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译《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 这些说的都是努力不懈。陛下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提升，再加上喜好学习的志向，应当成为太平有道的君主。上天顾念、察看并感应而纯然保佑，难道只达到董仲舒所说的程度吗？也只在于陛下努力而不懈怠罢了。帝王所学习的，应当懂得宏大和长远的道理，不在于辨析章句、分析字句，也不在于总揽细微的防范、繁密的文章，铺陈浩大的议论而琐琐不休，像儒臣所做的那样。所谓长远、宏大的道理，难道没有关键吗？臣谨慎地献上大略。圣明的君王能够明智地承受上帝的命令，没有比敬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敬来事奉上天。明主能够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没有比孝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孝来奉养双亲。使群臣喜悦而尽心竭力、忠诚效命，没有比信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信来驾驭臣下。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裕，没有比仁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仁来养育百姓。使政事醇厚，不用发布命令就能自行推行，没有比勤俭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勤俭来治理自身。使左右近臣安宁、内外臣民归附而和乐，没有比宽宏更重要的。臣愿陛下以宽宏来容纳臣下。敬天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探究至诚的实质；孝亲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竭尽爱敬之力；信任臣下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辨明邪正的实情。仁爱百姓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通晓使百姓富足长寿的方法；勤劳节俭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适合中正之道的运用；宽宏大量的事情有很多方面，不学习就无法认识敦厚宏大的根本。只要不断增进学问，这些就都能做到。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屏退远离声色之乐，亲近经书史籍；宫中清闲安燕的日子，深入记诵学习。退朝以后、经筵讲学以外，间或召见讲读侍臣，咨询访问、讲论议论，不必一定追求内容多、进度快，应当常使每天的精力有余暇，从而专心投入、以学习为乐而忘记疲倦，日积月累，自然会成为广博的学问。能够勤于学习，德行就会明白，君主之道就会强盛；不勤于学习，德行就会有所亏损，君主之道就会衰弱。君主之道衰弱，即使没有灾异，也足以令人恐惧；君主之道强盛，即使有灾异，也可以消除平息。只愿陛下确实能够存有敬畏上天之心，发扬增进学问的志向，上天的心意听到后，欣然降下福气，那么浑浊雾气的灾咎终究不会应验于时日，轻微日食的变化也必定会以云雨作为回应。至诚专一的心意所感，吉祥的征兆就会随之而来。上可以减轻太皇太后忧劳保护的慈爱之心，下可以满足内外臣民欣喜拥戴、仰望期盼的愿望，使国家享有长久的年祚，与仁祖相提并隆，这是宗庙社稷的庆幸，也是臣民的幸运。臣承受上天所赋予的质朴忠诚，从前也曾竭尽心力；如今不敢因为身在外地、关系疏远而稍稍懈怠爱戴君主的诚心。狂直的言论，只愿陛下裁断并宽赦。【元祐六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郑州】上奏哲宗，论说月食——王岩叟 臣私下看到，去年五月初一发生日食；今年三月十五发生月食，而且月食已经达到全食。按《十月之交》诗说：“日月显现凶象，不按自己的运行规律；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左传》说：“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善人，便是自己招来了日月灾变的谴责。所以政事不可不谨慎。”又说：“那月亮发生月食，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怎么会不是不善之兆呢？”考察这些论说吉凶的话，日月食都被用来作为警戒；考察“常”的说法，似乎只专门警戒日食，并不认为月食值得畏惧。大概诗人所处的时代与今天不同。如今正是两宫共同听理天下政事，实际上符合日月一同光明的道理，二者都不应有日月食的变化。臣私下考虑，皇帝陛下以光明纯粹的德行，深沉静默地临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义公正宽恕的行为施行政事，实在没有一件不合乎天心。那么为什么谴责会显现在月食的灾变上呢？臣恐怕阴邪之道正在增长，有力量遮蔽盛明，而圣心却没有把它当作疑虑，所以天才显现变异来表示警戒。这是上天仁爱陛下，想要保全圣德之美。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应对，正应当在此时。愿陛下用人时审察邪正，使任用的人一定真实可靠；听取言论时审察是非，使意见一定归于恰当。斥退疏远阴邪之类的人，深切防范遮蔽圣明的祸害，以回应上天的意旨。臣愚昧，却感到非常幸运。贴黄：臣按《汉书·历志》记载，月食达到全食的，通常经过二十三次月食便又会达到全食。按元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经发生全食；如今还没有达到二十三次月食便再次全食，这就是本不应达到全食却达到全食。臣因此恐怕上天的意旨是要深切警戒陛下。阴邪之人之所以难以辨别，是因为他们的话似乎忠诚却并非忠诚，他们的行为似乎正直却并非正直；依附正道来伪装邪恶，借着公义来掩饰私心。如果不深入考察他们一向的操行，不察看他们的真诚内心，并从旁以公众议论加以验证，暗中观察他们所坚持的立场，就不容易辨别。因此君主不可不特别留意任用明辨之人，以防止阴邪之徒遮蔽圣明。【元祐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上奏哲宗，论说敬畏上天——范祖禹 臣先前上奏《仁皇训典》，希望陛下以仁宗为法则，应当把至诚好学放在首位。如今因进讲《月令》，讲到圣人奉事上天的事情，臣私下认为敬畏上天没有谁比得上仁宗，希望陛下先以至诚奉事上天。臣听说圣人奉事上天，并不只在于七日戒斋、三日斋戒、手执圭璧祭享圜丘的时候；上天保佑圣人，也不只在于祭祀时降福的时候。圣人没有一天不奉事上天，上天也没有一天不保佑圣人。从前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都说：“上天所定的历数在你的身上。”帝王兴起、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难道是一朝一夕的事吗？这是因为长期积累德行和功业，平素已经与上天相合。尧有圣明神武、文德武功，所以天命他做天下的君主。孔子说：“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这就是奉事上天。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四种德性，君子实行仁、义、礼、智来效法它。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德行叫作仁。上天安排人伦典常，所以用五典来奉行；上天制定礼制秩序，所以用五礼来奉行；上天把命令授予有德之人，所以用五礼来奉行；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所以用五刑来奉行。赏赐有德者、惩罚有罪者，都是上天的事情，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决定的。

