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一

译臣深切认为，朝廷总制天下，必须建立基础、确立根本，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消除它。如果政令修明，纲纪建立，财用充足，恩信通达，赏罚分明，士卒精练，将帅训练有素，那么四夷望见风声就会自行没有异心。一旦有一项没有准备好，狡猾的敌人就会乘机产生异志。如今天下稍稍安定，人情习于安逸，却多半致力于因循苟且。平时只要有人谈到政令、纲纪、边防机要，就说这是无事生非；一旦出现紧急警报，就必然仓促慌乱而不知道怎么办。如果稍微安静下来，又没有人敢轻易进言。况且夏州长期有人往来中国，熟悉看见朝廷因循的态势，于是敢于在内部蓄谋作奸。如果只想用一时的办法苟且支撑，有时就会到了额头烧烂才救火、用开水浇沸水的地步。回看前代，失败的教训十分明白。希望陛下从容召见左右大臣，讨论政事的缺失，广泛访求群臣意见，修行节省用度、爱护百姓的原则，寻求训练士兵、练习将领的防备之策，那么一方的小小警报就不足以忧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三月〕 仁宗皇帝论述元昊不足以用臣下之礼责问　吴育 臣听说圣人统御天下的原则，是夷人与华夏区别对待。即使有戎虏的君主向往教化、归顺称臣，最终也只是用外臣的礼节对待他，羁縻而不使关系断绝罢了。有谁一旦背叛，来时就防备抵御，逃走了就不要追赶。因为风俗不同、地域殊异，只应把他们看作犬马，不值得用臣下之礼责问。如今元昊如果只是抄掠边境，就应当搁置不问；如果已经显露叛逆情状，就必须先发文告，责问他的缘由；如果像中国的叛臣一样，就加以征讨。大凡用兵的形势，征讨贵在神速，防守有利于持重。何况夷狄的性情，只是轻捷急躁，常常借假装逃跑来诱骗，多次使王师受骗。武夫气势锐利，轻率进兵、贪图功劳，也可能落入敌人诱骗诈术的机会。如今只应明确烽火侦候，坚固营垒，清空野外物资，以挫败他们轻捷急躁的锋芒，然后从容观察形势，这实在是朝廷长远的谋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三月〕 仁宗皇帝论述西夏八件事　富弼 臣私下听说，去年十二月中，赵元昊反叛，自立为大夏皇帝，改换年号、发号施令，率兵侵犯边境，派使者送来书信，割让土地来要挟索取财货。陛下在[“宴防”原文疑误]召见辅弼宰相，不容进食片刻，辅弼宰相便骑快马奔驰在大路上，完全失去了坐镇应变的从容重态。事变突然发生，事情没有准则，朝廷议论纷乱，人心惊慌恐惧。不到十天，消息传布四方，众人都说这是突然发生的。臣却知道这件事早有预兆，请陈述其早有预兆的情状，共有六条。从前元昊的父亲德明还在世时，元昊正年幼，却常常劝他的父亲不要侍奉中原朝廷，说：“难道能让我们的国家长久做别人的臣妾吗？况且所得到的俸禄赏赐，只够自己使用；部落越来越繁多，贫困也很严重。如果失去这些部众，凭什么守护国家？不如训练兵器，断绝朝贡。小则任意讨伐劫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都能得到丰厚利益，对我们有什么可顾惜的？”德明因为力量还不够强盛，没有采用他的谋略，难道元昊亲自继承王位后会不实行自己的主张吗？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一条。自从与我们通好以来，彼此全无猜疑，边境关卡和市场也不加禁止，商贩往来如织，任由他们来往，原本是为了表示怀柔。然而交往日久就会容纳奸细，事情持续长久就会产生变故，所以我国道路出入的情况、山川险易、国政得失、国用虚实，他们没有不知道、没有不周密观察熟悉的。近来又放出宫女，任凭她们各自前往，元昊用重金收买宫中的侍从和近臣；他不仅把朝廷的事情了解得十分详细，连宫禁内部的隐秘事情也能窥知。再加上他性情狡猾、谋求贪欲，难道肯固守盟约，安坐着接受羁制吗？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二条。西部边境土地多依山势，马匹能够奔走险地；距离潮海极远，水泉又不滋生。王师想要征讨，军需供应不足；穷追时他就逃窜隐藏，退守时又袭击追兵；以拖延扰乱作为困扰我军的计谋，以拖延日久作为耗尽财物的办法。元昊凭借这些险阻，得以猖狂。又如先朝曾经对我们用兵，最后却放弃灵州、夏州，何况我们如今比往时强盛百倍；现在如果兴兵，必定能够得志。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三条。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元昊大多不表示恭敬，有时故意拖延而不迎接，有时假装仓促而显示自己受到逼迫，有时想背靠屏风而接见，有时想独自占一席而坐。即使相见开始时暂时穿着臣下的服装，送使者出门之后，便摆出帝王的仪仗。这是因为他早已自称尊号，骄态已经养成，忽然降为臣属，深以在本国人面前受辱为耻，于是每天讲求异谋，自己谋求实现志愿。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四条。前些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逃奔戎人，德明任用他掌兵，朝廷最终丧失了灵武。元昊很早就蓄积奸诈险恶之心，专门招纳豪杰。因此我国有些举子科举不中、贫贱无所归依，便有这样几个人自行投奔他。元昊有时授予他们将帅之职，有时任命他们为公卿，推心置腹而不加怀疑，倚赖他们做谋主。那几个人既然不能在我国实现志向，于是逃奔异域。看他们决意背叛、发愤而包藏祸心，难道肯教元昊归顺吗？他们必然会仿效郑美。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五条。西北彼此勾结、扰乱华夏而使自己成为胡虏，自古以来就听说过，如今亲眼见到了。近来元昊援引契丹为亲，自行暗中往来，共同谋划祸难。形势缓和时，就把契丹指作声援；形势紧急时，就借用契丹的军队，甚至采取两面夹击、首尾呼应的奇策。对方如果多方牵制，我们就会因兵力分散而困顿。因为他先已结交强大的大虏，才敢树立中原的敌人。这是元昊早有反叛迹象的第六条。这六件事，经过的年月已经很久，朝廷内外都听说过，但天子却不能知道，朝廷也不加防备，终于养成深重祸患，以至造成大骚乱。这是两府大臣的罪过。此外，元昊大概还知道朝廷以长久安定自恃，没有认识到边疆防备的重要，把没有战争当作常态，不谋求将帅的准备，士卒骄傲懒惰，器械用品残败，没有谋臣策士来经营四方，也没有宏大的纲领和严明的法纪来控制天下。

译因此，元昊敢凭一方的军队抗拒我们天下的军队，动辄自称皇帝，完全没有畏惧。这说明他这个小戎夷轻蔑我们。像这样只派几个使者，平平常常地送来一封书信，大臣们便不知道如何处置，安排措施又完全失当，以致调发军队，塞满边疆；还没有真正交战，储备和运输就已经屡次告急，关中大受扰乱，人心不得安宁。而元昊却安然享受宴安，丝毫没有损失，坐看我国的弊病，暗自讥笑我们的作为。这又说明他这个小戎夷是在侮辱玩弄我们。臣虽然天性极其愚昧，文辞才能也不高，但自从听到骚乱以来，常常深切忧愤。何况臣知道元昊必定会成为今天的祸患，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心中的忧虑一直不能停止，于是在景祐元年曾经进呈数轴文章，其中有《阅将》一篇，颇为叙述此事。当时朝廷正认为天下已经完全安定、四夷没有忧患，臣不敢把西戎不肯宾服的原因全部陈述，只叙说选择将领、预先防备的办法而已，却没有被省察采纳，白白成为空文。如今变故已经形成，边疆事务成为阻碍，使陛下忧劳于心，早晚勤勉不休，专门把政务委托给辅臣，谋求削平叛乱，仅仅一年，还留下上天的诛罚。并且自从用兵以来，办事多有失误；每颁下一道诏令，从未完全合乎朝廷的适宜；每提出一个谋略，也未听说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宽严失中，行动和静守都违背时宜。说它是德政，人民却不肯归附；说它是威势，人民却不肯畏惧。德威既然松弛，夷人和华夏之人还会看重什么呢？臣现在略举八条，只谈戎事，其他事情还没有论及。恭请圣明详细选择其中一事。臣听说元昊派来的使者完全仿照虏庭的仪制，部伍十分雄盛，言辞礼数都很傲慢。观察他的勇悍难以控制、强词善辩而自以为高，如果不是他主动请求出使，就是元昊特意选派的，把他当作筹划谋略的人，推为心腹。元昊一定认为我们不敢杀他，于是可以任意施展强暴；把能够揣测敌情看作有智慧，把不辱没君命看作贤能。如果我们察知他叛乱的谋略，了解他来使的意图，那么留着他，就会使元昊实现志愿；杀了他，就会使元昊丧胆。应该在他到达的当天，把他全部斩于都市，出其不意地摧毁他的根本谋略；立即宣布消息，接着实行削夺元昊名号爵位的措施。或者命将出兵讨伐，或者调兵加强边防：对上可以显示大国不可测度的威势，对下可以杜绝小人喜好作乱的渐变，难道不是很好吗？戎人一定会畏惧而失去计谋，战士也一定会因此增添勇气而使敌人退避。现在却把使者从边境召到京城，任由他们贸易，以从容优厚的礼遇对待，赠送重金遣返，用优厚言辞安慰抚恤。难道是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归服义理、向往教化吗？朝廷用恩信与他们结交将近四十年，他们尚且没有怀恩感德之意，最终还造成违背常理的祸患。难道仅仅这样姑息，就能使他们悔改改变吗？如果把释放遣返叫作怀柔，那么元昊悖逆的性情，哪里肯因怀柔而驯服？如果把这叫作怜悯宽恕，那么元昊僭越窃据的罪行，又有什么值得怜悯宽恕而可以忍受的呢？如果说这是另有计谋，那大体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办事的人以柔弱怯懦自处，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杀他，恐怕他会立即进攻；囚禁他，恐怕他会找到借口，于是竟然把他放回去，优厚地表示宽贷。假如当时不能杀戮，也只应在边境交还给他，使他无法测知我国虚实深浅，这还可以说是良好的防备。召来之后又遣返，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分明是大国的谋略全被小戎夷猜中，使他实现了所谓能够揣测敌情的智慧，也成就了所谓不辱君命的贤能。何况当时正值调发军队，运输车辆相接，道路上人马杂乱、百姓议论沸腾，使者来往之间完全可以听见看见这些情形。这样谋事，是自取侮辱的过错。臣曾考察前史，见隗嚣派遣将领高峻据守高平，光武帝派寇恂前往招降。高峻命皇甫文出迎，言辞礼数不屈服，寇恂立即杀了他。高峻当天就投降了。诸将问：“为什么杀掉他的使者，却使他的城池投降呢？”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如今言辞态度不屈，必定没有投降之心。保全他，就会使皇甫文实现计谋；杀掉他，就会使高峻丧失胆气，所以高峻才投降。” 又如唐太宗刚即位时，突厥入侵，直到泾州。突厥派他的心腹执失思力入朝窥探，自我夸张声势，说‘百万军队现在就要到了’，于是请求回去复命。皇帝斥责他说：‘我先杀了你。’萧瑀、封德彝请求以礼遣返他，皇帝说：‘不行。现在如果放他回去，他会以为我们害怕。’于是把执失思力捆绑起来，囚禁在门下省，同时整顿军队准备作战。突厥害怕了，于是请求讲和。恭请陛下观察寇恂、唐太宗的作为，再想想今天元昊完全不悔改过错，那么应当杀掉他派来的使者，这究竟对不对？机会一旦错失，就再也得不到了。臣深深想到这一点，实在万分痛惜。如果事情都像这样，祸患就难以预料了。第二件事：自从元昊作乱以来，西部边疆震动惊恐，有时帅臣请求增援军队，有时朝廷议论派遣使者。边防要害之处，驻扎的军队已经很多，虽然不能和往日相比，但也不过一二十万；京师屯驻守卫的军队则稍有减少，天下禁军仍然很多，调动起来作为应援军，从来不缺兵力。臣私下看到，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底，半年之内接连三次拣选军队，全都派使臣传布宣命。每到一个郡，无不张皇惊扰，还带着数名殿侍，分批押送人员赴阙。乡村百姓惊恐未定，乡军甚至逃窜到山林，钻凿肢体，不顾伤残毁坏，只求躲避刺面涅黥；过了很久才知道这样做并不对，但他们终究已经受了迷惑。三次拣选的士兵究竟有多少，臣不知道。然而观察这种施行方式，所得士兵一定很少；如果这件事反复进行，惊扰民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又思考，内则省庭，外则转运司，直到州县，辛勤劳作供职，严厉使用刑罚，所急需的事情只是以财货为务；农田的税收被搜尽，山林川泽的利益被榨尽，舟车、房屋、虫鱼、草木，凡是所有之物，没有一样不被征取。大家都知道民众困穷，都是因为赋税搜刮。天下财货的收入，向来十成中有八九用来供养军队，军队可以说很多，财货可以说已经耗尽了。如今刚开始用兵，就急忙声称缺少人员，那么不知道从前所供养的军队在哪里，所耗费的财物又有什么用；还没有交战，就已经造成极大惊扰。万一后来战败受挫，频繁出现杀伤，就必须补充兵员，另行设置援军；到那时又不知道应从哪里调发，拣选要进行几次，比现在一定会大兴劳作。凡是兵籍已经不充足，所谓乡军难道能免于强行配发吗？那时百姓所害怕的事情，将来必定会成为现实；如果果真这样做，祸患就不小了。

译第三件事：臣看到，今年四月中书省下发札子，说臣僚上封事：“财赋的来源，各有专门主管的机构，是由外地充实内地、由下级供奉上级的。”又说：“还要取用盈余来供给支用，请告诫各路转运司，如果用度有缺，必须自行筹划供给；如果实在无法周转，就允许从邻道粮食有余的地方支取，不得再像日前请求从京城运输钱粮那样，颁行到各处。”臣听说：“百姓是根本；把心思放在百姓身上，国家就安宁。财货是末务；把心思放在财货上，百姓就会反叛。”所以君王应当用天下的财货来养活天下百姓，没有听说过搜刮财物来残害生灵、积蓄财货来满足私欲。《易经》说：“用什么聚集人民？答案是财货。”《礼记》说：“财货散给百姓，人民就会聚集。”这是经典中明白的文辞。臣想到，国家刚建立时，疆土十分狭小，财赋极其微薄，但征伐不断，用度仍然充足。等到太祖完全取得川蜀、河东、江南、两浙、荆南、湖南、广南、闽粤等地，岂止万里？没有计算各地所积蓄的珍宝财货，当时全都归入京师。此后各地输送的赋税，也无不经过规划调度；每年只留下实际约定的军费，其余每年全部上供。百姓所输纳的财物，丝毫没有隐瞒，不分远近，不问寒暑；运输车辆纵横交错，水陆汇集奔走，官府督责，从来没有片刻休息。天下这样做，已经七十年了，难道不是由外地充实内地、由下级供奉上级吗？而且又没有发生战争，华夏安定，平常只需这些费用，并没有其他开支。臣认为，京城的财货本来应当到处堆积如山，有进无出，不知达到什么限度。各路转运司按照各州实际约定的费用，剩余并不多；其中有些年成灾伤，就一定予以蠲免；朝廷有紧急索取，就一定设法应付。已经多方搜括，只能勉强张罗。如果再额外督促，不知道还能从哪里拿出财物？朝廷既然下诫令告谕转运司，他们不敢违抗，又没有办法供给，就只能向百姓索取。百姓如果还能够拿出财物，哪里还谈得上施行仁政？百姓又无法承受，必然产生怨怒，损伤和气，逐渐造成深重忧患。如今元昊扰乱边疆，陕西遭受苦难，士兵马匹每天增加，草料粮食顿时耗尽；修治铠甲兵器，修筑城垒，百般劳役兴起，困难增加万倍。又遇上旱灾，颗粒无收，农赋和中籴所得已经不丰厚，卖爵所得到的收入又不多，几十万军队靠什么供给？眼看着百姓困弊，却不施行救助防备，而办事的人还说：“财赋是由外地充实内地、由下级供奉上级的；你们不够，就自己设法经营谋求。” 这是什么地方如此深重地横征暴敛呢？上下相互维系，内外本来是一体，难道可以使上面丰足却刻薄下面，使外地空虚却充实中央吗？下层如果困乏，上层难道能够安定？外部如果动摇，内部难道能够稳定？何况用七十年来天下的收入，来救济今天一方的急难，难道有什么困难吗？如果只是搜刮百姓以求足额，人民无处逃避，变乱难道会不发生吗？手足的祸患还没有消除，心腹的疾病又发作，臣深深替办事的人感到危险。臣不敢远引古事，恐怕烦劳陛下省察，只用本朝的事情来验证。臣私下听说，太宗皇帝当初充实内帑，曾对侍臣说：“河东距离敌境很近，我一定要取得它。到那时免不了扰乱百姓；现在内帑所积蓄的财物，就是用来准备调发军队的，要告诫军队不要再次严重扰民。”后来果然都按照诏令办理，最终没有扰害百姓。如今元昊背叛，关中用兵，关键在于安定百姓，谋划与他们共同抵御敌寇，反而吝惜内府中无用的财物，扰害四方已经困乏的百姓，爱惜财物而损害人民，这与太宗皇帝的用心大不相同。臣又听说，君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储藏在天下百姓中的财富，是天子的财富；储藏在国内的财富，是诸侯的财富；储藏在房屋箱笥中的财富，是平民的财富。如今办事的人劝陛下去做平民所做的事，为什么向人显示的胸襟这样不广大呢？而且又说：“如果实在无法周转，就允许从邻道支取。”邻道的财物各有自己的用度，必定很难借出，白白耗费精力去谋求。臣还敢用近来的一件事来证明：臣切实看到，河北转运司奏请割取河东五州十三县的税赋，充作河北的支用。本路曾奏报本路的全部费用都依赖五州的资助；如果果真割取转移，几乎难以供给。不久便具文奏报，事情已经停止。所谓从邻道支取，只是空话罢了。只有朝廷根据紧急情况直接救济，才是好的谋略。何况从前在无事之时，已经实行借贷，难道如今正当用兵之际，反而还要造成困难吗？前后情形并不相同，利害关系显然可见。臣认为，提出这个计策的人，不是奸邪，就是妄言；赞成这种说法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希望陛下明察，以英明决断和果断行动处理此事，那么大事就不会失败，帝业也可以保全了。第四件事：臣私下看到，去年下诏，命内外两省官员、各司使和副使中在边境任职的人，以及军职、刺史等近百人，各自结罪保举殿直、京官以上，确实没有贪赃私弊、能够担任边地职务的人。臣听说，有德之人之后才能认识有德之人的德行，有才能之人之后才能识别有才能之人的才干。没有德行的人看见有德行的人一定憎恶，没有才能的人看见有才能的人一定嫉妒。只凭憎恶和嫉妒，本来就不是出于公心。即使才德虽然浅薄，尚未产生憎恶嫉妒，可是所见与实际相反，所作又完全失当，让这样的人选择人才，又怎么能够得到贤士呢？臣认为，两省官员和各司使、副使虽然名义上是显要官员，难道一定人人贤能吗？许多人是逐渐积累资历而升迁，也有人很容易就得到官职。军职、刺史本来是武夫，论力量的多，谈见识的少。如今全都命他们举荐将帅之才，便把边塞权力交付给他们，不问举荐者的才德如何，怎么知道所举荐的人是善是恶？如果嫉妒憎恶已经造成妨害，彼此乖戾又互相乘隙，所举荐的人难道能够担当事务吗？臣又听说，官职大的人德行未必大，地位高的人才能未必高。京朝官、殿直一类人，固然有可以选取的；借职、选人一类人，难道全都没有才能吗？假如两省官员认识一个选人，确实有奇才；又有各司使、副使认识一个借职，确实有特殊才术，按理都可以举荐，把他们安置到边境，却受诏条限制而暂且弃置；辗转寻访，另外得到的传闻，与长期熟悉的人和临时选择的人相比，本来就有亲眼所见与耳闻之别。

译而且遥远地限制官品来选取人才，也使得到贤士十分困难。臣又听说，善于任用人的人，一定使人适合其所用；善于驾驭事物的人，不强迫事物去做它不能做的事。这是因为车轮和车辕的用途不同，榫头和卯眼的形制也不同。如果只选取没有过失的人，却不问他们有什么可以任用的才能；只看重他们操守清廉，却不考察他们有什么谋略，那么遇到事情一定会失败，任职做官也一定会败事。清廉而没有过失，是品行；能够任用而有谋略，是才能。品行主要用于教化引导，才能主要用于经营谋划。处在太平安定时期，适宜以教化引导来治理；处在扰乱之日，则应当依靠才能来经营。大凡担任边职的人，小则乘守一座障塞，大则守护一个州，有时驰骋于战阵之间，有时出入戎狄境内，有时筹划粮草，有时熟悉山川，有时施展勇力来防守边疆，有时实施反间来迷惑敌人，有时陈述讨伐之策，有时谋划防守之术。以上这些事务，都必须借助才能，必定要寻求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效。如果只选取谨小慎微、没有过失、拘谨守廉的人，把他们放到边地，必定完全没有用处。不仅没有用处，还一定会贻误军机，只让举荐者容易办事、自己方便；以后如果造成边师失败、军纪失守，又怎么对待举荐者呢？臣认为，这道举官诏令只是沿袭平日的做法，实在不合乎当今时势。所以臣恭敬希望，两省官员、各司使副，或者在边境任职的军职、刺史，不可一概接受诏令举荐。应当命两府精心选择有才识、具有卓著公望、为人们所称道的人，然后才命他们举官。仍然应当不限制品秩，从借奉、职、选人以上都可以充任举主。所保举的事项，必须保证被举者能够担当边地重要而艰难的任使。像臣上面所陈述的那样，如果本人任边事务没有办成，也应当与被举者同罪。这样人人都会畏惧，哪里敢轻易举荐呢？十人之中得到十人，百人之中得到百人，不会虚授官职、不滥加赏赐，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以前有所牵累的人，允许他们自我改过，得以从沉埋中被发现，必定有人能够建功立业。先选择举主，那么被举荐的人就不会错误；不限制品秩，那么下位而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遗漏；不免除责任刑罚，那么有过失的人就会受到激励而自行奋发。利害关系十分明白，可以据此举用人才。不过，才能与否既然已经显著，赏罚就必须实行。国家不能只有空话，人们才都会受到劝勉。第五件事：臣听说，鄜延路曾经与蕃兵交战，有一名寨主被蕃兵俘获，连同被掳去的军民很多。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马遵率兵追击交战，立即将他们夺回。延帅范雍和副部署刘平奏请酬劳奖赏，朝廷的命令却只让马遵升任东头供奉官。臣想到，元昊僭越尊号，西部边疆受到扰乱，如今正要激励武臣的节操来安定边患，关键在于善恶必须分辨，赏罚必须明确，这样人人各有心志，谁不愿尽力？赏赐恰当，有功者就更加受到劝勉；惩罚恰当，有过者就会自行悔改。赏罚不明，功过都被放纵，彼此转相教唆，谁肯奋发激励？武臣节操得不到激励，戎人的野心就会更加滋长。有失败而没有成功，有混乱而没有治理，逐渐积累而不加挽救，最终相互牵连覆灭，大概都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马遵这个人，拼死出力，冲破坚固包围，把已经溃败的军队带入本来不应进入的地方，夺回已经被俘的将士，救出已经陷入危困的军队；虽然不是大功，也可以说是奇特的节操了。何况范雍、刘平是国家正大为倚重的人，他们保奏后理应越级升迁，如今只进一官，实在与舆论大相违背。现在正是开始用武，尤其要靠赏赐来劝勉激励人心；如果不能适当，必定难以激励众人。臣私下听说，河北一都巡检王守琪捕杀独流寨逃散的二三十名士兵，由礼宾副使转任供备库使，并且出任陇州知州。又看到京东都巡检李知和捕获七名抢劫的盗贼，由内殿崇班转任供备库副使。这两伙盗贼只是草野间偷盗的人，本来不是强劲的敌人；杀了他们不足以震扬天威，放了他们也不能造成大祸。然而王守琪却突然升迁十多个等级，李知和也越级转升两资。至于马遵，出境讨贼，不顾个人生死，救援溺水者、救助火灾中的人，使他们都得以保全生命；对上可以壮大朝廷的威势，对下可以压制僭越之国的强盛。与王守琪、李知和的功劳相比，马遵远远超过他们；与王、李二人的升迁酬赏相比，却少了几倍。边臣见到这种情形会丧失信心，元昊听到后会更加滋长奸心。这样任用人，是招致敌寇的道路。第六件事：接近七月中旬时，臣听说中书、枢密院一同进呈招募擒获元昊的科格，于是向天下发布告示。臣认为，拓跋一族和西域各羌，自唐末动乱、五代争战以来，窃取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扩张封疆，时常肆意猖狂，很少能够怀柔使其归服，常常造成边患，使王师屡受劳苦。历代都把他们像犬豕一样蓄养，置于法度之外；国家却把他们当作宗属，授予节旄，割地赐给名城，让他们世袭王爵，俸禄供给十分优厚，贸易迁徙从不停息。他们国家的富强，都是依靠我国资助。愚蠢的那些戎人，变成了华夏的风俗，那么我国对于西夷的恩德，难道还不算大吗？盟誓始终没有改变，我国从未辜负他们，但元昊不想着报答效力，竟任意施展顽劣凶暴，欺骗诬蔑上天，僭越窃取帝王大号，应当正式发布诰告，迅速置于明正典刑，或许可以伸张征伐的权力，以快人神共同的愤怒。何况自西部边疆发生变动以来，天下震动惊恐，众目聚集观看，众耳聚集听闻。有人说朝廷有高明的谋略，朝廷有奇特的兵法，怎么会容许有臣下敢于作乱称号？大家抬头等待，按日计算时间，几乎超过半年，却没有听到下达命令。过了很久才施行削夺名号的惩罚，又实行招募赏赐的条格，这是多么狭隘啊！事情开始时还没有行动，实情确实难以测知；一旦向天下告谕，人人都知道这不是谋略，谁不会怀疑朝廷自己胆怯，不能杀掉元昊，却又担心长久没有处置办法，姑且设置赏赐招募，以敷衍天下人的期望呢？

