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二

译官的资序以及各项约束，请交给大臣斟酌裁定施行。【至和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宗室滥受赏赐。赵抃。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日皇亲越级建节、调任镇守、升迁官职、增加俸禄的有二十人，路途中纷纷传说，不知道这些恩命究竟从何而来。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考察祖宗旧例，杜绝侥幸求取的途径，特别降下圣旨裁减损抑，不要让外界议论形成宗室滥受赏赐的名声，这也是《诗经》所说的至于兄弟，以此治理家国的意思。【至和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与同列率先上此奏，得到诏旨，命令停止皇亲迁官。上奏仁宗论宗室爵秩、俸禄，请求遵守旧制。马遵 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宗室中屡次有授官任命，已经过于频繁。又听说还有人援引体例，希望得到恩泽，向上干扰圣上听闻，这种事情接连不断。国家安排亲族的秩序，至于爵秩和俸禄，都是依据祖宗旧制，循守施行，流传作为长久的制度，不应过分优待宽假，以致毁坏后世的法制。伏乞圣上裁断详察，特别降下指挥。【至和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英宗说，皇帝第二子的恩意和礼秩，应当与颍王有差别。远——傅尧俞 臣听说，根据事实谋划亲族之事，是忠诚；但如果被慈爱蒙蔽，就会失察。根据事情的起始来谋划长远，是有见识的言论；但如果只看眼前，便近于迂阔。只有把内心推向大公，爱意才不能迷惑；鉴戒古事而深远思考，所谓迂阔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臣忘却自身，在事情开始时进言并作长远考虑的原因。然而言辞简略，事理就难以说尽；言语深切，又可能不便于事情实行，所以臣只陈述大概，惟愿陛下思考。臣私下想到，古代先王总揽天下，面对万事作出裁断，有时还不能周全；到了父子之间，却很少有能够做到始终无悔的。难道不是因为内心被亲爱牵制，义理不能胜过感情吗？臣恭敬地看到，皇帝第二子封为东阳开国王，地位与颍王只相差一个等级，起居出入也相当接近。虽然已经出阁封王，相关旧例仍然存在。况且他天性诚信厚重，长久受到圣上教训熏陶，兄弟之间友爱和睦，本来就不同于常人。臣只是担心将来年龄都逐渐长大，左右侍从交相进言，毁誉日久积累，也许会发生值得忧虑的事情。凡事有始有终，正是圣人也难以做到的。陛下学通古今，应当为万世留下法则。臣认为，应趁颢等人年幼，便加以节制。对于颢以下诸王所给予的恩意和礼秩，应当与颍王相差悬远，使彼此有界限，形成不可侵犯的形势，这就是社稷无穷的福祉。从前此事只告知外廷，臣不敢贸然献上愚见。如今臣又冒昧把此事陈述出来，希望陛下默默留意圣意。【治平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神宗论皇子三位应当显示等级差别。赵瞻 臣听说，区别嫌疑、明察细微，是礼法的根本原则；皇后并立、嫡子地位相同，是政事中深切的戒惧。商、周时代，庶子在外作为藩屏；汉、魏时代，诸王出居封国。这是为了尊重太子既定的名分，彰明宗室的重大法则，不让私人的宠爱和窥伺图谋得以在内心萌发。臣私下看到，三位皇子修建宫室，设施已经十分完备；如今遇到年荒和夏季疫病，兴作之事已经成为讥议。何况宫殿制度和院名，使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合适；虽然为人子弟本性高尚友爱兄弟，但国家礼法贵在显示等级差别，三人并列居于东宫，恐怕违背古代典制。从前唐太宗把太子李承乾的弟弟魏王李泰迁到武德殿居住，魏征劝谏说这样离东宫太近，太宗立即醒悟，派他返回外第。然而仅仅保留这种安排的意图，最终还是造成后患；所以争端常常起于彼此逼近，祸患常常产生于被忽视之处。历代圣明君主和贤德父亲，大多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祸乱根源。希望陛下精心察看、反复考虑，使他们各安其所；把这件事交给儒臣讨论，让他们援引典礼加以论证，这样或许能够确定朝廷中是否有僭越的疑虑，同时使骨肉之间孝友悌睦的情意更加深厚。至于宫邸制度过分华丽，就会滋生奢侈之心；役使工匠违背时令，就

译会招致乖戾之气。应借此降下诏令，一概逐步停止，实在是天下的幸事。【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神宗论封立太祖之后。刘攽。

译【甲子日手诏说：从前艺祖兴起，是上天启动时运，开始创建华夏大地，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施及万世，没有比这更高大的了。朕承受先圣的事业，早晚不敢安逸；于是顾念太祖之后的子孙，但有关官司从未议论封爵的文书，这难道是朕尊崇大统、推恩亲亲的心意吗？况且积累深厚，流传必然长远；施恩广大，报偿必然丰厚。命令中书、门下考察大宗正司的宗籍，选择亲属关系近而行辈尊贵的一人，割取土地封他为王，使他常常随从祭献郊庙，世世代代不要断绝，以表示朕尊祖报本的心意。臣恭敬地看到手诏要推求太祖皇帝诸孙中亲属最近、行辈最尊的人立为王，以光大太祖的成功和伟业。这实在是陛下追念祖先、孝敬宗庙，圣恩无穷。把历代帝王从未采用的办法举出来实行，正如传文所说，礼法虽然先王没有制定，也可以根据义理创制。然而臣私下观察诏旨的安排，仍有未能理解之处。恭敬地说，太祖皇帝把国传给太宗，虽然是兄弟相传，却如同商朝各王；大统所在之处，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是太祖的子孙。对盛大德行的祭祀、深厚恩泽的流传光大，全都已经包含在这里了，为什么还要另外寻找太祖的孙子封王呢？这样一来，宗庙中有功而不毁的称号，以及历代圣君继承正统、广大承受祖业的美德，反而不如另立一个国家吗？古代只有列国的君主没有后嗣，才有寻找他的子孙来承继封国的事。祖宗的尊贵，不能和这种事情同样议论。况且诸侯不能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如今封王应当自立为本国之祖，终究不敢向上承继太祖，这一点很明显。臣认为，陛下想要褒扬艺祖，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按《春秋传》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都是周文王的昭穆后裔。周文王创建周朝，作为周朝太祖，子孙封国最多，后世也不敢与他相比。汉明帝也说过：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和先帝的儿子相等？所以汉世祖的儿子都封为大国之王，而汉明帝的儿子封地只有他们的一半。既然如此，帝王世代相传时，尊崇厚待开国始祖的儿子，通常一定不同于继承帝位的君主之子。太祖皇帝的儿子只有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为什么不尊崇这两个封国，使后世世世代代不降低他们的爵位，达到周、汉那样的盛大呢？在宗庙祭祀中让他们居于应有的位置，那么艺祖巍巍的福庆、陛下绵延不绝的孝心，就没有不美好显赫、彰明昭著的了。臣以愚昧刚直之身在礼官任职，知道陛下推崇祖庙，圣虑超越群臣所能及；但仍希望考察并合于典礼，使其中的大义能够讲明，成为万世法则。因此臣冒昧进献盲昧之言，伏望陛下稍加采纳。【熙宁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太常礼院。上奏神宗，请求斟酌古今情况，限定服丧制度。杨绘 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中最盛德的，大概没有超过尧的。如今考察《尧典》说：能够明察并发扬美德，以此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以后，再公平地治理百姓。九族之外，同姓亲属并不少，但尧所亲近和睦的只限于九族，这是因为服丧制度有差等。服丧制度，大概就是礼的具体运用吧？恩情产生于亲情，却要用有限的礼来节制无限的情感。这是因为明白亲属关系不可能无穷无尽。族亲推到九族，是取阳数的极数；丧服推到五服，是取五行的成数。既然丧服制度虽然有尽头，那么同出于一个祖先的人，难道忍心把他们和路人等同吗？于是又制定大宗、小宗的制度来维系亲属关系。作为大宗，百世不迁；作为小宗，五世以后就迁。周朝诗歌说：文王的子孙，本宗旁支延续百世。从帝尧以来直到周朝，亲睦九族的制度，大概已经穷尽于此了。拥有天下的君主，谁不想远远尊崇自己的祖先？然而总的原则是以太祖之庙为统领而不毁；往外推到六世以上，就撤去宗庙而成为祧庙；撤去祧庙而成为坛；撤去坛而成为墠；撤去墠而成为鬼。这样也是为了表明亲属关系不可能没有尽头。臣谨按《春秋》记载，鲁桓公、僖公的宗庙发生火灾，孔子在陈国听说后说：“大概是桓公、僖公的宗庙吧？”这是因为桓公、僖公的宗庙本应毁去却没有毁去，所以天降火灾来警戒他们。臣伏见睦亲宅遭火灾有两次，广亲宅遭火灾也有两次。在十天一个月之内，接连发生这样的灾害，难道只是恰好碰上这个时节吗？臣私下按照《春秋》的义理推测，大概是两宅之中有的亲属关系已经终尽，丧服等第中已无服可服，却还没有按照有限的礼制加以裁定节制，所以天降火灾来警戒他们吧？臣遍考上古，尊贵宗族有的受封而出居本国，有的授官任职。后来从唐明皇以后，宗室世代聚集在宫宅之中，不再任以政事，所以本朝也沿用了这种制度。然而本朝初年的制度，凡因荫补授官的，大都按照其父祖应任官的数目授给。如今则长男出生一年多便授官，其下各男出生五年便授官。旧制只授班行官，现今却都授南班官。十年前人数还只有数百，如今已经超过千人。并且其中子孙众多的，已有几房共住一室的情况。怎么可以不改变这种做法呢？臣请求陛下斟酌古今的适宜做法，限定丧服等第的礼制，广泛采纳众议，裁定荫补子弟的数额，制定宗室出任官职的制度，设置大宗、小宗之法，以端正宗族统绪。其余支庶中丧服等第已经终尽的，也都准许出居外地，以合乎帝尧亲爱和睦九族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十一月〕 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十一月下诏：“自我朝祖宗亲自安排九族，大宗则以爵土封防，次等则把他们列入宫禁中的宗室属籍，都留在京师，参与朝廷政事。然而世代渐渐久远，皇族支派越来越繁盛，服制有亲疏，恩典便有厚薄；才干有贤能与不肖，俸禄便有多少轻重。如今一概使他们列于官员之中，这同各支流派又有什么区别呢？亲爱和睦的道理虽然很广，但施恩的义理还没有周全。因此朝廷大臣多次进言，宰相接连请求，认为应当确定正当的限度，以整齐常法。朕推求亲戚之间的关系，经史都有训诫，汉唐的旧例也都具在。有的按九族确定尊卑，有的按五宗区别远近；有的准许推恩而分授子弟，有的准许自行考试来显效才能；有的宗子贤能，得以参加科举，有的诸王之女可以自主婚姻。前代所实行的都已具备，只是当今尚有不足。何况本朝制定制度，动辄取法先王，难道宗室尊卑等差竟没有固定制度吗？因此命群臣共同议定，将制定一代通行的规章。现令臣下阅览奏章封事，详细陈述条目，他们认为：祖宗昭穆之序，适宜世代封爵；王公子孙，也应当根据亲疏而有恩典等差。

译上奏神宗，请求建立宗子课试法。赵彦若。臣伏见本朝原有宗室召试授予出身的法令，到了熙宁初年，才开始命宗子出任外官，分掌事务，列入有职事的臣僚之中。这实在是天下最公正、最盛大的德政，是祖宗从未有过的。如今陛下已经亲自取得这样的成效，又加以圣恩涵养培育，宗室英才众多。正当此时，有司却不能宣扬圣德、彰明恩典，只是陈述本职，请求扩大选举范围，以顺应因时制宜的道理，稍稍帮助陛下勤于求贤的心意。若拘泥常规、抱守旧俗，只求不出眼前差错，那么尸位素餐、窃居官位的人，拿什么来塞责呢？从前汉代取用人才，不限亲疏远近，而宗正还有每年把郡国宗室名籍上报的制度。刘向凭宗室中的高才被荐进，待诏任职。唐代宗正寺每年送进士二十人，与国子监、京兆府一同参加考试，李程、李肱都曾列为举首。虽然承继周代以后距离古制已久，不能完全用来说明当世，但选取其中稍近于古今实际的办法，或许可以施行。如今宗正寺除了侍奉宗庙之外，专门掌管玉牒和宗室属籍，却不参与推荐士人；在圣明时代，臣私下恐怕自己的本职有所未尽。臣认为应当详细制定条规，使各教官依照国子监外官学的事例制定课试法。每逢秋试，准许宗子到宗正寺投递文状、参加锁试，另定录取人数，以充分表示优异待遇，并著为格令，使他们竞相努力。贤能的宗室亲戚一并任用，用来维持四方纲纪，难道只是为了追求《棫朴》那样的雅誉吗？天下一切事情都像权衡一样，在这里加重，那里就会减轻。宗室之间自有考核校试，贤能者得到升用，不肖者退处抑制，名额也应当裁减，必然不会使人失望。亲贤之人一同进用，分布在朝廷内外，足以使四海安定，像磐石一样坚固；若把愚者和智者混杂在一起，聚集于一处，只是白白耗费俸禄而无所事事，不能相提并论。元丰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宗正丞。上奏神宗，请求特意按年龄次序宴请宗室。黄履。臣听说《常棣》诗说：“陈列你的笾豆，畅饮美酒；兄弟都已齐集，和睦快乐而亲爱。”这是说在安宁的时候，有礼有仪，然后才能不失去亲族之心。《伐木》诗说：“既有肥美的小羊羔，便邀请各位父辈。”又说：“笾豆陈列整齐，兄弟之间没有远近疏隔。”这是说用礼仪彰明诚意，恩礼总是厚重而没有减杀。《司仪》说：“天子设宴，诸侯按毛发长短排列。”《中庸》说：“宴饮时按毛发次序排列，是为了依年龄长幼排序。”这是说宴请时按年龄排列，孝悌之道就能得到推行。臣伏见陛下对宗室，以爵位使他们尊贵，以俸禄使他们富足，以诗书礼乐教导他们，以忠孝仁义成就他们，可以说已经懂得亲自叙录亲族的道理了。至于同群臣共同分享忧乐，在有空闲时举行饮食宴乐，也未曾不让宗室参与。然而专门按年龄次序宴请宗室的礼仪，仍然没有实行。恭想陛下在万机之暇，确实举行一次，把它作为太平盛事，也很美好。熙宁六年上奏，当时任知太常礼院。上奏哲宗，请求及早安置遭受火灾的宗室。王岩叟。臣私下听说近来宗室遭遇严重火灾，火势蔓延到广亲宅，众人仓皇颠沛，不知安身之处，只得寄居佛寺，露宿于庭院廊屋之下，完全没有遮蔽。京城百姓围观议论，有损朝廷体统，实在非常不便。臣料想圣恩已经加以存问抚恤，不必等臣进言；但臣听闻所及、思虑所及，不敢就此沉默。这实在是陛下应当放在心上的事。伏望陛下以仁慈之心严令有司，赶快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尽早使他们安顿，以彰明陛下救济灾患、体恤困难、厚待宗族的仁心，也显示陛下禁绝非正、防范邪恶、维护珍惜国家体统的大义。元祐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应诏论述宗室两件事。王岩叟。臣前些日子恭听陛下的德音，陛下把旱灾视为灾害，忧劳哀痛，出于至诚，引咎自责，只怕有所不及，命令臣等讲求政治上的缺失，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臣怎敢不竭尽思虑，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只愿陛下察知臣的愚拙而怜悯臣的心志，臣就万分荣幸了。一、君王治国之道，应当把厚待亲亲、弘扬仁爱放在首位。臣听说宗室中有些人没有得到赐名授官，孤儿遗属之家二十多户，共六十多人，完全没有俸禄粮食，早晚都不能维持自身生活，将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京城士民无不为他们悲伤，都说他们虽然是疏远宗亲，终究是祖宗的苗裔，国家在体制上理应有所处置，不能竟像对待路人一样，眼看着他们受苦而不加怜恤。听说昨日因有人进言，已经送交礼部制定法规，如今将近半年，却还没有办妥；他们独自困穷，形势怎么能够再等待呢？臣认为此事如果执政大臣留意，片刻之间就可以裁定。伏望陛下降下批示，不必再交礼部，只命执政大臣迅速商议可行办法，尽早使宗室支派沾受圣恩，以成就王室的美德。一、从前世居不遵道义，自取诛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然而世上的仁人君子，也希望陛下能够施加厚恩、崇尚盛德，臣不忍不说。臣考察汉景帝二年，吴楚七国的宗室于是被削除属籍；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又恢复了七国宗室中断绝宗属关系的人。历代都把汉武帝此举视为美德。如今天下人都说世居罪恶深重。世居还不如七国，汉武帝的仁德也未必胜过陛下，却还能恢复七国属籍，使他们上系于宗室。臣认为，对于因世居而断绝宗属关系的人，也希望陛下准许恢复其属籍；这样或许可以使长期幽闭郁结的心情稍得疏通，并有感于天地至和。臣不胜愚忠。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推荐令畤。苏轼。臣听《诗经》说：“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子是国家的屏障。”宗室有人才，是国家的光彩，也是社稷的卫士。周朝兴盛时，那些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之后，不是君王的伯叔父，就是他们的子弟。到了两汉，河间王、东平王的德行，以及刘歆、刘向的文章，天下人都津津乐道。唐代宗室中，武略如李道宗、李孝恭，文章如李白、李贺这样的，更是数不胜数；凭功名做到宰相的，也有九人。自建隆以来，历代圣主秉持谦德，不偏私亲族，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事务不让宗子参与。宗室即使有文武方面的特殊才能，也终身未能得到试用。神宗皇帝才真正对此感到慨然，想让宗室中的英俊之才出仕，与天下人才共同任用，所以增设教养、选举的制度。实行了二十年，宗室人才出入朝廷内外，渐渐得到器重任用，却还没有看见有人卓然显名，足以称合先帝的心意。难道是没有人才吗？大概只是朝廷还没有特别提拔、充分激励他们罢了。臣伏见左承议郎令畤，侍奉双亲十分孝顺，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阅历丰富，通达敏捷；文采俊美，志向节操端正明亮；议论英锐奔放，兼具各种才器，无论任用何事都适宜。臣曾见过他的著述，笔力雅正刚健，广泛贯通诸子百家和史书，实在是宗庙中珍贵的瑚琏之器、明堂中栋梁般的杞梓之材。

译假使他生在偏远幽僻之地，尚且应当提拔任用，何况他亲近宗室，已经经过考察试用呢？伏望圣慈特意加以考察，召入馆阁，培养他的高才，使他成就贤德事业，用来感化激励宗室，向天下人展示，从而完成先帝的心愿。不要因为臣地位低微、言辞轻浅，就废弃臣的请求。元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上奏哲宗论宗景以妾为妻。陈次升。臣听说，签判宗正司的济阳郡王宗景，妻子去世后，立侍姬杨氏为正室。臣切以为，宗景身为尊贵宗属，职任判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皇族取法的对象。如今如果把杨氏立为妻子，地位卑下的人就会以为尊贵，年幼的人就会以为长辈，岂只是名分紊乱，不能作为宗室的表率？从人情上说，也有不安之处。况且宗室嫁娶按条令规定，必须是某一代有官职的人；对于进纳出身、医术、工商以及其他杂类人家的女子，都不许结为婚姻。杨氏出身卑微，如果立为正室，不知果真不违背上述条令吗？寻求礼经依据，考察条法规定，都不能认为妥当。从前齐桓公不过是霸主，葵丘会盟的盟誓告诫中，尚且说不可把妾立为妻。何况明天子在上，礼义法度都由此而出，而宗藩大臣竟把这种事传布天下、载入典册，对于圣朝难道不是一种牵累吗？伏望陛下降下圣旨交付有司，考察礼法；如果确有违背，请求立即改正施行，臣将不胜荣幸。绍圣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请求不要穷根究底查办蔡王案件。江公望。臣听说，天下事理只要有缝隙，万物都可以乘隙而入，所以圣人总是在缝隙尚未开启以前把它堵住；只要留下痕迹，瑕疵就都可以被指摘，所以圣人总是在痕迹尚未形成时将其消除。万物都可以乘隙而入，亲近的人就会离散；瑕疵都可以被指摘，原本只是疑虑的事就会变成事实。事物的道理，即使关系十分疏远的尚且如此，何况宫闱之内、骨肉之间，难道能不察觉吗？臣访闻蔡王指使列况告发邓铎时，说了不顺从的话，事情渐渐恐怕会牵连到蔡王。开封府已经开始穷根究底查办，臣听说后惊骇得汗流浃背，惊惧悸动而不能自持。难道在以孝治国的时代、太平之时，竟容许有人挟持私怨，逞行叛逆图谋，离间陛下骨肉至亲吗？象对于舜，焚烧粮仓、挖井陷害，他的逆反之心已经萌发。舜却从未藏怒结怨，最终仍封象于有庳，使他富贵，只怕不能如此。魏文帝却心胸狭窄、忿怒多疑，连陈思王曹植都不能容忍，所以才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的话，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难道没有想到兄弟是人的大伦吗？兄弟有手足相互捍卫的亲情，有首尾相互呼应的道义，有埙箎相和的和谐，有兄弟友爱的欢乐。因此孔子认为，不使父母与兄弟之间相互离间的话能够发生，就是孝；因为亲族之间的缝隙不可开启，一旦开启，言语就容易导致离心离德；猜疑和二心的痕迹不可显露，一旦痕迹显露，事情就难以磨灭。陛下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天地人心都归附于您。章惇曾经在帘前持异议，已经留下了嫌隙的痕迹。蔡王出于无心，而且年纪还小，尚未明白祸乱的萌芽，所以安然不以为意。陛下把一切都包容下来，已经开启的缝隙重新堵塞，已经显露的痕迹重新抹去。恩意深厚，从陛下的情意来看，已经没有失去兄弟之间的欢爱。与那些区区不能忘怀天下、心胸狭窄的人相比，远远超过他们百倍。伏望陛下不要因为暧昧无根的言语，就把它放在至亲骨肉之间，使陛下留下魏文帝“相煎太急”的嫌隙，而忘记大舜亲爱兄弟的道理；这难道是治理太平天下的美事吗？伏望陛下秘密告知有关官员，凡无根无据的话，不要写入案牍。在刑讯之下，还有什么口供求取不到呢？一旦有逐渐牵连蔡王的话，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不如只粗略惩治告发之人，使天下略知他们有嫌怨的情状，再把他们流放到岭表，以此昭示天下。神器不是凭人心和天命就不能得到，也不是靠口舌和强力可以争夺的；显示天伦亲爱的情义，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谁能夺走，即使善于制造离间言语的人，也不能使亲情离散。倘若写入案牍，留下可供指摘的瑕疵，一旦进入心中，终身不能忘记；即使父子之间尚且不能磨灭，何况兄弟之间呢？痕迹不能抹去，嫌隙不能堵塞，骨肉就会离散。陛下将凭什么道理治理天下呢？蔡王万一遭遇风寒雾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灵难道不知道吗？陛下将以什么面目在太庙中见神考呢？《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爱九族；九族和睦以后，才能公平地治理百姓。”《诗经》说：“先以德行作皇后的表率，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国。”所以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足以感化天下，还没有不是从亲爱亲族开始的。伏望陛下厚待宗亲并努力实行。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仲涣。臣伏见如今宗室繁衍，陛下亲自叙录族属，教养造就他们已有多年，才能纷纷显现，都拭目以待，庆幸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他们混同于常规之中，又受铨选制度限制，有志于事业的人并不少；如果不特别加以表彰区别，就无法昭示天下并激励劝勉。臣希望圣慈特地下达睿旨：宗子中有文章、品行、才干、技艺，且名声和实际都显著的，准许宗正司具名上报，由陛下亲自裁断，不按常规次序破格升擢。这样或许能使人人奋发努力，以符合陛下乐于培育人才的心意。宣和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大宗正寺。《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二。《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三。宋代赵汝愚编。帝系门。公主。上奏仁宗论福康公主选定驸马，请求依照五礼的名目保留相关仪物。相关仪物数目。吴奎。臣听说古代婚姻，开始时由使者告知男方有意选择婚配，叫作纳采；询问女子的姓名，送回男方宗庙占卜，得到吉兆后告知女家，叫作问名、纳吉。如今选定驸马完全由朝廷决定，不再举行纳采；公主封爵已经发布诞告，也不再问名占卜。至于纳成，既然已有进财；请期，则由有司选择日期；最好稍微依照五礼的名目，保留相应的仪物数目，使人知道古代婚姻大事郑重，夫妇关系严肃。这样也就没有忘记古礼的意义。臣请求等到公主出嫁那天，命令李玮家主持婚礼的人，准备所需的雁、币、玉、马等物，陈列在内东门外，交给内谒者带入宫中，再交给掌事者接受。其中马匹不进入宫内。嘉祐二年，与宋敏求、韩维一同上奏；吴奎当时任判太常寺，宋敏求、韩维任知礼院。上奏仁宗论皇女生育后疏决囚犯并赐予财物。刘敞。臣伏见本月二十八日疏决在京关押的囚犯，虽然这是临时施加的恩典，但京城以外众人的议论都说，陛下是因为皇女生育才施行这项庆贺恩泽，恐怕这不是君王应有的常典。去年闰月已经减免降等，至今还不到半年，又再次施行这种恩典。古书说，百姓过于多幸，是国家的不幸。一年之内两次赦免，反而使好人不敢说话。前代明君贤臣对这件事已经论述得很详尽，虽然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多说，但臣希望朝廷引以为戒。又听说大量制作金银、犀角、象牙、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币，并铸造金银为花果赏赐臣下，从宰相到台谏官都接受了这种赏赐。臣认为，没有益处的赏赐、没有名目的奖赏，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是为了夸耀奢华美丽，供世俗观赏，那还可以；但这不是用来规范万物、教导俭朴的办法。宰相和台谏官以用道德辅佐君主为职责，为什么竟然空受这种赏赐，连一句话也不说，任由事情完成而不进谏？臣希望陛下对此加以警戒。恭敬地想，皇天开通助佑圣德，所以后宫有多生子女的祥瑞。陛下应当严明谨慎地施行政令，深深坚持恭敬节俭，以答谢上天的赐予，建立无穷的基业；不应施行姑息性的恩典，损害政治体制，又耗费浮泛冗余的财物，毁坏节俭的德行。臣虽然卑微鄙陋，却独自痛惜此事，所以冒昧触犯进言，唯愿陛下裁断。嘉祐四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兖国公主将要举行册封礼。胡宿。臣本月二十一日起草《福康公主特进兖国公主制》。臣私下听说将要商议举行册封礼，但从礼制体统看颇有不便。自祖宗以来，公主和长公主从未举行过这种礼仪。从前汉明帝封皇子，给他们的封国都减半。明德马皇后说：“诸位皇子只享有几个县的食邑，难道不是太俭省了吗？”汉明帝说：“我的儿子哪里敢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呢？”唐太宗贞观年间，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命有司给她准备的资送物品加倍于永乐公主。魏征说：“不可。”他引用汉明帝的话回答，并且说：天子的姊妹称长公主，加上“长”字就是有所尊崇；感情或许有深浅，但礼制不应彼此超过。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派使者赐给魏征金帛。陛下即位以来，曾多次把楚国、魏国两位大长主进封，也不曾举行册封礼。如今把这种礼仪施于兖国公主，就是让她超过大长公主。又因为贵主的缘故，贤妃也将获得特殊典礼。如今已有诏旨命令进呈诏书，却说不举行册封礼，母子之间一项举行、一项不举行，礼意尤其不相称。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后世将会讥议，必定说陛下偏向亲近的感情，损害圣德的美名。臣希望陛下采纳汉明帝的话，开启唐文皇帝听纳谏言的胸怀，遵循祖宗旧典。如果本朝公主曾经举行过这种礼仪，那么举行它也勉强可以，不会有嫌疑；如果从未举行过，就应当暂且停止。臣知道陛下喜爱忠谏、采纳至理之言，臣的职责在于参与谋议，不敢保持沉默。嘉祐六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论召回兖国公主宅的内臣。司马光。臣近日听说有圣旨，命令召回原先管理兖国公主宅的两名内臣，使他们重新回到公主宅。臣与杨畋、龚鼎臣一同进言，认为这样不妥，却还没有得到采纳。臣听说，父亲爱护儿子，就应当用义理正道教育他，不使他陷入邪恶。公主生长于深宫，年纪幼小，没有经历师傅、保姆的严格教导，不懂得得失的道理。臣认为陛下应当用德行引导她，用礼法约束她，选择品德淑善、谨慎而年长的人侍奉左右，早晚教导她，使她走上善道。她若倚仗恩宠任性妄为，违法索求，就应稍加裁抑，不能一概依从；这样，慈爱的道理才算尽到了。这两个人先前在公主府中，罪恶累积如山，本应受到重诛。陛下宽赦他们，将他们贬斥到外地，朝廷内外的议论才刚刚平息。如今不过几个月，又命令召回，道路上议论纷纷，流言令人畏惧，恐怕不是成就公主肃穆和顺的美德、彰明陛下以义方训导子女的教诲之道。臣实在愤懑忧闷，为陛下感到惋惜。伏望圣慈察知臣的愚忠，收回前命，不要使四方指责这是一项过失的举动，损害盛德；这不是小事。嘉祐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臣司马光曾经上言：“原先管理兖国公主宅的内臣等人罪恶极大，请求不要召回。”近日听说传宣入宫，内侍省命令押送上述内臣梁怀吉到公主宅，照旧办理事务。外间议论喧哗，无不惊骇诧异。臣听说太宗皇帝时，姚坦任兖王宫翊善，兖王有过失，姚坦总是尽力直言劝谏、纠正。兖王和左右侍从都以此为患。左右侍从教兖王假称有病，一个多月不上朝，太宗十分忧虑，召兖王乳母入宫，询问兖王起居情况。乳母说：“王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翊善姚坦管束得太严，王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郁闷成病罢了。”太宗大怒说：“朕选择正直之士担任王的僚属，本来就是要引导王向善。如今既不能接受规谏，又诈称有病，想让朕赶走正直之人以求自己方便，难道能如愿吗？况且王年少，不懂得想出这种办法，都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于是命人把乳母揪到后园杖打几十下，又召见姚坦安慰勉励他。太宗并不是不爱儿子，实在是因为爱他，就没有比引导他向善更好的办法。如果放纵他的欲望，不忍责备呵斥，恰恰是害了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真宗皇帝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在天下人看来可以说是极其尊贵了。

译然而献穆公主仁慈孝顺、谦逊恭敬，像寒门人家一样；侍奉李氏宗亲，完全尽到为妇之道；敬爱看重丈夫，没有嫉妒猜忌的行为。直到今天，天下人称说妇德，都把献穆公主列为第一。献穆公主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尊贵吗？实在是因为身份尊贵却不骄傲，这样才能保全福禄、成全美名。臣认为，陛下用义理教育子女，应当以太宗皇帝为榜样；公主以礼法侍奉丈夫，应当以献穆公主为榜样。这样教化就能流传四方，声誉也能传给后世。如今陛下委曲迁就公主的意愿，不再用礼法裁制她，使她无所畏惧，陷入恶行，任性而为，依仗君父来达到目的，憎恶轻视丈夫，不遵守妇道，将凭什么成为四方风俗的准则、留下后世的典范呢？《易经》说：“治家严厉，虽有悔恨和危险，最终吉祥；妇人孩子嬉笑放纵，最终会有遗憾。”这说明治家必须严肃，不能只凭恩宠治理。伏望陛下斥逐梁怀吉等人，使他们回到先前贬谪流放的地方。公主身边那些想让陛下召回梁怀吉等人的人，都是教导公主作恶的人，也都应治罪并驱逐。另选柔和谨慎忠厚的人补充他们的空缺，同时告诫公主。法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如果屡次违背诏命、不遵守规矩，即使是天子的女儿，也不能徇私放纵；这样或许能使她有所戒惧，遵循善道，长久保全福禄，不失去美名，否则众人所说的话实在可怕。嘉祐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俸禄不应失去，美好的名声也不能失去；否则，众人的议论实在令人畏惧。（嘉祐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 上奏仁宗，论述驸马没有过错却被责罚，而宦官有罪却得到召回。傅尧俞。臣伏听说，差遣驸马都尉李玮出知卫州，事情发生得仓促，震惊了众人的耳目。人人都说李玮平素行为谨慎守法，从未听说有过错，却突然被斥逐到外地居住。梁怀吉本来因罪被贬，却不合时宜地召回，朝廷的体统实在十分乖戾。李玮夫妇之间的事情，外人无法知晓，属于陛下父子之间的家事，臣不应当加以议论。然而驸马没有过错却被责罚，宦官有罪却得到召回，使众人议论纷纷、相互讥刺，这不是使天德日益更新、使时政更加光明宽裕的做法。恭敬地想，陛下当初选择李玮迎娶公主，大概是为了宠幸荣耀舅家，用来报答章懿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当时天下听说此事，无不感动悲叹，互相劝勉要尽孝。如今听闻此事的人不明白陛下的心意，不能不感到惊骇。况且各位公主相继长大，举止尤其应当慎重。伏望陛下委屈自己的心意，深思此事，不要使梁怀吉侥幸得宠，以严明今后的戒例；不要使李玮处于危险疑惧之中，以保全当初的恩宠。精心选择宫嫔，用道理切实磨砺规劝贵主，那么陛下的孝心就会更加广大，贵主所受的浮泛诽谤也将平息。臣区区的一片心意，希望陛下加以察看。嘉祐十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上奏仁宗论兖国公主入住禁宫。司马光。臣私下听说，驸马都尉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兖国公主入居禁中。李玮的生母杨氏回到李玮兄长李璋的宅第，公主宅中的各类供役人员也都命令遣散。外间议论纷纷，无不惊怪震愕。臣以为，陛下当初追念章懿皇太后，选择李玮使他迎娶公主，是想巩固姻亲关系，使李家富贵。如今却因为公主的缘故，使李氏母子离散，家业流落，大小人物都忧惧不安，几乎不能生活，这难道是当初结婚的本意吗？近来章懿太后的忌日，陛下看到妆奁中的旧物，想到她一生居住的地方，难道独独没有感受到上天降恩的感动和凄怆的心情吗？臣愚见，陛下应当暂且把李玮留在京师；公主宅中的供役人员，除确有过错者远行贬逐出外，其余都命令照旧供职。仓储、器物等都按原处安置，不要移动，等待一段时间后，慢慢用义理开导公主，希望她改变心意、转换思虑，遵循德行、服从礼法，重新回到本宫；这样朝廷内外的情绪就会全部释然。若公主确实不愿再回到李家，那么今天造成众议纷纭、烦扰圣听的局面，都是因为公主任性放纵、无所畏惧，屡次违背君父的命令，欺凌轻蔑夫家。怎么可以只让李玮被斥逐到外地，而公主的爵位、封邑、请受却完全不受损害？这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的做法。嘉祐七年二月上奏，当时已有诏旨，公主降封为沂国公主。上奏哲宗论罢黜韩嘉彦。彭汝砺。臣听说，治理国家要从治理家庭开始，治理家庭要从夫妇关系开始。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是天地的常道，是阴阳的义理。夫妇名分不正，却想使家庭得到治理，家政就无法施行；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更是不可能。周朝的王姬下嫁诸侯，车服制度并不隶属于她的丈夫，却仍然遵守妇道，成就肃穆和顺的德行。诗人赞美她说：“为什么不肃穆和顺呢？这是王姬的车。”意思是王姬车服盛大，本来足以凭尊贵骄人，但她仍然遵守妇道，所以才成为美德。事情表现在下位，根本却在上位。因此诗又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因为有平正的德行，所以臣下受到感化而不敢逾越；因为有齐庄的德行，所以臣下敬畏而不敢违背。”周朝的兴盛，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义理是相同的。如今韩嘉彦因为不能屈服于长公主而被罢免，这就成了妻子可以压倒丈夫。妻子可以压倒丈夫，就成了儿子可以压倒父亲、臣子可以压倒君主。一旦打开这个源头，后来就会流到无法堵塞的地步，这是不可不谨慎的。近来听说朝廷无故罢除三名团练使，如今又因为私事流放一名都尉，人人都认为政事掌握在宫闱之中了。赏罚是上天的命令，所以即使是朝廷的大臣、尊贵的君主，也有不能独自专断的地方。天命在哪里？只在至公而已。《诗经》说：“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天神升降察看众士，每天都监临于此。”事情极其细微，天尚且监视，何况重大事情呢？这是不可不畏惧的。有人说，皇帝陛下仁慈孝顺至深，出于天性；内心思考如何表达对皇太妃的敬意，外在思考如何满足长公主的爱护，因此才有这样的遣逐举动。臣听说，用道义侍奉亲人叫作孝，用合宜的义理爱护骨肉叫作仁。如今若使妻子能够压制丈夫，那么上层的人伦就会悖乱，下层的风俗就会败坏，这一定不是皇太妃希望做的事。如今虽然能够逐走韩嘉彦，但却使诽谤议论归于朝廷，使后世加以讥笑，这就是所谓爱一个人，反而正好伤害了他。夫妇之间的感情，不论贵贱都一样，所以即使早晚有小的嫌隙，实际上也不会损伤终身的大爱。这只在于陛下能够怜悯并察知其中道理罢了。天下极大，安定和危险只在一举一动之间。如今陛下因为不愿违拂亲人而安然实行此事，大臣又不敢违拂陛下而顺从承办；这样却想使天下国家安定，是不可能的。只愿陛下谨慎对待，不要忽视。绍圣元年春正月上奏，当时任吏部侍郎。郡县主。

译上奏仁宗论李绶冒充国亲关系。包拯。臣私下听说，原先开矾铺、通过进纳授官的李绶之子，要同已故申王宫的承俊结为亲家，准备成婚。内外传闻此事，无不惊骇。臣查考御史台编敕的条文：凡皇族议婚，都要把对方的门阀次序交由宗正寺官员审查复核，必须确实是衣冠士族之后，不能是卑陋庸俗之流，也不能是富商大贾之家；如果查出有不实，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宽免其罪，并且要求弹劾官员经常加以访察。又据太常礼院敕令，大宗正司奏称，不属于工商、技艺、俳优之家的人，才听许结为婚姻。李绶之子正好受到条制限制。臣私下认为，婚配的次序贵在门当户对，氏族的选择属于有名望的家族；礼教关系重大，理应谨慎严格，人品门第的光华，也必须参考选择。考察李绶，他不过是卑陋庸俗之人的后代，与轩冕仕宦之家绝缘；先前因进纳已经滥受恩宠，怎么还可以冒犯国婚，玷污公族，使天子支派的女儿下嫁给不相称的人，扰乱国家制度，损害朝廷美誉？臣请求停止这门婚姻，另行寻找有德有门第的人家；仍请求重申命令有司，今后国亲婚姻都必须依照敕令选定。皇祐三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郡县主只在现任文武官员中选择婚配对象。结为婚姻。刘述。臣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在于官员冗滥。官员冗滥是由于入仕流品的人太多，所以贤者和不肖者混杂，耗损国库俸禄，使百姓困苦疲弊。如今若不及早裁减节制，日积月累，将怎么办呢？臣伏见皇族郡县主出嫁，其丈夫都原本没有身份，只授殿直。京城民间还有一些人，只因富有钱财，往往冒认他人家三代有官职的身份，假冒为婚，扰乱国家常法，玷污皇族，实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近来的制度也允许他们依靠文官资序取得恩泽，参用士人，逐渐恢复唐代制度，这也是挽救弊病的一种办法。以臣愚见，今后希望只在现任文武官员中选择婚配对象，并且原本不是进纳出身的人。京朝官、武臣中没有隔磨勘限制的，特意转升一官；幕职官任职三考以上、在铨选格法上不妨碍磨勘的，给予转为京官；州县官按令、录资序，以及两使职官、判官、主簿、县尉、斋郎、监簿之类，授予初等职官。条文说不尽的，请朝廷按照类似情况斟酌下达指挥。希望这样稍稍堵塞滥授官职的源头，逐渐澄清仕进队伍。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请求详细制定袒免亲婚姻的条令。彭汝砺。臣在十二月进言说：石有邻与宗室议婚的事情发生以后，臣听到的情况更加多了，才知道上下对此安然接受已经很久。臣自己也感到疑惑，不敢再置言论。臣曾询问宗正司的条制，虽然说袒免亲不得同非士族之家通婚，却不知道怎样才算士族？又有不得同诸司出职、工商杂类、进纳以及犯恶逆罪之家通婚的规定，却只禁止到缌麻亲以上，于是就等于容许袒免亲同工商、进纳、杂类人家结亲了。既然认为进纳出身没有妨碍，那么即使犯恶逆罪的人家也可以结亲。臣伏思，积累深厚，支流才会长远；源头遥远，恩泽才会深厚，因为一切都有自己的根源。天子所亲近的人，向上推至七世都不忘，那么向下推至关系疏远之人，也不可以不相称。如今宗室虽然属于袒免亲，但都出自祖宗，并且共同系属于国家体统，却让污秽卑劣、荒远庸俗的人家都能凭钱财求取婚姻，这不是为祖宗争光的做法。如今士大夫家族议婚，若不是看重德行声望，也还要看门阀；如果对方不是相称的配偶，整个家族都以为羞耻，何况君主之家呢？豪商大贾凭借财富在乡里称强，如今缴纳三千缗、五千缗乃至更多钱财，便入仕担任助教、监簿，窃取士族的名声；又捐出几千缗钱，求取成为宫廷亲属，最终得以列入官户，窃取恩宠、损害国家，倚仗威势欺凌弱者，难道仅仅是使国家蒙受耻辱吗？臣如今请求详细制定袒免亲婚姻的条令，只望陛下留意。元祐三年上奏，当时任起居舍人。《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十四。宋代赵汝愚编。帝系门。外戚上。上奏仁宗论杨景宗恣意横行、对上不恭。韩琦。臣考察历来公文，大概看见后族大多依凭权势，很少致力于检点修治。因此，抑制他们的势力就能获得安宁，放纵他们的欲望就会招来祸患。何况如今属于圣明之时，皇上治理天下，慈爱又推及亲属，既然务求保全恩情，实在应该防微杜渐。臣私下认为，新授成州防御使杨景宗，出身寒微，本来没有功勋，只因属于外戚，便冒然跻身贵阶；先后在各城担任缉捕盗贼之职，又在要地统领军队。于是放纵情性、违法犯罪，无论在哪里都有人上奏弹劾，但朝廷宽贷他实在太多，他仍然豪横暴虐，毫无改悔。近来庄惠皇太后升遐，乘驿车回到京城，杨景宗本应日夜哀号，以尽追念之情，却还未等卸下行装，便急着扩建宅第。丁谓的旧宅从前已经赐给他，规模宏大，房屋绵延，在都畿之内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何况宅第周围百姓的房舍，已经各自安居，他却突然下令迁徙，不容百姓另寻住处，竟至于捶毁民居，惊扰驱逐老幼，使他们全都暴露在外，引起一片怨叹。又听说他近来在殿廷上任意发怒讥讽，动辄形成喧闹严厉之状，这些事必然会传入圣上耳中。臣恭敬地认为，宫禁禁令极其严密，皇上的威光又近在咫尺，臣下在其中行走，常常战战兢兢；可是他在宫掖之间尚且无所畏惧，让他到了州郡之内，又有谁能阻止他的侵凌？如果不举劾他的罪行，不对后人加以告诫，就是让这种无知的性情以为恶事最终也可以照做。假如奉迎庄惠皇太后的梓宫附葬陵寝，料想他在往来途中，骄横的心思哪里会稍减？他必将动辄大肆张扬，过分索求供给，直到回京接受朝请、列居职任，渐渐由小过酿成大恶。若因为他受到亲近宠幸便不加追究，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巨大的罪恶，难道这是法令应当宽宥的吗？这样便会使祸患渐渐滋长而不断蔓延；只推恩而不保全其终局，徒然辜负皇上的仁厚，也会损伤醇厚的教化。臣想请下诏有关官司，明白查究他的罪行：或者屈法从轻，使他转向善道；或者依法加重惩罚，以惩戒他的不恭。请把这一切交由圣上裁决，稍稍平息舆论。臣卑微地充任谏职，只是把所听闻的据实陈述，实在不敢乘机倾陷他人，审察时势而进言，正是希望陛下保全外戚而使孝治更加隆盛，维护国家体统。景祐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供谏职。上奏仁宗，论说不应授予张尧佐府界提防之职。余靖 臣私下听说，已经降下敕命，差遣职方员外郎张尧佐提防府界各县镇的公事。外间议论都说，张尧佐见识浅薄，依托后宫嫔妃的势力，已经得到宫内降下的指挥，改赐章服，又通过宫内批示取得省府差遣；大臣们模棱两可，不能坚持争辩，于是让他担任府界提防。伏惟陛下节省浮费，裁减后宫，杜绝斜封授官，不因私下请托而宠幸，这些都是近来亲自实行的极美之事，怎么能又使人们如此纷纷议论呢？臣深深替陛下惋惜。一般说来，嫔妃及其亲属姻亲，只需多赐财帛，足以表示恩意。至于张尧佐是进士出身，本应根据他的才能和声望授予差遣，何必越级破格地等待他，以至于引起众人的议论？府界提防比省府判官本来就是降等，然而吕公弼也是辞去三司判官而接受这个差遣，不到半年，便已经升迁。议论的人不谈他的才干，只说他是故相之子，所以升用得太快。将来张尧佐如果照这个先例升进，外间议论也只会说他属于斜封私谒之类，臣私下恐怕会上累圣德。若陛下必定要爱护他，不如授给他一个有职田的近郡，正好可以表明陛下屈己从人的德行，对张尧佐的资序也没有损害。庆历四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仁宗，论说后族戚里不应破格改官：何郯。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后族戚里破格改官的渐渐增多。朝廷的爵位和赏赐，本来是用来宠待有功之臣的；如果平素没有功勋，就必须按照年资和考核逐步升迁。如今横加恩赏、过分宠幸，轻率授予官职而没有限度，臣私下恐怕近亲之家会互相援引，人们各自怀有非分的希望。如果都依从他们的请求，就是使名器的高下全都凭恩宠授予。陛下以至公之道临御天下，凡是一个爵位、一项赏赐，都应遵循典制。推究这些恩泽，必定是近年戚姻入宫有所请托，圣心念及亲亲之情，不愿拒绝，所以使冒领恩赏、贪求进用的人增多，也使圣上不得不烦劳听取这些请求。何况旧有条约规定，皇亲命妇不许因入宫而投进文字，请求内批指挥、差遣以及破格改转恩泽。若有内批指挥，就应令枢密院进呈，把这条规定详细据实执奏，不得擅自施行。朝廷所订命令如此明白，臣下尚且不遵守；如果仍依从而成全他们，就是开启侥幸之门，堵塞公平之路。这种风气逐渐流行，危害不小。伏望圣慈以义断恩，特赐指挥：对于近亲请托破格改转恩泽之事，一概停止，以求慎重爱惜爵秩，符合公议。庆历八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论说与宗室联姻的臣僚以后不得授予典掌侍卫及枢要之任。何郯 臣听说，按照祖宗旧典，宗室的姻亲从来没有委任他们掌管禁兵或担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被授予管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公事，郭承祐又相继被任用，便形成了这个先例。从先朝到现在，宗室各院尚且没有人参与管理民政。如今把兵权交给近亲，臣私下恐怕他们会争相攀援，渐渐干预国政。任用官员应当至公，虽然不分亲疏，但从防微杜渐的道理说，本来就应当作长远考虑。伏望诏令中书门下、枢密院查考列圣旧例，从今以后，与宗室联姻的臣僚不得再授予典掌侍卫以及枢要之任，并且立为永久制度，以断绝后来非分希求的人。皇祐元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说不可让李璋管军、钱彦远…… 臣听到传闻，閤门使李璋想要授任京中的职名。臣私下认为，李璋本来是凭外戚亲属的恩泽入官，三五年间便安坐而跻身显要仕途，既没有边防经历，又没有其他功劳；加上才能软弱，另无勋劳，把军队交给他，不合乎公议。国家安危所系并非小事。况且有些将领长期戍守沙漠，早已建立功勋；又有些外戚贵属地位在李璋之上，他们若以李璋为例，请求军中的职名，那么朝廷凭什么拒绝？授给他们，恩赏就失当；不授给他们，内心又会失望，在可与不可之间，处置颇为困难。况且李璋既然掌管兵马，就必须出外驻屯疆场。他一向没有韬略，也没有严格训练军队的能力，万一胡骑小规模出动，这个人凭什么抵御？本来以为是在爱护他，实际上却是在害他。或许朝廷认为李璋属于外戚，应该加以恩礼；不如等他稍有功劳，再提升他的官资，这样事情两全，名实相符。臣想请这件事出自圣意，特赐停止任命李璋管军的指挥，这样或许合乎朝野公议。皇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说不可以让张尧佐进入两府。何郯