译所以官员称为天官，百姓称为天民。官职不可授予不相称的人，治理百姓不可失去民心。《易经》说：“大人先于天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而行动，奉行天时。”能够使上天不违背自己，就是奉事上天到了极点。仲虺的诰文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气和智慧。”圣人的聪明深厚美善，都是上天所赐，难道可以不学习来奉事上天吗？《汤诰》说：“你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过如果在我自身，我不敢自行赦免；一切都明白记载在上帝的心中。”这就是说，人有善行，自己有过错，上天全都知道，不可欺骗。圣人把这种心意推行到天下，所以德行与上天相合。伊尹说：“只有我和商汤，全都有同一的德行，才能享有上天的心意。”所谓“一”是什么？只是诚罢了。不诚就有虚伪，所以不能专一；不能专一，就无法享有上天的心意。他又说：“不是上天偏爱我商朝，只是上天保佑专一的德行；不是商朝向下求取百姓，只是百姓归附专一的德行。”上天所保佑的、百姓所归附的，只是诚罢了。《召诰》说：“如今上天命人聪明，命定吉凶，命定年寿。”命人聪明，就有聪明的也有不聪明的，所以不可不专一地学习；命定吉凶，就有祸也有福，所以不可不专一地修养德行；命定年寿，就有长久的也有不长久的，所以不可不专一地施行仁政。这些都是奉事上天的方法。《诗经》说：“文王上升下降，都在上帝左右。”意思是文王的一举一动、起居动静，都符合上天的意旨。又说：“上天说光明，与你出入往来；上天说清晨，与你游行。”演绎来说，就是上天与君主一同出入、相伴行动，君主不可不畏惧。上天与人，本来同是一种气。所以百姓忧愁，上天就为之忧戚；百姓喜悦，上天就为之和顺。《尚书》说：“上天从我的百姓所见来观察，从我的百姓所听来听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想，仁宗深深体会了这个意思，所以能够以诚心奉事上天，诚心敬畏上天。臣私下看到，自去年冬天郊祀以来，天人相互协调，风雨按时降下，有丰年的祥瑞。这是皇天享受并保佑陛下的至诚所感应的。然而从仲春以来，暴风雨雪接连发生，寒气过于严重，节令失常，丰年的祥瑞又未必能够确定。上天对待君主，也如同君主对待臣下。臣下有小过错，君主便告诫他；如果还不改正，然后才加以责罚。君主看到小的异象却不警戒反省，大的异象就将到来。因此雷声接连震响，君子便恐惧而修身反省；迅雷大风猛烈时，孔子一定改变容色，这是敬畏上天的威怒。只愿陛下谨慎地以此为戒，不要忽视天地间的小异象，反躬修养德行，在大异象尚未发生以前将其消除。这样，天心常常喜悦，人心常常和顺，四海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八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论说日食——范祖禹 臣私下看到，本月初一发生日食，太阳没有完全被遮蔽，只露出如钩的一部分，见到的人都惊惧，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日食的异象，从未有像这次这样严重的。臣听说日食是阴气侵凌阳气，是臣下侵凌君主。自古以来阴盛阳衰、小人逐渐增长、损伤君主的光明，就会在天上显现谴责，太阳因此发生日食。陛下刚刚在前殿开始听政，正值朔日，上天显现异象来警戒圣心，即使反复告诫，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应当恐惧反省，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深思灾变的到来，大概是由于人事有所感召而招致，务必以安静的政令安定人心。天人相互感应，相距并不遥远，回应如同影子和回声，不可不畏惧。能够以德行回应，灾变就会转为福气，异象就会转为祥瑞；不能以德行回应，就会更加违背天意，又怎么能够消除呢？臣恐怕邪人佞臣想要宽解陛下的忧虑，有人会说日食自有定数，又说天道遥远而难以知道。这是小人误国的言论，不是圣人敬畏上天的意思。只愿陛下留心省察。【绍圣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答复诏书，论说彗星并陈述四条意见——陈并【绍圣四年九月二日诏书说：朕以微薄的德行承受先帝的大业，早晚战战兢兢，不得安宁，只怕不足以仰承上天的心意，从而使先帝蒙羞。可是仲秋的夜晚，彗星出现在西方，推究经典，这被称为重大的异变。长久追想其中的过失，还没有明白它的道理，难道不是众多政事有所失误，因而违背了三光的光明吗？上天降下谴责告诫，朕实在敬畏恐惧。

译《尚书》不是说过：“只有先端正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 朕已经避居正殿以外，减少膳食，停止秋宴。公卿们各自尽心修治政事，辅佐朕的德行不足。凡内外臣僚，都准许直言陈述朝廷的过失，朕将亲自阅览，虚心改正，希望可以因此消除上天的变异。】臣恭敬地承接诏书，陛下因为彗星出现在西方而大赦天下，准许内外臣僚直言朝廷的过失，这是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责备自己、喜好纳谏到了极点。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敢于直言；臣在江外偏远山地任职，处在穷僻之地，心中挂念朝廷，不敢随众唯唯诺诺，于是陈述愚见。《商书》说：“吉凶并不僭越，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灾祥，取决于德。”天下的治乱安危，通常在于听取直言、亲近正人、使喜怒公平、消除朋党、彰明法度、节省财用、谨慎用兵、不营造台观、不亲近声色、不急于求取功利、不被佛教和老子之学迷惑；这样不只是天下安治，荣耀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天下的危乱，通常在于违逆忠直、亲近琐邪谄佞、把好恶据为私有、放纵朋党、扰乱法度、耗费财用、喜好攻战、营造台观、沉溺声色、急于求取功利、崇尚佛教和老子之学；这样不只是危乱，耻辱也没有比这更大的。陛下禀有尧舜的聪明资质，圣德学问日益光明，求取贤才、接纳谏言，声名传闻于内外。然而如今进用的人，有的因为自己未被任用而怀抱仇怨，有的观望大臣的态度而暗中附助，有的在元祐时期持两端观望，有的窃据职位、侥幸被任用，窥伺上意而迎合，难道能够避免偏私吗？臣昨天听说朝堂张榜，不准依附迎合地进言；那些对熙宁、元丰时期的事情，无论贤能还是不肖，无论所行的是对还是不对，都一概看作同心；稍微说有不对，便互相说这是指斥先帝，于是被认为是背离。中书舍人叶涛说观文殿学士安焘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朝廷却认为叶涛不对，削夺他的职务，出任光州知州。权中书舍人沈铢认为户部侍郎吴居厚是聚敛钱财、残酷剥削百姓的人，退还了任命吴居厚的词头，朝廷便认为沈铢疏失，罗织罪名罚他缴纳罚金。词臣因为进言而获罪，臣下又不得越出职分进言；台谏是陛下的耳目，如果官员可以进言却不进言，就会使言路堵塞、下情不能上达、利害不能被了解，这不是太平之道。