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译这就是臣日夜辗转反侧、替陛下忧虑的原因。如今百姓所受的大害，不过三五件事而已。倘若陛下像刚开始听政时那样，直接从宫中批出指挥，命令废止某事、废止某事，那么奸邪之心自然受挫，陛下的圣恩也就施行了。臣昨日在河北任知县时，奉行青苗、免役、保甲法，亲眼看到它们的危害，深刻而且详尽，不像其他人只是泛泛了解。比如青苗法，确实是困害百姓的根本，必须全部废止，百姓才能苏息。可是近日的指挥只命令收取和发放青苗钱，不设定数额罢了；这样困害百姓的根本，十分之八九仍然存在，陛下一定不知道。役钱，是天下亿万户人家共同苦恼的事情，必须像过去一样重新实行差役法，百姓才会便利安宁。可是近日的指挥只命令减少宽剩钱；亿万户人家共同苦恼的事情，十分之七八仍然存在，陛下一定不知道。保甲法的危害，使三路百姓如同处在沸水烈火之中；这未必全是法令本身的弊端，大概是提举一司上下官吏逼迫所造成的。近日的指挥虽命令冬季教习，但官府机构仍然保留；造成保甲危害的因素，十分之六七仍然存在，陛下也一定不知道。这些都是奸邪之人坚持错误、粉饰过失，用巧言强辩欺骗迷惑圣听，只略微显示更改的样子来迎合陛下的圣意罢了，并不是出于至诚为国家除去大害、恢复大利、使百姓便利，作为太平长久的谋划。这就是忠义之士的良心至今仍感到亏欠的原因。天下有识之士都说，陛下不截断祸害的根源，百姓就没有安乐生活的可能；不屏退群邪，太平终究难以达到。臣希望陛下奋然独断，像刚开始听政时一样施行这几件事，那么天下的大局就无事，陛下也可以高枕而卧了。臣对这种愤懑以及献纳忠言的诚意，实在难以自已。附呈意见：如果坚持这种议论的人认为青苗、免役法仓促废止，恐怕国家财用不足，那么请陛下询问他们：治平、嘉祐年间以前，国家财用为什么没有缺乏？希望命令他们研究清楚后施行。臣蒙受圣恩，从疏远之地被召回，发誓不结党来欺骗天子的听察，而以孤忠侍奉仁圣；言语触犯众多人的怨恨，只希望陛下竭力赐予支持，使臣能够尽献愚见，以报效万分之一，暗中成为陛下聪明决断的辅助，臣实在万分幸运。【元丰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讨论革除新法中不便民的部分 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从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早晚勤勉不懈，把爱护百姓、安定国家作为职责。善于治病的人，一定会追究疾病的来源，攻治最紧急的病情；救治希望迅速，祛除希望彻底。臣观察如今公私财力耗尽，远近地区疲敝困乏，大体上都源于用兵。兵器是凶器，是天下的毒害，是财用的蛀虫。圣人平定暴乱，只有不得已时才使用它。自唐朝中期以来，藩镇骄横跋扈；到了五代，群雄相互争逐，四海九州被瓜分而衰败溃乱，彼此吞并残害，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持续了二百多年。太祖承受上天的明命，四处征讨不服从者，光大开启了宋朝的国运。太宗继承太祖，又完成了他的功业，于是大禹所治理的疆域全部归宋所有。此后便收藏兵器、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年纪达到期颐，也没有见过战争。官吏遵守法度，百姓安居乐业，鸡鸣狗叫相闻，炊烟彼此可望，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的极致，是自古以来少有能够相比的。等到神宗继承帝位，他才略雄健、气概英武，认为幽蓟、云朔沦陷于契丹，灵夏、河西被拓跋氏占据，交趾、日南受李氏控制，不能全部设置官吏、收取户籍赋役；与汉、唐的疆域相比，仍不完整，深以为耻，于是慨然产生征伐开拓的志向。于是边境的武夫窥伺微小利益，竟敢放肆发表大言，只知道邀功，不顾国家祸患，争相夸耀剩余勇力，自称如果卫青、霍去病没有死，自己也可以与他们相比；那些白面书生披阅文书、按图索骥，玩弄过去的成例，不知道随机应变，竞相献上奇谋，自称张良、陈平再生。聚敛之臣搜刮财利，细剖微析，连秋毫也不放过，以供军费，专门致力于市恩，却不顾百姓死活，各自陈说所谓遗利，自称桑弘羊、孔仅再世。众人共同误导迷惑先帝，以求取得荣宠官位。于是设置提举官，强行发放青苗钱，多收免役钱来聚集货币；又驱使田间百姓组成保甲，使他们放下农具、学习弓箭；又设置都作院，征调筋、皮、角、木材，大量制造军器；又豢养保马，使农民卖掉耕牛，购买杂交良马，于是农民开始忧愁困苦。把各军分割开来，不论边州还是内地，都设置将官统领；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全都不得参与其事。舍弃祖宗教阅的旧制度，背诵射法，模仿戎服和机械阵图，竞相追求新奇；早晚都要到场操练，很少能够休息，于是士卒开始怨恨叹息。设置市易司，强行收购、垄断买卖，坐在店铺中贩卖货物，把商税名目增加到菜蔬瓜果，商人于是开始贫困。又制定赊贷之法，诱使不肖子弟借贷，导致他们家产破败；又命百姓用实封投状竞价购买坊场，以致这些人的子孙、邻里、保甲受到牵连，财产被籍没，仍不能偿清债务；又提高茶盐定额，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强行摊派给百姓，使他们无法食用完，又用刑罚威逼，迫使他们破产交钱。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边境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应。长期训练士兵、积聚财物以后，才使用这些军备。然而太平日子久了，人们已经忘记战争，将帅愚昧懦弱，军队骄纵懒惰。再加上筹划军事、决定胜负的竟是浮躁奸巧之人，不了解敌我情势，轻率妄动，因此军队困顿于灵武，力量疲竭、粮食耗尽，溃败而归。执掌兵器的士兵、肩负粮食的民夫，尸骨暴露在塞外，将近几十万人。修筑永乐城时懈怠疏忽、没有防备，放纵寇敌延续祸患，城中所有人都被杀戮，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这些事情还没有足以威服戎敌，中原却已经先困顿了。先帝深深悔恨这些事情，厌恶喋喋不休的谄谀之言，思念反复求取的贤良之士。还没有来得及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战争使百姓富足，就突然抛弃天下而去。这就是臣所说的痛心疾首、泣血追悔悲伤之事。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帝业，太皇太后共同听理政务，首先告诫边境官吏不得妄自出兵侵掠，使朝廷内外都得到安宁。

译如今契丹继续保持友好，秉常前来纳贡，干德奉上表章，征伐开拓的议论都已经停止了。那么过去设置的提举官、发放青苗钱、征收免役钱、训练保甲、设置都作院、豢养保马、设置将官、设立市易司、用实封投状购买坊场、增加茶盐定额、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全都成了虚设。陛下幸而下诏让臣民各自陈说疾苦，已经送到的有一千多道，没有一道不说到这几件事；由此足以知道它们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是众人共同知道的，并非臣一人的私言。利害已经明白显著，像日月一样清楚，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可是群臣仍然习惯于苟且求安，因此害怕更改；虽已稍加裁减，监司仍然原样保留，将官仍然存在，保甲仍然教阅，保马仍然饲养，边州屯戍没有减少，军器制造没有停止，茶盐的新定额仍在，差役的旧法也没有恢复。因此用兵虽已停止，公私的劳役和费用却仍未停止。这样因循不改、不能改变道路，几年以后万一遇到水旱大灾、严重饥荒，盗贼群起，给国家造成的忧患，哪里敢全部说出来呢？臣希望陛下从圣心果断决定：凡是王安石等人制定的新法，确实胜过旧法的就保留；其余凡臣民认为不如旧法便利的，都要痛下决心加以整理革除。这虽然不是一天之内可以办成的事情，但请陛下晓谕执政大臣，因臣民所上实封奏章，认真讨论其中的利害，进呈给陛下裁决后施行。过去夏朝遵循大禹的教训，商朝采用成汤的法度，周朝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这是因为开创基业、垂示统绪的君王把谋划留给后代，后世应当谨慎守持，不能丢失。如果各种安排都大体遵循旧章，只要使政事全都恢复到熙宁初年的样子，那么百姓万物就会欣欣向荣，天下太平，再没有其他事情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革除弊端不能仓促，应当慢慢地逐步进行。这与让医生治病，却说不要让病很快痊愈，也不要把病根彻底除去，有什么不同？这样替医生谋划也许是好的，替病人谋划又有什么好处呢？【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请求废止免役法　刘挚 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即使一条治道已经衰败，其中寄托于刑名法令和制度条数的部分，也必定会有偏颇而不能振作、昏暗而不能施行的地方。圣人根据时势改变它；改变了就能通达，通达了才能长久，从而穷尽天下的利益。这就是五帝制度各不相同、三王政体也不一样的原因。国家承接唐末、五代的衰败局面，祖宗创制立法，顺应时势的需要，适应事物的变化；即使圣明的君主相继而立，法令也年年有所增加、岁岁有所损益，有时兴起，有时废止，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至于安民和适合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也就是所谓治道中衰败的部分，却从来没有改变。神宗凭仁厚明智的思虑，通晓因革变通的道理，对各种政令制度，有的急切施行，有的缓慢安排，大力解散并重新整顿，因此天下都受到它的利益。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已经二十年了，所谓偏颇而不能振作、昏暗而不能施行的弊病，大概又出现了。事情不止一件，其中大的问题就是役法。役法的弊端彼此首尾相连，相关需要更改的就是坊场和吏禄。起初因为徭役安排不公平，农民劳累破费，所以命令有司商议如何平均施行；有司却没有深入思考其中缘故，竟一概废除祖宗差役的旧诏，改为由官府自行雇人，以户为单位征收钱财来充作雇工工资，称为助役，又称免役。从上等户直到下五等户，过去本来没有承担差役的家庭，如今一概征收。也就是说，在赋税、科调以及各种名目的索取之外，又增加了这种沉重征敛，每年缴纳没有尽头。古人说过：平地上没有铜矿，农家没有生钱的炉子。如今缴纳必定要用钱，而土地出产的只有丝帛、谷物和粟米；即使年成丰收，州县逼迫之下，也不得不低价卖掉它们，因而没有东西养活自己。如果遇到荒年，就只好变卖家产，或者以加倍的利息向兼并之家借债来应付期限，又没有减免的办法。州县中上等户一向少，中下等户一向多；自从此法施行以来，簿籍不公正，为了摊足钱数，各地临时任意升补，把下户列入中户，把中户列入上户。如今天下往往中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的上户每年缴纳役钱有达到数百缗甚至一千缗的，每年缴纳没有停止，直到贫困枯竭以后才有裁减的期限。过去乡县的差役轮流替代，上等的大役最快十多年才轮到一次，若是下等差役，通常也要两三年才再轮到一次；即使有劳累破费，与如今每年遭受重税式征敛的危害相比，哪一种更多呢？如今天下钱越来越贵重，货物越来越轻贱，百姓也越来越困苦了。怎么能坐视这种情形而不加防范呢？这样说来，前些日子有司制定此法，并不是有意于减轻徭役、使百姓获利，而是在聚敛刻剥，损害下民、增益上层，为国家招来怨谤，严重违背了朝廷惠爱安抚百姓的本意。臣私下看到，过去徭役中有使人破产、百姓害怕承担的，只有衙前这一役。如今天下场务官司把收入自行出售，每年获得百姓的钱大约数百万，用来支付衙前雇募和酬劳的费用。计算一年收入来支出一年费用，大概宽裕有余，那么衙前这一重役就没有必要再加给农民了。农民除去这一重役之外，只有散从、承符、弓兵、手力、耆长、壮丁之类的差役；这些差役没有大的劳累破费，应当一并采用祖宗的差役法，从第一等户以下通行承担。与旧制度相比，徭役已经轻了。治理百姓的人为官府办事，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还要发给钱呢？坊场的制度，旧制是由扑户承袭经营，都有固定数额，不许增加、抬高价钱，也不随意夺取。祖宗不是不知道提高价格对公家有利，之所以不允许，是知道贪图眼前利益，必定会有日后的祸害。新法却让人用实封投状竞价，允许价高者取得，于是小人希求一时的侥幸，争相超过旧额，甚至达到两三倍；过去一百缗，如今有的达到一千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他们彼此勾结囊橐，虚构根本，课额既然过大，实际上难以筹办，于是各种弊病接连发生，最终必然亏欠。州县疲于督责，祸患又牵连保任之人，使他们被监禁、拘系、连累，最终也无法偿纳。官府顾惜课额，不肯降价，那么还有谁愿意承买？如今天下坊场中像这样的，十之有五六。因此，实封增价所得的钱，与失败亏欠所损失的钱，几乎不能相抵。财富只能使它流通，却不能把它搜尽。稍微舍弃一部分利益，与百姓共同享有，那么公私相互接济，利益才能长久。臣想请求废止实封投状之法；天下各处坊场，委托各路转运司、提举司，把现在购买名额所定的净利额数，与新法以前的旧额相互比较衡量，再根据地方的重要与闲忙，取其中适中的数额，确定为永久定额。全部采用旧法召募人来承扑，希望承扑的人没有破产失败的忧患，而官府收入有固定数额，不致损失。至于吏禄制度，天下吏人的旧制，各路以及州县的法令各不相同，有由乡户差充的，有投名充任的，也有乡差和投名混合使用的。入役以后，既按照案司职位的优劣轻重互相调动出入，以此作为酬劳和折算，又随着年资积累而有出职的希望。实行久远以后，人们自然认为便利。这时有司看到《礼经》中有庶人在官府任职而获得俸禄的说法，便借用这个说法，凭此搜刮百姓。却不知道三代已经相距遥远，其中很多事情不能实行于今日。庶人在官府任职的俸禄，虽然经典中有文字记载，但在法令和数额方面却看不出详细规定。于是凭空制造名目，一概征收百姓的钱，发给吏人作为俸禄。俸禄不重就不足以招募，俸禄不轻又不足以供给。如今内外吏员，除去重法规定的部分，其他每月所给并没有多少；对吏人来说固然不足以解决问题，但官府积累起来、供给天下吏人的费用，大概已经不可计量。无缘无故耗尽百姓财力来支付这种费用，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于所谓提高俸禄来实行仓法，更不合义理。收受一钱以上赃物就处以徒刑，可以说是严刑；于是便认为吏人害怕而不敢受贿，臣实在不敢相信。如今主张此议的人说：禁令既然严厉，吏人一定畏惧，所以法令下达以来犯法的人少了。臣认为，不是犯法的人少了，而是败露的人少了；不是败露的人少了，而是依法定罪的人少了。法网越密，行贿、受贿的人就越会暗中行事、隐匿踪迹，也会设法躲避，所以说败露的人少了。一钱就判徒刑，谁能忍受？谁敢轻易触犯？因此如果有人败露，稍微涉及疑惑隐晦之处，或者不是有告发人应当得到赏赐，官府往往迁就情势，改判平反，把重罪减为轻罪。即使在外路，哪怕是使者也有时会暗示州县这样处理，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说依法定罪的人少了。假使犯法的人都依法定罪，本来也是先王制度中所没有、圣人所不忍心做的。吏人受贿，按法律本来就有相应的刑名；枉法受贿达到一匹绢以上而判徒刑，这种刑罚也并不轻。如今改变先王的刑罚而加重，又多征收吏禄来换取这项法律的实行，是没有道理的。臣愚昧地请求实行熙宁以前的旧法；凡新法创设的制度，以及增加发给的吏禄，都一并减免废除。臣实在不知道避忌。现在衙前的差役，就用坊场价钱来供给；弓手等差役，就按照祖宗的差役法平均承担。吏禄若不是旧法所规定的，一概废止。至于役人被官府牵制耗费以及私役之类，就用熙宁新法加以禁止。如果这样办理，那么所谓免役钱就可以一概免除。有人说，免役钱登记在常平钱中，本来不只是用来等待雇募差役的，县官其他费用也多依赖它，因此还不能只从利害来判断。臣认为，役钱由司农寺领取，若没有特别诏令，从来不曾用来供给日常费用。如今废除它并不会损害国用；何况从祖宗以来直到役法改变、役钱开始征收以前的一百多年间，难道不知道役钱可以用来供给国家吗？也就是说，使用财物有节制，征取它就应当有正当的途径。如今天下百姓劳累筋骨，忍受饥寒，冒着鞭笞刑罚，整年忙忙碌碌，只为替公家缴纳钱财罢了。不幸再遇到连年灾荒，实在担心穷困的人流亡迁徙，成为沟中枯骨；强悍之人则铤而走险、忍命犯法，不能再做陛下的良民。这样看来，役钱就是百姓的性命，关系天下安危，怎么能想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法令呢？古代把财富储藏在民间，如果确实使百姓在赋税之外还有能够养活自己的财物，那么他们的剩余就是国家的外府，遇到缓急时再取用即可；无事之时坐等把它们困竭，并不是办法。因此臣认为役钱应当一概废除。役钱废除后，提举常平的官司也可以废去，把现存的职事交给转运司办理就够了。天下既然减少、废除了几十名监司，州县就能稍微从容，上下减少事务，这也不是小小的补益。虽然如此，这只是大体的原则，臣所说的不过是概要罢了。至于法令的细节，或有参差抵牾之处，应当有统一的议论。臣请求从两制臣僚中选派三两名熟悉治体、深知民事的人，设置机构讨论，裁定制定统一条文，由三省执政官主持掌管，等待圣上裁断施行。【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闰三月十八日，诏令交付韩维等人审度后奏报。上奏哲宗请求废止免役法　司马光 臣深切认为，免役法的危害有五项。过去实行差役时，上户虽然要轮流充役，还要承担一些陪备费用，但服役期满以后，可以休息几年，经营治理家产，为下一次服役作准备。如今却年年出钱，没有休息，有的人所出的钱甚至多于过去充役时的陪备钱，这是第一项危害。过去实行差役时，下户本来不充役；如今一律出钱免役，驱迫贫民，剥皮吸髓，家产耗尽，流离迁徙而无处归宿，弱者辗转死于沟壑，强者聚集成为盗贼，这是第二项危害。过去实行差役时，所差遣的都是当地土著良民，各有宗族和田产，让他们作为公人管理各项事务，他们各自爱惜名节，很少敢大肆犯罪；让他们看守官物，也很少敢侵盗。这是因为事情败露、财物遗失时，他们有宗族和田产会受到牵累，内心有所顾忌。如今却招募四方漂泊无赖的人充役，他们没有宗族、田产的牵累，作为公人就肆意作奸作伪，枉法受赃；看守官物就侵占欺骗、盗窃挪用。一旦事情败露，便带着全家逃走，改换姓名，到别的州县投名充役，官府没有办法追捕，官物也没有办法追回，这是第三项危害。

译自古以来，农民所有的不过是粮食、布帛和劳力；凡是用来供给国家赋税和徭役的，没有超出这三样的，都是取自农民自身，而且取之不尽。如今朝廷立法说：“我不用你的劳力，你输纳钱给我，我自己招募人来服役。”却不知道农民拿出钱来比拿出劳力更困难，为什么呢？钱不是民间铸造的，都是由官府发行；上等农户家中所有的，也不过是田庄、粮食、布帛、牛只、桑树等罢了，没有积存百贯钱的。自古丰年粮价低，就已经伤害农民；官府又用免役钱及各种名目的钱来催逼征收，粮价就更加低了。平时一斗粮值一百钱的，不过值四五十文；催逼得更加急迫时，就只值三二十文了。丰年还可以卖粮食来缴纳官钱，若遇灾年，那么粮食布帛也不得不卖掉田庄、牛只、桑树来求钱缴官；既然家家都在卖，怎么能卖得出去？最后只能拆屋、砍桑树来卖柴，杀牛卖肉；今年这样做了，明年靠什么生活？这就是官府立法来断绝百姓生计的第四种危害。提举常平仓司只致力于多征役钱，广泛积聚宽剩钱，以此作为功效，希求升迁任用。如今朝廷虽然有指挥，命令役钱宽剩不得超过二分，但我深切担心聚敛之臣仍会把役钱另立名目，暗中藏匿宽剩钱，使偏远地方的人不能蒙受圣上的恩泽；这就是第五种危害。陛下近来下诏命臣民各自上封事，陈说民间疾苦，所降发上来的约有数千章，没有一篇不说免役钱的危害，由此足以知道它确实是天下共同的祸患。依臣愚见，如今的办法不如直接降下敕命，命令天下免役钱一律全部废罢。各种役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规定的人数，委托本县令、佐官亲自编定五等丁产簿，按此定差；仍命刑部查核熙宁元年现行的差役条贯，雕印颁行。各州所差的人，如果本人愿意服役，就命其服役；不愿服役的，任凭选择雇人代替，有身份行止记录的人也可自行代替。雇钱多少，由双方私下商量。如果所雇之人逃亡，就勒令本人另行雇人；如果他带走官物，就勒令本人赔偿填补。这样，各种公人都能得到其根本依据，有行止的人也少敢作奸犯科，官府各项事务无不可以整治办理。现今已经雇用的役人，等到应差的役人到任后，分别放归。只有衙前一役，最被称为沉重艰难。从前实行差役时，有人因承担重难役而破败家产，朝廷因此开始商议制定助役法。但后来条贯逐渐优厚宽缓，衙前所管的各公库设置了防酒库、茶酒司，并且派将校办理各项上京纲运，招募替代官员，或派使臣、殿侍、军大将押运。至于粗杂零碎的物品，则派将校或节级押运。衙前苦于没有差遣，便不再听说有破产的人。如果今天差人充任衙前，民间所需赔备的财物也少于从前，不至于有人因此破产。如果仍认为衙前户的劳力难以独自承担，就请依旧从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中有房屋产业、每月收取钱达到十五贯，以及庄田每年收获斛斗达到一百石以上者，按贫富分别等级，出纳助役钱；达不到这个数目的，予以免除，其余产业也以此作为大致标准。所有助役钱，命各州逐一桩管，根据所收数额，估计本州衙前重难役的分数，每一分应给多少钱；遇到衙前承担重难差遣时，就按数支给。但还担心天下役人的利害各处不同，因此请在今后降下的敕命中另行指挥，命开封府界及各路转运司抄发给各州县，委托各县官员详细审看。如果依照今次指挥没有别的妨碍，可以施行，就立即照此施行；如果有妨碍，导致不能施行，就命令限敕书到达五日内，详细列举利害、筹划办法，申报本州。本州应汇集各县所申报的内容，选择其中可取的，限敕书到达一月内，详细列举利害、筹划办法，申报转运司。转运司应汇集各州所申报的内容，选择其中可取的，限敕书到达一季内，详细列举利害、筹划办法，奏报朝廷。等奏章送到后，委托执政官员再次详细审看，各按实际情况修改，分别制定适用于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施行，务必使各地的役法都完全合宜。【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皇帝，论说蔡确等人观望不前，不肯同心协力改革法令。吕陶 臣听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得到辨明，王道就能成就；邪人与正人混杂在朝廷，政体就不能纯正统一。这关系到天下安危、治乱的大事，历代君主应当审慎地决定取舍。恭敬地思量，太皇太后陛下临朝以来，念及祖宗创业积累的艰难，思考先帝托付的重大责任，保佑圣明的皇嗣，安养百姓，革除弊政，广施德惠，召用一两个旧日老臣，同他们裁定修正法度，整饬完备纲纪，以传之后世。希望皇帝陛下将来遵循并守护这些法度，那么宗庙社稷就会安定，如同泰山四方的根基一样稳固。太皇太后的圣心所存，难道不是善良的吗？难道不是深远的吗？然而对这些主张持异议的大臣，却不能竭尽忠诚和力量来符合太皇太后的意旨，反而犹豫敷衍、苟且懒惰，习惯旧日的作风，反复观望，彼此坚持两端。推究他们的真实想法，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先帝制定的法令，怎么能仓促改变？将来嗣皇亲自裁决天下政务时，我们这些人都将获罪。第二，国家用度非常广大，如果不从百姓那里取得，怎么能够充足？现在一概免除宽减余利，就会显得财用不足。第三，司马光年老多病，将不能完成这件事。产生这些想法的人，就是蔡确、韩缜、章子厚、张璪。安焘、李清臣则在其中依附逢迎，俯仰徘徊，窥伺形势在哪里，就归附到哪里。

