持奉祀之事。皇太后体谅这番诚恳，就赐令准许依从，应该命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中书劄子：奉圣旨，宗朴等候服丧期满后，授予节度观察留后的官职，主持奉祀濮王的祠庙，改封为濮国公。】臣恭敬地看到诏敕下达太常礼院，规定濮安懿王由皇帝称为亲属。臣有幸参与礼司事务，早晚都担心其中义理有不妥之处，不敢默不作声。臣私下认为，称亲的说法，大概采用了汉宣帝时有司奏请追尊史皇孙的旧事。谨按礼制，史皇孙就是宣帝生身的父亲；宣帝作为昭帝的后嗣，是以兄长的孙子远承祖宗统绪，所以在汉家并没有同时奉两个父亲的嫌疑。史皇孙起初没有爵位和谥号，因此有司刚奏请时姑且称为亲。后来既然已经确定谥号，便只称为悼园。这样看来，“亲”字并不是用来作为称号的。况且陛下凭圣明的德行，承仁宗皇帝的遗命从旁支入继大统，即使天下人，连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陛下是濮王所生。如今只建立园庙，让濮王的儿子承继祭祀，这对于安懿王没有断绝父子关系的义理，对于仁宗皇帝也没有同时奉两个父亲的嫌疑，可以说两方面都兼顾了。“亲”字既然难以确立为称号，义理上也不安。伏乞不要再施行。【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吕公著当时任太常寺判官，奏章递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上奏英宗，请求追还建立园庙的指挥。吕诲。臣恭敬地看到六月间诏敕下达，议定濮王典礼时引用汉宣帝、汉光武帝称父为考的旧例。本月二十三日诏书说，不敢承当皇太后追尊父亲为皇、母亲为后的礼仪，暂且想把坟茔作为园，建立庙宇，让濮王的子孙奉行祭祀。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情形与汉宣帝时不同。当时太子和皇孙都死在外地，于是就在当地安葬，所以称为戾园、悼园。汉宣帝即位八年后，有司说，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就应当用天子的礼仪祭祀，悼园应该加尊号称为皇考，并因园建庙作为寝庙。后来议论者认为，所谓父为士、子为天子而以天子之礼祭祀，是指尧、舜、禹、汤、周文王、汉高祖这些受命之君，并不是指继承正统的后嗣；考庙、悼园应当毁弃而不要修建，于是汉宣帝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如今濮王陪葬于熙陵，子孙的次序已经另行确定，奉邑和守卫也都已经严密设置，如果一定要另建园寝、扩大制度，就必须改选葬地、迁动灵柩；这不仅会使濮王与熙陵隔绝，也会同润王分开，看来这种典礼恐怕有不妥之处。汉悼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宣帝；宣帝虽然承继大宗，却不能断绝小宗的祭祀，所以建立寝庙并不过分。议论者仍然说考庙、悼园应毁弃而不修，是因为礼制不可逾越界限，并且应当专心奉祀昭帝。何况濮王的后嗣众多，奉行祭祀哪里会有缺失？陛下不专心奉祀仁宗，却又顾念自己的私亲，向天下显示这种做法，怎么面对公议？臣私下推究两道诏书的意图，完全出自首先提出建议的大臣，全部袭用定陶王的旧事，于是追随汉哀帝的做法。先前臣说应当权且停止时，人人都暗中讥笑。今天暂且这样做，又想让谁相信呢？即使以诚信接近臣下，尚且有人违背；用诡诈欺骗向人显示，怎么能够长久？陛下难道不思念先帝的恩德和七庙的威灵？先帝神灵升降于朝廷，国家祸福都与此相关。臣虽然十分愚直，内心实在寒心。伏望圣上慈悲，能够尊崇孝道，不要被邪说迷惑而亵渎扰乱典章，俯顺人心，仰答天意。关于建立园庙的指挥，请特别下令追还；首先提出建议的大臣不可宽宥。安慰朝廷内外，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臣缴纳纶诰、擅自离开职守的罪过，不敢苟且逃避，只希望早日受到黜免贬谪。【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英宗，说明母后不应自行发布诏令。范纯仁。臣恭敬地听说皇太后下手书追尊濮王为皇、为后，陛下已经下敕命施行。臣私下认为，追崇濮王一事，起初是因为中书受到不合礼制的批评，陛下谦逊谨慎而没有施行；后来听说皇太后曾下手书严厉责备政府，因此暂时停止。如今皇太后又下命令追崇为皇，前后始末不同，天下将凭什么取得信任？何况皇太后撤帘以后，深居宫中，从未参与外朝政事，哪里应当再次下诏命有所建置？这只是政府臣僚想苟且坚持错误、掩盖过失，根本没有考虑朝廷祸乱的根源罢了。况且自三代以来，从未有母后发布诏令施行于朝廷；自秦汉以后，母后才开始参与君主的政事。从此以后，权臣想做非同寻常的事情，就一定假借母后的诏令来实行自己的意图，往往出于逼迫胁制，而天下人又不幸不知道事情其实出自权臣。如今陛下作为成年君主临朝已经四年，万机政务应当出自皇帝的裁断；在内侍奉慈闱，只应竭尽仁孝的诚心，尽力供养四海而已，哪里还需要烦劳宫闱中的命令，来参杂扰乱国家典章？一旦开了这个头，流弊将极其严重，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诏令的借口，这实在不是君主求得自身安定的办法。伏望陛下深入体察臣的言论，追还并停止前一道诏书。凡是涉及濮王典礼的事情，陛下完全可以采纳公议后施行，何必在成年君主临朝的朝廷中使用母后的命令呢？臣正在家中待罪，每日等待诛罚流放；但这片微薄的忠诚不能自已，只希望能够使明主稍稍醒悟，以安定宗庙社稷。臣即使死一万次，也还有什么遗憾呢？【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诏令晓谕范纯仁等入朝供职。】上奏英宗，请求黜责欧阳脩。吕诲。

译臣等本月二十四日联名上章论奏，濮王典礼虽然去掉了特殊尊号，但首先提出建议的大臣还没有受到公开的黜免；又请求惩处臣等不应当接受告身而离职的罪过，仍然居家等待命令，也没有得到采纳施行。我们已经触犯天威，所受责罚即使死也不足以抵偿；内心怀有忠诚和愤懑，只有死后才能停止。这是因为臣等认为欧阳脩首先倡导邪说，误导圣心；韩琦等人犹豫附和，不能及早辨明纠正，所以多次具状弹劾，请求交付朝廷法典处理。近来看到皇太后下手书追崇的典礼，并且采用哀帝的做法，衰世的事情竟然与政府原先的议议相符。朝廷内外都认为韩琦秘密与宦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结交，上奏迷惑皇太后，才有了这道指挥。大概是想把过错推给至尊，自己掩盖罪恶；卖弄诬罔的行迹，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显露，欺骗君主、辜负国家，竟敢如此。陛下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行，急忙下手诏，虽然去掉了特殊尊号，但仍允许称亲；而再次提出此议的罪过，还没有依典法正处。陛下即使认为辅臣共同参与议论，势必难以全部责罚，但欧阳脩是首恶，哪里应当曲意宽免？凡是臣下得罪君主，或许还可以赦免；欧阳脩却是得罪祖宗，所以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从来大臣有过错，被宪司弹劾，按惯例都应当闭门忧惧，奉上章奏引咎，因为权势大臣按理就应当如此。如今欧阳脩神态气色洋洋得意，出入如同往常，又巧妙制造奸邪的形迹，迷惑朝廷内外。陛下圣明的鉴察清楚明白，观察欧阳脩的为人，如果稍有失于控制和驾驭，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伏望陛下特别作出圣断，将欧阳脩黜免责罚；臣等也有不应当接受告身而离职的罪过，也请求一并施行。臣等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坚持。臣等与欧阳脩在道理上不能两立；欧阳脩如果不被黜免，臣等终究没有就职的道理。【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宋代赵汝愚编。礼乐门。濮议下。上奏英宗，请求停止称亲。吕诲。臣等恭敬地听到手诏中的节文说，称亲的礼仪谨慎遵从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容易承担得起？这已经足以看出陛下守持义理、遵循公议，谨慎郑重到了极点。然而称亲的礼仪，实在还很不妥，众口纷纭，臣等不胜叹息愤懑。臣等私下详细考察皇太后手书中称亲的用意，大概是采用汉宣帝的旧事，想在今天施行，于是与中书门下最初提出建立皇考的议论大体相同。这不免造成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过失，所以议论者喧然，都说母后的手书并非慈寿宫的本意，而是提出建议的大臣相互蒙蔽、勾结附和，成就他们的谋划，想自己掩盖罪恶并堵住言官的嘴。臣观察陛下继承大统之初，与汉宣帝的故事不同。汉宣帝当时尚且是由有司奏请；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成为他的儿子，只应谨慎效法孝昭帝的做法，从来没有让承继大宗正统的皇帝之母，追称小宗所生的父亲为亲属的。这样会错乱礼法，失去礼制本来的意义。如果想依照汉宣帝的故事把濮王称为亲，那么襄国夫人已经降为妾属，岂不是自然应当成为皇太后的母亲？这怎么能安稳呢？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先帝遗诏向天下广泛宣告，说陛下为皇太子，继而即皇帝位，四夷诸夏没有不共同听闻的。如今却又称濮王为亲属，那么先帝临终确定继承人的诏命就无法实行，陛下继承帝位的义理也不能统一。何况皇太后与政府大臣共同接受先帝的顾命托付，这话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只因为一两个奸臣的谋划，便把这些都忘掉而不顾，使两宫陷入有过错的境地，使四方夷狄对先帝的遗诏产生疑惑，对陛下的错误举动产生怀疑，把原本歌颂拥戴的心情转变为忠愤不平之气，难道不可悲痛吗？万一强敌和奸民

译拿先帝遗诏来责问，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话回答？既然如此，称亲的礼仪哪里可以轻易使用？首先提出建议的大臣，怎么能不诛罚？臣等在家待罪，多次受到诏书催促，命令入朝供职，但惶恐不安、不敢接受命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一定要让臣等就职，就应当在朝班中据理力争，以挽救朝廷的过失。即使陛下能够容纳直言，天下都听说了，而臣等不能早日使陛下醒悟，明主所受的罪责就更加深重了。难道还可以继续处在言路上，担任皇帝的耳目之臣吗？臣等的心志，至死不变。伏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治平三年正月。英宗命中书下劄子催促吕诲等赴台供职，吕诲等又将劄子缴还，并把前面所奏九状抄录后申报中书，坚决辞去台职。吕诲等前后论奏此事，并弹劾韩琦、欧阳脩。】共二十六道奏状。上奏英宗，论回避濮王名讳。吕公著。臣近来看到敕文中写道，门下省奏请濮安懿王名讳中的一个字，中外文书都应当按规定回避。奉圣旨，依奏办理。几天以来，朝野中有学识的人都认为这不妥。臣谨按礼文，七庙的名讳虽然不涉及天下所有人，也都应向天下颁告。又据晋代尚书王彪之等人的议论，皇帝生身父亲的名讳，臣下不应当回避。当时认为王彪之的议论正确；如今辅弼大臣奏请这样做，大概是出于臣子的忠心。陛下还没有下谦逊抑制的诏辞，臣切实担心四方和后世免不了讥议。臣愚昧地请求特地下诏，濮安懿王名讳中的一个字，只有上书奏事时允许回避改写，其余公私文字不必避讳。如果继续下达这样的指挥，就会与祖宗七庙的名讳略有区别；对于天下臣子来说，又怎么敢故意触犯呢？臣有幸掌握经学，又担任礼官，如果臣不说，谁应当来说呢？【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在此以前，中书请求回避濮王名讳中的一个字，并设置园令和奉园兵。吕公著当时任太常寺判官，写了这道奏章。奏章递入后没有得到采纳。吕公著又写了一道划一劄子，同时论说不应当称亲，并且说，有人或许以章献太后曾经称制、曾向天下颁布名讳为例；何况母后之事本来就不值得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但现在的情形又与那时不同。】按礼制为父亲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只有陛下为濮王服丧一年，这是圣人的规定，意在使作为别人后嗣的人降低对生身亲属的私情，专一侍奉所继承的父亲。像颁布名讳这样的事情，足以扰乱大统，并不是尊崇宗庙的做法。上奏英宗，请求追还诏书，恢复吕诲等人的职事。韩维。臣私下听说，御史知杂吕诲等人因为论说濮安懿王的事情获罪，并且一并受到谴责放逐。群议喧然，都认为吕诲等能够审慎议论、恪守职守，是国家的忠臣，私下叹息朝廷的典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入继大统以来，士大夫无不首先论说作为后嗣的大义，认为陛下一向喜好经学，一定能够遵循礼典，以符合先帝顾命托付的心意。自从两制的议论上达圣听以来，臣下更加直言交相劝谏，尽力希望陛下扩大聪明，以纠正这件事。而如今竟然斥逐宪官，使天下人的希望落空，实在令人痛心。台官的言论，臣虽然没有全部听到，料想他们的用心，不过是想让陛下完全遵循先王的礼法而已。即使是这样，也正是爱君到了极点，怎么能因此获罪并被放逐呢？近年来风俗衰败，士大夫大多贪恋固守个人的宠利，顾惜人情，姑息敷衍，只为自保，很少有人肯为国家尽心尽职。陛下用厚重的赏赐来劝勉他们，用严厉的刑罚来督责他们，还担心这种风气不能改变；如今又受邪说牵制，多次因细小过错贬斥正直之人，放逐远离贤士。臣恐怕从此奸佞得志，忠良闭口不言，陛下的耳目更加受到蒙蔽。一旦朝廷遇到紧急事务，陛下无法得知，即使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如今法度毁坏废弛，各项职务无人治理，国用困乏，民力凋敝；对外没有良将，士卒骄纵懒惰，夷狄伺机而

译动，有了轻视中原的心思。同时天灾屡次出现，地变又不断发生，疫病流行，饥荒接连到来。由此看来，臣恐怕陛下的忧患，不在于濮王的名号尚未尊崇，也不在于台官不畏惧威势、依从命令。伏望圣上慈悲，思考社稷安危的大计，把人心的向背作为忧虑，赶快追还昨日的诏书，恢复吕诲等人的职事，以挽救先前的过失，安定人心。【治平三年正月上奏。韩维当时任知制诰兼银台封驳事。在此以前，中书进呈吕诲等申奏的奏状，英宗问执政大臣应当怎么办，韩琦回答说：“我们是忠是邪，陛下知道。”欧阳脩说：“御史认为道理上不能同时并立，如果认为我们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认为我们无罪，就请取圣旨裁决。”英宗犹豫了很久，于是命令遣出御史，并说：“不应当责罚得太重。”于是吕诲任知蕲州，范纯仁任安州通判，吕大防任知休宁县。韩维接连上疏请求留用他们。】

译上奏英宗，请求留用吕诲等人。司马光。臣听说君主的忧患在于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竭尽忠诚。因此，忠直敢言的臣子，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君主处于尊贵地位，向下面对群臣，和颜悦色地寻求谏言，用重爵厚赏来劝勉他们，群臣尚且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更何况用威势使他们害怕、用刑罚惩处他们，那嘉言又从哪里来呢？臣私下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为论说濮王典礼的事情，全都被责降。朝廷内外听到后，无不震惊错愕。臣观察这三个人，忠诚明亮、刚正不阿，忧虑公事而忘记家庭，在群臣中寻求这样的人，很少有可以相比的。如今一旦因为言事过于急切，全部受到流放驱逐，臣私下替朝廷感到惋惜。臣听说君主所以能够安享荣华，没有比得到人心更大的事情。如今陛下顺从政府一两个大臣的私情，违背满朝公议，把尊崇濮王做得超过礼制，天下人已经知道陛下作为仁宗的后嗣，志意不能专一，惆怅失望。如今又把一批进言的臣子驱逐，臣恐怕会累及圣德，损失实在不小。民间暗中腹诽、私下叹息的人很多。何况范纯仁、吕大防都是陛下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的，任命为耳目之臣，正是取其忠直，并不是取其阿谀奉承。范纯仁、吕大防也想竭尽诚心、尽守节操，以报答陛下的知遇，所以敢于不附和政府，正直地发表正确的议论。如今反而因此获罪，那么陛下在群臣之中还亲近谁呢？如果忠直之人一天比一天退却，阿谀之人一天比一天进用，那么陛下凭什么再知道臣下的善恶、政事的得失？这样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伏望圣上慈悲，赶快命令吕诲等人回到御史台供职，那么天下人都会一致歌颂陛下的圣明；即使是禹乐于听取善言、商汤不吝于改过，也不能超过陛下。如果不能这样，姑且为他们另行改授一个近处的官职，也可以稍稍安慰外界人心。【治平三年正月上奏。】上奏英宗，缴纳命令举荐台官的敕书。韩维。臣昨天从閤门收到一道敕书，命令臣举荐两名官员充任御史。臣恭敬地认为，识别人才的方法自古至今都是最困难的，所以圣王选取士人的办法，一定先让他们接受考验，看到他们的实际表现确实可以任用，然后才升迁，这样才不会错失人才。臣看到吕诲等人刚毅果断、坚强有力，守持义理而不动摇，甚至冒犯处死的诛罚，也不顾忌讳，尽力发表议论。求之于古人，这样的人也极其少见。臣又听说陛下从前亲自写出范纯仁、吕大防二人的姓名，命令授任御史。众人看到纯仁等能够竭尽节操、进言论事，都说陛下英明，选任得人。纯仁等没有辜负陛下的知遇，得到了侍奉君主、报效国家的正道。如今一旦被斥逐远去，士大夫无不深切叹息、痛惜。陛下毁掉已经形成的美誉，承受可耻的名声，失去当时众人的期望，给后代留下讥讽和毁谤。如今敕书命令另行举荐御史，臣私下自量才能低劣，哪里敢稍有希望得到圣上的荣光？即使想保举人才，又哪里比得上圣明君主亲自选择？一个人还没有经过试用，确实很难知道他的才能；像吕诲等人，却已经有经过试验的成效。陛下如果一定要为官职求取人才，招来群臣言论以兴盛至治，那么臣希望恢复任用这三个人，来辅助陛下，成就招贤纳谏的美德。这道举荐台官的敕书，臣已经具文缴纳给閤门，不敢接受。【治平三年正月下诏，命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荐御史两人。韩维于三月上奏此文。】上奏英宗，缴纳命令举荐台官的敕书。韩维。臣本月十三日收到中书劄子，奉圣旨命臣依照敕令举荐官员并上奏。陛下圣量宽宏，不责罚臣奉诏迟缓，特别下令施恩，这本来就应该恭敬接受。然而臣再次思量，侍奉君主的道理，按义理应当竭尽全力。如果心中有所保留，表面上窃取敢于进言的名声，却对国家事务没有益处，这不是臣所忍心做的。因此臣敢于不避斧钺诛罚，把自己的意见说明。臣私下认为，自古圣王优厚对待进谏诤言的臣子，即使他们非常狂直，也一定加以包容忍耐，并不是因为势力不足以罢黜他们，而是认为罢黜这一个人，就会伤害许多人的心；顺着这一次过失发展下去，就会败坏天下大事，所以不这样做。治平以来，四方都在倾耳聆听，每天盼望陛下开纳群臣意见，勉励统领众人的力量，以光大祖宗的伟业；可是事情反复到这种地步，正是臣痛心疾首、替陛下深深忧虑的原因。自从吕诲等人被黜退，甚至市井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并不美善，而朝廷中的大臣却没有听说有人竭尽忠力、为国家挽救这一过失，那么陛下斥逐近臣、贬黜台官的后果已经清楚可见。圣心偶然失误而做了这件事，上下群臣又随声附和，便立即把它促成了。如果日后再有其他事情，而人情仍然如此，臣恐怕这不是陛下的福气。如今听说傅尧俞等人还在极力争辩不止，那么难道又要黜退这三个人吗？同时黜退六名谏臣，这是危险的做法。陛下想要走这条路吗？臣之所以再次不奉诏，实在是希望凭这片微薄而急切的诚意，最终使圣意醒悟。伏望陛下察看臣前后所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轻率妄言；请特别振作英明决断，挽回并改变这件事，以安慰天下人的心。这不是臣个人的利益，而是陛下社稷的利益。这道举荐台官的敕书现在还在閤门，臣不敢奉行；劄子已经缴纳给中书。至于臣没有立即奉诏的罪过，听凭朝廷处分。【治平三年二月上奏。】上奏英宗，辞去侍御史的恩命，请求与吕诲一同贬谪。傅尧俞。臣恭敬地听说，停止追崇濮王的典礼，确实符合公议；但称亲的做法还没有从礼制中改掉，实在不妥。臣私下揣度，朝廷大概认为，汉哀帝的过失既然已经改正，汉孝宣帝的做法便可以作为依据。却不知道经书史书所谓“亲”，不是指父母又是什么？何况以孙子继承祖父的帝统，与陛下的情形不同，儒者的讥议也都记载在典籍中。如果不比较善恶，只要前代曾经实行过，就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那么书传所记的是非有千百种，便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了。这都是因为欧阳脩违背辜负先帝，首先提出不正确的议论，倚仗君主和宰相，势力稳固如泰山，所以群臣谄媚附和，邪说日益增加，动摇人心，损害大局，加重两宫的过错，给万世留下讥讽。不从根本上防止，蔓延就不会停止。伏乞重重黜免欧阳脩，然后议论韩琦等人附和奸人的罪过，广泛发布德音，向天下说明晓谕。濮王的封册，应当完全采用礼官最初的议议作为定论；否则无法慰藉仁宗托付的心意，也无法符合上天顾念天下的意旨。臣新近所受的恩命，决不敢接受，也不敢再到谏院供职。至于出使契丹往返的公事，等到得到次序安排后，依例入殿详细奏报。臣恭敬地伏在私门，等待斧钺诛罚。况且臣论说濮王典礼，和吕诲等人的议论实在相同，请求诛罚首先提出建议的人，以向天下谢罪。

译如今罪责却只落在吕诲等人身上，这些事情先前本来就是陛下所知道的，并非臣敢于欺骗隐瞒。既然意见相同，罪责就应当相同，即使死也不敢独自免罪。【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追奉濮王的六条意见。赵瞻。臣前些日子恭敬地承蒙陛下晓谕，说君臣的大义可以掩盖同僚的小节，朝廷的大补益可以轻视拘谨正直的虚名。陛下的德音慰问保存，圣明的见识深远，臣愚昧而不胜感激佩服。今天又接到诏书劄子，催促臣入台供职。臣听说孔子离开鲁国时说：“我的脚步多么迟迟不忍离开啊。”孟子离开齐国时说：“我难道会像这样的小丈夫吗？”向君主进谏，君主不接受，便显得怏怏不乐在脸上；要离开，也要用尽一天的力气后才住宿。孔子、孟子侍奉的是列国的昏暗君主，他们在去留上尚且这样艰难，何况小臣侍奉的是拥有万乘、贤明的君主呢？这说明君臣之义确实重大，朝廷的补益也确实迫切。然而孔子、孟子前些日子最终离开齐国、鲁国，难道是能够已而不离吗？只是因为君臣之道没有达到理想，所以挽留他们的心意不能胜过离去的义理。吕诲等人难道愿意离开王庭中清近重要的职位，而成为被圣朝放逐的人吗？如今陛下守持先王的典礼，遵循天下最公正的原则，对于自己的父母不敢过分褒崇，这并不是两汉君主所能相比的。只是还有一点心意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臣下深感不明白。既然已经能够遵奉大统，不取皇考的名号，已经符合公议；却又提出称亲的说法，大概是议论者没有深入考察文义，只看到《汉书》中有司的言辞偶然称为“亲”，说“史皇孙应谥为悼”，所以引用它作为根据罢了。然而有司因为史皇孙当时还没有谥号，姑且用“亲”作为称呼；等到有了悼园的谥号，“亲”字本来就已经去掉了，哪里曾经称作“亲悼园”呢？何况经书传注所说孝子侍奉亲人，是总称父母而言；所说“亲庙之数”，是总称祖宗而言。在宗族亲属中，从来没有把“亲”作为称号的，这确实不能作为礼典写入史册，最终对尊崇没有益处，只是徒然妄自更改、引起纷争罢了。又如戾太子在野外死于祸难，所以和他的儿子悼皇孙的坟墓都在外地；宣帝改葬他的父亲和祖父，设置园地守护坟墓，礼制上当然如此。如今濮王朝廷依照礼制安葬的事情已经确定，却仓促图谋迁葬，臣恐怕不是濮王神灵所能安宁的。又陛下持守正道而居于谦逊，不敢顺从慈寿宫深厚的恩意，辞去亲皇和后的称号，确实慰藉了天下的希望。然而只采用旧有爵位，没有任何特殊区别，也是不少人心中未能理解的地方。礼制不可过分，所以不称大号就是合乎礼制；如果礼制允许褒进，却只使用旧有封爵，这就令人疑惑。又天子、公卿按礼都应有庙，濮国是一品，实在应当有家庙；现在下诏不依礼意，只设置园寝，事情违背典制，只会使进言者指摘其中的异端，丝毫没有益处。又陛下恭敬地依照经义，不废弃小宗，所以命令宗朴承继按时举行的祭祀。然而安懿王应当成为万世不迁的大祖，传承不朽，那么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在义理上才相称。如今只封为公，似乎还留有等待。如今如果朝廷特别重申制诏，再下达有司，去掉称亲的说法，仍然保留旧园的安置，加封兼国之爵，提高夫人的称号，明确家庙的等级，端正嗣王的爵位；采用这六条意见，使它们依据经义、符合礼法，那么朝廷内外的臣民谁不会欢欣快意呢？这样一来，担任言职的人也可以算是尽到责任了。至于提出错误建议的罪过、依违附和的过失，应当下诏询问辅臣，其中必然会有公议。陛下应当端正处理他们的罪过，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这样邪正就分明了。如果这样做，即使孔子、孟子也不会不屑于留下，何况臣等去留的行迹呢？同僚朋友的议论、拘谨正直的节操，又哪里值得一提？臣今天不敢奉诏，伏地等待治罪。【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英宗，论典礼必须与士大夫共同议定，并请求降黜相关大臣。赵瞻。臣先前奉到中书省的札子，其中圣旨命臣迅速赴台供职；后来臣又多次陈述恳切意见，认为朝廷尚未确定大议，也没有给相关人定罪，因此始终不敢奉诏。半夜又接到御批，命臣仍依照先前的札子办理，臣才知道傅尧俞等前几天确有激切攻击之过，实在是有原因才这样做的。况且臣所说的是国家典礼，请求交给有司和臣僚共同议论，是天下的公论；哪有制定典礼却不听从公论的呢？陛下自己知道，濮王不应称为皇考，又依公论去掉皇号，已经是最恰当的处理了，却还不愿同天下士大夫共同议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其中还有不合公论的礼制吗？自古以来，凡是制定非礼之制的，后来都不久便废止改正，这对朝廷终究没有益处，反而会受到典礼方面的讥议；这正是负有言责的人所以恳切不已、不能停止的原因。如今中外公卿士庶忠愤之情充塞，而陛下却只听一二执政大臣和身边邪佞之党的意见；他们心里虽知道不对，言辞上却还替错误粉饰，所以陛下先入为主的看法没有改变，也没有相信臣的话。即使不认为臣的话正确，也应当赶快赐予臣责罚贬黜，这样还可以使后来的人警惧，并堵塞议论者的希望。何况臣如今违背札令，已经足以受到谴责驱逐，不必过些日子才可以治罪；臣惶恐不安，至今极其等待命令。【治平三年三月上。此前后共上奏三十二道。至此，傅尧俞任汾州通判，赵瞻任和州知州，赵鼎任淄州通判。赵瞻起初接待契丹使者回来，在延和殿回答皇上说：“陛下是仁宗的儿子，而濮王称为皇考，这是不合礼的。”皇上说：“你曾见过朕想把濮王作为皇考吗？”赵瞻说：“这是大臣们的议论，陛下从未亲自说过。”皇上说：“这是中书省错误议论罢了。”赵瞻于是请求皇上晓谕中书省。皇上说：“朕的意思已经决定了，宣谕也没有用。”】皇上英宗缴还苏寀的词头，论奏同时斥退六名谏官。韩维

译臣本月七日接到中书省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任命刑部郎中苏寀仍任本官，兼任侍御史知杂，并命臣撰写诏词。臣私下认为，自从濮安懿王被称为亲以来，三名御史获罪，群议汹涌，人心都不感到满意。傅尧俞等又不肯就职论事，形势更加紧迫，士大夫私下为朝廷忧虑。现在天象突然发生变异，夷狄又加以轻慢，忠义爱君的人往往私下议论，希望陛下因此警惧，削正以前诏令的过失，大规模召回被放逐者，显明地有所作为，以更新德政。如今忽然任命苏寀为御史知杂，那么傅尧俞等哪里还会有获准留任的希望？同时斥退六名谏臣，臣实在担心祖宗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内则失去人望，外则启发戎狄的野心，使先前灾异出现的警戒落空，开启不可测的祸败端倪。臣骤然被擢任，掌管诰命，不敢阿谀隐讳，以辜负陛下的任用。此词头臣不敢奉行，已经写具状文缴回中书省了。臣因此两次违背诏令，自己估量罪过深重，必定不能再见到陛下的圣颜；然而微薄的愚忠，仍希望陛下深切畏惧上天的警戒，谨慎察看人情，以社稷为计。【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皇上英宗请求召回傅尧俞等人，下诏以后不再称濮王为亲。司马光 臣近来曾入殿，承蒙圣恩，听到陛下宣谕濮王称亲一事。陛下说，这个“亲”字，官家本来也不想使用；假如只称濮王和仙游县君，有什么不可以呢？臣这才知道陛下极其公正，本来没有过分厚待私亲的意思，只是被政府大臣误导，才导致外间议论纷纷；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早晚要下诏去掉“亲”字。已经出任台官的，应当另行改授；现在任台官的，也应当优厚地加以抚慰劝谕，使他们就职。昨天忽然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傅尧俞改任和州知州，侍御史赵鼎改任淄州通判，赵瞻改任汾州通判，中外之人没有不惊愕的。这大概是政府想要堵塞后来者的言路，使人人都不敢进言，从而专擅大权，任意施展私意。臣私下想到，陛下年纪正壮，圣德明察，如今却独自取得拒绝谏言的名声，承受辜负皇恩的毁谤，违背天下人的希望，丧失人主的权柄，正是因为听从政府几个人的狠心罢了。不知这样做对陛下有什么好处？臣不胜区区之情，深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不要再向政府询问，特地下定决断，召回傅尧俞等人，下诏以后不再称濮王为亲。这样就可以立即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使诽谤之语变成歌颂了。【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皇上英宗请求尽早赐予责降——司马光 臣本月十一日入殿，请求把臣和傅尧俞等人一例责罚贬降。十三日又曾自陈，臣确实违背圣旨，至今还没有奉到处分的指示。臣在陛下即位那年四月二十七日，已经上疏预先告诫追尊祖父之事。等到政府请求议定濮王典礼，陛下命令等仁宗大祥祭过后再另行议定。臣和傅尧俞刚过大祥祭，就到政府说明，认为作为别人的后嗣，不应顾念私亲。到诏令两制和礼官共同详细议定的那天，臣又独自替众人撰写奏章。如果追究罪责，臣应当居首。吕诲等人都是后来上疏论列，已经蒙受谴责驱逐。何况像臣这样的人，难道应当容恕吗？即使陛下极其仁慈，特意加以保护，臣内心能不惭愧吗？伏望圣慈依照臣先前的奏章，早日赐臣责罚贬降。臣先前所上的奏疏，私下担心年月已久，宫中可能遗失，所以现在另行抄录进呈。【治平三年二月上奏。司马光嘉祐八年的奏疏引用汉宣帝、光武帝的故事，见《慈孝门》。】皇上英宗请求停止称濮王为亲——彭思永 臣看到近来因为濮王称亲一事，言事大臣的奏章接连上呈，中外议论沸腾。这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礼，左右近臣又不能向陛下陈明义理，才使陛下的圣心疑惑，大义没有明白。臣任职宪府，不能不替陛下辨明此事。臣私下认为，濮王生育了陛下，而仁宗皇帝把陛下作为嗣子，继承祖宗的大统，所以仁宗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的嫡子；濮王是陛下生身之父，按亲属关系是伯父，陛下是濮王过继出去的儿子，按亲属关系是侄子。这是天地间的大义、世人共同的人伦，如同乾坤定位一样，不可改变。假如扰乱大伦，人伦之理就灭亡了。陛下是仁宗的儿子，所以称父、称考、称亲的，都应当是仁宗。如果再称濮王为亲，就是有两个亲，这个是非之理显然自明，不必辩论也能看出。然而圣意一定想这样称呼，难道不是因为陛下大孝之心吗？虽然在名义上是过继出去的，但感情上深厚于本宗；濮王是生育圣上的父亲，若称伯父就和一般伯父没有不同，若只称王又和臣下没有区别，所以想设法尊崇他，使他完全不同于同辈亲属罢了。这难道是陛下的私心吗？大义所在，就是典礼的正道，也是天下的公论。执政大臣不能顺成陛下的大孝之心，不懂得尊崇的办法，反而用不合礼、不正确的名号，使濮王受到牵累，使陛下陷入有过之地，失去天下人心，留下扰乱人伦的罪责。言事大臣又不能详细依据典礼，阐明大义，虽然知道称亲不对，却不知道替陛下推明对生身父亲的至深恩情，说明正确的尊崇礼制，使濮王与一般伯父等级相同、没有特殊差别；这就是陛下难以安心而又不愿重重违背他们意见的原因。臣认为，生身父亲的意义最尊最重，即使应当专意于正统，难道能完全断绝私亲之恩吗？过继所系重在大义，生身之亲存于最深至诚的感情；一心尽父子之道，这是大义；不忘本宗，尽到恩义，这是至情。先王制定礼制，本来就依据人情，既彰明大义以端正统绪，又保全至情以满足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和恩义上区别生身父亲，是为了说明生身父亲最为重要，与伯叔不同。这是顺合人情、合乎义理的正道，施行于父母之间也没有嫌疑。至于名称和统绪所系，如果不加区别，就会扰乱大伦。如今濮王是陛下的生身父亲，名义上极其尊重，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称为亲，反而有损无益。

译为什么呢？“亲”与“父”相同，而之所以不称父，是因为陛下以自身继承大统，仁宗就是父亲。在人伦关系上不能有两个父亲。因此避开“父”而称“亲”，便是把亲和父区别开来。这是奸人用邪说迷惑陛下。称亲的意义并不只有一种，也不只是指父亲；臣认为，如果取父亲的意义，就和父亲完全相同，决不可行；如果不取父亲的意义，那么这个称呼就十分轻微。如今宗室中关系疏远、地位卑下者全都称皇亲，若把这一称呼加在生身父亲身上，恐怕很不恰当。孝以真诚为根本，却用一个不正而含混的名号，亵渎所尊之人，在亲属关系上不恭敬，义理上危害很大。对仁宗使用这个称呼，便有背弃仁宗的嫌疑；对濮王去掉这个称呼，并不损害生身父亲的尊重，完全没有小小的益处，反而徒然扰乱大伦。臣猜想陛下的意思，并不是一定要称亲，只是说如果不加特殊名号，就无法使他区别于臣下。臣认为并非如此。推明生身父亲的意义，他不属于臣下，自然明白；尽到最恭敬的礼节，他的尊贵也自然可见。何况应当衡量事情的体制，另立特殊称号，关键在于充分表达尊崇而不违背礼典。进言者都想用高官、大国加封濮王，这实在不是懂礼之言。先朝已经给予的封号，难道是陛下敢擅自改变的吗？爵秩的命令，难道是陛下敢擅自增加的吗？臣认为应当让濮王的儿子承袭爵位、奉祀祖先，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就有了遥然不同的特殊名号，与同辈完全区别；各种礼数也一定都合乎情理。请举一例作为准则：比如已经立嗣承袭爵位，举行祭告时，应该说：“侄嗣皇帝某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这样在濮国之内自然达到了最尊崇的办法，对仁宗也没有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天理人心，确实十分相合；不但可以端正今天的事情，还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又恐怕议论者对“太”字有所疑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系在“濮国”之下，自然不妨害大统。如今称“亲”，大义上不能安稳。言事者接连论列不止，前面的人被罢去，后面的人又来进言。道理不可夺取，形势也无法遏止。事情既然如此，终究难以强行坚持。仁宗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四海亿兆百姓都承受过他的仁恩。陛下继位之初，功德还没有遍及天下，而天下人倾心爱戴陛下，是因为陛下是仁宗的儿子。如今又听说把濮王称为亲，含生之类都发愤痛心。天下人是不知道陛下孝敬仁宗之心可以感通天地，也不知道陛下尊爱濮王并不是要把不义加在他身上；他们只看见名号被错误地安排，所以深深疑虑。人们认为濮王既然称亲，仁宗就不言而自然而然被断绝了，群情惊惧，异议喧嚣。王者的孝，在于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为什么要用不正确又没有益处的称号，使亿兆人的口舌指斥、责骂和毁谤，导致濮王的神灵在天上不得安宁？臣料想陛下仁慈孝顺，哪里忍心这样做？这都是因为左右近臣不能替陛下阐明这个道理。神道并不远离人情，所以先圣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在世者。”假如仁宗还在位、濮王还在藩国，陛下既是嫡嗣，又称濮王为亲，仁宗难道不会震怒？濮王难道不会忧惧？这样君臣、兄弟之间立即产生嫌隙，他们将会怎样看待陛下呢？如果神灵如同仍在，也难道不会如此吗？由此看来，陛下即使给濮王增加名号，他怎么肯接受呢？伏望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去掉称亲的文辞，明确昭示天下，那么祖宗和濮王的神灵在天上都会欢喜，共同降福于陛下，使陛下享有无穷福祉；天下百姓的心也都会一致欣慰喜悦，天下受到德化，人伦自然端正，这一长久流传的名声将光耀万世。奸邪之人希望邀宠固位，只为自身谋划，损害大义、伤害孝道，以此陷害陛下。如今公论既然如此，他们不免惶惑，便千方百计搜求理由，务必巧加粉饰，欺骗蒙蔽圣听，抵拒进言者，希望侥幸达到目的，仍图使自己安稳。正直的言论还没有传入，巧言诡辩已经先到，使陛下的内心没有机会醒悟。伏乞陛下把臣这篇奏章反复阅览几遍，亲自作出圣断，不要让奸人与您共同议论。那些蓄意用心、排斥拒绝众人意见、隐藏踪迹、暗中赞助陛下的人，都是奸人。希望陛下明察辨别，不要采用他们的说法，那么圣心自然开悟，至理自然明白，天下人将无不感到极大的愿望得以实现。【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此疏实际由程颐代作。考察追崇濮王之事，至治平四年正月，才以濮王之子宗朴为节度观察留后，改封濮国公，以奉行正祀；将墓地改为园，建立庙制，祭祀用品称考、称亲的议论，后来终于停止，没有施行。】皇上神宗论述前代帝王追尊生身父亲以及嗣王、公爵承袭之事。封爵旧例——苏颂 臣恭敬地认为，汉宣帝继承昭帝即位后，下诏讨论已故皇太子的名号、谥号、园邑等事。有司奏请：故皇太子应谥为戾，史良娣为戾夫人，设置守墓三十家的园邑，设置园令、园丞；亲皇孙谥为悼亲，意思是称其父亲，母亲称悼后，待遇比照诸侯王；汉代诸侯王的母亲都称后，园邑设置三百户奉邑。八年以后，有司又请求把悼园尊称为皇考，建立庙宇，依园建寝，以时祭享；戾夫人称戾后，并增加奉养园邑的人户。光武帝中兴，承继元帝。建武二年，把皇祖、皇考的墓改称昌陵【后来改为章陵县】，设置陵令守护【皇祖父没有增加尊称，皇考仍旧称南顿君】。建武十年追尊宣帝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此以前，十一位皇帝的神主都收入高庙】，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舂陵节侯以下四代【节侯是光武帝的高祖】。东晋元帝从琅邪王身份继承帝统，即位后，因为父亲恭王没有其他儿子，便立皇子裒为琅邪王，奉祀恭王；后来琅邪王去世，琅邪王一系便不断另立王爵，直到东晋灭亡。前代帝王从诸侯进入而承奉大统、尊崇本生父亲而又不失礼的，共有三位皇帝。

译宣帝、光武帝对于自己的父祖，只在墓地设置园邑和令丞，使其区别于诸侯；却不增加尊称，不封国邑，这是尊重本宗、谨守亲亲之义。【不加尊称，是为了尊重正统；不封国邑，是因为儿子没有替父亲授爵的道理。原文虽未明说，但道理可以推知，也见于师丹的议论。】至于称为亲、皇祖、皇考，是有司的过失。为什么这样说？父祖的尊贵，不容许改变称谓；只是因为继承大宗，不能再顾念私亲之恩，所以丧服降低等级，而名称没有另加称号。《仪礼·丧服传》说：“为别人之后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期。”师丹的议论也说：“为父母降服齐衰期，是为了区别于其他亲属，在义理上没有妨碍。”如今不称父而称亲，与九族旁支宗亲的尊卑没有区别，这在义理上说得通吗？不必增加称谓，直接称史皇孙，那么朝廷内外都没有嫌疑，尊卑之义自然显明。至于皇祖、皇考这些称呼，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奉祀时所用的礼仪文辞。《礼记·祭法》说：“王建立七庙，另有一坛一墠，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 郑康成说：“王、皇都是君的意思；显是显明；祖是始祖。”用君的称号和始祖的称号来称先人，是为了尊崇根本。既然如此，难道可以在群臣议论之间随便使用吗？所以宣帝的诏书只直接说：“故皇太子就是这样。”那么考和父难道有区别吗？《礼记》说：“活着称父母，死后称考妣。”【郭璞注《尔雅》不采用这个意义，但学者应当以《礼记》为正确解释。】《白虎通》说：“父，是法度的意思，指用法度教导儿子的人；考，是成就的意思，指具有成就之德的人。”《广雅》说：“母，是养育的意思，指抚养孩子的人；妣，是匹配的意思，指与父相匹配的人。”称教导、养育，是亲近父母的说法；称成德、匹父，是尊崇父母的说法。所以礼制中有世父母、叔父母的说法，却没有世考妣、叔考妣的说法，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宣帝、光武帝时期，议论者不能推究这一根本道理，开导当时君主，使他们充分合乎礼意，所以说是有司的过失。晋元帝虽然远在江南，却能确定大义，不失统纪，是因为当时贺循一类的儒者不止一人，都精通礼学；国家的爵制详明正确，本末不相违背，超越前代而不至于被后世讥笑，确实是有原因的。自先帝即位之初，臣深思其中缘故。追赠、尊崇宗室诸王时，唯独濮、安、懿三国的爵位没有增加，尊奉的礼制不过是设置园陵、建立国庙而已。这符合宣帝、光武帝尊重本宗、谨守亲亲之义的美意。起初议论称亲，后来也停止不行，只特别封濮王之子为濮公，使其世世代代奉祀，以端正濮国的统绪；这又比宣帝、光武帝的做法更有德，区区晋室实在不能相比。【宣帝、光武帝为皇孙、南顿君立后，后世让群臣和郡国奉祀，这是师丹所谓“无王不正”的礼制。哀帝、安帝、威帝尊崇自己的父祖为皇，并让王的子孙奉祀，这是最大的失礼。尊称为皇，礼制等同天子，天子不敢把他当臣下，高祖对待太上皇就是这样。如今却让群臣、诸侯奉祀，神灵不会享用非同类之皇的祭祀，哪里能享受呢？所以三代尊奉先王，后世以不以臣礼相待，并允许使用其国的礼器、服色祭祀先王，正是这个原因。唐代建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的庙宇，京师都由有司主持祭祀；追尊逊皇帝，又让他的子孙承嗣，宁王奉祀，这些事情也是沿袭前代的过失。】如今如果要借改封故王来议定追尊礼制，不如增加陵庙的规制以奉行国礼之名，再给濮国增加嗣王之名；这样既合古代义理，又不违背先帝的本意。先帝没有追尊仙游县君，更能看出圣虑深远。【魏明皇帝诏书说：“哀帝因外藩身份被拥立，董宏等人援引亡秦旧事，迷惑误导当时朝廷；既尊共皇、在京城建立庙宇，又宠幸藩王的妾，使她的待遇比同长信宫，僭越失度，因而人神都不保佑。应命令公卿有司深深以往代的做法为戒。这是哀帝一次失去正礼，招致后世讥笑；本想尊崇亲属，反而留下严重毁谤。这样哪里能算孝呢？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提升生母为太妃，范宁也说：‘儿子不能给母亲授予妃的爵命；她是太子的妻子，必须端正名分，怎么可以称母亲？’】现在议论尊崇之礼，认为可以允许尊崇他的生母，依照宗室子弟援引群臣封赠生母的例子，请求增加封号。朝廷因为她生育先帝的缘故，下优厚诏书褒扬陈述她的功劳，特意进封大国。既然是因宗室请求而行，便没有失去正礼；又是推念先帝的私亲，其他宗室也不敢拿来相比，同样可以成全先帝的心愿。若有人嫌给母亲授爵，那么也可以以濮国作为封号。【治平四年十月上奏，当时兼任太常寺礼仪事务。】《宋名臣奏议》卷九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一 宋·赵汝愚编 礼乐门 褒崇先圣 上奏仁宗，论孔宗愿承袭文宣公之爵——祖无择。臣恭敬地看到，至圣文宣王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承袭文宣公的封爵，这竟然是在本人还没有去世时就赐给了谥号。臣仔细考察前代史书，孔子的后代承袭封爵者很多：汉、魏称褒成、褒圣、宗圣，晋、宋称奉圣，北魏称崇圣，北齐称恭圣，后周和隋封为邹国，唐初称褒圣；有时封君，有时封侯，或封公、封大夫，都是为了奉祀孔子。只有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于是把孔子后代均封为褒成君。到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把他的后代封为文宣公。这些都是把祖先的美好谥号加在后代身上，在活着时就给予谥号，实在不合经典礼制。请求陛下明诏有司详细考求古代典籍，或封以小国，或取尊儒、褒圣之义，另定美号，再加封爵，载入法令制度，使千古以后无法超过我朝这一盛大典礼。【至和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有诏送两制详议。】上奏仁宗，论孔宗愿承袭文宣公之爵——刘敞等。臣等谨慎考察：汉元帝初元元年，以孔子弟子孔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孔霸上书请求奉祀孔子，元帝下诏说：“命师褒成君、关内侯孔霸，以所食八百户祭祀孔子。”孔霸去世后，儿子孔福承袭；孔福去世，儿子孔房承袭；孔房去世，儿子孔莽承袭，都称褒成君。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才改以二千户封孔莽为褒成侯，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由此看来，褒成是国名，宣尼是谥号，公侯是爵位。“褒成宣尼公”就像说“河间献王”一样。其实是推尊宣尼为褒成国的祖先，并不是用褒成作为宣尼的谥号。唐代没有深入考察这个意义，把褒成当作孔子的谥号，于是猜疑孔霸等人被称为褒成，是承袭祖先旧号，所以便封孔子为文宣王，又给孔子后代爵位，封为文宣公。考察事情的前后本末，实在严重违背事理；因循承袭，直到现在还没有改正。先帝已经封禅泰山，亲自到阙里祭祀，又加给孔子“至圣”的尊号，那么人伦的最高境界、盛德的显赫名号都已经具备了。尤其不是孔子的子孙和臣民所应当承袭、居有并称用的。臣等认为，无择的议论是正确的，可以采用他的意见。对于文宣王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伏乞改赐爵位名称，例如褒成、奉圣之类。这样上可以尊崇显扬先圣，使其地位达到不可攀比的程度；下又不失对孔氏的优厚特殊待遇，使他们能够守护世代相承的事业。改正唐代的错误，效法汉代的旧制。

译《左传》说：“一定要端正名分。” 又说：“正确考察古制，建立事业，就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类事情。【至和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诏令：文宣公特改为衍圣公。】上奏神宗，请求停止追尊孔子为帝——李清臣等。臣恭敬地接到批示，交下国子监判监常秩、李定、黄履、吕升卿等人的札子，奏请追谥孔子为帝号，以及在孔子庙庭建立孟轲、扬雄的塑像，加授爵号，按时从祀等事，命臣等详细议论。臣听说，尧舜以道治理天下，孔子阐明道而传给后世；尧舜是君，孔子是臣，虽然同为圣人、道德相同，但君和臣的位号不必相同。所以道德存在于人，其归宿通常相同；位号由上天所授，所遭遇却常有不同。这是事理的必然，也是名分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既然如此，孔子虽然没有帝王之位，难道会妨害他的圣德吗？所以历代尊崇他，修建庙宇，进献祭品，使他穿衮冕之服，弟子侍立陪祀；从天子以下都面向北以师礼事奉他，有的还封爵他的子孙，使之世世不绝。如今陛下有世间罕见的聪明，居有尧舜的帝位，又运用孔子的道德来制定法度、养育天下，在二三位圣人的事业上，可以说兼备了他们的长处。左右近臣推究道统的来源，提出大义，认为应追谥孔子为帝，意义非常美好；但臣愚昧而恳切，私下有一点不同意见。从前子路想让门人做孔子的臣，孔子尚且不赞成；如今孔子没有帝位却追尊为帝，恐怕并非先圣的本意。况且孔氏虽是圣人后裔，却属于异姓。详细考察古今旧例，除非是推尊五岳天神，或追谥祖宗同一血统之体，从来没有给异姓加帝号的先例。如果用这种显赫名号在天下发动舆论、惊动视听，臣实在认为不安。陛下若能深切采纳儒臣、老臣和近侍官员尊崇、推广道德的意思，折中他们的议论，亲自作出圣断，特诏有司把先圣的释奠升为大祀，使其位列郊祀、宗庙、日月、天神之后；礼乐和祭祀事务都增加并扩大，同时给孟轲、扬雄封爵、赐谥、立像，使他们陪坐配食，显然不同于武成王庙的祭祀，也足以显示陛下兴起儒学、尊崇老师、修养德行、阐明道统的宏大意旨。臣愚昧而任礼官，有幸奉行明诏、参与这次议论，不敢隐瞒自己的见解以苟且逃避意见不同的罪责，惟愿圣明裁断。【熙宁七年十二月，国子监常秩等人说：孔子之道，是万世帝王都应当师法的；历代君主虽知仰慕他的名声，却不能实行他的道，虽曾尊崇他的名号，却不能完全符合其实质。如今陛下阐明经术，陶冶成就天下士人，至于更新各项制度，又未尝不推究孔子的本意，可以说能够实行孔子之道；然而他的爵号仍沿袭……】唐代制度。臣等听说，皇是以道而言，帝是以德而言。孔子可以说是道德的最高成就者。应当趁盛明之时追谥帝号，以充分体现圣人的实质，符合尊崇圣人的本意；至于冕服、祭祀等事，请交给有司详细议定制度。又有人说，孔子之后能够阐明圣人之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孟轲、扬雄；但历代从未给他们增加爵号，也没有把他们载入祭祀典礼。请求在孔子庙庭建立他们的塑像，加授爵号，按时从祀，以符合陛下崇尚儒术的意旨。诏令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员详细议定后上报。于是翰林学士元绛等人说：考察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为盛大的圣人。虽然当时没有帝王之位，不能凭借权位推行其道，但他的道流传到后世，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没有人不以他的道为师、为用。因此他的德业盛大，不必等到议论之后才显著。唐代中间虽曾加给他王号，但在后世看来仍只是臣下的爵位，实在不足以仰称先圣道德的实质。请求依照国子监的请求，加尊帝号，确实合宜。至于冕服、祭祀等事，请另交有司详细议定制度。孟轲、扬雄出自孔子之后，能够阐明孔子之道、驳斥邪说，对后世确实有功。各自请求给他们封公爵，其余事项想一并依照国子监的请求办理。孔子原有的尊号还有未尽之处，请另赐改定谥号。李清臣当时任判太常寺，呈上这道奏章。上奏神宗，论孟子配享——林希 臣恭敬地看到，古代配享、从祀，只取有显著德行、建立功业，并且其道能够相互补成的人，不一定都采用同时代的人。例如蜡祭，以先啬为主神，同时祭祀司啬；祭祀先农，则以周先祖后稷配神农，勾芒是少昊氏的儿子，祝融是高辛氏的儿子。如今春秋祭祀，则以勾芒配伏羲，以祝融配大庭氏；迎接四时之气的日子，又让他们从祀。因此不同时代的人能够配享，已经很清楚了。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令把伏胜、高堂生、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位贤人，与颜子一起配享孔子庙堂，直到今天仍列为从祀。孟子在孔子门人之中，应当列在颜子一等。至于荀况、扬雄、韩愈，都阐发说明先圣之道，对学者有益，却长久没有配享，实在是礼典的缺漏。伏请从今以后举行春秋释奠时，以邹国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颜子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按照时代先后，列在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从祀。这样才可望上符合圣朝褒奖尊崇儒贤、完备修整祭祀典礼的意旨。附呈的检讨文书说：左丘明至范宁二十一人，都封为伯爵；如果准许上述请求，就请给荀况、扬雄、韩愈一并加封爵位。从国子监到天下各地的至圣文宣王庙，都塑造邹国公孟子的像，其冠服与兖国公颜子相同；仍把荀况等人的画像列入从祀之列。荀况位于左丘明之下，扬雄位于刘向之下，韩愈位于范宁之下，冠服各依其封爵。【元丰七年四月。此前晋州奏报，据雄州防御推官、知秀州崇德县事、充州学教授陆长愈的状文：臣听说朝廷近来下达诏命，追封孟轲为邹国公。臣有幸被推选，充任外学官以督导州学弟子，适逢圣明时代，崇尚儒术，推究道德的本源和阐明的缘由，认为孟子对圣人有功，特意加授爵号，不只是赐给土地、装饰庙祠而已，还要使天下学者知道尊崇的对象，不失学术归宿；这是当今最盛大的举措，也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天下幸甚。然而臣还有一点管见：臣看到每年春秋释奠先圣至圣文宣王时，以先师兖国公颜子配享，近来的制度又允许十哲分献。臣私下认为，朝廷既已封孟轲为邹国公，也应当让他从祀；因为爵位既然提高，礼数也必须不同。把他列在先师之列，礼遇就太隆；列在十哲之列，礼遇又太薄；只有与颜子并列配享才合宜。】

译至于座次排列，就不是陆长愈敢于议论的了。孔子得到颜回，是颜回亲见孔子而知其道；孟轲学习孔子，是孟轲通过听闻而知其道。亲见而知之，成为圣人之下第一人；听闻而知之，成为圣人的门徒。虽然时代不同，道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陆长愈认为应当并列配享的原因。若论认识先后的次序、所处时代的远近，门人和孔子关系亲近，颜回必然应当位居孟子之上；但孟子听闻先圣之道，排斥杨朱、墨子的学说，对后世有功，因而孟子也不应排在颜回之下。这就是陆长愈认为座次排列不是自己敢于议论的原因。请求今后春秋释奠时，让兖国公颜子和邹国公孟子一同配享；如果准许请求，就请下达礼部决定次序并制定成式。伏乞将全部情况记录上报。本州依据陆长愈的状文奏闻，得到诏令交太常寺决定。太常寺详细审察后认为：先圣文宣王、先师颜子配享，按次序从祀的都是孔子的门弟子。孟子的道理当然应当尊礼，但他与孔子相隔时代不同，难以同颜子并列配享；本官的请求难以议准施行。林希当时任礼部郎官，呈上这道奏章。上奏哲宗，论孔子后裔的五件事——颜复 臣听说，二帝三王的道，到孔子时才大为彰明，百家异说不能歪曲它，万世之后也不能使它昏暗。凡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既然接受了孔子的教化，就思量隆重报答，所以把孔子与社稷一同祭祀。自古以来都有土地和邦国，没有教化就不能建立；人一出生都想吃饭，风俗没有礼制就不能形成。由此说来，孔子的功劳轻重，也就可以明白了。历代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君主，又给孔子的后代授爵，使他们承袭美号，以彰显圣人的恩泽；赐给田地、供给禄米，使他们能够丰厚地奉祀孔子。然而制度没有确立，圣人的祭祀有时仍可能衰微。衡量今天可以实行的事情，主要有五项：一是专责祠享，二是优厚田禄，三是恢复庙户，四是掌管法则，五是训导子孙。所谓专责祠享，汉、魏以来，都由承袭侯爵的人专门主持祭祀。国朝乾德以来，曾下诏说孔子后裔应当世代延续，协助任职曲阜官员，以严肃按时祭享；又诏令承袭封爵的人应当常任邻近便利的官职，不得远离。近世家庙方面，孔氏虽然承袭孔圣公爵位，却多任外地官职，离开陵庙，名实不相符合；没有主持祭祀的责任，祭器礼豆等事务势必难以精心办理。请求今后承袭封爵的人，都按照入仕资序办理，留在本地奉行祭祀。如果其中有人才德特别出众，被朝廷选拔任用，或者升任通判以上官职，就从下一顺序应当承袭的人中选择一人，暂时主持庙事；如果没有嫡子承袭，就从近亲中普遍选择。汉代孔霸，元帝即位后成为帝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他上书请求奉祀孔子，元帝下诏用孔霸的八百户食邑祭祀孔子。所以孔霸把长子孔福送回鲁地奉祀孔子，这就是旧例。所谓优厚田禄，前代褒成侯、褒圣侯、崇圣侯、奉圣侯，食邑多至一千户；唐代曾赐百户作为采邑。国朝太平兴国二年，免除孔氏一家的租赋；到真宗朝，又增加赐田至二百顷。后来京东监司奏报，官府制定的岁课太薄，请求增加赐给良田，使孔氏之家自行开垦，或许可以仰奉祭祀、俯养家人，仅仅得到封公的俸禄。所谓恢复庙户，汉代以来，孔子庙有时用吏卒一百户守卫，有时又增加户数以备洒扫。国朝祥符年间，给近便户奉养墓地和庙宇，又给守兵；后来规定差乡兵五十人，称为庙户，以承担各种杂役。熙宁役法改革后，这一制度逐渐削减。如今差役仍照旧，请求恢复差庙户五十人，守卫、洒扫孔子庙，并充当王祀时的白直；其管理约束一概采用役人的法则，使人们不感到劳苦，乐于出力，也不违背圣师役使百姓的原则。所谓掌管法则，是说孔氏祭享时恭敬或怠慢、财赋是否平均、事务是否滞缓，都取决于一时主持家事的人；这使刻薄的官吏能够抓住缺失加以指责，因小过失而废弃大事业，原因就在于一向没有立法防止弊端。请求设置一名官员，或者就选择本县的佐贰官，掌管祭祀仪式、财用标准和役使类别；郡县按时考核，分别惩罚或奖励。这样弊端就能在尚未发生时消除，孔子门庭也会更加尊崇。所谓训导子孙，祥符初年曾赐给曲阜宣圣庙《九经》及其注疏、释文、史书、文集，并命本州选儒生讲授。祖宗赐给圣人后裔的恩厚，竟然如此深重；后人不能发扬阐明，以至于废弃失传，实在可惜。请求朝廷命有经术品行的官员，或者选拔儒生授予俸禄，使他们在阙里讲授，教诲激励孔氏子弟和乡里士人；这样有才能的人可以成才，懈怠者可以远离罪过，邹鲁的风教容易恢复施行，不只是能够保全祭祀而已。五项一并实行，那么圣朝崇尚儒学、报答根本的实绩，将淳厚纯正、长久不衰，远远超过前代。【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礼部员外郎。】上奏哲宗，请求确定子思的封爵——朱光庭 臣朱某奉准朝廷抽取查阅礼曹文书，取到礼部公案一件。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受都省送下宣义郎孔若防的状文，请求追封孔伋的爵号。本部曾八次发文给太常寺，令其查勘此事，但相隔多年仍未能结案。如今查阅这份朝廷文书，此事关系重大，仍请再向朝廷请示裁决。现已发牒礼部，催促其限期结案完毕，因而必须奏请。右件，臣私下详察孔若防陈请为孔子之子孔鲤的孙子孔伋封爵一事。古代封爵，有的依据德行，有的依据功勋，有的依据著述。孔鲤虽是孔子的儿子，但只是最早听闻《诗》《礼》的教诲，德行尚未显著，便早早去世了。孔伋字子思，曾向曾子求学，得到圣人之道的传授，著成《中庸》一书，流传万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只要都遵循这条道，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至于穷究性命之理，探求中和的极致，讲论天德的微妙，阐明至诚的妙用，孟子以他为师，后来才得到这种传承，他本来就不是荀子、扬雄、韩愈所能企及的。荀子、扬雄、韩愈尚且都得到过圣朝分封茅土的爵位，唯独没有涉及子思，实在是礼典中的缺失。伏望朝廷特意下诏给礼官，议定子思的封爵，以彰显朝廷尊崇、弘扬圣道的用意，这正是盛大的德政之举。伏乞圣上仁慈，特赐施行。