近来彗星出现在西方，按《汉书·历志》说，有扫除之象；又说它的光焰有时短、有时长，对内是后宫的祸害，对外是诸夏的灾祸。又记载齐景公见彗星而哭泣，晏子说：“君主对国家没有德行，挖池沼就想使它更深更广，筑台榭就想使它更高更大，征收赋税如同抢夺，诛杀人如同对待仇敌。”彗星出现，怎么能不感到恐惧呢？当时孟皇后被废，上天的意旨已经在宫中得到验证，也必定应当在下界的人事上得到验证。陛下内心恐惧，撤减膳食、避居正殿以外，赦免宽宥有罪之人，求取直言、悔过自责，内外听到这些，都无不鼓舞。知道陛下会因灾变而更加修养德行，就像周宣王反躬修行而消除灾害、宋景公说出君主应说的话而星辰退避一样；真宗皇帝咸平年间，也曾有妖星出现在营室星宿。北方的诏令要求臣下极力陈述得失，仁宗也曾因彗星出现而下诏求取谏言。陛下今天的做法，是认为周宣王、宋景公还不值得学习，而考法祖宗盛美的旧制；言路一旦开通，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忠臣义士将接连出现，既然遇到有道之世，谁还会吝惜说出危急直切的话呢？然而臣听说，谄谀圆滑、柔顺成熟的言论容易听进去，却对治理没有益处；忠诚耿直、合乎法度的言论逆耳，却对时政有补益。好比良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臣不躲避斧钺诛杀，私下认为朝廷的缺失大的有四项：中宫被废居住在瑶华宫，姬妾受到宠爱而势盛，这是第一；被放逐的臣子还没有得到牵复，臣下彼此建立朋党，这是第二；百官趋附时势、迎合上意，台谏观望形势而不进言，这是第三；朝廷臣僚喜好谈论兵事，边将喜好攻战，这是第四。所谓中宫被废居瑶华宫、姬妾宠盛，臣试着说明它。陛下象征太阳，皇后象征月亮。太阳和月亮，是天地阴阳相互资助的道理；如果坤不能承接乾，就无法以母仪治理天下。一旦把皇后安置在瑶华宫，内外听闻都感到惊骇。况且舜让尧的女儿能够尽到妇道，周文王治理天下也是从善待寡妻开始。如今民间的卑贱男子，尚且把休弃妻子当作耻辱，何况陛下是天地神明的主宰，一言一行都要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早晨在一座堂上实行的事情，到了晚上就会传遍四方万里。夫妇之道，体合乾坤，关系到风俗教化，怎么可以轻易废黜？臣听说，有过错就加以惩处；如果没有大的罪恶，不过是责问；责问仍不能改正，也不过是放置在别馆，诱导扶助、教诲告谕，使她悔悟改正。即使有违逆，也不过是猜疑嫉妒，正是妇人的常情。如今幽闭安置在瑶华外宫，如果认为她罪大，就不应不置她于死地；如果认为她罪小，就不应当永远废黜。况且没有听说另行降诏选立皇后，天下人对此疑惑，臣也私下感到疑惑。庆历年间，仁宗想把郭皇后废为庶人，司谏范仲淹进谏说：“皇后是用来长养阴教、母仪万国的，不应因为过失而轻易废黜。况且谁能没有过错？陛下应当论定皇后的过失，把她放到别馆，选择年长的嫔妃侍奉她，等她悔悟后再让她回宫。”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第二天，范仲淹又率领同僚伏在阁门下论列，仁宗派宦官押送他们到中书省商议。宰相顺从迎合，说汉唐有废后旧例。范仲淹说：“皇上天资如尧舜，相公为什么要拿前代的弊法来累害盛德？”御史中丞也在朝廷上与宰相争辩其错误。范仲淹因进言被调出，郭皇后后来被废居瑶华宫。后来仁宗曾秘密召见郭皇后，郭皇后希望宰相召集百官列班接受册命，才拜受诏命。如今陛下期望效法的目标，正是想超过尧舜，怎么适宜再采用汉唐衰落时期已经形成弊端的旧例呢？皇后确实没有大的过错，自然可以再次册立为皇后，命令她回宫，以符合天人共同的愿望，端正乾坤的位序，彰显日月的象征。想来陛下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迟迟不肯召回她，必定是身边的人诋毁她，也必定是宠爱之情遮蔽了判断。内有宦官和受宠的奸佞，帮助进言说她的坏处；外有百官顺从附和，把这种做法说成正确。他们不能使陛下达到唐虞盛世的境界，反而使陛下陷于有过失的地位。拿汉唐的弊法与他们共同称臣，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愿陛下俯察天意，恢复中宫的正位，使后世史册保全美名，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所谓被放逐的臣子尚未得到牵复、臣下彼此建立朋党，臣试着说明它。陛下因妖星降下谴告，深深戒惧自己，大施宽赦荡涤的恩典，有罪之人都得到自新的机会。至于杀人情节较轻的，也尚且获得完全宽宥；清洗罪责、收召人才，如此和气怎么会不来？被放逐的臣子还没有得到牵复，人情没有和顺，天意也不相合。元祐年间名义上说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陛下亲自总揽机务，事情都要奏请陛下批准后才能施行。

译一时的大臣想到自己曾经担任陛下身边的辅弼宰相，虽然他们的趋向与陛下相悖，也并非没有过错。古人说“投鼠忌器”，元祐年间的变更，已经形成了与先帝相似的局面；那么今天有所施行，也未免会形成与陛下相似的局面。按理应当顾惜国家体统，趁这次大赦，把旧臣远远流放，召回近处的人，逐渐恢复他们的官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有过错，陛下却宽容赦免他们，这是增益陛下广大天德的表现，内外群臣也不再分成党派。这样一件事就能得到多种善果。臣在元丰年间考中进士，元祐年间确实没有防备被召用，今天也不敢谋求进用，所以说这些话没有什么嫌疑。蔡确死时，当时士大夫私下说：“这是太皇太后的意思。”臣下从此再也不敢说话。如今刘挚、苏轼一类人，被放逐到岭南瘴疠之地，吕大防死在半路，范纯仁被置于远地，其他被抛弃驱逐的人纷纷而来，多得数不清。士大夫又说：“这是皇上的意思。”臣下又没有人敢说话。这样，过错就归于君主，功劳就归于自己，并不是所谓忠诚。人各自所学、所守不同，各有自己的趋向，不能强求一致。在朝廷中，究竟该不该任用他们，又当如何呢？当年舜命禹征讨有苗，益认为不可；周公东征时，群臣意见不同，只有十个人认为可以。王恢、韩安国议论征伐，张汤、汲黯同朝为官，封伦、魏征议论法度，都是各有自己的见解；人们选择其中可行的意见加以采用，从未听说要给持不同意见的人加罪。陛下应当像天那样包容、像地那样承受，像父亲生养、像母亲哺育一样，天下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王土之民，也没有一个臣子不是王的臣子。雷霆般的怒威，不应当用来与臣下计较。天地对万物普遍施予而不求报答，父母对儿女只是教导而不抛弃。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陛下的天下又是祖宗的天下。从前和后来掌权的大臣，借助利益、权势和权柄，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有之物，公开任意施展喜怒，以压倒别人为快，争吵纷扰，自行结成朋党，这并不是天下的福分。臣希望陛下召回被驱逐的臣子，选用正直之人，改革法令、推行事务，暂且以安定为务。朋党消除，朝廷就会一天比一天尊崇；人心协调，和气就会一天比一天增长。天下幸甚。所谓百官迎合时势、台谏官观望不言的情形，臣试着说明。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为相，有王珪、魏征善于进谏。近世如仁宗朝，能够容纳谏诤；其中最为切直的人，酌情予以贬谪，近的不过两三个月，远的不过半年，照例召回复职，有的最终还得到召用。这样，忠臣就肯于进言，义士就会感动奋发而无所顾忌，因此能够听到朝廷的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继承人君守成的大业，如尧为父、舜为子，规矩重重相承，文治武功兼备，圣人创制、明君承述，可以说已经盛大而充盈了。已经盛大，就必须善于守成；已经充盈，就必须善于持守。