译你们认为先帝的法令不可仓促改变吗？三王的政治也不能避免产生弊端，正因为有弊端才加以改革，这样才能使百姓适宜、万物得利，并使政治体制完整。我曾看过去年正月的诏书，其中说：“愿与四海之人一同洗心革面，自我更新。”那么先帝当时已经知道法令有弊端，也已有意改革了。如今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临朝统制天下，顺应百姓的愿望，随时势而有所损益，大概正是为了成全先帝的志愿。而且君子用德行爱护人，小人用姑息迁就爱护人。对君主提出严格要求，叫作恭敬；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胜任，叫作贼害。如今主张改革法令的大臣，使天下人不再对先帝有所遗憾，这是对君主非常厚重，是用德行爱护君主，对先帝来说是忠诚。那些不愿改革的人，使天下人对先帝有所遗憾，这是对君主非常薄待，是用姑息迁就来爱护君主。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端庄稳重而仁慈孝顺，天性聪明仁厚，将来亲自总理天下政务，看到天下真正太平，回头考察今天的事情，洞察其中的是非得失和原委，就一定会认为厚待先帝、用德行爱护先帝的是正确的，薄待先帝、用姑息爱护先帝的是错误的；忠于君主的是对的，贼害君主的是错的。既然如此，主张改革法令的人，将来就会达到无罪的结果；不愿改革法令的人，将来就会达到有罪的结果，不应当为此私下忧虑而作过分的打算。你们认为国家用度如果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就不能充足吗？那么今天议论改革法令，并不是完全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只是担心小人倚仗法令盘剥百姓，取得过多，所以斟酌其中的道理，除去烦琐苛细，这才是百姓富足、君主难道还会不足的道理。伏望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爱恭俭，德行与天性相成；内无营造土木、游乐玩赏、奢华靡费的开支，外无战争攻伐和过度滥赏的支出，节省费用以宽裕百姓，既然已经得到正确的办法，何必还要过分搜取之后才够用呢？你们认为司马光将要病死，不能完成这件事吗？修订讲求法度，是出于宗庙社稷万世的谋划，并不取决于司马光是否在世。假使司马光已经去世，朝廷谋求治理天下的意图，难道肯中途停止吗？又何必眼巴巴地盼望司马光死去呢？谋划国家大事却存有这样的心思，就是从前辜负先帝，今天又辜负陛下。在熙宁、元丰年间，小人党徒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急于逐利的争相搜取财物，急于求功的争相用兵，结下民怨，招来边患，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加剧。这几个人在那时，有的掌管大农，有的任职近侍，有的总领三司，有的居于二府，然而从来没有进献一句劝告、提出一件建议，只是贪恋俸禄、固守职位，苟且度过年月。从民政方面验证其后果，到了极端，就有市易法的主张，有堆垜之求，有江湖盐法，有京师茶禁。从军政方面验证其后果，到了极端，就有乞弟之役、取兰州、收复灵武、永乐陷落。这些事情，造成的民怨既深，招致的边患又大，但都不是先帝的本意，而是大臣没有任何补报，却反而促成了这些事情。因此臣说：他们从前辜负了先帝。如今太皇太后悲悯百姓的困穷，思考如何安定巩固国家根本，于是讲求治理之道，补救偏失，革正法度，把它交给嗣君，作为万世的福祉。天下人都侧耳注目，每天盼望太平。这几个人在此时不能引咎改过，仍怀有先前的三种说法，观望而不愿作为，或者虽有作为却不愿把事情彻底办完。因此，废除市易法还残留尾巴，抵当、放保甲必须等到年初，贬黜江淮运盐的官员拖延数月才实行，派往川蜀查按茶法的使者则巧立说辞，不愿出发。至于边疆的大患、存守与舍弃的长远防御，全都搁置不议。等到司马光提出一项差役法，他们便公开说它疏漏，暗中讥笑它仓促；他们的党徒又随声附和，妄自传播说章子厚有“五利七难”的说法，喧闹地散播到外面，士人百姓听到的无不惊骇叹息。因此臣说：他们今天辜负了陛下。这几个人存心积虑，大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确实不可以让他们镇守社稷。至于他们居家时的隐秘罪恶、在朝廷中的细小过失、平素声望轻薄、仕历过于侥幸等，言官已经陈述得很详细，陛下也早已知道。臣近来任台职，不敢再重复说明。如今蔡确、章子厚已经罢免，人人都为此称快；韩缜、张璪等人仍然占据职位，实在还没有满足天下公论。伏望陛下特出圣断，辨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要让邪正之人混杂于朝廷。罢黜韩缜等人，以此向天下谢罪，那么王道的成就、政体的纯正，改变起来就会像翻掌一样容易。【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废罢青苗法　　　　王岩叟等 臣等在前些日子接连上章奏言，请求依照台谏官前后所论列的意见，早日下令停止发放青苗钱，至今还没有得到指挥施行。臣等不能明白圣意，仰思自从青苗法实行以来，天下困弊一天比一天严重，不如从前。陛下静处时以尧舜之心为心，行动时以祖宗之法为法，英明高远、博大通达，没有什么不明白。一定知道实行青苗以来，百姓一天比一天惶恐不安，天下人议论沸腾，至今已经十六七年了，必定不肯再认为它便利，却竭力主张实行。臣私下听说有大臣妄进奸邪之言，迷惑扰乱圣听，说恐怕国用不足，希望陛下把这当作富国的办法；由此便可看出这种人毫无见识。如今一个普通人放债取利，做个不停，最后也必定自取失败，何况是治理国家呢？富国有正道，养民有根本，哪有普通人朝夕间做的事情，可以作为国家长久富足的办法呢？近来士、农、工、商四民都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安于自己的职业，所以所得都是苟且取得，所谋划的都是苟且图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四民能够安守本分、安于职业，天下的财富自然将会有余。做士人的不敢狂妄言论、胡乱作为，不敢邀功求进，以致在四方生事而耗费公私财物；每年所节省的费用自然无穷无尽，这是一种富国。

译务农的人没有了无休止索取的痛苦，停止了调发的劳苦，废罢不急需的徭役，宽免非时的扰害，天下从此没有逃亡的百姓，四海从此没有荒废的田地，按时耕作种桑，固定赋税不会缺少，每年收入多得不可计算，这也是一种富国。做工的人不再耗尽材料来制造兵器，不再竭尽工巧来从事土木工程，崇尚节俭、推重质朴，使华丽奢靡和纤巧之物无从陈列；比前些日子有所节省，每月都有积余，财富也就多得用不完。经商的人没有均输之政来损害其生计，没有市易法来夺取其利润，然后都能竭尽自己的谋略，运用自己的财货，使之流通到四方，人人都有余利，国家征税的收入也不可计算，这种富国的效果更是用不完。四民所得的这些好处，哪里比不上青苗钱的利息呢？陛下的大臣不懂得用这些道理来启发陛下的心意，却在年初放出钱，年终收回；早晨放出，晚上收回，只求取得分毫利息来使自己获利，这只是普通富人的做法，哪有替天下办事却做普通人所做事情的道理？陛下只应当考虑养育百姓，不必考虑如何富国。如果专意富国，百姓必然自行贫困；如果志在养民，国家将自然富足。念头一发于心，虽然只差毫厘；落实到事情上观察，结果却会相差千里。关键只在于审慎处理。伏望陛下查考臣等以前的奏章，留心省察采纳，早日赐令施行。【元祐元年四月台省全体上奏】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废罢市易法　　　　　韩川 臣恭敬地认为，朝廷改革市易法，减免所收取的利息数额，往日拖欠的债务也几乎全都释放免除。自从停止赊卖以来，实际用钱物进行交易，每天收入不过三百千，按一分利息收取，每月所得九百千，而且未必能足一分。担心货物积压陈旧，只要达到五厘利息、足以免除处罚，就也把货物卖出。这样每月利息才四百五十千，而仓务总共占用官员六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少于一百人，每月供给俸禄口粮要几千缗，所收利息还抵不上费用的一半。臣私下想，设置市易务，虽然说是为了平抑物价，但其实际事务免不了进行贸易交换以获取利润；即使让它取得利润，确实足以补助国家费用，尚且还不可行，何况如今所收利息还抵不上费用，难道还可以继续吗？请在市易务监官、监门之内各留一人，并留下实际办理事务的公人催收欠负；对外则结清现存货物，限定日期，此后不再收购。【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此前元丰八年七月上疏，诏令废罢各市镇的市易、抵当；八月又诏令废罢各州县的市易。到这时韩川上疏，才诏令废罢京城的市易务】上奏哲宗皇帝，请求约束州县，不得强行摊派青苗钱 司马光 臣查考先朝最初发放青苗钱时，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所以当时的指挥规定必须取得民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后来因为提举官急于求取现成的功绩，致力于多发青苗钱，便诱导、胁迫州县废弃而不执行诏书，名义上说是自愿，实际上却是强行摊派。有的把全县百姓召集起来，有的逐门逐户抄录查点；也有无赖子弟欺骗蒙蔽尊长，钱并未进入家中；还有他人冒用姓名、弄虚作假把钱领走，根本不知道是谁。等到追究收取时，却都归到本户名下。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全部废除提举官，不再设立定额考核，天下没有不欣喜拥戴的。前些日子四月二十六日有敕命，命令发给常平钱谷，限定二月或一月，只是因为民户想借取，能够及时使用；又命令一半留在仓库，一半发放，只是为了规定发放数额不得轻易超过这个限度。至于取得民户自愿、不得强行摊派，则完全遵循先朝的本意。臣担心州县不了解敕意，会以为朝廷又想多发青苗钱谷，广泛收取利息，召集摊派，催逼责罚严厉急迫，一如过去设置提举官时那样。如今想请续降指挥，下达各路提刑司，告示州县：必须等到民户亲自执状、结保，赴县请求领取常平钱谷时，才可以勘验核实，依条支给；不得像以前那样召集抄录，强行摊派。还要命令提刑司监督刑狱事务，时时认真举察；如果有官吏像这样违法扰民，就立即拘取审问，依法施行。【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左仆射】上奏哲宗皇帝，驳议青苗法　　　　苏轼 臣恭敬地看到，熙宁以来实行青苗、免役两种法令，至今已经二十多年；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刑罚一天比一天严酷，盗贼一天比一天增多，粮食布帛一天比一天贬值。详细计算它们的危害，有说不尽的地方。如今朝廷大臣，都是当年曾经痛心疾首、流泪叹息，想停止这些法令却无法做到的人。何况二圣恭谨克制，只听从善言，免役法已经全部革除，而青苗之事却仍沿袭旧法，只稍加损益，想采取扭住手臂、慢慢地每月偷取一只鸡的办法。譬如有人服药，病情日益加重，身体日益衰弱，饮食日益减少，却始终不说这种药不能服，只是减少药剂、改变汤药后继续服用，这可以吗？熙宁的法令本来就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它的危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即使再次禁止强行摊派，它的危害本来就仍然存在。农民之家量入为出，节衣缩食，即使贫穷也还能维持。如果让他们额外得到钱，花费自然会扩大，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何况子弟欺骗父兄、民户冒名诈取，正如诏书所说，这些情形本来就不一定是强行勒取造成的。从前州县一并实行仓法，在发放和缴纳之际，十成中要耗费二三成；如今既已废罢仓法，又免不了有人乞取，十成中要耗费五六成，这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官吏行为无状，在发放钱粮之际，必定让酒务设置鼓乐、倡优，或者设置关扑，出售酒牌子，农民甚至有空手回去的。每次发放青苗钱，酒税就突然增加，这正是臣亲眼所见、因此流泪的事情。二十年之间，因为拖欠青苗钱而卖掉田宅、出卖妻女、投水、上吊自杀的人，多得数不清。朝廷难道忍心再实行它吗？臣认为四月六日的指挥，以发放一半作为定额，与熙宁法令最初实行时没有丝毫不同。而本月二日的指挥，仍允许民户自愿，却没有免除设置办法，实际上是张网捕民，使他们一时快意，却不考虑日后催收缴纳的祸患；这两种办法都不是良法，彼此相差不大。如今已经实行常平粜籴法，除了惠及百姓，官府也稍有收益，这样就足够了，何必用二分利息来招致无穷的怨恨？有人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国库不足，想借此法来供给边防费用，臣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那就是小人的邪说，不可不察。从前汉宣帝时，西羌反叛，议论者想让百姓向边郡输纳粮食来免罪，萧望之认为，古代把粮食藏在百姓那里，国家不足时就取用有余；即使遇到西边战事，按户征赋、按人口收取来救济不足，也是古代通行的道理，百姓不会认为不对，怎么可以因此开启逐利之路，损害已经形成的教化呢？

译仁宗时期，西部战争没有停止，大约十多年没有实行青苗法，也没有妨碍国家财用不足。二圣恭谨节俭，清静省事，不追求边疆战功。几年之后，国库自然充盈，有什么危急之处，竟要以万乘君父的尊贵身份背负放债取利的诽谤呢？从锥尖刀刃般微小的利益中所得又有多少？臣虽然极其愚钝，也深深替朝廷感到可惜。请特地下达指挥，今后青苗钱不再发放。所有已经借取的钱，等到丰收之日，分作五年十期，随两税一同缴纳。又请圣上慈悲体恤他们多年支付利息已经很多，从第四等以下的民户一概免除，使农民从此卸下负担，也免得后世有所讥议。近来贬降吕惠卿的告词说：“首先创立青苗法，竭力推行助役法。如果不把这些法令全部废除，必然使奸臣有借口，流传四方，所造成的损害不小。”上述录黄，臣不敢署名发下。【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此前二月诏令青苗钱谷依常平旧法施行；四月二十六日又诏令发放常平钱谷，限定二月或一月，以发放一半作为定额。当时同知枢密院范纯仁确实提出了国用不足的主张，司马光正因病请假，没有参与。不久，台谏官共同进言认为这样不对，都没有得到答复。司马光随后写具入札子，请求约束州县不得强行摊派；苏轼到这时又缴还奏章，请求把青苗法全部废除。司马光这才完全醒悟，于是勉强抱病入殿，在帘前应对，说：“不知道是什么奸邪之人劝陛下重新实行这件事。”范纯仁脸色骤变，退立一旁，不敢说话。《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类 新法十一 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废罢青苗法　　　　苏辙等 臣等多次上封事，请求废罢青苗法，都没有得到批复发往外廷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创立并实行此法以来，天下士人中，只有王、吕党人想凭青苗法求取进身，才认为这种法令是正确的；其他士大夫，从上面的韩琦、富弼，中间的司马光、吕诲、范镇，直到下面的臣等，没有一个人认为它便利。当安石、惠卿掌权时，忠言被堵塞，不能施行，小民无处申诉，只能含泪忍受祸害。如今二圣临朝，全部革除弊政，天下欢欣鼓舞，每天盼望青苗法废除；但近来删改制定旧法，反而使它更加扩张，朝廷内外狐疑不解，不明白圣意。臣切听说近来的左右臣僚中，有人以国家用度不足为由，想用青苗法补足亏空，圣心还没有察觉，因此迟迟不作决定。臣等虽然愚钝，认为自古治理国家，主要不过是收取租税，即使有所不足，也不过辅以茶、盐、酒税等征收；从未听说还要用青苗放债取利，和百姓争夺锥刀尖端那样微薄的利益，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太祖、太宗时期，四方尚未平定，中国疆域很狭小，年年用兵，费用不可估量；到了真宗东封西祀，巡游亳州、宋州，营造宫室；仁宗时期，与契丹结盟，平定西戎，消灭南方盗寇，这些都是异常巨大的费用，但在常赋之外也没有大幅增加税收，从未听说一定要依靠青苗法来救济国用。如今二圣恭谨节俭、安静无为，四海的财富与祖宗时期没有不同，有什么可忧虑的，却想用青苗法来富国呢？臣等认为，皇帝陛下在帷幄中处理政务，还没有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听取采纳意见的原则，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很难做到。臣私下认为，臣下每有进言，都应当一概拿出来依据公议裁断。既然有人想发放青苗钱，而臣等认为不可，陛下接受了他的意见，臣等的封事却被留在宫中不发出来，那么不知道陛下凭什么判断是非，却如此坚定地相信他呢？陛下如果一定要解决这个重大疑惑，就应当把台谏官所说的全部公布出来，交付三省，使他们公开议论得失；不应当隐忍不辨是非，却暗中采用那个人的意见。如果群臣公议一定认为废罢青苗法是正确的，就请早日裁断，以安慰

译民心；如果一定认为废罢是错误的，也请公开贬黜处罚臣等，以惩罚我们的狂妄。【元祐元年八月，苏辙与王岩叟、朱光庭、王觌上奏；当时苏辙任右司谏，此奏状申报三省，陈说四种危害；从此才开始诏令停止发放青苗钱。几天后，王岩叟、朱光庭等入延和殿应对，皇帝说：“青苗钱已经废罢。” 王岩叟说：“若不是陛下圣明高远，怎么能够使天下实行，真是万幸。”皇帝说：“又担心国用不足，怎么办？眼下还没有察觉，五七年以后恐怕会不足。”王岩叟回答说：“恐怕这不是陛下应当忧虑的事。青苗法是困扰百姓的法令，如今既然废除了，几年以后百姓自然会富足。百姓富足了，国家又何必忧虑不足？”皇帝又说：“太皇太后一人这样做自然无妨，只恐怕几年以后让官家缺乏用度，办事不便。”王岩叟说：“陛下只要从今天起休养民力，政治已经造成太平富盛的局面了，不必这样过分忧虑。”皇帝又说：“如今不能和祖宗时期相比，因为增加了不少宗室和百官，国家收入却只有这些。”王岩叟说：“自古以来有历经数百年的国家，何曾逐渐增加赋税？自然会足够。”皇帝说：“可以知道吗？”又说：“如今固然不敢用兵，但怎么能不防备呢？”王岩叟回答说：“劝陛下今天休养民力，正是为了防备边疆。如果无事之时反而困竭民力，到了缓急之际，又到哪里去取得力量呢？”皇帝说：“边防上有很多变诈，怎么能保证没有事变？”王岩叟回答说：“陛下只致力于安静，对方难道不愿意安静吗？”王岩叟又进言说：“天下有士、农、工、商四民，如果四民各自安于本业，就是国家富足的道路。” 如今四民已经安于本业了。自古以来，君主的志向如果在于求得富足，就必然导致百姓困苦；如果在于养育百姓，国家将自然富足。王岩叟又说：“孔子说，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愿陛下省察臣等现在正在侍奉陛下，如果将来对国家不利，难道敢赞成陛下实行吗？”皇帝说：“这一点可以明白。”王岩叟又进言说：“陛下如果这样忧虑不足，恐怕小人窥伺圣意，妄自献上功利之说来迎合，千万不能相信，必定会误导陛下。”皇帝说：“这还不至于。”朱光庭说：“靠放债来富国，终究不是好事。”皇帝说：“这一点可以明白。”皇帝又说：“太皇太后在帘内，怎么能够知道外面的事情？全靠辅弼大臣任用得人，以及台谏官公正地进言。”王岩叟、朱光庭等都拜谢说：“全靠陛下听取采纳臣等的意见，所以我们才能竭尽愚忠。” 上奏哲宗皇帝，论说役法应当依从百姓便利，命令转运司裁定。文彦博 臣切听说，天下各路的差役、雇役法，朝廷虽然已经下达指挥，但至今还没有定下来，颇为烦扰。臣查考事情的起始，司马光阅览天下臣民的奏章，多数都说出钱雇役的法令不便，于是又恢复了差役法。然而司马光所说十分详细，条目却很繁多，恐怕州县不能一一通晓。而且朝廷设置机构详细审定，议论不一，必然难以通行。臣等认为，差役法本来就是州县的日常事务，实行已久，原来都有确定的法令。到了末流阶段，不能没有弊端，所以应当随着时势加以删改。臣曾多次具札子奏请，先命州县刺史、令、佐官员，依据百姓利益和便利，各自议定本地的法令；县申报州，州申报转运司详细审看裁定，再奏报朝廷。如果得到允许，就应立即下达施行。这是因为朝廷的大号令，必须自上而下；州县差役的常规事务，则须自下而上，这样才能各自顺从百姓便利。天下如此广大，郡县如此众多，不可能用一套法令一概施行；如果强行施行，必然彼此发生妨碍。而机构官员及各位臣僚纷纷上言，各自坚持己见，并不知道其中利害；后来只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朝廷另无裁夺，以致州县观望朝廷的风向，到现在役法还没有确定，更加助长了狡猾官吏的侵扰。如果依照臣

译此前的请求，暂且把各地的利害交给各路郡县裁定，各自依从当地便利，百姓或许就能早日卸下负担。【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平章军国重事】上奏哲宗皇帝，请求因灾异而讲求差役、雇役两种法令。李常

译臣听说《汉书》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臣学识荒疏、见识浅陋，智慧思虑又不明达，哪里足以知道天意，哪里足以考察古事？何况还要成为所谓善于谈论天道和古代的人呢？即使如此，臣诵读《诗经》《尚书》的文章，接受师友的教诲，考察过去的事情，用今天的事实加以验证，以观察天下的情势，如果有可以说的，便冒昧陈述一二，甘愿承受斧钺之诛，只请陛下裁择。臣恭敬地看到，今年以来，日光昏暗无明，雷声不合时宜地震响，狂风屡次发生，甘雨没有降下；上天显示变异，大概不是偶然。拿古书来验证，实在令人畏惧。《易经》说：“显示天象、彰明事理的，没有比太阳更大的。”太阳，是君主的象征；照临大地，光辉照耀到的地方无所不到，不应当有所遮蔽。然而如今太阳的光辉不能舒展。雷震迅疾而合于时令，发扬显露幽隐之物，是雷；它象征刑罚威势，不应当在万物生发的时节寂然无声，使人没有畏惧戒惕。鼓动万物，使幽微之处也必能通达，是风；它象征号令，不应当狂暴发怒，任意吹荡而没有时刻加以抑止。甘雨所到之处，滋润和悦，培育嘉谷，是恩惠泽被的象征。不应当越过时序，使百物枯槁，好像对它们毫无怜悯之意。自从不下雨以来，臣广泛派人访问，得知雨泽失时而少，只有京畿尤其严重。虽然祈祷十分周备，吉祥的应验却还没有到来。阴云沉沉像要下雨，往往又随即散去；细雨稍稍滋润，不久又重新放晴。上天难道是要用这种情形来警惧陛下吗？况且古代圣王不把灾异谴责本身视为忧患，只忧虑自己的政治和刑罚有所不到。如果能够因恐惧而省察自己，修明政令刑法，而灾异谴责仍不能消除，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臣早晚伏地思考，陛下临朝以来，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无不以先王为根本，以最高的德行作为准则，只怕有一件事失去应有的位置。听取言论、采纳善言，像水流一样顺从，只怕措施不当而伤害百姓。按理应当感召和气，使风雨顺应时令，帮助百谷生长，宽解百姓的疲病困苦。又从缺雨到现在，陛下焦虑劳苦、悲悯忧伤，忧愁显露在言语和脸色上，奔走置办币帛祈祷，向天地、山川以及群小祀表达诚意；亲临殿前，宽赦囚狱；又命官员分赴各地，察访冤屈和积滞。然而最终仍没有得到上天的回应，难道是政令中重大的方面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吗？先儒说：“心气和顺，气就和顺；气和顺，形体就和顺；形体和顺，声音就和顺；声音和顺，天地的和气就会回应。” 臣恭敬地看到，今天政令中最大的一件事，而施行还没有妥善，导致人心不和的，就是役法。役法关系重大，广泛涉及四海，穷边远地直到山中的农民、乡野的老人，没有人不与它的利害休戚相关。如今自从改革以来，日益显现出不便。户部虽然巧妙地增减调整，想求得可以实行的办法，却仍像朽木粪墙一样，根本不善，终究不能保证恰当。四海百姓形容憔悴、声音不和，哀号而无处申诉，陛下却还没有察觉；执政大臣也还没有防范；百官观望，闭口奉行，也还没有进言。这样看来，难道是陛下的明察有所遮蔽，不能遍照四方了吗？威刑被人轻慢而有所违拂，号令差错而措施失当，恩德恩泽不能惠及百姓，却想让时雨按期而至，怎么可能呢？臣请求详细说明力役给平民造成的祸患，以及差役、雇役两法利弊轻重的不同。耕田务农的人，平时常在田野，不与官府相见；进城入市，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自从租庸调法废除以后，户籍文册不明，差役逐渐产生弊端；本朝沿袭前代，虽有增减损益，也免不了依据户籍，按照负担轻重分等征发。然而破坏家产、荒废农业，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熙宁年间讲求差役法的弊端，天下州镇凡是因各种役造成危害百姓的事例，都予以裁减【如衙前主管仓库、承符、散从、手力、充场库子、接送之类】；对于不能裁减的，全都改为召募并收取钱财，使平民量力出钱，不再到官府服役，于是能够常在田野、不见官府，进城入市，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利呢？即使如此，当时奉行诏令的臣子向百姓取钱过多，只致力于积聚盈余，于是出现缴纳钱财赶不上数额的叹息，以及农民更加贫困的忧虑；却没有听说免除徭役、在家从事农业反而有什么弊病。陛下即位之初，采纳群臣意见，认为年年缴钱并非农民应做的事，又认为不供给力役不合古制，于是全部废除雇役，恢复差役法。刚下达诏令开始实行时，愚民还不知道被差遣的危害，臣当时也不能完全了解。如此一来，四方远地的人大概曾经欢呼庆贺。实行久了，才开始觉察它的祸患比从前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差役法废除十多年，户籍文册更加不明，应该承担重役的人反而被列为轻役，应该承担轻役的人反而被列为重役，彼此交相纠正争辩，诉讼纷纷；有人借机作奸，公然行贿；乡里宽广、户数多的人只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乡里狭小、户数少的人却连年服役。何况如今没有限制田产的制度，上等竭力劳作的人，从前每年缴钱有达到一百贯的，如今只被差作弓手；每年雇一名弓手代替本人服役，不过花钱三四十贯。中下等民户从前出钱不过三贯至二贯，而如今雇承符、散从、手力之类的人，不少于三十贯。这样比较，劳逸苦乐实在极不平均，甚至相差五倍十倍。因此，如今改革的法令，只能使上等民户优裕便利、安闲自在，却使第三、第四等民户日益困苦。《诗经》说：“富人真安乐，可怜那些孤苦无依的人。”正说的是这种情形。从前臣任职户部时，曾经进献意见说：“法令不在于新旧，便利百姓的就是良法。