译这样恰好只能显示软弱，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即使向人显示强大，尚且担心振作不起来；向人显示软弱，它的弊害又怎么承受得了？所以《尚书》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如果说元昊只是小小戎夷，不用耗费民力，只诛杀首恶就足以实现和平，那么臣请求从头到尾把情况陈述清楚。臣切实听说，自从边事刚刚出现警报，就已经调发军队、集合各种器械，堆满官府和民间，水陆道路都忙乱如沸。更换边地官吏，筹办军粮，关中及京畿附近大受骚扰，百姓已经困苦，哪里能说没有耗费民力呢？招募的命令一旦施行，敌情就更加隐秘；知道我国将要暗中发动，便更加周密防备，增置守卫军队，广泛招募抵御侮辱的士卒；寝食都必定思考计谋，进退都必定运用权术，一举一动都有谋略，于是大为防备，这样哪里还招募得到首恶？何况招募这种办法，起于秦朝末年的乱世，使用于末世；三代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做法。难道我国太平之世、天下一统，只是偶然有小丑背叛，就要考察典章法度本来已有的讨伐防御办法，却由办事者不提出良策，仓促劝陛下实行秦末乱世的做法吗？这种办法既不是最公正的谋略，也不是通常施行的法制；但有时出于不得已，也有人采用。为什么呢？因为苦于用兵，始终不能擒获敌人，便想把招募作为辅助用兵的办法，汉高祖对项羽时就是这样。兵力突然失败、敌人的势力转而强盛，内部心怀震恐而害怕，已经无计可施，于是对王莽对付刘演时采用招募；用兵不能专一，因分散支离而困顿，敌人又乘机而入，力量无法应对，于是梁太祖对付刘知俊时采用招募；一个人跳走逃亡，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即使拥有强大的兵甲，也无法加以讨伐，于是楚平王对付伍员一类人时采用招募。即使设置招募赏赐，却一个也没有擒获，这就说明招募赏赐没有益处，不能完全依靠，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元昊刚刚叛乱，还没有发生大战，并不是因为苦于用兵；军队聚集驻扎，白白消耗边地粮食，并不是兵力突然失败；各地都没有震动，只有西部边境出现警报，并不是用兵不能专一；元昊占据整个夏国，拥兵不肯归服，也不是一个人逃走、不知去向。臣据此观察，现在实在不是使用招募赏赐的时候。况且我们是大国，却坐看小丑；何况我国正义、他国理亏，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端正朝廷的大刑，符合天下公正的舆论，举措不失体统，行动都有正当理由。想征讨，就征讨它，足以显示威猛；想防守，就防守它，姑且用来显示宽大。显示大国制服小国的权力，施行禁止暴乱、安定百姓的道理，向天下发布号令，难道不伟大吗？为什么反而偷偷招募、苟且求取，暗中谋划窃取，像同盗贼一般，不敢公开施行呢？说这是容忍，那么元昊的罪恶不可容忍；说这是忽视，那么元昊的谋略不可忽视；说是爱惜军费，可军费已经耗费了；说是爱惜百姓，可百姓已经劳苦了。何况如今援军已经派得很多，将领也派得不少，边境骚动不安，日久无成，却反而只限于招募，此外再没有别的谋略，倚仗这种办法侥幸求安，便说已经有了防备。用这种办法来辜负天下人的期望，用这种办法来使君上安心，臣实在替执事者感到羞耻。军队既不出动，招募又没有结果，却因此迟疑阻挠，戍边粮饷也不能减少，国用将要耗尽，民间财物也被搜取，怨恨和叛乱必然发生，内外合力进攻，臣也实在替陛下忧虑。元昊既然怀有叛逆的谋略，他一定会大力加强防备。如今听说朝廷上下正在招募、悬赏，他自然知道可以高枕无忧；夷狄的心性是害怕强者、欺侮弱者，于是便会肆意施暴，终于成为深重的忧患。若要诱使他前来，并且另有方略，那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万一执事者谋划不善，才能仅止于此，拖延时日而玩弄敌寇，姑息养奸，等祸患已经造成而计策用尽，敌人已经强大而我方力量屈竭，那还有谁再替陛下谋划呢？第七件事。臣听说，初秋时夏守赟担任枢密使。枢密使的职任掌握国家大权，起于唐代，起初任用宦官，到了后世又改用武臣。国家给予的恩礼日益隆重，委任尤其重要，掌握天下军队的兵权，代替天子施行武威，权势与中书相当，号称“两府”。如果只是随意授予，还不如空缺这个官职。夏守赟早年侍奉先朝，曾经参与东宫属官之事，后来凭借攀附关系，渐渐获得显贵荣宠，只知侍奉权贵而骄横，完全不思敬畏谨慎。他每次任职于繁重要职，都很缺少清白声名，才干谋略无人听闻，也没有公正忠诚的品德。如今突然擢升到众贤之上，使他参与决断万事的枢机，朝廷的命令虽能施行，人心却并不服允。何况元昊正在制造阻梗，西部边疆用兵，上面要依靠圣明的谋略，下面要采用枢密大臣的筹划，希望达到安定太平，以安抚百姓。此时正应精心选择有才能的人，削平祸乱，却不询察他的德行，仓促任用此人，不论贤愚都要被人轻视讥笑。枢密使在内要陶铸、训练武臣，在外要镇守安抚夷狄；无事时坐镇主持军机，修治武备；用兵时指授筹划方略，消灭仇敌。这四方面，夏守赟都不能知道个大概，而正当用武之际，却让他履行论议兵事的职务，难道不会误国吗？虽然枢密府的权柄并不专属于一人，但大体说来，任用贤能，难道应当像这样吗？《传》说：“得到贤人，就能为国家建立太平的根基。”《尚书》说：“不要让小人参与政事，只任用贤良之士来辅佐我的国家。”这就是说，贤人可以建立太平，而小人不可以参与政务。当初陛下任用夏守赟，大概是认为贤人可以建立太平，所以才任用了他。假如知道他是小人，就一定不会任用他。假使陛下任用了他却不知道，这是执政者缄默不言的过错。在太平无事之日任用他，已经被说成是滥授官职；把他委任在艰难之时，更是任非其人。英杰会因此离心，奸雄会因此产生图谋。只有得到贤人，才能平定祸乱。臣又听说，治理国家，得到人才就安定，失去人才就危险；得到人才国家就显得重要，失去人才国家就显得轻弱。唐代郭子仪，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人：他入朝，天下就安定；他出征，天下就危险。裴晋公，是关系朝廷轻重的人：他进用，朝廷就显得尊重；他退处，朝廷就显得轻弱。如今夏守赟正好相反，他在朝廷，虽然还没有立即造成危乱，也可以说已经使朝廷失去分量了。应当赶快罢免他，以重振朝廷观瞻，用来表示陛下不偏私于一人，而是为万世着想。臣还担心有人会因为他曾经攀附权贵，便说他是亲信、可以任用；因为他长期历任寄禄之职，便说他是耆旧、值得尊敬；因为他的官职是节制，便说他懂得军事；因为他的相貌十分魁梧，便说他能镇服风俗。

译这些说法都不对。只有完全公正的人才可以作为亲信，这不在于他是否靠攀附得到际遇；只有德行深厚、资历久长的人，才可以称为耆旧，这不在于他担任寄禄之职多不多；有才干武略而且喜好学习，才是懂得军事，不在于官职；有器识才业而且不轻佻，才是能够镇服风俗，不在于相貌。臣恭请陛下考察夏守赟的立身行事，检验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可以称为完全公正、德行深厚的人吗？可以称为有才干武略而又好学、有器识才业而又不轻佻的人吗？臣对于夏守赟，爱憎与他无关，声名行迹也没有交往，并非因为家世上的嫌隙或俸禄官位上的嫌疑，才进献这番言论。只是听到诸公的议论，其中有值得惋惜的地方。臣微薄而诚恳的心意，实在愿意全部陈述。第八件事。臣听说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武臣不断被调遣迁转；武臣前往那里，常有经过宫阙而请求召见的，但能够获准召见的并不多。臣仔细推究所谓“不适宜召见”的理由：如果说天子至尊，不可让小臣来冒犯亵渎，那就不是询问民间意见、广泛接纳人才的做法；如果说是遵循旧例，从来没有允许小臣请求召见，那么如今正在用兵，正要疏通壅塞，不是遵循旧例来阻绝臣下的时候；如果说武臣大多鄙陋，不可轻易让他们面对天子，那么既然已经委任他们、把他们当作好人使用，就不应再鄙视他们；如果说朝廷的差除自有命令，本职所管自有界限，不必让他们面奏，那么用兵之际，事情与平时不同，本职或许需要变更，职掌范围也可能有新的规制，又从哪里能够听到这些情况呢？这不是广泛考察利弊、铲除凶恶奸孽的意思。按这四条理由来推求，臣所以说，仔细推究所谓“不适宜召见”，实在没有道理。如今边寇正在兴起，陕西大为扰乱，朝廷大量调发军队、选任武臣；他们即使只是直接抵御敌军，大概也兼有分别防备其他盗寇的任务。凡有武臣请求召见，一定是对边事有所了解。陛下听朝之余，何必吝惜见他们一次？召他们到近处，从容接待，舒缓威严的面色，再加以善意诱导，使他们不感到恐惧，把所知情况全部陈述一整天，然后观察他们奏对的是非，考察他们趋向的邪正；可取的，就奖赏激励后遣送他们；不可取的，也宽厚容纳后让他们退下。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说：“官家知道我的姓名了，我的身心都有所托付。”他们不再担心边地奏报得不到省察，也不忧虑权臣嫉妒、压制有才能的人，各自尽情陈述胸中所想，无不感动喜悦，勇猛锐意地离去，以竭尽全力为约期，刻意立志消灭凶敌，立功报答君主，职分之内哪里会有不安宁的呢？圣人之所以能够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大概就是采用这个办法。又何必忧虑叛寇？何必顾惜用兵？陛下勤劳国事的心意，难道还不至于此吗？接纳臣下的礼数，难道还不优厚吗？听见和了解的事情，难道还不广博吗？如今却拒绝他们的请求，不让他们召见，奏对的是非无从辨别，趋向的邪正无法知道。他们又会想：“朝廷虽然派遣我出行，官家却从未见过我的面，只是依据职任派遣，根本不察问实情。”胸中想法无法伸张，便闭口不言地离去；到了边地，边事拟好奏报却不敢奏报，军事机密想陈述却不敢陈述，有的担心圣明听不到，有的忧虑被权臣嫉恨。人人都害怕获罪，谁肯尽心？即使有奏疏上报，哪里比得上当面奏陈？陛下勤劳国事的心意就懈怠了，接纳臣下的礼数就疏远了，闻见之事就狭隘了；祸患没有滋长蔓延，已经是大幸；如果希望敌寇迅速平定、战争迅速停止，那就办不到了。议论此事的人又对臣说：这并不是君上怠于勤劳、疏于接纳，而是执政者自知招致了寇患，常常担心获罪，不愿意允许别人越次上殿。有的人会论奏四方的事情，有的人会陈述两府的罪过，使圣人的聪明得到启发，这对他们自己并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只奏称：“某人已经有了差使，某人已经得到迁升补授；所请求的入见，不宜准许。”只是想窥伺、希求恩宠荣禄，另外企望赏赐，用这些话来欺骗君上。君上如果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执意阻绝天下的是非，使天子的耳目闭塞，自己以为这是保全自身的计策。臣认为，如果确有这种事情，那不是臣所能知道的；只在于陛下察辨他们是忠是邪，决定进用或退黜他们，这就是百姓的福祉，也是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庆幸。【宝元二年九月上，当时任直集贤院】《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宋代赵汝愚编。边防门。辽、夏四。上奏仁宗，请求选用各部酋豪，让他们分别守卫边郡。刘平。臣听说，五代末年，中原多事，四方用兵，只有制御西戎似乎取得了长久防备的办法。当时中原从未派一名骑兵、一名士兵远屯塞上，只任用为众人所服的土豪，把他们原有的州邑就地封给他们。凡是征收赋税所得，都可以用来供养军队。因此军队精锐，士卒勇敢，将领任用得当，也没有边疆的忧患。太祖扫清天下，认为唐末诸侯跋扈难以控制，便削夺他们的兵权，收取他们的赋税收入。自节度使以下，分别规定俸禄；如果四方有紧急情况，就统领王师出兵征讨；事情结束后军队归还宿卫，将领回到原来的镇所。虽然这是长久防备，但当时大臣不能作长远考虑，又把朔方的李彝兴、灵武的冯继业迁到内地。从此灵、夏逐渐衰敝，朝廷派将领出守，调发军队出屯，千里运粮，远近都受到骚扰。十年之中，军队和百姓都陷于困苦。灵武失守后，赵德明据守偏僻一隅，又害怕被问罪，急忙派驿使上奏，愿意充当藩臣。朝廷姑且以安息百姓为务，便把灵、夏两镇授给了他。赵德明暗中整治铠甲兵器，边患日益增长。当时如果只放弃灵、夏、绥、银四州，以山为界，使赵德明远逃漠北，就不会有今日的祸患。既然把山界内的蕃汉人户一并授给了他，而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每年又驻扎数万军队。如今元昊僭越叛逆，任意杀害，众叛亲离，又同罝勒斯赉长期相持，彼此结下的嫌隙正深。这正是上天要亡他的时机。臣听说，对敌寇不可轻忽，对敌人不可放纵。假如元昊一旦被人杀死，由别的酋豪取代他，并同罝勒斯赉通和，约契丹相互呼应，那么西北的忧患就难以预料了。如果把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的军马分为两道，再增加蕃汉弓箭手和步骑兵，得到精兵二十万，比元昊的军队多出三倍还不止。趁着人心离散、正同罝勒斯赉结为仇敌的时候，沿边州军转运粮草二百余里，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坐等取得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予官职名号，供给衣禄金帛，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依次封授。用当地人补任将校，勇敢的人贪恋俸禄，富裕的人安于家业，不到一个月人心自然安定。或者授予罝勒斯赉灵武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名号，使他逼近元昊在黄河北面的族帐；又出动鄜延、石州的蕃汉步骑兵进攻西河部族，用厚重赏赐招降他们的酋帅。等他们的部众离心背叛，再派大军进讨，把夺得的城邑封给他们。元昊不过是逃窜到河外的一个穷困敌寇罢了。如今元昊倚仗山界、洪宥等州的蕃部作为左右臂助，他们强悍勇猛而善于作战；如果同他们交战而失去这些部族，就等于斩断他的左右臂。灵、夏、绥、银不出产五谷，蕃部奔驰作战，不熟悉山界道路，每年都要供给资粮来养活他们。如果收复洪宥，以山界为限，凭借高处占据险要，向下俯视沙漠，各自设置保障，按照需要派戍兵镇守，这就是天然险要。至于灵、夏、绥、银，千里黄沙，本来就不是中原土地；往年调发军队远戍，军队疲老，财物耗费，官私俱困，以致小小的敌寇日益猖獗，这是谋划不善造成的。假如朝廷宽贷元昊的罪过，再表示包容，驻军越来越多，经费更加巨大，恐怕北方夷狄会认为朝廷养兵百万，却不能制服一个小小的戎人，从而产生轻视中原的心思。然而也必须商议防守抵御的长远计划。假如元昊暗中同契丹结盟互为援助，以壮大自己的声势，那么怎么能够减少西部军队来应援河北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患两种疾病，不能一起医治，必须先治较轻的，后治较重的。请召夏竦、范雍和两府大臣共同议定攻守策略，命令边臣遵守执行。【宝元二年闰十二月上，当时任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上奏仁宗论述西部边疆的事务。陈执中。臣恭敬地看到，元昊乘天下长久不用兵之机，偷偷在西部边疆发动叛乱；他用防备军队的办法困住精锐士卒，用甜言蜜语取悦守边大臣，突然接连攻破亭障，连延安的防守也几乎不能保全。范雍听信诡诈的说法，失于戒备严密；刘平任凭轻率急躁的心性，丧失了所属部队。上下纷乱，远近震惊。自从金明的李士彬一族被消灭，沿边的篱栅防线大为毁坏；从塞门到金明二百里，必须分设并修筑三座城。每城屯驻精兵一千人，招募当地百姓充当弓箭手。敌寇大举来攻，就入城据守；敌寇势小，就可以自行驱逐。每城选任閤门祗候以上的寨主、都监，另以诸司使担任芦关一路都巡检，补上李士彬留下的职位空缺。仍以士兵二千人作为三寨的援军，使上下互相接应，左右彼此照应，形成不可攻破的态势。对于沿边长期居住在汉地、从未逃亡迁徙的熟羌，应交给边臣抚慰保存；暗中勾通贼寇、反复无常的，应攻破并驱逐。至于新近归附的黠羌，尤其难以信任。议论者想联合西域诸国作为天兵的援军，但戎狄贪利而不亲善，胜负又不相让，恐怕只是白白耗费金帛，最终反而耽误指挥调度。泾原的康奴、灭藏、大虫巉等数族，长期居住内地，常有反复的心意，应当再设置戬担任沿边巡检。他们既然对父亲都不孝，怎么肯对国家尽忠？在交战之际，如果同贼寇互相从前后两面出击，那么疆场的忧患就会比从前增加百倍。边兵稍受挫折，只是皮肤上的伤；民力已经穷尽，才是腹心的疾病。凡是军队所需的一切都出自百姓：丈夫运输，妻子供给；父亲拉车，儿子挑担；道路上充满愁叹，村落和井邑空虚。如今又要遍修城池，想要仿照河北的制度，等到夏天必须完工，即使神力运输也还来不及，何况百姓的力量呢？在四路用兵的郊野、列城抵御敌寇的地方，骑兵不能并排驱驰，车辆不能并列通行。只有泾州镇戎军似乎稍微平易些；如果不责成外部守备，却劳苦内地营建，实在会被狂妄小儿取笑，不能算是上策。大规模劳役既已兴起，春耕就无法进行；粮食耗尽就会灭亡，力量耗尽就会混乱，成百上千的恶党啸聚相从，小则抢掠道路，大则攻打县镇。外有贼兵扰乱，内有群盗侵袭，臣恐怕陛下夙夜忧劳的事情就不只在一方了。请暂且修筑沿边城池；其次，边地如延州的鄜同、环庆的邠宁，不过五七处，酌量加以营建修葺，这样征调就会减少，民力也会稍微恢复。还应逐渐增加土兵、减少骑卒；土兵增加，守御才有准备；骑卒减少，转运粮饷的负担就可以减轻。用优厚爵秩的办法诱导兼并之家出力，放宽茶盐法以招徕入中，安静防守来使敌人骄纵其志，积蓄精锐来挫败敌人的锋芒，还必须支持和主持将臣，不让横加议论干扰他们。这样，忠臣就能尽节，勇士就能忘却自身生死。【康定元年上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仁宗，请求严格充实边城和关中内部的防备。“范仲淹”。

译臣听说，用兵之道，首先在于观察敌我虚实的形势，实力充实就避开，力量空虚就进攻。如今沿边城寨只有五七分的防备，而关中的防备连三二分也没有。如果昊贼知道我方虚实，一定先胁迫边城使其不敢出战，再深入利用关中的空虚；小城可以攻破，大城可以围困。或者向东阻断潼关，隔绝两川的贡赋，沿边的懦弱将领不能坚守，那么朝廷就不能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计策，不如先严密边城，使其能够长期守御；充实关中，使敌人没有空虚可乘。西面有邠州、凤翔，作为环庆、仪渭的声援；北面有同州、河中府，扼守鄜延的要害；东面有陕府、华州，占据黄河、潼关的险要；中部有永兴，作为都防之府。各处都应屯兵三二万人。敌寇到来时，让边城清理野外物资，不同敌人决战；关中稍微充实后，敌人哪里敢深入？再命五路修治进攻夺取的准备，张扬军队声威，分散敌人的势力，使他们强劲的弓马无从施展，牛羊等货物也无处出售。二三年之间，他们自然会困乏衰弱，等到众心离叛、自有间隙时，再奉行上天的讨伐；这是朝廷最好的防御。又听说边臣多请求从五路进兵讨伐，臣私下估量，恐怕还不可以轻率出兵。太宗朝曾凭借宿将和精兵北伐西征，经历艰难岁月，最终也没有收复失地。因为大军出动时，粮车和甲士连绵达到百里；敌人的骑兵轻装，袭击前后，乘着风扬起沙尘，一天交战数次，前进不能再进，后退也不能休息，找不到水泉饮用，在沙漠中又没有物资可取，这就是有功未成反而招致祸患的原因。何况如今太平日久，中原没有久经战阵的将领和精兵，一旦谋划深入进攻，实在难以保证取胜。臣认为国家的安危，尚且不可预知。然而唐、汉时期能够拓展疆域万里，是因为当时授予任用的办法与今天不同：既把军队交给将领，又把税赋交给他们，并不要求迅速见效，所以能够养育勇士，延揽谋士，天天训练，月月谋划，以等待敌人的空隙；进攻时不必等待朝廷命令，退守时也不受有司责罚，观察变化、乘胜进取，像李牧那样守边，这才可以说善于击破敌寇。唯愿陛下深思熟虑，缓缓谋划。【康定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陕西都转运使】上奏仁宗论述朝廷谋划的三件事。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元昊叛逆、陕西用兵以来，为国家陈述政事的人很多了。臣详细提出三条策略，用来判断敌人的情况。然而臣迂腐懦弱，不懂得军事的大计，起初还犹豫不决，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已经持续很久，敌人的形势已经显露，正如臣平素所料，颇为接近事实。因此臣私下认为，或许可以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谨将它们分条陈述。唯愿陛下仁慈圣明，宽免臣狂妄的罪责。关西放松戒备，而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已经二三十年了。敌人刚刚萌生祸乱时，隐藏形迹、暗藏谋略，突然发动进攻。当时我方边地屯兵少而弱，城堡没有修缮，百姓习惯长久安定而容易惊慌，将领又不是平日选拔出来的，容易失败。假使敌人率众来攻，就可以奋力深入。可是国家声威没有屈服，民力也没有疲敝，他们即使得到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久守住；抢掠一番离去，我军趁机在其归途中截击，这是下策。所以敌人知道这一点，便不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就逃走，胜利就前来，这大概是他们的常态，是中等的防御。因而敌人把这些办法兼用起来。至于借用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打我方容易夺取的一两个地方，使部众高兴，然后训练蓄养精锐，谋求长久之计。所以他们来时，虽获胜却不前进，没有战败却自行退去，正是为了诱使我军疲劳。他们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我方西面，忽然出现，忽然进入，目的在于使我军分散防备、无法稍事休息。我军想迅速进攻时，敌人正当锐气初盛，坐等我军来战，他们却不来。这样相持不过三四年，军队已经衰老，百姓已经疲惫。如果不幸又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敛无法承受，盗贼群起，他们正好可以发挥全部锐气，攻击我方困乏疲敝的状态。假如我军不堪困苦，愤怒而出兵进攻，以一战决胜，他们凭借安逸等待疲劳的我军，也可以取胜。假如我军苦于战争，无法想出计策，他们便请求通聘，借机索取按年缴纳的财物；料定我方困窘急迫，不得不答应，也可以达到目的。这样我方力量越发困窘，敌人的谋略便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是上策。敌人如今正在采用它。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吃用粮食，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坐食。自古以来，从未有一个国家让四十五万军队连年仰赖供给而国力不困乏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寇，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服，恩德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从最初僭越叛乱、上呈傲慢书信以来，过了一年却不出兵。一旦出兵，锋芒不可抵挡；俘获蕃官，擒获我方将帅，却厚礼相待而不杀。他蓄积的凶恶谋略，全都不是仓促之间形成的。可惜他能够用上等的防御谋略使我军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困顿。敌人以长久的计策扰乱我们，我们却没有长远的策略来制服他。训练军队、养育士卒，窥伺空隙、乘机行动，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君主可以不亲自干预，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敌人的谋略，从内部察看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依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计策，是所谓在宗庙朝廷中筹划而取胜的办法，不可不思考。如今敌人的谋略是可以知道的，不过是想用长期相持来使我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察知，而西部百姓已经困苦。果真能够充实财货、积聚粮食，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并使国家富强、军队壮盛，那么敌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能够实现。战争不过是进攻和防守，但二者都以财用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用就不能持久，这不必多说。姑且说进攻：从前秦国依靠六国强盛的资财来对付胡人，仍使天下困苦而没有实现志愿；汉朝凭借文帝、景帝时期的富足力量，三次出兵才勉强得到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同中原互有胜负，虽有取胜的时候，却没有一次出兵就将其消灭的。何况秦、汉已经尤其强盛，它们难以攻取的地方，正是如今元昊所占之地。自从刘平陷没以来，敌人的锋芒更加锐利，从未受到挫败。