译贴黄：从前孔子在鲁国做官，位居大夫之后，孔鲤本来没有承袭封爵的道理。后世以王者之礼尊崇孔子，如今特意厘正承袭封爵之制，使其归属于孔若防，这才合乎礼制。又因为经书中提到孔鲤的地方，只有教导学习礼仪的训诫，他的德行并未显著于世，又早早去世。子思则传承圣人之道，并将其彰显于世；孟子以他为师，后来才得到这种传承。荀子、韩愈、扬雄固然都未能窥见他的深奥。如今圣朝封赐孟子、荀子、韩愈、扬雄，唯独没有涉及子思，按义理来说实在不够。伏望圣上仁慈，特意厘正子思的封爵，使尊崇儒学的道统永传万世。【元祐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群祀 胡宿上奏仁宗，论述修建火祀 臣谨以为，火正阏伯的祠庙在南京，这里是本朝受命兴起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却一直没有设置祠官，臣实在替朝廷惋惜。考察《春秋左氏传》记载：“高辛氏的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住在旷林，兄弟不和，天天动用武器相互征讨。后帝认为这样不好，便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所以辰星又叫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所以参星又叫晋星。”《襄公九年传》又说：“陶唐氏的火正名叫阏伯，住在商丘，祭祀大火，并以大火来记录时令。”况且五行之官，所祭祀的都是尊贵的神，每年按五个时令祭祀，称为五祀。火正又配享于火星，是因为他对百姓有功；祭祀火星时，也一同祭祀他。《汉书》说：“古代的火正，就是掌管火政的官，负责祭祀火星，施行用火的政令。”暮春时节，黄昏时心星出现在东方，咮宿七星、鸟首正对南方，便开始用火；暮秋星辰隐没，便停止用火，以顺应天时，救助百姓免受疾病侵害。大辰就是房、心、尾三宿；大火也叫大辰。《周官》记载，保章氏的职责，是依据星宿分辨九州土地和所封疆域，每个地域都有相应的分野星宿。郑玄引用十二次的分野，说大火对应宋国。《左氏传》也说：“宋国，是大辰星分野的旧地。”《汉书·地理志》说：“宋国属于房宿、心宿的分野。周朝把微子封在宋国，今天的睢阳就是那里。”考察《图经》说：“商丘在宋城县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长二百步，如今阏伯的祠庙正建在它的上面。”大概房宿、心宿是天帝的明堂。太祖皇帝在这里受天命，统一天下，以宋为国号，并以火德来纪念德运，京城建在梁、宋两地的郊外，正处在房宿、心宿的分野，因此大火之精、阏伯之灵，对国家所施加的福佑荫护一定很深。然而传承、序列历代四位圣王时，却没有给他们享受祭祀。祥符年间重新举行大礼，恭敬礼拜各方神灵，即使偏远地方和远方国家、山林中的祠祀，没有经典依据而偶然列入祀典的，尚且按王公的爵位排列等级，增加祭牲和供品的规格。大火、阏伯所在之地，是国家蒙受福佑的地方，又是陶唐氏的火正；宋朝兴起八十年来，主管祠祀的官员却没有上报，这是有关部门的缺失。又考察《左氏传》《国语》，董因在黄河边迎接晋文公，文公问：“我能渡过黄河吗？”董因回答：“君主出行时，岁星正在大火星宿，这是阏伯之星，称为大辰；大辰出现，能够成就善道。” 又说：“继承祖先的事业，就像谷物不断繁茂。”韦昭认为，辰星是农事吉祥之星，是周朝先祖后稷经营农事、成就善道的象征；子孙继承祖先，就像谷物不断繁茂。由此推论，东方七宿中的房宿、心宿，都有农事吉祥之星的称呼。若能依照旧制修建古祠，清洁坛场，派遣近臣亲临祭祀阏伯，不仅是整治、恢复火正之祀，也足以祈求年成丰收。以陶唐氏遗留下来的旧祀、祖宗以来缺失的礼典，一旦由陛下扩大并恢复，使之成为万世法式，留传给子孙，永远赐予纯厚的福祉，臣不胜惶恐期待。【康定元年上奏，当时任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诏令太常、礼部陈述意见：阏伯是尧的火正，确实居住在商丘，主管祭祀大火，能够恪守其职。后世沿袭这一制度，把他作为尊贵之神祭祀，配享火星，也如同周弃配享稷神、后土配享社神一样。历经千年，终于成为专门的祠祀。祖宗以来，郊祀上帝时，大辰已经列入从祀。阏伯庙每逢赦文颁布及春秋两季，便委派京城有关司署的长官恭敬地献上沃酒祭奠；这些都是有等级的祭祀礼典，从来不能说是缺失。然而国家拥有天下的国号，实在根本源于宋地；五运的次序又感应于火德，理应依托兴王之地和商丘旧址，建造坛祧，按等级祭祀大火，让阏伯配享。每逢辰月、戌月这两个出纳之月，便由宫中降下祝版，诏令留守司长官奉命主持祭祀，笾豆、祭牲、币帛的规格可以比照中祀。虽然这不是旧有章程，却是特意表示新礼。阏伯旧庙以及坛祧的制度，请按照胡宿原先的奏议，由官府负责修缮崇奉。至于有人说近年国家屡遭火灾，应当派使者前往告谢，但灾异的消除和复发，关键专在君主的德行，恐怕还不能施行这一建议。】张方平上奏神宗，论述出售祠庙 臣伏见司农寺奏请颁下新制度，规定各处祠庙一律按照坊场、河渡出售的办法，召人承买，收取纯利，由本府勘验查核。在本府及所管辖地区的祠庙五十多处，不久前已经依照此令施行。其中有阏伯庙、宋公庙、微子庙，已经由百姓承买。阏伯庙缴纳钱四十六万零五百文，微子庙缴纳十二贯文，都是三年为一界。臣私下认为，阏伯远在唐尧时期就被迁到商丘这片土地，主管祭祀大火，而火德正是国家所凭借的盛德；本朝历代都尊奉他为大祀之神。微子是宋国最初受封的君主，在这里开国，也是本朝受命建号的缘由之一，记载于礼典，垂示于明确法令，理应整洁祠庙，按时奉祀。又有双庙，供奉唐代张巡、许远，他们凭孤城战死于贼寇之手，正是所谓能够捍卫大患的人。如今既然允许承买之后，小人只以谋利为事，必定会在其中招集人众，经营杂乱冗余之事，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轻慢神灵、亵渎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听说，凡拥有天下的人，都应祭祀百神，所以各种祭祀都要有等级，即使没有明文，也应谨慎办理群祀。先圣先王用来对鬼神表示恭敬的道理，以及用来治理国家、安定万民的教训，《六经》已经完备地记载了。因此说：“能够掌管神明和上天，使他们成为神灵的主宰。”这就是人君的职责。

译如今每年只收取微薄的钱财，却严重损害国家体统，臣愚昧地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将这三座庙留下，不再出售，以符合国家严肃恭敬地奉行祭祀、追慕崇尚前代英烈的本意。【熙宁九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应天府。皇帝批示：司农寺出售天下祠庙，使国家受辱、亵渎神灵，这件事尤其严重，应立即命令今后不再施行。司农寺有关官吏，令开封府弹劾。又批示：擅自出售祠庙的首要人员，已经弹劾定罪。赦令之后没有察觉并举发、改正的官员，也一并弹劾。又诏令司农寺、市易司创立、改定条制，一并进呈听取裁决，不得单方面拟定后施行下发。】颜复上奏哲宗，请求考订、订正历代的祭祀 臣听说，礼制有时失于适中，宁可过于厚重；但过分厚重积累起来，就不能传之久远。国家的大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所谓礼，就是已有举行的礼仪不敢废止，已经废止的礼仪也不敢擅自恢复。这话固然显得厚重，但都是以先王所立的法制为根本而说的。夏、商、周三代之时，也有不合正礼、令人怀疑的祭祀，由圣人按照义理裁定，是正确的就保留，不正确的就废除，这才是天下不可更改的通用法则。即使有高才强辩之人，也不能把应废的恢复、应存的废止。近世拘泥的儒生不考察礼制的本义，抱持“宁可厚重”的疑惑论调，说历代祭祀有些出自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流传下来的说法，有些是当时君主迫于情势采用乡野儒生毫无根基的学说，有些源自纬书、谶书等妖妄之书，有些是诸儒解释经义时一时的臆见、穿凿附会，有些取自传记及非圣人所作的杂书，有些则本于方士、术士关于禳解、阴阳和禁忌的术法。既然把这些说成不敢废除而与常祀一同施行，那么百姓就疑惑是否值得出力，祝辞多有惭愧之语，有司奔走办理，无法忍受这种琐碎烦扰。学者看到这些，也就没有人探究礼制的本源。即使斋戒整洁、穿着盛服，思念神灵如同神灵在眼前，献上美玉、吉祥币帛，准备丰盛的祭牲和洁净的黍稷，至高神灵也不会因此荣耀。国家沿袭唐朝旧制，有所增加而没有减少。皇帝陛下敬畏三灵，勤勉谨慎地主持群祀；太皇太后陛下以光明德行感通神灵，使天下各方都蒙受福佑。只是历代祭祀的弊端还没有深入考察、明确辨正，这正是通晓礼制的人在盛世中日夜忧思不已之处。伏乞下诏礼官，考察经籍以订正礼制；凡是出于纬书、诸儒偏曲学说、上古污杂朝廷的苟且制度、诸子所疑的礼制，以及道士祈醮和方士厌胜之术，一律删去。这样以后，大大小小的群祀都符合圣人的制度，施行时没有亵渎轻慢的嫌疑，奉行者也免得显出疲倦厌烦的神色。即使是低洼污水，也可以用来进献；黍稷只要洁净，就足以馨香。上帝便会安然享用，百神也会来享受祭祀，四时没有灾害，宏大的福祉一同降临。何况这是礼成乐备的时代，因此臣冒昧地恳切陈说，希望陛下留意。只要陛下留心，臣与通晓礼制之士就不胜大愿。【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 礼乐门 朝仪 张洎上奏太宗，论述入阁图 臣奉中书札子，承奉圣旨，命入阁图应由史馆修撰杨徽之等四人将旧图对照查核，把错误的文字改正，修订完毕后再送交阁门。臣认为，朝廷的典章法令，简册中都有保存；但近代因循旧习，多有违背旧制。如今陛下因为担心入阁图中文字有误，再命人对照校订，可见圣上对于临朝仪注极为谨慎慎重。臣有幸因奉诏命，冒昧陈述自己管见中关于礼仪沿袭和变革的一些看法，唯请明主裁量。臣认为，今天的乾元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在周代称外朝，在唐代称大朝；冬至、元日陈列全副仪仗，朝见万国使臣，都是在这座殿举行。今天的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在周代称中朝，在汉代称前殿，在唐代称正衙；凡是朔日、望日起居，以及册立、授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接见四夷君长，考试制科，接见科举中式之人，都在这座殿举行。今天的崇德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在周代称内朝，在汉代称宣室，在唐代称上阁，也就是逢单日举行日常朝会的殿。过去东晋太极殿设有东西二阁，唐代设置紫宸上阁，正是仿效这一制度。况且君主恭敬自持，面向南方，迎着光明治理天下；紫宸殿和黄屋车都是至尊至重之物，所以出巡时有盛大的大驾仪仗和扈从，临殿时有严整的钩陈羽卫。所以即使是逢单日的日常朝会，也仍然要陈列仪仗。前代称为入阁仪，大概是因为逢单日皇帝驾临紫宸上阁时，先在宣政殿前陈列黄麾、金吾等仪仗；等到有关人员核对完毕，传呼仪仗入内，便从东西阁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阁。如今朝廷暂且把文德正衙权宜地当作上阁，实在很不合典章制度。何况国家大力承继正统，天下太平，所有典章制度都应有所损益，唯独临朝视事的礼仪仍沿袭旧习。我私下看到，长春殿正好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场地连接横街，也十分宽广。伏请改建此殿作为上阁，作为逢双日陈列仪仗、临朝视事的场所。崇德殿就是唐代的延英殿，应作为逢双日平常听取政事、裁断事务的地方，这样临朝御殿的制度才完全符合前代经典。如今舆论竟把入阁仪注说成朝廷非同寻常的礼仪，实在毫无道理。臣私下考察旧史，中书、门下和御史台称为三司，是侍从供奉的官员。如今逢常朝之日，侍从官先进入殿廷，在东西两侧站定，等到正式班次入内，便同时行起居礼；而侍从官却东西相向行对拜礼，这很不合臣下北面朝谒的礼制。现在请求按照旧仪，侍从官先依次入内行起居礼，完毕后在左右分列，站在丹墀之下侍立，所以称为峨眉班；然后由宰臣等正式班次进入。由宰臣率领正式班次入内行起居礼，这样可以免除侍从官东西相向对拜的过失，也能遵守正规的礼制。臣又听说，古代君王亲自勤理各项政务，临朝次数的多少，要视政事的繁简而定。唐朝刚受命时，五日举行一次朝会；景云初年，又恢复贞观年间的旧例。自天宝年间战乱兴起以后，四方多有变故，从肃宗以下，都在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单日如果遇到严寒、酷暑、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由宰臣以下奏报、复核公事，便临时特开延英殿召见对答；有时蛮夷入贡、功勋大臣回朝，也特意开启紫宸殿接见。陛下自登上大宝以来十五年，从未有一天不是鸡鸣即起，听理天下政务。这样固然体现刚健不息，是上天之德的常道；但出游休息，也同样是圣人的训诫。倘若君父在上面焦劳，而臣子在下面缄默不言，或者不能舍身碎首、从国家大体出发据理力争，那么忠贞刚直之心就有所未尽。臣希望陛下依照前代旧规，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单日遇到严寒、酷暑、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在大官进食之后，于崇德、崇政两殿召见宰臣及常参官以下。若遇非时蛮夷入贡、功勋大臣回朝，也特意开启上阁接见，并请依照前代旧例办理。臣听《易经》说：“圣人长久遵行自己的道，天下就会教化成功。”如果行动和静止都有常规，安逸与智慧相互调养，日夜忧劳，那么就应亲自处理政务；如果端坐拱手、处于清静之中，就可以在深沉寂默中安养精神。这样一来，圣君面向光明、登临帝位的治理，就能使劳逸相互均衡，崇高明朗配合上天，广大厚重配合大地，长久而无边无际。臣先前奉朝廷命令，忝居馆职，国家的礼仪制度本应参与详议。如今趁文思清明之时，献上这些浅薄而无用的意见，倘若能稍有补益，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淳化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谏议大夫。起初，太宗认为入阁旧图承袭五代草创时期礼仪不完备的状况，于是命杨徽之等讨论旧例，另绘新图。十二月初一，终于在文德殿举行了这一礼仪。张洎与杨徽之等共同撰定新仪后，又独自上奏了这篇奏疏】上奏仁宗，请求参考先天年间的制度，在前殿听取政事。宋绶 臣伏见，皇帝五日一次驾临承明殿，垂帘听取奏事，常常直到太阳西斜。唐代五日一次开启延英殿，只同宰相和近臣议论政事。如今承袭祖宗的基业，旧有制度都具备，斟酌折中、制定制度，正是现在的事情。唐先天年间，睿宗作为太上皇，五日一次听朝，处理军国大事，以及三品官以上的任命，裁决重大刑狱；唐明皇每天听朝，任命三品以下官员，裁决徒刑。请命中书、枢密院参照先天年间的制度，从今以后，除军国大事和重要任命外，其余事务都在前殿听取裁决，臣僚也只在前殿入对。【天圣九年，太后称制已久，仁宗从未独自接见群臣，所以宋绶上奏此疏；因此违逆太后心意，从翰林学士改任龙图阁学士，出任应天府知府】司马上奏英宗，论述后殿起居 臣私下见国家一向以在垂拱殿、崇政殿举行朝见为便利：乘舆每天早晨先到垂拱殿，退朝后再到崇政殿。因此，侍从近臣已经在垂拱殿行起居礼的，除非有职事需要奏对，否则便不再到崇政殿。近年以来，乘舆隔日才到垂拱殿，有司没有弄清事情的始末，便下令学士、待制以及两省官员只赴垂拱殿，而不赴崇政殿行起居礼。近来因为山陵工程尚未完毕，乘舆不再到垂拱殿，已经将近一个月，学士以下于是废止了行起居礼。哪有名为侍从近臣的人，动辄超过十天不能瞻望皇帝？臣恐怕朝廷的礼仪从此相沿，逐渐更加错误。希望今后乘舆到前殿时，也命令学士、待制以及两省官员到后殿行起居礼；如果认为太烦琐，就命令每两天行礼一次。【嘉祐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宰臣押班完全依照旧制。司马光

译臣恭敬地看到五月七日的敕文，其中说依照四日的手诏：今后宰臣到文德殿押班，春分以后如遇辰牌时，秋分以后如遇辰正牌时，若垂拱殿处理政事尚未退朝，只命人传报宰臣，不再让他们到文德殿押班；其余日子一概依照祥符年间的敕命施行，永远作为定制。此前下令太常礼院详定的文字，既然不再施行，臣私下见从来垂拱殿处理政事，等到中书、枢密院以及其他臣僚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初的，秋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正的。自陛下即位以来，只有近来因服药，曾在辰牌以前乘舆起驾入内，其余时间都在辰牌以后。这样看来，从今以后没有特别政务的日子，宰臣将永远不能到文德殿押班了。臣私下认为，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臣是百官的师长和表率，百官既然在那里按常规朝见，宰臣按理就应当押班；这本是前代的旧规，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动。如今正是陛下即政之初，除非事情关系重大利害，否则恐怕不必更改旧制。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宰臣完全依照本朝旧制押班。如果陛下因为以前已经下过手诏，一定要限定时刻，那么请求改为：春分以后遇辰正牌时，秋分以后遇巳牌时，宰臣到文德殿押班，并依照本月四日的指挥施行；这样或许还不至于使这一礼制彻底废弃。【治平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于是下诏规定，今后春分、秋分以后遇辰正牌时，若垂拱殿处理政事尚未退朝，宰臣不再到文德殿押班，其余仍依照此前的指挥】上奏神宗，请求厘正文德殿正衙的制度。满中行 臣恭敬地看到，文德殿正衙的制度还存在，但常朝只剩下空名，横行也成了错误的惯例；有司没有及时申请，未能加以厘正。两省官员、御史台官以及文武百官到文德殿，分列东西相向而立，由一名宰臣押班；听到传令“不坐”，便再拜退下，这叫作常朝。遇到休假以及连续三天以上的休假，应该到内殿行起居礼的官员全部集合，这叫作横行。自宰臣、亲王以下，凡是应当入见、谢恩或辞行的人，也都集合到文德殿，这叫作过正衙。然而，在京城办理事务的官员，按例都因另有敕令而免于参朝；宰臣押班近年也已经停止；武班诸卫，本朝又不常设置，所以如今参加常朝的，只有御史台官和审官院待次的阶官而已。现在在垂拱内殿，宰臣以下既然已经每天参见，而文德殿的常朝仍然没有废止，这种颠倒错乱，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至于横行、参假以及入见谢恩辞行的官员，先到正衙，虽然是仿效唐代旧事，但也必须等到天子临殿的日子实行才可以。有司没有及时申请，未能厘正。希望特地下达指挥，先行将这些制度罢除。【元丰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诏令下给详定官制所；该机构说：如今天子每天在垂拱殿听政，接见执政官及内朝臣，而又在别殿宣敕却不临坐，实在是因循沿袭的错误。】此外，身兼执事的升朝官五天才到一次行起居礼，而没有职事的官员反而每天参朝，参见频率的区别尤其不恰当。又如辞见、谢恩，既然已经入见天子，随后再到前殿正衙相对拜礼，本来就是徒具形式。若连续遇到朝假，百官自然会到大起居参见，不应再有横行参假。满中行请求罢除常朝以及正衙、横行，朝廷因此采纳了他的意见。】燕飨 上奏仁宗，论述正旦日食，请求停止宴会。富弼。臣学识浅陋，才干见识平庸懦弱，却错误地蒙受提拔，充任谏垣之职。如果有所见闻，怎敢闭口不言？臣认为，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太阳发生日食，君主便应恐惧自省，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白色衣服，避居正殿，寻求政务中的失误，并允许百官上封事。日食发生在平常时日，已经被认为是不吉，何况发生在岁旦，尤其是严重的灾异。今月一日下午，臣恭敬地看到太阳亏蚀，众人都仰头观看；考察历代典籍，这可以说是重大的异常。臣私下听说戎使住在馆舍，想要参加今天的御宴。如果按照平常礼仪，陈设丰盛膳食，演奏音乐，就是看重敌国而忽视上天的警告，完全没有恐惧警惕之心。臣认为陛下这样做很不妥。假如臣子有过错，陛下不想立即加以责罚，只是暂且表示警戒勉励，但臣子却完全没有忧惧怜恤之意，仍旧懈怠如常，陛下会怎样恼怒他呢？上天对陛下存心告诫，也是如此。希望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停止这次宴会。或者恐怕既定制度不能立即停止，那么就应当让戎使回到馆舍，改日派近臣押送御筵赐给他们。又恐怕戎使已经入席，难以中途停止，那么即使按照今天的安排，只撤去音乐，也没有什么妨碍。这样不能说是大惊小怪，也不能说是轻率。天象显示灾异，万民都看见了；停止宴会、撤去音乐，不出内庭，并不是大惊小怪。挽救上天降下的灾异，只怕行动不够迅速；体察上天的用意，也不能不深切。看到变异而戒慎自持，应当立即实行，并不是轻率。这样做，对上可以表示对上天警戒的敬畏，对下可以安慰取悦人心，也能让戎人看到陛下修养德行、消除灾害；传到外族耳中，也足以成为极大的美事。僧道的法事，一概不要举行。此外还请求陛下早晚戒惧，以消除变异，这样既是圣躬无穷的福庆，也是宗社无穷的祥瑞。臣的愿望实在难以尽述。昨日申时至未时，臣赴馆，在街道之间看见这次日食；到了夜里才投进奏章，来不及恭敬地等待陛下的慈谅，伏望宽恕臣仓促急迫的罪过。【康定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久旱，请求停止听乐和上寿。富弼。臣于今月二日率领百官拜上第二表，请求奉上陛下尊号并请陛下听乐。今天早朝降下第二道批答，拒绝所上的尊号，已经截断了后续章表。在朝的数千人无不相互顾视、赞叹不已，说古代帝王即使是德行极盛的，也没有谁能超过陛下。陛下即位不久，天下各方歌颂陛下的事情已经多得说不完。如今又做成这件事，人们更加心悦诚服。如果这样的美德和利益接连不断，从朝廷内到朝廷外，从士大夫到百姓，彼此转告，那么还忧虑什么天地灾变不断呢？臣内心实在极其欣喜，庆贺陛下非同寻常的美德。然而，听乐的请求虽然已经批答不准，却还没有下达截断章表的指挥。臣私下担心陛下慈悲，不愿立即拂逆众人的心情，或许还会容许再上奏一两次才停止。又担心陛下按照服丧期满的常典，不得已而暂且顺从众人的请求；这就是臣所以再次竭尽愚见，私下有所陈述的原因。初二日，臣与曾公亮以下官员一同听到宣谕，说因为久旱不下雨，还想避居正殿以自我责罚。臣退下后惭愧恐惧，几乎无地自容。然而臣下即使有千万人之多，忧惧到要死，终究也不如陛下一人内心发出至诚，戒慎自持、修养省察；那样立即就可以感动天地上下的神祇。过去周成王不知道周公的圣德，天上雷电大作，狂风拔起树木，吹倒禾苗；成王醒悟后出郊祈祷，随即天降大雨，风向反转，当年便获得大丰收。

译宋景公时，荧惑星停留在心宿，宋景公以三件善事自我辩解，荧惑星也立即退行离开了原来的度数。由此可知，君主修养德行可以消除灾变，上天的回应就像回声应声一样迅速，只怕诚意还没有达到罢了。自去年秋天以来，灾变特别异常，人心惊恐，到现在仍不得安宁。平常的上天谴告，尚且需要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难道如今反而要在陛下诞辰之日，让百官举杯祝寿，举行听乐作乐的欢宴吗？圣意是因为北方使者住在馆舍，想暂且遵循常礼。臣认为，正当这个时候，正是陛下凭借中国的广大、天子的尊贵，推行最高的德行，向敌国彰显的时机。臣记得仁宗康定元年发生日食，正旦又逢日食，按照当时日者的说法最为不祥。臣当时任谏官，立即上章请求避居正殿、撤去音乐，以回应天变。为北方使者贺正，只命令在馆舍设宴，而参知政事宋庠极力劝仁宗不要采纳臣的意见。臣后来另择日期当面奏道：“前日朝廷已经拒绝派遣使者前往敌国，恐怕敌国朝廷如果举行这样的礼仪，那将大大成为中国的羞耻。”过了很久，奉使者回来，果然说那天敌国君主传宣发生日食，皇帝不听音乐，只命令在馆舍设宴款待南方使者。仁宗想起臣先前的奏章，深深感到悔恨，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如今关于听乐的请求，希望陛下也像拒绝尊号那样，拒绝而不接受；至于诞节上寿，也请求暂且停止。这样对上可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对下可以安慰取悦人们的愿望。陛下的至诚至德，谁能说不能感动天地？这也可以使敌人知道，中国天子的作为与平常相差万万。【熙宁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奏神宗，论述诞辰停止宴会而应验降雨。富弼 臣今天与曾公亮以下官员商议，准备在十五日拜上章表。陛下亲临正殿听乐、恢复膳食，这实在是臣子最诚挚的愿望。臣等不能不请求，陛下也不能不答应。然而臣私下观察，陛下近日戒惧谦抑，深刻地自我责备，即使古代圣明的帝王也没有超过陛下的。陛下向上天作出的回应，不能说不周到；上天对陛下的报应，也不能说不迅速。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这三件大事确实符合典礼。但陛下至诚的发露，只有在诞辰之日特意停止举杯祝寿，最为恳切。因为这件事容易被谄媚之人拿来进言，上下也容易因此受到迷惑，而陛下聪明英悟，断然不疑，立即降下诏书，当天宣布。正因为这一件事，天地很快受到感动，当天便降雨，幽冥神灵也降临回应，仿佛就在眼前。圣意与天心相合，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人心欣喜，和气顿时产生。何况让戎使每天看到中国的非凡事迹，这尤其是陛下非常的福庆。然而臣极为欣喜的，还不只是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连年以来灾变实在太多，朔方发生地震尤其令人惊骇，我时时看到奏报，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上天有其常道，灾异必不会无故发生。臣为朝廷深深忧虑。如今陛下一旦发出至诚，实行难以实行的事情，上天立即给予报答，明白而卓越地向天下显示；由此才知道天意对宋朝的德行谆谆告诫并未厌弃。只要陛下继续恐惧修省，常常唯恐做得不够，远离奸佞，亲近忠良，恭敬畏惧上天，始终不改，那么灾异就可以消除，太平也可以实现。这就是臣之所以极其欣喜，而且欣喜更甚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降雨而欢喜，却应当因为连年以来的灾变而恐惧，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切举动都常常遵循义理，与上天相接，仿佛上天近在咫尺，始终保持敬畏和警惕，早晚不可疏忽。像诞辰日降下甘雨这样的应验，从今以后一定会常常出现。如果不是这样，逐渐产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天意和人事就实在难以预料了。修养德行便能如此迅速地招来降雨，万一德行有所损害，灾害的应验难道会迟缓吗？只有陛下念念不忘这些，才是天下的幸运。如今章表中所请的事情，或者命令我们再三请求后才答应，这样贵在首尾相互呼应。【熙宁二年四月上奏。神宗亲自批下手诏答道：“义理忠贞，言语正直，文辞简洁明白；如果不是出于爱护君主、心存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我岂敢不把它放在案几和席位旁，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自戒？还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不难消除，太平很快就可以实现。”】上奏神宗，论述诞辰停止宴会而应验降雨。富弼 臣在今月十四日，因为撰写札子上奏，请求上表请陛下听乐、恢复膳食、返回正寝，因而进献愚见，请求陛下不要因今天出现感应而欢喜，而应当因连年以来的灾变而恐惧，更加修养圣德以回应天意。十五日夜里，夜漏过了初更以后，臣恭敬地接到陛下特意从内廷降下的一封诏书；陛下亲笔书写，秘密地发布深沉的诏旨。臣捧读之时，惊喜交集，诏书大略说：“把它放在枕席旁，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自戒。”臣狂妄浅陋的见识，哪里值得承受圣意如此深厚的恩意？从前汉文帝把臣民的上书集中装入袋中，作为殿上的帷幕；唐明皇把《无逸图》绘好置于内殿；唐宪宗把自古以来君臣善恶的事迹画在屏风上，陈设在便殿。臣拿今天的陛下与这三位君主相比，陛下远远超过他们，为什么呢？上书囊所贮存的只是天下人的议论，《无逸》篇只是周公的言辞，屏风上所画的君臣事迹只是古代先贤各种劝戒的汇集。如今陛下只因为臣一个狂妄平庸之人的言说，便立即把它放在枕席旁，这正是所谓先从郭隗开始、以千金买马骨的意思。如果果真有贤能之人出世，为朝廷谋划天下大事，那么陛下将怎样礼待他呢？臣所以说陛下远远超过这三位君主，原因就在这里。诏书又说：“还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不难消除，太平很快就可以实现。” 这正是臣尤其感到警惕恐惧的地方，臣战栗出汗直到天亮，不能入睡，整天不吃东西。臣本来是什么人，只是承蒙陛下错误听信，交付给我重大的权柄。臣先前在政府任职时，意气虽壮、志向虽锐，又能有什么补益呢？如今臣又患病，气力和志气都已衰耗，陛下还能对我有什么期望呢？然而臣不敢不努力，只能每天勉强支撑病体，稍微报答陛下任用臣的本意。只是恐怕才能和学业浅薄，尚且不能赶走眼前的事务，何况谋求治道、实现太平呢？更何况消弭天灾、建立太平呢？只是臣图谋报答陛下的心，至死才会停止，难道会改变今天的志向吗？不过臣从前已经曾为陛下粗略陈述过其中一二，臣只能把朝廷的得失告诉陛下而已。若一定要转祸为福、转灾为祥，必须在陛下信纳臣的主张并大力实行，修养最高的德行、竭尽最高的诚意；这样才可以感动天地，招来善良的应验。《尚书》说：“皇天没有亲疏，只辅佐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施惠之人。”又说：“民众没有恒久不变的怀念，只怀念仁爱之人；鬼神没有恒久不变的享祭，只享用能够竭尽诚意的人。”陛下向上侍奉上天，向下安定百姓，修养最高的德行，推行最高的诚意，这些都是每天必然要做的事情，片刻也不能离开。若离开这些，想要消弭天灾、实现太平，就遥远了。

译而且还不只是遥远，董仲舒所说的“上天降下灾害却不知道反省，出现怪异却不知道改变，伤害和败亡就会到来”，臣恐怕一定会发生。还希望陛下忧劳勤勉、警戒振作，早晚不懈。上天在上面监察，百姓在下面响应，那么陛下就可以安稳地放下枕头而睡，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了。臣像犬马一样的诚恳，笔墨和言语都难以表达尽。【熙宁二年四月上奏】上奏哲宗，论述亢旱，请求停止春宴。曾肇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各路遭受灾荒歉收，京西、陕西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冬天多次得到瑞雪，粟和麦长得十分茂盛，饥民嗷嗷等待这些庄稼来救济自己；但降雨没有按时到来，旱气已经形成，麦苗枯萎发黄，势必将要干枯死亡。即使有些地方获得收成，所得本来已经不多。如果饥荒接连到来，公私双方都将受到困弊，那后果将无法言说。这正是君臣戒慎自持、畏惧上天、忧虑体恤百姓的时候，但朝廷却安然无事，似乎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这是天下都知道的，难道忍心让百姓辗转流离、死于沟壑吗？恐怕是上下受到蒙蔽，只想宽解圣心，说只是雨泽稍有失误，还没有达到危害事情的程度。宫禁深远，陛下怎么能完全知道呢？臣等忝任从官，不敢随众附和、隐瞒不言，谨此略尽微薄的补益，希望能够对陛下的万分之一有所帮助。臣恭敬地看到，已经定于今月十七日举行春宴。臣愚昧而恳切地认为，天灾正开始发生，百姓的粮食尚未充足，却在这时君臣共同饮食宴乐，恐怕不能消除天灾、引来和气。希望陛下特意赐下恩德之言，停止春宴，使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人心既然喜悦，上天的意旨也会顺遂，一定会有丰厚的雨泽应声而至，还足以挽救将要死亡的麦苗，使人重新获得丰收的希望。不过停止一天的享乐，却能成就一整年的功业，这取决于圣心，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只希望陛下留心，不要忽略此事，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此前春季发生旱灾，李常请求停止宴会，执政没有实行。三月十五日，曾肇与彭汝励一同上奏这篇奏章，十六日批示停止宴会】临幸 上奏仁宗，论述阴天降雪，请求停止上元节放灯。欧阳修 臣以为，上元节放灯并不出于典礼规定，大概只是沿袭前代流传下来的习俗，都是为了顺应众人的心愿，想和百姓同乐，所以勉强出宫临幸，并不是为了游玩嬉戏。若是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把它作为乐事，也合乎人情。可是今年立春以来，天气阴寒，雨雪不断，百姓失去生计，坊市冷落寂静，因寒冻而死伤的人不少，柴炭和食物的价格增加了一倍，百姓正忧虑受冻挨饿。臣在本府每日阅览公事，其中有投井、投河而未死的人，都说是因为贫寒，自己寻求死亡之处。今天又有一名妇人冻死，她的丈夫不久也上吊自杀。臣私下想，里巷中失去生计、无所依靠的人，哪里数得清呢？昨天圣上施恩，派官员分发钱财，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眼下阴雪还未消解，即使马上放晴，坊市也难免泥泞不堪，圣驾所经过之处还要冒着风寒。何况目前又因日食之灾，圣上避居殿外、减少膳食，圣心忧惧，这一点内外都知道。臣想请求特意取消放灯；至于每年例行的酌献礼，如果到那天还不能放晴，也请派大臣代理行礼。所有目前准备供奉圣驾游幸以及修路的事项，还有受寒受冻的士兵，也请一并停止遣罢。这样或许可以稍稍符合陛下敬畏上天、忧虑百姓的心意。【嘉祐四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司马光上奏仁宗，请求停止上元节连续数日的游幸。臣等恭敬地看到，今年因为祈谷祭改期的缘故，车驾都将在十三、十四日临幸各寺观。臣等私下认为，上元节观灯本来不是典礼规定，只是因为时和年丰，想和百姓同乐，作为太平盛世的壮观罢了。去年四方各州多遭水灾旱灾，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流离在道路上。臣料想陛下对此从未忘怀，只恐有关官署不明白大礼的意义，一味沿袭旧例，毫不减省，不能符合陛下像父亲爱护百姓的心意。而且连续数日游幸，对圣体也很是劳累。伏望陛下比照每年旧例，特意减少游观的地方，以此怜悯抚恤下民，安养圣体和精神，天下幸甚。【嘉祐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彭汝砺上奏神宗，论述饥荒和疫病，请求停止上元节放灯。彭汝砺 臣查访得知，今年上元节游宴的惯例都照旧举行。臣想到，自己独自享乐，不如和别人一起享乐；少数人享乐，不如和众人一起享乐。所以古人在荒年施行救荒政令时，就减少娱乐；遇到重大变故和大灾难时，就停止娱乐。大概只有能够和天下人共同承担最大的忧患，才能和天下人共同享受最大的快乐。臣又想到，干德年间的灾祸，使广西几乎全被毁灭，官吏遭到屠杀，尸骨还没有收殓；连年京师、淮南、江南、浙江以及东西各地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多达数十万，病人还没有康复，流散的人还没有返回，聚集在道路和乡村，已经有些地方荒凉得成了狐狸豺狼出没的废墟。威茂一带的军队尚未休整，洮州、陇右的战事又重新开始，十万士兵驻扎在瘴气弥漫之地，其中因战争和疾病死亡的很多。孤儿寡妇哭泣，孤苦无依的人悲啼，在道路上彼此呼号，又在万里之外招魂；灾害和变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古人在这种时候，不敢在一顿饭的短时间内私自宴饮作乐，而陛下供应陈设、举行宴游，仍然沿用过去的旧例，没有听说有所减省。臣认为，这不是和天下人同乐的意思。臣知道陛下有尧舜那样的仁德，爱好恭敬俭朴，园林游幸没有不合时宜的；对倡优伎乐也没有无故过分的恩宠。一天的快乐，决不是陛下固执追求的，不过是想和百姓同其所愿罢了。然而官吏和百姓有的死于凶年灾害，有的死于兵役，有的死于瘴疠，他们都是陛下视为子民的人，理应和他们共同忧患，却反而要和他们共同享乐，臣始终对此感到疑惑。臣想请陛下在上元节除到神宗神御殿酌献之外，特意下令停止其余游观，并把这个意思诏告天下。臣知道，穷困的百姓和战场上的士卒听到后应当会感动哭泣，知道陛下怜悯他们，明白陛下对他们的哀怜之心无论饮食起居都未曾忘怀；同时也使天下官吏知道陛下就是这样爱惜百姓。放下私人宴乐，来安慰内外的期望，表达勤政敬畏的诚意，以回应接连不断的天灾，这个谋划确实十分善美，也明白无疑。老子说：“杀人众多，要用悲哀哭泣来对待；战争获胜，要用丧礼来处置。”这是因为不愿凭战争使人屈服。孟子说：“如今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箫笛的乐声，都会高兴地露出喜色。”这是因为和百姓共同享乐。惟愿陛下念及此理。臣愚昧，不知避忌，惟望陛下裁决明察。【熙宁十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刘安世上奏哲宗，论述旱灾，请求停止上元节游宴。刘安世

译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冬天以来，时令不当，降雪失常；询问四方，也多有旱灾。关陕、淮南、浙江一带，百姓已经艰难得难以获得食物，物价飞涨，一天比一天严重。虽然朝廷广泛施行赈济抚恤，但年成令人失望，接连发生饥荒，实在令人忧虑。臣曾考察《周礼》大司徒所列的荒政，共有十二项，救济百姓的方法最为完备。其中第九项叫作“蕃乐”，意思是年成凶歉时，君主怜悯、保护百姓，因此收藏乐器，不奏乐。礼书说：“即使发生严重旱灾、水灾，只要百姓没有面露菜色，天子才可以每天进食时奏乐。”先王的制度，都记载在典册之中，是圣明君主应当留心的。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受天命、奉行正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本应常有丰年的祥瑞。如今降雨降雪失时，百姓正狼狈不堪。虽然两宫为此忧劳，深切挂念，没有片刻忘记，但远方百姓还没有看到陛下至诚恻隐的心意。现在上元节临近，有关官署依照惯例举行仪式，还想张灯。臣愚昧，愿陛下以慈爱之心明白告谕执政大臣，特因年旱停止游宴，使四海之内无不感戴陛下勤勉爱民的德行。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人感应相通，风雨应时而来，天下幸甚。【元祐四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陈公辅上奏钦宗，论述不应因孟享而举行游宴。臣私下想，陛下因为举行孟享，祭祀景灵宫东西二宫，于是又临幸阳德观、佑神观。臣确实浅陋，不熟悉本朝旧例，不知祭享先亲之后退而游幸，祖宗是否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是近世所做的事，如果只是近世的做法，也不能奉为法则；假使祖宗的旧例也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更不应盲目沿用。诚心斋戒，祭献祖庙，仰望祖先英灵如同就在上面；祭毕退下之后仍然思念不忘，哪里容得在这一天拥着嫔妃，备置音乐，尽情享受游幸的快乐呢？臣恐怕这样的举动不足以显示孝道。臣又看到，陛下刚即位举行恭谢礼时，车舆服饰朴素，仪仗卫队简少，连同供帐器物、乐工和官侍也都很少。当时百姓看见，无不欢欣感戴，举手加额，说陛下恭敬俭朴的德行超过仁祖。至于今天出行，车舆服饰鲜明华丽，仪仗卫队人数众多，供帐器物、乐工和官侍也和以前相反，十分盛大；百姓看见后，已经有相互对视、惊骇叹息，私下议论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在心中腹诽诋毁，说陛下恭俭的德行不如仁祖呢？臣仰想陛下天性圣明深厚，聪敏勤俭，自东宫养德直到即位，从未稍有改变。臣料想今天这件事，一定是左右近习之臣认为陛下已经拥有崇高富贵的地位，应当尽力营造光荣盛大的场面，以夸耀一时的观瞻。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在这种小事上如此讲究，这是向天下显示气量不够宽广。何况如今寇乱尚未平定，百姓的财力尚未宽裕，国家财用尚不充足，臣下奢侈僭越的风气还没有革除，社会风俗的奢靡还没有消除，这一切都要靠陛下亲自节俭用度，像大禹、周文王那样挽救今天的弊病，怎么可以逐渐走向奢靡，和刚即位时不同，使百姓议论呢？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太上皇帝一向奉养丰厚，陛下不能对父亲薄待，必须减少自己的用度来供奉他。若陛下自己不格外俭约，而供奉上皇又想丰厚，天下的财用怎么供应得上呢？臣愚昧，愿陛下今后孟享结束后，立即下诏让车驾回宫；其余游幸，除龙德宫、宁德宫外，都请暂时停止。臣又考虑到上皇既然深居外宫，非时不出，恐怕陛下自己也不应游幸；即使车驾出行，也希望务必简朴节俭，像刚即位时那样就可以了。这些都是臣从百姓的议论中听来的，不敢不冒死上奏。然而陛下不要认为百姓的议论不对，他们看到陛下刚即位时如此简朴俭省，如今还不到两个月，仪仗器物就稍有增多；从此以后如果天下无事，难道不会重新放纵奢靡的爱好吗？这不只是百姓忧虑，臣本来也深深为此忧虑。《左传》说：“有好的开端，也有好的结局，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 恭敬地希望陛下谨慎地保持结局如同开始，使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远远超过唐尧、虞舜和三代，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运。【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礼乐类 丧礼上 上奏仁宗，请求将册立皇后的礼仪日期稍稍推迟 余靖 臣恭敬地看到，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的诏敕说：“先前因中宫有违善道，降为次妃，仍让她居住在别馆。郭氏应当命令她住在外宅，不得再入宫。美人尚氏命令她到洞真宫落发出家，永远不得入宫。美人杨氏安置在别宅。”这大概是皇帝陛下广泛显示忧劳勤政，摒弃声色，割舍感情、断绝宠爱，遵从典章礼制，即使尧舜也没有超过的地方，天下幸甚。诏书又说：“长秋宫位居重要，阴柔之教由此宣行；但考虑到这个位置不能长期空缺，必须选择贤德之人，准备举行聘纳礼，以便辅助祭祀祖先。”臣谨按《春秋》说：“君主所举行的事情一定要记载下来，以示后代。”所以这件事本来应当谨慎而郑重，以保存规范和法度。臣深切考虑，庄献明肃皇太后参与听闻朝政，承担母仪之责，保佑圣上，安定巩固宗庙社稷；陛下恭敬奉行太后的慈训，充分尽到孝诚。先太后去世，至今刚过祥祭、练祭不久。陛下虽然实行以月代年的丧制，但内心的丧服之情还没有消除。古代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礼制都是一样的。所有纳后的礼仪，请等先太后的服丧期满之后，再审慎选择世代显贵、品德贤淑的人，进宫主持内教，统领六宫；一定要符合众望，然后再议定册立。不能频繁改变，以致惊动四方，这才是陛下以孝治理天下的根本。从前鲁文公居丧期间交纳聘币，迎娶夫人，《春秋》对此加以非难。《公羊传》说：“娶妻是在三年服丧期之外，这件事为什么还要讥刺呢？回答说：三年之内不应谋划婚姻。”这些都是孔子记载下来作为后世法则的。伏望陛下谨慎对待这项举措，以此昭示后代，把日期稍稍推迟，就是臣恳切不舍的愿望。【景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秘书丞】上奏仁宗，请求将册立皇后的礼仪日期稍稍推迟 孙沔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白麻诏书，选立皇后；等礼院确定仪式，准备在冬至日奉册，立皇后于中宫。此事如果一定要举行，臣却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自天圣以来十多年间，每次下诏，都必定说要恭敬奉养太后、宣扬并表达孝道；及至太后陵园举行丧事，车驾出发，陛下牵着灵车上的绳索徒步而行，掩袖号哭悲恸，天下听闻此事，即使虞舜的心志、周武王作为儿子的孝行，也没有超过。今春百官陈述诚意，五次上封章，请求陛下听从奏乐，而陛下纯厚仁爱的心、如同幼子仰慕母亲的情意，孝心始终不衰，仍然拒绝接受。由此可知，百行的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能够修养实行；三年丧忧，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制度。即使有以月代年的诏令，在临朝处理政务时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但满一年就改变，在仁德上也会伤害亲爱之情，更何况圣明君主的广大孝思还要流传万世呢？如今准备册立皇后，必然要施展宏大的礼制，古礼一一修举，官府仪仗完备，庆贺赏赐同时举行，宫中也会改变为欢庆气氛。可是庄献太后还没有过大祥祭，哀痛和欢乐相互混杂，臣实在担心不可以这样做。士人和百姓违反服丧礼制，就有逾越制度的刑罚；公卿违反，就要承担忘却哀情的责任。难道英明的君主、尊奉礼法的天子，反而可以自己越过规范，引动社会风俗吗？这样一来，先前颁下的命令都成了空话，损害德行、败坏名声，没有比这次举动更严重的了。即使因为宫禁之内长期空缺皇后，这个位置本来也不是朝廷应当勉强顺从时势而立即补上的。伏望陛下发扬追慕先太后的感情，奉行有始有终的孝道，收回近来颁下的诏令，另选吉庆日子，等过了禫祭和大祥祭，再成就册立皇后的美事；这样举行礼仪、告祭宗庙，史官也无愧于记载，刑法用来治理国家，谁敢不端正呢？伏乞陛下与执政大臣再依公议商定，或许可以不使这件事显著地传到外界。臣出身寒微，不懂国家大体，只怕史笔如实记载，千年以后会使陛下完整的德行有所亏损。因此冒犯天威，甘愿接受斧钺之刑。【景祐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此前郭皇后被废，是因为宰相吕夷简因罢相之事怨恨皇后，与内侍阎文应谋划诬陷皇后而废黜。仁宗后悔此事，有意复立皇后。八月甲子，吕夷简上表请求册立皇后；九月甲辰，册立曹氏为皇后。余靖等人分别上了这些奏疏。从开始废后到议论重新册立，都是吕夷简的主意。详情见《皇后门》。】上奏仁宗，论述魏国夫人去世后不应到府第召集两府臣僚。韩琦 臣昨天奉命出使回到京城，急切听说朝廷自西部战事以来，两次在非正常时间到宅第召集两府臣僚；外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心惊恐。当时舆论认为，这有失持重的体统。近日又得知西京的谣言只是虚惊，朝廷还费力去制止。昨天午后又听说到宅第召两府臣僚入内，士大夫和平民无不忧虑疑惑。直到晚上才知道只是魏国夫人去世。陛下虽然深厚地爱护乳母，但按照礼制，她不过服缌麻三个月；若说亲近，她并不算近；若说尊贵，她也并不显贵。这件事只需派一名中使到宰相府第传诏，让他们商议后上奏，何必遍召近辅大臣，使京城百姓震恐呢？事情已经过去，无法追究，今后应当以此为戒。臣希望以后凡有关系国家大体的议论、边境紧急的机宜，需要和两府臣僚商量处置的，都务必审慎机密，以安定人心，不应仓促行事而惊动众人。臣又认为，丧葬过分厚重，是前代已有非议的。如今魏国夫人与陛下的亲属关系既疏，葬礼也应当简朴节俭。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左右之人的夸张铺张，过分奢侈。何况国家正在西部边境整备防务，兵力和军需尚不充足，正是节省用度、积聚财物的时候，不可再增加无益的花费。这些意见或许可以采纳，幸望陛下赐予接受施行。【宝元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在谏院供职】上奏仁宗，请求权且停止豫王的葬礼　孙沔 臣恭敬地看到，豫王因迟疑迁延而致病，突然在妙龄去世，人与神都共同悲伤，叹息悲痛又哪里来得及呢？何况陛下作为一人继承皇位的大慈父，对他钟爱深厚，于是变通礼制以伸展感情，追赠爵位并为他制服。因此四方已经知道陛下思念他的心情和悲痛感伤的情意，确实已经达到极点了；这足以使天下为人父者仰慕陛下仁慈孝爱的德行。臣私下听说，打算在五月中旬安葬于永定陵，按照《春秋》的义理，固然合乎礼制。大概陛下因为哀痛深重，觉得没有办法充分表达心意，想要用盛大的葬礼彰显他的踪迹，以尽自己的心志。即使死者有知，也没有什么益处。想来圣明至极的陛下，没有什么幽隐之事不能洞察，难道在这件事上还有什么疑虑吗？实在是感情上不能忍心，所以才有了这个议论。如今左右大臣、宗室亲属和宫中内臣都因为皇家的哀悼而悲痛，不敢直接请求推迟日期，臣实在担心事情因循办成之后，就难以再挽救和议论了。臣的职分在于进言，所以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在陛下和君父极度悲痛之时，反而不能顺从您的诏意；获罪是一定的。臣难道吝惜一次罢黜，却要耽误陛下长远的谋划和朝廷的大计吗？然而豫王不宜安葬的理由有三条，臣全部列举陈述，愿陛下详细阅览。况且一品官的葬礼仪式非常繁琐，百日之内，工程和役夫很难完成。开掘墓土、堆筑陵山，要驱使众人劳作。

译各宫因此陪葬的丧事，也要耗费很多钱财，不用五十万贯无法办完。如今三司财力困竭，千方百计收支节用，边境驻军的供应还不充足，怎么可以为了三年的恩情而忘记四方的事务？这是第一条不可行。又京城、洛阳之间都是交通要冲，自从昊贼侵扰以来，国家不断征讨，运送粮草，输送甲兵，往来骚扰，百姓很不得安生。摊派赋税、征发徭役，年年没有片刻空闲。像这样营建陵墓，突然兴动州郡，怎么供应得起？这是第二条不可行。何况西部敌寇暗中窥伺中原，已经将近数年；他们把水旱失调说成是得到了天时，把将帅不和说成是具备了人事条件，千方百计煽动，想要决一胜负。现在如果趁我国忧患之时，又在兴役之际，或者因此耗尽兵力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就会更加助长其战心，反而转化为边境祸患。这是第三条不可行。臣所见极其愚昧，本来未必正确，但希望把诚恳的意见全部说尽，以稍稍补助陛下的圣明。臣想请求权且就近安葬停殡，等西部战事稍稍平定，一两年之间，再备具礼仪改葬，这正合乎典章礼制。伏望皇帝陛下用礼制节制感情，用义理裁断恩情，以祖宗社稷为心，以国家安危、百姓休戚为念，不要拘执小节而妨碍长远大计。臣恭敬地听说，真宗皇帝年四十多岁时，才抚养教育陛下，治理万民，成为天下真正的君主。如今陛下盛大的德行已经显现，刚满三十岁，接受万世无穷的福祉，哪里用担忧上天赐予子嗣会晚呢？伏乞陛下调养元气、保养精神，顺应时令进食。特意放宽圣心的忧虑，专心治理京畿，天下幸甚。【庆历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请求权且停止豫王的葬礼　孙沔 臣听说忠臣直切进言，并不是想在当时蒙受狂妄的名声，只是为了挽回君主的心意。圣人接纳善言，并不是为了打开众人议论的口子，而是为了珍惜国家体统。所以帝王做一件事、下一个命令，如果当时有所不便、不能合乎众人心意，就一定容许臣下再三进谏，以便广听各方面意见，确实希望重新思考利害，周密察看是否合宜。一句话说得正确，往往可以挽救万种祸患，破除柔弱奸邪的谋划，开启明智圣哲的志向。事情不仅要看大小，也要知道这样做很难。臣不是不知道触犯君颜不如讨好奉承，冒险进言不如苟且求安；但如果人人只为自己打算，恐怕不利于国家。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仁慈明察如同尧舜，恭敬俭朴如同汉文帝、汉景帝，胸襟宽广能够包容荒远，纯厚真诚地爱护万物，喜好善言而不厌倦，听从劝谏而不违拒，能够从容接见臣下，面色温和润泽，这才使最愚钝的人也能尽情思虑。何况臣没有才能，却忝居谏官行列，怎么可以见到事情就自行隐瞒，只把说一句话当作履行职责，随后和众人一起沉默退避，反而让外廷私下议论？臣不赞成这样。所以才敢再次陈述狂妄愚昧的意见，冒犯圣明，只希望陛下察看、听取、容纳并让我把话说完罢了。臣即使因此获罪受谴，也实在没有遗憾。近来因为豫王选择葬地，臣曾上密封奏章，详细陈述此事；前天又在崇政殿进见答对，反复把心意说尽。虽然言辞拙劣、见识浅薄，不足以打动天听，但臣知道圣心只是深切思念豫王，所以除非意志确实坚定不可改变，否则不会改变决定。臣恐怕这是阴阳术数之流、左右近臣中纤巧谄佞之辈，巧妙陈说厌胜之术，多谈灾异祥瑞，从而迷惑陛下的视听，使这件事迟迟不能决定。臣伏愿陛下从天时、人事和国家财计不便的方面加以考察。仲春选择墓地，盛夏兴建坟墓，凿土穿山要挖六十多个穴，损害生命；役使民众、劳累百姓要用数十万工，在毒日流火般炙烤的暑热中冒险劳作，更可能遇到大雨连绵、积水成灾，还要修治桥梁道路、供应运输物资，这些若不妨害百姓，怎么能够完成？这是天时不便的第一点。豫王年纪最幼，按殇礼属于较低等级；各宫陪葬者和宗族亲属多为年长尊贵之人，以卑幼之礼牵动尊长，也不合顺理。这是人事不便的第二点。西部边境驻军三十多万，省司每年用度百计难以支撑；卖一个廷尉官职，才得到九千斛粮，免除一个里胥的差役，也不过几百贯钱。征调已经使百姓疲劳，用度又供应不足。何况南郊大礼在今年冬天，赏赐费用要用千万，国家窘迫急切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一品官的仪仗尚且要用一千人，各宫陪葬的丧事又由各司人员办理，车骑导从仅有一万多人，往返劳扰，没有五十万缗钱，恐怕不能办完。这是国家财计不便的第三点。这不只是臣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三司大夫中有见识者的意见。陛下贵为天子，为一个年幼的儿子举行完备的送终礼仪，以尽父亲的疼爱，也不能说是过分；之所以不方便，只是因为时势有所妨碍罢了。国家多事之际，正在于陛下割舍慈爱、忍住悲痛，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为天下苍生谋划。何况西部敌寇猖獗，军队失败、将领被杀，人心忧惧危急，尚未得到安定保障，却重视三年丧中的一点思念，忽略万民的痛苦。陛下认为如何？况且天下安定，即使没有儿子，也不值得忧虑；如果天下危急，即使有儿子，难道不值得忧虑吗？何况现在奉行的只是为死者办理葬礼。臣又观察到，想尽快办成葬礼的有三类人：宗室国戚是第一类，内侍监官是第二类，司天监阴阳术士是第三类。他们都是从旁参与办事，并以此谋求升进。如今三司大夫中有见识者的意见确有补益，却不能挽回陛下的心意，是因为他们距离陛下较远；宗室国戚、监官和阴阳术士的意见有所损害，却能窥测迎合圣意，是因为他们距离陛下较近。伏望陛下考察远近之人的意见，究明得失利害的根本，那么豫王的葬礼或许可以权且停止。昨天又看到敕书，派朝臣减省费用，这正说明陛下考虑得极其细微周详。然而恐怕这两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使监官、中贵人和大臣信服，也不足以节制他们。不如等一两年之间，内外稍稍安定后，再备具礼仪重新选择葬地，这也能成为帝王的光彩，更是天下的幸运。如今正值陛下悲痛哀悼之时，微臣没有顺从迎合的心意，反而以烦琐的言辞和浅陋的见识冒犯天听，只希望陛下受到感动，暂且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至于应受诛责的罪过，又哪里能够逃避呢？【庆历元年二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述皇子服丧期满后不应立即开宴奏乐 余靖