译议论不能只说彼此新旧，能够长久实行的才是确切的论断。” 不久我掌管国家法宪，也多次以此事冒昧上达圣听，但有关部门拘泥成法，竟没有省察。依臣下推想，人情难道会相差很远吗？不过是认为既然已经施行，便害怕改动。殊不知茫茫四方，百姓仰面申诉却没有途径；愚昧卑微的百姓相互顾视，只能一起受害。积聚成不和之气，向上感动上天的鉴察，这难道是国家的盛事吗？臣以前所奏，还想让富户输钱、贫户出力，折中差役、雇役二法而制定条文。如今广泛访察民间舆论，详细研究民间疾苦；既然上面不再有过分的要求，低等户籍的人也都愿意出钱了。况且四方风俗，有的利害不同，有的情况不一；有应当服差役却愿意出钱雇人的，也有这种情况。如果真能让四方按照各自风俗制定办法，不把某一方面的好恶显示给四方，官吏就不能窥测上面的好恶来解释法令，而只能以宽解民力、适应风俗为归宿，使上下完全一致，不偏重任何一方罢了。如今却把偏向一面的意图作为法令，使四海沸腾，平民困穷，而朝廷安然不知忧虑。卿士大夫畏惧顾忌，不敢进言，何况那些迎合上意的人担任监司和守令呢？臣若把这件事置于心中而不向陛下说明，使陛下在上面招致天怒，在下面招致民怨，这难道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吗？臣错误地掌管典章法宪，陛下允许我察看利害、陈说得失；如果我又有所顾忌而不说，那么臣上负朝廷，下辜负百姓，罪过就是死也不足以抵偿了。恭请圣上体察天意极其微妙的征兆，特地下诏，选一两名精通民事的大臣，让他们同臣一起研究差役、雇役二法，采取便利百姓的办法加以修订，不要拘泥于新书，也不要固守旧说。这样百姓认为妥善了，也许灾变可以消除，和气可以感通上天，天下万分幸运！天下万分幸运！【元祐四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竭力主持差役法　　　　刘安世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想要变更役法，到现在将近四年了，选派官员、设置机构，讲求其中的利弊，使天下人的议论都得到折中，而奉诏立法的宗旨，只以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为要务。都说嘉祐差役制度已经便利了，但当时曾经看到它弊害的人，如今便把弊害减除；元丰约束制度中，百姓认为有利的地方，如今便取来加以增益。至于各地风俗不同，以及南北差异，都应当根据人情，以国家的议论裁定，按照各地情况制定条文，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并且再用明确的诏书加以申明，告诫防范。郡县在施行时，如果有阻碍而不通达之处，条文细节之间如果有疏漏而不周全之处，还应让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予以增删，这样才能体现陛下至仁至厚、慎重办理民事的深意。新书颁布以后，民间舆情欣慰喜悦，朝廷内外安定平息，起初本没有不同意见；但奸邪之人心怀观望，制造传播横暴的议论，一定要加以阻挠破坏。至于一两个小臣，竟敢坚持偏见，妄进邪说，想要废罢差役、仍旧实行募雇。当职官吏不能替朝廷坚守法度，反而模棱两可、迁就迎合，屡次加以变更，天下人情没有不疑惑的，这是当今最大的祸患。臣听说自古以来向百姓征取的办法，不过是粮食、布帛和民力而已。这三种东西都能不断产生，取用也不会穷竭，所以从尧、舜和三代以来，没有谁能废除它们。议论者却说，不役使百姓自身，只让他们输钱，公私都便利，而且可以长久实行。臣请求加以驳正：国家的货币，是经费所凭借的；设置官署鼓铸钱币，每年都有定额，百姓如果私自盗铸，罪至死刑。如今舍弃容易取得的民力，却责令百姓缴纳难以取得的钱财，本来就不合道理。又使上户只缴纳几千钱，便可以优游度日，日益兼并土地；下户向来没有服役的，也一概加收赋税，日削月减，渐渐陷入困穷。这是损害九分的贫民，增加一分的上户，轻重倒置，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私下认为，若只按一家一年计算，输钱似乎省事而容易供给；若按一生多年累计计算，所缴纳的数量便不可估量而难以供应。如今聚敛之臣只想诛剥百姓，却不替天下作长久打算，这种说法可信吗？议论者又说，按户轮流服差役，轮不到三班的地方，恐怕差役太重；臣也有办法加以驳正：治平以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时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余，比治平时增加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只有四十二万七千余人，比旧法反而减少十万九千人的定额，说轮差不足，也已经过分了。然而天下州县，有的连续遭逢灾年，百姓流离，轮班不足的地方，就应由有关部门通融补助，绝不能因为小节而废弃大法。臣恭敬地考察，国家受命以来一百多年，差役之法已经更改过六位圣君，随着时势有所增减，既然都合乎事理；考察已经实行的效果，本来可以毫不怀疑地施行，却到现在多年之后还容许有人转移、夺改。臣私下认为，知道法令不好，改正就不可不快；知道法令已经完善，守护就不可不坚。如今差役法已经完善，陛下正应当好好守护，执政大臣尤其应当同心体国，坚决抵制邪说，然而却放纵奸邪之人倡导异论，扰乱人情，迷惑天下。所以议论者说，今日纷纷扰扰的祸患，不在于无知的百姓，而特别在于挟持邪说的士大夫。臣听说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招来进谗害人的言论；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图，会打开众多冤枉之门。愿陛下特意振奋刚健的意志，竭力主持差役，严肃诏告执政大臣，坚守最初的议议，不要轻易听从浮言而妄加变更，这样或许祖宗的成法不会被奸人夺取，天下万分幸运。贴黄：查考自行实行差役法以来，后来臣僚坚持片面见解，妄自提出申请，冲击改动的事项不少，其中很有疏漏抵牾之处，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圣上慈悲，特降指挥，命户部统一逐条分析奏报。执政大臣集体议论时，除了确实有利害关系、必须改张的事项，以及一州一路另有设置、不能通用的事项之外，凡是因邪说而迁就变动的地方，都请仍按旧法施行；这样最可贵的是法度纯一，使天下不受迷惑。【元祐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爱护百姓应当像父母爱护子女 范纯仁

译臣本月初五日上殿奏事，预料圣上慈意会当面询问。臣当时奏答还有未尽的道理，现在应当再详细陈述。圣上问到先朝青苗等法，臣回答说，先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像父母爱护子女，却把立法交给乳母办理。如果乳母只想应付法令而没有爱护之心，那么婴儿必定会产生其他祸患。况且王安石所制定的法令本来就不对，又用赏罚加以激励，所以官吏办事急切，尤其成为百姓的祸害。不久听到圣上仁德的言语，说当时不必设置赏罚；臣当时正因奏陈其他事情，没有来得及详细答对，现在应当仔细陈述。大凡朝廷制定爱护百姓的法令，不如直接显示爱护百姓的本意。法令施行时，人们会拘泥于形式，苟且应命；本意贯通时，就能随事因宜，宣布实际恩惠。如今陛下爱护百姓，正如父母思念远方的婴儿；如果不教乳母具有爱子之心，只特意制定喂乳、调节干湿、服用药饵等细则让她执行，那么乳母将不顾孩子大小、肥瘦、虚实的差异，也不顾临时饥渴、疾病、好恶的情况，一概拘执法则施用，婴儿必定不能得到适宜，反而徒然增加疾病困苦，甚至有许多孩子因不能言语而横死。这难道是父母的本心吗？不如选择乳母而委托给她，使她各自尽到爱护孩子的心意，按照实际情况调节饥渴、干湿，适宜地抚养，那么婴儿都能自在舒适，健康强壮了。如今朝廷爱护天下百姓，为他们制定徭役补助之法，交给监司、守令去施行；他们将不顾风俗的异同、百姓的好恶利弊以及施行的先后，一概拘守法令、强迫百姓执行，那么百姓将失去耕田凿井的安乐，增加疾苦，因无处申诉而流亡的人会很多。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这大概是拘泥于文书法令所造成的祸害。何况天下亲民的官员，能够了解百姓疾苦利害的，十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把朝廷立法的本意推求出来并同民心相合的，又更少；能够合乎民心而不顾自身得失、违背上级喜怒，肯尽自己的心力施行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个。怎样才能使朝廷的恩德泽惠下达而百姓不受它的弊害呢？臣希望朝廷采用臣所说乳母的比喻，选拔监司、守令，教导他们爱护百姓的本意，这样实际恩惠就能惠及百姓，不必烦劳朝廷制定繁细法令，天下便安定了。青苗等法，即使当时不设赏罚，也免不了扰害百姓；元祐初年朝廷听闻此事而加以更改，到现在人们仍认为便利。【元祐八年十二月，右仆射范纯仁请求外任，皇帝当面告诉吕大防说：“纯仁有时望，不应离去，你替朕把他留下。”又派中使催促纯仁回府。】皇帝又派中使催促纯仁入宫见驾，纯仁入见后，呈上了这篇奏疏。在此以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纯仁一同署名拟奏。纯仁说：“皇上刚开始亲理政事，谏官应当选用正直的人；杨畏奸邪倾侧，不可任用。”因此不敢参与此事，于是坚决争辩并请求离职。吕大防没有醒悟，最终破格升杨畏为礼部侍郎。杨畏不久上疏，请求讲求神宗的法制，以成就继承先志的道理。皇上立即召杨畏登殿对答，从此把熙宁、元丰时期的旧人全部召回任用，实际是杨畏促成了这件事。上奏哲宗，论御试策问　　　　苏辙 臣恭敬地看到，御试策问中历数指斥近年施行的政事，似乎有想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臣身居执政之位，不敢不说。然而臣私下揣测，陛下本来没有这个心意，其中必定有人妄自揣测。陛下受父子恩情牵累，不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所以劝陛下恢复这些事情。这是所谓小人爱君，只求一时痛快，不是忠臣爱君、以安定社稷为喜悦的爱君之道。臣私下观察，神宗皇帝凭借天纵之才，实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创设施行的制度，超过前代，其中有些即使经过百世也不可改变。臣请为陛下概略陈说：先帝在位将近二十年，终身不接受尊号；裁减宗室恩典，只保留袒免之亲；减少朝廷无穷的费用；出售坊场；雇募衙前，免除民间倾家荡产的祸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那些懒惰的将领和士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明俸禄法；禁止私下交结请托；实行浅攻策略，以挫败西戎的狂妄；收取六色钱，以宽解杂役的困苦。至于细小事项，如设置抵当、出售熟药等，凡是这一类，都是先帝圣明的谋划和睿智的筹算，有利而没有害；元祐以来，上下奉行，从未失坠。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之处，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益，这才是圣人所说的孝。过去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赋耗尽，于是修订盐铁、榷酤、平准、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承受，几乎造成大乱。昭帝委任霍光，废除烦苛的政令，汉室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过度察察为明，以防止决断为慎，上下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后，深刻鉴察这些过失，用宽和仁厚的政务代替它，后世称道。到了本朝，真宗皇帝崇尚文治、停止武事，号称太平；群臣因太平极盛，提出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把天书藏入梓宫，以消除其遗迹。仁宗亲理政事后，也终身不再谈论此事，至今人们仍认为这是正确的。英宗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过度谋划，创议濮庙之事，群臣议论汹涌达数年；先帝即位后，有人请求重新举行此事，先帝搁置而不答应，于是天下安定。汉昭帝、章帝那样贤明，以及我朝仁宗、神宗那样圣明，难道是他们薄待孝敬、轻易变更事情吗？只是因为有些事情不能不以宗庙社稷为重罢了。因此，子孙既能获得孝敬的实际，父祖也不会失去圣明的名声；这才是真正明君所致力的事情，不能同流俗之人的议论相提并论。臣怀着诚挚的愿望，希望陛下反复思考臣的话，千万不要轻易变更事情。如果轻率改变已经施行九年的政事，擢用多年不用的人，心怀私怨却借先帝之名为借口，那么国家大事就完了。臣忧虑国家的心情无法自已，冒犯天威，甘愿等待谴责。【绍圣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上奏哲宗，论御试策问　　　　苏辙

译臣近来因为御试策问中有想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随即写奏札论述先帝所施行的善政，指出如今遵行的已经不止一项；其中政事有过失的，元祐以来也都随宜修改，以安定天下，这正是子孙孝敬的道理。不知道陛下认为臣的话对不对？然而臣私下观察，自陛下亲理政事到现在已经半年，臣等每日侍奉圣颜，如果圣意确实认为先帝旧政有不合适、需要改动的地方，自然应当宣告臣等，让我们商议处置。如今从宰臣以下，从未稍稍听到这种说法，却忽然借策问进士公开透露秘密意图，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无不惊异。譬如一家父兄想要有所作为，子弟事先不知道，却急忙同路人商量，这可以吗？臣听说两种喜悦相遇，必定有过分赞美的话；两种愤怒相遇，必定有过分贬恶的话。心中不能忘掉喜怒，却用来议论天下政事，必然有过分而不公平的地方。朝廷虽然有今昔不同，实际上仍是一家人要有所作为，应当爱惜事情的体面，怎么可以像仇敌彼此对立呢？难道只怕变更得不够快吗？从前元祐初年，刚开始议论改动时，也未能避免这种弊病；所以役法一事，随改随复，过了几年才稍稍稳定。臣在那时先任谏官，后来任御史，每每说差役不能全部实行，河流也不能强行堵塞，但上下观望，始终没有完全听从。陛下由此察看，臣并不是偏私元祐的政事，而是知道事情如果仓促办理，百姓就会受到祸害。议论者如果确实认为元丰的事情有可以恢复施行的，元祐的政事有不便利的地方，臣希望陛下明确下诏，让臣等公开共同商议，看到可行之处然后施行，审察出过失之后再废止，深切以百姓和社稷为念，不要这样匆忙办理，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贴黄：臣私下看到，章惇从前任枢密院职务时，曾同司马光争论役法，他说过：“免役法的利弊相互夹杂。”又说：“现在施行的役法，今天本来就应当改动。”又说：“自行实行免役法所派遣的使者，不能体察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差役旧有的弊害虽然已经全部除去，但免役新生的弊害又随之产生。现在正是改张、修订、整顿的时候。又说：“凡是改动政事，本来有不能缓办的，也有可以缓办的。像京东、西路的保马法，缓一天，民间就多受一天的祸害，这是不能缓的；像役法，在一年半载之间改动妥当，实在不算缓。”陛下认为章惇难道是想破坏元丰旧事吗？他说话尚且如此，那么元祐的更改确实不算过分。【绍圣元年三月十四日，皇帝在集英殿策试进士时说：“朕想到神宗皇帝亲具神明之德，具有舜、禹的学问，临御听政十九年间，凡是礼乐法度中用来惠及天下的，范围非常广大。朕思念继承先志，勤勉谨慎，早晚不敢忘记。如今广泛招延豪杰英才，在大殿上以当世事务策问他们，希望得到直言而有所作为。”】是非得失的迹象，施行于政事，效果便会在当时显现。朕临御将近十年了，恢复词赋取士，却没有使士人更加勤勉；罢去常平官，却没有使农民更加富足；可雇可募的说法相互混杂，因而役法产生弊病；有人主张向东，有人主张向北，议论不同，因而河患更加严重；赐给土地本来是为了安抚远方，然而四夷的侵扰仍未停止；求取利益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然而商贾的道路仍未畅通。至于官吏人数过多，士兵仍然缺额，饥荒接连发生，盗贼仍然繁多，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革除，贵在恰当，圣人又有什么私心呢？诸位士大夫，务必尽意陈述，不要隐瞒。”这是中书侍郎李清臣所拟的策问文字。二十六日，赐毕渐以下进士及第、出身。当时初考官取录的策问答卷，大多主张元祐之政；复考官专门取录主张熙宁、元丰之政的答卷，所以毕渐列为第一。苏辙于是上了这篇奏疏，诏令以散官身份知汝州。上奏哲宗，论大臣倡导绍述之说　　　　常安民 臣私下认为，如今大臣中倡导绍述之说的人，其实都是借这个名义报复私人的恩怨，一时结党附和的人又跟着应和，终于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张商英在元祐年间向吕公著献诗求取进用，诗中谄媚奉承，毫无羞耻，士大夫都传为笑谈。等到他近来担任谏官，却上疏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拟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等到近来任言官，却上疏议论司马光、吕公著，请求剖棺鞭尸。陛下考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朝廷凡事都不采用元祐旧例，到了王珪家请求恩典，五个孙子都是王珪死后所生，却又引用元祐旧例允许奏荐。近来议论恢复官制，职事官不兼带职务，寄禄官不再带左右职名，至于权任尚书、侍郎，却唯独因为林希、李琮的缘故不再改动。像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出于公心吗？所以凡是劝陛下绍述先帝的人，都是想借先帝之名实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迷惑陛下，一提到先帝就容易使陛下感动，所以那些想快意报复恩仇、陷害善良的人，必须借此来改变陛下的意志，这一点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很得人心，前些日子陛下驾临秦楚国夫人府第，举行浇奠、停止朝会，并命令按敕令安葬，丧葬各项费用由官府供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任侍郎，士大夫舆论都认为合适。听说吴厚先前获罪，是出于宣仁皇后的意思；近来又听说待制、舍人再次缴奏，而大臣还想再次下令处理。愿陛下主持这件事，以顺应人心。如今权臣恣意横行，朋党充满朝廷，却从未有人说一句，唯独只知道议论元祐旧事，竭力攻击已经离职的臣僚。臣承蒙陛下提拔，不敢辜负恩德；摧枯拉朽般打击已经失势的人，臣实在以此为耻。满朝都嫉恨臣，诬陷之事不止一件；臣天性愚直，恐怕终究不能胜过朋党的议论，愿请求出任外官以避开它们。【绍圣二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不久罢免言职，送吏部，授知军】上奏徽宗，论绍述　　　　陈瓘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万事，人主应当过问的其实只有一件，就是用人。尧舜的法则，是考察试用之后才任用，因此经过九年才看出伯鲧的罪过，历经试用才知道大舜的圣明。不经试用便任用，过失就多了。陛下想要开通言路，首先召还邹浩，取他过去已经表现出的善行，可以说是得到经过试用的人才，确实合乎人心，本来没有什么需要纠正挽救的地方。可是听说御史中丞安厚卿还要依据往事议论邹浩的罪恶，想搁置已经形成的任命，以证明先前的举措正确。他的说法是，先朝的事情应当遵守承继，关系到国是，不可轻易改变。臣请用祖宗旧例说明并非如此。从前唐介触怒仁宗时，在内指斥贵妃，在外诋毁宰相，被流放到岭南，昭示天下。这样看来，邹浩尽忠进谏的话，同唐介有什么不同？先帝一时的愤怒，同仁宗有什么不同？仁宗有日日更新的意愿，后来变通改变，因此在一年之内召还唐介。先帝也有日日更新的意愿，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改命，几个月后便离开了天下。爱护君主的人想到这些，怎能不悲痛？光大并继续前人的事业，正在今天。难道事事都不改，就可以称为善于继承吗？天下人都认为不对，却还可以执意把它当作国是吗？国家一代继承一代、述行前业，都根本在于孝。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这样可以使太平长久，从尧舜三代直到汉唐，都没有超过它的。一人有福，万民赖以安宁，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只是连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事也不改变，那不过是孟庄子所说的孝罢了。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哪里值得拿来向天子称道呢？陛下处在周武王继承并述行前业的位置上，而掌管法纪的臣子却宣扬孟庄子不改的说法，委曲迁就他的请求，那么臣下可以享受因循守旧的利益；如果听从公议，圣主却会被讥讽为忘恩负义。不是上面误导朝廷、完全出于私意，掌管风纪法度的职位难道应当这样做吗？既然如此，邹浩既然已经召回，安厚卿就可以罢免了。即使圣上气度宽容，姑且包容宽贷，也不可迟迟不明确表示好恶。黜退昏暗之人的典制，应当从安厚卿开始。恭请立即降下指挥，以警戒各位臣僚，天下万分幸运。【元符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徽宗，论国是　　　　陈瓘 臣私下认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古代圣王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所以朝廷所说的“是非”，就是天下共同认定的是非。至于所谓“国是”的说法，其文字不见于《尧典》《舜典》，其事也不出于三代。只有楚庄王向孙叔敖询问国是，是战国一时的事情，不是尧舜的法则。然而孙叔敖说夏桀、商纣并没有确定国是，而把符合自己取舍的定为是，不符合自己取舍的定为非；这也说明孙叔敖尚且不敢以个人取舍损害天下共同的是非。如果取舍选择全凭个人意愿，符合我的就是对的，不同于我的就是错的，这是楚庄王也不取的做法，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采用的吗？关于国是的旧例有一件，谨慎记录下来奏报圣上。【元符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徽宗，请求以四次变更前事作为鉴戒。陈瓘 臣私下看到，自熙宁以来到现在三十多年，天下政事已经经历四次变更：熙宁变更治平，元丰变更熙宁，元祐变更神宗，绍圣变更宣仁。凡是施行的事情，各有先后次序。如果逐项展开陈述，才能看清始末。现据臣所见，分条分析如下。一、熙宁初年，宋朝建立已经一百零八年，天下太平日久，天下政事理应变革，神宗皇帝之所以大有作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专任王安石，凡是王安石所厌恶的人，都被疏远、斥退、驱逐，如司马光、范纯仁等，人数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年〕 一、元丰年间，王安石离去以后，神宗独自掌握威权，凡是王安石所厌恶的人，渐渐又收回任用。到元丰末年，神宗因事情而觉悟，大大改变了熙宁时期的意图。苏颂、王存等人都任侍从，孙觉、李常等人也逐渐升擢。苏轼从贬谪之地放还，司马光加授资政殿学士，类似的事情很多。只要查考当时的日历，就可以全部看见。一、宣仁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时，先帝年幼，采用司马光“母亲改变儿子政事”的说法，不到三年就大幅改变先前的政事，这是过去急于求成的过失。臣认为，改变是对的，急于改变则不对。一、绍圣初年，大幅改变元祐政事，这是必然导致的道理，天下人都知道会这样。然而当权大臣把个人意愿强加于政事，既不以古人为师，又断绝人们的意见，所以造成朝政错误。以上四次变更所施行的事情，大略已经像前面那样逐条分析了。臣愚昧地对今天所抱的希望，只愿陛下把前面的事情作为鉴戒罢了。神宗皇帝变通更新的意图，时时刻刻都在日日更新。熙宁初年，废弃流俗而任用王安石；到了熙宁末年，用人却只凭自己的意愿。当时日历所记载的任免日期，可以查考。绍圣大臣专凭私意主持政事，王氏违背神宗皇帝日日更新的事业，述行王安石熙宁时期的旧迹。凡是先朝政事中滋润天下的措施，都说成是王氏的恩泽。这正是所谓不敬爱自己的亲人却敬爱别人，违背道德，百姓便无所取法。辜负神宗皇帝而欺骗先帝，这就是政事错乱、上天不予相助的原因。《尚书》说：“考察古代帝尧。”又说：“考察古代帝舜。”又说：“考察古代大禹。”又说：“考察古代皋陶。”自古圣君贤臣，都把考察古代作为首要之事。过去的事情，有可以效法的，也有可以鉴戒的，完全可以自行取得教益。人主的学问，关键就在这里。绍圣大臣假借经义，利用士大夫求取进用的学说，支离虚诞，欺骗迷惑先帝。他们的罪过同晋朝的王衍没有区别。范甯说：“王衍的罪过大如桀、纣，这些事情可以考查而知道。【元符三年九月上奏】上奏钦宗，论绍述　　　　吕好问

译臣听说古人有言：“好恶没有差错，百姓就知道归向；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又说：“把好恶显示给百姓，百姓就知道禁戒。”所谓好恶，是要寻求符合圣人之道，不让邪说和偏邪的行为损害最恰当的道理。这样看来，用人的困难，还不如听取言论的困难。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实行节俭，临朝听政直到天晚，求取言论十分迫切，不论地位高低，都屈尊听取采纳，这是尧舜三王的用心。然而群臣的趋向并不一致，见识有深有浅；有的人包藏私意，务必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有的人想要继续过去的错误，借机发泄怨愤，这些都不可不察。本朝开创基业、垂示传统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历代圣主相承，天下安宁治理，认为可以沿用的就沿用，认为应当革除的就革除，从未拘泥执着。自从章惇、蔡卞首先提出绍述之说，后来蔡京得志，专门利用这种办法来成就他的奸谋。建隆以来所有施行的政事，都抛弃而不再讲求，唯独指称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为绍述。等到他们所施行的事情明显违背熙宁、元丰的法令时，又说：“这是神宗皇帝的志向。”如果只凭“志向”来说，依据何在？到哪里又不能这样做呢？这其实是假借国论，实为自身谋求利益，已经造成的结果清楚可见。至于排挤善类、堵塞忠言，把正的说成邪的，把对的说成错的，这样施行了几十年，终于使朝廷没有可用的人才，有关部门没有可以长久施行的法令，公私财力耗尽，戎狄侵扰欺凌。当时在朝廷的臣子，没有人为朝廷提出一条好的谋略、献出一个奇策，衰败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它所造成的祸害，在今天已经显现。恭敬地看到陛下接受上天光明的使命，端正自身以表率万邦，首先除去邪恶，招致延请善人，天下士人解开束缚、消除蒙蔽，像醉酒醒来、困睡觉醒一样，四方都拍手称快，仿佛出自同一张口。陛下前日的手诏说：“一定要寻求真实正确。”这正是治理政事的大原则。然而邪正难以辨别，是非难以分清；正人固然自认为是正人，邪人也自认为是正确的。既然都自认为正、都自认为对，真伪混杂，确实不容易分辨；这就是用人的困难，还不如听言的困难。陛下天资圣明，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但众多言论混杂纷乱，又怎么能立即辨明呢？然而臣有一个说法，请试着陈述。所谓真实正确，就是施行后朝廷尊严安定、士农工商都能安居乐业；施行后如果朝廷困顿衰弱、四民失业，就不是正确。陛下如果把它们拿已经施行的事情、已经采用的主张来验证，成败就可以看见，不必到远处寻求。臣前日当面陈述，还有未尽曲折之处，今天冒昧再申说这些道理，烦扰圣听。恭请陛下在闲暇之时赐览一番，臣至为诚挚不胜。贴黄：蔡京专门以绍述之说劫持上下，但拆分尚书省、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修订殿中省官制等事情，公然违背神宗皇帝的圣恩，其他类似事情更是一两件数说不尽。伏乞圣上鉴察。【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钦宗，请求废罢青苗法　　　　　吕好问 臣私下看到，陛下继位之初，民心仰望拥戴，朝廷内外都喜悦；即使敌军深入，人们也没有异心。为什么呢？天下人知道将有休养生息的日子，凡是所作所为都顺应民意，所下诏令也都说是遵从祖宗法度。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陛下谋求治理的意图虽然没有比以前稍有改变，但恩德泽惠不能下达到百姓，民心的欢悦渐渐不如当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军务尚未平息，祖宗法度尚未施行；议论的臣子借此作为说辞，而奉行法令的官吏又倚仗这些事情作奸。祖宗法度如今虽然还不能全部施行，其中有可以施行、用来顺应民心的，为什么不去做呢？臣请举其中最重要的：青苗钱敛取、散发的办法，对百姓的祸害最重，对官府却完全没有好处。如今各州县的常平钱等大多没有现钱，每年散发时，常用空头凭券摊派给各都的保正、长等人；实际上领取钱的多是州县官户和公人，违法冒名，无所不至。到缴纳时，只缴纳利息钱，逐年累计增加；县、道吏人又趁敛取、散发之际，任意乞求索取，这实在是无穷的祸患。民间受此困扰已经几十年了。今年春天陛下既已降诏，表示要遵从祖宗法度，那么当权大臣对于这类事情本来就应当立即罢除；如今却迁延躲避，按惯例不敢说话，他们的心意不过是害怕将来天下平定后，又要实行绍述之说，自己便已经受到贬黜责罚罢了。于是使朝廷虚报数字，百姓实际积聚怨恨，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臣希望陛下出于圣意，先行改罢青苗钱敛取之法，明白告知天下以安定民心；其他不合祖宗法度的事情，也逐渐改正施行，以平息异议。这样国家无穷的事业就万分幸运了。贴黄：臣仔细考虑，当今法度固然必须详细参酌、妥善处置后才能施行；唯独青苗钱敛取、散发之法有害无利，已经清楚可见，不必再行讨论。伏望圣上慈悲，特意主持此事施行。【靖康元年上奏。此前，绍圣二年七月，蔡京请求命有关部门查考熙宁、元丰年间青苗条约，斟酌增删，适合今日情势，制定为固定制度。九月，于是下诏，府界及诸路凡涉及常平钱敛取、散发等事，除这次新近申请的以外，一律依照元丰十年已经施行的条制。到这时，吕好问才议论此事。】《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 宋代赵汝愚编 兵部类 兵事议论上 上奏太祖，劝谏讨伐河东　　　　　范质 臣的气疾发作，近两个月来，不能面见天颜；眷恋圣上恩慈，深感辜负陛下的忧劳和责任。臣如今有些浅陋意见要上达圣听，心中自知僭越，甘愿伏受罪谴。后来臣虽然因病休假，却恭敬地听说陛下有亲自征讨河东的意图，近半个月来，外间议论已经十分明显，都说一定会出兵，本来没有改变的意思。臣仔细估量，河东的刘钧，自从在潞州奔败以后，已经多年遭受天军讨伐扫荡，如今困窘急迫，加上身边又自有变乱。契丹势力削弱，不能援助。皇帝车驾如果到达城下，攻取只需很短时间，必定能够成功。然而十分之中，也只能有七八分料定一定攻取，仍有二三分料定未必取得。为什么未必取得呢？如果大军几个月驻扎在贼城之下，估计粮草接济不上，就必须抽军退走；即使没有损伤军队声势，也会使自己一二十州的百姓徒然困乏，白白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近来听说运输粮草，才进行第一趟，沿途乡村便很有逃户；这是因为晋、绛、蒲、陕、汝、洛、怀、孟以及防山诸州的百姓，多年以来秋夏收成不好，陛下在即位八年时下令免除供输，他们尚且自行逃走；如果再有差遣，自然更加难以停留。百姓运输艰难之处，臣就不逐一陈述了。又听说所运输的粮草将要到达潞府、晋州，将来大驾到河东城下，三五十万的粮草，潞府、晋州的百姓并不多，不知还要差派什么人来转运办理此事，必须牵挂圣心。请陛下仔细核算军马、粮草准备的数量；如果确实有所准备，那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臣私下看到，七八个大藩镇的方镇都是要害之地，如今却都没有主帅，任用的都是懦弱的儒士，权力轻微、力量薄弱。如果四方无事，大驾不离开京城，自然没有忧虑；如果兵戈稍有发动，在烽烟尚未平息的时候，就必须担忧凶悍豪强中不安分的人生出异心、心怀觊觎。因为这类人无知无识，不讲道理，遇到机会就立即发难，把死亡看得如同闲事；万一发生这种事，陛下出兵在外，怎能安心？从前世宗亲自征讨河东时，京畿附近的小小兵士中也有怀有奸谋的人，幸亏被尉氏县兵马监押擒获。事情虽然不大，却可以看出人心。愿陛下稍加挂念。臣私下看到，河东的物力、军势比大朝廷差百倍，穷困危急，日日担忧灭亡，这是它本来的情势。朝廷强盛，军马天下无敌，北到燕地，东到大海，南到五岭，西到陇右，一百六七十州的土地，没有不畏服的。陛下即位已经四年，已经有了这样的根基；从前那些开基创业的君主，经过三五十年尚且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又何必一定要把河东六七州看作险阻穷困之地，使圣心徒然躁扰，再等三两年，等时岁稍微丰熟，收集粮草等事都有准备，贼境渐渐困顿，到那时出兵也不算迟。臣私下估量，河东六七州孤立危弱到这种地步，不论什么时候，必定不能强盛称霸。况且刘崇乘世宗即位之初，借契丹强盛的力量，全军南下，一战大败，将校军士十人中死伤逃散了九人，这是上天不助他的第一个表现。陛下刚刚拥有天下，李筠以一个方州之地归顺投奔河东，陛下才登上太行山，就立即平定了盗寇，刘钧仓皇奔走，连兵器都来不及丢弃，比高平之战还要狼狈，这是上天不助他的第二个表现。天意和人事，不必明说也可以知道。如今刘钧已经像尸体一样只剩余气，不过苟延岁月，必定不能与大朝争衡。愿陛下念及百姓，所重在于借助洪福、增益圣寿；以社稷为重，端坐镇静，不要轻易举动，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身居上相，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国家大事动辄关系安危，如果苟且不说，就是辜负天地。惟愿陛下详察。（干德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侍中、平章事。） 李光赞上奏太祖，劝谏不要征伐河东，请求班师。臣私下认为，陛下顺应天命和人心，体察天地本元而登临帝位，战无不胜，谋略无不善。四方凭借险要之地、僭越盗窃帝王名号的人，从前与中原为邻，今天已经成为陛下的臣属。小小的晋阳，哪里需要陛下亲自讨伐，重劳飞挽运输，结怨于百姓呢？况且上天所授予的，是天子；就像父亲所任命的，是儿子。如果有不遵从父命、夺取我方时日的行为，就必然会有非常的灾祸。陛下难道不畏惧天命吗？况且得到太原，并不值得认为收获很多；失去太原，也不值得认为损失很少。国家贵在安静，天道厌恶盈满。所担心的是，那些从前凭借险要的国家，今天归顺圣明的国家，听说这次战事后，便会竭尽府库财物、耗尽百姓力量；他们内心踊跃，各自都有企图。