译进攻和防守的计策，我们还没有取得成效。即使天威所到之处期望把敌人扫荡干净，但临边将领还没有找到敌人的衅隙，挫败其凶猛锋芒。因此进攻、防守都没有可以休息的期限，而财用又不能作为长久的计划，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十五万人坐等供养。然而关西土地所产的物资没有增加，关东拥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去。那些苛细搜刮的办法，既然已经无益，也只好停止了。至于卖官筹粮，却没有人响应；改变防货法，商旅又不通行。这样四十五万人只能向西部百姓索取供给，怎么会不困乏？困乏而没有起来做盗贼，只差水旱灾害一项条件了。外部被敌人的谋略弄得疲惫，内部又屡遭水旱，因此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关西的物资不能增加，就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来。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充足，那么就没有东西可以运到西部。因此臣认为，疏通漕运、尽力开发土地、抑制商贾，这三种办法同时施行，财用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能得到缓解，国力保全，军队也可以长期防守和进攻，一切听凭陛下使用。那些只顾眼前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谋略，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见效。所以谋求长远计划的人，起初看起来似乎迂腐愚拙而可笑；一旦坚定实行，获得的利益就广泛了。所以臣微薄而不敢逃避迂腐愚拙的责难，向陛下陈述三件有利于国家的事，只请陛下裁夺选择。第一件叫作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谋划的人，都忧虑漕运不能通达。臣认为，只是还没有真正寻求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京，漕运不向西行，世人习惯于眼前所见，便以为不能向西运送；却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同古代发生变化，古人能够通行的道路都还在，为什么今天反而不能通行？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粮食数十万石，当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好；后来武帝更加修治渭渠，漕运达到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运相接，关东、汾州、晋地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遗留下来的仓城痕迹，到处可见，只是还存在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求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修筑十八里陆路运输，以避开险阻，最终逆黄河水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说善于经营财利、精通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最为杰出。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分出一二百万石供给关西，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依靠汴京漕运粮食的人，出外戍守的很多，有司并不吝惜百万石粮食，分运供给他们；问题只是三门阻塞了运输道路。现在应当疏浚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然后按照查考裴耀卿留下的道路，不怕十多里陆路运输的劳苦，那么河运就能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同时缓解关西的困苦。古代没有办法尚且应当创设，何况古人实行过而且年代并不久远，今人实行又有什么困难呢？考察裴耀卿和刘晏最初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末年所得增加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不从东关，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想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奔南阳，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到过南阳，询问当地遗老，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还常常行走。起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的道路，应当不会太狭窄险阻。况且自从以洛阳为都城，行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久而久之就废弃了。如今如果能够查访并疏通它，那么从武昌、汉阳、郢州、复州、襄阳、梁州、洋州、金州、商州、均州、房州、光化一带，沿汉水的十一二州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从南阳用轻车、人力车转运，并招募设置递运兵，分为十五六个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不断进入关中。沿汉水地区山中有很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人凭此就能满足需要并且有余，用来制造船车，并不十分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劳苦，从内库赐出禁钱数十万，供给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难遥远，用车舆运输超过一年还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输送，又大多苦于秋季淫雨；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道路上，艰难到了这种地步。让州县的纲吏远途输送到京师，再从京师转运，经历艰难阻滞，然后才能送到西部，哪里比得上比较南阳附近的州郡，估量道路远近，把物资送入武关；距离同到京师相近的，或者距离更近的，都直接输送到关西呢？如果京师用度不足，就从禁帑中出钱赐予；有司所需的物资则由此补足使用。两种办法的迂曲和直接、利弊得失，一看便清楚。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件叫作尽力开发土地。臣听说，从前谋划财利容易取得成效，如今谈论财利却难以找到办法。从前百姓只有赋税负担，所以赋税不足时，还可以煮海盐、开采铸钱，专卖茶和酒，征收关市税并计算舟车税，尚有办法姑且供一时之用。自汉代以来，这些法令日益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琐细。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在赋税之外征收，是为了准备有事时的费用；如今在无事之时把征取百姓的办法全部用尽，却都耗费在冗杂支出上了。突然有事时，便再没有办法增加收入。不过仍有可以做的：百姓耕作并向官府输纳，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却很安逸；土地能够生产物资，却因为耕种不足而没有替代补充，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说，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这是可以利用的。何况历来考察前代用兵，无不先经营屯田。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费用不足，赵过创制畎田和人犁的方法，以增加收入。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者争着要出击，而赵充国考虑全胜的防御，能够忍耐等待敌人疲弊，甚至违背诏令停止进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远边地耕田，同时派游兵防备抄掠盗寇；在那种情况下，他治理田地并不容易，却仍然勉力去做。曹操在许地下屯兵时，强敌在四面；以今天看来，似乎连日常战争都无暇顾及，然而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都附近耕田，每年收谷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谷数百万。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无法一一列举。形势艰难、最难屯田的，没有比赵充国更紧迫、更无暇屯田的；也没有比曹操更困难的，但他们都勉力去做，并不因为迂缓而不屯田，是知道土地利益广大，也可以缓解百姓的劳苦。

译如今天下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只举近处的例子：从京城向西，未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弃置，大概是因为百姓不勤于农业，以及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期荒废的土地，其收益比屯田高出数倍；如今如果督促人们勤劳耕作，并减免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一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便，议论者正在讨论。被充作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托言接受训练，聚集在一起饮酒赌博，向家中索取资财，不顾家中有没有。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看作忧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还有用处；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水旱灾害来时反而足以成为盗贼。尤其严重的是，京西本来就是贫困地区，没有山泽富饶之利，百姓只能依靠农业。三个人的家庭有一人游手，五个人的家庭有两人游手；总计十八九州，即使少算，也还有四五万人不耕作而坐食，这是彼此消耗而加重困苦。如今如果果真能把他们全部驱赶出来，让他们在荒废土地上耕作，由官府借给种子，收获按官民各半分取，如同百姓纳税的办法；再招募熟悉农事的官吏担任田官，给考课优等者以优厚待遇来诱导他们，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经借钱给陈州、蔡州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种。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并经营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由官府购买，并不难得到。又应当加重法令，来困制所谓私牛之客。私牛之客不被百姓容纳，却乐于替官府耕作。凡是百姓已有牛的，就让他们自行耕作，这样牛就不会不足，而官府购买的牛也不必太多。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后便放弃了农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不让他们群聚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忧患。这也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按安逸状态计算，每年也能耕种一顷荒田。假使四五万人都去耕种长期荒废的土地，收益又增加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就多得不可计数了。京西的土地，北面有大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在各处积聚粮食，那只等陛下诏令有司调运使用罢了。第三件叫作抑制商贾。臣听说，秦国废弃王法，放任兼并之家，上面侵夺公家的利益，下面刻剥普通百姓，作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想要制定法令抑制、剥夺兼并之家，却没有做到。这是因为国家兴办财利的事情日益繁多，兼并之家追逐利益的手段也日益巧妙，最终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商贾坐着便聚积财利，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国家兴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国家就难以独占，必须同百姓共同分享，财货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国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全部归于公上而由国家独占，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得到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司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间损失的收入就已经达到数百万。议论者不懂得利益不可独占，只说变法不恰当；不停地变，损失就越来越多。想让十分之利全部归于公家，到了实际亏损的时候，十成中连三成也得不到；不如同商人共享，常常可以得到其中五成。如今国家的利源，多不过茶和盐罢了。茶自从改变法令以来，商贾不再运输经营，一年的损失，几年也补不回来；各地积存的茶腐朽废弃，只好焚烧。先前议论者多次说三说法便利，有司已经详细研究过了。如今如果果真恢复它，使商贾有利可图而能够流通，那么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价格，诱使群商把它分散出售。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格。”那么贪图利润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聚集。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产于水中，用之不竭。把价格降低而分散出售，三年之内其积存量连十分之一二也不会减少。茶盐这两种东西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可以用来资助国家的钱币。如今不把它们分散出售而让它们积压，这是爱惜腐土罢了。大商人要使货物繁殖流通，难道一定要亲自拿着极少的货物到市场上零售吗？一定会有小贩小商前来分销。小贩小商没有利润就不做，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小商分去一部分利润；凭借货物数量多，即使每件取得的利润少，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取之不尽的货物，却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益，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聚腐烂，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利润来诱导小贩；善于经营国家的人，也不吝惜利润来诱导大商人。这就是商贾共同获利、少取而获得多收的办法。如今商贾难以用法术控制，是因为他们积存的货物很多，并不急于经营。利润厚就来，利润薄就停止，不可以只靠号令召来。因此每当有司改变法令，使下面所得的利润减少，小商人因无利可图而不能经营，大商人正庆幸小商不来，恰好可以独自出售自己积存的货物，又怎么肯勉强追逐微薄利润前来呢？所以改变法令而苛刻削减利润，正好只会使小商人不来，反而替大商人销售积存的货物。如今如果一定要用办法控制商人，就应当把他们积存的货物全部清查，由官府替他们卖掉并把货款还给他们，使他们的存货售尽，然后再改变法令。大小商人都以利润为生，一年不经营获利，就会有惶惶不安的忧虑。他们大概不能守着积存的钱财闲居；即使利润微薄，也还会勉强前来，这就是用变法控制商人的办法。想诱导商人、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益更好的，这是上策；想控制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没有比严厉裁减存货、使他们没有积货更好的，这是下策。不过这种办法只能控制茶商；至于盐，禁令越严密，犯法走私就越多，刑罚也会更加繁多。至于由县官亲自经营贩卖市场的事情，那是大商人不肯亲自做的事，臣认为难以长久实行。果真能够不计较细小得失而考虑长远大局，那么积存腐朽的货物就能散去，钱币就能流通，不劳烦百姓而财用就会充足。臣愚昧，不能完全了解时事。至于坚守边境、抵御贼寇，形势有利就出兵骚扰敌人，凡是小的权宜之计，愿暂且交给边将办理。至于积聚粮食、疏通漕运使钱财流通，不到二三年，国力就会逐渐富足，敌人的锐气也会逐渐受挫，出现可以乘取的空隙，然后一举消灭敌人，这就是万全的防御。愿陛下以小事责成将帅，谋划并实行大计，那么天下幸甚。【康定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上奏仁宗论述不宜进兵讨伐夏国的贼寇。范仲淹。

译臣听说，前些日子从贼界投降来的人山遇，曾在西界掌管军队。他说，那里精兵不过八万多人，而且都是老弱之人，不能任战。当初贼军深入，是因为官军分散据地自守，既不能单独抵御贼军锋锐，又不能合兵围歼，使贼军得以乘隙而入，接连成为边境祸患。他们劫掠人口、牛羊，官军也不曾追赶夺回，所以贼军安然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如今延州东路应当设防的地方，已经命朱吉和东路巡检驻军于延安寨；西路也委派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驻守保安军，每日训练，并命西路巡检刘政驻德青寨，张宗武驻政县，秘密部署兵马，等贼军奔袭冲入时，放他们进入境内，等其会合后再围攻；几路军队一同进击，且合并众力抵御敌军，有一路被击破，便乘机邀击其他各路。环庆路已经派通判马端前往，报告并命令总管司，一律按照鄜延路的部署办理。这样就可以乘胜击破贼军。如今若一定要在正月内起兵，军队、马匹、粮草动辄以万计，进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交加，士卒暴露僵仆，反而使贼军得以乘隙，所受损伤必然很多。何况鄜延路已有防守部署，不必担心贼军先到。贼界到了春暖时节，马匹瘦弱，人也饥饿，形势就容易控制；还可以扰乱他们的耕种事务。即使出兵没有大的收获，也不至于另有忧患。自从刘平陷没以后，修筑城垒，运输兵器铠甲，积储粮草，调集士卒马匹，大规模做好攻守并胜的准备，并不是为了小利而轻举妄动。如果重兵轻率出动，万一失败，将来靠什么接续？那就一定关系到朝廷安危的忧患，不只是边境祸患而已。假如从现在起贼军来而不击，是臣的罪过。兵法说：“按照战势判断必胜，君主却说不要作战，仍然可以作战；按照战势判断不能胜，君主却说一定要作战，不作战也可以。”臣去年九月底到达鄜延路，便派葛怀敏、朱观进入贼界，袭击其部族帐落，这是因为与如今的时令不同，并不是以前勇敢、现在胆怯。如今如果承顺朝廷的防守命令，却不能持重行事，使王师成为日后的大患，即使加以重责，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假如等到春暖时起兵，尤其不会失去防守。况且元昊积恶以来，想要自尊自大，必定受到奸人的误导。他们说国家太平日久，不懂战事，又说边城没有防备，所到之处一定能够攻破，所以养成了骄横傲慢的心态，不断侵扰。如今边境防备渐渐整饬，料想他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希望；何况朝廷已经下敕招抚部族帐落首领，臣也派人探问其情意，想要传达朝廷以恩德怀柔远人的意旨，使他不再僭称中国的名号，而修行按时朝贡的礼节，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请俯察：如今鄜延是过去进贡的道路，蕃汉两族的人相互接近。愿朝廷扩大包容荒远之人的度量，保留这条道路，命诸将整顿军队、严密防备；贼军到来就攻击，但暂不出兵讨伐，容臣向他们显示恩意，经过一段时间也许可以招抚接纳。如果先行攻掠，恐怕未必能擒获其部落；即使取得白豹城那样的功劳，官军一退，戎人又会回来居住，像狼一样怀有报复之心，使他们更加怨恨毒害，边患会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有安闲的时候。如果天兵屡次出动，却不能建立大功，一定会被夷狄轻视。臣最近又召张亢到延州，详细商议，他也说愿意与戎人在边界上相见。臣之所以请求保留这条道路，一是担心春初严寒，士气更加怯弱；二是担心隔绝双方情意，使停战遥遥无期。如果采用臣的浅陋计策，恐怕这是平定边患的一条途径。假如经过一年半载仍无成效，便出动重兵攻取绥州、宥州二州，选择其中要害进攻，实行屯田、营田，制定持久作战的计划。这样，横山一带的蕃汉百姓便会因远离昊贼而畏惧汉兵威势，可以招降；他们或许就会逃散，这就是削弱西贼的一条臂膀，开拓疆土、控制寇敌，也没有轻率出兵的过失。【庆历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此前，康定元年闰十一月，朝廷下诏命鄜延、泾原两路在正月上旬进兵，进入贼境讨伐西贼，所以仲淹上了这篇奏疏。上奏仁宗，请求先修缮各寨，不宜立即进军讨伐。范仲淹。臣近来收到陕西都招讨使夏竦的公文，接连收到朝廷指示，要求凡行军所需之物，命三司与韩琦等商议，迅速筹划办理。臣现据鄜延路部管葛怀敏等申报所需军需粮草的四份文状，连同进呈给圣上。臣估量上述军需粮草，数量极其庞大，必定不是一两个月能够筹办齐全的。如果还要筹办、搬运上述随军辎重粮草，又必须使用厢军二三万人，只怕各处厢军人数少，无法调发。即使使用骆驼、骡子一二万头，山路又险窄，和军马一起转运二三百里，难以管理。若多派民夫，又担心发生雨雪变化，在崎岖道路上暴露受苦，稍有惊险，便会大量逃散、丢弃粮草，反而成为贼军的资粮。臣亲眼看到，延州废弃了承平、南安、长宁、安远寨门以及栲栳六寨以后，从延州到贼界只有两程，侦察的斥候却逐渐退远，贼军马匹的动静终于无法知道。又退却了疆界，使贼军更加深入。况且延州东路废弃了各寨，归明的弓箭手全都流移，尚未安置就业。各寨附近的蕃部也多受到惊扰，近处与汉户杂居，今年春天还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百里〕 如果不修复旧寨，这些蕃部既然没有活路，恐怕会纠集起来劫掠近边百姓，逃入横山贼界，那祸患就不小了。臣又听说，横山蕃部散居岩谷，多处设置堡寨，控制险要之地。进入贼界时，兵少便难以接近，兵多又难以行动。即使主将有智有勇，能够夺取险要之地，敌人也会远远逃走，我军没有什么收获。必须越过横山以后，才到达平坦沙地，但那里又没有可以攻取的部族帐落。讨伐的计策，必须将帅出奇制胜，使军队从天而降，才会有非同寻常的功劳。像现在这样携带重负行军，实在担心不利。臣虽然秘密奏请朝廷，保留这条道路，暂缓讨伐，以表示招抚的意图，但边界上的旧寨不可不谋划。请求圣上裁决指挥，派近臣使者迅速到鄜延路，命令他与臣催促诸将，在二月中旬以后出兵一万多人，从废寨中选择有利之处，先行修复，不必立即筹办大量军需，只利用随军运粮的民夫顺便动工；等工程有了次序，再选拔骁勇善战的将领和士兵守卫。既然逼近蕃界，敌人如果集结人马防备，早晚都能知道我军大举到来，就关闭营垒等待；如果敌人少量到来，就扼守险要制胜。敌人如果分散人马，我军也能早晚知道。

译我军则运输粮草，充实各寨防备。敌人如果归顺，我军已经先行恢复旧疆；敌人如果不归顺，我军已经压迫到贼境附近，横山一带的强悍势力也已在我军掌握之中，可以袭击其中的弱者，招纳愿意归附者。这也是御边的一项措施。不过，修复各寨也会调动军民，耗费不少。与进入贼界相比，虽有劳苦弊害，却有长远利益，没有仓促出兵的祸患。并且可以安置保存东路的熟户蕃部以及归明弓箭手，请圣上慈悲裁夺。【庆历元年二月，仲淹随后又说：臣之所以不敢再坚持先前的主张，请求选择废寨中有利之处先行修复，一是可以安置上述熟户和弓箭手，使他们各自安居农田，没有叛离流散的忧患；二是可以遮蔽汉户，暂作藩篱；三是可耕作的土地广阔，粮草容易筹办；四是城寨逼近蕃界以后，贼军的聚集和分散，早晚都能知道，容易防备；五是将来委派诸将在那里就近谋划，贼军大举到来就守，少量到来就击，有机会就进攻，使贼军居住不得安宁、耕种不得按时，然后可以使其投降聚集，也可以迫使其逃遁。这本来就是扰乱贼军的一条策略，希望他们畏惧，早日考虑归顺。前后共上奏六次，承平等十二寨的蕃汉百姓接连回来聚集。】上奏仁宗，论述出界攻讨不便。厐籍。臣恭敬地认为，元昊父子受到国家极大的恩德，却一朝反叛；如今朝廷决定讨伐，以端正逆顺之分，确实合乎大义。然而此时出兵，必须作万全的防备。臣认为用兵之道，必须先估量我方将领是否贤良、士卒是否精锐，然后判断敌人的虚实，乘其破绽一举消灭。去年秋天镇戎军之战，我军依托城壁、据守根本，以主军等待客军，但诸将有的受伤退却，有的闭城不出；士卒既没有拼死赴敌的心志，任由贼军残害人命、抢掠财物，从容进退，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是将领不良、士卒不精锐了。元昊君臣之间还没有出现嫌隙，间谍又被阻隔，无法知道敌军虚实，却要立即出界攻讨，这是朝廷不能不忧虑的。去年春天刘平等陷没以后，边城人心长期惶恐战栗，幸亏及时改造军政，近来士卒的气势渐渐振作；如果再次出兵而失利，众人的意气就会更加恐惧，必定难以再次振奋。况且出界以后，山川道路都是我军素未经过的，必须以蕃部人为向导；他们的奸诈，不能不防。如果到了险隘之处，部伍和辎重首尾相隔遥远，忽然遇到伏兵截击抢掠，就一定会溃散。何况黄德和败逃时，手下溃兵很多，直到现在还没有招集回来。如果几万人的军队再次溃散逃亡，不敢回来，就会进一步造成严重的边患。臣仔细揣度朝廷的谋划：大军屯聚已久，对上耗费国力，对下困扰百姓，朝廷想要决定采用攻取的办法；其余将佐和士卒又不能完全如意，或许应暂且作长期坚守的准备，淘汰冗余士兵，只留下精锐。边境驻军人数少了，费用便会宽裕；军队精锐，便足以防御。还应严行法令，断绝贼境物产，使其不能与边民贸易；既然劫掠无所得，货物利益又无法流通，其形势必然日益窘迫。如果再加强训练将领士卒，等待敌人出现可以乘隙利用的时机，然后大举进攻，或许可以防备万全。【庆历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陕西转运使。】上奏仁宗，论述攻守有七项不可行之处。田况。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夏竦等人多次奉诏，因为军队疲敝、耗费财物，担心产生其他变故，命令他们早作筹划，以期平定。因此韩琦等入朝奏报，拟定攻守两套防备方案，听取圣上的决策。其中守备方案最为完备，可以施行。没想到朝廷立即采用攻战方案，如今一旦奉命，臣不敢再持两种意见。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和必胜的形势，仓促拼凑，完全没有纪律。过去李继迁多次侵扰边境，太宗亲自部署诸将，分五路进讨，有的遇到贼军却不攻击，有的战败退回。又曾命白守荣、马惟忠护送粮饷到灵州，诸将多违背诏令，自行奋战，结果在浦洛之战中死了几万人。如今将帅士卒向来已经怯懦，又没有充分重新训练；他们还知道韩琦、尹洙所制定的防守方案，恐怕来不及奉命重新部署。临战时进退失误，大举出兵的成败应当以实际情况来验证。况且出兵已有期限，便必须协同用力。如今鄜延路总管司葛怀敏等提出各种要求，料想一定不能及时供给，足以成为推辞的理由。这是第一项不可行。议论的人认为，贼军曾经合兵而来，我军却分兵抵御，兵力多少不相称，所以多次遭到失败；如今如果全军大举出兵，一定能够成功。这是考虑得不成熟。三军的性命，取决于将帅的才能和智谋。才能有大小，智谋有远近。即使汉高祖善于用将，也不如淮阴侯韩信更加能办事，何况平庸之人呢？如果只知道大军可以威慑敌人，却不考虑将帅的才能和智谋，这是最大的祸患。两路军队进入贼境，共有十多万人，若由平庸的将领驱使，就像随意舒展卷收一样。敌人如果据险设伏，截击冲杀，使我军首尾前后不能相互援助，就令人担心会奔溃。如今边臣共同推举的将领，只有朱观、葛怀敏。近来在镇戎军界，刘璠、定川等两川的西贼境内，百姓和牛羊都已经迁徙远去，只剩空帐落，守卫的二三百人却仍然前来抗敌。诸将奔走惊乱，几乎不能自保，部队前后再也无法整齐，兵甲器械被大量抢夺。如今两路军队一同进入，合击强敌，如果失利，边防就无人守卫，还会留下其他后患。安危成败的计策，决定于这一战。这是第二项不可行。自从西贼违抗命令以来，虽然屡次乘机行动，却不敢深入侵犯郡县，以满足其欲望，并不是因为谋略不足，而是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贤俊众多、铠甲兵器众盛，不容易窥测。如今我军深入，如果不能成功，大国的威势就更加被他们轻视，何况还可能落入别的奸计，导致其他祸患。

译这是第三项不可行。议论的人又说，将帅虽然不足以倚仗，但下层官员中或许有勇于进取的人。自从刘平、石元孙陷没以后，士气受到挫折而怯弱，难以勇奋。如今兵力虽然多，疲惫怯懦者却很多；让平庸将领驱使怯弱士兵，进入不可测的地方，只有近来下属使臣数人，求取赏赐、图谋利益，想侥幸邀取奇功，却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是第四项不可行。议论的人又说，不是想深入沙碛、穷追敌人的巢穴，只是浅入山界，以挫伤贼军气势，如袭击白豹城那样。臣认为，乘虚袭掠，既不能攻破戎人首领、擒获凶党，反而只会残杀妇孺老弱，加深怨恨毒害，实在不合王师吊民伐罪、招徕归附的体统。但如果事情出于意外、敌人没有防备，就应像雷震电驰一样，行动轻捷迅速，乘其不备。如今出动十万军队，击鼓向西而行，贼军已经巧妙谋划，广设防备，清空野外、据守险要，等待我军；哪里还有袭击、挫败敌军的可能？这是第五项不可行。自从贼军侵扰边境以来，人人都知道他们赏罚分明、谋略狡黠；如今尚未发现可窥伺的破绽，却突然发动这种行动，谋划此事的人只是想在一战中决胜，侥幸希望有所成功，否则便想自比王恢，等待获罪。勇敢固然勇敢，但国家大事又将怎么办？这是第六项不可行。昨天延州范仲淹上奏，请求朝廷扩大包容荒远之人的度量，保留这条道路，命诸将整顿军队、严密防备；贼军到来就攻击，但暂不出兵讨伐，容许向他们表示恩意，按时慰问，也许可以招抚接纳。如今尹洙到延州商议，仲淹仍坚决坚持先前的奏议，不肯出兵。如果让泾原一路单独进入，便是孤军进退，忧患不小。如今各处采集来的情况，大多说昊贼等待我军各路进入贼界后，便合兵一处抗拒，这与招来人杜文广所说相同，正好落入贼军的计谋之中。这是第七项不可行。依臣所见，夏竦、韩琦、尹洙共同提出了这套防守方案，如今如果上奏请求中途停止，就是前后自相矛盾，完全没有确定的谋略。若果断进讨，又与仲淹的意见不同。或许会错过期限，请求召集二府大臣共同议定，只命令各处严密设置边防；如果贼军再有侵掠，就必须出兵邀击，以挫败贼军势力。如果再怯懦退缩，任由贼军杀掠，就应按军法处置；或者探知贼界情况后，谨慎自行防守，不必先行轻率出兵，以免落入奸谋。这样便能保全威势、制服敌人，有功而无患。然而，自从议论攻讨以来，贼境之中召集党类，广泛设置防守并迁移百姓，长期劳苦扰攘，未曾稍得安宁；直到如今反而有了请求通好归款的意思，也不能说毫无益处。至于驴、牲畜以及军需物资，白白烦劳调发，如今又想停止用兵，也只是事情中的小节；临时分配处置，并不困难。所应考虑的只是安危大计。请求秘密下达朝廷指示，交给总管司。【庆历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陕西路经略安抚判官。】上奏仁宗，陈述十四项用兵策略。田况。第一，自从昊贼玩弄兵力、侵吞西蕃，开拓疆界以来，其僭越反叛的迹象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才开始的。他在汉界沿边山险之地三百多处修筑堡寨，想要收集老弱、驱使壮健，作为入侵的谋划。起初虽然进献傲慢的书信，却还不敢扰乱边境。范雍在延州时，多次派王文恩等人先行侵掠，图谋贪取小利，贼军于是激怒众人，拿这件事作为借口。王师讨伐叛逆、抚恤百姓的体统，从此丧失了。刘谦、高继嵩等攻破厐氏各族，任福袭击青等各族，任福袭击白豹城，都被说成大功；他们无不杀戮老弱，把首级当作功劳。那些百姓都向贼军诉说冤屈，要求报仇。我们的百姓受异族控制，却又使无辜者遭到杀戮，毒害贯穿人心；上下公文都称之为“打虏”，实在可耻。有人说，国家长久不用兵，将卒没有训练，所以想让他们趋求功名、追逐利益，熟悉战斗。然而贼境各处防备极其严密，多次出兵袭击部族，俘获却没有防备，陷没者很多。例如郝仁禹袭击卾斡族，损失三百零四人，毫无收获；任政袭击诺尔阿堡，损失一百九十三人；秦凤部管司袭击陇波族，损失九十六人，各自只斩获一个首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四人〕 麟府军马司进入贼界牵制敌军，损失三百八十人，斩获首级十八个。其余都是损失很大、收获很少，不值得一一说了。这样计算，实际上损伤了国威，使贼军取得轻视侮辱我军的资本。从今以后应暂且停止袭击部族，只严密设置防备、坚守边境，等待贼军到来，然后另行制定防御办法，破坏其奸谋。第二，自从昊贼侵犯边境以来，王师屡次作战不利，不只是人的谋划不善，也因为兵力多少不相敌。近来又因好水川之败，士气更加怯弱。诸将陷没以后，牙队的士兵按罪本应全部斩首；朝廷普遍表示宽贷，想通过招集安抚来施恩并曲法宽免，实在是不得已。军中互相劝说，认为退走保全自己才是上策。陕西虽有将近二十万防戍兵，城寨二百多处，但每处留下的兵力极少。近来又想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自抽减守戍兵，集中屯驻在鄜州、庆州、渭州三州，以防贼军到来。然而如今鄜延路有六万六千多人，环庆路有四万八千多人，泾原路有六万六千多人；除去留守各城寨的兵力，如果每路都把兵力全部调减、集中一处，再加上防合都监、巡检手下的兵力，合起来最多不过三二万人。贼军如果分兵而来，我军仍须竭力决一胜负。如果昊贼亲自率领十多万人，我军用三二万人抵挡，形势本来就难以凭力制服。议论的人只想以少击多，侥幸取得偶然的胜利，并不是万全的防备。能够以少击多、求得一时胜利的情况，或者是凭借地利，或者是采取奇特的防备，不能把它当作常法。如今必败的形势，明明可以预先看见，却安然坐视，不知道再制定别的计策。议论的人又说，如果贼军合兵进入，就率领其他道路的援兵抵御。可是贼军每次入侵，既然有所收获，便像疾风奔驰、云雾卷动一样，一夜之间离去，其他道路的援兵本来就来不及追上。有人说，收容保护边民，持重观察敌势，可以攻击就攻击，不可以就停止；贼军不过毁坏百姓生计，趁机吃掉野外储粮后返回罢了。若只是求得一日不败，这样做或许可以；但臣深深担心将来的祸患会不同于此。臣去年冬天在京城，曾听士大夫相互谈论，说小小羌人不足忧虑，为什么呢？叛乱开始时，我方没有边防准备，如果军队随着檄文到达，那么关中安危就难以预知，这是贼军计策的失误。自刘平、石元孙陷没以后，中外震惊，贼军长驱而来，谁能抵挡？这是贼军的第二个失误。臣最初听到这种说法，也确实认为这个贼军容易对付。如今看它隐藏变化、诡诈多端，谋求保全自己、选择有利时机，才知道所谓的失误，实际上正是贼军得计。