译臣恭敬地看到，阴阳尅择官的文状申报，皇子、故鄂王大殓后除去丧服，日期定在本月初四日。又看到每年正月初五日，紫宸殿举行宴会，接待契丹来朝贺正的使者。臣私下恐怕有关官署沿袭旧例，认为戎使最重要，依照惯例奏乐开宴。臣身为礼官，所以敢在事情发生前先行进言。臣认为，故鄂王虽然还在襁褓中，按礼属于无服之殇，但既然已经得到爵命，就应当按照成年人的例子办理。父子之间是天性，怎么能没有悲戚之情？今天为他服丧，明天却宴饮奏乐，感情如何能够安宁？况且臣僚之家遭遇这种丧事，尚且应当准假，何况万乘之主因为戎狄使者在场，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私人恩情，实在令人痛惜。臣认为，如果确实不得已，可以召见戎使并举行礼食，但撤去音乐；亲自派大臣向戎使说明，因为皇帝有继嗣夭亡的悲痛，所以停止奏乐，并不是对北朝使者有所轻慢或区别对待。戎狄虽然如同禽兽，也不敢因此怨恨。过去周景王因儿子去世，安葬后便参加宴会，《春秋》讥刺他，认为这是失礼。古代卿佐去世，即使遇到祭祀，也尚且要停止奏乐，何况是亲生父子呢？臣不胜区区至诚之情。【庆历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集贤校理、同知礼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上奏仁宗，请求尽早安葬荆王并节省浮费 范仲淹 臣昨天奉到圣旨，命中书省仔细商议荆王的葬事。臣认为，朝廷的议论有三种：第一说今年年岁不利，这是阴阳术数的说法；第二说财用正困乏，这是有关官署的忧虑；第三说京西经历盗贼之后，不能再增加扰民之事，这是忧虑百姓。臣另有四条意见，请陛下选择。第一，诸侯死后五月安葬，是自古不变的典章；今年年岁是否有利的说法，并不是圣人的正当言论。第二，天下财力虽然困乏，难道还不能安葬一位皇叔吗？陛下常说荆王是太宗的爱子、真宗的爱弟；虽然遭到多方谗言迷惑，陛下仍凭仁孝之心竭力保全，使他得以善终。难道忍心在送葬之时反而吝惜财用，废弃典礼，使他不能及时安葬吗？恐怕不能符合太宗、真宗的心意，臣替陛下对此感到惋惜，难道不担心天下人私下议论吗？还请查考先朝诸王去世时，有没有暂时停柩安置的。第三，向来敕命办理的葬礼，大多临时产生许多事项，呼求索取没有限度。臣请特意颁下传达圣旨，命宋祁、王守忠与三司使、副使以及礼官共同聚集商议，把所需要的物品列出，务必从简从俭，统一列成清单上奏，再据此颁下敕命，按照已经确定的事项供应办理，不得在制度之外临时增加事项，白白耗费官府物资；同时传达圣意，特赐内藏库若干钱帛，用于准备葬事，使有关官署容易供应办理。这样陛下的孝德就没有亏损，也能在史册上光彩显著。第四，向来敕命办理的葬礼，大半会造成浪费；道路上的供应使百姓无法生活。臣请特意严令荆王的两个儿子以及左右五七人送葬，除此之外，随行妇人凡是应当留下或放归的，立即分别处置，不再让她们前往。这样道路上的供应自然容易办理，冗余费用也会大幅减少；既减少耗费，又保存典礼，这才是国家正常的体制。乞请圣慈从长远妥善处置，臣身为待罪政府的官员，不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尽。【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仁宗，论述濮王停柩期间请求停止上元节宴饮游幸。吕公著 臣私下认为，帝尧的圣德，首先在于彰明俊德，亲爱九族，然后协调万邦，使天下达到和睦，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次序。臣恭敬地看到旧制，契丹使者到京，便在紫宸殿举行曲宴；上元节又应当游幸各宫观、登御楼观灯。臣愚昧地认为，赠中书令的濮王正在停柩，虽然天子按礼不服期服，但过早举行宴乐，在情理上仍有不安。过去智悼子尚未下葬，停柩在绛地，晋平公却饮酒作乐，杜蒉对此加以讥刺；这还只是异姓之臣。何况濮王在宗室亲戚中，亲近尊贵无人能比。如果陛下出于深厚恩情，在北使入朝宴饮的日子特意命令停止奏乐，将来上元节的观灯游宴也一并暂时停止，这样亲爱亲属的道理就可以用来率领臣下、敦厚风俗了。【嘉祐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同判太常礼院】上奏仁宗，论述董充媛赐谥及册礼　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充媛董氏去世后，追赠为婉仪，又追赠为淑妃。陛下亲自为她停止朝会、挂起丧服，群臣进呈名册表示慰问，又命有关官署为她议定谥号并举行册礼；安葬之日仍然给予卤簿仪仗。外廷的议论都认为，董氏原来的名位本来很低，病重将死时才被授为充媛，如今送终的礼仪却大为提高。臣考察古代，妇人本来没有谥号；近世皇后有谥号，也有追加诏命，妃嫔以下却从来没有。卤簿本来是用来褒赏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曾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给予鼓吹仪仗。后来到唐中宗时，韦后建议妃嫔、公主安葬时都给予鼓吹，这不是圣明君主应遵行的典章，不值得效法。臣愚昧地想到，陛下恭敬俭朴、寡欲少求，近年来后宫的宠幸绝没有过分显盛、过分张扬于外界的，这正是四方百姓所以叹息歌颂、归心仰戴圣德的原因。没有想到如今董氏已经去世，有关官署却谄媚曲意，妄自提高虚饰，破坏扰乱制度，亵渎名器，使天下人怀疑陛下过分宠爱女色，这实在不是增益圣德的做法。何况礼数既然提高，凡事所需的用度也会更加广大；如今明堂大礼刚刚结束，国库空虚，赋税征敛日益增加，百姓忧愁困苦，实在不应再提高后宫丧事的规格，横生额外的烦费。死者即使加上虚假的美名和盛大的装饰，哪里还能知道这些事？这样做反而只会仰累圣德，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伏望陛下特意诏令有关官署，全部停止议定谥号和举行册礼的事项；安葬之日也不要再给予卤簿仪仗。凡丧事所需，都一律减省，不必完全按照一品官的礼制办理，以表明陛下对女宠淡薄、对百姓厚爱。【嘉祐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撤去福宁殿前的尼姑女子 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仁宗皇帝的梓宫停放在福宁殿，自从开掘墓穴、安置灵柩以来，每天都把尼姑女子装扮起来，安排在殿前，给她们涂脂抹粉，穿上绫罗绸缎，形状像俳优，又类似戏剧表演。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为什么？群臣看见后无不惊骇诧异，有的感叹其失礼，默默加以讥讽嘲笑；亵渎、轻慢神灵威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恐怕并不是用来帮助丧礼仪容、向万方展示的合宜做法。伏望圣上慈悲，赶快命令撤去。孔子说：“按照礼制安葬，这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臣希望陛下因此特意降下圣旨，命有关官署从今后灵驾出发直到丧事结束，凡是送终仪仗物品中有像这样鄙俗无据、不合礼典的，一律撤去，不要让四方之人有所观看、讥笑。【嘉祐八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述遣奠时应尽哀情　司马光

译臣听说，按照礼制，继承别人宗法地位的人就是他的儿子。孔子说：“人没有不能充分表达感情的，一定是在亲人去世的时候吧？”又说：“办理丧事不敢不尽力。”所以天子即位之初，天下人之所以瞻仰归心，关键就在于他能否认真遵行丧礼。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把天下交付给陛下，凭借明睿独断，没有人能够从中离间。父母能够生育陛下，却不能使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直到万世子孙永远享受天禄；这些都是仁宗皇帝深厚的恩德，不能忘记。如今灵驾启程，远赴山陵，天地长久，从此永远不会回来，痛苦悲切没有比这更深的了。伏望到那一天，如果圣体稍微安适，举行礼仪时，仪态容止都要更加矜持谨慎；捶胸顿足、哭泣悲号，要超过一般的哀痛，以竭尽孝思，报答无穷的恩德，凝聚四海人心，振奋万民的期望。盛大德行的根基，全在于此，不可以不严肃敬畏。这些虽然是圣明之主自己知道的，但臣仍想以微薄如尘露的力量，帮助高大如山海的孝德，希望万一有所补益。【嘉祐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亲自举行虞祭　司马光 臣听说，按照礼制，安葬以后举行虞祭，是为了使亡者安宁。灵柩既已安葬，孝子不忍心一天离开亲人，恐怕死者的精神彷徨无所依归，所以举行祭祀来安定它。既然如此，虞祭是孝子的事情，君主应当亲自行礼，不是臣下可以代理的。臣私下看到，本月初三举行虞祭，百官都入内就位哭泣，而陛下没有亲自参加，反而让宗正卿代理行事，臣对此深感疑惑。永昭陵距离京师还有五顿路程，在木主尚未送回之前，一天也不能不举行虞祭，所以才让群臣代理行礼。如今木主已经送到京师，近在内殿，而有关官署不体察礼制的本意，仍像在途中一样办事，使群臣代行，在亲疏次序上有所不相称，在哀痛恭敬的感情上也有所未尽。臣恐怕听见、看见此事的人不知道是有关官署的过失，反而把责任归到陛下身上。如今尚未到卒哭，仍有三次虞祭，希望从今以后，陛下亲自举行这些礼仪。【嘉祐八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上奏英宗，请求亲自举行虞祭　司马光 臣昨天上奏说：虞祭是孝子的事情，不是臣下可以代理的，请求陛下亲自举行礼仪。陛下没有轻视臣的意见，认为这合乎礼制，已经降下圣旨，依照臣所奏办理。今天礼仪已经准备齐全，百官在庭中等候，而陛下没有出来，又让宗正卿代理行事，在场的臣子无不惆怅失意。况且昨天有关官署没有为陛下设置亲自祭祀的礼仪，还可以说是官署的过失；如果今天的事情发生，罪责将归于谁呢？这都是由于臣愚蠢无能，反而彰显了陛下的过失，臣的罪过很重，惟请陛下裁决。臣听说《易经》说：“很快返回正道，就不会有大的悔恨，是大吉。”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伏望陛下今后即使圣体稍有不适，也应当勉强亲自行礼，以解除内外的疑惑。【嘉祐八年十一月上奏】上奏神宗，请求停止按先帝遗例分赐物品　韩维 臣私下听说旧例，先帝去世后应当留下物品，分赐给臣下。臣想到，太平日子长久，用度没有节制，以致公私财利都很匮乏。又因国家不幸，四年之内两次遭遇大丧，营建山陵、供给士卒和优厚赏赐，所费无法计算。如今的府库与仁宗晚年相比，又更加削减。如果按照嘉祐年间的旧例厚重地进行赏赐，臣认为损失不会少。陛下如果认为这是奉承先帝心意、加恩于群臣，不能停止，那么希望查阅各府库，取服用器玩等物品来充当赏赐，只要足以表达心意即可，不必过分丰厚奢侈。所有金帛等可以用来供养军队、抚恤百姓的物资，愿陛下加以珍惜，挽救当今的紧急弊病。【治平四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哲宗，论述丧服从俭、丧葬从俭　范祖禹 臣谨按礼制，丧服中斩衰的规定，《丧服传》说：“父亲为什么穿斩衰？因为父亲最为尊贵。”诸侯为天子服丧，《丧服传》说：“天子最为尊贵。”为君主服丧，《丧服传》说：“君主最为尊贵。”先王制定礼制，把君主的丧服同父亲的丧服等同，都是斩衰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能把君主当父亲侍奉；这就是所谓“关系到君主的根本”。从上古以来从未改变，直到汉文帝遗诏，才命令官吏和百姓服丧三日，群臣三十六日后除服。后世又制定以月代年的制度，二十四日举行大祥祭，三日后举行禫祭并除去丧服。丧服期限的规定，比汉代更加轻薄。自汉代以来，不仅臣下没有为君主服丧的服制，君主自己也不再服三年之丧。只有晋武帝穿着素服终满三年，他的群臣多认为不对；这是因为谄媚奉承的人习惯于流俗，却不知道礼制。唐代君主没有人服三年之丧，三百年间，议论此事的人也从未提及，大概是世间没有通晓礼制的士人，人们也不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只有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以月代年的制度，宫中却实行三年之服。而且以月代年的制度之所以在前代难以改变，是因为君主自己本来就不服丧。如今君主的丧服已经恢复古代旧典，而臣下的礼制仍依照汉制。因此，先帝遗体还停殡未葬，百官有司却都已经恢复平常状态，容貌衣服与行路之人没有不同，没有哀伤思慕之心，难道人性竟然如此浅薄吗？这是因为上面没有为他们制定丧礼。穿衰服、着麻衣、哭泣，是孝子仁人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方式。贤者没有丧服，就无法充分表达哀痛；不肖之人没有丧服，就会很快忽视并忘记死者。因此礼义日益苟且浅薄，忠孝日益衰退，正是因为没有办法扩充人们的感情。《素冠》诗讥刺不能服丧三年，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关于丧礼的种种失误，臣请求全部陈述如下。如今群臣按月数换服，而君主实际实行丧制，所以十二日举行小祥，满一年又举行小祥，二十四日举行大祥，满两年又举行大祥。练祭和祥祭本来不应重复两次，既以日计算，又以月计算，这是没有礼制依据的。古代满两年举行大祥，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服色的名称。如今却穿惨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这是不合经典的礼制。已经除去丧服，到下葬时又重新穿上，大概是因为看见梓宫，不能没有丧服。附祭于宗庙之后才立即改穿吉服，这时才过了八个月，距离山陵下葬还不久，却骤然完全穿吉服，身上无所不佩戴，这又是丧礼没有渐次变化的失误。

译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的丧事从三月十三日服丧，到二十八日便除服，群臣穿衰麻才十六天；遗诏规定按月折算，沿袭旧例，已经施行的礼制无法追回。臣愚见认为，经过山陵之后，应令群臣像今日一样穿朝服，但不要除去衰服；到满一年时再穿丧服，逐渐除去较重的丧服；满两年时又穿一次，然后才脱去衰服，其余方面依照君主的服制即可。这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只是保存衰麻服而已。如今的冠服并不是古代的制度。至于禫祭，不必因此穿丧服，只要不完全改穿吉服，一直到祥祭之后，才无所不佩戴，那么三年丧制就只是比古制简略一些了。衰衣和丧裳不能长期穿着，劳作和服丧按日月计算而更换，穿朝服处理政务，这确实是合理的。然而下葬之后便立即除服，臣私下认为太早了。孔子说：“办理丧事，不敢不尽力。”又说：“君上喜好礼制，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臣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圣明的政教之美，能够使四方受到感动，上顺天意，下顺人心。《尚书》说：“如今君王继承他的德业，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 借此革除一千多年积累的弊病，端正一代的礼教，使天下人懂得君臣之义，对于移风易俗不是小小的补益。如果认为臣所说有道理，请下令有司考察订正丧礼。臣又听说，节俭办理葬事，是圣人贤哲的训诫；厚葬，是世俗的过失。宋国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不配做臣子。汉代山陵多藏金银宝物，所以有张释之的言论、刘向的议论，这是世人都清楚知道的。汉武帝在位多年，茂陵中的物品多到无法容纳。霍光不明白大体，把厚葬当作爱护君主，不但没有减省，反而随从增加，所以西汉末年，只有霸陵独自完整。葬礼厚薄所带来的祸福，已经清楚可见。臣确实知道国家修建山陵、送葬先帝，比前代节俭；然而仍然进言，是希望在节俭制度上进一步减省，使天下人知道其中没有什么财物，看到其中没有什么可贪求之物，这将是万世的利益。臣过去恭敬地见到，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时，有许多封缄的皮匣放入墓中，这些都出自禁中，没有人能够知道。臣愚见认为，这一类物品对先帝没有益处，实在担心防止沿袭旧例时仍有人把它们藏入墓中；由此类推加以减省，一定还能够节约不少。过去周太祖将要去世时，告诫世宗说：“从前我西征时，看到唐朝十八座陵墓没有一座不被盗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里面藏了太多金玉。” “我死后应当给我穿纸衣，用瓦棺收殓，不要制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刻一块石碑放在陵墓前，写道：‘周天子一生喜好节俭，遗命使用纸衣瓦棺。’继位的天子不敢违背。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就不保佑你。”周太祖出生在五代末期，并没有前代圣人的见识，但他的葬礼却像太古时代一样，这种智慧远远胜过秦始皇。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本朝所取代的唐朝。臣认为，周太祖鉴戒唐朝厚葬，所以用节俭薄葬来矫正它。然而天子的丧事几乎像裸葬一样，又太过简陋，不能作为后世的继承制度。如今只需在节俭制度中进一步减省约束，就可以了。臣近来任职书局，从来不敢越过职分议论朝廷得失。如今越职进言，是因为先帝的丧服，是臣子共同应服的；先帝的葬礼，是四海共同关心的。臣亲自穿着先帝的丧服，又参与先帝的葬事，明知不合礼制却不进言，担心葬事或许过于厚重却不把情况告诉朝廷，这是臣不能停止的事情。臣曾经采集唐代史事，编成《唐鉴》数百篇，想献给先帝。恰逢先帝身体不适，来不及进呈，其中一篇论述厚葬，一篇论述丧服；臣不自量力，谨慎地抄录进呈，希望陛下观览古事以了解今日，稍微有所补益。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极其惶恐，等待治罪。【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秘书省校书郎】上奏哲宗，请求停止在紫宸殿举行称贺礼。吕希纯 臣谨按《礼记·檀弓》记载：卫国有位太史说：“柳庄卧病，卫公说：‘如果病势危急，即使正逢祭祀，也一定要告诉我。’卫公两拜叩首，向神尸请求说：‘有一位臣子叫柳庄，他不仅是我的臣子，更是国家的臣子。’听说他去世了，我请求前往。”《春秋》记载：“仲遂死于垂地，壬午这天仍然举行绎祭，乐工进入而撤去管乐器。”孔子说：“这不合礼。卿大夫去世，就不应举行绎祭。”由此可见，古代君主听闻大臣去世，即使正在举行宗庙祭祀，也都停止。如今宰臣司马光去世，恰好在明堂散斋日内；明堂祭祀严父配享上天，是国家的大典，固然不能停止。至于登楼宣布大赦，恐怕也难以停止。唯独紫宸殿接受朝贺这一项，因为属于庆贺之事，比宗庙祭祀轻。如今圣上正深切哀悼元老大臣，而群臣却拜舞称庆，恐怕在礼义和人情上都不相称。关于这次礼仪结束后在紫宸殿列班一事，伏请圣上慈悲，特加审慎斟酌并下达指示。【元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太常丞】上奏哲宗，论除丧后不可特意设置宴会。范祖禹 臣看到本月一日以后，群臣多次上表请求恢复音乐，请求次数越多，批答却越迟缓；由此可见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仁慈的心、孝顺的天性深远无穷，发自至诚，仍有所不忍，如今已经批答允许。臣私下担心有司请求设置宴会奏乐，所以不敢不预先进言。臣愚见认为，居丧就实行丧礼，除丧就实行吉礼；除丧之后遇到吉礼，即可听乐，不应特意设置一场宴会，以恢复音乐为名。君子对于丧服，认为这是极度悲痛的表现，不得已才除去。如果因为恢复音乐而特设宴会，就好像除服之后举行庆贺，不符合君子不得已才除服的本意。臣伏请，即使到了七月，也不要再设置恢复音乐的宴会；只有因事情需要时才奏乐，这样或许符合先王的礼意。附黄：如果认为臣所说有道理，请等有司奏请时，只以圣上裁决下达指示。【元祐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著作郎兼侍讲】上奏哲宗，论除丧后不可特意设置一次宴会。程颐 臣恭敬地看到有司正在安排恢复音乐的宴会。臣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讲明经义、辅导君主，事情如果有害于义理，就不敢不说。居丧时采用丧礼，除丧时采用吉礼，因事而行，这是通常的道理。如今如果为了恢复音乐而设宴，就是特意制造一件喜庆之事，失礼害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说这是旧例，但祖宗也没有全部实行，有时因为故情而停止，有时因事需要而举行。臣愚昧地私下担心，祖宗的意思也许正是怀疑这样做不妥。自古太平日久，礼乐才逐渐完备，大概都是讲求增减损益而逐步达到的。即使是祖宗旧例，也有不可改变的，也有应当随事增减的。如果认为一切都不能改变，那就是过去来不及做的事，今后也不再做；过去不妥当的事，后来也不能重新改正，朝廷之事便完全没有增减损益的道理了，难道可以这样吗？何况先朝的美好事情，也未必都一定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殿上讲说之事，就是如此。旧例不妥，就应当遵守而不改变，臣前面所说冬至接受贺表之事也是如此。臣前后多次进献狂妄之言，从未得到裁可采用，但仍不停进言，是因为这是臣职责所在，不敢荒废。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听取采纳，从宫中降下指示，停止恢复音乐的宴会，只等遇到事情时才使用音乐，这样在义理上才妥当。【元祐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崇政殿说书】上奏哲宗，请求因魏王之丧停止秋宴。苏轼

译臣近日收到钤辖教坊司发来的有关秋宴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记载：昭公九年，晋国荀盈出使齐国，死于戏阳，灵柩停在绛地，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奏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斟酒给乐工，说：“你们只是供君主娱乐的耳朵，是掌管听觉的。岁星在子、卯之日，称为疾日。君主停止宴饮音乐，学习的人放下学业，都是因为忧虑疾病。君主的卿佐，就是君主的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大？你们听到这些却仍奏乐，就是耳朵不灵。”晋平公听后高兴，停止了音乐。又据昭公十五年，晋国荀跞出使周国，安葬穆后；下葬后除丧，周景王设宴招待宾客，叔向讥刺他，说这是以音乐对待忧患。晋平公对于荀盈，大概没有服丧。周景王对于穆后，大概服一年丧。没有服丧的人，在死者未葬时奏乐，屠蒯尚且讥刺；服一年丧的人，在下葬后设宴，叔向仍然讥刺。史册记载这些事，直到今天都认为是不对的。仁宗皇帝因为宰相富弼的母亲尚在殡中，停止了春宴，这件事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仍被认为合宜。如今魏王的丧事还没有举行卒哭祭，礼部和太常寺却都认为天子与诸侯断绝期服，所以不妨碍宴饮奏乐，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断绝期服就可以宴饮奏乐，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讥刺晋平公、周景王呢？魏王与陛下的亲属关系，难道比卿佐还疏远吗？与荀盈相比，魏王更接近陛下；与富弼的母亲相比，亲疏轻重也有差别。魏王的葬期既然因为阴阳禁忌而选择年月，就应当依照礼制，以诸侯五月为葬期；从今年十一月以前，都属于尚未下葬的月份，不应举行宴饮奏乐，不能因为权宜之计暂时安置在郊外殡所，便等同于已经下葬。臣私下认为陛下仁厚孝顺，一定会停止秋宴，不必等臣进言。只是至今还没有奉到圣上指示，因为上面所说的教坊致语等文字，按惯例应在宴会前一个月进呈。臣既不敢撰写，也不敢拖延不办。伏请圣上详细斟酌，如果认为应当停止秋宴，只请求由陛下圣意直接施行，不必再发出臣所撰文字。臣忝居侍从，蒙恩陪侍讲读，不愿让人因丝毫事情议论圣明，所以不敢不奏。【元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四 宋赵汝愚编 礼乐门 丧礼下 上奏仁宗，论张贵妃的丧礼超过制度。孙沔 臣身处孤立的位置，特别承蒙圣上恩宠。如果听到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不敢保持沉默，只求自身安全。即使狂妄之言能够使陛下有所醒悟，即使受到诛杀责罚，也足以用来报答圣恩。臣私下看到贵妃早逝，陛下内心感伤哀悼，想要增加特殊礼仪，尤其应当节制感情，以免史官把此事写入后世作为警戒，所以不能不谨慎。臣虽忝列近臣，却没有听到宫中议论，实在有所疑惑，应该全部陈述上奏，希望借此进一步讨论，避免招致朝廷内外的议论。第一，皇仪殿是祖宗太后临时安置灵柩的地方，如今把贵妃迁入其中，恐怕不是一品妃妾所宜，必定是仓促之间礼官的过失。又听说各宫亲属早晚聚集众人，穿丧服的有千人，哭号超过一个月；而且距离皇上日常居处极近，完全不加避忌，怎么能如此僭越！即使魂灵有知，也一定不得安宁。何况凶秽之气冲犯尊严，更为不便。臣恐怕知礼之人把这件事传遍四方而讥笑，请求斟酌旧典，迅速迁出另行殡葬，希望合乎中正的礼制。第一，给贵妃的谥号“恭德”，大概是礼官只顾选取美名来迎合皇上的心意，没有来得及把实情陈述清楚，恐怕会造成败坏礼法的事情。至于三朝的圣后，以“孝”“章”等字为谥号，都是后来因孝思而尊崇、更改谥法的结果。如今贵妃立即以“恭德”为号，实在令人惊骇。详细考察前代记载，从未有这种失礼之事。何况因一时感情而自行制造错误，必然引起诽谤，使圣明受到玷污。只请求慎重议论，免得留下后世的讥刺。至于郭氏、张氏二位皇后，都没有谥号，前代旧规明明在此，赶快请求删去“恭德”二字。第一，园陵监防使臣私下看到，郭后、张后都安葬在奉先殡所，本来按情理不宜起陵，所以议定葬在西京。如今因为贵妃，特意想兴建陵墓工程，不知道应当用什么名义选择墓地并制定规格？作为人臣，哪里敢把话全部说尽！何况今年整个冬天没有下雪，数千里遭受旱灾，又有疾病流行，正是四方多忧患的时候，应当暂且保持安静来镇定人心。如果役使十万军民，耗费百万财物，对于国家赋税和百姓力量实在是很大的损害。不如等到丰年，再从容议定陵墓制度。臣前些日子听说宰臣起初议定把灵柩停殡在普安院，这是最为得体的办法。臣愚昧迟钝，文辞又少，长期守任外地，不完全了解朝廷的要务。听说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奉事贵妃的议论太过分了。大概是奸佞之人阿谀逢迎，不用正道来补益圣意，只是想借出力办事来求取爵禄赏赐罢了。何况礼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上生出的，只在于人情而已。如果合乎中道，就能成为后世的良好典范。国家绵延广大、福庆深厚，百年来朝廷内外没有祸患，大概正是因为仁义深厚、礼法端正。陛下应当替祖宗珍惜这一点。伏望迁出皇仪殿中的贵妃灵柩，停止哭泣的仪式，去掉“恭德”的称号，取消园陵的名目，然后重新详细斟酌，务求合乎礼制，天下幸甚。冒犯天威，难以逃避诛责，臣极其惶恐激切。【至和元年正月，贵妃张氏去世。仁宗悲伤哀悼不止，对左右说：“从前宫殿警卫士卒夜间闯入宫中，贵妃挺身从别的寝宫出来护卫。又有一次朕在宫中祈雨，贵妃刺破手臂，以血书写祝词，外人都没有听说。应当追赠她一些荣典。”入内押班石全彬揣摩皇上的意思，请求在皇仪殿依照皇后的礼制办理丧事，宦官们都认为可以。只有入内都知张惟吉说，这件事必须第二天询问宰相。不久，太常寺、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诰王洙等都附和石全彬的意见。宰相陈执中不能加以纠正，于是下诏让近臣、宗室都到皇仪殿祭奠，并在殿东柱旁让他们换班慰问皇上。当时停止视朝七天，命参知政事刘沆为监护使，石全彬以及勾当御药院刘保信为监护都监。所有礼典都由石全彬和刘沆共同谋划处理，再由王洙等人奏请施行。孙沔上这篇奏疏时任枢密副使。【此处原文“防袭故事”等字样疑有讹误，按文意译】上奏仁宗，论张贵妃死后追册为皇后。孙抃 臣看到贵妃去世，陛下因为她多年在内宫辅助之功，商议要追册为皇后、追上谥号，并举行园陵的名号仪式。既然提高了事体规格，就更应当慎重参照礼典，其中颇有不合适之处。况且从去年秋冬直到春初，雨雪都没有降下，粟麦尚未成熟，恐怕各部门难以供应所需。伏望陛下先下诏让大臣商议，再命礼官议定，然后施行。这样才可贵在朝廷的典章制度每一项行动都有根据，也可以爱惜民力并回应天意。【至和元年五月癸丑，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孙抃上奏此疏时任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论温成皇后防葬时应当减省，不应超过正礼。孙抃 臣正在病假中，听说朝廷议论贵妃的事情，曾多次写劄子上奏，几天来都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如今制书诏命已经发布，必定不能再重新议论。但臣愚昧，深深替圣朝惋惜这一次举动，希望陛下特别降下诏书指示四方：“此前追册的命令，只是为了表彰贵妃生前勤劳有功。至于她挺身护卫宫禁、割破手臂书写奏章之类的事情，将来防葬的安排，应当减省正礼，务求简易。至于各种遗赏和恩例，都必须逐一查考国家旧例后施行。”这样还可以稍稍挽救先前的过失，更新圣上的德行。如今从秋天起就不下雨，整个冬天也没有下雪，春天的阳气渐渐远去，粟麦尚未成熟，人心惶惶，疾病接连发生，灾异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体恤百姓劳苦，忧虑国家财力，回应天意，顺应人情，就在于这次行动。臣内心恳切至极。【至和元年正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免读温成皇后的哀册。孙沔 臣本月十七日午时接到敕命，派任温成皇后宝及哀册文的宣读者。随即命本院查考前代典章，看到景德四年中书劄子：安葬章穆皇后时，宣读哀册文，派翰林学士、起居舍人李宗谔以及办理各项事务的官员，全部由两制官担任。又查考景祐四年中书劄子：安葬庄惠皇太后时，宣读哀册文，派知枢密院韩亿。如今敕命派臣代理侍中、中书令，臣不敢推辞回避。因为近来追谥温成，已经在礼制上不相合，引起了不少舆论；如今又僭越太后的尊贵仪仗，并且让两府大臣亲自办理此事，恐怕在义理上不便。臣从十一月至今，共有七天没有得到进见，不曾亲自聆听圣上的教诲，也没有参与礼官的讨论，私下担心将来有人辨论得失时，会成为圣朝的缺失。上下相互推诿，没有一个士人挺身说明情况以使圣上听到，臣实在感到羞耻。何况两制官并不少，请赶快改派他人，希望遵循旧制。此次派臣代理侍中、中书令的两道敕命，臣不敢奉行。【至和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枢密院使，诏令不许辞免。第二天他手持诏令，站在灵柩前陈述旧例如此：如果让孙沔宣读则可以，如果让枢密副使宣读则不可以，于是放下诏令退去。

译宰臣陈执中拿起哀册宣读了。上奏仁宗，论温成皇后应设忌日。刘敞 臣听说敕命将为温成皇后设立忌日礼仪，礼官请求入对，皇上却不准许。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凡是朝廷日常政务、各部门的小事，尚且应当向上考察旧典，向下探询众议，何况宗庙的大礼，最为尊贵重大，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宠爱而由圣心独自决定？如果义理上有僭越过失，必将贻笑万世，损害盛明，后悔也无法追回。如今议论的人竟说，有奸邪之臣秘密进言，蒙蔽圣上耳目，引导陛下做非礼之事，劝陛下拒绝谏诤。如果这话没有事实根据，尚且不是好事；假如确有其事，罪过也很大，应当处以两观之诛，以向天下谢罪。况且自太祖以来，后庙四室，都是陛下的母后，尚且没有设忌日，为什么要因为对温成的私爱而改变古制、超越礼法？这样就是把贵妾置于母后之上，把受宠妃嫔尊于嫡后之上，对上无法奉事宗庙，对下无法教导后嗣，恐怕祖宗神灵也不会对此感到高兴，这不是陛下奉祀先祖、思念孝道的本意。过去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所以被称为圣王，能够感通皇天。愿陛下不要沉溺于宠爱近幸，不要安于奸邪佞臣的说法，不要改变先帝旧典，不要扭曲宗庙正礼；请改变自己的想法，割舍感情、去除私心，询问主管礼仪的官员，追回并撤销错误的命令，使万万亿年以后不再有讥议，天下幸甚。臣凭借无能之才，忝居儒臣馆职；礼乐方面的失误，臣也有责任参与。【至和元年正月，有司请求为温成设忌日，刘敞上奏此疏，当时任集贤院直学士】上奏仁宗，论应为六位皇后设小忌。孙抃等。臣等昨天听说朝廷想为后庙四室以及章惠皇后各自设立小忌，已经写劄子上奏，到现在还没有下发。臣等恭敬地看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旧例：皇后不入【缺】室的，都不设忌日。这是国家重大的礼典和制度，陛下不能不遵守。况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章惠，是陛下三代的尊亲，分别在别庙奉祀，已经历时多年，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议论。如今在因循之间突然改变，中外听闻后，都说陛下因为温成而追及先朝诸后，将此事公布于诏命，便会招致四方讥刺；记入史册，便会留下万世的责难。陛下临御天下已经超过三十年，圣功神德如尧舜一样卓著，如今忽然记录下这件事，便形成过错，使盛大美好的声誉受到损害，愧对从前。陛下怎么忍心这样做？希望特地下达圣旨，召集百官议定，然后颁行制书敕令，这样才可使礼典详尽妥当，以顺应天意和人心。【至和元年正月，刘敞、蔡襄争论温成设忌一事，皇上不听，于是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章惠也都设立忌日。孙抃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此疏；不久诏令停止设忌。】上奏仁宗，论温成皇后防葬官员妄想请求改迁。范镇 臣看到上月六日，月亮进入南斗。月属阴，南斗主管爵禄。天意似乎是在告诫陛下，将有阴险小人干犯爵禄之事，希望陛下谨慎对待爵禄。近日以来，外间传闻都说温成的葬事将要完成，石全彬以下以及各种工匠，公然扬言妄想请求改迁。陛下不能不敬畏天戒，坚决拒绝他们。爵禄赏赐的颁发，本来是出于庆贺嘉奖。如果因为温成的葬事而施行爵赏，就是把庆贺嘉奖用来为温成的丧事增光。天意和人情都认为不可，而外间议论又如此纷纷。臣如果不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万一事情发生后才列举论奏，就只是把朝廷的过失暴露给内外，而对事情没有益处。【至和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温成皇后的墓穴中不应使用锦绣、珠翠、金玉。用于焚烧埋葬。范镇 臣私下听说，温成皇后的墓穴中全都用缕金装饰，又用锦绣、珠翠、金玉制成的衣服和各种器物，准备焚烧埋葬的很多。这些事情对死者有益，对活人没有损害，尚且不应该做，何况对死者没有益处、反而损害活人呢？古代圣贤再三告诫不要厚葬，他们的考虑实在深远。如今墓穴中的装饰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无法更改；但那些用锦绣、珠翠、金玉制成、准备焚烧埋葬的物品，希望陛下降下明诏，一律停止并减省，用来代替下等户的租赋。这样不只是有益于圣上的德行，也会成为温成皇后无穷无尽的遗惠。【至和元年十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不要亲临温成祠庙。欧阳修。臣看到本月八日，圣上发布指示，疏通审决禁囚，特意减刑降等，并给军士各项特别赏赐。陛下圣慈，本来是因为兴国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而施行这项恩典，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且不一致，都认为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的周年忌日，所以才有这些特别赏赐和疏决。又看到圣驾朝拜万寿宫，有人又说温成画像在那里，所以圣驾亲临。自去年追册温成为皇后以后，朝廷每逢典礼都过分优崇，因而使议论者动辄产生疑惑。如今又听说明日圣驾将到奉先寺祭献宣祖皇帝，外间议论喧然，又说温成皇后的祠庙在那里。臣认为，陛下圣明仁孝，本来是为了按时向祖宗神御祭献，不能让朝廷内外的议论者认为陛下是想追念后宫宠爱，只是借名义来拜谒祖宗，从而损害圣德，这件事不小。臣请求陛下明日到奉先寺祭献完毕后，不要再亲临温成祠庙，以解除内外疑惑，制止议论者的说法。臣忝居侍从，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圣上的地方，听到外人议论，不能不说。不只是臣怀有爱护君主之心，应当把情况陈述出来；陛下的一举一动将成为万世法则，也不能不谨慎。【至和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辛未日，仁宗到奉先寺朝拜宣祖神御殿，便不再进入温成庙致祭。】上奏仁宗，请求议论温成庙并裁减其规格。韩维

译臣听说忠臣不会因为身处田野、距离朝廷遥远，就停止图谋报答君主；圣明的君主也不会因为樵夫身份卑贱，就改变接纳善言的想法。因此臣下没有不能尽情陈述的情况，君上也没有遗漏的指示。臣的地位虽然微贱，但职责是讨论典籍、参与议定礼典，私下不敢妄自菲薄，愿意进献爱护君主的言论，只希望陛下稍加听取阅览。臣看到国家为温成皇后建立庙宇，设置三献官，举行五时祭祀，使用钟磬乐器和牢牲祭器，完全等同于宗庙。臣向上查求礼经，向下考察本朝旧例，都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不知当时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件事？臣听说孝惠皇后是太祖皇帝的正配，她去世后就在陵墓旁建殿，岁时祭祀不过使用通常的饭食而已，后来才得以列入皇后别庙。元德皇后是真宗皇帝的母亲，她去世后在别庙祭祀，此后群臣接连请求将她升入宗庙附祭，先帝慎重对待此事，不敢立即听从，直到十年以后才允许。如今陛下突然奉祀嫔妃而建立主庙，并用音乐祭享，和祖宗同等；考察先王礼制，这是不合的；考察本朝旧事，这是没有先例的。士大夫没有什么可以传诵称说，百姓看到也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教化，这实在违背太祖、真宗慎重对待礼典的深远考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凡是兴建营造，必定询问祖宗遗训并参考旧有事实；少见而盛大的事情，没有不全部讲求考察的。如今又将于初冬吉日亲自裸祭宗庙，遵循大祫礼。祫祭，是排列昭穆、端正尊卑的祭祀，正应当借此罢除不合经典的做法，彰明最大的顺理，以成就祭祀制度的美善。可是陛下是为了奉行祭祀祖宗的礼制，臣妾却也得以享用同等礼仪，这并不是用来达到最崇高、最广大的孝敬之道。臣愚见认为，应当趁此时发布恩德之音，诏令有司议论温成皇后的庙宇，凡是不合礼制的，一律裁减废除，以表明陛下不偏私后宫、专心奉事祖宗的意旨，使圣朝昏暗不明的典制重新发出光明，使宗庙神灵欢欣而来享用这项盛德之举。陛下不能不留意。过去汉文帝到上林苑，袁盎引退慎夫人的座位，以此彰明妾与主的区别，前代史书把这件事记载得清楚明白，并非虚妄。如今崇建庙宇、神位，比上林苑分座一事严重得多；这是把后宫僭拟祖宗，不只是妾主之间的区别。陛下的圣德超过汉文帝，不要使臣像袁盎一样的心愿无法申说。附黄：陛下如果因为温成皇后长期侍奉左右，不能忘记哀悼，那么每年按时派宫嫔、内侍，厚加祭奠，也足以表达恩意。何必僭用礼典，招致后世议论？这对温成皇后没有什么益处，而对圣德的损害却不小。陛下即位以来，凡事都遵循礼典，从未有过这样的过度举动。臣愿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使有司能够改正，以保全盛德的美名。臣父子承受国家深厚恩典，实在想略微伸张报答之心，幸望不要因为臣地位低下而抛弃臣的言论。【嘉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议论温成庙并裁减其规格【第二状】韩维 臣所担任的职务，名义上是同知礼院。礼制有不正之处，知道却不说，就辜负了朝廷任命臣的用意，也失去了臣侍奉君上的礼节。因此臣敢于不避诛杀而进言。臣确实看到温成皇后庙的乐舞、牲牢、祭器僭越而等同于祖宗庙，考察礼经，是先圣没有说过的；询问旧例，是本朝从来没有的。臣私下听说，当时有臣下拿唐代武惠妃的事情进言，来迷惑圣明。武惠妃去世后，虽然曾经建立庙宇，但到乾元以后祭祀享献便断绝了。当时已经知道这不合礼制，怎么足以作为圣朝的法式呢？臣近来上奏，愿意借亲祫宗庙之时，特地下诏让有司裁减温成庙的规格，以保全陛下广施孝爱、遵守礼制的美德。封缄的奏章进呈御前，过了多日仍搁置不下发，臣私下对此疑惑。陛下不要认为几间房屋、两簋祭器，用在这里对国家治理没有损害。圣人之所以区分等级威仪、彰明风俗教化以给天下观看，礼制就保存在这些地方。如果不认为臣所说可信，就请把臣前一篇奏章一并交给中书门下，让大臣共同议论。事情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早日赐予施行。【嘉祐四年上奏】上奏仁宗，请求改温成庙为祠殿。吕公著 臣看到已故追尊为温成皇后的妃嫔，在城南建立庙宇，每年四季的首月举行祭奠，由待制、舍人代理主持，使用牲币裸献、登歌和乐舞，完全与太庙礼制相同。这大概是当时有司没有认真讲求礼制，并无经典依据。过去商宗遭遇变故，整饬自身、思考过错，祖先告诫他祭祀不可厚待亲近之人。何况把宫中宠爱之人列入有等级的祭祀，不是用来享受天心、奉祀祖宗的道理。请求把温成庙改为祠殿，每年按时只派宫中臣僚主持，以通常饭食祭献，从而表明祭祀之事有尊卑次序。【嘉祐七年正月上奏。此前谏官杨畋等上言：《洪范》五事的传文说：“简慢宗庙，水就不会滋润下行。”去年夏秋之交，久雨损伤庄稼，澶州河流决口，东南几路遭受大水灾害。七庙的祭享一定有不合顺序之处，希望陛下深思并加以纠正。于是诏令太常礼院查考郊庙礼仪中不合顺序的事情。吕公著当时任礼官，于是上奏此疏。后来议论三圣共同配享，诏令下达给两制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论说：“亲近亲属而祭享亲属，是仁德的极致；亲属却不能僭越，所以宗庙只供奉其先祖。如今后宫之人有庙，本来想扩大恩德，却正好成为僭越吗？” 祭享亲属，请依照礼官的议论办理。”诏令把温成庙改为祠殿，每年按时命宫臣用通常饭食祭献。《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五 宋赵汝愚编 礼乐门 谥法 上奏仁宗，论夏竦不应谥为文正。司马光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已故赠太师、中书令夏竦，因为过去曾任东宫官员，特赐谥号“文正”。臣听说《大戴礼》说：“谥号，是一个人德行的遗迹。”德行出于自身，名声产生于众人，所以用来劝善止恶，不能徇私。臣等忝任礼官，谥号有得失，是职责所在，应当进言，不敢保持沉默。臣等谨按法令，凡给王公以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定谥，都要记录行状报送尚书省，由考功审核校对，再交太常礼院拟定谥号，报尚书省议定后奏闻，这是为了重视名实相符，表明至公。陛下圣德宽厚包容，如天地一般，怜悯旧臣，恩典深厚没有止境。陛下知道夏竦一生不合众望，不愿把他交给有司，概括地以公议处理，又想掩盖他的短处，推举他的长处，所以在宫中决定谥号，然后向外宣示。臣等认为，仍应选择中等的谥号，使它与他的实际行为大致相称；取一个赐给他，尚且不是群臣所敢议论的。如今却给他谥为“文正”，这是谥号中最美的两个字，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德，也不能同时享有这两个谥字，何况像夏竦这样的人，哪里容易担当得起？这就是名声与事实相违，谥号与德行相反，流传长久以后，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法则？臣认为，凭陛下的睿智聪明，洞察细微而深远，夏竦所作所为，陛下难道从来没有听闻吗？如今却想凭借私人的恩泽，强行加给他美谥。虽然朝廷士大夫畏惧夏竦，他的子孙又身居显要官职，不敢公开说话，但四方人的耳目都看得清楚，难道可以掩盖吗？他们一定会说：“夏竦的作为是这样，却谥为‘文正’，这不是把谥号当作公器，而是出自天子的恩典。”这对国家过失的讥评，难道能说是小事吗？臣等所以日夜惶恐，不敢躲避诛戮的罪责和报复的祸患，冒昧僭越地妄加进言，正是为了这件事。伏请陛下留意明察，改赐一个谥号，希望符合朝廷内外的舆论，成为万世的法则。臣等恳切惶惧至极。【皇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同知礼院】上奏仁宗，论夏竦不应谥为文正【第二状】司马光等 臣等近来因为已故赠太师、中书令夏竦被赐谥“文正”，冒昧上奏陈述，请求改换，至今没有奉到允准的圣旨。臣私下认为，凡是做人臣的，所得俸禄不一定要多，所居官位不一定要高；如果身居官位却不进言，就是应该受刑戮的人。因此臣等日夜惶恐，不敢默默不言。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等卑贱而忽视臣等的言论。臣等私下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博闻曰文”，不是说见闻庞杂广博，而是说所作所学不离于道德；所谓“靖共其位曰正”，不是说柔弱怯懦、苟且偷安，而是因为《诗经》说：“安静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如今夏竦奢侈没有限度，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对内不能在闺门之中遵守义理，对外不能在边疆建立功效；言语不能符合行为，外貌不能反映内心。论他的道德，就是贪婪淫逸；论他的正直，就是邪曲不正。这些都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实，不是臣等敢于诬陷加罪。陛下却给他谥为文正，臣等愚直不明大体，不知道今后还要用什么谥号来对待天下正直的君子贤士。况且陛下如此厚待、眷念夏竦，是因为夏竦曾经任东宫之臣。从前东宫之臣死后得到谥号的并非一人，陛下从未亲自为他们定谥，唯独夏竦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因为陛下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众人之心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陛下如果确实认为陈执中正直无疑，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件事交给有司，交由公议决定呢？这样看来，陛下掩盖陈执中的短处，反而正是彰显他的短处。陛下如果一直挂念陈执中，不如优厚抚恤他的家属。至于谥号，是先王用来劝善惩恶的，并不是用来施加恩泽的工具。有人将会认为谥号只是虚名，这有什么害处呢？请允许臣等试着说明它的害处。国家驾驭臣下的手段，不过是祸福、荣辱罢了。行善的人，活着享受福禄，死后得到荣誉；行恶的人，活着遭受灾祸，死后防止获得荣誉。天下即使想不治理安定，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有不善的臣子，活着窃取俸禄官位，死后又窃取荣誉美名，那么善人不知道受到什么勉励，恶人不知道害怕什么，善恶颠倒，国家再也无法振作。这样的祸害，哪里说得完呢？《虞书》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孔安国传说：“这是说应当戒惧万事的细微之处。”事情刚刚显露苗头时，容易治理和断绝；等到它已经明显，又有谁能治理呢？何况天下人都知道陈执中是大奸，陛下即使给他谥为“正”，也不足以掩盖他的罪恶，反而只会损伤国家至为公正的原则。况且谥法之所以能取信于后人，正是因为它褒善贬恶而没有私心。如今因为一个臣子的缘故而破坏谥法，使忠良俊杰之士以及后世珍视美谥的人都对此产生疑惑，那么谥法还用来做什么呢？臣等之所以冒犯天颜，区区不敢停止，甚至愿意同一个人的父子结怨，实在是痛惜国家破坏、阻抑大法，不能因循苟且而使它亏损废弃。伏望陛下怜悯体察，稍加采纳，特依照前次奏议所陈，改赐陈执中谥号，天下幸甚。臣等不胜惶恐，至此等待治罪。【皇祐四年七月上奏，奉圣旨改谥为“文庄”。】上奏仁宗，请求给陈执中谥“荣灵”。韩维 臣听说，辨别尊卑、亲疏、贤能与不肖，是用来确立人伦的。礼，是维持人伦、使其不致败坏的工具。朝廷的职位，宗庙与寝宫的制度，车舆服饰的等级，钟磬俎豆等礼器的仪容，都有明确的章法。章法不明，尊卑、亲疏、贤能与不肖就会混乱，人伦也会败坏。所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不把礼放在首位。臣私下看到，国家受命已经百年，可是郊祀、宗庙的位次仍有未端正之处，朝廷的仪制仍有未尊崇之处，祭祀、婚嫁、丧葬、车服的等级也有许多不完备。之所以如此，弊病在于抛弃礼而任凭人情。礼是用来节制人情，使人统一归于正道的。如今任凭人情而废弃礼，所以民间没有知羞知恶的风气，士大夫缺少廉洁谦逊的节操。礼制虽然繁多，下面的人却不遵守；法令禁制越来越严密，奸邪却不能胜治。大概是有应当先办的反而放在后面，有应当兴起的反而废弃了。伏惟大宋到了陛下这里，比得上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正应当修复废坠，兴建礼乐，成就一代完整的制度。典章制度中有失误的地方，正是臣不能沉默的原因。臣听说温成皇后的丧事，陛下疑惑应当如何处置，半夜命人到宰相陈执中的宅第询问。第二天便发丧，而其中违背礼制、绝不可为的大事有四件。

译皇仪殿是先帝、先后曾经临朝处理政务的地方，即使宫禁中供使令的人也知道不应在那里治丧，却仍在那里治丧，这是第一件大不可。皇后上配宸极，是天下之母，位号极其尊重，哪里容许僭越亵渎？中宫尚在上面，却在殿廷发丧，而且还按照皇后的礼仪送葬，这是第二件大不可。按乐禁规定，大祀虽然备有乐器，却不演奏。所谓大祀，不是天地日月，就是宗庙社稷，却削减压低了这种礼，这是第三件大不可。只有殿而没有正式宗庙，不能完备地举行四时祭享，这是奉祀孝惠皇后的礼。孝惠皇后并不是太宗的正配，尚且认为这样还不够，又为她立庙并使用乐舞，于是竟与祖宗相等，这是第四件大不可。别庙中的四位皇后，章惠皇后不立忌日已经很久了，因这件事而为她立忌日的事情已经施行，幸赖陛下圣明，采纳进谏者的话而重新停止，否则这又是一件不可为的大事。臣伏下心来思考，温成皇后虽然追尊并加上后位名号，实际上只是陛下的后宫妃嫔。如今为了尊奉后宫而亵渎君臣名分，削减天地的祭祀，僭越祖宗的礼制。臣私下推想，这并非陛下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呢？臣伏见陛下谦逊节俭、敬慎畏惧，侍奉神明谨慎，奉祀祖先笃敬，除祠祀享献的常礼之外，还过分自我抑制，以极尽孝敬恭谨，不应当有这些事情。大概是当时臣下没有人替陛下直言纠正。陈执中身居师长之位，却从未提出一句有益的意见。替国家谋划事务，却竟至于亵渎君臣名分、僭越祖宗礼制，可以说是悖乱乖戾了。陈执中活着时已经窃取陛下给予的爵位，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死后又得到美谥，以成全他的心愿。这样陈执中始终都获得了恩宠，独独留下不合义理的名声，使后世有理由议论陛下。臣不胜愤懑，谨借其家属请求谥号之机，责备他在大节上的过失，加赐“荣灵”的谥号。就是说他的宠禄优厚显赫，却没有树立美好的名声。这样做，是想让天下知道，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侍奉君主应当遵循礼义；又使那些阿谀奉承、窃居高位的臣子知道：活着即使苟得一时的荣耀，死后也不能免于万世的耻辱。不然，若只是议论一个将要腐朽的尸骨的虚名，臣何必独自这样小心坚持呢？况且谥法是周公制定的，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公法。臣所说的，是天下共同的公议。陛下宠待大臣已经极其优厚，却让有司依据万世的公法、天下的公议来贬责他，也正是天下最公正的做法。伏望陛下幸而听取臣的意见，以成就天下至公的法则，岂不是意义重大吗？臣任礼官，凡是仪制典章的遗漏缺失，都有职责参与讨论；又凡大臣去世，都由臣执笔拟议，根据其善恶来议定谥号，这些也都是臣的职责。道义所在，臣不忍缄默。【嘉祐四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太常礼院。此前韩维议论说：陈执中有幸凭借公卿子弟的身份，遭逢太平时代，因一时的言论而逐渐获得贵显。皇祐末年，天子因后宫的丧事，询问安葬祭祀的礼仪。陈执中身为上相，不能总领群司，考订并纠正仪典，以回答天子的询问，却在皇仪殿治丧，这不是嫔御应有的礼制。追封册立后位名号，在宫闱之中有嫌疑；建立宗庙、使用乐舞，又超过祖宗旧制，终于使圣朝的大典留下明显违背礼制的举措，这是最大的不忠。后宫内，礼法名分不明。正室夫人受到疏远冷落，自我贬抑；庶妾贱人强悍放纵而无人约束，丑声传播，连路人都知道，这又是治家毫无可取之处。宰相应当秉持道义、率先遵礼，辅佐天子；端正自身、整顿家庭，作为百官的表率。陈执中不致力于此，反而闭门深居，谢绝宾客，说：“我没有私心，我不结党。”难道不是浅陋吗？谨按谥法：“宠禄光大”叫作“荣”，“不勤成名”叫作“灵”。陈执中出入将相，以一品官的身份退休居第，可以说是宠禄光大了。他身居高位、主持政事，不能说没有际遇；但死的时候，贤士大夫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可以说是不勤于成就名声了。请合用这两条谥法，谥为“荣灵”。上奏仁宗，论陈执中不应得到美谥 韩维 臣近日同孙抃等议论故太师、侍中陈执中的谥号，意见有同有异，于是把奏状具报中书门下。臣以为朝廷将要再次交给有司，议论陈执中为什么能够得到“恭”谥，然后判定是非。突然听说已经降下敕令，考功拟定谥号为“恭”字。臣伏思此事，不胜惊惑。臣以“荣灵”为陈执中谥号，正是责备他废弃礼制、不守恭敬，失去做臣子的节操；朝廷却采用“恭”这一谥法，这不能不使臣疑惑。臣听说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意思是把难以实行的正道进献给君主，并勉励君主实行。孔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礼的意义，不恭敬就不能成立；但恭敬如果不接近礼，反而足以招来耻辱。《尚书》说：“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这是说在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从公卿大夫到各种工匠，都依据各自的职分进谏；如果不能这样，就叫作不恭。陈执中身居宰相之位，遇到明主以仁慈宽恕治理臣下，任命官员、推行政务，总是咨询大臣，总是以古代训诫为法。前代君主难以做到的事情，陛下都把它变得容易了，这正是人人应当竭尽全力的时候。可是陈执中内心怀有阿附依倚之意，援引不正当的说法，僭越亵渎大礼，尚且不能成全明主已经变得容易实行的事情，难道可以说是向陛下进谏难行之道吗？中宫在上，妃嫔却在宫中治丧，发册之事还靠近殿中；这即使是宫省中供使令的人，也知道不可为。陈执中尚且比不上供使令者所知道的，难道可以说是接近礼吗？有司上奏孝惠皇后祠殿应当不享、不奏乐的礼制，他却驳斥这一议论，最终僭越祖宗的制度。陈执中表率群臣，即使不能恢复古代各按职分进谏的制度，却首先亲自扰乱礼制，这又是常刑所不能赦免的。况且“恭”的谥法说：“在职位上不懈怠。”职位是用来任用才能的，才能是用来治理事务的；如果事务不能治理，即使衣冠整洁、神色言辞庄严，整天端坐而没有一点懈怠的样子，又有什么益处呢？陈执中犯有三件不恭之罪，却反而用“恭”为谥。这样一来，谥法可以废弃，官员的职守也没有用了。制定法令却达到可以废弃的地步，任命官员却等同于没有作用，臣愚昧，不知道朝廷这样处理在义理上哪里合适。伏望陛下赶快诏令有司，在敕令尚未施行之前，重新让礼官充分说明“谥恭”的意义，然后把臣的议论一并交尚书都省，召集百官共同参议裁定。臣的论议即使有稍许屈服，退下来甘愿承受妄言之罪，实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嘉祐四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太常礼院。】上奏仁宗，论陈执中不应得到美谥【这是第二篇奏状】韩维