译《左传》说：“邻国强盛，就是国君自身削弱。” 哪里比得上回銮，疏浚都城，在上党屯驻军队，使军队夏天收取它的麦子，秋天收取它的禾谷？既可以减轻劳役的负担，也就是为荡平敌人作准备。惟愿陛下裁决。况且现在正值炎热蒸腾的时节，又正当暑雨时分，倘若河流泛滥，导致道路艰难阻塞，车船运输延误，恐怕会使陛下忧劳。（开宝二年闰五月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诏令开始讨论班师。） 田锡上奏真宗，论述不可轻率用兵。臣私下见到，国家判处徒刑以上的罪，都必须详细勘验审讯，案牍完备，由判决官记录审问，然后执行刑罚。大辟罪将要处决时，判决后立即供给酒食，命其他官员监督行刑，以防有人喊冤；处决完毕，还要记录案情上奏。奏章下达到大理寺，寺中官员加以防检，送到审刑院。审刑院官吏披阅详审，如果案情没有完备、道理没有穷尽，就治有司之罪。这就是所谓君王的仁心：慎重使用刑罚，爱惜人的性命。可是到了北方敌寇骚扰边境、西部戎人侵犯疆界时，却不先谋划再出兵，不先计议再决战。战事失利，士卒陷没死亡的很多，百姓被俘的也不少。不知判处徒刑以上罪名，直到大辟处刑，为什么用心竟那样精密？而不先谋划再出兵、不先计议再决战，以致陷没的士卒很多、被俘的百姓很多，为什么用心竟这样粗疏？用心如此精密，是因为帝王重视人的性命；用心如此粗疏，是因为将帅轻视人的性命。州郡杀死一个罪犯，如果判杀不当，就治州郡之罪。大理寺、审刑院负责防检详审，遗漏了各项罪责的官吏，至于士卒陷没、百姓被俘，却只不过是宰相被罢免，回班任尚书，将帅被贬降官职，成为庶人。这就是朝廷对用刑轻重相差悬殊的情况。（咸平五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 文彦博上奏仁宗，请求严明军法。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在西部边境用兵，有临阵先退、望见敌人却不前进的人；等到把他们交付邻近州郡审理，推问弹劾时又枝蔓牵连、拖延不决，给他们留下侥幸求生的道路，延误而轻慢军令的诛罚，这样将靠什么来激励众人的心志、使他们奔赴强敌呢？况且将帅的权力不可不专一，军法不可不严峻。兵法说：“畏惧我的人就不会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人就不会畏惧我。”要使士卒畏惧我，若不使用严刑，凭什么做到呢？所以面对敌人时，伍中有人不前进，伍长就斩他；伍长不前进，什长就斩他。什伍之长尚且可以专擅杀人，统帅地位如此重要，却不能诛杀一个小校，那么军中的法令就可以说已经毁坏了。议论的人认为如今的敌寇不是强敌，军队还没有深入，所以不必实行严法。却不知道敌寇不是强敌、军队还没有深入，尚且有人临战先退，倘若遇到强敌，又有谁肯奋勇作战？穰苴诛杀庄贾时，庄贾并非强敌，只是到军中会合却迟到了；孙武斩杀吴王的宫女，也没有深入敌境，只是在操练军阵时嬉笑不听命而已。最终齐军战胜晋军，吴人攻入郢都，正是因为委任专一而法令一向得到执行。国家制定法令，规定禁军将校有过失而从中包庇，应当在平常无事时施行。如今边防用兵超过数十万，如果将帅不能专权、军法不能严明，又凭什么抵御敌人呢？（康定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 韩琦上奏仁宗，请求设置亲兵。臣私下看到，前些日子的山外之战中，诸将大多死亡，因而他们所统率的士兵不能一概问罪。如今如果不建立法制，各人只求保全性命，哪里还会把主将死亡放在心上？如果人数不多，军法就一定可以施行。请允许陕西、河东各路的部管设置亲兵一百五十人，钤辖设置一百人，招讨、都监等设置七十人，每月另加给钱二百。凡出师临敌时，主将如果死亡，亲兵等也一并斩首。（庆历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 富弼上奏仁宗，论述裁减军队应当澄清冗员，放松边防应当掌握要领。富弼。臣听说茶盐之法，是汉、唐用来取得供给的。孔仅提出建议，实行了钛趾之刑【原文疑有讹误】；桑弘羊规划边防，成为安定边境的根本。张林、卫觊接着陈述他们的办法，这就是煮海之利。至于张滂开始在正元年间倡议，王涯在太和年间继续讨论，郑注、赵赞一同规划这种办法，这就是摘山之税。国家茶盐的利益，已经是唐代的几十倍。从前因为边疆用兵，经费不足，主管财政的官吏更加寻求盈余，新旧法令屡次更改，是非之议纷纷兴起，商人群体咨嗟怨恨，远近一片喧扰。究察这些弊端，哪里还能取得什么厚利呢？臣试着陈述一项办法，或许可以采用。臣曾研究桑弘羊的学说，考察儿宽的议论，遵从大夫的计策，其中说：修治边障、充实守备，必须增加屯戍，增长货物和财利，用来抵御不法、沟通有无、调剂缓急；必须重视根本、抑制末业，以制约豪强。考察文学之士的主张，其中说：扩大道德、推行仁义，必须以修治民心淳厚为根本，以兴起教化；遏制贪鄙，崇尚至诚，必须堵塞谋利的门户，以勉励农业。两种办法彼此推重又互相胜负，最终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准则。因此，沉溺于财利权术的人，不知道兴王致治的根本；谈论古代义理的人，不知道辅佐财政、准备边防的急务。如今只会谈兴王致治，却不能考虑眼前的急务，这是腐儒的议论；只会谈辅佐财政、准备边防，却不能考虑根本，这是霸图的驳杂之说。如今国家追求王道风范，排斥霸道谋略，国用渐渐艰难，而利税收入又不充足，是因为军队不能削减编籍、边防不能放松警戒的缘故；然而军队有可以削减的办法，边防也有可以放松的谋划。所谓军队可以削减，并不是能够把军队全部去掉，而在于澄清其中的冗员罢了。所谓边防可以放松，并不是不作防备，而在于掌握其中的要领罢了。如今内自京畿，外至州县，防守戍卫的士卒、屯驻的军队，编籍总数达到数百万，其中有无技艺、无勇力的人，瘦弱衰老的人则徒然消耗军粮，都是可以澄清裁汰的。如今屯驻防备的关键在西北。自从西羌违叛以来，朝廷控制防御的办法已经不少。北部边境虽然结好交欢，没有轻率劫掠的忧患，但烽火侦候不可不严，堡寨边障不可不备。况且边疆所依靠的只是骑兵和射术。至于强弩、大防、长矛、巨盾，箭镞所射中的、刀刃所砍到的，可以洞穿胸膛、连及腋下，这些并不是他们所能施加的。倘若舍弃骑兵而改用步兵，防守的队伍就不能抵挡中原骑兵的一分。

译如果一定要纵马驰骋、越高下坡，回旋如规、转折如矩，那不是中原的骑兵所能承受的。中原的良马骏马本来就少，骑士有的又并不精通战阵；步兵能够整顿，骑士却多奔驰冲突，有时还会相互践踏混乱。因此确实应当削减那些劣弱的骑兵，保存精锐，用来增加步兵。东汉曾下诏命边郡增加步兵，列阵屯驻在边塞之下，这就是成效。何况供给一个骑兵的草料粮食，可以养活数名步兵，难道不应避开祸害而趋向利益吗？这也是可以澄清裁汰的。至于如今的边防侦候，多数屯驻的是内地士兵，不适应当地水土，也不熟悉当地技能，却坐享储备粮食，长期接受俸给赏赐，久处安逸，不知艰苦，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阵伍，甚至没有听过金鼓。突然有一天需要使用他们，让他们穿上三属之甲，霜雪又增加冻疮的痛苦，铠甲下坠切压身体，只怕疲惫困顿、跌倒扑地都来不及避免，不能算是完全取胜的军队。边境之人土俗强悍刚烈，熟悉骑射，能够忍受寒苦，与戎人的习尚相同。敌寇突然到来，他们都能保全乡聚，有战斗之心。即使征讨驱逐、抵御排斥时也曾参用他们，但十个人中不能选出五人，所遗弃的实在太多。不如每年趁农闲时，聚集勇壮之人，教给他们长处和技能，修整锋利的兵器，向他们说明进退的阵形，以赏罚的大权约束他们，分编为部队，交给干练的大臣统领。这样就可以不再供给粮帛，赋税租入也能够自行供养；让他们从前面牵制、从后面夹击，以内地军队作为两翼，就成为完全取胜的军队了。这就是所谓掌握要领。这样做以后，谋利的途径可以放宽，本业可以丰盛，教化可以振兴，贪鄙可以消除，也就可以免受腐儒之议的讥讽，渐渐远离霸图之说的驳杂。愿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说法荒谬，特别加以留意。（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 田况上奏仁宗，请求裁汰冗兵。臣私下看到，近来灾祸接连不断，蝗灾、水涝相继发生。陛下责备自己、引咎自责，没有片刻安宁，甚至亲自为道教、佛教祈祷，又遍走各处祈求神灵，熏香洁祓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寻求当世的弊病，考察招致灾害的原因，实际是徭役赋税沉重而百姓忧愁，和气受到伤害而形成灾异。徭役赋税沉重，是因为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国家财政日益困窘，是因为冗兵日益增多。如今天下军队已经超过一百万人，比先朝大约多了三倍。自古以来，白白耗费衣食来供养冗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即使想让赋税不重、百姓不愁、和气不伤、灾异不发生，也不可能做到。过去董仲舒、刘向认为，《春秋》所记载的螽虫、螟虫灾害，都是政治贪暴、赋税沉重造成的。如今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民力凋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臣不再说了。且只说江淮之间，如今江淮的豆麦已经成熟，却责令百姓缴纳钱财，数项费用还不够一项费用的价格，于是物价大跌而农民受伤；绢已经缴纳了，民间贸易没有余力，暴令又再次下达，又摊派给织绢之家，百姓寒冷得不能遮蔽身体，而利润全部归于富商。多年以来，刻剥不停，民间钱财已经枯竭。各种名目的调发、严酷的法令和争夺财利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近来听说东南百姓，大多是中等人家以下，往往已经断粮。百姓忧愁困窘，竟然伤害和气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听说陛下与两府大臣商议救助他们的办法，反而想靠一炉香、几块祝版来上达神明、堵塞谴责灾咎的说法，这就是臣不得已而发言的原因。国家所供养的军队，上等的用来作战，下等的用来服役；如果连这些都不能胜任，就只是白白吃粮的冗兵。如今各路宣义、广捷等军中，孱弱者很多，大的不能作战，小的不能服役，各处却只想广泛招募，以求邀取赏格，哪里还顾及国家利害呢？应当分派干练的大臣，选拣各路宣义、广捷等军；不能作战的，一律降为厢军；厢军中不能服役的，一律放停。议论者一定会说：军队骄纵已经很久，一旦突然加以澄清裁汰，恐怕会导致祸乱。这是考虑事情不周密。孱弱的士兵既然不能作战，勇强者就以同他们为伍为耻。去年韩琦裁汰边兵一万多人，哪里听说有人因此作乱？如今天下财用不足以供养这些白吃粮食的冗兵，却还顾惜小节而不思考救治弊病的根源，臣对此深感忧虑。惟愿陛下裁夺选择。（庆历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 宋祁上奏仁宗，请求边兵在三个月后减半，转到内地州郡就粮。宋祁。臣本是书生，不应妄谈军事，只是根据事势推测，参照考验古今情况，有些事情明显容易看清，才敢上奏请求。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防守边境、守卫关塞，从没有把军队屯聚在城寨中，成年累岁常驻而没有休息的。

译《左传》说：“长久地使军队暴露在外，国家就会财力不足，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收拾后果。” 就拿秦、汉时期来说，它们与匈奴相互报复，出入边境劫掠，也都是战事一停就撤回，不让军队长期屯聚。也不像本朝这样长期命令军队守备边境，既不出兵进攻，又白白耗费粮运，所以用兵还不到六年，天下的财物已经告竭。实在是因为边将不知道休兵，朝廷也没有授予既定的谋划，亿万费用消耗散失而不加计算；如果再这样十年，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财用能否应付这种困难。臣请求说明其依据：贼境从三月以后，马匹瘦弱，放在野草中也不能负重，关陕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春末转入夏季后，贼军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一个证据。贼军没有粮食运输，每次进入汉境，常常依靠中原取得粮食；中原从二月以后才有麦子成熟，其余禾稼尚未成熟，没有粮食可以取得，贼军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二个证据。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连，春夏以后雨水按时而来，连绵水涝形成阻隔，贼军不能大举进攻，这是第三个证据。由此可见，贼兵在秋冬锐利，在春夏受挫，形势已经很清楚。臣想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允许各防边州军城寨每年从三月以后抽减一半兵马，进入内地州府就粮，一直到九月，再返回原来驻扎的地方，号称防秋。况且被抽调的士兵虽然在内地州郡，但他们的校习训练与在边境完全一样，这是最为便利的事情，不值得过分疑虑。第一，边地州军可以爱惜并得到所应支用的粮草；第二，兵马有休息的时候；第三，士兵到内地州府后更容易供给费用；第四，关陕百姓免得转运粮草。这样，边境一年所支用的粮草就可以延长为两年使用。议论者一定会责难臣说：“贼人知道朝廷从三月以后抽退兵马，一定会选择强壮的骑兵精兵，出其不意进入汉境作乱，恐怕会大规模深入劫掠，百姓遭到破坏，城寨靠什么防备？”臣回答说：“假如贼人有强壮战马和精兵，能够在盛夏带三五万人进入汉境作乱，劫掠边界上一些小的成熟村户和百姓，而且又没有粮草可以食用，贼人也不会攻打城墙；朝廷只命令所在城寨坚守，不要出兵，州军只登城立栅相对，不与贼交战，那么现有的一半人马已经足够使用。万一贼人竟敢谋划深入，就命令内地就粮的兵马，十日之内召集起来；命大将率数万军队列阵缓缓前往救援。也只应坚守城寨与敌相持，不要同贼人争战。使贼人进不能进、退又不敢退，并且被牵制驱逐，常常选择有利地形停留到二十多天。贼人必然会粮食耗尽，或者受到雨水阻隔，又怎么能够攻破城寨、大规模深入呢？只是历来朝廷不肯明白下达既定的谋划，告诉边将抽退兵马，所以边将害怕逃避责任，长期要求把军队留在边境，以便一向有所准备。他们对于增添到的军马，宁死也要固执保留，没有理由就肯减少一个人、一匹马。如今如果朝廷明白下达既定谋划，使他们遵守；如果贼人不合时宜地进入边界，万一有小的失败损失，朝廷自己承担责任，那么边将自然不会有人固执反对这个建议。恭请把这件事交付中书、枢密院，详细商议。（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 包拯上奏仁宗，请求调移河北兵马，以使百姓力量得到舒缓。包拯。臣听说屯驻军队、准备边防，是古今一贯的常例。所忧虑的是百姓赋税有限，军粮供给不足，必须广泛经营筹划，来供给各项用度。有时一年发生灾荒歉收，有时敌寇到来，一增加军队，就会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百姓既然已经困苦，还能靠什么抵御敌人呢？这也是必然的事情。河北自从失去山后六州的险要，没有可以坚固防守的凭借，所以蓄积军队、储备粮食，常常担心不足。像前些年敌寇突然发生变乱，即使后来请求和好，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加上边境的肥沃土地又都修成陂塘，租税没有收入，反而全都由县官供给。即使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一方，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也会日益困窘，无法储备多年的军需。若稍有屯集军队，靠什么来接济呢？难道可以坐看这种弊病而不努力设法救治吗？希望圣上慈悲，特意作出决定，宣谕执政大臣：凡防边以及内地附近州军的兵马，除应当留下防守的以外，其余屯驻、驻泊的各军，或命令归营就粮；各军即分屯在河南的兖、郓、齐、汉、曹、济等州。况且这些地方地利丰足，粮食储备容易取得，大约三年轮换一次；遇到紧急警报，立即起发，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哪里会有延误赶不上的情况呢？况且前代防守边境的军队，三个时节务农，一个时节训练作战，公私都能自给，从没有像如今这样既冗多又众盛，白白消耗仓廪粮食，使疲困的百姓空受困苦。然而拿着武器抵御戎敌，军队固然不可缺少；只要供养、训练得当，上下就不会有困乏的忧患，遇到缓急而使用时，力量自然充沛有余。议论者如果认为戍边军队不能全部削减，那么还有往年义勇、强壮之人十八万多，可以用来补足数目。因为河朔百姓天性强悍刚劲，从小熟悉边境的利害，平素熟知戎敌的真情假意，与南方士兵相比，完全是精锐。一是不耗费供给运输，二是众人的心情也乐于承担。训练的方法，旧有制度还保存着。如果认为军粮勉强够用、敌情正好而且边防已经坚固，只想应付眼前、把这当作长久计划，害怕改变制度、重新安排，我恐怕国家会日益削弱、月月削减，内外更加耗尽；一旦用兵，就突然加重赋税，百姓心中怨恨反叛，那么近在肘腋之下全都成为仇怨，哪里还有空暇抵御外敌呢？这是国家根本性的祸患。如果不内外同心，锐意迅速谋划解决，等事情临头就来不及了。惟愿圣上斟酌裁择。（皇祐四年上奏，当时任河北转运使。） 范镇上奏仁宗，论述增加军队会使百姓困苦。

译臣曾经说过，如今官员冗多、军队众多，百姓力量已经不能承受，请求下达中书、枢密大臣条理施行。到现在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答复，臣退下后自己反复思考，当今的政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而大臣们却安然不以为怪。因此臣实在不能默默不言，只得再次冒昧上奏。凡事如果平素有所考虑，事先有所准备，事情到来时再应对，就会安静而周详；如果平素没有考虑，事先没有准备，事情到来时才应对，就会仓促而违错。近来的事情大多失误于仓促而不能安静，就是因为没有预先考虑，也没有预先准备。前些日子契丹使者到来，空泛的言论纷纷传出，朝廷自知国用不足、百姓力量凋敝，无法应付他们。大臣不知道从哪里筹划，于是招募军队来堵塞自己的责任，这与想要救火却增加柴薪、厌恶水流污浊却又扰动水源有什么不同？景德年间，契丹入侵，灵夏不臣服，那时军队不到五十万，西面防备、北面抵御，力量仍然充沛有余。如今军队是那时的两倍，却还说不足，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敌人不过派来一个使者，朝廷增加的军队却又有数万人；等使者离开，内外相互庆贺，说天下无事，却完全不知道新军的费用每年已经增加一百万了。这一百万的费用，不是出自天，也不是出自地，更不是出自提出建议的大臣之家，而是全部出自百姓。正当百姓忧愁困苦之时，又加重赋税来作为预先准备，筹划这件事的人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可行之处。这就是所谓仓促而违错。军队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训练和将帅怎么样罢了。去年侬智高侵犯岭南，前后出动的兵将不知有几万人，死亡逃败，数也数不清。陛下亲自派遣狄青，最终能够取胜的，不过是蕃落数万骑兵罢了。这就是军队不在数量多，而在于训练将帅的近事成效。陛下为什么不拿这个说法去责问那些想要增加军队的大臣？臣愚昧地认为，防备契丹不如使河东、河北百姓宽裕；防备灵夏不如使关陕百姓宽裕；防备云南不如使两川、湖岭百姓宽裕；防备天下不如使天下百姓宽裕。百姓力量宽裕，就知道爱惜自己；知道爱惜自己，即使有外患，人人都可以作为士兵使用。用人人都爱惜自己的军队来抵御外患，向哪里去不能取胜，征伐哪里不能使其服从呢？古人所说的如同手臂保护头目、子弟保卫父兄，使用的就是这样的军队。臣所说的平素考虑、事先准备，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官府本来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军队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养育百姓、保卫百姓的机构反而残害了百姓。可是大臣们不知道设法挽救，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兵和穷困的百姓。近年来大地多次震动，黄河屡次改道，日月星辰在天空出现异常，这些都是百姓怨恨感应所致。恭请陛下明白敕令大臣，寻求如今使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以回应天地的变化，并为宗庙社稷筹划。臣不胜大愿，也不免有愚直之罪，伏望陛下裁量赦免。（至和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范镇上奏仁宗，论述增加军队会使百姓困苦。臣近来奉命出使河北，恭敬地看到河北接连多年不停招募士兵，招来的都是坊市中的无赖和田野里耕作的人，却冒充军营子弟。如果真是军营子弟，那么今天诏令下达，明天就应当投递文书，哪里会到现在一年了还没有全部到来？他们是坊市无赖、田野耕作的人，已经很明显了。况且如今田地很荒芜，百姓很稀少，赋税徭役很沉重，国用很不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军队太多。先朝用兵时，军队才四十多万；如今没有用兵，军队却已经增加一倍。臣不知道大臣根据什么见解提出这个建议，必定是认为要用它来防备契丹。如今塘水东西长达三百多里，比先朝更多；每年给予金帛五十万，礼聘费用又十多万，也比先朝更多。凭借比先朝更多的塘水和更多的金帛来防备契丹，并同它和好。既然应该裁省军队来使百姓休息，却反而增加更多军队来困苦百姓，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契丹知道顾忌塘水的限制，贪图金帛的利益而不敢发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正当契丹贪图利益而不敢行动时，它的百姓理应富裕尊贵，反而日益困苦；国家用度理应丰足，反而日益窘迫。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军队多而百姓少，田地荒芜而赋税徭役沉重。假使契丹有一天发生警报，将靠什么来继续维持呢？大臣始终不知道考虑这一点，只把军队多当作有准备，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如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下入侵，是因为贪图金帛的利益丰厚。即使它放弃利益而来作乱，大河以北的妇女儿童也都可以登城守卫；那些坊市无赖、田野耕作的人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况且契丹贪图利益而不敢行动，难道还要预先蓄养军队来困苦百姓吗？从百姓中征取士兵，百姓就会减少；百姓少，田地就荒芜；田地荒芜，赋税徭役就沉重；赋税徭役沉重，民心就离散。把军队寓于百姓之中，百姓就会繁盛；百姓繁盛，田地就会开辟；田地开辟，赋税徭役就会减轻；赋税徭役减轻，民心就会稳固。与其使民心离散来防备契丹，契丹还没有到而民力已经先困、国用已经先竭，哪里比得上稳固民心来防备契丹，契丹即使到来也还有余力，国家用度也有储备呢？其中的利害，如同看黑白、数一二一样清楚。大臣认为难办，正是臣深感疑惑之处。从前汉武帝使天下因军队而困苦，是因为用兵征讨匈奴，想要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如今陛下使天下因军队而困苦，却是没有用兵也造成了这种局面，并不是为了满足什么欲望。何苦要这样做呢？五口之家尚且知道量入为出，何况天下大计，难道可以不核算收入和支出，难道可以没有长久的制度吗？臣恭敬地看到，如今世上有判决失误、把不该判徒刑的人判为徒刑，甚至判处流刑、死刑的，陛下必定加罪于有司。对于选人，也一定加以停殿处分；后来即使重新任用，也不得升迁改调。这说明陛下防止百姓受冤的心意已经到了极点。如今大臣使天下百姓都陷入困境，难道只是误判徒、流、死罪可以相比的吗？陛下却完全不加过问，这是舍弃大的问题而急于处理小的问题。臣愚昧，哪里能默不作声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停止如今招募军队的诏令，命大臣分别列明太祖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太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真宗时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陛下天圣年间赋税收入多少、军队多少、官员多少。根据如今赋税收入、军队和官员的数目，斟酌取其中的适中标准，制定为长久制度。以赋税收入总数十分为比例，七分供给郊庙、宫省等各项费用，三分留下来储备水旱灾害以及缓急非常之事；这样十年以后，才可以说达到治理。古人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就叫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就叫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国家就不能算国家。