译而且贼军不敢长驱直入，也正如我军不可深入一样，原因在于主客双方形势不同，进退都心存疑虑；如果边防军从其后方出动，截断险要之地，或许断绝其归路，那么成败就会在一举之间决定，这难道是胜算吗？自从李彬被俘、刘平等败亡以后，延州境内已经荡然一空。近来山外百姓遭到杀掠而逃散，已经损失大半；这样一来，渭川一带也逐渐空虚了。料想贼军今年秋天或明年春天还只会驱赶劫掠，必定要等我方藩篱全部空虚、内外形势尽收眼底以后，才攻城破邑，逐步谋划长驱直入，那时便没有后顾之忧了。臣所以说关中安危逐渐不可预测，愿朝廷作出果断勇决的决策。勇决的关键，在于从内帑拿出财物，招募陕西、河东强壮百姓五七万人，分别屯驻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到了防秋时节，便以各处弓手轮番戍守城寨，再配以正规军，每路达到五六万人以上，精心加以训练。我军人数既多，士气自然振作。有人一定会说，招募民兵会使众情不安，增加边境戍兵又会造成巨大费用而无法供给；这是拘泥常规、目光短浅的说法。况且民兵制度是祖宗实行过的，至今军中还剩有许多老兵；再加上出钱选募，这与临时征调不同，其中一定有乐意效力的人。况且内帑的积蓄，本来就是祖宗为用兵而储备的，如今正是使用它的时候。第三，用兵的方法，应当先明确部署；军队的进退，都应由大将持有旗鼓，常驻中军指挥。自从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每战必败。好水川之战中，任福确实是大将，却不能指挥统制，把责任当作自己的职责，反而亲自率领一队兵迎击强敌，箭尽势穷，随后陷没。他忠勇的节操虽然值得叹惜怜悯，但论其才能力量，也只能任用为一部将领。部署不明，兵多就不能办理，兵少又不能取胜；进军没有激励，退军没有约束，一旦混乱，势必败逃。要纠正这种弊病，关键在于先寻求大将之才，严格确立其威权并加以尊崇宠任。比如葛怀敏任鄜延部管、张亢任钤辖时，其他偏将副将应当以部属礼节奔走听命；如果违犯命令，就应当处死。然而如今公文往来，动辄一律使用同等礼节。韩琦、范仲淹任经略副使时，葛怀敏见到他们，礼貌仪容极为怠慢，上下都姑息迁就，三军士卒拿什么作为法则呢？夏竦、陈执中不能亲自置身战阵、为士卒先导，但选择大将、明确部署，正是他们的职责。请求朝廷下诏，命他们轮流巡察边境，考察边臣中有才干、可以任大将的人，破格提拔；对于骄横或怯懦的将领，那些只顾自身地位、不为国家尽力的人，应奏请罢免。这样军队部署就会确立，功业便可希望实现。第四，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不依靠间谍而能够击破敌人的。昊贼所使用的间谍，都给予丰厚赏赐和优厚待遇，所以探察我方机密要务，往往都能得到真实情况。如今边臣派出的刺事人，有的凭官势威逼，有的只酌量给些茶引，只是在熟户族帐中打听道路传闻，便把它当作事实。贼臣诡诈多变，反复制造疑惑。如今请对那些进入贼界、侦察到确实情况的人，用钱帛重重赏赐。贼将伊埓、刚朗、凌裕、勒且等人，都是元昊的亲信，分别统领厢军、掌握兵权，靠近汉界，出入时随从不过一人。如果能够招募敢死之士，刺杀他们、斩其首级，这就是斩断贼军的手足。王防曾想采用这个办法，但朝廷若不吝惜高官和重金，难道功业还难以谋取吗？第五，唐代设置都防府，掌管安抚各蕃、征讨、侦察、赏罚以及登记功劳；其属官有长史、录事、功曹、户曹、法曹等，得以形成开府的盛制。本朝承接五代以后，事务都归于边防；当西部边境安定时，朝廷本来没有想到这些。如今昊贼大肆杀掠，沿边属户各自顾念家族，内心产生亲疏向背，又使奸人任意诱骗胁迫；因此贼势转盛，边境哨所也再没有屏障。如今新设置招抚蕃落司。所谓招抚，不是供给饮食就不足以取得他们的欢心，不是给予赏赂就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心意，不使用权术谋略就不足以鼓动他们行动，不施以刑罚诛杀就不足以制服他们的骄纵。从前曹伟在秦州，赏罚并行，戎人部落都畏服；后来泾原路任用韩质，秦凤路任用张僎，他们都是韩琦随行的指挥使，虽然各有武勇，但至于招抚的办法，难道可以依靠他们吗？环庆一路的熟户从未遭贼军残破，部族完整，人人能够战斗；如果安抚防御得法，可以得到数万精兵。请令都管选举官员，与王怀端协力招抚，仍只命韩琦、王沿、厐籍、张奎共同掌领。大事报告都部管司，其余事务知州、通判不再兼管。把供养一万正规军一年的费用作为招抚的经费，这件事没有办不成的。过去熟户贩卖青盐、白盐以来，获得厚利；如今一概禁绝，是想用来困窘贼军。然而断绝熟户的利益，就没有办法资助他们生活。太宗朝郑文宝请求禁绝青白盐，想要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诏令陕西以西凡买卖青白盐者都判死罪；后来犯法的人很多。戎人缺乏粮食，便侵扰边郡，归附继迁的有一万多帐；于是命钱若水骑快马传诏前往察看，随后下诏全部恢复旧制，戎人这才逐渐归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按照今天的形势，如果厚加招抚，稍微放宽盐禁，熟户就没有不愿意效用的。议论的人担心边境军需已经困窘，再兴起无法估量的费用，不是上策。况且国家与罝勒斯赉互通使者，想诱使他为我所用，赐给他帛二万匹，催促他出兵，最终却没有实际回报；这是舍弃熟户即将取得的成效，却相信西蕃遥远而荒诞的话，难道是上策吗？自从昊贼攻破犛牛城、修筑瓦川防以后，罝勒斯赉远远逃窜，在历精城苟且偷安；他的儿子满济扎卜、辖戬自行立为首领，都成为他的仇敌，他尚且不能制服，何况能替昊贼左右局势吗？温博奇是罝勒斯赉亲信首领中的豪杰，他的儿子一声金龙拥有一万多人，最为强盛，竟与昊贼结为姻亲。罝勒斯赉说：“我日益危弱，如今想让我为国家效力，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由此看来，招抚熟户难道不仍然胜过他们吗？第六，环庆路投降而来的蕃部非常多。夏竦等人鉴于延安从前的失误，担心贼军骑兵奔袭并有内应成为祸患，想把他们迁到襄、唐州界内，给他们荒地使其安居谋生，但他们都不肯离开前往。如果突然强行起遣，就会使戎人之心动摇，或许导致事变。如果招抚蕃落司任用得人，应命其亲自到各族帐落，察看其中心向汉地的人，给他们沿边闲田，编入熟户；或者估量其中将来必定生变的人，把他们迁到内地。

译不过，恩德和威势如何裁制，事情有许多方面；如果没有权谋，事情不容易办成。第七，蕃落、广锐、振武、保捷都属于土兵，体力强健，武艺精强，作战时一向是士卒中的佼佼者。此前昊贼扰乱边境以来，只有土兵踊跃奋战，志在争功。然而他们所得的请给很少，甚至不如东军中最低等的士兵。振武军的料钱是五百，其中二百五十折支，积累几个月才发一次，而且都是破旧不堪使用的物品。像新增加的虎翼兵，从南方选调充补，资质柔弱，却说他们不懂战斗、见到贼军就怕死，传言者都把这当作笑话。朝廷只是姑且以凑足军额为名罢了。如果每月增加土兵的请给，恐怕难以实行。请在特别支给时，比平常优厚地增加数额，或者另行制定南郊赏赐条例，以激励他们的心志；这样他们立功一定不会落在东军之后。第八，沿边屯戍的骑兵中，军额最高的莫过于龙卫。听说其中有人不能披甲上马，更何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骑马奔跑、挽弓射箭不过五六斗力；每次训练都望空发箭，箭到马前十二步便已经坠地。以贼军铠甲的坚固，即使能够射中，也不能穿透，何况还不能射中。请秘密核查边兵，增加步兵而减少骑军，骑军只保留五分之一就足够了。一个骑兵的费用，可以供养两个步兵；这样又能减轻购买马匹的烦扰，避开祸害而取得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第九，西贼每到各城寨，不论敌我人数多少，都必须出战；稍有迟疑违误，便一律按军法处置。即使让赵奢、李牧、周亚夫在今天受命任职，他们也会比诸将更先获罪。边臣甘愿为国死事，还能给子孙留下福分，因此不敢持重等待机会，反而自取严刑。如今如果贼军大举来犯，应暂且坚守营垒，等到防合诸路兵马足以取胜时，再命令出战。若贼军人数不多，而将领怯懦不立即追击讨伐，就一并诛杀。第十，君主要任用将领统兵，如果平日不加抚慰、临阵不以威势约束，便会上下不相亲附，指挥不能如意。西贼首领各自率领本部族的士兵，称为“一溜”；士兵无论老少都经过训练，像手臂听从手指一样。列成队伍后，要举手掩住嘴巴，然后才敢进食。俘虏的酋长远远看见，也会怀疑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整齐严肃到如此程度。前些日子任福在庆州时，蕃汉之人都已经信服他，士卒也已经熟练；一旦突然调到泾原，遇到贼军到来，部下队兵仓促调拨，各军将校彼此都不认识，势必陷于覆灭。如今请各路将佐，除非有重大事故，不得轻易更换调动，希望以此责成他们取得成功。第十一，古代的良将，总是把设宴犒劳士卒放在首位。原因是刀兵之下，死生只在顷刻之间，本来就应当把恩意推施到极致，以安慰他们的心。李牧防备匈奴时，租税都收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赵充国防御羌戎时，也每天宴飨军士。太祖任用姚全斌、董遵诲抵御西戎，任用何继筠、李汉超镇守北方时，每人都得到环庆、齐、棣一州的征租、农赋，用市场收入购买牛羊酒，在军中犒劳，不问这些物资出入的细节，所以戎寇平息，不敢窥伺边境。臣以前任江宁府通判，因制造纸甲，得到远年的账籍，看见曹彬征讨江南时，和州按次筹集猪羊肉数千斤，供给战士。近来范仲淹在延州，上奏请求仿照永兴军、秦州支给米粮造酒，有司吝惜，认为没有先例而停止。如今请渭州、延州、庆州三州以及各路部管司，都特别支给米粮造酒；仍按都管司的标准，另行发给随军钱，务必使供应充足。除军官外，其余士卒每一季度，或者因都阅，或者遇到出入，都必须酌量给予，使他们得到恩惠，以慰劳辛苦。古代任命将领出师，军门以外的事情，没有不让将领专门掌管财粮用度的，哪里会有不同的机构相互牵制？如今掌兵的和掌财的，权力都相当、势力相等，彼此纷纷制约，难道这是国家任用人、责成其立功的根本体制吗？第十二，制造器物，是中国擅长的事情，不是戎狄可以相比的。如今贼军的铠甲都是用冷锻法制成，坚固、平滑而有光泽，不是强劲的弩箭不能射入。京城运送去的衣甲，都柔软脆弱，不能抵挡箭石；凭朝廷的财力、中国的技巧，竟然还不如一个小小的羌人吗？这是因为他们专心精研，而我们怠慢疏略。如今请下令各处，全部让工匠用冷砧打造纯钢铠甲和箭镞，运送到边境；先用八九斗力的强弓试射，观察箭头穿透的深浅，据此实行赏罚。太祖朝的旧铠甲极其精良，但因岁月久远而断裂破绽，请暂且穿连三五万副，平均分给四路，也足以抵御敌人。第十三，今年春天昊贼侵犯边境，攻城器械极其粗劣笨拙，这只是暂时使我方得到喘息、延缓防备罢了。料想贼军一两年间必定攻破沿边全部篱栅，驱迫汉民和熟户，让他们充当先登士攻打城邑。边城只要有一处失守，事变就令人忧虑。如今修筑城寨，虽然逐渐完固，但军民却不知道守城的次序和方法。请从河北选派三五十名善于守城的士卒，到各处指教，善于制造器械，大力做好防备。贼军行动必定想求得全胜、顾虑后患；如果边城坚守不破，攻打不能攻取，他们也就不敢长驱深入。第十四，昊贼蓄谋已深，把汉法全部改掉，自己制作妖妄的文书；单靠恩德和信义，不能够使他的文告发生作用。如果不是天威赫赫，极大挫败他的奸谋锋芒，贼军的势力不会停止。汉界与贼军山界相接，百姓繁多；贼军每次来入侵，征发的粮草大多出自这里。山界百姓的弓力很强，他们同贼军作战，所谓步奚，都是距离贼地远、接近汉地的人。如果乘着战胜的势头，贼军一旦四散、失去防备，就分路进兵攻取他们；抵抗的诛杀，投降归顺的招抚接纳。老弱无辜者，拘系起来迁往南方。其中险要而可以防守的地方，就修筑坚固营垒据守。所得土地，分给有功之人。熟户如果必定不能守住，就纵兵攻破荡平，以削弱贼军势力。如果他们请求下令归顺归款，就酌情割取、放弃，处置权掌握在我方。这样消弭祸患，边疆就可以安定了。【庆历元年五月上奏。】《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边防门 辽夏五 上奏仁宗，论述范仲淹答复元昊书信一事。孙沔。臣自上个月以来，听说朝廷内外都在谈论：昊贼派高延德带书信到延州，有归顺朝廷的意思。范仲淹写信告谕他，命他去掉僭越的名号，才可以接受归款。又听说大臣中颇有不同意见，有人说忠义之举值得赏赐，有人说擅自专命应当诛杀。这几个人都在平断天下事务，为什么在是非判断和见识上竟相差悖谬到如此地步？而且臣僚上奏的意见多相互矛盾，臣私下担心众多议论纷乱，以致混淆视听。臣早晚思考这件事，还不知道谁是正确的。如今偶然有了一些见解，揣度昊贼真伪和谋略，推究边臣谋划的得失，认为其中有三条道理，谨敢全部陈述。万一其中有一条符合圣上的听闻，也算是愚人考虑得最周全了。第一，西部边境的蕃户长期以来买卖羊、马、药物，每年价值数百万；至于米、盐、饮食，也都取资于内地。自昊贼背叛以来已经两年，臣仔细观察边境，已经禁绝交易。昊贼又驱使他们征战，杀害父子，料想蕃族中怨恨不满的人很多。如今忽然来归顺，大概是知道中国一定不会接受他的奸谋，想欺骗他的族类，必定会说：“我替你们请求和好，沟通有无。”只是朝廷没有答应罢了。他这是想借此激怒部众，使他们成为边境祸患。第二，近来听说昊贼入侵泾原，骑兵有十多万。这也是担心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倾巢而出、精锐尽去，便从别的道路进攻他们没有防备的地方，所以让延德假装前来纳贡，以拖缓我方鄜延一路的军队。第三，范仲淹早已享有当时的声望，士大夫多归附仰慕他；如今任职边地，取得了将士的拥护，军民都受到他的恩惠，这些情况夷狄也听说了。因此，昊贼还没有摸清他的才略谋划，便利用延德施行反间计，图谋扰乱我军，使朝廷疑忌范仲淹而将他退黜。贼人的计谋已经得逞了。臣又认为，仲淹答复贼人书信有三方面的利害。第一，贼人请求归顺纳款，把我方不答应作为激励众人的借口。如今仲淹回信答应了，他们的防备计谋就无法施行，这也是我方权衡利害所得的好处。第二，贼人用计拖延我鄜延一路进攻的军队，而我方本来就没有深入讨伐的准备；即使他们假意来归的意图会使边境有所忧虑，也没有什么损害。第三，贼人谋划扰乱我军，而仲淹答复了他们的书信，虽然对军政没有损害，实际上却是自己踏入了危机。如今大臣果然责怪他擅自作主，有人甚至说他应当处斩。如果其中确有奸谋而且对贼人十分有利，这些话一旦让贼人知道，他们就会借机说出悖慢之言，假装表示交结之意，制造‘市虎拾尘’之类的说法，编造‘并马草具’之类的事情，希望朝廷怀疑仲淹，而那些结党并且嫉妒加害他的人也会乘机从中构陷。事情严重的会获诛灭之罪，轻的也必然使本人遭到放逐，这样国家一旦失去贤才，三军没有统帅，撤去边地的长城，给贼人打开通行的大路，实在是最令人忧虑的事。臣又看到，前些年王德用获罪被废黜，追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也是由于臣僚拿防记之言和相貌相似作为证据，交相上奏的章疏何止三篇？这使王德用蒙受了曾参被诬为杀人者的名声，却不能自行申明。王德用有至公的节操，了解军中的实情，具有统领全军的声望，为远方人所知，却突然受到猜疑，顷刻间被废弃，使边境没有大将，而朝廷最终也不敢起用德用，难道不是昊贼用密谋挟制邪说，暗中陷害良善吗？如今仲淹竭尽忠诚报国，树立大义而忘却自身，独自处在遥远的边疆，不顾安危生死；在同等品流中寻求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有可以相比的。凭陛下的圣明睿智，如果推察他的本心，让他得以尽忠守节，就是天下的幸运。臣恐怕昊贼立即另设奸计，再次答复他的书信，假称事实来陷害仲淹，暗中迎合臣所说的情形；希望陛下记着这一点，辨明他们的欺诈，使贤能之才不被贼人欺骗、排斥，那么夷狄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有人说：蕃族贼寇不过是小丑，哪里会有长远的谋划？臣回答说：预先防备就不会有忧患，过分考虑也只会少有失误。如果昊贼确实想归顺纳款，那么即使对他们的意图估计过度，也不会损害事情。就像前些年贼人派来六十多人，戴着高帽、改换服装，假托进贡，公开宣扬僭越称号的意图；当时宰执商议此事，本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下诏削夺其名号，遣送回去，唯有知制诰吴育上奏说，圣朝太平已经很久，军队长期不习战事，请暂且借此安抚他们，然后整备边防、训练将领，再商议攻取为宜。当时执掌大权的大臣都讥笑他怯懦，如今两年之间连续使将帅陷没、士卒覆灭，难道还可以把他们当作小寇看待吗？然而想实行吴育的防备办法却还做不到。何况仲淹写信通知贼人，本来就是边将处置边外事务的适宜措施。假如昊贼因此归顺，也是国家军事上的利益，对朝廷有什么牵累呢？如今韩琦督战无功，军队战败、将领被杀，尚且不想罢免削职，担心损伤国体；何况仲淹用计防备贼人，或许有得有失，而且在事情上还没有大的过错，怎么适宜轻率地加罪于他？料想陛下神明的防备和圣断，已经尽在防备之中，不必等臣说出以后才知道。臣与韩琦、范仲淹都是旧交，深知如今议论此事，必定完全出于公心，是决定国家安危的谋划，绝不是出于爱憎之情。恭敬地希望陛下在万机之暇，于乙夜详细阅览，臣幸甚。【庆历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张亢上奏仁宗，论述边防机要和军政中所疑惑的十件事。臣私下认为，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知道战争。自元昊反叛以来，民力凋敝，而边防机要和军政的处置又没有得到适当安排。如今冒昧陈述臣所疑惑的十件事。臣深切认为，王师每次出兵都不利，难道不是因为节制没有建立、号令不明确、训练不到位、器械不精良吗？有时中了贼人的诡计，有时是我方贪求战功，有时左右前后彼此不能救援，有时进退出入不知道哪一种有利，有时兵力虽多却不能使用，有时兵力太少而不能避战，有时受到掌握权力者的逼迫，有时受到懦弱将领的牵制，有时人马困乏饥饿而不能奋战，有时山川阻隔险要而不能通行。这些都是将领不懂用兵造成的弊病。没有听说深入追究失败的原因并加以处置；即使白白增加兵马，也还看不出必胜的道理。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一件事。去年春天贼人到了延州，各路派出援兵，但河东、秦凤各自跋涉超过千里，泾原、环庆也不下十程。去年秋天贼人出现在镇戎，又从遥远的鄜延派兵，行军近千里去作战，怎么能够施展勇力？如果贼人已经退去，那就只是白白劳苦军队。以后他们再侵犯别的道路，也一定会这样做，尚未交战军队自己就先疲弊了。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二件事。如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管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又兼管鄜延，泾原、秦凤等总管也兼管邻路。

译虽然命令各路相互防备救援，但环州到延州有十四五程，直路也不下十驿；泾原到秦州又比这更远。如果一处发生事情，从这里派兵前去救援，而山路险恶，人马已经疲惫，想要求他们建立战功，怎么可能做到？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三件事。四路军马各自不下五六万人，朝廷竭尽力量供给，而边臣只说兵力太少，每路都想再增加十万人，却还没有看到成功的效果。况且军队没有节制，是第一种弊病；没有奇正配合，是第二种弊病；没有相互援助，是第三种弊病；主将不统一，是第四种弊病；兵力分散、势力削弱，是第五种弊病。有这五种弊病，就像驱赶市民去作战，即使有一百万人，对事情也没有益处。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四件事。古代教习军队，必须三年以后才能见效。如今用兵已经三年，将帅之中谁贤能、谁愚劣？攻守的办法谁对、谁错？连年战败却居于边要之地的人，不知道有什么谋划安排？再过几年或许还不能罢兵，国家的费用和百姓的力量怎么承受得起？如果因此遇上饥荒，再加上战争，安危的谋略将会怎样，也不知道。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五件事。如今议论边事的人很多，朝廷有时立即批示奏章，准许实行并作出决定上报，有时札下各处办理，有时又不让下达所属机构。前一条刚刚施行，后一道命令又立即冲改。胥吏有抄录的劳苦，官员没有详细阅看的时间，边防军政完全没有固定制度。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六件事。夏竦、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有边事都交给他们而不加疑虑；如今他们只是主持文书、遵守诏令，每当有宣命就翻录下发，若各处申报请示，就让他们等待朝廷指挥。这样一来，又何必让大臣主持此事？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七件事。以前河北用兵时，裁减冗官以节省费用；如今陕西却一天比一天增加人员。比如制置青白盐使、副使、招抚蕃落使臣等十多人，占用士兵一千多人，每年请给约数万缗；又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的职务。此外各州一律招募新兵，编为克敌、制胜、保捷、广锐、宣毅等指挥，长期不加训练检阅，只是耗费军粮，对边防没有好处。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八件事。国家竭尽财力供养军士，掌管军队的官员，每一指挥抽调占用三人。就像延州各将领不出动时，已有二万五千多士兵用于守城；除此之外的正兵一万五千人，一旦有事情，三天之内还不能集合完毕，何况距此四十里外就是贼境，一旦发生奔袭冲击的紧急情况，靠什么抵挡？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九件事。陕西训练乡兵共有十多万人，其中有些无赖之徒，名义上列在尺籍之中，内心轻视农夫，难道不会有奸盗混杂其中吗？如果没有措施处置，将来造成的祸患一定不小。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十件事。请暂准臣赴京，当面陈述利害；如果认为臣狂妄率直、不可任用，就立即降职罢黜。【庆历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鄜延路都钤辖、知延州】张方平上奏仁宗，请趁郊禋大礼举行时大赦天下，招抚怀柔西方贼人。臣认为，前在景祐五年于圆丘举行祭祀时，西戎没有来进贡，便开始形成衅端。第二年春天，他们于是发兵侵犯边境，杀戮掠夺官吏百姓。边将防备抵御没有办法，贼人多次入侵，每次都以胜利而回，助长了他们的凶谋，气焰更加盛大。如今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各处屯驻戍守，运输供给，使天下为此劳苦困弊；要解除戒严、停止武备，已不能限以年月来期待。臣曾向从边地来的人询问贼中的事情，大概如今羌戎所居之地原本是汉唐的郡县，他们不是靠追逐水草、射猎为生，而都要等待耕种收获后才有食物。贼人每次防集资粮、器用和人员，自己作好准备，必须以一年半载为计，才能发动一次大举。即使攻破城寨，也不能得到我方一寸土地。而且朝廷又断绝他们的俸赐，禁止他们互市；贼中一尺布值钱三百。边防守备和修缮日益牢固，贼人的实情显露、形势屈服，自然会改变计划；然而他们已经骑虎难下，即使有悔过之心，也没有办法自行向朝廷通报诚意、请求纳款。朝廷虽然想招抚他们，如果不是适逢时机、没有名义，事情也难以举行。倘若借这次郊礼普遍庆贺的缘故，特别施行宽大浩荡的恩典，向他们表示安抚怀柔之意，或者特地下达一道诏书，或者把这层意思写入赦书，大意可以说：王者以天下为法度，凡有生命之类，没有不受到养育的，何况朔方、灵武、河西五郡，都是声教所到之处，哪里不是王的臣民。近来从德明以来，一直能够保持外臣的节操，朝廷对他的眷顾、待遇和恩礼极其优厚。去年元昊派使者来，声称是本蕃推戴他；因为他们归附顺服已经三十多年，如今突然这样上奏，不能不令人疑惑惊骇。由于情况尚未审明，最终便兴兵，使边民不得安宁，军队暴露在外。如今亲自到郊外祭祀上帝，盛大的礼仪已经完成，庆贺赏赐普遍施行，囚犯也全部释放；想到西方，回顾那里，朕忧伤怜悯，想到抚育之恩有所亏缺，深感痛惜。从今以后，夏州如有使者到来，边吏不得阻拦断绝；如有愿意与朝廷沟通的意思，就命令边臣接待并上报，同时泛告边臣谨慎守护边界，不得任意生事，并把这些话张榜悬挂在各处关塞之上。或者派边臣中有威望的人，以朝廷诏令作为凭据，单独出使前往开导晓谕，这足以彰显陛下德义深厚，也不损害朝廷威严尊重的体制。况且贼人妄自尊大，已经在巢穴中很久了，王者本来就应当像蓄养鸟兽一样对待他们，哪里值得同他们争辩名器、等级和威仪的分别？如果贼人有悔祸之心，愿意称藩纳贡，陛下就优厚地给他们封爵名号，以此使他们服从安定；拿出府库中的余财，按时供给抚养他们，使天下知道陛下深谋远虑、为百姓谋划，甚至天地鬼神也应当帮助仁德、保佑顺服者。