应当忧劳勤勉、战战兢兢，以保全无疆的福祉。幸蒙上天启发陛下清明的心智，涵养圣明资质，具有不必言说的敏锐德性和不轻易发怒的神威，最终以礼乐治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传》说：“治理天下的要领，没有比安静更重要的。”如今掌权和议论政事的臣子，不求安定，只急于报答恩情、报复怨仇。百官之中，稍微知道廉耻的人很少，贪恋爵禄、只图使妻子儿女富足的人，到处都是。其中尊重君主、热爱国家，以忠义名节自期的人，一千一百人中也没有两三个。且以近来的事情来说，王安石任宰相时，门下宾客常常不少于数百人。安石罢相，他们就转到吕惠卿门下；惠卿被贬黜，他们又转到吴充、王珪、蔡确门下。到了元祐年间，又转到司马光门下；司马光死后，转到吕大防门下；大防离开朝廷后，又转到今天执政大臣的门下。宰相的意向在东，他们就向东；宰相的意向在西，他们就向西；想要财利，就谈财利；想要边事，就谈边事，随着事情变化而转向，随着一句话就停止或转变。如今人的品格卑劣污浊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恐惧。能够说元祐不对、能够顺从执政大臣意旨的人，就推荐他入对，其次授予堂除；不能说元祐不对、不能顺从执政大臣意旨的人，就送回吏部。即使有忠臣义士，也没有机会进言，没有途径进用。近来所任用的言事官，不是执政大臣的门人，就是他们的亲故、同乡。称赞某人的好处，必定看君主和宰相的意旨所必然喜欢的方面；指责某人的坏处，必定看君主和宰相的意旨所必然厌恶的方面，以此帮助报恩或报仇。甚至有人屡次上章而不获答复，却不决定自己的去留；有的因为不敢进言而请求改任其他职务，有的因为父母年老、不便进言而请求出任外官。台谏官势力削弱，风宪不振作，实在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造成的。像侍御史董敦逸、司谏郭知章，都是元祐年间掌权的人。在元祐时，他们不说元祐的过错，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到了绍圣以后，却争相说元祐所任用、所施行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于是又得以保全自身。这种两面派的人，持着两可的说法，不是所谓一心侍奉君上的人。乡愿一类人，君子都切齿痛恨，而这两人却安然处之，不知羞愧，使陛下听不到过失，帮助百官报恩报仇。敦逸、知章辜负天下人，实在太深了。比如皇后被废而尚未恢复名位，被驱逐的臣子长久不能召回，搜刮财物的大臣重新得到进用，宦官掌权，内降妨碍公事，楼台亭榭奢侈浪费，民力耗尽，边帅制造事端，士人没有廉耻，佛道二教损害儒教，朝纲没有端正，法度没有澄清，役法没有均平，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却几乎听不到有人竭力进言。即使进言而不被听取，也没有见到因为进言而被罢斥的人，只是低头徘徊、苟且求取俸禄，以求取得重用。如今竭力进言的，不过是公开斥责垂帘听政之事，多说些琐碎的话，一味迎合，也未必全都正确。仁宗皇帝刚即位时，曾下诏禁止内外臣民谈论太后垂帘听政期间的事情，诏书大意说：“太后保佑幼主十多年，四海安定，纲纪没有紊乱。如今言事者多半挟带私情而迎合，不能认识长远谋略，也不遵循事理和体统。今后不得随意上言，希望长久继承先王遗志，以此敦厚教化根本。”这道诏书最为近于宽厚。绍圣以后，臣曾看到陛下有诏书说，关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以及元祐大臣，一概不要追问，这与仁宗诏书的意思相合。然而进用的人已经很多，他们天天把政敌视为仇敌，一定要置其于死地才罢休。又有些希望进身求取禄位、以献媚取悦为务的人，不说元祐的过错，就被认为是背离时势。

译陛下虽然有这样的诏书，实际上臣下并没有执行。陛下诏书的意思是，中书、枢密院如今所谓执政官共有六人，其中福建人占了五人。先王时代，选取贤才没有固定范围，有的从渔盐之中选取，有的从耕作、筑墙之中选取，有的甚至从仇敌中选取，从未听说只限于某一路。中书侍郎许将，元祐时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单独入班接受召见，第二天便授任尚书右丞，正是蔡确南行的那一天。如今尚书右丞黄履，元祐时任御史中丞，任职几年，不知道他救助过什么过失、争论过什么事情。假如他说了而意见不能施行，那也就不应当停止进言。不久他因事情受到别人的攻击而罢职。我不知道黄履该如何自处？也许因为先朝曾以善于理财称许他，如今又重新起用；也许因为他善于写词诰、善于骂人，所以得到升擢。像昨天那样身居近要之位、被责罚的宦官，不但召回复职，反而更加宠信任用。这些人只适宜供使令，不应让他们参与中书政事。愿陛下考察众多士人，只任用贤者，暗中消除朋党，使所有人都成为王的臣民。招致直言，虚心反省悔过，务求法度适当，不论新旧，天下幸甚。至于所谓朝廷大臣喜好谈论兵事、边帅喜欢攻战，臣试着说明。如今急于求取功利的人，多数没有长远考虑，只是以雪耻为名挑起事端，径自进入敌境筑城。士卒得不到休息，转运粮饷的车辆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臣担心劳师动众，即使夺得了所侵占的旧境，边地田地也没有什么用处。真正值得忧虑的，在于内地。夺取它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守住它也没有比这更难的。粮草和器械积存在府库中，恰好会成为敌人的资助。我所见不如谨慎防备、治理自身，等待敌人。若敌人势力过于强盛而不守法，就有名正言顺地与之交战的理由，这样没有不胜的；其次，等到它稍微衰弱，自然会归顺。像赵充国屯田那样，可以不战而取胜。陛下从此免除西顾之忧，只有荣耀而没有耻辱。然后选用忠厚能办政事、聪明敏捷而老成的人担任边帅，就能得到民心，一人可以抵挡百人。士兵怯弱、战马饥饿，军队没有纪律，即使驱赶他们作战，一百人也抵不上一个人。如今钟传在江外，本来是书生，起初做宦官李宪的门客，因缘得官，素来被称为轻浮。如今把一方的重要事务交给他，又用馆职来诱导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有进有退，都不能在事情面前畏惧、善于谋划并取得成功。不仅不会有功，恐怕还会辱没国命。熙宁初年，富弼因议论政事不合而罢相，在离任那天告诫先帝说：“陛下二十年内不要谈用兵。”王安石《五事书》中第一条说和戎。这些都说明，只有天下安定、富足之后，才可以谈论用兵。所谓“不要谈用兵”，并不是不要整治军备，而是说先帝在熙宁初年即位不久，经历的事情还不多，天下还不富裕，不可以轻易役使百姓。到了元丰年间，陕西右路等五路出兵，有灵武失利之事；在永乐筑城，又有徐禧战败。事情发生前，先帝对在朝辅臣说：“做事情竟然这样艰难，边地奏报屡次传来，我常常因此流泪。”可见边事确实不能轻率，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君主的荣辱，都系于此，不可不知。臣先前说，敌人势力过于强盛而不守法，就应有名正言顺地交战，而且没有不胜的；这其实是自投祸患。所以，夺取它很容易；其次，等它稍微衰弱，自然会归服，这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凡是谈到防御西戎，大多主张截断西北交往结盟的势力。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多次捣毁其巢穴，设置张掖、酒泉、武威、炖煌等郡。魏晋以来，赫连等族相继占据西河、凉州一带，全部控制灵州、夏州。唐朝开拓西域，才收复这些地方，设置都防、节度等机构。僖宗以后，通常授予功臣。五代纷乱时，封李仁福为西平王。我太祖经营四方，没有时间远行经营，所以彝兴仍然世袭统领节钺。传到第四代以后，李继迁反叛，完全占据夏、宥、银、绥等地。