译臣近来两次上章，论故太师、侍中陈执中不应谥“恭”字，至今还没有得到圣旨，朝廷也没有批准。私下听说敕令已经在考功，有司认为不合常法，所以没有立即奉行。臣敢再次进献愚见。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所以能够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有五项大法：士人处在求学阶段，就教育他们；将要进用时，就辨析评议他们；已经任用后，就考核功过，以决定升迁或黜退；死后，又修史记录其善恶，制定谥号彰明其贤能或不肖。教育、奖励、劝勉、警戒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士人行善，固然是为了自身；恶人也会因此努力改恶；居上位的人总括他们的才干加以任用，这就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后世苟且简略，教育和辨论的法度已经荡然无存；修史、制谥只是为了充备官样文章，而不追究实际。至于升黜，又没有可以据考的成法，或升或废，各自因时而定。居上位的人正忧虑人才难得、官职无人修治，却不知道教育、奖励、劝勉、警戒的法度不建立的后果。臣请用陈执中的事情来说明。陈执中的学问没有讲求，义理没有通达，却终于获得贵显，这是教育、辨论已经废弃的证明。他位居宰相后，首先扰乱国家典章，亵渎尊卑亲疏的义理，却优游享受恩宠，以一品官位终老，这是升黜不施行的结果。如今臣想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公议，同僚却不认为这样做正确，朝廷也不认为这样做妥善，径直驳回臣的议论，竟然一点也不加以参考，这又是只充当官员而不追究实际。现在所不知道的，只剩史官了。如果史官又废弃自己的职守，那么圣人的法度就全都丧失了。如今风俗衰败，百官懈怠，本应当竭力振作整肃，以消除因循的弊病；可是现在反而夺去有司的职权，使他们不能尽行法度，压退至为公正的议论，使它不能充分阐明道理。臣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祉。伏望陛下考察圣人制定法度的本意，鉴戒后世苟且简略的弊病，体察当今最应急办的事情，使有司不失职守，使公论有所树立。这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嘉祐四年四月上奏。】上奏仁宗，因为议定谥号意见不合，请求罢免礼院职务 韩维 臣近来议论故太师、侍中陈执中的谥号，是因为痛惜典礼沦丧，愤恨臣节不能树立，伤感官法长期废弃。臣区区之心，实在想借此稍稍辅助治国大体。一次上奏议便被驳回，三次上章也没有得到答复，这都是因为臣愚昧，所议浅薄，不足以感动天听。臣既不能替陛下守住职分，却还白白领取俸禄，以礼官自居，臣实在感到羞耻。伏望圣慈，特许罢免臣的礼院职务，授予一个外任差遣，使臣或许能够办理民政，向上报答国恩。【嘉祐四年四月上奏。】同前【这是第二篇奏状】韩维 臣近来因为守官无能，曾经具奏请求授予一个外任差遣，尚未奉到圣旨，不敢安心。臣确实极其愚昧，难道不知道沿袭旧日的做法就容易处置，附和多数人的议论就容易被听从，采取宽容姑息的办法就少有怨恨吗？然而臣不这样做，是因为所守护的是朝廷的官职，不敢因私情而废弃职责；所论说的是圣人的法度，不忍随世俗而改变。如今臣既不能稍稍伸张自己的职分，却还冒居这个职位，那么臣对于官职有不能守职的罪责，对于义理有不能离任的责任。伏惟陛下爱护养育臣下，保全臣的名节，幸而怜悯臣的狂愚，使臣有可以自处的地方。臣不胜至诚的愿望。【嘉祐四年四月上奏。】丧典 上奏神宗，请求录用刘平、石元孙的子弟。苏舜钦 臣近日到京，听说黄德和因为退军以及妄奏刘平、石元孙叛逆朝廷，已经依军法处分。然而刘平、石元孙是因浴血奋战而陷没，死于贼军之手。当初朝廷未能辨明真相，立即派士卒监视包围他们的宅第。等到黄德和已经伏罪，两家却还没有沾受恩泽，拖延了许多日子，人们颇为疑惑。古人对于舍爵、褒赏功勋，贵在及时。这两人虽然遭到败辱，也是当时辛勤劳苦之臣。伏望陛下独断于圣意，诏令有司在西郊备礼致祭。陛下穿素服面向西方举哀。古礼说：“君主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泣，赴丧的车不装载弓囊和弓衣。”这大概就是古人的义理。当天就下册书追赠官爵，赙赠他们的家族，授予他们子弟爵位，使死者有知，难道不会得到冥冥中的帮助吗？生者感怀恩德，一定会竭尽忠诚。烈士义夫听到这件事，也会受到震动激励，人人都愿意为陛下效力。刘平、石元孙的子弟虽然臣不认识，但听说他们颇知边境事务，用来抵御西方的敌人，必定会有所成功。况且国耻家仇，与其他将领不同，吴国任用伍子胥、唐朝任用田布，就是这个道理。【康定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长垣县，回到京城。】上奏神宗，请求录用魏元成的后代。韩琦 臣读《唐史》，看到魏征辅佐太宗，能够竭尽忠诚、切直进谏，终于成就贞观之治。所以后世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都知道接受进谏是首要之务；他的功劳不止在一时，实际上还惠及百代。如今他的后代却混同于普通民户，本家又被拘执，先前到州县申诉，才得以免除差役。现在竟然一个被刺充义勇，一人被充任衙前，实在值得怜悯。臣想请求朝廷特授其家长魏道严一官，仍免除本户差役，希望使做臣子的听到异代忠贤的后代仍能受到奖励和录用，那么今天能够忠于朝廷的人确实会有所劝勉。臣又据魏道严携来的远祖魏处哲、魏洽的两道官诰，处哲是魏元成的孙子，洽是重孙。如今魏道严等人的乡里在臣所辖的官府之下，既然又有陈述请求，理应一并具奏。【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以使相身份判相州。】上奏哲宗，请求推恩褒奖吕诲。刘挚 臣伏以为，辨明大奸、挽救尚未发生的祸乱，是人臣的先见；褒奖留下的忠节、彰显潜藏的德行，是国家的美好典制。臣曾考察熙宁初年，王安石以道义和文学方面的才能起用辅政，先帝让天下人听从他的主张，天下士民也无不指日盼望太平，上下都拥护他而没有异议。当时故谏议大夫吕诲任御史中丞，独自认为事情不是这样，多次上奏论说，大意是：“安石处在朝廷执政的位置，天下必定没有安宁的道理。”又说：“使天下百姓受害的，一定是这个人。”吕诲因此获罪，被贬出京，不久便去世。后来王安石及其党羽变乱祖宗法度，专门以聚敛财利为事，颠倒邪正，升降任用失当，废除百姓共同希望的事，兴办百姓共同憎恨的事，欺骗蒙蔽朝廷，天下受其祸害达十七八年。其中虽然有承接其事、增加暴虐的人，但总的说来，开端造始实在从王安石开始。四海困苦扰乱，都如吕诲所说。吕诲可以说具有预先知晓祸患的明见。吕诲是名臣之后，为人忠信刚正，立于朝廷、行事自守都有古人的节操，具有大臣的风范。他在言路上前后多次被黜退，都是因为抨击奸邪权势；最后仍因正直之道和大义受到公论的推重。

译吕诲死在外地贬所，是熙宁四年，官位已经达到侍从，而朝廷始终没有给他赠官。吕诲的妻子如今还在世，生活资财微薄，儿子都只是碌碌无为的小官。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施惠安抚百姓，整顿明确各项政务，以完成先帝求治的根本意旨，使其昭然显著于世；又开导奖励进言者，勤勉地听取采纳意见。凡是臣子在过去竭尽忠诚、直言进谏，曾经在朝廷说过一句话的，无不加以收录、褒奖、任用。可是吕诲不幸已经去世，不能在今日受到知遇，这是天下有志之士所以叹息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不胜愚昧的忧虑，希望陛下降下圣旨，嘉奖吕诲的先见，哀悯他敢于进言却未被采用、利泽不能施及当世，怜惜他的志向节操，特赐褒赠并赐谥号以彰显他，录用他的几个遗孤，稍加任使。这样不只是为了慰藉地下亡灵，也是为了劝勉天下人的忠义，使那些做奸邪谄谀之臣感到惭愧，实在是很大的补益。【元祐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当时尚书右丞吕大防、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也都请求重新增加吕诲的赠典，录用他有才能的诸子，以表彰名臣之后。吕诲特赠通议大夫，儿子吕由庚由堂除授予令入差遣。】上奏哲宗，请求追赠张载。张舜民 臣伏见，居住在凤翔府横渠镇的故崇文院校书张载，学问贯通天人，诚意能够感动金石；义理所在，即使刀剑在前也敢于踏上，内心没有不满足于义理的地方，给他万钟俸禄又能增加什么呢？他口才仿佛不能说话，身体仿佛承受不起衣服；但议论激昂慷慨，凛然如秋霜，即使统领万军的将领，也不足以谈论他的勇气。平日同人交谈时，他退然谦逊，仿佛不知道读书；一旦坐下来讲解经义、剖析是非，谈论辨析如流水，即使滔滔江汉，也不足以比拟他的广博。他著书数万言，名为《正蒙》，对于阴阳变化的端绪、仁义道德的道理、生死性命的分别、治理国家的常道，没有不研究通晓的，远远超过前人。他大概是孟轲、扬雄一类的人吧，像荀况那些人都不足以望其项背。关中的学者纷纷归附他，称他为横渠先生。只要登过他的门，言语行为都懂得孝悌仁义，仿佛早已成熟；即使离张载千里之远、十年之久，也不敢做一次不合义的事，常常如同张载就在他们身边前后。自此以后，西部的学者焕然明白先圣先贤的学问，才知道从前所诵说的丰富辞采、华美文章，不过是小道罢了。熙宁年间，朝廷多次荐举他，召到京城，授任崇文院校书；不久因病辞职归去。熙宁末年，他再次来到京城。神宗正准备任用他，使他施行自己的主张，但他的疾病再次发作，请假西归，死在道路上。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张载身逢明天子修饰礼文、整顿治理器具的时候，两次来到朝廷，最终却不能施展一句自己的主张而死，这是张载命运短促、福分浅薄的不幸。这样的人才，当年不能起用，直到年老多病、将死之时才举用，治理国家的人也不能不在心中感到惭愧。张载死到现在已有十五年，朝廷内外的臣僚仍把他生平向朝廷陈述的事记录下来，大略有十多人次；有人请求赐田，有人请求录用他的儿子，有人请求赐谥，但天听高远，至今没有回应。如今张载只剩一个妻子、一个儿子，衣食不足，寄居亲友家中，日子一天天、月份一个个过去，人情往来烦扰不堪，饥寒的忧患形势十分迫切。如果不向朝廷申告，又到哪里去申诉呢？况且君子平日修身谨行，本来就不是为了自身和子孙。朝廷褒奖贤人、录用善人，难道只是为了贤人的后代吗？像孟轲、荀卿、扬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学者只能读诵他们的著作罢了；至于礼遇他们，已经寂寥无人，谁肯来扩大朝廷呢？如果有朝一日把他们列入封爵，使他们享受庙堂祭祀，让后世看来，他们不是胜过孟轲、荀卿、扬雄，胜过本朝的人了吗？因此可知臣今日的言论并不是为了张载本人。伏乞朝廷查考历次臣僚关于录用其子、赐田、追谥三件事的奏陈，凡是可以厚待张载的，实行其中一项就足够了。希望使褒奖贤人的典制唯独在本朝显现，使行善的风气不在今日坠失。【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秦凤路提点刑狱。】上奏哲宗，请求录用石介的后代；孙固等人。臣等伏见，故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学和德行义理都很出众，名声一时极重，经学深广，议论坚定正直，把扶持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曾同孙复、胡瑗任国子监直讲，教育培养人才，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所以直到现在谈论学校教育的人，都称道庆历年间的风气。然而石介志气刚正宏大，不肯枉曲道义来迎合世俗，喜欢辨别邪正，憎恶邪恶过于鲜明，因此触犯权贵，招致怨恨和排挤，倾陷诬陷直到他死后还没有停止，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后来诬谤虽然已经明白，但年岁渐久，再没有人替他进言。如今听说他的儿子编入民籍，几乎没有谋生产业，每日遭受饥寒之苦，士人议论都为之叹惜，认为圣明朝廷崇尚贤能，不应使名臣的后代零落到这种地步。臣等不胜拳拳之心，希望圣慈特诏有司，录用石介的后代，从儿子或孙子中选一人，赐给一个官命，使他获得微薄俸禄，不使家世失坠，以符合圣朝崇尚奖励善人的本意，也作为天下守持忠义者的劝勉。贴黄说：仁宗时，馆职石延年、直讲孙复去世以后，都曾荫补授官给他们的儿子。近日推恩，吕诲、包拯、刘庠的儿子各自被授予职任，天下人都为此感动。像石介的后代，也应当在录用之列。伏乞比照同类事情施行。【元祐五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枢密院事，与韩忠彦、赵瞻等人一同上奏。皇帝已有诏令荫补授官给石佛中。】上奏钦宗，请求褒奖赠官江公望等人。吕好问 臣听孔子说：“把好恶显示给他们，百姓就知道禁戒。”

译《尚书》说：“君王宣告修明的政教，不隐瞒他的法度。” 既然不隐瞒法度，就不如明确显示好恶，使百姓知道禁戒而自行遵从。所谓好恶，就是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不任凭自己的私意罢了。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任用人物，贤能与不肖混杂进用，因此好恶不分，是非不明。臣认为陛下应当先加以推明，向四方显示，使有潜在德行的人和隐藏的恶行，各自得到应有的处置，以安定百姓的志向。有一件事尤其不能缓办：元符末年，众多士人充满朝廷，故司谏陈瓘、江公望、正言张廷坚、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龚夬等人，都凭借忠直奋发，知无不言，舍弃生命以徇国，不顾妻子。后来蔡京、赵挺之等得势，首先加以排挤陷害，意图一定置他们于死地，不遗余力，巧妙罗织罪名，令人心寒。幸赖太上皇仁慈宽恕，竭力保全他们，才得以免于诛戮。他们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至今还没有恢复。如今蔡京大略已经受到正典刑，而这几个人仍在责罚名籍之中，子孙受冻挨饿，人人都感到怜悯。只有陈瓘已经赠谏议大夫，任伯雨有一个儿子得到官职；至于江公望、张廷坚、龚夬等人，都没有得到彰明叙用。这并不是显示好恶、不隐瞒法度的做法。伏望陛下特降圣旨，将江公望等人一并褒奖赠官，仍各自授官给他们的子孙，周济抚恤他们的家属，使天下后世为善报国的人知道受到劝勉，使奸雄巨恶之徒始终有所畏惧和惩罚。这实在是当前最应先办的事情。【靖康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礼乐类 士人与庶民的五礼 上奏神宗，请求制定婚嫁、丧祭的礼制。吕大防。臣伏见，朝廷厉行更新各项政务，一律以三代先王为法，却唯独在典礼制度方面似乎还没有达到汉唐的盛况。日前听说朝廷特地下明诏，设置机构考订礼文的得失，由此可见圣虑高明，知道把最重要的事务放在先办。臣平素愚昧，不曾敢向朝廷进言的想法，或许可以在今天申说了。臣私下观察，如今公卿大夫，下至士人百姓，婚嫁、丧葬、祭祀都没有法度，只听任他们自行办理而没有禁约。婚嫁是重要的礼，却全都出于民间鄙俗的习惯；丧祭是大事，却往往采用佛教、道教的办法。至于郡县公私礼仪中的大节，古人谨慎重视的，如今一概苟且简略，毫无义理。臣谨按《开宝通礼》，这是太祖皇帝制定的，是本朝一代的典章。臣遍览四方，只有在淄州曾经见到它，不过是用来准备考校举人罢了。礼制不实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礼》所说的八则，以礼俗驾驭百姓，大概是说庶民可以参照风俗办理，而士人以上应当专用礼制。臣愚昧，想请求诏告礼官，先选择《开宝通礼》加以讨论、确定并明确刊示，用来向天下表明；违犯者予以禁止，务必使它施行。即使还不能下达到普通百姓，而下层人所看重和仿效的对象也足以形成教化。何况台省官员处理政务，州县祭祀社稷、释奠之类已经略微采用礼制了。由此推广实行，也不是完全违背风俗、难以施行的事情。况且如今所施行的礼制，在全部礼制中才实行了几件，正可以逐渐改善风俗，道理就在这里。伏惟陛下留心审察，树立万世法典，天下幸甚。【元丰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秦州。】上奏哲宗，请求详细讨论五礼以教化百姓。朱光庭。臣听孔子说：“立身要立于礼。”

译《尚书》说：“上天制定秩序有礼，难道由我制定的五礼不应当长久实行吗？” 由此可见，礼与天地并立，片刻也不能废弃。三代以后，礼于是消亡；汉唐拘拘守成，不值得多说。如今圣政日日更新，讲求修治各种政务。臣愚昧，以为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什么比礼更优先。因为约束人情、维系王政纲纪，没有不由礼来完成的。礼废弃而不讲求，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人从幼年开始就穿成人的衣服，这哪里曾有冠礼？鄙俗混杂紊乱，不知道亲自迎娶在人伦中的重要，这哪里曾有婚礼？因火灾、水灾、阴阳禁忌，年岁月份没有限制，死者不能安葬，安葬者又没有法度，五服制度不明轻重，这哪里曾有丧礼？春秋时节不知道应当祭祀的时间，祭日不知道早晚的节度，器皿古今有异，牲畜祭品生熟不同，这哪里曾有祭礼？冠、婚、丧、祭是礼中最大的事项，却没有人知道应当实行的法度。朝廷之上从未讲求修订，只是沿袭旧例罢了，始终没有穷尽圣人的深意。公卿士大夫之间也从未讲求修订，只是各自遵守家法罢了，这怎么能成为天下的法则？车舆、服饰、饮食、器用、玩好，没有确立法禁，僭越奢侈尤其严重，富裕之家可以比拟王公，奴仆竟等同于卿士。风俗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没有礼。臣如今想请求陛下诏令执政大臣，各自荐举明晓礼制的官员，共同讨论五礼；上至朝廷所行的制度，下至百姓所遵守的规矩，细致周详地讲明，穷尽先圣人的深意，参照古今，斟酌人情所安，制定天下可以通行的法令，成为一代大典，悬示于象魏，颁布四海，用来端正人伦，改变礼俗。这就是三王的做法。臣只愿陛下勉力实行。《礼记》说：“王者治理安定后制定礼制。”恭敬地想到祖宗以来，历代圣主相承，仁政功德恩泽洋溢天下，本来可以说已经治理安定。何况陛下以盛德临御，兴起停滞的事业，补救废弛的弊病，朝廷日益清明，正是明王应当制定礼制的时候。愿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言论微末而忽视，赐予留神，天下幸甚。贴黄说：朝廷盛大的教化，无远不至；然而五礼的制度多半出于沿袭，尚未完全讲求修订，人们不知道应当止于何处。其中冠、婚、丧、祭的礼，尤其应当先行讲求修订，以示天下，使其得以遵行作为规矩。然而朝廷之上以及公卿士大夫之家，都还没有成法。伏望圣慈，命明晓礼制的大臣与礼官详细周全地讲求修订，以使风俗敦厚。【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请求详细讨论五礼以教化百姓。颜复。臣资质才学浅陋，幸而凭借儒学得以充任礼官。任职以来，推求治国纲要和职分操守的要点，希望能举其万一，向上报答陛下器重任用之恩。臣因此想到，与其内外竭尽心力，参照古今，来辅助朝廷日益兴盛的礼仪，不如先明确礼制的实际内容，或许可以补益风教，趋向大治，这样臣分内的心愿才不至于有负有愧。臣认为，治世的礼发端于威仪和节制之间，直到百姓保守皇极，家家没有不同的崇尚，上面施行教化，下面形成风俗，不能只说徒有名目而没有实际。否则，喜好礼制即使深厚，尊崇礼制即使华美，也都会招致循名失实的讥评，对治国大体没有丝毫益处。在王道盛行的时代，认为人情无不以本有的善心为根本，然后才能安定，所以施行礼制从来不排斥百姓。大的如郊祀宗庙禋祼的节文，小的如乡里举行酺会、禜祭鬼神的仪式；近的如朝觐聘问的制度，远的如学校射礼、飨礼、饮食之事；盛大的如搜、苗、狝、狩、类、祃等军礼制度，卑下的如农田中颁赐禽兽、进献豜豕的规则；尊贵的如加冠礼、下嫁王姬、登用贤能、养老尊老的仪容；下至合族举行冠婚、按年龄排列尊卑、宣读邦法、书写孝亲友爱的次序；内有赈济灾害、赙恤艰难的恩惠，疏远的有私家送终的礼式。虽然礼制有隆盛和减杀的不同，但都在致敬、明次序、发扬和气、恢复根本，急切地把它们作为年、月、日、时应当实行的事情，不敢片刻懈怠，其志意是相同的。上面亲自率先实行，下面喜悦地跟随；如同手指和手臂相互联系，如同源头和支流彼此贯通，浑然一体而没有一点间隙。因此德化之风大成，和气充盈，灾害不发生，刑罚不施用，才知道天下有礼的实际。三代以后，沿袭苟简，礼乐只剩下虚名罢了。间或有非凡的君主，遇到能致治的臣子，恢复、明定、考订礼制，礼仪的繁密光辉也只止于郊庙朝廷之上；所崇尚树立的风教声誉，不能达到都门之外。最后都归结为使人敬畏得过于严厉，使人勉强谨慎而不敢有所作为，却都不知道应当如何以礼义安顿百姓，辅助世道、教化民众的功效遥不可期；礼的实际内容因此荒废很久了。国家太平已有百年，规模宏远；向下考察汉唐太常所掌的礼制，成书定简何止千篇。每年举行郊庙、朝会，侍臣和有司考核、复核、讨论疑难，贯通附会六经，考察古今沿革，上下数千年，其制度丰富精密，各种事务无不完备，文理灿然可供师法；可是士人与百姓的礼制却沿袭历代的过失，没有降及常行的制度，下面没有可以矜式遵循的准则，使有志之士动辄感叹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这实在是治朝应当痛惜的事情。即便如此，百姓的真实情感，即使不教导、不勉励，也会自然显现；因为上天赋予人的根本本来是善的，不能完全遮蔽压制。不教导就会失去中正，失去中正就会流于偏邪；祭祀享献的礼不教导，就会流于祈禳。佛教斋戒、婚姻的礼不教导，就会流于民间鄙俗；宾客之礼不教导，就会流于游荡嬉乐；师旅田猎之礼不教导，就会流于夷狄风俗和暴乱习气；丧纪之礼不教导，就会流于道教、佛教和数术迷信。国家的正礼停留在上面而不能下达；百姓的良心被异端习俗夺去，又加上愚昧贪欲。想要风俗淳厚、政治隆盛，就如同向北走却到了南方，爬树去捉鱼，势必不可能。臣愚昧而真诚，想请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发德音，下诏给礼官，汇集经史古今的仪式，以及各家祭法、岁时荐享、家范、书仪之类，选取其中可用的，制定高明而不难实行、切近而不急迫的士民五礼。不必以冕弁作为冠礼，以韠韨作为衣服，以俎豆作为器物，以俪皮作为币帛；让人乘车出行，依便利安适而坐席用食，然后颁行郡县。缓慢推行命令，使人乐于接受而不受惊骇；用文辞劝导晓谕，使人逐渐明白义理，诱导扶持本心；这样善意一产生就会思考，思考就会辨别，辨别就会安定；安定以后，起居行动、仓促困顿之时，无不处在忠顺、孝悌、仁义之中。人人都具备士君子的器度，教化就完成了。王者治理百姓，以刑罚辅助礼制。如今约束百姓的法律文书，即使只改动一个字，也要通过驿传下达到郡县。士人与百姓的常行礼制，甚至没有成书，本末轻重又不相称，由此就可以明白了。惟愿陛下留心，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议论音乐

译上奏仁宗，论详细制定雅乐。韩琦 臣听说，乐音的兴起产生于人的内心，所以喜、怒、哀、乐的情感受到外物触动，急促、衰微、舒缓、迟慢的声音便随之回应，并不是乐器本身造成的。因此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孟子回答齐宣王时，也有“现在的音乐就像古代的音乐”这种说法，意思是能够和百姓一同快乐，那么古今就是一样的。唐太宗听祖孝孙制作的新乐，便说：“音乐的创作，大概是圣人根据外物设置教化；国家治理的兴衰，也由此而来。”魏征回答说：“音乐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音调。”这些都是圣贤论述音乐的大旨。臣见识浅陋、技艺鄙薄，向来并不懂音律，陛下特加甄别选用，使臣在谏官之列任职，首先承受诏令，命臣与丁度等详细审定胡瑗、阮逸、邓保信所制作的钟律。臣粗略考察前代记载，参验古今，发现这两家的说法都有差错，并未周全。阮逸、胡瑗采用的围径方分，邓保信采用的长黍，查考典籍依据都没有可据之处。自太祖创建国家、仁宗承继统绪以来，繁盛的礼仪都已举行，兴盛的事业也都完备，一直通用王朴的音乐，完全没有更改。直到百姓安康、兵革止息、天下无事，将近八十年；作为礼乐使用的音乐，并非不和谐。近来因为燕肃提出建议，才妄自加以磨削修治；恰逢李照入朝，他说原来的音乐不够和谐。陛下发挥天赋的才能，留意倾听到日暮，精心加以考核，准许他改制作乐器。到制作成功，立即进荐于郊庙；等到阮逸、胡瑗接着到来，又极力宣称李照所制的音乐牵强附会，于是再次命令制作律管，但围径和长度仍然不合。邓保信继续上奏新法，也同样使长度、宽度违背古制。臣私下认为，祖宗旧乐遵用已久，近来却听从一个士人的偏颇议论，改变数朝确定的律法；又赐给他金帛、增加官秩，优厚奖赏他的劳绩，尚未满一年，又将改变制度。臣担心后人再有人依从而非难它，不仅有伤国体，实际上还会白白耗费国家财用。纵观前代，讨论音乐时古代的管尺还保存着，尚且是非纷纭，历经多年才得以完成，也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仓促而轻易改换的。臣私下筹划，不如穷究制作音乐的根源，把它作为政治的根本，使政令平和简约，民众万物兴盛融洽，天下百姓击壤而歌、饱腹而唱太平；这才是上古的音乐，难道能够只从乐器的形制中寻求吗？既然通达了它的根源，又应当研究当前的急务，以辅助国家的盛业。国家正处于夏境安宁统一之时，朝廷安闲清静，西北两边长期松弛边备；犬戎的性情，难道能够永远保持不变吗？弱小时就卑下顺服，强盛时就骄横叛逆，违背盟约，哪一代没有这种情况？必须考虑周密防备意外，不能完全把它推给所谓的大诚信；这是陛下与左右辅弼大臣日夜忧虑的事，应当先处理。暂缓求取新乐的诚意，转而讨论安定边疆的策略；把最紧迫的事情置于优先位置，从道理上说是更妥当的。臣想请求下诏给有关官司，将两家的律法以及所制作的管尺、钟磬、权量全部记录下来，保存而暂不施行。再次命令天下精通音律的人，让他们详细审定，然后再施用。等一两年间，如果始终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把王朴、阮逸、胡瑗、邓保信三种方法，另行召集熟悉古典的近臣，选取其中最符合记载的，作为雅乐备用，也还不算晚。现在的裁定，权且停止。万一裁择不能胜任，至幸【景祐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此前，景祐二年，判太常寺燕肃说钟磬损坏，请求进行修换。第二年修成后进上，李照认为现在的音乐高出五律，请求重新确定尺律、改造新器。诏令又命内侍礼宾副使邓保信参与此事。这一年又诏令天下访求通晓音律的人，于是胡瑗、阮逸等人出现。景祐三年七月，才诏令李照、丁度及韩琦，取保信、阮逸、胡瑗等人的钟律，审定得失以及是否可以施行后上奏。】丁度等都认为不可使用，诏令全部停止。韩琦又独自上奏了这篇奏疏。上奏仁宗，议论李照所确定的音乐　　　　余靖 臣听说道路上传言，已经降下指挥，本月十六日皇帝将在后殿临朝，命中书、枢密院以及修撰乐书的臣僚，一同在皇帝面前详细讨论李照、胡瑗所确定的雅乐是非。臣私下认为，音乐凭借声音来布施和谐，声音凭借乐器来宣达作用。所以借助金石制作乐器，然后声音才能取得和谐；区分宫、商等音调，然后音乐才可以审辨。现在李照的说法，讨论的是乐器形制；胡瑗的议论，讨论的是尚未传出的音声。仅凭这两方面的异同，想要判定优劣，不是很难吗？何况言语有能说与不能说的差别，思想有巧妙与拙劣的不同，又怎么能在片刻之间判定呢？臣又认为，古代制作音乐的人知道声音有清浊，所以吹奏律管来制定其中标准；担心时间久了失去传承，所以累积黍粒来保存法则。后世有所增减，不能认识它原来的声音。如果用古法考求，尚且或许能得到大概。既然怀疑古法却不采用，不知道凭什么可以听从？何况胡瑗所陈述的颇有经典依据，为什么不试着让他制作一套钟磬，与李照的音乐交替演奏、反复考察，选取其中丝竹之声和谐而互不压制的，判定为优，然后施行使用？到那时再集中议论，也不算晚。臣近来听谈论的人说，李照学习音律没有师法，自行传授、增损，又倚仗阎文应作为内援，所以能够纷纷放纵自己的偏见；他的律度疏阔而偏长，钟声震荡摇动，不遵守古制，不能作为后世法则。考察众人的说法，李照并非完全正确。如果把音乐看作政治中的大事，就应当慎重对待改制，那么在李照改制以前本应更加谨慎。现在既已改制而尚未确定，就更应详细考核律吕，审定制度，以防止其中的错误。因此臣认为，应当让胡瑗制作钟磬，与李照的音乐分别辨析声音，然后是非就会清楚明白，如同放在秤和镜子面前，不必辨说也能看出。臣不胜区区愚昧之言，惶恐待罪【景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秘阁校理】上奏仁宗，请求恢复使用王朴旧乐　韩琦

译臣在景祐三年秋，曾奉圣旨，命臣与丁度、胥偃、高若讷共同审定阮逸、胡瑗、邓保信等所制作的钟律。不久把历代典籍、记载和文字，以及汉钱的分寸相互比较，发现王朴旧乐在太祖朝曾命和岘按照司天监景表尺减定，和汉唐尺度相近。胡瑗、阮逸、邓保信以及李照等人的钟律，都不合古制，于是详细上奏。又奉圣旨，命令用汉钱分寸和景表尺另造律管加以参校。臣与丁度等各自陈述不懂音律，请求再次访求懂得音乐的人，命他们详细审定。后来诏令停止。那时臣曾把《景祐广乐》考察审阅，完全看到了实际记载，李照不依古法、凭个人意图制作律度的事情。如今南郊大礼临近，陛下亲自行大礼，不可以把李照所制作的违背古制的音乐进献给天地和宗庙。臣私下听说，和岘减定的王朴旧乐钟磬等器物现在都还保存着，想请求特地下达圣旨，命太常寺将来举行郊禋时使用旧乐；这样可以使国家制度完备，使神灵听到的只有和谐之声【宝元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于是诏令太常寺的音乐全部仍用旧制，李照所造的音乐不再施行】上奏仁宗，议论音乐　　　　　　　宋祁 臣恭读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奏札中的节略文字，他说曾经把《景祐广乐记》考察审阅，完全看到了实际记载；李照所制作的违背古制的音乐，不可以进献给天地和宗庙。他听说和岘减定的钟律等器物现在还存在，想请求特降圣旨，指挥太常寺恢复使用旧乐。臣奉敕，已派资政殿大学士宋绶等与两制官员共同详细审定后上奏。臣因为自景祐元年中曾奉诏赴太常寺，与燕肃等共同磨治钟磬，后来亲眼见到李照重新确定律度，以及随后提举胡瑗另造钟磬。臣对太常寺乐器大致了解其始末，如果有所见解，不能隐忍不说，谨逐项陈述如下。一，李照所制作的钟磬，当时只是把太府寺布帛尺的一面作为标准来确定法度、改造乐器，比旧乐一下子降低了四律。李照天性诡异偏执，辩论专横固执，无非是出于个人私意，不遵循古法。他所用的尺大约比王朴尺长二寸；他的量器制度以六百二十粒黍为一龠，六龠为一合，自古以来是十龠为一合，现在一下子相差四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斛，称作律斛。他的秤以一升水的重量为一斤【比现在太府寺正在使用的官秤一斤多十两】，十斤为一秤【现在太府寺以十六斤为一秤】，称作律秤。他又把钟磬从十六枚减为十二枚【自古经史中没有以十二枚为一架的制度】；钟的形状也不依照典籍，声音绵长遥远，压制阻遏群乐。李照又亲自制作大竽、大笙，也充作大乐使用，都是惉懘的新韵，不依古制。后来新降到的双凤管，乐工吹奏它，根本不能成声。李照虽然自称懂得音律，实际上与伶官、卑贱乐工的见识没有不同，却竟敢败坏祖宗以来的旧乐，使朝廷用不合制度的器物进献天地；祖宗和四海听说后，没有不私下议论的。只看李照所确定的黄钟律管，竟然是南吕的倍声；原来黄钟九寸的正声，却降低到太蔟、夹钟之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十两〕 黄钟的宫声，是君主之声、君主之位；现在君声降低到臣位的羽声所在之处，尊贵的宫声被压低了三年多，在道理上尤其有害。天灾和人事不合常礼，都是最大的不祥。像这样的几件事，无论愚人还是智者都共同明白。何况陛下深通律吕，完全可以由圣心裁断，立即改正。凡是李照曾请求增损的事项，都违背经典、背离古制，请像韩琦所奏一样，一律停止，全部恢复祖宗旧制。一，太常寺的旧乐，本来是唐昭宗时雅乐散失之后，器物一件不存。后来有博士商盈孙参考典籍重新制作钟声。此后五代相传，沿用而不改。到后周时，王朴重新确定尺度，略加增补修正。太祖朝又诏令和岘按照景表尺重新磨治，使声音稍微降低。先前由于景祐二年燕肃请求修正乐器，当时只得到王朴的律准，又没有王朴所确定的律尺、律管来参验音韵；燕肃只根据律准和钟声按定高低，因此这套太常旧乐比王朴时代已经有所不同。何况和岘减定以后，又经过真宗景德年间李宗谔的一次修饰，到燕肃时总共经历了三次磨治，但都没有先确立尺、律、律管，所以后来无处据以校正法度和音律。然而这些旧器物从唐、宋历代祖宗三位圣主时期流传下来，没有人轻易非议；用于祭祀享献已有八十多年。虽然不能确切说它完全符合虞舜《韶》乐、周武王乐的明确法度，但总的说来，它沿袭的始末确实与典礼最接近，并不像李照任意妄为、制作不合经典的器物。现在如果陛下姑且依据旧典，取其接近法度之处，那么请先取景表尺铸造律管，以考验王朴的律法；这样和岘当时所确定的声律高低就能明确看出。何况旧钟还有七百多枚，属于太常寺收管，只要略加磨治，使它们与声律相协调即可。所有旧磬在李照确定音乐时都被彻底切割、损坏，如今没有一件保存下来；如果暂且把李照所确定的石磬从太蔟以下按长短刻磨，也能与旧乐黄钟以下的音高大致相近；再把本寺保存的二百多片磬扑配合增补，也可以使音律协调，与钟大致组成三架，就能在将来南郊大礼之前一次完成，不过几个月便可见成效。其余丝竹乐器，只要调正音调，就可以成为雅乐。何况礼乐的根本出自天子；如今陛下天资聪睿圣明，又通晓音律，恢复古制、顺应正道，还有什么可疑虑的？恳请立即下令有关官司，迅速修复，以表彰善于继承先制的美德。

译一，景祐三年，诏令臣监督胡瑗铸造一架钟磬。臣见胡瑗通晓计算方法，能够把先儒所说黄钟管内八百一十分的方分计算法，与郑康成《周礼注》和班固《律历志》的古法相合。自隋唐以来，各位儒者辨论黄钟一龠的制度，都比不上胡瑗。后来在杂物库请求取铜铸造时，忽然从杂铜中得到三枚古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又不知是哪一个州县缴纳来的。臣与已故翰林侍读学士冯元立即检验辨认这些钟，发现其古朴的质地精美奇妙，钟颈、钟体都有棱角，上面有三十六个乳钉，另外刻有云气作为装饰；有两栾的形制，像铃而不圆正，与《周礼》所说的形制相符。其中一钟破损，两钟还可以敲击，于是仔细洗涤；钟上有两行篆文，字体也古朴简约。推究文字的源流，它不是近代制作的，而是汉魏之间使用的器物。文字写道：“越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越思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共二十二字。臣与冯元商量，这既是古器，又符合经典【除了三十六个乳钉与郑康成所说略有不同，郑康成认为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钟合有七十二乳】，于是绘图进呈。后来下令胡瑗完全依照古钟的形状制作，新钟制成十六枚。胡瑗所确定的律尺、律管，比王朴的钟只低半律，钟磬非常能够协调合韵。当时没有准许当面进呈，于是只送到太常寺收存，如今还在。后来又诏令另派官员详细审定李照、胡瑗等人的律尺、律管。当时议论的人都说，胡瑗所实际采用的黍粒大小或许有所不同，认为还没有完全合乎古制，于是被压下而没有施行；至于八百一十分的计算法，则都认为正确，没有人非议。臣认为，胡瑗所用尺和黍粒虽有长短、大小的差异，还未完全合乎古制，但比旧乐更接近法度。如果再让诸儒略加讨论考订，或许就可以施行而合乎雅正。臣又私下认为，陛下用心详细审定雅乐的日子，恰好得到这件古钟，是吉祥的征兆。因此，如果立即确定律尺、律管，让诸儒尽力辩论，从中选取长处确定为尺法，然后制作钟磬来验证声音，有什么不可以呢？而先前的议论者却固执地认为李照不合制度的器物，已经用于郊祀天地，不能轻易更改，要等到有懂音律的人以后再改。祖宗旧乐相传八十多年，经历真宗东封西祀，李照却一旦凭狂妄轻率的意见败坏它，反而没有人顾虑不可轻易更改。现在想依据经典裁定、校正律度，反而认为要再等待懂音律的人。假如今世终于没有懂音律的人，那么李照不合经典的器物就会流传后代，成为千百年的笑柄。这也是陛下明白可以判定的议论者的大错误。臣认为，陛下既然自己通晓律度，就不必再以等待知音为说。懂音律的人自古以来就难以得到，并不只是今天如此。如果世上没有夔、伯牙这样的人，那就应当暂且以法度为依据。即使有清浊高下的差异，错误也不会相距太远。因此臣希望陛下只采用胡瑗八百一十分方分的办法，诏令取上党出产的秬黍，选择其中大小适中的；差遣一两名精干有力的宦官和身边一两名可信任的臣子，在宫中重新仔细校定。陛下趁余暇亲自参与裁决，先由黍粒确定寸，由寸确定尺；尺确定以后，律、度、量、衡四项就都能校正。然后依照古法，用新尺推算日影，如果相合，这是第一项没有错误；再用新管埋在地下观测节气，如果应验，这是第二项没有错误。这样以后就可以颁行天下，明确告知律、度、量、衡的制度，并据此修定雅乐，诏令当今稍微懂得音律和经术的人共同讨论，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不过这件事虽然不是朝夕之间的急政，陛下如果能在处理万机之余考虑并确定它，也将是千百年不可磨灭的美事。先前获得古钟时，恐怕宫中忘记了当时进呈的图样，现在又绘制了一本，随同奏状进呈。以上全部陈述如前。臣以儒学和史学为业，合并写成文字陈述。又因为臣长期在病假中，不能请求入殿当面奏报。如今事情涉及辩论，不敢修饰文辞，贵在把事情的道理畅快说尽，所以敢于直说始末【庆历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恢复使用旧乐　　　　范镇 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废弃祖宗旧乐、使用新乐以来，到现在已有四五年，发生日食、星变，冬天打雷、秋天降雹，风雨失时，寒暑失节；不和之气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音乐不能感动天地也就罢了，既然音乐能够有所感动，那么众多异常现象接连出现，未必不是由此引起。去年十二月底，大雨雪、大风，宫架突然毁坏。元日举行大朝会，音乐奏起而陛下恰好发病，臣恐怕天意认为陛下不应改变祖宗旧乐，却轻率使用新乐。不然，为什么偏偏在音乐奏起的时候陛下发病？可见天意警告陛下十分深切。自从当初议论音乐时，臣曾经论述新乐不正确，其中逐项陈述的一篇最为详细，现在再次整理进呈，请求交给执政大臣参详。如果臣的陈述有可采纳之处，恳请暂且使用祖宗旧乐，以等待将来另行制作【嘉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此前朝廷命胡瑗等详细审定大乐，最后宋祁推荐益州进士房庶通晓音律，并进献他的书三卷，范镇主持这项议论。诏令胡瑗的音乐已经制成，停止施行。范镇上书说：臣私下认为，音乐是和气，发出和气的是声音；声音产生于无形，所以古人担心后人不能认识它，于是用有形的事物传下它的法则，使后人参考；经过参考而正确，然后无形的声音才能和谐，和气才能显现。】

译什么叫有形的事物？就是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磬。这十项必须彼此相合而不相违背，然后才算正确。如今全都彼此相违而不相合，就是错误。有形的事物不正确，却想求得无形声音的和谐，怎么可能呢？臣谨慎地把这十项不正确的证据逐条列在下面，请陛下裁择。臣考察《诗经》说：“上天降下美好的种子，是黑黍和二米黍。”“诞降”，就是上天降下。《诗经注》说：“秬黍一颗果实有两粒米；又说秠黍一颗有两粒米。”东汉任城县出产秬黍三斛八斗，果实全都是两粒米，史官记载此事，认为是吉祥征兆。古人用秬黍酿酒，称作秬鬯；宗庙降神只用一樽，诸侯有功只赐一卣，是为了说明这是上天降下的东西，世间不常有，所以珍贵看重它。现在从民间取来的秬黍，动辄达到几斛，而且秠黍全是一粒米；河东人称它为黑黍。即使有真正的秬黍，因为需要的数量太多，也不敢送交官府。这是秬黍不正确的第一项。又考察先儒都说，律管内空直径三分、周长九分、长度九十分，容量为一千二百粒黍，积实为八百一十分。现在律管内空直径为三分四厘六毫，周长为十分三厘八毫，比九分的周长大了一分三厘八毫；这样在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时，除去周长增大的影响，长度正好只有七十六分二厘。有人说，四厘六毫是方分；古代用竹子制作律管，竹子的形状本来是圆的，现在却用方分来计算，这是律管不正确的第二项。又考察《汉书》所说分、寸、尺、丈、引的制度，本来起于黄钟的长度；又说九十分就是黄钟的长度。所谓黄钟的长度，是依据一千二百粒黍来说的。一千二百粒黍用于量器，就叫黄钟之龠；用于权衡，就叫黄钟之重；用于尺，就叫黄钟之长。现在舍弃一千二百这个数目，却用一百粒黍作为一尺，而且又不是从黄钟开始，这是尺制不正确的第三项。又考察《汉书》说龠的形状像爵；爵是爵盏，形体正圆，所以龠也应当是圆的，直径九分、深十分，容量一千二百粒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管的分数正相同。现在龠却是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容量一千二百粒黍，这同样是用方分计算，这是龠制不正确的第四项。又考察《周礼》的鬴制，方一尺而外形为圆，深一尺，容量六斗四升。所谓方一尺，是用八寸的尺；所谓深一尺，是用十寸的尺。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尺和十寸尺的区别？考察《周礼》说，璧羡所用的尺度，以好寸三作为度；璧羡的形制长十寸、宽八寸，都称作一度。以尺作为度，那么八寸和十寸都可以称为尺。《王制》又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八尺，是八寸的尺；六尺四寸，是十寸的尺。同样都称为周尺，说明周代确实使用八寸尺和十寸尺。所以知道用八寸尺作鬴的方，用十寸尺作鬴的深，容量为六斗四升，即一千二百八十龠，积实为一百零三万六千八百分。现在鬴的方和深都用一尺，积实一千寸，这是鬴制不正确的第五项。又考察《汉书》的斛制，方一尺而外形为圆，容量十斗，旁边还有外伸部分。隋代时汉斛还存在，所以《隋书》记载其铭文说：“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外形为圆，旁边外伸九厘五毫，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量一斛。”现在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斛制不正确的第六项。又考察算术，圆形的分数称为直径，圆中见方的分数称为方斜。所谓直径三、周长九，方五、斜七，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把圆形的分数用方形方法计算，这是算数不正确的第七项。又考察权衡，它是从一千二百粒黍出发制定法则的。周代的鬴，重量为一钧，声音与黄钟相应；汉代的斛，重量为二钧，声音也与黄钟相应。鬴、斛的制度既有容量和尺寸，又取其轻重，是想看出器物厚薄的法则，用来考察它的声音。现在黍粒的轻重还不真实，这是权衡不正确的第八项。又考察钟有大小、轻重、厚薄之分；现在既没有大小、轻重、厚薄的区别，却以一个黄钟作为标准，这是钟制不正确的第九项。磬以一律称为博，二律称为股，三律称为鼓；这些分别对应十二律。现在的磬一律都以黄钟为标准，这是磬制不正确的第十项。以上都是有形的事物，是容易看见的；假使其中一项不相合，就不能作为法则，何况十项都彼此违背呢？臣本来就知道，无形的声音不可能因此得到和谐。如今尺和律的根本、末节都没有校正，详定、修制两局所耗费的工料费用，估计已经达到数万，这就是议论者纷纷发言的原因。然而议论者不说有关官司议论时模棱两可、依违不决的过失，反而说陛下制作音乐是过分的举动，又说当今应当先处理政令，礼乐不是急务；这是臣尤其疑惑的地方。假使有关官司把礼乐的意见合在一起互相评判是非，而由陛下亲自临朝裁决，那么在政令方面的失误不是更大吗？】上奏神宗，请求参考王朴等人的音乐来考定中和之声。刘元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太常寺大乐的钟磬共有三等：王朴的乐器为第一等，李照的乐器为第二等，胡瑗、阮逸的乐器为第三等。王朴的音乐声音太高，这是太祖皇帝曾经说过的，不必等到论证就已经明白。仁宗景祐年间，命令李照审定音乐，于是降低律法来取得黄钟的声音。当时人们习惯听旧乐，怀疑新乐声音太重，因此李照的音乐由此没有使用。皇祐年间，胡瑗、阮逸再次审定大乐，比王朴的音乐稍低，而声律相近。等到大钟铸成，有人讥讽它的声音沉闷郁塞，于是也没有使用。因此郊庙仍旧使用王朴的音乐。乐工们自己陈述说：如果使用王朴的音乐，钟磬就难以依从清声；如果改制、降低律法，钟磬的清声才可以使用，这更加证明王朴的钟磬声音太高，难以全部采用。现在把两等钟磬的声音互相参校，王朴、阮逸音乐中的黄钟，正好与李照音乐中的太蔟相当。王朴、阮逸的音乐，编钟、编磬各十六枚，虽然有四个清声，实际上相差的是黄钟、大吕的正声。李照的音乐，编钟、编磬各十二枚，虽然有黄钟、大吕，却完全缺少四个清声，不合古制。圣人制作音乐，是为了记录中和之声，用来引导中和之气。

译清声不能太高，重声不能太低，使八音协调和谐；歌唱者从容发声，能够使和声悠长，这才叫中和。臣等因此精心选择李照十二枚编钟、编磬中符合律法的，增加王朴的无射、应钟以及黄钟、大吕的清声，作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个清声，让各种乐器随之演奏，歌工兼用清声歌咏；这样声音清亮而不太高，浑厚而不太低，中和之声就可以考定了。请求将王朴的乐降低二律，以确定中和之声；就在太常寺的钟磬中选择可以使用的加以使用，不能修复的则依此另行制作【元丰三年与吴雍共同上奏，当时任秘书监致仕】《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七 宋赵汝愚编 刑赏门 赏罚 上奏仁宗，论述近年赏赐制度过于优厚，刑法条文有所放纵。庞籍 臣听说，国家的根本在于纪纲；纪纲的关键，确实在于赏罚。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功臣就会受到鼓励；刑罚不放过有罪之人，奸邪之人就会畏惧。这两方面一旦有失，纪纲必然毁坏。臣敬惟皇帝陛下英明睿智、恭谨勤劳，综合考察群臣，广泛询问下情，以补助政事的缺失。何况臣幸蒙天恩，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怎敢不竭尽浅陋见识，略陈当前事务。臣恭敬地看到，近年赏赐制度过于优厚，刑法条文有所放纵。设置官爵，是用来磨炼群臣、完成各项政务的。如果没有功劳却加以赏赐，人们就不再努力建功；有功劳却没有德行也得到俸禄，人们就不再努力修养德行。近来臣在上殿奏事时曾谈到这些，亲耳听到圣上的话，也认为侥幸受赏是祸患。这一点圣心本来已经知道了。凭陛下钦明的德行，尚且还有侥幸获得恩泽的情况，臣恐怕是因为办事的官员失于持守典章。外戚亲族、亲近大臣能够来到皇帝座前，都有请求恩典的意图；如果各自顺从他们的请求，爵禄的数目是有限的，而侥幸求恩的欲望却没有尽头。然而君主以宽仁为德，对于在面前哀求的人，恐怕很难严厉拒绝，于是必然勉强顺从其意，向外下达诏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白告谕大臣，坚守规矩，不要造成越级破格。大臣既然坚持执行原则，陛下已经听从；求恩的人请求一次、两次、三次，侥幸之求自然会停止，纲纪也能长存。请把这种超等的恩典保留下来，等待用来赏赐真正有功的人。臣又看到，近年刑法典章过于宽松，逐渐开启了奸邪之路。杀人者处死，是古今通行的制度。自从朝廷下达敕令，死罪案件中情理可怜的，一律上奏请取敕令裁决免死；有些即使没有明确说出可怜的情由，也不再驳回勘查。从此杀人者得以设计谋划、编造情由，一经上报审理，没有不被宽免的；对他们的处罚不过是杖刑、流配军中。获得生存的人虽然承受了宽大的恩典，被杀者的幽深冤屈又向谁申诉？所以天下杀人案件一年比一年多。实际上恐怕从此以后，豪强之民杀了人命，便行贿编造情由，以求上奏宽免，再也不用偿还死者的性命。这大概是想制定宽大的法律，以感召和气。臣实在认为并非如此。至于盗贼集团，关键在于控制其萌芽；小盗不舍弃不治，就会形成大的祸患。前代本来就是因为小盗失于控制，最终形成聚众呼啸，成为天下祸患的情况很多。近来贵州的劫盗何安等六人，各自持有枪杖，自称将军；当地知州谭综妄自编造情由上奏，宽免了其中五人，远方百姓遭受他们的强行劫掠，如今却把他们宽免使其活命。臣恐怕从此盗贼不再畏惧；如果遇到荒年，众多党徒必然结伙聚集。人数既多，就必须增加军队、严用法律来诛杀他们。臣认为，事后诛杀他们的众人，哪里比得上事先防止这件事发生？希望今后各处奏报到杀人、强劫的罪犯时，如果其情状没有可以怜悯的地方，就请求依法处决，不予宽免。臣出身儒生，并不喜欢听闻严酷的刑法，实在是担心沉冤无处申诉，弊端之门公开开启；同时又担心法令不能胜过奸邪，盗贼越来越猖獗，所以应当及早断绝其萌芽，不要使它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所谓小火星不停地燃烧，最终会变成熊熊烈火；细小水流不停地汇聚，最终会成为江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有贪婪的官吏，只把财物当作追求；如果常常使他们怀有畏惧之心，他们就不敢侵夺剥削下民。先帝非常痛恨贪赃污秽之事，依照法令严加戒惩，一经贬黜削职，便不再任用。近年贪官越来越多，大概是宽松法律造成的。过去因贪赃而被废弃的官吏，既然获得甄别叙用，又下敕令不许按察官召人告发首罪，从此贪心更加固执，自以为得势，巡按各部的官员反而更难发现举发。前些年太常博士王昌符任循州知州，施政贪婪放纵，远近都知道；朝廷命令他离任，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会获罪。到了京城却转任屯田员外郎。又有职方员外郎沈厚载任南剑州知州，在任时贪污混浊、处理不公，只因勘查官员没有才能，才使他漏网。然而他的曲意徇私、枉法行为，事迹十分明显；等到调任归州知州，竟又升为正郎。这正是造成过失的原因：他们不仅没有畏惧获罪之心，反而还抱有希望得到恩典的念头。恳请遵循先朝的严厉制度，改变近年的宽松典章，以威慑贪赃狡猾之徒，使百姓安宁。臣又看到，军队事务的管理稍有失于防制，士兵逐渐放纵，不再畏惧都将。都将害怕获罪，姑息部下，大概是由于近年放宽等级约束的法令，开启了轻慢上级之心。军队的仪法不能混入国家常法，国家的仪法也不能混入军队；这是明确治理军队的制度，与通常法令不同。如果都将诛罚剥削部下、虐待士卒，罪状明显，当然不能宽免。如果只是小小的是非，也不必一一衡量轻重；何况都将本来出身士卒，难道会没有小的过失？如果让士兵抓住这些过失来制约都将，便更加没有畏惧。既然不畏惧都将，又怎么能不放纵横行、为非作歹？如果一定要毫无瑕疵的人才能统领众人，那么天下能有几个人？因此关键在于适当设置制度，不要让士兵轻易制约都将，反而使都将畏惧部下。每当有士兵申诉都将的案件，即使其中只有小小的过失，也都把都将下狱审问，结案后请示裁决。这也希望朝廷另行制定常法，逐渐使都将拥有权威，那么士兵就不敢骄横放纵。近来戎州奏报，宁远指挥的士兵冯顺等十八人共同谋划勾结逃叛，前往赖令寨，先杀掉寨将勾鉴，随后抢出本寨的衣甲器械，劫掠守把兵士和递铺军人，前往资荣州境内进行抢劫掠夺。人马回来后，冲破戎州，占据等待援兵到来，却又逃入蛮界；还在神庙买猪，饮血酒发誓。后来因同伙中有人告发，幸而被击败捕获，否则就会成为一方的大患。这就是不畏惧都将造成的后果。希望朝廷深切告诫，迅速改立治理军队的法制【景祐四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述江淮官吏迎接盗贼、献纳城池，不可宽免。欧阳修

译臣听说，江淮官吏等人因王伦之事所作的奏报和按问文书，已经送到很久，却还没有听说作出判决、发遣；又听说议论者还想宽免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收集财物进献，有的远望盗贼而奔走迎接，有的献出兵器铠甲，有的与盗贼一同饮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乱士卒，却放肆猖狂；而官吏竟敢如此行事，是因为知道盗贼可怕，却知道朝廷不足畏惧。如今如果再实行宽免，纪纲就会毁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将从这里开始。怎么知道会这样？前些时候王伦之事发生后，江淮官吏还没有被发遣，京西官吏又因放弃城池逃走，望见盗贼便迎接。如果江淮官吏不受到重罚，京西官吏也必然会被轻易宽恕。京西官吏看到江淮官吏已经如此，天下各路也会以这两路为榜样，各处官吏都迎接盗贼、弃城逃走、献出兵器、交纳财物；这样天下怎么会不大乱呢？臣恭敬地思考，祖宗历尽艰难创建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然而一旦外有四夷叛乱、内有盗贼进攻，造成这些祸害的原因究竟是谁呢？都是前后那些迂腐错误的大臣因循苟且、放宽法纪，使朝廷威势不能振作，纲纪于是毁坏。如今已经坏到这种地步，却还不改正从前的错误，反而用宽松来救济宽松，怎么能够挽救弊病呢？像晁仲约等人的情节和法理都极其严重，都应当严格依法惩处，议论此事的人没有理由曲解。有人却说，这本来是朝廷一向没有做好防备，不能把罪责全推给外任官员。假如有人杀了父亲和兄长，难道能只说这是朝廷一向没有教化，而不治杀害亲人的人的罪吗？又如有人掠夺活人的男女和金帛，难道能只说这是朝廷一向没有施行礼让，而不治抢劫他人的盗贼吗？迂腐的儒生不能任用，竟可笑到这种地步。李熙古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在该州有防备吗？傅永吉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训练好了军队吗？正是因为他们奉行命令，所以才能击破贼兵。如今朝廷一向没有防御准备，身为大臣的又不责问此事；守卫州县的人本应有罪，却又宽免他们。天下的事情还有谁来承担责任？实在是因为韩纲出身大臣之家，父子兄弟都在朝廷中担任掌权的显要官职，又都是相识之人，所以多方营救，先对江淮官吏宽免，只求对韩纲的处置不要太重。如今大臣不考虑国家大局，只是在培植私人的恩情。希望陛下以天下安危为重，出于圣明决断，以此激励群臣，那么或许可以使国威自然振作，赏罚也各得其序。请将晁仲约等人按照朝廷法典从重惩处，不可宽恕。【庆历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皇帝，论述驾驭诸将时赏罚应当谨慎。范仲淹 臣私下见许怀德在延州时没有进兵攻击贼寇，又使军民受到虚惊，丢弃随军粮草，于是被送到永兴审查弹劾，后来赦免释放，授任秦州部管。近来西部贼寇又侵犯边境，攻破并荡平熟户一千帐，却不能保卫防守，按理应当再次严格依朝廷法典惩处；因为他在边地没有成效，便降职充任永兴部管。郭承祐由知相州降为转运使，纪充由北京都部管降职。这两个人一方面被责罚降职，一方面又得到迁转，天下听说后，都认为朝廷赏罚颠倒，取笑四方，这怎么用来激励勋臣？又怎么用来警戒他人？至于王信、狄青这类将领，确实有勇力武艺，能够担任管军之职，但恐怕还没有建立大功，迁转得太快。祖宗朝廷任用边将，赏赐非常丰厚，使他们的用度充足；委以重任，使他们拥有生杀之权，却只爱惜官职，不让他们轻易满足，恐怕他们懈怠，不再想着立功，这确实是前代君王驾驭将领的方法。朝廷又曾下诏，所缺的都虞候等职不再按常规迁转，等有边功后再授官。如今却不因功劳而改变、冲破这道诏令，从今以后，国家的命令就完全没有信用了。用兵和任命将领的命令尤其必须取信于人，关系到国家安危，与其他号令不同。如果确实应当迁转起用，也应等到郊礼时借助应得的恩典，然后才可以进爵。希望陛下再三思量此事，并请明确告诫两府，今后议论赏罚不可轻率，必须确实能够起到激励和劝戒作用，不招致旁人的非议，然后才可以施行。臣认为，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依靠祖宗的威望和德泽，以及陛下的仁慈圣明，保守四海，长久没有祸患。如今四方夷狄已经有所行动，百姓已经困苦，仓库已经空虚，军队已经骄纵，国家的安危实在还不能保证。只有掌握赏罚的权柄，才能驾驭天下；如果赏罚屡屡失当，又凭什么保住太平基业？臣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希望陛下裁夺。【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仁宗皇帝，论述张子奭功劳很少而恩赐过多。欧阳修 臣听到传闻，知汝州范祥因为办理陕西青白盐事务而被召回，朝廷派张子奭暂代知汝州。张子奭从选人出身，两年以内就升到员外郎，朝廷的意思虽然说是赏赐功劳，但天下舆论都说这是侥幸。因为张子奭宣扬功劳只有两次，而升官和恩赐已经有好几重。自古以来赏功不过一次，赏赐不停止，所以难以平息人们的议论。最初由选人改任京官，说是赏劳；不到两年改任秘书丞，又说是赏劳；赐给章服，又说是赏劳；任秘书丞不久又转官，又说是赏劳；本来应当授太常博士，却越级升为员外郎，又说是赏劳；后来任祠部，成为名望较高的官曹，又说是赏劳；按照资序应当任京官、知县，却任签判，又说是赏劳；一任尚未期满，本来还应再任一任知县，却又越级任通判，又说是赏劳。这就是外界议论不能平息的原因。何况范祥只是暂时外出任职，本来只需交接给依次递补的官员，或者由转运司自行派人暂代。如今朝廷直接派人，已经有失体制；又让子奭因此得到这种侥幸。现在朝廷中在京等待任职的人很多，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暂代知州吗？朝廷每任用一个人，都应当使天下人心服。如今每有一次差遣，舆论就沸腾，连续多日不能平息。从前五代时，桑维翰任后晋宰相，一夜之间任命了节度使，十五个人被任为将领，人们都佩服他办事精明。如今中书省派一个人暂代知州，却不能避免人们讥议，原因只在于事情无论大小，都要看是否恰当。对于张子奭，臣恭请追回并停止任命他暂代知州的命令；还请今后外地差遣知州，只由本路转运使派官暂代。至于赏罚的权柄，贵在极其公正。如今最大的罪行也不过处以一种刑罚，难道有功劳的人却可以终身不断地接受赏赐吗？今后有功效的人，应当衡量功劳大小，一次赏赐就停止。如果另有显著的才干和功效，自然可以破格提升，人们也就自然不会有非议。臣以为，朝廷任用人才，只怕拘守常例而不能破格选任；但只要不涉及侥幸，真正有才能技艺的人，谁敢有意见？子奭出使西部边境，并非没有功劳，但所受恩赐已经超过了应有的赏赐，已经足够可惜；如今又使天下人指他为侥幸得官之人，反而掩盖了他先前的功效，何况还损害朝政，不能不加以思考。【庆历四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皇帝，请求追回因错误而赏赐给钱勰的官职。刘安世。