译仁德之人无敌于天下，何况只是一个贼人呢？如果贼人强硬自恃、凶狠顽固而不改变，这也足以使他们内心骄纵懈怠，使我方众人和边臣愤怒。边臣一定会说：‘天子的恩爱已经这样深厚，贼人却不改变心意，我不能不奋不顾身，为国家出兵讨伐。’战士一定会说：‘天子不因为贼人的不义而一定把他们赶尽杀绝，这是怜悯我们长期戍守；如今贼人仍不改变心意，我们不能不效命奋战。’从边地百姓到天下百姓，一定会说：‘天子赦免贼人，是因为想到赋役的烦扰和我们百姓的困苦劳累；如今贼人不改变心意，我们不得不竭尽力量供奉边防。’贼人党羽一定会说：‘天子幸而施加恩德，没有杀我们；可是他们的首领如果不思考此事，那就是把我们赶到刀锋之下，只为成全他的欲望罢了。’战争就像火一样，不加收敛就会自行焚烧；让我们愤怒、让他们怨恨，贼人既有自取焚灭的趋势，成败就会有所区分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听到臣的说法，一定会责难臣说：‘贼人自从入侵以来，没有一次不取胜，哪里有什么困窘？如今即使招抚他们，也只是显示国家软弱，贼人难道肯改变心意吗？’臣请回答说：‘过去李继迁成为边患时，号称骁勇强悍而有谋略，攻陷朔方、灵武，国家丧失土地将近千里，而他自己的部众也大受损失。当时李继迁虽然没有被六谷部杀死，势力也已经支撑不住了，所以临死时告诫德明说：‘你应当全心归顺朝廷；如果上一两封表章还没有得到接纳，就连续上呈奏章，请求朝廷听取。’因此德明归附纳款，终身没有改变。如今的贼人不能同李继迁相比，只是不幸从他们最初叛乱起，我方守边的不是合适的人，所以贼人屡屡得志，而他们的部众又贪恋入寇的利益。假如我方没有遭受大败、他们没有取得大胜，再加上贼人残酷役使部下，他们很快就会疲惫溃败。如今朝廷筹划处置边事，防守阻遏更加牢固，将士效命，财用也不缺；即使还不能大大削弱他们的部众，暂且使他们来了也无处掠夺，那么贼人自然就会穷困窘迫。现在先为他们打开归顺的道路，以便以后谋划；即使贼人还没有归附国家，又有什么损害？’他们又一定会责难臣说：‘贼人即使送来纳款，戎人的心意可以相信吗？即便事情确实如此，边防也能因此撤除吗？’臣请回答说：‘过去景德初年，契丹大举入侵河朔，先帝亲自北巡到澶渊，辽主才开始派使者商议互通和好；不久，他们的统军达兰又中伏被弩射死，和议于是确定。当时边疆难道能够保证戎人的心意，便撤除警戒防备，而说两国继续交好直到今天仍然牢固吗？关键只在朝廷如何安抚接纳、控制驾驭罢了。如今处理边事的费用，每年将近千万；自从用兵以来，拘系、累及和杀戮的人大约有一千万人。因此自古以来议论边事的人，没有不认为与戎人讲和有利、征伐戎人有害的，大概都是深深考虑到了这一点。恭敬地希望陛下召见二府大臣，试着详细研究这项建议；如果承蒙采纳，就是百姓的福祉，实在是他们所依赖的。【庆历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仁宗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命令方平把奏议送交中书，吕夷简读后拱手说：‘您能说到这里，是社稷之福。’】范仲淹上奏仁宗，论述攻守二策。臣私下观察，自从西部发生战事以来，每次讨论进攻和防守，都没有看到适当的办法。有人说：必须进军讨伐，以求平定。我认为各路一起进讨，就会兵力分散、将领不足，士气不能保持旺盛；穿越荒漠时风沙弥漫，容易迷失南北；运输粮饷辎重，动辄遭到抄掠。贼人的巢穴远在河外，险远难达，不是奇谋名将不能袭取。至于贼人侵犯边境，常常集中兵力前来骚扰；某一路一旦接到朝廷命令，就让军队进入敌境牵制他们，但将帅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茫然轻进，不知道要图谋什么，只求寻找虚弱之处，把抢掠一些东西当作功劳。既不能大大振奋军威，本来也不能稍稍分散贼人的势力，这就是进讨和牵制没有效果。有人说：应当采取防守策略，敌人来就抵御，敌人离去就不要追赶。我观察如今守边的军队，大多不是本地土兵，不愿长期戍守，又没有营田，必然要劳烦远方运输。长期戍守会使军情危急，远程供给会使民力将要耗尽；年月拖得久了，恐怕会产生其他祸患。这就是这种防守办法的弊病。臣承受国家的重大寄托，却从来没有一点功劳，早晚勤勉不安，思考有所补益；但才能疏浅、迂拙昏昧，始终没有提出高明见解。如今采纳边地人的意见形成这篇末议，本来不敢说一定可以采用，也不敢希望一定实行；还请朝廷根据众议加以裁定，选择可行与不可行的地方；如果没有可取之处，请赐令搁置。现在把下面的攻守建议列出，依照圣旨指挥，交给梁适携带回京赴阙。议论进攻。臣认为，进军讨伐既然没有好处，那还进攻什么？臣仔细看到，延安以西、庆州以东，有一百多里贼人侵入汉地，其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座寨堡，阻断延州、庆州之间的道路，使兵势不安，防备救援迂回遥远。过去虽然曾攻取过它们，却没有招降的意图，也没有据守的谋划；汉军刚刚返回，边患就和往常一样。臣认为，如果西贼再发动大举进攻，朝廷必定会命令我方牵制，那么可以进攻的地方就在这里。可以使用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骑兵三千；泾原路步兵九千、骑兵一千；环庆一路自有马步兵一万人。除官军外，蕃兵还可以有七八千人】。军队进入敌境时，应当先发布号令：活捉投降者赏，杀害投降者斩；捕获精壮者赏，伤害老人和妇女者斩；抵抗者合力杀戮，服从者厚加利益使其安定；逃跑者不要追赶，恐怕他们手中有人质；留居者不要迁徙，使他们安土。然后大规模修筑城寨，占据其地【如果旧城已经险固，就加以修缮增筑；如果一半守地还需另建，就另外选择险要之处。用钱招募披甲士兵、熟户强壮之人，并让他们承担士役工程，奉行朝廷命令，修缮沿边城寨。臣认为，军队正忙于战事，应把县官闲杂的钱和劝募近上人户所得的钱，作为雇夫钱发给他们，用来补助土兵的粮食。】

译那些披甲兵士全都欣然愿意，各座寨堡也都因此完工】。等城寨坚固牢靠后，应当留下土兵守卫；人数应比各处旧寨增加一倍，派范全、赵明前去安抚【命范全任麒麟副使、庆州北都巡检；命赵明任东头供奉官、柔远寨都巡检使】。一定要郑重告诫他们：贼人大举到来，就明确设置斥候、召集援兵【金汤向东距德靖寨四十里，向西距东谷县六十里，西南距柔远寨八十里；白豹向西距柔远寨十里，向南距庆州一百五十里】，坚固营垒、清空野外物资，使贼人困窘；贼人小规模到来，就扼守险要、设置伏兵等待。平时要提高估价招募粮食入中，并设置营田来资助他们。这样就能分散贼人的势力，振奋我方军威，使延州、庆州两路的军马能够互相联通，救援也容易。所使用的主兵官员和使臣中，勇敢有为、能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人安排在最前面【王信、狄青、刘拯、范全、刘贻孙、张建侯】；能够承担防守救援的人安排在其次【任守、王信达、王遇、王文、张宗武、谭嘉震、王守思】；使臣中能够统领一队的安排在前队【张信、张忠、郭达、张怀忠】；有心力、能办事的人负责营建城寨【周美、张璨、李纬、杨鄜】。刘兼济、张继勋】臣考察后汉段纪明，率骑兵五千、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费用钱五十四亿，经过三个冬季、三个夏季，大败各部羌人。又考察唐代马燧使用战车，行军时车上披挂铠甲，军队停止行进时就用车结成营阵，有时堵塞险要之处，以阻遏奔突冲击。臣认为这一路山坡多，大车难以通行，应当使用小车二十辆，拿银、绢、钱二十万赏赐有功将吏和归降的蕃部，并就近买入草料粮食，这些也稍微够用。环州以西、镇戎以东，又有胡芦泉一带的蕃部，与明珠灭藏相连接，阻断环州、镇戎之间的道路。明珠灭藏所居之地，北面接近贼境，很多人心怀观望。又有延州南安，距离故绥州四十里，在银夏川入口处。如今延州兵马向东渡过黄河，向北进入岚州、石州，再向西渡过黄河，迂回前往麟府救援，大概是因为故绥州一带的贼境阻断了通行道路【以上三处中，鄜府一路臣没有亲自到过，还请下令当地查访并绘制地图，这样就能看清山川道路的次序】。这样攻取一处城寨并平定后，再谋划另一处作为据守的防备，比起早晨出兵、晚上返回，这样稍微便利稳妥一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两〕 议论防守。臣观察，西戎居住在荒漠以外、长河以北，凭借遥远和险要，难以轻易攻取。他们设置官职、部署军队，却不用国家供给俸禄粮食；每次全体出动侵犯边境，所需的一丝一毫物资都从部众那里取得，像风一样聚集、像云一样散去，从来没有长期聚养。中国却不能让远方戍守的军队长期不轮换，他们背负霜雪之苦，怀有思念故乡的愿望；每天供给廪食，每月供给库缗，春冬的衣服鞋子也要供应，运输队伍充满道路而不间断，国家费用和百姓力量日益困乏，军心忧愁怨恨，只能一味姑息。这就是中原积聚军队的忧患，与夷狄不同。臣认为，即使戎虏投降，也应在边塞设置镇守，务必从长远谋划；古代难道没有办法吗？臣考察汉代赵充国兴办屯田，大获土地之利，于是击破先零。魏武帝在征伐期间，命令披甲士兵根据情况开垦荒地，所以没有十分劳苦，最终成就大功。几年之内，各处积蓄粮食，仓廪都装满了。唐代设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获二十六万石，陇西收获四十四万石。孙武说：‘分封建立诸侯，使他们从土地的利益中得到利益，让他们享用土地上的物产，役使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赋税没有转运迁徙的劳苦，徭役没有百姓怨恨离散的叹息。’臣前些日子在延州，听青涧城种世衡说，想在当地逐渐兴办田利；如今听说只收获了一万石。臣观察如今的边寨，都可以让弓手、土兵守卫，并因此设置营田，按照田亩确定课额。士兵取得剩余收获，拿一部分卖给官府；百姓乐于勤作，公家也得到利益，那么长期以来运输供给的祸患就可以停止了。还可以让他们把家属迁到寨子下面，重视田地的利益，熟悉当地的地势，顾念父母妻子儿女而坚定守卫；与东兵相比，东兵不乐于田利、不熟悉地势，又没有牵挂留恋，功效相差很远【田地少的地方，允许蕃部缴纳荒田，以迁徙资费酬劳奖赏，或者酌情给付价钱】。倘若朝廷允许实行这条办法，就把选择、举荐官员的事务委托给臣，参照古代的道理，斟酌今天的实际，在边疆施行；这样或许防守越久、储备越充足，即使戎狄时常造成边患，也不能困扰我中国。这就是臣所说借助土兵、弓手的力量设置屯田、以守备求取长久利益的道理。然而臣考察前汉高帝盛时，上有萧何、张良能决胜千里，下有百战之师，却仍以四十万人的军队被困在平城，于是同匈奴约定和亲。到高后、文帝、景帝，各代都连续不断地保持和好，但匈奴屡次改变，常常侵犯边塞，杀戮官吏百姓，残酷得无法胜说；甚至书信往来时态度傲慢，轻视中国，而君主为了百姓的缘故，委屈自己、包容他们，并不因此动怒。孝文帝即位后，将军陈武请求议论征讨，以扩大疆界；孝文帝说：‘兵器是不祥之物，即使能够实现愿望，一旦动用军队，必然耗损、使百姓和远方地区困苦。’ 如今匈奴侵入国内，军吏没有功劳，边地百姓父子长期承受兵役，朕一想到这些就心痛悲伤。怎么能有一天忘记呢？只是还不能消除抗拒，希望暂且坚固武备、设置候望，缔结和好、互通使者，使北方边疆得到休息安宁，这样功劳就很多了。况且不要再议论用兵，因此百姓无论内地外地都没有徭役，能够在田地间歇息，天下富足充实，鸡鸣犬吠相闻，烟火绵延万里，这难道不是和睦欢乐吗？司马迁认为文帝能够使天下和乐，符合大乐之道，所以把这件事写入《律书》，作为后代的法则。臣认为，国家如果采用进攻，就应当攻取近处而不使兵势陷入危险；如果采用防守，就一定要谋划长久而不使民力匮乏。这样才能取得文帝和乐天下的德行，而没有孝武帝因用兵造成百姓哀痛的悔恨，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庆历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庆州。诏书答复说：将帅屡次挫败，尚未十分勇敢果断；如果侥幸取得某次胜利，恐怕也不是良策。即使攻克并俘获敌人，也还必须守备。应当暂且勤加训练，严格加强防御，向远处设置侦察候望，控制敌人的奔突；见到有利形势才进军，观察敌人出现破绽才行动，或许可以养精蓄锐、持久作战。你应当深刻体会这个意思，与邻路互相救援，同心尽力；有便宜行事之处，秘密详细具奏上报。】范仲淹上奏仁宗，再次议论进攻和防守。

译臣深思国家太平日久，却突然遭到西戎背弃恩德、侵犯边境；公卿大夫争相进献计策，却还不能符合陛下忧虑边患的心意。主张进攻的人说防守就是示弱，主张防守的人说进攻必定迅速招来祸患，因此这两种意见始终不能一致。臣先前到延安，提出的办法是恢复各座寨堡作为防御准备，其次希望他们暂时停止用兵，便派一个使者表示招纳之意；朝廷因为众人意见不同，没有予以采纳。如今臣任庆州知州，日夜思考，才知道进攻有利有弊，防守有安有危。为什么呢？进攻远处敌人，祸害一定到来；进攻近处敌人，利益就会随之而来；用土丁防守就安全，用东兵防守就危险。臣所说进攻远处有害，是指各路深入敌境，将领没有预先制定的谋略，士卒没有预先养成的勇气；有时被风沙迷失道路，有时雨雪连续多日；前进就受到大河、荒漠的阻隔，后退又有敌人乘危扼守险要的忧患。臣所说进攻近处有利，是指延安、庆阳之间有金汤、白豹作为阻隔，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汉人的寨堡，后来陷入贼境，隔断延庆军马的援助，也是蕃汉交易的市场，奸商往来，货物聚集，实在是要害之地。如果贼人从别的道路入侵，数百里以外来不及接应，就应当从远处进行牵制；金汤、白豹等寨可以乘虚攻取，依靠险要设置阵势，布置战车、横挖壕沟，不同敌人奔驰冲突；选择要地修筑城垒，这样我方就没有不利的忧患。至于合水、华池、凤州、平戎、柔远、德靖六寨，兵甲和粮食可以就地屯驻供应，本来不是守备上的烦劳。环州定边寨与镇戎军干兴寨相距八十多里，两寨之间有胡芦泉，如今属于贼人的水泉，是义渠、朝那二郡交界之处；它的南面有明珠灭藏一族。如果进兵占据胡芦泉作为军营，切断贼人的道路，那么两族自然会安定，应该不会产生异心。朝那以西、秦亭以东还有水洛城，也可以作为边界。如今救援军队从仪州、陇州出发，要走十驿才到；如果进军修筑水洛城，切断贼人进入秦亭的道路，利益很大，不只是沟通四路的形势，也能借此张扬三军的威势。臣所说用土兵防守就安全，是因为他们熟悉山川道路的便利，怀有对父母妻子的眷恋，没有长期戍守的痛苦，也没有频繁更换的弊病。臣所说用东兵防守就危险，是因为费用厚重就会使财力困乏，戍守长久就会聚集怨恨；财力困乏就难以使用军队，怨恨积聚就难以守住边境，民力日益穷困，志气日益离散，其他变故便会从不可预料处发生。臣所说进攻应当取近处而不使兵势危险，防守应当谋划长久而不使民力匮乏，招纳怀柔的办法可以在二者之间施行。如今奉诏应当严加防御，观察敌人破绽再行动，并与邻道协同一心共同谋划。又看到赦文说，只要他们不骄纵骚动，我方就不侵掠；臣担心贼人侵犯一方，而其所在远在数百里外，来不及救援，就必须采取牵制的办法来挫败贼人的气势。到那时各路重兵难道能够安坐不动吗？如果没有预先确定的谋划，又没有行营的准备，恐怕到了需要牵制的时候就茫然无措；即使看到有利形势也不敢进军，观察到敌人破绽也不敢行动，贼人的侵犯会更加猖獗，边患会更加深重，叛逃者也会日益帮助贼人谋划，不能不大力筹谋。希望朝廷在防守之外，再准备进攻的办法：他们侵犯西面，我方就谋取东面；他们侵犯东面，我方就谋取西面。宁可有准备而不实行，难道能在应当实行时却没有准备吗？所谓准备，必须先取得秘密防备的指示，允许将帅根据情况便宜行事，并预先下发空名宣敕之类的文书，恐怕到了可以施行的日子，再奏请就来不及了。臣先前曾派人进入敌境，互通往来问候；以后或许还会有人到来，不能不答复。如果朝廷预先下达秘密指示，允许往返议论，经过一年半载，应当会有成效。如果说边将的耻辱还没有洗雪，不愿意低头采取这种办法，臣恐怕各路还会有支撑不住这种耻辱的地方，反而使贼人获益更大；贼人或许暗中联合各蕃部，合并势力、共同谋划，那么抵御他们必定更加困难。况且兵马精锐强劲，是西戎的长处；金帛丰厚，是中国的所有。既然礼义不能使他们感化，武力又不能攻取他们，就应当任凭他们发挥自己的所有，用我方的长处压制他们的长处，这就是霸王之道。臣以前任知越州时，每年缴纳税绢十二万匹，和买绢二十万匹，一郡的收入共三十万匹；倘若拿这些去供给戎人，就是耗费一郡的收入，却可以平息天下的弊病。【庆历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庆州】庞籍上奏仁宗，论述范仲淹关于进攻和防守的建议。臣近日奉诏详细研究范仲淹所上攻守策略，又因范仲淹近来派本州推官张问前来，详细说明延州、庆州之间合力出兵的建议。臣私下认为，敌人每次出动，携带的粮食不过十天，利于速战，却不擅长攻城。他们进攻我方城池，通常会有很多死伤；我方如果迅速同他们交战，就屡屡遭到挫败。如果各寨都有楼橹、弓箭石块、草料粮食和水泉等物资，就把这些寨堡交给他们去攻。既然敌人没有长期粮食，野外又没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即使他们十天不退，我方也可以用重兵乘机攻击，观察破绽再行动，这确实是完整保存军队、抵御戎人的办法。万一其他道路力量不能支撑，就必须采用仲淹的建议。然而从德靖出兵的道路，要沿洛河通行，遇到春季泥泞，步兵骑兵都难以前进；如果长久停留在贼境，人心容易动摇。山川沟谷的险要之处，都可能被敌人拦截袭击。我国军队意料之外的忧患，恐怕不能完全像预先计算的那样。或者贼人深入造成严重祸患，也不能不与仲淹共同谋划，进入敌境选择地点进攻。仲淹所说用土兵防守就安全、用东兵防守就危险，是对的。如今土兵数量不多，又难以招募；东兵也还不能撤去。并且应当先加以安抚驯服和训练，兴办营田，减少冗费，作为维持长久、宽解百姓的计划。贼人来了就竭力抵御，有空隙就离间他们，以等待他们自身困弊。况且西羌的习俗，一年四时都以耕作为要务，大略与汉人相同。近年多次集结防备，很多人失去生计；每次入侵边郡，计算其掠夺所得，仅仅够补偿所耗费用，所得财物也不多。如果坚固营垒、清空野外物资，使他们没有所得，那么形势会更加穷困，内心也必定更加怨恨。经过一年半载，必然会发生变故；等到他们内心危险、形势动摇，然后招纳怀柔的办法才可以施行。臣料想朝廷本来不会吝惜财物来安定边疆，只是还应深思极虑，因为事情中还有比这更重大的方面。【庆历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知延州】贾昌朝上奏仁宗，陈述整备边防的六件事。