淳化年间，才接受归顺。太宗让他改姓改名，登记在宗正寺。至道年间，又反叛；景德年间，又反叛。他的儿子德明尚且年幼，又正值契丹与北方和好，无法得到援助，害怕我朝廷兼并攻取，于是郑重上表表示臣服。真宗仁慈宽厚，不惜割让灵州、夏州等数州之地，于是把那里设置为定难军，赐给他西平王的名号。假使当时趁其势衰力败时，有进攻就一定攻取，建立州县城邑，设置灵武、安西都防府，选择贤能的将帅，既用武力控制又加以安抚，那么边境鄜延、环庆就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祸患。其间元昊僭越称号，派杨守素入朝接受旌节；后来侵犯延州，擒获刘平、石元孙，又进入渭州境内，在好水川杀死葛怀敏等人。臣以所见，戎虏反叛、归服、往来不定，正如虎豹的本性，不值得奇怪。德明衰弱时，可以攻取却没有攻取；元昊僭越时，可以问罪却没有问罪，因此养成了他的恶行。如今西戎若说强盛，便是有罪；若说衰弱，却又不肯臣服。应当选任将帅、训练士兵，谨慎设置斥候，等待几年，他们自然会屈服归还疆土。然后设置都防府，广泛开设营田，使粮食和兵力充足，攻守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以求国家利益，天下幸甚。臣所陈述的四条意见，希望陛下稍稍平息天威，容纳并施行它们。即使是背柴的卑贱之人，也可能说出朝廷大政的话。陛下自己看一看，比成王贤明吗？况且成王有周公旦为太师、召公奭为太保，又有闳、散一类贤臣，朝夕讲明道理和义理，只想把君主推到尧舜之上的地位；他们自身不接近受宠的奸佞小人，耳朵听不到亲近侍从关于小利的邪说，眼睛看不到争夺土地、发动战争的危险事情。声色之乐不能迷惑他，狩猎游乐不能兴起，货利之念不能萌发。他的德行已经进步了，仍然还要寻求访落之谋、在《小毖》中求助，听取《七月》的陈说，接受《王业》《公刘》的告诫，听从关于民事的《无逸》告诫；《盘庚》中没有不进谏而不听从的话，而召公尚且还有忧虑君主、因此不悦的心意。如此才能君臣互相补益，上下共同维持，以成就太平。如今近臣却争相说：“陛下的圣德已经成就，群臣都比不上，哪里还用得着进谏？”言事之臣也不过指责一两件差除等小事，对于今天国家的大利害、天下的大根本和大事理，却没有听到他们有所议论。如今陛下左右倚重、视为宗庙柱石的人是谁？陛下赖以作为治病药石的人是谁？作为陛下股肱耳目的人又是谁？

译恭敬地想，先皇帝的德业盛大，传播于四海，陛下应当思考继承它的艰难，不应轻易相信片面之言、偏听偏信，轻率地守成。诗书责备成王，是说文王、武王的事业难以继承。仁宗皇帝之所以享有国祚四十多年，内外无事，是因为能够听取谏诤。唐代陆贽喜好进谏，自己说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只要所说有利于国家，有助于君臣，即使死了也不遗憾。晋灵公冬天挖池，宛春进谏，说“天气寒冷，不应挖池”；因为采纳宛春的话而停止劳役，那么怨恨归于国君，恩德归于宛春。灵公说：“宛春有善处，我能够采纳它。宛春的善处就是我的善处。”于是停止劳役。裴延龄是奸佞之人，皇帝想任用他为宰相，阳城等人到延英门争辩，伏在殿门前不肯离去；皇帝发怒，左右近臣都害怕发生不测。金吾将军张万福大声说：“国家有直臣，天下就没有忧虑了。我今年八十岁，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盛事。臣学识浅陋，言辞没有文采，但出于孤忠，进言毫不避讳。愿陛下在万机政务稍有空闲之时，略加圣明鉴察，幸而采纳选择。”想到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除去这四条祸患，如果考察先王之道而施行于当今，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绍圣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县令】上给徽宗的答诏，论日食　韩宗武 【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朕以微薄之身，开始承受上天授予的帝位，责任重大，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长久想到四海地域辽远、政务万端，哪里是我一人所能全部察知的？一定要依靠百官卿士，下至普通百姓，陈述上奏，来辅助我弥补不足。何况太史先前报告说：“上天将要显示威怒，日食将会发生，日期在正月。”这次变异非常重大，大概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朕日夜思考，还没有洞察其中的道理，想用它来整顿初期政务、消除天灾。若不是像药石一样的规劝，谁能开启朕的听闻之路？何况如今朝廷上下，人人都有所怀抱；即使樵夫百姓之中，也有可以采纳的话。凡是朕自身的过失、左右近臣的忠奸、政令的好坏、风俗的美恶，朝廷的德泽有未能下达到底的地方，民间百姓的疾苦有未能上达天听的地方，都听取直言，不要有所忌讳。朕正要打开正直进言的道路，消除壅塞蒙蔽的风气；对于刚直的议论和嘉善的谋略，只怕听不到，实行它们，也只怕来不及。所说的话可以采用，朕就给予奖赏；进言即使有不中肯之处，朕也不加罪。朕所说的话一定守信，不是徒托空文。希望你们都竭尽心意，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内外臣僚以及百姓，都允许用实封方式进言，把诏书布告远近，使人人都知道朕的意思。】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规定在正月日食之时，天下臣民可以用实封方式进言。臣退下后伏地思考，认为人君敬畏天象，是古代治理盛德的表现。日食、星变、山崩、泉水涌出，是天地用来警戒人的现象，应当从人事上察看其中的征兆。自古以来，危险动乱的国家，在尚未危险、尚未动乱时，必定已有事情的先兆；忠臣义士没有不发愤流泪、向当时君主说明的。事情的祸患在初起时，人情往往忽视；等到动乱已经发生，再后悔也来不及。臣私下认为近日的事情，也有正在初起而不可不察看的。大臣不畏惧公议，私下结成朋党；小臣趋逐利益、依附权贵，忘却朝廷，国家就危险了。人主怠于政事，进言的道路壅塞断绝，威权下移，怨恨和诽谤都归到君主身上，国家就危险了。左右近臣参与谋议，却没有通晓儒学、能够辅弼匡正的人；守边御难，却没有捍卫城池、抵御外侮的臣子，国家就危险了。开拓过大的疆土，外部连接边患；财用耗尽，民力衰弱，国家就危险了。年成不好，仓廪空虚，百姓流亡，盗贼屡次兴起，国家就危险了。先帝登基初期，太后与先帝共同临朝，政令从宫闱发出，委任大臣。绍圣以后，神考的法度还没有来得及全部举用，就根治朋党、追究旧日私怨；内外臣民观望，进言者被一同治罪，追后贬黜流放，流离于道路，正直之士被废弃黜退，年高有德者相继死亡。他们依附下属、欺罔君上，把互相排挤打击作为进身的捷径。即使有一两个卓然独立、敢于进言的人，也会使他本人遭到流放，随即兴起大狱，祸害波及善类，把罪责归咎于先帝，损害先帝极高的德行。从侍从官到百官，若不是执政大臣的亲党就不能进用；每当有一个官职空缺，往往空着也不补充。难道是因为四海士人众多、朝廷百官众多，反而贫乏到这种地步吗？侍从官的职责在于进献意见、接受采纳，近年以来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进言，只是害怕大臣为自身打算。私下领取优厚俸禄，穿戴冠帽衣带，出入禁省，对朝廷有什么用呢？文章和号令比前朝衰落，重要藩镇和边疆重地多半用非其人。狂妄之士献上计说，突然被置于三军之上，进兵筑城、制造事端，不计算国家费用，虚报增加斩获人数，妄图邀取厚赏，胡乱声称招降，反而使骁勇将领陷入覆没。羌人经过的地方，供应帐幕、犒劳宴设，道路上骚动不安。陕西以西，一斗米要几十金，钱币制度高低失当而没有办法救治，困扰因此更加严重，戎人部落也不顾忌。士卒和战马疲惫衰弱。关西是天下的形胜之地，假使使民力在内地空虚、在外部被遗弃，朝廷拿什么抵御边患？