译臣恭敬地看到，御史台举奏弹劾开封府官吏把应处死刑的罪犯寄放在厢军中，却妄奏说狱中空无囚犯，致使朝廷错误地推行了赏赐法典。听说已经下达指挥，只令钱勰赎铜，出任越州知州；林邵、范子谅都授予小州，其余官吏也特意免于改正。虽然门下省曾经封还诏命，后来又依照朝廷规定，只展期磨勘，但这正是陛下极其仁慈宽厚，不愿追究到底；钱勰等人的罪行事实上是欺骗君主，按照公论考察，大家都认为对他们责罚太轻，而且名分也不正。事情关系到国家，必须加以论列。臣听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控制驾驭臣民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如果赏赐必定给予有功者，刑罚必定加在有罪者身上，那么四海之内都会肃然归心，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只是无功的人虚受赏赐，有罪的人侥幸免罪，于是容许僭越滥赏，其弊端最终会达到无人受到劝勉和惩戒的地步。既然如此，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不以最公正的态度谨慎使用赏罚呢？如今开封府官吏把犯大罪的囚犯暂时寄放在厢军中，竟敢肆意虚妄欺骗，声称狱中没有一个人，朝廷相信了他们的奏报，立即推行厚赏，升官赐服，几乎有二十人之多，甚至胥吏也沾受恩赐。这件事已经传遍天下，记载在史册中，怎么能够掩盖？后来御史台官员上奏章抗辩，弹劾他们的荒谬悖逆；陛下把此事交给执政官查验事实。即使不愿按全部罪行论处，也应当剥夺他们因错误而得到的厚赏官职，稍微作为天下人欺罔蒙骗的警戒；可是陛下却一切照旧，又把他们授予名藩，使钱勰得以善自离去，不过如此而已。如今给有罪者以赏赐，拿什么显示惩罚？陛下如果明正刑典，那么虚伪欺罔的事实本来就在钱勰等人身上；如果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不便追回更改，那么好名的讥谤就会归于朝廷，流传后世，实在会损害圣德。恭请陛下特意顺从公议，追回钱勰因错误而得到的官职，降黜到小郡；其余官吏也命令改正，使天下知道公朝的名器不能靠侥幸取得。这不仅可以堵塞小人奔走竞争的道路，也能帮助成就陛下无私的政治。臣之所以详细论述，是想挽救并纠正国家的大体，并不只是为区区一个钱勰而发。恭请陛下留心省察，早日下达指挥。【元祐三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皇帝，奏称种谊生擒果庄，所受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常安民 臣听说边地功劳有两种：一种是王者的德泽，像天覆盖万物、像地承载万物，远至昆仑，草木和远方的戎、夷、蛮、貊都受到恩泽，没有彼疆此界的区别；另一种是趁着有利时机进入对方土地，俘获其人民，夺取其城垒，这是求取利益的功劳。即使不赏也可以，赏赐也不可过厚，过厚就会产生边患。至于对方背弃德义，轻视国威而入侵边境，焚毁百姓住宅，杀戮掠夺民众，强行占据州郡，胁迫诱骗部族，结党连横，窥伺中原；一旦偷偷发动攻击，再后悔也来不及。若能先于敌人鼓舞勇气，出其不意，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计策来不及施展，这就是消除祸害的功劳，怎么可以不赏？赏赐不可太薄，太薄就会挫伤士气。从前西蕃栋戬的大将果庄，青伊结，凶悍狡黠而有智谋。熙宁年间，他在踏白城诱骗洮西安抚四方馆使景思立的全军，剥下景思立的头颅，漆成饮酒器，因而人怨神怒。先帝曾下令悬赏捉拿，重重捐出金帛，命李宪设法擒获他，但十多年中没有人能够符合诏令的要求。元祐年间，果庄才敢暗中联络西夏，诱使蕃部首领，约定作为内应，跟从他的部众十之八九；于是侵犯疆土，杀戮俘掠蕃户，烧毁荡平他们的房屋，挖掘他们的窖藏，践踏他们的庄稼，砍伐他们的木材，最终占据洮州，屠杀部族首领，无人敢于反抗。当时，种谊镇守岷州，果庄的军队已经逼近，形势危急得像悬在虎口。种谊向经略司请示，多次请求出兵，但刘舜卿认为朝廷正要休兵息民，安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朝廷派游师雄出使熙河，赵醇忠、郎结戬、包顺、包诚等人流着眼泪哭诉，表达内心深切的痛恨。游师雄于是催促刘舜卿，但他仍犹豫了好几天，最终采用了种谊的谋略。种谊出兵后，先命令焚烧飞桥，切断蕃兵的道路；又扼守冲要隘口，断绝传递消息的途径。最终能够从容安静、周密行事，生擒果庄，把他献到朝廷。西夏五十万军队到达边境后听说此事，于是全都逃走。功勋显赫，谁能与他相比？然而朝廷却想不尊崇边功，以保持边地安静为借口，不问他是否建立了消除祸害的奇功，把他的赏赐一概压低，这不是求取利益的功劳所能相比的。臣愚昧地认为，擒获果庄，种谊谋划并擒获首恶，亲自冒着刀锋箭矢，功劳应居第一；游师雄没有辱没君命，能够催促刘舜卿，使他采用种谊的谋略，功劳次之；刘舜卿观望之后勉强听从，功劳应当居下。当时推行赏赐时，游师雄由宣德郎、军器监丞改任奉议郎、陕西转运判官，接着授任校理，确实不算过分；刘舜卿由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州刺史，随即升任殿前都虞候、宁州团练使，升迁如此尊显。而种谊却只由庄宅使升任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还不足以称量他的功勋。先帝的诏令都在，未入仕而杀获果庄的人，授予诸司使。如今朝廷正应当按照实功给予赏赐，以此酬答种谊，却只到此为止，难道先帝的诏令可以搁置吗？难道赏赐可以不施行吗？难道认为边功不值得尊崇吗？如果这样，那么当果庄被擒获献上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向裕陵奏告，百官聚集朝见，四方奔驰上表称贺呢？臣听说鄂特凌古囚禁温锡沁，是因为他归附西夏，有吞并熙河的打算。蕃部一旦有所动摇，熙河就不再属于中国，蜀道也会有遭受敌患的忧虑。人才匮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而将帅中有威名的，只有种氏最为显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申明种谊先前的功劳，优厚地加以褒奖升进，以此激励将帅，那么人人都会知道劝勉，边境也就没有忧患了。【绍圣三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徽宗皇帝，论述任职办事是应尽的职责，不应一一论功而求取赏赐。吴执中

译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必定各自根据其才能，使其足以胜任所办的事务，然后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他能把事情治理好，职务也相称，这就足以接受这份俸禄、居于这个职位而已。否则就应当列入罢黜之列。如今任职办事的人，不再把办好本职视为理所当然，反而一定要把各自的功劳逐一上报朝廷来求取赏赐，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开封府、大理寺、将作监、榷货务尤其严重。臣谨陈述如下：开封府治理政事，大理寺审判案件，将作监营造修缮，榷货务计算钞券，这些就是各自的职责。任职于这些机构的人，必定是经过选拔任用的，朝廷又用丰厚俸禄供养他们，等待进一步升迁，本来就已经远远超过同辈。可是他们却把职责范围内本应做的事情，计算积累为功劳；一年之内，通常常常升迁五六次。从宣义郎、宣德郎出身，不到两三年便升为朝议大夫、中散大夫的，往往都是这样。人人都指指点点，说这是侥幸，确实不能长久实行，应当有所改变。臣私下认为，朝廷整顿革除衰败弊病、建立法度之初，人们容易受到劝勉，都会趋赴事务、争立功效，本来应当不吝惜爵位赏赐，以此激励天下。如今法令已经完备，上下相互维持、彼此纠正，不容许有人拖延懈怠、放纵松弛。即使只是平庸的普通才能，只要足以履行职务、办理事务，本来也并没有值得特别称道的功效。臣认为应当斟酌裁定为固定制度，等任期届满，考核功绩实效，酌情加以迁升，也足以表示劝勉，或许才合乎中道。恭请圣上慈悲，再加详细斟酌后施行。【大观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徽宗皇帝，论述西部军队赏功过于泛滥。许翰 臣接到中书省兵房送来的词头一道：武节郎董成部下阵亡一百五十四人，另有失踪二人，升一官，减三年磨勘；武经郎郭宁部下阵亡二百七十二人，另有失踪二人，升两官。臣听说兵家的方法，是让贪婪的人替我争战，让愚勇的人替我送死。之所以能够这样，并不是因为另有利益来诱导他们，因此赏赐固然不能不厚。然而爵禄公开设置于朝廷，正因为取得困难，所以人们才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如果他们想要就容易得到，得到后又容易满足，那么谁还肯轻视生命、冒着箭石，攻陷坚固的防线、抵御敌人，为国家做这种危险的事情来求取奇功呢？所以没有功劳却给予赏赐，有功的人就会懈怠；功效很小而赏赐很厚，人们就不会立志建立最大的功劳，国家也不能收到伟大的功绩。因此赏赐也不能不审慎。从前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真宗皇帝亲自驾临征讨；从此强敌请求结盟，直到今天不再窥伺边境。然而军队回师后，赏赐功劳像大帅李继隆等人，也不过是进升阶次、增加食邑。即使周文质亲自督率部下，射杀达兰，敌军主帅既死，敌众于是溃败，也不过稍微升迁他的官秩而已。又如熙宁年间出兵安南，郭逵任主帅，在富良江大败贼兵，从此交趾不敢再有所行动。神宗皇帝仍认为军队没有建立大功，削减了对他们的赏赐。当时燕达功劳最大，也不过升两等官秩。这是因为从前边功赏赐如此艰难，是将来还要有事任用他们的缘故。近来西部军队依靠陛下的神明威武，使羌戎震恐，屈膝请求归服；然而他们凶悍狡黠、反复无常，还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有变故。将吏的赏赐不可不保留其尚未满足的心愿，以等待日后再次任用。臣自从蒙受恩典，得以在掖垣任职获罪以来，与兵房共事一个多月，看到西部军队赏功共施行了一百七十多人，累计授予二百五十多个官职，其中转任遥郡的有二十多人，减免磨勘年限的更无法计算。在臣掌管事务以前，所赏赐的人数更不知有多少。臣虽然愚昧，不足以议论军事大计，但希望陛下参照景德、熙宁年间审慎核实的用意，稍微寻求酌情削减赏赐的办法。因此臣借董成、郭宁的事情推而论说，并不只是为这两个人惋惜几个官职。臣谨按周公所说六种功劳的赏赐，战功以数量多为高。所谓多，并不只是看杀敌数量多；古人整军回师后举行宴饮，到宗庙中检阅军事实物，以所获数量多为胜。如今董成、郭宁二人的军队，以所获抵除所亡，尚且还不够，这就是所得不能补偿损失，功劳不能抵补过失，却还要在朝臣中施行过厚的赏赐。如果最终照此词头施行，臣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因此冒昧请求陛下斟酌。【宣和元年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刑赏门 法令 上奏仁宗皇帝，论述编纂敕令应当任用通达事理的鸿儒。宋庠 臣恭敬地认为，本朝以来诏令屡次下达，建立条例、比附文书，连名充任各曹，创设府署和繁多科条，琐碎的条目与日俱增。每处罚一个罪人、裁断一件事情，有司引用的条文都连篇累牍，不能全部列举。通常不记年限的，就另行加以论定编次，称作“编敕”。条文纲目整理完备，大到包容万事，小到细微之处也不容遗漏。君王的制度，像日月一样昭明，施行起来像雷霆一样迅疾。它的语言应当易懂而文雅，禁令应当严切而范围广泛。臣看到如今编纂的敕令，繁琐冗长而鄙俗，与府县文书没有区别。用字错乱，措辞重复，难道可以说是明白温厚醇正的文辞吗？实在是因为没有专门任用通达事理的鸿儒，而大量使用执掌法令的吏员。法吏奉行法令是可以的，难道能让他们制定法令吗？古人说过：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耕田应当询问奴仆，织布应当询问婢女。如今想同法吏谋划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像让奴仆织布、让婢女耕田一样，想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臣请求专门委任博学鸿儒中的老成者和辅弼大臣，共同商议校订敕条，大略依照律文确定体例，制定文辞颁布四海，使人认识朝廷的尊严，流传万世，让人知道文雅之盛。从今天以后，如果臣民上言希望整理改订旧章、建立条禁，希望陛下慎重对待其准许，必须先交给两府，再让群吏参议。如果前面的条文确实显现出缺点，而现在的文字总体上认为便利、可以长久施行，就再次交给两制，命令他们根据所陈述的情况，删去芜杂，取其精义，仿照律令，写成章程。如果事情只是苛细的文饰，不能阐明利害关系，就都搁置不报。这样，法令就不会频繁变动，百姓也知道遵从什么。有人一定会反对说：“如今如果依照律令制定敕令，天下官吏必定不能明白。”臣回答说：“今天天下颁行的律令，曹局中的小吏尚且能够使用；如果依律制定敕令，却偏偏不能明白，这是胶柱鼓瑟一样拘泥的论调。”又有人一定会反对说：“诏敕大多是先帝制定的，不应当更改。”臣回答说：“各种诏敕的设置，本来就是臣民上奏陈述意见而形成的，难道全都出自先帝之口吗？况且圣人以便利万物为最大的仁德，并不把因循旧有痕迹当作孝道。太宗皇帝改订建隆年间的敕令，真宗皇帝革除兴国年间的法令，难道这些都不可以吗？这就是守株待兔的说法。【明道二年上奏，当时任三司户部判官】上奏哲宗皇帝，请求修订敕令。刘挚 臣私下认为，法令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先王制定法令，本意是使人容易避开罪行而难以触犯，所以极其简明正直，却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后世制定法令，唯恐有罪之人有所遗漏，所以大肆铺陈纲目，百姓于是连手脚都不知如何放置了。时代有轻重变化，只有圣人能够通变。祖宗初年，法令极为简约，施行起来可以长久。后来大体上不过十年一变，难道是因为天下事务重大、百姓万物众多、事情日益繁多，所以法令不能不严密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事情多了以后法令才严密，而是法令繁多以后奸邪才滋生。神宗皇帝通晓沿革变通的妙处，谨慎重视刑法禁令。元丰年间，命有司编纂敕令，凡是旧日记载在敕令中的内容，多数移入令中；因为违犯敕令的法律责任重，违犯令的罪责轻，这足以看出神宗皇帝仁厚的德行，怜悯天下万方，想要宽免这些人的罪犯，恩德施加得极为广大。然而主管部门不能彻底宣扬皇上的德意并推广其中的本旨，反而增加条目，拆分旧有制度，因一句话的偏意而设立一项法律，因一件事情的变化而产生一条规定；其用意烦苛，文字隐晦，不能概括万物的道理，也不能通达天下的实情。施行了没有多久，大概已经多次变更了。如今所谓续降敕令，每半年颁布一次，每次都不下于数册。法令是天下最公正的东西；制定出来却不能贯通理解，所以施行起来不能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且续降敕令大多不明确说明冲改了哪些内容，所以官司和州县承接使用时，彼此参差抵牾，前后不相对应，并不是所谓条理如一、贯通天下人心的制度。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有所增减润饰，去掉繁密之处，合并分离的异文，务求简易明白，使百姓有所避忌，并知道迁善远罪的用意。恭请圣上慈悲，斟酌时势所宜，使法令发挥完整作用，选取一两位精通经术、明白治国体要、熟悉通达民政的儒臣，把庆历、嘉祐以来的旧敕与新敕相互参照，取舍删改，大略加以删正，以形成一代典章，施行无穷。【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另行修改关于奏谳不当而应免予驳勘的条文。范百禄 臣私下认为，尧舜的大典规定，对可疑的罪行应当从轻。到了周代，刑罚有疑问就从轻处以罚，罚有疑问就从宽赦免。汉代诏令规定，案件有疑问就上奏审议；有司不能判决案件，就交廷尉处理。如今敕令所谓刑名有疑虑，大概就是本于这些制度。《尚书》说，宽宥过失，不论大小；《周官》以三刺、三赦、三宥的制度，探求民情，作出公正裁断，然后施以上服、下服之罪；根据实情确定刑罚，希望能够给人一条生路，不得已之后才施行刑杀。令敕所谓情理值得怜悯，也出于这个原则。祖宗立法，以此作为轻重赏罚的权柄，体现君主爱惜生命的德行。只要命有司审慎处理，使罪罚恰当，不要任意宽免本应诛杀的凶暴之人，那就很好了。因此熙宁敕令说：如果并非确有疑虑、情理可悯，却擅自上奏的，免于驳勘。这正合于汉代诏令所说，有应当奏谳的案件却不当奏谳，并不算失误的意思。到了元丰年间，已经删去了上述条文以及免予驳勘的文字，中间虽然曾经申明过，但敕令的意思终究不完备。至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敕令又说：不得一概按照旧例宽免发配，仍交三省防检；如果有不当之处，准许援用条例，破除条文，上奏请求取勘施行。本部自从承受准许施行的法令以来，每当拟议判处大辟罪，确实不敢一概援用条例宽免发配。

译然而官吏上下，如果不是明察宽恕而又不受迷惑，很少有不顾忌回避防检、畏惧上奏取勘的。因此，罪案所依据的条法即使处在“疑虑可悯”的范围内，只要不是十分明显清楚，往往就归入重罪，宁可议论处死，也不顾虑，只求暂时逃避责任；况且复核审查时发现其中有疑虑可悯之处，也常常被批退，于是只得依原判执行。与过去年份相比，如今判处大辟并议论处死的比例更多了。又听说近来外地各州知道有这一约束，也颇受风声影响，不敢上奏审议死刑。臣愚昧地认为，上述法令虽然革除了过去援用条例、破除条文的弊病，使有罪之人不致轻易逃脱，但深恐施行多年以后，将会看到其中有不少本应从轻却被判重的人。这非常违背“宁可失于不经”的原则，大概也不是朝廷爱惜生命的德行。臣谨慎地抄录熙宁、元丰敕令以及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条，连同元丰六年以后和去年另行降下的敕条指挥，将后来十个月中判处宽免大辟罪的数目，一并缴上进呈。恭请圣上特别加以详细斟酌，下令有司重新审查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条贯，参照采用熙宁、元丰敕令的本意，重新删修立法，或许可以使国家的刑罚公平，符合中正之道，天下幸甚。【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刑部侍郎】上奏哲宗皇帝，论述省、曹、寺、监的法令过于繁密。苏颂 臣听说古代帝王发布号令，一定根据时势施行适宜的政令，观察风俗而推行教化。时俗质朴粗野，就用文治来补救；风俗雕饰虚伪，就向人显示质朴。随着变化而采取适当措施，使百姓感到合宜，所以能够长久遵循其道，使天下教化成功。质朴与文饰的增减变化，历经百世也可以看出。国家革除五代的弊病，承续有唐的事业，历代圣主创制制度，有的革新，有的因循，其治道到这里已经灿然完备。仁宗皇帝因为太平日久，事情多有因循，显然有意改作，所以扩大言路，整顿治理纲纪。到了先皇帝，又大有作为，凡是防范、阁束政务的事情，没有不举办的。然而事务项目逐渐扩大，法令更加繁多。陛下即位之初，深知其中缘故，推究先帝的志向，精心加以裁减，几年之间讲求阐明，已经十分完备，但法令繁多的弊病还没有完全革除。为什么这样说？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来想以此效法历代帝王，归于简要；但奉行时群臣不能彻底宣扬皇上的旨意，各自只求文字便利，遇到事情有未详尽之处，就又另立法令，积累长久而不停止，于是导致条文越来越多。所以今天的弊病，实在是因为关防限制过于严密而损害了通融，条文一律化过于烦琐而妨碍了变通。省、台、寺、监是各种事务汇集的地方，设置长官、建立副职，再由属官承办，用来裁处事务、帮助成就至高的治理。但如今官员不能只履行职务，每件事都要另立条文；事务每天都有更新，想凭有司的文字穷尽天下所有事务，即使让皋陶制定法律、萧何编造律令，按这种形势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何况各部门所负责的事务条目不同，而同一部门内部又有细小事务，有的规定在另一部门可以通行，在这里却会受到妨碍；所以有求于官府的人不能全部明白，最终导致争纷，有的还要经过台省投递文书申诉，公文往返，徒然烦劳而取得忧患，真正能够施行的没有一两件，只是自行奔走竞争，对风俗教化没有益处。关防过于严密，有司就拘执文字，重复盘问；稍有违背，便搁置不办，使有求于官府的人受到压抑而不能舒展，使妄自申诉的人受到牵制而不能决断。近来陛下特别忧虑此事，准备革除弊病，因此在丁酉诏书中，分别命令近臣，抽取文案，审查检验，其中有拘泥文字而妨害事务、不近人情的，允许连同原有条文一并删改。诏书的意思如此，可以说已经察见实情，大大安慰了群臣的希望。然而公文运行一个多月，调取的材料很多，决定取舍时又受到其他条文的牵制，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意思，实在是关防过于严密造成的。这种拘碍，也可以说是一种弊病。如果确实能够稍微减损文辞的拘束，再用忠厚之意加以补济，那么三代循环相承的政治，也不过如此。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给近臣，全面调取省、曹、寺、监正在使用的条制和格式。还请召集各部门官吏，让他们反复诘问，审查后决定取舍。可以删的删去，可以改的改掉，选择其中重要紧要的，写成新的法令，务求简易，使人便于施行。其余令式不能完备的地方，小事由省、曹长官专门裁决，大事则禀告朝廷。文书簿册和期限规定，都交给众僚办理，催促督责，使事务结办完毕。如果官司处置不当，或者因顾私情而废弃公义，导致有人前来申诉，都交给台察纠察审理。查得实情后，按次序记录并处罚有关当职官吏；如果涉及欺骗妄言，也要予以惩责。这样，台阁的规模就有宏大深远的气象，朝廷的法度也能遵循简易的原则了。【元祐五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禁令 上奏真宗皇帝，请求禁止销金。丁谓 臣奉诏得知，开封府百姓吴遂违反规定制造蹙金服饰，已经审决完毕。又依据别敕发配隶役，命令三司申明旧有禁令。臣私下认为，以节俭来控制用度，是有国者不变的制度；奢侈就会不守礼法，是庶民应当严加防范的大事。国家抚养百姓，致力于敦厚风俗，但京城之下，奢靡放纵的现象到处可见，竞相制造金箔，以求获得厚利。何况山林川泽中的珍宝，取得十分困难，如果任凭销熔，实在是虚耗浪费。如今估计天下所用的金箔，每年不下十万两。可惜这些上等货币，却被下民耗弃。即使王者居于尊位，也不以难得之货为贵；而有司守职，也应当制定革除弊病的办法。从今以后，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间金、蹙金、线金，以及用来装饰器物、土木玩具和日常使用之物的金饰，一律请求禁止。不是命妇，不得用这些东西制作首饰；冶工所使用的器物，全部送交上官。违犯者由当地官府捉拿，准许他人检举告发，并按违制论罪。告发者发给赏钱，仍以犯人家产充作赏金。【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三司使】上奏仁宗皇帝，请求断绝妖巫。夏竦

译臣听说，邪道扰乱风俗，妖言迷惑众人，古代法律都规定杀无赦。因为奸臣违背节义、狂贼破坏法度，大多假借鬼神之说，来动摇视听。汉代的张角、晋代的孙恩，偶然失去防范，便发展到聚众屯集。国家应当制定严厉的制度，以整肃各方。臣私下认为，本州东面连接七闽，南面控制百粤，编户百姓崇信鬼神，旧俗尤其崇尚巫术。汉代栾巴时，已经曾经剪除整治过这种风俗。近年以来，传习越来越多，假托吉凶征兆，愚弄百姓，残害性命，图谋获取财物。他们都在居住处塑画魑魅，陈列旗帜，鸣击鼓角，称为神坛。婴儿还在襁褓中，就被寄养在那里，称为“坛留”，属于坛保之类。等到他们稍稍长大，就传习妖法，驱使他们做童仆。百姓有人患病，他们就在门上施加符篆，禁止来往，斥退远离至亲，屏除便利之物。家人要煎药，他们就说神不允许服用；病人想吃东西，他们就说神不允许进食。往往使疫病患者死于饥渴。等到病人死亡，连死者的衣物用具也要处置，又说有余祟依附其上，家人不敢留下。他们谋求把财物据为己有，如果病人幸而免死，家人所有资财，也借神的名义索取，没有什么不敢要求的。其中有孤儿单族，有的霸占寡妇，或灭绝人户来图谋财产，或杀害丈夫而接纳其妻。这种风气浸染日久，习惯之后竟成为常态。百姓受到无辜祸害，却完全不觉得奇怪。对他们奉祀越发恭谨，对他们的信奉也越来越深。听从他们的话超过遵守典章，畏惧他们的威势超过畏惧官吏。奇异的神像，绘制的种类年年增加；邪恶的符箓、妖异的符咒，传抄的数量日益增多。小规模的就用鸡、猪祭祀，收取祭品后带回家；大规模的就歌舞聚集众人，分食祭祀后剩下的胙肉。婚嫁、丧葬、出行、居处，动辄都要请巫师。遇到劫盗斗争，出行必须作法祈水。它们耗损衣食，迷惑乡里；如果想煽动摇惑民众，并不难彼此联结。国家宪典中本来已经有明确条文，只是法律不能胜任，奸邪的药石也不能治愈疾病。应当颁布严厉的法典，以革除妖巫风气。本州巫师一千九百多户，臣已经命令他们改业归农，或者学习针灸、方脉。已经收缴的妖妄神像、符箓、神衣、神杖、魂巾、魂幡、钟角、刀笏、纱罗等一万一千多件，已经命令焚毁或交官完毕。恭请朝廷严厉颁布条约，希望能够除去巨大的祸害，保全并宽宥众生，防微杜渐，稍微有助于万分之一。【天圣元年上奏，当时任知洪州】上奏仁宗皇帝，请求禁止夜间聚集、清晨散去以及制造仪仗、祭祀神灵的事情。刘随 臣听说，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古代圣人的大原则；先施德政、后用刑罚，是前代经典的法则。成就这种盛美的德行，确实应当属于公朝。臣近来知道，侍御史李应言等审查勘问京东李定禄等人的案件，牵连的人很多，已经将完整案情上奏。两宫以圣慈之心，特别加以审慎，只惩处为首的四人，其余全部依从宽大的法典处理。所谓爱惜生命的德行，已经普遍深入民心，朝野听说后没有不相互庆贺的。臣长期任职外地，大略知道民间的情形，乡里之间类似的事情很多。他们不食荤腥，迷信谬传，以天堂诱惑人，以地狱恐吓人，夜间聚集、清晨散去，称作修善。没有见识的百姓，大多陷入邪僻之中；推究他们的本来心情，都是妄想求取佛果。官府把他们视为图谋不轨，恐怕会牵连无辜；捕盗者只把揭发奸邪当作公事，最终碰上搜捕围捕的时机，这些人于是设法逃窜。计穷之后抗拒捍卫，有时施展凶暴粗野的行为，甚至遭受捶打拷问，受到牵连误判的人不少。圣上动念怜悯，昭雪的人很多，足以表明怜悯无辜、推恩于人的德意能够感召和气。臣又恭敬地看到，京东百姓中有祭拜岳神、大规模聚敛财物的，成百上千人聚为一群，制造帝王仪仗；还有制作真假兵器、装束人物的，私自推举补充人员，以僭越奢侈互相攀比，骚扰百姓。推究他们的本来心情，都是妄想求取福佑。如果不严加施行禁制，深恐会另外滋长奸凶，有的人因为被捉拿送官，恐怕将被指认为叛逆。既然使用了皇帝车舆的器物，审理案件的官员又该如何申明处理？如果最终把他们置于重刑之下，实在担心造成冤枉和滥刑。应当分别加以晓谕，或许可以杜绝浇薄讹诈。况且夜聚晓散之徒，因为损害风俗教化，已有条制规定：首领和强横凶恶者处死。至于制造皇帝车舆、兵器来祭祀神灵的人，考虑到他们可能成为凶党而突然发动，也应当特别下达明确文书。臣请求，对于这类违犯行为，首领和强恶之人，一律按照违制的本法定罪；一般跟从者不予追究。还请求把这两件事传达给各道，命令在乡村要道的墙壁上书写，重新加以晓谕，使百姓知道禁令，不陷入刑法，希望彰明善教的方法，扩大率先教化人的作用。【天圣五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皇帝，请求驱逐妖人张惠真。刘随。臣听说，神怪之事，天子不谈；妖妄之徒，圣人严加禁止。这是为了防止惑乱人心，避免刑杀。臣私下得知，开封府有个犯罪而没有眼睛的人张惠真，妄称自己数百岁，如今还在京师，欺骗恐吓愚昧百姓。若不及早把他驱逐出去，臣私下担心会另行滋长妖言讹说，牵连平民，逐渐扰乱刑法。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年间，西京、河阳一带妖怪大肆兴起，不到十天就已经传到了京师。有人说它们变化多端，有人说形状怪异，彼此传说惊恐，街坊不得安宁。于是张贴榜文，规定爵位和赏赐，允许百姓告发，希望能够捕获妖人。后来捕获了张子元等数百名夜聚晓散的人，命吕夷简审讯查办，处死首领六人，其余免于死罪。惊扰、捕逐了几个月，才得以安定。这是因为这类人制造幻术，平常尚且要不断加以禁止，还恐怕妖事兴起。倘若忽然相信他们的妄言，就恐怕另生怪异之事。那张惠真迎合众人的议论，死有余辜。本府若加以包庇，蒙蔽圣上的听闻，免除他的诛戮，就是奖赏并助长妖言讹说。伏望圣上慈悲，不要听信邪说，立即命令将他驱逐到远方，同时加强防守，不要放纵妖狂之徒，使这些巧诈虚伪的人不至于损害清明纯正的教化。贴黄：臣读书时见到汉武帝喜好神仙方术之事，封栾大等人为文成将军、五利将军，让他们住在宫中，和他们行宾主抗礼之礼。后来他们的欺诈虚伪全部败露，都被诛杀。由此可知，真正的神仙之徒必不会自己宣称有奇异之能；张惠真必定是那种夜聚晓散的妖妄之人。伏望圣上慈悲，立即命令把他驱逐到远方偏僻、险恶的地方。即使像长眉行者之类的人，也不应长久留在京师，迷惑扰乱百姓。【天圣五年上】上奏仁宗，请求禁止匿名文字。吴育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常有人编造防范忌讳之语和似是而非的文字，有的故意不显露姓名，暗中张贴文字，任意毁谤他人，以伤害仇人和嫌恶之人；有的秘密报告朝廷，自称忠诚赤心。若是公正直截、没有隐情，为什么不指明事情、明白陈述？若凭空捏造，必定包藏邪谋；再加上隐去姓名，正好使奸人得逞。臣恐怕从今以后，忠良之士立身处世容易遭到倾陷防害，国家一旦举事，就有人想要动摇它，迷惑君主、贻害时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古代法律对此都规定杀无赦。虽然陛下聪明，必不会受到迷惑，但也不能让圣朝长期形成这种风气。【宝元二年上，当时仁宗任右正言、谏院供职】上奏仁宗，请求禁止戚里、权要之家使用涂金。钱彦远 臣恭敬地看到，真宗皇帝曾下诏书，认为涂金是多余的耗费，从上至宫中嫔妃，下至普通百姓，一律禁止。三十年间，没有人敢违犯。陛下奉行节俭，遵守祖宗旧有章法，虽然重申了禁止涂金的敕令，但近年来外戚亲属、权要的亲族党羽，都以使用涂金衣服和首饰互相攀比，日益增添华丽。以至于三朝庆贺之日，他们穿戴这些服饰入宫，蔑视刑法典章，已经习以为常。这种巧诈虚饰的东西，足以迷乱人的心目，对解除寒冷饥饿没有任何益处。风俗之所以竞相追逐它，正是因为禁令虽已确立而法令没有实行，所以喜好它的人更加厉害。况且真宗皇帝崇尚务本和清淡朴素，讲求制度，是想作为万世的戒鉴，怎么可以使它废弃坠失？这正是国家守成的大事，责任在陛下。现在请求严行禁约：涂金匠人依照旧条例处斩；如果情节和情理稍轻，就刺面后决配到千里之外的牢城。臣僚之家雇用工匠制造涂金物，也一并按违反制度论罪。皇亲戚里则停发一年俸钱；对于失于纠察的情况，赏罚都依照先朝旧制。仍请求下令内东门司：如果有皇亲诸亲的命妇、郡主、县主等入宫，竟敢穿金色衣服、佩戴金饰，应当立即禁止，不让她们入内，同时把姓名详细上报，请求查问责罚。即使本来不是出于私人情面，而是后来因别的事情暴露出来，也应当与同罪论处。这样才贵在使先朝的制度能够遵行于天下。【皇祐元年上，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请求禁止臣僚上封章告发他人罪过。吕诲 臣私下认为，法令规定台谏官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为了广泛采纳意见，辅助并增益圣明。近来内外臣僚秘密上封章，告发他人罪过，既不属于自己的职分，实际上又侵犯了其他官员的职权。而且所说的事情多没有根由，言辞没有具体事实，理由并不涉及自己，实是因为私情而报复怨恨，甚至把平日的事情加以诋毁揭发，公开宣扬暧昧不明的事。朝廷既难以明辨，善良之人也无法伸冤，刻薄之徒渐渐形成风气。况且礼制以迁善为贵，法律也允许人改过自新；日月已经过去很久，遇到赦免降恩，本应洗涤罪过。事情如果涉及严重诬陷，按理本应反坐治罪。臣恭敬请求，从今以后，不在言职之内的人，竟敢以章奏指摘计数他人过去的过犯，或指陈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就把他所上的文字交给有司审讯查办。在外地，则设置专门机构推问勘查。这样才可止绝狂妄之举，避免烦扰皇帝。仍请求下诏告示内外，严格遵守执行。【嘉祐六年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建立制度，禁止奢侈浪费。吴大忠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修订常平法，准备借此抑制兼并、救济贫困断绝之家，使百姓富足而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然而实行多年，虽然有防止借贷、救助的恩惠，仍然粮食大量浪费，不能有一年半载的储备。一遇凶灾，百姓就流散在道路上。臣曾经考察过其中的原因：天下太平日久，法令文书宽疏，小民不知道谨慎自身、节省费用的道理，把懒惰当作快乐，把奢侈当作互相夸耀。饮食必求精美，一个人的食物相当于几个人的份量；衣服车服必求华丽，一天的花费抵得上好几天的用度。何况饮酒作乐、游荡没有节制，几乎没有法令禁止，怎么能不贫穷？臣听说，古代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狗和猪，七十岁的人才开始吃鸡、豚、狗、猪的肉。现在普通百姓每天都杀羊宰猪作为食物，不是因为宾客祭祀，也不是为了奉养老人，怎么能有足够的牲畜供给大家？古代普通百姓五十岁才可以穿丝帛，黼黻、刺绣、彩绘用来彰显有德之人。现在朱红、紫色的装饰不分府史，美锦和有花纹的绮罗甚至用到奴仆身上，怎么能有足够的女工来供应？至于宫室、车马、器皿等方面的供奉，大体也都是这样。又有佛教、道教之徒，斋醮荐福、修造塔庙、祭祀神祠、巫觋祭舞祈祷酬神，所耗费的财物更是不可计量。因此田野百姓不能安于本业，灭裂粗疏、草率地从事农业，收获既然不足，就不得不向私人借贷；私人借贷不够，又向公府借贷。常平钱粮的利息确实很少，百姓向官府借贷也确实愿意；然而一到他们手中，十分之六七都被奢侈浪费掉了。如果再加上赌博和饮酒，浪费就不止这些了。这大概是法令禁制还不完备。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郑重诏令有司，申明法令，大略建立制度，禁止奢侈浪费，把它作为合理使用财物的办法。民间没有职事的人，都登记在册，任用他们从事九职之事；不能胜任的，就调换工作；再不能胜任的，就给他们固定的日常口粮，以共同承担官府的劳役。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就有归宿，财物不会被无谓耗费，富足的道路足以逐渐实现，也可以帮助成就良法。防禁的具体条目已经另行奏报，伏望下诏有司详细选择，立法推行天下。【元丰元年，当时任河北路转运使】《宋名臣奏议》卷九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宋·赵汝愚编 刑赏门 恤刑 上奏真宗，请求废除非法刑罚。钱易 臣私下听说，圣人施行政务，最高境界是用仁，其次是用智。仁和智不能实行，上下之间没有信用，所以设置刑罚，大概是国家不得已才使用它。约束礼制而从轻处理，查明罪行而施行赦免，圣人实在有怜悯伤痛之心。因此使用刑罚，是希望达到没有刑罚的境界，并不是想用刑罚毒害百姓。凡是审查罪案，都要经过五辞、五听；没有疑点和冤屈之后，才选择适当时机执行。古人痛感刑罚不能全部实行，于是又施行允许赎罪的制度，由此君主省减刑罚、爱护百姓的心意，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尧在位时诛罚四罪，只说把鲧放逐到羽山，把三苗迁徙，把驩兜流放，把共工流放到他所在的地方。然而这四种罪行，实际上都属于杀戮灭绝的刑法。尧仁慈圣明，四人虽然凶恶，他仍然厌恶说杀，所以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刑罚更重要；刑罚造成的伤害，又没有比杀人更重的，于是修订法式来节制刑罚的使用。刑罚不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就会滥用；刑罚滥用，法律就没有凭据；法律没有凭据，国政就会暴虐；国政暴虐，臣下就不敢进言；臣下不敢进言，君主一人便凭自己的好恶来控制天下，照察事理有所不及，就接近于祸乱了。秦国任用商鞅，仁智不能实行，却在法律上过于严酷。上天想使秦国灭亡，秦始皇又对百姓施行酷刑，抛弃三代的法制，放纵一时的威势，施行肉刑和灭族之法，做秦国百姓的人都为此含冤。残害父母的身体，使他们承受苦痛；一个人有过错，却让九族都遭到诛杀。汉高祖进入关中后，萧何因为文书法令没有妨害，居于宰相之位，所以把秦朝的法律约简为三章。汉文帝有德，下诏废除肉刑。这正是秦、汉是非分明地记录在简册法典中的地方。古代的肉刑有劓刑、宫刑、黥刑、刖刑之类，但这些刑罚不是死刑，因为犯人的性命还在，只是让他承受肢体刑罚。后代尚且认为它们残虐，最终废除。死刑有两种，即大辟中的斩刑和绞刑。绞刑使首领仍然完整，所以分为两等；历代都奉行它作为常法，有司承用成规，不敢增加或改变。我私下看到，近代以来出现非法刑罚，不知建立于何时，也不知道依据哪条法律，文书中没有记载，无法考证；历代执掌法律的官吏也不敢发言，却一直施行。到了今天，有时对抢劫杀人、白日夺取财物、背军逃跑以及制造恶逆之事的人，或对偶尔犯下非常之罪的人，不依照法司判决，反而肢解割裂，斩断头足，施以坐钉、立钉、钩背、烙筋以及各种杂刑；身体露出白骨，口眼还在活动，四肢已经分落，呻吟疼痛的声音却还没有停止，还把他们放在集市上给众人观看。四方之外，长吏残暴，更加增造刑法，甚至取出心脏、活活剥皮，种种惨刑简直不忍说出。十五年前，杭州妖僧制造变乱；几年前，蜀地两次发生叛乱，事情失败以后，多使用这种刑罚。臣也担心仁圣的朝廷不能把它废除，那么它以后就会世代相承，逐渐成为惯常施行的错误法律。如今对已经处死的刑罚再加以割裂、截断、肢解，这就是古代所说的五种酷虐刑罚，也没有比今天更残酷的了。凡是罪应当处死，本来已经是极重的刑罚；刑罚止于杀人，也就是施行绞、斩。现在还让犯人在正式行刑前先承受苦痛，割裂肢解，然后才处死。然而这也不是想要滥用刑罚，只是认为这样可以警戒后人，使他们不敢犯法。臣在淳化年间寄居寿春县时，见巡检使把一个盗贼钉死；可是即使在集会之时，仍有偷盗人物的人，这难道是严刑能够警戒的吗？如果严刑真能警戒人，那么秦朝统治天下时就不会有一个百姓成为盗贼了。汉文帝废除肉刑，国家也就因此混乱了吗？三代以来本来应当首先施行刑罚吗？以刑罚整治百姓，也不应说什么百姓只是免于犯罪而不知羞耻。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爱护百姓，百姓也会爱戴这个人。既然受到上位者的爱护，就会奉事上位者并有所畏惧。如果想用严刑来警戒，百姓还没有达到恐惧的程度，怨恨却已经很深了。伏惟陛下以仁治理天下，德泽感动内外，侍奉天地如同侍奉父母，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僭伪之事全部荡平，祥瑞接连出现。古代帝王不能做到的事，陛下都做到了。近代没有恢复的古制，也都恢复了。臣担心近代的非法刑罚如果不能由陛下废除，那么后代相继承袭，就会更加把它当作常规施行。臣又私下看到，唐文皇因为人的五脏都系连在背部，认为对有罪之人不应鞭打脊背，担心伤害其性命，所以直到今天仍被称赞。能够治理天下、保全社稷的，都称颂文皇。文皇曾释放四百名死罪犯人，让他们回去完成农事，然后再回来依法处置。到了期限没有一个人不到，这难道是依靠严刑吗？况且近来广州有人僭越自称帝号，治理广州的人以残酷刑罚将其杀死，用毒刑、汤煎、锯解，什么刑法都用尽。广州百姓怨恨他，甚至站到刀刃上反抗。如今史传贬斥他崇尚刑罚，太祖神德皇帝平定广州后，废绝了他的刑法。广州百姓直到今天还歌颂欢舞，能够保全自己的生死，也没有怨恨。如今如果仍不废除非法刑罚，臣也恐怕会成为政事的缺失。何况剖心、砍断小腿，本来就是独夫所施行的刑罚，万世都会因此讥笑。现在把这种刑罚作为法律，臣以此为耻，陛下也一定会以此为耻。若不是臣竭尽心力报效国政，谁肯向陛下进言？若不是陛下大圣仁慈，谁能相信臣并实行这项建议？臣不胜深切期望，请求从今以后明确下诏，废止天下非法刑罚，只保留绞刑和斩刑；这样，仁政王道就全在于此了。陛下如果听从并施行，那么即使诛罚臣一人愚直的罪过，臣也感到幸运。【咸平五年上，当时任蕲州通判】上奏仁宗，请求天下死罪案件都能够得到一次覆奏。燕肃 臣私下考察，唐朝大理卿胡演进呈月度囚犯名册，太宗说：“其中难道没有值得怜悯的人，怎么可以一概依法律判决？”于是下诏，凡属大辟之罪，命尚书和九卿审议；又下诏，凡判决死刑，京师要五次覆奏，各州要三次覆奏。从此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贞观四年判处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判处五十八人。如今天下人口还没有增加到唐朝的程度，而天圣二年判处大辟罪二千四百三十六人，相比唐朝几乎达到近百倍。京师的大辟案件虽然要等待覆奏，但州郡的案件中有疑问或情理可怜、上报请求裁决的，法司官员往往多加驳正，官吏通常会因不应奏报而获罪，所以都增饰案件情状，牵强改变情理以迁就法律，失去了朝廷敬慎刑罚、怜恤生命的本意。希望准照唐朝旧例，天下死罪都得到一次覆奏。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等待批报会拖延案件。”臣认为，汉律都在季秋审理囚犯，唐朝又规定从立春到秋分不判决死刑，也没有听说因拖延而损害汉、唐的治理。【天圣四年上，当时任刑部判官；仁宗将其奏章交下，中书王曾认为天下死罪都覆奏一次，必然使应死之人徒然充满监狱而长期不能决断，请求只允许疑案和情理可怜的案件上报，于是下诏说：“朕想到人口繁多，犯法的人众多；法律有高下，情理有轻重，而有司巧妙逃避法律条文，一概把案件送入重辟，哪里符合朕爱惜生命的心意？”

译应命令天下，凡死罪案件情理值得怜悯或刑名有疑虑的，都要详细列具案情上报；有司不得加以驳正。上奏仁宗，论述开封府公事没有经过纠察司引问审查。范镇 臣等奏陈：开封府审查桑达案件，没有经过本司引问，便直接处置判决。虽然援引了近来的案例，但原本并没有正式条文，臣等请求今后一律编入敕令施行。本月十九日，接到枢密院札子，节录其文说：右，开封府因为有上述体例，所请求今后一依编敕施行，已经奉圣旨不予施行。臣等不明白其中道理。臣等查考开封府前后承受特旨勘问审讯的案件，本来都不是因为圣意有所喜怒，而是府县失职，不能禁绝奸邪；奸事发生后还没有被察觉，以致烦劳圣上耳目，另行听取。这正是他们想要补救过错、苟且免罪的时候。然而案件结案之后，再加以秘密询问，略微辨明黑白，应该没有什么妨害，为什么一定要深加遮蔽，偷偷想要了结？或者其中确实有无辜之人，没有地方申诉吐露冤情；恐怕这样只能造成狱吏舞文弄法的弊病，却不能符合朝廷恤刑的本意。先帝圣德仁明，敬慎怜恤各种案件，考虑到京师人口众多、刑狱最繁，所以设置纠察司，命令它澄清审察真伪，希望所有受罪的人都能自认为没有冤屈。自从设置以来，每逢大辟案件，都更加精细严密。这说明先帝不敢把众多刑狱一概自行兼理，而是谨慎地交给有司办理；圣明的鉴察卓然高远，和周文王相同。如果因为奉行圣旨，连中书、枢密院勘查送来的案件也不再记录审问，岂不是违背先帝的本意，扰乱有司的职责吗？大凡设置法令，必定要关系到国家盛衰来建立制度防范，借此杜绝逐渐滋长的弊端。如今既然曲意允许圣旨所决定的案件，中书、枢密院勘查的公事也不再复核审察，看不出这有什么尊重朝廷、重视刑罚的道理，反而足以开启府县松弛懈怠、不勤于职守的弊病，使狱吏侵侮他人而无所忌惮，使罪人含冤而无法申诉。这个道理臣实在不能理解。臣又私下看到，朝廷旧法和内外通行的制度，官府一向遵守，都不许援用案例来破坏条文。如今却在天下四方太平之时，在京师这个可以作为天下表率的地方，在审理刑狱最为严密的机构，在人命最为重要的关头，特许废弃条文而采用案例，事情和道理都很乖谬，这也是臣不能理解的。臣等蒙受朝廷选任委托，不敢不尽心竭力，实在希望万分之一能够补益圣政，并不是想要搜罗过失来显示自己能干；只是先帝所谨慎的事情，也希望陛下同样谨慎。刑罚不可滥用，弊端不可开启，条文不可废弃，苛刻之法不可扩大。请求今后府司以及左右军巡所办理的大辟案件，即使是奉圣旨或中书、枢密院勘送的，结案之后，也一律依照编敕施行，这样才可以处理得允当。【嘉祐四年七月与刘敞同上，当时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上奏神宗，请求春夏两季不判决大辟案件。苏颂 臣恭敬地思考，国家以仁慈之心施及天下，祖宗慎重使用刑罚，陛下大力继承祖宗的谋略功业，法令制度十分完备，刑罚轻重适宜；上至朝廷，下到州县，都遵守条文诏令，没有违犯的。即使是笞刑、杖刑之类的责罚，不符合法令，也从未擅自施行。已经判决的案件，还要进一步审察；官司擅自释放犯人要承担处罚，故意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时甚至被罢免斥退而不再任用。臣曾说，自尧舜以来，经书史籍所记载的用刑，详细谨慎，没有比我朝更加仁慈、公平、允当的。只是审理判决重辟案件，仍然没有按照时令，而议论此事的人从未涉及；臣实在担心这也是圣明时代应当施行的一件事。臣愚昧刚直，不懂得大理，所以冒昧援引古代的说法来进言。

译古书说：“春夏施行赏赐，秋冬施行刑罚。” 因此，三代时期春夏两季从未施行诛杀。史书记载，秦朝四时都行刑，王莽在盛夏杀人，这些都被讥刺为暴虐的政治。汉朝制度规定，判决重罪，通常要一直到整个冬季的三个月才执行，大概是不在阳气旺盛的时候断绝生命，以此顺应上天的意旨，体恤人的情感。东汉以后，有时实行，有时废止；近世于是废弃而不再讲求这一说法，大概是担心囚犯长期拘系、案件拖延。臣认为，狱官审问查办案件，如果有牵连逮捕的人，不论罪轻罪重，都要追捕、传唤、参验，动辄经历一年半载，从来不会因为拖延太久就释放而不再追问。臣愚昧地希望圣上参考古义，采用周、汉旧制，下诏天下狱囚，除非犯恶逆以上的罪，其他案件都不要等待时令，立即判决；其余各种罪都等到秋冬再审理判决，免得在温暖和煦的季节听到忧愁痛苦的声音，这也足以成就圣朝仁厚的美德。况且无知的百姓轻易触犯刑网，杀掉他们值得怜悯，赦免他们又会废弃法令；万一等待判决超过时限，恰好遇到恩赦，就能从轻减免，这样陛下既不废弃法令，又能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恩惠和威严并行，百姓知道敬畏和爱戴，上合天心，感召和气，实在是太平之治的高境界。【熙宁元年上，当时任知审刑院】上奏神宗，论述重辟案件数量过多。吕诲 臣听说，先圣制定法律、明确刑罚，并不是把刑罚作为治理的根本，而是想借此挽救衰败混乱的风俗。然而各时代有轻有重，是根据当时的弊病来调整；用刑罚整治不应当整治的，借杀戮来制止杀戮。因此，太平之世犯法就从重处理，混乱之世犯法反而从轻，这正是驾驭威势、辅佐正道的根本要点。下及三代以后，称得上治理盛盛的莫过于汉、唐。高帝起初约法三章，人心欣喜安慰。到了文帝、景帝，形成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和成王、康王时期相媲美；贞观年间判处死刑二十九人，开元年间五十八人，这才称得上国家兴隆昌盛。我朝国运兴盛一百多年，历代圣君相继遵循祖宗事业，仁德纯厚地施及天下，四方无事，但刑罚案件仍没有减少到清简的程度。天圣年间，每年统计重辟案件达数千，此后反而有增无减。汉、唐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汉、唐的官政也是今天的官政，为什么审理案件的繁简相差如此遥远？臣私下认为，古代革新制度、颁布号令，必定向百姓明白显示，使他们知道禁令；任命官员治理一方，必定先行风俗教化。如今的治理与古代相反：教训引导不明确，愚民便陷入罪网；人有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已经加上；想要迁善远罪，却没有道路可走。滥用刑罚的过失，正在这里。再加上赋税征收一天比一天急迫，劳役一天比一天繁重，山林川泽的利益几乎都被搜刮一空，人口聚集之处，游手好闲者超过一半；年成丰收、能够储粮供养一年的，百家中没有一两家。不幸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流离迁徙、没有定所；他们既然都是等死，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不是不忌惮法律，而是形势逼迫他们这样做。何况乡里之中有不务正业的人，大家都沿袭习惯，把这种情况视为常态。州县官员熟视无睹，不加以清除；奸吏反而养着他们来助成恶行。一旦事情败露，被依法治罪的却都是普通良民；平时以诱骗胁迫使他们犯罪的，正是负责捕盗的官员。朝廷推行恩典，随着时令洗涤罪过；每年都曲意赦免，三年一次大赦，虽然因此保全、释放的人很多，能够自新的人却没有几个，重辟案件怎么会稍有减少？看今天的司法，大抵是活罪判得重，死罪判得轻。犯笞杖罪的，百姓有的被刺面，有的被发配；官员则被冲替、停任，都是由于特别诏令。犯绞斩罪的，便形成疑案；奏报审议上去后，按惯例都曲意宽贷。舞文弄法的人依附特别诏令来安排案情，死生出入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使幽深的冤屈无从申诉；刑罚不能清明，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廷尉本是天下用来平断案件的地方，如今却又想以谋杀通判来包庇奸人、助长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符说：“伤害良民的事情，没有比屡次赦免更大的。”诸葛孔明辅佐蜀国，不轻易赦免而使国家得到治理。王通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这几个人都见识深远，通晓世务，难道会没有爱惜生命、厌恶杀戮的意思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辅佐政务的道理，根本在于达到没有刑罚。唯独唐太宗用这个道理治理国家，曾下诏对侍臣说：“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绝不……”颁布赦令，四海安定平静，这是非常的恩典。贞观年间刑罚案件能够简少，不能不说是明白的成效。臣恭敬希望陛下以至高的明察洞悉事理，以盛大的德行谋求革新，全面掌握权纲，敬慎并怜恤刑法典章。法网应当疏略，使人容易避开；禁令防范应当高峻，使人不敢逾越。风俗的大化，取决于循吏；号令要谨慎反复，法律条文不要轻易变动。凡有赦恩，不要遗漏有罪之人，只有因误犯、受牵连而获罪的，才给予原免。仁慈做到这样，并且推广实行，天下的诉讼必定清简，重辟案件的奏报必定减少，太平之治就不难实现了。臣狂妄愚昧的忧虑，希望能够符合明诏；请圣上明察选择，天下边远之地也将感到幸运。【熙宁二年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述肉刑。吕公弼 臣恭敬地看到，韩绛曾上奏请求施用肉刑，今天陛下也认为这样是对的。韩绛又说：“假如折断一条肢体、砍去一根手指，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尧舜也曾使用肉刑。”这只是相信古人的说法，却不适合时代的变化。汉文帝因一位妇人的话而受到感动，废除肉刑，于是天下归于仁德。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如果突然施行肉刑，四海耳闻目睹，都会惊骇。况且古代虽然有肉刑的法律，在尧舜时代也从未真正施行。《尚书》说：“以象征性的刑罚代替正式刑罚，以流放宽赦五刑。”尧舜时代是用流放来宽减五刑；如果四凶只判流放，那么五刑就没有实际施用的地方。臣希望陛上对上效法尧舜，对下体察汉文帝，不要采纳迂腐儒生喜好古制的议论。陛下忧虑如今犯法的人多，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守臣，宣扬恩惠和爱护，使百姓各得其所，那么百姓就不会冒犯上位者。如今不追究根本原因，只是徒然更改刑罚，臣恐怕百姓心中一惊而发生动乱；以后即使想要保全、安抚他们，也不容易安定了。【熙宁二年五月上，当时任枢密使】上奏神宗，论述近年刑狱案件枝蔓拖延。文彦博

译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内外刑狱案件颇多牵连蔓延，拖延经过大暑和严寒，囚犯长期被拘系在监狱之中，其中难道没有冤屈滞留、感伤和气的情况吗？朝廷每到盛夏，必定进行疏决，或者遇到水旱灾害，就赦免、减轻被拘押的罪犯，这正是圣上极为敬慎怜恤刑罚的表现。然而守臣和狱官很少能够上合陛下的心意，有损仁厚的教化。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因此三王任用德化而不专任刑罚；把德比作阳气，处在盛夏万物生长之时；把刑比作阴气，处在严冬不用刑罚之处。由此可知刑罚轻重的原则十分明白。臣不敢援引经史中的久远往事，只私下认为唐宪宗号称中兴之主，任用德化、刑罚，颇为得当。他曾对宰相说：“于頔心怀奸邪，劝朕任用刑罚，是想让朕失去人心。”而且圣人感化人心，天下才会和平；君主如果失去人心，国家的根本凭什么安宁稳固？臣认为，现在的牧守、监司，应当任用明智、仁惠、厚重的人，宣扬朝廷宽大的恩泽，施行和乐平易的政务，改变刻薄的风气，那么太平盛世就可以垂衣拱手而达到。【元丰三年九月上，当时任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复判河南】上奏哲宗，请求遵循祖宗旧制，下诏恤刑。范祖禹 臣近来接到中书省录黄中节录的条文，尚书省查准元祐敕令，规定各狱在暑月每五日清洗一次枷、杻等刑具，让罪犯按时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命令刑部遍告各路和开封府界，今后每年暑月依照上条施行。臣查考祖宗旧制，每年冬夏都下诏恤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来，历代圣君都遵行，从未改变。到熙宁二年，编修中书条制所奏请委任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四月、十月查举，并向各州长吏发牒，办完后上奏。臣私下认为，祖宗敬慎怜恤各种案件，特意由朝廷下诏，大概是因为盛暑、严冬之月，要使普天之下直到海边偏远地区的监狱牢房之中，都知道圣主深居九重而仍然怜悯顾念他们；这正是仁慈恩德的表现。如今命令刑部遍告各路，虽然比提刑司自行查举更为郑重，但州县奉行、传布并记入史册，仍然不如恤刑诏书。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请求依照祖宗旧制，命学士院每年冬夏下诏，仍从今年十月开始，以符合陛下恤刑的心意。【元祐五年六月上，当时任给事中】上奏哲宗，请求采用中等刑典，不要崇尚严刑来树立威势。范祖禹 臣私下认为，先王敬慎怜恤各种案件，务求宽缓刑罚，希望达到无刑的境界，因为刑罚实在是不得已才使用。国家历经一祖五宗，以圣明继承圣明，以仁德继承仁德，怜悯百姓，大都采用中等刑典；这正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维系一百三十多年太平的根本。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天性仁厚，具有尧舜、成王、康王那样的资质；近来听说有司奏报案件，多务求从宽处理。臣希望陛下长久守住这种心意，坚持不失。若有人劝陛下施行严刑峻法，以威势整肃四方，应当拒绝而不要听从。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海内之人都是自己的赤子。君主的威势，尊贵如上天，深不可测如神明，谁敢不畏惧？哪里担心威势不能树立，为什么一定要用严刑来整肃他们？只要陛下的圣意专门以宽厚仁慈为主，像天地涵养万物一样，那么刑罚大概就可以清简省减了。臣长期侍奉经筵，没有什么补益，今天将要远离陛下左右，思考能够帮助陛下施行阴德、增加福禄、结纳人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所以不敢不进言。伏望陛下深深留意，天下将非常幸运。【绍圣元年四月上，当时出任陕州知州；宣仁太后升遐后，熙宁、元丰时期的余党重新任用，全部改变元祐政事，想以严刑峻法防范、压制忠良，范祖禹预先知道他们的意图，所以临行前上此奏】议狱 上奏仁宗，请求今后详细审察各种事务，不要轻易设置诏狱。吴育 臣听说，先王垂下冕旒、塞住耳饰，不愿听见看见别人的过失。有人触犯典章法令，就交给有司，依照文书审查判决；情理值得怜悯的，有时还特意按照宽典处理。这样，恩惠归于君主，法令施行在有司。有人被诛杀，死也没有遗憾。祖宗以来，不允许刑狱机关在案情之外另行搜求罪过，所以人人都能自安。近来传闻三司判官杨仪被投入监狱，又从御史台移送到都亭驿审问，带着枷锁捆绑着经过街市，万人跟随观看，大家都惊骇不已，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重大案件。等到案卷具备，才知道只是因为请求办理常规事务而获罪，并没有违法受贿。又传闻所判的罪名，依法本不至于此，却出自朝廷特别诏令，恐怕这不是恩惠归于君主、法令施行在有司的本意。况且杨仪身在朝廷官员之列，职任馆阁，任职于省、府；即使犯有大罪，也自有宪章可以诛斩。如果不是这样，却突然到了这种地步，使士大夫承受不尽的羞辱，使下民轻视上级，这不是用来培养廉耻、显示敦厚的办法。自古刑狱案件大肆兴起之时，诛杀全家、灭绝宗族，冤屈往往占大半。大抵雷霆震怒之时，没有人敢于进言；有司把案件往深处办，个个只求自我免罪，有的还借机谋利，以求升迁，使君主的恩意不能下达，使百姓的实情不能上通，伤害和气，灾变层出不穷。陛下是受到四海爱戴的君主，却忽然使道路上的百姓纷纷私下议论，使朝廷士大夫人人自危，这正是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的地方。如果杨仪的罪行尚未判决，臣不敢进言；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而且也没有替他开脱的嫌疑，只请求圣上今后详细审察各种事务，不要轻易设置诏狱。案卷所载的事情，除非涉及重大祸害，姑且交由有司依照法律审理，不必在法律之外加重施行。这样足以安定人心，平静风俗，培养廉耻，召来和平，是天下的幸运。【庆历八年上，当时任陕州知州】上奏仁宗，请求发遣亲事官吴清等人，查验作证有关公事。傅尧俞