译臣私下认为，太祖最初拥有天下时，鉴于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势力强盛，把他们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当时认为这是有利于万世的事情。到太宗所任命的将帅，大多是攀附旧臣、亲近姻亲贵胄之人，赏赐重而惩罚轻，威势不及恩惠，却还依仗神灵、听取既定谋算，出师抵御贼寇，所向往往立功。自此以后，军队不再振作。近年来因为受到恩宠的子弟装饰车马、沽名钓誉，不凭功勋劳绩而坐取武爵的人很多。他们的心愿不过是快速升迁、俸赐优厚罢了。抵御外侮、平息祸患，怎么能指望这些人呢？然而趁着边境无事，还能容身任职。前些时候西羌叛乱，仓促选择将领、聚集士卒；士卒平时没有训练，本来就难以指挥，将领又没有选到合适的人，怎么能免于屡次更换？用屡次更换的将领，统领没有训练的士卒，所以作战必然失败；这是削弱方镇、收夺兵权过度的弊端。况且那些凭亲旧关系和恩宠而已经担任军职的人，便应当替将兵谋划战法，但他们平时根本不知道，一旦把千万士卒的性命交给他们，就会使庸人把士卒送进死地；这是任用亲旧恩幸的弊端。臣认为，镇守之地的长官不应频繁更换；管军官以及刺史以上的官秩，应当慎重授予，以等待他们建立功劳。像杨崇勋、李昭亮这一类凭恩宠得任的人，仍然在边地任职，应当迅速另选人员代替他们；这是臣所陈述的挽救弊病的开端。现在整备边防最为紧要的，共有六件事。第一，驾驭将帅。古代帝王在朝廷内部用恩惠和威势驾驭将帅，将帅在军队外部用赏罚驾驭士卒，所以军政能够推行，大功能够成就。干德年间，太祖下诏命王全斌等讨伐蜀地；那年冬天下大雪，太祖皇帝戴着暖帽、穿着貂裘，在讲武殿的毡帐中，回头对左右说：‘今天这里这样寒冷尚且难以抵御，何况讨伐蜀地的将士呢？’于是脱下自己所穿的貂裘和帽子，派中使骑快马赶去赐给王全斌，这是用恩惠驾驭将帅。又有曹彬、李汉琼、田钦祚等讨伐江南，太祖召曹彬站在前面，李汉琼等站在后面，交给他们匣装宝剑说：‘副将以下有不听命的，可以由你们专门处死。’李汉琼等人吓得双腿发抖，退了出去，这是用威势驾驭将帅。如今任命将帅，内心先存疑忌和二心，不是亲近侍从就不信任，不是姻亲旧交就不委任。赐给他们数万金帛，他们内心却没有感激喜悦，因为那是按惯例本来就应得到的。过去赏赐一概都按惯例办理，只有在出兵之时特别给予超出常规的待遇，才能打动他们的心。此外，陕西四路从都部管以下的钤辖、都监、巡检之类，军政彼此牵制，谋划还没有形成，事情已经先泄露了。对方认为可以做的事，我方却认为不行；上级推行的事情，下级却违逆；即使有主将，也不能专一行使号令，所以一有行动就必然失败。请从今以后任命将帅时消除疑忌和二心，推行施恩的意旨，放宽对小节的责求，要求他们取得大的成效；爵位赏赐和威刑惩罚，都允许他们便宜从事。偏将以下有不听命的，按军法论处。至于管辖防务、赋税和府库财物，都允许他们使用。就像太祖监控方镇势力过盛时，虽然削弱了武臣的权力，但边将一时的赏罚和财用，都听凭他们专门处置；有功就一定赏赐，有败就一定诛罚，这就是驾驭将帅的办法。第二，恢复土兵。如今河北、河东的强壮，以及陕西的弓箭手之类，大概都是土兵遗留下来的制度。况且戎狄居住在苦寒沙碛之地，衣食条件恶劣，却喜好骑马射箭；自古以来抵御贼寇、击退敌人，非靠这种人不可。然而河北乡兵废弃已经很久，陕西土兵又屡次被贼人击破，现存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三人。臣认为，河北、河东的强壮，除已经诏令近臣详细制定法制外，每次阅习时都应考察他们武力、兵技的优劣，又选择各家壮健的丁夫替代老弱，每乡编为一军。才能远超同类的人，登记记下姓名，依次补充任用。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图招募时的钱物利益和每月所得的粮俸，多半就近防守、刺探，混在营兵中。现在应当优厚地恢复他们的田地，安置他们的住宅，使他们竭力耕种、拼死作战，世世代代成为边防所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屯戍、节省供给运输，成为不可改变的长远利益。内地州县增设弓手，也应大致按照乡军的法令加以训练考核。第三，训练营卒。太祖曾下令各军：伙食不得有肉，衣服不得用丝帛；营舍门前若有卖酒肉的，就驱逐出去；士卒若穿有丝织物的衣服，就加以诘责。从前士卒披甲戴胄，冒着风霜，攻苦服劳，无不做到一人抵当百人。如今营卒骄纵懒惰，面对敌人没有勇气，这大概是平日资助供养过分造成的。旧例三年转升资序，称为“落权正授”；即使不能改变这一制度，也不必一概让他们担任部管钤辖。应当从中选择确实有才干勇力、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授予职位。如今的兵器大多形制奇怪，制造不精良，而且不适用，白白耗费民力。应当按照八阵的法则，依照五兵的用途，按时训练，使进退开合有次序，左右行动有形势，前后相互依附，上下相互援助。下令说：失去一队将领，就把合队的人全部诛杀，这样还担心众人不能为我所用吗？第四，制服戎狄。如今戎狄地区荡然与中国相通，北方诸国臣服于契丹，西方诸国臣服于元昊，而两个敌虏合纵，形成夹击中国的势态。即使西戎前来归服，也免不了要用重金厚礼相待；这样朝廷每年赠给两个敌虏的财物就多得无法计算。古代防守边境，西面有金城、上郡，北面有云中、雁门。如今从沧州到秦州，绵延数千里，没有山海高峻深险的屏障，只能依靠州县和镇戍。每年所供给的军费，又不下数千万；即使把天下每年的收入全拿来，也只能勉强供应，一旦有一年粮食歉收，就可能陷入狼狈。契丹近年兼用燕地人治理国家，设置官职完全仿照中原。元昊贼据河南诸郡，施行赏罚，善于用人，这是中国的忧患。应当估量西戎各国，如沙州、罝勒、明珠、灭蔵等族，以及靠近北方的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地，它们过去都与中国交往，如今却被两个敌虏隔绝；可以招募人员前去出使，诱导他们来朝。这样两个敌虏必然会对这些国家心怀怨恨；有了怨恨就要防备，防备就会使其势力分散，这对中国有利。第五，安抚蕃部和属户，他们是边疆的屏障。例如延州有金明，府州有丰州，都是戎人内附之地。朝廷的恩威没有树立，抚慰驾驭又不得其法，近来被强部胁迫而相从，于是塞上各州只是些孤立微弱的堡垒。蕃部既已败坏，土兵也衰弱了，恐怕还没有击破敌人的日期。

译请下令陕西诸路沿边的知州、知军，都带有安抚蕃部的名义，多设谋略，务必以招集蕃部为要务，并允许财赋和法令由他们自行专断。选择其中族属强盛而又有功劳的人，任命为酋帅，如河东折氏、高氏那样，这样或许可以成为我方坚固的藩篱。第六，明察侦候。古人守卫疆界、出动军队，平时有行人窥察敌国，作战时有前茅探路，考虑事情没有不审慎周密的。像这样，太祖命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统领隰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守晋阳，李溥谦守隰州，李继筠镇守昭义，赵赞统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边防的利益和费用，全都交给军中掌管，并且听任他们贸易而免除征税。招募勇士充任间谍，蕃夷的情况无不预先知晓。二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是善于使用将帅、精通侦候所造成的。如今西部边境负责刺探事机的人，所得不过几千钱，只是略微进入边境，偷听传言，敷衍塞责而已，所以敌虏的情势、贼人的状况，以及山川道路险易的利害形势，都完全隔绝而不能互通。冒险踏入不可预测的戎狄之地，进入九死一生的境域，窥伺敌情、严密防备，探索战机，如果没有重金厚赏，谁肯自行效力？希望朝廷鉴戒艺祖任用将帅的制度，把边臣的财用一概交给专使掌管；养勇士作为牙爪，临战时自行防卫，不再有将领被杀的耻辱；招募敢于拼死的人充任侦候，使我们坐在这里就能知道敌情，免受陷兵之耻。【庆历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论元昊请和不可答应的三项理由及应当防备的三项事情。范仲淹 臣等长期分别担任边疆军政事务，还没有议定策勋之事，反而上玷朝廷，俯首惭愧于自己的浅陋心意。臣等内心研究利害，亲眼看到胜负，至今三年，对事情的始末都已详尽了解。如今元昊派人赴京，将要商议接受和约；来人已经自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察他任命官职的用意，是想同朝廷抗礼。臣担心他不改僭越的国号，实际上是想请求朝廷允许两国鼎峙；又担心他仍怀有阴谋，故意使用卑下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请求称作“乌珠”，以此拖延国家的谋划。臣等岂敢不替朝廷思考长久的策略，防止百姓遭受祸患？臣等认为，继迁当时使用计谋脱身，暗中玩弄凶器；德明表面表示接受归附，内心其实在蓄养谋略。到了元昊，则悖逆傲慢、侮辱常礼，成为边境大患；他凭借世代奸雄的志向，又屡战屡胜，从未遭受挫败，为什么忽然请求讲和？即使朝廷表示招纳之意，契丹也有邀取与之通好的功劳，但据臣等推测，实在是因为多年用兵，蕃界疲劳扰乱，交战之中死伤也很多，所缴获的兵器、鞍马全都归了元昊。他的部下都怨恨，没有得到多少厚利。横山蕃部防守聚集最为辛苦，只是汉兵尚未取胜，戎人又看重土地，不敢背叛贼人，只能勉强被驱使奔走罢了。如今元昊知道众人疲惫，又听说部下怨恨，于是请求暂时休息、养精蓄锐，以便实现其凶恶的志向，并不是诚心服从中国而来。臣等认为，如果元昊提出大言妄想、请求不改僭越国号，那么有三件事绝不能答应；如果他使用卑下言辞和厚重礼物，只请求称作“兀卒”，也有三件事必须严加防备。什么是三件不可答应的事？自古四夷处在荒服之外，圣帝明王体恤边患，以柔德使他们归服，不吝惜赏赐，却从未把天王的名号授予别人。为什么呢？给他们金帛，可以节省财用而补助他们；但宏大的名号是天下的神器，岂能私自授给别人？只有石晋借契丹扶立之功，又因中国被逼迫而缩小到仅有数十州，为求苟安于一时，根本没有传国久远的打算，所以把帝号加给契丹，破坏中国的大法，最终仍不能满足契丹的野心，于是被其吞并，仓促亡国，一代君臣成为千古罪人。契丹称帝、灭掉后晋以后，参用汉地礼乐，国势强盛，常常有轻视中国的心。我国家富有四海，并非石晋那种被逼迫缩小、苟且偷生的时势；元昊世代承受朝廷的爵命，也没有契丹开立后晋那样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答应的事。又，各地官府文书以及军民的语言，都称元昊为昊贼，人人知道叛逆与顺服、离去与归附的区别，但仍有人逃亡，无法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居所，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允许给他大号，以后官府文书和军民语言就会出现“西帝”“西朝”的称呼，天都山也必然会有建都、郊祀等僭越行为。陕西的戎兵和边地百姓中有罪过的人，必然会逃往他的土地，因为那里似乎有了归宿。至于四方豪杰，稍微不得志，就会挽起袖子离去，不再有辨别逆顺、去留和出处的界限。他如果得到许多汉人，就会使礼乐和国势同契丹并立，从两面困扰中国，哪里还会有太平的希望？这是第二件不可答应的事。又有人都说元昊是胡人，没有居处中国的心思，只想在各蕃中自我尊大。臣等认为，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这些人都是胡人，却都曾占据中原。近代的李克用父子也是沙陀人，进而占据太原，后来定都西洛，都是汉人替他们谋划，诱导他们来到这里。前些日子定州事变以后，元昊有伪诏晓谕镇戍兵民，其中有“平定关辅”的话，这就是证据。汉地的叛臣不愿居于夷狄之地，内心谋划的是侵占汉地；所得到的城垒，一定让汉人守卫。比如契丹得到山后诸州，都让汉人担任官员守卫；如果朝廷授给元昊僭越的帝号，就是在启发他，这将大大帮助叛臣。这是第三件不可答应的事。什么是三件必须大加防备的事？元昊凭借世代奸雄的资质，一旦僭越叛逆，起初派人来时，还自称臣下奉上表章。

译等到刘平陷没以后，贼人的气焰才骄横起来；他再次派贺九言来上书朝廷，便不再称臣，言辞也骤然傲慢。后来又屡次取胜，提出大言妄想，是人情常态。如果他用卑下言辞和厚重礼物，便愿意接受“兀卒”的称号，这全是阴谋。他果真是因为山界困顿，暂时请求休息，使中国停止用兵三四年，让将帅懈怠，士卒骄惰，边备不严，戎政逐渐松弛；然后像从前那样突然发难，中国就不能支撑。这是第一件必须大加防备的事。又自从德明接受归附以来，他谋划经营从未停止，向西攻打吐蕃、回鹘，拓展疆土数千里。到了元昊国势稍盛，便自称尊号、违背礼制，背弃朝廷，结交北方戎人，情势和踪迹都已暴露，成为严重的边患。他偶然尚未深入，如今又制造诈术，以讲和使我军休息，使他的军众得到休整；又想集中力量、专一志向，吞并罝勒、斯赉等各蕃，扫除秦州一带的藩篱，以利将来再次兴兵。由于元昊最初叛乱时曾亲自攻打延州，本来就有侵占陷没郡国的志向。如今他又强盛起来，难道会就此收心吗？况且朝廷四十年来施加的恩信，他一朝反复，怎么会在已经发动叛乱谋略、仍蓄积未受挫的锐气时，能够长久守信于盟约？这是第二件必须大加防备的事。又自从德明接受归附以后，前来出使的蕃汉人员进入京师，商贩往来不绝于道路，各种货物都汇集到那里，获得了中国的利益，充实了贼人的巢穴；贼人凭借这些物资和力量，于是兴兵作乱。如今经过五年，军需用度必然困乏，于是使用卑下言辞和厚重礼物，迎合我们的心意，想再次谋取中国的利益。等到所供给的用度用完，便再寻衅兴兵，以满足本来的意图。狼子野心，本来就难以驯服。如今如果通和，或许又允许灵州、夏州的蕃汉人像以前一样出入京师，实在很不方便。因为从前往来时，叛逆的形迹还没有显露，情势没有造成祸害；如今既已成为强悍的敌人，酿成的祸患还没有停止，必然窥伺国家，甚至夹带亡命之徒进入蕃地，或者同奸人另有勾结，或者派刺客暗中发动袭击，惊扰朝廷。并且这类人必然会在各处放纵行事，比过去更加严重；一旦出事，如何处置？这是第三件必须大加防备的事。臣等请求朝廷等元昊派来的人到达后，观察他的请求。如果他提出大言妄想，坚决要求僭越的称号，就请朝廷答复说：“皇上敬畏天地宗庙，不能私自授予大号，以免破坏中国的法度。”如果他言辞卑下、礼物厚重，只请求称作“兀卒”，那就按照唐代单于、可汗的旧例，或许有答应他的道理；同时也要预先防备他的阴谋，严令边臣，修缮城寨，训练军马，储备粮草，以防他的虚诈。等过一两年，看到他的表里是否一致，并且边防确实牢固以后，才可以把戍兵减少，调到内地附近屯驻。因为西戎自古反复无常，朝廷不能停止用兵，以免开启意外变故。如果他请求割让熟户，就请答复说：“灵州、夏州有很多汉户，能不能割让他们归朝廷？何况横山蕃部安于内附，一旦驱逐他们，就会惊扰生事，必然不会再为西界所用。”如果他请求允许像以前那样到京师出入贸易，就请答复说：“近来战斗以后，有很多军民死于阵中，他们的子孙骨肉含怨极深，恐怕道路中会有很多仇杀，导致西界互相疑惧，再次生事；只在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交易，使有无各得其所。”如果他要求我们从今以后停止修筑城寨、驻扎军队，认为这样才能使局势安定、各自安居，那么除此以外，如果还有不合礼法的请求，朝廷或许难以答复，就暂且拒绝，不必依从。但要厚礼送来人，用好言答复，使往来拖延；这样超过四个月，贼人就不能发动进攻。到了秋天，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为什么这样说？臣等观察到，朝廷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今已经明确；帅臣奉诏后可以便宜行事，旧将也逐渐升用，过去的弊病稍有革除，将要责求实际功效，约束将佐不让他们轻率出兵，训练军马也大多改变了旧法。只是如今最边远的城寨有的还没有完全坚固新整，聚集起来的军队还不能进行大战。如果贼人今年春天就来，按照臣等的谋划，尚且值得忧虑。然而大军持重防守，以奇兵袭击，应当不会再有定州那样的失败。如果等到秋天才来，那么城寨大多已经坚固，军马也已经训练成熟；或者坚壁防守，或者凭险作战，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臣等已经商议，利用一两年训练三四万士兵，使号令统一、阵伍熟练；再使熟户蕃兵同正规军参用，那么横山一带的部族帐落就可以谋取。投降我方的，让他们交纳人质，厚加官赏，各自安居，登记为熟户；拒绝我方的，就用精兵进攻，不服从就诛杀。我军击鼓进军山界，不作早晨出兵、傍晚撤回的打算。元昊听说后，如果举全国来攻，我就退守边寨，足以困住他的军队；如果只派偏师前来，我就据险等待。蕃兵没有粮食，不能长久聚集；他们退散以后，我军再进攻，迫使他们再次聚集。每年出兵三五次，元昊各厢的军队大多在河外，频繁前来应敌，疲于奔命，那么山界蕃部势力穷困、援助薄弱，又靠近我方，就会自行请求内附。在内部选择豪强酋长镇抚他们，足以斩断元昊的手足。请求朝廷以平定边患的大计为意旨；军队出动时，不要因为一时的小胜小败就升降黜陟将帅，这样三五年之间就可以建立大功。还应下诏不许中原臣僚忌讳谈论边事，以免阻碍长远谋划。我太祖、太宗统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如今经过三五年的劳苦，再平定西部边疆，难道还算晚吗？契丹听到国家深远长久的谋略，必然害怕而守住盟约，不再轻举妄动；这样中国才会有太平的期限。臣等所说对贼人不合礼法的请求不必依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如今王师已经几次失利，却还没有想到停止用兵，这是为什么？臣等认为不是这样。国家太平日久，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熟悉作战，以致失利；这不是中国的力量不敌四夷，也不是今天的士兵不如古人，而是太平日久忘记战争所造成的弊病。如今边臣中有有心力的人，鉴于过去的失败，各自思考改革，将会有战胜贼人的办法。从前汉、楚交战，并没有因为多次失败就停止用兵，最终仍取得天下；安禄山作乱时，所向无敌，郭子仪日夜谋划，王师重新振作，最终消灭了大盗。如今国家凭借天下全盛的力量，难道会因为偶尔有胜有负，就认为中国不能振作、夷狄不可抵御吗？

译这实在是极其糊涂的想法！有人说：战争不能长久，长久了百姓困苦、财物匮乏。臣等认为不是这样。争胜逐利的军队，确实有善于谋划而迟缓、拙于谋划而迅速的不同；至于对外抵御四夷，自古从未废止用兵，所以山海的利益都归于边防所用，大概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何况如今边上的城垒经过今年春天修缮，已经逐渐变得险固，兵民的劳役自然应当减少停止。又每年春夏交替之时，军马很可以撤退到数百里以内，就地取食草料粮食，也足以节省进入内地供应的费用，减轻运输劳苦，希望百姓不会困苦、财物不会匮乏。这不像西部战事初起时，人人畏惧，无法揣测敌情，所屯军马不敢稍稍退却。臣等还在思考兴利节费的办法，以作为辅助。臣等早已蒙受圣上奖拔，升任清要班列。西部战事以来，供职于国家，三年身处塞下，每日劳苦、每月忧虑，难道不愿意听到接受和议、稍作休息吗？并不是喜欢处在箭石交加之间，而是看见西贼强悍未衰，又挟持变诈之术。如果朝廷防备处置失当，他日悖乱成为中原的大祸，难道只会是今天的边患吗？臣等因此不敢只顾自身和家世的安宁，忘记国家的忧患，必须竭尽浅陋之见，希望稍有补益。元昊来人到达京城时，伏望圣上以仁慈之心，在接受和议与抵御侮辱之间审慎安排，为圣朝作长久打算，天下幸甚。【庆历三年正月，元昊派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勉来接受归附，持书到保安军。延州知州庞籍命保安军签书判官公事邵良佐查看他的书信。元昊自称“邦泥定国乌珠曩霄”，上书称“父大宋皇帝”。贺从勉又说，契丹使者来到本国，声称南朝派梁适侍郎来讲，说南北修好已经如同从前；西界尚未安宁，知道这一带与那一带有婚姻关系，请传话让双方早日商议通和。所以本国派贺从勉上书，因为本国自有国号，不采用奉表的格式。他所称“乌珠”，大概类似古代的单于、可汗。贺从勉又请求前往京城，庞籍把这些情况全部上报。二月，才获准让贺从勉赴京。范仲淹等上奏此疏，当时任陕西西路安抚使。《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撰 边防门 辽、夏六 上奏仁宗，论述元昊请求和议时，应当让主动权掌握在我方。余靖 臣私下听说，贼人元昊派遣私自设置的官员，接连进入境内并到达京城，想同朝廷商议通和。臣想到，停止战争、减少费用、使夷狄服从命令，从国家大臣到边境将领，都想暂时卸下负担，让士卒休息。臣愚昧地推测，认为挫败北狄的气势、折损西羌的锐气，不如不和最为有利。假如元昊贪图我方财货，甘心称臣归服，这造成的祸患将大于今天。臣请求分条明白地说明。自国家用兵五年以来，经历三次大战，军队覆没、将领战死，财用空虚，天下百姓哀号，困于军需供给。如今却因为敌人一个使者，就放松号令，使两国通好，君臣关系恢复如初。我们数年的耻辱，敌人一句话就解除了；如果敌人又派一个使者向我方提出要求，把它作为谢礼的条件，朝廷将用什么话拒绝？如果国家还有所吝惜，他必将兴兵责难，说我们背约；这样北方边境发生祸患，两处边境都要受敌。况且西戎自从僭越使用帝号以来，从未遭受挫折，怎么肯悔改祸乱，轻易向别人屈服？如今如果趁其官属初来、尚未订立确定盟约之时，只给他少量财物，不满足他的意图，并坚守名分以压制他的僭越，即使赐给他好听的话，他也必不屈服；这样即使我方西部边境受敌，北狄也不敢行动。怎么知道这一点？前些日子梁适出使敌国时，敌虏之主当面接见使者，又派使者向西出发，意气自得，亲口说只要在指示呼喝之间，就能令元昊恢复称臣；这说明北狄的威势不能使西羌屈服，它自己已经丧失气势，哪里还能来责难我们？所以臣认为，如今不和，即使我方西部边境受敌，北寇也不敢行动。如果立即同西戎结盟，那么我国掌握和好的主动权就落在夷狄手中，中国的威势从此尽失。北方边境来责难我方，就会两处边境同时受敌，忧患就深了。伏愿陛下同执政大臣秘密谋划、深思熟虑，不要陷入敌人的计谋，这对天下社稷幸甚。如果不得已要给财物，也必须以料钱、公使等名目办理，把灵州、盐州、银州、夏州作为两个镇，那么赏赐可以加倍于过去，而君臣名分不改变。若有人想迅速成就和好而屈辱名分，天下人都会以此为耻；即使强兵驻守边境，也只能进行血战罢了。如果将来贼人自己制造事端而来请求和好，那时主动权在我方，就不必拒绝。惟请陛下裁决。【庆历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集贤校理】上奏仁宗，论述不应过分礼待西使。富弼 臣近来私下听说，昊贼派伪六宅使贺从勉带书信到京，想商议通好。事情颇为秘密，臣不知道是否确实，但外间传说昊贼来信不肯称臣，另有图谋名号之意。又臣前些日子在西京闲居养病，私下看到传宣命令河西一路州军大规模整备，恭候西使陆续到来，又令各州通判到驿站相见，置办酒宴接待。臣很担心礼遇和安排过分，恐怕下面难以处置，有损中国驾驭夷狄的办法。臣又私下听说西使前来并非出于元昊本意，大概是契丹特意派使者到河西教他来。既然元昊畏惧契丹使者来索取贡奉，不敢不听从，那么并不必匆忙，可以暂且持重同他商议。即使眼下不合，也必然另有后续谋划。如今来请求和好既不是元昊自己派遣的使者，他怎么能独自决定可否？由此考虑，朝廷不必过分礼待西使。大凡处置机密事务，关键在于一开始就控制它；开始如果失当，后来就难以挽救。臣今天又私下听说西使入朝觐见，所得赏赐很多。既然允许来使使用伪官的称号，那么元昊的图谋，势必难以遏止。如果一一满足他的欲望，臣不知道以后事态会怎样。何况臣去年两次出使北庭，所商议的西部事务十分明确；臣前后与他们争执、约束的次数很多，不能一一记忆。臣如今记得，如果再次出使，曾对馆伴刘六符说过一件事：臣对六符说：“北朝将来命令元昊如何归附，必须让他仍旧接受归附，不能允许他另有奢望。”六符说：“本来就是如此，何况元昊一向向南朝称臣，如今还想得到什么？必须让他接受归附、称臣。”况且南朝给北朝的书信中说：“他如果彻底改变而效法顺服，这里一定会像从前一样对待他。”臣如今记得上述一节非常清楚，伏乞朝廷查阅臣再次奉使经过时另行记录的文书，以便核对证明。先前答应北庭每年增加金帛的数额，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指挥处理西部事务。起初既不惜张扬这一名声，如今却又不依照旧约，就是白白承受先前的耻辱，却得不到后来应有的成效，实在令人痛惜。这件事朝廷必须广泛思考，为什么呢？北狄原先答应让元昊重新称臣，如今却显然是朝廷给予的许可过多，也恐怕北狄本来就不愿意。它会认为，元昊对中国尚且不肯向我称臣，难道肯甘心守分吗？这样就会因此导致北狄也难以控制元昊，而元昊从此图谋更大。如果北狄派使者因此来责问，朝廷拿什么话回答？又担心元昊如果不向朝廷称臣，北狄必然说：“元昊本来向我称臣，也向南朝称臣。如今元昊既然不再向南朝称臣，逐渐成为敌国，那么元昊就同南朝平等，只有我契丹独自尊贵了。”臣认为北狄因此会更加嚣张，必然暗自以名分自喜，并暗中决定将来一旦稍有嫌隙，就借此提出要求；那时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对待它。臣早晚思考这两件事，必然有一件会发生，不能不深谋，不能不早作考虑。希望朝廷暂且坚持同北狄约定的条件，再加以裁量选择，不可轻易过度答应，这样才不至于另生后患。臣又担心延州和京师负责办理此事的人，只贪图成功，不替国家考虑后来之患。伏乞陛下同两府臣僚深切谋划考虑，一定要做到不会后悔，然后再依计实行；这就是天下的幸运、宗社的福分。臣万分恳切。【庆历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上奏仁宗，论述西部边境议和必须先防备北狄 欧阳修