译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各州郡，大多没有两年的储蓄；边城更严重的，有的只有三几个月的储蓄。不幸接连两年发生水旱灾害，将靠什么来供养这些军队呢？如果连这些军队都供养不起，那么忧患就不在契丹了。这就是臣所说的言官责任。正是陛下应当留意、大臣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恭请把臣的奏章下交中书、枢密大臣，并把臣前次的奏章一并审阅详议。如果陛下不因为臣没有才能而不用臣的意见，先停止招募军队，然后根据今天天下的赋税收入来制定国家用度，使上下宽裕，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至和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范镇上奏仁宗，论述增加军队会使百姓困苦。臣私下听说契丹新君即位，他的叔父领兵盘旋于山后，契丹召他回去，他却不肯赴召。臣深恐边臣借此张大声势、制造恐慌，再请求增加军队。如今河北、河东供养军队三十多万人，已经五十年了；又增加义勇三十万人，于是两路常有六十万军队积聚，正是为了应付缓急非常之事。然而塞下每有一次小小的警报，就有奏疏纷纷而来动摇朝廷，这也已经五十年了。朝廷大臣议论，边境将领筹谋，内外都习惯于把安然无事当作常态，所以军队越来越多，粮食越来越困乏，国家用度越来越不足，却不知道怎样设法挽救。这正是臣恳切陈说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如今三十万义勇，差不多相当于古代三十多万禁兵，都依靠县官供养。在三十多万人中，有一半都是老弱怯懦之人。老弱怯懦的人遇到敌人就先自行败逃死亡，不仅会先自行败亡，正好还会成为骁勇强壮者的拖累。因此，骁勇强壮者不可不挑选训练，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制裁去。骁勇强壮者不挑选训练，军队就危险；老弱怯懦者不裁去，费用就广大。费用广大，百姓就疲惫；百姓疲惫，就不会爱惜养护自己；结果反而用军队去保卫不爱惜自己的百姓。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塞外，而在塞内。臣私下筹划，契丹新君继承君位既已确定，就会与前任君主没有不同，盟约友好也一定坚固长久。即使他的叔父争夺君位，国内发生变乱，等到蕃汉人心归附，形势也不会在五七年内平定。朝廷趁这五七年时间，惩戒以前的过失，谋划挑选训练骁勇强壮者，裁去老弱之人，使民力得到舒缓、国用得到丰足，以等待敌寇到来，这就是必胜的道路。古人请求用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如今有六十万军队，又加上高城深池，却仍然战战兢兢、常常担心力量不足，大概是将相没有承担责任。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专门责成将相，把经营筹划边防的责任交给他们，不仅边境可以无事，还将看到天下重新恢复太平。臣希望陛下命令大臣审议，如果不因为臣愚昧而废弃臣的意见，必定会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至和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宋代赵汝愚编。兵门。兵议下。蔡襄上奏仁宗，论述军事九件事。臣近来上奏《国论要目》十二篇，认为当今最急迫的政务，强兵是第一件事，富国是第二件事。想要修明治理之道，应当从这里开始。军队不强，国家就不富；国家不富，百姓就不得安宁。所以从强兵开始，最终归于安民，这是本末关系的论说。强兵的办法怎么样？第一是消除冗兵，意思是军队不能突然大量削减，应当有办法逐渐消除；第二是选择，意思是老弱病残、不能参加战阵的人，就挑选出来遣去；第三是省兵，意思是不应当设置军队的地方，以及设置过多的地方，就裁省军队；第四是训练，意思是士兵虽然少壮，但训练不得其法，就等同于没有教练；第五是立法，意思是军队完全没有统制，所以不能使用，一使用就会失败。这五项都修治完备，军队就会少而精。军队少，财用就丰足；财用丰足，国家就富裕。军队精锐，用来作战就能胜利，用来防守就能稳固，于是军队就强大了。这些说法都是世人通常的议论，然而实行它们就是治道的开始，不实行就是天下的大患。正因为这是世人的通常议论，才是当今最急迫的政务。因此臣把它称为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是中书不参与掌管军队，因此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军队；枢密院需要军队就增加，却不知道财用究竟有没有；掌管军队的将帅认为兵少就请求增加，不加核算。如今军籍已经多了一倍，为什么使用起来还感到不足？三司只负责支给、办理衣粮，天天增加，却不敢列举议论，说军队不是自己的职务。四个机构各自为自己的打算，才造成了这种局面。如果把它们合并贯通为一体，就可以核算军籍多少、财用有无，不至于形成冗余。臣请求，凡要招募、设置、增加军队的数目，应由枢密院、中书共同商议。先命三司计算衣粮怎样才能够用；掌管军队的官员每次请求增置，都必须追问缺少军队的原因，确实不得已之后才可以具奏。这样谨慎慎重，也是省兵的一种办法。一件事是，近年各路设置安抚、钤辖，增加屯驻禁军。从京西、江南、东西广南、东西两浙、福建等地驻泊的禁军，都是北方人。南方水土不同，水上行军不知道船和船桨的便利，山中行军又不能承受险阻；一去就是三年，死亡几乎过半，这是不便的第一点。比如调派两万人驻泊，等到轮换时，又必须再调两万人，通常需要四万人才能办成。因为屯戍太多，军队回到营地还不到两三个月，又要再次出军，不仅道路劳苦，妻子儿女相隔，人心郁结，这是不便的第二点。如今想要除京东、淮南以外，各路钤辖、安抚司所管的驻泊禁军，等服役年限满后，酌量留下应需人数予以差补，除此之外一律放回本营，不再补充空缺。有人问：“南方难道不能使用北军吗？祖宗平定南方，全是使用北军，如今为什么说难以使用？”回答说：“祖宗时期用兵，是诛讨的大计，军队无不从中央调出。如今南方只是应当采取防御盗贼的办法；如果抵御盗贼，各路都有招置的禁军，训练精熟，可以任意驱使。贼势强大时，暂时派遣北军，也不算失策。这也是省兵的一种办法。” 一件事是，陕西、河东自庆历以来用兵时，设置了很多寨栅；增加寨栅和军队，本来是为了畅通粮道、防护耕作，并不能有益于进攻和防守。如今应当先去掉无用的寨栅，或者只酌量留下士卒，视情况裁撤遣返，以减轻难以置办粮草的费用。这也是省兵的一种办法。一件事是，防边士卒中有老弱病患的，必须先行挑选。若让他们留在边境，不仅白白耗费粮食储备，也不能参加战斗。一千名士兵中如果有一百名老弱之人，遇到敌人先行逃跑，就等于一千人全都废掉。造成这样的祸患，必须进行选拣。马匹中有不能进入战阵的，它造成的祸患也同老弱士兵一样。陕西、河东如今没有战事时，如果先行挑选，不仅可以使训练精熟、仓促时有所准备，还大可以减少粮草，以宽裕国家用度。一件事是，有人说：招置土兵，就像从前陕西弓箭手一类的人，只给他们田地，不耗费衣粮，对事情很便利。再说河北招置土兵，造成的祸患很深。一个土兵可以抵得上三个戍兵，而且父子相承，未曾出城，骄纵傲慢而难以调动，所以说祸患很深。河北义勇有十九万人，从前调他们防守时，民情惊动；如今耳目已经习惯，只需整顿训练，缓急之时便可以发挥力量。再挑选强壮者，必须达到十万人，不耗费衣粮，可以与土兵相互制约，屯戍的军队就可以减少了。一件事，关于养兵的费用：禁军每名士兵的费用，把衣粮、特支和郊赉合计起来，一年约需五十千钱；厢军每名士兵一年约需三十千钱。全国共有一千一十八万余人，一年约需四千八百万缗。这只是大概的数目。若裁减禁军十万人，每年可减少五百万缗钱；裁减厢军十万人，每年可减少三百万缗钱。若想裁减禁军，应先裁减屯戍之兵；若想裁减厢军，应先裁减纲运之兵。这是其中的关键。一件事，各路厢军每一指挥有六七百人。查找旧有定额，原来并没有条文制度。大概是年代久远，旧文书已经散失了。如今若奉朝廷旨意，各军指挥以及将校以下，不得超过五百人。旧额不满五百人的，仍依旧额。到今天以前已经超过额数的，也一律仍按旧额办理。等到人数达到五百人，就完全依照现在的指挥办理。胆敢在额外增添人员的，一律以违制论罪，不在免官后原有赦免的范围之内。一件事，禁军指挥近年增置的军额名目很多，指挥的将校编制虽然齐全，士卒却只有两三百人，白白耗费了将校编制所对应的俸禄供给。如今若先对各路军额订立条约，例如士兵有三百人，便设置将校三十人；现有人数已经超过的仍照旧，或者调往、补入其他军队；等到人数达到三百人，便不再补充，将来就可以逐渐合并裁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人〕

译一件事，若想裁减厢军，应先裁减纲运。如今天下没有名目的纲运，最为浪费。边郡的士兵，由兵官负责替换调动、迎接等候和送还，厢军动辄就是几百人，多的达到一千人。向来明明有条文制度，但州郡都顾念人情，不敢禁止约束，这是第一件事。南方替换罢任官员，近的从江浙，远的来自湘潭。一条船有十至二十人，一年往返京师，可以只办一次。一条船的费用，少则五百千，多则七百千；所运载的官物，价值不过几千缗，至于衣粮所费又有多少呢？这是第二件事。天下州郡，自太平以来，官署、亭榭没有不充足的。每逢新官到任主持政事，必定要有改建土木工程，到处都是这样。不但白白耗费财物，还必定要大量役使士卒，这是第三件事。天下运送官物进京，如牛皮、兵器之类，大多走陆路。若交给本路转运司办理，不急需使用的就停止运送，或者改走水路，就可以减少兵役，这是第四件事。养兵来拉船，不如出钱雇人，这样只需支付按路程计算的费用。养兵来拉船，则终年都要供给他们，费用必定加倍，这是第五件事。大致举出这五件事，严格订立条约，厢军就可以裁省了。【治平元年上奏，当时任三司使】上奏英宗，请求停止招募军队　　　　司马光 臣近来听说，朝廷正在京师和各路广泛招募禁军；在遭受灾害的地方，又招募饥民来充任厢军。臣愚昧地认为，国家一向的忧患在于军队不精锐，而不在于军队不多。军队少而精锐，衣粮容易供给，公私财力都能充足，一人可以抵十人，遇到敌人必定能够取胜；军队多而不精锐，衣粮难以供给，公私都陷于困乏，十个人还抵不上一个人，遇到敌人必定失败。这种利害关系明白得如同黑白，并不难知道。因此太祖时，天下军队的数量还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却仍然每天加强选拔训练，淘汰羸弱衰老者，专门选取精锐之士，所以能够征伐四方，屡次取胜，统一华夏。自景德以来，中国既用金帛安抚怀柔戎敌，不再进行征讨，至今已经六十多年，按理说官府应当有余积，百姓应当有余财；可是府库却耗尽，仓廪空虚，水旱灾害稍有发生，流亡饿死的人就遍满田野。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边境虽然安定，而冗兵越来越多造成的吗？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并不是臣一人的私下言论。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于西部边境，朝廷用兵，广泛增加招募；各州都监、都押所招募达到一千人的，都特别升迁一级官职。由于这个缘故，天下冗兵更加众多，国力也更加贫弱。近年以来又多次大规模拣选厢军，以补充禁军的数额；这样一来，已经登记在籍的军队就已经不少了，何苦还要直接招募禁军，并招募饥民来充任厢军呢？臣不知道提出这个建议的大臣曾经计算过还是没有计算过：今天府库的积蓄，用来供养今天原有的军队，究竟是有余还是不足？这大概是边境大臣庸碌愚昧、怯懦无能，没有别的才略，只知道要求增加军队；朝廷大臣又担心所供给的军队不符合边臣的要求，将来边境发生事情而有所失败，便会归罪于自己，所以不顾国家的困乏，只知道招募军队，取其虚假的人数，不管士卒疲弱无能、无法使用。这是群臣保全自身、保住职位、苟且应付眼前的办法，并不是替朝廷深谋远虑、谋求长久的计划。谚语说：“多求不如省费。”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如今有一个十口之家，衣食仅仅够用，突然增加五口，必定无法供养。如果不顾仓中的粮食、箱中的布帛，看看还能剩下多少，只贪求增加多余的人口，难道不会穷困匮乏吗？国家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群臣既不能为陛下忠心谋划，陛下又不亲自把这件事当作忧患，那么谁来替国家忧虑呢？臣恐怕边臣请求军队没有尽头，朝廷招募军队也没有停止的时候，而仓库中的粮帛有限，百姓的脂膏血汗也有尽头；不知道国家这样长期沉疴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臣又听说，近日发生灾害的地方，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只能煮稀粥供给饥民，尚且不能满足他们，何况把饥民刺字编入军籍，作为士兵后，终身要用什么来供养他们呢？况且田间农民，只是因为一时饥荒，才流徙外地求食；将来年成丰收，他们都会想着恢复旧业。如今既然把他们刺字编成士兵，就是使他们终身失去职业；对于官府和百姓来说，都很不便利。谋划策略的错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希望陛下从圣明的意志出发，立即下达指挥：凡京师及各路，都应停止招募禁军，只选择将帅，让他们训练现有军队，用来防备抵御四夷，不必担心兵力不足。灾害发生的地方，州县不得擅自招募饥民充任厢军，只须根据现有的粮食数量救济农民，等到以后年成稍丰，让他们各自恢复旧业，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臣不自知狂妄愚昧，见朝廷政令有不便之处，任命授官有不恰当之处，屡次进献盲人般的言论，冒犯、烦扰了天听。陛下从未因此改变一条政令、改动一次任命，像臣这样的人也可以不再进言了。然而臣仍然诚恳地不断进献意见，实在是以身居职位却不进言为耻，而不以多次进言、被人厌烦为耻。【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拣选禁军　　　　司马光 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不知是真是假。有人说朝廷想要拣选京师禁军中年过四十五岁、略有疾病的人，全部削减其请给，并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迁往淮南就粮。若确有这样的议论，臣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京师禁军及其家属，大多在京师出生长大，亲戚姻亲遍布，安居乐业，靠官府供给衣食，已经很久了。年过四十五岁还不算衰老，略有疾病，仍然可以承担征役。如今没有其他罪过，却突然削减他们的请给，把他们迁往淮南，这是横遭降配。各军中被淘汰裁减的人很多，臣很担心人心惶惑，大多产生愁怨。即使国家太平无事，纲纪完备，这些人惶惶不安，也还不能造成祸患。然而诏书一下，如果万一引起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想姑且以省事为务，又把他们收回，那么便会顿时失去威严，以后再也无法号令骄兵；如果最终推行下去，便会触犯众怒，专断的意图难以实现，意外的变故不可不防。梁室分拆魏博军队，导致张彦之乱，就是近来的可鉴之事。因此臣希望朝廷更加深思熟议，不宜仓促下达这样的诏书。水还没有到，却预先修筑堤防，水即使不来，也没有什么害处。

译如果认为水不值得忧虑，因而不修筑堤防，一旦水来了，防备就来不及了。所以君子重视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况且国家耗尽天下的财力来养育士兵，本来是想用来防备边疆。如今淮南并不是用武之地，却屯驻许多禁兵，白白耗费衣粮，这是在供养无用的军队，把他们放在无用的地方。又假使边疆一直平安无事也就罢了，将来一旦稍有警急，掌管军队的大臣必定争相要求增加兵力。京师的军队已经减少，就必须派遣使者四处招募，大量拣选，人数将比今天裁退的士兵多出几倍。旧兵尚且仍在领取衣粮，新兵又增加衣粮供给；这是抛弃已经训练、经历过战事的士兵，而收取市井和田间的人。本来想裁减冗兵，冗兵反而更多；本来想节省大笔费用，大笔费用反而更加扩大，臣私下恐怕这不是好的计策。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裁减禁军中不能胜任征战的，减免其待遇，充作小分；又有不能胜任执役的，便放免为百姓，任其自由。在京师居住也可以，只是不要让年老有病的人仍然占着军籍，白白耗费衣粮。人心既然安于所习惯的生活，便都没有怨言；国家又能得到可用之力，不白白设置冗兵，既然裁去大笔费用，便能自然节省。从道理上看十分明白，办事也很便利。臣作为近臣，这件事关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说。【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论述冗兵　　　　　　陈襄 臣考察治平二年，天下收入财用的总数，大约有六千余万缗；养兵费用约五千万缗，竟占财用的六成，军队占去了其中五成。禁兵约七十万人，每人每年衣粮赏赐不下五十千钱，七十万人便需三千五百万缗。厢军约五十万人，每人每年衣粮赏赐不下三十千钱，五十万人便需一千五百万缗。这样禁兵、厢军共需五千万缗，只剩下一千万缗来备办国家各项费用。如今如果裁减厢军、禁军人数的五分之一，便可以减少一千万钱粮费用，以帮助官府支用；与平常年份相比，所能增加的数目加倍，百项经费便有二千万缗，供给各种需要绰绰有余。况且太祖朝内外军队只有十二万人，真宗时三十多万人，章圣时已经号称很多，却不过五六十万人。大体说来，军队贵在强悍，不在数量众多。如今若选取精壮强悍的士兵，淘汰懦弱、羸弱和年老者，即使裁去五分之一，仍有九十六万精兵，也不能说不足。【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兵制不宜仓促更改 文彦博 臣先前因进见答对时被询问兵民利害，便与吴充当即略陈大意，向陛下回答。然而在天威之下，片刻之间，实在无法详尽说明。臣退下后又反复思考，自从陛下临朝以来，焦心劳神处理各种政务；兵事是国家大事，陛下尤其重视。三四年前，枢密院查录了开宝初年至治平年间内外兵马的大数，颇为详备，于是商议斟酌，取其中间数确定为永久定额。与至道以前相比，兵力已经多出很多；庆历年间则已经有所减少。内以壮大根本，外以防备边疆，裁去冗余，精简而适用，节省费用，搜求补充并加以训练，都有条理。又因为三路邻近边境，进而设置属户、蕃兵、弓箭手之类，直到次边州军，全部设置义勇，遇到缓急便调发，用来应付征战和防守。如果守备处置得当，长久实行必定不会有缺失。兼且过去各路郡县额外增置弓箭手，也是为了防备盗贼。像这样的纲纪，臣已经认为很符合当前的需要，颇有预先防备的道理。假如还有不足，或者有所废弛，就应当加以弥补、振作、恢复而已。恭敬地想，太宗平定天下时，只用这套军队；真宗、仁宗、英宗守卫天下时，也使用这套军队。历代圣主相承，始终没有改变道路；经过的年代越久，也没有改变法制。所以臣认为，这套制度符合当前的需要，也有预先防备的道理；如果其中还有不足、废弛之处，加以弥补并振兴恢复就可以了。如今陛下以睿圣之德，承继祖宗兴盛的事业，中原百姓不懂得战争，已有几百年了。纵观前代最为太平的时期，没有像这样安定而长久的。因此人口繁盛超过两汉，疆域广大辽远超过三代。所谓百姓的聚居地没有改变，土地的开辟没有改变，施行仁政而不烦扰百姓，那么太平的成效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陛下如果一定要舍弃这一套，另求治理之道来达到太平，改易兵制来张扬威武，实在不是臣这种愚昧之人所能理解的。况且臣身居枢密府，所掌管的只是兵事，却不能上副陛下的盛大意图，委曲周详地筹划办理；尸位素餐的责任，臣不能逃避。伏望圣慈察看臣前后屡次上奏的章疏，允许解除臣执掌枢机的重任，并归还将相的印绶，使臣得以任散秩，前往外郡任职，让愚臣知止自守，也成全朝廷礼待退职大臣的礼节。臣长久承受天地般的恩德，怎敢忘记以犬马之劳报答？臣私下认为，兵民就像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禁绝暴乱、止息战争，是武德中的七项之一；不能止息战争，最终会自取焚灭，这是自古以来的警戒。凡是更改控制防御的办法，臣都深愿陛下谨慎而慎重。臣区区的一片诚心，或许可以补益万分之一。【熙宁四年上奏，当时任枢密使】上奏神宗，劝谏用兵　　　　　　张方平 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女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女色的人必定会送命；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圣人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便享有安全的福祉；不胜，也必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打却不停止，所以胜利了，祸变发生得较慢而祸患较大；不胜，祸变发生得迅速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几乎有七十万家的人死在道路上。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穷困，饥寒逼迫；再往后必定有盗贼的忧患，死伤愁怨；最终必定招来水旱灾害的报应。上面，将帅拥兵自重，可能产生防扈的心思；下面，士卒长期服役，可能产生溃散叛乱的念头。各种变故层出不穷，全都由用兵引起。至于首先倡议发动战争的人，所受责罚尤其重，这是因为平民无缘无故由于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充满，必定要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因此圣人畏惧并重视用兵，若非不得已，绝不敢使用。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干戈，因失败而灭亡的，数不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这些，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那些取胜的例子。

译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继续对胡人、越人用兵，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透，天下便怨恨叛乱，秦二世遭到杀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有余的基础，首先挑起与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逐渐波及各国，年年征调发兵，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兴起；当时蚩尤旗出现，旗杆高与天空相等。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军队出征三十多年，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等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师血流成河，横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皇帝即使后来悔悟，也已经无法挽回太子被迫自杀身亡的遗恨了。隋文帝攻下江南后，又继续对夷狄用兵；隋炀帝继位后，这个意图没有衰减。他们都能够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善于用兵；已经攻破灭亡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而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逐渐衰落，国势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危险，大概就是用兵的祸患无法逃脱事理的规律。不然，太宗仁厚圣明，宽厚待人，克制自己而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了刑罚无所施用的境地；但传位一代之后，子孙却陷于涂炭，这难道是行善所得到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是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只是勉强保全；秦、隋是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终于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从来没有不掩卷流泪，为它们谋划的错误而悲伤。假使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就随即遭到挫败，警惕恐惧，知道用兵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可惜他们每次出兵总能取胜，所以习惯于功利，不深思祸患。臣因此说：取胜则祸变发生较慢而祸患较大，不胜则祸变发生较快而祸患较小，这一点不可不明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铠甲朽坏钝劣。元昊乘机突然发动侵扰，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所防守的地方动辄涉及数万人；但国内仍然安宁，战争停止、事情结束后，百姓没有怨言，国家也没有遗留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体察到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如此。如今陛下天赐勇气和智慧，意在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的动静。群臣百官窥见了这个意图，大多进言主张用兵。开始时，执掌国命的辅弼大臣，没有深忧远虑的心思；主持国事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害、持重审慎的见识；任职台谏的人，也没有提出劝善规过、纳忠进谏的意见。事情从细微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了祸患的根源。不久薛向提出经营横山的谋略，韩绛献上深入进攻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协力，军队屡遭失败，财用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上天震怒、百姓怨恨，边地军队背叛，京师骚动不安，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睡、废寝忘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亲自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意思，而是直接归怨于陛下。幸赖祖宗积累的深厚福德和上天保佑的深切，才使出兵没有功效，从而使陛下有所感悟。然而见识浅薄的人却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得胜利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患，章惇在横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争。但这些人都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俘获老弱，使心腹之地困顿疲弊，却只取得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而忽略实际的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求功名。所以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争，竟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之中，死亡者十人中有五六人；道路上的民夫又死于运输粮饷器械，未曾见到敌人便全都因用兵而丧命。用兵的意图必定会稍稍衰减，但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接连取胜，锐气正盛，陛下因为一次胜利而高兴，必定会轻视四夷、凌辱敌国。国家的意图和上天的意思都难以揣测，臣实在害怕。况且战争胜利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拜表称贺以及显赫地呈现在耳目之前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屠杀，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绝，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妻子儿女，眼睛被熏伤、手臂被折断以及自缢的情状，陛下必定看不见。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必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剖切鱼鳖作为膳食，吃的人觉得十分甘美，死去的却十分痛苦；假使让陛下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叫，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之美，陛下也一定会丢下筷子，不忍心吃，何况把人的性命用来作为供耳目观赏的功名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强、府库充实，如同秦、汉、隋、唐的君主，取胜以后祸乱尚且兴起而无法挽救，更何况如今各处的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远不止万倍呢？而且这几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余，州郡正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勉强才能接续，南郊赏赐拖延很久仍未办妥。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言说。若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便会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若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事正日益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形势就会在这里出现。这正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临食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发动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赞同的，依此办事就一定成功，上天所背弃的，依此办事就一定失败。天心赞同或背弃的迹象，表现在灾祥、丰歉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灾害和疫病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由此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却断然不顾，不停止发动事端。这就像子女得罪了父母，只应恭敬顺从、安静反思、归罪自责，或许还能得到谅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意鞭打奴婢，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做而能得到父母赦免的。