译臣恭敬地看到，三司使、礼部侍郎张尧佐，庆历三年冬天从开州来京时，还只是南宫散郎。从那时到现在，不到五六年，竟然历任所有亲近要职，既担任京城长官，又掌管财政簿籍。这固然是因为张尧佐通过进士考试及第，历任官职也没有别的过错；然而他突然受到宠幸任用，人们都认为这只是因为他是后宫的亲属，不再承认他有什么才能。况且三司使的地位、声望和职权，是两府的副贰，近在咫尺便可进入两府。张尧佐担任三司使已经超过一年，如果大飨礼结束，众人都议论说陛下会以酬劳为名提拔张尧佐，那么他进入两府果然就会符合众人的猜测。命令下达之日，言事之臣必定会以死相争。到那时，陛下若决意任用张尧佐，就必须贬黜进谏者；若听从进谏者，就必须罢免张尧佐。权衡这两条道路，必然难以并立。然而任用张尧佐而贬黜进谏者，就会损害德行；听从进谏者而罢免张尧佐，就会伤害恩情。损害德行，损失归于圣上自身；伤害恩情，则怨恨会从近戚中产生。若想使圣上自身没有损失，又使外戚没有怨恨，不如让张尧佐享有富贵，却不给他权力，像安置李用和那样，这才是恰当的。前代近戚成败的事例，鉴戒并不遥远；宠信过分，就免不了祸患；如果抑制得当，就一定能够安全。祸患还是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一家，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这些都是书传所记载的，无法一一列举。陛下聪明明断，本来应该观察往事，把它作为社稷的谋划。前年陛下备办礼仪册立贵妃，外廷议论纷纭，已经有了物议；然而臣当时没有上奏论列，是因为天子设置嫔妃的位次，典章中本来有明确规定，只要不干预政事，置之不问也没有害处。如今任用张尧佐直到三司使，已经是参与政事，何况再让他进入两府，那么天下的议论将会认为怎样呢？张尧佐是否进用，本来还不能测知陛下的心意；但是如果等到已经进用以后才进言，即使能够追还罢免，作为臣下也只能在陛下那里获得直言的名声，而已经损伤了盛德；所以实在不如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希望陛下审慎处理此事，使它不至于有过失，那么君臣上下各方面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臣以言责之职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只要事情关系朝廷大体以及大奸大蠹，没有不论列的，希望陛下多多采纳。如今因为母亲年老，正将外调任职，唯独在张尧佐这件事上，明知不可却不进一言，将来臣就要承担心怀私情、没有尽言的责任，所以临行之时不敢默默无言，又把内心的想法陈述出来。伏望陛下幸而采纳臣的奏章，俯从公议，不徇一时的宠爱，以成全千古的名声。这样即使把南山长寿的祝愿全部说尽，也不足以记载您的德行之盛；这与宠爱一个人而失去天下人心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皇祐三年八月，何郯由侍御史知杂事出任汉州知州，临行时上此疏。上奏仁宗，论说授予张尧佐四项使职不当，包拯。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奉行祖宗的谋略和训诫，从来没有违背正道、败坏德行的事情，陛下自己本来是知道的。可是近五六年来却越级提拔张尧佐，群臣都在私下议论。然而追究其中的过错，不在陛下，而在女谒、近习以及执政大臣。为什么这样说呢？女谒和近习之人总是窥伺陛下的行为，知道陛下尚未确定继嗣而又对张尧佐有所私爱，便无不暗中趋附结交。执政大臣不考虑用大义防范陛下，反而迎合旨意、顺从意旨，授予张尧佐高官要职，只怕他不满意自己的安排，使陛下蒙受私昵后宫的过失，这难道是爱君之心吗？再按本朝旧例来说，昭宪皇太后诞育两位圣主，祖宗有奠定基业的功烈，她的弟弟杜审肇等人直到老困之时，才得到一个节度使。雷有终以工部侍郎身份讨平西川，才得到宣徽使。李至在先朝有东宫旧恩，从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才被任为武胜军节度使。钱若水任枢密副使，李士衡以尚书左丞身份任三司使。至于陛下这一朝，李维任翰林学士承旨，刑部尚书陈尧咨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也都只改授观察使。夏竦历任两府，从三司使、户部尚书的地位也只得到散节度使，过了两年才加授宣徽使。郑戬也曾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知并州，后来才加授宣徽使，又过了一年才授予节度使。如今说张尧佐是亲属，那么有谁比得上杜审肇兄弟？说他贤能有功，那么有谁比得上雷有终、李至、钱若水？却把宣徽使、节度使一并授给他，如果不是内外相互迎合，防止有人迷惑圣听、侵夺窃取权柄，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张尧佐这样贪占职位，竟不知羞惭，真是清明朝廷的污秽、白昼中的魑魅。况且下诏之日，阳光昏暗不明，阴霾雾气接连升起，天道本来就与人事相距不远。伏望陛下用大义决断，稍稍割舍亲爱之情，追还并停止授予张尧佐的过分恩典；如果实在不能全罢，宣徽使、节度使二者择一授予，并且停止任命群牧制置使，交给他外郡职任，使他获得安全。这样上合天意，下顺人情，也能重新彰显盛德。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己未，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庚申，又加同群牧制置使；癸亥，包拯率同列上此疏，当时任知谏院。上仁宗论张尧佐授四使不当，王举正。臣恭敬地看到，张尧佐所受优厚特殊的恩典，没有人能与之相比。臣私下认为，张尧佐一向缺乏才干，只是凭借与后宫攀缘，侥幸骤然升进。国家的财政机构需要有才干的人来办理经费，张尧佐却尸位素餐地担任此职，朝廷内外都认为他不配。近来台谏官接连上奏论列，陛下虽然罢去了他的三司使之任，却又加以更高的宠幸，转而超过从前，同时授给四项使职，还赐给他的两个儿子科名。无论贤者愚者听到此事，无不惊叹骇异。爵位、赏赐以及名号等，都是天下的公器，不应把后宫的疏亲和庸常之才过分授予宠厚恩泽，使忠臣义士没有可以受到激励劝勉的对象。况且张尧佐任职时，舆论纷纷，他本应按本分引退辞避，却安然倚仗宠幸，连一句自陈的话也没有，贪占职位，每天都觊觎更大的任用。等到特别恩典已经颁出，又借口请假推托，不肯接受诏命，似乎还嫌不足，接着又有所邀求；不顾君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汉元帝时，冯野王因为是昭仪的兄长而在位，很多人称道他的品行才能，元帝却说：‘我任用冯野王，后世一定会说我是偏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只授予孙妃之父南班散秩，是为了保全后宫亲属，不让权势过盛而招致倾覆。伏望陛下远远鉴取前古的美事，近处遵守太宗皇帝的圣范，追回授予张尧佐的新命，改授他一个郡，以平息朝野的议论。

译伏以陛下自临朝统治以来，勤勤恳恳治理政事，从没有失德之处；如今忽然实行这件事，有损圣明。如果滥赏之举一定施行，那么朝廷纲纪和威柄将由此毁坏紊乱，四方会惊骇于任用人的失当，边鄙两处会萌生轻视国家的心思。臣正忝任司宪，恰好看到这项除授命令，事情关系国家体统，不敢缄默，望圣慈开怀采纳，迅速降下指挥。如果臣的进言不能实行，就请罢免臣的宪司之职，出任远郡。皇祐二年闰十一月上奏。当初执政大臣迎合皇上的旨意，一日之内授予张尧佐四项使职，又因为王举正持重少言，同日授他为御史中丞。朝廷议论认为王举正儒弱，或许会渐渐退避，动辄拖延十多天，那么张尧佐的任命必定能够施行，论谏也来不及了。等到王举正入殿谢恩，便上了这道疏，没有得到答复。几天后，王举正留下百官在朝廷上极力诤谏，又率领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以及谏官包拯、吴奎、陈升之到皇帝面前极力进言，并在殿廊下严厉责备宰相。皇帝听说后，派中使传谕旨意，百官才退下。张尧佐不久也上奏辞去宣徽使、景灵宫使，于是诏令学士院贴麻行下。上奏仁宗，论说授予张尧佐四项使职不当，司马光。臣听说，英明的君主耗费心力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谏言，即便如此，士人仍然畏惧怯懦而不敢进言；何况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压压制他们，却希望忠臣到来、直言进入，就更困难了。臣下如果不忠，言语不直，而天下仍能安定、万事仍能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私下看到，台谏官屡次因张尧佐之事向陛下进言，而陛下坚持得更加牢固，拒绝得更加坚决。前些日子台谏官等人守候阁门请求入见，陛下却拒绝接见他们，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惊骇愕然，认为这是异乎寻常的事。从前汉元帝想任用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为御史大夫，后来又疑虑说：‘我恐怕后世会说我偏私后宫。’于是没有任用他。如今张尧佐有冯野王那样的嫌疑，却没有冯野王那样的才干；陛下却破格任用他，几年之间便从散郎升到宣徽使。他即使确实有可称道之处，天下人又怎么能家家户户都明白了解，从而说陛下没有偏私后宫呢？我又听说，有人种瓜而非常爱惜它，盛夏太阳正中的时候给它浇水，瓜不一会儿就枯萎了。种瓜而爱护它，并非不勤劳；但浇水不合时宜，恰恰会因此毁坏它。如今陛下尊贵地任用张尧佐，远远超过他的本分，天下人已经侧目握腕而痛恨他；陛下又摧折忠直的谏言，使他的罪过更加深重，这正如在太阳正中的时候给瓜浇水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臣私下替张尧佐感到寒心，难道陛下独独不为他深思远虑吗？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先前台谏官不能入对的那一天，阴雾昏暗，几步之内便彼此看不见；寒冰附着在树木上，整日都不能融解。臣谨按《洪范五行传》所说：‘听闻不聪敏，叫作不能谋划；它的灾咎，是政事急迫，刑罚常常严寒。’又考察京房的书，称这种现象为‘防气’。这些都是阴气过于旺盛、壅塞遮蔽阳明、上下闭塞、疑惑而不能决断的征象。天意昭然，就像在教诫人们一样，行路的人都知道这是异常。陛下天性纯孝，恭敬严肃地敬畏天命，容纳直言，深明得失，这不是臣的谀言，而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实。唯独为什么因为张尧佐的缘故，忽视上天的警戒而不顾，舍弃人们的议论而不听，轻视祖宗的爵禄，违背古今的明鉴，把这些写在简策上，使天下人得以议论圣德哪怕万分之一的过失，或者使圣德光明盛大的美誉受到牵累？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睡不能安、吃不能饱，深深替陛下惋惜的原因。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哪有父亲在外面遭受很大的非议，儿子却不把实情告诉他、也不劝谏他的道理呢？唯愿陛下赶快召见谏臣，让他们把所听闻的全部说出，采纳他们的言论，安慰他们的心意，以满足上天的心愿，解除外廷的疑惑，开辟忠直正言的道路，堵塞宠幸请托的门路。这样天下人欢欣歌颂盛德，哪里会有穷尽呢？从前汉明帝修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明帝当即停止修建。后来又重新修建，宫殿落成后，明帝对群臣说：‘钟离尚书如果还在这里，这座殿就建不成了。’然而明帝并不是不想建殿，他之所以屈意停止，是想保全谏臣的气节，并开启直言进谏的开端。如今台谏官前后因张尧佐之事进言已有多次，陛下却从未留心省察，稍稍裁减此事来安慰他们的心吗？君主所想做的事，作为臣下难道能够强行改变吗？只是从今以后，如果再有比张尧佐之事更大的事情，在朝列中的臣子都将闭口不言，拱手看着它发生罢了。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否则，群臣就像朽木，陛下就像雷霆，怎么能用力量相互较量呢？唯愿陛下明察此事。皇祐二年十二月起草，尚未奏闻，张尧佐已经罢去宣徽使，于是没有上奏。当时任殿中丞、同知礼院。上奏仁宗，论说不应再次授予张尧佐宣徽使，王举正。臣近来因为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曾三次上奏论列。况且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就是爵位和赏赐；如果公正地授予和收回不合适，天下就会私下议论。张尧佐本是平常之才，只因攀附后宫，便贪占了非分的职位。去年冬天罢去三司使、授予宣徽使时，制命刚一发出，朝廷内外无不惊骇。那时臣和谏官、御史甚至留下朝班，想在朝廷上商议争辩。不久虽然罢去宣徽使，张尧佐仍忝居节度使的名品。如今四方多有忧患，灾异屡次出现，如果不奖拔有功之人、任用贤能正直之士，又凭什么向上回答上天的警戒，向下安慰百姓的期望呢？张尧佐自从罢去宣徽使，才过半年多，端坐京城，尸居高厚俸禄；现在又授给他这个职务，只会更加增添鄙薄讥诮。这是执政大臣不念祖宗基业的重要，迎合圣颜、固守宠幸，不能坚持据理进奏。制命既已施行，已经损害圣德。如果陛下不采纳臣尽忠爱君的请求，必定要施行张尧佐滥受赏赐、窃据职位的成例，就请贬黜臣，以警戒那些不识忌讳而只知愚直进言的人。皇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译臣等恭敬地看到，张尧佐被授予宣徽南院使，制命再次下达，舆论沸腾。况且臣等以进言为职，哪里敢只顾自己，各自替自身谋划呢？只是因为诏告再次施行，如果坚持先前的议论，又请求朝廷追夺，事情的体面似乎也不安妥，所以进退疑惑，没有立即论列。虽然如此，其中有必须裁制的事情，不能不深加察看，臣等不得不极力陈述。张尧佐倚仗恩宠深厚，侥幸求取、觊觎希望，不知道止境。他起初想得到宣徽使，如今先前的任命终于施行，已经交给他了。虽然这次让他出任外镇，将来他一定会请求入朝觐见，进而图谋回到宣徽院任职，直到担任使相这样的重任；最大的名器都可以凭借恩私作为阶梯，无所求而不得，必定会满足自己的欲望，以此炫耀震慑天下。这一点不能不深察。伏望陛下思考已经发生的过失，制定防微杜渐的制度，特地下诏，重申敕令中书门下，晓谕他们：张尧佐近来凭借恩私，破格越级升擢，享有这样的名位已经过分；今后不得让他担任使相，也不许他在宣徽院任职，仍催促他前往河阳任所。这样或许可以压制人情议论，防止留下漏洞。臣等不胜为国纳忠、激切至极。皇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说不应再次授予张尧佐宣徽使，包拯。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凡事能够克制自己，很少有过分举动，只是在张尧佐一事上，恩宠实在太厚，众人的议论交相非难。如果要满足众人的情绪，按理应当加以裁抑。然而自去年冬天臣等极力争论此事，幸蒙陛下开怀采纳，天下人都仰慕圣上的气度，认为陛下能够虚心听取谏言。如今又重新申明先前的任命，臣等所以没有立即论列、请求追夺，是因为想替朝廷委曲保全事情的体面罢了。可是重大恩典不能频繁施加，众人的心意也不能一味违背。恩典频繁施加就会损害威信，长期违背众意就会酿成祸乱。伏望陛下以国家的长远大计为念，查阅臣等前后所上的奏札，务必赐予施行，臣等恳切激动至极。皇祐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自今以后张尧佐另有升迁改授的恩命，应查阅此札进呈并据理执奏；今后宣徽使不得超过二员。上奏仁宗，论说驸马李玮指使门客，范镇。臣恭敬地看到，驸马都尉李玮家中指使的小底已经达到四五十人，直到现在还不停地传宣差遣、往来供使。他门下出入的举人，也都是豪门子弟和侥幸无赖之徒。又修建驸马府第，工程役使过于铺张。伏以陛下只有公主一人，应当爱护她的驸马，把他引导到善道上，不可使他陷入不善。如今李玮年少，正应当向学，却让许多侥幸无赖之人在他身边，又修建住宅而且极其僭越奢侈，这并不是所谓把他引导向善。想请降下指挥，限定指使、小底的人数，留下一部分在外，其余放令各自谋生。所有出入的举人，也应当加以选择，以免将来侥幸求取恩泽，另外招致舆论。还应确定住宅的制度，以防止僭越奢侈的苗头。这些都是爱惜李玮的事情，伏望陛下必定赐予施行。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趁着祫享大庆，恩恤先后之家的后代。江休复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亲自举行大祫之礼，恭敬地察见祖宗之灵，用来尊崇祖妣的恩德，明辨昭穆的次序。凡属宗室亲属，没有不参加助祭的。至于配祔神位的先后之家，年代渐久，子孙衰落，到了荐献祭奠之时，他们靠什么来安慰神灵的思念呢？臣私下看到汉章帝诏书说：‘四时祭祀陵庙，没有人助祭先后者，朕对此非常伤感。’这就是肃宗所发布的德音。如今奔走在宗庙助祭的人，不过是一两个近亲。至于杜贺之家、宋符一族，却没有听说有人振兴衰微、接续绝嗣。唐玄宗开元初年，曾授昭成皇后的四从叔为太子洗马，并令他检校本宗子弟，这也是前代的良好典制。昭宪皇太后生育两位圣主，是一代的姜任；如今她的子孙失去秩序，住宅破败离散，唐朝对直言者尚且还赎回宅第归还其家，何况先后之家的近亲呢？臣认为应当趁祫享大庆，对先后之家中子孙衰落的，集合资财予以赡养，根据才能提拔叙用，衡量情况厚薄，逐级加以恩恤。臣只要有所见解，就不敢缄默。嘉祐四年十月上奏，当时官职不详。上奏仁宗，论说李珣、刘永年没有功劳却被授官。杨畋 臣私下考察祖宗旧例，郭进戍守西山，董遵晦、姚内斌守卫环庆，与强敌对垒十多年，从未因转官而得到宠赏；这是因为慎重看待名器，必须等到平定寇难、安定边境，然后才让他们升迁授官。如今李珣等人没有一点补益之功，只因为是外戚便特意授官，臣恐怕天下会认为陛下忽视祖宗慎重名器的训诫，打开亲戚侥幸求进的门路，曲意凭借私恩，轻易使用王爵。以后有人抵御寇敌、建立功劳，又拿什么官职来赏赐他们？因此臣不敢撰写制词。嘉祐五年十一月，知桂州、均州防御使李珣任相州观察使，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任齐州防御使。杨畋任知制诰，上此奏，封还词头。不久诏令其他舍人起草制书，范镇说：‘朝廷如果认为杨畋的话是对的，就应当罢免这次升迁的官职；假如认为是错的，就请仍令原来负责起草的人撰写制词。’内批不准许。后来范镇再次上奏论列，于是停止了这次任命。上奏仁宗，论说不应再次授予刘永年防御使：傅尧俞。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砥石；它用来磨砺社会，并不是说人人都应该享有高爵、厌弃厚禄，而是必须与功劳相当，这样天下人才知道受到劝勉。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把官阶品秩提升到最高，也不能满足贪求冒进之人的欲望，只会开启侥幸之路；不能激励勤劳困苦的人，反而徒然培植营私的恩泽。伏望陛下留心察看。臣恭敬地看到，单州团练使刘永年被授为齐州防御使。臣私下考虑，刘永年因恩泽而升进，还没有显著功绩就获得荣耀宠幸，本来已经过于优厚。何况旧有条文规定，武臣正授以上，没有功劳不许按资历升进。如果说这个官职可以凭资历久次取得，那么建节之职也可以凭年月取得；至于其他人，却又不许援引这个先例。这种说法尤其不妥。若只是按庸常资历授禄，不应有引例的嫌疑；既然废弃法令来给某人方便，怎么能堵住后来纷纷求取的势头？事情的道理明白，不难理解。难道将来制定的约束不能限制刘永年，而今天的指挥却可以用来堵塞后来求取之人吗？这样不足以向天下昭示信用，只会更加招致轻视。臣恐怕因此来烦扰圣听的人会很多，陛下将无法拒绝他们。近来钱晦任代州知州，也未曾改官，不知刘永年有什么不同于钱晦？伏望陛下追回并停止新的任命，进一步慎重对待名器，等他建立显著功效后再升擢；这样有才能的人会更加奋发，而没有才能的人也知道勉励。并且使条诏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臣不胜恳切激切之至。嘉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

译上奏仁宗，论说不应再次授予刘永年防御使，傅尧俞。臣近来曾上奏论列刘永年没有功劳却转官，请求追还停止，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公器，法令是君王的重大权柄。既然不能凭重大权柄自我坚持，却把天下公器私自授予某人，反而又细细告诫别人不许援引先例，这是臣最为疑惑的地方。假使对刘永年有所偏私，众人还可以说陛下平均施恩的德行受到阻隔，这已经是损害；何况众人的议论根本无法阻隔呢？如果不再计较，一概按先例升迁，那么天下的公器将会怎样？如今办事不求核实，贪求竞争的人还很多；陛下不制定法令抑制侥幸，反而废弃成法，为侥幸之人保留道路，这是臣尤其替陛下惋惜的地方。况且法令从刘永年开始，又在刘永年身上废弃，更是奇怪。设置言事官，是为了让他们拾取朝廷的缺失，唯恐他们不进言；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平时议论，往往十件中有七八件被阻格。像败坏法令、滥授官职这样，奏章写得明白清楚、毫无疑问的事情，已经列举给陛下，陛下却搁置不听，那还要言事官做什么？唯愿陛下务必垂意省察。嘉祐十年五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说不应再次授予刘永年防御使，王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要领，是号令一定要守信，赏罚一定要恰当，然后才能实现治理。如果号令虽然具备却不施行，爵赏虽然施行却不合适，想求得尊贵宠幸，就会使纲纪收缩，振作整顿也无法实现。近来的制度规定，武臣中刺史以上没有功劳不得升迁；这确实是陛下谨慎遵守祖宗旧例，希望授予爵赏的权柄不滥用、不偏私。如今刘永年只因为章献太后的缘故，过分推施恩泽，使其他人不能援引先例；难道是认为条例不足以遵守，朝廷可以自行制定又自行废弃吗？法令因公正而为一人制定，又因偏私而为一人废弃，凭什么取得天下的信任？如果说刘永年资历已久，应当升迁，那么刺史以上难道再没有一个任职年月稍长、可以和刘永年相比的人吗？今天的指挥，只会使孤寒之人被排除在恩泽之外，不能与刘永年相比，这难道是至公的本意吗？嘉祐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诏令刘永年复任单州防御使。上奏仁宗，论说妃不应与皇后一样， 모두追赠三代。司马光 臣恭敬地听说，学士院新定后宫封赠父祖的制度，皇后和妃都追赠三代。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可以的。礼制所谨慎的，在于辨明尊卑差别，防止嫌疑、彰明细微之处。国君沐浴用梁，大夫沐浴用稷，士也沐浴用梁；这是因为大夫尊贵而接近国君，所以反而推远规格，以防僭越逼近的苗头。士人地位低下、距离君主较远，即使与国君使用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嫌疑。何况后妃之间，实在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圣人对此尤其小心谨慎。皇后与至尊地位相当，母仪天下，在六宫之中没有可以与她相等的。妃的品秩虽然尊贵，但皇后仍然是女君。如今封赠的制度把二者等同，臣实在对此忧惧。即使陛下圣明，宫闱之政尊卑有序，必定没有僭越逼迫的忧患，但这仍然不是区别嫌疑、防范苗头、垂示法度、昭示子孙的做法。从前汉文帝临幸郎官署，慎夫人与皇后同坐，中郎将袁盎引退慎夫人的坐席，说：‘陛下既然已经册立皇后，慎夫人就是妾，妾与主怎么可以同坐呢？’汉文帝认为他说得对。那只是片刻同席，袁盎尚且认为不可以，并且冒犯圣颜极力争辩，何况把它写进典册，作为百世法则呢？臣谨考察天圣年间，遇到南郊大礼时，皇太后追赠三代，太妃只追赠二代。这样看来，妃追赠三代，是近年以来的错误，不能不加以纠正。议论的人或许说，外廷臣僚凡是进入两府的都追赠三代，妃是正一品，礼制不可以使她低于外廷臣僚；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王制定礼制，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规范，不能一概相同。宰相、枢密副使虽然名位品秩不同，但同为臣下，职位相近而职责相同，所以追赠三代不足以产生嫌疑。皇后与妃的位次相近，却有妾与主的分别，因此尤其应该区别名器，使之明确，以防后世发生僭越差失，不可草率混乱，苟且了事。臣愚昧，想望陛下特降圣旨，改定新制度。从今以后，只有皇后可以追赠三代，自妃以下都不得超过二代。如果认为外廷臣僚的封赠过于优厚，那么请从今以后只有宰相、枢密使可以追赠三代，自参知政事以下止于二代，这样或许才合乎礼制。嘉祐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说还不可以推恩后族，司马光。臣私下听说，陛下想加授曹佾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肯。又听说有圣旨命令皇后的本家分析亲近的骨肉，听取奏报后也给予推恩。臣愚昧地认为，皇太后既然深切坚持谦逊，抑制减损外亲，那么后族恐怕也不适宜褒奖升进。伏望陛下宣谕两府，后族的恩泽暂且都不得施行，等将来再从容议论此事。这样一方面可以向人们显示人子恭敬孝顺之心，不敢使后族先于母族；另一方面可以显示君主在即位执政之初，不能把爵禄这种用来待遇贤能的工具，单独私授给椒房亲属。这对圣德更加有光彩。治平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仁宗论向传范除知郓州，杨绘。臣私下认为，君主施行恩命，不能不谨慎对待它的开端。一旦开了先例，攀援这个先例的人，几十年后仍会泛滥而无法制止。向氏一族对陛下来说是后族，高氏一族对陛下来说是母族，曹氏一族对陛下来说是祖母族。臣恭敬地看到，差遣防御使向传范知澶州，尚未成行，外间都传说要任命向传范为廉车使，并且请托东平的守臣；臣独自不相信。没过多久，果然改了差遣，虽然没有转任观察使，却果然担任了知郓州兼一路安抚使的职务。臣确实不熟悉本朝典故，但就耳闻目见的近事来说，制度中似乎还没有防御使知郓州的先例，也很少记得有防御使兼任一路安抚使的。如果确实没有先例，这就是破格的恩典。陛下即位才一年，后族中已经有人破格担任显要职务。如果再过五七年，就不只是向氏一族的人会这样了。假设高氏一族有人做到防御使，援引今天的先例来请求，陛下难道能不答应吗？如果不答应，就是厚待后族而不厚待母族。曹氏一族有人做到防御使，援引今天的先例来请求，那么陛下又不能不答应。这样一来，天下像郓州这样的郡共有多少呢？

译兼任几州的安抚使，难道就可以成为外戚的地盘吗？外戚所任职的都是重要藩镇，从道理上说，难道可以这样便利他们吗？如果说任用传范，是因为他本人有才，那么其他人哪里肯自称无才呢？臣忝居谏官之职，难道敢有所畏避而不发言吗？伏望陛下慎重对待任用外戚的源头，堵塞这种先例，不要贪图一时容易，却给五七年之后留下难以收拾的后果，臣不胜幸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宋名臣奏议》第三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三十五卷 宋代赵汝愚编 帝系门 外戚下 上奏哲宗，论韩忠彦任尚书左丞，而他的弟弟韩嘉彦娶公主，认为不当 傅尧俞 臣伏见近来任命韩忠彦为尚书左丞，接着又让他的弟弟韩嘉彦娶公主，舆论纷纷，都认为不当。臣才识浅陋，不敢凭主观臆测其中的是非。臣私下认为，李德裕确实是唐代的名相，他曾建议依照旧制，驸马都尉与掌握要职的官员禁止往来；开元年间对此呵斥督责尤其严厉。如今驸马竟公开到宰相及大臣的私宅去，这些人没有别的缘故，不过是泄露禁中机密、沟通内外罢了。若有事要禀报宰相，可以听任其前往；但到了中书省，便不应擅自到宰相私宅。当时的防禁如此严密，如今却集中在一家之中，议论者的话确实值得采纳。何况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定载入史册，记载事情又必定慎重对待开端。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从未有过失当的举动，如今却首先开辟这条道路；将来有人援引此例作为先例，其弊端必将深重，而且史书还会记载这是始于陛下，使后世以此讥议陛下，难道不值得顾惜吗？愿陛下深思。陛下任用我们这些臣子，是为了让我们明察事理；如果明知而不说，辜负陛下的罪过，实在死不足以抵偿。【元祐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罢免韩忠彦的执政职务。范祖禹 臣伏见韩嘉彦已经宣布系授驸马都尉，而他的兄长韩忠彦却参与执政，这是自祖宗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陛下处处遵循既成法典，大力建立至公之道，岂能让后世的姻亲外戚参与政事？从今天开始，祖宗留下的旧典，君臣都应共同遵守，不能毁弃。伏望罢免韩忠彦的执政职务，作为后世的法则。【元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同前　范祖禹 臣私下听说韩嘉彦已经选定迎娶公主，这是先帝留下的意旨，陛下只是完成了它。韩琦对王室有功，他的儿子娶公主，天下人谁会说不合适？这对太皇太后陛下来说是极大的慈爱，对皇帝陛下来说是极大的孝道。然而臣伏见本朝以来，祖宗各位公主的婚姻之家，都没有人参与政事。如今韩嘉彦已经选定并宣布系授，而韩忠彦又参与执政，这不是祖宗的旧例，不能成为子孙效法的准则；若使后世姻亲外戚参与政事，便是从陛下开始，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陛下的一言一行，都应以祖宗为法，何况执政关系国家安危治乱，是最重大的事情。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来就无法停止。陛下自从亲自听政以来，对亲戚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私，天下人无不佩服陛下的至公；如今唯独在韩琦这里这样做，难道是报答功劳的办法吗？陛下顾念韩琦的功劳，使他的家族富贵就可以了；至于执政之职，必须选择天下所仰望的人才，不能只因为有功勋旧劳便这样任用。赵普、曹彬的子孙何曾参与执政？难道祖宗是不念他们的功劳吗？自从任用韩忠彦以来，外间议论纷纷，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如今国家既然已经与韩家结为婚姻，罢免他也有正当名义。陛下若想使他们家族富贵，只要让韩忠彦曾任执政以及先前的执政官职都不缺少即可。如果一定要等他犯了过错之后再罢黜他，那就已经伤害了恩情；本来是想厚待韩琦之家，反而会使他们受损。不如保全韩忠彦，使他不至于因权势过盛而倾覆。臣如今已经被防除授予新职，罢去了谏官职务，本不应再议论执政之事。然而臣先前入殿时已经当面论说过此事，如今又改变祖宗旧例，关系十分重大；即使想辞去职务，也不敢不替陛下说这一句话。臣与韩忠彦是姻亲，平素没有嫌隙，只是不忍向上辜负陛下的任用，也不愿陛下有所不知罢了。如今朝廷中的人有许多出自韩琦门下，即使韩忠彦不得人望，因为韩琦的缘故，他们也都不肯发言，也请陛下明察。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强盛的家族盘踞朝廷；如今韩忠彦参与执政，弟弟又娶公主，恐怕权势与外戚过于强盛，应当防微杜渐。【元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谏议大夫】上奏徽宗，论士大夫与向氏家族子弟交结。邹浩 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暂时代行听政，是为了协助渡过艰难，为宗庙社稷谋求长远计策。本朝旧例，只有慈圣光献皇后、章献明肃皇后、宣仁圣烈皇后临朝垂帘时，情形略有不同；但仍然过了很久，才恢复皇帝亲自执政。如今皇太后却深自退让谦抑，不敢拿自己与三位皇后相比。她最初下手书，约定等祔庙礼仪完毕，便不再参与政事；后来又没有等到祔庙，便赶快履行最初的诺言。自古以来，史册所记载的母后美德，没有谁能像皇太后这样功德盛大。《易经》说：‘进退都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皇太后可以说正是不失其正。天下之人，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知道歌舞称颂，何况忠义而有见识的士人呢？陛下天性仁慈孝顺，急切地思考如何报答皇太后的功德，因此向宗回等人依次破格擢升，无不充分表达深厚的恩遇。虽然陛下并非把这当作私恩，但宫禁之中为讨皇太后欢心，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这里也可以推知其情形。如今士大夫中有人不深切体会陛下厚待母族的用意，往往奔走于向氏门下，竭力互相结交；更有甚者，暗中派遣亲信，秘密送达诚意，似乎想借助势力作为求取进身、巩固职位的凭藉，一时之间，公论对此也颇为疑虑。然而臣听说，过去向氏家族子弟所作所为稍有不善，皇太后必定派使者严厉责备，因此人人都畏惧，只求少犯过错。而向宗回等人平素又以修养品行、整饬自身而受到当时称誉，即使士大夫急于为自己谋求，也决不会使他们改变操守。只是向氏家族子弟众多，其中难道不会有考虑不周的人吗？万一被士大夫误导，不能避开嫌疑，从而引动公议，臣僚有人把此事报告陛下，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若不处理，就无法端正祖宗的法度；若处理，又无法安慰皇太后的深切心意。不仅陛下难以处置，皇太后处置起来也十分困难。况且陛下当初即位时，大臣中本来就有人持不同意见，幸赖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果断坚定而不动摇，才确定了大计。陛下即位以后，天地相应，人心自然归附，四海之内尽成和气；所以即便蛮夷戎狄远在声教之外，也无不叩首向内归服。这种罕见的际遇，正是皇太后的功德，又有谁能完全形容呢？功德如此盛大，皇太后却推让而不据有，深自退处谦抑，即使帝尧的克己谦让、大禹的有功而不自夸，也无法超过她。

译如今正可以含饴弄孙，尊贵地享受太平之福了吧？陛下也应与皇太后共享这种福乐；天地长久，怎么能让那些难以处置的事情轻易传到天下人耳中呢？臣愚昧，伏愿陛下在从容省侍皇太后的时候，秘密把此事禀告皇太后，请皇太后亲自秘密加以察觉。如果外间议论没有事实，也就罢了；若果真有其事，伏望皇太后秘密加以训诫敕责，以杜绝祸患的渐起。这样，外部既不废弃祖宗法度，内部又不触动皇太后的深切心意，使天下人都仰慕陛下奉养亲长的圣孝，都仰慕皇太后建立皇帝的功德，世世万年，永无穷尽；而向氏家族子弟也能保全美名，获得无穷的显荣，岂不是很美好吗？臣昨天因获罪被远远贬逐，本已分当死在瘴疠之乡，幸蒙恩典得以生还，又恢复旧职。我的身体发肤，都是在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垂帘之日由陛下和皇太后重新造就的；所以图报大恩，更不是其他臣僚所能相比。如今若有所见闻却闭口不言，等到日后臣僚中有人奋不顾身地进言，然后臣才随声附和，那臣的罪过就大了。怎敢不预先奏陈？伏望圣慈宽恕我的狂妄，采纳我的愚拙忠心，臣不胜幸甚，不胜幸甚。【元符三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徽宗，请求罢免王师约的枢密院都承旨职务。陈瓘 臣听说，周成王亲政之初，群臣进献劝戒之诗说：‘升降官员，日日都要察看于此。’意思是说，升用或黜退人才，必须上合天意，然后才能慰藉天下人的心。亲政初期最应谨慎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伏见驸马都尉王师约最近被任命为枢密院都承旨，这不合祖宗任用人才的法度，也违背神宗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臣不能不加以论列。本朝为纠正衰唐的弊病，驸马都尉从来没有担任掌握权要的职位。只有王贻永娶太宗之女郑国公主，一年后公主去世，王贻永便交还所赐的宅第。又过了三十年，他才历任边职，仁宗知道他贤能，才提拔他担任枢密院职务。当时王贻永名义上是皇帝女婿，实际上已经在外任职。如今王师约所赐宅第还在，又没有历任边职，怎么可以援引王贻永的例子，突然把他提拔到枢密院这样的职位呢？神宗诏令枢密院设置都承旨，以文臣担任；副承旨以武臣担任，也有时参酌选取可以任用的外戚来充任。但一文一武，各有区别，不能混淆。如今让王师约占据文臣的职位，难道是神宗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吗？陛下远则以尧舜为师，近则效法祖宗，四方万里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观望。新政命令还没有完全落实，就冷落寒门俊才而突然先提拔姻亲，隐居山林的士人将还有什么希望呢？三省、枢密院这样进呈拟定任命，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愿陛下遵守祖宗任用人才的法度，考察神宗设置官职的本意，罢免王师约新任的职务，以符合公议。【元符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同前【这是第二份奏状】　陈瓘 臣在本月十二日曾具奏章，说明驸马都尉王师约被任命为枢密院都承旨，不合祖宗任用人才的法度，违背神宗设置官职的本意，请求停止执行。事情尚未施行，臣所应当论列的事还不能停止。王师约在元丰年间曾受神宗试用，他本人谨慎少过，士人舆论也颇为认可他。然而臣所说的并不是要议论王师约是否贤能，只是因为亲政初期任用人才不遵循旧章，还没有擢用寒士便先提拔姻亲，恐怕会失去隐居山林之士的心，成为朝廷的负累。这一点忠心，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若陛下能够采纳臣愚妄浅陋的意见，停止已经颁行的命令，那么听取众议、采纳善言，实在是两全其美。伏望圣慈特别降下诏令，罢免王师约的新任，以保全亲政初期的美好声誉。【元符三年八月上奏】上奏徽宗，论向宗良兄弟与宾客交结往来。陈瓘 臣听说，能预见事机而事先劝戒，君主就不会有过失的举动；在事情发生以前及早进谏，臣子也不会以有先见之智而自居。君主英明、臣下贤良，上下双方都能获益，治国之道因此兴盛。臣凭着驽钝疏散的才质，冒昧担任谏官，恰逢明圣的君主，私下仰慕良臣的道义。事情若到了临机处置而不应沉默的时候，怎么能等待以后再说而不及早进言呢？宋朝拥有天下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太平日久，即使尧舜三代，乃至汉唐，也都比不上。譬如安乐的人活过一百岁，更应战战兢兢、谨慎小心，防护保养元气，不让疾病乘隙侵入；这样越老越健康，永远保有安康宁静的福气。祖宗以圣继圣，这是古来未有之事；母后又接连具有圣德，也同样是古来未有之事。上天覆盖、厚地承载，一动一静相合，万物生长，各自顺遂其本性。到神宗时，治国之道更加兴盛；到皇太后时，家国之道更加光明，可以说盛大到了极点。盛极必衰，怎么能不预先劝戒呢？汉朝衰败，是因为外戚势力过盛，人人不敢发言，最终导致亡国。陛下遵守祖宗成法，鉴戒衰汉覆亡的教训，宋朝的德业正隆盛，内外本来没有忧患。然而依臣所听闻，应该预先劝戒的有一件事，恐怕陛下不知道，也恐怕皇太后不知道。向宗良兄弟与宾客交结往来、泄露机密，陛下知道吗？皇太后知道吗？皇太后的功德隆盛完备，上达于皇天，陛下以天下最优厚的奉养来供奉她，也不足以报答。只有使我宋朝建立万年不衰的根基，使外戚家族享有与国同久、无边无际的福禄，这样才足以报答。汉唐的母后临朝称制，有的直到终身，有的是想让威权和恩福的权柄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有的是因身边人的请求而贪恋权力。只有我朝皇太后淡泊宁静，足以保全威权和恩福；严明有断，足以约束左右近臣；不等祔庙礼毕，便果断归还政权，事业光耀前古，名声流传后世。陛下应该怎样报答皇太后呢？臣恐怕借恩于外戚，并不足以作为报答。从前在归还政权以前，陛下想任命向宗良等为开府仪同三司，甚至将要锁院起草诏书了，但皇太后下诏停止这项任命。中外传闻此事，都赞叹仰慕，知道皇太后以谦退为德，陛下以顺养母志为孝。汉章帝想加恩于三位舅舅，明德马皇后说：‘我看富贵人家，俸禄官位层层叠加，就像树木再次结实，根部一定会受伤。何必经营外戚的封爵，违背慈母拳拳至诚的孝行？安定亲人是根本，这是我家的事情，所以可以由我专门处理。’

译‘我应当含饴弄孙，不能再参与政事了。’于是汉章帝没有给她的舅舅们封爵。【贴黄】马皇后说不再参与政事，情意恳切至此，可以说是贤明了。可是后来她的兄弟仍然干预政事，后世对此有所议论。唐代长孙皇后说：‘汉代马皇后不能检束抑制外戚，使他们参与政事，却只告诫他们车马奢侈；这就是所谓抓住了根源，却只忧虑末节。’因此唐太宗后来向长孙皇后询问政事，皇后本不愿说，唐太宗再三请求，她最终也不肯回答，大概是以马皇后为戒。】如今皇太后的盛德完备无缺，与上天同功，不能拿马皇后来相比。臣所说的，只是想对外戚家族有所补益罢了，想来也是皇太后乐于听到的。如果不能通达圣母的心意，反而自行产生猜疑嫌隙的顾虑，该说时不说，臣实在不忍。臣认为，马皇后用这些话告诫她的儿子，汉章帝顺从亲母，两方面的慈爱和孝道都得到成全。陛下和皇太后前些日子的事情，谦退自抑、顺养母志，正与此相同，所以天下人都心悦诚服。汉哀帝初年，急于给几位舅舅封爵，孔光进谏说：‘天下是陛下的家，至亲舅舅还怕不能富贵吗？不应如此仓促，这样做不会长久。’汉哀帝因为受傅太后逼迫，不能听从。如今皇太后下诏停止已经形成的任命，不必等孔光进言；陛下恭敬地听从慈母的训示，于是没有仓促行事。这是前古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今竟亲眼见到，皇太后的圣德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应该怎样报答皇太后呢？臣恐怕借恩于外戚，并不足以作为报答。陛下虽然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运，帝王历数也在自身，然而能够排除异议、独自确定大计的，正是皇太后。对陛下有功的，大概只有上天和皇太后。天道公正而不偏私，陛下应当怎样报答上天呢？皇太后施行功德却不自恃，功成之后不把功劳据为己有，陛下又应当怎样报答皇太后呢？陛下以道义节制感情，不存一丝私心，就可以使人心悦服；使人心悦服，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心意；得到上天的心意，就可以符合皇太后的愿望。神宗报答慈圣光献皇后，所用的也是这个道理。治平末年，韩琦任宰相，朝廷内外同心协力，确定大计很容易；前些日子，章惇执掌政事，首先倡导异议，确定大计就很困难。那么，皇太后的功德与慈圣光献皇后相比，又更加光大了。陛下应该怎样报答皇太后呢？唐朝衰败时，上天把安定大局的功劳交给了一个自矜功伐的臣子，于是他不断要求报答，才有了‘负心门生’的话；君主权道的强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贴黄：唐宦官杨复恭拥立昭宗之后，渐渐专横，始终要求昭宗报答。昭宗后来厌恶他，便命他退休；杨复恭于是给他的兄长之子杨守亮写信说：‘我披荆斩棘，拥立寿王为天子；既……有了天下，便废弃我这个定策国老，怎么能对待负心的门生呢？’这里的‘门生’指昭宗。】如今安定国本的功劳出自圣母，国家根本已经端正，只有陛下永远思考如何报答罢了。以大公之道报答，才是最高的报答。借恩于外戚，哪里足以作为报答呢？向宗良兄弟倚仗国恩，凭借慈母的威势，夸耀眼前的荣华盛大，却不考虑其中祸福相伏的可怕。他们所交往的人，还包括那些希望得到宠幸、想由侍从升进的士人，都希望出入其门。裴彦臣没有什么办事才干，只能勾结内外、泄露机密。【贴黄：臣听说绍圣初年，裴彦臣主管营造慈云寺，后来因妇人阿王到户部及御史台办理寺地界址之事，此寺又屡次迁移，最终没有建成。臣私下对此十分痛恨。皇太后为了追荐所爱的公主，所以出资建寺；这座寺既然没有建成，郝随之徒却借机恣意横行，竟敢轻慢东朝，外人都对此心怀不平。只可惜哲宗不知道罢了。当时户部和御史台的官员，有人认为彦臣是对的，有人认为彦臣是错的，是非自有公论。依臣看来，只是因为彦臣办事无能，才导致这些事端。所以臣说彦臣没有什么办事才干。】于是舆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国家万机事务、官员黜陟任免，皇太后直到现在仍然参与其中。这实在是因为内外相互勾连，没有禁令戒约，所以好事之徒得以夸大传播。如果不是皇太后明白晓谕圣意，严格加以约束，那么纷纷议论的嘴就不容易堵住。仁宗对舅家感情深厚，尤其认为李玮贤能，曾下诏命李玮举荐官员担任将领。李玮说，既有宾客往来的禁令，就无法了解士人的贤能与否。仁宗特许李玮接见宾客，却命他每天抄录所见宾客的姓名上报。仁宗为了保全外戚家族，委曲周全到了这种程度。神宗敬重厚待曹佾，甚至加封他为王，但曹佾不敢举荐一个人，曹佾门下也不敢接纳一个人，不过是用来自己娱乐罢了。神宗之所以厚待曹佾而不厌弃他，是因为曹佾保持了外戚应有的身份。宣仁圣烈皇后对外戚的戒诫训导尤其恳切周详，绍圣年间尖刻言辞造成的祸患几乎波及全族，然而高氏一族最终能够免祸，也正是宣仁皇后的训诫产生了明显效果。皇太后的功德如此重大，光耀超过前人；想到保全它的艰难，想到为国家作长远打算，及时在祸患萌芽时加以防范，正是今天的事情。老子说：事情要在尚未发生时去做，祸乱要在尚未形成时去治理。凡是尚未出现的事情，如今虽然没有，后来却可能逐渐发生；等到已经发生再谋划，不如趁尚未发生时先行戒备。汉代马廖是章帝的舅舅，竭力结交公卿士大夫，冠盖之士争相趋附他，后来甚至私自供养三辅地区的人，这就是第五伦所说的情况。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防范它逐渐形成呢？王氏依仗东宫的尊贵，凭借甥舅亲情来建立威势，内外重要官员都出自其门；称誉他们的人得以升进，触犯他们、使他们怨恨的人就遭受诛杀伤害，这就是刘向所说的情况。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防范它逐渐形成呢？杜钦、谷永自托于外戚，专门攻击君主本人，却没有一句话敢涉及外戚。王凤遇到灾异，反而推说是上天的异象，把责任归给别人，以此维护外戚的地位。像杜钦、谷永这样的怀有二心之士，哪个朝代没有？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防范它逐渐形成呢？汉成帝时，外戚家族子弟凭借势力充斥朝廷。成帝想任命刘歆为中常侍，临到将要授官时，左右近臣却奏称：‘没有禀告大将军，我们不肯奉行诏令。’