译臣伏见朝廷正在派使者同西贼商议通和的盟约，近来私下听说边臣屡次收到北界文字，来询问西夏议和之事已经办成还是没有办成。如果确实如此，事情实在令人忧虑。臣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西戎，而在北狄。即使没有这些文字，最终也一定会留下祸患。朝廷同契丹通好仅四十年，彼此没有一点嫌隙，却动辄萌生奸诈，妄自提出要求。臣私下认为，戎狄贪婪的本性同狼虎一样，遇到强者就伏服，见到弱者便欺凌。看到我们没有谋略、任其行动，便都屈从于它们，认为我们软弱，知道我们容易欺负；所以不断增加金帛，仍不能满足其志，又进一步索求名分，压迫我们一定依从。没有事情时尚且如此，若再借西部战事把通和之事据为己功，提出另外过分的要求，将用什么来堵住它们的请求？天下人无论愚者还是智者，都会因此替朝廷寒心。如今如果果真有文字来督促通和，臣认为丑恶的敌虏已经开始萌发疯狂的计谋。不和，它就责问我们违背诺言；既然和好，它又论功索取报偿，不出一年，恐怕就要有所行动。如果难以委曲顺从，必然会交战。至于选择将领、训练军队，既然难以仓促办成，那么抵御戎狄、取得胜利，应当在事变发生以前先行筹划。然而臣私下奇怪，朝廷中的大臣还在苟且求安；黄河以北完全没有安排，因循怠慢，谁还把它放在心上？难道要等虏使站在朝廷之上、敌兵压近边境以后，才束手无策，只能仓皇忙乱吗？如今国家一定认为双方心意虽然不合，但还受盟誓牵制，所以边防安排不敢大张旗鼓。臣思考此事，莫如精选有才干的大臣，交付边郡，让他们各自谋划防御，秘密从事营建修缮，这是最为有利的办法。何况北部边境的要害州郡，不过十多处；从文武臣僚中选择十多人，并不难。各自把一个州交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便宜行事，如同治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修筑城垒，训练军队，熟悉山川，储备粮食，一切自行办理，不烦劳朝廷筹划安排；这样预先准备，还可以勉强支撑。至于镇州、定州一路，最为关键。张存过去在延州，因为办事无能被罢免，如今却把镇府交给他。王克基平庸轻浮，不是将帅之才，却任用他守定州。其余州郡也多不是合适的人选。臣请求陛下特意诏令两府大臣，考察现任边郡守臣中能够抵御敌人、捍卫城池、训练士兵、等待敌军的人，留下他们；其余才能平常、不堪任边职的人，全部更换。如果秋风逐渐强劲、虏人出现事端，陛下确实思考边境大臣谁能奋力作战、朝廷将领谁可以出兵时，又能指望谁呢？臣刚接受谏官职务时，看到朝廷进退大臣，陛下锐意求治，以为群臣从此都会震惧警醒，百事从此都会得到整顿兴办；西北两件事最为重大，自然应当处置，不必等待别人进言。等到臣任职以来，已经几十天了，但政令的施行逐渐沿袭旧日弊病，只有言事之臣拾遗补阙所提出的意见，才勉强实行一两项。至于讲论重大利害、端正大纲法纪、对外制御四夷、对内使百姓宽舒，以及朝廷帷幄中的谋划，没有一件施行到外面。臣忝任掌管谏诤的职务，岂敢不说？伏望陛下不要忘记社稷所受的深重耻辱，不要让夷狄从内外交相侵扰，严厉施展天威，督促激励臣下。还请求询问两府大臣：西部边境议和，能否保证契丹不会另有借口？如果它有所说辞，能否用朝廷的谋略奇计阻止它？如果没有计谋加以阻止，那么训练士兵、选择将领、准备边防、等待敌寇，等贼人到来后才谋划，能不坏事吗？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去年刘六符来时可以用贿赂解决，如今再有请求，事情就难以答应；也不要认为西贼多年以来为患，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此事一旦发动，天下就会动摇。臣所说的是社稷的大计，希望陛下留意施行。【庆历三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此前四月，朝廷派邵良佐出使夏州，告知对方所带来的文书名号和体制不正，命令他把文书带回。对方称“男”，虽然显得恭顺，但父子也没有称臣的礼节。今后上表只称臣的名字，朝廷应当举行封册礼，封他为夏国主，赐诏时不直呼其名；仍允许在保安军设置榷场，每年赏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命邵良佐同贺从勉等一同前往商议确定，回来上报。七月，元昊又派罗尼儒克丹伊实罗垒旺裕勒和尔与邵良佐一同前来，所要求的事项共十一件，其中尤其坚持要称“男”而不称臣。上奏仁宗，论述朝廷议论元昊通和之事。欧阳修 臣近来有奏疏，论述今后军国大事不必秘密进行，请求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近来听说元昊再次派遣使者将要到京，是否和好，决定权就在这次来使。臣私下估计，朝廷的谋划应当思考成熟的策略。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天下安危都系于此。如今公卿大夫爱君忧国，人人都替陛下深思极虑，只怕朝廷谋划失当，落入夷狄的奸计。众说纷纭，彼此都有议论。有人说：天下已经困苦了，如果不和，力量不能支撑；稍微委曲顺从，可以缓解祸患。有人说：羌夷险诈，即使和好也不敢停止用兵，这同不和本来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从的羞耻，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利益。有人说：自从屈意讲和以后，不过是退兵休息，训练兵卒，以便另作长远打算；然而这也必然做不到，从河朔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因为担心刚和好便忘记发愤图强，因循懈怠，废弛军备，祸患反而更深。有人说：即使元昊称臣，西部边费减少，不放松武备，不忘记日后的谋划，但仍有极为值得忧虑的事：北戎将把通和之事据为自己的功劳，提出过分要求，于是兴兵动武。这样只是暂时平息关西的小患，却又在河北生出大患。臣忝任耳目之官，看到国家有大事，旁采外间议论，所听到的就是这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都认为，选择和好困难，不和反而容易；不和祸害少，和好祸害多。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的意思，打算如何议定。臣看到汉、唐旧例，大事一定要在朝廷上议论，这是因为朝廷向天下显示宽广，不愿意使谋臣的思虑变得狭窄；谋臣思考公共事务，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办事多能合乎众人的心意，大家都信服。臣反复思考，国家自从兴兵以来，常把大事秘密处理，起初想隐藏并谨慎保密，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违背事理，哪里还能掩盖？臣认为不如采纳最公正的议论，汇集众人的好谋略；等到发现众议都没有长处，再采用朝廷的谋划，本来也不算晚。关于元昊请求和好之事，伏乞在使者未到之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臣只是从早晚以来向各处询问探访，已经听到众人的说法如此；如果把他们一并召集到朝廷，各自陈述见解，一定有好的谋略可以补助万一。【庆历三年七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述元昊来使不可让朝臣负责陪伴。欧阳修

译臣听说朝廷打算让殿中丞任颛负责陪伴元昊派来的一行人，臣私下知道元昊这次来完全没有好意：他不肯称臣，索求财物过多，志向不小，实际上是想凭借强势相迫相胁。既然朝廷不能满足他，就对他的来人各事不可过分；至于礼节的厚薄、赏赐的多少，虽说是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其中所关系到的事情却很大。交战双方的使者来到大国，必然要窥伺将相的勇怯，察看国家的强弱。如果看见朝廷威怒未消，形势没有削弱，他必然内心担忧被斩杀，其次害怕被拘留；即使侥幸活着回去，也会认为是大幸。这样我方软弱的形迹没有暴露，仍可保持强硬的言论。如今如果立即损害国威，过分增加厚礼，就是先自行示弱，助长他的骄心，使他知道我方可以欺负，那么商议就更加难以达成。即使一定要成就和议，也尤其必须以镇定持重为先。何况这次商议必然不能成功，白白损害国体，实在可惜。上次元昊来人很少，朝廷只用一班行人接待；如今来人渐多，就必然要派近侍，这正是他越来越强、我方越来越弱。何况听说邵良佐前去他那里，最近只是免于受辱而回来，可见他虽是夷狄，也不是没有谋略。如今他的来人必然会极力施展辞辩，企图在言辞上压倒我们。如果能先减薄对他的礼遇来挫折他，也是一种打击。元昊的来人，希望不再另派人员负责管领，只把他们送到驿站安置，不必急着询问；至于监视、供给犒劳、传达言语，一概由普通行人办理就够了。臣料想，如今国家如果不能委曲顺从他的意愿，就不必尊宠来人、厚加礼遇；元昊免不了出兵侵犯，以发泄他的愤怒，反正都是不和，又何必自行损害国体？不如赶紧修治边防，以谋求取胜的策略。【庆历三年七月上奏】上奏仁宗，论述西贼议和的利害。欧阳修 臣自从定等人来到京城以来，私下听说朝廷的议论一定要让他们称臣，然后才答应和好；这是国家的大计，也是朝廷获得的好谋略。大概是因为陛下至圣至明，不苟且处理眼前之事，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亲自从圣心作出决断，确定这一重大议策。然而近几天来听到传闻，颇有不明事理的人妄自陈述愚见，不考虑长远忧患，只想赶快议和。臣虽然知道他们一定不能成功地迷惑圣上，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惑、动摇，就会破坏已经形成的谋划。臣的职责在于进言责谏，按理应当辨析清楚。自西贼请求和好以来，众议颇有异同。多数人说，朝廷如果允许贼人不称臣，就担心北戎另外索求中国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但臣仍认为，即使贼人肯称臣，北戎也还有借功索取报偿的祸患，所以称臣与不称臣都有后患。如果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仍胜过不称臣，但后患也不能免除。这正是有识之士、忧国之人不愿意仓促和好的原因。如今如果不许通和，不过是害怕贼人来侵犯罢了。况且多年来西部军队遭遇贼人而失败，不是因为贼人都善于作战，而是因为我方自己谋划错误。如今如果派范仲淹处置边疆，只要稍不失当，贼人的胜负还不可预知。用他们骄横的军队对付我军整齐的队伍，使我军因此获胜，那就再好不过了；即使只做到双方不相伤害，也足以挫败贼军的锐气。即使仲淹不幸遭到小败，损失也不会像前后几次战事那样严重。与通和以后另有大患相比，这样的损失仍然较小。这就是善于谋算的人、目光长远的人，知道不和的祸害较小，因而不害怕暂不通和的原因。臣认为，如今不以屈志为羞、急于求和的人有五类：一是不忠于陛下的人急于求和；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急于求和；三是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四是疲惫的军队和懦弱的将领急于求和；五是陕西百姓急于求和。自从用兵以来，居于朝廷的人劳于筹措运输，在边疆的人劳于军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种劳苦，只想让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的后患却让陛下一人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急于求和。求和而偷取安逸，利益只在眼前，和议之后的大患潜伏而尚未爆发，这就是臣所说的无识之人急于求和。自从战争兴起以来，陛下忧劳于各项政务，如今小人只想在苟且求和之后，以太平无事为名使陛下放松政事，并希望圣心怠于政务，乘机进用他们的邪佞之徒，迷惑扰乱陛下的明察。大体说来，古今人主忧劳勤政，都是小人所不愿看到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屡次失败的军队不知道只要任用得人就能取胜，只说敌人一来就必然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懦弱将领和疲惫军队急于求和。这四类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听从。只有西部百姓困苦贫乏，内心一定希望和议，请通过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并非不想和，而是敌人还没有降服顺从的意思；然后再严令有关官司减轻他们的劳役赋役，这样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无识的言论，伏望圣上慈悲，断然拒绝而不要听从，使大义不受挫，而善谋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之福。【庆历三年七月上】上奏仁宗皇帝论备御七事　　　　韩琦 臣听说汉文帝承袭汉高祖、汉惠帝之后的太平局面，亲自实行节俭，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富足，刑罚搁置而不用。当时贾谊上书陈述政事，尚且认为形势值得痛哭长叹，难道他说得过分了吗？这是因为他忧虑深切、思虑长远，谋划长久的方略，希望大汉的基业延续千万世而无穷尽。如今陛下承继三位圣主的美盛功业，仁德远播，天下大定，百姓安乐地生活已有八十多年了。然而臣私下观察时局，认为可以日夜泣血，岂只是痛哭长叹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北两个敌国的祸乱已经形成，而上下却安然自得，不知道朝廷将要危急、宗庙社稷还未安定。臣现在没有时间广泛引证，只粗略陈述大概，恳切地说明：契丹住在大漠，势力横跨辽东，占据整个燕地数十郡的雄强形势；东面使高丽臣服，西面使元昊称臣。自五代直到现在将近一百多年，一直与中原抗衡，势力日益昌盛。至于典章制度、文化礼乐，以及饮食器用和玩好物品的丰富，都已尽量学习汉人的风俗，所以气势更加骄横，自以为比过去的元魏还要强盛。他们不像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那样，本来就把自己看作夷狄，与中国的风俗爱好不同。近来又幸灾乐祸地看到朝廷在西方用兵，违背盟约派使者索求关南土地，从而开启争端。

译朝廷爱惜百姓，因此克制忍让，每年增加赠给他们的金帛数量，并且仍然坚守原来的盟约；契丹却还索取进献财物的名义，以此自我尊大，它轻视中国的心情显然可见。元昊自父祖以来就蓄积奸谋，招纳亡命之徒，虽然表面显示臣服的礼节，内心却倚仗兵力。到了元昊时，更喜好作乱、逞强遂志，兼并甘州、凉州各蕃部以拓展疆土，自料部族强盛，所以擅自称帝、背弃恩德，又向北联合契丹，想形成鼎足而立的形势，并不是继迁当年在银州、夏州之间猖狂作乱那么简单。元昊多年侵扰边境，官军屡次失败，如今又乘定州大胜的气势，派人约求和议，可见他的谋划更加深远，形势值得忧虑。议论的人说，昨天借助契丹传达意旨的力量，事情一定无不顺利，难道没有想到：契丹既然能够使元昊停止用兵，难道不能使元昊重新出兵吗？近来契丹的言辞礼节骄横傲慢，丝毫没有屈服谦下的意思。北方夷狄的话既然已经没有应验，也恐怕他们有合纵的防范之谋，来困扰中原。朝廷如果忧虑西部百姓的劳苦，暂且求得休养，让百姓暂时用金帛安抚他们，以不臣之礼对待契丹，臣恐怕契丹听说后，会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屈服，于是又派使者下书，过分索求尊大的称号，或者要求朝廷不能答应的事情，破坏盟誓，然后驱使虎狼般的军队直奔黄河，使元昊重新出兵深入侵犯关辅。到那时，臣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抵御他们。或者西部边境称臣归附而专门事奉北方夷狄，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前往澶渊等待敌军；但不知道如今的将领士卒和军事实力，与环卫军及其统帅相比，和真宗皇帝北征时相比究竟如何？如果想驻跸北京来张扬军势，臣恐怕敌军从德▯渡过黄河，直奔京师，那么朝廷的根本之地、宗庙宫寝、府库仓廪、百官六军以及家室所在之处，都没有守城的谋略，陛下难道能拥着北京的军队退行而去救援京师吗？臣之所以说可以日夜泣血，实在是忧虑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希望陛下一旦醒悟，赶快设法拯救。朝廷如果认为如今的盟约还可以牢固维系，那么此前三十年的信誓，朝廷究竟辜负了契丹哪一方面，为什么却突然违背它呢？对方狼狈险恶的心思，见到利益就行动，又怎么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呢？能够预先见到形势，事先做好防备，就会功效轻易取得、事情顺利完成；如果事变仓促发生，惊慌之后才谋划，即使张良、陈平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来不及了。因此臣早晚思考此事，朝廷如果不大力更新纪律，就一定不能革除时弊、消除大患。臣冒昧拟定当前应该首先实行的七件事，分条献上：大略第一是整饬政务根本。枢密院是掌管兵权的地方，如今所主持的多是琐碎细小的事务；中书省的政事虽然不参与听闻，恐怕也大多如此。臣认为应当下诏规定，中书、枢密院的事务中凡有成例的，著为法令；可以拟定后进呈的，不得当面奏报；其余防务等事全部归交有关官司，使两院能够从容谋议，在皇帝召见赐对时专门讨论大事。第二是重视边事。如今政府沿袭旧例，刚到午时就退朝，想稍微留久一些又怕妨碍众人退朝；吃完饭后匆忙签署文书离去，哪里有时间顾及疆域之事？臣认为应当到未时将正时才退朝，延长这一时辰，专门讨论边事。第三是提拔有才能、有贤德的人。自从太平以来，用人遵循按资历升迁的办法，因此遗漏了许多人才。近来中书、枢密院想找一名武臣替代郭承祐，聚集议论了好几天仍然不能决定，臣认为应仿照祖宗旧例，在武臣中破格超擢，以考验其才能。第四是整备河北。自从与北方夷狄通好三十多年，武备全部废弛，一旦傲慢的文书到来，便骚动不安，不知如何应对；应选派两名转运使，秘密授予经略之责，限定年期责成他们，使其营建守御的设备，这样我方对敌就有平素的准备。第五是巩固河东。前年昊贼攻陷丰州，几乎抢尽黄河以外的属户，麟州、府州的形势孤立断绝；应责成本道帅臣考察险要，修建城堡，节省转运粮饷，作为持久之计。第六是收拢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准备水旱灾害和战争时使用，并不是私自储蓄财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自从用兵以来，财用已经匮乏，应当稍微拿出金帛来帮助边防和百姓的用度，使民力得到宽缓，众心就能安定。第七是经营洛邑。如今帝都没有坚固的城墙和护城河来防备非常之变，如果商议兴修，就会显得大张旗鼓，劳累百姓。不如暗中修缮洛都，把它作为皇帝巡游临幸的地方。每年把太仓多余的粮食运去，充实那里的粮仓，那么皇居就壮固了。【庆历三年七月上，当时任枢密院副使】上奏仁宗皇帝，请求召集执政大臣询问政事，专门把防患作为紧要之务。田况 臣以为，朝廷每年给契丹金帛五十万，搜刮百姓，长途输送，疲敝的形势渐渐难以长久。近来西羌通好，每年又给二十万；假如他们再肆意贪求，提出新的要求，朝廷还能够答应吗？臣极其愚钝，本不应受到重责，但每想到这里，就怨恨叹息不止。何况两府大臣，都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所仰望、关系国家安危的人，难道不替陛下思考这些问题吗？每天早晨在垂拱殿接受召对，不过讨论眼前几条政事罢了，这不是陛下对待辅臣的本意，也不是辅臣忧虑朝廷的本意。唐朝有旧例，肃宗因为天下尚未安定，除了在正衙奏事之外，另开延英殿询问宰相；那里旁边没有侍卫，大臣可以提出可行意见、纠正不当之处，曲折详尽地进行讨论。如今北方夷狄骄横傲慢，而河朔将佐的贤愚、武器铠甲的优劣、道路的平险、城垒的坚固与残破、军政的得失、财粮的多少，两府辅臣实际上没有真正了解的人。万一事变突然发生于意料之外，诏令从宫中发出，稍有差错，事情就不可预测了。就像前一年萧英、刘六符刚来时，和议尚未决定，朝廷内外惶恐骚扰，不知如何谋划，这些都是臣亲眼见到的。和议既然定下，又重新安然自得，好像无事一样，难道能算安定吗？希望陛下趁燕闲之时，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询问当前政事，专门把防患作为紧急事务；这样人人都会唯恐自己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应对，件件事情都会唯恐不能办成而辜负圣意。大臣们早晚忧思，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协力，一定会有所作为。如今不把这些作为要务，却每天拿琐碎小事彼此争辩回答，议论的人都以此为羞。臣身列近臣，实在与国家同休共戚，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意见。【庆历四年四月上，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皇帝论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等

译臣等蒙受圣恩，得到破格奖拔，任职于两府，日夜忧惧急迫，唯恐辜负陛下委任使用的心意。臣等确实没有什么长处，只是刚从边塞回来，粗略了解边事，不敢有所隐瞒。臣等听说，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有戎狄的祸患，以至侵凌中国，祸患波及渭水、洛水流域；齐、晋在前驱逐他们，秦、汉在后驱逐他们，中原才得以清宁，人伦秩序才得以恢复。到了西晋衰弱时，群起扰乱华夏；天宝末年、石晋时期，中国不幸，都遭受了他们的祸害。自周世宗北征以后，虽然疆土没有恢复，但夷夏的界限稍有分明。我们祖宗世代修治武备，大大庇护百姓。如今西北两个敌国又相互交结，前来困扰中国。元昊首先叛命，出兵侵犯延安，随后侵犯镇戎，杀伤军民，没有一年停止过。中国军队讨伐不利，而北方夷狄出动十万军队，说元昊是他们的舅甥之邦，责怪中国不应出兵，这种相互勾结的迹象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国家因为百姓的缘故，增加财物布帛来延续盟好，他们得到利益后，才肯退兵。如今又乘西夏议论通顺之机，想要主持盟约、邀取功劳，以此自我尊大。元昊屡战屡胜，又倚仗北方戎族，形势上虽请求通顺，实际上是想休息军队；北方夷狄也大获厚利，等到功力稍微充足，可以大举出兵时，就一定长驱深入，有吞并关辅的打算。怎么知道这一点呢？昨天定州之战，我军失利，敌人伪造诏书诱骗边民进入关中，可见他们的谋划并不小。汉人中有很多叛逃者，被安置在穷困的大漠之中，衣食和嗜好都不能如意，他们一定会拿苻坚、刘元海、元魏的旧事，日夜游说元昊，让他侵取汉地，再让汉人来守卫；这样他们的富贵功名、衣食嗜好都能如愿。由此可知，不只是元昊有侵夺汉地的志向，实在是汉人的叛逃者日夜替敌人谋划。朝廷如果答应他们通顺，北方夷狄就会邀功，自称盟主，索求无厌，从各方面困扰我方，最终必然用兵。如果拒绝他们的意图，元昊今年秋天一定再次大举进攻，北方夷狄也一定派使者来询问我方拒绝的原因，或者立即在塞外出兵，张扬声势威胁我国。到那时，朝廷难道不会疑惧吗？必然要在陕西选将抽兵，调入河北；尚未交战，西部边疆已经空虚，元昊乘虚而来，一定能在关辅得志。这两个敌国相互交结的形势，怎样抵御呢？臣等反复思量，认为和与不和都会成为大患。那么当前的谋略，不如选择将帅、训练军队、处置边事，日夜谋划用武之策；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战守作为实际事务。敌人知道我方有谋略、有准备，就不敢轻举妄动，盟约便可以长久。如果他们不了解我方，轻率地背弃盟约，我方就乘他们骄横之时，使他们陷入困境、受到攻击；他们未必能够成为中国的祸患。臣等请用一句话概括这些意见。和防 臣观察西部戎族蓄积祸患，已经有多年了。德明在世时，已经听说他有僭越比拟之意。元昊正值壮年，于是肆意凶暴骄横，对外倚仗北方戎族，对内欺凌中国；屡战屡胜，从未受挫失败，却屡次请求通顺，实际上是谋求休息。他所得到的是巨大利益，所屈从的只是空洞的名义；然而仍然提出多种请求，奸谋深浅难以测知。国家以百姓为念，不能不接受他的请求。唐高祖、唐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尚且向突厥屈服。当突厥可汗始毕死时，唐朝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三天，派百官到馆舍吊唁；对来使所行的礼节，也是极其屈尊。唐太宗又骑六匹马驰到渭水边，见颉利可汗并同他交谈，亲自与他订立盟约。颉利退去后，左右近臣劝太宗乘机攻击他。太宗说：‘我若攻击他而使他失败，他因恐惧而修养德行，后患一定更深。’于是周旋迁就，使他骄傲懈怠；一旦时机成熟，就派李靖擒获颉利，威势震动四方。这就是盛德君王的谋略。陛下应像唐高祖、唐太宗那样隆重礼遇、谨守信约，把盟好作为权宜之计，选择将领、训练军队，把攻守作为实际事务。敌人不背弃盟约，我方就不断安抚接纳；敌人将要背德，我方攻守都能适宜应对。这样，结好之策就不会有失误。守防 元昊过去请求通顺时，每年接受朝廷恩赐，朝廷对他抚慰接纳十分优厚，从未亏待他；但他仍不时扰乱边境，杀害将领官吏。自从叛命以来，他多次大举进攻，从未受挫失败，却来请求通顺，实际上蓄有阴谋，并非真有屈服之意。朝廷如果把这当作权宜之计而答应他，就更应严格整治守备。然而陕西长期屯驻大军，供给费用已经耗尽；减少军队则守备不足，不减少则物力已经困乏。臣等请求把沿边城寨更加修缮，使戎敌无从窥伺我方虚实。又要谋划长期守边，必须使用土兵，他们熟悉山川、习惯战斗，比起东兵，战守功效加倍。但沿边、次边的土兵人数太少，分守不足，还应在重要便利的城寨招募安置土兵。若内地土兵愿意改隶边寨，就迁移他们的家属，使其聚集编组。何况近来庆州新建大顺城，准备设置振武、保捷兵两个指挥，又在永兴的华耀土兵中招募愿意守塞的人，应募者很多。为什么呢？关内各州的土兵大多在边地，有的刚刚轮换回营，几个月内又要出发远戍，这不仅有经受霜露的苦楚，也极大伤害骨肉亲情；出征的男子无法保全家庭，寡妇很多，违背人情，时间久了难免产生怨恨。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家属一并迁到沿边居住、驻营，就可以免除他们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作战时彼此救援，守边时彼此安定。有人说，土兵携带家属住在塞下，那么全额供给的费用会更多。其实不然，土兵每月的给养稍少，又一向以精悍强健著称；让他们戍守边地，东兵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但这件事要在各路逐渐增加兵力，一年以后才能整顿训练好，本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突然改变的。陕西新近招募的保捷土兵中，有些体弱不堪作战，应当淘汰，让他们回归田亩；既节省军费，又增加农业劳力。然后把东兵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屯驻边地，以助土兵之势；一部分调入次边，或者屯驻关辅，以减轻运输粮饷的困难；一部分返回京师，加强禁卫防务。敌人如果接受通好而形势没有变化，那么东兵三部分中还可以进一步裁减退回。沿边无税的土地上，所招募的弓箭手都让他们聚居在险要之处，每一、两个指挥共同修建一座堡垒，使他们的家属和城寨彼此呼应。敌人小规模来犯，就让属户、蕃兵、弓箭手和各寨土兵共同抵御；敌人大举进攻，则在二十天以前一定能够听到他们集结出兵的消息，我方次边军马完全可以召集起来，驻扎在坚城中，等待敌人的进退。