译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发遣亲事官吴清等前往开封府，查验张文政案件，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私下思考，实在很不妥当。哪里有报告别人杀人，却不让双方对质辨明的？案情没有审尽，恐怕会造成冤屈，这本来就不是陛下仁慈恻隐、怜恤刑罚的素来心意。臣料想陛下并不是吝惜这几个人，只是想了解外间事务，担心堵塞了这种渠道，以后就没有人敢来报告。依臣所见，这样实在不对。若把案件交给主管机关，辨明是非，再依此赏罚，那么真实的事情会不断传到陛下那里，只是担心进言的人太多罢了。倘若只是放任他们报告而一概不问，那么被财货收买而结交的人有罪却不能揭发，被事情触犯而遭报复的人即使无罪也会被告发。即使刺探告发的文书堆满陛下面前，又有什么益处？只会徒然烦扰刑禁，动摇善良之人的心。况且如今吴清等人的事情，与前后案件不同，本来属于城南辖区，却报告了城东辖区的公事。事实如果属实，应当赏赐吴清等人，治罪城东负责探报的人；如果事情虚假，吴清等人难道能够免罪吗？假如不辨明是非，完全没有约束，臣恐怕这些人仗着过分的宠信和优待，借势逞威，诬陷平民，逐渐形成不可滋长的祸害。一定有人会说：如果阻止这些人，那么陛下就没有途径知道外间事务；他们正是用这种说法误导陛下。希望陛下深思臣所说的话，那么事情和道理就可以看清。伏望早日赐下指挥，发遣查办，以免刑狱拖延，也免得增长小人的权势。臣不胜恳切激愤之至。【嘉祐六年十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请求发遣亲事官吴清等人，查验作证有关公事。司马光 臣等恭敬地认为，祖宗开创基业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担心有大奸之人暗中图谋、无故作乱，所以亲自选择身边亲信之人，让他们往来民间，秘密进行侦察。在那时，万一有人挟带私心诬陷冤枉他人，斧钺刑罚就会随之而至，因此这些人都知道畏惧，不敢为非作歹。如今海内太平已经超过一百年，上下安定牢固，人人没有异心；时代变化、风气转移，制度应当有所革新，却因循旧有做法，反而形成更大的弊病。以至于皇室姻亲、各司仓库，都被这些人监视控制；他们衡量别人的过失，大肆施展威福，私下收受货赂。所喜爱的人即使犯有大恶，也替他掩盖而不追问；所憎恶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被搜罗挑剔。臣等曾经忧虑，国家选拔天下英才作为公卿大夫，却仍然不予信任，反而只顾任用这些服役的小人作为耳目，这哪里值得依靠？如今他们竟然妄自拘捕平民，给他加上死罪，使他幽闭在监狱之中，横遭楚毒；幸而他没有自行诬认服罪，才勉强辨明事实。如果再不听从有司的审问，只对当初巡察的人稍加惩戒，臣恐怕这些人将不再有所畏惧，越发恣意横行，使京师官吏和百姓都手足无措，这难道符合祖宗的本意吗？【嘉祐六年十二月上，当时任谏院】上奏神宗，论述监司官在任所大多兴起刑狱案件。张方平 臣下恭敬地认为，本朝自祖宗直到陛下，积累德行，广施仁爱，慎重使用刑罚，对于深重罪行从严追究，对于轻微罪过则宽缓处分，爱护养育下民，像保护婴儿一样，使他们竭尽忠诚和爱戴，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近年以来，各地监司官员往往大肆兴起刑狱案件。至于州郡，平常的公事刚刚开始推问，还没有查明实情；有的已经检验审断，事实清楚，依法处理也很公平，只因与办案官员的好恶见解有些不同，便另行差遣官员设置专门机构重新推覆。本来只是防止小事，却张扬成大事，因而造成骚扰，牵连蔓延；甚至有人往返数千里，拘捕追查证人和佐证人员，在盛暑严冬中长期拘禁牢狱。其中有罪犯的罪行极轻，也有本来无罪的人，长期被拘押一身，家产因此破败，患病、饥饿、受寒，忧愁痛苦而无处申诉。等到案件审结，也有不改动原来判案的。推勘官迎合上官意旨，巧作文辞，罗织锻炼，即使是平民，也一定要制造虚妄事实给他定罪。以一州或一路为例，天下蒙受冤屈的人便不知有多少，伤害和气，灾害日益发生。况且刑狱关系到人的性命，是君王应当极其慎重的事，岂能容许官吏倚仗权势逞威？案件既然由地方擅自办理，朝廷也无从知道。臣到陈州，正亲眼看见这样的事：自三月末赴任，到四月中旬，主管机构呈报一件公事，说有士兵指控有人冒领粮米，案状系去年十二月所上；此后发下文书，派人防检审问，直到回报送到，于是四月十二日送交司理院，才开始提取证据审勘。案卷尚未完备，当月十九日，转运判官张次山到州防检，索取一宗状词，准备带走；不久又另行差官设置专院推勘。四月底所差官到院，到九月初才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前后被拘禁近六十人，往返三千多里，拘捕追查证人和佐证人员；在炎热的月份被牵连羁押于道路之间，从夏天拖到秋天，其间病患接连不断，也有军官无辜遭受刑罚和拘禁。到判决发遣时，竟都只判杖刑。推勘院缴送到主管机关的取供口供共二千一百三十一张，清理成案的卷宗六百七十张，各种杂项发遣、取证文书三十五卷。当时如果由本州自行审勘结案，不过十多天就可以办完；它造成的文书繁多和弊害，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又有百姓樊宗望的案件，已经由本州奏报审断；最近转运副使李南公到州防检，索取上述案卷准备带走，又已经差官设置专院推勘。臣详细考察樊宗望的案件，本州审勘结案已经相当详尽公允，具状上奏，法寺也已定断，不久前已经奉朝廷指示断放完毕。臣私下担心，若差官前来设置专院，仍像以前那样追捕骚扰、拖延时日，使贫苦细民因饥寒而失去居所。因此请求特地下令法寺，索取上述案卷详细查阅；如果确有事实不周全、刑名判定错误之处，再请另行差官依照公事审勘办理。由于设置专院审狱的弊害关系天下，恭请朝廷特降约束：各路若非奉朝廷指示设置推勘院，今后推勘官应在结案之日，把监司送来的公事缘由、案件到院和出院的日期详细记录，据实注明；凡被拘捕、拘禁的人数，在监禁期间有无患病死亡，被追究牵连人员所属州县及路程远近，以及最后判决、释放的刑名，都应列项申报中书，送御史台或法寺详细查阅案情。若有不应设置专院而擅自推鞫的，或者拖延案件、牵连蔓延、冤枉拘禁无罪之人的，以及其他不合道理的行为，恭请议处他们多次兴起刑狱、巧作文辞罗织锻炼的罪责；这样，刑罚就会慎重，和气也会因此感通而来。【熙宁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陈州】彭汝砺上奏神宗，论诏狱。

译臣听说，君主所统辖控制的群体、百官和万民，就像驾驭一匹马一样，进退远近无不由我掌握；这不只是威福所产生的效果，其中还包含德行和礼义。上下相处的道理，不过是相互报答施与罢了。上位以礼相施，下位就想以礼报答；上位以德相施，下位就想以德报答。这样施下的恩泽并不只影响一代，它遗留下来的余波和恩泽，流传扩散到几十代也不会停止。朝廷屡屡因为可疑相似的事情，每年兴起诏狱，卿士大夫明显怀有苟且求免的心思，因此争相沿袭粉饰虚假言辞来取悦上意。所以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实际上没有侍奉君主的诚心，制造虚伪、粉饰欺诈，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其影响流传到下层，渐渐不可遏止。况且古代对大臣，即使他的罪行十分明显、证据十分清楚，尚且还要迁就为他说辞，何况有些事情出于嫌疑和好恶，而且多半只是似是而非的情况，这更不可不慎重。因此《诗经》说：“砍伐树木，要顺着树木的纹理；劈开薪柴，也要顺着木理。”树木不是不能砍，但一定要顺着纹理砍，恐怕伤害它的本性；薪柴想要劈开，也必须顺着木理，不愿违逆它的规律。对物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对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对卿士大夫呢？况且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之威；权势也不只是万钧之重。大臣的生死贵贱，全在君主掌握之中，这是最为危险卑贱的处境。如今却把雷霆般的威严、万钧般的权势，震压在处境最危险卑贱的人身上，用虎狼般的官吏阻挡他们，用秋毫般苛细的法律给他们定罪，又用监狱、枷锁、镣铐等刑具逼迫他们。这样对待他们，还有什么事情是求取不到的呢？汉、唐的大臣，入朝时戴着冠冕，退朝后便进入监狱；早晨还坐在朝廷，晚上便可能在市中被杀。与今天相比，那时尚且还算有礼法。自祖宗以来，朝廷厚厚地爱护养育卿士大夫，天下也受其感化，都肃然生出尊敬尊长、尊重贵人的心意。如今朝廷大臣轻易触犯刑法，于是这种风气渐渐更加衰败了。臣听说，君子说话必定考虑后果，行事必定考察可能产生的弊害。陛下正掌握赏罚、抑扬的权柄来驾驭群臣，必不会做得太过分；然而末流所造成的弊害，恐怕会比汉、唐还要严重。舜询问并惩处四罪，天下都心悦诚服，可见刑罚即使在盛世也不能完全没有。至于因个人好恶而议论案件，因似是而非而论罪，实在不是天下人所希望于陛下的。【熙宁十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朱光庭上奏哲宗，请求停止大理狱。臣听说《易经》说：“圣人顺应事理而行动，刑罚就清明，百姓也会服从。”恭敬地认为，陛下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凡有一举一动，无不顺应事理。刑罚清明、万民服从，正适合今天的情形。臣私下听说，陛下诏令御史中丞刘挚、右谏议大夫孙觉查阅详审大理狱，从探报中发现其不合事实，可见陛下宽仁的盛德。既然如此，大理狱便可以废除了。况且治理案件本来有开封府、御史台，何必再设这个狱？而且狱名不止一种，并不是治理天下的美事。它又靠近帝王居所，岂是适宜设置监狱的地方？凡做人臣的，不致力于崇尚理义来辅佐太平，反而助长刑罚而损害仁德，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臣私下看见，刑部侍郎崔台符、户部侍郎杨汲专门刻薄办事，因此官位显要，长期担任大理官，熟习并做了许多损害仁德的刑罚之事，实在是不忠之臣。臣请求停止大理狱，并把崔台符、杨汲这两个刻薄不忠的臣子贬出京外，使天下知道圣人只崇尚仁德来教化百姓；这样，刑罚会更加清明，万民都会服从。【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 宋代赵汝愚编纂 刑罚与赏赐类 赦免宽宥 庞籍上奏仁宗，请求郊禋之后不再施行赦免。臣私下看到，南郊礼仪完毕后便施行赦免。可是，在郊外举行礼仪，却以劝勉赏赐、颁行赦免作为相应措施，古人从未有过。三王时代，每年亲自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又在泰坛祭祀感生帝；汉朝有甘泉五畤的祭祀，历代延续下来，郊祀从未中断。至于赏赐和赦免，都没有听说过。唐朝自战事兴起以来，祭祀上天的礼仪每年有时被废止；到了五代，隔三年举行一次，必定大加赏赐，用来慰劳禁卫军；必定大赦，用来荡除积乱的狱讼。这样看来，既然赏赐很大，就不能每年举行，所以一定要隔三年亲自祭祀。圣朝承接五代的弊病，兴起千年一统的基业，随着时势变化制定事务，斟酌适中而建立治理制度。远取前古的法制，近择后世君王的做法，因此隔年祭祀报答根本，到向阳之位施行礼仪；一旦上天赐福，便登临端门举行赦免。庆赏这两种权柄，都是施行庆典的方式。所谓皇帝乘法驾顺势而行，六军壮盛地随从，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劳苦，也一定要厚加赏赐，这是为了勉励军队、保卫社稷。臣虽愚昧，也认为赏赐是国家的重要典章，可以沿用旧制。又所谓监狱全部打开，枷锁镣铐全都空了，虽然罪行都很重，也一定全部赦免，这是为了洗除众人的旧过，使他们重新做人。臣虽极其愚昧，却认为赦免是政治教化的大患，不能经常使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罪的人被宽宥，未必会改过自新；受苦受害的人受到压制，也未必没有怨恨。不能自新的人，必将再次作恶；不能消除怨恨的人，必将后悔行善。一次赦免，反而使百姓后悔行善、重新作恶，所以说它是政治教化的大患。所谓常赦，是除十恶、斗殴杀人、劫杀、谋杀以及已经杀人的罪，还有放火、官典犯正、枉法受赃至死等罪不赦以外，其余罪行一概赦除。假如有人斗殴，打断筋脉、使人流产、打断跌伤人的肢体，或弄瞎一只眼睛，仅损伤其中两项以上，或者因旧病使人达到重度残疾；又或者凭借威力夺取财物，虽然没有伤人，这些都是凶险之大、痛苦之极的行为。将他们置于通常刑罚之下，尚且可以舒解平民的愤怒，挫败恶人的锐气；如今却反而让他们承受莫大的恩惠，出狱成为无罪之人，实在不足以增添盛德的光辉，反而只会堵塞和气。况且每逢将要举行南郊祭祀的年份，朝廷必先告示天下百姓，让他们知道国家将举行郊禋；既然郊祀一定宽宥罪人，他们便在祭祀之前择时节施行凶暴。即使预先颁布约束，最终各种罪过也会全部被荡除。孔子曾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如今却使百姓知道赦免的时机，就是让他们把赦免当作侥幸。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颁布圣明的诏令，明白告示天下：今后郊禋之日，除了赏赐以外，不再施行赦免，使人不敢作恶，那么善良柔弱的人会感念恩惠，凶恶顽劣的人会知道禁令。【景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蔡襄上奏仁宗，论每年减刑降等。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每到盛夏，陛下亲自审察京师被拘押的囚犯，命令天下有罪的人减刑降等，依次改从轻典。这大概是陛下怜悯百姓，不忍他们屡次陷入法网、冒受炎暑之苦而处在牢狱之中；上天也为之悲悯，降下宽大的诏令，实在是众生的幸运。臣愚昧没有智谋，不能看清天地无边的恩施，但私下对此有所疑惑。臣听说，古代先王亲自审察狱囚，都是为了处理冤屈积滞，并不只是专门宽宥过错。在隆冬迫近或因为严重旱灾时，有时才这样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制度。过去国家施行这项制度，已经连续三年了。编户百姓习惯于前例，都知道在特定时月轻易触犯法度，难道不是反复施行反而不断滋生弊害吗？法律，是天下最公正的根本。因此罪有大小，法有轻重。如今所犯的是大罪，所处的却是轻法，难道是因为罪名不相称吗？即使轻法也不能施行，那降等又有什么意义？如果确实与罪相当，重法尚且不足以禁止，反而减轻刑罚，怎么能改变小人的心思而驱使他们向善呢？国家每次举行郊礼都大赦，宽免百姓的罪已经不少；又有每年疏决减刑降等的制度。臣认为，贫弱的人多有冤屈，而富强的人多能得到宽宥；这样施惠很小，造成的弊害却很大，对治理国家并无补益。恭请陛下参考前代制度，挽救当今弊害，停止减刑降等的诏令，而责令天下州郡的官吏审慎辨明狱情，不要长期拘押囚犯。臣地位卑微，所言浅近，惶恐不安至极。【庆历二年上奏，当时任馆阁校勘】范镇上奏仁宗，论不可屡次赦免。臣听说古人有句话：“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会噤声。”这句话是说赦免只会惠及奸恶之人，对治理之道没有益处，所以不可屡次施行。近来京师及京畿每年一次赦免，去年已经两次，今年又三次。京师士兵还两次得到赐钱，姑息的政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每年一次赦免，百姓称它为“热恩”，必定是在五六月间。狡猾的胥吏和奸盗之徒倚仗它作恶，指望到期便得到免罪，何况两次呢？何况三次呢？它惠及奸恶、损害治理之道，显而易见。“好人”就是善良的人，赦免屡次施行，尚且使他们噤声；至于愚昧的百姓，不被诱导而成为奸盗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况且如今防秋备塞的人，约有五六十万，让他们听说京师的人端坐在那里接受赏赐，能不动心吗？不可不加考虑。如今陛下的恩诏已经下达，赐钱也已经发出，臣知道无法挽回了，只请求今后停止所谓每年一次的赦免，以挫败奸猾之徒，使善良的人有所立足。停止专门赏赐士兵钱财的做法，以使内外均平，防止后患，也使民力在财赋方面能够宽裕。过去唐太子承乾因长孙皇后生病，请求赦免以增加福佑。长孙皇后说：“赦免是国家的大事，岂能因为我的缘故扰乱天下法度？” 长孙皇后不过是妇人，尚且能够这样做。陛下具有尧舜那样的圣人资质，难道反而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做吗？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至和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司马光上奏仁宗，论不可屡次赦免。

译臣私下认为，赦免造成的危害多、好处少，不是国家的善政。《虞书》说：“因过错和灾害而宽赦，若倚仗恶行至死不改，就施以刑罚。”意思是过失造成危害便赦免，倚仗恶行而坚持到底便杀戮，并不是不分罪行有无一概赦免。汉朝大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去探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只希望陛下谨慎，不要赦免罢了。”王符也说：“如今危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事，没有比屡次赦免、赎罪更大的了。赦免赎罪次数多，恶人就昌盛，善人就受到伤害。”蜀地人称赞诸葛亮贤能，也说：“军队屡次兴起，却不妄下赦令。”这样看来，古代的明君贤臣，从未把多次赦免当作美事。国家承顺天意，像爱子一样爱护百姓，发布号令，必定首先体现最大的仁德；然而屡次赦免的弊害，仍然没有能够除去。况且古代的赦免，颁行没有固定时间，严密谨慎，不能预先知道，奸民尚且会冒犯法令而等待赦免。何况如今国家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从来没有不赦免的；每年盛夏又都有疏决。狡猾的官吏贪婪放纵，大肆从中谋利，残害百姓、横行霸道，侵凌侮辱善良之人，百人千人中逃脱败露的可能只有一两个；即使侥幸被揭发，也大多逃亡藏匿，不过等到赦免降等便安然出来，重新成为平民，往往还互相指望这种结果，称为“热赦”。这使诚实谨慎的百姓愤懑忧惧，使凶恶狡猾的群体志得意满、气焰高涨，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劝善惩恶的本意吗？况且“疏决”这个名称，本来是因为盛暑时节，担心监狱中有积压的冤屈和结滞，主管官吏不为他们申理，使他们无处申诉，所以天子临朝亲自审察询问，辨平冤枉与正直；无罪的就赦免，有罪的就诛罚，使长期拘押的人在一天之内得到裁决。这样才能消除灾气，招来大和，并不是说不问是非而一概赦免。祖宗盛世时，每年不过疏决一次，死罪以下都依次降一等。近年以来，有时达到两三次，从徒罪以下一概赦免。今年五月以前，疏决的命令已经施行两次了，这正是百官懈怠、奸邪恣意妄为的原因。如今即使不能完全革除旧弊，仍恭请陛下特降指挥，交给中书：今后每年疏决不得超过一次，或早或晚，使外界不能预先猜测；徒罪仍按旧例降为杖罪；或者遇到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干脆不再疏决，永远作为定制。这样或许能使作恶之人有所戒惧。【嘉祐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周表臣上奏神宗，论发生灾异时不必大赦。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逢天象出现异常、水旱灾害发生，大的便向天下发布恩德诏令，小的便在四京曲赦。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屡次赦免的危害，古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古代所谓赦过宥罪，是针对过失而施行的，是对遗忘疏忽造成的罪不予追究，并不是拿恩惠施给那些陷入刑罚的人；这些人如果不是盗窃他人财物，就是胁迫弱者、欺凌寡少之人。假如让盗贼获得释放，他们的主人必定愤怒痛恨；假如让强暴众多的人得到宽宥，寡弱者必定无处申诉。所以赦免之举，良民得不到它的恩泽，恶人反而昌盛。何况小人的性情愚昧，不能改过自新；他们一旦出狱，大则仇害原来的主人，小则伤害平民，重新挖洞、翻墙、撬箱、探囊。因此早晨解下枷锁，晚上又杀人；早晨走出监狱，晚上又成为盗贼。这种事情并非偶然发生一日。国家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人姑息而赦免呢？过去成汤时代，旱灾可以说很久了，成汤只是以六件事情自责，从未听说施行赦免。高宗时代有野雉飞到宗庙鸣叫，可以说是异常了，祖己只是训诫他端正政事，从未听说施行赦免。周宣王时代，旱灾也可以说很久了，《诗经》只赞美他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从未听说施行赦免。遇到灾害而应变，如果能像成汤、高宗、周宣王那样，不也很好吗？却一定要赦免奸邪之徒来施恩，不也很奇怪吗？臣私下推究国家的用意，难道不是认为刑罚和狱讼中或许有冤枉滥用，所以借赦免来招致和气吗？如果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自然就不会有冤枉滥用。况且近年以来，审查法律、放宽禁令，人人怀有接近宽厚的心，刑罚清明、狱讼得到治理；如今却使凶恶奸邪之人一概获得释放宽宥，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臣希望朝廷有时遇到灾异，便寻求古代圣明君王应天的办法；或者修订法度政事中尚未完备的地方；或者寻求救济百姓、帮助众人尚未做到的事情；或者提拔有道德、有才行而埋没在低位的人；或者释放宫嫔中服役多年、没有职掌而被幽闭的人。臣听说太祖皇帝亲自实行俭约，嫔御不到三百人，尚且认为太多，曾因连日阴雨又释放了几十人，这是近代事情的验证。以上都是先王旧典或祖宗旧例，希望陛下广泛求取并施行，以应对灾变，而不要轻率下赦令，这样或许能使盗贼奸宄全部止息。【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利州通判】赏赐 苏舜钦上奏仁宗，论没有功劳不应赐宅第。臣于十月二十三日，接到内侍省文书，奉圣旨命有关部门支借一所小宅给司天监杨可久。本月十八日，又接到三司帖文传达圣旨，指拨三十间房屋给医官副使柳尧卿居住。臣私下认为，赐宅第的典制，对国家体制极其重大。前朝的将相，如果没有功勋事业，就不能获得赐第。京师近来刘平血战而死，家族无所依托，朝廷才施行这种恩惠，当时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如今医卜之类的庸人，滥行请求，烦扰冒犯圣听，侵乱国家常法。况且赏赐和刑罚，是国家的两件大权，用来驾驭豪杰、向四方表示信用。如果战场上死难将士的家属和技艺之辈都同样使用这种赏赐，臣私下恐怕轻重就失当了。如今西部边境尚未安宁，军队正在边塞艰苦作战，消息传遍四方，拿什么来劝勉人们呢？恭请特降恩诏，立即停止此事。况且柳尧卿自己已有住宅，极其华丽奢侈；如果因为他的医药确有功效，完全可以用金帛赏赐他。对上，应当提高重赏有功者的制度，使征战者竭尽死力；对下，应当断绝侥幸觊觎的希望，使贪婪冒进者萌生羞耻之心。臣任职主管此事，理当进献意见，只是希望赏赐不要僭越，并非敢于撰文为自己谋求利益、冒犯皇帝威严，臣诚恳祈求至极。【康定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在京楼店务】司马光上奏神宗，辞谢所赐金。

译臣前几天承蒙赏赐黄金五十两和银盒，臣认为所赐过于丰厚，随后询问永昭陵礼仪使范镇，得知旧例中没有这种赏赐，不敢接受，于是具奏陈述，请求允许退还。承蒙圣上慈爱，特意派中使传旨，命臣接受。臣蒙受圣上深厚重大恩遇，蝼蚁般的性命不足以报答，惭愧恐惧得汗流不止，不知如何处置。然而臣私下听说，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收藏起来。侍者说：“君主也太不仁慈了，不把它赏给身边人，却收藏起来。”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每一次皱眉和微笑，因为皱眉有它的缘故，微笑也有它的缘故。这条裤子难道只是一次皱眉或微笑吗？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来赏赐它。”那一条破裤子，尚且不肯给无功的人，何况几十两黄金呢？魏太祖治理政事，有功劳的应当赏赐，即使千金也不吝惜；没有功劳而妄加施予，分毫也不给。我们太祖、太宗驾驭臣下，也是这样，所以能够驾驭英豪，光大开创的大业。贤明君主不妄加赏赐，不是吝啬，实在是因为赏赐一个无功之人，天下没有功劳的人都会产生觊觎之心，有功劳的人都会心怀怨望。假如一个人有功，君主赐给他金子，而无功的人得不到，有功的人一定高兴，为什么呢？众人都得不到，唯独我得到，这说明君主知道我的功劳，其中的荣耀太多了。这样，聪明的人会献出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会甘心并且乐意。如果有功的人赏赐千金，无功的人也赏赐千金，有功的人一定不高兴，为什么呢？那个人没有功劳，君主却把赏赐给他；君主对待我和他没有区别，这是对我的深重羞辱。这样，有功的人都会心怀怨望，谁还肯竭尽智慧和力量，冒着死亡危险，来满足国家的急需呢？所以官爵、金帛，是君主用来鼓舞众人，使他们奔走在君主左右而不自知的工具。这样看来，贤明君主珍惜一次皱眉或微笑，难道是过分的说法吗？仁宗皇帝天性宽仁，承继宗庙先祖留下的功业，府库充实；自身虽然节俭，却喜欢施惠于人，群臣和左右近侍贪求恩惠，赏赐的惯例因此逐渐扩大，府库积蓄日益减少。不幸的是，五年之中又两次遭遇大丧，左藏、内藏、奉宸等库大多都空竭了。在这种时候，即使旧例中原有的赏赐，也应当酌情削减来挽救弊害，何况可以额外横加赏赐给无功的人吗？过去陛下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永厚陵尚且遵守遗制；到了永昭陵，礼仪事务已经裁减，而赏赐群臣的物品却比永昭陵时更多。臣虽是无知小人，又怎么能遵循这种道理而心安呢？这就是臣日夜忧惧惶恐、无从自处的原因。况且府库中的财物，乃是天下万民的财物；如果不是对百姓有功的人，都不应该得到。臣之所以违背诏命，坚决推辞所赐之物，直到再三请求，不是为了装饰自己的小廉洁，而是想帮助陛下成就治国之道。恭请圣上察知臣的诚恳，依照臣先前的奏章，允许把所赐黄金和银盒退还入库。【治平四年六月，司马光奉敕充任英宗山陵仪仗使，皇帝当时派中使赐箔金五十两及银盒，重三十两；司马光上奏辞谢，未获允许，所以再次上此奏，当时任御史中丞】钱顗上奏神宗，请求暂时停止南郊祭祀后对臣僚的赏赐。钱顗 臣恭敬地认为，边境尚未安宁，军需极其紧急，朝廷经费是祖宗时代的百倍，府库空虚，间或又兼有水旱灾害；从今以后如果不致力于节省削减，长远将来凭什么支撑呢？然而事情有权宜变通，事理也不能固执拘泥，岂能只图眼前侥幸的小利，却不能竭力替陛下谋划长远大计？臣虽极其愚昧，仍思考着能够有所补益。臣认为，今年冬天举行郊祀之礼时，陛下正处在服丧期间，恭敬静默，遵循先朝三年服丧的旧制；这也是不得已而举行，内外供给费用怎能按照平常的标准？何况普遍施恩的恩泽尚未远去，特别支出的赏赐也很频繁，天下财物取尽了微末，几年之内便会用得一无所有；民力已经极其困穷，国用正应裁减。臣听说真宗全盛时期，尚且下诏令三司削减郊祀应奉物品十多万，国史中有记载，足以作为法则。陛下如果认真想一想，咸平年间府库的积蓄，和今天相比，哪里能相提并论呢？今后举行南郊祭祀时，恭请陛下特降圣旨，除三军赏给以外，内外文武臣僚按旧例应得的赏赐，一概暂且停止。至于不急需的应奉费用，也请削减。这样，对内足以节省国家用度，对外足以宽缓百姓力量，岂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只希望陛下在宫中亲自裁断，并竭力实行此事，那将是天下莫大的幸运。【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奏神宗，请求听从宰臣辞免郊祀赏赐。臣恭敬地看到，宰臣曾公亮等上奏说，河朔地区灾害严重，调度和支用繁多，希望将来大礼完毕后，两府臣僚不再赐给银帛。皇帝下圣旨，交学士院取旨议论；有人认为两府所得赏赐不多，收回它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反而使待遇大臣的礼数太薄，很伤国家体面。臣愚昧地认为并非如此。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要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来确定支出，本来就不能在饥荒时仍守丰收年成的制度。因此年成凶歉、谷物歉收时，君主的膳食不供祭祀用的肺，大夫不吃精美粮食，士人的饮食也不奏乐。英明的君主和臣下上下，都应当深自贬损，以救济百姓的急难。臣私下想到，国家府库一向已经空虚，再加上今年河北地区灾害尤其严重。过去庆历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百姓田地虽受损，官仓却没有损失；然而河北却出现父子相食，饿死者遍野。如今除了黄河决口，又加上地震，官府和民居全都荡然成为泥土，接着又逢连绵大雨，仓中粮食腐烂，军粮也将缺乏，哪里还有余力顾及百姓？冬春交替之际，百姓必定极其困苦，会比庆历年间更加严重。国家难道能坐视不管而不加赈济吗？何况城墙、城橹需要修缮，河防应当堵塞，各种劳役一齐兴起，费用不可估量。

译在这种时候，朝廷上下怎能不同心协力，痛下决心大力削减费用，以救一方的急难？凡是宣布恩惠，都应当先从下层开始；节省用度，则应当先从上层开始。如今想削减各项费用，如果不先从尊贵和亲近者开始，疏远的人哪里肯心甘情愿而没有怨恨？如果臣下确实对天下有大功，即使把山川、土地和附庸作为赏赐给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只因在郊祀时陪列而接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私下实在感到不安。臣先前所说赏赐没有节制，这也是其中一例。即使臣下不辞谢，也应当削减；何况他们自己请求减免，又有什么损害呢？假如只是因循姑息、得过且过，想削减皇帝车驾和供奉的物品，就说“削减后低于制度，大大削弱了，不是用来光饰国家的办法”；想削减大臣无功的赏赐，就说“所减不多，却损伤国家体统，不是用来养育贤才的办法”；想削减群臣多余浮滥的费用，就说“人情不高兴，恐怕导致生事，不是用来安定众人的办法”。这样，国家用度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日子，百姓永远没有得到休养的时期，必定要到了枯竭困穷的极点才会停止。况且君子所崇尚的是义，小人所追求的是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义来褒奖君子，用利来使小人喜悦。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而辞谢赏赐，用来帮助百姓解除急难，这是应当以义褒奖的行为。陛下顺从而听取他们的请求，正是厚待他们，并不是薄待他们。虽然如此，两府所辞的银帛不过二万匹两，不足以救济今天的灾害。而且国家旧制，每逢郊禋大规模赏赐，从四海之内直到军队行伍，无不普遍沾受恩惠，不能对公卿大夫完全不予赏赐。臣愚昧地认为，文臣自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完毕后的赏赐，都应当减半，等到他年丰收，再依照旧制办理。文武朝臣以下，则一概不再削减，这似乎较为适中。臣也知道，这些物品不能使国家富裕，实在只是希望国家由此逐渐考虑削减其他浮滥费用，从今天开始罢了。臣一向愚直，见识和思虑浅薄，所说的都是眼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奇特高妙的宏论。恭请陛下再加裁察，如果确有可取之处，请从圣意裁定，不要被众人的言论改变，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熙宁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数日后，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在延和殿进呈郊祀赏赐札子。】司马光说：“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连发生，节省多余费用，应当从尊贵亲近者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谢赏赐的请求。”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祀所得赏赐花费不多，却吝惜不给，这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徒然损伤国家体统。过去常衮辞谢赐食，当时舆论认为常衮是自知不能胜任辞去俸禄；如今两府辞谢郊祀赏赐，正与此相同。而且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当前的急务。”司马光说：“常衮辞去俸禄，尚且知道廉耻，难道不比那些固守职位又贪求俸禄的人好些吗？国家自真宗末年起，用度已经不足，近几年尤其严重，怎么能说不是急务呢？”王安石说：“太祖时赵普等人担任宰相，赏赐动辄以万计；如今郊祀赏赐的银帛不过三千，哪里算多？”司马光说：“赵普等人在帷幄中运筹谋划，平定各国，赏赐以万计，不是很应该吗？如今两府陪同祭祀，不过是奏报中严、外办沃盥、奉上帨巾，有什么功劳辛劳，能和赵普等人相比呢？”他与王安石争论了很久。王珪说：“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从尊贵亲近者开始，司马光说得对；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恐怕伤害国家体统，王安石说得也对。只请陛下裁决。” 皇帝说：“朕的意思也和司马光相同，如今姑且用‘不允’来答复他们就可以了。”这一天恰好轮到王安石起草诏制，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批答，曾公亮等便不再辞谢。蔡蹈上奏哲宗，论赐给杨琰度牒。蔡蹈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圣旨，因金明池修造龙舟完毕，特支出度牒十五道，赐给供备库副使杨琰。考察杨琰本是木工，只因有技巧，逐渐得到使名，俸禄供养丰厚，现又特别加以赏赐。近代以来，因工巧而受到宠遇的人，没有像杨琰这样特别的。然而杨琰所作的贡献，并没有拔旗斩将的功劳，只是拿着规矩、墨线来指挥众工，做好本职而已。龙舟工程费用很大，朝廷没有责怪它过度奢侈、损伤太府的财物，已经算幸运了；又赐给他度牒，实在不恰当。况且如今一张度牒价值黄金二百千，十五张合计三千缗，并不是小数目。全数拿来授予杨琰，竟毫不计较，实在没有道理。假如说他的功劳值得赏赐，那么即使他运用精巧机心，耗尽奇思妙技，以满足耳目之娱，也不过是百工之事，有什么值得过分推崇的呢？朝廷赏赐他过于丰厚，内外议论纷纷，不能没有非议。赏罚本来是用来保存劝善惩恶作用的。赏赐与功劳相当，天下才会受到鼓励而奔赴功业；刑罚与罪行相当，天下才会受到警戒而远离罪行。如今因一艘龙舟的劳作，便下令给予过厚的赏赐，不知圣意究竟在哪里？如果说他的劳苦不能不赏，那么边疆奋勇效命、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而忘掉家庭的人，所处的缓急轻重又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假如边疆将士为陛下在危急时刻抵御敌人，最终献出了生命，不知道又该用什么来赏赐他们呢？臣等私下听说，各路州郡每当兴修河渠水利、官府祠庙等工程时，向朝廷请求下发度牒，不但朝廷十分珍惜、不立即答应，还要反复诘问勘验，十件中也未必答应五件，慎重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唯独赏赐杨琰时却毫不在意呢？臣等愚昧浅陋，希望圣上慈悲，特加裁减，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绍圣三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翁彦国

译臣恭敬地认为，庆赏的权柄，是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之人的。仰望陛下励精图治，天还没亮就起床穿衣，日已西斜才吃饭，处理政事，以此诏令众多士人。士人奋起赴功、建立功绩的，不可胜数；于是厚加赏赐，以表示劝勉，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礼制有固定的限度，事情也有一定的极限，超过限度就会成为滥赏。臣请求摘取所听闻的情况来加以议论。臣看到近年以来，臣僚中受到特别宠信的，不只是官职越级擢升、赏赐接连丰厚，而且很多人还得到赐第。我听说得到赐第的人家，必定婉转设法谋划，逐处寻找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者请求按价折买百姓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驱逐居民。大的拆毁延及整条坊巷，小的也至少拆掉几十家；一时之间驱赶逼迫百姓，扶老携幼，暴露在外，满怀怨恨哭诉，这实在不是太平盛世应当有的景象。何况太平日久，京师户口日益增多，房屋密集相连，几乎没有空隙。即使得到价钱，又到哪里买地？瓦木拆毁后全都成为废物。即使得到土地，又有什么力量建造房屋？所造成的损失本来就已经很多了。随后聚集工匠、购买材料，全部由公家出资；请托营建修缮，务求极其壮丽，耗费不可估量。陛下只知道这被当作恩惠，却不知道它所造成的祸害。群臣没有替陛下说明，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得罪已经获利的人吗？假如将相大臣有大的功勋、伟大的事业，不是寻常的赏赐典礼所能酬报，赐给宅第也是可以的。近来有人被任用为从官，一点可记载的功劳也没有，已经听说赐给了宅第。凭借恩宠和幸遇，依靠宠信，攀附钻营、侥幸求取，这种风气渐渐不能助长。陛下以天下为尺度，对于臣僚的庆贺和赏赐，几乎一点也不吝惜，这是天下人共同感到惋惜的。臣只是希望把这个道理说到极点罢了。臣僚所得到的月俸，按他们终身计算，有多少呢？至于赏赐中最丰厚的，不过数百匹绢、数百两金银，即使在一年半载中屡屡接受赏赐，又有多少呢？为什么在一时蹙迫疑惑之际，忽然耗费千万，作为赐一座宅第的费用，并且聚集几十、上百家人的怨恨，换取一家人的恩惠？陛下从中得到什么呢？天下的财富，收入有一定的途径，支出有一定的节制，积累起来将如丘山，公家和私家的富足储藏，指日可待。收入有一定途径，使用却没有节制，即使江河的水流，也填不满漏洞百出的酒器。伏望陛下体察圣明的慈爱，稍稍留意此事；如果万一可以采纳，请从今以后开始，除非有大的功勋、伟大的事业显著于天下的人，不再赐给宅第。即使已经得到陛下的许可，也应让三省执奏、御史台论列、谏官争辩，或许可以借此平息觊觎之心，仰合圣明爱护百姓、节省费用的意旨。【大观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一。宋代赵汝愚编。财赋门。理财上。上奏仁宗请求减少冗余费用　贾昌朝。臣恭敬地看到，西夏僭越狂妄，朝廷出兵、任命将领，给朝廷留下了忧患。臣私下认为，这本来不值得忧虑；但国家一向用度广泛，储蓄不厚，民力很困，这才是值得忧虑的。自天圣以来，朝廷屡次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节省用度，直到今天，却没有听说真正实行。古代四方没有事情时，就修明政令，致力于农耕，仓廪有积储，粮仓府库有余财，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以防备意外。即使突然发生水旱灾害、盗贼侵扰，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夏、商、周三代以后，称得上王业兴盛的，只有汉朝。汉文帝、汉景帝崇尚俭朴，所以风俗淳厚，财用充足。到了汉武帝，专力于征伐，开始实行算缗钱，又实行榷酤来帮助军队供给，于是天下萧条了。到汉昭帝时讨论盐铁政策，停止榷酤，减少徭役，专心劝农耕种，凡是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一概宽免；当时又赐给百姓租赋，使百姓能够丰衣足食。朝廷内部则减少宰夫、乐工，努力恢复文帝、景帝时的风气，以厚积储蓄。几百年间，四方夷族都臣服，百姓没有不感念汉朝恩德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节省费用、爱护百姓，重视农业而抑制末业所造成的。宋朝受天命以来八十年，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然而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方法还没有做到极致。边境虽然安宁，军备却没有减少；徭役虽然简省，农业生产却没有得到专心发展。对外厚用财帛聘问，对内充实粮仓府库，除此之外的虚耗和冗费，难以全部计算。天下各道中，像京畿东西一带，财赋还可以自给；陕右、河朔每年需要供应粮饷，所依靠的只是淮南、江东几十个郡。因此田税不足，又加上榷禁，凡是山林湖泽和市场上的利益，无论厚薄，全都收入公家，百姓却不得自行出售。再加上不耕不织、游荡懒惰的风俗，逐渐侵蚀民生，造成危害。都城中的男女安享太平，忘记衣食艰难的忧患，习惯并崇尚奢侈，严重损伤民力。农民之所以困苦，国家储蓄之所以不厚，完全是这个原因。国家的财力和百姓的力量，耗费在无用的日子里，所以一旦发生事情，就不得不忧虑。臣曾经治理京畿的县邑，那里有禁兵三千人，而留下的万户赋税运输，仅仅能够勉强供足；这三年的赏赐供给，还要从内府支出。何况其他郡邑，军队不止这些，由此推断，就可以知道天下财力的虚实了。臣又曾掌管京城粮仓，计算江淮每年运来的粮食六百多万，以一年收入，仅仅能够充当朝廷的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队，一分用于冗余的供养，所能积蓄的并不多。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但财物既没有储藏在国家，也没有留在百姓手中，倘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军队调度又十分紧急，将从哪里筹划呢？希望陛下鉴察过去的过失，明察当前的事务，取景德以来直到景祐年间的一切用度，无论大小，核对收入和支出的数目，约略按照祖宗旧制办理，其中不急需的全部裁减停止。【宝元元年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上奏仁宗请求减少冗余费用　韩琦。臣奉敕，因为御史王素上言请求依照贾昌朝的奏议，取景德至景祐年间的一切用度，无论大小，核算收入和支出的数目，裁减停止不急需的事项，朝廷差遣张若谷、任师中以及臣，与三司共同详细审议所奏之事，作出决定后奏报。臣私下想到，臣先前任监左藏库时，朝廷也曾派官员到三司，命令把咸平、景德、天圣、景祐年间的支出费用互相比较。当时三司已经查找，天圣以前的账案不够完整，于是又下令京城各司、库务派人监督催促查找，结果也大多不存在，造成了很大的扰扰。臣曾上言：如果能够找到上述年份完整的账案来比较当今支费的多少，而朝廷又不能节省用度，那只是徒然搜取空文；或者只查核近年账案，看到冗费就立即裁减停止，也不必查找远年的文书。即使下令三司查找，最终也难以齐全，不如只查核近年账案，彻底办理当今的事情。如今陛下崇尚俭朴的根本，充分地下诏申明经费有度，又讨论均衡节制，这正是陛下兴化致理、爱养百姓的深厚用意。天下百姓确实将蒙受恩惠福泽。如果又一定要把景德至景祐年间逐月的用度加以比较核算，必定仍然是徒然耗费劳力，拖延而不能成功。何况现在西部边境正在整备，聚集财物、充实边防的费用正多，应该把这些冗费转作军需，怎么可以迁延岁月而不求迅速见效？臣请求将三司逐案查核景德年以后账籍及相互照证的文字，不必拘泥于年份是否完整，只要发现宫中支用明显有虚费，就作出决定，裁减后奏报。臣又恭敬地看到，古代贤明的君王兴倡俭朴以劝勉天下，必定先以自身作表率，然后臣民和各部门官员各尽职守，跟从君上的命令，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迅速响应。即使有侥幸觊觎的人，抑制他们的欲望，他们也不敢制造怨言来煽动众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上亲自实行了节俭，下面的人受到劝导。臣愚昧，希望陛下命令宫禁之中首先务必节俭，凡是奢靡的装饰、奇巧的玩物、没有名目的赏赐、没有限度的索取，全部停止。仍请下诏让三司与臣等核算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把先朝和现在赏赐支费的成例相互比较，酌情作出适中的决定，裁减有关费用。决定之后，若有人散布流言、诽谤，此事完全由陛下裁断，屏退而不听。这样，上可以资助圣德美政，下可以施行恩惠，内可以聚集国家财计，外可以成就武功，见效迅速而利益众多，事情切近而德泽长远，这是当今的急务。如今内藏库以及宜圣、景福等殿库，都是多年积蓄，用来防备非常之事；现在即使外部用度已经节省，如果内帑支取仍不停止，便会和外库供给、消耗费用一样。也希望陛下…… 下诏深思祖宗长久实行的制度，更加致力于谨慎节制。臣又认为，出纳财物的事务，名义上各有专门主管的机构；冗费的弊害，有关部门一定能够详细了解。仍请特别下达敕命给三司，委托各路转运副使、发运司、各地知州、通判，以及在京各司库务的主管官员办理此事。除官吏、兵马的请给成例自来已有定制，不在此次请求范围以内。其他各种用度，如果明显存在虚费、可以裁减的，就应当详细说明利害和筹划方案，奏报朝廷，再下令依敕决定。三司的属吏有自己的见解，也允许通过三司具状陈述。如果确实能够大幅节省宫中的钱物，那么提出请求的官吏，请求特别给予酬劳奖励。臣充任谏官，错误地承蒙圣上选用，不顾众人的怨恨，竭尽所能向上陈述，只希望陛下裁夺选择，早日施行。【宝元二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述三冗三费　宋祁。臣恭敬地看到，西部敌人叛逆，尚未立即将其斩杀，陛下再次命令将校，警戒整饬边境。陛下每天直到太阳偏西仍忧劳勤政，特别为调发军队和物资而忧虑，内心经过圣虑，旁边又询问群臣谋划。臣实在不才，私下因此感奋，认为勇士可以抵御外敌，儒臣可以筹划内政，二者合成威势和谋略，来执行上天的诛罚，那么这些跳梁小丑指日就能烹煮剁碎。因此斗胆陈述愚见，以帮助陛下万分之一。臣听说军队以粮食为根本，粮食以财货为资助。《易经》说聚集民众，《尚书》所说八政中也包括财用，这确实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的手段。财物取自天下，也用在天下，按照收入决定支出，所以天子不得把它据为私有。

译《左传》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会信服。” 如今左藏库没有多年的钱帛积蓄，太仓缺乏三年的储粮，南方冶炼铜材匮乏而不能发运；太平到了这种程度，却已经自行凋敝困乏，原因是什么呢？实在是由于取得财物已经竭尽，而使用却没有节制。臣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的经费，姑且把臣平素所看到的说出来：大的方面有三种冗余，小的方面有三种费用，使天下财力困乏。财力已经穷尽，却还想兴起几十万军队来对付夷狄，实在是没有谋略。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超然远见，洞察根本，去除三冗，节省三费，专门准备西北屯驻军队的费用，还可以长期安然，安枕而卧，不必担心匮乏。什么叫三冗？天下已有固定的官职，却没有员额限制，这是第一冗；天下厢军不能任战，却消耗衣食，这是第二冗；僧、尼、道士日益增多，却没有固定数额，这是第三冗。三冗不除，国家就无法治理。如今陛下在此下诏，从今天断然开始执行：僧、尼、道士中已经受戒、具备资格的，暂且让他们照旧；那些登记在寺院账册上、只是作为徒弟弟子的，全部还俗为民，不再每年给度牒。州县的寺观保留若干所，僧、尼、道士限定若干人，并且命令以后的人数不得超过这个数。这样一道命令，可以得到五十万能够耕织的男女，这样第一冗就除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万人〕 如今天下的厢军不选择体弱矮小、羸弱的人，全部收编配入军籍；他们本来就不懂军事，却还要每月耗费廪粮、每年耗费库帛。几口人的家庭不能自我养活，于是相继逃亡藏匿，变成盗贼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朝廷每有劳役，又借用农民来承担劳苦。假如能够命令厢军出动服役，还要另外发给口粮，偶尔希望赏给二端钱帛，他们相继表示不便，这一点十分明显。陛下如果命令天下厢军，从今天以后，除州军确实需要防御的地方另行保留三百人，其余不再招补。已经登记在册的人，允许准备服役。这样，中下等人家就都能进入农业生产，又可以得到几十万有力耕作的人，那么第二冗就除去了。国家的郡县本来都有固定的官员数额，譬如以十人为额，通常加到十二人，迁调、替代、获罪、贬谪等情况，足以使官员不至于缺少。现在却不是这样，一个官职还没有空缺，十个人就争相追逐，身着朱色官服的人遍布道路，佩紫绶的人成片成林。州县的土地没有比从前扩大，官员却比旧数多出五倍，属吏怎么能不苟且求进，官职怎么能不滥行授予？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诏令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确制定官员限额，作为固定法令。从今以后，门荫、流外、贡举等入仕途径，都应实际设置选任限额，逐渐致力于择取人才。等到有官职空缺时，再按照员额补授官吏；对内可以减少廪禄支出，对外可以使浮华风气安定统一，那么第三冗也就除去了。什么叫三费？第一是道场斋醮，没有一天不举行，有时七天，有时一个月，有时四十九天，各自托称某种名目，从未停止。至于蜡烛、蔬菜、膏油、灯具、酒、米、钱帛，百司供应支给，无法计算；而主持者又从旁凭借关系谋利，欺骗侵夺，所以奉行和崇尚这些事情，比典章法令还严厉，全部以祝皇帝长寿、奉祀先祖、祈求百姓福祉为名，想使臣下不能开口议论。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上事天地、宗庙，其次事奉社稷和百神，准备醴酒、粢盛、牺牲、玉帛，让有关官员整肃衣冠恭敬奉行，按时荐献，已经足以使圣明的德行上达天庭，使众多福祉降临百姓。何必举行道场斋醮，希求琐碎的报应呢？这不过是国家抱持虚妄来考察祥瑞，小人欺诬神灵来谋利罢了。陛下如果从圣心断然决定，取其中实在不能停止的，使它大略依照本教来举行熏修，规定启建的时间，赏赐只实行一次，那么第一项费用就节省了。第二是京师的寺观，有的设置很多徒卒，有的增设官司，所供给的衣粮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帷幕器用称为供养，田产称为常住，不服徭役，坐着侵蚀普通百姓的财富。而且又争相装饰神祠，竞相修建塔庙，都说不花费官府钱财，而是自己募取民间财物，这实在是肆意妄为、欺骗君上的行为中最严重的。百姓的财富储藏在国家，国家的财富储藏在百姓；财物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徭役不能役使鬼神，而要依靠人来承担。舍弃国家而向百姓索取，这两方面造成的伤害是相同的。伏望陛下严切命令州县，普遍让这些事情停止，那么第二项费用就节省了。第三是使相、节度使，不属于藩镇要地，却贪取公家费用，全部供给私家。考察节度使设置的本意，有的处在边镇，有的统领军队屯驻，公用的役使，是用来劳作众人、宴飨宾客的。现在却不是这样，被罢黜的大臣往往贪恋使相之职；在安定百姓的州邑中，也普遍设置公用，取活人的财力来作为没有功劳的供养，白白耗费国家用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珍惜名器，使授予和接受都只依据才能；从今以后，土地不是边境要地、州中没有军队屯驻的，不得设置节度使；已经带有节度使名号的，不得留在近藩和京师，这样第三项费用就节省了。三冗已经除去，三费已经节省，用度必定宽裕。臣又听说，人不率先行动，别人就不会跟从；自身不先作表率，别人就不会相信。陛下如果能够亲自实行极端俭朴，向四方展示风范，衣服、酒食不超过旧有规制，请从皇帝乘舆所用开始。锦绣、珠玉不得任意耗费，请从后宫开始。这样以后，天下就会响应，百姓的产业日益丰盛，人心不动摇，军队和劳役都可以发动。即使使军令像风一样迅速传播、像闪电一样照耀，饮马西河，也可以把蠢笨的戎族首领玩弄于股掌之中。怎么能和今天诛求财用、征收盐税、榷茶，只作忧虑眼前的小计的人相提并论呢？臣实在狂妄，不懂得禁忌，轻率地进献愚见，只希望陛下裁量并宽赦臣的罪过。【宝元二年上奏，当时任三司度支判官】上奏仁宗，论述百姓不可不体恤、财物不可不流通。蔡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赐给三司的防绢诏书说：“使征收不暴横，而公家需求得到满足；使百姓没有忧愁痛苦，而国家用度增加。”陛下看待百姓有父子般的慈爱，面对万物有天地般的施予，不因嗜好偏爱而任意向下征敛，每当财物匮乏又从宫中资助，由此可以看出陛下克制自己、勤于节俭，爱护百姓到了极点。圣明的诏令屡次下达，圣上的忧虑深切，有关官员本来应当奉行，百姓也理应稍稍得到休息。然而残酷苛刻的官吏没有停止，供应财物的人家反而更加劳苦。陛下体恤百姓的心意，反而没有落实为实际事情；天下仰望朝廷的命令，结果全成了空话。首尾相互违背，弊病究竟在哪里？臣出身贫贱，却侥幸充任负责耳目的官职；百姓疾苦的情况、天子还没有听闻的事情，都应当一一陈述。自从羌族敌人辜负恩德，天兵出讨以后，防御之处绵延数千里，轮番戍守，五六年间飞挽刍粮、修缮器械，于是不定时的征敛兴起了，没有名目的赋税产生了，专门讲求财利的臣子出现了，凭借奸邪谋利的事情兴起了。反复摊派接连不断，对百姓的侵害越来越严重。供给军队的财利，制作名目很多；按照土地物产征取的要求，各地有无不一。掌管金钱粮谷的官员，迁转升调没有定规；管理仓库的机构，以发放和收纳为得利之道。前一道符令还没有到，后一道命令已经实行，州县承受风声，急迫得像星火。

译残暴的人提前完成征集事务，曲意施加酷毒的威势；贪婪的人与属吏合谋，肆意施行诛求的祸害，把欺骗愚昧贫困的人当作聪明，把掠夺豪富当作公事。掌权的人为了避嫌而不肯主持，于是百姓破产、流离的痛苦接连发生；十家有九家空虚，百姓呼天告诉的言辞，万人都用同一种声音。推究这些事情的根源和始末，都是有原因的。有借机报私仇的，有为自身打算的。比如陕西榷盐、江南议论铁政、增加酒税、采办铜苗，把东边的事务移到西边办理，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有的赐给章服，有的改换职名，有的给予升官，有的承受奖赏诏书，因此争相追求眼前微小的钱利，不为日后长远的谋划考虑。臣私下认为，这是朝廷推行奖赏却不责求实际效果造成的。加倍增加屋税，出卖官田，搜取江淮现钱，上供所欠商贾的钱却不给付，向不产某物的地方摊派，给本可宽缓的期限规定严急期限，这一类事情，是三司的过错。借钱购买银绢，预先折算田苗，逼迫压抑而征收的钱，名义上说是劝诱；抬高或压低物价估值，官府从中取得盈余，这一类事情，是转运使的过错。贫富不均，奸贪不加禁止，任意减削，故意拖延；百姓杀牛交纳牛皮，仍然被科处徒刑；为偿还官府而耗尽家产，还连累虐待亲邻，这一类事情，是郡县的过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类似的事情不断滋长，无法详尽列举；汹涌不安的百姓，仿佛处在风涛之上，四海百姓都在哀号，只求苟且获得早晚的安宁。远近百姓的情形如此，国家的祸患还没有停止。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又听说，财富聚集在上，百姓就会离散；财富分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因此可知，百姓不可不体恤，财物不可不流通。如果只顾奉养公家，不查究百姓的疾苦，那么得到的少，失去的多。臣并非不知道官员和军队繁多，郊庙祭祀、宴饮赏赐广泛，北方有以财物诱敌的费用，西方有防御寇贼的需要。固定赋税既然不够充用，遗留的财利本来应当全部取来。臣也不敢固执地主张体恤百姓，务必排斥讲求财利的人，拘泥于古代高尚的空文而丢弃当今的急务。臣所希望的是，讲求财利的人，对上能够资助国家，对下不损害百姓；如果增益很多，谁会说不该奖赏呢？真正令人痛心的是，明明知道没有利益，仍冒着怨恨推行；明明可以宽限期限，却竭力督促逼迫。自古以来，剥削下民没有满足，百姓却不发生动乱；不断搜刮财物，国家却不陷入危亡，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过。过去汉武帝远征四方，甚至计算船只车辆的税，天下各地凋残，大业几乎丧失，直到下达哀痛诏书，又封富民为侯。虽然只是勉强保全，但刘氏没有灭亡，已经像一根丝线那样微弱了。唐德宗在位时，卢杞一类人专门从事刻薄剥削，征收椽木税、柜租，另外检查催促追征，残害平民，京城尤其严重。泾原士兵乘百姓怨恨之机，直接进入长安，驱赶呼喊市民，把这些事情作为借口。臣私下思考今天的事情：军队是不得已才使用，财物也是不得已才征求。然而汉、唐导致危乱的种种原因，大略都已经在实行了，何况寇盗还没有平定，战争还没有停止；即使百姓的人心有所动摇，且看天下的计策将怎么办呢？伏望陛下履行诏书中的话，把实际的恩惠推行到百姓身上；最要紧的是精心选择治理、抚养郡县的人。财利不能遗弃，要广泛寻求使钱粮流通的办法。所收入的赋税有定数，而所责求的数目却没有尽头，就应除去大的冗费、节省繁杂的开支；所得利益十分微薄，却招致深重怨恨，就应舍弃小利、保存大的恩惠。使上下互相接济，公家和私家都能维持。伏惟祖宗创立的安定基业，全部交付给陛下；朝廷需要改革的事情，还要等待到什么时候呢？愿陛下告诫大臣，竭力寻求并治理各种弊病；以使百姓富足的办法来忧虑国事，以宽恕自己的诚意推及他人，使百姓之心不动摇，那么天下的计策就大体安定了。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先说，往往成为迂阔的谋划；事情已经发生才进言，便无法挽救危急的祸患。臣忧虑深重、言语恳切，意思浅陋而文字繁多，陛下如果能在适当时候详细阅览，实在会有所补益。臣所说的民间疾苦以及处理事务有违背常理的地方，列在下面。臣所听到、看到的民间疾苦，不敢全部记载，只粗略列举一两条，希望能够上达圣览，使陛下知道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其中需要请求施行的事项，恳请赐予实行。【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中书批示：四月十九日进呈，奉圣旨送三司审度后奏报。蔡襄继续上奏说：其中有一条，即臣所说的杀牛交纳牛皮、仍然科处徒刑。各州制造铠甲，需要用牛皮制作绳线来穿联。以前的条贯规定，私家胆敢藏匿牛皮，便科罪，并另外发给赏钱，所以民间牛皮大多已经被官府收去。然而官府不应再把牛皮摊派给百姓。臣看到润州摊派到的铠甲数目，工匠极少，计算下来即使三四年也不能完成。该州郡计所需要的牛皮，只限一个月送纳；而且牛皮只用于制作铠甲绳线。又规定皮张的宽窄尺数，稍微小些就退回。浙江一带不产黄牛，百姓全都要过江收买，期限又急迫。至于杀牛交皮，皮张稍小、不合标准，官府和州县便捕捉百姓，又科处杀牛的罪。臣不知道百姓有什么罪过，要承受这样的苦毒。中书批示：九月六日进呈，奉圣旨送三司，并依照所奏施行。】上奏仁宗论述民力极度困乏起因于军队过多。张方平。臣前些时候曾约略计算天下财利收入和支出的账册，知道天下困乏的根源在于军队。于是查核自宝元、庆历以后，内外增加设置禁军，每年供给的钱帛、粮食、赏赐等数目，进呈朝廷，请求朝廷谋划讨论此事，有所放宽或收紧。臣听说，太祖皇帝攻取荆潭，收复巴蜀、广南、江南，防备晋国的寇贼，抵御西戎和北方敌人，计算所蓄养的军队还不到十五万人。【建国初年得到后周军队十二万人，后来平定蜀地，裁减其中精兵，只留下十二万人；到乾德年间选练内外军队，只剩十万人，大概都是极其精锐的，后来才逐渐增加到十五万军队。】太宗皇帝平定太原，防备迁徙而来的贼寇，抵御北方敌人，考核简选军队，增加修治军备，志在收取燕、蓟，然而蓄养的军队不过四十万人。先皇在咸平年间，防备边境贼寇，抵御北方敌人，搜求招募战士达到五十多万人；等到契丹请求和亲，祥符以后逐渐裁减淘汰，放弃牧马地交给农民耕种。【先帝曾对宰臣说：天下兵马的数目虽然不少，但精锐的很少；而且现在的军队与古代不同，古代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百姓就是士兵；如今军队都坐享衣食，国家经费极其广大，不可不谨慎选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十人〕