译成帝虽然坚持己意，最终仍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从此朝廷的事情只由外戚决定，不由成帝决定。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能不防范它逐渐形成呢？王音、王根奢侈僭越、不守法度，天子对此发怒，于是他们兄弟想自行黥面割鼻来向太后谢罪。封侯那天，黄雾四面弥漫，谏议大夫杨兴等以王氏之事进言，于是大将军惊惧，请求辞职。然而外戚势力强盛，所以君主的威严最终仍不能施行。如今虽然还没有这种事，怎么可以不防范它逐渐形成呢？神宗说过：‘荒废坠失、颠覆危亡，可以从前车覆辙中看见过失；叛乱盗贼和奸邪之徒，都有如踩到薄霜那样逐渐形成的征兆。’臣愚昧地认为，要看见前车之失，就不能不考察古代的事情；要辨明踩霜渐变的征兆，就不能不对当前的事情加以戒备。老子说：‘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萌芽；九层高台，筑起于一筐筐泥土。’事情逐渐发展形成，莫不如此。【贴黄：王凤专擅权力，因为王商不依附自己，便派人上书，极力诋毁王商昏暗糊涂的过失，王商因而发病呕血而死。王章不亲近依附王凤，于是上密奏说：‘日食的灾咎，都是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天子受到感悟而采纳了他的意见，对王章说：‘如果不是你直言，我就听不到关系社稷的谋划；而且只有贤能的人才能识别贤能之士，你试替我寻求能够辅佐我的人。’ 于是王章推荐冯野王。王音暗中得知这番话，告诉了大将军王凤；王凤采用杜钦的计策，称病请求退休。太后听说后为之流泪、不肯进食，成帝于是用优厚的诏书答复王凤，强令他起复任事。此后王凤视事归来，便把王章交给廷尉，以大逆之罪治他，王章最终死在狱中，妻子儿女被迁徙到合浦。从此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冯野王最终也被免官，百姓多感到冤屈。王商曾参与议论朝政，杜钦又替王凤谋划，下诏征求直言极谏，以挽救先前的过失。】汉代的王商、王章，都是当时的贤臣，却因为被王凤憎恶，一个因所谓昏暗糊涂的过失而死，一个死在囚禁之中。在这个时候，外戚的势力已经像合抱之树、九层高台一样，哪里是一只手能够阻挡、一个铁锹能够铲平的呢？王商等人虽可怜可惜，但谏诤已经太晚，未能及早戒备，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如今臣所论说的，正是在一筐筐泥土、细小萌芽的开始阶段，遏制萌芽、杜绝渐变，有什么困难呢？只在于陛下从容地请求皇太后下一道训诫的诏令罢了。自古以来，外戚侵夺权力，就是衰世的征兆；外戚干预政事，就是亡国的根本。也如州县治理一样，最重要的是权力必须出于一处。如果任由守令的家族子弟、亲戚与宾客交往，关说请托也没有禁令，那么奸人就会受到鼓舞，良民就会叹息忧愁；这是陛下和皇太后所不愿看到的。以小事来比喻大事，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臣愿陛下采纳平民的意见，遵循神宗的训诫，符合太皇太后的心意，防止祸患传达到慈闱。如果皇太后察知臣愚直的进言，以慈爱加以体恤，那么从今天以后，忧虑国事而忘却自身的士人，都会想竭尽忠诚来报效，不再有所畏惧。臣下都乐于进献忠言，朝廷也有不避忌讳的美德；像虞舜那样善于听察，像成汤那样不吝采纳。【贴黄：中庸说‘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语’，是舜的事；《诗经》说‘只听取浅近的话’，是幽王的事。这两者相差很远，区别只在于‘听’和‘察’二字。】圣德日益提升，治国之道日益兴盛，我宋建立万年不衰的根基，外戚享有与国同久的无疆福禄，难道只是臣这个卑微之人的幸运吗？如果不是这样，臣便有僭越轻率、妄加言说的罪过，被罢黜、流放、远窜，按理都无法逃避，只在陛下的命令罢了。臣出身孤寒、地位卑微而又远离朝廷，却误蒙陛下过分擢升；陛下责备臣不轻，眷顾臣又很深，所以臣才及时进言、在事情发生前进谏，岂敢因为自身不肖便放弃应当说的话呢？孔子说：‘君子不因一个人的言论而擢用他，也不因一个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臣虽然不肖，但这番微薄的意见，对朝廷有益，对外戚家族也有补益。如果陛下不因臣不肖而采纳它，忠言就会由此一并进献；如果因臣不肖而废弃臣的言论，谄媚之言就会由此交相传入。听取言论，是治理国家的基础；相信谄言，是动乱的根本。【贴黄：古代忠信之士一谈到外戚，谄媚之人必定诬陷伤害他们，说他们是在离间内外，以此激怒内外，使奸谋密计无所不行。这种计策一旦实行，进言的人必然危险；进言者既然危险，天下士人就会把进言当作戒惧，这样一来，动乱就必然发生。所以臣说：‘相信谄言，是动乱的根本。’】国家治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行动。臣一人的性命如蝼蚁，安危生死哪里值得一提？臣惶恐至极，恭候治罪。【元符三年九月上奏】上奏钦圣皇后，请求戒诫外戚　丰稷 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母后临朝，危害社稷、扰乱天下的事，都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得知。皇太后亲自下手书归还政权，从未有过像圣母这样退让谦逊的盛德，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谏官陈瓘怎么会知道皇太后还参与政事呢？臣曾经具奏说：不是宫省亲近之臣，就是外戚中招揽权势的人，在外面妄加传播。臣如今在外面只听说向宗回、向宗良借助势力任意妄为，欺骗迷惑众人；在宫内则只听说张琳、裴彦臣等凶恶谄媚，气焰炽盛，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又在其中勾交通连。宫禁参与政事的传言，内外喧嚣传播，谁会不知道？谏官陈瓘不胜悲愤，独自首先抗章进谏，希望能启发两位圣主的心意。臣愚昧，请求诫敕外戚，放逐张琳等人，把蔡京贬到外地。圣母安处宫闱，清心养性，不让大小事务牵动睿虑，安享圣子早晚的奉养和天下的供养，恬淡无为，以求两宫长享万寿、和乐安宁，朝廷清明。这不只是在援助、树立功德，光照古今，也符合《易经》谦卦所说的道理：天道减损盈满、增益谦逊，鬼神厌恶盈满而降福于谦逊。这样安坐便可获得五福，使美名流传无穷，岂不是最善最美吗？臣本来疏远卑微，幸逢陛下垂帘听政之时破格擢用至今，不敢缄默不言而辜负明恩；这番恳切的愚诚，伏乞陛下俯察采纳。【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徽宗，论蔡京与外戚交结　陈瓘

译臣近来因进言没有根据，被贬为监扬州粮料院；接受任命才几天，便又蒙恩改任知无为军，听到命令后惊惶疑惑，只知道感激流泪。臣听说，圣人的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等到他改正时，人人又都仰望他。朝廷因一时愤怒而贬黜忠言之臣，就像日月发生食一样。如今改变任命，可以看见圣人的心意了。天下有识之人，谁不赞叹仰望？难道只是臣一人的私下幸运吗？臣虽然感戴圣恩，却不敢立即接受新的任命，实在有原因。明道年间，仁宗想率领群臣向皇太后祝寿，范仲淹进谏说：‘君主没有向北面行臣下之礼的道理。’明肃皇后大怒，范仲淹因此获罪。元祐年间，蔡确被贬，范纯仁认为不应如此，宣仁皇后大怒，范纯仁因此获罪。这两位臣子可以被贬黜驱逐，但他们尊奉君主、忠贞不二的心，不能用威势来改变。正当刘氏处境极其危险的日子，竭力救护她的，正是范仲淹；宣仁皇后晚年忽然有了远见，又想起范纯仁，才知道忠言对国家有益。大体说来，忠臣的心愿只是保全国体，为国家谋划千万年的长久大计，哪里忍心使天下的议论牵涉到慈闱呢？如今向宗良等人在内外勾连，迹象情状十分明显。蔡京交结外戚的事情，天下人都知道。蔡京撰写内制，作《向宗良墓志》说：‘我平生与士大夫交往，没有像承旨蔡公这样的人；与我交厚的人……’蔡京身为从官，却与外戚交厚，还把这些话写在碑刻上自我夸耀。像这样的事，不只一件。蔡京又与弟弟蔡卞长期在朝廷，同恶相济；蔡卞已经出朝，蔡京却牢牢不能罢免。他自以为身居执政便可以任意取舍，人人都说蔡京是因慈云寺得到裴彦臣交结相助，外间议论汹汹，众所周知。蔡京作《向宗良麻词》说：‘元丰末年的诏命，曾有嘉言；嘉言如果出自向宗良，那么最大的诽谤就会归于宣仁皇后。’蔡京还自称曾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携剑进入宫禁，想杀王珪，以阻止宣仁皇后怀有异心的谋划。蔡京把宫禁中似是而非的传闻写入制命，传播到朝廷，自称他和向宗良都是社稷之功臣，却使宣仁皇后承担无穷的诽谤。蔡京谄媚侍奉外戚，竟不畏上天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有害于朝廷，对外戚家族也实在没有益处。臣是为了对陛下尽忠，对皇太后尽忠，所以才进言。皇太后的圣德和大功冠绝古今，陛下承欢侍奉、顺养母志，正以大舜、周武王为法；在内修习家人相处之礼，恭敬顺从而无所缺失；在外治理朝廷事务，威权和权柄不相分散。大舜、周武王的孝道，哪里能超过这一点呢？蔡京所说的孝道却不是这样，他只是想让陛下把权柄交给外戚。这是蔡氏一家的利益，并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陛下以圣德继承帝位，年纪正盛，正如汉文帝、汉宣帝即位时一样。对东朝尽孝，对政事励精图治，独自掌握大权，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蔡京之所以胁迫控制陛下，推究他的用意，是认为陛下还不能独自处理政务。哲宗亲自掌权之初，圣意本来并无偏向。章惇虽然倚仗功劳而任性专横，但起初还想兼取元祐时期的一些做法。自从蔡京、蔡卞首先倡导邪说，窃取国柄后，凡有所请求，必定以继承神宗遗志为说；稍有违背他们的意愿，便想把不忠的罪名加在上下众人身上，借朝廷的诛罚和赏赐，表示私门的好恶。他们轻慢君主、误害国家，前后八年，到了今天仍然习惯于旧日行径，又用这种意图胁迫控制陛下。蔡京假借继述之论、报答功劳之说，暗中施行离间的谋划，窥伺察看陛下，包藏祸心，似乎在等待时机。蔡京说话的内容和用意，大概逃不过陛下的圣明察知。况且陛下继承神宗的圣德、报答太皇太后的大功，难道只是陛下个人的愿望吗？这也是臣子们共同的愿望。符合臣子们的愿望，使四海之内都欢欣，然后陛下才能获得吉庆，百姓才能依赖陛下。天子的孝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如今蔡京所依凭的，并不是兆民共同依凭的利益。陛下一旦违背蔡京的意愿，蔡京必定会以不孝的罪名责备陛下。难道陛下要顺从蔡京一人胁迫所造成的私名，而不畏惧天下至公的大义吗？畏惧天下至公的大义，就应当流放蔡京，以安定国家。臣前些日子的进言，不负上天，不负陛下，也不负皇太后。果然蒙陛下改派臣的差遣，如果不是皇太后察知臣的忠心，陛下必定不愿这样安排。然而只要蔡京仍在朝廷，国家和家室就没有安宁。臣即使得到改派的差遣，又有什么安宁可言？臣不敢接受命令，原因就是如此。臣在公开奏章中所说的还不够详细，所以再次以这篇奏章冒昧打扰圣听，以尽我恳切的忠诚。皇太后以无私之慈爱、极明之洞察，已经察知臣的忠心；臣今日所说，也必定会得到察看。即使现在尚未察知，最终也没有不能察知的道理。臣即使远离朝廷，仰赖皇太后的庇护，即便没有召回臣，对臣也没有损害。臣所希望的，是应当把流放蔡京作为紧急之事，不应把改派臣的差遣放在首位。臣只是担心蔡京留在朝廷，烦琐纷扰的言论会日益传入；烦言日益传入，圣上的忧虑就会日益劳苦。朝廷即使严厉显示刑罚威势，天下的公议最终也不可遏止。因为如果一定要用威势压制公议，人心就会离散；人心一旦离散，君主的势力就会孤立衰弱；君主势力孤弱，外部欺凌、内部侮慢，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不是奉承宗庙、安慰东朝的办法。那么蔡京所说的孝道，果真是天子的孝道吗？愿陛下不要吝惜一个蔡京，而要切实为国家谋虑。臣愚昧，不胜爱戴君主、忧虑国事的恳切之心，只愿陛下裁断并宽恕，臣不胜幸甚。【元符三年九月，陈瓘由右正言贬为监扬州粮料院，不久改任知无为军，因而上奏此章】上奏钦圣皇后，请求不要把陈瓘的进言放在心上。陈次升

译臣私下认为，哲宗皇帝病危之时，殿下奋发施展独断的明识，排斥异议，援立真正的君主，上合天心，下顺人望，功劳施及社稷，流传无穷。皇帝即位之初，殿下谦恭退让，不把圣明的功劳据为己有。皇帝屡次恳请，继而又哭泣，殿下才与他共同听政，暂时帮助他渡过艰难，仍以祔庙为期限。等到因山安葬哲宗，安定神灵的礼仪还没有完成，殿下又下亲笔诏书，先恢复皇帝亲自执政。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殿下参与国政并非本意，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近来谏官陈瓘听信传闻而未加审察，仍以殿下参与政事为由进言。皇帝再次对他贬官降职，以表明此说荒谬。贬谪命令刚下，又改任他为军垒守臣。朝廷内外相互传说，都说圣恩深厚，臣下拿什么来报答呢？陈瓘的话虽然毫无根据，但臣根据民间舆论私下认为，皇帝亲自实行仁孝之道，在早晚向殿下问安之时，万机政务或许有时会向殿下报告，而殿下的意思，难道是想参与议论政事吗？臣私下担心宫省中办事的人，有的只听到这些话却不知道详细情况，有的想把事情夸大却不考察实情，妄加传播，这也未必不可能。陈瓘的话正是从这种妄传中得来，怎么足以成为殿下盛德的累赘呢？何况从殿下开始共同听政，到恢复皇帝亲自执政之日，亲笔诏书屡次下达，至诚恳切，明亮如日月，怎么可以诬陷呢？伏望圣上慈悲，不要把陈瓘的话放在心上，而以听取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社稷为念，从容处于宫禁之中，纯正地涵养天性；是非不足以扰乱您的思虑，万般事务也不要使之劳累心神。愿您每日增加抚育皇帝的恩德，以享受荣华奉养的快乐，这不但能保全圣寿于亿万年，也能使余光流泽流传下去，成为宗族的福庆，岂不是伟大之举吗？【元符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徽宗，论郑居中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吴执中 臣私下认为，祖宗留下的训诫，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外戚宗室不得参与政事，并不是待他们冷薄、待遇不厚。他们忧虑深远，可以说已经周全到极点。用丰厚的俸禄和高贵的爵位供养他们，却不让他们招揽权势、擅自处理政事，使他们从容地进退，以长久保全他们的安宁和荣华，这正是厚待他们而不是薄待他们。从前陛下降下恩德之音，颁布明诏，追述祖宗成法，告诫前代祸乱的教训，使今后不再援引韩忠彦的旧例，不得任用外戚宗室为三省执政官，并世世代代遵守，将其著为最高法令，公布天下，谁不认为这是最为恰当的呢？后来曾任命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后宫因此恐惧，知道诏令所设的防范不可违背，恳请罢免他。陛下认为他陈述的道理坚定诚恳，终究不可改变，便任命居中为中太一宫使。诏书传布以后，听到的人都欣喜，由此可以看出陛下端正家政以治理天下的成效。还不到半年，竟又按照先前的命令提拔任用居中，从此朝廷内外不免产生疑惑。臣私下替陛下惋惜。陛下亲笔诏书本应与典谟一起传示万世，却突然自行更改，从而开启后日外戚任事的端绪，实在不合适。后宫承受陛下的道德教化，才能推辞远离权势，屡次陈述道理、恳切请求。居中是儒者，竟不知道做到这一点，安然坐居其位，完全不加避嫌，难道独独不在内心感到惭愧吗？祖宗遗训刻在金石上，陛下的明诏灿烂如日月星辰，众目所见，不可掩饰。替居中考虑，他应当深深自我警戒和畏惧，以远离嫌疑；优游于祠宫之中，涵泳于圣明之世，安坐享受宠爱俸禄，长久没有忧患，天下难道还会有第二个像居中这样的人吗？伏愿陛下勉强顺从公论，重申丁亥二月诏令的禁防，罢免居中的政事职务，使他仍以宫使身份奉朝请，明确昭示万世，以消除群臣的疑虑。臣不胜幸甚。【大观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十六 宋赵汝愚编 天道门 祥瑞 上奏太宗，论麒麟；徐▯等 臣等考察《春秋传》说：身体像麏而长有一只角的叫麟；《瑞应图》说：麟是仁德之兽，又说麟是王者的嘉瑞；《春秋感精符》说：麟只有一只角，表明天下共同奉有一位君主。伏以陛下的道德超过百代帝王，福庆延及万世，睿智顺应阴阳的变化，圣明的文章如日月般昭著，尚且顺从民意以推行恩惠，常常以爱惜生命为念而发布政令。帝王的功业暗中运行，天意已经昭然显明，果然赐下神明的休祥，以彰显至高的德行，表明皇家最大的庆瑞，给青史留下宏大的功业。陛下又以谦逊自守，以好问求实为义，俯从众议，命令考察前代经典，并降下谕旨说：‘朕一向不推崇看重符瑞之事，这件事又显示了大君远离浮华、致力于实际的心意。’上天用符瑞彰显圣人的功德，圣人用更加修养德行来报答上天的恩赐；上下相互感应，达到最高的和谐，这实在是苍生无边无际的福气。臣等不胜欢庆。【太平兴国九年十月，岚州献上一只公兽，有一只角，形状像鹿，没有斑纹，角端有肉，性情驯良，人们不能辨认，太宗命其示给群臣共同考验后上报。徐▯任右散骑常侍、同右谏议大夫，滕中正任中书舍人，王祐上奏此文。宰臣朱祁等奏请将此事交付史馆。】太宗说：‘珍禽异兽对政事没有帮助，不是朕所崇尚的。不过，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天下安定，这才是最大的祥瑞。近年来进献的禽兽奇异之物很多，朕只命令把它们养在园圃中，使它们顺遂生长的天性，不想把它们向外夸耀。’ 上奏真宗，论周伯星出现；张知白 臣恭敬地看到司天监上奏，说周伯星出现，请求交付史馆，并请群臣到宫阙称贺。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可以感动上天，至仁积聚于内，祥和之气便应验于外；祥瑞出现，都有它的原因，确实是感应所致，并不是徒然发生。因此，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其道理十分重大。前些时候，黄河以北一带连年发生地震，陛下知道这是上天垂示的警戒，考察前代君王的格言，认为阴气过盛，积聚起来便会如此。大地之道在于卑下柔顺，形体本来安静，如今震动而不停止，确实是有所警示。又想到国家创建以来，基业宏大，战争之事都是不得已才使用的。然而从太平兴国到咸平以来二十年间，边防多有忧患，华夏和戎狄之人几乎死亡百万。兵器之事主要在于杀伐，杀伐属于阴，阴气盛大，不也是适宜的征兆吗？又想到治理天下的根本，最重要的事务只有息兵。前年北方胡人前来，商议想要通好，陛下不夸耀兵力强盛，也不依仗国威盛大，只以安定百姓为念，以厌恶杀伐为原则，不阻绝他们的诚意，答应订立盟约。由此动植物得以保全生命，亿万百姓知道休养生息；然后陛下发布德音，施行恩惠，赈济贫民，审减冤狱，广泛寻求时政弊病，精选贤良官吏，侧身思考治道，把过失归于自己，更加战战兢兢、恭敬谨慎，思考如何答复上天的谴责，难道不能感动众心、招来和气吗？所以不到一年，就有这样的福应，这就是所谓德行感动上天，星辰的运行显现祥瑞。从前桑树和楮树一同生长在朝廷，七天便长到合抱那么粗，太戊修养仁德，桑楮便枯死；妖异不能胜过德行，早已得到验证。如今陛下修养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不仅能消除妖灾，还能招致祥瑞，这实在是我朝的盛美之处，远远超过前代。然而帝王之道在于戒惧谨慎，祥瑞接连到来，更应使讲求德行日益隆盛；不能依仗太平的根基而骄傲自满，不能自恃大宝之位而荒怠政事。害怕动乱的人，治理必定兴盛；想到危险的人，安定必定长久，这正是前代清楚的鉴戒。古代君主统治天下，所担忧的是不体恤百姓的疾苦，不了解军旅的辛劳，奢侈、打猎、游乐没有节制，声乐没有节度，政事不勤勉，蒙蔽堵塞不能消除，劝谏不能采纳。如今陛下减轻赋税，减少征发徭役，鼓励农桑，致力于农业，已经体恤百姓疾苦；优厚恩惠安抚将士，重赏勉励功臣，甚至解衣推食、推心置腹，已经了解军旅的辛劳。宫室台榭，不因奇巧邪曲而妨害工程；服饰车舆，不因雕饰而超过制度；所看重的只是谷物和丝帛，所珍视的只是贤才，已经断绝奢侈靡费的风气。打猎的娱乐，已经舍弃而不顾，敬畏‘禽荒’的警戒，且没有忘记恩泽遍及虫鱼、仁爱施及鸟兽，已经去除了田猎游玩的暴虐。乐府的新曲、国家伶人的精妙技艺，保存而不废止，只在适当时候使用，已经善于远离沉溺声乐。陛下夜半还在读书，天未明便起身穿衣，亲自处理万机，将近十年；即使酷暑严寒，也没有一天懈怠，即使狂风暴雨，也不因早晨片刻而废止政务，确实勤于政事。使四方之目都能明见，使四方之耳都能听达，辨别邪说，杜绝权幸，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这些消除蒙蔽堵塞的方法已经流传天下。延请正直之臣，开启进言之路，询问求取正直的意见，乐于听闻自己的过失，采纳谏言的制度，本来已经远远超过百代。这不也是天下的大幸吗？陛下如果确实能珍视这些事情，即使有休祥也不把它当作休祥，那么即使瑞星不出现，臣也要庆贺国运无穷、青史有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瑞星出现，臣也不敢同众人一起庆贺。善于谈论古事的人，必定能在今天找到验证；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中找到验证。自古以来，依仗富强的根基、处在隆盛的时运中，却怠慢政事而招致危乱的，不可胜数。何况如今西北两方，虽然停止了征战，但与古代那些屈膝称臣、叩塞内附的情形相比，事情不同而实质也不同，难道能不忧虑吗？

译臣认为，把一颗星说成祥瑞，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依仗它来要求太平盛世的成效，就担心群臣之心会稍稍松弛，警备的方法也会因此不再谨慎。恭敬地想到，圣德的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周知。臣听说三才之中有人，人处于天地之间；人的心和谐，阴阳就和谐；阴阳和谐，日月星辰便都按照正常轨道运行，霜雪风雨也不失时令。由此可知，陛下一句善言，必定上达天心；一件善事，必定上合天道。君主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都必须向上取法于天道，天道的义理实在深远而广大。臣虽然愚昧，但考察《大易》，也粗略知道其中道理。乾卦的本体具备六爻纯阳，乾卦的作用使万物生长，是君主的象征；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实行它呢？孔子解释其卦象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天的运行，其道从不停息，自古至今始终如一，从来没有懈怠疲倦。假如停怠一息、差误一刻，六气就会大乱，万物都会生病。王者之道也应当如此。如今陛下效法天道的义理，也已经达到极点，刚健不息的德行无不具备。如果再能想到乾元始终不变的道理，那么天下万方都将受到无边的恩赐，万乘之国也将享有无穷的福祉。臣愚昧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涉治道实在浅薄；然而臣奉行名教，服膺儒学，考察方册，从老师的传授中得到教诲，知道君臣、父子亲亲之义极其重要，治国之道极其重大，所以不敢逃避刑罚，也不顾惜自身性命。沉默而自守，是狂妄之人的言词；圣人尚且采纳它，或许足以辅助朝廷谋划，开通进谏的道路。伏望上天般的慈爱，从万分之一二中采纳臣的一点意见，那么臣将感到极大的幸运。【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说：前四月二日夜初更，看见一颗黄色大星，出现在库楼以东、骑官以西，渐渐光明，测得位于氐宿三度，属郑国分野、寿星之次。后来更加润泽明亮。谨按《星经》，瑞星有四种，其中一种叫周伯星，颜色黄而明亮，所见之国必大昌盛。又按《太一占》说：君王制定礼乐，内外都合宜，四方事务没有滞留；君主高寿，国运大昌，周伯星便会出现，上天显示特别的福祥，确实符合圣明的时运。请求交付史馆，皇帝听从。六月，张知白以右正言任京东转运使，上奏此文。皇帝说：知白虽是谏官而身在外地，却陈述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懂得自己的职责了。特地下诏嘉奖晓谕。】上奏真宗，论接受天书；戚纶 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将接受天书。臣谨慎地考察史籍，历遍查考秘文，仰想帝王德行的广大宏伟，手握上天赋予的符命而君临天下，见到天人与君主相互感通，验证了神灵垂示的祥瑞。然而像如今这样明白昭著、光辉灿烂的情形，过去从未见过。伏惟陛下道德超过百王，功业高于古今二代，继承二圣的伟大事业，开创万世的宏大基业；孝行日益增进，恭敬谨慎之心从不懈怠，勤勉地推求治道，恭敬沉默地思考根本，以宽厚仁慈作为施政准则，以慈爱节俭显示固守自身的法宝。巍巍盛德无法形容，绵延不绝的善政实在难以比拟。周武王斋戒而希望看见丹书上的话，汉武帝举行郊祀祈祷而远远开启竹宫之拜；于是上天立即照鉴，祥瑞文书便到来，远远传下子孙后代的祥瑞，昭示君主临民的警戒。光明美好的天命，哪里是九龄之寿足以称述的？显赫的宏大福祥，七百年又怎能计算？臣有幸遇到盛世，得以看见嘉祥，作为太平时代的百姓，已经知道这是大幸；如今遇到世所罕见、前代未闻的事情，怎敢不再陈述意见？实在是因为过分忧虑，万一有所补益，也算是爱护君主。臣私下认为，流俗之人古今都一样，恐怕借托国家的嘉瑞，渐渐产生虚幻迷妄的狂妄图谋；有的假托神灵，有的伪造木石，妄称符瑞，广泛述说灾祥，以人鬼的妖妄言辞扰乱天书的真实法则。少君、栾大的事情，往往有过。伏望陛下端正守持上天所授的符命，凝定精神而坚持正道，参酌《内境》修身的要旨，取法五千言中治理天下的言论，建立皇极以统御人间，珍视太和以延长圣寿，仰面答报上天的恩赐，俯身惠及百姓。【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待制】上奏真宗，论群臣屡次奏报祥瑞；孙奭 臣听说五年一次巡狩，是《虞书》记载的常典；观察百姓、设置教化，是《羲易》的明文。难道一定要等到出现紫气黄云，才可以封禅泰山？一定要等到嘉禾异草出现，然后才巡视四方吗？如今竟把野雕、山鹿一并写入奏章，秋季干旱、冬天打雷也都一概称贺。若是想借此欺骗上天，上天不可欺骗；若是想借此愚弄百姓，百姓不可愚弄；若是想借此迷惑后世，后世一定不会相信。有识之士都在腹中非议、暗自讥笑。这是在上面玷污皇帝的明德，并不是小事。【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待制】上奏真宗，论天书；孙奭 臣恭敬地看到朱能这个人，是奸诈阴险的小人，偶然蒙受驱使，突然被封为侯伯，都是因为妄言祥瑞，而陛下又崇信他，以至于屈尊迎接跪拜，将所谓天书迎回秘殿供奉安置。朝廷内外的臣僚，直到普通百姓，无不痛心疾首，却不敢直言。臣之所以不顾死亡的罪罚，敢于进言，实在是因为蒙受国家恩德，想报答万分之一。是听取还是治罪，都在圣上裁断。从前汉代文成将军用帛书喂牛，假称牛腹中有奇书；杀牛查看，天子认出那是他的笔迹，便把他杀了。后来又有五利将军妄称方术，许多预言都不能兑现，因罪被杀。汉武帝能够诛杀文成、五利，前代史书称他有雄才。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起初凭方术突然得到宠信任用，一旦揭发他的奸诈，便在郑州处死；直到今天，民间仍传颂这是英明果断。唐明皇得到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胜》等物，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制造的；明皇不能公开杀戮他们，又被邪说吓住，自以为德行确实感动了上天，神灵一定会降福于自己。老君是圣人，假如确实降下言语，按理不应说妄言。如今考察《唐史》，自安史之乱以来，皇帝流离播迁，两京覆没，四海沸腾，难道是天下太平吗？

译明皇虽然仅仅得以回到宫阙，后来又被李辅国劫持迁往西内，最终饥饿而死，这难道是圣寿无疆、长生久视吗？明皇凭着聪睿明哲的资质，处在高明尊贵的位置，祸患接连到来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实在是因为在位多年，骄傲自大成为习性，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认为谏言不值得听；内心迷恋安逸常态，耳朵听惯了引导阿谀的话，又在宫内被宠妃迷惑，在外任用奸邪反复之人，委曲奉迎鬼神，过分崇信妖妄。今天说在阁上看见老君，明天又说在山中看见老君；大臣尸位素餐，只知迎合，正直之士畏惧威势而闭口不言。既然被旁门左道迷惑，政事纲纪便混乱，民心因此离散，渐渐无法振作。等到安禄山显露作乱的征兆，李辅国劫持迁徙，老君哪里肯替他统率军队，宝符又怎能排除祸难？自身危急、名声受辱，背负惭愧、包藏羞耻；大命既已倾覆，过去的功劳也一并丧失。如今朱能所做的事，很像王鉷等人的旧事。愿陛下远取汉武帝的雄才，近来效法先帝的英断，中间鉴戒明皇招致祸患的教训，或许灾害不生、祸乱不起，享有万世无边的福祉。【天禧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河阳；又说：上天既然不说话，怎么会有书？天下人都知道是朱能所为，唯独陛下一人不知道。】请求斩杀朱能以向天下谢罪。当时太子右谕德鲁宗道上奏大略说：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邪者受祸，不用言语而以事物显示教化。君主的政治合乎道理，上天就降福来报答；失去正道，就降下异常之象来警戒，又哪里需要有书呢？臣恐怕奸臣肆意虚诞，来迷惑圣上的听闻。上奏仁宗，论金芝；韩琦 臣近来听说西京、南京以及京畿所属各县派遣使者审决刑狱，金明池等处也设置斋醮。这一定是司历官陈述天象的变化，把它进献给皇上，使陛下内心敬畏谨慎、勤勉恳切到如此地步；即使古代先王因感悟而修身、整饬政事，也没有超过您的。臣去年中间不懂禁忌，曾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认为上天降下谴责告诫，只有增加修明德政才能消除祸患、招来福气。如果只是礼拜神灵、宽宥过错，然后举行祈禳和谢神，恐怕不是典籍所载消除灾祸的道理。前一篇奏章已经大致说明，不敢再烦琐叙述。如今又听说金芝生在化成殿的柱子上，便下诏让近臣都来观看这件嘉事。臣私下认为，《春秋》的记事原则是只记灾异，至于祥瑞则略去不记，难道不是因为君主阅览祥瑞文书便心意安逸，看到灾异征兆便内心恐惧吗？心意安逸，政治就会懈怠；内心恐惧，德行就会修养。圣人垂示训诫的深意，正是在这里。臣愚昧，伏望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特别重视上天的警戒，在政教之间思考尚未做到的地方，随着变化而作出应对，也如日食时修德、月食时修刑的道理一样。至于珍贵祥瑞和奇异瑞兆，即使是陛下仁圣所感，也希望您一天比一天谨慎，以‘即使有休祥也不把它当作休祥’为念。这样，上天降下恩赐，回应陛下敬畏上天的心意，百姓得到安适，逐渐沐浴陛下慈惠的恩泽，自然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时令调和、年岁丰收，长久得到上天以最大祥瑞相报，岂不是盛美吗？【景祐四年五月丙寅，有灵芝生在化成殿柱上，召近臣和宗室观看，并作御制《瑞芝诗》赐给宰臣王随等以下官员。】第二天，儒臣一同作诗歌颂献上。▯当时任右司谏，上奏此文。前一篇奏章见《灾异门》。上奏仁宗，论石龟；韩▯ 臣听说通利军上奏，卫县百姓得到一只石龟，龟上刻有符文，大略说：‘道士赵永昌在显庆元年作了预记，后来经过三百六十五年出现；当时有圣君治理天下，皇后刘氏应当有圣子继承帝位。’看它的文字鄙俗，本来不能上达而迷惑圣听。臣私下推算，从唐高宗显庆元年到本朝天禧四年，才正好达到三百六十五年，大概是当年伪造此物的人妄想求得恩宠，刻下了这些文字。后来恐怕事情败露，所以隐藏起来不说。直到今天又过了十八年，才被县民发现，这就已经与符文所说相违背了。陛下极其明察圣睿，本来已经洞见其虚妄；但既然又下令交给本地军资库收藏附存，便是尚未详察真伪，仍然表示要秘密收藏。臣恐怕朝廷内外听闻后，会造成欺诈逐渐滋长的先例。请求特降圣旨，下达本军，命知军当面毁弃此物，然后上奏完毕；这样才可使伪造祥瑞的端绪不再兴起，使众人的听闻不再疑惑。臣认为此事虽小，但关系体制重大，所以冒昧上言。【宝元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澧州瑞木；欧阳修 臣近来听说澧州进献瑞木，木上形成‘太平之道’四字。知州冯载本来是武人，不懂事体，便把它当作祥瑞来取媚朝廷。臣认为，前代所称的太平，必须是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逆尚未平定的祸患在前，北方敌人骄横悖逆、暗中潜伏的祸患在后；一个祸患还未减轻，另一个祸患已经萌发。再加上西边有泸戎，南边有湖岭，凡是与四方边界相连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事变。而且境内百姓困苦疲敝，盗贼纵横。前些日子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捉数百名盗贼，却不能一下子全部消灭，只能使他们暂时溃散，随后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已经死了，但达州的军贼又劫掠百姓一百人，还杀害使臣，其势力并不小。兴州又奏报有八九十人，州县人心惶惶，靠什么来维持和救济呢？依臣看来，这正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没有看见太平的征象。臣听说天道重视真实，向人显示不会欺骗。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只以今年以内的事实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经过天空，连续数月不灭，金星、木星相互遮掩，且接近端门。考察星占，这些都是天下将要兴起大战的征象。

译哪里有刚出现大兵将起的征象，又出现‘太平之道’四字的道理？一年之内，前后差异突然如此之大，难道不是星象排列于天，异常现象不会无故出现吗？凡是涉及警戒恐惧的事情，本来应当经常修养反省；而草木万类的变化无常，不可以作为凭据，否则就会渐渐产生懈怠。臣又想，如果木上的文字不是伪造，确实是天生的，那么其中也有深意。它的文字只说‘太平之道’，其中含义是可以推求的。自古帝王达到太平，都各自有其方法；得到这种方法就太平，失去这种方法就危乱。臣观察如今的情况，只看见失去治道，没有看见得到治道。愿陛下忧劳勤勉地处理万般事务，举用贤才、采纳善言，常常像近日这样，不生安逸享乐之心，那么两三年之间或许逐渐可以整顿治理。如果因为张海等前一批盗贼稍稍衰弱，便认为后来的盗贼不值得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便认为天下一定大丰收；看见北方敌人没有来，便认为一定没有事；看见西方盗贼派使通好，便认为可以停止用兵；只盼望太平而逐渐安逸，那么这块瑞木就只是误导人事的妖木罢了。臣看到今年曾经进献芝草的人，如今又进献瑞木，私下担心天下各地相互效仿，争相制造妖妄之物。所进献的瑞木，伏乞以后不要再向臣僚宣示；并请求迅速下诏天下州军，告知他们连年用兵，四海困弊，正是应当责备自己、忧劳国事的时候，凡是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一概不得进献，以此彰显圣德，感发激励臣民。【庆历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职谏院】上奏仁宗，论麒麟；齐唐 臣私下看到交趾进献的两头麒麟，从道路上传闻得知，画出了它们的形状，大体是牛的身体、象的耳朵、狗的脚、鱼的鳞。臣谨按《尔雅·释兽》说：‘麏，身体像獐，尾巴像牛，长一只角。’郭璞注说这是《春秋》所记载的所获之麟；又说：‘麠像大麃，尾巴像牛，长一只角’，就是汉武帝在雍地郊祭时所获的麟。又有说：‘驨像马，长一只角；没有角的叫麒’，就是元康年间九真郡所进献的兽。又唐高宗龙朔三年，麟出现在介山。又本朝太平兴国九年，岚州进献一只兽，长一只角，形似鹿而无斑，角端有肉，性情非常驯善，当时认为是祥麟，上表称贺。臣根据前代典籍来看，麒的形状像马，麟的形状像鹿。何况麟、凤是四灵，是国家的大瑞；天下称贺，青史也会详细记载。因此唐朝改元、汉代命名藏书阁，太平的祥瑞没有比这更大的。臣私下听说这兽很像与书史所记不同，关在槛车里，曾与大象相撞；它所吃的草木都是中原没有的东西。万一它不是祥麟，而是海外另有名称的异兽，那么朝廷恐怕就被蛮夷欺骗了。况且交趾以进献麒麟为名，私自携带的货物很多；经过各州县时，承担运送和供应差役的人动辄数千，一直到京师，民间花费不下百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岭南地区的百姓，按惯例都贫困弱小，只得典卖产业来供应公费。假如它符合瑞图、经过验证确实是圣朝的祥瑞，那么当然不怕劳累百姓，以成就一代盛事；如果果真不是祥瑞之物，难道可以用一个没有名称的怪兽来困扰一路百姓吗？伏惟陛下尊居帝位，统治将近四十年，焦心劳神处理万机，爱惜百姓，实在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休祥也不把它当作休祥。不要因为所役使的人事细小，就忘记周武王关于旅獒的警戒；不要因为安抚远方风俗，就忘记汉文帝拒绝进献千里马的言论。从前西汉因为有鹖雀飞入官署房舍，便把它当作瑞鸟；隋文帝喜好祥瑞，有野雀聚集在宫殿内，便因此改名仪鸾殿，受到当时人的嘲笑，也给史册留下羞耻。应当以这些事为鉴，确实仔细审察。伏乞陛下延请博学多识之臣，遍考瑞图所记载的内容，确实有符应之后，才可以进呈；事情果然不真，就应当罢免斥退有关人员，以减轻一方百姓的困弊。臣向来见闻少，缺乏广博知识；如果进言不被采用，便默默守住常职。假如一句话能有丝毫补益，一次举动能稍稍保全疲惫困苦的百姓，那么即使退而甘受鼎镬之刑，万死也不逃避。臣不胜惶恐，越职进言，俯伏等待获罪。【嘉祐二年，齐唐附在南雄州驿站上呈此奏，职务未详】上奏神宗，请求不要宣召进取瑞木；曾公亮等 臣等奉行所降到建州崇安县的文书，其中称草泽人士杨纬进状说：今年三月，他所居之处西面天空中有黄龙在昏暗幽冥之间蜿蜒，后来在它下面得到一块瑞木，形状像龙。到七月，风雨昏暗如同当初，又有飞龙腾跃，显现出木龙尾部、翅膀与足相连接的形状。画成图一面，请求宣召取来奉圣旨处理。可以命令福建转运使指挥建州，到杨纬家中索取他所说的木龙加以查看验明。如果确实不是伪造，且与图样相同，便派人携带它赶赴宫阙进呈，并将图样一并送下。臣等私下详察，南方山中的树木偶尔呈现鸟兽形状的很多，不足以视为奇异。臣等恭敬地看到真宗至道三年诏书中的条文，以刑罚清明、民俗富足为嘉祥，以年岁丰收、时令调和为上瑞。至于禽兽毛羽显现异状、草木仿佛显示灵异，岂是德行浅薄之人所能承受的，也不是前代圣人所取的。今后各州不得进献珍禽异兽以及各种瑞物。又看到仁宗庆历四年诏书说：各种珍禽奇兽及各种瑞物等不得进献。臣等希望践行历次诏令，不再宣召取用。【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昭文馆宰相】上奏徽宗，论皇帝临幸潜宫观看芝草；陈师锡 臣恭敬地听说，本月六日，皇帝驾临懿亲宅，蔡王在龙德宫的位置上观看芝草。圣人所居之处，有明神辅助，有德气覆盖，便显现为祥瑞，以表明休祥感应；确实应当劳驾万乘之尊垂视。臣看到祖宗曾下诏，规定有关官司不得奏报祥瑞，大概是担心治道尚未完备、德行尚未盛大；即使祥图瑞牒充满史馆，可以作为美事，最终却未必是善事。只有贤者在位、能者任职，才是朝廷的祥瑞；阴阳之气和谐，风雨按时而来，日月光明，星辰运行合度，才是天地的祥瑞；百谷顺利成熟，万民和睦快乐，才是郡县的祥瑞；四方夷族安定，五种兵器不被使用，才是边境的祥瑞。达到这四种祥瑞，只是仰赖陛下以道治理内心、以德施行政务罢了。内心以道治理，就会明智；政务以德施行，就会仁爱。因此能够感动人心，使天下和平，甘露降下、醴泉涌出、麒麟凤凰到来、朱草生长，不过是治理得当后的自然结果，是万物顺遂本性的表现。佞人却把这些说成祥瑞，用称颂把美名归于皇帝，以使帝王内心骄傲。祖宗正是因此加以告诫。臣愚昧狂妄，或许有一点小小补益，不顾斧钺诛杀的罪责，冒昧让圣上听闻，伏乞陛下在政事闲暇之时，曲加垂听。臣不胜拳拳恳切之至。【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三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七 宋赵汝愚编 天道门 灾异一 上奏太宗，应诏论火灾；田锡 【雍熙元年六月诏书说：朕凭着不敏锐、不明察的资质，处在万民之上的位置，早晚敬畏警惕，不敢懈怠荒废。依赖九庙积蓄的祥福和上天垂示的保佑，各项事务大体得到治理。到如今已经九年，而几天前在迅雷之中突然发生烈火，既延烧灾祸到正殿，大概也是上天向朕这个微末之身显示谴责。朕内心恐惧震惊，来不及安处。上天的警戒必定有原因，难道不是刑罚和赏赐有失误，处置事情不恰当吗？或许近臣有意遮蔽，使民情堵塞不通；赋税调发还没有做到均一，贤良之士有许多被埋没停滞。以上只要有一项，便是败坏政事纲纪。朕内心惕然，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内外群臣等，应当各自竭尽忠诚恳切之意，共同陈述正直意见，务必做到毫不隐瞒，朕将亲自阅览。】臣私下想到，臣的才智谋略赶不上古人，官职次序又惭愧地处在谏省，怎敢不经常思考如何补益报答，以答谢圣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臣到閤门上书，冒死陈述政事。陛下于是下御札，命令臣民直言进谏，又下敕书嘉奖臣敢于进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臣又再次上奏疏；奏疏虽已收入，却不知道直言是否已经上达，也不知道所求是否采用、是否施行。如今陛下有所因应，才渴望听到至当之言；有所作为，才急切等待直谏，并且归罪自责、警戒自身，修养德行更加更新。臣认为责任在近臣，而不在圣上自身；罪过在臣等，而不在陛下。近来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是因为诏制敕令施行时有不恰当之处，却没有人封还驳正，这是给事中的过错。给事中如果任用得人，诏制敕令又允许他们封还驳正，那么所下的敕令没有不恰当的，所施行的事情没有不精当的。事情无不精当，就可以垂留为典章制度；敕令无不恰当，就可以编成格式。哪里还会有朝令夕改的弊病？哪里还会有不精当、不合适的忧患呢？这就是臣所说责任在近臣而不在圣上的原因。臣又看到陛下有舍弃近处而谋求远方的事情，是因为言语行动所做的事不合最高道理，却没有人敢于进谏，这是左右拾遗、补阙的过错。如今拾遗、补阙都是侍从之臣，却不能在陛下左右；职责本应进献可行意见、纠正错误，却没有人上呈封章。从此国家举事有不合时宜之处，拾遗、补阙不敢进谏；朝廷法令有不合道理之处，拾遗、补阙不敢进言。时间一久，天下长期处于升平状态而混然一体，陛下便认为升平是自然得到的；近臣又借此助长陛下自夸功业的心情，日积月累，渐渐养成圣上骄自的性情，左边取悦、右边奉承，无不说成是圣明的谋略。所以陛下说一句话，他们便说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相比；做一件事，他们便说可以继承尧舜。陛下继承大位到现在已经九年，四方还没有安宁；万国虽然表面平静，但刑罚还没有完全施行得当，水旱灾害也没有完全调和。陛下说这是太平，谁敢不说是太平？陛下说这是最高的治理，谁敢不说是最高的治理？正想为百姓求福、报答上天的功德，在泰山举行祭祀、向上天施展礼仪时，人谋虽然能够成功，天意却没有顺从。宫禁中发生火灾，是要使英明的君主觉悟；诏书下达海内，于是布告给众人。近臣听到陛下感悟的话，难道不该警惕奋勉吗？谏官看到陛下忧劳勤政的诏书，谁不徘徊惶恐呢？所以臣说过错在近臣，不在圣上自身；罪过在谏官，不在陛下。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然而臣两次上疏，陛下都没有采用；如今臣身在外地，陛下把分担忧劳的责任交给臣，臣却庸庸碌碌地随从众人。臣忧虑政务旷废而无暇自处，惶惶然有志于事，想到自己未能进谏。如今幸好上天开启圣心，神灵辅助皇运，感动陛下虚心等待冒犯龙颜的劝谏，使陛下专心寻求逆耳之言。因此臣再次倾尽愚诚，重新陈述浅陋的见解。臣所说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试举一两件来说明：设置后不久便废除的，是农师；明令禁止却不严格执行的，是车服制度。臣所说陛下有舍近求远的事情，也试举一两件来说明：宰相不能任用人员，却让委员负责差遣；近臣专门承受责罚，却要求他们下令记录、封进章奏。从此章奏必然增多，听取采用的范围必然扩大。听取采用既然扩大，条文制度就必然繁多；条文制度繁多，依从执行的人就会减少。依从执行的人少了，就是法令不能施行；法令不能施行，就是因为规划安排不恰当。比如前年敕令下达，命令邻近州府互相差遣司理判官；到今年敕令下达，却又命令本州仍按旧例差置。又如前年敕令下达，规定征科官吏在期限以前办结，就给予越级升迁；超过期限没有办结，就应当降职罢黜。完全不考虑县邑有大小之分、税收有难易之别、土地有肥瘠不同、年岁有丰歉不等、风俗有勤惰各异、官吏有能否之别，却一概受期限约束，一律以升降作为决定标准。此后再没有听说限期以外欠缴者降一级官，限期以前办完者提升一人的事。这岂不是把它说成空话，向人显示朝廷缺乏信用吗？请求今后凡有奏议或陈述，望陛下明察审定，令大臣商议后施行。臣以为，臣下所说的叫作封章，陛下施行后便成为法令。法令可以简约，不可繁琐；制度可以长久，不可屡次变更。变动不定，是显明思虑不精；繁多难以遵行，是使人手足无措。《尚书》说：“治理臣下要简约。”又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才能成为王。”如今宰臣如果贤能，愿陛下信任并任用他；宰臣如果不贤，愿陛下选择可用之人来任用。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徒具官名的臣子而像对待普通人一样疑忌呢？百官如果能够胜任职务，愿陛下听取并任用他们；百官如果不能胜任，愿陛下衡量其才干后任用。为什么把他们当作凑数的官员，像对待闲散冗官一样对待呢？臣认为百职如果都能胜任，万事便会随之自行治理；百官如果不能修明职事，各项事务也会随之败坏。假如任用臣下却又疑忌，那么上下就不是一条心；既疑忌又任用，那么君臣就不能成为一体。为什么呢？疑忌能够产生诽谤，诽谤又能够产生疑忌。疑忌由诽谤产生，父子之道有时就会偶然损害慈爱孝敬；诽谤因疑忌而起，君臣之间有时就会变成怨恨责怪。魏文侯焚烧诽谤书，陛下本来应当知道。令狐楚有《辩谤论》，陛下也应当时常阅览。若能这样，便可以使臣下始终得到保全，使君上完全享有恩信，这才称得上君主是头首、臣下是股肱。【雍熙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补阙、知睦州。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七年十二月，两篇奏疏见《总议门》。】上奏太宗论彗星　　　　赵普