边境一旦动摇，陕西右路就危险了。河北、山东是天下的腹心，大河决口泛滥，饥荒接连不断，老人扶老携幼，散往四方的人多得数不清；饿死者堆满沟壑，饿死者填满沟壑，人数以百万计，有的甚至父子相食；州县没有办法赈济供应，只能坐视他们死亡。有时因为郡守不是合适的人，朝廷将其罢免，但后来任用的人大多又按私意选拔，或者还不如前任，如此还指望他们抚恤百姓吗？朝廷详细讨论利害，河务之事虽然停废，却责成水官办理，直到今天仍没有见到谋求治河安民的策略，究竟有谁能够承担这个任职呢？执政大臣如果不能忧国忘家、为万世筹划，难道国家像人患腹心之疾一样，他们还能高枕安卧吗？他们所依仗的安全，不过是北方边防坚固，盟约和好使边地没有震动；难道这就可以让中国放弃防备吗？《易》说：“将要亡了，将要亡了，危险系在柔弱的苞桑上。”从商虢到伊阳，六七百里，山岩重叠，林木茂密，中间没有郡县城郭，逃亡聚集的人不下几千。万一有凶暴奸恶的人互相煽动而起事，那祸患难道会小吗？臣常见朝廷更改政令，只是让人心怀异意，排除旧日仇怨，以建立新的党派，徒然纷纷扰扰，却没有讲求治理的工具、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来治理国家。国事大体没有确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诚愿圣明天子亲自总揽乾纲，收回威权，公卿大臣谋划政体，确定当今应当施行的事务；因而寻求贤能而有足够才智、能够成就政务的人，按才能登记任用，不分新旧；广泛进言、奏报功绩，考察名声与实际；内外职任轮换交替，使功勋事业显著，朝廷尊贵光明，君臣共同享福，天下都蒙受恩泽，太平盛业难道不伟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圣人以天下为尺度，聪明和恩泽如同日月、雨露，难道会因为一点小恩惠、小聪明而自满吗？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处于治理时不忘动乱，不会因为天位尊贵、庆幸天下无事而贪图安逸。面对四海之内，只要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感到忧虑，不会把侍御之乐、钟鼓之娱当作快乐。大体说来，人情安泰而没有忧患，时间久了就会产生放纵逸乐。愿陛下思念大禹珍惜光阴的告诫，仰慕汉文帝爱惜百金费用的作风，深思留神，一天比一天谨慎，如同太阳早晨升起，逐渐光明盛大，以照耀天下。诵读帝尧知人善任的明哲，考察《洪范》中威福得当的原则，学习仁祖恻隐诚恳、以此凝聚天下人心，学习神考励精图治、永不停息、以此兴办天下事务；这些都是陛下应当效法的。臣在神宗皇帝时，多次承受清问，却从未敢进献一句话。如今已经白发苍苍，并不是为了侥幸求取美官厚禄，只是因为世代承受深厚恩德，实在痛惜在应当太平治理的时代，却不思虑安危的关键，只徒然造成这些纷纷扰扰。小臣为国家谋划大体，罪当受刑，冒死把这些话奏闻。【元符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鸿胪寺丞】上给徽宗的奏章，论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　王涣之 臣恭敬地认为，要求臣民进言并不难，难的是听取。听取言论并不难，难的是考察后加以采用。要求人进言却不能采用，并不是所谓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臣私下见到，国家每逢天象发生变化，便下诏求言，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臣下向上回报，有时却不是这样：把指陈过失说成诽谤君上，把阿谀谄媚说成尊重君主，把迎合时势的议论说成爱国，因此把能够互相补充、共同讨论是非说成邪说。对于大臣和权要，他们则观望附和，互相告诫保持沉默。志士仁人知道进言没有益处，也就不再说话。小人心怀奸邪，侥幸放肆地发表诡谲可怕的言论，把它作为苟且迎合、求得容身的计策；这尤其不可不察。愿陛下虚心公正地听取意见，不论言语逆耳还是顺耳，只听从正确的；不论事情属于现在还是过去，只以应当施行为贵；不论人们意见相同还是不同，只任用正直之人。这样，人心就会喜悦，治理之道就会端正，天心也就得到顺应了。【元符三年四月上奏，当时因枢密院编修召对，随即授任吏部员外郎】上给徽宗的奏章，论星象变异　陈瓘 臣近日听说众人议论，火星的运行很不合常度，经过氐宿而侵犯房宿，如今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臣私下考察历代《天文志》，荧惑侵犯房宿，将相对此都认为不祥；如果在房宿与心宿之间，那就是天子的明堂所在。臣虽然不懂天文，但房、心两宿的位置最容易看见，恐怕太史推占后有所隐瞒回避，不敢全部奏报，所以臣不能不说。臣恭敬地听说仁宗的训诫：“国家即使没有大的异常，也应当经常自我修治、警戒，何况是因灾异显现而来的警告呢？” 附呈说明：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火星是天王之位，前星是太子之位，如今幸好还没有侵犯它们。臣事先进言，也只是希望有所补益。自陛下即位以来，正阳之月发生日食，于是大赦并下诏求言，希望谋求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然而星象变异接连发生，而且异常非常重大，怎么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呢？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害加以谴告；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就又出现怪异来警惧；仍然不知道改变，伤败就会到来。”由此可知，天心仁爱君主，是想制止他的动乱。陛下的圣德日益提高，迫切追求至治，上效法祖宗，内承慈训，勤勉不懈，不敢有片刻安逸；但日月星辰接连发生变异和谴告，若不是上天仁爱深厚，怎么会这样呢？把否塞变为通泰、把灾祸转为祥瑞，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臣听说应合天意、消除灾变，不在于文饰，也不是靠祈祷禳解。又附呈说明：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派祝官禳解。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取得欺罔之罪。天道不谄媚，不会改变自己的命令，怎么能够禳解呢？况且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除去污秽。如果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解？如果德行污秽，禳解又能损除什么呢？”《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明白地侍奉上帝，于是得到许多福分。他的德行不偏邪，因此使四方诸侯来归。”君主没有违背德行，四方诸侯将会来归，又何必忧虑彗星？《诗经》又说：“我没有可以鉴戒的，只有夏后和商朝，因为他们的混乱，百姓最终流亡。”如果德行仍然混乱，百姓将要流亡。祝官史官的作为，不能有所补救。齐侯很高兴，于是停止禳解。这不是靠末流小术能够消除的。宋景公接受仁人的话而能使荧惑退舍，并不是空泛言语而已，而是根源于诚心，再从诚心发为言语。又附呈说明：宋景公时，荧惑停留在心宿，景公害怕，召来李子韦问道：“荧惑在心宿，是什么意思？”子韦说：“这是上天的惩罚。宋国分野所对应的灾祸，本来应当降到君主自身；不过，也可以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替我治理国家的，怎么能把灾祸转移给他？这是不祥。”子韦说：“还可以转移给年成。”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挨饿，必然有人死亡。作为人君，想杀害百姓来使自己活命，谁还会把我当作君主呢？”子韦退走，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臣恭贺君王。上天处在高处，却能听见下民；君王说出了仁人的话，上天三天之内一定会奖赏您。今晚星宿一定会移动。”当天晚上，星宿果然三次移动，正如子韦所说。老子说：“能够承受国家的不祥，这才叫天下之王。”咸平元年二月，彗星出现在营室以北，真宗对宰相说：“祥瑞在哪里呢？”吕端等人说：“灾变在齐、鲁分野。”真宗说：“朕把天下当作忧患，难道只忧虑一个地方吗？”这一年十月，便任用李沆为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是天下所称的贤人。选拔天下的贤才加以任用，就可以解除天下的忧患。真宗消除灾变的方法，不过如此而已。