译向敏中说：军队员额逐渐增多，农民越来越贫困；近来奉诏已经停止招募，斥退疲老士兵，减少冗余供养。皇帝说：你们应当经常讲求此事，务必谋划长久之计。边将中有占有军队来巩固自身势力的，往往予以罢免。【先帝曾下诏命令环庆路减少神勇军，遣返回营。周莹说，该路军队数目并不多，不敢立即减少。皇上说：西部边境虽然得到刍粮，但每年都役使百姓运输，周莹没有爱惜百姓的心，也可以看出来了。于是立即让曹缉代替周莹。】到了宝元年间，前后四十年，可以说已经太平安定；后来因为夏族拒绝奉行命令，才开始登记民兵，不久又命令刺面，把他们补入军籍，于是在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加设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军七十四指挥，宣毅军二百八十八指挥，这是其中最多的，其他不全部记载。】不久又在江淮、荆湖、福建等路设置宣毅军。【淮南三十二指挥，两浙二十二指挥，江东十三指挥，江西十七指挥，湖北十七指挥，湖南十一指挥，福建十二指挥。】内外增加设置的禁军约四十多万人，连同三朝旧军将近一百万；至于乡军、义军、州郡厢军以及各军的小分、半分、剩员等，都没有列入这个数目。军营中的士兵每天增加，南方田地里的农民每天减少；近来七年之间，民力极度困乏，天下耕作…… 男夫和织布的妇女都不能供给自己的衣食，百姓的膏脂和恩泽已经耗尽，国家的仓库也已空虚；而这些冗余的士兵习惯于姑息待遇，逐渐骄纵而势力炽盛，渐渐形成严重的祸根。然而上下仍安然不作打算，唯恐招募安置得不够多。太祖用十万军队平定天下，如今却把一百万还认为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各人苟且谋求自身安逸，没有人为长久之计考虑。苟且，是臣下只谋求自身的打算；长久，是陛下和国家的计策。如今挑担贩卖的人家还在忙忙碌碌地准备一担一石的储粮，怎么会有不考虑长远而能够保全天下的道理呢？近年以来，三路运入粮草，度支司支付返还价钱，常常达到一千万贯上下。边境费用如此之大，靠什么支撑呢？臣比较计算如今国家的大计，增加一百万人并不会有所增益，减少一百万人也不会有所损失；可是近来卖官，六千缗钱可以授官，簿尉要一万缗；殿直以及各监、管、场、务官，按照课税收入制定赏格，收到二三千缗就依次升迁。不知卖官、迁官总共有多少官员，能够供给三路一年粮草的费用？这就是聚集沟渠中微小的水流，来供给尾闾的大泄漏。浅陋的人还要说搜取遗利来补助经费，真是没有完。国家财计的盈亏、国事的安危，完全系于军队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景祐以前，军队有五十万人，三司的财用已经没有余裕；到现在增加一倍，靠什么才能充足？臣近来约略估算今年在京的支出计划，先前已经进呈；那只是按照通常的用度作准备，周转调剂，也仅仅做到有所准备而已。今后如果再因此增加横费，又遇上饥荒，即使有智者，恐怕也难以妥善收拾后果。何况凭臣的愚见，怎敢期望能够成功？只希望这是社稷的福气，祖宗的神灵，以及陛下极大的仁德能够感动天地，使上天降下吉祥，以丰年作为报答，这才是亿万百姓的依靠。如果从人事方面来看，臣愚昧地实在十分寒心。伏望命令中书、枢密院查考臣前次的奏章，审慎了解财计，听凭圣上裁断，及早采取措施；即使这样，也还要多年以后才能见效。如同救火救溺水，行动迟缓就更加来不及了。【庆历六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代理三司使】上奏仁宗请求裁减内外费用。张方平。臣恭敬地认为，天下承平已经多年，但国家用度不足，民力更加困乏。如今军队聚集在边境，调发费用逐渐增多；如果依靠固定收入，财物便不够；再加上额外赋税，百姓又不能承受。要挽救这种火急的局势，关键只在陛下亲自先作表率，引导臣下，凡事做到节省约束罢了。臣私下想到，陛下亲自勤于节用，能够克制自己而谨慎畏惧，各种服御用品都十分菲薄；可是现在内外舆论都说用度过多。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大概是宫闱中的宠妾、身边的宦官近习，假借威势而肆意横行，敢于欺骗诬告，仰仗陛下仁慈，因而做出奸邪弊害之事。况且宫中呼唤索取，动辄声称是圣旨；有关部门应付供应，都说是上供，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其中详情，却使讥议不断损害陛下的盛德。国家储藏财物的府库，竟成了群臣和属下侵吞谋利的蛀虫。伏愿陛下上念宗庙社稷的计策，下以百姓为心，那些妇人和宦官，何必过分姑息？请陛下超然远虑，从天心断然决定。试取先帝在位时以及陛下即位以来，特别是天圣初年的官司账籍，如内东门司一类，相互比较近年的金帛费用，那么就能知道增加减少、丰厚节俭的数目。先朝以前的事情，恐怕难以继续；如果按照天圣初年的成例，难道还远吗？因此下达诏书晓谕天下，把陛下忧虑边境的心意、爱护百姓的缘故说明白；这样将士听到后，谁不会奋发努力、舍命效命？士人和百姓听到后，谁不会鼓舞欢欣、称颂仁德？至于外部各司、库务的一切额外费用，请特别设置机构，选用三两名公平、通达、敏捷而熟悉时务的人，分条整理，并由一名大臣监督统领此事。其中感到不便的，只有身边掌管事务的人。如果陛下确实能够断然决定而不疑虑，不容许有人阻挠，那么对上可以帮助成就圣德美誉，对下可以施行恩惠；在内可以聚集国家财计，在外可以成就武功；见效快而利益多，事情切近而德泽长远，这是当今的急务。【庆历六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与贾昌朝等共同审定此事】上奏仁宗请求减少冗杂、节省用度　包拯。

译臣恭敬地看到，景德、祥符年间，文武官员总共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如今内外官属总共一万七千三百多人，其中尚未授予差遣的京官、使臣以及等待选授的人还没有计入。与先朝相比，才四十多年，已经超过一倍多了。臣私下认为，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只有一百人，夏、商增加一倍，周朝设置六官，属官逐渐增多；秦兼并六国，郡县更加增多。降至汉、魏直到隋、唐，虽然设置的官员逐渐增多，却没有像本朝这样繁多冗杂的。如今天下有州郡三百二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个；而一个州、一个县所任用的职务本来都有固定额数，大体用官吏不过五六千人就已经有余。如今却多到三倍，而且又每三年举行一次贡举，每次放榜不过一千人；再加上台寺小吏、府监杂工、学校官员、纳粟入仕的人，总计起来不止三倍。这样，领取俸禄的人日益增多，努力耕田的人日益减少，国家的财计和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窘迫匮乏呢？臣谨按景德年间，天下财赋等项每年收入四千七百二十一万七千匹、贯、石、两，支出四千九百七十四万八千九百匹、贯、石、两。在京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二千匹、贯、石、两，支出一千五百四十万四千九百匹、贯、石、两。庆历八年，天下财赋等项每年收入一万三百五十九万六千四百匹、贯、石、两，支出八千九百三十八万三千七百匹、贯、石、两。在京每年收入一千八百九十九万六千五百匹、贯、石、两，支出二千二百四十万零九百匹、贯、石、两。何况天下税籍本来有固定数目，如今每年收入反而多出一倍，是什么原因呢？大概祖宗时代所缴纳的税只交纳实物，后来因为用度日益扩大，缴纳的税都折合成钱物，重复加征、暴力搜刮，一天比一天严重，哪里会有尽头？况且天下田地和财用与过去相比已经逐渐虚耗、不足，难道到现在还能增加一倍吗？这不是天降地生的，只不过是向百姓无止境地征求罢了。缴纳的人已经竭尽，索取的人还不能满足，那么国家的根本怎么能够牢固呢？臣认为，冗余官吏在上面消耗财力，冗余士兵在下面消耗财力；想挽救这些弊病，应当治理它的根源，在于减少冗杂、节省用度。如果冗杂不减，用度不节，即使善于谋划，也无法挽救。如今山林湖泽的财利已经枯竭，征赋收入已经耗尽，幸而西北没有发生事情，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不锐意改革、改变谋划，只是一味因循，必定恐怕给将来留下祸患，造成无法挽救的过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二百四十万九百匹〕 伏望陛下对上体察祖宗已经形成的法令，对下防止百姓遭受更深的困苦。认为官员设置太多，就应当使选举更加艰难，澄清淘汰冗杂；认为军队太多，就应当停止招募，裁减老弱。土木工程中不急需的全部停止，科率征发中没有名目的全部废除。减少宫禁中越过制度的奢侈，节省上下浮泛不实的费用。在承平时代建立长安的防备。愿陛下留心省察，重新命令宰执，把这几件事逐条提出并竭力实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祐二年上奏，当时以户部副使兼知谏院】《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宋代赵汝愚编。财赋门。理财中。上奏仁宗论述理财三件事，请求设置总计使。司马光。臣听说从前楚庄王把没有灾害当作忧惧，说：“上天难道抛弃我这个不成材的人了吗？”范文子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都没有忧患。”这样说来，年成歉收、边境有警，未必不是国家的福气。臣看到今年春天很久不下雨，陛下在宫内忧劳，公卿在外惶恐，难道不是因为公私的积蓄一向不充实吗？如果遇到饥荒，将拿什么来相互救济呢？一旦京师得到雨水，远方却还没有普遍降雨，君臣便释然相庆，不再把百姓的粮食放在心上。陛下怎么知道来年的旱灾不会比今年更严重呢？天降灾害，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作乱，这些都是尧、舜也不能避免的。假如不幸发生大水、大旱，方圆二千里受灾，戎狄乘机窥伺边境，贫苦百姓困穷而成为盗贼，军队多次出动却长期没有战功，府库的积蓄已经耗尽，百姓的生业也已经丧失。陛下处在这样的时刻，将用什么办法救济呢？臣不知道陛下和公卿大臣，是认为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因而不值得忧虑，还是认为它可能发生却不预先准备，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忧虑？即使凭陛下的圣明，得到后稷、益、伊尹、姜太公那样的人来辅佐，臣认为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圣贤治理天下，也都要经过岁月积累以后才能见功效。想使天下每家富足、人人丰足，本来不可能一天就办成。《周易》解释既济卦的象说：“君子因此想到忧患而预先防备。”现在正是想到忧患、预先防备的时候。失误拖得越远，挽救就越困难，为什么却一天又一天，只求满足眼前罢了？晋武帝时，何曾对他的子孙说：“我每次听见皇上所说的话，都只是平生的寻常话，从来没有谈到经久长远的大计。我担心我的子孙会遇上乱世吧？”后来五胡争战作乱，中原覆没，百姓遭受涂炭，几乎延续三百年。由此看来，上下苟且偷安，不为长远谋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诗经》说：“可悲啊这种谋划，不以先民为准则，不以大谋为常法，只听信眼前的话，只争论眼前的话。就像在道路上和人商量筑屋一样，所以永远不能完成。”如今的政事，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的地方。古代的君王，把财物储藏在百姓手中；降到后来做不到这一点，才把它储藏在仓廪府库。因此上面不足，就从下面取得；下面不足，就由上面资助，这就是上下能够相互保全的原因。如今百姓已经困乏，而仓廪府库又空虚，陛下如果不深思熟虑地为此谋划，臣恐怕国家将来的祸患不在别处，就在财力完全耗竭罢了。如今朝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只救治枝节，特意设置宽恤民力的官职，分派使者纷纷四处出行，争相说这样做便利，应该用来改变旧制度。米和盐的事务，都不是朝廷所应当干预的。制定、张布各种条文，数也数不清。有的还不如旧制，反而更加成为百姓的祸患；有的朝令夕改，把左边的措施移到右边。这些做法中，真正能够使百姓获利的，不过是把县官的财物发放给百姓罢了。这确实是损上益下，是王者的仁政。然而臣听说，古代圣人养育百姓有一定的道理，使用财物有一定的节制。上面有余财，然后推而广之拿出来给百姓，这样上下都充足，赞颂之声才会兴起。如今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加，财用枯竭指日可待。公家既然已经耗尽，不向百姓征取，又到哪里去取得呢？这只是徒有利民的名声，却没有利民的实际，果真有益吗？宽恤民力，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人，而不在于创立法令。如果守令任用得人，那么即使想不宽恤民力，难道做得到吗？守令不得其人，只是制定苛刻的法令，恰恰只能用来扰害百姓罢了。自从设置这个官职以来，到现在已经多年了。臣到民间访察，没有听说百姓的困弊比从前稍有减轻。那么，现在治理的办法应该怎么办呢？回答是：在于根据人的才干任用，并且让他们长期任职；在于培养财用的根本来源，慢慢地收取；在于减少多余冗杂的事项，节省开支。什么叫根据才干任用并让他长期任职？人的才性各有适宜之处。即使是周公、孔子的才干，也不能遍行所有人的职事，何况才干在他们之下的人呢？本来就应当顺着各人的长处来任用。如今朝廷用人却不是这样，只看他的出身和资历次序如何，不再问他的才干能够胜任什么。所以在两禁任职，就希望他能成为严助、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任用为将帅，就希望他能成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主管州郡，就希望他能成为龚遂、黄覇那样的人；任京尹，就希望他能成为尹京那样的人；治理县邑，就希望他能成为张敞、赵广汉那样的人；掌管财利，就希望他能成为孔仅、桑弘羊那样的人。世上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呢？所以财用之所以匮乏，是因为朝廷没有选择精通钱谷事务的人。国初的三司使，有时由诸卫将军、诸司使担任；判官则朝廷官员中懂得钱谷的人都可以担任，不一定要任用擅长文辞的人。先朝因为数路事务，任用擅长文辞的人，把他们安置在馆阁；让懂钱谷的人担任三司判官，让懂刑狱的人担任开封府推判官。这三者的职责不同，取舍各异，彼此不相牵涉。然后君主按时召见他们，让他们当面对答，通过询问来考察，通过差遣来试用，经过长期任职来观察，核查真伪，辨别优劣，考核功效，然后决定升用或黜退。不一定经历过这些职务的人都必须升用，也不能因为曾任过职就不能再次黜退。因此群臣各自发挥所长，万事就能相继办成。官员长期从事本职，然后才能明白业务；功业长期施行于事务之中，然后才能成就。所以古代世代承袭官职，并以此作为氏姓。先朝陈恕在三司任职十多年，到现在说到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仍以陈恕为首。难道陈恕的才智特别不同于常人吗？只是因为能够长期任职罢了。至于副使、判官中能够胜任其职的人，也不曾屡次更换。因此先帝多次举行大礼，东封西祀，大规模修建宫观，而财用仍有余，是因为用人专一，并且任用时间长的缘故。近年以来，三司使、副使、判官大多任用擅长文辞的人担任，把这些职务当作升迁之路，不再问他们是否熟悉钱谷事务。那些擅长文辞的人，固然也有熟悉钱谷的，但不能专心于此。于是便有把簿书视为烦琐而不去省察，把钱谷视为卑鄙而不加过问的人。又由于任官者出入迁徙，像住在驿舍一样，有的人还没能完全认识属吏的面孔，弄清职掌所在，就已经离任了。臣近来判度支计院，才两年而已，从三司使到下属的检法官，人员更换已经遍及各级。严重的甚至前后换过好几个人，即使有谨慎勤勉的人，早晚尽心治理职务，刚刚熟悉人情，粗略建立纲纪，就又舍弃他让他离去。

译后来任职的人意见各不相同，先前所做的一切便全部废坏了，何况还有懒惰的人因循苟且，只想着使自己方便，而不顾公家呢？这样还希望太仓有红腐的粮食、水衡有贯朽的钱财，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有官员无不希望长期任职，而食货官尤其如此，为什么呢？耕种二十七年，之后才有可供九年食用的储粮；如今任官的人任职不满三年，怎么能取得二十七年的成效呢？臣愚见，朝廷应精选朝廷官员中懂得并熟悉钱谷事务的人，不问他当初凭什么途径进用，或是进士，或是诸科，或是门荫。先让他治理钱谷中的小事，有功后就让他权摄发遣三司判官的事务；到三年时考察他，确有显著实效的，然后才准许权摄三司判官事务；再过三年又有实效，然后才准许正式担任三司判官。没有实际成效的，退回通常调任，不再收用。各路转运使也不再因路分而互相压制，要让他们长期任职；有实效的，可以由权摄转为正式，或由转运副使升为转运使；没有实效的，也退回通常调任，不再收用。每当三司副使出现空缺，就选三司判官和各路转运使中功效最显著的人补任。三司使出现空缺，也从副使中选人补任。三司使长期任职，能够使用度充裕、公私财富充实的，就增加他的官秩，使其待遇与两府相同，但不要改换他的职务。这样一来，日后财用的丰足或耗损都取决于他自己，不能推诿给别人，他一定会致力于制定长久的规划。至于擅长文辞的人，自有其资历和声望，不必让他们担任钱谷官吏，以免轻视他们。什么叫培养根本来源而慢慢收取？善于治理财用的人，培养财用产生的来源，收取其中的剩余，所以使用不尽，上下都充足。不善于治理财用的人则相反。农民、工匠、商贾，是财用产生的来源。农民尽力耕作，田地就会有加倍的收成，租赋也会有余；工匠竭尽技巧，器物就坚固耐用，用品也会有余；商贾使货物流通，有无相互交易，货物就会有余。等他们有了余裕，我们再取用，虽然取得得多，也不会使他们困苦。如今那些主管财用的官员，自以为善于治理财用，臣见过他们了：使百姓受冻挨饿，却让积聚的财富增加；像扫土一样搜刮财物来换取官位，却不顾后代；搜刮麻、麦等微小物资，却积聚得像山丘一样；吝惜一文钱，却浪费万金；不拿着白刃，却做着强盗掠夺的事；在簿书上玩弄奸巧，欺骗君上。如果一定要说培养财用来源、收取余裕，听到的人反而会认为是笑话。如果使从事耕种的人富足安乐，使懒惰游荡的人陷入困苦，那么农民就会尽力耕作。坚实耐用的器物能够获利，浮薄虚伪、奢侈靡费的器物卖不出去，那么工匠就会竭尽技巧。公家的利益，应舍弃细小的而取得大的，分散于近处而从远处收取，这样商贾就会流通。农、工、商、贾都以自己的职业为乐，并且安定地生活，那么公家还有什么想求取而得不到的呢？农业是天下第一要务，是古人所重视而今人所轻视的，难道只是轻视而已，受困苦还没有哪一类人比农民更甚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农民劳苦身体，衣服粗劣，食物粗糙，官府的各种赋税都从他们身上出，各种差役都归到他们身上。年成丰收，就低价出卖粮食，以应付官府的需求；年成歉收，就流离失所，受冻挨饿，比众人更早填尸沟壑。像这样，却希望靠吃闲饭的人转而走向田间耕作，实在困难。他们只是生来不知道市井生活的快乐罢了，假如有一天知道了，就会离开农田而不再回来。所以按照今天天下百姓的情况估量，务农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吃闲饭的人常有十分之七八。想使仓廪充实，哪里做得到呢？臣愚见，凡是农民租税以外的事务，应该都不要让他们参与。衙前应当招募人来担任，并用优厚待遇相互补充；如果仍有不足，就用坊郭居民分批押送纲运、主管仓库。这样不耗费二三成，而农民通常要耗费八九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机巧贪利、鲁钝愚笨的性情各不相同。其余较轻的差役，就让农民承担。年成丰收时，官府实行平价收购，使粮食有归宿；年成歉收时，先按照户籍簿册赈济农民，然后才轮到吃闲饭的人。百姓中有能够自行耕种、积存粮食很多的，不要把这些粮食计入其家产数额。这样粮食价格就会提高，农民也会受到鼓励。各种工匠，是以当时的风俗为取向的。当时风俗重视实用器物而轻视虚浮伪饰，工匠就会改变而跟从它。当时的风俗，又以居上位者为取向。居上位的人喜欢朴素而厌恶浮华奢侈，风俗就会随之改变。对于那些在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应当选择人员加以监督，以工艺精致为上，以华丽靡费为下。器物上刻明工匠姓名，仔细考察其质量优劣，然后分别惩罚或奖赏。只要取得实数，器物用品就没有不精良的。商贾只是以谋利为志向。如今县官屡屡用一概而论的办法，变更法令，抛弃信用而夺取商贾利益。他们无利可图，就会放弃本业而改做其他，县官怎么能阻止他们呢？盐和茶因此被弃置，征税也因此耗损，都是这个缘故。那么县官究竟怎样才能获利呢？善于治理财用的人不是这样：将要取用时必先给予，将要收敛时必先散发。所以说，按一天计算似乎不足，按一年计算却有余。这是白圭、猗顿所知道的道理，难道国家选拔贤能来治理财用，智慧反而不如白圭、猗顿吗？问题在于国家任用他们不能长久，只要求眼前的成效而遗忘长远的谋划，所以才会这样。砍柴的人如果爱惜枝条，培育根本，柴薪就不会断绝；如果连根也一起砍掉，得到的柴薪难道不多吗？但以后就没有延续了。这并不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然而主管官员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里想：我任官不久就要迁调，如果不在眼前立刻取得成效来显露自己，却去培养资源留给后任，让后人建立功劳，我还能依靠什么呢？这不只是主管官员的罪过，也是朝廷用人之法驱使他们如此的结果。什么叫减少浮冗而节省用度？太祖刚取得天下时，只有一百一十一州。江南、两浙、西川这些富饶之地，都还属于异域；又承接五代荒乱之后，府库空竭，豪杰遍布天下，戎狄窥伺边境，战车年年出动，四方多有忧患。在那个时候，内要供给百官，外要供养军队，诛除僭伪，赏赐巨万，却从未听说财用不足像今天这样急迫。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完全拥有四百余州，天下已经统一。

译戎狄归附边塞，富饶的土地接连输送贡赋。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富足安定，按理说财用应当比从前充裕百倍。为什么却把府库储藏的财物耗尽，把天下所有的财物都搜刮空了？天下无事之时，竟惶惶不安地专门救济经费不足；万一发生无法预料的灾患，将用什么来应付呢？以国初的狭小艰难来看，财用本来应该不足却反而有余；以今日的广大安宁来看，财用本来应该有余却反而不足。陛下也曾深入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吗？难道太祖所养育、任用的都是有功而可用之人，而陛下所养育、任用的就未必全是有功可用之人吗？臣私下看见，陛下天性恭敬节俭，不喜欢奢侈靡费，宫室苑囿都沿用祖宗的旧制，没有另行营造，有的已经毁坏荒芜，也不加修治。饮食、衣服、器皿、帷帐，只求够用，不追求极其精美华丽；有的破旧粗劣、破损不堪，也不更换。即使是唐尧、虞舜土阶三尺、茅屋不修剪的俭朴，也几乎没有超过陛下的。可是陛下身边侍奉御用的人，以及宗室、亲戚、贵臣之家，他们的住宅、园圃、服饰、饮食、器用，往往穷尽天下珍奇，时时鲜明华美，任凭心意所欲，再没有分别和限度；以豪华相互攀比，以奇险浅陋相互竞逐，厌弃旧物而喜爱新物，每月每年都在变化。因此费用不足时，请求没有止境，借贷也不停歇；严重的甚至凭借诏令来发放府库财物，假托供奉之名来耗费县官财物，真伪无法辨明，多少也无法核实。陛下圣德宽仁，不愿拒绝阻塞，又厌恶听到别人的过错，不加以查问追究。至于赏赐外廷臣僚，也都超过通常数额，不遵循旧有规制。比如先前皇女初生时所散发的包子之类，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臣曾听熟悉旧事的人说，先朝公主在宫中的俸钱每月不过五千，其余后宫每月的供给，大致也仿照这样；非时不曾轻易赏赐，也不是很丰厚。臣私下听说，近来的俸给赏赐与先朝相比，哪里只是几十倍呢。汉明帝说：‘我的儿子难道应当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吗？’相等尚且不可，何况超过先帝子女呢？因此祖宗积累的财富，穷尽于赏赐，困顿于浮费。臣不能知道其中详情，只从外部情况推测，十成中大约耗费了七八成。内藏已经空虚，又逐渐耗费左藏的钱财。府库，是聚集天下财物来供养百姓的，不是用来供奉一个人的私欲的。祖宗设置内藏，是为了预备饥荒、战争及非常时期的费用，不是为了供陛下个人奉养和赏赐之用。如今内藏库专门由内臣掌管，不归三司统领；它出纳多少、积蓄是否虚耗、簿书是非，有司都无法知道。如果全都用来供奉和赏赐而耗尽，一旦发生饥荒或战争，三司的经费本来就不能周全，内藏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储备，只能向百姓征敛；那时百姓已经困竭，岂不是会狼狈不堪而无法支撑吗？这是臣日夜都感到恐惧的事。如今陛下有唐尧、虞舜的德行，却没有唐尧、虞舜的治理，过失在于不忍心惩罚、又喜欢施予。不忍惩罚，就不诛杀有罪之人；喜欢施予，就不等待对方有功。不诛有罪，奸邪之人便欺骗蒙蔽而无所忌惮；不待有功，贪婪谄媚之人便侥幸求取而没有满足，治理之道不能上下贯通，都是这个原因。过去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了，不赏给左右近臣却收藏起来。’韩昭侯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一个皱眉和一个微笑，因为皱眉也有它的缘故，微笑也有它的缘故。如今这条裤子哪里只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呢？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来赏赐。’一个小国诸侯尚且能像这样重视赏赐，因此国家得以富强，何况以统治四海的君主，不施行无功而侥幸求赏的赏赐，堵塞甜言和悲辞的请托，那么距离唐尧、虞舜的治理还能有多远呢？府库中的金帛，都是百姓的膏血；州县官吏鞭打壮丁，冻饿老弱，一铢一寸地搜刮他们。如今富裕的大州全年积聚的财物运到京师，恰好只够供陛下一次施恩赏赐，或供贵臣一天饮宴的费用。陛下为什么偏偏对眼前的群臣不忍吝惜，却忍心这样对待天下百姓呢？陛下以节俭的德行比拟唐尧、虞舜，而百姓的穷困弊病却和秦汉相同。秦汉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皇帝一人，陛下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众人；用心虽不同，使百姓受害却是一样的。这正是臣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况且宫掖是风俗的源头，贵近之人是众庶效法的榜样。所以宫掖所崇尚的，外廷一定会照做；贵近之人所喜好的，下层百姓一定会仿效，这是自然的趋势。因此内至京师士大夫，外至远方之人，下至军中士卒、田间农民，他们的服饰、饮食、器用与几十年前相比，都华丽奢靡而不实用。从前拥有的物品，如今人一见到，都认为鄙陋而加以嘲笑。土地的产出有一定限度，而人口日益增多；耕种的人逐渐减少，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欲望没有止境，风俗日益奢侈，想让财力不枯竭，做得到吗？此外，府史、胥徒这类人，没有固定的廪禄，仕进又没有荣耀和前途，便都靠陷害百姓来谋生。上至公府、省、寺，下至各路监司、州县、乡村的仓场库务之吏，凡是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稽核等事务，只要有一丝一毫经过他们的手，不送贿赂就不能办理。因此百姓破家败产，不只是县官的赋役造成的，大半都耗尽在吏员之家了，这就是百姓之所以更加困苦的原因。又由于国家近来政令宽弛，各种职务废弛，在上位的人简慢傲惰而不加省察，在下位的人侵盗财物，任意做奸利之事。因此每逢营造、采购等事，所耗费的财物是从前的十倍，而收到的功效和利益竟不到一二成，这就是国用尤其不足的原因。又自古百官都有固定员额，而国家采用磨勘之法，任满年限便升迁，人数日增月益，再没有限额。因此一项官职竟有数百人，俸禄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近年以来，养兵只求数量多，不求精锐。兵多而不精，战斗力量少而衣粮费用增加；衣粮费用增加，府库就耗损；府库耗损，赏赐就减少。因此不足的岂只是百姓，士兵也贫困了。防备方面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以上几件事，全都是竭尽百姓财力的做法，陛下怎么能熟视无睹而不作任何改变呢？臣愚昧地伏愿陛下看到今天的弊病，想到将来的祸患，深深地自我抑制、节省开支，先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凡是宗室、外戚、后宫、内臣，以及外廷臣僚的俸给赏赐，都遵循祖宗旧有规制，不再允许援用近年以来侥幸获得赏赐的先例。对于超过通常限度、妄自请求的人，一律堵塞断绝，分毫也不准许。如果祈求请托不止，应当严加惩罚谴责，以警戒其余的人。凡是文思院、后苑作所制造的奇巧珍玩之物，不急需而又无用的，一律停止节省。宫内从妃嫔以下，宫外到宗戚，再到臣民之家，敢拿奢侈华丽的物品相互炫耀攀比，以及进献、赠送财物来求取宠悦的人，也要明正其罪，并把这些物品焚毁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专门以朴素来率先示范天下，矫正风俗。然后起用廉洁善良的人，诛杀或罢退贪婪残暴的人，保护扶助公正正直的人，消除奸邪蛀虫，澄清百官，选练战士；没有功劳的不发俸禄，没有用处的不供养。这样长期实行而不懈怠，臣看见御府的财物将会朽坏蛀蚀而无处容纳，太仓的粮食将会充满到无法覆盖收藏，农夫会把粮食丢在田间，商贾会在道路上谦让财货。这难道不是比今日急急忙忙应付眼前的需求、战战兢兢忧虑将来的困乏更好吗？食货是天下的急务，如今困窘到这种地步，而宰相却不以此为忧，想来是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吧。臣希望陛下重新设置总计使这一官职，让宰相兼领。凡天下的金帛钱谷，属于三司的，以及内藏库、奉宸库之类，都由总计使统领。小事由主管官员专门上报，大事则与总计使谋议后施行。年终把收支数目上报总计使，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如果收入少而支出多，总计使就考察其中的原因，寻求可以节省的费用，上奏后加以削减，一定要使每年剩余三分之一，用来储蓄以防备意外。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转运使，以及掌管内藏库、奉宸库的官员，都交给总计使考察其才能，核验功劳事状后上奏，再加以诛罚或赏赐。如果总计使长期试用仍无成效，就请陛下罢免退处此人，另行设置人选。议论者一定会认为，宰相是论说治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不应兼领钱谷职务；这都是愚人不懂得治国体制的话。过去舜举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进言解决百姓的艰难和粮食问题，调剂有无，使土地平治、上天成就，九项功业都得到治理。《周礼》中的冢宰，依据九职、九赋、九式、九贡的制度治理财用；唐代制度让宰相兼领盐铁、度支、户部；国初也让宰相总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职。由此可见，钱谷事务从古至今都是宰相的职责。如今翻译经书、润色文章，尚且仍由宰相兼领，难道食货这种国家的大政，反而能说不是宰相的事情吗？如果一定等到府库空竭、民间忧愁困苦，四方百姓流转离散、死亡殆尽，却还说我能够论说治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那就不是愚臣所能理解的了。臣不胜狂妄愚昧，冒犯禁忌，只希望陛下裁断明察。【嘉祐六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国家财政　　　　　　张方平 臣私下认为，上天生养百姓，以衣食作为生命的根本。圣人顺应这一点而制定制度，划分君臣、贵贱、等级和次序，以制止争斗和混乱，所以礼，就是用来文饰这些关系的；刑，就是用来防备禁止这些行为的。凡是所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都是由此建立起来的。衣食不足，还会有什么礼制刑法呢？对内无法保卫社稷，对外无法制服夷狄，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所以食货是人事方面确实可靠的道理，不是靠高谈虚辞能够达到的。如今京师处在平坦四通的要地，连片设置军营和卫戍，以抵挡山河的险要；这就是说，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又要依靠财货粮食才能聚集，这是今天天下的形势。臣在仁宗朝庆历年间担任三司使，嘉祐初年再次主管国家财政，曾经为朝廷详细说明此事，多次上奏，所陈述的利害安危之理，都是防治根本，其中冗兵是最大的祸患。粗略计算，中等禁军一名士卒，每年供给约五十千，十万人每年耗费五百万缗。臣先前在三司核查统计，庆历五年禁军人数比景祐以前增加设置八百六十余指挥，四十余万人，这就增加了每年二千万缗的费用。太祖皇帝制定折杖法，免除徒刑犯最初设置壮城、牢城等役使，把他们称为厢军；后来军额辗转增加扩充，如今终于和禁军的数目相等。这些每年增加的衣粮费用，哪一项不是出自百姓的财力？天下怎么能不困苦呢？臣在庆历五年统计各路盐、酒、商税的年度课额，与景德年间的统计记录相比，都增加到三倍、数倍以上。景德年间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年间为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景德年间收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贯，庆历年间收一千七百一十万余贯；景德年间收盐税课二百五十五万余贯，庆历年间收七百二十五万余贯。茶税也有所增加，只是不多罢了。天下和买绢，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最初在河北实行，用来筹备本路军队的衣料，后来便推广这种办法，扩及京东、淮南、江浙。景祐年间各路所买不到二百万匹，庆历年间竟达到三百万匹。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年，只听到比较考核、督促责罚，没有听说宽减。这样严厉地征取，天下哪里还会有剩余的利益？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财利之大没有像这样多的，费用之广也没有像这样广的。

译从前唐朝自天宝之乱、肃宗和代宗以后，国力极其困窘，禁军的粮饷甚至要靠京畿百姓捋取稻穗来供给军粮。登上都城城门眺望四方贡赋运来，可以说已经危急困迫了。然而患难平定后，军队有时可以解散；军队解散，民力就宽舒了。如今中外各军坐享衣食，没有解散的期限，天下已经困弊到这种地步，而上下却安然自得，不图谋营救。宝元、康定年间，夏人抗拒命令，西部军队在外作战；军队既然聚集，就必须从内地运入粮草，还要在京师支取、兑换交钞、钱、银、物帛，一年约支出一千万以上。三司没有办法筹办，只得由内帑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续两年从内库拨出银、绢，仅这两次就有六百万匹、两百万两，供三司补充不足，不久便支用尽了。西部战事平定至今已经二十年，其间也没有听说有所处置；国家十分不幸，变故又接连发生。赏赐之后，府库空虚，过去储藏的旧积，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余剩了。万一因此遇到饥荒，又加上敌寇入侵，臣恐怕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妥善处理后事。苟且敷衍，是臣下只顾自身的谋划；长远忧虑，才是陛下家国的计策。这件事关系重大，陛下所忧虑的事情没有什么应当先于它。财政筹划的职责，虽然属于三司，但每日产生的繁杂事务、日常的计算规划、簿书和期限等，归有司办理。至于涉及军国大体的议论，关系国家安危关键的事务，其根本在中书、枢密院，不是有司所能参与的。如今征收赋税必须下达宣命，这是祖宗的制度，二府共同掌管国家财政的收支。现在如果想保全重大事业、增加财用、安定百姓，巩固根本就应当由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真宗以前的旧典；先从削减兵籍开始，再依次办理那些最严重的弊病。如果宗室制度、官人法，以及诸生所提出的繁琐造作而不简便的事项，也应裁减并纠正。至于细小琐事，对国家财政的盈亏无关紧要的，交给有司办理就可以了。抓住纲领，众目就会张开；澄清源头，下游就会清洁。《易经》说：困穷就要变革，变革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又说：变革而使之通达，以尽其利益。《节》卦的卦辞说：以制度节制，既不损伤财物，也不危害百姓。所以损财害民的事情，应当制定制度来加以节制。如果只是遵循常规、墨守旧法，在琐碎文书上拘泥，躲避猜疑嫌隙，顾虑表面形式，顾惜浮泛议论，而废弃长远谋划，忽视人的谋略而侥幸等待天命，那么日月流逝，岁月不会等待我们，即使后悔得捶胸，也来不及了。臣身居近臣之列，承受三朝恩遇，私下看见时局一天比一天紧迫，禁不住忧虑愤懑，便把狂妄浅陋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治平四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宋赵汝愚编 财赋门 理财下 上奏神宗，请求去除三冗　　　　　　苏辙 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懂得事情的先后次序。按照应当首先办理的去做，后面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按照应当放在后面的去做，先后两方面就都会废弛。《尚书》说：‘想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想登上遥远的地方，一定从近处开始。’世上从来没有不从低处开始却能登高、不从近处开始却能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往往鄙视低下的事情，厌弃眼前的事情，务求先办理高远的大事，却不知道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诗经》说：‘不要去耕种大田，田中只是野草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心中劳苦忧愁。’这是说，想耕种大田而力量不足，田地就会长满野草而不能治理，还不如不耕种；思念远方的人而德行不足，内心劳苦却不能得到，还不如不去思念。想耕种大田，就必须从小处开始；小处有余力，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求得远方的人，就必须从身边的人开始；身边的人已经归服，远方的人自然会到来。假如遵循正确的道路，事情的发展就可以自然取得；假如不遵循正确的道路，即使强求也不能得到。臣愚昧无能，曾经冒昧议论当今世上事情先后的适宜次序，并私下观察陛下施政措施的一点一滴，认为应当先办的事情，过失在于没有去做；应当后办的事情，过失在于做得太早。但臣不敢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只是所见情况有些接近于此，所以借着这些相似之处向陛下深切陈述。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宏阔善辩，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决断事务；又加上勤劳，兼有恭敬节俭，凡是古代帝王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兼具一项的优点，陛下一日之间就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再以求治之心辅助，施用于政事，便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但政治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向安治之路在哪里，灾异接连横生，河川原野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失所，灾异连续发生，历经数月时日仍没有停止。这就是臣日夜思考却不能明白的原因，怀疑是事情先后的次序还有没有掌握好。如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急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也是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往往都由此决定。从前赵充国议论边防之计，认为湟中粮食每斛八钱，购买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发动事变。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假如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自行前进半步；假如拥有财用，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陛下近来因为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制定用兵策略，招徕横山的百姓，打算夺取他们的险要，攻破他们的国家，然后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失去人心，横山百姓厌恶苦于夏人统治而思念汉地，又乘着他们接连饥荒，假如加以用兵，这并不是谋划上的过失。然而边境没有数月的粮食，关中没有一年的储备，而所发动的战事费用极大，陛下却安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事发动都能取得万全的功效。后来边臣违法失职，事先轻率出兵，也已经攻入并践踏其国，俘获其百姓了。然而陛下取得土地，却不敢收取其民，也不敢使他们臣服，虽有成功却不敢继续推进，最终竟至于罢黜谋臣而与夏人讲和。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这件事，却在出兵以后停止，难道是认为原先安排不当而后悔了吗？实在是没有财用来接续后续行动罢了。况且财用不足，正是国家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务。至于鞭打制服四夷、使异类臣服，这是极盛治理之后的功业，是太平时代的装饰。如今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陛下对事情先后次序还没有掌握好的原因。如今陛下惩戒前事的过失，拿出秘府的钱财，转运内郡的租赋，督促运粮的官吏，准备沿边三年的储蓄，臣因此怀疑陛下大概已经有意于财用了。然而臣仍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钱财不能大量取用，内郡的百姓也不能再次陷入困苦；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祸患，却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这就是臣想贡献微薄力量而不能自已停止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急迫、万事都依赖它，所以总是使财用胜过事情的需要，而不使事情超过财用的能力；这样财用就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不能办成的。财用好比车马，事情好比车上所载的东西。载物时，应当使马的力量胜过车的重量，使车的承载量胜过货物的重量，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这样才能经过泥泞而车不翻倒，登上险峻坡道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财用无不被全部取尽，民力已经屈竭，而朝廷的用度仍然不足；平常居安时尚且战战兢兢，只能勉强自足，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譬如用破旧的车、瘦弱的马来牵引装载丘山般的重物，侥幸平安无事，尚且担心不能承受；如果不幸遇到阴雨变化、山陵深谷的险阻，必定有无法预知的祸患。因此臣深思熟虑，认为当前的计策没有比增加财用更好的了。然而臣所谓增加财用，并不是去求取更多财物，而只是除去那些损害财用的事情罢了。使损害财用的事情全部除去，即使不刻意求财，财用不丰足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臣谨慎地为陛下陈述损害财用的事情有三项：一是冗吏，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关于冗吏，先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有这样的百姓，然后才有这样的官；有这样的官，然后才有这样的吏。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职，根据官职数量求取官吏；其根本全是为了百姓罢了。因此古代就依照官职来选取人员，郡县职务空缺，便从百姓中选取；府寺属官空缺，便从郡县官中选取。外出可以担任守令，入朝可以担任卿相，出入之间互相承接，内外之间彼此贯通；一个人离职，另一个人补上，形势上不可能出现白白吃俸禄的冗员。近世以来，选取人员不依照官职，士人来求仕进的没有穷尽，而官职却有固定限额，于是兼任守、判、知等职的制度产生，官制也开始败坏。后来逐渐分散，不能恢复旧制，所以下层官吏多于职位，上下彼此堵塞。譬如把水决入不流动的沼泽，前面的人还没有离去，后面的人已经到来，填塞充满；一个人被困在其中不能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多方求官，已经做官的吏员也多方求取升迁。

译下位者羡慕上位者，后来者羡慕先来者，不以欺诈虚伪为惭愧，不以争夺为羞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发展到穷极，竟至于此。人的情势宽舒，就会安乐平易；安乐平易，就有所不去做。处境窘迫，就会烦闷混乱；烦闷混乱，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如今让众人一同从狭窄处出来，脚踩着脚，肩碰着肘，徘徊而不能前进，却又要禁止他们奔走争先。假如要禁止他们，不如停止让后来者进入，使狭窄之处敞开。如今却驱赶集市上的人进入其中，人数多得不能承受；又在道路中间设置险阻，使他们更加艰难，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希望陛下及时加以挽救。下达哀痛之诏，向天下明确说明官吏过多的原因，并与天下人重新制定三项办法。第一，使进士、诸科增加年限后才能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不增加；多次应举的人，不再给予推恩。理由是：如今之所以官吏多到不可胜数，是因为选取得太多。古人选择官吏非常精细，人人知道官职不能随便求取，所以不敢轻率从事。读书求仕的人，都是修身洁己之人。如今世上选取人员，只要诵读文书、熟悉考试标准，就没有不能做官的；求取官职不难，而得到官职又很令人快乐，所以群起而趋向仕途。如今凡是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舍弃旧业而去做士人的。做士人的日益增多，然而天下反而更加不得治理。世人所说的那些在家不从事生产，仰不能奉养父母，俯不能体恤妻子，游荡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都不在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多少与今天相比，连十分之一二都不到，然而他们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著，足以显名后世。今天的士人，连希望达到他们万分之一都不敢。士人数量少于今天，而功业反而超过今天，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取士极少，人人便不敢轻易去做士人；所取的都是各州郡选拔出来的人。因此制定这样的法令，是为了让人知道皇上的意向所在。十年以后，那些没有实际才干的士人，即使不加黜退，也会自行减少。况且设置科举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就是要使有才干的人能够取得，而没有才干的人不能取得。如果我们取用他们，而他们却不能取得，还说虽然不能取得，但只要多次应举就一定录取，一个也不舍弃，那就是拿官职迁就人了。况且多次应举的士人，大多已经不是年轻人，耳目昏塞，筋力疲惫；按日子计算，也知道他们已经不能有所作为，那么政事又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他们的了。现在假如有人养牛羊而请人放牧，既选取强壮的，又选取衰老的；选取强壮的，说“我喜欢它强壮，所以收取它”；选取衰老的，说“我怜悯它年老，所以收取它”。如果真是怜悯它年老，那为什么还要把牛羊累积起来呢？如果确实认为还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如今所谓遗逸之书，已有办法把他们收取进来了。第二，凡官员达到任子资格的，就任用他的儿子作为后继，使他们世世代代在朝廷享受禄仕，承袭簪绂，守奉祭祀，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种法令，必须从二府开始。法令在地位低的人中实行，却在地位高的人中屈服，天下就会不服；天下不服，却想求法令实行，是不可能的。纠正弊失以救治患害，必然要有所过当，然后才能奏效。臣并非不知道二府不能与一般庶官同列。第三，使百司各自减少所掌管的事务，却增加任职的年限。关于这一点，百司的情况臣不能全部详细说明，只请说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的官吏，世人一向认为人数太多而不能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财政重大，文书簿籍又多。臣认为不是这样：主持大计的人必须让自己处理简要事务，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自己处理简要事务，心中就不会混乱；心中不乱，利益到来时就一定能知道，危害到来时就一定能察觉。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事务就有所分工；事务有所分工，细微末节也不会遗漏，真情和虚伪也一定会显露出来。现在却不是这样，整个四海这样广大，哪怕一丝一毫的费用也必须由三司防查。于是三司成为堆积案牍的地方。案牍积压，官吏就不得不增多；案牍积压而官吏增多，欺骗他们的人也就多了，即使有重大的利害，也不能察觉。天下的财物，从下至郡县，直到转运使层层相互钩考核验，已经足以保证不致遗漏了。然而世人常认为转运使不能独自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才算完。假如转运使不能独自信任，而三司却可以任用，那么三司就没有不把成效责任推给属吏的。难道是三司的官吏比转运使更尊重、更可靠吗？臣认为，天下财物的详细账目可以分掌于转运司，三司每年只总揽纲目。这样既能使转运司有充分时间治理财货的来源，又可以大为削减三司的官吏，以杜绝扰乱法令的弊端。假如三司尚且可以削减，那么百司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项法令，都是世人所谓违背世情、触犯习俗、招致怨恨而招来诽谤的事情。现在将要推行它们，臣并非敢于触犯众人的愤怒而行此危险之事，而是认为有可以实行的办法。为什么呢？从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开始，每三年任用一人；从两制以上官员开始，每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百年来的法令，一直相承而没有改变的。仁宗时期却削减了这项规定，任职三年考核有成绩且无罪过的，才升迁官职；这从唐代以来也从未改变过。英宗时期却又增加了年限。这两件事，难道是便于世俗的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大家认为，官吏过多而想要削减，是天下的公义；不愿削减，是天下人的私计。以私计怨恨公义，这种怨恨是不正当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而不顾忌怨恨，因为知道怨恨无所作为。况且现在这三项法令固然还没有实行，天下却也不能免于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做官吏的，舍弃自己的生业，抛下田园乡里，把全部力量用在王事上；如今却因为官吏过多，积劳已久的人不能升迁，离任已久的人不能调动，又制定许多条约加以阻挠，削减罢免他们的举官资格，破坏他们的考第，使他们困穷无聊，想求进取却不能实现。这种怨恨难道会少于平民士人的怨恨吗？同样都是怨恨，终究都不能避免。但是如果新进的士人每天更加增多，国家力量枯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必定有说不尽的地方。因此臣希望陛下亲自决断并竭力推行。假如每天逐渐增加任职年限，使官吏慢慢减少，臣还将有办法治理旧有官吏：让各道职司每年年终任命所属郡的郡守、监郡，并各自任用自己的属官。

译规定说：从今以后，官员如果因私罪达到某项赃罪，且赃物正数确实归入自己，达到若干数额，这两种情况都由皇上亲自权衡轻重而裁决。此后如果因其他事情被揭发，就与所任用的官员同罪；即使已经离任，或者遇到赦免，也不予减免。官员因私罪达到某项赃罪，且赃物确实入己并达到若干数额，他的恶行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上级还不能察觉，那么上级的不明察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即使让上级与之同罪，也不过是实行当今的法律罢了；任用人的人，要对被任用者终身负责。如果被任用者终身有罪，任用者一并获罪。对人的一生负责而没有过失，是对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对人任职一年负责而没有过失，是对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臣请求把这两者比较一下：对尚未发生、无法预知的事负责，即使圣人也有所不能；对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负责，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让人承担圣人所不能承担的责任，既然不敢推辞，更何况承担普通人所能承担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况且按察官吏，也不必担心他们不知道，所担心的是他们虽然知道，却未必都加以按察。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什么损失，只不过徒然招来怨恨罢了。”如今如果让他们也承担相应的罪责，形势将使他们没有不追问查办的。陛下如果真能选择奉公守法的臣僚让他们实行此法，自己又振作精神加以察看，像除去心腹之疾一样去除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罪而达到某项赃罪、赃物入己达到若干数额的人，就不再能以过失为由，而只能被认定为故意钻法律苛细漏洞了。如果最终放逐归去，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使奸猾的官吏有所惩戒，那么冗吏的弊病就可以除去了。关于冗兵，臣说：臣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方狭小，兵革极少。后来消灭各国，拓展土地既广，兵员也随之增多。雍熙年间，天下兵员仅三十万。当时屯戍征讨、各种劳役同时兴作，而兵力并不困乏，从未有过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李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利弊，动辄请求增加兵员。于是招募一天天增加，兵额之多便超过前代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起兵，又使各道把防民编为士兵，以至沿边屯驻的兵力达到八十万。从此天下便以一百万作为兵额，虽然近年又没有战事，关中兵力却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兵力全部拿来，也只够供今天关中一隅使用。兵力过多，在这里就看得出来了。然而臣听说，如今驻守边境的兵士，分隶于各堡障，真正由将帅统领的战兵，实际上没有防备。每次遇见敌人，敌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总是失败。从前将帅失利，没有不以此为自己解脱的。祖宗时代的兵最少，却常常像有余；当今的兵最多，却常常忧患不足，这两点不能不察。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出征千里，百姓的费用、国家的供给，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劳顿而疲惫的有七十万家；如果拿百金的爵禄，却不能知道敌情，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因此三军将士中，没有比间谍更应亲近的；赏赐中没有比给间谍的更重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思量，祖宗用兵能够以少当多，而当今用兵却以多当少，得失的根源，都出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让他们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四人，让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让他们防备西▯[原文如此]。都用关市征税优厚地供给他们，又用金帛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在京师的家属，由县官供给；他们在道路上进行贸易，也不征收商税。因此这十四个人都富厚有余，把丢弃财物看得像丢弃粪土一样，周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所以那些愿意拼死效力的士人，贪图他们的钱财，便捐弃生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窥伺敌人的阴谋并报告出来。至于敌人的饮食、行动、动静，没有一样不能完全侦知。每当敌军将要入侵，总能预先知道。因此他们所需防备的兵力很少，兵力也不必分散；敌人到来时，往往一无所得，反而有所损失。所以在那个时候，边境防守的兵力，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只有五六千人。凭天下这样大的范围，三十万兵力就足以使用。现在却不是这样，一钱以上的费用都要向三司借支；如果有人敢擅自使用，就称为盗用公款。所谓公使钱，多的也不过几千缗，却要承担各种需要；监司又窥伺它的出入，用法律约束它。至于使用间谍，只说由官府供应茶叶和[防（原文如此）]。一百饼茶、几东[原文如此]防，不足以换取人的性命，这是明摆着的。因此现在做间谍的人，都不足以依靠；他们听取传闻，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行动不过越出边境，所询问的也不过是熟户。只要有一句借口可以欺骗将帅，就到此为止了，并不是真能知道敌情。敌人的真实情况既然无法知道，所以常常用很多兵来防备意外之患；以百万兵力却总担心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其中的轻重，计算其中的利害呢？关市征税与茶叶、[防（原文如此）]相比，数额更多；三十万军队的供给，与一百万军队相比，费用较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危害，却不知道日积月累形成的祸患。平时不忍舍弃关市征税给别人，到了养一百万军队，却安然不觉奇怪。从前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而平定天下，对于军旅之事，他思考得十分熟悉。因此臣希望陛下重新修治祖宗已经实行的法令，选择任用将帅，用丰厚财物供给他们，使他们多多养育间谍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明察，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逼近；这样，即使采用雍熙年间的兵力，也可以足够供今天使用。陛下如果确实认为此事困难，臣请陈述实际可以削减的地方。为什么呢？当今的强兵，没有比沿边的土兵更强的；当今的惰兵，没有比内郡的禁旅更惰的。他们的名位越高，俸禄越厚；俸禄越厚，才能反而越差。从前西边用兵时，禁军不能胜任那种劳役，死去的人多得数不清。羌[原文作“▯”]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多，往往举手庆贺；听说土兵多，便互相告诫，不敢轻易侵犯。按实际比较，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抵禁军三人；禁军一人所得的廪给，足以供养土兵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译假使有一万禁军驻在边境，他们的作用还抵不上三千土兵，却常常耗费三万人储备的财粮。边郡的储备费用，与内郡相比，价格不止高出几倍。这样权衡，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削减，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如果真听从臣的谋划，臣请求让驻在内郡的禁军不再调去戍守边境；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不再补充，使他们只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逐渐裁去，实行十年，冗兵的弊病就可以除去。关于冗费，臣说：世上的冗费多得数不清。请说其中大的以及臣所知道的，陛下可以依类推求。臣听说事情有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惠也有最终穷尽的时候。事情发生以后才谋划，就会妨害事情；恩惠穷尽以后才迁移变更，就会伤害恩惠。从前太祖、太宗和睦九族，以此先行于天下，当时宗室众多，没有防范。因此宗族合聚于京师，长久不分。历经五位圣主，太平百年，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宗室禄廪的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都容纳不下。无论亲疏贵贱，从出生以后便都由县官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嫁娶、[防葬（原文如此）]没有不仰赖朝廷供给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日积月累，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到的地步、恩惠最终必然穷尽的情况。然而没有听说有人谋划如何改变它。古代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太祖共七庙；按照人子爱亲的心情推上去，从父祖直到百世祖先，本来应当没有不爱的，也就应当没有不立庙祭祀的。如果推行这种无穷尽的心意，那么百世祖先都立庙祭祀才算相称。圣人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规定七庙以外，若非有功德，便按次第毁去，不参加春秋祭祀。没有谁比天子尊贵，也没有谁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但宗庙不超过七庙，为什么呢？因为恩惠所能达到的范围有限。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却不是这样？臣听说三代之间，公族中有因亲属关系尚未断绝而降列为庶人的；两汉的制度，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可以封侯；从侯爵以下，庶子便不再有爵位和封土，有的降为平民，有的由平民重新在朝廷任职，到了唐代也是这样。因此臣认为，今天的宗室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分等，依次让他们出居，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一样从政；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逐步试用。凡是他们的品秩俸禄数额、升迁次序、黜陟制度、任子法令，都与异姓相同；用按察来监督，用属官来约束，用刑禁来威慑，按时考察，使没有才干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有贤能的人能够有所施展。至于不适合做官的，就让他们出居近郡，由官府修建房舍并供给廪禄，使他们能够占田谋生，与士人和平民相同。如今把他们聚集供养，用不可估量的俸禄厚待他们，用最高贵的爵位尊崇他们，使贤能者郁郁老死而无所施展，不贤者居处狭窄简陋，忧惧不安而无以为乐，实在不是好的办法。从前唐武德初年，封同祖堂兄弟的儿子，凡能够穿衣行走以上的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不便，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任命越尊崇，服役负担就越多；把天下作为私人的供奉，不是至公的法令。” 于是，关系疏远而封王的人降为公爵。从王降为公，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但尚且能够实行；如今如果让他们爵禄依旧，却让他们能够治理百姓，即使有内外的区别，也应该不会有人怨恨。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把宗室亲王分布到四方，会启发奸人的野心，产生意外变故。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喜欢猜疑，防范很多，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掌握一点权柄，被幽囚禁锢而与普通人同列的，秦、魏最为严重；然而秦、魏都历经数代便灭亡，它们灭亡的原因在于刘氏和司马氏，并不在于宗室。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正道，即使胡越之人也都能谋取它；如果没有可乘之隙，即使是宗室，谁敢觊觎呢？只要陛下坦荡无疑，使他们依次出居外地，实行汉、唐的政令，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布在四方，虽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但运输供给的劳苦不至于太严重。祖宗受命以后，惩治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弊端，把重兵收聚在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转运漕运的费用于是超过古代一倍。如今东南的米粮，每年沿汴水逆流而上，以石计算，多达五六百万，山林的木材也全都耗尽于造船。统领州郡的士卒，使他们在道路上疲弊；每月的廪禄、每年的供给，数目多得无法计算。他们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常常发生侵盗，并掺杂其他物品，运到京师的米粮，大多已经不是完整的粮物了。由此看来，当今的法令只是用人力把粮食运来，却不计算其中的祸患，并不是好的法令。臣希望另制定办法：把如今每年运输的数量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负责漕运，一切照旧；其中一份招募六道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运输，并免除沿途的商税。能够运送若干数量到京师而没有欺骗盗窃的，就按现今三班军大将的赏赐给他；如果敢有损失，就按军法处理。如今沿江百姓用自己的船为官府运输，不求官府付船价，大概是取得官府收入而不再核算的利益，靠所得盈余润泽自己；富人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做军大将。由此推想，应该会有愿意应募的人。另一份由官府自行设场，在京师买粮；京师士兵本应得到米粮却不愿领取的，就按其价值折算成钱偿付。各种物品都有一定的数量：从南方取，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量变化必然如此、无法逃避的规律。如今官府要购买粮食，开始时价格不免昂贵；价格太高，东南百姓便纷纷赶来出售；来的人多了，价格就会反而低贱。要造成低价，必先经历高价；要造成高价，又必先经历低价，这也是必然的规律。