译臣昨天看到御批札子说：“关于彗星出现的谴责征兆，援引古今事例，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从早到晚，实在不得安宁。每每因为体恤寡妇、怜悯孤儿，卿等应当知道朕的心意。”又说：“千思万虑，也不能测知它的原因。”臣等恭敬捧读御笔，共同承受圣意，战战兢兢，惶恐畏惧，各自都感到难以胜任。其中老臣，罪过最深，身居宰辅重位三十年，却只惭愧自己徒然蒙受尘恩；面对千载难逢的明君，又将如何辅佐？错误地列居三台之首，惭愧没有一天的长处。自知治政之术疏漏遗失，哪里能免除妖星出现的谴责，扰动至尊的心怀？这全是臣下所造成的。都因为蒙蔽圣上的聪明，隐瞒民间疾苦，使受虐待者无从申诉，使苟且偷安者不敢指陈。众人虽然议论而且明知，奈何皇上的心意却无法测度。隐瞒蒙蔽的罪过，只有臣最多，甘愿等待严厉诛罚，仰首等候治罪。如今人心颇为郁结，天象仍有差错，诱发狂妄之人图谋作乱，产生丑陋敌虏侵犯边境的计策。天时人事都不同寻常，尤其是今年更应加倍防备。臣恭敬察知陛下刚知道妖异，亲自降下仁德诏谕，便想普遍施恩，优厚赏赐。发出这一句善言，必能增加万重福祥；全由于惠及万物的心意，必有使灾祸转变的希望。才过十来天，情况似乎已经有所改变。臣私下听说司天台中有人妄言邪说，严重迷惑圣明的听闻，冒昧说妖异正好应当使契丹灭亡。臣私下担心这些全是谄媚之辞，尚未辨明真伪，请求加以询问，务必查明实情。请求询问司天台中所有上述奏陈，究竟是依据哪部经典。臣现在把所依据的经典逐件进呈，恭请陛下亲自详细阅览，便可知道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臣听说五星、二十八宿，直到五岳、四渎，都位居中国，不在四夷之地。况且《尚书》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怎么可以说契丹的疆域不属于万方之数呢？臣如今虽已老迈，哪里是在窥测阴阳，只是将正理加以参详，又用前代书籍相互验证；三坟五典，必定可以作为依据。现在抄录五件旧事，谨慎分析如下。一、据《汉书·天文志》及其他书籍说：岁星在辰日出现于东方，运行迅速就看不见，运行迟缓就会变成妖星。石氏说：它会成为搀抢，成为天棓【“棓”音捧】。又说：彗星就是所谓扫星。它的本体像星，它的末端像扫帚。小的有几寸长，大的有时横贯天空。彗星形状像扫帚，也叫孛星。孛星有时像纷乱的棉絮，形状虽然不同，带来的灾殃却一样。它们都是逆乱、凶悖、异常的恶气所产生的。出现就象征战争、丧亡以及除旧布新的情形。没有大乱，必定有大战。天下共同谋乱，昏暗闭塞而不明，军队溃败、流血遍地，死人多如乱麻，哭声传遍天下，战争同时发生，四夷前来侵犯。余下的灾害还会造成水灾、旱灾、饥荒、疫病等凶恶之事，无法一一记载。又说：凡是天象发生变异，下方必定有灾殃。如同人的脏腑发生疾病，必先表现在脸色上。天象不会无故出现，只有圣人的德行可以消除灾异。一、据《左传》说：齐国出现彗星【只出现在齐国所对应的分野，其他诸国看不见】，齐侯派人举行禳祭【通过祭祀来消除灾异】。晏子说：“这样没有益处，只会取得欺骗之名【‘诬’就是欺骗】。天道不欺诈【‘谪’疑为‘謟’，意为欺诈】，不会有两种不同的命令，怎么能够禳除呢？况且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祭？如果德行污秽，禳祭又能损减什么？《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谨慎恭敬地侍奉上帝，从而承受许多福分。他的德行不违背天道，所以得到四方诸国。’【《诗·大雅》中‘翼翼’是恭敬的意思，‘聿’是述说的意思，‘回’是违背的意思。意思是文王的德行不违背天道人心，所以四方诸国归附他。】君主没有违背道德的行为，四方诸国将会归附，还忧虑什么彗星？《诗经》又说：‘我没有可以鉴戒的对象吗？夏后氏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因为动乱，百姓最终流离逃亡。’【这是逸诗，追溯鉴戒夏、商的灭亡，都是由于动乱。】如果德行违背正道而造成动乱，百姓将会流亡。巫祝史官所作的禳祭，不能有所补益。”齐侯听后很高兴，于是停止禳祭。后来齐国果然发生了田氏篡夺的灾祸【国家有污秽恶行，彗星不是禳祭能够消除的，只有圣德可以消除它】。一、据《晋书·天文志》：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日，荧惑星进入太微垣。又据《蜀志·先主传》：明帝问黄权：“天下三分、鼎足而立，哪一方是正统？”黄权回答：“应当验证天文现象，就可以知道。过去荧惑星守在心宿，而魏文帝去世，吴、蜀没有发生变故，这就是验证。”【当时魏文帝居于中国，蜀先主居于西川。】一、据《梁书》：梁武帝大通元年，荧惑星侵犯南斗星宿，梁武帝赤脚跑下殿去以压制灾异。这一年以后，北魏孝明帝去世，梁武帝叹息说：“索虏也应验了天道。”【当时北魏孝明帝居于中国，梁武帝居于江南。】一、据《唐书》说：唐高宗总章元年四月，五车星宿出现彗星，高宗避开正殿，减少平常膳食，命令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上密封奏章，极力陈说政事得失。许敬宗上奏说：“星虽有孛气，但光芒很小，这不是国家的灾患，不值得让圣上过度忧虑，请您临御正殿，恢复平常膳食。”高宗不听。许敬宗又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王师将要问罪，这是高丽即将灭亡的征兆。”高宗说：“我是万国之主，怎么能把过错推给小小的藩国呢？”二十天后彗星消失。【许敬宗这个人，本是谄媚奸佞之徒，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旨，赞成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并杀害长孙无忌。他不遵循正道，因此被任用为宰相；死后谥号定为‘谬’。】

译以上所述，臣如今查考旧事，通达于圣上，希望借助师法古人的文字，姑且验证顺应人情的说法。恭请陛下勤勉寻求治国之道，独自超越前代君王。虽然彗星显现妖异，但自然有皇天辅助圣德。臣所希望的是，除旧布新的事情请陛下亲自施行；使灾祸变为福祥，才是陛下已经拥有的福德。这样，商高宗因桑树、谷树生灾而施政，终于达到中兴；周武王拥有财物，也应当施行大规模赏赐。恭请陛下敬承上天的警戒，大大安慰百姓之情，明白施行宽广的恩典，更求保全长久的国运。世间万事，坏运与好运相随，祸福相依、盈亏交替，哪里能够永远固定？圣朝开国已经三十年，国家富足，兵力强盛，近古以来无可相比。各地僭伪政权都被驱除，没有一个国家不灭亡，没有一个人敢于抗敌。可以说是鞭挞天下、震慑华夷。若不是圣德神功，凭什么能够遇到这样的盛事？又听说事物忌讳过于盛大，前代圣王不愿放纵情欲。如今上天屡次显示差错，百姓还没有安泰，战争劳役哪里有结束的时候？即使贤明君主修养仁德，本意当然没有亏缺，但百姓有缺失而造作罪业，随着因缘，也有可能接近于招致天谴。倘若时运与圣贤相逢，却仍免不了尧时的洪水、商汤时的旱灾，那正是政治清明的时代。臣又私下听说陛下亲自看见星象，深深劳费帝王心神，因而更加积累感动上天的德行，思量施恩普及万物。由此可知，多难可以兴王，只是过去常有传闻；内心深忧可以启发圣明，正好在当今得到体现。可以说，什么福不能产生，什么灾不能消灭？臣如今还有真诚恳切的话想要传达给陛下，仍须当面详细陈说，不敢写在文字中。只恨言辞艰涩，气力衰弱，行走仍很困难，不能承受拜跪之礼。自从发病以来，经常有风痰涎沫之症，如果一口气不能接续，便担心连一句话也难以措置。想到这些处境，只有感伤。请求在闲暇时，恭请陛下稍稍赐下召见，使臣将细微情况全部奏闻。又因为臣自知长期负有过错，所以应当专门陈述请罪。臣以鄙陋之才错误地承受虚荣恩宠，既不能使君主安宁、百姓安定，又不能除去奸臣、消灭寇贼，徒然占据执掌国政的职位，忽然招来彗星这样的妖异，正对朝廷怀有羞耻，实在难以安居禄位。臣看到前代每逢天变，必先册免三公。如今遇到盛世，请求施行严明的法典，明确加以贬黜责罚，以激励忠良。【端拱二年七月，司天监说六月十八日彗星出现在积水星以西，光芒长五尺，运行掠过右摄提星，直到本月十九日隐没在西方。】太宗命令撤去音乐，避开正殿，进食素食，分别派遣使者前往各道，审理平决刑狱，广泛施行恩赦，以回应上天的警戒。赵普于八月上奏这篇奏疏，当时任太保兼侍中。】】上奏太宗论旱灾　　　　田锡 臣如今奉敕令，派在太一宫用青词文举行醮祭祈雨，私下以为时雨失期、旱情严重，圣上忧虑焦急。自秋天进入冬天，各寺观和庙宇虽然遍行祭祷，却没有明显得到感应。以至于陛下亲自降下车驾，亲临各庙寺观，由此可见仁君忧虑百姓的防虑、圣人爱护万物的心意。灾害流行，哪个时代没有？但国库和粮仓积储尚可用来防备意外。然而从今年以来，天上出现妖星，深秋发生雷震，接着又有旱灾，恐怕会造成饥荒。这实在是阴阳失调，调和安排颠倒：上位者侵犯下位者的职责，而洞察治理之理又不够；下位者知道上位者的过失，却没有能够规谏过失，所以形成这种灾异征兆，彰显上天的监察。有时是天文显示变异，有时是灾害之气产生妖异。昨天陛下因为上天降下谴告的文书，登楼施行赦免，仁德诏谕早晨发布，妖星晚上消失；上天虽然不说话，却明显显示感应回报，神灵幽暗之中赞助而迅速回应。如今粟、麦尚未播种，甘雨尚未降下，人心不安，农民的希望已经丧失；又听说小股盗贼聚散无常，百姓忧惧哀号十分严重。反常的暖阳已经在寒冷中失调，疾病于是产生于疫疠，百姓有的流亡，谷物必然飞涨；还依赖陛下的圣德和宗庙的庆灵，愚蠢的獯戎骚扰边境稍稍停息，蒙受恩惠的诸国纷纷前来进贡，彼此交好。否则人心一旦动摇，盗贼的计谋就会得逞；凭什么平息在湖泽中聚众弄兵的呼啸，凭什么抵御胡马南下放牧、奔突冲击？只是秋冬长久没有雪雨，这正是上天还想降下警戒，圣心想来也应当深思。难道刑狱拘系之中还有没有平允的地方，法令设置还如此烦琐苛刻吗？或许力役还没有全部予以怜悯和蠲免，或许奢侈靡费还没有完全节制。言路虽然已经开启，但敢于直谏的人未必都能一一得到听从。王道虽然施行，孤苦之人未必人人都能得到恩赐。或许刑罚、赏赐超过常理，或许喜怒不能合乎中正。采纳嘉言、接受忠谏，却被横议之言破坏；任用贤能、优待下属，或许还难以做到至诚。若是这样，即使陛下晚食而劳心，早起穿衣而忧虑，勤勉处理万事，也只足以劳累圣躬；即使小心谨慎，也还没有达到至高的教化。如今臣概括陈述大意，冒犯天威。《礼记》说：‘君王的话像蚕丝，发出以后就像丝带一样具有约束力。’《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命令发出就只应当执行。’如今朝廷所说的有时与此不同，谋划开始时稍有不够审慎，命令发布后便不惭愧地改来改去。由此可知，急速处理机要事务，难道不会有错误的施行吗？臣虽然愚昧，哪里敢逃避诛戮？臣既蒙受知遇，又怎能忍心辜负圣明？因此借此事上言，希望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恭请陛下因这次旱灾，再降诏书，引咎责躬，以回应上天警戒；增进德行、普施恩庆，以安定民心；蠲免减轻赋税徭役，简约科条禁令，搜求察访积压事务，擢用人才。选拔良将猛士，镇守一方，不要使贤能被贬斥而招致怨恨。朝廷大臣主持州郡，应当选拔廉洁能干之人；有的表彰勤劳，有的省察浮泛；振发粮仓、流通货物，以救济饿死者；提高价格收购储存，以备物资缺乏。对于蕃戎践踏之处、士民陷没死亡的人家，应哀悼死者、抚恤生者，怜悯他们余下的苦难，掩埋尸骨、设置祭奠，慰藉那些沉冤。乡里再次给予复除赋役，孤儿寡妇按情形优厚供给。赏赐节俭自奉，以符合礼制和谨慎安静的要求；使百姓休息，以安定边境。详细召集忠直敢谏之臣，询问研究灾祥的道理。消弭灾害、寻求治理之理，正在此时；把灾异变为祥瑞，正当今日。如果旱灾不止，歉收接连不断，盗贼聚集在芦苇蒲草之间，窥伺机会而行动，北狄趁着饥荒侵塞，以灾祸为忧患，那么国家的忧虑实在深重，朝廷的担忧也绝不浅薄。【端拱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　朱台符【咸平二年闰三月七日诏书说：朕处于九五之尊，托身于亿兆百姓之上，统治四海，忽然已经两年，忧劳于宵衣旰食，奉行祖宗的法度；实在不能感动上天，恩惠又没有普及百姓，年成不能丰收，气候仍然郁滞。将要经历炎热时节，却又接连造成旱灾。缓理狱讼、谨慎刑罚，虽是出于哀怜体恤，朕侧身思考过失，更加深切地怀有警惕恐惧。

译近来屡次降下诏书，大大开放进言之路，但其中颇多琐碎杂乱之言，不足以颁布施行。况且想到古代先哲君王，接纳狂妄浅陋的劝谏，采纳樵夫的意见，能够成就大业，达到至高的治理。告知你们这些簪绅士人以及隐居山林之人，你们一定能够辨别朝政的是非，察知下民的疾苦，不要心怀畏惧回避，应当尽情陈说，体察我不避讳的心意，符合这道务求施行的命令。从今以后都应当直言极谏，秘密上疏报告；不要崇尚虚浮文辞，应当直接写明所见。言论正确的，必定加以甄别赏赐；道理有欠缺的，也予以宽容。不要沿袭过去的风气，再谈那些鄙陋的事情。把这些话明白告知内外，使他们知道朕的心意。】臣恭敬地依据诏令，内外文武臣僚都可以直言极谏，秘密上疏报告。这是陛下敬畏上天，忧劳于各项政务，担心一物失所，使下情全部上达，扩大视听、深切求治的表现。臣虽不才，奉行明诏，承受德音，既有积蓄在心，岂敢闭口不言？臣听说皇天不偏爱亲近之人，王者没有私心；上下相互符合，如同回声和影子。若王政在下方有缺失，天谴就会在上方显现，这是自然的道理。臣恭敬地想，陛下接受先帝的顾命，承受兆民乐意推戴；大孝声名彰显，小心谨慎，举动都遵循礼法，不违背旧有章程，本来应当得到上天护佑，必然获得吉祥感应。然而陛下即位以来三年之内，彗星出现一次，时雨两次失期，难道不是凶恶之人还没有完全服从，政令还没有完全顺应天道，所以天上显示这种警戒吗？灾变到来，必定会以同类事物相应。因此彗星出现，是战争的象征；时雨失期，是恩泽还没有流布。怎么知道是这样？如今北方敌人还没有归顺，西羌制造事端，荆蛮有猖狂的寇乱，江浙有许多遭受饥荒的百姓；担心他们侵犯边境，变成盗贼，蜂拥蚁聚的人群，必须派兵讨伐平定；像鼠窃狗偷一样的小股人群，也使人劳于逮捕。这就是彗星出现的原因。陛下即位后，大规模赦免罪犯，临朝听政并广施恩惠，宽宥罪过、施行恩泽而惠及万物；然而还没有蠲免拖欠的租税，也没有允许实行减轻盐利等专卖利益的措施，山海物产的收益全都归于朝廷，酒税的富利也没有流入民间，百姓还没有完全享受恩泽，这就是时雨失期的原因。陛下应当深思这两件事的原因，设置防备来抵御它们，修明政事来消除灾异；否则就有值得忧虑的事情。琴瑟调和不好，必定要更换琴弦、重新调整。圣朝享有国运已经四十年，土地扩展一万里，经营不能说不久，统治不能说不广，但治理或许还没有达到完善，政事或许还有缺失。想来法术制度还有可以改易和重新调整的地方吧？臣虽不敏锐，还是冒昧分条奏陈此事，恭请陛下留意阅览。臣听说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农政的利益在于粮食多；军队是国家的命脉，军队的功效在于战斗取胜。这两件事关系国家存亡。如今的忧患，在于农民少而粮食不多，士兵多而作战没有取胜。农民少，田地就可能没有开垦；士兵多，军费常常不足，所以储蓄空虚而征敛繁急。民间财富全都归于国家，国家用度又全都投入军队，因此百姓困苦而国家贫穷。周公制定的制度，粮食积蓄可供九年之用；这就是尧、汤遭遇水旱而百姓不显饥色的原因。如今郡国缺少三个月的粮食，贫民没有吃完一年的粮食；庄稼一年不能成熟一次，就会有因饥饿而死的人。军队储粮连自身供给都不足，哪里有余暇赈济借贷？假如地方方圆一百里，每亩征收粟一斛，一年计算可得到粟五百四十万斛。如今京畿以内，方圆一百里的地方共有一百处，竟然还不能供应充足的军粮；而辛苦从江淮之间运输粮食，全年所得不过相当于一个方圆百里地方的出产。由此看来，可以知道农政没有修明。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诏令三事大臣辅佐天地、调和阴阳，使风雨不失时，水旱不发生；减少徭役以宽缓民力，劝导游荡懒惰的人增加农业人口；男子专心耕种田地，女子尽力从事蚕桑；播种必定收获，养蚕必定纺织。不出几年，自然会家有余粮，人人有多余衣服。贾谊说过：“积蓄粮食，是天下最大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用来作战就能胜利；使敌人归附、使远方来怀，哪里会有招而不来的人？”如今把百姓驱使归于农业，使他们都安居本土，让天下人各自靠劳动供养自己；从事末业和游手好闲的人转而归于南亩，人民就会安居乐业。这就是修明农政。国家养兵百万，士卒和战马精锐强健，兵器铠甲坚固锋利，可以说天下无敌。然而自从距马失律以来，夏廷违抗命令以后，军队的声威不再震动，朝廷谋划取胜也没有听闻，至今已经十二年，过去的耻辱还没有洗雪，是什么原因？是将帅不肯效命，而委任又不专一。士卒既骄纵懒惰，又不熟悉边境事务，也由此可以看出军政没有修明。将帅是君王的爪牙；登坛授钺，凿门推毂，边境以外的事务由将军裁决，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近代动辄互相牵制，不许将帅便宜行事；军队要靠出奇制胜，却受阵图节制；事情只应随机应变，却要按照诏命指示行止；勇敢无从施展，智谋无从运用，所以一行动就败逃。孙武说：“不知道军队可以前进，却命令前进；不知道军队可以后退，却命令后退，这叫作使军队陷于糜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臣愚昧地认为，有疑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疑忌；谨慎选择人选，专一委托任职；有功者用爵位宠荣，有罪者以斧钺威惩，明确显示刑赏，决定后一定执行，谁还敢不效命？古代井田制度下，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出外就作战，入内就耕种，每个人各自供给官府，不需要另外供养。

译如今农民不知道作战，战士不知道务农，分成两条道路，完全不能相互发挥作用。臣愚昧地认为，古制不能全部照搬，应当参验当今便利之处，取其中道而逐渐制定。况且江浙旧有义军，秦陇现有屯驻的强壮之人，可以就地取法，这件事是能够实行的。凭天下土地的富饶、士民的众多，各在郡县按情况设置义军，登记本户；免除其赋役，按时略加赏赐；有事时就近征发，无事时任其自行营养。陛下如果在王畿千里以内蓄养十万兵力来控制它们，天下谁敢动摇？州县本城也应随宜确定名额，超额者不许再招募，年老有病者全部放归休养。果真实行这套办法，天下军队就能减少大半。边境一带的人，禀赋如崆峒之民，擅长弓马，勇于战斗，大概是天性如此。处置办法如上所说，精心选拔有文武才略的人担任官吏来统领他们；仍以优厚利益招募愿意成为正规军的人，按各郡大小分别规定人数，以备守城；只在赵、魏之间少量屯驻王师，以防备其后方，这也足以减少戍卒的大半。又耕又战，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削减调发征敛的烦苛，免除飞挽运输的劳苦，这就是修明军政。臣愚昧地认为，不任用合适的人就无法安定边境；不能安定边境就无法减少军队；不能减少军队就无法节省费用；不能节省费用就无法宽缓百姓；不能宽缓百姓就无法实现治理。舍弃这几件事，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替陛下谋划。刺史、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那里有百姓，也有国家社稷，大概就是三代的诸侯。因此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吗？”光武帝也说：“郎官在朝廷上对应列宿，出任百里之地的长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受其祸害。”这正是因为重视他们。近来不任命刺史，只用知州代替；任用他们时，上至仆射、尚书，下至京官奉职，大多轻率接受任命，未必完全适合职任；权力不足以威服吏民，俸禄不足以惠及贫困，政事全都苟且，事务一味因循。想来是不是国家把刺史之职看作武夫的任职，又因为有支赐、公使费用以及奏荐僧尼等成例，认为事情重大困难，所以不愿授予合适的人呢？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文武朝官、各司使副官不下千余员，历代都不缺乏人才，难道没有奉行善政的官吏吗？只是还没有选拔任用他们罢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诏令执政大臣精确考察名实，明确举荐俊杰贤能，各以检校官身份出任刺史，但不得享有支赐、公使费用，也不得奏荐僧尼。县令则是子男爵所任的职位，是与百姓最为亲近的官。近来任命的县令，大多是冗散之徒；各司吏人分别占据大县，职位低微就不能洞察治理之理，俸禄微薄就很少有人能够保持廉洁，州县官职大多都是这种情况。想让他们竭尽诚意奉事上级、尽力安抚百姓，怎么可能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诏令有职位的官员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再命令铨司只按才能选拔；各司吏人不得任职大县，不得担任长吏。凡是州牧县宰，都应恢复俸禄户，增加他们每月收入，授给空闲土地作为职田，使他们的衣食足以养家，车服足以在众人面前显示身份；专一其任来劝勉成效，委托其权力来办理事务；逐渐尊崇教化，专心致力于劝课农桑。每年长期依据令文和考课之法，以户口增减、垦田多少确定优劣，进而黜陟升降。这样人民就会得到好处。简易，事务就不会烦扰；节俭，财物就会有余。如今设置机构过多，官吏密集分布于各县；差遣任命烦琐，使者络绎不绝于道路；仓廪俸禄的费用消耗，驿站券给的供应，哪里数得清？没有名目的赏赐、不急需的营造，也没有限度。土木建筑穷尽华丽，工艺技巧极尽淫靡，其他费用有许多方面，动辄计算到千万。所以除了两税以外，还把山海物产、酒税的利益全部取来，国家用度仍然不足。再加上教化还不十分明白，租赋还不十分均平，刑狱还不十分简约，藩篱屏障的依靠还不十分牢固，帷幄中的谋划还不十分完善；法令增加繁密条文，官吏却没有恻隐之实。其余违背道理、伤害正道、利用文书为自己营谋、不是为国家忠诚筹划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陛下应当赶快诏令询问大臣，把当世事务按照上述内容加以整治，如同沐浴梳洗、昏眩时针砭治疗，使各种制度端正，常道伦理有序，百姓安泰，社稷安定，上下协和，章程严明周密，建立皇极之道，奠定太平的基础。陛下坐在九重深宫，背靠斧扆，面向南方听断政事，端庄安坐而无为，让子孙承受遗留的谋划，使祖宗的大业更加光辉，岂不是美好吗？臣愚昧地认为，当今的急务没有比修明兵农之政、选择州牧县宰、节省军国费用、放宽对山海盐酒等专利的管禁、考察古制以实行正道、顺应时势而建立法令、改变权宜制度、制定长久防备更重要的了。陛下掌握统一天下的时运，居于万方尊位，号令必定施行，禁令必定举措，这几件事改变起来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传》说：“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借形势。”如今正是陛下建立圣功、兴起王道声势的时候。何况陛下亲自登上帝位，已经三年了。如今的天下，就是古代的天下；如今的人民，就是古代的人民。历代的事迹，简册都保存着。三王以前的时代太遥远而难以看见；魏、晋以下又鄙陋不足以数说。陛下自己看看当今的形势，比起汉、唐盛时怎么样？拥有土地就不可以说贫穷，拥有百姓就不可以说弱小。凭陛下神圣聪明的资质，凭天下如此广大，却还不能与汉、唐相提并论，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恭请陛下完成王业的艰难事业，掌握帝王宏远的基业，广泛颁布革新的政令，广泛求取没有隐瞒的言论。臣任职于宣扬风教之外，只凭管中窥天般的见识，哪里能窥见圣明高远？樵夫的言论，也希望列入陛下询问采纳的范围。臣又想到御札说：“言论正确的必定加以甄别赏赐，言论有欠缺的也予以宽容。”臣不顾忌讳，冒昧进献狂妄浅陋之言，道理确实有欠缺，幸望陛下宽容。【咸平二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京西转运副使。】上奏真宗论黄州老虎相斗、群鸡夜鸣、冬天打雷的异常现象。王禹偁

译臣有幸遇上昌盛的时代，惭愧地得以列名仕籍，何况身负替朝廷分忧的职任，哪里敢忘记报答俸禄的心意？凡是有所见闻，都应当论列上奏。然而言语关系灾异，事情涉及机密和时宜，如果不是一个不避讳的朝廷，就恐怕会触犯当时的忌讳。如今臣不避逆耳之言，用来表明不顾自身得失，仰望圣恩稍稍宽恕死罪。臣所在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长圻村有两只老虎夜间相斗，一只老虎死亡，被吃掉了将近一半。当时臣就想秘密上奏，恰逢銮驾北征；既然不是吉祥之事，也懒得让行在知道。臣只是防备盗贼，抚恤军民而已。又在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间，群鸡忽然鸣叫，直到现在仍不时在夜里鸣叫，没有停止。又在十月十三日，雷声从西北方响起，与盛夏没有不同。臣恭敬阅读《洪范五行传》以及《春秋》灾异、《史记·天官书》、《两汉书》五行志、天文志等，以此详细考校：老虎属于毛虫、五行属金，金失去本性，就会出现毛虫之妖异。又说老虎互相吞食的地方，当有大饥荒。鸡属于羽虫、五行属火，火失去本性，就会出现羽虫之妖异。又说鸡在夜里鸣叫，主兵革之事。古人听到鸡夜鸣便起舞，就是这个意思。雷就是震动，五行属木，木失去本性，就会出现冬雷之妖异。又说发出雷声的地方会有饥荒。这些都出自儒学，不属于禁书。但有的事情过数年后才应验，也有始终不应验的。关键在于臣下不隐瞒，帝王全都知道；有时修养德行来回应天意，有时设置防备来预防时局的灾难。所以《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逸乐。”《易经》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势的变化。”例如咸平元年彗星出现，吕端等人请臣撰写避位表，臣详细说彗星出现在虚宿、危宿，属于齐国分野，请求在青、齐之间设置防备，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吕端等人都认为是这样，却不知道后来作了什么处置。臣因为不在掌管言论的职位，不敢侵犯职权。去年胡虏侵犯边境，果然进入齐地，这是上天用天象告知人们，人们却不知道预先防备。吕端虽然已经去世，李沆以下的大臣都看见过臣的言论。如今黄州有这些灾异和征兆，不能像以前那样沉默；即使妖异不能胜过德行，终究也不会连累圣明，而遇到事情敢于进言，也略微表达了忠直。今 年庄稼小有收成，眼下没有忧患，但恐怕会在其他时候应验，所以应当预先制定处置办法。恭请陛下宽恕臣的笨拙直率，察知臣的愚诚，在淮甸之间预防饥荒。即使灾异最终没有应验，也总胜过遇到事情时没有防备。臣又想到，古代奉行善政的官吏，政治感动神灵：宋均任职时有猛虎渡江，臣这里却有老虎相互吞食；鲁恭任职时有雉鸡驯服于桑树下，臣这里却有群鸡夜鸣；百里嵩任职时甘雨随车而来，臣这里却有冬雷突然发生。这些都是臣教化人民没有成效、施行政令失调的表现，按通常刑法处理，也应当自我弹劾。又担心别人上奏，臣却有蒙昧蔽塞的过错，冒犯圣上的慈爱，实在承受不起僭越之罪。【咸平三年上奏，当时任知黄州。】上奏仁宗论水灾、旱灾、虫灾、螟害等异常现象　　刘随 臣听说天地各有定位，阴阳运行不息，二气达到和谐，万物由此获得开始。上天不说话，不能自行治理，于是产生圣人来治理天下。圣人地位至尊，也不能独自治理，于是寻求贤能明智之人来辅佐。假如圣人以诚信驾驭臣下，贤臣尽忠侍奉君上，刑罚与罪行相当，爵位赏赐与功劳相合，赋税徭役公平，暴虐横行不发生，天地之间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没有一件物失去其所，那么和谐之气就会形成丰年、祥瑞、安宁和长寿。若刑罚不当罪，赏赐不当功，劳役不合时宜，赋税征敛繁重，君子处于下位而没有被进用，小人位居上位而没有被斥退，侵害破坏纲纪，怨恨诽谤同时兴起，其中有一项，就足以伤害和气。气如果错乱乖戾，就会形成凶年、水旱、灾害、疾病和疫病。自古以来一向如此，严重时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立即相应。如今两宫圣明，信任大臣，一天处理万机，早起晚睡、勤于政务；刑罚必定审慎，恩惠没有偏私，本应年年丰收、万物不生疾病。然而去年发生大水，水势包围山陵，居民被淹没，庄稼受到损害。今年整个夏季，时雨严重失期，旱苗将要枯干，晚田还没有播种。又听说磁州发生大水，损坏城池，并且知道河北数州有虫蝗作害。错乱乖戾到这种程度，必定有它的原因。臣私下担心执政大臣处置事务失当，在迁调任免之际或许违背至公之道，在听取接受意见时或许容纳进献谄媚之言；或许崇尚不急迫的事务，或许放纵诡诈随从的情态；因循沉默而自求安稳，想方设法掩饰缝补，却反而有所差错。又担心凡是涉及百官职守的事情，因循拖延、遇事依违；或公然接受请托，侵夺剥削甚至涉及细小之处；喜怒取决于亲爱憎恶；刑狱之中不免有冤屈，赋役之内难道全都公平吗？又担心各路使者车马和州郡守长，放纵侵吞民财的官吏，刻剥下民；听信狡猾的胥吏，颠倒事实。或者转运、折变有所不均，或者摊派科索不依据当地出产；把容纳奸邪当作大体，把受人欺骗当作好人。贪污泛滥之徒善于逢迎而没有过失，清廉之士却因疏于奉承而招致嫌疑。于是相互掩盖瑕疵，指称为和睦；用巧言诡诈，把他们看作能干的官员。询问查求官吏的善恶，反而违背了审察事实。因此纲纪失去秩序，冤屈申诉不能伸张。这样的人十之常有五六，积累这些郁结，就会损伤至和之气，水旱、虫灾、螟害大概因此发生。臣天性愚昧，充任谏官，参照考校古书，比拟当今事务，冒昧上达圣听，私下实在又惶恐又战栗。恳请将臣这些话传示两府，查究同类事务，何必吝惜改正？拾取遗漏、补正缺失，是臣的职责。【天圣五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星象变异　　　　刘随

译臣听说，天上形成星象，地上形成形体。上自帝王，下至辅相，治理万物，都能感应天文。因此政教在下方紊乱，星辰运行的位置便在上方发生变化。自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不敢私自放纵，是因为敬畏天命。如果政事有过失却不改正，上天降下警戒却不畏惧，这是走向危亡的道路。近来天象发生变异，使群情惊骇；避开正殿、曲赦罪犯，深合古代典制。臣虽不懂星纬之术，但广泛看过史书的有关文字，知道天上出现谴责，是为了警戒人主。恭敬地想，两宫临御至今已经七年，礼遇大臣，延请接纳正直明亮之士；即使触犯君主威严、冒犯忌讳，也从未因此加罪；花言巧语、作出讨好脸色的人，必定察知其非。陛下恭敬节俭、仁慈宽厚，举动都遵循典章礼法，因此上下没有壅塞，华夷安定，听不到政事缺失，那么过咎究竟在哪里？臣日夜思虑，怀疑有两点。切实担心邪佞小人急于谋求富贵，只是由于资历声望还没有得到升迁，便暗中结交奸雄，秘密互相勾结，谋划倾陷正直之士，希望在圣明时代得到进用。他们不考虑扰乱、败坏国家，只图使自身荣显通达；凶恶之念稍有萌动，也会惊动星辰。前代史书称太白星侵食某星、白虹贯日，都是古人精心思虑、秘密谋划的验证。只希望圣上深加审察，使邪恶的谋略不能侵入，灾异自然消除。还想到三位圣帝在天之灵，子孙众多繁衍，除了定王以外，封册尚未施行，他们混杂在普通官员之间，位次还在驸马之下。北方使者每次到来，便没有什么可以显示威仪给远方的。圣祖留下的谋略，实在是想使皇族本支繁盛；但因循日久，尚未举行应有的典礼，百官对此本来就有叹息。三位圣帝难道会毫无感触吗？伏望圣上在皇族中选拔贤明之人，依照唐朝旧例，封嗣王、郡王三五人，以符合祖宗的意旨，巩固磐石般的根基。其次选用大臣，也必须依据公议。古人向卿士询问，谋划还要征求庶民意见，这是慎重到了极点。至于才高而职位低下、众人公认应当任用，或者按惯例本应升迁、却长期没有升擢奖赏的人，也请下令两府，依次举行升擢。过去宋景公听从善言，妖星便退去；商汤自我责备，便化为丰年。何况太后圣明，皇帝仁慈俭朴，上天降下的变异，不值得忧虑。臣的职责在谏院，实在没有才器见识，仍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不避触犯天威之罪。贴黄：臣听说唐尧极其圣明时，朝廷中仍有四凶，直到大舜继承圣明之统，才把他们诛杀放逐。由此可知，小人与君子自古以来总是同时存在。君子多，小人就衰退，天下便安治；小人多，君子就衰退，天下便危险。自古以来，离乱的时代多，太平的时代少，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因为奸佞的话很像忠言，谋求自身利益的计策又很巧妙，所以小人往往得到进用；直言正色，却为邪佞所憎恶，所以君子多遭遇谗毁。这就是邪正各不相同，因而彼此憎恨。若在防察禁制方面有所疏失，事情就会渐渐难以挽回，所以古书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今两宫圣明，君子之道得以施行，小人的心愿都不能实现，便多方求取进身之路，有的接受财物，替奸邪之人作保证，向上蒙蔽圣听。伏乞圣上特别加以防察。【天圣六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玉清宫火灾　苏舜钦 臣听说有气节的人不躲避斧钺之刑而进谏，贤明的君主不忌讳自己的过失而采纳忠言。因此，心中有疑惧的人一定会向上陈述，先前积蓄的冤屈也不会只藏在腹中而暗自诽谤，于是上下的情意不会郁结，教令发布后也会愉快地得到响应。然而，提出意见的困难，不如容纳意见困难；容纳意见的困难，又不如实行意见困难。若能做到有人进言就一定容纳，容纳了就一定实行，这样的君主就是以求天下大治为志、可比三代圣迹的君主。愿陛下留意。臣看到今年从春天到夏天，连绵阴雨、天色阴暗，从未稍有停息，农田遭受灾害的几乎十之有九，百姓哀号，如同陷于水患之中。臣认为，这是近臣居要位而失职、政令多有偏邪、赏罚不公所招致的。上天降灾，是想使陛下觉悟；陛下反而认为这是刑狱过滥、冤屈造成的，于是大赦天下来挽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刑狱滥冤反而更加严重。古代清理久留的案件、审断积滞的诉讼，以使水旱灾害平息，从未听说使用赦令。所以下赦以后，阴霾直到现在仍未消散。前代记载说：冤屈积累便产生阴气，阴气积累便产生阳气，阳气产生就会出现火灾。乖戾之气发泄在玉清宫，雷雨交杂而下，烈火四处燃起，层层楼阁顷刻之间全部烧尽。这实在不是防备御火不慎，而是上天深切的警戒。陛下应当降服、减少膳食、避居正寝，责备自己、归罪于己，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不急需的工程，救助失职而受害的百姓。辅弼大臣中不能有益于国家体制的，应当罢免；在身边窃取和玩弄威权的人，也应当罢免。专心思考政令刑法的过失，虚心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或许可以改变灾祸来回应上天的心意。事情已经过去数日，仍没有听见这样的告谕，私下听说陛下将要计算工役，再谋划兴建修缮。京城里的人听到后惊骇疑惑，往往聚集议论，都说不合适，并且说：章圣皇帝勤俭十多年，天下富足，府库财物充盈得无处贮藏，于是修建了这座宫殿；等工程完成，天下却因此耗竭。陛下即位还不到十年，连年遭遇水涝，虽然征收的赋税都已入库，百姓却已经十分困乏。若大兴土木，费用将无穷无尽，财赋耗费于宫廷之内，征发劳役使百姓疲劳；内耗下劳，还凭什么救济国家呢？何况天降灾害却违背天意而行，这是要与上天抗争、毫无反省自身之意；违逆上天是不祥的，今后自身又怎能承担得了？想要祈求上天厚重的赐福，难道能够得到吗？难道是上天谴责警告而陛下没有觉悟吗？难道是明知如此却故意去做吗？难道是想重新建造宫殿，以祈求上天保佑吗？

译臣不能不反复思量。如今替陛下筹划，没有比招来吉士、斥去佞人，暂且致力于修养德行、勤求至治，使百姓衣食充足并宽减他们的赋税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就可以答谢上天的心意，百姓的心情也会安定。贤明的君主看见变异，能够修明治道来消除凶乱；君主若没有符合天道的作为，上天就会降下谴责警告。如今幸而有上天显现的变异，这正是陛下修明治道的时日，怎么可以忽视呢？过去汉宣帝本始三年，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宣帝下诏说：“近来火灾降临到孝武皇帝的园馆，朕战栗恐惧，不能明察这一变异，罪过在朕自身。群臣百官又不肯极力陈说朕的过失，以至于此，朕还将从什么地方得到觉悟呢？”茂陵尚且比不上京城，白鹤馆尚且比不上这座宫殿；汉宣帝还向四方下诏，寻求自己的过失，由此可知古代帝王急于求治到了这种程度。火势不应向上燃烧而反向上焚烧的惩罚，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臣谨按前汉《五行志》说：“贤人与奸佞分别，任用官员各有次序，遵循旧有法章，礼遇并重视功勋，这样火就能保持正常的性质。若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夸耀虚伪，进谗者和邪恶势力昌盛，邪胜过正，火就失去正常的性质。”从上方降下，直到火势泛滥而无故燃起，焚烧宗庙、烧毁宫室，即使兴兵救火也不能扑灭。所以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成公听信三桓子孙的谗言、应验了驱逐父亲旧臣之事。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宋公听信谗言、驱逐大夫华弱而使他逃奔鲁国的应验。如今宫殿发生火灾，难道也有这样的原因吗？愿陛下恭敬静默，从内心反省；反省后已经知道原因，愿陛下悔过并追究改正，停止再次建造所造成的劳役，实行古代先王的典法。这不只是使祖宗基业大为光耀，也是天下最大的幸事。臣愚昧妄诞的言论，对国家体制连万分之一的补益也没有；陛下如果容纳并实行，三代两汉的风气，转眼之间就可以恢复。【天圣七年六月丁未，雷雨大作，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宫中共有二千六百一十楹，只有长生崇寿殿保存下来。第二天，太后面对辅臣哭泣说：“先帝建成这座宫殿，一场火几乎全部烧光，只幸存一两座小殿罢了。”枢密副使范雍估计太后有再次兴修的意思，于是直言说：“不如让它全部烧尽。”太后追问原因，范雍说：“先朝因此耗尽天下的力量，突然化为灰烬，并非人力所能预料。如果因还有残存部分，又要加以修缮，那么百姓将不堪承受，这不是用来敬畏上天警戒的办法。”宰相王曾、吕夷简也帮助范雍进言，吕夷简还分别援引《洪范》的灾异之说进行劝谏，太后默然不语。苏舜钦当时二十一岁，任太庙斋郎，呈上了这篇奏疏。《宋名臣奏议》第三十七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三十八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天道类 灾异二 上奏仁宗，论火灾、地震　韩琦 臣听说，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能只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作为，不能只靠文辞。这是先儒的正直议论。所以宋景公因荧惑星守心宿，不忍把灾祸归罪于臣民，子韦称赞说君主有至高的德行，荧惑星一定会退后三舍；这就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的成效。唐明皇因太阳亏蚀，全部下令赦免徒隶之人，宋璟认为应当以至诚感动上天，而不在于频繁颁下恩德诏书；这就是以文辞回应上天的弊病。典籍记载的前代事例十分详尽，臣不敢烦琐陈述，只粗略举出这些。臣看到近来兴国寺发生火灾，延烧到开先祖殿，不超过几刻钟，只剩下灰烬。臣观察天象，或许是人间失去常道，已经显现出来，因而导致上天的灾害接踵发生，二者如同形影和回声相随，料想并非徒然。当时臣认为，陛下应当虚心安静以求正直之言，侧身反省以修治各项政务；有功就赏，断绝侥幸求进的道路；有罪就罚，清除奸邪的根源；分辨表彰贤能与愚劣，节省财用，抑制宴饮私娱过度的享乐，停止不急需的营造，审决案件使之不致滥刑，发布命令后必定实行。这样才是思念祖业的艰难，回应上天警告使人觉悟。可是陛下眷顾三京而大行赦宥，奔走群臣的愿望以竭尽祈祷祝告，从宫禁之内到宫观寺院之外，全都设置斋醮，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如今北方数郡接连发生地震，朝廷听闻后立即派遣使者到崇法寺举行供奉。何况这里靠近边塞，俯临异国，难道没有间谍之人吗？往来举行祈祷禳灾之事，只会显露出自己恐惧，有人还会讥笑其荒诞无据。陛下恭敬顺应皇天的诚意，可以说已经很深了；但对于消除灾祸的方法，仍然没有做到。放宽刑网来赦免顽劣悖逆之民，损耗国库财物来供养游惰的僧道，想借此召来大福、感动神灵之心，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向前，到处扬汤却想止住沸腾，毫无益处的结果确实显而易见。臣如果隐瞒实情、爱惜自身，不能献出忠言竭尽陈说，使陛下总是只用礼仪让僧道荐献牲币，却把它当作修德除患的根本，那么臣岂不是辜负了陛下因惧怕灾害而思考政事的心意吗？臣谨按《五行传》说：“火属于南方，是发扬光辉、显示光明的东西。对于君王来说，面向南方、向着光明治理天下，贤人与奸佞分明，任官有序，遵循旧章，爱惜并重视功勋，火就保持正常性质。若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谗人和邪恶势力昌盛，邪胜于正，火就失去正常性质。从上而下，便会有泛滥的火灾无端发生，焚烧宗庙、烧毁宫馆，即使兴师动众也不能救止。”这就是臣先前所说应当辨别贤能与谄佞、明确赏罚、谨慎命令、戒除奢侈逸乐的依据。哪有像这样流布教化、振兴政事，而上天却不降福的呢？况且地震，解释者认为天属阳，地属阴，阳象征君主，阴象征臣下；君主应当转动施行，臣下应当安静守职。如今却是女宠干预政事、臣下专擅政权的应验。这正是要整饬后宫，接受并遵循教令，告诫臣邻，奉行法令来应对这种变异。夷狄也是中原的阴类。如今地震发生在北方，恐怕上天正在不懈地谴责警告，让陛下思考边防可能带来的祸患吧？也希望从今以后务必严格督励守边之臣，秘密修整军备，慎重选择有才略的将帅，全部去除懦弱之士，明确军法以整顿骄纵懒惰的士卒，充实仓廪以增加储备。有人说：如今夷狄严守盟誓约定，奉事朝廷也有礼节，起初没有嫌隙，必定不会骚扰，不可无端生事而使戎人疑惧。这样说，是替陛下减轻日夜忧劳，可以；但从国家大计来说，却是疏忽。臣的言辞狂妄鄙陋，不懂避忌，倘若陛下在听断政事的间隙稍加阅览，采纳实行，能够略微帮助万分之一，臣即使退身受斧钺之刑，死也没有遗憾。【景祐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仁宗，论星象变异　韩琦 臣近来私下听说星象变异多次出现，便进献了愚昧的见解，详细说明禳灾谢过的道理，几乎将近一百天，陛下没有因这些妄言降罪，说明陛下知道臣所陈述的出发点在于朴实忠诚，而不是迷惑圣上、喜好讥刺。然而臣的意见还有没有说尽之处，想再竭尽愚诚，或许能使陛下万一有所觉悟。臣近日又听说大庆殿及各处重新设置道场，并分派中使遍往名山福地，以致诚心祈祷。臣认为陛下是俯从通常礼制，不得已才这样做，这也算是通晓寅亮天意的深旨。臣私下认为，上天显现妖异天象、地上出现灾异，前代君主看到后受到感动和警悟，把祈禳之法作为办法，往往就彻底停止音乐、减少膳食，修养德行、整治刑法；严重时甚至下诏寻求正直之言，侧身反省以避开正寝，因此上天的意旨和顺，能够转祸为福。臣希望陛下效法实行，又恐怕今后宫中或有宴饮之事，希望比平常稍加节制；这不只是仰承上天的警戒，实际上也是使圣体安宁。臣下之所以冒死进言，正是为了这个。况且大庆殿是国家的路寝、朝廷的法宫，陛下不是举行大礼、穿着法服，未曾到那里临御；臣下不是在大庆殿朝见，也不能到庭。怎么能容许僧道等凡庸之人接连日月在上面喧闹混杂？这并不是所谓端正法度、尊崇威神。过去唐高宗为皇太子举行冠礼，命妇在宣政殿设宴，博士袁利进谏说：“前殿是正寝，不是命妇宴会的地方。希望请命妇在别的殿举行，自然可以充分表达皇帝的恩宠私情。”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命令改到麟德殿。臣也希望今后凡是设置道场、举行醮仪之类的事情，都安排在别处。臣亲逢陛下求取谏言的朝代，又处在可以进言的职位，理应把意见全部说出，思考报答陛下。愿陛下特别收敛天威，详细采纳，天下幸甚。【景祐四年十二月上奏】上奏仁宗，论星象变异、地震以及冬季没有积雪　韩琦