译所以臣希望陛下远察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刻体察天心向背的道理，彻底打消用兵的念头，保卫疆界、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作为巩固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获得朝夕奉养的安宁，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臣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瞑目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祭祀与天地相配。但到了白登被围时，便商议和亲；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时，便派人辞谢绝交。说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用兵，而是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所以考虑祸患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议论讨伐；老臣愚昧懦弱，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臣子向君主进忠言，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加以劝止，较为容易；迎着君主气势正盛时加以折止，便难以成功。凡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思。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平民卑士也有不可改变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通达、气度器量超过常人，没有人能在奋发进取之中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以义理为准则。如今陛下正以盛大的气势主张用武，形势已经无法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却仍然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能够听取采纳而不疑心，所以不敢把世俗众人争强好胜的常情用来揣度陛下。况且臣想到，将来陛下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时，必定会悲痛悔恨，追究身边大臣为何从未进言。臣也将年老而死，到了地下拜见先帝时，也有话可以交代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察纳臣言。【熙宁十年上奏，当时任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东太一宫使。此疏实际由苏轼代作】上奏神宗，论述养兵　　　　　　吕大忠 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最终在于腹心，起初却在于边鄙。边鄙的祸患，轻的在于抵御敌人，重的在于养兵。汉朝因为运粮供给匈奴边地千里而使天下困乏；唐朝因为藩镇耗尽国用而使人心离散。这样看来，今天养兵的弊病，最终会成为以后腹心地区的大祸患，不可不察。养兵本来是为了制服敌人，使边境安定，而让腹心地区承受安宁的好处。如今养兵过多，又没有妥善安置和管理，削减腹心地区的财力来供养军队的费用，仍然不够；即使能够战胜敌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何况不能战胜呢？虽然如此，边境不可不防，军队不可不养；弊病严重的就应当改正，祸患重大的就应当消除。一定要使天下的百姓各自耕种自己的土地，把民众编成伍、两这样的基层组织，平时耕作，有事时作战，这是臣的愿望。现在还不能立即实行；即使采用汉朝屯田、唐朝府兵的办法，也足以成为良法，但如果不能全部采用，那么今天的养兵终究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危险之中还有更严重的：把疲弱、失于训练的士兵安置在极远的边塞和不毛之地，每天耗费昂贵的粮食，每年劳苦运输馈送；敌人小规模到来时，兵力不足以抗衡却勉强交战；敌人大举到来时，又无法支撑，只好再请求增兵，扩大进攻的计划。这就是用有限的财力供给无穷的费用，不仅仅是浪费，还将引起腹心地区的大祸患，难道不是危险中最严重的吗？就当前的计策来说，也可以回过头来稍加思考，先去掉弊病中过分严重的部分。臣认为，今天的寨户接近于屯田，今天的义勇接近于府兵。如果广泛招募并严格训练他们，用来消除禁兵的弊病，那么一个寨户的勇力超过十名禁兵；五名义勇的费用，还抵不上一个禁兵。这样比较，养兵的大笔费用已经节省一半了。臣又听说，自古以来到现在，有一个国家负责一条边境、一个州负责一道防线的，俸禄赏赐能够自给，从未听说要从内地取用补足。秦汉之际，一个燕国、一个代国，自行负责抵御匈奴；本朝初年，庆州的姚内斌、雄州的李允则，也各自负责一道防线。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军队精锐而没有冗余的供养，因为轮番派遣而不让士兵长期戍守，因为依凭险要修筑营垒而不多留军队，因为开放互市来运送州中粮食，因为广置屯田来减少远途运输，因为广泛招募当地人来减少禁军。敌人不来时，我便告诫边疆官吏不要轻易侵犯敌人，以免招致敌军；敌人已经到来时，我便告诫守将不要侥幸求胜；敌人将要退去时，我便估量它的强弱，即使空营追击、扰袭他们也可以；事情已经安定时，我便计算是非得失，即使增兵报复他们也可以。所有这些办法，虽然不是先王的制度，难道不仍然胜过今天的弊病吗？凭臣的愚见，虽然不足以权衡大事，但希望圣慈把臣的意见拿去询问边境大臣，允许他们极力论述是非，再作复奏。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那就是边境大臣欺骗蒙蔽陛下，终究不能消除天下腹心的祸患；如果认为臣说得对，那么希望陛下不要顾惜一时的劳苦，全面讲求并实行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出三四年，国家的力量和百姓的民心或许都可以恢复。臣无能，奉命出使，以运输馈送为职责，不能广泛谋求财利来应付各种紧急需要；而臣谈及养兵的弊病，人人都认为臣没有善于避嫌。只是臣愚昧的志向在于安定社稷，不忍缄默不言来求得自身容身。【元丰二年上奏，当时任河北路转运判官】《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二 宋朝赵汝愚编 兵事门 禁卫 上奏仁宗，论述京师卫兵单薄　　　　张方平 臣认为，京师本是古代的陈留郡，是天下四通八达的地方。唐朝以前，曾经是重要的藩镇。五代时朱温最初被封为梁王，后来因他的宫府确定，便把这里定为都城。五姓相继承接，共有十一位皇帝，四十九年间便迅速乱亡，速度之快自古未有。也许是由于都城四面没有险要的地势，藩篱不坚固，又逼近戎敌，而方镇在外掌握强兵，乘着禁卫空虚，造成了本末倒置。国朝太祖皇帝深思安危之计，开始削弱各节度使的权力，把军队屯驻在京城内部，在京畿连续设置营寨；又修治西京宫室，大概有建都的意图。然而因为汴渠漕运便利，便因循旧习，不再迁都。先帝与北方戎族通好，随后又同西部戎族修好；那时本可以减少戍守、裁消军队，使百姓富足。太平三十年，却让军士坐食仓库，因而困乏天下，这并不是没有深思远谋。可见祖宗的本意，是依靠重兵来作为国家的根本，这种形势不能撤去。近来昊贼侵犯边境，逐渐调发禁军，向西屯驻于四路，留在京师的军队已经没有多少。如今北方防务的事端又已萌发，两敌联合，人心动摇；外有武将分掌、统领军队，京师宿卫之师却日益单薄。尾部过大而不能摆动，根本空虚必然动摇，这是势所必然，不可忽视。希望陛下留心思考，为社稷计，京师应当常年驻扎重兵，以巩固培植根本。并且请求查核现有各指挥的兵员人数，如果确实缺少，请从内库拿出金帛，招募有才力的人，训练整齐，教练成军，必须以精锐充实禁卫，不要再向外屯驻。猛虎之所以能使百兽屈服，是因为它的爪牙锋利；如果老虎去掉爪牙，那么犬、猪、鹿、麋都可以与它亲近。兵卫就是国家的爪牙；兵力充足、粮食充足，才可以威服四方，镇压奸邪叛乱。【庆历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述卫士叛变，请求贬黜、责罚皇城司及当夜值宿人员。臣僚　　　　　　何郯等 臣等听说，本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前值宿的皇城司亲事官四人，殴打人员致死，并劫取库中兵器，沿着殿屋登上去，惊动了皇帝的寝宫。那些罪犯除了已经被捕和受伤死亡的以外，其余党徒二人，在二十日捕获时，据说因众人争夺而死亡。被捕的一人，虽然已经审验判决完毕，所有当职的臣僚，有人听说已经传宣释放；这件事传到朝廷内外，颇使众人惊骇。殿廷设置宿卫，本来是替君主预防非常变故；如今卫士自己发生变故，所作所为凶暴悖逆，意图不可测度。兼且后来捕获的余党逃入最为紧要的地方，又听说多次传达圣旨，命令不得杀死他们，但竟然完全没有依照禀报办理；大概是主管的臣僚害怕捕获以后审问出深重的实情，所以放纵手下众人将他们殴打致死，以图杀人灭口，想减轻自己失职的罪责。情状如此，按理没有可以宽恕的。太祖皇帝时，酒坊发生火灾，当地士兵乘机作乱，太祖皇帝认为本坊使、副田处岩等不能统率管辖，便将他们一并处以极刑。如今在皇帝乘舆咫尺之内，贼乱突然发生，凶恶的情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居职者既不能察举，当夜值宿者又不能立即擒捕，尚未依法处以典刑，怎么能堵塞公议？臣深恐朝廷的威令从此宽弛。伏望陛下从圣意裁断，特地下达指挥，将所有干当皇城司及当夜值宿的有关臣僚，分别等第严加贬黜，借以振作威严和刑罚；这样才可使禁近之司不敢懈怠轻慢。【庆历八年闰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述卫士叛变，请求责罚降黜杨怀敏。何郯等 臣等两次上殿当面奏陈，又写具札子、奏状陈述此事，请求重重贬黜干当皇城司的人员，以及前月十八日夜值宿的臣僚；这些请求已经施行，只有杨怀敏一人仍受到宽宥。不久奉中书召见，向臣等传谕圣旨；陛下又没有因臣等所说而感到烦扰，反而曲加诏谕，这足以看出陛下圣明、能够广泛听取意见的气度。宽免臣下进言过分的罪过，本来应当退下伏地听命，怎么能再三冒犯圣听，自取罪责呢？然而臣等从国家体制和人情斟酌，认为不能就此停止，必须再次陈述。君主之所以享有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是因为法令和等级分明，使人不敢凌犯，然后才能极尽尊贵。因此法令得到执行，朝廷就凭此强盛；法令偏废，纲纪就会因此紊乱。自古以来，治乱虽然不同，没有不是由此开始的。至于宫闱之中发生变乱，下属竟敢谋划作乱，前代偶尔也有这种事，都是由于君主失德造成的。况且陛下仁厚，抚恤禁军，从未因喜怒任意施行刑罚诛杀；即使最没有见识的人，难道不会爱戴陛下吗？如今卫士手持刀刃直接进入禁庭，企图凌犯皇帝乘舆，这是普通人竟然产生窥伺君主的意图，都是由于有关部门不履行职责、对法令宽纵造成的。为大臣考虑，应当替陛下深责有关部门失于察举的罪过，依法施行惩罚；像杨景宗等人，也应当诛杀，以向天下谢罪。如果认为他们的过错不是自己主动造成的，那么最多只能宽免其应当承担的正罪，也应当流放，以警戒不尽职者。如今杨景宗等已经受到轻罚，杨怀敏又只是略加降黜，大概是两府大臣因为他是陛下身边的人，不能坚决坚持祖宗的法令，以此躲避怨恨和怒责。如果当贼乱发生之时，杨怀敏能够在后殿指挥众人立即捕获贼人，凭这件功劳，才可以赎罪。如今贼人已经进入禁庭，两夜之间，陛下受到这样的震惊恐惧，本来已经十分严重了。杨怀敏即使有事先报告的功劳，难道能够赎去他失于察觉贼乱的罪吗？况且凭君主的尊贵，宽免一个杨怀敏的罪，本来也是小事。如果对国家体制没有损害，臣等何必苦苦再次陈述？所可惜的是，朝廷的典章法令，不论远近亲疏，都应当一体执行，这才符合众望。况且有关部门失于察察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可以宽免吗？太祖皇帝时，元舅杜审肇任澶州知州，只因辖境内黄河决口，便被免官，回到私宅。太宗皇帝时，楚王宫发生火灾，便把楚王元佐废为庶人。论杨怀敏所任职掌在近侍之中，他与元舅、诸王的亲近程度相比如何？论杨怀敏失察贼乱的罪过，与误使河流决口、火灾焚毁的利害大小相比如何？两相比较，十分明显。杜审肇、元佐都受到那样重的责罚，而杨怀敏却受到如此宽免，伏望陛下援用祖宗法令来堵塞公议，端正左右近臣的惩罚来显示没有私心，不要吝惜惩罚一个杨怀敏，以安慰中外臣子的期望，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臣等论列这件事，如今已经数次；身负言责，本来也没有辜负职守。然而喋喋不休、没有停止，是因为忠义之心不能胜过感愤。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竟然不再进言，恐怕对陛下的圣德没有好处，那就是臣等的罪过。况且臣今日上殿，又有奏陈，已经承蒙陛下圣旨开许采纳，伏乞陛下迅速赐予施行。【庆历八年闰正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述卫士叛变，请求责罚降黜杨怀敏。吴奎 臣私下看到自从施行春令以来，阴雨连绵不止，这就是《洪范传》所说的“君主不能合乎中正，于是下属便有讨伐君主的事情”。如今卫士的变乱发生在肘腋之间，幸赖宗庙神灵保佑，以及陛下仁厚圣明，才立即将其擒获。然而传闻流布四方，惊骇众人的听闻，是极其不祥的事情。《左传》说“君主忧患，臣下受辱”，陛下今日可以说已经忧患了，却不知道承担这份耻辱的究竟是谁呢？臣听说干当皇城司的六人中，五人已经被贬谪，只有杨怀敏仍然留任。外人都说陛下偏私亲近宠幸之人而屈从于公法，臣私下替陛下深感痛惜。况且朝廷内外都传说，捕获贼人之时，陛下曾下令不要杀死他们，而左右近臣却擅自把他们杀死，并撕裂肢体；这一定是有人与他们同谋，恐怕事情泄露，便杀人灭口，否则为什么不奉行诏令呢？【庆历八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监京东排岸司】上奏仁宗，论述禁中内臣坐甲　何郯 臣听说，自从宫禁中发生盗窃事件以来，禁中每月分派内臣轮流披甲值宿，甚至伐木拆屋、修缮墙垣、增设关锁。对于防备之道，确实已经做到极其周密了。然而臣根据事情的体量斟酌，恐怕替陛下筹划的人反而错了。事物有尊卑，事务有大小。尊贵者由君主掌管，卑下者由臣下掌管。君主如果亲自处理小事，就失去君主应有的体统；臣下如果专擅大权，就不合适。以人君的举措来说，所处理的事务必定宏大，所谋划的事情必定深远。提高名分和称号，使百姓习惯于奉守；修明政令刑法，防止百姓逾越；不废弃礼制，以杜绝僭越逼迫的萌芽；必定施行法令，以铲除暴乱的根源，使近处的人不敢侵犯，远处的人不敢凌辱。这样等级和威严分明，上下都没有邪心，然后才能知道天子尊贵的缘由。如今卫士发生变乱，事情出于意外，都是因为朝廷施恩过多而他们不知感恩，主管官司命令宽松而不能禁止。当前适宜的办法，在于震怒以显示诛罚，端正大法以断绝他们的轻慢，施行重刑以讨伐他们的奸邪，斥退那些邪伪而依附下层的人，先断绝其萌芽，彻底追究盗乱犯上的徒众，务必铲除根本。不要宽恕无良之人，使其与众人一同被弃绝；不要遗漏有罪之人，以显示法令公正。法令既已施行，纲纪既已端正，以此来驾驭下属，谁敢不加防范？即使不增加宫闱的警卫，防备修整也不会因此增加；即使省减宫门的守卫，防守也会更加牢固，这与那些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事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臣还听说，陛下近年以来，过分地自我警戒，中宫的乐工已经全部罢免，后苑的猎具也已经全部除去。至于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整饬圣躬，即使是《诗》《书》所称道的遇到灾害便修养德行的君主，也远远比不上陛下。然而在设置禁防方面，所举措的只是眼前小事，所忽略的却是长远大事；所谨慎的是小节，所遗忘的是大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伏望圣慈将臣愚昧的意见交给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公开议论，一举掌握法令威刑的权柄，以铲除邪伪盗乱的阶梯。这样或许君主的威严更加尊崇，国命更加振作，内患既已平息，外在的忧患自然消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庆历八年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钱彦远上奏仁宗，论述值班步兵惹事。臣听说，嘉庆院发现制勘军头司的值班步兵等人谋划作乱，并且在皇城内搜获了他们事先埋藏的器械兵仗。臣私下认为，军头司在崇政殿横门之南，与军器库相连，位置最为接近而隐秘。那些兵士每天跟随本司臣僚出入，对其中情况非常熟悉，却竟敢生出意外之举，幸赖宗庙威灵，使事情事先败露，如今已经下狱审讯。臣担心这些人凶党相互勾结，人数很多；其中有的或许是平日替他们通行、供给饮食的人，心中自相猜疑，另生变故，事情关系极大。伏望圣慈特别下达指挥，命制勘院先迅速查究其党羽；如果查出姓名，立即追捕入院，并将埋藏器械兵仗的历经地点、人员、节级等数目，立即详细具奏，使朝廷内外都听闻此事。这样所希望的是禁卫安定，凶党全部清除。贴黄：臣近来曾因连日阴雨上密状，伏乞严加下达指挥整顿宿卫，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御小人，以深切遏制罪恶的根源。如今兵卒等果然有结党勾连，想请陛下再次下达指挥整顿宿卫，使禁门加倍严密整肃。【皇祐元年八月，卫士王安与他的党徒互相憎恶，把刀放在衣箱中，借干当引见之机，跟随杨景宗进入禁门。后来被守门人搜获，杨景宗却隐瞒不报。不久设置制勘院进行推勘，钱彦远上此奏时，任知谏院。】钱彦远上奏仁宗，论述值班步兵惹事【这是第三篇奏状】。钱彦远等。臣等听说，制勘院正在审勘军头司值班步兵谋划作乱一事。这虽然是一时狂妄的谋划，但考察他们蓄意作恶的本心，作为臣下的人都应为之切齿痛恨。何况兵刃一类的东西已经藏在皇城门内，幸赖祖宗威灵、上天预先降下变乱的警戒，所以事情事先败露。假如因循拖延而没有查明，惊扰了皇帝车驾的清尘，臣认为即使诛灭他们全族，也不能算尽到责任。如今既已下狱审讯，因为事情关系重大，很是动摇人心。传闻四方震惊，百姓听信奸豪小人的言论，随之煽动迷惑。因此追查党羽，必须把案件和刑罚全部办结，不可迟缓。不彻底查清，其他变故就会发生；稍有迟缓，妄想就会产生。况且前些时候殿中亲事官作乱时，法令稍稍宽纵，追查凶党不尽，所以这些人养成了放纵习气，又有这次勾结，事情比前次更加严重。如今如果再使用轻刑，臣担心后来的祸患，实在寒心痛恨。伏望圣慈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因一时恩德而宽免，特别下达指挥，命制勘院迅速追究最初谋划者、首领以及党羽等人，赶快办结公案上奏。对于那些作乱的人，也乞求在都市诛灭全族，以警示四方，或许小人会稍有戒惧。建立威严、消除萌芽，正在这一举措。这件事尤其不可迟缓，望陛下特别留意。贴黄：关于那些兵刃、经过的门和门户、埋藏地点、亲事官长、行人员以及监门内臣，乞求早日命制勘院先把当日的人数、姓名具奏，乞求不要再让他们担任宿卫，以免另生事端。按照唐、汉的法律，这些人都应当诛杀；如今乞求一并施行决配，发往远方恶劣州军，或许朝廷内外能够整肃，也希望以先前亲事官法令宽松为戒。【皇祐元年八月上奏】钱彦远上奏仁宗，论述值班步兵惹事【这是第四篇奏状】。钱彦远。

译臣认为，君王承担宗庙社稷的尊严，身系天下安危，所以必须严格宿卫，修盛宫室，设置重重门禁和通道，以谨慎防备其他忧患。因此法律最重，禁令最严密，正是要遏制动乱的源头，防微杜渐，作长远深切的谋划，以此作为祖宗社稷的根本。唐朝太尉长孙无忌误带刀进入上阁，监门校尉没有察觉，有司按死刑论处。我国太祖皇帝曾因内酒坊在厚载门外、逼近宫禁，而夜半失火，将从监官到工匠的五十多人全部斩首。太祖一朝终了，宫中再没有失火之事，这就是刑法施行严厉而人人畏惧的成效，是古今都能证明的。如今臣听说，制勘院审得有人携带器刃进入皇城，主管门户、地点以及相关亲事官、人员、节级等，准备判决发遣。臣又私下想到，所携器刃已经进入皇城，虽然这些人是否结党、事情虚实尚未辨明，但门卫和相关地点安然不知，国家用重粮、暖衣养育他们，原本是用来防御意外的，为什么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下公然畏避权势，轻慢废弛法禁而不加察问？何况前些时候内中亲事官作乱时，由于判遣稍轻，导致小人习惯成性，如今又发生此事，关系宗庙社稷，难道还能再吝惜这几十名兵卒而不考虑后患吗？伏望圣慈察明安危的根本和末节。对于制勘院所审得的没有察觉有人携带刀刃进入皇城、负责把守门户和地点的亲事官、人员、兵级等，乞求不要按照通常法律判遣。其中本处直接主管门户、地点的兵级，乞求刺配沙门岛；其余相关人员、兵级，乞求刺配广南远恶州军。这样所希望的是臣下更加激励忠孝之心，使小人从此戒惧。【皇祐元年八月上奏；杨景宗被责授左监门卫大将军，安置均州。】钱彦远上奏仁宗，论述值班步兵惹事【这是第七篇奏状】。钱彦远等。臣等本月二日奉宰执之请，前往中书，接受传达的圣意：对皇城军头司臣僚予以行遣，并依法办理。臣认为，法律是因人情而产生的，比较它的大旨，只是要防微杜渐，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尊君卑臣，归于至正。然而有情节重而法律轻、有情节轻而法律重的情况，所以要斟酌轻重来处刑，权柄在君主手中，专由君主决定，并非主管官司所能议论。因此两汉有“决事比”，就像今天援用条例；本朝判罪有敕旨，用来压定天下公议，告诫小人不要妄自揣测。如今宿卫的下级兵卒挟带刀刃直接进入禁门，虽然他们的谋划另有所在，但距离便殿内阁才一百多步，刀刃藏了好几天，上下竟无人察觉，这是做臣下的人共同应当愤怒的事情，怎么可以只把本司官属罚金了事，还说这就是依法办理呢？这实在大失天下人的期望。况且前些时候亲事官作乱时，由于用法过于宽松，又受到权幸牵制，民情不能平息，群小没有戒惧，于是小人又想实现他们的狂妄计谋，使交防的卫士出入禁门如走平路。事情已经暴露，才以宽典赦免，诚然是陛下至仁至圣、想保全群臣，然而宗庙社稷的重任、天下臣子的心情又该怎么办呢？谨按《尚书》说：“威能胜过爱，事情就能成功；爱能胜过威，事情就会败坏。”孔安国解释说，威刑能够胜过私爱，近处的人就会畏惧，事情可以办成；如果因私爱而压倒威刑，近处的人就会懈怠，事情便不会成功。这是圣人的明确训诫，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难道是喜欢使用严酷吗？只是所考虑的事情长远罢了。如今如果因为是近臣就减轻他的刑罚，恐怕不是“威能胜爱”的道理。臣担心现在的议论会说，这件事与亲事官作乱时不同：那次是挟刀翻屋，这次只是埋藏，意在诬告他人，不应作为同类案件处理。这种说法很不对。况且君王设置门禁、排列宿卫、加重刑罚、严明制度，正是预先考虑这种事情。若一定要等到有人挟刀翻屋以后才处罚，就什么也挽救不了。如今刀刃已经进入宫门，那么宫墙之内的忧患就非同小可，怎能忽略后患而顺从一时的议论？臣等忠义激愤，广泛采纳公议，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妥，所以不避再三上奏、冒犯天听。作为臣下的节操，只有死后才能停止。伏望陛下体察《尚书》中“威能胜爱”的意义，思念祖宗社稷的重大，对于亲事官作乱时刑罚过轻引以为戒；皇城军头司臣僚，请依照臣等前后多次奏状，重加贬黜责罚。这样所希望的是平息人情，符合公议。贴黄：宿卫制度中，门禁最为重要，因为人员出入都从这里发生。如今刀刃已经进入，却说尚未作乱，所以使用轻刑。况且门禁失守，只应论定已经进入还是尚未进入，难道还要取决于作乱还是没有作乱吗？本朝自祖宗以来，凡是使用法律，都由有司列出条文，再由临时敕旨裁定轻重而判遣。因此有特意勒令停职的，有冲替的，有不得再获差遣的，有调任监当的，这些都是法外施行的刑罚。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本司臣僚还可以都只依照轻法办理吗？【皇祐元年八月上奏】州郡兵。王禹偁上奏真宗，请求江湖各郡设置本城守捉兵士。王禹偁。臣认为，治理国家、规划地方，是君王保卫邦国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又说：“设置重重门禁，击柝巡夜，以等待防备暴客。”《左传》说：“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良好的教导。”自唐朝广明末年起，天下乱离，各自据守城垒，修治兵甲，国家分裂如豆剖瓜分，持续七十多年。太祖初起时，便收复关南，平定淮甸；受禅那年，再次出兵讨伐叛乱，取得庸蜀，攻下荆湘，攻克番禺，讨伐金陵，天下十成已有七成归于宋。太宗继承皇位后，大业得以整合，平定并汾，安抚闽越，天下成为一家，无不臣服。当时议论者竟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城池，收缴兵甲，撤除武备，达三十多年。读书人出任州郡长官，大郡只给两人，小郡给五人，作为常从，名义上叫长吏，实际上和旅人没有区别。名义上是郡城，实际荡然如平地。这样虽然是尊崇京师、压抑郡县、强化中央而削弱地方的办法，却也不是中正得当的办法。臣此前在滁州，遇到发兵运送漕粮，关城无人守御，只能让白直代替主管人员关闭城门。城池已经毁坏，器仗也不齐全。后来调任维扬，号称重镇，竟然与滁州没有不同。