译因此臣希望把这两种办法与旧法一起设立试行，比较利害，考察是否可行；一定会有可以采用的，然后全部实行。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听说，使国家富足有其道理：凡事没有不加以体恤，是使国家富足的开端；有可以不加体恤的地方，是贫困的根源。顺着可以防范的地方加以收取，没有不收取的，保存下来的就广；顺着没有必要防范的地方而弃置，没有不弃置的，丧失的就多。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财富，何必顾惜区区小用；这只是有司的职责，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在天下流行，至今已有数百年了，所以天下的费用，本来可以停止的，往往比旧日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情。自嘉祐以来，圣人相继兴起，而天下的官吏，京秩以上的官员两次升迁官职，天下郡守、职司两次补用亲戚。自治平年间京师大水和去年河朔大地震以来，各种劳役同时兴作，国家有极其紧急的费用，而郊祀的赏赐对百官却没有停止。自横山用兵以来，供给调度尚未安定，京师流民的慰劳招徕又没有停止，官府和私人都困乏，每天无暇应付，而宗室的丧事又不等待年月便下葬。臣从这些事情看来，知道朝廷有“不必防范费用”的观念。臣确实知道事情既然已经过去，无法再有所作为；但如果从今以后顺着可以防范的地方加以收取，那么无益的费用仍然可以逐渐减少，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端。臣内心忧虑，过分筹划，所以提出这三条意见来进献。伏惟陛下深思远谋，听取裁决详细周全，对天下之事没有不明察的，臣所陈述的又哪里值得一提呢？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三冗不去，归根到底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重新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求它们的根源，确定治理方略，选择任用贤能俊杰，授予他们既定法令，使他们长久任职，然后责求他们的成绩？如今天下的官员，普遍都有想离职、不能久任的心思；侍从官员过了一年还不能替代，就惶惶不安而不快乐。现在即使不能使他们全都久任，至于各道职司、三司官吏、沿边将佐，这些都是与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人。天下的事情要责成他们，却不让他们长久任职；开凿水源的人看不见水流，发动谋划的人看不见功效，这就是事情不能成功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任用，使他们与二府一起长久任职，让人知道不能苟且免除责任而思考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冗的弊病才可以除去。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当今士大夫厌恶同道而喜欢异议，憎恨事情成功而喜欢事情失败。只要事情不是出自自己，稍有龃龉不合，便群起喧嚷。比如现在让按察官任用自己的属吏，年终考察没有过失，那么按形势必将无所不按，被得罪的人也必将多于过去；这样一来，天下舆论必然纷纷非难。不幸而有一件处理不当，众人就会群起指责，法令一旦有一处不当便不能推动；不幸而接连发生两三次，即使上面的人也免不了疑惑。下有众人非难，上有朝廷怀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法令就会从此失败。世上有耕田却用耒耜杀人的人，有人便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除；可是杀人应当诛罚与耕田不能废除，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前者而妨害后者呢？因此，按察别人而不依据事实，治罪是可以的；但法令本身的是非，却不在这一点上。陛下如果真认为可以实行，就必须先能冲破天下浮泛的议论，使良法不在中途废弃；这样以后，三冗的弊病才可以除去。三冗既然除去，天下的财富便能够日益产生而不伤害百姓，充实府库，使其丰盈充足。陛下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事情，没有不如意的。把天下众人全部调度使用：用来进攻就能攻取，用来防守就能坚固。即使有西戎、北狄不臣服的国家，宽宥他们，陛下就是汉文帝；不宽宥他们，陛下就是唐太宗。伸缩进退，全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陛下不致力于根本，却先处理末节，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臣不胜愤懑，越级进言，雷霆般的谴责，臣无处逃避。【熙宁二年三月上，当时任大名府留守推官】向神宗上奏，请求彰明法度，以此养护天下的财富。曾巩 臣听说古代按照三十年的平均数来制定国家用度，使国家有九年的储蓄；而制定国家用度，必须在年终进行，大概是量入为出。国家不能节省的，只有祭祀罢了；然而用度不过占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由此可知先王养护财富的用意。用度有节制，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达到富足。汉、唐初年，天下的用度曾经不足，汉文帝、唐太宗能够节制财用，所以公私都有余，这就是所谓天下虽贫而富足容易达到。用度没有节制，天下即使富足，也容易变贫。汉、唐盛世，天下用度常常充裕，汉武帝、唐明皇不能节制制度，所以公私耗尽，这就是所谓天下虽富而贫困也容易达到。宋朝兴起，承接五代的弊端，六位圣主相继与民休息，所以人口既已增多，财用也有余。且拿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比较：景德年间有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有一千九十万户，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有一千二百九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年间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费用也在一亿万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祐年间二万多人，治平年间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多人，总计二万四千人。

译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万。把官员和郊祀两项相比较，官员人数比景德增加一倍，郊祀费用也比景德增加一倍。官员和郊祀的数目如此不同，说明皇祐、治平年间用财的渠道多于景德。陛下如果诏令有司查考典籍，探究其中原因，使官员数量、收入渠道的增多可以考察知晓，郊祀费用以及用财渠道的增多也可以考察知晓，然后共同议定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可以削减的就削减，使天下达到皇祐、治平的盛况，而天下用度、官员数量、郊祀费用都与景德相同，那么两项所节省的，大概就有一半。再依类推求，天下费用有比旧日节约而比今日浮滥的，也有比今日节约而比旧日浮滥的；凡浮滥的，都必须查求它浮滥的根源并加以杜绝；节约的，则必须探究它节约的原因并遵循。这样竭力实行，按每年收入一亿万以上计算，节省十分之一，每年就有余财一万万；逐渐推行而不停，到节省十分之三时，每年便有余财三万万。按三十年的总数计算，应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蓄；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古人所说的九年储蓄，是计算每年收入，保存其中十分之三罢了，只是概略地说。如今臣所陈述的，也只是概略地说。今天的数字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情形一定不会相差太远。前代在衰败困敝之时，尚且能够使贫穷转为富足；如今我们凭借全盛的形势，节制财用，节省一分，就是我们的一分；节省两分，就是我们的两分。前代认为困难的事情，正是我们容易做到的事情，不用详细论说也可知道。伏惟陛下清静质朴，节俭简约出于天性；乘舆器服由尚方制造，从未使用一件奇巧之物。嫔嫱和左右近侍、掖庭之中，位号还有很多空缺。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所以忧虑怜悯百姓，改革各种事务的意旨，至诚至切，上下都能感受到。至于彰明法度以养护天下财用，更不是陛下难以做到的事情。臣实在没有衡量自己的能力，冒昧进献这点忠心，只愿陛下裁决取舍。【元丰三年十一月上，当时任判三班院】向哲宗上奏，请求裁减冗费　　　　韩忠彦 臣等近来奉诏裁减冗费，上至宗室贵戚，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器械，凡是没有益处或过多的用度，都可以根据事情加以裁减；唯独宫掖中的浮费，名目很多，有司不能全部看到，所以不敢轻易议论。臣私下见到，近来下达的诏书说，正准备裁减入流，以疏清取士之路，于是命令今后每逢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应当得到的恩泽，一律减去四分之一，想要以自身先行于天下。诏书下达以后，中外臣民都知道圣朝能克制私情而遵从公义，以至有人感激流泪。臣等仰测圣意，克制自己而为他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要裁减宫掖浮费，与裁减私门恩泽又有什么不同？然而直到今天仍未见实行，大概是有司失于进言说明，这也是臣等的罪过。臣谨按，宝元二年，曾命近臣详细制定裁减冗费的办法。当时谏官韩琦进言，请令三司取来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先朝以及近年来赏赐支给的账目，比较斟酌，适当削减；其中没有名目的，一律罢去。当时诏令禁中支费，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共同酌量削减，报送详定所；至于臣僚的支赐，则允许访查后由入内内侍省等处施行。到了庆历元年，又诏令入内内侍省等处取来先帝时期的账籍，与近年来宫中用度的数额比较后上报。当时削减的浮费数目极多，所收到的利益不小。臣等希望陛下推广前日已经实行的减省恩泽之心，仿效宝元、庆历年间祖宗已经试行并取得成效的办法，使天下明确知道陛下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足，而且从宫禁开始；这样凡有裁减，谁不会心悦诚服？臣等不胜诚恳，冒犯斧钺之诛。【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上，当时任户部尚书，与苏辙、韩宗道共同上奏】向徽宗进呈《国用须知》　　　　陈瓘 臣伏见仁祖时期，臣僚上言说：“周代制度，由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代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有时主管户部，有时主管度支。这样看来，宰相掌管国家用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中书掌管民政，枢密院掌管军务，三司掌管财赋，各自互不相知。因此财用已经匮乏，枢密院仍不断增加兵员；百姓已经困苦，三司仍不断取财。中书看见百姓困苦却不知道，不能让枢密院减兵、三司减财来救济百姓困苦，是因为掌管国家用度的职责不在中书。”臣认为，仁祖时期官制尚未建立；自元丰以来，掌管国家用度的职责已经在三省。户部右曹所掌管的，正是天下财用的根本。神考治理财用的政策，是效法先王而为万世考虑。元祐年间的臣僚虽有纷纷更改，但天下积存的财物，朝廷也没有全部取用。如今却在一年之间连续下达五道敕令，把提举司积存的钱财几乎取尽。竭尽天下根本的财物，破坏神考治理财用的政策，这样继承先志、述行先事，难道应当如此吗？现在谨列出五次朝廷敕令如下。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令：府界和各路现有的坊场钱，除去本路一年应支用的数额外，将剩余数额再留下一半以备支用，其余一半特令起运发往上京，以供朝廷支用。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令：“府界和各路现有的常平役钱，除去本路一年应支用的数额外，将剩余数额再留下一半以备支用，其余一半特令起运发往上京，以供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令：各路提举司把现有的抵当息钱一并起运发往上京，以供朝廷支用。一，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一日敕令：各路提举司把现有的量添酒钱，依照抵当息钱的办法，已经得到指挥施行。今后支用不尽的钱数，一律封存储备，以供朝廷支用。一，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二日敕令：府界和各路提举司所管的钱物，除按指挥起运发出以及扣除本年应支散的数额外，其余再留下一半；但钱数不多，深为缺少籴本。现在从元祐年间所收的助役钱中拨出一半充作常平籴本；另一半允许由榷货务召人入便，或者筹置后起运发往上京，调拨到三路增补常平籴本。

译臣私下思量，神考立法的本意，是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再用来帮助百姓，所以天下各路、各州、各县都有储积，用来等待非常时期的费用，不使任何地方偏枯匮乏。因此户部右曹的钱物不得与其他司混杂，违反条文擅自使用的，判徒刑二年。自元丰七年起，用常平等积存的剩余财物补助边费，每年取二百万缗作为定额，只以三年为期限；大概是不愿过多耗费天下百姓的财物来供给边地使用，神考爱护百姓的考虑可以说既深且远。如今应当继承申述这一用意，怎么可以把三十年间积存的根本储藏之物全部取出，完全违背成法，而偏偏用于一方呢？况且上面五项所取的钱物，按天下计算，数万之数也不少。在这些类别中，河东、陕西、京西三路拨给提刑司的，数目有多少？河北路交拨给措置籴买司的，数目有多少？川陕西路详细登记封存保管的数目、供关邻路召人入便以及与茶马司核对交割的，数目有多少？臣认为，这八路的调移、兑换、拨给，全都只是为了边费。其余各路起运入京、又转运到塞下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看来，天下储积的财物，都已经运到边地去了。如果能够一劳永逸，暂时耗费而换来永久安宁，那么三十年积存的财物在一天之内使用，也还足以救济一时的权宜之需，完成不得已的计策。现在却不是这样，只是在剜割各路来补救一方的疮疡罢了。臣恐怕一方的疮疡还没有补好，天下财物匮乏的忧患却已经到了难以深说的地步。臣生长在南方，不能周遍知道四境的事情，姑且按自己的意思推测：西边财用匮乏，供给调度必定要从东南取得；东南积存的剩余财物，如今在无事之时，已经被巧取而偏用。如果东南发生意料之外的不安定祸患，又将从哪里取得财物呢？臣私下考察，唐武德以后开拓边境，土地连接西域，设置都督府并分列州县，开元年间设置节度使统领，军城、戍所、侦逻之地绵延万里相望；然而当时军粮出于屯田，马牛出于监牧，戍卒所需的缯帛只从山东取得罢了，从未耗尽天下积蓄来专供一方使用。如今五道敕令所取的，并不是每年固定都有的数额；正当主持议论的大臣尸位充数之时，姑且依赖这些财物缓解眼前的紧急情况，却不为朝廷长远考虑，那应当怎么办呢？掌管国家用度的人既不防止这种议论，放弃土地的人又固执偏见，不询问众人的意见，也不听尽边臣的主张，各自按照私意反复行事。他们所说的因循沿袭，逐渐造成大患；即使把财物缺乏当作忧虑，也不过是请求实行鬻爵之类的办法罢了。神宗皇帝创立制度，其盛隆可与三代相比；像中世那些鄙陋的法令，如鬻爵之类，正是熙宁初年议论时所不采用的。当时在条例司参与议论的臣僚，如今已成为辅相，难道忍心不替陛下说一句话吗？何况神宗皇帝自开始有所作为，直到法度完成，忧劳勤勉，从来没有懈怠，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他是为了建立子孙万世的基业，为四海作长远无疆的打算，哪里料到今天继承先业，反而又仓促采用中世的鄙陋法令来实行呢？假使财用充足，朝廷的议论自然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样看来，神宗皇帝十九年焦心劳神的筹划，竟只是为了供今日眼前的费用吗？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又听说提出这个建议的臣子想裁减州郡供给，削减吏人的俸禄和请受，以帮助国用；枢密院又想裁撤陕西诸路的准备官员，以节省冗费。这是不得已的计策，并非一点帮助也没有。然而假使神宗皇帝的理财政策不被朝廷破坏，臣僚的议论也不会到这种地步。这些不得已的事情一旦不得不逐渐实行，那么计算间架、取消钱陌、借富人的钱粮、出售御史告身之类的事，怎么能保证不会渐渐实行呢？主张此议的大臣离任以后，假如真有这些事情，那么招致的毁谤要让谁来承担呢？所以，凡是户部不得已而提出的下策，都不是神宗皇帝当初大有作为的本意。渐渐采用不得已的策略，突然改变大有作为的意图，名义上说是建中，实际上却偏偏采取过分的举措；名义上说是继述，实际上却大大违背了神宗皇帝留下的事业，实在太令人痛心了。陛下继位之初，大赦天下，大幅宽免拖欠，这正是宋真宗曾经实行过、也是神宗皇帝想要实行的。绍圣役法有“一倍三料”的规定，神宗皇帝一向打算等到年久积欠增多之后，便不时加以宽免；这是为了远承成周驾驭百姓的办法，并低取汉文帝宽免租税的政策，用来使百姓喜悦，招来和气，也作为后世继承者的榜样。上面所宽免的数额既多，下面百姓所得到的便不能算是侥幸；《周官》八则所说的“用来驾驭他们的侥幸”，虽然不是每天实行的常规事务，却正是驾驭百姓的善意。陛下效法祖宗而实行这件事，可以说掌握了继述的意义，也是臣下应当顺应和辅成的事情。然而正当国用匮乏之时，所宽免的财物数额又太多，所以所谓“耗尽天下财物，使一点遗余也没有”，正是言官应当忧虑的。然而赦敕所免除的，是陛下用来广施恩惠的；五敕所征取的，是大臣用来筹备边防的。缺少广施恩惠以收取人心，是有益的事情；借边费之名破坏已经形成的法令，是无益的举动。并且赦敕所免除的数额只有二千多万，五敕所征取的数额却不知有几千万万。陛下所做的是有益之事，又是效法祖宗，数额还少，在财用匮乏的时候尚且不能不说；大臣所做的是无益之举，又破坏先帝的法宪，数额非常巨大，正在财用匮乏之时，怎么能不忧虑呢？我私下认为，神宗皇帝承接祖宗长久安定的基业，熙宁初年国用匮乏，理财的政策还没有修治。王安石说：“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会把财用不足当作忧患吗？”于是讲求理财的方法，建立治理天下的制度，修明整治、增减损益十多年，到元丰年间法度完成，此后州州县县都有蓄积，天下没有偏困乏的地方，将用来应付非常时期的费用；这样，所谓拥有天下的人不以财用不足为忧，确实不是虚妄之言。如今却不是这样，耗损国家根本的财物，破坏已经形成的法令，虽然西部边境眼前的费用还不缺，但天下正逐渐匮乏，祸患将由此发生了。

译神宗皇帝是为子孙万世作打算，所以政事建立以后，天下没有财用匮乏的忧患。今天破坏神宗皇帝的法令，天下的祸患必然会从财用不足产生，这是必然的道理。况且自祖宗以来，天下各路的转运司，若有非常时期的费用，必须向朝廷申请；既然属于经费之外，按道理本来就应当予以接济。然而熙宁以前，常常担心没有可以接济的财物，是因为理财政策尚未修治。元丰以来，国家根本所积蓄的财物，州州县县聚集得如江海一般，法令防守严密，内外充足；转运司在经费之外假如有所申请，便可以用这些财物接济，不必担心不足。但神宗皇帝爱惜民财，谨慎遵守交杂法，转运司即使有所申请，也不轻易给予，所以当时转运使刘攽等人妄自请求借贷，都受到贬谪惩罚。如今边方费用比过去多出百倍，转运司的匮乏窘迫又不同于平时，即使有所请求，按理也应当接济；可是朝廷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严厉拒绝。朝廷难道是为了爱惜民财、谨守交杂法吗？实在只是因为财用匮乏罢了。各路若因误把财用不足当作废弛政事，担任转运使的人怎么肯承受无名的贬谪呢？州州县县积蓄的财物，一年之内都被五敕取走，而仍然以财用不足为忧，难道可以不加以考虑吗？臣希望陛下诏令宰臣掌管国家财用，修治户部右曹的政务，明确提举官覆奏的法令，委派官员选择吏人，核查五敕所征起的总数、已经送到的数目和尚未送到的数目；此外，八路调拨挪移来补充边费的数目各有多少，也应查明。陕西、河东的边费，除本路原有钱物以及朝廷以钱接济的部分外，已经使用五敕所得及其他应支用的五敕所征之物，各有多少；除已经使用和应当支出的以外，剩余数目还有多少，也应查明。凡是过去已经支出的费用，不可再追究；将来尚未支出的费用，才应当加以防范。此前朝廷派使者核查边费已经使用的数目，所得账簿车载斗量，无法复核考察，反而增加烦费，对事情没有补益。如今臣所说的，只是右曹的根本财物罢了；不知道五敕所征取的财物，能否作为西部边防一年之用？难道要困竭天下的力量、破坏神宗皇帝的政事，几年以后仍免不了断绝缺乏吗？朝廷之上现在也可以觉悟了。只希望陛下仔细筹划，臣将万分庆幸。【建中靖国元年上奏，时任右司员外郎】《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 宋代赵汝愚编纂 财赋门 税赋 上奏宋真宗，论述江南除两税以外又征收钱物的问题。陈靖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重视百姓，求得治道的首要之务在于施行教化。百姓安泰，国运便长久；教化推行，治理之道便昌盛。古代贤明的君王光临天下，没有不依靠这些而能统治万民、保全宗庙、享有世代绵延无疆的福祉的。然而百姓之所以安泰，必定在于衣服供给、粮食充足，赋税均平、征敛公平，使他们安于居所，乐于职业，不因无罪而触犯法律，不因成为盗贼而憎恨君主。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教化之所以能够推行，必定在于刑法简约、政令廉明，恩德广布、信用笃实，使礼制有所设置，音乐有所施行，不用秘密苛细的法令伤害百姓，不违背名分以谋取利益。所以说：“德行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如今国家拥有万国，延续将近五十年，声教所及，远近无不达到。然而臣学识不广，才干也不及他人，不能周遍知晓四方的是非祸福，只敢极力陈说本职所见的利弊及其根源。伏望圣上慈悲，仔细阅览并留意。臣今年正月奉准差遣，充任淮南转运副使，兼办发运事务，二月四日到任。正想访求百姓疾苦，报答国家宠荣，计划尚未遂心，任所却又将要迁移。自从担任江南转运使以来，刚刚超过半年，地方风俗的弊病和百姓的困苦，已经了解了七八成。其中小的事情，可以由本官直接办理，本来不应回避责任；大的事情实际关系国家财政，不是臣可以自行专断的。但如果隐瞒不说，实在又恐怕获罪。况且江南伪朝时期，每天在夏税、正税之外，还有原来额外征收的钱物：盐博、防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防米面脚钱等，共十四项，全都与各路不同。这是因为李煜父子僭越窃据江淮，滥费爵禄，后来又向朝廷进纳珍宝，同时丧失淮海土地，物力不足，征敛苛刻暴虐。太祖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确实想要慰问百姓并自行收复这些地方；但归复之初旧有弊病没有革除，大概是樊知古首先造成的。他因伪朝不授予名第，便挑着担子离开国家，献策请求复仇；适逢天命有所归属，终于甘心于故土。然而小人的见识短浅，没有长远谋略，当时既然负责转运，却不思考朝代鼎革，反而只想着向他的君主泄愤、把毒害流给百姓，使我朝只有讨伐罪人的名声，却没有看见慰问百姓的实际行动，于是沿袭旧制直到今天。又在这些额外征收的数目中，酝酒曲钱、盐▯防绢、盐博斛斗，是江南过去允许百姓私下按等级酿酒并科纳曲钱，以及曾经散给官盐▯来换取防绢、斛斗的项目。归附恢复以后，酒类便实行禁令。截断盐的供应后，这些项目便不再发给，而上述额外征收仍依照从前输纳。至于耗脚斗面、加耗丝绵，追究其来源，也都类似于前后巡抚、采访、制置茶盐、承受、体量、发赈贷等官员，他们都承受委托，却不察看百姓疲困，不但不察看疲困，反而又加重他们的疮痍，于是使商人卖掉产业来偿还层层叠加的征税，使百姓因科派而离开土地、离开乡里，进入拖欠逃亡的户籍。亲眼看到这些情形，实在令人叹息；天高在上，没人听见百姓的呼号。再加上多年连续饥荒，百姓实在无法承受；今年虽然丰收，也很少能够安居，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弊病越来越严重，导致仁政教化还未能普遍施行。况且坏到了极点便会转为安泰，感通之后便会通达，天下通泰的时机，正在于今天。伏惟陛下承受天命、接受符箓，继承帝业、承奉宗庙，想到太祖彻底改变局面的确十分艰难，太宗治理天下、使之太平也很不容易，于是恭敬沉静地思考治道，希望各项政绩都能兴盛；又时时警惕，把使任何一个人失去安所作为忧惧。因此臣才能冒犯圣上而不敢隐瞒，实在是认为陛下必定能够从源头澄清水流。臣又曾考察《周书》，兼及《汉史》，看到周文王、汉高祖开国创业，劳苦艰辛，无所不至；周武王、汉孝惠帝继承功业、述行德政，却仍然天下多故，境内没有安宁；直到周成王、汉文帝，政治安定、刑罚废置不用。这并不是文王、武王不如成王英明睿智，也不是高祖、孝惠不如文帝有智谋，实在是因为开国创业之际要平定霸业、争夺雄长，继承功业、发扬德政之时要去除愚昧、任用贤能。霸业尚未确定，贤愚参半，必须果断行事却没有闲暇，任用安置人才又十分困难；所以要显扬忠臣、任用贤良，之后才能达到政治安定、刑罚不用的境界，集中在成王、文帝的时代。我朝太祖东归江浙，西面攻克巴蜀，南面平定越裳，北面扫除泽潞，这难道不是平定霸业、争夺雄长吗？太宗消灭三晋的昏乱，斥退两河的丑恶敌虏，把群邪贬斥到荒远之地，从民间选取众多士人，这难道不是去除愚昧、任用贤能吗？这样说来，太祖处于文王、高祖的时代，太宗处于武王、孝惠的时期，陛下处于成王、文帝的时代。太祖、太宗对前面的文王、武王、高祖、孝惠已经无所惭愧，陛下在后世也必定超过成王、文帝。如今江南州郡民生凋残，太祖、太宗还没有最终使其安定，这不仅是两位圣君留下善政以遗留给嗣君，也说明周、汉的太平治理都集中在第三代。唉，周朝国运八百年，汉朝国运四百年，历代延续昌盛，没有超过周、汉的；陛下难道能不因此动心吗？臣所进献的浅陋意见，都是由于身居其职。陛下如果允许臣的愚计，确实给予主持和支持，那么显扬忠臣、任用贤良，政治安定、刑罚不用，便会从这里开始并在那里完成，也不会太远了。陛下如果果真给予支持，请不要让它受到阻挠，那么臣愿意竭尽忠诚，也就能够再为陛下剖析说明其中的是非了。何况江南归顺朝廷已经二十七年，赋税征敛、关市税收、山泽禁榷和酒类专卖，以及各种货物的珍奇、百物的大小，每年收入都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在外任职办事的人，可以借此按劳能叙功，坐享恩宠爵位；在内掌管财计的人，也可以借此作为功绩和资历，稳固地保持显贵地位。他们只认为财帛繁多、粮食货物丰富，足以充实国家，足以供给军队，却不知道货物用违背常理的方式取得，人民就会受害；人民受害，盗贼必然兴起；盗贼兴起，战争便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停止，郡县便不得安宁；郡县不得安宁，农桑便失去职业；农桑失业，国家便没有粮食可出产，也没有货物可征求。到了那时想谋求富足昌盛，不仅不能全部保有江南，甚至还会接近动乱。蜀川的事情，就是不远的鉴戒。臣虽然十分狂妄昏昧，也知道什么对时宜有利：运输粮食、飞速转运刍秣，确实是根本事务；

译聚集财物、积储粮食，臣岂敢不用心。然而有些人只沿袭通常的途径，不能明白最根本的道理，不过每到州府，便长期索取事务分例，接连询问刑狱是否清明公允，拘查钱粮是否有盈亏，逐项办理大小事务，查考收支的文书账簿，勤勤恳恳地核算，逐一查看详审。有欺骗蒙蔽的，便追究原委；有错误的，便责打胥吏；遇到超过定额的余剩，便记录为自己的功劳；遇到可以调换的财物，便夺取百姓的利益。只图苟且随时得到的声誉，希望求得升迁品秩的荣耀。等到任期届满回朝，行动处置都没有失当，如此也算称职，也可以保全自身。至于暗中欺骗君上、对政教没有益处的做法，臣实在不忍心看到。臣今天所陈述的前面这十四项额外征收，都是伪朝留下的旧弊。归顺朝廷以后，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臣暂时不敢贸然说出。陛下睿智聪明，勤勉求治，如果详细审察这些事情，必定会大大触动圣心。臣最终等待将来，再把愚诚全部陈说出来。又在上述额外征收的数目中，有的可以永远保留旧制，有的可以改易而采用新制，有的可以推为国家恩典，有的可以施行而便利百姓。假如由微臣擅自筹划，料想朝廷一定不会实行。为什么呢？供给费用尚且烦多，储蓄又没有准备好；众人不知道其中另有隐微的缘故，或许会互相排斥阻挠，所以如此。希望陛下察看臣这一管见，暂且允许把奏章留在宫中，然后秘密抽调微臣到朝廷来当面询问。倘若事情有可采纳之处，便听凭朝廷判定是非；如果道理涉及虚浮，臣甘愿等待法令的惩处。臣又担心陛下以为臣想回到京城，另有所求。况且臣本是远方之人，所得已经超过最初的愿望，崇高的官阶和尊贵的品秩，臣不敢存有这种心思，只是遗憾上天赋予臣性情才智，不能苟且顺从世俗，因而这样喋喋不休地烦扰圣明。【大中祥符元年上奏，时任江南转运使】上奏宋仁宗，论述体量畿内并减免赋税　　刘随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的赦书。京畿千里，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听说赋租的规定，比郡国的名额加重了一倍，积累已有多年，动不动就形成拖欠。难道外地已经长期蒙受轻徭薄赋，而京畿之民仍然要承担重税吗？按古代制度考察，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想要救助百姓，就应当宽待抚恤。应当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与开封诸县县令、佐官一起，详细列出各县人户夏税、秋税以及额外缴纳的钱物数额，上奏朝廷，以便商议体察情况后减免。臣私下认为，自太祖开创基业以来，沿袭五代旧制，建都汴水，这就是东京。当时江浙、淮南、荆湖、交广、川峡四路以及汾地一隅，各自据有土地疆域，不奉行正朔。国家慰问百姓、讨伐罪人，二十多年间运输粮食和刍秣，京畿居于首要地位。然而各个归降的国家都除去了烦苛的赋役，只有王畿反而逐渐增加赋敛。前些时候圣明的恩典深切发布，欢声传遍四方；朝廷致力于公平，想要断绝百姓侥幸逃避，于是命令每户自行申报土地，严厉明确地指示不得隐瞒遗漏，罪责还牵连邻里和保伍，并非不反复叮咛。然而自从颁下诏令以来，颇听说百姓疑惧，以为核定这些田亩，必定是要增加税租。愚昧的百姓大多不懂其中道理，县中胥吏便加以欺骗诱惑，窥伺机会搜刮钱财，借机作奸，却没有办法禁止。这样一来，本来是想防止欺隐、使百姓安定，反而变成劳扰百姓。前史说：“事情有招来祸患的，法令有引起奸弊的；好事难以推行，平常往往如此。”何况京畿百姓去年秋收不好，又遭受重重惊扰，更加困穷。伏望圣上慈悲体念愚民，暂且命令停止，等一两年间大为丰收、民间完全信服之后，再请求施行。如果不愿暂时停止已经载入赦书的事项，那么只请求不再核查田亩，只把现有的夏税额统一普遍减免一定分数。这样，诉讼不会兴起，春季农事不会荒废，司吏也不能借机作弊，乡村自然安宁；等到时雨降临，百姓才能真正受到恩惠。【天圣九年上奏，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宋仁宗，论述两税折纳现钱　　余靖 臣私下听说，三司筹划计算，预先打算在淮南、江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两税中折纳现钱四百贯，路上到处都在传，不知道是否属实。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以安定百姓为根本；土地有固定的出产，不应向外强求；百姓有确定的赋税，不应耗尽他们的力量。男子在田野耕作，女子在家中养蚕，各自交纳自己所有的物产，用来供国家使用。自尧、禹以来，一直把这作为常规制度。预先限期征收，古代没有这种办法。何况这些年间科派征收频繁合并，如今天下钱货极少，江淮地区名义上称为钱荒，本应改铸钱币来救济弊病，却反而命令百姓把田野中的一切出产都抛弃，把蚕丝的利益一概折成钱，必将加倍抛售自己的物产来换取所需的钱。各种货物既然因此贬值，百姓便会嗷嗷受困，力量耗尽、财物用完，最终四散成为盗贼；即使那时后悔得捶胸顿足，也来不及了。臣又听说，抽干池塘来捕鱼，第二年便没有鱼；百姓不足，君主还能向哪里取用呢？伏乞圣上慈悲，特别予以怜悯准许，把折纳现钱的数额减去一半，命令百姓缴纳本色；其中第四、第五等贫困低下的人户，愿意缴纳本色的，也听其自便，仍各依照每年夏秋的期限送纳给国家。这样赋税并没有损失，江淮百姓也不至于流散，就是朝廷的最大恩惠。【庆历三年上奏，时任右正言、谏院供职】上奏宋仁宗，论述折变应当随土地所宜 刘敞 臣听说，圣王安置百姓，顺应他们的本性，所以居住在山地的人不强使他们住到水边，居住在水洲的人不强使他们住到中原。他们向百姓征取赋税，也任凭各地所宜，所以山虞不把鱼鳖作为赋税，川衡不把木材作为贡品。能够顺应百姓本性，是懂得天时；能够任凭土地所宜，是懂得地利。圣王的功业，不改变天地的本性，所以供养百姓容易满足，教化容易成功，国家所求容易供应，征取也不会匮乏。如今这个时代，善于谈论政事的人无不想使百姓富足；想使百姓富足，却常常担心夺取他们的财物，原因就在于有关官司征取财物时，违背百姓本性，违反土地所宜。有时把谷物当作金钱，有时把刍草当作丝帛；粗米并不精细，却仍不停地向百姓索取。百姓因此困穷，因此流亡，因此相互争斗而成为盗贼。朝廷难道不怜悯他们吗？大概也是因为不得已。臣认为，当前正是用度不足的时候，想完全恢复古制，大概也还做不到。姑且先命令有关官司：不要在山地索取鱼鳖，不要在水川索取木材，那么百姓也就差不多可以安定了。臣不敢说空话。臣所治理的州有十县，其中五县都种植穜稑，有关官司却命令百姓用糯米、粳米作为赋税；如果有一项不依约缴纳，官吏就要因此获罪。像这样，上面不顺应天时，下面不因循地利，中间又不得人心，距离圣王的功业就远了。只希望陛下哀怜他们。臣有幸任职，以治理百姓为职责；诏书询问有什么可以宽解百姓的事情，臣私下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件更应优先。赋税固然自古就有，臣希望陛下命令各路转运使：万不得已要实行折变时，只改变百姓所拥有的，不要改变他们没有的；只改变他们能够得到的，不要改变他们无法得到的，这样百姓的困苦就不会加重了。【庆历七年上奏，时任蔡州通判】

译上奏宋神宗，论述江西路严重增加苗钱折纳【吕公著】臣私下听说，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文以上，转运司和籴每斗五十文以上；本来人户应缴纳苗米，却命令一律缴纳现钱，每斗九十文以上，比市场价格增加了一倍，比和籴价格也增加四十多文。臣认为米是土地所生，而钱不是农民所积蓄的；舍弃他们所有的，责令他们缴纳所缺少的，本来就已经不合义理，何况又在正常征收之外取得加倍的收入？抽干池塘捕鱼，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伏惟陛下正处在公私财用都匮乏的时期，奋然振作，寻求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方法，本来并不是想剥削百姓来谋求私利。然而大小臣僚未必都能完全明白陛下仁爱百姓、珍惜万物的心意，以至于有奸巧不仁的官吏，求取小小的忠效和眼前的功劳，以谋求一时的宠幸；他们谋求利禄、刻薄苟且，什么都做得出来。等到祸害殃及百姓，怨恨归于皇上，上下反而彼此防范，安然不把它当作忧虑。陛下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是陛下的赤子；然而所任用的官吏违背法令、伤害百姓，竟敢做到这种地步吗？如果再不加以谴责，那么即使有仁爱百姓、珍惜万物的心意，又凭什么取信天下呢？兼且听说本路转运司都是奉行指挥，却仍然作出这样的处置。伏乞朝廷特别派人访察并施行。【熙宁三年上奏，时任御史中丞】宽恤 上奏宋仁宗，请求趁明堂赦书大施宽赦广大的恩泽。包拯 臣听说先帝在位时，冬季十二月发生雷震，司天监上奏说，这预示国家应当施恩布泽，但恩泽还没有及时施及百姓。先帝召见辅臣，对他们说：“这是上天用来警戒我的。况且河北、关西的戍兵尚未停止征战，百姓劳苦不息。又有三司、转运使等大肆扰民的事情，名目种类繁多。大的应立即减省，小的全部免除。将来改元时颁布赦书，你们应当把百姓的各种弊病全部采集起来，列成条目，务必使恩泽施及百姓。”先帝爱民的心意多么伟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陛下求治的心意来看，也正是先帝的心意。臣切实听闻和看到，陕西用兵以后，朝廷急于供应运输，作了许多筹划。丁夫征发和赋税本来都有固定数额，超过这些数额便全都成了无名的额外征收。其他酒税钱粮之类，也有固定的额额。然而贪图宠幸和利益的人，只一味向下搜刮聚敛，前后官员都务求互相超过。前一个增加防秋十万，以图求厚赐；后一个又增加防秋十万，以图求优赏，一天比一天严重，哪里有穷尽？百姓的力量已经困竭，所以天下的疮痍直到今天还没有止息。由此看来，这些做法实际上难道是为了国家吗？如果果真为了国家，难道不会把爱护百姓放在心上吗？《礼记》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 那么先王对于百姓的生命又会怎样看待呢？如今虽然用度稍有窘迫，而各州旱灾水灾接连发生，也应当宽待养护百姓，巩固国家的根本。根本不稳固，国家从哪里能够安定呢？何况朝廷近来下达诏令，没有一次不是把宽解百姓、爱护万物放在首位的，可是有关官司往往不能立即遵行。这样就是陛下有忧虑百姓的心，而百姓却没有途径知道，使君王的恩泽壅塞在上，民情郁结在下；这些都是先前有关官司的过失，恐怕不是广布和乐仁厚之德、安慰百姓深厚心意的办法。臣请求，自从西部战事以来，一切权宜之事中沿袭未改的，等将来明堂赦书时，把遗留的弊病全部采集列成条目，一律改正，作为固定制度。民间夏税、秋税，除按惯例输纳外，不得以非正常的方式支移折变；茶税、盐税、酒税等课利，一律仍按旧定额办理，不许擅自增加或减少。各种拖欠，从来每逢恩赦，即使不论本人是否在世，也一定追究来龙去脉，只求追捕催缴，很少能够免除。请求命令今后凡按理应当蠲免的，不再拘系逮捕，造成更多烦扰，并命令迅速核查免除。有关官司如有拖延违抗，必须严厉实行贬黜惩责。这样，上可以遵循先帝的心意，下可以挽救当今的祸患，使四方百姓知道陛下宽广的恩泽确实施及他们，那么天下幸甚。【皇祐二年上奏，时任知谏院】上奏宋仁宗，请求当面释放拖欠者　　包拯 臣恭敬地看到明堂赦书规定：凡在今天以前天下所欠的官物，都应当向有关保人名下催促交纳；如果原本不是侵吞盗用，或者虽属侵盗，但如今本家以及相关保人确实都没有可以抵偿的财物，就命令所属县和转运司核实证明后上奏。那些已经多次经官吏证明，三司却还没有给予免除的，限赦书到达一个月以内，命令当地先详细列出以往核实证明的数目，申报本路转运司，迅速核实连同材料上奏，再议定一并免除。这实在说明陛下忧虑百姓到了极点。然而臣历来看前后赦文，凡有恩赦宽免，无不周详完备，但有关官司往往搁置违阻，不能立即遵行。臣私下听说，真宗咸平年间，亲自驾临便殿，释放三司引来审问的各种违欠人员，共四千一百零六人，计所欠物资八万三千余数。先帝认为，恩诏每次宽免拖欠，官司却一定追究事情始末，有的拘禁、追捕，反而增加烦扰，所以命令把人登记引来，当面释放。先帝忧虑百姓、体恤万物的心意多么伟大，只怕有所不及。伏望陛下特别降下指挥，委托三司把所有应当处理的各种拖欠人员，分别查明原因，逐一分类汇集，详细记录申奏，并命令引见，审慎斟酌后免除。这样，恩惠便从上面发出，弊病便在下面断绝了。【皇祐二年上奏，时任知谏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一百六人〕 上奏宋哲宗，请求免除停征的税赋　　梁焘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冬天严寒，今年秋天大旱，遭灾百姓如同躺在焦热中，每天盼望圣上的恩泽洗涤他们的创伤。陛下畏惧上天的警戒，忧伤百姓的疾苦，诚心在内修治政事，在外保持未受损伤的清静治理，臣愿陛下宽解圣心的忧劳。但应当采纳公正的意见，讲求仁政，坐等明白的恩典和实际的惠泽遍及四海，这样上天的监临明明可见，也会降下嘉福。臣认为百姓已经困苦很久，年年又接连饥荒，如今冻饿已经足以令人深忧，今后流离失所更是大患。正当朝廷以衣食抚养安定他们，坚定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爱惜父母妻子，留恋祖坟、乡里，相互扶持而不背离，相互至死相随而不离去。不背离，盗贼就不会兴起；不离去，田野就不会荒芜。巩固根本、安定国家，关键就在这里。臣听说天下停征的税赋，编敕规定了限年催促办理；即使催理的命令是在丰年实行，却常常遇到灾伤，偶尔稍有收成，官府仍执法督迫，催限期满。即使获得十分丰熟，也会随各种名目分割摊派，所以民间愁怨纷纷，总把拖欠当作苦难。官府收入本来就限在规定数额之内，往往仍然不足，以至于使用严刑峻令，才勉强做到一无遗漏；官府库藏稍有补益，百姓家中却完全空了。三年一次遇到大礼，最终借赦恩免除，这在公家只是留下有理欠的名目，在私家却造成刻剥的弊害；这是在公家保存空名，在民间施行实际弊病。

译这样的做法危害如此之大，对治理之道有什么益处呢？臣请求圣上慈悲，特别降下指挥，查核遭受灾伤的路分，把元祐二年以前现存的停征税赋一律免除，以救助百姓。如今眼前的急务就是如此；那么明白的恩典和实际的惠泽便会下及偏远之地，百姓感激欢欣，全都归于圣上的德泽。如果郡县任用得人，恭敬体察诏令，进一步寻求慰劳招徕、安定集聚百姓的方法，使他们免受冻饿流离之苦，接着又赶上麦子成熟，最终保全平安；和气充足，阴阳自然调顺，四时协调有序，百谷因此成熟。几年之间，税赋收入便可以增加到原来停征数额的几倍。陛下如果一定想救活保全百姓，这件事最为切合。伏望陛下从内心裁断，不容许有人反复改变，使朝廷内外都明白这非常的恩典出自两宫，那么天下幸甚。贴黄：臣深切认为，明年举行大礼本来就有恩泽，理应借赦书免除停征税赋。如果现在便实行免除，只不过是提前一年而已。何况大礼恩泽是常有的事情，民间人人都在盼望；如今趁着灾伤施加恩惠，救济百姓眼前的危急，不是民间通常所期待的恩幸可以相比的。与其让百姓在期待中等待恩惠，不如让他们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受到赏赐；这样他们感激德施，远远超过平常。这就是把平常的事情作为非同寻常的恩典，消解百姓愁怨的情绪，收取四方欢悦的心意；对于治道来说，确实是关键机会，不可错过。伏乞圣上慈悲，深深留意。贴黄：臣恭敬地说，法座之前不过相隔几尺，却应当使四海万里之外欢欣归附、拥戴朝廷的心意常常汇聚于此，不可让一个普通人的愁怨之意乘机而来。这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得到人民、拥有天下的关键道理。伏望圣上慈悲，时时记念，早晚戒慎而不要忘记。臣不胜恳切愿望。【元祐二年上奏，时任潞州知州】上奏宋哲宗，请求收养贫民不限人数 范祖禹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今年冬天严寒异常，圣心忧虑悲痛，救济抚恤小民，无所不至。近来又从宫中拿出十万贯钱赐给贫民，这实在是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正是尧舜的仁德。《礼记》说：“财物聚集，人民就会离散；财物散给人民，人民就会聚集。”臣认为，这些钱财一经散发，人心就都聚集到朝廷了。古代圣人没有不怜悯救济孤苦贫穷者的；尧命舜，舜命禹，都把天下的困穷作为需要记念的大事。《尚书》称“不虐待无所告诉的人，不遗弃困穷的人”，说的就是帝尧能够做到这一点。把他们放置不管而不救恤，就是虐待；抛弃他们而不供养，就是遗弃。伊尹称赞商汤说：“先王像子女一样慈爱困穷者。”周公说：“文王怀抱保护小民，施惠于鳏寡。”孟子说：“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从鳏寡孤独开始。”圣人养育天下百姓，使贫穷者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那么不贫穷者自然也会安定。所以古代治理政事，一定先救济困穷百姓。本朝自祖宗以来，惠恤孤寡，实行仁政的事情不止一件；每逢大雨大雪，便发放公私房钱，甚至粜米、卖炭、散发钱财；有人死亡，就赐钱安葬，恩惠施及生者和死者。近来朝廷无不照样举行，又发放内库钱财，降下非常恩典，德泽深厚，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陛下这样勤勉地救恤小民，而臣忝居近侍，深思有没有可以稍微补益圣政万分之一的事情，难道能独自沉默不说吗？古代鳏、寡、孤、独以及残废有病的人，都有供养；既然得到供养，就不至于冻饿而死。朝廷自嘉祐以前，各路设有广惠仓来救济孤贫，京师设有东西福田院来收养鳏寡、老人和残废者。到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设城南、城北福田院，共有四院，这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然而每院只规定收养三百人为额，臣认为京师中孤苦贫穷的人不止一千二百人。并且朝廷每逢严冬酷寒，便临时下令救济，仁恩虽然深厚，但百姓中已经冻饿死亡、受损的人很多了。在还没有发生饥荒时预先救济，先制定制度，人就不至于饿死；在还没有严寒时预先救助，事先做好准备，人就不至于冻死。如今每年收养和临时救济两项费用相同，不如多收养一些更好。臣愚见认为，四所福田院应当增建官屋来安置贫民，不限人数，仍依照旧法收养；委托左右厢提举使臣，每到冬月多设法救济，或者发给米豆、设置稀粥，不必专门散发现钱。各位使臣救活的人数，应登记为考核功绩，酌量给予酬劳奖赏；死亡损失多的，也应制定殿罚制度。四厢使臣如果不能遍及各处，就委托吏部临时另行选派四名使臣共同提举，酌量增加给赐，并仍按重要艰难的差使计算。对于救活和死亡损失的殿最，也依照四厢使臣的办法办理。天下的广惠仓，臣深怕州县不把它当作急务，请求再申明已经形成的法令，每年按时举行救济，委托各路监司反复叮嘱，传令所属州县。还应趁巡历按察时加以检查，或者在各州另行差派官员核查，使他们知道朝廷对此挂心，令官吏用心赈济，务必让实际恩惠施及贫民，不得轻易把它当作末事。京畿以内各县，也请求命令筹划官屋，依照京师办法收养，不要让远处贫民聚集到都城；还要重新制定禁令，杜绝主管发放之人克扣削减的弊端。这样，物资不会白白浪费，而救活的人会更多。国家富有四海，每年使用系省钱一二万缗，对租赋收入来说不过如海水中的一勺；而饥贫者每天得到十钱的费用，再有升合米粮，就不会死亡。这正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使用的支出，也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情。何况朝廷幸而不吝惜费用，只要进一步修整旧法，推广祖宗的仁政，以符合陛下悲悯爱民的心意，又有什么困难呢？臣深切想到，陛下近来所实行的救济，比这远远有过，而臣所陈述的事情只是极其细微。古代圣人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的，正是为了拯救百姓的性命，所以相关制度不可不完备。臣的意见如果稍有可取之处，伏乞陛下详细斟酌施行。贴黄：臣私下看到，四所福田院的条制规定，每院每年特许一名僧人、三名行者剃度，并给予恩推，恩泽已经非常优厚，而收养人数并不多。如今如果增加收养人数，也请求详细斟酌，确定恩泽的数额：每救活若干人，便剃度一名；如果死亡损失达到若干人，便减少剃度一名。这样才可使各方都务求保全养活人民。【元祐二年十二月上奏，时任著作郎】上奏宋哲宗，论述积年拖欠　　苏轼

译臣听孔子说过：“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使他们投入战斗了。”百姓先富裕起来，再加以教导，然后才可以使他们参战。古人所说的善人，比起圣人来还差得很远。如今二圣临朝执政至今已有八年，仁爱、孝顺、慈惠、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国库和粮仓一天比一天困乏，农民一天比一天贫穷，商贾不能流通，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凭着圣上的资质，却没有达到善人的功效，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每到一地，都访问年高有德的老人和有见识的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着宽厚的政令，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着，好像背负千钧重物行走，只要不倒毙就算幸运了，哪里还有空抬头振臂，去谋求一日三餐以外的生活呢！”如今大姓富家，从前号称天下无比的富户，都被市易务弄得破产，十家中只剩一两家了。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守令，守令督促吏卒，公文天天送到百姓家门，鞭打也天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户，也会变成贫寒小户。从祖宗以来，每逢颁布赦令，总要说：“凡是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有侵吞盗用而本家和保伍之人都没有家产的，一并免除。”祖宗并非不知道官物亏失、奸民侥幸免罪的弊端，只是百姓既已困竭，无从谋生，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放宽追究，就会被奸吏蚕食；逼迫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作乱的凭藉。因此一概免除积欠，天下百姓就会悦服；即使有水旱灾害和盗贼，百姓也不会想到作乱。这就是舍弃虚名而取得实际利益。自二圣临朝以来，总把施行宽免、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后的赦令，或随事发布的指挥，都遵循宽厚原则。如今催收的积欠中，十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宽免的。然而官吏刻薄，和圣意相违，玩弄文法，巧言诋毁，使本应免除的不能免除。监司把催收积欠当作自己的职责，守令上受监司逼迫，下受胥吏驱使。大抵一个县若有一千家、一百家被监催积欠，县中的胥徒便人人欣喜，每天都有所得；如果一旦免除，这些人就会寂寞无所得。若不是有力量的人家纳赂请托，谁肯施行圣恩宽免？而拖欠积欠的人都接近饥寒，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供蚕食的人，胥吏便教唆他们牵连普通人，有的说某人私下擅自买了抵押产业，有的即使并非私下交易，也说买价不合规定。像这类诬陷便蔓延追捕，从甲牵连到乙，从乙牵连到丙，没有穷尽。每到期限，百姓只能空身到官府，有时三五个期限才能弄到一二百钱，称作“破限”。官府得到的钱极少，而胥徒所取却几乎没有一天落空。俗话把这类人称为县胥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贾贩卖货物，按惯例没有现钱交易；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可得，必须今年索取去年赊卖的货款，明年索取今年赊卖的货款，然后才能计算周转，使买卖双方相互接济。如今富户已经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不能流通。这就是酒税收入日益亏损、城市房屋店铺日益空置的原因。各路连年发生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可是转运司困于财用，按惯例不肯减免税赋，即使减免也不全部据实执行。虽然没有明文指挥，却用上司的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按惯例都拖欠税赋。把两税欠额核对后，按照实际情况检验减免，结果对官府没有任何益处，百姓却遭受追逼、骚扰、鞭打之苦。近来诏令规定，凡是积欠，都分成十份催纳，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可是有司说，只有积欠文书上注明依阁的，才可以依照分十份的指挥，其余都必须一并催收。即使全部依十份缴纳，吏卒也一定不肯少收而分期催取，必然索取贿赂。百姓既然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会一直存在。即使分成一百份，也和分成一份没有区别。臣先前任杭州知州，又任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见到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日益穷困窘迫，死亡超过一半；而欠籍仍不注销，以至两税亏欠，课利流失，农民和商贾都受困，公私一同窘迫。由此推断，天下大概都是如此。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老人个个面带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荒年。天灾流行时，百姓即使缺粮，缩衣节食，仍然可以活下去；丰收年一旦催收积欠，胥徒守在门口，枷锁棍棒加在身上，百姓想求死都不能。老人说完便流泪，臣也不知不觉流下眼泪。臣所到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朝廷大举催收积欠，所以流民不敢返回故乡。臣听说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我常不相信这句话，按今天的情形看，恐怕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水旱灾害杀人，超过老虎百倍；但百姓害怕催收积欠，又超过害怕水旱。臣仔细估计，每州催收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若从天下计算，就是常有二十多万头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生？朝廷的仁政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臣自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核查本州积欠作为事务。对于按道理已经有条令可以免除、而官吏却不肯执行的，臣便指挥本州立即免除，现已办完。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令中还没有明文规定的，暂且命令本州停止催理，听候朝廷指挥。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但条令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停止催收。伏望陛下特别留意此事，明白诏告大臣，早日赐予裁决并下达施行。【元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学士、知扬州；苏轼所陈六事，本文多有删略。】《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劝课 上奏太宗《聚集民众议》　陈靖 臣恭敬地认为，天生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土地生长百谷，粮食是百姓的财产。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兴盛，百姓没有财物就不能聚居。因此《尚书》有“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的训诫，《易经》有“聚集人民叫作财”的话。考察这些格言，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古代先王聚集百姓，难道能亲自耕作给他们粮食、织布给他们衣服吗？只是为他们打开经商谋利的门路，指示农桑这一根本，使他们能够养生送死，尽力耕作田地，而不产生轻视家业、离开故乡的念头。由此可知，治理国家的道理，以聚集人民为先。人口聚集，田野就没有闲置的土地，家家没有物用不足，义夫节妇也由此产生。在家内就能对亲族姻亲恭敬和睦，对外就能同乡党协和相处，争讼无从发生，邪伪无处安身。想让教化不施行，也不可能。假如不是这样，官府就没有固定的户籍，社会上就会有流动游民，叛党凶徒也由此兴起。小则侵犯乡里，大则侵扰州县，礼让无从兴起，仁信无从施行。想使刑罚不用，岂不是很难吗？所以君王应当察看顺逆的端倪，推究国家存亡的道理，设置职官以掌持国本，建立井田制度以节制百姓的财产。贫弱者不使他们饥寒，富豪者不使他们兼并土地，使大小都得到救济，远近共同归附。这样以后，赋税调发就能公平，国家没有苛刻搜刮；百姓衣食得到供给，人民没有其他非分要求。仓廪充盈，风俗安康，人口众多而且富足，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使四海百姓都像一家人的子弟。即使风雨失调、螟虫蝗虫成灾，也只能造成小忧患，不足以造成大危害。然而自秦朝破坏周代制度，开通阡陌而崇尚战功；汉朝沿袭秦朝规制，又增加算缗钱以夺取民利，因此使国内都怨恨，天下不得安宁，终于有刘邦、项羽相争，王莽、董卓作乱。到了晋、魏，直到隋、唐，其间明主昏君交替出现，治乱相继，有时增加搜刮剥削，有时施行宽平政策，有时用于国家而取资于百姓，有时有利于当时却贻害后世。损益的道理，史籍都记载得很清楚。既然如此，土地生产财富有时限，人的劳作也有疲倦。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时势来测度土地，察知人的疲倦来顺应百姓，使人的力量不断发挥，财富生产不至枯竭。那么聚集人民的要领，就在这里了。如今国家富足，天下治理胜过三王，堵塞了汉代刘氏的邪路，铲除了晋代石氏的错误根源。天下所有百姓，谁不是君王的臣民？宇内所有舟车，都输送贡赋。役使众民，今天特别超过往代；论其丰盈程度，远古也难以相比。可是现在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荒废的土地也不少，百姓面有冻饿之色的达到十分之五，这难道不是户籍还不精确、劝课还不完备吗？臣愚昧地认为，精确户籍没有比遵循闾伍制度更好的办法，完备劝课没有比重申殿最考核制度更好的办法。这样，游散劳动力一定会消除，荒地也会全部开垦。管子说：“想治理国家，先要了解人民；想了解人民，先要弄清土地。”黄帝有乡井制度，周人设置三遂之官，使什伍之间彼此监督，里邻之间互相担保；有无可以互相借贷，长处短处可以互相商量，生产可以互相调剂，死亡疾病可以互相救助，危难可以互相帮助，婚嫁可以互相作媒。个人顾念自己的家庭，家庭守护本户成员，逃亡者没有地方隐藏，迁移者没有人跟随。想隐藏反而显露，不救助也能获得救助，所以百姓有安居故土的心意，官府没有漏掉人口的忧虑。主政者的命令可以施行于百姓，百姓的心可以系属于主政者。人口多少的数额，老幼都完整登记。因此《周礼》每到孟冬，司徒便献上人口数，周王拜受，冢宰从旁复核，于是命有司登记在天府。重视民籍到了这种程度。到了东晋，按土地所在地编定百姓户籍；北齐时期，民俗也便利于这种制度。陈朝灭亡、隋朝乱后，法纪紊乱，纲纪衰颓。到了李唐，大力革除这些弊病，于是设置村正掌管乡村田野，设置坊正管理城市居民。大体上，这些条文制度与今天相似。不过当时的村正、坊正都选用强干、廉洁、公平的人，州官、县官完全掌握丁口的生死存亡，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共三份：一份供省司使用，一份留在县中主将处，一份送交州府核对。因此上级尽心尽力，下级竭尽力量，彼此检查谨慎，没有人敢欺骗。又加上纠察揭发奸伪错误，督促考核租赋，依照等级分别实行劝勉和惩罚。如今州里的户籍数额没有上报，天府也没有听说一定处罚；县里人口有遗漏，州司也因此默不作声。人口存亡只听任里胥，增减全由田畯决定。土地上的奸恶已经明显暴露了，官府才知道；一户人家死亡了，遇到差徭才开始申报。这样做，怎么能不掩盖户籍的弊病，使逃亡者重新回到农业呢？所以说，这是“户籍还不精确”。再说，土地是谷物生长的地方，谷物是人的命根。土地不耕作，就无法取得粮食；谷物不成熟，就无法养活人民。因此古代住宅周围有荒地、田地没有开垦，都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用来勉励勤劳、惩罚懒惰。汉代诏书说：“《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以粮食为先。”这确实是家家富足的源头，也是刑罚得以废置的根本。因此应当优厚农业、减轻赋税，把它和孝悌同列为考核科目；重视农业到了这种程度。到了孝平帝元始初年，设置大农部丞制度，分区管理劝课，逐处督促耕作蚕桑。不到两三年，中原开垦田地九百万顷，家家物资充足，百姓生活有余，流亡者逐渐返回。又有晋朝司徒石苞上奏说：“郡县对农桑还没有设置殿最考核，应当增加官属，负责巡察检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百姓从中得到利益，后来有时松弛废弛，不能一一列举。到了李唐开元年间，便设置口分田、永业田，各自确定顷亩数，按照等级分配；这在事务上虽然过于繁琐，但也可以作为长期制度。然而臣切实看到，先前已有诏令，遍下各州，让各地设置农师，仍然是为了劝导人民回到农业本业。可是虽然有诏书，却没有负责主持的人，坊村可以因循敷衍，郡邑不担心殿最考核，于是使耕作之力仍然遗留在田野之间。因此说，劝课还不完备。臣所上奏的上述事情，兼采前代制度；如果陛下不嫌弃微薄意见，特赐施行，那么臣请求依据法令，在村坊之中增加保伍组织，按照土地所在编定户籍，不论侨居何处，凡属流浪游荡之人，都归入户籍管理。然后按人口数授予土地，五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轮流检查，责成他们从事农桑，不容许游手好闲、靠吃闲饭的人，也不放纵懒于耕作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