译臣十多天前私下听说民间传言星宿运行显示变异，京师也曾出现地震的异常，又听说朝廷设置道场。臣自从忝居谏职，多次因灾变陈述政事，以为陛下大略记得臣的话，所以迟延数日，不敢再献愚见。近来又听说河东忻州地震连续多日，大量毁坏官私房舍，伤害百姓性命。臣担心陛下近年来颇多灾异，却把它们当作平常事来对待，只举行斋醮道场而已。因此不敢不发言，再思考补益之策。臣听说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上天一定会报应；用德行胜过妖异，妖异自然会平息。如今上天频频显现谴责，是为了感动陛下，大概想让陛下看到变异而恐惧，增加修养德政，于是转祸为福，难道会无故显现吗？如果陛下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验证，不思考其中警戒觉悟的道理，或者上天厌倦而且发怒，就会默默地降下灾祸。如今星宿运行的次序发生变化，懂星象的人一定会详细说明其中的事情；至于地震的道理，考察旧史可知，这是大臣专权、后宫干政，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的应验。如今朝廷一切政事都由政府决定，陛下虽然知道是非，却不亲自作出裁断，这也是大臣专权的应验。后宫的事情，外臣无法知道，也希望陛下不要让其势力过盛，以回应天变。臣希望陛下每次看到灾异，先详细考察其中的道理来应对，然后反省自身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地方，思考政事还有哪些没有做到的地方。崇尚俭约来训导九族，使纯正德行影响天下；节制宴饮游乐来谨慎处理万机，使勤于政事成为天下的表率，这也是修身的大要。辅弼大臣任用得人，各项事务就会有条理；赏罚得当，赏罚二柄就会归于君上；边疆广泛做好防备，将帅选择有才能的人，这也是修政的大要。陛下如果抓住这些要领实行，上天难道还会降福却造成灾害吗？何况陛下的首相长期患病，高卧在私宅，按礼上表，却没有坚决退职的意思；安于俸禄、固守职位，对上不能分担圣上的忧劳，对下不畏惧人的议论。假如病愈出任政事，那么中书省的事务一定更加没有伦理纲常，大概正是因为他才短识暗。陛下难道不考虑求得贤才来代替他，使纪纲得到整顿？这也是禳灾谢过的一种办法。又从今冬以来还没有积雪，十天半月之间就将进入春季，不仅已经显出旱情，还恐怕人民会发生疫病。希望陛下亲自虔诚祈祷，或许能得到吉祥的回应。如今满朝之人都把不发言当作有利，没有一个人为陛下恳切直言。臣不是不知道直言会招致祸患，只是不愿因受选任之恩而与众人碌碌雷同，所以冒死逐条陈述，不顾鼎镬之刑，只希望陛下略加采纳臣的狂言。这样做，天下就幸甚了。【景祐四年十二月，忻州、代州、并州上报地震，房屋倒塌，压死官民。忻州死亡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受伤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牲畜死亡五万多头。代州死亡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亡一千八百九十人。此后河东地震连年不止，有时地面震裂，泉水涌出；有时火焰冒出，形状像黑沙。一天震动四五次，百姓都住在露天。韩琦上了这篇奏疏。】上奏仁宗，论并州、忻州地震　庞籍 臣听说，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能靠文辞；感动人心要靠行为，不能靠言语。这样才能使天意顺应感通，使人心喜悦响应。伏想陛下具有仁圣的最高德行，继承历代积累的吉庆根基，和美之气相应而来，文治武功并用，边疆没有惊扰，年年粮食丰收。然而从秋冬以来，雷声、降雪失时，流星出现异象，如今又发生地震，并州、忻州一带伤亡人民，实在令人惊骇。推究上天警戒的根源，必定有其原因。以陛下恭敬勤勉、敬畏上天，举动都遵循法度，本来不应招致灾祸；臣私下思考，恐怕是时政有所差错，民情有所壅塞蒙蔽。要想回应上天、感动百姓，就必须寻求实际并笃实行事，关键正在陛下和执政大臣共同努力实行。努力实行的办法，没有比先端正纲纪更重要的了。恭敬地想到祖宗留下的事业，典章刑法都具备，守住而不要失掉，就可以达到至治。若要对外统制四海，首先必须从京师做起。因此三位圣帝以来，因事立制，各部门事务都有明确的条敕，用来禁止逾越、堵塞侥幸之门。近来有时因一时的成例而破坏它，有时因臣下营求私利而废弃它；法令既然动摇，政事便可能毁坏紊乱，想再整齐各部门、作天下的规范，就困难了。所以关键在于执政大臣能够持守。能够持守，关键在于以身作则约束别人，先国后家，把求贤作为急务，把子孙的打算放在末位。至公之道一旦确立，谁还敢谋求私利？然后才可以守住统一的法令，使人不能逾越，堵塞私下请托的道路，杜绝侥幸。施恩必须公平，不能因权势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惩罚罪行必须恰当，不能以宽惠奸人为宽容国法。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实行起来罢了。至于前代因天地灾异，没有不广泛探求其中道理并设法消除的；下诏责罪于己，开通直言之路，使下情畅通，那么上天之理也会顺遂。这正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却没有听说朝廷实行这些，恐怕只是采用佛道斋醮的文辞，那是没有益处的。臣出身孤寒，才疏识浅，上承赖陛下如天地父母般的恩德，得以站在忠义之地，敢冒犯天威，贸然陈述愚诚，也是犬马之心想要报答恩德。希望陛下怜悯并察看。【景祐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众星流散、月亮进入南斗　韩琦 臣私下听说，近日司天监上奏说观测到众星流散，又奏报月亮进入南斗中。臣身在谏官行列，从传闻中得知此事，不敢隐瞒实情、爱惜自身而默坐其位，实在愿意竭尽愚昧的见解，以求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听说人事在下方失误，天变便在上方发生；只有圣明的君主看见后受到感悟，责备自身、修养德行，才可以消除祸患、迎来福气，正如影随形、回声应声那样迅速。可是朝廷自去年秋天起，荧惑星运行失常，直到太平兴国寺发生火灾，才下令疏通审理拘系的囚犯，从大庆殿到各寺观，召集僧道，作为禳灾谢过的办法；继而发生地震，北方各郡又派使者兴建道场。近来又听说太阴运行失常，再下诏在金明池等处减免、降等罪人的刑罚，也设置斋醮。臣多次上密奏，极力说明这些没有益处，只希望平庸妄诞的说法能稍稍开启圣上的聪明。上个月中，杭州又奏报有大风雨，官署和民舍全被毁坏，又有人向陛下献策，于是下敕令本郡崇奉佛事来禳解。外地有见识的人一定会讥笑。陛下如果认为灾异屡次出现，不是政教有失，只要耗尽钱财供养僧道、放宽禁令赦免罪恶，就叫作可以答复上天警戒、感动神灵之心，那么今天的灾异又是从哪里招来的呢？

译如今上天的谴责警告如此殷切而不停，难道不是陛下还没有通晓其中警戒觉悟的意思吗？赦免之事，前代贤者认为是偏枯的做法，不是圣明时代应当实行的。假如实行了，小人得到幸运而君子反而不幸。况且金银钱帛出自百姓的膏血，取来供国家使用尚且应当节省，更何况白白耗费来资助游惰的僧道呢？凭陛下的聪明睿智，想来早已知道这样做不可；如今若再举行禳灾之术，重新沿袭以前的弊病，只会误导陛下。臣不敢妄自推究星辰纬度，只取前史所载，陈述其中端绪。月是太阴的精气，象征刑罚；列于朝廷的诸侯、大臣，也是它所象征的对象。因此大臣专权、兵刑失当时，月亮运行便忽南忽北。南斗是丞相、太宰的位置，主管褒奖贤能、进用士人、选授爵禄。如果小流星有数百颗，向四面运行，便是百姓流离迁徙的征象。如今上天所警戒的，恐怕是宰辅所承担的职责没有符合圣心，褒奖贤能、授予禄位也失当，所以太阴以惩罚南斗来作出回应。代替上天主持政务的宰辅没有符合圣心，政教就会逐渐败坏；政教逐渐败坏，阴阳就会失去调和；阴阳失调，水旱灾害就会改变时令而来；水旱失时，百姓流离的祸患也会随之发生。汉代史书说：“宰相向上辅佐天子，调和治理阴阳。”《戴记》说：“近臣守持和谐。”这是说近臣调和君主的政事。如今听说政府议事很不和谐，彼此坚持己见，有时甚至互相违逆。比如近来裁断一件重大的刑名案件，这本来只是有关部门的事务，却又另降圣旨重新议定；道理已经很清楚了，他们仍然固执争辩，反复烦劳圣上裁断，这难道是大臣应有的体统吗？朝廷之上议论治道的时候，必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形，只是本来不是下臣所能知道的。这样却希望阴阳调和、君主政事和顺、下方政务不失误、上天变异不显现，怎么可能呢？现在最适宜的做法，不如专心选择贤能的宰辅，协助治理朝政，使他们同心一意，发挥各自所长，然后再思考如何恰当地运用赏罚二柄。认为名位爵禄不可轻易授予，就不会把赏赐加给无功之人；认为纪纲不可逐渐松弛，就一定惩罚有罪之人；知道财物有限，就衡量用度并加以裁减；知道军队长期懒惰，就明确号令加以约束。每一道命令发出，都必须取信于人；每一句值得嘉许的话，都应采用其谋略。彻底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精细辨别出于爱憎的言论。按此办理天下事务，陛下高居清静之处，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天下，太平的根基便会又隆盛又稳固。即使有星象运行的变异、流行的灾害，也自然会转化为吉祥，消散为和气。臣的浅陋卑微之言，不懂宫禁忌讳，只是想到有机会报答君父甄别擢用的恩遇，并不敢以攻击君上来博取直名。唯愿陛下仔细察看。【景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星变、地震、火灾　宋祁 臣听说，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尊奉；政事合乎正道，祥瑞就会到来，道德有所失误，灾咎就会降临，这是自然的感应。然而极乱的时代也不能完全没有祥瑞，极治的时代也不能完全没有灾咎。昏庸的君主因祥瑞而自满，所以更加奢侈而走向灭亡；贤明的君主因灾咎而自我警戒，所以修养德行而获得福祉。可见祥瑞不一定值得庆贺，灾咎也不必然凶险，关键在于能否消除平息它们。臣看到近年来灾祸屡次出现。陛下奉行郊祀，年年丰收、月月太平，本应得到大福，反而招来重大异常，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事情本身招致奸邪，法令存在可乘之隙？上天对宋朝存有深切的眷顾，反复告诫，预先思虑，以开启圣心，是想让陛下据易守难、由细微警兆推及明显问题，振奋刚健的德行，牢固掌握君主威权，压制消除尚未显露的祸患，以光大伟业。臣读前史《五行志》，拿来验证如今的情况，威势接连出现、谴责反复降临，不可不察。若众星流散，便是百姓流离失所的征象；月亮运行经过黄道，州邑发生地震，便是边疆戎狄窥伺空隙、臣下专擅放纵、后妃势力将盛、年谷将要歉收的征兆。去年兴国寺佛塔发生火灾，延烧到艺祖神御殿，随后又有盗贼毁坏宗庙，撞击礼器两次，这表示神灵没有显明感应。自古以来灾异发生，远则相隔十几年，近则相隔三四年，随着不同方面立即应验，类似的事情从未落空。陛下为什么不暂且表现出清明的思虑，推究它的根源？现在典章刑法铺陈施行，上下安和，而臣偏偏论说危险的事情，确实难以取得信任。然而请陛下姑且思考一下：假如百姓流离失所，拿什么防御、安定他们？假如发生饥荒空乏，拿什么治理、赈救他们？如果边疆出现可乘之隙，可以任用的将领又是谁？假使有可以防止的奸人肆意妄为，又有多少呢？灾异不应验，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最终应验了，陛下应对它们的思虑，难道不应预先存在心中吗？但请先说其中的要点。臣听说君主以掌握权柄为重，臣下以奉行君命为恭敬。君主放弃权柄，重要的东西反而变轻；臣下窃取君命，恭敬的人反而更加僭越。伏想陛下念及爵赏的典制、刑罚的权力，即使阅览群臣的言论，也要由圣心作最后裁决，不要委托、成全或假借给别人，以免给贵近之臣开出相互牵制、谋求私利的机会。《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威福，是天子用来巩固大宝、控制万民的手段。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就会危害您的家族，给您的国家带来凶祸。古代君王又怎么能做到刑罚全都恰当、赏赐全都符合功劳呢？关键在于事情出自君主，那么进献忠言的人就有归宿；政令出自臣下，那么培植私党的事情必定能够实现。《左传》说“倒持太阿”，是说权柄不可丧失；又说“吐珠必含”，是说权柄一旦失去就难以收回。至于后宫和外戚家族中每日不断有人祈求恩宠、乞取赏赐，陛下应当果断拒绝，不予听从，以显示最大的公正。内省、黄门、给事以及左右近臣，也应当多加训诫，使恩宠不越出职位范围。这些都是扶助阳刚、抑制阴柔的办法。臣听说，大禹是三王中最杰出的君主，遇到灾害便归罪于自己；周宣王是成周的贤君，遇到祸患便侧身自省。所以能够感动彻达神灵，使上天收回威怒，把灾气转为大和，把已经衰败的局面转为中兴。陛下鉴察古今，已经非常详尽熟悉。如今变异灾咎日益显著，朝廷内外都已公开听闻，但诏书中没有表现出责罪于己的询问，也没有留下思考祸患的谋划；把上天的警戒置之远处，空虚地没有回应。时间和月份过去，群臣都默然无言。近来只是召引僧道，早晨斋戒、晚上诵经，修行不合常理的琐碎祭祀，用来堵塞足以令人恐惧的大变。人尚且不能相信，怎么能欺骗上天？臣实在愚昧，私下恐怕在消除平息灾异方面，还没有得到正确的办法。伏望陛下不要因为灾害尚未应验就安于宴乐，不要因为年年丰收就忘记荒年饥馑。应当让所有百官各自陈述心中所想，或许天下各种事务的条理就能清楚地预先呈现。臣粗略列举六件事，希望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联缀写在下面。如有可采纳之处，臣将继续分别按条陈述；只希望陛下裁量宽赦臣的罪过，暂且垂察阅览。【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直史馆同知礼院】

译上奏仁宗，奉诏论地震、春雷的异常　苏舜钦【宝元元年正月十日诏书说：朕继承上天赋予的使命，抚育天下，面对天地宏大的美好恩赐，奉行祖宗已经制定的法典，常怀警惕戒惧，不敢懈怠荒废，专心于此已经十六年；兵戈停止，四方平定，各种庄稼多次丰收，亿万百姓都得到安宁，虽然】【还没有达到最高的教化，大概也可以说是小康了吧？但自从去年以来，各种异常接连发生。星象流变，在苍穹上显现谴责；大地震动，灾气发生在边鄙。定襄郡所受的灾害将要很深。房屋被水淹没，充实了众多百姓；百姓被压死压伤，而众多飞驰的奏报接连到来，朕的心】【感到悲痛；又正当春季开始，蛰伏的虫户突然震动。朕退下来修养反省，却没有查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朕体察天道虽然勤勉，洞察事理却仍昏昧；以浅薄的德行处在尊位，以微小的资质保有盛大的名声，因而导致这些灾祥，怎敢忘记戒惧？于是重申大诰，等待正直的言论。倘若是朕自身有缺失，执事大臣有阿曲枉法，政教没有达到正理，刑狱不能合乎中正，在位者中有壅塞蒙蔽之人，任职办事者中有贪污吏员，望谏官、御史、缙绅百官秘密上疏陈述，尽心尽意不要隐瞒，限半个月内密封进呈。朕将亲自阅览，不交给有关部门，选择善言实行，绝不是徒作虚饰。你们这些众多士人，应当体察朕的心意。】臣昨天刚到京师，听说河东发生大地震，地面震裂，涌水冲毁房屋、城墙，杀死百姓几十万人，过了十多天还没有停止。臣刚听到时，惊惶骇异，私下想到从史册所记来看，前代衰微、丧乱的时代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大变。如今四海统一，内外安宁，戎夷交相欢好，战争停止，本来与衰微丧乱之时很不相同。为什么灾变反而超过那些时代呢？况且妖异和祥瑞的出现，神灵实在是主宰其事，各自按照类别来告示，从来不会无故出现。臣认为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或许只是传言过分夸大罢了。后来询问了一两位朝士，他们都说确有其事。于是退下来思考天人感应以及古今的鉴戒，实在令人非常恐惧。凡是朝廷政教昏暗迷乱，下面承受它的弊害，积累郁结而不和的气息向上触动天意，上天便为人间显示变异，以此警戒，使统治百姓的君主回心修德，突然转向正道，那么百姓就安定，灾害也会止息。因此古代君王遇到天地变异，必定避开正寝，撤去音乐、减少膳食，询问探访正直的议论，考察寻求失德之处并改正除去。因为上帝聪明，所作的灾异必有应验；如果不知道恐惧，非同寻常的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如今这种异常已经发出警告，难道是徒然的吗？那么君王怎么可以常安于安逸享乐，信任亲近狎昵之人而不省察政事呢？朝廷之上，执掌政务的人难道没有不贤之才，或者专擅威福、侵犯君权的人吗？他们所施行设置的政事，难道没有不便于百姓的吗？深宫之中，难道没有阴私的教令不谨慎，或者有人凭媚惑之道而滥进的吗？臣从远方来，不知道近来的事情，心中虽然疑惑，口中却不敢说出。宫禁和夷狄方面的事情，本来就不可能知道。朝廷已经发生的过失，则从舆论中有所听闻。臣又惊讶朝廷明知这样的大变异，却完全不修补有缺失的政事，以压服上天的警戒、安定民心，默然不以为怪，仿佛平常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也没有听说进呈奏牍，公开陈述灾害的根源，以启发皇上的心意。然而民情汹涌，百姓聚首议论，都显出忧虑恐惧的神色。难道时代与古代不同，如今朝廷不宜仿效古人处理灾变吗？又想到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以古代为鉴来治理的，也没有抛弃古道而不乱的。难道身居上位的人只求保持镇静，不必和百姓一同忧虑吗？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动摇了，枝叶没有不动的。难道百姓愚昧，不应当忧虑却偏偏忧虑吗？然而地震是上天所为；百姓即使愚昧，上天难道会愚昧吗？臣反复思考，不觉惊惧流汗。自从世代接受君主的俸禄，身列国家任命，长期沐浴恩泽以养成此身，便想把肝胆全部吐露出来，恭敬地封缄上奏。昨天又看到范仲淹因为刚直而触忤奸臣，果然遭受中伤，意见不被采用，本人还被流放贬谪，实在可悲。当时朝廷下诏天下，不许越过职权进言。臣如今如果只顾激切进言，不避忌权贵，恐怕必然横遭伤害，对时局没有补益，因而自己悲叹，不知如何是好。不久孟春之初，雷电突然大作。臣认为这是国家有过失，而群臣没有人为陛下陈说，只有上天反复郑重地向陛下告诫。陛下极其圣明，难道会忽视它吗？果真能够大力发布明诏，允许群臣都得以进献意见，臣刚听说时，便欢欣鼓舞。又认为即使有灾异，陛下能够讲求嘉言，革除时弊，因此可以改变灾异而召来祥瑞。十多天来，听说有不少进言论事的人，其中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吗？可是完全没有听说朝廷因此实行，这样进言就都成了空话，不能落实为实际成效。臣听说，只有诚意可以回应上天，只有实际行动可以安定百姓。如今回应上天没有诚意，安定百姓没有实效，只是发布空文，增加人的叹息罢了，将凭什么向神灵谢罪、挽救弊乱呢？难道是大臣阻塞天听，不替陛下实行吗？难道进言论事的人迂腐空疏，没有可取之处，不值得实行吗？这些事情臣就不得而知了。如今臣私下看到纲纪毁坏，政教有缺失，事情很多，不能一概列举，谨慎地把较大的两件事列条陈述，进诣匦函上奏。伏望陛下稍加阅览，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从圣意裁定，立即实行。若言辞有狂妄浅陋之处，请把臣交付斧钺，以不应当说这些话的罪名治罪。第一件是端正内心。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治理家庭的人先要修养自己；修养自己的人先要端正内心。内心端正，神明就会聚集，万事也就能够治理。如今民间喧传，陛下近年来经常把俳优、低贱之人引入深宫，宴饮娱乐没有节制，赏赐过度。宴乐没有节制，志意就会荒淫放荡；赏赐过度，内心就会奢侈自满。志意荒荡，就不会亲自处理政事；内心奢侈自满，费用就会不足。臣私下查看国史，看到祖宗每天临朝，直到天晚才停止，仍然坐在后苑门，有人来报告事情便立即召见应对，详细询问，即使小的善言也必定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适，才隔日处理政事。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正应当夙兴夜寐、勤于政事、求取治理成效，却反而隔日才临御殿堂，这正是没有亲自处理政事的表现。如今国库又已匮乏，百姓很少有储藏，征收赋税、摊派科役，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三司计算经费，开支是祖宗时期的二十倍，这就明显说明费用不足了。

译政事不亲自过问而费用又不足，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臣恭请陛下修养自身以驾驭臣民，洗涤心志以明察万物，勤于听取意见，舍弃燕居安逸，放逐抛弃俳优和亲近习熟的纤佞小人，亲近刚强明断、鲠直正派的贤士，由此面对灾变而思虑长久之计。图谋效法祖宗的勤劳，爱惜社稷的广大基业，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第二，选择贤能。明主劳心于求贤，却能安逸于任用贤能。然而满朝士人，不必全部选择，只须选择一两位辅臣以及御史、谏官罢了。如今陛下任用人才，似乎选择得不够谨慎。昨日王随由吏部侍郎转任门下侍郎、平章事，越级超过十资，又任为上相，这不是寻常的恩典，必得非凡的人才才可担当。但王随空虚庸劣、邪曲谄媚，不是辅相之才。降麻之后，舆论沸腾，所以疾病缠身，灾祸仍降于国家。这也是上天爱惜我朝的意思，陛下务必鉴察。又石中立从前在朝中任职，以诙谐取乐自任，士人有宴饮聚会，他一定被安排在席间，大家听他说话，以助欢笑。如今让他处在近辅的位置，却听不到什么嘉谋，众望很轻，人人都忽视他，使灾害屡屡降临，而朝廷也因此不受尊重。大概近臣中多有不称职的人，陛下左右尚且如此，天下官吏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实在恐怕北庭会轻笑中原。臣恭请立即罢免他们，另行任用贤才。臣又私下看到，如今任张观为御史中丞，任高若讷为司谏。这两个人都考中高等，本来希望凭借文辞才华得到进用，平素品行温和，却软弱懦怯，没有刚直敢言的才干。这都是执政大臣引荐提拔、安排设置的，想让他们谨慎沉默，不敢揭发、宣扬自己的私事。他们偶有所言，也必暗中相互通气说合，旁人窥见此情，实在可笑。因此御史、谏官的任用，臣希望陛下亲自选择，不要使他们出自执政大臣门下。台谏官既得到合适的人选，近臣便不敢为非作过，这就是驾驭臣下的防范。臣认为，陛下自身既然勤劳节俭，辅弼和台谏又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灾异又从哪里产生呢？恭请陛下稍加留意。事情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臣不能胜任这片区区之心。【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监在京店宅务】宋祁上奏仁宗皇帝，应诏讨论地震、春雷的灾异。臣恭敬地读到丙午诏书，陛下敬畏哀悼灾变，不忘百姓受祸，主动承担过失并严格自责，延请有官位的人询问，广泛向众人谋议，推究灾变的根源，为前事建立防范，想要把上天的威谴归还于天极，以回答大地震动的灾祸。即使像姒王自罪、商宗思德那样，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群臣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恭敬听取圣明的诏令。假使确有粗疏冒昧的思虑、隐微开导的话语，大家都乐于自行效力，献给陛下聪明的听察，使政事更加润泽、亲附、光明，以成就日新月异的美德。臣愚昧不肖，职任史官，官位为台郎，实在不能说是毫无知见，不敢自行废弃职责，冒昧列举近日之事，来回答陛下谦抑求言的诏旨。诏书说：“朕自身的缺失。”臣私下思量，陛下即位以来十六年，勤勉谨慎，举动都遵守先帝的训诫，不奢侈营造宫室，不沉溺游猎，停止用兵、宽缓刑罚，珍爱并重视人的生命，没有其他过失闻名于天下。陛下虽然自称有所缺失，臣即使死罪也不敢奉行这道诏令。然而臣愿把将来可以忧虑的事情，一一陈述其大略，请陛下试加以圣心参酌，依据人事衡量，拿天灾来验证，按照古代义理考察；其中有可以实行的，不要因为臣地位卑贱而废弃这些话，那么臣生死都感到万幸。”臣听说，赏罚的掌握和决断，是天子的权力；奏请裁定可否，是大臣的职责。臣下陈述可否，以辅佐君上掌握和决断，这样各种政务就会安定，君主一人也会尊贵而强盛。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处理各项政务，深深执守谦德，不亲自预作防范，而专门委托给大臣；即使大臣人人都像皋陶，家家都像后稷，尚且不可完全依赖，何况还有借托国家威权而任意发怒、凭借公爵名位来树立私恩的人呢？臣请粗略陈述其中要点：比如陛下自己想提拔某人，大臣认为不可，陛下便听从而停止；又比如陛下自己想贬黜某人，大臣认为不可，陛下便听从而继续任用。这样一来，权力常在臣下，政事不在君主，显然可见。陛下究竟忌惮什么，为什么不稍加裁断诘问，竟使中等才智的人看出时势如此：想在朝廷自立的人，反而依附权党；想为公义自守的人，反而进入私门。威权逐渐转移，人心有所归属，这就是将来可以忧虑的第一件事。臣恭请陛下从今以后审察臣下，确有竭尽忠诚、守持正道、可以任用的人，便在朝廷中进用提拔，只论才干，不要限制资历次序。陛下利用万机之余的时间，把他们召入便殿，赐以清宴，广泛询问政事缺失，又把所得意见与时政相互参校，考察是非，使内外相应，彼此互相推举纠察；这样他们投身朝廷、接受任用以求报效，便只归心于陛下，不会归附他处了。臣听说，邪与正好比白与黑，可以立即辨别。如今陛下既然把某事认定为正，突然又有人认为它是邪，于是再次中止，反复犹豫，这是最不可取的大患。谋划可以多人参与，决断却应由君主独自作出。刘向说：“持守不断的疑虑，就会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臣希望陛下遇到事情立即决断，不要再犹疑，不要让浮泛的议论迷惑圣听、败坏扰乱美政。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在君前近身进言，离开时故意改换辞色，这是为了启发君心、防范祸患。陛下也应当把这些话保密，保全进言之人。倘若泄露君主名义，那么受到讥刺的人都会咬牙切齿，想着报复。讥笑诽谤一旦兴起，便不会自行退止；一旦因此遭受祸患，后来的人又把这件事传为鉴戒，都会苟且容忍、偷取苟合，背弃公义而加入党派。这样，即使陛下满朝都是臣子，忠邪杂处，又有谁肯同权贵作对，进言而招祸呢？这无异于把仇敌交给奸人，自行堵塞自己的耳目，天下万事的安危，天子就再也听不到了。臣近来看到此事，已经在以前得到验证。恭请陛下考察《大易》关于失去臣下的义理，不要重蹈《春秋》中阳处父被冤的覆辙。这是将来可以忧虑的第二件事。臣私下思量，陛下正值盛年，皇嗣尚未确立，后宫妃嫔的进御，应当像鱼贯一样有次序地进行，广求螽斯众多子孙的福分。

译恭请预先颁示敕令告诫，明确判定贵贱，使上下各有制度，互不逾越。对于谗毁、请谒、诋毁、离间等事，明确公布防范禁令。多次诏令后妃熟知谦退、和柔的美德，不要让僭越、嫉妒在其中萌发。这是将来可以忧虑的第三件事。诏书说：“执事大臣的阿谀枉曲之处，不是臣能够预料的。然而之所以设置谏官、御史，本来是要选择进用鲠直明亮的人，震肃权纲，作为天子的耳目。如今却不是这样：有势力的人，罪恶如山，却闭口不问；没有援助的人，吹毛求疵，罗织文辞而反复诋毁。任职还不到一年，已经干谒宰司，希望兼任职务、求取升秩。这样一来，宰相如果有过失，谏官、御史肯为陛下尽数进言吗？假如进言者舍弃应当处理的事而去取那些不急迫的事，陛下果真可以听从吗？”臣所以说：“谏官、御史如果出自宰司的提拔，不是陛下的利益。轻易授予重责，难以得到合适的人；只奖赏而不惩罚，难以整肃臣下。如今如果让担任此官的人，终年不进言，或者进言不当，便以不能胜任职务论罪罢退；退职后仍挟持私意而有所回避隐匿，便以故意纵容论罪诛罚；不畏强御、议论弹劾严正的人，陛下可亲自加以擢用，不要让有关官司参与其中，这也是挽救阿谀枉曲的一项办法。” 诏书说：“政教还没有达到治理的境界，刑罚也没有调和适中，在位者中有堵塞蒙蔽视听的人，任职办事者中有贪污违法的官吏。”臣听说《传》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又说：“有贤人在位，政事就能兴举；贤人离去，政事就会停息。”假使天子在上面掌握权柄，群臣在下面各尽职守，就像臣先前所陈述的那样，大道和各项政务将会交相修治、全部兴办，哪里会有政事未达于理、刑罚不合于中呢？至于天下州县事务浩繁，官吏有的没有失职，有的查察廉洁却无实绩，有的公然贪污，有的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有的事务纷乱而没有治理，大的抵罪至死，小的则罢免官职。案牍一经下达，便交手受械；事情轻微而处理人的等级又低，这哪里足以回应天变、关系国家体统呢？总而言之，灾异发生，根本在于政令施行的情形，关键只在朝廷君臣之间。诏书说：“选择善策而实行，本来不是虚饰。这确实是陛下勤恳诚实，防察推求下情，申明开通进言之路，并且一定要取得治理成效。”臣听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不能自行施行。上天感应万物，不会被虚伪所打动。”如今陛下恐惧自省，已经下达施德的诏书，群臣将竭尽精力思虑，随着事情进言，一定有可以采纳的意见。恭请朝廷开许并施行，这样就是顺应民心、承接天意、转祸为福，是圣人消除灾患、使其潜伏的实际办法。然而臣还有所忧虑：如今臣下依照诏书规定可以进献意见，如果不说得深切，事情就说不明白；又恐怕有人不熟悉礼仪规矩，不知道禁忌，把论安危直接说成“泰山累卵”，把宴饮直接说成“酒池肉林”。希望陛下包容污垢，一概裁量赦免，兼容并听，以取用其中长处，不要让有人因说狂直之言而获罪，那么圣德就更加光明广大了。【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直史馆、同知礼院】宋祁上奏仁宗皇帝，应诏讨论地震、春雷的灾异【第二状】。宋祁。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亲具至圣之德，开启大明之治，多次召见近臣，延请他们谋议紧急政务；臣下退而自托不敏，陛下却开通了敢于进言的道路。到了日昃时分仍临便殿，以等待臣下报告治道。君主处在安定中而思虑危险，最终就不会发生危险；掌握治理而忧虑动乱，最终就不会发生动乱。为什么呢？因为祸福成败的细微征兆和开端，已经清楚地预先判定在胸中了。臣先前已经奉诏应对，把想说的事情报告给陛下，未能符合明德。陛下赦免臣的无状，又降下施德的诏书，似乎想竭尽下情，以补万分之一。臣怎敢没有言辞来回答？臣下之所以形成朋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忠与邪没有及早判明。君子得到职位，必定引荐同类，使他们协力尽忠，并不是为了私利；小人得到进用，也会引荐同类，使他们煽动声势，并不是为了公义。君子指斥小人所引荐的人，便说这是朋党；小人指斥君子所引荐的人，也说这是朋党。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这就是君主容易受惑而难以辨别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以事情考察他们，以言论验证他们呢？一个人的言论如果阴险狠毒、嫉妒加害，巧妙迎合，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用，考察却没有实际内容，这是小人；一个人的言论如果质朴正直、刚正不阿，很有补益，听起来似乎逆耳，考察却有实际成效，这是君子。还要用他的言论来验证他的行为，事情与言论相合的就是忠，事情与言论相反的就是邪。不罢黜邪曲之人，不进用忠正之人，朋党就始终不能铲除。臣下用来防止谄佞之人得以施行奸计的办法是什么？是因为朝廷听取言论的道路过于宽泛。正人能进言，邪人也能进言。古人所说“言之无罪”，指的是有道理的言论。若邪人凭空捏造来伤害有职位的人，编造妄说来离间忠臣，也认为不可以加罪，那就是用言论使国家丧亡了。邪人又会乘隙施诈，借事制造奸谋，诋毁别人必定采用难以验证的文辞，伤害别人必定使用似是而非的话，使被进言攻击的人不能在君主面前自行辩白，退下后又有办法离间君臣。于是正直之人忧愤幽怨，有功劳也受到压抑、退居不用；像这样的人，陛下即使加罪于他也是可以的。正人却不是这样：坚定地居中自立，侃侃然发表正论，援引古今适宜的道理，以刑政的根本为依据；拿给众人考察没有害处，施行到事情上也可行，不因势力而倾倒，不因利益而改变。像这样的人，陛下即使加以赏赐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大开通进言之路，而正直的言论不奖赏，妄言不惩罚，那么防止谄佞之人的办法终究不能奏效。如今议论者都说朝廷确实安定而且治理得好，臣认为不是这样。三种祸患还没有除去，怎么能说是治理得好呢？不过是动乱尚未发生罢了。请允许臣试着说明：同贤人谋划事情，却同不肖者作出决断，是第一种祸患；慎重选择大臣，却轻率任用他们，是第二种祸患；不谋划大事，却把小事当作急务，是第三种祸患。为什么呢？贤人一定为国家谋划，不肖者只为自身谋划。为国谋划的人，必定依靠至公之心，所以言论直截而援助者少；为自身谋划的人，专门挟持私心，所以说明巧妙而援助者多。君主不能察明其中区别，奸诈就会施行。于是提出长远利益的人，就用眼前的小害来破坏他的谋划，使他始终不能成就利益；谋划大功的人，就用眼前的成效逼迫他，使他始终不能建立功业。善的命令刚下达，谬误的命令就把它改移了；公正的议论刚开始施行，私人的议论就把它夺走了。不肖之人本来不能尽忠，却嫉妒别人进献忠言；自己已经做不善之事，却能败坏别人行善。把白说成黑，把对说成错。如果朝廷已经知道他的奸恶，却不能斥退他，这是郭公用来警戒亡国的道理；如果已经知道贤能，却让他与不肖者一同任用，这是刘向因此获罪的道理。这正是当前最迫切的祸患。大臣是左右辅弼，参与赞助权纲，早晚入朝议政，弥补政事缺失。既然已经认为他忠诚贤能而提拔他，认为他有才干能力而任用他了。

译就应该以不存二心的态度对待他，以专一的心志要求他。如今却有人指摘细小瑕疵，搜集飞来的传言，小则受到怀疑，大则被赐令罢免。早晨还是皋陶、夔那样的贤臣，晚上便成了梼杌那样的凶人，于是使家家不能保全名节，人人不能保全品行。一个有道的时代，为什么贤者这样缺乏？实在是任用大臣失去了道理。这样只会使后来继任的人瞻前顾后，苟且迎合、取悦上意，做事只顾保留表面形迹，每日防备猜疑阻挠，放弃国事而不思虑，只谋求自身安全。大臣如此，陛下还能依靠谁呢？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将以手足之情报答；君主把臣下看作路人，臣下也将以路人之情报答。这是第二种祸患。聚集天下事务，没有比财用更急迫的；安定天下，没有比军队更紧要的；制服四方夷狄，没有比机谋更神妙的；任用天下官员，没有比选择官员更谨慎的。如今财用已经匮乏，却不肯筹划；军队十分冗滥，却不能裁择；机谋已经需要，却不敢筹谋；官职泛滥，却不知道选择。执事者只计算小利小害，责求细小经费，群臣一同应对、成队上前，取得圣旨便奉行，一天拖过一天，一年苟且一年。陛下又不思虑这些，难道这是朝廷的福气吗？假如万一边境有事，盗贼互相煽动，军队驻扎在野外，粮饷正在运输途中，此时三种祸患还没有除去，谁能挺身为国，和陛下一同承担安危呢？谁能手执符节，慷慨激昂，在陛下面前至死不顾呢？所以臣说：这不是能够治理，只是动乱尚未发生罢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诏令中书、门下，选择天下冗余官员，逐渐清理流品；诏令枢密院裁去天下冗余军兵，逐步严明纪律；一切从陛下的深思决断开始，务必取得成功，不让诏令像汗水流出后又收不回来，也不要像磐石转动那样反复，那么县官的财用就能有数年富余，以备万一和不测之事。至于防备不测的良策，臣才智见识庸下昏暗，不足以担当陛下清明的询问；臣轻率狂直，只希望陛下裁量宽免臣的罪责。【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宋名臣奏议》第三十八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三十九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天道门 灾异三 上奏仁宗皇帝，答诏讨论地震、春雷的灾异 张方平 臣恭敬地读到丙午诏书，说星象流动变异，大地承载震动，春天未到便响雷，各种灾异接连发生。陛下警惕恐惧，思考用什么来承当天意，于是颁下明诏，向百官广泛宣布：凡是君身的缺失、遗留政事和刑罚的差误、失于阿谀枉曲的党类、放纵欺罔以作奸的情形，都让臣下秘密上疏陈言，竭尽心力而不隐瞒。朕将亲自阅览，不交有关官司办理。臣恭敬读诏，惆怅感慨，远远思念祖宗创建基业、制定法度的勤劳，以及先帝守成并为后世留下福泽的心意。敬畏上天的命令，抚育这些百姓，无边无际的美好，也有无边无际的忧患。陛下天资神明智慧，英俊睿智聪敏，继承并兴隆帝业，恭敬承当帝王之事，治理百姓而心怀敬畏，从不自求闲逸。假如从前侍从群臣都正直，辅弼大臣都贤良，同心辅佐过失，顺势成就美善，陛下就可以高揖于成王、康王之上，徐步进入唐尧、虞舜的境域。可惜君主有仁爱明察的德性，臣下却缺少辅翼的才干，因循蒙蔽欺骗，只图苟且取得眼前利益；政治虽有治理之名却没有法度，弊病滋生却不谋求救治，灾气形成征象，变故和罪咎接连到来，竟使陛下独自承受忧患。臣愚昧孤陋而且身处疏远之地，学识浅陋，幸而遇到诏书防察，向草野之人询问，谨慎考察探求天人之间的情状，参照古今的议论，上面推究灾罚的根本，下面陈述达到至治的方法。倘若日月般的圣明照察到臣这颗忠义之心，即使臣遭受斧钺之诛，也免得被权势强臣报复；这全是由于陛下极其明察，哪里只是微臣一人受到恩赐呢？希望陛下稍稍留心思虑，察看臣的狂直之言。臣恭敬地思考诏书所说的“星象流动变异”，臣是鄙陋的儒生，不通晓天官之学，谨按前代志书所说：“春秋时星辰像雨一样陨落，是王者失去权势、臣下专擅放纵的应验。”何况紫微垣、太微垣，是上帝的座位、天子的朝廷，列星排列布置，象征近臣；如今星辰流动失去次序，就是近臣不敬守职，更相互凭附，怀有二心而苟且求容，不忠于王室的罪过。“大地承载震动”，臣私下考察典籍，历代以来地震的灾异，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谨按前代志书：“阳气潜伏而不能出，阴气逼迫而不能升，于是发生地震。”这说的是阴气不和。坤属于阴的形体，象征臣道、妻道，也象征夷狄之道。阳气迫近阴气而不能胜过它，二者相互乘凌，因而震动。况且定襄之地正对王城西北，正在乾位，是君德所在；上天的警告，难道会凭空发出吗？“春天未到便响雷”，臣谨按前代志书：“雷应当在二月出现，它所对应的卦叫豫，意思是万物因雷声出地，全都喜悦。” 雷在八月收入地下，它所对应的卦叫归妹，意思是雷重新进入地下，便孕育根芽，保藏蛰虫。雷本是阳气，有君主的象征，所以不合时令而发声，就像阳气不肯闭藏，发泄没有节制。又自正月以来，太阳常常光芒很少，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恢复清明。臣谨按前代志书：“雾如尘土。臣私自获利并荫及亲属，这叫作不避法度。那种雾气弥漫，是大温暖之前兆。雾日不见而仍自行行善，不向上请示，这叫作擅自作福。雾一天五次出现、五次消散，下面专擅刑罚，这叫作分割威权。起雾而太阳不能显现，明知谄佞却加以厚待，这叫作痹蔽。”臣听说，上天不说话，而以征象显示给人；君主反省自身，应当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因此考察政事，必须从天象征兆中寻求启示；消弭灾害，必须推究人事。天人之间的关系，其感应十分明显。臣谨按《春秋》的义理，举出过去来说明将来，观察显著之事而思考微小征兆。天地的变化、国家的政事，都清楚显现，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所以星辰流动陨落、大地震动开裂、春天未到便响雷、太阳被雾笼罩而不散，这些灾咎都由阳德舒缓疲弱、阴道专擅放纵，下面的人阿谀朋比以蒙蔽圣明造成。臣愚昧而未能通达大道，冒昧因这四种变化推明七件事情。臣从《尚书》听说：“不敢埋没小人的箴言。”大概是说，明王求治理国家，不遗漏地位卑下者的言论。臣的议论虽然鄙陋，私下认为当今最迫切的事务、治道最重要的关键，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施加恩惠，不因臣身处疏远而废弃这些话，那么天下就大幸了。什么叫七件事？第一是严密机密事务，第二是运用威权决断，第三是广开言路，第四是慎重对待谋议任用， 第五是端正有司， 第六是使命令取信， 第七是显示戒惧。什么叫严密机密事务？臣从《易》听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保密，事情就会受到损害。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君主泄露言语。因此臣下在君前近身进言，出来时故意改换辞色。君主应当明察其意，决断而施行，并且极其谨慎。韩非说：“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言语因泄露而失败。”臣近来看到群臣进言论事，有的言辞深切激烈，陛下有时把它传播给左右；袋装的密章密疏，陛下又多交给有关官司。凡是国家各项政务，其得失的痕迹，没有不牵涉中书、枢密两府的。因此群臣的言论中，只要有指摘时弊以及涉及各种治乱的内容，掌权的大臣必定不高兴。陛下又把他们的言论公开，把奏章泄露出去，因此受到责罚谴告的人就有了。这大概是因为陛下礼遇大臣，笃信他们不会有二心，却疏远群臣，忽视他们尚未显明的言论。大臣固然不可以因为忌妒猜疑而拒绝臣下的言论，也固然不能轻易相信；但也应当深思言论的用意，缓缓察看其中真伪，参照治道，辨别好坏。言论如果确实可以实行，就应当听取采纳；言论如果还不完善，搁置不用即可，不要因此伤害进言者。使臣下竭尽忠诚，各自贡献见解，那么奸谋邪行就不会在下层萌发，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就会日日传到上面。达到治理的关键，哪里有比这更优先的呢？如今回答陛下清问，封缄上奏事情，开口进言成了招怨的根源，挥笔书写成了祸患的胚胎，忠义之言受到阻抑，忌妒好胜的风俗得以形成，臣下担心后患，谁还敢进献意见？下情堵塞隔绝，是国家的大祸。臣深愿陛下首先致力于此道，把它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凡臣下入朝报告的议论，应当由圣心决断；清问所得的言论，暂且谨慎，不要向外泄露。想到《大易》关于失去臣下的戒诫，防止《春秋》所讥刺的泄言，那么天下有志之人就都会为陛下所用。第二，运用威权决断，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臣下不可以擅自作福作威；臣下如果擅自作福作威，就会祸害他的家，凶及他的国。