译曾经拿出二十副铠甲交给巡警使臣，蹶弩张弓，十件中损坏了四五件，大概是因为不敢擅自修治。又因当地潮湿，铠甲器械难以晒干、晾凉，上下因循拖延，于是到了这种地步。如今黄州的城墙、器械和铠甲，又比不上滁州、扬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突然起事，即使想要防御，又凭什么抵挡？臣考察司马迁《天官书》说：“天运每三十年有一次小变化，每一百年有一次中变化，每五百年有一次大变化，这是常数。”古代圣人知道会这样，所以设置防备以等待，即使发生变化也不会混乱。国家在建隆甲子年平定西川，甲午年西川又发生叛乱，正是三十年应验。当时西川只有益、梓、眉三地，于是有城池可以守卫；只有郭载弃城先逃，被贼人占据，其余没有城池的地方也全被贼人占领，这正是有防备便能奏效的明证。陛下继承二圣之业，使长久世代更加兴盛，必定有不同寻常的制度，可以因时改道更张、建立法规，实在不必拘泥。太祖削弱诸侯防卫专擅的权力，是不得不这样做。太宗平定伪国、夷平妖乱巢穴，本来就是为了杜绝觊觎和窥望。制度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挽救弊端的方法，在于顺应时宜。汉高祖惩戒暴秦郡县制度的过失，于是分封自己的子弟；等到七国势力强大，汉文帝、汉景帝才实行削弱和夺取封地的政策。唐德宗趁安史之乱后厌恶战争，于是有了贞元年间姑息的政策；唐宪宗看到淄青、蔡州的巨奸大恶，于是有了元和年间讨伐贼党的议论。这都是察觉苗头便采取行动，为社稷作长远谋划，迅速得像转动圆规一样，不可拘泥于成规。如今江淮州郡有三大祸患：城池坍塌毁坏，这是第一；兵器铠仗不齐全，这是第二；士兵不受训练，这是第三。如今濮州盗贼兴起，正可看出防备松弛。望陛下特行英断，参考精妙筹算。如果暂且因势修治而不想声张，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地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都允许设置本城守捉军士，不超过三五百人，不让他们调出，只在城中操练弓剑，逐渐修葺城垒，整治甲胄，使郡国张设武备，长吏免除被盗贼剽掠的忧患。【咸平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知黄州。此前濮州有盗贼入城劫掠，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偁听说后，认为国家武备没有修治，所以盗贼在京师附近突然起事，于是上此奏。】冨弼上奏仁宗，请求东南各郡募兵防备寇盗。冨弼。臣听说，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不用法制织成的罗网就无法守护；百姓是珍贵的牲畜，不用智慧和力量控制治理就无法保全。因此先王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失去这件大器、不能防护百姓。臣看见西戎僭越叛乱，屡次侵犯边境，本本道的力量不足以支撑，朝廷便把京东、京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南、两浙、福建、广南东西共十一道的军队全部调往关中屯驻。十一道军队本来就少而弱，又遭遇这次调发，所以关中得到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充实，而十一道的兵力已经用尽。朝廷只想到京东邻近河朔，京西接近关陕，这两道不能没有防备，于是派使者检阅乡民，让他们练习武艺以代替军兵。东南九道却没有得到顾念，臣不能理解。臣又考虑，朝廷的各项用度，如军粮、币帛、茶盐、钱币、金铜铅银，乃至羽毛、胶漆，全都出自这九道。朝廷之所以能够安然治理天下而不匮乏，正是因为得到九道供给。这九道是朝廷所仰赖的，本来应当保护。如今把它们的兵力全部调走，就是不加以保守；一旦乘虚而入盗贼兴起，阻塞交通要道，京师就会无缘无故地陷入困境。凡是喜欢窥伺、图谋不轨的奸贼，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如今西部边境用兵，天下的军队和将领都集中到西方，力量必定顾及不到其他各道，于是他们就会趁着没有防备而起事。臣看来，这九道的州军中，如果有一个豪杰率领几十个人，窥伺州官在朔望日行香后聚集的机会，拿着锄头和木棒，成群呼喊奋击，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死，谁还能抵御？然后打开府库，再劫取豪强人家的财物，散发给人，招募军队，一定会有云一样多的人响应；一天之内就可得到上千人，击鼓进军，所到之处都没有军队，又没有修治城垒。各郡县和镇所到之处都必须防守，等奏报送到朝廷，即使立即发兵，也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到达，那时他们的人数必定已达到万人，怎么能够攻破？臣又担心陛下认为大股盗贼不可能突然到来。臣不敢远引上古，只略举隋唐以来东南成为寇盗的事例来说明。隋大业年间，刘元进起兵于余杭，朱爕、管崇起兵于吴地，各自聚集数十万盗贼，侵扰江浙各州。朱粲起兵于谯郡，拥兵数十万；宏起于鄱阳，萧铣起于罗县，各自聚众数万，攻守各郡。唐咸通年间，桂林戍卒五百人杀死主将，以判官庞勋为都头，劫掠湘潭，后来攻打徐、宿等州。又在唐干符年间，海盗王郢、江盗柳彦章各自聚集徒众数万多人。光化年间，鲁景仁起于连州，黄岫起于桂阳，沈行收起于邵阳，各自拥兵一万多人，攻打本郡县邑，杀害守令长官。其中势力最盛的，是江西钟傅、广南刘隐、湖南马商、福建王潮，他们都割据一方。臣认为，东南九道背靠山岭、阻隔水道，作寇者足以据险顽抗，所以自古以来就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只有君王能够镇抚它，盗贼才不能在其中滋生；否则必然发生动乱。如今九道大小共有一百三十多个郡，如果每郡都驻兵，确实无法做到。臣想请在九道中选择要害之地，约十多个郡，如泗、扬、升、吉、潭、荆、桂、广、福、杭、越之类，按照地理距离均衡分布，在当地募兵，大郡五千人，小郡二三千人，以多补少，总数不过四五万人。凭东南一百三十郡的富饶，难道还不能供养吗？把他们训练成精兵，不再承担差役；每郡设置二名督防专门统领，每道另设一名都防负责经略，九道再设置一名总管居中节制。这样，想要作寇的人知道朝廷已有防备，难道不会顾忌吗？

译假如发生盗贼起事，发兵就有用处，军队可以凭借有利地势，趁其势力还没有十分炽盛时将其扑灭，这就不难了。臣前面所说天下百姓应当用法网控制治理，就是这个办法。臣又想到，京东、京西虽然设置乡兵，但军兵极少，也看不出长久安定的道理。乡兵没有营垒，分散居住在村堡中，又各自持有兵器，他们的部伍上下始终不可能像正规军那样整肃。有时遇到饥荒，被奸雄倡导起来，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不作盗？又应当得到军兵与之相互制御。何况山东自古以来尤其多寇盗。隋大业年间，韩进、甄宝起于济北，张金称起于清河，窦建德、格谦、孙宣雅起于渤海，孟襄、杜伏威起于齐、逐等郡，各自拥众十多万人，劫掠各郡。唐干符年间，王仙芝起于濮州，聚众也达十多万，转而攻打河南十五郡；后来黄巢起于宛朐，拥众百万，攻陷两京，横行天下。虽然如此，观察他们最初在草莽间起事时，势力也很微小，只是当时制御失策，才逐渐蔓延。如今也请选取若干要害郡，募兵设置统帅，采取东南的制度，这样便可以没有忧患。议论者或许说财用不足，恐怕难以办成。可是对于天下安全的大业，尚且因为财用困窘而不能建立长久防备，万一小股盗贼聚集起来，又将怎么办？伏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节制私欲，减少横加的耗费，那么几万人的军队不久便可以募得，这就是无穷的根基。【康定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欧阳修上奏仁宗，论述不应公开说明要体察州县官吏对军人的残酷虐待。欧阳修。臣等听说，朝廷近日下达指挥，命各路转运使体察州县官吏残酷虐待军民的情况。臣料想，朝廷之所以有这样的旨意，必定是因为韩纲残酷虐待，近来导致光化兵士作乱，所以才有此指挥。臣私下认为，前些时候光化兵变，虽然是韩纲自取其祸，但那些士兵也一向骄横，处置时必须合乎中道。韩纲自然应依法处理，骄兵也应讨伐铲除，这样两方面都办理，才算得体。如今如果公开发布号令，普遍约束官吏，骄兵就会更加得势，反而进一步生出异心，长吏畏惧躲避，也无法办事。下达给转运司的文书，臣深切担心会在早晚之间传遍朝廷内外，煽动群小，引发事端。不过命令既已发出，也无法追回，伏乞迅速再次下达指挥，命各路转运使秘密谨慎地奉行，不得泄露，以免另外产生事变。【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张方平上奏仁宗，论述州郡武备。臣此前在谏院，曾多次就郡县武备陈述意见，但朝廷没有认真察看。近来军事兴起、事务繁多，赋税差役频繁，幸而上天保佑，屡有丰年，但奸邪游荡之民仍聚集为盗，甚至打着旗帜、擂着鼓进入城邑，杀害官吏，堂堂然毫无畏惧。如果不幸连续发生饥荒，百姓稍稍缺粮，势必群聚蜂起作盗；有的几个人藏在村落闾巷，甚至聚集到上千名吏兵，致使县乡残破，却不能及时擒捕。等到气焰稍盛，兵祸相连，难道还只是外族敌人吗？汉唐时期并非没有四夷之患，有时甚至长驱直入侵犯宫阙，却没有损害国家根本的稳固。及至黄巾、巢贼等乱事，终于使天下大坏。国家吸取五代之乱的教训，藩镇不得擅自掌兵，禁军轮番值守，驻屯外州郡；但近年又把他们全部调回去戍守边疆。州郡军队中强壮的，也大多被选调配入各禁卫，剩下的只是疲弱羸瘦的士卒，用来供应杂役和官吏随从罢了。哪里知道如今连愚弱细民也知道窥伺这个空隙？所以前些时候王伦等盗贼起于沂州，渡过淮河、长江，历经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朝廷最后才调发京师的铠甲兵卒追赶他们。假如民间有奸雄强盗，难道不会生出轻视、改变朝廷的心思吗？先朝设置诸道提举兵甲司，是为了专门督察盗贼，也有长远经略的意旨，大体保留了方面之制。近来忽视了它，逐渐成为徒有虚名。如今如果能够稍微授予它事权，自然可以在外面张扬声势。估计各藩郡中兼任提举兵甲的地方，凡是要地，就由重臣镇守；其余地位稍轻的地方，兼领这一名职的不过七八处。确实应当选用有声望、有谋略的人，担任长吏；在各自辖路设置一名钤辖或都监，衡量各路轻重、地域远近，约定设置兵员的数目，命令他们在本郡及所属州军现有兵员中选取强壮者，编成指挥，沿用此前设置的“武卫”名号并供给廪禄。如果现有军籍中选取不足，就命令招募补足，明确下达朝旨，不再拣选调发到边疆，也不得擅自调往远处。内部如有逃亡，立即收捕。所有器械铠甲，必须精良。每道选派一两名班行使臣，或者命长吏荐举资历相当于监押、巡检的人，专门负责教阅。如果所属郡县有盗贼聚集的地方，就根据事势调发士卒前往救援，并由他们统领追捕。所属州军的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负责督捕盗贼的官吏，命令他们能够考察其才能高下、勇敢怯懦并上报，据此升降黜陟。如果所属郡县有强横、凶恶、奸邪、蛀害百姓的人，也要能够查察追捕，按情节定罪，迁徙发配。远方如果有贼党，人数稍多，钤辖、都监应亲自督率吏卒，防备并合围诛杀。其余赏罚科条，再由朝廷比较议定后下达指挥。这样不仅可以壮大郡县武备，也可以稍稍恢复方镇的体制，或许能够遏制寇盗暴虐，消除暴乱祸害。【庆历五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钱彦远上奏仁宗，请求合并各路军额，放停老弱士兵。钱彦远。

译臣认为，如今天下兵卒最为冗多，比祖宗三朝增加了十倍。可是老弱、瘦弱、怯懦的人混杂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精锐，一百人中才有三四人。国家却竭尽民力供养他们，日益困窘，靠什么取得成效？已经列入军籍的人，确实不能立即处置。寻求折中的办法，不如堵塞源头。想请天下各地，除禁军已有指挥、已经停止招募补充的以外，其余各路本城不属于披带诸军的部队，暂且不要招募补充。凡有名额空存而人数不满一百人的，都合并拨入本州其他军队。遇到防选半粮剩员的时候，一并委托各州当职官吏审验。六十五岁以上如果还能服役，就暂且留用；七十岁以上一律放停，不得窃取君主恩典而自称施惠，收取小人的虚妄声誉。至于在京人员，除现任负责事务的文武官吏应依照敕令破除兵士当直外，不得妄立名目占留并请托。在其他地方有现任职事的，也应命各处立即抽调下来。各本城军队等到满三年时，由各州详细统计减去多少人数、如今约应保留多少人数，上报朝廷，交由大臣议定长久的处置办法。这样所希望的是军政更加修明，国家财用稍有供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禁军如果长久不招募补充，又恐怕不行；请以目前现有的人数作为军额，轮流防守中淘汰老弱，再招募年轻强壮者补充。【庆历八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孙抃上奏仁宗，论述增加设置土兵。臣看到，兵家关于出征、守御的办法，所使用的士卒，首先要选择了解人情的，其次是熟悉地理的，再其次是熟悉当地风俗的。为什么呢？了解人情，就能预先辨别强弱；熟悉地理，就能预先知道险易；熟悉当地风俗，就能预先防备寒暖。因此遇到事情便便利，取得成效也迅速。正因为如此，习惯于平原的人，把他调到险阻之地就会恐惧；习惯于高山大陵的人，把他调到溪谷堤防就会感到危险。古代圣贤的确切论述都是如此。本朝拥有天下后，所设置的州郡，必定招募当地人充任军队，有的设置两三指挥，名额各不相同。近年以来，各地凡有缓急之事，这些人都被称为得力，正是因为他们了解人情、熟悉地理、通晓当地风俗。然而军队人数太少，月给又微薄，遇到防守托付之事，很难取得功效。臣想请凡是沿边州郡、靠近蕃夷部落和溪谷险要之处，原来已有本土军队的，希望朝廷斟酌，稍微增加人数，适量增加俸禄供给，按时训练他们。一方面可以团结部伍，逐渐形成秩序，邻近的蕃夷寇贼不敢作乱；另一方面衣粮足够，可以获得他们竭尽全力的报效。【皇祐五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宋代赵汝愚编。兵门。民兵上。田锡上奏真宗，论述防集强壮。臣看见近日多雨，秋季庄稼受到严重损害，京城附近各州积水成灾，加上差遣使臣防集乡兵，民情不安，舆论听来令人惊骇。听说一家即使有几口人，三丁中也必须抽调两丁，确定以强壮的名义登记，准备在紧急时使用。虽然不刺面，各自遣返回乡务农，但最终仍隶属于军籍，将来必定要进入军伍。正值北方边患尚未平定、西戎正在为害之时，难道不知道临时抽调他们，以补充正规军的缺额吗？这样强壮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会发出哀恸哭声，实际上会伤害和气。朝廷应当在尚未发生动乱时制定治理办法，枢密使应当从头到尾谋划。臣私下听说国家府库稍微空虚，仓廪不充实，否则为什么急急忙忙聚敛财货，孜孜不倦地准备边防？何况朝廷中没有人才，军队中没有将领，居于高官之位的人，都不知道危亡逐渐逼近；享受厚禄的人，全是坐看成败的人。边境上的奏报接连传来，戎敌的侵扰逐渐逼近。那些喜欢说奉承话、让圣心安定的人，就说国家怎么会没有长远忧虑，眼前的忧患不过是请圣驾亲征罢了。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也请陛下听取像樵夫那样平民的意见。臣每次接受圣上训示，凡有所见所闻，便立即陈述，岂敢不遵守而冒犯宫禁。臣惶恐、激切、战栗至极，无法胜任其情。【咸平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此前诏令征集京城附近各州的丁壮，选入军籍，田锡上此奏。】田锡上奏真宗，论述拣选强壮而失信。臣看到从去年秋天以来，连绵阴雨成为灾害，京畿各处水涝成灾。虽然听说已经检覆灾情、减免租税，又听说正在斟酌地势低洼之处，开挖决通沟渠，但忧患之心似乎有所缓解，利害的一半却不知该如何处理。古代不夺取农时，是担心妨碍耕种；遇到歉收之年，就想到百姓困穷，所以有赈济借贷粮食、免除徭役的办法，不使百姓凋敝困病以至流亡。如今国家因为军兵稍有缺额，为了防备边戍，便在曹、单、宋、亳、陈、蔡、汝、颍之间征集乡村丁壮，拣选强壮者，得到五七万人。臣听说最初下达宣命指挥时，只让他们在本城防守；等到上报总数时，却把他们全部抽调到京师。近臣昨天为什么商量出这样失信的办法？命令一下，百姓都怀有怨望，难道会没有怨言吗？何况陛下常常喜欢读书，有时儒臣得以侍讲《春秋》，其中说“君命没有两样”，又说“诚信不发自内心”，想来圣上的聪明完全能够通晓这些道理。哪里有命令已经向群臣百姓宣布，而诚信却不是发自内心的呢？如果外国派人在京城探听事情，无论大小，境外一定全都知道；一旦知道而谋划，边境就不能安静。它所谋划的，是古人所说的以百姓为国家根本、以粮食为百姓的天。如今国家抽取丁壮充当士兵，便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又因灾害而夺去粮食，哪里还有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储备？岂止是没有余粮，边防也恐怕不能成功。外国如果以此为计，乘此时机而动，这是它所谋划的小事。它所谋划的大事，是关西去年秋粮没有收成，京东今年春耕又已失收，国家救济灾害尚且来不及，朝廷谋划又不精当，却想把新近征集、尚未习惯军务的士兵交给没有才能、没有勇气的将领，侥幸求胜，轻视敌人而缺少谋略，这才是外国所谋划的大事。再加上自春天以来阴天多而晴天少，每逢朔风，往往数日不止，使本应阳春和暖的气候变成边塞动静的征兆。臣不懂占卜之书，也不懂兵略，只是根据经史所说的事情，寻求可以看见灾祥的证据。臣以愚见衡量，望圣慈采纳。兵器虽然是不祥之物，但不得已才使用；百姓是国家根本，也不得已才征取。如今五七万人全都离开农田，近来又一再派使臣拣选防集，难道不会有舆论议论和忧虑吗？在灾害之后防备盗贼，如果盗贼兴起，恰好会成为戎敌的利益，劳烦陛下日夜忧思。检察灾害只是徒有其名，实行赈济借贷也不是实际措施，这正是今日最急迫的事务，也是非时之患中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臣认为，不经过十年，不能积聚财货；不经过十年，不能使百姓生养繁息。二十年之间，治理得当就没有忧虑，治理失当就会有祸患。连二十年都未必能够积聚财货、生养百姓，何况临到事情发生时才想设置措施呢？望陛下思考今日的急务，忧虑不合时宜的祸患，以诚信来凝聚人心，以良好谋略成就事情。如果诚信不是发自内心，事情又出于意料之外，恐怕国家的多难就要从今天开始。臣蒙受先朝提拔，不敢不说；臣接受陛下指挥，不敢不上奏。【咸平六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此前咸平五年十一月，命京城附近诸州招募愿意充军的强壮者，发给衣服、装钱，送到宫阙，田锡上此奏。】文彦博上奏仁宗，请求河东依照陕西的先例防集强壮。文彦博。臣去年二月初曾上言，请求河东路每三丁防集一丁充任强壮，以备缓急时守御。此后朝廷派吴遵路等人在河东路防集强壮，共计十四万三千多人，其中一十三万三千多人是主户，九千多人是客户，都是每两丁防集一丁充任强壮。臣命令遍历各州军，私下看到防集来的强壮太多而不精，又很是妨碍农事。臣查阅咸平年间曾下达的敕令，防集强壮时，除晋、绛、慈、隰、麟、府六州不防集外，共防集到强壮四万四千多人。如今即使增加晋、绛、慈、隰四州的防集强壮，相比咸平旧数也几乎达到三倍。何况本路主户、客户共三十一万，核查防集的人数才达到陕西民户的一半。近来陕西防集弓手只有十万人，以此相比，河东防集得太多而妨碍农业。臣想请依照陕西的体例，每三丁防集一丁充任强壮，仍可得到八万多人。这样所希望的是务农的人不致受到妨废，习武的人也能较为专精。如果准许臣所奏，不再逐丁抄录查防，而根据丁口数目决定去留，也不要骚扰惊动民众。【康定二年上奏，当时任河东路转运使。】河北、河东设置强壮，自咸平年间以来就有了。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州县不再阅习，人数也多有亡失。康定元年因文彦博等人的意见，才诏令两路防集，又增加扩大人数，并涉及陕西诸路。到这时文彦博又上此奏，朝廷也没有听从。庆历二年，全部拣选其中强健勇敢者编为义勇指挥，不愿意的人释放；但保留其名籍，以备守卫、修葺城池。从此强壮制度逐渐废弛。张方平上奏仁宗，请求刺配四路弓手，充任保防、宣毅军。张方平。

译臣看到朝廷派遣朝臣分赴陕西、河东、京东、京西各路，在此前防集的强壮弓手中招募愿意充任军人的人，分别编入宣毅、保防指挥。臣私下考虑，这件事关系安危，谨敢竭尽所知来补益国家的议论，现把不便之处以及臣愚昧的看法列在下面。自从去年年初颁下诏命，以强壮弓手充任防差以来，民间喧腾，都说：这次所谓防差，虽然名义上是征用强壮弓手，实际上是要刺面补入军籍。诏令一再下达，反复郑重说明，并晓谕朝廷防差的本意，只是要使各防县乡的弓手务必不被调去征戍郡县；朝廷又多方安抚，但百姓仍然猜疑喧哗。到了去年冬天经过教习，不久便放他们回乡务农，私下议论才稍稍平定。然而，名列弓手籍中的人，平时仍担心不能安居；每当听说有一名使臣出行州县，便相互煽动，说是来调发他们的。如今这道命令突然下达，果然如百姓一向预料的那样，从此以后，命令再也没有人相信了，这是不便的第一点。一、宣命虽然命令使者招募情愿应募的人，但由于先前防差时所征的弓手多是富裕之家，通常都衣食不缺，哪里会有情愿充军的人？臣听说被差遣的朝臣已经相互商议，说这次奉朝廷之命前来，意在把事情办成。如果到了郡县没有人应募，就必须同各处官吏一起强迫他们来应募了。臣私下认为，被差遣的使臣大概都以办成事情为期限。一般见识浅陋的人又会想，郡县官吏中才干足以胜任此事的没有几个。如今既然设置了赏赐利益，他们只会一心办事；如果谋划不善，或导致意外变故，奸猾之徒乘机相互激发，喧嚷聚集，万一造成惊扰，反而会成为祸乱的根源，这是不便的第二点。一、被差遣的使臣既然要同郡县官吏一起压迫百姓，迫使他们屈服充军，就必然还要编队训练、编结甲伍，赶赴京师。充军的人既非出于情愿，上路以后因同亲戚诀别，心中更加悔恨，途中逃散，哪里能够防止和制止？他们既不敢各自回到本土，便会聚集依附于蒲泽等处，远近相互响应，辗转结连。倘若有奸豪早有谋划，乘郡县没有防备之时发动，势必一经骚扰，就要劳烦官府安抚整治，这是不便的第三点。一、如今京东、京西两路颇为饥荒歉收，百姓既然粮食艰难，平时还在防备盗贼；一旦有一人首先发难，奔赴响应的人必定很多，这是不便的第四点。一、强壮弓手各自在郡县，尚未离开农业。如果朝廷采用汉代轮番更替的办法，依据唐代防秋的制度，入乡耕作、出外作战，轮流担任防戍，那么农民不会离开本业，兵备也不会缺少，不必依赖国库积蓄，常常能够得到丁壮之人。如今既然把他们登记为正式士兵，安置在连营之中，那么他们终身的衣食财用，都要依靠县官供给，这是不便的第五点。一、已经颁下御札，冬至将举行郊礼，远近郡县尤其应当肃静。百姓虽愚昧却不可欺骗，虽柔弱却不可战胜。安抚他们就会和顺，惊动他们就会危险。武事有七种德行，以安定百姓为根本。事情的征兆尚未显现，弊害还来得及挽救；如果又加以逼迫，就是在开启乱端。那么朝廷所忧虑的，就不只在四方边境了。祸患往往起于忽视之处，邪恶也会沿着阶梯逐步产生。秦朝的胜、广，汉朝的黄巾，唐朝的巢勋，都始于乌合之众。这是不便的第六点。以上六种祸患，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预先严加防范。臣不过是一个卑微小臣，见识浅陋短近，实在不足以参与国家议论、赞助圣明谋略；但臣职任谏官，按义理应当犯颜直谏、毫不隐瞒，所以陈述管见，恭请陛下裁夺。臣认为，陕西、河东两路靠近内地的州郡，可以把先前防差的强壮弓手等分为两半：一半戍守边境，每年九月防秋开始时出发，至次年二月放归，逐年轮换；另一半留在本州防守，按时训练。出外戍守时，依照出军人的官例发给装束费用，冬季发给衣赐，每日供给口粮。百姓之所以害怕被登记为士兵，不只是害怕冒着刀枪箭石的危险，更是因为重在离开故土，终身同亲属、姻亲、族人永远隔绝，这是他们最大的悲痛。如今如果轮番休息、交替戍守，终究不离开本乡；希望边境事务渐渐安宁，便可以歇肩安居务农。过去太宗皇帝把两河之人登记为乡兵，当时有见识的人也为他们失去生业而痛惜；这还不如利用两河的强壮之人使其捍卫边境，壮年登记入籍，衰弱者免除服役，不穿用国库储存的绢帛，不吃官仓粮米，边境不缺戍卒，百姓也不离开农业。难道一定要把他们蓄养在营堡之中，然后才算官军吗？又听说当时登记乡兵之际，借助大军刚刚兴起的威势，还担心发生变乱，于是秘密告诫各州郡，限定在一天之内办完，所以百姓虽然有奸谋、相互煽动，也来不及作乱。如今朝廷既然顾惜强行登记的名声，却又一定要实行登记之事，命令两位朝臣分头出使一路，周行三二十个郡，范围达数千里；有的地方未必能够亲自到达，只能向州县官吏发文移，结果各人将按自己的见解办理，异议纷纷而起。只怕使臣一出，民心一动摇，后来即使后悔，也恐怕来不及挽回。愿朝廷慎重地进一步谋划议论，不要害怕改正事情；追回已经下达给各路转运司的宣命，停止差遣的官员，不要派出，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国家的福分。臣怀着诚挚忠心，切望陛下明察采纳。〔庆历元年八月上奏。当时张方平初任知谏院。康定元年六月，诏令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按州县户口数量登记百姓为乡弓手强壮，以防盗贼。到这时又诏令京东、京西等路的弓手强壮全部刺面充任宣毅军，陕西路全部刺面充任保防军，并分派朝臣前往晓谕、招募补充，于是张方平上此奏加以劝阻。〕上奏仁宗，论刺面四路弓手充任保防、宣毅军。〔为第二状〕 张方平 臣近来看到宣命差遣官员前往陕西等四路，招募强壮弓手充军，这件事非常不便，已经在十九日具状上奏论列；还没有等到朝廷另作处分，臣实在忧虑疑惧，所以冒昧再次奏论此事。至于各项招募情形，臣已经全部分条陈述，如今只说此事必不可行的两个道理：如果招募情愿充军的人，然后再登记入籍，臣料想必定办不成。如今派遣使者，只会使朝廷失去对天下的大信，使州县惶惑、民心惊扰而已；如果一定要办成，就非强行招致不可。果真强行招致，百姓便会喧哗相互煽动，祸变不可预测。所以这次招募，宽缓办理就办不成，急迫办理就会促成祸乱。臣前面所说必不可行的两个道理，指的就是这个。臣虽愚陋浅薄，忝居谏官之列，并非不知道边境形势紧急、戎备事务重大，也知道卫兵和禁军调发不足；今日的举措，大概是朝廷实在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臣深思，招募人来本来是为了防备祸患；如果今日的做法所招来的人未必能为国家所用，反而恰好会造成祸患，只怕朝廷的忧患不在边鄙，而在四郊之外。先前群盗偷偷发难，潜藏山谷，官府调发数十倍的兵力，仍然不能立即擒获，过了很久才幸而自行溃散。