译臣希望陛下采用真宗消除灾变的方法，察看朝廷中尚未端正的事情，不要受众人议论牵制，选取真正符合人心的做法，这样就符合天心了。汉元帝时，萧望之、周堪、张猛等人与石显、许史一党相互争论，邪正尚未判明。当时出现夏天寒冷、太阳呈青色的变异，许史一党把它归咎于周堪、张猛掌权，于是势力孤弱的人陷入危险，有力量的人取得胜利。臣曾认为天下是一个大器物，好比一条船：船身平稳就安全，船身偏斜就危险。绍圣以来，掌舵这条船的人实际上偏重右边、使左边空虚，船势不平，几乎倾覆，旁观者惊恐失色，已经很久了。自陛下即位以来，喜欢平衡而厌恶偏斜，选用能够共同扶持国家的人，采纳旁观者惊恐失色的意见，广泛征询、博采访问，并审察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况且星象变异昭示天下，已经好几天了，只是京师因阴雨而最晚看见；这说明远方已经知道，而陛下还不知道。幸而蒙蔽忽然开解，阴云剥落，天象灿然显示给陛下，上天仁爱之心可以从这里看出。《传》说：“人们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 坚决除去奸佞，改用忠良，以符合人心所希望的，上天的意旨就得到顺应了。所以臣说：把否塞变为通泰、把灾祸转为祥瑞，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臣愚昧而不知道避讳，只希望陛下裁量宽赦，臣就非常幸运了。又附呈说明：淳化二年，荧惑侵犯房宿。这一年宰相吕端、枢密使王晓、参知政事王沔、陈恕都被罢免，改用寇准等人。太宗因这一年大旱，召见近臣询问时政得失。枢密直学士寇准回答说：“天人之间的感应，快如回声和影子。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不公平之处。近来祖吉、王淮都侮弄法令、接受贿赂，祖吉已经伏法，家产也将没收；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只在私宅杖责，却仍然领受濠州定远主簿之职。用法有如此轻重之别，酷旱的罪责，大概并不是无缘无故降临。”太宗大悟，第二天召见王沔，严厉责备他。这一年提拔寇准为枢密副使，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如今陛下左右的臣子，在绍圣年间背负诬陷神考、仇恨诋毁宣仁的罪责，并且不能奉行哲宗继承先志的意旨，同心合谋者并不止一人。愿陛下亲自总揽政务之初，迅速端正处理他们的罪行，也不要使有侥幸苟免的人，这样用法的轻重就不至于不公平了。消除天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臣希望陛下对臣这番话深加思虑。又附呈说明：臣私下听说，仁宗曾采集前代灾异及其应验的事例，编成十二卷；御制序文，命名为《洪范政鉴》。遇到天变，就考察它发生的原因，用作修身反省的资助。如今这部书一定还藏在禁中。臣希望陛下效法仁宗敬畏上天的态度，留心修身反省，以给天下带来福祉。【元符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给徽宗的奏章，论天象，请求重申敕令太史，不得有所隐讳回避。邹浩 臣听说天人感应，迅速得如回声和影子。如果知道其中原因，预先处理，那么转祸为福并不困难。神宗皇帝曾对辅臣说：“事情将要出现征兆时，上天常常先显现天象，只是人不能知道。彗星、孛星向人显示人事，十分直接，就像语言一样。只是如今没有深通天道的人罢了。古人能够知道这些，就能够消除灾祸。”又说：“事情将要萌发而天象先出现，大概是人事发生在下，气机积聚在上。聚集众人的气而先显现出来，就如同人的五脏有疾病，气色会显现在脸上一样。”如果不是神宗皇帝极其神明圣睿，哪里能够达到这种认识？这是人主应当遵循采用的道理。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圣明慈悲之心，重申敕令太史，不得隐讳回避，把所有占验结果秘密完整地上奏，随后加以察看，以端正相应的政事，作为预先弯曲烟囱、迁移柴薪的防患之计，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给徽宗的奏章，论赤气的异象　任

译伯雨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德泽屡次下达，和气充满天地。应当下雨时就下雨，应当晴朗时就晴朗。四海九州没有不获得丰收的。天心与人意，如同符节相合，本来应当使乖戾之气和异常天象消散、不再发生。然而去年四月初一、今年正月初一的深夜，赤气从北方升起，光焰横贯天空；又有黑风在下面，逐渐冲向西方，散开变成白色。灾祸征兆到来，异常竟是这样。上天爱护陛下，是想让陛下有所恐惧戒慎。况且一年开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号刚刚改换，时值初春，月份处在正月之首；这一天是壬戌日，是陛下的本命日，而赤气却在深夜幽暗之中升起。以一天来说，白天属阳，夜晚属阴；以四方来说，东南属阳，西北属阴；以五色推论，赤色属阳，黑色和白色属阴；以事类推论，朝廷属阳，宫禁属阴；中国属阳，夷狄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德行属阳，兵事属阴。如今赤气从至阴的方位升起，下面又有黑气升起，这是宫禁中阴谋从下干犯上位的征兆；它逐渐冲向正西，散成白色，而白色主兵事，这是边防暗中发生事变的征兆。臣谨按前汉《五行志》说：“视察不明，是为不明智；这时就会出现赤色的灾异或祥瑞。”又说：“不能辨明善恶，亲近宠信近习，无功者得到赏赐，有罪者不加诛杀；这时就会出现赤色祥瑞。”这些说法大概出自《洪范》的五事。因此唐代自大历、贞元、宝历年间，多次出现赤气异象，其中以文宗太和年间为最多。当时宦官掌权，朋党相互勾结。如今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正处在千载难逢的盛明时代，本来不是唐朝衰败末世可比。然而上天爱护陛下，以灾异作为警戒，也不可不深思远虑。臣恭敬希望陛下收回君主权柄，抑制臣下，严厉敕令宫禁以防备隐患，训诫整饬将帅以遏制制造事端。任用忠良，贬黜邪佞，端正名分，诛除奸恶，事情发生就一定决断，不要因宽仁而损害大义，使阴邪小人不再产生冒犯君上的念头，那么变异的出现就可以转变为祥瑞。臣是疏远卑贱的小臣，承蒙陛下在众人之后拔擢，授予进言的职责，常常遗憾即使粉身碎首也还没有补报。如今若见到灾异，因为害怕获罪而不说，不仅是辜负陛下圣明神武的知遇和深恩，恐怕还会有奸佞之臣把它指为祥光瑞气，欺骗圣听，使陛下敬畏上天、谨慎戒惧，却不能当天就因恐惧而消除灾变；这样，臣的罪过即使甘受斧钺，也不足以谢罪于所负的言责。伏望陛下留心采纳听取，天下幸甚。附呈说明：臣所奏的是赤气之事。按前汉《五行志》，称它为“赤眚”，是灾异的变化；唐代多次出现这种异象，史臣都详细记载了它的形状，也称为“赤祥”。臣推究考察这些象类，这是阳气不能制约阴气、下位干犯上位的征兆。【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上奏。当时辅臣在垂拱殿应对时说：“元日夜晚，有赤气从东北升起，弥漫横贯西方；过了很久，其中出现两道白气，赤气将要消散时，旁边又有黑色的灾气。灾变到来，实在令人恐惧。还担心天文官隐瞒、阿谀顺从，不据实上报，于是再次下令严加申饬。于是说，按法令这主宰暴兵之事；又回头对知枢密院安焘说：‘远处是边塞，近处是内郡，都应当严格察看兵备，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辅臣都叩头说：‘哪里敢不奉行诏令。’门下侍郎李清臣说：‘从前多半厌恶听到灾异，所以史官有时不敢奏报；如今陛下这样敬畏天象、戒惧自省，是天下的幸运。’” 上给徽宗的奏章，论赤气的异象【第二状】任伯雨