译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郑忽的软弱，因为他受权臣控制。君主所掌握的权柄，只有赏和罚；必须赏必须罚，关键只在决断。乾卦的形体刚健，天的运行强健，所以能够中正无邪，运转施行而不止息。君主的德性配合乾卦、效法上天，大概就是取其刚强而健行。凭陛下的英明温厚睿智，再辅以决断，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往年庄献太后去世，陛下亲自处理政事，革除弊病，清除蠹虫，选拔人才、奖赏忠臣，决断出自深思，不受臣下牵制，确立典章刑法、整顿政事，枢密中枢焕然一新，天下一致欢悦，都说陛下的天机如同太祖，神谋如同太宗，真是万世难逢的时机、无穷的福分。如今道路上的议论都说陛下宽厚仁慈、温和柔顺、宽容广大，办事顾全大体，举动都遵循旧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这大概是把持权力的大臣攫取国家权柄，所以劝说陛下，认为做人君的孝道没有比奉祀先祖更大的，孝道就是守成规。祖宗建立基业、留下谋略训诫，明亮如日月星辰，可靠如春夏秋冬四时，纵使百世之后，难道可以改变吗？至于掌握纪律，明辨赏罚，任用正人，斥退邪恶，治理时不忘动乱，安定时不忘危险，以此使百姓和谐，保全宗庙，这才是最大的孝。况且政事会随着风俗而革新，彼此处在不同的时代，事务的情势和权宜各有安排；有的表面相同而道理不同，有的法令沿用日久便滋生奸弊，必须亲自践行实行。如果认为不能改变祖宗之道，这难道还足以称为孝吗？《易》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所以反复修正而不厌弃、长久施行而不败坏，才叫作道。遵循常规、固守旧制，不是圣人的作为；因时制宜、有所损益，才是建立治理的道理。从前先王制定爵禄赏罚，都是临事制宜，因此能够成为天下之主。见到有功劳便授予赏赐，那么众人的称誉也不能使没有功劳者得到进用；见到作恶便施加诛罚，那么众人的谗毁也不能使无罪者被罢退。如果政事不分贤愚，升降任用一概取决于旧例，那么爵禄赏罚就不在君主，而在簿书上。给予和剥夺的权柄，陛下还剩下什么呢？只要官吏拿着簿书按例办理就够了。这里其实是掌权大臣为自己谋划：没有才干却按例升进的人，把恩惠归于自己；有才干却按例退黜的人，把怨恨归于君主。君主想赏赐提拔忠良、任用才俊，而掌权大臣不高兴，便说：“按照旧例不可以。”掌权大臣任意引荐亲旧、妄自援引错误而庸劣的人，而君主想追问缘故，他便说：“按照旧例本来就应当如此。” 以至于如今台阁之中混淆不清，贤愚杂糅，典章刑法全都松弛，官爵名器更加轻贱。以后掌握时政权柄的人，便会以援引旧例的说法为便利，最终再没有阐明道理的言论。臣曾读《汉书》，读到晁错的事迹，只因晁错谋划宏远，通达权宜与正义，有使君主成就经世事业的志向，能够堵住奸邪谗毁之人的口，史官却不能褒扬他的忠诚，反而用“改变古制、变更常法”的说法讥刺他。臣私下愤懑激切，痛心忠臣难以作为。臣又读《晋书》，读到何曾的事迹，他告诫儿子说：“我每次进见，从来没有听到经国远图，只是谈论平生的日常事务。”这不是为子孙留下谋略的征兆，只是顾及自身罢了。何曾身为上公，远大谋略不能建立，谁应当承担这个罪责？史官却不能贬斥他的罪过，反而赞美他有预知祸患、先见之明。臣私下惋惜悲痛，痛心谄谀之臣误国。唉！忠臣和谄臣得不到相应的报偿，善恶不能显明，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又何必只在今天长叹呢？臣愚昧，恭愿陛下奋发乾刚之威，施展上天般的决断，裁正一切不应有的宽爱，选拔人才而不受疏远卑贱的隔阂；上则广泛考察古代，下则用今日验证，使天下人的耳目常常更新，万世的根本必定端正。不要只说援引旧例合乎义理罢了，帝王的制度难道不应更加光明宏大吗？第三，广开言路，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赞美尧的德行说：“向众人询问。”《春秋》的义理讥刺大臣专擅君主的命令。如今天下士人不想通过结交来取得君主的知遇，却想得到贵臣的知遇；愿意把恩惠归于强臣，不愿意接受君主的恩惠。为什么呢？得到强贵之臣欢心的人，自身不遭危险而能长久保有富贵；遭受陛下知遇的人，还未等到安定便已经遭遇祸患。又有许多人驱逐善人，把他们指为钩结朋党，使陛下的腹心无处寄托，耳目无处依靠，奸恶无法揭发，罪恶无法显露。深居九重的陛下，渐渐形成孤立之势。陛下天性将近圣明，知道事机、洞察幽微，这个道理十分明白，难道还不能觉悟吗？从前汉代魏相上奏，请求取消尚书的副封，以防止下情壅塞，宣帝因此得以知道祸变的细微征兆，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亲自勤于政事，明于听取采纳，司马式记载说：“没有门籍而有论奏的人，都让监门司马引导入见，不许阻碍。”又制定制度，大臣入朝议论政事，便让谏官随同进入；如果回答诘问时有违背道理的地方，谏官立即跟随进谏。这是唐太宗达到太平的事迹。到唐肃宗时，元载任宰相，邪恶不法，害怕被君主知道，于是建议凡群臣奏事，都先报告各部门长官，通报宰相，然后才能上达天听。当时颜真卿上奏说：“从前李林甫欺骗君主、专擅权力，以奸诈矫饰之术掌握政事，群臣中有指斥他的人，大都被他借事暗中陷害；即使如此，他还不敢公开制定条文来断绝言路。元载的罪恶，比李林甫更严重。关键在于陛下开放并延请正直敢言的人，虚心接受，不限其地位卑下、身处疏远；只要近前进言确有益处，即使冒犯圣颜也一定宽恕。以此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只有广开言路吗？”第四，慎重对待谋议任用，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说：“亲近啊，我的臣子啊。”这是帝尧的感叹，认为亲密近身的臣子必定有德。又说：“敬重四方近臣。”这是帝舜的感叹，认为在自己左右前后侍奉的臣子必定是正人。所以《春秋》的义理认为，天子的宰相，关系通达天下，必须极其重视。国家所谓大臣，没有比宰相更尊贵的。君主是元首，宰相就是他的股肱，行动、安危、忧乐，按道理犹如一体。宰相的职责，是早晚在君王身边讲论治道，任用人才、谋划议论天下政事。哪有身居宰相之位，脚却不到王廷，面见不到帝王，言论又不能被君主听到的呢？大臣生病，君主为之忧虑，派上等医者治疗，派内使前往慰问，多次赐假并加以恩典，情意礼遇已经很厚了。

译如果他安卧在家，于是停止入朝拜见，长久经过时日甚至整年如此，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臣认为台司是众望所归、众人瞻仰的地方，朝廷不是养病的场所；朝廷的仪制不可轻慢，社稷的重任不可轻视。何况如今灾祸接连发生，人心恐惧不安，国家安危所系，实在在于执掌权柄的大臣。恭愿陛下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略微放下恩宠礼遇的小节，慎重选拔有德望的人，考察并谨慎任用宰相，向上天承受谴告，向天下显示大公。自从灾异发生以来，陛下忧劳谦畏，颁下盛大的德音，列举各种政事缺失，至诚自责；但元老重臣主持国政，没有人肯承担罪责，只图苟安于宠禄，反而妨碍贤者进用之路，礼义廉耻都不能遵守，又凭什么教训臣下呢？其余三件事中掌政大臣的志向品行是忠是邪、才干智识深浅，陛下一定能够明察，这一切都已存在圣明的思虑之中。第五，端正有司，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孔夫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春秋》的义理是，君主不亲自处理琐事，臣下不专擅大名；所以尊贵者负责主要事务，卑下者承担劳作，以端正职位名分，明确朝堂上下的等级。君主因任用臣下而得以安逸，垂衣拱手而治理；三公议论政事，九卿分掌职务，群有司各自办理本职，所以端正根本，影子就会直；提起衣领，衣襟自然整齐，众多事务和各级职官也各自安处其位。如今即使是主管津渡的官员、亭舍的小吏这样微末的官职，乃至米盐货利等细小事务，无不劳烦天子的裁决，动用衡石般的权柄。三公不能修治自己的职务，却卑屈地侵夺群有司的事务；群有司只顾谋求考课期限，也不能安守本职。上下互相姑息，习惯成了常态，偷懒怠慢、苟且求安，风俗越来越败坏。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关系国家体制的事务，政府以下分掌职务的重要部门，台省已经齐备；但戴獬豸冠的御史缺少不顾自身的正直之士，掌规谏的官员缺少能够替代否定错误的言论。掌握铨衡鉴别的人，只按资格而不分贤愚，断绝劝善奖赏、澄清吏治的意义；掌管财政筹划的人，只拿空洞的簿册来责求锥刀般微小的利益，没有收支调度、轻重缓急的权力。政事失去根本，办事忘却旧制，这些弊病的招致，是逐渐形成的。臣愚昧，恭请陛下稍运圣明，详细思考世务，像这些弊病，应当有所振兴改革。撮取其中关键，谨慎掌握关防，没有比选择任用三类官吏更能切实研治根本的了。让总领百官的宰相，谋划任用各部门长官；列位各部门长官，则分别选任众职的主管。把权柄交给执政大臣而责成其取得成效，竭尽人才而使其安然成事。官员各守职掌和典章刑法，不得互相侵夺扰乱；有废弃职守的，必定依法惩罚。这样陛下就可以安闲地处在太紫宫之上，掌握赏罚之柄，而群臣没有谁敢不奔走尽职。各项政务就会严肃而得到治理。第六，使命令取信，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说：“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只管施行。”命令以简明为贵，以守信为根本。简明就容易遵从，守信就一定实行；容易遵从就不会触犯，一定实行就可以长久，这就是治国的要领、为政的常道。臣近来看到朝廷发布命令，有的随即冲改，有的很快又停止废弃。官吏轻视它，奉行就不坚决；百姓忽略它，苟且怠慢、违犯的事很多。从大体上讨论，这是深深损害政事的事情。法令越繁密，越会招来巧言诋毁；文辞越烦琐，法令就越轻慢。如今条令重重叠叠，充满案几书阁，即使熟悉法令的人也不能全部看遍，何况郡县承受施行的人呢？使愚昧的人陷于无辜、无处申诉的境地，罪咎就在于格式法令烦多而又不能取信，所以奸吏便借机从中谋利。臣请从今以后，凡群臣请求厘正改订条制，都要审查复核、勘验会同，更加详细慎重；没有根据的言论不要听，不经询问的谋议不要采用。使万民都说：“王言真伟大！”又说：“君王之心真专一！”这样自然使百姓没有滋生诈伪的端绪，官吏停止玩弄文法的巧术，刑罚祥善、制度良好，一切都合于中正而有福庆。第七，显示戒惧，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说：“吉凶并不僭越，全在人自身；上天降下灾祥，全看德行。” 所以有时没有灾害反而使国家倾覆，有时遭遇灾害反而使国家兴盛。没有灾害时，骄傲怠惰由此而起；有灾害时，戒惧之心由此而生。因此尧、汤遭遇水旱之灾，中宗、高宗遇到桑树生雉的异象，一个因为有所准备而没有后患，一个因为修养德行而消除了妖异。如今这些变异，也在于陛下，只看陛下修养德行罢了。丞相、辅弼之臣，应当警戒权势过重；侍从之臣，应当警戒阿谀奉承；帷幄之内、亲近机密职位上的人，应当警戒凭借办事权势作威作福；掖庭嫔妃中受宠的人，应当警戒沉溺于燕乐的迷惑；衣服饮食，应当警戒超过制度；优伶戏乐，应当警戒放荡心志；节省用度没有小事，奢侈费用没有微末之处。要想到四方百姓所缴纳的正当贡赋，怜悯小民从事生产劳作的辛苦。至于边防守备、军队粮食的储备、器械车乘的使用、将帅人才的选用，臣认为也应当加以存念于圣虑。因此臣说：这就是戒备的概要。至于修身自省的方法、戒惧警励的心意，陛下虽早晚兢兢业业、不忘在心，然而天下人却不知道。按《春秋左氏传》，晋国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询问，伯宗回答说：“山崩川竭，君主应为此停止宴飨，降低服饰等级，乘坐素车，撤去音乐，离开正殿而居，祝官奉币，史官致辞，以礼仪应对灾变。” 如今地震等灾异接连发生，众多变故重重相累，哪里只是山川灾害而已？臣愚见认为，陛下应当对通常的礼仪有所减省，斋戒居处，澄清思虑，深思上天的意旨，考察阴阳运行的规律，审察政教方面的缺失。属于陛下自身的，臣希望陛下不要吝惜承认过失，一定改易自己的法度；属于臣下的，臣希望陛下在内心作出决断，明确地惩罚有罪者，使人伦纲常都得到治理，以求得上天降福。这样，七代祖先的宗庙就能世世代代永享福泽，百姓的生活也都能共同得到庆幸和依赖。臣的官位低微而言辞过于高峻，有僭越的过错；臣与陛下接触疏远而心意忠诚，又有直斥过失的罪责。只要臣的话经过圣上阅览，能稍微使圣心有所觉悟，幸而像微尘一样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即使赴汤蹈镬、舍弃生命，臣也在所不辞。【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睦州通判】仁宗皇帝答复诏书，论述地震和春雷的灾异 韩琦

译臣听说陛下因为灾变屡次发生，已经下诏敕广泛征求正直的意见。这是陛下警惕觉悟于上天的告诫，圣心忧劳，天下无不感到万分庆幸。臣任谏官之职，近来因灾变发生，多次上密封奏章，虽愚钝却忠诚，不敢有所畏避，所陈之事颇为明白，却还没有见到陛下裁决采纳。臣担心应诏进言的人，即使没有立即获罪，但他们的意见也不被采用，那么这就同诏书的本意相违背，对朝政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希望陛下凡有臣僚应诏上言，都亲自逐一阅览；如果事情确实可以施行，就希望早日作出圣断；如果意见不够高明，或者言辞涉及诋毁攻击，也希望宽容而不追问。这样或许可以成就陛下引咎反思政事的德行，并期待上天顺应正道而降福。臣以前多次有所陈奏，料想陛下认为一名臣子的见解偏狭浅陋，不能符合圣意。臣愚昧而不胜忠愤，再次贡献狂直之言，更不敢广泛引证援引，烦扰冒犯圣听，只直述当今不便之事和陛下可以施行的事项，共十件，详细列在另状中，密封进呈。又诏书说，或许政教还没有达到合理的境地，刑狱也没有协调适中；在位者中有阻塞蒙蔽信息的人，任职办事者中有贪污之吏，希望谏官、御史、搢绅百官秘密上疏陈言。臣私下认为，四海广大，不是一人的耳目所能全部接触；如果只允许在朝臣僚论奏，实在恐怕进言的道路还不够广。臣请求向天下颁示，也允许各地官吏依照诏书陈述政事，随公文传递上报。另状 臣听说陛下下发御札征求正直意见，臣冒昧有些狂妄浅陋的见解，不敢加以文饰，冒犯圣上阅览，谨直述其事，分条列在如下。一、政府大臣应请求选用忠诚正直而有才识的人，这样国家的纲纪自然会端正。陛下依靠他们成就政事，就可以无忧；如果有人不能胜任职务，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断，全部免职罢任，使当今政事日益更新，天下都感到喜悦。一、赏罚是君主用来驾驭天下的两种权柄。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有罪的人却不受惩罚，这就像寒暑相互违背，却希望一年农业收成能够完成一样。臣请求凡是施行赏罚，都务必符合中道。陛下听取裁断时，知道可以奖赏的就奖赏，知道有罪的就治罪，使令人敬畏或爱戴的决定都出自皇帝内心，不要让国家赏罚威福这两种权柄全被臣下掌握，任凭他们施展威势、给予福祉。一、近来外戚亲属之家，常常趁着入宫的时候，有的没有功劳却希望升迁，有的没有才能却请求赏赐，只图侥幸，完全没有满足的时候。何况庄献太后临朝时，尚且曾经加以惩戒，难道陛下圣明而临朝，却不能抑制这种奔走钻营吗？希望陛下特地下诏谕，严厉地加以制止杜绝。如有触犯而获罪，请求重重贬责。一、如今国家用度不足，弊病在于浮泛的费用没有节制。收入有限，支出却没有止境，于是使朝廷内外的仓库都不能充足供给。臣希望一切用度都务求俭约，并请求选派公正而有才识的近臣，与三司共同详细审定，削减节省多余费用。一、自从茶法改变以来，连续多年把银、绢摊派征收，河北的百姓因此困乏枯竭。明面上支出内库的物帛，暗中又亏损旧有的赋税利息，希望选派公正的近臣，共同参酌制定适中的办法，以救济国家经费。一、朝廷备战防御的紧要之处，只在西北两边。可是那里的牧守将帅，多数不是合适的人才，士卒训练也没有达到要求，修缮整治方面也有待加强。请秘密告谕两府大臣，经常认真考察两边的牧守将帅；不能胜任的，就调换改用有才略、有武艺和办事能力的人，以壮大国威。统率军队的方法务必严明整齐，不要使他们更加骄纵懒惰。一、臣私下认为，陛下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应当有宴饮的乐趣，用来宽解忧劳、慰藉游息娱乐。然而宴饮过于频繁就会妨碍政事，也无益于圣体，希望也能节制而有一定限度，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一、宫禁之中，女御人数众多，难道没有防止冗滥的办法吗？那些幽闭其中的人，希望选择没有用处的，放她们出宫，以消除阴气过盛的变异。一、臣僚中有因进言而获罪贬责的，如果内心本来是献上忠言，并非怀挟邪心、亲近奸诈之人，希望恢复他们的职任，使进言的道路更加广阔，人人都想到尽忠。一、消除灾变的方法，只有修养德行来禳除灾祸，这样天道自然感应，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至于斋醮道场，实在不能依靠它来求福，也希望陛下特别加以觉悟，再考虑节省削减。【宝元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仁宗论日食　叶清臣 臣听说，君王上承天意所为，下面又用它来端正自己的作为。君主的政治有治有乱，上天的回应有灾有祥。大概天人相互感应的关键，取决于君德能否与上天相通。奉事上天、养育百姓，道理上本来就是一体的。政治昌明的时代未必没有灾异，但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能够用德行回应，那么就能把灾变转为福祥；衰乱的时代未必没有祥瑞，但庸昧暗弱的君主德行不能承受，反而会把祥瑞变成妖异。所以治乱和灾祥并非固定不变，只在于德行的厚薄。孔子编修《春秋》，记载重大的灾异，把日食、地震列在前面。班固撰述汉史，记载关于日食的论说，认为三朝出现这种变异，是尤其异常的。如今本月正月初一发生日食，不幸在政治昌明之时出现了尤其异常的灾变，难道只是因为日月合朔，恰好如此吗？还是上天在谴责告诫，另有针对之处呢？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继承并发扬隆盛的基业，谨慎遵守先帝训诫，兢兢业业至今十八年，四方安宁，万物各得其所，百官修治辅佐，各项功绩都兴盛，确实是太平之世。然而天变如此重大，一定有进一步的警告，用来启发圣明。臣曾学习旧史，反复考察前代记载：太阳象征阳德和君道，月亮象征阴德和臣道。日食通常发生在朔日或望日，是日月交会的现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日月交会却没有发生日食，是阳胜过阴；《诗经》说：“那月亮发生食，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食，还有什么不是不善的呢？”这就是说，阳德或君道有所亏损，太阳才因此发生日食。又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戏谑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奔驰。”这就是说，上天在上面发生变异，君主在下面也应有所改变；如果安然不以为意，灾祸就会更加严重。臣认为，在推算日食之初，预先知道将要发生日食时，陛下应当离开正殿，撤去日常膳食，击鼓，用币帛祭祀，百官各守职司，举行救护日食的礼仪，或许可以使上天收回悔意，不把阴气变成灾害。如今灾变已经显现，再救也来不及了，就应当赶快下诏责备自身，开放敢于进谏的道路，使人讲求阴气为何能够胜过阳气、阳气为何有所亏损的道理；以后增加对所亏损者的补救，抑制所胜之势，仍希望万分之一能够消解上天的警戒。《易经》说：“君子整日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像面临危险一样警惕，就没有灾咎。”凡是说“无”的，实际上是说本来有灾咎，只因能够补救过失，所以得到无咎。然而那些习惯因循、苟且谄谀的人，一定会说这是天道常数，不足以成为盛德的累赘。臣恐怕内朝左右之臣用这种说法来使圣心安心，外廷进见应对之臣用这种说法来推卸官员的责任。臣担心这样不是敬畏上天的震怒，而是失去了补救过失的意义。

译前些年河东发生地震，多年来太白星白天出现，考察占验与应验，已经逐渐显现出验证。如今发生这样的灾变，难道是凭空出现的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灾异的重大意义，广泛询问政教方面的缺失，选拔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以不加忌讳相待，使他们尽情进言，即使言辞有时切直深刻，也应采纳实行。这才叫有才德。用德行战胜妖异，把灾变转为福祥，臣幸而以浅薄之才亲逢盛世，任职于翰林词臣之地，官居谏省，所见所知即使如从管中窥视，难道敢不竭尽心力？希望明主能够有所选择采纳。天下幸甚。【康定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知制诰】上奏仁宗论久阴　孙沔 臣私下看到，自入春以来，时令失去次序，阴云沉重而不下雨，阴冷之气连夜不散，日光青暗，天色惨淡昏翳。按照《汉书》的记载，《洪范》说：“皇帝不能建立中正之道，他的过失就是常常阴天，一定有臣下私下议论君上。”臣日夜思考这件事，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天道虽然遥远，灾祥却不会欺骗人；人心虽然细微，气志必然会有所感应。难道会有这样明显的变异而始终没有祸患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至明至圣，认真察看并谨慎对待。臣的职分本应陈说政事，心中有所疑惑，不敢自行隐瞒，希望愚见能够把所想到的都说尽。臣又听说，臣子是君主的阴，妇人是丈夫的阴，邪是正的阴。如果臣下逼迫君主，妇人凌驾丈夫，邪恶侵害正道，就会有阴气造成灾害。大概人事在下方发生变动，天变就会在上方显现。如今气象如此，希望陛下专心励志，察看事情、追究根源，思考导致天人感应的原因，实行消除并恢复正常的方法，以回应上天降下警示的征兆，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料想陛下因为失去儿子而感伤，圣心悲郁，又将要广求子嗣，因此把仇淑之事放在心上，常常在宫庭之下听到珠玉般的声音。这是冲和之气尚未融洽，凝结吝滞之气尚未解除。希望陛下保全精神，减省思虑，调养身体，增加膳食，优游以调适性情，安静端正地居处，节制嗜欲之情，戒除宠爱嫔妾过盛。在饮酒进食之间、寝卧席褥之上，不要使其超过限度。希望能够彻底防微杜渐，使圣德保持康宁，发挥纯正刚健的决断力，察明臣下的奸谋，在禁宫之内严格约束左右近臣。如果对百事都能预先觉察，那么万种福祉就会一同到来，或许可以谨慎对待上天的告诫，永远安定国家。【庆历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直谏院】上奏仁宗论赤雪、地震的灾异　孙甫 臣听说《洪范五行》以及前代关于灾变应验的记载说：“赤雪，是赤色灾异。”这是君主舒缓怠惰的应验；舒缓怠惰，政事就会松弛，赏罚就会失当，百官就会废弛职守，这就是招致祸乱的原因。晋太康年间，河阴降下赤雪，当时晋武帝怠于政事，荒淫宴饮于后宫，每次见到臣下，多谈日常琐事，不涉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所以招来赤色灾异，最终导致晋朝祸乱。地震，是阴气盛大的表现。阴气所象征的，是臣下、后宫和戎狄。这三者不可过于强盛，否则阴气就会化为灾变而发动。忻州赵分一带地震已有六七年，每次震动都有如雷的声响，前代地震从未有这样严重的。只有唐高宗原先受封于晋地，及至即位，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谒干预政事、大臣暗中谋划，应当在事变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后来武昭仪专横放纵，几乎使唐朝国运转移，天地灾变确实不是虚妄的应验。陛下要挽救舒缓怠惰的过失，没有比亲自掌握威福、时时作出英明决断更好的了，用以震慑奸邪、整肃天下；要挽救阴气过盛的变异，没有比对外谨慎防备戎狄、对内约束后宫更好的了。谨慎防备戎狄，就要严厉责成大臣，使他们预先谋划军队防御，详计成败；约束后宫，就要把掖庭中凡是不掌管典礼、不属于御幸之列的人全部遣出，以节省浮费，并且裁减节制对她们的恩宠，使其不致过分。这才是实际回应上天的方法。【庆历三年，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十二月上此疏时任谏官】上奏仁宗论赤雪、地震的灾异【这是第二份奏状】孙甫 臣私下看到，景福内宫是祖宗积存经费的剩余，用来准备非常时期的开支。近年来各路的物帛大多收入内库，朝廷内外都怀疑这是宫中的私费。唐朝设置琼林、大盈二库，大都供宫廷宴饮奢侈之用，杨炎、陆贽曾请求废罢。今天景福宫的积蓄，很像唐朝的这两个库。后宫人数，臣虽不知道，但听三司计算，吃肉的人有一千多人，此外还有私身当差的，不下几千人。臣近来听说染院置办染制绫罗十分急迫，用来供应宫中支用。还听说藏库所积的红罗，去年冬天已经用尽；其他物品如果也与此相同，那么浮费之多就可知道了。陛下如果加以省减，立即就能感动人心，从而消除灾谴。张修媛宠恣妄为，借机施恩，祸患已经渐渐萌发。皇后是正嫡，其余不过婢妾，贵贱各有等级，使用物品不应超过身份。自古以来宠爱女色，起初不加制止，后来便无法制止的人，其祸患都是无法挽回的。【庆历三年十二月上奏】上奏仁宗论飞蝗　蔡襄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灾变屡次出现、飞蝗造成灾害，责备自身、引过自责，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不使灾殃波及天下。臣等想到，灾异的到来，实在是由人事造成的，是政治上的缺失感动了天地。因此古代君主遇到灾异，有的避居正殿，撤去日常膳食，深刻责备自己，思考造成灾异的原因以及改正的方法；甚至有特意免去三公的，也有下诏征求直言的。这些都是消除灾异、招来和气的方法。如今国家天下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夷狄骄横凶暴，凌辱威胁中原；盗贼纵横，惊扰劫掠州县；供养军队过于冗滥，选择将领不够精当；科配征调频繁，公私财力都已匮乏；内外官员只求办成事务而缺少怜恤之心；天下百姓急于供应运输，正承受流离失所的痛苦。治理之道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听说救治的方法。臣等恭敬地看到，多年以来上天的警告屡屡降临，朝廷虽有警惧之意，却沿袭旧有弊病而从未改变，所以今天灾变频繁，大概是上天一定要朝廷大力整顿人事、挽救祸患，这样才可以转危为安。救治祸患的方法，没有比追究灾祸发生的根本更重要的了，而根本就在君臣上下的过失。臣等斗胆依次陈述这些过失：陛下不能专一听取裁断，不能掌握威权，使号令不能取信于人，恩泽不能下达百姓，这是陛下的过失。

译掌握天下的权柄、主管百姓的性命，却没有提出高明谋略和不同意见来挽救时弊，也没有竭尽忠诚来完成任用所托，这是大臣的过错。朝廷有缺失却不能挽救，百姓有疾苦却不能上达；陛下宽容少断却不能加以规劝，大臣因循缄默、躲避事务却不能斥退；百官不分邪正一同进用却不能辨明，四夷相互勾结、侵扰内部却不能谋划应对；有顾虑躲避的心思，却没有竭力直谏的节操，这是臣等的罪过。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有引过自责的话，传达给天地神祇，臣等请求陛下一定践行这些话，一定落实其实际内容。落实言语和实际的关键，没有比专一听取裁断、掌握威权，使号令取信于人、恩泽施及下民更重要的了；这样灾异就会消除，和气就会响应。对于大臣不尽职的过错，臣等请求陛下把它作为造成灾变的原因，严厉地督促责问；如果督责之后仍没有近期成效，就援用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旧例将他们罢免，另行寻求贤能之人来救治百姓的祸患。如果臣等当初蒙陛下破格选用，却不能称职，反而使陛下有这样的过失、大臣有这样的罪过，臣等所负罪责实在深重，臣等请求朝廷将我们远远贬逐，另求方正而有才识的人担任谏职，他们一定能够辅佐朝纲，上不辜负陛下的选用。臣等谨此具状，等待治罪，谨以上闻。【庆历四年七月，与余靖一同上奏，当时任谏院官】上奏仁宗论飞蝗【这是第二份奏状】蔡襄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灾变屡次出现、飞蝗造成灾害，引咎自责，告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臣等想到，灾祸发生的根本，来自君臣上下的过失。臣等列举这些事情陈说，最后也自我弹劾，请求朝廷将我们远远贬逐，另求方正而有才识的人担任谏职。臣等至今待罪已经七天，却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忧虑惭愧更加深重，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的形势，外有羌戎相互勾结、侵扰威胁的忧患，内有边疆守御和战争的苦难；军队冗滥，财力枯竭，赋税征敛突然加重，百姓的血汗被无限制地搜刮，就像把石头投入井中，直到井底才会停止。不幸再有旱灾、水灾、饥荒等变故，盗贼乘机兴起，将用什么来抵御？今天同前一两年相比，国家用度和百姓力量本来就已经不如从前，却又因循不改；这样下去，过一两年再回头看今天，也可以预知会是什么样了。那时不只是比今天更差，祸患将大到即使有明白人也无法谋划挽救。臣等以谏官为名位，看到天下形势危险到这种地步，既不能扩大陛下的恩德和信义以巩固民心，又不能纠正大臣的过失以挽救时弊，因而造成灾异频繁、朝廷内外恐惧。臣等上负陛下选拔擢用的恩德，下负百姓困苦的期望，整日忧虑，满身讥责，还有什么脸面进出朝廷呢？臣等的罪过实在深重，恭请朝廷一定将我们贬逐远方，以向天下谢罪。【庆历四年七月，与余靖一同上奏】上奏仁宗论灾异之后应当施行的四件事【范仲淹】臣近来多次听到陛下发布仁德之音，因为灾异屡次出现而敬畏上天、责备自己，这确实是圣明帝王至仁之德，天下非常幸运。昨天宰臣等再次奉行圣上的敕旨，不必只作谢罪，而应当实际行事，这又是挽救时局、责求实效的关键。臣等岂敢不惶恐，思考竭尽诚意和志向，以符合陛下日夜忧劳的心意。臣观察自古以来的国家，都有灾异；但如果盛德善政施及天下，百姓不敢怨恨叛乱，那么即使有灾异，也不会形成祸变。如果德行衰败、政治暴虐，百姓怨恨叛乱，所以灾异出现，大多会形成祸变。陛下如今既已敬畏上天的警戒，对上忧虑宗庙社稷，对下忧虑百姓，确实已经有了尧、汤的心意。如果再施行尧、汤的政事，使天下得到恩惠，那么即使有灾异，也正好增加陛下的盛德。臣任辅臣而待罪，整年没有什么成效；四方多事，不敢请求退职，恐怕辜负君亲擢用的心意。臣私下观察，从祥符年到今天，火灾不能向上燃烧的灾异已经有十多次，又屡次发生地震的异常。今夏有蝗灾，秋天有水涝，民间多有妖言；虽然陛下修养德行、责备自己，本来可以感动天地鬼神，但如今百姓却已经无处安身。臣请求施行以下几件事，稍微帮助陛下挽救百姓于万一，唯请圣心裁择。一、委任天下按察使省察各地官吏：年老昏聩的罢免，贪污浑浊的弹劾，昏庸懦弱的驱逐，这是去除谬误之吏、纠正怠慢政治。至于激励劝勉善政的方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官吏中有些畏惧上级权威、迎合上意以求升进；有些假装修饰操守，争相实行严酷的政令，求取办事有成的名声，便一味横征暴敛；有些追求竭尽职分的名声，便专门使用深文苛法。政治崇尚虚假的声誉，百姓承受实际的弊害，财产被征调摊派耗尽，举动稍有触犯就遭刑法，百姓困苦，善良之人悲叹，这正是天下怨恨叛乱的根源。秦朝因天下怨叛而灭亡，汉朝因挽救秦朝的弊病而兴起。臣请求下诏各路按察官，除按常规考察纠举、推荐人才之外，在所辖知州、知县、县令中另行选出那些洁身自守、爱护百姓、显然有良好政绩、深得百姓爱戴如同依靠父母的人，各自据实具状，推荐两三人，给他们改换官职、再次任用，或者升迁提拔、委以重任。这样天下官吏就会知道陛下忧虑百姓的心意，各自尽力爱民求治，不实行苛政，足以平息百姓的怨恨叛乱。如果所推荐的人不合事实，听凭御史台弹劾奏报，应当议定重重贬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天下官吏中，明智贤能的极少，愚昧暗弱的极多。百姓诉讼不能辨明，吏员的奸诈不能防止；听取裁断十件事，往往有五六件失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只采信表面的声誉，哪里能够全部审查实际情况？因此刑罚失当，每天都有冤枉和滥刑。他们向朝廷奏报、按问审理的案件，千百件中不过一两件；奏案送到案牍机关后，审刑院、大理寺又只依据按问文书，不察究真实情状，只求完全按照法律办理，哪里顾惜无罪之人？有时没有相应的正条，就援引错误的旧例。一经判决，即使有冤屈也无法申诉昭雪；偶尔能够得到平反的，百件中也没有一两件。其中涉及死生、荣辱，伤害人的情感，实际上损伤和气的事情很多。古代一项刑罚判得不当，就会造成三年大旱，史书特意记载下来以警戒后代，这不是虚妄之言。何况天下冤枉滥刑的法律，难道不会招来灾害的应验吗？臣请求下诏天下按察官，专门认真考察州县长吏以及掌管刑狱的法官；凡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的，都据实具状奏报。奏状到达朝廷后，详细审察其中的情理，另行降职或罢黜。审刑院、大理寺，请选一名辅臣兼领，以慎重对待天下的法令；检索历来判案和旧例，去除其中的谬误，将可以保留的编入案例册。

译一、如今各道常平仓和司农寺所管的官员权力小、地位轻，主持办理不力；各处提点刑狱又多不尽职。常平仓的钱本全被州府借出使用，以致不能及时买进粮食。每逢灾害发生，等到派使者前往安抚时，即使百姓已经暴尸沟壑，仓廪也已空虚，没有东西可以赈济，只徒有安抚的名声，却没有救济抚恤的实际。况且国家养育百姓的政策，本来应当重视农业；顺应百姓的利益来帮助他们获利，那么朝廷不必劳心，百姓自然能够养活自己。臣请求选一名辅臣兼领司农寺，大力主持天下常平仓，使其按时买粮，以防备灾害；并下诏各路提点刑狱，今后任满替代、上殿奏事时，必须先呈进本路常平仓的斛斗数目，才可以另奏其他公事。调任者也必须依此上奏，之后才可以起程离任。命司农寺经常认真纠举，并委托辅臣等迅速制定劝农的奖惩条约，颁行天下。一、天下的茶和盐出自山林海滨，是天地所赐的利益，用来养活万民。近古以来，官府禁止民间经营其源头，百姓多有犯法。如今又断绝商旅运输的道路，由官府自行贩运，结果困于运输安置。百姓私自贩卖的判处徒刑、流刑，士兵稍有盗取的处以绞刑并发配。一年又一年，数以千万的人遭受这种刑罚灾祸，这是主管官司与民争利而制定这种制度，完全不是先王的法制。况且把官府贩运的利益同商旅经营相比，增加的收益并不多，而固守这种制度的弊害却不能革除，这只等待陛下作出圣明决断了。臣请求下诏改革天下茶盐之法，全部允许商人运输贩卖，以除去苛刻的刑罚，减少运输安置的劳苦，取得长久的利益。这也是帮助陛下修养德行、减少刑罚的一点助益。【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仁宗论定襄地震、孟夏雷声尚未发出 李京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因上天的警戒而恐惧修省，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所以精诚意念能够感通上天。太阳本应发生日食，却被阴云遮蔽而没有明显亏缺，即使与商王太戊时期桑树和楮树一同生长、宋景公时期荧惑星退舍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臣私下有一点疑惑：自宝元初年定襄发生地震，城郭毁坏，房屋倒塌，被压死的有数万人，至今将近十年，震动仍未停止，难道不是西北两处敌虏有窥伺中原的意图吗？二月雷发出声音，在《易经》中属于“豫”卦，说的是万物出地而都感到喜悦；八月雷收声，在《易经》中属于“归妹”卦，说的是雷重新进入地下，以躲避群阴的伤害。如今孟夏雷还没有发声，难道不是号令不能取信吗？希望陛下命令边臣防备夷狄，告诫辅臣谨慎发布命令，以便在祸患尚未成形时消除它。又有尚美人被弃置在外馆多年，近来听说又召回宫中，必定有人借助媚惑之道来蛊惑天意，应当立即断绝此事。苗继宗是嫔御的子弟，却凭借私人的恩宠担任府界提点，应该割舍对帷帐之内亲爱之人的私情，重视名器等级的区别，或许可以使这些事情不牵累圣政。【庆历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言事御史】上奏仁宗论地震　张方平 臣恭敬地看到，各路地震从荆湖、川峡、山东、河北、陕西直到岭表，相继发生而没有停止。近来忻州地震，随后发生兵乱直到今天，恰好又在此时，登州、莱州山崖崩塌，这些灾异所显示的征兆，恐怕不是没有缘由。考察前代记载，大概地所主宰的阴气，象征臣道、百姓和夷狄。推论到今天，凡是担任内外重要职务的人，如果没有权势强大的臣下，那么当前值得忧虑的事情，就是对外防备蛮夷、对内安抚百姓。西北两处敌虏，朝廷认为是大患，所以对于守御一向用心。至于湖湘之间，蛮徭作乱为害，一方百姓陷于涂炭，七年还没有平息，近来冲突逐渐波及岭外；如果不能立即平定消灭，事情也不可轻视。又南海、交趾的气势渐渐张大，道路连接邕州、容州，也多与溪峒相连，南方事务按理必须经营谋划。从前唐朝强盛时，屡次遭遇中原祸难，蕃戎两次进入京城，但王室不久又恢复安定。到了懿宗时，安南都护李瑑失于安抚防御，蛮寇侵扰，于是导致用兵；度支困于供应军粮，方镇疲于轮换戍守，因而发生徐州庞勋倒戈的变乱，天下也因此走向极度危乱。由此可知，事情常常起于细微之处，祸患常常形成于被忽略之处。至于京东、京西两路，是中原的根本，也是京畿的屏障，是国家在缓急时所依赖的地方，通常必须保持安定来镇抚天下。然而那里常常成为盗寇聚集的渊薮，所幸每年还能获得丰收，所以盗寇必不会大规模连结。如果再遇边境警报，加上饥荒，法令就无法胜过奸邪盗贼，祸乱一定会从乡里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庆历初年，朝廷派朝臣分别前往京东、京西等路招募刺配强壮弓手和宣毅军，不久又允许他们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当时臣任谏院官，曾坚决争辩此事，但朝廷议定已经施行，没有为此停止。如今百姓力量之所以极其困乏、国家用度之所以完全耗空，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举措的过失。各州的宣毅军，都是聚集游荡懒惰、行为不法的百姓，并非经过选拔、具有才力技勇的人。后来光化军盗贼突然发生，朝廷制定的条约失当，姑息宽纵过度，就像养着骄纵的孩子，反而逐渐生出怨恨。当臣近来任审刑院官时，各州奏到的宣毅军士案件，没有一个月没有，大的有谋划杀害官吏、劫掠仓库的，小的有谋划劫掠百姓、进入山林的，多至三五十人，少也有一二十人。因为告发有赏的条例很重，所以一有谋划就会被告发。听说他们虽接受操练，却如同儿戏；既无益于军队器械，反而使官私财力白白耗尽，不征调、不服役，居处时只想着作乱，一旦乘隙而起，必然会形成响应之势。这是祸乱的第一个阶梯。

译起初登记的强壮民丁已经多次接受训练，枪刀、弓弩也都经常操习；后来招募刺配时，既然允许雇人代替，他们本人又没有实际出力，通常也不再努力从事农业，于是乐于懒惰游荡，骚扰乡里，侵凌弱小，奔赴矿坑冶场以追逐末业，贩卖盐茶而冒犯禁令。如果再因凶年歉收煽动流民，结成盗贼，必定首先是这一类人。唐朝的黄巢、尚让，就是由此兴起的，这是祸乱的第二个阶梯。又京东、京西的百姓多相信妖术，凡是小村落，往往都建立神祠；愚昧的百姓被祸福之说迷惑，常常奔走聚集、相互跟从，聚散之间不断互相掩护藏匿，官府无法知道，只知道畏惧神灵，不再害怕法律，逐渐使其滋生蔓延，恐怕会更加形成风俗。汉中平元年，黄巾贼遍布天下同时起事，共有三十六万多人，各自拥有部帅，就是由积累的妖术形成的。晋朝卢循一类的事情，历代也常有发生。这是祸乱的第二个阶梯。所谓地震的灾异，如果应验在百姓和蛮夷身上，这正是最值得忧虑的。潭州的刘夔，是清正朴素的士人，恐怕不是应付事务的人才；邕州、桂州的长吏尤其应当推选有才略的人。对于宣毅军这些冗滥的士兵，应逐渐谋划削减淘汰的方法。那些过去列入强壮名籍的百姓，违法犯禁，应当另行制定严厉的防禁；听说民间还存留很多当时教习的兵器，也应严加下令约束，收缴入官。村落中的神堂，应命令当地拆毁；秘密严密地察访捕捉学习妖术的百姓。这也是考虑祸患、预先防备的大致办法。恭敬地希望陛下采纳施行。【庆历六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 宋代赵汝愚编 天道门 灾异四 上奏仁宗答诏论旱灾　钱彦远 【庆历七年三月诏书说：自朕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早晚敬畏戒惧，不敢安逸，希望达到太平治理，以至于美善安定。自去年冬天以来，应时的降雪已经失常；今年春天又发生大旱，千里之内土地赤裸，百姓失去产业，无处诉说劳苦。朕想到灾变的到来，不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大概是朕在德行上不够敏明，在政事上不够明察，号令不能取信于人，听取采纳意见失于适中，以致这种灾害下及百姓，上天以威势震动来警戒朕自身。朕非常害怕不能承受宗庙神灵的托付，辜负社稷的重任，苦心焦虑，惶恐不安而失去谋划。因此屈己谢罪，反省自身，上叩天意，离开正殿，不进日常珍膳，对外征求直言，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希望上天俯察，怜悯下民无辜。与其使疾病降临百姓，不如把灾祸转移到朕身上，或许可以感动上天，达到美善的成效。自本月十九日以后，朕只在崇政殿处理政事，并且减少日常膳食。朝廷内外文武臣僚，都允许密封上奏当今最紧要的政务。三事大夫，你们要同心互相警戒，辅佐朕弥补不足。】臣恭敬地看到两浙转运司抄录三月十九日诏敕中的节文，内容是因为今年春天大旱，朝廷内外文武臣僚都允许密封上奏当今最紧要的政务。臣私下想到，臣近来凭直言极谏考中科举，又被破格擢用，怎敢自行缄默、苟且等待资历？谨将当前紧急政务和水旱灾害的根本分条陈述，略尽千虑中的一点所得。臣听说天地有一定的规律，阴阳有一定的法度，在进退、盈虚交替之际，二者适当而均衡，气就和顺；气和顺，风雨就按时而来；风雨按时，万物就能生长。然而阴气盛就下水，阳气盛就干旱，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阳气主管德，阴气主管刑；德不可以独任，德过盛就会松弛；刑不可以专任，刑过重就会惨酷。上天爱护万物极其深厚，春夏使它们生长，必定又用秋冬加以节制，因此阴阳相互表里而成就一年的功业。要追究灾变端由，根本在于人的作为。所以《易经》泰卦说：“君王应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所宜。”意思是泰盛到了极点就会安定，但没有节制，过度就会产生弊害；这种弊害仍然不可不防，只有君王辅相天地、加以裁成。在《