译近来州郡奏报，接连有奸盗聚集；京东、京西又旱涝相继，百姓正为粮食困难，正月将尽，麦种还没有播下，朝廷尚且应当留心安抚整治、救济他们的不足，却又颁下这道命令，百姓会怎么想？四路被登记的百姓不下三十万人，如今人人都为去留不定而不能自保；他们相互煽动、应和，难道可以不加防虑吗？万一不法之徒乘隙煽动，臣担心郡县官吏不是弃城逃走，就是拱手投降；即使有墨翟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守城。至于凭借陛下神圣的威德，以及宗庙神灵的保佑、上天神明的帮助，臣不敢妄加推测。若只从人事来推断，所看到的只是危险的形势，没有安定的道理。过去唐朝从高祖到懿宗，传了十九位君主；其间戎狄防患侵扰，多次逼近京畿，大盗声势滔天，皇帝车驾出外巡狩，也屡有发生，但最终能够保全大业，所依靠的是民心没有离散，根本没有动摇，诚信的号令仍然能够施行。到了懿宗时，南蛮在交州大举起兵，天下的军队转运货物粮食去应付，徐方戍卒相继回戈，接连防守江淮，于是开启了仙芝、黄巢之乱，百姓涂炭，社稷也因此陷于危亡。今日的举措，唐朝的鉴戒还不远。贤能智慧的人谋划事情，总要有万全的形势，然后才会考虑一分不足的忧患，尚且不会抱着侥幸心理去做。如今天下仍和古代一样，陛下为什么却把成败之计看得如此轻易呢？伏愿陛下再同大臣从容商议研究。至于京东、京西州郡现有的厢军、禁军，也并不少。近来州郡苦于缺少人手，每逢使臣防差，不能不留下一些军队占用。如果酌量各处民兵，按人数多少，分班在本州防守，全部代替现有军队赴边，这也合乎人情，便利于民。朝廷机密事务，臣不能尽知，只能揣摩而进言，未必精当周密。臣屡次伸出螳螂之臂，冒犯天威雷霆；只是因为大义所在，所以对于微贱的身躯毫不爱惜。臣不胜忧虑宗庙社稷，忠心激切至此。〔庆历元年八月上奏，最终没有采纳。凡刺面充宣毅军十四万人，保防军九万人，都不能使用；而宣毅军骄横更加厉害，所到之处反而成为祸患。有见识的人都以没有听从张方平的话为遗憾。〕 上奏仁宗，请求以训练乡兵代替禁军戍守边境。包拯 臣近来曾上奏说，河北沿边州军蓄养的军队越来越多，积存的粮食却常常不足；请求除留下防守的军队外，把那些屯驻、驻泊、就粮的士兵，或命令他们归还营地，或分屯到河南、郓等州，遇到警急便立即起发，必不会有延误不及的忧患。如果认为边兵不能全部削减，就应当立即用义勇乡兵代替相应人数。臣又查见，庆历年间朝廷在本路先登记防到的乡兵，从中挑选刺面，得到少壮者约十八万余人，分为两班教阅，每班三个月，从九月开始教习，到次年二月底停止。后来又接到枢密院札子，只委托各县令、佐分为两班教阅，从十月到正月底，轮换后放归，并且不再供给口粮。臣听说后来因循废弛，不再教阅，恐怕不是解除忧患、预作准备的长久办法。虽然议论者想要节省资粮，把这作为节省费用的一项理由；何况乡兵十八万余人若分为两班，每人每月供给口粮九防、盐二斤，总计约需粮三十二万余石、盐七十余万斤，这不过相当于河北一个州的赋税。河北地方千里，有二十多个州军；如果用一个州的赋税供给十八万乡兵，和屯驻、驻泊、就粮兵士一个月的费用相比，足以供给乡兵一年。计算费用，实在很少；比较利益，却极其广大。况且当地人天生强劲勇悍，如果训练稍微精熟，完全可以代替戍边的禁军，分屯内地；这样利弊十分明显。希望圣上特别赐予指挥，予以检核办理；臣先前进呈的札子，也请陛下裁处施行。〔皇祐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上奏仁宗，请求挑选放免保防指挥。何郯 臣伏见陕西路前些年边境用兵时，朝廷下令把各州新弓手刺面充任保防指挥，用来备战守边，全路兵力只增加了十万人。由于当时仓促，来不及精心挑选，其中很有疲弱、不堪征役的人，驱使他们上阵，本来就难以发挥作用。自从停战至今，岁月已经很久，却还没有听说进行一次选汰，所耗费的廪食更是无法计算。况且这些人都是郡县中有等级的富裕人家，列在军籍之中，十分违背他们的意愿。伏望下令本路各州，晓谕所有新置保防兵士：除人员、节级外，其余年满五十岁以及身材短小、体弱不合格的人，如果愿意不再在军籍中，允许自行陈述，由监司和长吏审察斟酌，减免放回务农。这些人长期学习武艺，如今即使放免，也还必须登记造册加以拘管；并请求按照他们居住地附近的乡社，像河北义勇团那样编为指挥，设置人员、节级管辖。边郡每次用这支军队轮番防守的地方，也应比旧制减少人数。这样不但边境有警急时，被放免的人还可以召集起来守城，反而能够代替精兵出战，事情也不会荒废。如今财力极其困窘，祸患在于冗兵，竭尽天下所产之物，也只能勉强供给。如果陛下幸而听从臣的意见，特别加以处置，一路之内就可以减少几万人，这也是节省费用的一条办法。近来包拯奉命前往陕西制置解盐，伏乞把臣的这个建议下达给他，使他就近复核检验，希望审慎选择利弊，然后施行。〔皇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后来入枢密院，枢密使庞籍独自认为何郯所说是对的；到十二月才下达指挥，凡不胜任服役者听其归农，放归者共三万五千余人，人人欢呼着返回家中；仍在军籍中的还有五万余人，都悲泣怨恨自己不能离去。陕西沿边计算一年费用，每养一名保防兵需七十千缗钱，从此每年节省钱二百四十五万，陕西民力稍稍恢复。〕 上奏英宗，请求招募陕西义勇。韩琦

译臣认为，从三代、汉、唐以来，都登记百姓为兵，所以人数虽然很多，供养却极其微薄；这样既能维持各项防务，又能以威势使四夷服从，并非近来蓄养的冗兵所能相比。唐代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天宝以后废止，不能恢复，因循到五代，广泛招募长期征战的士兵，所以使天下困苦而无力供给。如今的义勇，河北近十五万人，河东近八万人，勇悍朴实，出于天性；又有财产产业，是父母妻子所依靠的。如果稍加简练，也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部战事开始时，也曾实行三丁选一，选出的丁壮为弓手，后来又刺面为保防正军。夏国接受降款以后，朝廷进行拣选放免，如今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都是控制防御西北的地区，事情彼此一体。如今如果在陕西各州也设置义勇，只刺手背，并且让百姓知道不再刺面，就可以不使他们惊骇。或者先命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刺面，等舆论和人心安定后，再依次推广到各郡；开始时虽不免稍有骚扰，但最终会成为长久的利益。〔治平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诏令采纳。枢密副使胡宿想暂且只刺沿边州军，英宗说：不如立即办完。〕 韩琦的意见也想这样实行，于是命令陈安石等前往办理，商州、虢州不登记，其余各州全部登记义勇。凡主户家中有三丁选一人、六丁选二人、九丁选三人，年龄二十至五十岁、才干勇力足用的充任义勇，只刺手背。每五百人为一指挥，设置使、副二人，正都三人，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每年十月轮番上教阅一个月，便停止教习。又诏令秦州成纪等六县中，凡购买保毅田并承接名额的人家，三丁刺一人、六丁刺二人、九丁刺三人，全部作为义勇；每人赐钱二千，共得到十五万五千八百七十三人。后来又诏令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等三十二州的义勇，遇到召集防守时，每日给米二升，每月给酱菜钱三百。上奏英宗，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司马光〕 臣听说朝廷差遣陕西提点刑狱陈安石，在本路每三丁之中刺面一丁充任义勇，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确实如此，非常不便。臣私下猜想，议论此事的人一定认为：河北、河东都有义勇，唯独陕西没有；最近因为赵谅祚侵犯边境，所以想广泛登记民兵以备缓急，使他们捍御边境。臣伏见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王师屡次失败，死者动辄以万计；国家缺少正式军队，于是登记陕西百姓，每三丁选一丁作为乡弓手，不久又刺面充任保防指挥，派往沿边戍守。当时乡里之间惶恐骚扰、忧愁怨恨，无法尽述；耕桑的百姓不习战斗，官府既要耗费衣粮，私人家庭又要供应运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百姓家家凋残，至今二十多年仍未恢复旧状，都是这个缘故。这种谋划防务的失误，也足以作为警戒。当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所以朝廷只是登记当地百姓充任义勇，不再刺面为军；虽比陕西保防军造成的危害稍小，但国家何曾让他们抵御戎敌，得到过分毫的实际利益呢？如今议论者只奇怪陕西唯独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百姓每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防军了。自从西部战事以来，陕西困于各种征调；同景祐以前相比，民力已经耗损三分之二。加上近年屡遭灾荒，今年秋天才获得小熟收成，正希望休息喘息，又遇边境有警，众人的心已经动摇；如果再听说这道诏令下达，必定造成惊扰，人人愁苦，和康定、庆历年间一样。这就如同贼寇尚未到来，自己先陷于困弊。况且眼下陕西正式军队很多，并不至于缺乏，为什么要仓促做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重蹈覆辙？伏望朝廷审察利弊，特别停止此事，实在是全路百姓的大幸。〔治平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上奏英宗，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为第二状〕 司马光 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军，不知朝廷是否已经另行商议。臣上次入殿奏事时，请陛下留意边防。所谓备边，并不只是增加屯驻的军马、积储粮草而已，关键在于选择将帅、整顿军政。如今将帅中没有才干的人，未听说有所更换；军政颓败的地方，也未听说有所振兴。可是现在却要把腹地州军的百姓全部刺面为兵，外地人听说后无不惊骇。如今陕西沿边的正式军队，动辄以万计。朝廷如果能够选拔有谋略、胆识勇气的人担任将帅，让他们裁去疲弱者，选取精锐，勤加训练，明确实行赏罚，那么即使想攻取银州、夏州并征税其地，擒获赵谅祚、控制他的命运，又有什么困难？何况只是阻止盗贼劫掠呢？如今朝廷不把将帅和军政作为急务认真办理，却无缘无故登记耕桑百姓，使他们拿起兵器，徒然造成惊扰，实际上又没有用途。臣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件事。过去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因为元昊侵犯边境、官军作战不利，已经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起初明白张贴诏榜，说只是要使他们守卫乡里，决不会刺面充任正式军队、出屯边境。诏榜还没有撤下，朝廷却把他们全部刺面充任保防指挥，命令他们到边州屯戍。当时臣正在陕西守丧，亲眼看见了这些事。百姓都生长在太平时代，不懂刀兵；一旦调发为兵，陕西以西的民间，仿佛人人遭受兵祸，家家被抢掠，号哭之声充满天空、连绵原野，天地因此惨凄，日月也为之失色。他们往往逃到外地躲避，官府便拘押他们的父母妻子，加紧追捕；他们只好变卖田园来充作招募赏钱。刺面以后，军官、人员、教头贪图他们家中富裕，百般剥削，衣粮不足以自给，只得向私人家庭索取。有的屯戍边境，还要从千里之外供应祖父等亲属的财产，日渐消耗，终于全部耗尽。况且他们平生所习惯的只有种桑种麻、使用耒耜，至于铠甲、弩箭、长矛，即使每天加以教阅，也免不了生疏；加上天性愚直，又畏惧怯懦，面对敌人时一有机会便想退逃，不仅不能保全自身，还会牵动、冲乱大军。后来官府知道他们没有用处，便大加淘汰，发给公凭，放他们各自谋生。然而他们懒散游荡已久，不肯再从事耕作劳动，加上田产已经空尽，无处恢复生活，于是都流落在外，受冻挨饿，不知去向。

译当地长者至今谈起这件事，还长叹流泪。它造成的失误，显然可以看出，足以作为后来人的警戒，却不足以作为效法的制度。如今朝廷虽然说所登记的百姓只刺手背，农闲时委托州县召集教阅，只在乡里进行，不让他们戍守边境；但百姓都记得往年的事情，必定大肆传播讹言，彼此惊扰。朝廷的号令前后失信已经很多，即使州县官吏挨家挨户地到百姓家中反复晓谕，他们最终也不会相信，必然逃亡躲藏，刑狱案件必定增多，怨嗟之声遍及一方，足以动摇众心、伤害和气。假如这件事对国家哪怕有一分一毫的益处，臣也没有什么可固执的；但它有害无益，显然明白，近在眼前。即使教习成功，一旦赵谅祚大举入侵，边臣不能抵御，让敌军深入三辅，向东越过潼关，到那时才想驱使这些乌合的乡村士兵抵抗，岂不是困难吗？这只不过足以招来戎敌的嘲笑罢了。伏望陛下怜念百姓，深察得失，陕西刺面义勇之事，早日赐令停止。〔治平元年十一月上奏。〕 上奏英宗，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为第四状〕 司马光 臣近来已经三次上奏，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之事，不知朝廷是否采纳。臣想停止进言，又不忍坐视全路百姓横遭困苦；若只为自身安全而打算，又担心拖延日久便来不及挽救事情，所以不敢逃避斧钺诛杀的刑罚，接连上封奏章，为陛下极力陈说其中的危害。臣这些日子反复思考此事，实在是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对国家却没有一分一毫的利益。为什么说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臣私下看到，河北、陕西、河东在景祐以前本来没有义勇；州县各种承役事务，都是上等有财力的人户承担，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再没有大的差徭。若不是大饥荒的年份，百姓便能衣食温饱，父子兄弟和乐相处。自宝元、庆历年间，朝廷因为赵元昊叛乱、契丹逼近边境，于是就在三路乡村人户中不问贫富等级，只要是三丁之家，就选一丁充任乡弓手和强壮。当时西部边事尤其紧急，不久便把陕西一路的乡弓手全部刺面充任保防指挥的正式军队。河北、河东边事稍缓，于是只把乡弓手和强壮刺手背充任义勇。从此三路百姓开始骚动愁苦。河北、河东的百姓相比陕西，虽然免除了离家离乡、戍边抗敌而死的祸患，但手背一经刺字，就终身受到拘束：有时想远行办事，贱买贵卖；有时遇到水旱灾荒，想分家到各处谋生；有时想典卖田产，外出游荡作客，都担心官府随时召集防守，不敢到东到西。又在承担防差之际，州县官吏难道会没有索取钱物的行为吗？教阅时，军官、教头难道会没有搜刮掠夺吗？这就是平常免除徭役之外，又增加了一种差徭。如果果真像议论者所说，对百姓没有危害，那么百姓都会乐意服从官府，为什么还要刺手背来防止他们逃跑呢？由此看来，义勇对两路百姓造成危害，已经可以知道了。何况陕西在庆历年间每家已经登记一丁刺面充任保防军，流落在外不能归来，如今又取其第二丁刺面充任义勇，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朝廷近年分派朝臣遍往各路，减省各种差役，称作宽恤民力；如今却无缘无故在一天之内刺面一路十多万百姓作为义勇，为什么朝廷先前爱惜他们，后来却忍心对待他们；在小事上怜悯他们，却在大事上忘记他们呢？而且今天既然登记入籍，州县义勇便都有固定数额；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定随即补充，那么义勇之身既被束缚至老死，子孙以后若有新成年男子，又免不了被刺面为义勇。这就是使陕西百姓世世代代都有三分之一的人充任士兵。所以臣说，这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为什么说对国家没有一分一毫的利益？太祖、太宗时还没有义勇，即使正式军队，也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然而太祖攻取荆湖、平定西川、攻下广南、克服江南；太宗攻取两浙、克服河东，统一天下，就像振落枯叶、拾取遗物一样容易，难道这是义勇的力量吗？是因为民政修治，军令严肃，将帅任用得人，士卒训练精锐，所以才能如此。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辜负历代朝廷的厚恩，无故违抗命令，傲慢不恭，侵犯边境。朝廷竭尽天下力量来供给边境，刘平、任福、葛怀敏的军队相继覆没，士卒死亡动辄以万计。正式军队不足，就增加乡兵；外地府库不足，就接着动用内库。民力困竭，财物耗尽，最终仍不能出动一旅之众，渡过瓯脱之地讨伐他的罪行，只能含垢忍耻，假借宠名、用重赂诱使他，勉强换来无事。当时三路新设置的乡兵共有几十万人，什么时候真正得到过其中一个人的力量呢？由此看来，义勇没有用处，也可以知道了。贾谊曾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 康定、庆历年间抵御戎敌的祸患，国家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如今却逐条检查当时的制度来实行，这样后面的车又要翻倒了。一定会有人责难臣说：‘古代的军队都出自民间，难道民兵在古代可以使用，在今天就不可以使用吗？’臣回答说：‘三代时，采用井田制度来征出士卒；车马平时在比、闾、族、党、州、乡中编制，出征时则编为伍、两、卒、旅、师；军队的长官都是卿大夫。唐初的府兵各有营府，不隶属于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相互统辖，因此命令一下，几万人的队伍可以立即集合，没有人敢逃亡躲藏，因为它的纲纪平素就完备。’如今的乡兵却不是这样：虽然有军员、节级的名号，但他们都是乡党、族亲、姻亲，平时相互拍肩挽袖，饮酒赌博、争斗殴打，并不像正式军队那样有严格的上下等级。若在安宁无事时，州县召集他们教阅，也能排列军阵、打旗击鼓、使用弓弩、操练坐作、呼喊号叫，看起来真像可以与敌人作战。然而他们如果听说戎敌大举入侵，边兵已经败退，边城不能守，敌骑杀人抢掠，践踏土地席卷而来，那么没有一个不望风奔逃、四散崩离；他们的军员、节级也会像鸟兽一样藏伏逃窜，连自救都来不及。

译哪里会有一个人能够替县官率领士卒等待敌人呢？臣看来，这正如儿戏罢了。哪里有替国家谋划，却惊扰一路百姓，使他们破家失业，去做儿戏般事情的道理？所以臣说，这对国家没有一分一毫的利益。以上这些利害关系，明白得如同黑白分明。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卑贱就忽视臣的话，稍加留意听察。陕西刺面义勇之事，早日赐令停止，则一方百姓幸甚。〔治平元年十二月上奏。〕 上奏英宗，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为第五状〕 司马光 臣近来已经四次上奏，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分别说明利弊，极其恳切悲痛，但最终还没有得到省察。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无论老幼都惶恐不安，仿佛处在汤火之中；而朝廷安然自若，丝毫没有拯救的意思。臣职任规谏，怎么可以闭口不言？臣不敢广泛援引事例，以烦扰圣听，只请就眼前明显的事实来说：如今建议设置义勇、认为方便的人，一定会说：‘现在河东、河北不必供给衣粮，就能得到几十万胜兵，而且都教阅精熟，可以与敌人作战；况且军队出自民间，也符合古制。’臣请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那几十万人是虚数，教阅精熟只是外表，军队出自民间只是名义与古代相同，实际却不同。为什么这样说？河北、河东州县既然承接朝廷的意旨，各自挑选刺面义勇，只求人数多。按照账籍来说，确实有几十万之众；但如果万一强敌逼近，官府急于召集时，却一个人也看不见，难道不是虚数吗？平常无事、州县教阅的时候，旁观者只看见旗号鲜明、钲鼓齐备、队列整齐、进退合乎节拍，就赞叹美好，认为真能与敌人作战。却不知道他们都不过是类似队舞聚戏的人；一听说强敌到来，便瓦解星散，不知逃往何处，难道不是只有外表吗？古代军队出自民间，百姓耕桑所得都用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所以平时富足，出征时精锐。如今既向农民征收粮帛来供养正式军队，又登记农民本人作为士兵，就是一家独自承担两家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困竭？难道不是名义上与古代相同，实际却不同吗？依臣愚见，河北、河东已经刺面的百姓，尚且应当放免，何况陕西尚未刺面的百姓呢？陛下若想知道利弊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不试着召来提出建议的人，问他们说：‘河北、河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敌军有几次深入腹地州军，并且靠义勇抵抗而使敌军败退？如今既有义勇，三路正式军队是否都可以废弃不用？’如果果真有敌军深入，并且因义勇的力量而败退，那么今后刺面义勇之后，正式军队都可以废止，这才是万世长久的防务。愿陛下实行，不要疑虑。如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从未经历战阵、使用义勇抗敌，而如今即使有了义勇，正式军队仍然不能废止，那么怎么忍心把十多万无罪的百姓全部刺面，变成无用的士兵呢？上天生出圣明的君主，是为了百姓；百姓如今到了这种地步，陛下难道完全不会因此动心吗？臣想说的话，到这里已经说尽了。如果陛下认为其中稍有可取之处，乞请早日下达指挥，传令陕西停止刺面义勇，以救一方百姓。如果认为诏命已经施行，不肯立即改动，那么也请求暂且免除刺手背，等边境事务平息后，仍旧放散他们；这样百姓虽有一时被骚扰的劳苦，尚可免除终身受束缚的痛苦。如果认为臣所说全是轻率迂阔、不可施行，那么臣的才智见识既然愚昧浅陋，也就没有能力勉强改变政令，不能长久玷污谏诤官员的行列。伏望圣慈，特别赐臣降职罢黜，另选贤能来代替臣。〔治平元年十二月上奏。〕 上奏英宗，请求停止刺面陕西义勇。〔为第六状〕 司马光 臣昨天入殿奏事，谈到请求停止陕西义勇之事。陛下晓谕臣说，命令已经施行。臣退下后思考这件事，忧郁苦闷，整夜不能入睡，深深痛惜陛下这句话的错误。臣考察《周易·复卦》初九爻辞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祗，是大的意思。就是说，人谁能没有过错，即使圣贤也不能避免；但圣贤都能在离开正道不远时复归，所以虽有小的悔恨，也不会发展成大的悔恨，最终保全大吉。上六爻辞说：‘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是说，错误已经离正道很远，迷失而不能复归，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凶险，对人君尤其严重；所以孔子赞说道：‘迷复的凶险，是违背君主之道。’自古以来明圣的君主，听到一条正确的意见，立即因此改变号令的，多得无法一一计数。只有近年以来，大臣自己知道思虑不成熟、号令已经失误，又无法压制台谏官的进言，便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这不过是坚持错误、拒绝劝谏的说辞。陛下刚刚亲理大政，正是应当求善不厌、听从谏言如流水的时候，却也说出这种话，天下将对您有什么希望呢？况且唐朝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中书、门下省的属官，每天同中书令一起侍奉在天子身边，议论国家大政；如果事情有缺失，都可以随时规正。如今国家凡有大政，只由两府的几位大臣相互议论，深严秘密，外廷的臣子没有一个知道。等到诏敕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开始得知；如果事情有不恰当之处，必须上疏论列，却又说‘命令已经施行，难以更改’，那么国家凡有政事失误，就都无法再挽救了。这样难道只是臣一个愚臣在当时没有用处，连谏诤的官员也都可以废掉吗？依臣所见，只应当讨论事情的得失、言论的是非，不应当说‘命令已经施行，不能更改’。如今陕西一路的百姓，无论老幼都惶恐不安，正如身在汤火之中；如果忽然得到朝廷指挥，说‘所有义勇暂且停止，已经刺手背的人一并发给公凭，放他们各自谋生’，这就像走出汤火、死而复生一样。谁会不欢呼雀跃、感戴圣恩？难道会有一个人说‘命令已经施行，不应再改’吗？陛下是万民的父母，万民是陛下的赤子，难道父母错误地把孩子掉进井里，却说‘我已经犯错了’，就忍心不去救他吗？过去舜称赞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仲虺称赞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求贤能，改正过错毫不吝惜。’

译臣愿陛下不要把先入为主的话当作定论，而应当虚心平意，考察臣前后五次所说，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臣说得对，就请求早日下达指挥，停止刺面陕西义勇；如果臣说得不对，就请求像臣先前所奏的那样，特别赐臣降职罢黜，另选贤能代替臣。关于‘命令已经施行’这句话，伏望陛下从今以后永远引以为戒，不可让天下人听到，以免堵塞断绝进言善策的道路。〔治平元年十二月上奏。按司马光前后论列共六章，后来因为意见未被施行，又六次上状请求降职罢黜，最终没有获准。司马光后来到中书省，同韩琦争辩此事。韩琦晓谕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造成声势、后取得实际；如今赵谅祚正骄横不法，假使让他听说陕西突然增加二十万军队，难道不会震慑吗？’司马光说：‘用兵时，先造成声势，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兵力，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敌人；稍微拖延，敌人便知道实情，这种办法就不能再用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二十万兵，实际上却不能使用；十天以后西部人知道详细情况，难道还会害怕吗？’韩琦不能回答。又说：‘您只是看见庆历年间陕西乡兵刚开始刺面，后来手背都刺面，充任正式军队，所以担心今天又会这样。如今已经下诏榜同百姓约定，永远不让他们充军戍边了。’〕 司马光说：“即使是我，也不能免于怀疑。”韩琦说：“有我韩琦在这里，你不必担心这话没人相信。”司马光说：“我终究不敢相信，不只是我不敢相信，只怕相公您自己也不能相信罢了。”韩琦恼怒地说：“您为什么这样轻视我呢？”司马光说：“只要相公您一直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万一韩缜调任外出镇守藩镇，换了别人掌管此事，凭借相公现成的军队，派使者运送粮食、戍守边境，不过转手之间就能办到。”韩琦默然，最终也没有停止这件事。此后十年，义勇军运粮戍边，竟渐渐成了惯例。上奏神宗，请求停止招募正兵，进一步讲求民兵和府卫之法。吕公著 臣私下认为，古代兵农不分，耕作和作战同时进行；平时没有不耕作的百姓，有事时没有不参战的人家，所以兵籍虽然广泛，财力却不会困乏。后世只有唐代的府卫最接近古制，开元以后，这种制度又败坏了。国家承接五代的乱局，虽然各项事务都是草创，尚未恢复古制，但太祖、太宗初年，军队不过几十万人，所以当时还没有显出它的弊害。此后招募人数日益增加，而训练整顿的方法更加废弛，平时常常苦于供养冗员，有事时又不足以抵御敌人。因此，建议此事的臣僚多认为可以恢复民兵，而消减正兵。因为如今的禁兵，按中等校尉计算，每人每年所用钱粮、衣赐，折合五十缗；一千人每年就要耗费五万缗。至于兵民，并不是发给他们俸禄，只是给他们土地，或者只对现在已有土地的人户稍加宽免，减省他们的租税和力役。用供养一千名正兵的费用，足以取得数万名民兵。不过，如今的正兵也不能突然削减遣散，只应立即停止招募补充，进一步讲求民兵、府卫之法，使财力不至困乏，同时战守都有准备，以此强固国家、捍卫边疆，实在是万世的利益。臣想请陛下诏令辅臣选拔几位懂得治国体要、通晓兵法的人，或者选取过去曾经献议且意见可用的几个人，使他们讨论并施行兵制。【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请求不要让陕西义勇戍守边疆，也不要刺字补充为正军。司马光 臣以前任谏官时，曾看到国家挑选、刺字陕西义勇，臣多次上疏论说，认为这只会使百姓忧愁困苦，对军用没有益处。近来听说环庆路使用义勇与西夏军作战，敌军一来便望风溃逃，死伤很多，以致主将也战死，这正是义勇不可使用的明证。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还想训练、检阅义勇来抵抗西夏军。如果只是命令州县训练他们，使他们守卫本乡土，尚且不会过分扰乱人情；如果派他们戍守边疆，或者像庆历年间那样刺字补为正兵，那么众人看到环庆失败，就好像无罪之人被送往死地，恐怕在人情上会极为不安。国家既加重赋税，耗尽他们的财产，又逼迫他们作战，断送他们的性命，这是驱赶良民去做盗贼。作为官军时，他们爱惜性命，所以望风退走；成为盗贼后却必然拼死作战，自然能够以一敌百。臣担心今天教他们挽弓、射箭、击刺，反而成为他们日后做盗贼的凭借。朝廷的议论，臣不能知道；万一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诏令下达之日臣就来不及论说，何况还将远离朝廷，所以不得不提前陈奏。【熙宁三年九月上奏，当时被任命为永兴军知军】《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