译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初一夜间出现赤气，不到半个月果然发生了皇太后升仙的祸事；它作为灾变，已经很明显了。如今亳州、兖州、河中府却奏报说，因为建立道场而获得了这样的祥瑞应验。赤气升起的方位天下人都看见了，怎么敢移动方位、增添景象，公然欺骗谄媚以愚弄众人呢？臣私下认为，天人之间的道理固然幽深遥远，但灾祥出现，大概不会无缘无故显示。难道能让奸佞小人败坏大体，用诡异的言辞和说法把灾祸说成祥瑞，从而轻慢天命、迷惑君主吗？如果放纵而不治罪，奸邪谄媚之人就会互相效法，这种风气不可滋长。伏望陛下严厉给予贬黜责罚，以此警戒百官。【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纂 天道门 灾异九 上奏宋徽宗，论建造火星观以禳解赤气灾异 任伯雨 臣听说，天与人的感应，不只是像回声和影子那样迅速，灾祸和祥瑞的到来，也一定会有征象。所以，先王能够端正自己的事务，圣人也只是因为能够敬畏上天。臣曾听说，修养德行可以消弭灾祸，却从未听说依靠祈祷禳灾能够消除变异。《六经》中记载的这些道理，后世百代都可以由此明白。臣听到传闻，近来内臣正在太一宫旁测量土地，想要建造火星观，用来禳解赤气的异常。臣起初听说时，深感不信；但过了几天，传闻的人越来越多。臣身为谏官，应当挽救事情的根源，虽然听闻尚不详细，哪里敢不在事变发生前先行进言？臣对国家的犬马之心，实在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陛下亲具道德并生知之资，正承受着天人共同赋予的时运。然而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屡次降临，大概是上天对于人君，就如同父亲对于儿子一样，爱得越深，教诲就越切。灾异多次出现，或许是想让陛下戒惧，以谨慎地对待即位之初吧？陛下本来就应当小心修养德行，克制自己，端正政事，谨按《洪范》的道理，以五事配五福。可是有人说，观察事物不明察，就叫作不明智，于是会出现赤色的祥异。陛下应当更加扩充聪明才智，辨别贤能与奸佞，掌握权纲，确实执行赏罚，专掌威福，考察功劳和罪过，使皇上的英明光辉赫赫，事情一到就必定裁断；这样，乖异的征象就会转变为祥瑞。从前太戊时有桑树枯死的妖异，武丁时有鼎中出现野鸡的异象，他们都能敬畏上天，端正自己的事务，成就中兴功业，使国祚延续多年。臣从未听说过劳民伤财、把心思放在土木营造上，竟能消除灾异。如果修德的效果还不如祈禳，那么圣人的《六经》为什么偏偏没有记载这种做法？又如果祈禳确实有效，而修德反而没有应验，那就成了无私的上天可以接受私人的祈祷，人的欲望上天必定顺从；上天难道会为了索取报答而苛虐百姓吗？陛下如果一定要建造此观，臣私下估计，费用不会少于一百万。陛下是要从有司取用吗？那么国库空虚，经常性经费不足，从有司取用必然办不到。是要从内庭取用吗？那么内庭可以搜括的财物也已经十分紧迫了。河北一路物价昂贵、百姓饥饿，从前年到现在流离迁徙的百姓满道路都是，朝廷却眼看着他们受难而没有力量救济。与其捐弃急需之物去办理无用之事，哪里比得上暂缓不急之用来救济急难？这样，所花的费用就有正当名义，所施的恩惠也能成就德政，人人受到鼓舞，天下共同庆贺，都认为陛下损己利民，德光超过前代；民心喜悦而上天的心意也得到满足。赤气的异常，难道不能转变为祥瑞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远考能够端正王道的先王，仰察上天的意旨，在内心敬畏上天，在政事上谨慎行事，不拘泥于世俗之论，停止祈禳的劳役，那么人心自然信服，上天也会明白地给予回应了。【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上奏】上奏宋徽宗，论月晕围绕昴、毕二宿　任伯雨 臣先前曾论及湟州之事，请求陛下俯察众议，早日决定放弃还是守御的办法；又曾论及赤气之事，请求陛下仰推天象的变异，预先防备夷狄突然发动事变的忧患。天道幽深久远，事情很难确定。臣正怀着恐惧，等待妄言之罪。如今本月初八日夜，臣恭敬地看见月晕围绕毕、昴二宿。臣谨按《汉志》说：“毕、昴是天街；它们的北面属于胡地，南面属于汉地；参宿则是赵、魏的郊野。”从前汉高帝七年，月晕围绕参、毕二宿，后来果然有平城之围。由此看来，天象不会无故显示，必定有可以考察的事情。陛下亲具尧舜般的资质，又逢千载难遇的时运，小心顺应上帝，举动没有过失，可是天象屡屡变化，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上天深深忧虑陛下，想让陛下畏惧、修省，预先为将来的事情作好防备，所以这些变异在几个月内接连出现。推究考察各种征象，都是对战争的应验。虽然天意没有反复明白地告诫，按理说也不会无故显示。臣谨为陛下先论湟州，其次论陕西五路，最后论河北，大略拟定的条目如下。一、湟州、鄯州的罝勒斯赉，其部族世代效忠顺服，对朝廷有功。国家兴盛之时，在真宗朝，继迁叛乱，罝氏的军队从中牵制，最终使继迁兵败，被困于六谷。朝廷因为他的功劳很大，封他为武威郡王。到了康定、宝元年间，元昊不顺服，他又常常出兵帮助中国。仁宗再次封他为武威王。从此凡有西夏贼寇的忧患，罝氏必定成为中国的助力。朝廷之所以没有熙河、陕西的忧患，是因为以罝氏作为藩篱。前年因瞎征偷偷占据其国而失国，罝氏出走。王瞻、胡宗回乘着那里的混乱，妄称接受其土地，杀害投降者，抢夺财物，自行撤去藩屏，导致军队覆没、将领被杀，也失去了对夷狄的信用。朝廷却一概不治他们的罪。既然已经放弃鄯州、湟州，却只独自留下罝氏。不仅这块孤立隔绝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运输又艰难，形势上难以独自守卫；还恐怕罝氏含怨，与西夏贼寇结连，或者因势力微弱而被吞并。从此西方吐蕃各族必然全都归附西夏贼寇，使其更加壮大。国家的边境范围也会更加扩大，从成文龙一直直达蜀道，全都邻接西部贼寇的边境，大概不止五千余里。这对国家造成的祸患，难道只是一州之地和陕西每年失去买马的利益而已吗？臣希望陛下更加详细地考察前后臣民所论湟州放弃或守卫的利害。如果确实不能守，就先下手诏，选任一名边帅，让他在边境上召来兴扬斡以及大小咙赞等人，说明前年边臣惹事生非并不是朝廷的本意。在边境上斩杀王瞻，把胡宗回贬斥到远方，把湟州归还给他们；选择应当立为首领的人，要求他像自祖宗以来那样世代守持忠顺，那么花费财物、远方守御以及自行开拓边境所带来的忧患，或许就可以平息了。如今如果不早日决定取舍，假如将来力量不支而不能守住，导致军队覆没、将领被杀，损伤国威，难道又要像前年那样置之不问吗？从前泸州发生边事，韩存宝只是因为没有立即追捕乞弟，神宗就命令在边境上将他斩首。王瞻的罪过大概不止超过韩存宝百倍，因此一定要斩下他的首级，才足以平息边人的冤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