译春秋》鲁僖公三年，春季王正月，夏季四月，两次记载没有下雨，是因为僖公能够克制自己、寻求过失，放逐奸佞之臣，审理冤狱，精神感动上天，不举行雩祭而下雨，所以特意显著记载“不雨”来表彰他。这是圣人精微而极致的防范，认为天与人的相互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使君主以此戒惧谨慎。自陛下即位二十多年，内无沉溺声色的娱乐，外无纵情游猎捕鱼的闲逸，外戚和近侍都循规守法，没有专擅权力的过失。前些年地震，从雄州、霸州、沧州、登州开始，旁及荆湖，范围数千里，即使过去定襄的灾异，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如今又发生大旱，依臣愚见，这不是别的原因，大概是上天在警告陛下。实在是因为国家防备盗寇的方法还没有尽善，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没有全都贤良，天下百姓还没有完全安定。上天把心意寄托在陛下身上，想借此使天下得到大治，所以先降下灾异来告诫。陛下知道上天警戒的所在，因而加以修治，就是宗庙社稷的大福。如果轻率忽视大事，只拘拘地寻求没有用处的言论，唯独减省日常膳食、避居正殿，臣愚见认为，这不符合以实际而不是以文饰来回应上天的意思。臣愿为陛下分辨清楚。臣前面所说防御盗寇的方法还不够周密，是因为西北两处敌虏是我们的强敌，天性骄悍，以战斗为生业，不能同他们面对面地较量一时的胜负。而且古代所说的夷狄，语言服饰不同于华夏，他们来临不过是驱赶掠夺老弱和牲畜。所以《诗经》说：“稍稍讨伐猃狁，直到太原；把它驱逐离去就停止。”如今北方戎族占据幽州、燕州以及山后的各镇，元昊又盗据灵武、银州、夏州，这些全都是我们的州郡。他们的衣冠、车服、子女、玉帛同汉人相同，又想日夜窥伺我们的空隙，收容我们的逃亡叛乱者；考察他们内心深处的意图，已经不只是驱掠牲畜而已。从前元昊凭恃险固不肯臣服，朝廷急于责令交战，战争持续出入五年，边臣还没有取得斩首俘虏的功效，天下却已经骚动困顿。下至牛马等牲畜，也都残伤疲惫到了极点，其他事情就可想而知。等到元昊接受和议、接受朝廷授命，也只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可以暂时缓解一时的祸患。我们应当整顿军备、积蓄威势，节省财力、吝惜费用，讲求补救过失，分析长短利害，以困制敌虏。但臣看到自从元昊投降以后，上下都安然自得，器械、城墙的修缮整治逐渐松懈，掌管军队的官员和边地长吏，都按次序补授，不再认真铨选。士大夫戴着高冠、穿着华服，以谈论军旅为耻。臣担心有一天北方敌虏背弃恩义，趁机拼死进攻，又向西同元昊结盟，两路一同进犯，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难以支撑了。臣曾在半夜思考此事，寒心而忧愤。臣担心如果像景祐、康定年间对待元昊那样谋划，就危险了。北方的敌虏土地广大，武器军备强盛，凶恶的党羽众多，不是元昊所能相比的。臣希望陛下不要轻视和对待他们。这件事如果不预先准备，就不能仓促应对，这是陛下应当深切留意的。又有湖广一路，蛮獠接连骚动，听说他们杀害劫掠百姓，使民众流离失所；朝廷调发军队、督促征敛军需，层层而出，却置之不问，只责罚一两个儒生。这些人并没有奇特深秘的谋略，只能处理文书、办理期限和防备之事，实在令人深为叹息。用兵也已经三年了，却没有听说取得一尺一寸的成效；岁月长久地拖延下去，忧患就不小了。希望陛下把这三方面的紧急事务，借助上天明显的警戒，命令大臣谋划长久之计，以安定天下百姓的性命，天下就大幸了。臣以前所说地方长官未必都贤良，大体说来，百姓生命的安危、舒惨、休戚，都系于刺史、县令。无论郡县远近、闲要和大小，百姓耕田凿井、缴纳租税，都是陛下的赤子。如果守令失职，那么一方百姓就会受害；利害旦夕之间便切身而来，饥寒又从内部逼迫他们，他们若不起来做盗贼，就只能在危苦愁困中死去。危苦愁困的气象，正是导

译致水旱灾害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江淮各郡，地近京城，是国家的外府，而守令中年过七十的，十人中竟有三四人，往往耳目昏聩，精神耗竭，身体衰弱、弯腰驼背，只把领取圭田的俸食作为打算。

译即使有些人心力还很强健，也倚仗年纪资历，欺凌压迫官吏百姓。长吏掌握千里之地的权柄，如果昏聩衰竭，就必然把权柄交给下属官吏；下属官吏操持刺史的威势，殴打良民，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甚至比长吏本人贪污还严重。江淮一方计算起来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偏僻的地方呢？何况县令人数众多呢？臣希望陛下逐一查考他们的门籍，审阅功劳和罪状，命他们交还俸禄退休，并优厚赏赐其子弟以官秩，使他们自行供养。精心选择天下的长吏，这是治理根本的主张。议论的人将会说，国家优待养老臣，不应这样做。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古代养老，不过赐给珍贵膳食和财帛，难道还让他们掌管政事吗？况且陛下怎么忍心让这一百几十个老而昏眊的人继续任事，却不能忍受天下千万人受他们的弊害？希望陛下思考此事。臣以前所说天下百姓还没有完全安定，臣听说隋唐制度有赋、租、庸、调四项收入。自从杨炎改行两税法后，天下都称便利。自五代直到现在，征敛的名目纷杂出现，两税法也逐渐败坏，百姓已经竭尽力量供给国家了。又加上不按时令的摊派征收、和籴和市以及举放取利，利益全都归于官府，而主管财政的机构又不再设置，轻重均输之法也因战事紧急而被利用，只知道催促各路征取缗钱，以迅速补济经费。后来又专门派遣内使四处出巡，催逼郡国，迎合上意、严加防督，直到搜刮殆尽才罢休。却完全不知道，钱只有流通转用，利益才会进入公家，百姓也才能凭它资助贸易。如今四方的钱每月征取、每年输送，一经运走便不再回来，所以天下百姓号哭，商贾失业，酒课、商税等税收也越来越亏损。这都是专门征取缗钱的过错；平日里百姓已经喧嚷叫苦，感到财力不足，何况还能抵御水旱灾害吗？先朝时常常忧虑这种情况，曾有三说法，使商人把粮食运入边郡，再到内郡领取盐、茶等杂物；边地粮食不再由国家供应缗钱，天下货物也就流通了。这三说法的副本还保存在有关官司和朝廷。侍奉先帝的各位臣僚，都能谈论此事。陛下如果举而实行，然后诏令主管财政者研究调节利害轻重的方法，不许专门从各路征取缗钱，使百姓得以休息。《易经》说：‘怎样聚集人民？回答说：靠财货。’这就是感动人心、使天下和平的办法。再想到臣自身见识短浅，实在是因为陛下诏令询访而发言，所以关于安危的话没有什么隐瞒回避。伏愿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就忘记祸乱；降低身段任用才俊，慎重明确地实行赏罚，这样或许可以使灾异消除，招来迎接祥善之气，天下幸甚。【庆历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润州知州】包拯上奏仁宗，论述旱灾后得到雨水。臣私下看到，自冬季、春季以来，天下遭受旱灾，陛下因此避离正殿、撤减膳食，多次下诏，勤恳寻求直言，疏理刑狱，宽减节省民力。即使古代圣明的帝王责备自己、归罪自身，也没有这样严重的。因此诏书所到之处，甘雨随即下降，上天和气得到感应，下面百姓心中喜悦，天意和圣德如同符契相合。既然上天这样眷顾保佑，陛下尤其应当振作精神，求得治理，以报答这特别的恩赐。臣听说，法令是君主手中的大权，也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不可不谨慎。近年以来，赏罚的法典有时仍然因循，况且如果人们知道法令不足以信守，那么赏罚凭什么来禁止和劝勉呢？从前唐文宗问宰臣李石：‘天下凭什么容易治理？’李石回答说：‘朝廷的法令能够实行，就容易治理。’确实如此，治国之道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伏望陛下在裁决重大政务时，信任正直的人；赏赐一定要与功劳相当，不可因私情进用；惩罚一定要与罪行相当，不可侥幸免除。邪佞之人即使亲近也一定斥退，忠直之士即使远在外地也一定收用。法令既然实行，纪律自然端正，那么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国家、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关键只在陛下努力实行而已。【庆历七年上奏，当时任户部判官】仁宗回答诏令，论述星象变异，文彦博等人上奏。【诏书说：朕身居帝位之尊，托身于亿万百姓之上，时时谨慎警戒盈满成功之患，难道会忘记勤勉辅政的心意吗？然而检视自己的施政，尚未达到古代的治理；精气受到扰动，也没有招来祥瑞。近来星象屡次出现谴责性的变异，朕早晚都感到畏惧，不敢安居。朕大概担心德政没有修明，刑罚和赏赐失当而滥用；有人含冤滞留却没有申诉昭雪的道路，百姓已经困乏却没有宽免抚恤的实际；官署机构都已设置，职务却有时松弛；典章制度都已具备，纲纪却没有振作；科派徭役繁重，因而肆意苛暴；军政简慢废弛，没有人制定经常性的制度；教令轻率发布，其中有不妥之处；贤能智者处在下位，被遗漏而不举用；奸邪侥幸之徒妄求非分之事，却没有受到抑制；恩惠泽被很快壅塞，不能流通。以上任何一项，都足以违逆和气。朕深思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恭敬承受祖宗的福佑，敬畏上天和百姓，询问并整饬政事，希望与近臣辅弼共同修治、警戒过失，或许可以答复上天的警告，达到安宁太平。应令中书门下、枢密院把这十二条放在军国各项事务中，查求实际情况；凡有应当改革、振兴、举措的，秘密分条上奏。朕将尽心详细考察，立即议定施行。希望你们这些股肱之臣都体会朕的意思。臣等各自凭着并不称职的才能，愧居重大任职，不能补益圣政、调和阴阳，以致星象屡有变异，下面使人事受到警戒，上面给圣上带来忧虑。陛下委曲地表示包容，没有赐令罢免我们，反而责成我们拿出成效，使我们尽情进言；诏令反复丁宁，圣明思虑宽大。臣等跪受诵读，惶恐惭愧，茫然失措。恭敬地认为陛下用心如尧舜，归罪自己如禹汤，敬重上天的警戒，增修圣政，消弭灾害、招来和气，应当会聚集祥善的应验。圣诏说：‘德政没有修明，刑罚和赏赐失当而滥用。’臣认为，刑罚不因权贵亲近者而屈服，赏赐不可由侥幸之人求得，这样就不会失当滥用了。刑罚和赏赐不滥用，德政自然会修明。又说：‘有人含冤滞留而没有申诉昭雪的道路，百姓已经困乏而没有宽免抚恤的实际。’臣认为，百姓有冤滞，必定可以通过郡县以及按察机构逐级陈诉；如果仍不能申雪，又允许到登闻鼓院击鼓申诉，本来没有壅塞阻遏的道理。但还必须使州郡官吏经常得到合适的人，替百姓申理，这样百姓就不会有冤滞。如今冗余费用没有限度，国家用度困窘不足，所以年成一旦歉收，百姓就艰难缺食；即使想抚恤他们，力量也不足。如果削减不急迫的事务，停止没有功劳的赏赐，对兵籍和官吏中浮滥冗余的部分稍加澄清裁汰，那么国家用度或许不会匮乏，也就能够真正抚恤百姓了。

译又说：‘官署机构都已设置，职务却有时松弛；典章制度都已具备，纲纪却没有振作。’臣认为，任官要选择合适的人，不让侥幸之徒求得官职；让官员长期任职，考察其功过优劣而升降，不要频繁调动、迅速更换，不要实行苟且简略的政务，那么职务怎么敢废弛呢？祖宗的法度完备地记载在典册中，举而实行，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如果不被权贵幸臣扰乱，就是最难的事。如果上下同心，坚守这些典章，坚定如金石，实行这些号令，守信如四时运行，纲纪就会振作。又说：‘科派徭役繁重，因而肆意苛暴；军政简慢废弛，没有人制定经常性的制度。’臣认为，前面所说削减不急迫的事务、停止没有功劳的赏赐、裁汰兵员和官吏中的冗余，就能使国家用度不匮乏。国家用度不匮乏，就可以减轻科派徭役的繁重；州郡官吏经常任用合适的人，即使有科派徭役，也不至于苛暴。谨慎选择将帅，适当授予威权，抚慰安定士卒而不一味姑息；不要让贵臣和骄横的将领从中扰乱，这样军政自然严肃而有常制。又说：‘教令轻率发布，其中有不妥；贤能智者处在下位，被遗漏而不举用。’臣认为，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实行，所以在最初发布时必须谨慎；发布时不谨慎，因此实行起来不能安稳。近年以来，这种弊病尤其严重，是因为议论政事的大臣轻率地提出建议，却要求一定实行；实行没有成效，最终也没有责任追究；有时虽有好的谋略，但事情没有近期成效，众人的议论又横加阻挠，朝廷不能坚持，所以常常半途改变。分条列举这些事情的情状，同类问题尤其繁多。举荐贤能、任用官员，是宰相的职责。宰相不能全部了解天下人才，只应谨慎选择台省长官和州县大吏，使他们按照近来的制度，各自举荐所知的人，这样或许不会遗漏人才。又说：奸邪侥幸之徒妄求非分之事而不加抑制，这是至今仍然令人忧患的事情，臣等曾经议论过。又说：恩惠泽被很快壅塞而不能流通。臣认为，朝廷推行的恩典没有不贯彻到下面的；但恐怕郡县官吏不符合朝廷的意思，有些应当免除的拖欠财物还没有免除，有些可以释放的流放人员还没有释放。像这一类事情，更应当重申圣诏。诏书说：‘把这十二条放在军国各项事务中查求实际情况，凡有应当改革、振兴、举措的，秘密分条上奏。朕将尽心详细考察，立即议定施行。’由此可见陛下求治的心意，勤恳迫切到了极点。遗憾的是臣等空疏浅陋，不能上报陛下好问的美意。即便如此，怎敢不竭尽愚拙短浅，粗略有所补益？但现在所陈述的，只是大略。臣担心言辞繁多最终成为空话，徒然烦劳圣上的鉴察，却不能补益国家大政。臣等想把这十二条事务每天提出一两条，详细说明应当改革、振兴、举措的事项，按时当面奏陈，曲折详尽地陈述。所希望的是说出的话一定实行，实行起来一定恰当，这也就是舜、禹、皋陶之间彼此赞同、共同谋议的意义。臣等内心实在惶恐不安。施行十二条事项。圣诏说：‘德政没有修明，刑罚和赏赐失当而滥用。’臣等近来上奏认为，刑罚不因权贵亲近者而屈服，赏赐不因侥幸之人求取，便不会滥用。臣等请举一例：如往年苏舜钦、刘巽因为在进奏院赛神而擅自使用官钱，都获罪被除名。去年曾奭、宋永宗赛神也使用官钱，所受惩罚应当与苏舜钦等相同，但曾奭等只被停职。近日史昭文等因为没有察觉手下人吏收受梢场钱物，被冲替，且未得到差遣。不久，负责监察梢场的阎继隆等反而被史昭文揭发，也因没有察觉专管人员收受财物而一律冲替；史昭文却立即获准重新获得差遣。与史昭文共同办事的冯经也受到牵连而复职受阻，而阎继隆等仍照旧冲替。这大概是因为史昭文、曾奭等人身份亲近而从轻处罚，苏舜钦、阎继隆等人关系疏远而受到重责。又如去年亲事官惹出事端，皇城司官吏本应受到重责，但他们都是近臣贵戚，只降官秩、补任外地，刚过一年便都恢复原职，有的还升迁了。往年张沔因为保州事件以及李玮事件被降职黜退，虽经数次大赦，至今还没有恢复原职。按事情性质说，皇城司的事情较重；按议定罪责说，张沔等人反而较轻；升迁和废弃，情理似乎并不均平。这不只是刑罚失去公平，实在还担心权贵宠幸之人破坏法令。臣等认为今后施行法令，理应振作纲纪，更要务求公平。赏赐制度滥用，例如近日司天监的周琮、李用晦，仅仅因为选择考课日期时辰，便请求转官和任用子弟；医官没有别的功劳，却妄求额外升迁。如冯玮、潘象、苏惟和、沈遇明这些人，依赖陛下圣明的裁断，都予以裁抑，但还没有完全按照先朝制度及前后条贯办理，希望进一步申明并遵守。圣诏说：‘有人含冤滞留而没有申诉昭雪的道路。’臣等认为，百姓有冤滞，必定可以通过郡县和按察官逐级陈诉；如果仍未能申雪，又允许到登闻鼓院击鼓申诉，按理说没有壅塞阻遏的道理。现在想进一步敕令约束转运司、提刑司，凡有申诉，都命令仔细审究详察；如果事情稍有涉及冤枉，就选派官员就近复核勘验，不要使烦扰延及贫穷无辜之人。圣诏说：‘官署机构都已设置，职务却有时松弛；典章制度都已具备，纲纪却没有振作。’臣等认为，官员选得合适，职务自然能够完成；选拔人才、任用官员，只是臣等的责任。如果任官必须选择合适的人，而不必过分拘泥于资历和出身；办事必须责求实效，及时考核功过优劣；三年考察政绩，一定实行黜陟，百官修治政务，谁敢懈怠废弛？臣等请略举其中的弊病：比如省府官员和外地计度之职，近年以来调迁改任很快，仿佛只是借道经过，哪里有时间履行职务？所以只求办理一时苟且简略的政务，而本职工作得不到修治。臣等希望另行颁布诏敕，约束内外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以上才允许迁调更换，并考察其功过优劣后升降；如果是特别诏令擢拔人才，则不受这个期限限制。所谓典章，就是朝廷的大法、祖宗的旧制；举而实行、执而遵用，纲纪怎么会不能振作呢？只是近年以来，由于权贵宠幸之臣，破坏大法、毁坏旧制的事情很多。臣等略举其中最严重的：祖宗制度规定官员有固定员额，如今在定额之外增置官员的很多，例如干当皇城司、军头司以及医官使副之类就是这样。又如俸禄制度，各有固定规定，等级和给付本来不能差错；如今却有人任观察使而请求领取留后俸禄，像这一类情况实在很多。臣等希望今后不得超过旧有定额设置官员，不得超越本官等级领取俸禄，一律遵守祖宗旧制，不让权贵宠幸之人侵损，这样纲纪就振作了。请求特别颁布一道诏书处理此事。圣诏说：‘贤能智者处在下位，被遗漏而不举用。’臣等常说，举荐贤能、选择人才，是辅臣的职责。辅臣不能完全了解众多人才，只应谨慎选择台省长官、州郡大吏，使他们按照近来的制度，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或许就不会遗漏人才。然而臣等怎敢不更加激励自己的愚钝，广泛寻求才智之士，希望能够得到贤才，以向上符合陛下任用贤能的心意。’

译圣诏说：‘奸邪侥幸之徒妄求非分之事而不加抑制。’臣等认为，近来贵戚、医工、卜祝以及各司人吏，凭借关系请托，妄称功劳，希望求得内降诏令。像这一类人都严格遵守条制，一概裁抑，那么官场中的邪路就可以逐渐堵塞。’ 圣诏说：‘恩惠泽被很快壅塞而不能流通。’臣等曾认为，凡是朝廷推行的恩典，没有不贯彻到下层的；但仍担心州郡官吏不符合朝廷的意思，有些按理应当免除的拖欠财物还没有免除，有些可以释放的流放人员还没有释放。臣等希望，凡是按照前一年的大赦应当放免的拖欠钱物，如果省司以没有见到保明文书为由，州郡以没有收到朝廷指挥为由，至今仍在催促追理，就命令立即查勘，依照赦令免除。编配流放人员，除属于拣选路分的以外，其中已经量移且情节罪理较轻的，命令把原犯罪行具奏上报，审查看详后依照赦令释放。’ 圣诏说：‘百姓已经困乏，却没有宽免抚恤的实际。’又说：‘科派徭役繁重，因而肆意苛暴。’臣等认为，国家用度困窘，科派徭役就繁重；科派徭役繁重，百姓就困乏。百姓力量已经困竭，国家用度自然缺乏，即使想抚恤百姓，也无法做到。臣等请说明国家用度困乏的原因。恭敬地思考，祖宗以来，设置军队和官吏，以及赏赐馈赠，都有固定制度，量入为出，所以财用不会困乏。自康定年间用兵以后，增募新兵，几乎达到四十万人。近年以来，除去逃亡、裁减和废罢的，仍不少于三十多万人。每年所耗费的衣服、粮食、钱物等，总计约三千万贯、匹、两、石、束，赏赐馈赠的数目还不包括在内。又自庆历二年以后，增加供应两防的金帛，每年共四十多万匹、两。再加上频繁遭遇水旱灾害，又免除租赋，所以国家用度不得不困窘。因此国家用度困窘，科派徭役就繁重；科派徭役繁重，民力就困乏。如今要救济百姓的困穷、宽减百姓的科役，正在于节省冗余费用而已。节省冗费中最重要的，在于减少冗余兵员。臣等已经上奏说明过，想在今年冬天另行制定拣选士兵的标准，秘密下发给各路转运使；等到春初，依照往年惯例与帅臣计议，共同按照新标准挑选，必定能大大减少冗费。其次，应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停发没有功劳的赏赐，抑制侥幸求取，裁减员外设置的冗官；衣服器用和日常开支务求崇尚质朴，多方面节约，各项事务都要简约俭省，希望经过若干年逐渐达到财用充足。国家用度充足，科派徭役就不繁重；科派徭役不繁重，就是实际抚恤百姓。圣诏说：‘军政简慢废弛，没有人制定经常性的制度。’臣等曾认为，谨慎选择将帅，不一味姑息，不让贵臣和骄横的将领加以妨害，军政自然会严肃。圣诏说：‘教令轻率发布，其中有不妥。’臣等曾认为，发布命令必须谨慎，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实行。如果轻率发布的命令确有不妥，就会屡次更改反复修改，这是治理政事的大弊病。比如近来的钱法、盐法，造成的弊害不小，而提出建议的人谋划不善，却从未受到责罚，这就是导致轻率改变、容易产生弊害的原因。往年曾建议各州招募刺配的义军，去年却又拣选配入各军，使人心骚动。起初不能详细谨慎地办理，导致还不到几年便又改变。这几项只是臣略举的事务，其中是稍大的事情。【皇祐元年上奏，当时任昭文馆大学士、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奎上奏仁宗，论述水灾。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水不能滋润下土，盗贼横行兴起，都是阴气过盛所导致的。陛下敬畏天命，本应招来祥善，却反而以灾异相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更大的了。贤能得到进用，君子就会各自按同类上升，而阳气胜；阳气胜，祥善就可以招来。不肖之人被斥退，小人就会各自按同类伏退，而阴气衰；阴气衰，灾异就可以消除。如今天下人都说某些人贤能，陛下也知道他们贤能，却不能进用；天下人都说某些人不肖，陛下也知道他们不肖，却不能斥退。再加上内宠骄纵放肆，近习之臣回护阻挠，夷狄桀骜不驯，奸邪之人交相侵扰，阴气如此旺盛，怎么会不招致大灾异呢？况且朝廷的过失，常常在无事时表现为因循不做；有事发生之后，又仓促颠沛而处置失误。内外臣僚平时提出一项防备、举荐一名官员，即使有可取之处，也都受到阻挠压制而不能施行，随后又从中挑拨，说这是制造事端。像河北、河东的盗贼，行路之人都已经传说此事，大臣却不以为意，直到盗贼捉住通判、伤害巡检，才在数路之间仓皇应对，调换官守，设置重赏来招募士卒，不也太晚了吗？如果将来发生比这更大的事情，又将怎么办？希望陛下留意。【皇祐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刘敞上奏仁宗，论述天久不下雨。臣恭敬地认为，古今共同的道理是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陛下亲自听断万机政务，常常忙到太阳西斜仍不疲倦，与群臣一样勤劳。如今又听说因为上天久不下雨，陛下减损服用、撤去膳食，亲自暴露在外，夜里还登坛祈祷，直到天亮都不能入睡。这就是圣体的劳苦，超过了群臣，群臣实在没有一个比得上陛下。臣私下听说此事，忧虑得不能自胜。况且水旱灾害的次数不能预先测定，假如又连续数月数旬，不能符合圣意，陛下怎么能只凭万乘之尊，替群臣承担劳苦呢？万一受到风寒霜雾的侵袭而身体不适，陛下应当让谁来承担责任？宗庙社稷的忧患，也只有陛下承担。陛下不可不爱惜自己。《诗》《书》以及诸子百家圣贤的精辟论述都说：‘人，是天地的心。’人和则天地之和就会到来。近来大赦天下，恩泽遍及四海，解除长期拖欠，裁减常税，宽赦过错、免除罪责，使百姓获得自新的机会，恩德如此深厚，和气理应得到感应。然而灾旱尤其严重，臣愚昧地私下猜想，今天政事中所褒奖进用、所施行刑罚、所给予恩惠、所废除设置的事情，仍有不合人心、不合天意之处，所以使阴阳隔绝不通。陛下如果确实稍加圣明的裁断，延请询问正直之士，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就可以招来和气，也可以希望得到及时的雨水。何必减损服用、撤去膳食，亲自暴露在外，冒着风寒霜雾的危险，增加宗庙社稷的忧虑呢？这不是安妥的办法。陛下把群臣百姓看作子女，群臣百姓把陛下仰望为父亲。父亲因为子女将要失去安身之处，便深深责备自己，不避灾害疾病；子女却安然自若，不能说是孝顺。臣虽然地位卑贱，但这种犬马般的忠心实在难以自胜。又认为救旱的方法在于改变彼处的政事，而不在于这些外在举动，所以冒昧陈述，请陛下裁择。【皇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范镇上奏仁宗，论述水旱灾害的根本，请求裁节国家用度。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每逢水旱灾害或其他灾变，必定露立面对上天，痛切地责备自己，竭尽精神心力，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尧舜用心，也不过如此。然而希望陛下把这种心意稍加推广。推广的方法，只在于使官吏称职、民力宽裕而已。如今民力极其困乏，朝廷却不停地向他们征取，这是官吏不称职，使陛下在上面忧劳，而百姓在下面愁苦。臣看到国家把征调责成三司，三司责成转运使，转运使责成州，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直到百姓这里才停止。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公家，而费用仍然不足，于是怨恨叹息之气触犯天地，这就是水旱灾变发生的原因。希望陛下推广以前忧劳的心意，明诏中书、枢密大臣，考察祖宗朝以及天圣年间军队数量、官吏数量和天下赋税收入的数目，斟酌增减损益，制定条文制度，使上下遵守；这样国家用度就有常规，民力也有余裕。陛下即使高拱深居、不必亲自处理事务，天地的和气也会到来，又何必忧虑水旱灾变，像这样辛劳地自我责备呢？臣平常一直反复思考此事，如今承蒙陛下诏令选拔任用，不敢不竭尽自己；但也不敢远远援引古代难以实行的事情，所陈述的只是祖宗时代以及天圣年间陛下亲自实行过的政事，伏望陛下留心采择。【至和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范镇后来还有三篇奏疏，详见《具兵制门》】范镇上奏仁宗，论述黑气遮蔽太阳以及风雨寒暑的异常变化。范镇。臣恭敬地认为，去年冬天南风很多，今年春天西北风很多，忽冷忽热，想下雨却不下，又有黑气遮蔽太阳；这些都是人事所感应引发的。黑气属阴，象征小人；太阳属阳，象征君主。黑气遮蔽太阳，就是阴气侵凌阳气、小人迷惑君主。想下雨却不下，是政事不能决断。陈执中任宰相，却因病在家居住已经一百天了。陛下如果认为御史所说杀死一名婢女的意见正确，想要退除宰相，就请迅速罢退陈执中，以解除上天的意思；如果认为御史所说不对，就请命令陈执中起身处理政事，不要让上天的意思长期不能决断。寒暑象征赏罚；忽冷忽热，就是不应当赏赐却赏赐，不应当惩罚却惩罚。邓保吉按法律有过失，不应担任内侍都知；邓宣言没有经历边任，按法律也不应担任内侍都知押班。不久又改任官职，石全彬不应担任观察使，却任观察使不久又做了内侍副都知。其余因攀附关系而改任升迁的，也都不合乎法律，这是不应当赏赐却赏赐。陛下有诏令规定，凡不合乎法律的，赏罚应听中书、枢密大臣执奏；而中书、枢密大臣不据理执奏，这是应当惩罚却不惩罚。冬天多南风、春天多西北风，都是逆反之气。风主管号令，也主管思虑；陛下的思虑如果被小人所迷惑，号令就会屡次改变。天变发生，有的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有的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都是为了使君主觉悟。君主修治人事来回应天变，那么灾异就可以转化为福祥。陛下如果想回应忽冷忽热的变化，不如追回给邓保吉等人的过分恩典，明确惩处中书、枢密大臣的罪责。陛下如果想回应想下雨却不下的变化，不如赶快决定陈执中进退的情势，以解除内外的疑惑。陛下如果想回应冬天多南风、春天多西风的变化，不如使自己的思虑精明，不要屡次改变号令。这些都是古代圣贤沟通天人关系的方法，著录在经书史籍中，使后世做君主的据此奉承天意，做臣子的据此效法来侍奉君主。这不是臣的臆测。陛下不要因为臣没有才能，就废弃臣所陈述的先圣先贤之言，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只是妖星出现的变异，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臣还不知道各方面的情况。今春各路没有麦苗，禾种也没有下种，山东尤其严重。山东正是盗贼兴起的地方，万一盗贼起来，陛下将凭什么对付他们？妖星的变异，我恐怕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这就是臣身处谏诤言责之位而不能默默不言的原因。臣四岁时父亲去世，七岁时母亲去世；如今臣享用陛下的俸禄，父母已经来不及得到我的奉养，臣所能做的，就是把忠孝合为一心来侍奉陛下。如果在这个时候畏惧回避而不尽情进言，臣就是在陛下面前犯下不忠不孝的罪责。【至和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刘敞上奏仁宗，论述水旱灾害的根本。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城中流民很多，都扶老携幼，已经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问他们从哪里来，有的说长期干旱，耕种失业；有的说河水泛滥，田地房屋全被冲毁。臣私下听说陛下怜悯他们的处境，多方救济，这确实体现了陛下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足以感动众人的心。但臣仍认为，这只能缓解眼前的急难，不是拯救根本的方法。譬如良医治疗疾病，必定先审察病源；病源不除，勉强进食也没有益处。如今百姓的病情已经看得见了：父子兄弟不能相互保全，鳏寡孤独不能自行生存，强壮者流转迁徙，弱小者死亡。造成这些的根源在于水旱灾害；造成水旱灾害的根本在于阴阳不和；造成阴阳不和的起因，在于人事没有修治。既然如此，三公的职责是主管调和阴阳，谏议大臣的职责是阐明天人关系。陛下为什么不以三公的职责责问他们，使他们陈述阴阳不和的道理；又按照谏议大臣的学问询问他们，使他们说明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再参照圣心，考察今天的政事呢？如果陛下所委任的人都已经合适，所施行的政事都已经符合天意，那么水旱灾害大概只是意外灾祸，不值得忧虑。如果天人关系稍有不相合，难道能安然坐视它的病变吗？既然心里知道它的根源，难道不想办法救治吗？臣的话看起来似乎迂阔，但其中的道理实际上非常切近。如今群臣为陛下谋划的，不过是煮粥、粜卖粮米，名义上说是救济，实际上也只是想欺骗圣明、为自己解脱而已，不是谋划国家的根本办法。又如今天气本应炎热却反而寒冷，常常多有异常的风，雨泽也违背时令，秋季收成不能确定。希望陛下赶快思考拯救根本的办法，招来和气，不要使圣心更加焦虑劳苦，天下幸甚。【至和二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范镇上奏仁宗，论述水旱灾害的根本。

译臣恭敬地看到，今年没有麦苗，朝廷因此实行免税免役，并通过常平仓、军食仓施行赈济借贷、保存赈恤的恩典，不能说做得不充分。然而百姓流离失所，父母妻子不能相互保全，即使平常没有灾害，也并不少见。即使放宽徭役、减轻租赋，年成即使大丰收，也使百姓不能终年吃饱；等到稍有歉收，即使再加重赈济，本来就已经来不及了。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此前征敛过重的政事造成的。如今只是一个谷物没有成熟，流民就已经这样多；假使九种谷物都不成熟，朝廷将怎么办？臣私下认为，水旱灾害发生，是由于百姓生活不足而产生怨恨；百姓不足而怨恨，是由于有关官司征敛过重；有关官司征敛过重，是由于官员冗多、军队过多以及土木工程费用巨大，而经常性的制度没有建立。又听说许州、汝州、郑州等地蝗虫幼虫再次滋生。蝗蝻滋生，也由贪婪的政事所感应。上天的意思是认为，贪婪政令向百姓索取，就像蝗蝻啃食禾苗，所以连年产生蝗蝻，以使陛下觉悟。《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五年秋天开始按亩丈量土地，冬天蝝虫滋生，解释者认为蝝虫是由于按亩丈量而产生的，这就是所谓贪婪政事的感应。国家自从在陕西用兵、增加兵员以来，赋役繁重；近年以来不惜授予高爵、给予厚禄，把官职借给不应当任用的人；转运司又在常赋之外进献剩余钱，以帮助南郊祭祀；其余没有名目的征敛摊派多得无法计算。这些都是贪婪政事的表现，起因在于搜刮刻薄、暴虐残酷；这就是百姓产生怨恨的原因，也是触犯天地和气、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臣以前多次说过官员冗多、军队过多导致百姓困苦，但还没有得到回复。伏乞陛下命令大臣查检臣以前上呈的奏章，考察如今官员数量、军队数量和赋税收入的数目，制定经常性的制度；又停止土木工程的费用，使百姓能够吃饱、稍得休息，那么天地的和气就会到来。古人所说的太平，只不过是百姓能够吃饱而已。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建立经制，裁减官员和军队，节省土木工程费用，使百姓吃饱，陛下高拱深居，太平就可以坐享而至；这只看陛下如何责成大臣罢了。【至和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欧阳修上奏仁宗，论述水灾。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诏书，以雨水为灾，允许内外臣僚上封事论政，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恐惧自省的心意。臣私下认为，雨水造成灾害，自古就有；然而从来没有水势进入国门，大臣奔走救援，淹没社稷，冲坏都城的情况，这大概是天地之间的巨大变故。至于王城京邑，水势浩荡如同湖泊，百姓被冲走淹没、奔逃呼号，昼夜不断，死去的人畜不知有多少；侥幸活下来的人，房屋也崩塌了，无处容身，只好捆扎木架露宿，上面下雨、下面积水，老幼相连，狼藉地倒在天街之中。又听说城外的坟墓也被水浸灌，棺椁漂浮出来，尸骨随水漂流。这些事情听来令人悲伤，亲眼见到更令人怜悯；活着的人不能安居，死去的人又不得安葬，这也是近世水灾中从未有过的严重情况。此外，四方奏报每天不断传来：有的说城门被水堵塞，有的说市镇被冲破，有的说河流决口宽达千百步，有的说水头高达三四丈以上，道路隔绝，田地禾苗全被冲毁。这样看来，大河小水都出来造成灾害，远方近畿无不遭受损害；这就是陛下所以警惧忧伤、怀有至仁之心，广泛询问，希望能够消除灾害、恢复安定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如影随形，丝毫不差；从来没有不召而自行到来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发生却没有应验的人事变化。灾变既然这样大，忧虑也应当这样深。臣愚昧地认为，不是做一点小事就能堵塞这种大变异，必须思考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察看安危祸福的关键，追究过去的过失，防范尚未萌发的祸患，这样的事情不过一两件而已。自古君主必定要有储嗣，用来承继宗庙社稷的重任，这是不可缺少的。陛下登临帝位已经三十多年，储嗣却还没有确立，这是长期缺失的制度。近来听说臣僚多次以此事进言，大臣也曾提出议论，但陛下圣意长久不能决定；庸臣愚士只知道小节上的忠诚、不知道大体，因而把这当作怪异之事，产生猜疑的言论，这是极其不加思考。况且自古帝王有儿子达到三二十人的很多，才华高、年纪长而排列在朝廷中的也很多，作为他们君父的人，没有不享有长久安宁的，难道会因为猜疑而斥退自己的儿子吗？如果陛下的鄂王、豫王都活到今天，那么储宫早已建立了。世间庸人偶然看到陛下长久没有皇子，忽然听到有关议论，于是就这样那样地胡说。况且《尚书》说：‘一人作为太子，万邦因此得以正定。’大概是说确定天下的根本，上承宗庙的重任，也借此断绝臣下的邪谋。自古以来，储嗣的设置本来就是用来安定君主的。如果真像庸人猜疑的说法那样，永远没有储嗣，君主就安全；有了储嗣，君主反而危险，那么臣所说的就是极其不加思考。臣又看到，自古帝王建立储嗣，既是为了承继宗庙的重任，也是国家的美好庆典之事；所以每当立太子，就不敢独自享有这种美好，一定大赦天下，凡是做父亲或祖父的，都得到恩泽，以便与天下共同享受庆贺欢喜。既然如此，立储并不是坏事。汉文帝刚即位的第二年，群臣再三请求立太子，汉文帝也再三谦让，后来才听从。当时群臣并不怀疑自己而敢于请求，汉文帝也不怀疑臣下有二心，这是因为君臣之间情意相通。五代的君主，有的出身武人，有的出身夷狄；像后唐明宗尤其厌恶别人谈论太子的事情，群臣没有人敢直言。有个叫何泽的人曾上书请求立太子，明宗大怒，对他的儿子从荣说：‘群臣想让你做太子，我将回河东养老。’从此臣下更加不敢进言。然而汉文帝立太子以后，在位长久，成为汉太宗，这难道妨碍他做明主吗？后唐明宗没有早早确定储嗣，后来秦王从荣因起兵窥伺帝位而陷入大祸，后唐于是发生动乱；这就是前代的事情。

译何况听说臣僚所请求的，只是想选择宗室子弟作为皇子罢了，并不是立即把他立为储贰。臣私下认为，陛下仁厚圣明、聪慧明察，洞悉古今，一定认为这件事关系国家大计，应当谨慎郑重，不能轻率宣布，所以才暂缓此事，并不是厌恶臣下的意见而不愿实行。然而朝廷的大议，内外已经听闻，不应长久拖延而不作决定。自从去年春初以来，陛下在宫中服药，大臣们早晚都不敢回家，饮食、医药无不侍奉在左右，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从未有这样亲密的。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和婴孩，昼夜祈祷，充塞道路，都是出于至诚，无法禁止。由此可见，臣民都竭尽忠心，防护陛下的恩德深厚，承受陛下的恩德也深厚，所以才把陛下的忧虑看得长远。如今所请求的，是天下臣民为了爱戴君主而作的打算，陛下还有什么疑虑而不采纳呢？内外臣子既为陛下圣体康复而高兴，又看到皇子出入宫中，早晚问安，在左右侍奉饮食，然后文武群臣奉上表章向陛下祝贺，文人墨客称颂皇室宗支的兴盛，为陛下歌咏赞颂，这岂不是很美好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出于圣明裁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依照古礼，暂且收为儿子，还不必立即立为储贰。这样既可以从容观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臣又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后来掌管枢密院。起初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可。如今三四年间，他在外表面上没有显露过失，却不幸有了能够获得军情的名声。况且武臣掌管国家机密，又能够获得军情，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臣以前有密封奏章，已经把这件事说得很详细，具体说明狄青并不是奇异杰出的人才，只是在当今将领中稍微可以称道罢了。他的内心虽没有恶意，却不幸受到军士的爱戴，臣深怕因此给狄青招来祸患，也给国家造成事端。臣想请求暂且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任命他主管一州，这样既可以保全狄青，也可以替国家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因为军中的士卒、里巷百姓，乃至士大夫之间，没有不谈论这件事的，只是陛下还不知道罢了。臣先前的奏章请求留中不发，是陛下亲自裁断的。如果陛下仍然对臣的话有所疑虑，请发出臣先前的奏章，让执政大臣公开议论。这两件事，是当前最急迫的政务。至于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其中的大意还是可以推知的。《五行传》说：‘怠慢宗社，就会以水灾作为灾异。’陛下恭敬地奉行祭祀，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尚未立储贰。《易经》说：‘主持宗庙祭器，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 难道这正是上天对此发出的警戒吗？至于水属于阴，兵也属于阴，武臣也属于阴。这是由同类推求便很容易看出的道理。上天的谴责告诫，如果不是徒然发出，希望陛下深思此事，及早作出决定，或许可以消除灾患，使灾异转化为福应。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要尽心陈述，不得有所避讳。’因此臣才敢谈及此事。至于其他时政的过失，一定会有群臣奉诏向陛下陈说。臣的话狂妄，计策愚陋，只求陛下裁量取舍。【至和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四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天道门 灾异五 上奏仁宗论水灾【系第二状】欧阳修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手诏，把水灾视为灾变，使陛下深为忧虑。既然君主一人已经说了自责的话，百官就应当都怀有不得安闲的心意；可是奉诏应答、陈说政事的人仍然很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措施施行。难道是所说的话不值得采纳吗？还是竟然没有人进言呢？难道是有了意见却不能采用吗？如果这样，那么上面有诏而下面不进言，下面有言而上面不采用，全都只是空文。我听说有句话：‘回应天意要用实际行动，不要只用文辞；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要只靠言语。’臣近来曾有密封奏章响应诏令，私下认为水灾进入国门，大臣奔走救援，淹没社稷，毁坏都城，这是天地间重大的变故。恐怕不是做一点小事就可以消除的，因此向陛下陈述一两项大计；但臣所说的计策狂妄愚陋，不足以使陛下真正感动并加以采纳。臣日夜思考，现今的弊病、纲纪的败坏，不是一天造成的；政事的过失，也不止一个方面。水灾极大，上天的谴责极深，也不是一件事造成的。灾异和谴责达到如此地步，而日后相应而来的祸患，又不是一句话可以预测的。这样看来，过去应当挽救的弊病很多，未来值得忧虑的祸患无边无际，也不是只责罚两三个大臣就能解决的。况且自古以来天下的治理，必定要同众多贤能之人共同承担。《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得以安宁。’ 《尚书》记载，尧、舜在朝廷时，同时任职的大臣有夔、龙、稷、契一类二十多人，这还只是其中职位最重要的；其他百官在位的，也没有不贤能的。如今想要挽救大的弊病、消除大的祸患，像臣以前陈述的一两项大计，既然还没有果断实行，又不考虑任用众多贤能之人来办理各项政务，那么天变如何堵塞，人事如何修治？所以臣再次斗胆进献任用贤能的意见。臣的才识愚昧，不能识别人材，但众人所知道的人，臣也知道。臣恭敬地看到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廉的操守和美好的品行，从贫贱时就已著名；直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在朝廷上早有声誉。他任侍从以来，对政事的补益很多。如今正是天灾与人事交困、没有贤能之人就无法治理的时候，包拯却因为小过失被弃置在远方，这是议论此事的人所惋惜的。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瓌，沉静寡言而端正刚直，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学问通达，看起来像是不善言辞的人；但遇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一定去做，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气。这是朝廷应当任用的大臣，不是只能治理州郡的人才。祠部员外郎、崇正院检讨吕公著，是故相吕夷简的儿子，清静寡欲，生长于富贵之家，却淡泊荣华利禄；见识谋虑深远，文章学问优长，都超过常人，只是喜欢自行隐晦沉默。这是适合在君主身边供顾问询问的大臣。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在当世享有声名，坚守道义而不苟且，自重其身，议论通达明晰，同时具备当时人才所需的才干，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展。这四位大臣，都是难得的人才。包拯因为小过失被弃置，而其余三人进退升降也与一般人没有差别。连世人都知道的贤才尚且如此，臣因此知道天下广大，埋没而无人知晓的贤能之士一定不少。这四个人，名声事迹已经显著，臣恳请陛下进一步广泛访察采纳，赶快加以提拔，安排在身边，一定会有所补益。臣所说的这些，只是希望陛下听取他们的意见，任用他们的才能，以渡过时局的艰难，并不是替他们个人谋求私利。如果只是多施恩泽，略微升迁职任之类，反而足以成为他们的负累，也不是臣荐举贤能、报效国家的本意。臣恭敬地看到近年灾变不止水灾，各种上天谴责的告诫无不反复而明确。董仲舒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正道的败坏，上天就先降下灾害加以谴责；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其警惧；还不知道改变，就会受到伤害而败亡。’这番话说得已经极其透彻。臣私下希望陛下切实诏令大臣，深思国家治乱，广泛引进贤能俊杰，同他们共同谋议。没有众多贤能之人一同进用而天下不能治理的，这也是救灾消患的一项重大办法。臣又私下看到，京东、京西两路都有灾害损伤，都应当加以存恤防备；可是只有河北派遣使者安抚，两路却都没有派人。有人说可以就地委托转运使办理，这不过是空作派遣罢了。两路转运使只看到河北派了使者，便认为朝廷对各路有轻重之分，以为没有派使者的路分，不是朝廷急切优先防护的地方。况且放免税赋、赈济救援，都要消耗转运司的物资，对那里也不方便；转运使也未必都是合适的人选，其才能未必能够救灾防患。再说一个转运司本来就有日常职务，又怎么能专心安抚百姓？所以臣认为这只是徒然作出派遣的样子。臣恳请分别向这两路各派一名使者进行安抚。即使不能大量拿出物资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处置、调换官吏、询问百姓疾苦等事，由专人办理，既然职责专一，必定会有所收获；与其就地委托转运司，利益要大百倍。又听说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输米粮，仰赖东南。今年既然遭灾，如果不加赈济，那么明年不只是百姓饥饿，国家的物资也会从此缺乏供应，这是不可不留意的。臣私下认为，三司今年运往京师的粮米，除已有两年储备之外，还有三百五十万余石尚未漕运的物资。今年东南既然干旱，明年缴纳上供粮米就会减少，这些尚未漕运的米实在不可不珍惜。然而暂时少拨一些来救济当前的急难，也还不至于有所缺乏。希望下令三司查核防备情况，如果确实如臣所听闻的那样，那么请酌量拨出五七十万石，给两浙一路，命令及时赈济十三州，只作借贷，日后年成丰熟时再归还官府。这样做所获的利益很大；这虽然不是消除灾害的根本方法，也是救灾的一项办法。臣愚昧狂妄，恭候圣慈特别裁量取舍。【至和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论述发生灾变时，应当让儒臣依据经义进言。刘敞

译臣私下认为，圣王最敬畏的事情，没有比天更大的；最听取并采用的意见，没有比民情更重要的。因此应当从灾祥观察天意，从歌谣风俗考察民情，依据灾祥来寻求治理的得失，探究歌谣风俗来了解政事的好坏。只要稍微留意，这些情况就都能清楚地看见。古代前贤圣明的君主，没有不依循这个道理来引导臣下的；忠诚守信的臣子，也没有不借此讽谏君主的。上下相互警戒，便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臣私下看到，朝廷每逢出现吉祥的征兆和嘉瑞，公卿就进表称贺；至于灾异、异常而可怪的事情，却寂然无声，没有人进言。虽说归美于君主、顺从君意，是臣子的常态；但对于灾异所表示的警戒以及应答，按道理似乎还没有做到尽善。陛下又不主动延请臣下询问，以求察知天意，恐怕不符合所谓小心翼翼、明白恭敬地侍奉上帝、从而获得许多福分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五经中关于灾异的学说，最深刻也最切实。凡四方上报的奇物、怪变、妖孽、灾疫，其中有异常而值得怀疑的，应该让儒学之臣依据经义，联系时事加以论说。他们说得对，就可以用来符合天意；说得不对，也足以扩大圣上的听闻。比如近日骤然降雨降雪、天气严寒，有人冻死，这也是灾变的一种。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忧虑深远，顺应时令，谨慎防备，不能不对此加以考虑。臣忝列近臣，愚昧而不能贯通古今；我私下观察前代商高宗、周成王敬畏天威，因此享有福禄的益处，实在愿陛下对此留意，臣不胜区区之心。【嘉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述日食时因阴云遮蔽而看不见，请求不要称贺。司马光 臣依据太常礼院的公文，得知司天监奏报：今年六月初一，太阳将发生交食。臣恭敬地看到近世以来，每逢发生日食灾变，历官都预先详细列出月日、时刻以及日食的分数，上奏朝廷。到了当天，有时被阴云遮蔽，有时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公卿百官却都上表称贺，认为这是大庆。臣愚昧地认为，太阳照耀的范围遍及华夏和夷狄；云层遮蔽的范围，却非常狭小。如今如果太阳确实亏缺，只是有浮云遮挡，即使京师看不见，四方一定有看见的。这正是上天极深的警戒，不可不察。我听说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发生日食，四方看不见，京师看见。谷永认为，这是沉溺酒色，祸患在朝廷内部。永始二年二月发生日食，四方看见，京师看不见。谷永认为，这是百姓困苦枯竭，祸患在外部。臣愚昧地认为，谷永所说似乎还不符合天意。四方看不见而京师看见，祸患还浅；四方看见而京师看不见，祸患就逐渐加深。太阳象征君主。上天的意思仿佛是在说：君主被阴邪之物遮蔽，灾异明显，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的忧危，唯独朝廷不知道。由此说来，君主尤其应当戒惧自持，忧念社稷；可是群臣竟然开始相互率领着称贺，难道不可以说这是上下互相蒙蔽、欺骗上天的谴责吗？再说，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是历官的术数不精，应当治他们的罪，也不是值得称贺的事情。臣恭请陛下明令有关官司：如果六月一日果然发生日食，有的地方四方看见而京师看不见，或者日食没有达到预报的分数，都不得奉表称贺，以此加重对皇天之怒的警惕，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任职礼部，掌管群臣庆贺的章表，不敢不进言。【嘉祐六年五月上奏，当时任起居注判礼部；这一年果然因大雨看不见日食，不再称贺，此后便沿袭成为惯例】上奏英宗，奉诏论述水灾　吕诲【治平二年八月八日诏书说：我听说古代圣贤在位时，阴阳调和，风雨按时，日月明亮，星辰安宁，百姓繁盛，从而达到安定太平。我非常仰慕这种情形。我冒昧以微末之身，处在王公之上，早晚思考，只怕不能承继先帝的宏大基业。然而近年来，到了八月庚寅日，大雨降下，京师房屋浸坏，遭水淹溺的人很多，大田庄稼受到损害，妨害了秋收。我考察灾变的发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难道是我在德行上不够敏锐、在政事上不够明察吗？还是天下刑狱有滞留冤屈，赋税徭役烦苛困苦，百姓发出忧愁叹息、无以为生的声音，从而败坏了和顺之气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上天的警戒会如此明显呢！如今我约束自身，焦虑思考，想要消除、恢复这场大变，却还没有听到在位者进献忠言、增进德行、走上自我更新的道路，这是什么缘故呢？应当允许内外臣僚，都上密封奏章陈说时政的缺失和当世的利弊，以及可以辅助治理的意见，要尽心陈述，不得有所避讳。执政大臣都是我的股肱之臣，应当协助我修养德行、相互规正，以弥补我的不足。】臣恭敬地看到诏书，陛下责备自己、引咎自责，广泛询问群臣，由此可以看出圣德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臣听说，阴阳调和，风雨就会按时；王道端正，百川就会顺畅。五事不能修治，万物就不能顺遂其本性，灾害由此产生。这说明政治教化与天地相通，所显示的效验是可信的；上天以变异告诫君主，是想使君主恐惧而修身反省，振作并挽救衰败。如果君主怠惰荒废，不更新自己的德行，对外没有保全民众的打算，对内没有应对灾变的实际行动，那么咎罚就会接连到来，危亡也会随之降临，实在可怕。此时秋令正逐渐加深，按理阴湿积水应当消退，却突然连续暴雨，泉源涌溢，冲毁房舍，淹溺百姓。京师流传将要发生兵乱的谣言，造成骚动，实在是异常的变故。陛下即位之初，行事没有过失，灾害却突然发生，大概是长久以来民情郁结、怨愤忧愁的阴气积聚而成的。上天深深爱护陛下，所以用这种方式谴责告诫，不能不追寻它的根源。臣谨按《洪范》说：‘恭敬就会使时雨顺当，狂妄就会使久雨不止。’恭敬，是容貌举止谦恭；狂妄，是办事荒谬。处在上位，言语行动一定要谨慎，谋划思虑一定要审慎，号令一定要守信，赏罚一定要恰当。只要有一件事荒妄，灾咎的征兆就会应验。《五行志》说：‘怠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能向下滋润。’

译水属于北方，是万物终结、收藏的地方；神道处在阴位，崇尚安静。恭敬地防守、供奉宗庙和举行祭祀，是为了彰明孝道。近来濮安懿王一事，起初有人议论要把他的礼制规格与仁宗相比，最后却停止追封，连燕王的旧例也没有达到。礼制失去适中，孝道又不足，这也是近于怠慢吧。《京房传》说：‘发生饥荒却不减少用度，叫作泰，灾害就是水灾。’意思是下层百姓遭受饥荒，上面就应当减省用度。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许州、颍州等郡发生大荒，而朝廷正有许多不急需的开支，后苑还有过度奢巧的工役，应当裁减，以崇尚俭约；量入为出、按照收入制定用度，正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又说：‘阻塞压抑有德之人，灾害就是水灾。’这是说有德之人被阻塞压抑而不能任用。如今官员不能试任其职，名实不相副，贤能与不肖的人在下位混杂，何况陛下在殿前详细召见延请的，无非藩邸旧人；清要仕途上的进用，也都出自权臣门下。忠良之人难道不会因而灰心丧气吗？古代依据功绩荐举贤能，于是万物的变化都能成功，祥瑞的应验也明显；依据毁誉来取用人物，所以王业废弛而灾异到来。这些都是前代已经验证的明显道理，陛下应当恭敬谨慎地反复思考，挽救并改正其中的过失，或许就能找到消除灾害、恢复安宁的办法。不过陛下已经戒惧自持，悔过之心确实深切，正把注意力放在辅佐大臣身上，代替上天治理万物。阴阳失调，风雨失时，天在下界发生变异，导致时政出现缺失，过错将归到哪里？臣身居风宪之职，却不能补益陛下的聪明；朝廷纲纪衰败松弛，时政有所缺失，都是臣的职责所致，罪过不可赦免。诏令既已下达，在位之臣没有不竭尽忠诚、尽心思虑，仰望以副陛下咨询之意的。只希望陛下阅览时不要厌倦；臣下所说如有可以采用的，请陛下克制自己而实行。一天比一天谨慎，日日更新盛德，重新整顿治理的设施，暗中防备民间疾苦，感召和顺之气，以消除灾变。如果说吉凶祸福只是命数，国家治乱只是形势，四辅都贤能，百官都能尽职，却不责求人事，只把一切归之于天理，臣恐怕天意仍然不会响应，灾气还会反复，人心动摇，国家就会倾覆。愚昧的臣下所说的话，没有顾忌避讳，只求圣上加以明察。【治平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上奏英宗，奉诏论述水灾　吕大防 臣恭敬地看到乙未日的诏书，陛下因水涝灾变责备自己、体恤万物，广泛询问政事得失，这同禹、汤引咎自责，汉文帝恭敬自持，没有什么不同。臣恭敬地看到，自古君主德行有过失，一定都有某种嗜好偏重而难以改变的行为，从而损害政事。有的喜好征伐，有的喜好田猎，有的喜好声名，有的喜好巡幸，有的喜好修建宫室。因此臣下的意见无法传入，君主的过错最终也不能改变，于是上天便降下灾异来警戒使其恐惧。即使像汉文帝那样贤明、唐太宗那样英明，也不能免除这种牵累。臣私下认为，陛下继承大统至今已有三年。您勤勉修好与夷狄的关系，摒弃奇物玩好，裁减后宫冗员，停止不急需的费用；早朝晚退，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这几件事没有一件不做到，可是天变却如此严重。臣私下思量，这大概不是出于陛下自身的圣德，而是由于政事方面的过失。臣愿为陛下详细陈述其中道理。上天告诫人君，不能总是反复絮说，而是常常用相类似的象征来显示。如今雨水造成的灾害侵入宫城，毁坏房舍，杀人害物，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灾气。从人事方面说，君主软弱而臣下强盛，就是阴气胜过阳气；夷狄谋图中原，盗贼侵害平民，也都是阴气胜过阳气。臣虽然愚昧，却承蒙陛下破格提拔，早晚替陛下讲求思虑；当今的事情以及今天应当做的事，没有超出八项大事：一是君主的恩德没有树立，二是臣下的权势太盛，三是邪说干扰正道，四是私恩损害公议，五是夷狄互相联合谋划，六是盗贼肆意横行，七是群臣的情势使其不能尽职，八是刑法失去公平。什么叫君主的恩德没有树立？陛下即位以来，每天能够见到的只有两府大臣七八人；偶尔召见的臣子较少，能够同他们交谈的，有两制主判之臣、经筵侍从、谏官、御史等，又有几十人。陛下的臣子每五天到朝廷拜见一次，有四五百人，但每天能够同陛下见面交谈的才一两人，这样怎么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感情呢？至于馆阁、省、府的官员，都是陛下选拔培养后进用的人，却有些人一生从未见过陛下的龙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私下估计，陛下并不是怕劳累而不召见他们，只是因为旧例如此，不能立即改变罢了。唐代有待制的制度，本朝建隆、乾德、咸平、天圣年间也都曾经实行。况且祖宗临朝时，往往破格召见臣僚，询问政事；有时巡幸书林，接见儒臣。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恢复转对制度，并允许转运判官在任满后入朝辞见；同时临时差遣三司判官授予职任，并由审官院选择大郡，照旧选派知州人选，命令他们上殿，仍请陛下不时召见。陛下以政事询问臣僚，群臣的情意得以通达，君主的恩德就树立起来了。什么叫臣下的权势太盛？百官的进退都由宰执进拟，而陛下只要批准他们的奏议，十件就批准十件，百件就批准百件。因此内外臣子中受到任用、应当升迁的人，只知道恩德出自执政大臣之门，很少把恩德归于陛下。士大夫彼此谈论，说得到官是因为经营奔走有力量，说失去职任是因为某位大臣不喜欢。这样一来，希望得到竭力尽忠的臣子，难道容易吗？臣愚昧地认为，小官和冗职不必劳烦陛下亲自选择。至于修起居注、集贤史馆修撰、天章阁侍讲、三司副使这四五种职名，只有十来个名额，却都从两制官的门下进用。陛下如果不加留意，庸人和才能低下的人依托关系、托人求情，从这里进入，最终成为陛下的侍从之臣。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将帅之才，常常就忧虑无人可用。退职则没有名望，进用又没有补益；放置不用，则占据高位而领取厚禄。陛下试着看看今天两制中的臣子，这种情形有不少，由此就可看出他们之所以入选，是因为选拔不谨慎。

译陛下何尝能够遍数接见并认识他们呢？对于如今馆阁、省、府的臣子，可以暗中考察其中可用的人，记在名册上，间或再向近辅和左右之臣询问，以验证实际情况，然后同大臣商议某人是否能够担任某官、办理某事。假如修注、修撰、侍讲、副使共需要十人，就先考察二十人以备选用。遇到一个官职空缺，陛下召见其中一人授予职任，那么恩德就出自陛下，不会有经营奔走求取的弊病了。至于其他进拟的人选如果不合陛下心意，就退回去改拟。这样，臣下的权势就不会过盛。什么叫邪说干扰正道？前些时候朝廷商议濮安懿王的礼典，士大夫和民间人士，无论贤与不肖，直到陛下身边平日所信任的侍从之臣，都认为濮安懿王既然出继而承接帝统，所涉及的大义极为重大，不应再顾念私人亲属而采用追荣之礼，应当依据礼经，不能援引两汉衰世的旧例。然而一两个奸人，内心迎合陛下追念亲属的意思，对外附和大臣不正当的议论，又结交濮王宫中诸位贵人的欢心，于是全然不顾公议，妄进邪说，把白说成黑，把对说成错，迷惑扰乱圣听，使内外之人都切齿痛恨。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着讨论濮安懿王的奏议文字，把一切交付外廷，委托从未参与先前议论的近臣重新审定可否，并向四方公布；这样阴邪之人就不敢干扰正道了。什么叫私恩损害公议？自古君主即位，没有不拥有攀附自己的旧臣故交的；然而贤明有智的君主对故旧的恩意和宠遇虽然很重，到了商议政事、讨论国家体制时，却一定同天下的人才共同处理。汉文帝没有询问宋昌，却任用贾谊；袁盎以当世政事进言，景帝并没有因为张武而不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周亚夫可以任用。唐太宗评论人物时，轻视高士廉、唐俭，却重用刘洎、马周。他任用王珪、魏徵，也都是仇敌的遗留之人，难道曾经计较他们是新交还是旧臣、亲近还是疏远吗？陛下近来多次召见藩邸旧臣，恩礼非常厚重。外面的人不知道内情，都以为陛下同他们商议政事、评议人物。如果确实如此，对圣德的损害就很多了。由于这类人，才干往往很低，只可以用厚恩厚礼对待，不适合把他们安置在显要仕途上。这样，私恩即使很厚，也不会损害公议。什么叫夷狄联合谋划？元昊晚年，君臣互相猜疑，父子之间又结下嫌隙，谋臣壮士往往被诛杀；又多次被唃氏击败，于是产生了停兵求和的意愿。但强臣急于进取，竭力促成此事。开始议和时，答应给太原方面每年的遗赠金帛，价值大约三十万缗。边境驻军不能大幅减少，比宝元以前增加了五六万人，每年费用约二百余万。所以关中民力疲困，而内府的钱财不断流向两个敌国，日益空虚。如今谅祚年轻继位，多招纳亡命之徒同他谋划，有窥伺关辅、剑南的意图。达不到目的，就又向朝廷邀求增加赐予，得到之后才罢休。还听说近年以来同北方敌国往来交通，使者来往不断。狄人从羌人那里获利，羌人依仗狄人的援助，彼此唇齿相依，形成犄角来侵扰，难道能不早作打算吗？臣愚昧地认为，选择将帅、增加参佐，边防准备就可以讲求；设置都防、结交唃氏，就能分散谅祚的势力，断绝剑南的祸患；放宽禁约、安抚附属羌人，边防据点就会逐渐完备；长期任用驻守堡障的将士，允许他们自行处理政务，夷狄就会畏惧。什么叫盗贼肆意横行？如今京东的百姓，早晚都担心成为盗贼的对象，往往不敢申报，是因为官府不能捕获盗贼，而盗贼反而能够报复申报的家庭。这样一来，盗贼的威势常常大于官府了。长久不加禁止，他们就会屯聚呼啸集结，顷刻之间便能攻覆州县。臣愚昧地认为，盗贼多的州县，应当命令监司举荐县尉，另定改官的等级，以此激励劝勉他们；依据捕盗成绩评定优劣，用来考核监司、太守和县令，盗贼就会消除。什么叫群臣的情势使其不能尽职？如今审官院所差遣的知州、通判，任满替代后到京赴阙，往往过了很久才重新差遣，通常要在一年半之后；等待任职的人又常常达到一百人。知县、监当官大致也与此相同。因此，常参官中不办理职务却领取俸禄的，常常达到一半。这个弊病，大概是由于每年流内转官之类的名额只有一百人左右；登记入册等待升迁的，又有几百人。各铨司中尚未升迁的人，往往要等到三年之后才能得到迁转，这就是法令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改革磨勘制度，按照入流官员的数量确定升迁名额，这样群臣的情势就不会失常。什么叫刑罚失当？如今大理寺、审刑院、刑部，是天下观察、裁定法律的地方；用法不当、判例不统一，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这大概是因为选择法官非常草率。臣愚昧地认为，改变选择任用法官的制度，刑罚就会得到适当裁量。【治平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英宗，奉诏论述水灾　程珦 臣恭敬地看到诏敕，把近年来的水涝视为灾气，八月庚寅日又下大雨，允许内外臣僚上密封奏章陈说时政缺失和当世利弊。这是皇帝陛下承继祖宗大业，恭敬严肃地奉行天命，对天警戒和畏惧之心深切的表现。天下士人百姓恭敬地听到圣德之言，如果稍有见识，谁不愿意披露忠心、倾吐诚恳，使意见上达天听？臣虽然极其愚昧，官任省郎，职责又分掌郡国事务，怎敢不竭尽区区诚意来响应明诏？只希望陛下宽免我狂直轻率的罪责，赐予省察阅览，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听说，水旱灾气，是由阴阳不和造成的；阴阳不和，又与政事所造成的结果有关。因此从前的贤明君主遇到灾变，就一定警戒恐惧，反省自身过错，思考政事缺失，广泛征求众议，寻求能够符合天心、招致和气的办法，所以能够消除灾异，长久保持兴盛太平。过去商王中宗时出现桑树合抱的祥瑞，高宗时出现野鸡鸣叫的异象。两位君主都因此感到恐惧，修治政事、推行德政，于是使王道重新兴盛；后世百代都称颂商宗的圣明。如今陛下继承皇位之初，连年发生阴气造成的灾害，圣心警戒畏惧，特地下达明诏寻求政事缺失，这确实是圣明之举。然而臣观察近古以来，责己之诏、自新之诏，世代都有；如果君主不是出于至诚，天下人只把它当作空话，难道还能像商代中宗、高宗那样，在王道已经衰败之后使其重新兴盛吗？

译臣希望陛下趁着这次上天的警戒，振兴善政，思考商宗的美德，真正以往代那些徒具形式的做法为鉴；不只在今天消除并恢复灾气，还要永远保有宏大的基业。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时政缺失、当世利弊，以及能够辅助治理百姓的意见，都要尽心陈述，不得有所避讳。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中，最紧迫的在于安危、治乱转化的关键。如果只是指出一项政事的缺失，陈述一件事情的利弊，不过是小有补益，不足以挽救当世的弊病，也不能符合陛下勤恳求言的意旨。所谓安定太平的关键，臣请列举其大端。所谓安定而治理得好，就是朝廷有纲纪，权力能够掌握并总摄一切；百官各项事务的治理，像网有纲、衣有领，提起纲领便条理分明，放下之后也不会紊乱。郡县官员选得合适，职务得到修治，抚恤养育百姓有正确方法，朝廷的政令教化能够传达下去。百姓安于本业，衣食充足且有稳定保障，心里知道孝悌忠信的教化；教导他们容易听从，使他们劳作也不会怨恨，内心归附君上，根基牢固而不可动摇。教化推行，政令严肃，没有奸邪盗贼的祸患；即使有，也不足以忧虑，因为有消灭他们的力量，而没有他们一呼百应的忧患。民心和谐而阴阳顺遂，没有水旱、虫螟的灾害；即使有，也不能造成危害。这是因为仓廪充实，府库充足，上面官府的用度得到供应，下面百姓的粮食也足够。武备修治，威势声威振作，蛮夷戎狄没有敢不服从的；即使有，也不足以忧虑。这是因为兵甲锐利、储备充足，将领善于谋划，士卒平日训练精熟。以上六项，就是所谓安定而治理得好。如今的事情却全都与此相反。朝廷的纲纪松弛涣散、离散失序，没有办法总摄一切。根本如此，治理从哪里产生呢？郡县官员的选任没有遵循正确方法，调换频繁；即使有时被称为有才，也尚且不能胜任职务，更何况平庸之人呢？因循旧习、苟且偷安，渐渐成为风俗，举世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政治废弛混乱，百姓困苦。朝廷即使有恩惠，谁能把它宣布传达给下民呢？如今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他们的情况大体上天下人都知道了。百姓贫困窘迫，一天比一天严重，而徭役繁多、赋税沉重，剥削没有停止。天下户口虽然很多，但能够自给自足的人越来越少。主管牧守的官员只是办理事务，并没有师保在左右辅导他们。他们有的善良，有的邪恶；有的勤劳，有的懒惰；有的趋利避害，有的昏昧而反其道而行；不顺应民众的本性，反而使他们困苦陷落，方法也不止一种。百姓生活无所凭藉，只求苟且度过岁月；引导他们走向善治就难以使其服从，带领他们作恶却容易动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基如此，国家怎么能承受百姓没有生业呢？困苦到了极点，就会产生谋求改变的念头；百姓长期得不到良好教化，想到谋利就会心志动摇；乘着空隙，就会萌生奸邪盗贼之心；被寒冷和饥饿逼迫，就会成为盗贼。如今幸好没有大的变故，尚且只是勉强安定；假如遇到大饥荒或重大劳役，奸雄一声号召，各地一定都会响应。如今太平无事时尚且担心力量不能制服他们，何况劳扰多事的时候呢？天下的安危确实系于此。保全民众的方法，以粮食为根本。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各地，计算平时的用度，大多连三年的储蓄都没有。百姓困乏空竭，情况就更加严重。以拥有万户的州县来看，储蓄丰厚的百家中不过两三家；衣食困乏的却十家有六七家。总合比较，就可以知道天下已经空虚枯竭。丰年好岁，饥寒却已经出现在道路上；一旦某种谷物歉收，便会导致百姓流离转徙。倘若突然有方圆几千里的地区，连续数年遭遇水旱灾害，不知道将拿什么来应对。内部奸盗蜂起，外部夷狄乘机而入，即使想要应付，也已经没有办法了。戎狄的强盛，古来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每年输送金帛来修好，但和平不能依赖；耗尽天下的力量来养兵，而军队又不足以使用。现在幸亏他们只凭勇力而没有谋略，满足小利而忘记大利，所以我们还能暂时缓解早晚的急难。假如他们联合起来进攻，必定会发动几十万军队，驻扎在边境；粮饷接续不上，财用也不充足，将拿什么来应付呢？骄纵懒惰的军队，即使没有溃败逃散的祸患，日久持久下去，最终也会有逐渐消耗穷困的忧虑。又何况征收和摊派时兴时废，百姓不断流亡；饥荒、忧愁和怨恨交织，奸雄竞相兴起。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兴衰就可以看清了。由此看来，天下的形势究竟安定还是危险？以上这些方面，都存在危亡的忧患。如今尚未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知是朝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它如此，还是上天幸而偶然保全呢？偶然侥幸的事情，难道能够长久吗？先皇帝仁德达到天地，才把局面维持到今天。时间久了，进言的人多了，朝廷于是认为这些问题果然不值得忧虑，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只要暂且维持罢了。即使听到最深切的话，也不为之动心。唉，给天下留下祸患，难道一定就是由此造成的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事，朝廷应当赶快思考挽救时局的方法；否则臣恐怕因循拖延岁月，先前所陈述的问题一旦有一项发生，再想补救就已经晚了。普通人家有百金财产，子孙守护祖业，尚且不敢不加以忧虑；陛下承继祖宗的大业，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如今谈论当世事务的人，一定会说，首先应当放宽赋税徭役，劝勉农桑，充实仓廪，防备灾害，修治武备，彰明教化。这确实是当务之急，但还不知道它的根本在哪里。臣认为最应优先做的有三件事，请允许臣为陛下陈述：一是立志，二是责任，三是求贤。如今即使采纳好的谋议、陈述正确的策略，如果君主的志向没有先立定，能够听取并采用它们吗？君主想要采用它们，如果不把责任交给宰辅，谁能承受并推行它们呢？君主与宰相同心协力，如果没有贤能的人任职，能够施行于天下吗？这三件是根本，制驭事务是它们的作用。有了根本，不必担心没有作用。三者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君主的志向立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所谓立志，就是极其真诚、专一用心，以实行正道为己任，把圣人的教训视为必须信奉的，把先王的治理视为必须实行的。不拘泥于眼前的规章，不因众人的议论而改变、迷惑，必定期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的盛世，这就叫立志。一个人如果立志不坚定，尚且不能修养自己，何况面对这样广大的天下，如果不能体现天道刚健之德，能够治理好吗？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想使天下得到治理？然而有人想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人开始时锐意进取却不能坚持到底，有人安于长期积累的弊病而不能改变，有人被众多议论所迷惑而不知道应当采用什么。这些全都是因为立志不坚定。臣观察朝廷每逢有好的政令，很少能够坚持，或者虽推行了，天下却不服从。

译请举近年的一两件事来说明：朝廷认为如今任用人材从来没有认真选择，只是一概采用荐举的固定格式，担心荐举上来的人不合适，所以特地下诏告诫整顿。诏令不是不恳切，然而负责任用的人却像没有听见一样。陛下认为从今以后荐举的人果真能得到合适的人材吗？曾经稍微不同于旧日吗？又因为频繁更换守令会妨害治理，于是诏令负责考察的官员荐举那些有善政的人，使他们再次任职。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人响应诏令，难道天下的守令竟没有一个人有善政吗？如果确实没有，朝廷辜负百姓岂不是太严重了吗？既然认为善政应当实行，为什么不让天下奉行，以显示它的成效？如果说不是不想坚决推行，只是无奈天下不服从，那么这就是政令不能实行，将拿天下怎么办呢？这也只在于陛下而已。如果陛下的志向先立定，振奋精神，施展英明果断的决断，坚决推行，即使是强大的诸侯、跋扈的藩镇，也将震惊畏惧而不敢违抗，何况郡县的官吏呢？所以臣希望陛下把立志放在首位，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以先王的治理为法则，考察经典的教训，坚定地信奉并努力实行，挽救天下深重而根深蒂固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安定，不要以改变旧制为难，不要因众人的议论而迷惑，那么三代的治理在今天就可以期待了。如果说君主所做的事不可以轻易改变，或许会因此造成祸害，那么大臣认为不是这样。考察古代而实行，并不是轻率改变。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哪里有以先王为法、考察经典训典，将要大有作为却导致失败祸乱的呢？只有行动不以古代为准则，苟且安于旧弊，最终走向危亡的，才很多。事实明白昭著，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臣的话，这将是天下的大幸。所谓责任，是说天下这样广大，亿万百姓这样众多，一个人不可能独自治理，必须依靠辅弼之臣，然后才能完成治理天下的事务。自古圣王没有不把寻求任用辅相作为首要之务的。商王高宗初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便恭敬沉默而不说话，因为没有比这更应当优先的事情。等到得到傅说并任命他时，就说：‘渡河时要用船和船桨，遇到干旱时要降下甘霖，调和羹汤时要用盐和梅。’他对宰相的依赖就是这样，这就是圣人任用辅相的道理。谋求任用辅相，必须以谨慎选择为根本。选择谨慎，所以了解清楚；了解清楚，所以信任深厚；信任深厚，所以任用专一；任用专一，所以礼遇厚重而责任重大。选择谨慎，就一定能得到合适的人；了解清楚，就能仰赖他成事而不疑虑；信任深厚，人就能竭尽真诚；任用专一，就能使他充分履行应尽的礼节。礼遇厚重，礼貌就尊贵，地位和权势就重要；责任重大，就会自觉承担得更加迫切，事情也有希望成功。因此应当以诚心推信任他，用师傅的礼节对待他，与他坐着讨论治理之道，要求他使天下安治、阴阳调和。这样，承担这一职务的人知道自己受到尊礼、任用专一，责任深重、权势重要，就会挺身而出，把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所以能够胜任职务。即使有奸邪谄媚、巧言佞人的人，知道君臣交情深厚而无法离间，权势重要而不能动摇，也将收起邪恶的谋划，归附正道。后世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开始时选择不谨慎，所以了解不明；了解不明，所以信任不深；信任不深，所以任用不专；任用不专，所以礼遇不厚、责任不重。选择不谨慎，就得不到合适的人；了解不明，用人就犹豫；信任不深，被任用的人就心怀疑虑；任用不专，就不能让人竭尽才能；礼遇不厚，地位权势就轻，容易动摇；责任不重，就不能胜任职务。因此任用他们不尽诚心，待他们不依照应有的礼节，让他们像小吏和掌文案的官员一样奔走劳碌，处理繁杂琐碎的文书，做下属机构的事务。承担职务的人知道君臣交情不深、自己的权势轻微，做事总存顾忌，不肯竭尽全力；对上害怕君主心存怀疑，对下担心被群议夺去权力，所以畏缩不前，不敢有所作为，只是苟且循守常规来求得自身安稳罢了。君子不愿意处在这样的地位，奸邪之人也知道他的地位容易动摇，天天窥伺空隙。这样的人能够自己承担天下的重任吗？如果说任用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人，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贤能而任用他呢？有时用错了人，国家的治乱就系于此，这正是君主感到困难的原因。臣认为了解人确实困难，但也在于采取什么方法。皋陶为帝王谋议时说：‘在于了解人。’禹叹息认为困难，等到皋陶陈述九种德行，记载其具体表现时，又说：‘这样就可以取得功绩。’通过询问行为、考察实际，人的真实情况哪里能隐藏呢？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哪里有履行正道的人，在家中以孝闻名，在乡里行为著称，在朝廷受到推崇，气节表现在事务中；他的言论符合圣人之道，行为遵循经典训诫，等到任用于朝廷，反而导致失败祸乱的呢？用这些标准来求取贤人，难道会有差错吗？至于君主认为某人贤能而任用他，最终事情失败，古代也很多。考察其原因，大概是选取人才没有依照正确的方法。大抵只要一句话、一件事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说他有才而任用他，竟不沿循考核始终、查验名实，像前面所说那样，伤害百姓、妨害政事，岂不是理所当然吗？天下这样广大，从来不缺少贤才；如果真能广泛搜求被埋没的人才，以极其诚恳的态度礼遇他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寻求，即使是皋陶、夔、伊尹、周公一类的人，也一定能得到贤能而有志于道的人，并且任用他们。希望陛下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既然坚定了求治的志向，就把把责任交给宰辅作为首要之务；以充分的礼节待他们，以完全的诚心任用他们，以尽到职守的标准要求他们。不必担心他们不做事，只需担心他们不能做；不必担心他们不能做，只需担心他们没有机会做。因为不做事的人可以责令他一定去做，不能做的人可以勉励他使之能够做，只有不给他机会做才没有办法。所谓没有机会做，是君臣的志向不能沟通，心怀顾忌而不肯竭尽全力，这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待人任用的道理。如今执政大臣，都是先朝选拔的人，是天下所寄予厚望的人，陛下只需对他们明确责任而已。臣希望陛下召见宰执，安闲地询问：如今天下的事情，是趋于安定还是危险，是趋于治理还是混乱？应当维持现状以拖延岁月，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来挽救弊病？如果说应当有所作为，那么希望陛下向他们表示一定实行的意旨，询问应实行的政事，周密考虑后努力推行；时机不能错过，事情不能拖延。如果说不是不想做，而是担心不能做，那么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没有贤德之人可以以礼相问吗？朝廷之上，难道没有杰出的人才可以共同讨论吗？有先王的政事可以考察，有经典的教训可以取法，道理难道很远吗？并不在于没有办法，只在于君主和宰相同心协力，勤勉求取并努力实行罢了。

译如果说不要妄自作为，姑且守住常规而已，那么就需要陛下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唐文宗时，大权逐渐被夺，天下将要动乱，而牛僧孺欺骗他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史册记载此事，可以作为明显的鉴戒。如今陛下圣明，执政大臣忠良，不会有这种事。伏愿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臣的话，这将是天下的大幸。所谓求贤，是说古代圣王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没有别的办法。朝廷以至天下，公卿大夫、百官群僚，都能称职而已。怎样才能称职？贤者居于相应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职务罢了。怎样才能得到贤能并任用他们？只是寻求人才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即使是天下平常容易得到的物品，也没有不寻求就能得到的。金子产于山中，木材生于林中，如果不是工匠采掘砍伐，就不能成为有用之物。何况贤能之士杰出于众人之中，并不像山林中的物产那样到处都有、无穷无尽。如果不是君主以正确的方法搜求选择，怎么能够得到并任用他们呢？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从来没有不选取士人的，只是看采用什么方法罢了。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议论的人也很多，臣没有时间逐条分析，只是大体上靠投递姓名自我推荐、死记诵读和讲求声律，这不是求贤的方法。如果寻求人才不依照正确的方法，得到的就不是贤人；间或得到有才之人，也只是偶然侥幸，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才能而选取他。朝廷的选拔任用全都从这种途径产生，竟不担心贤俊之才被遗弃在下位。果真天下没有被遗弃的贤才吗？还是即使有，朝廷只管在上面守法，不值得放在心上吗？或者认为科举所得的贤才已经足够治理国家、不至于缺乏吗？臣认为，造成天下今日的弊病，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用今天选举人才的科目、今天晋升任用的方法，却想得到天下贤才、兴起天下的治理，这不就像车头朝北却要到越地去一样，距离目标不是太远了吗？臣希望陛下如臣前面所陈述的，既立下求治的志向，又思考责任宰辅的方法，就把求贤放在首位。如果不能先得到贤才，那么即使陛下焦心劳思，又将施展在哪里呢？如果确实得到天下的贤才，把他们安置在朝廷，那么陛下垂衣拱手、少加干预，天下就能治理。这就是所谓劳心求贤，得到人才后便安逸。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称得上善于治理的君主，有不把求贤当作要务的吗？有安于守常、只凭资格任用人而能够实现大治的吗？有国家兴盛而不是由于得到人才的吗？由此说来，任用贤才的成效，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如果说不是不想要贤才，只是以求贤困难为忧。臣认为不是这样。凭借君主的权势，心中有所向往，天下就会像风吹草倒、影子随形一样归从。假如是珍禽异兽、瑰宝奇玩，即使是远方异域所有的、深山大海所生的，只要心中想要，没有不能得到的。因为君主心中所喜好，天下就会用尽力量来供奉它。如果存有像这样喜爱贤才的心，那么什么幽深的岩穴不能搜求？什么深山密林中的人才不能招致？所担心的只是喜爱贤才不够坚定。君主任用贤才，也依赖公卿大臣推举援引、推荐通达的力量。如今朝廷从未真正求贤，公卿大臣也不把求贤取士当作要务，彼此争先推荐同类，这在世上很少听闻。访求道术、寻求老师，反而成了显贵者以为可耻的事。大体上他们认为只任用自己就够了，士人还能有什么补益？如今世上没有贤才，求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周公那样圣明，自己任事的能力已经足够，却还急切地求贤来辅佐自己。凭他的圣明、好贤以及知人的明察，按理天下贤才都应当被他任用，不会有遗漏；可是他仍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唯恐失去天下的士人。后世的人才不及周公，却自以为已经足够，不求贤来辅佐自己。由于他们不求贤，且知人不明，按理贤才被埋没在下位的就会很多；他们却说天下没有贤才。唉，他们的用心与周公相比，差异何其大啊！想要让贤才帮助皇上的明德照察幽隐之处，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也只取决于君主的作为。陛下如果确实专心致志，勤勉不倦，把求贤作为要务，经常担心天下有被遗弃的人才；在朝廷上，推举贤才、援引能人的，就提拔进用；遮蔽贤才、只顾自任的，就疏远排斥。这样天下自然会仰慕风教，从下到上，谁不把互相推举作为善事，把推荐人才作为急务？搜求既然广泛，即使小的才能、片面的善行，也没有可以隐没的。这样，士人的地位会更加尊贵，操守会更加坚定，廉耻之心会受到约束，风俗教化会更加淳厚。得到天下贤才，天下的治理就不值得再说了。如今世道人情浅薄近利，积久成习而成为风俗，朝廷提拔人只要苟且遵循常规，即使成百上千地取用一批批人，庸俗恶劣的人混杂其中，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假如破格提拔一个贤人、一个有善行的人，便寻找细小的差错，众议喧嚣沸腾。真宗提拔种放、先朝提拔范仲淹，就是这样。若不是君主内心笃信，哪里能免于疑惑，反而自己造成过失？这就是破格举荐长期不能实行的原因。臣近日看到，陛下不依靠言官荐举，提拔范纯仁，把他置于言路之职，在当今实属破格之举。纯仁是名臣的儿子，有才名，在位大臣多称说他的才能，陛下提拔他是恰当的。然而臣希望陛下相信自己，不要疑虑。纯仁如果确实贤能，就是陛下知人之明；如果任用他却没有显著成效，也可以说：‘我劳心任用人才，虽然没有取得成效，但对天下也无愧了。’假如他大大不能胜任职务，也可以说：‘这是我的过失。’以后更加努力选择人才，以求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大体上选拔十人能得到五人，人才就足够使用。求贤而有所错失，尚且胜过根本不求。果真守持这样的心意，哪里还担心得不到贤才呢？当陛下任用纯仁时，有见识的人都感到高兴，唯独臣为此忧虑。为什么呢？陛下开始振奋精神、施展英断，破格任用一个人，担心或许有所差失，于是反而压抑圣心，认为专守常规就可以没有过错，不再把破格提拔放在心上，那么天下将对陛下有什么期望呢？这只在于陛下相信自己、不要疑虑罢了。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臣的话，天下将非常幸运。臣前面所陈述的三件事，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臣不是不知道兴利除害的方法、安定国家救济百姓的策略、边境防御的方略以及教化根本的议论，可以为陛下陈述；只是这三件事不先实行，其他都只是空话。三件事既然实行，不必担心没有办事的方法。希望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百姓为念，鉴戒苟且偷安的弊病，思考长久治世的策略，赐暇省览，察知臣深切的诚意。万一对圣明有丝毫补益，臣即使受到因妄言而获罪的惩罚，也没有什么悔恨。过去贾谊向汉文帝陈说治乱之道，汉文帝不能采用，后世百代都会讥刺、视为过失。陛下不要让后人看待今天，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那将是天下最大的幸运。臣这番狂妄而无知的言论，惟愿圣明裁断宽恕。【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知磁州】上奏英宗，奉诏论述水灾　郑獬

译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京师大雨造成灾害，受压和溺死的人很多，允许内外官僚极力陈述政事得失。这实在是陛下戒慎自持、寻求过失，想办法消除并恢复天意的诚恳心愿；诚意深厚，连鱼虫草木都没有不受感动的，何况能够说话的人呢？臣私下思考，如今陛下发布诏书求取忠言，是想借灾异援引旧事来文饰它吗？如果只是想文饰，那么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如果一定要采用这些忠言，那么臣愿意陈述方法。臣观察前代君主，因灾异而求取谏言的很多，史册把它记作美事；等到考察实际，能够采用他们的言论并落实到行动中的，却很少，不过使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把它作为帝王遇到灾异时应有的举动，而实际上只是空话。自从仁德诏令一发布，天下忠义之士一定会把自己所积蓄的见识全部陈述出来，献给朝廷，这应当有益于治国之道，不是胡乱作为。然而奏章反复累叠，纷繁地汇集到一起，陛下果真能够逐一阅览并深入研究吗？估计陛下一天要处理万机，一定不能这样做。将来大概会像平时处理章疏一样：事关深密的，留在宫中不发出；事关政体的，下交中书；事关军事要务的，下交枢密院；两府复奏之后，又下交各有关机构和郡县，直到最后无事可行才停止。这样就是有求谏的名声，却没有求谏的实际，与前代把求谏当作空话没有区别。臣私下认为，陛下万机繁多，既然不能全部阅览，就应选置官属，让他们专门掌管如今群臣所上的章奏，每天允许两府和近臣轮流休息、轮流值班，到便殿赐座，从容地逐条陈述；其中可行的，就详细研究后实行，不可行的就停止；有疑问的，就广泛询问后再作决定。这样群臣的言论得以采纳，各项事务也能兴办，这才是响应上天的实际行动。天下人要发表言论非常困难，而上面听取的人往往轻忽；如果不是忠愤激发于心，谁肯剖露肝胆而冒犯忌讳呢？古代能够建立功业的君主，没有不喜好进谏的；之所以喜好，是因为他们能够褒奖提拔并招揽进谏的人。太祖、太宗时，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受到甄别奖赏；近年以来，这种事很少了。仁宗宽厚仁慈，最能容纳直言，却也不能甄别奖赏。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章奏，其中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议论如果可以施行于当今，就召见他们，与他们共同讨论；不只是核实其言论，也借此观察他们的才能。才能大的，就提拔授予职任；次一等的，加赐金帛；没有可取之处的，就答复并罢止。这样，陛下下诏求谏就有实际内容，所进言论也能得到实际运用，还能让史册记载这件事，作为某年大水时下诏求谏的实例。只要陛下果断地实行，臣就满怀最大的愿望。【治平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荆南】《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纂 天道门 灾异六 上奏英宗，奉诏论述水灾　吕公著 臣听说水灾旱灾，即使圣人在上，也不能使它们完全避免。然而圣人在上，即使发生水旱灾害，最终也不会造成祸害，这是因为遇到灾害便警惧，看到异常便修养德行，早晚自我反省，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所以灾害可以转化为福，危险可以转化为安定。后世君主不知道祸福并非固定不变，却说天命已经归属于自己；不知道人心可畏，却说凭借力量可以控制一切。灾害已经发生了，仍不知道自己有过错，反而援引尧、汤时的水旱灾害来相比，却不知道像他们那样广泛询问、自我责备，最终会获得吉祥。因此人心不归顺，天命不保佑，灾害不停，怪异接连而来；怪异不停，伤败也随之而来。由此看来，水旱灾害不能保证世间绝对没有，而最终使国家安危存亡不同的，只在于是否知道恐惧警戒。伏惟陛下临政以来，每天勤勉处理各种事务，然而连年旱涝，民众多染疫病。近来又因大雨造成灾害，下层百姓昏乱困顿。陛下撤去宴饮、减少膳食，下诏允许臣民无所顾忌地进言，准备克制自己、更新德行，以求符合天意。然而臣愚昧地认为，这些都只是通常的做法，还不足以消弭大灾。唯有应当兢兢业业地寻求自己的过失，从奉养先人、赡养父母，到任用官员、使役臣民，求贤纳谏、爱护百姓、节省费用，无不逐项思考；实行过去没有实行的，补救缺失和错误，以答谢天意、顺应人心，这样社稷才真正幸运。【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上奏英宗论述星变　张方平 臣自从到京城，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天象发生变化，避居正殿，减少膳食，降低服用等级，宽恤刑罚，停止宴饮，撤去音乐，放宽劳役，用来修身反省、回应上天警戒，已经做到极为周详。私下听说陛下退居宫阁后，更加忧劳，甚至亲自为百姓祈求。臣深思陛下具有上等圣明的资质，自在藩邸时，考察古道、喜好德行，早已在四方享有美名。继承天命、承续帝位至今将满四年，初始时政治清明，励精图治，然而还没有把整顿纲纪、振扬威灵、探究治乱根本作为议题。前代史书推论彗星的征兆，通常认为是除旧布新的象征。朝廷内外因循已久，官员失去职守，政事忘却旧章，纲纪条目衰败紊乱，法令制度毁坏松弛。上天或许正要把这件事作为首先警告的对象吗？先贤认为，治理政事好比鼓瑟失调，严重时必定应当拆开重新调弦。臣私下观察朝政，显然还没有顾及此事。晋朝的纪瞻曾侍奉武帝，退下后告诉他的儿子说：‘我每次面见皇帝，从未听到经略国家的长远谋划，只听到平常琐事，这不是留给子孙长远谋划的征兆。只顾眼前而已，后嗣恐怕危险了。’后来天下果然动乱危急，正如他所说。如今万机和各种政务都归两府掌管。希望陛下在闲暇时，到清静之处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专心询问，让他们各自尽心陈述治国要务。凭陛下的明察，参酌选择他们的意见，举出可以施行的，用来振兴弊政、恢复废弛之事，作为挽救时局的急务。这不只是修治人事，也是承顺天意。近来灾祸接连发生，大多由阴气造成的灾害。所谓阴，象征臣道、妻道、夷狄之道以及庶民。陛下由此推求，便可以看见天意，得到消除和恢复灾变的方法。惟愿陛下留心审察。【治平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上奏神宗，请求访察四方雨水　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陛下近来因长期干旱为灾，命令使者遍祷五岳四渎，没有哪个神祇不祭祀，精诚感通，甘露降下聚集，确实是内外的大庆。然而暑月的暴雨，多不能普遍下到远方，臣私下担心四方州县仍有未得到充分雨水滋润的地方。君王以天下为家，无论远近，都应视为一体，不能让恻隐之心只停留在眼前。如今京城虽然已经下雨，仍希望陛下不可立即认为秋收有望，因而懈怠于忧念百姓。凡内外臣僚中有从四方来的人，在进见应对时，都请询问当地雨水多少、禾苗庄稼怎样、谷价贵贱、民间忧乐，互相参照，以验证虚实。这样既可以增益陛下的聪明，使盛德日日更新，又能让远方百姓都知道陛下能照见幽远之处，没有遗漏忽略，感戴皇恩，倾心归附；还可以使州县官吏都知道陛下怜悯百姓、留心农事，不敢凭借地处偏远而残害百姓、损伤万物。陛下一旦发布仁德之言，便能获得这三种好处。这不但可以今日实行，也希望陛下长久实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治平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述地震　钱顗 臣恭敬地认为，本月甲申至辛卯，京师连续多日发生地震，共五次。臣私下观察人事来考察灾变，都是阴气强盛、压制阳气的象征。所以《易传》说：‘凡是灾异发生，都要按照相应的政事去改变它，这样就能消除灾异。’古代君王有时因天地谴责警告，便一定责备自己、修养德行，日夜戒惧省察，思考导致灾异的过错，致力于改正的方法，使各种政务日日更新，以回应上天的变异。所以《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恭敬地侍奉上帝，因此怀有众多福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思考，自国家建立以来，灾变不止一种：日月有亏蚀，星辰有侵犯运行常道，天降毛雹，损害庄稼；开始是蝗灾、旱灾作祟，最后又是秋季淫雨造成灾害。河北各郡，大河决口泛滥，土地又震裂，房屋倒塌，百姓被压死、淹死，死亡人数以万计。其余各条河流涌出泛滥，天下遭受水灾的地方，十分之五六，实在令人惊骇。即使《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也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陛下即位不久，尽心处理万机，以深厚的德行和仁爱养育百姓，亲自劳作直到太阳偏西，却没有闲暇安逸的快乐。然而祥和之气仍然凝滞，阴阳错乱。难道朝廷调和阴阳、治理政务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