译沿边山岭坡坂重重叠叠，敌人的重兵一定会沿大川行进，先求快速推进，等到取得胜利、使我军受挫不敢出战后，才敢分散军队抢掠，越过险阻而毫无顾忌。我方如果持重不战，那么敌人的重兵行进在河川道路中，粮草没有供给，牛羊也无法掠获，不出几天人马就会困乏疲敝。敌人的重兵更加不敢越过险阻，又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必不得已分散军队抢掠。我方在山谷村落中埋伏精锐等待他们；敌人分散抢掠的军队轻装而人数少、力量弱，可以攻击追击，使他们分散时无物可掠，聚集时又无法作战。他们想长驱深入，我方就让各将出奇兵从后追蹑；他们想保全军队返回，我方就让各城出兵乘其疲敝攻击。敌军一旦前进就会遭受祸患，不经过两三次这样的行动，势必败亡；这就是守防的要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攻防 元昊的巢穴实际在黄河以外。河外的军队怯弱而很少作战，只有横山一带的蕃部，东到麟州、府州，西到原州、渭州，绵延二千多里，人马精锐强劲，惯于作战，并且与汉界相连。每次大举入侵，必定充当前锋，所以西部戎族把山界蕃部看作强兵，汉人则把山界属户和弓箭手看作善战之人。由此看来，各自都以边地人为强兵，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秦、汉驱逐西戎，必定先取得山界的城池；敌人远远逃走以后，再以黄河为界，敌军就不敢深入。如果元昊归附，请暂且采用和防之策来等待他。如果还没有通顺，或者通顺后又反复，就有可以进攻的策略，并不是穷兵黩武，到极远的荒漠之外争强斗胜。臣等曾计算陕西四路的军队人数，接近三十万，并不是不多；然而各自分守城寨，所以每年真正能够作战的军队大体不过二万多人，其余军队坐享粮草，不敢行动。年年设置防备，总像敌人即将来犯，却不知道敌人的谋略究竟要侵犯哪一路。敌方却不是这样，各个部落分散居住，衣食自给，忽然集结起来，一同进攻一路，所以虎狼般的军队动辄号称十多万人。我方分散的军队抵抗他们集中一处的势力，人数和力量都不相敌，最终便导致失败。而且敌军是客军，本应劳苦，却反而安逸；我军是主军，本应安逸，却反而劳苦。如果我方再次采用这个办法，使敌军劳苦、我军安逸，就一定能够取胜。臣等请求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选将佐三至五人、使臣一至二十人，步兵二万人、骑兵三千人，组成三军；用新制定的阵法训练一年多，等到他们精锐勇健以后，再观察敌人的空隙，让三军互相在横山一带进攻掠夺。投降的人收取人质并给予厚赏，各使他们安居本土；拒不投降的，集中军队迅速攻击，必定攻破其部族。假如鄜延一路先出兵，敌人一定大举前来应战，我方就退守边寨，或者据守险要，不与敌人决战；不到十天，敌人自然困乏，势必要溃败退回，这时我方环庆军再出兵。敌人如果再次谋划集结来抵抗王师，泾原军又可以乘机进入，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暇应对，部落也因此心怀怨恨，那么我军的声势自然振作起来。像宥州、绥州、金汤、曰豹、折姜等寨，都可以就地修筑城池。山界蕃部距离元昊还很远，来不及得到援救；我方又以坚城据守，以精兵逼临，他们既然乐于自己的土地，又受到威势逼迫，就一定会归附，以求安全。三五年之间，山界便可以全部取得。这就是《春秋》时代吴国采用三支军队攻破楚国的策略。元昊如果失去横山的形势，就等于斩断了他的右臂。何况汉、唐的旧疆，难道是今天无端惹事吗？备策 臣等对于陕西沿边地区所陈述的利害，三项策略都确实可以施行；而国家抵御戎族的谋略，重点在北方，作为大臣难道敢不用心吗？况且北方戎族长期强盛，后唐时曾以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到洛阳，拥立他为天子后返回，于是与石晋结成父子之国，索求无厌，石晋无力支撑。有一天祸衅发生，他们长驱南下放牧，直抵京师，俘虏石少主和当时的公卿及其全家而去，幽燕于是陷落，成为中原千古之耻，至今还没有洗雪。国家因为百姓的缘故与他们结和，是想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另有所等待。天下太平以后，人人心怀安逸，不再有征战的议论。前年北方戎族突然变故，以诡诈谋略声称出兵燕、蓟，有背弃盟约的忧虑，又提出割地要求；国家仓促之间没有准备，难以用兵，于是增加厚重的财物来延续原来的友好。他们得到利益后，才肯退兵。如今又乘元昊议论通顺的机会，想要邀取主持盟约的功劳，形势更加严重；如果不大力整备，祸患无法估量。臣等坚决请求朝廷努力实行七件事，以防大患：一，秘密筹划经略；二，再议军队屯驻；三，专心选拔将领；四，急切训练作战；五，训练义勇；六，修缮京师外城。七，秘密确定讨伐的谋略。第一，秘密筹划经略：自从河朔罢兵以来，近四十年了，州郡因循守旧，武事废弛；凡是谋划兴修武备，反而把提出者治罪，说他是在招惹事端。近来朝廷选派转运使，大概是想革除旧弊，预先做好防备；但转运使既有本职事务，每天被冗杂事务缠绕，没有时间周密考虑。请选有才干见识的近臣，借给他都运使的名义，暂时前往筹划，让他亲自察看边垒，详细考察利害；凡是边防谋划中没有准备的，都逐条上报并加以改置。不到半年，回到朝廷奏报，再令中书、枢密院仔细询问，详尽讨论长久的规划；如果敌情突然变化，我方就有办法应对。第二，再议军队屯驻：向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所辖军马不很整齐；又有一州的兵马分属两路的地方，也没有弄清本路将来应在何处控制扼守、需要多少重兵，哪些地方只宜坚守、应屯驻多少兵，以及三路之间相互援助的次序。必须派近臣前往那里秘密筹划经略，才可以预先确定制度，临时不致差错；即使战事尚未发动，也应估量军马应调动、裁减到何处驻扎，使其就近取得粮草，节省边防费用，免得先自行陷入匮乏，到用兵之日又严重困扰百姓。

译第三，专心选拔将领：委托枢密院在閤门祗候使臣以上的人员中选拔人才；由三班院在使臣中选拔人才；由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在军队中选拔人才。无论是有智谋策略，还是有才干武艺，只要能够在边地试用，就逐一进呈，根据选中的人数登记在册，等本路有职位空缺时，就从中差授。这样三两年之间，就能得到很多人才。第四，急切训练作战：从陕西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的使臣十多人，再授给他们新议定的八阵法，派往河北检阅训练各军，使各军都懂得奇兵、正兵循环运用的形势，从而应敌无穷。第五，训练义勇：如今河北登记在册的义勇，虽然大致仿照唐代府兵法，规定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但没有府卫官员，法制不能实行，号令也不统一。必须另行选任能够治军的知州、知县、县令，并增加设置将校，使人人都了解军中的法令，遇敌时能够使用；这就是强兵制胜的根本。第六，修缮京师外城：后唐没有防备，契丹一举便攻陷洛阳；石晋没有防备，契丹一举便攻陷京师。因此契丹如今心气骄慢，必定认为边城坚固而难以攻取，京师平坦而没有防备，一旦出兵，必然谋划深入。我方因为京师没有防备，必然催促河朔重兵同敌人交战；如果交战不能取胜，敌军骑兵就更加骄横，再无顾忌，直逼澶渊，形成进犯宫阙的声势。到那时敌人派使者提出要求，想以黄河为界；我方既然没有准备，将凭什么抵御？答应他们不行，拒绝他们又困难；如果他们再逼近京师，又能用什么办法应对？如果京城坚固，就告诫河朔重兵不要同他们交战；敌人想战而不能战，想深入进攻则前面有坚城、后面有重兵，一定会受挫而自行退兵；敌人退去而阵形不整，就可以追击他们。这样看来，修缮京城不只是为了抵御敌人，实在也是为了挫败敌人深入的谋略。汉惠帝时，征发六百里以内的男女修筑长安城，两年完工；唐明皇时，修筑长安城九十天完工。考察古代的办法，选择适合今日的做法，京城的修缮大概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了。但必须用两年完成，百姓才不会劳苦，人人也不会惊骇。第七，秘密确定讨伐的谋略：幽州、燕州等数州的人，本来遵循汉人的风俗，思念汉朝的心意，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太宗皇帝攻克河东后，乘胜向北讨伐，数州官吏百姓望风归顺请求受命，只有幽州没有攻破。自从我军因虚惊而班师以来，岁月久远，好像上天限制了我们向北进取，再没有人轻易议论此事。前些时候盟好已经动摇，怎能保证今后仍然如此？应当训练军队、养护战马，秘密谋划方略，以等待形势变化。没有变化时，我方不先出兵；有变化时，我方已有后续谋划。应当指向那几个州，决定收复它们，使那里思念汉人的风俗重新恢复，使他们再次成为我们的百姓，完成太宗皇帝赫然发怒、恢复旧疆的志愿。洗雪石晋以来千古的耻辱，那么陛下的功业就会像天一样高、像太阳一样光明，流传于无穷的后世。【庆历四年五月，与枢密院使韩琦同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边防类 辽、夏七 上奏仁宗皇帝论河北守御十三策　　富弼 臣认为，北方夷狄自古就是中国的祸患，黄帝时称他们为獯鬻，周代称为玁狁，秦代称为胡，汉代称为匈奴，唐代称为契丹；名称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他们有百姓却不知道教化，有土地却不生产财物；寒冷时没有温暖华美的衣服，饥饿时没有甘美珍贵的食物，凡是各种欲求大都得不到满足，只知道射猎，捕获禽兽，吃它们的肉，穿它们的皮罢了。因此他们看见中国的繁盛、万物的富饶，心中喜爱却无法得到，想学习又无法赶上，加上贪婪的本性和矫健勇武的习气，就不得不成为边境侵掠的祸患。然而祸患的深浅，取决于他们的强弱，也取决于中国的盛衰。有时只是暂时入侵，有时连年扰边；有时散居中原，有时被驱逐到漠北；有时耗费兵力使他们臣服归养，有时采取权宜之计，以高规格礼节对待他们。时叛时服、互相依恃，胜败没有定数。历代帝王知道情况如此，不愿使百姓困苦，又不愿在外事奉四夷，所以有人说‘把他们比作蚊虻，驱赶罢了’；又有人说‘用礼节谦让接待他们，以羁縻之策不断绝关系罢了’；还有人有时扣留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有时向上天盟誓，有时用金帛诱使他们满足欲望，有时通过联姻结好来亲近他们的内心。自古以来谋划政事的大臣，在朝廷上运筹谋划、彼此争论的，也不过就是这几类办法而已。国家刚取得天下时，威武震耀，太祖对北方夷狄几乎像对待同族一样，每次与他们交战，从未不取胜。太宗因亲自征讨失利，北方夷狄的气势于是骄横起来，连年侵犯边境，胜败各半。真宗继位之初，专门实行文德；当时旧日的士兵和老将往往逐渐没落，敌军骑兵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为骚扰，皇帝乘车北行。于是朝廷采用用金帛诱饵来结交欢好的办法，自此河湟百姓近四十年不识干戈；每年赠送财物虽有扰累，但还不到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二。由此可知，澶渊之盟并不算失策；真正可痛惜的是，掌国大臣议和以后，武备全被废弃，把边臣用心筹划边事说成是招惹事端，把士大夫忧虑祸患说成迂腐不合时宜，大多忌讳别人谈论军事，庆幸时局无事；认为敌人不敢背约，认为边境不必预先防备，认为世道常安、战争永远停止，安然自处，完全不以此为忧。西北的敌人早已熟知朝廷这样做的失误，于是暗中互相交结，乘我方空虚进行谋划。边臣有奏报敌国内部的事情，他们还说：‘侦察候望的人胡乱报告，不过是想求得赏赐。’因此从来没有真正听取过。蕃使每次到来，朝廷即使遭到悖慢无礼的对待，还说：‘夷狄之人没有礼节，这是不同于常人的事情，本来不必理会。’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表面装作赫然发怒却假意包容，实际上只是偷取安逸，不肯为国家抛弃私心、承担责任，谋划长远的经国大计；因此纵容了他们的奸谋，养成了深重的祸患。于是到了宝元元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多年用兵，西部百姓困穷，没有取胜的办法。又到了庆历二年，契丹窥伺形势而行动，傲慢的文书送到朝廷，内外仓皇，不知如何谋划，不得不增加金帛，只求一时安定。这两边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国家一向轻视敌人、忘记战争、不作预先准备造成的。臣深深看到这两个敌国的祸患终究不会停息：西边势弱，北边就来援助；北边安静，西边就会行动；他们一定想发动事变，寻找借口并不困难。通和就安享厚重的财物，交战就一定使官军失败；叛乱后重新求和，谁敢不答应？是擒是放全由他们自己，来去也没有阻碍。两边相互牵制，困扰我国，这样大的利益而不去造成边患吗？有什么后悔，竟要长久守住和好的盟约呢？他们毁约扰边，我方就会因此困窘；如果不幸凶灾荒年接连发生，盗贼又在国内兴起，那么这两个敌国所图谋的，就更加广大了。所以臣说，二边造成的祸患，终究不会安宁停息。臣前面所陈述的西北形势，是唐朝以前夷狄的情况。后来契丹取得燕、蓟以北的土地，拓跋取得灵州、夏州以西的土地，他们所产生的英雄豪杰，都为其所用。他们取得中国的土地，役使中国的人民，使用中国的名号，建立中国式的家属制度，任用中国的贤才，阅读中国的书籍，使用中国的车服，实行中国的法令。这两个敌国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和中国相同，而且拥有强劲的军队和骁勇的将领，在这些方面超过中国。中国拥有的，他们全都取得了；他们所擅长的，中国却比不上。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强敌来对待，这样或许可以抵御，难道还能把这两个敌国当作古代的夷狄吗？此前已经因为轻视敌人、妄自出战而不作准备，导致两个敌国结成祸患，成为朝廷深深的忧虑。如今又想凭借苟且安定的形势，把事情当作无事，两个敌国各自得到厚利，退兵后养精蓄锐，几年之内相互呼应而起兵，那时就再没有金帛可以防止他们，也没有盟誓可以约束他们了。臣从前多次承受陛下的诏谕，命韩琦、范仲淹专门管理西部事务，命臣专门管理北部事务。臣才识没有可取之处，却滥受提拔任用；退下来后自己反省，怎样才能尽到职责？但怎敢不勉力而为，早晚思考筹划，如今冒昧拟定守防六事、御防七事，谨将全文列在下面。第一，河北三十六州军中，沿边、次边如北京、雄州、霸州、祁州、深州、保州、瀛州、漠州、沧州、定州、镇州、冀州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共十九座城，都是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人的边境，使其不能深入。定州是右臂，瀛州、沧州是腹心，北京是头角；这四座城是河朔所仰望的。其余十五城是指爪和支节，是四城所役使的。应当在定州、瀛州、沧州各设置一名大帅，其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全部选择良将镇守。十九城共使用三十万兵力：定州五万，沧州、瀛州、镇州各三万，冀州二万【冀州处在交通要会之地，各路都通，所以储备兵力比其他郡稍多】；保州、祁州、深州、广信、信安、安肃各一万【保州、广信、安肃正当敌军入侵的要冲，所以三城鼎足对峙，希望借此相互会合，抵御敌军初入时的锋芒。祁州在镇州、定州以东，过去防备颇为松弛；后来敌军骑兵入边，因为镇州、定州有重兵，不肯走镇定一路，刚经过保州便从东南道路出来，经由祁州、深州夺取冀州一路，进犯澶州、魏州，所以祁州、深州也应屯驻稍多的兵力】；雄州、霸州、漠州、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各五千。

译北京五万人，作为援救各路的军队。如今河朔平时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到用兵时再增加十万人，战兵就足够了。这三十万军队，不应像景德年间那样闭门自守，而应全部出城接战。当时守城军队不敢出战，所以敌军堂堂正正地直抵澶渊，几乎渡过黄河，成为京师的祸患。如今如果让良将统率镇守十九城，分头统领三十万军队，左右纵横出入，进行救援、闪击、迟滞诱敌、冲击突破和掩袭，臣虽然愚钝，也不相信敌人敢长驱南下。近年大军全都屯驻定州，却闭门不让他们出战，大概是担心一旦惨败便没有力量救援，同时也是防备敌军渡河的变故。如今虽然使用三十万军队，却分置于十九城，右边失败左边可以救援，纵向失利横向可以支援，难道还会有昔日那样的忧患吗？其余十七城不再储备军队，只让本郡乡兵坚守，不让他们出城作战。河朔各州军的长吏，最应当选用得力之人，以防备匈奴发生变故。以往全不加以选择，贪赃污秽、没有才能、年老昏聩的人，都让他们担任此职，而且调换迁替没有定期。任职时间长的不过一两年，其中苟且任事的人，只办理日常事务，至于长远的利害，知道那时已不在自己任内，大都不肯去做。这样前后相承，积弊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选用合适的人长期任职，以纠正过去的过失，那么将来一旦虏人发生变故，边城不能守住，逐渐深入内地，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上述十九州军，在河朔尤其是要害之地。内地的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来已经取得防备，选人派定，现正在施行。北京已有大臣，其余镇冀、瀛、漠、祁、深六州，保定、乾宁、永宁三军，以及北平一寨，也请选派长吏，并使他们长期任职。其中政绩显著、声名远播的，优先给予升迁官秩俸禄，并且厚加赏赐，使他们乐于担任边疆职任，没有怨恨劳苦，那么就会尽心办理职务，甘愿长期留任。有的廉洁勤勉值得称许，但才能有所不足，就罢免其职，改授内地合适的差遣。如果故意行为乖谬，想违避边任，或者犯有罪过不能留任，而罪法又不至于死刑的，便终身废弃不用。这样人们知道祸福必然会临到自己，谁还敢不努力呢？另有一些事项已经一并具奏呈上。一，除上述十九州军的长吏以下官员外，还请下诏令本路转运使、提刑使、安抚使、部管、钤辖分别举荐人选充任，并仍委托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加以选择，不许循资补入；还必须三年一换。这样贵在上下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众职全都得到振兴。用兵之时，有人可以供差遣，以及临时向外寻求人员，成败得失相差极大。一，屯兵以防备边疆，是古今一贯的制度。所担忧的是民众的赋税有限，而军粮常常不足，必须广泛筹划经营。其中每年若遇到防备歉收，谋划又不能解决，若盗寇到来后增加军粮仍常常不足，就会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百姓因此困苦，盗贼因此兴起，这是历代所忧患的事。河北自从石晋失去燕蓟的险要后，没有可以固守的地方，所以蓄养的军队越来越多，积存的粮食越来越厚。国朝沿袭这种做法，已经相当长久。到景德年间议和以后，军备逐渐松弛，粮食也随之减少。前年敌人突然发生变故，虽然勉强重新议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从此边境的祸端已经出现，今后不会有安宁的年月，更应谨慎防备，使防御能够长久而不致匮乏。臣冒昧想出养兵两条：第一，驻守边境的兵马应当留在外地屯驻；驻泊、就粮的各军，全部分屯在河南的郓、齐、济、濮等州，在那里训练并供养。何况那些地方富足充实，不经营也足以供给。大致三年轮换一次，遇到警急，发符召集他们，不出十天就可以到达，哪里会有延期而来不及的呢？这样可以大略减少河朔的诛求敛取，使疲困的百姓得到宽缓，安定休养，坐等盗寇到来时使用，希望军队能够充沛而有余力，可以抵御敌人。第二，依靠大河沿岸的州军，兴建敖仓，调运河南百姓的税粮，以及漕运江淮的粮食来充实仓储，分屯接近边境的兵马，每两年轮换一次，也足以宽解河湟地区的困乏。关于这两种办法，百姓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者兼用也好。不然，臣恐怕平安无事时河北已经耗尽，一旦用兵，又加重征敛，百姓必然怨恨反叛，那么京师近旁全都成为仇敌，哪里还有闲暇抵御外寇呢？一，河北是最号称强劲兵力的地方，如果全都得到精锐之士，就会天下无敌，何况对付夷狄呢？前些年朝廷还没有与匈奴议和时，敌人每次入寇，只害怕北兵，却轻蔑南兵。我把南北兵分别编为一军，敌阵总是先攻击南兵；南兵溃败，连北军也会被牵累而必然失败。为惩戒这种情况，后来有把南北兵混合起来作战的，北兵败走，南兵虽然还多，也只能虚张声势，实际不能使用。臣希望从今以后，河北增加招募当地人为禁军，料钱不得超过五百文；每编成一指挥，就替换南兵一指挥回营。不出几年，三十万兵全都成为北兵；如果把他们训练成精锐勇悍之士，那么匈奴自然应当畏服，哪里还敢轻易发动呢？恐怕议论的人会说不应增加兵力，那么请在其他路停止招募，用此处的兵替换彼处的兵，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既然得到土兵，就不要派往其他郡；粮食不足时，就请采用臣前面所说的养兵两条办法。

译一，北寇的风俗重视亲属，常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使他们治理国事、掌握兵权并加以信任；因此他们看待中原用人，也像治理自己的国家一样。过去燕王在北寇中威望显著，他们知道他是皇叔，又有王爵，是天下最尊贵的人，无人能与他相比，便以为朝廷各种事务都由燕王决断；又怀疑燕王善于用兵，天下兵马都由他统领，刑罚严酷而且喜好杀戮，无人敢于抵抗。北寇因此更加畏惧，所以燕蓟的小儿夜里啼哭，常说：“八大王来了！”于是小儿便停止啼哭。每当有人牵牛马渡河，或者旅人抗拒不前，又说：“一定是八大王在河里。”他们畏服到这种程度。敌人每次见到南使，没有不问燕王是否安好以及现在何处的。朝廷因为有燕王，也受到敌人的重视。朝廷如果有这样亲近而贤能的人，敌人每次想妄动，未必不会畏惧燕王而停止。今春燕王去世，有识之士也为此忧虑，说燕王在世时，北寇看重朝廷；燕王去世后，北寇就会轻视朝廷。臣也曾想到，国家的将帅既没有听说在夷狄中有威名，而一向有威望、为匈奴所畏惧的亲王又已经去世，并且不再听闻有皇亲可以成为朝廷的屏翰，敌人一定会认为王室孤弱、没有扶助，根本不牢固而容易动摇，这确实应当成为夷狄窥伺测度之处。臣希望陛下亲自从宗室中选择年长、知书识理、通晓人情事务的人十多人，让他们出任王畿千里之内的知州【考虑到宗室可能不通晓民政，或任性行事，通判官位较低，难以规正他，宜选择一名方正严明、办事公正、资历较高的朝廷官员任同知州；贵在双方权势相当，可以共同办事而不发生乖失。等他历任一两郡，确知可以独自任事后，就罢去同知州，只设置通判】；又选择其中次一等的数十人，担任千里以内州郡的钤辖【恐怕他们还没有熟悉军政，职事不能整举，因此都监、监押暂时不能减省；应选择廉洁能干、历练世事的人，让他们共同任事，并且选用贤能的守臣加以察看、裁处】；对于年少、官位较低而估量稍可任使的，任为畿县都监、监押【即使年少，也必须在二十岁以上，并且选择贤能的县令、县长加以纠察规正】。一概限定两年一换，也采用文武臣僚赏罚的办法来加以劝勉或惩戒。其中有勤俭好学、善于接待僚属、通晓文法、能够治理民事的，按照才能高下分等，或降诏褒奖晓谕，或赏赐金帛，或升迁官秩；有各种过失的，也按大小分等，或罚俸，或罚金赎罪，或降官；罪过严重的，召回后贬斥在宫宅中，使他反省过错，一两年后再派遣补任。在外任期间，凡三次反省过错仍不改正的，终身只令奉朝请。这样教育他们、选拔考察他们，善者必赏，不善者必罚。臣知道用不了几年，一定会有像前汉河间王、后汉东平王那样的贤宗室，这并不困难。对内可以藩屏王室，对外可以威示四夷，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应当急办的事务。臣观察三代以后，凡兴起而称王的人，今天得到天下，明天就封建宗室，甚至襁褓中的孩子，也都封为侯、王，分割土地，使之自成邦国；这是为了分布枝叶、庇护根本，壮大王室，向天下显示威势，使英豪没有离间之言、没有异心，认为四海之内全是一姓之人，即使有凶谋变计，也不敢妄动。这是前代帝王统御天下的长久防范，记载在简牍之中，考验事实可以相信。如今却把宗室埋没压抑，仅仅像豢养牲畜一样，纵容他们走上邪僻之路，又不加以教训；虽有说书之官，实际上也只是虚设。这是完全想使他们愚昧，不让他们知道善道、成为善人，实在很不合帝王养育宗室的道理。至于臣民之家，凡有子孙弟侄的，没有不勤勉地教诲诱导他们，使他们成才，以便承继门户、主持祭祀。如果子孙不肖，家业就会衰败；甚至有肩挑背负谋生的人，为防止家业败亡，每天只求升合的粮食来养活妻儿，还要每天省下一两文钱，让自己的孩子进市中的学校，把它称为学课，也希望孩子读书识字，有所进步，以继承家业。国家拥有天下，基业全盛，实在是祖宗历尽艰难才取得的，理应由子子孙孙相承不绝，作为万世之计。怎么可以宗室遍满宫中，而陛下却完全不加教导，任凭他们作恶，使外夷轻笑？这是陛下自己砍去枝叶而招致根本孤弱、容易动摇的祸患，臣私下对此忧虑。臣又恭敬地思量，陛下任用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用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这就是任用亲属。用和与琮确实是亲近之人，然而都是异姓；异姓尚且可以信任，那么宗室同姓、与陛下有骨肉亲属关系的人，反而不可以信任吗？陛下不过认为宗室中没有人才，臣认为现在确实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但教导他们、考察试用他们，自然会有人才出现。如今只有在朝会时，宗室成群结队、青色车盖充满道路，士大夫看见了才知道有宗室；但出了都城四门之外，就已经不知道天下是否有宗室，何况四夷呢？从上古直到周世宗，其间经历何止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试、不用，防范削弱、人才匮乏，从来没有像本朝这样严重到极点的。难怪为有识之士所忧虑，也为北狄所轻视。况且北狄之中，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惕隐、楚王夷离毕，像这样的近亲很多。臣前几年奉命出使，和他们全都有接触，又询问他们的国人，他们未必确实人人都有才干武略。然而中原听说这些名字，没有不怀疑他们人人都是良将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声，便怀疑他们确实有相应的才能罢了。如今朝廷如果能够尊崇培植宗室，使他们的声名逐渐显著，传到北狄那里，他们也会说南朝宗室有人才，根本牢固了，藩屏坚固了。想谋划就会停止，想行动就会收敛。古人有以实际功效成就事务的，也有以虚声震慑敌人的。用兵尤其重视先声而后实效，何况臣所说的办法一定能够使声名与实际相称。希望陛下毫不犹疑地实行。

译一，景德以前，边境的土兵平时戍守本州，盗寇到来时，才全部由各路部管司抽调起来；防守边境缺少人员，却反而用南兵屯守，实在没有道理。土兵居住在边境，熟悉当地山川道路，熟悉敌方的人情，又了解敌兵的部署次序；同时还依靠营防中同乡亲属的感情，并且平时服从、熟悉州将的命令，所以防守必然坚固，作战必然取胜。如果迁入内地，便不熟悉山川道路，不熟悉人情，不了解敌兵，同乡亲属也不在身边，又不熟悉州将的命令，还会被怯弱的南兵牵累，那么防守不一定坚固，作战也不一定取胜。北狄只害怕土兵，每次听说用南兵替换土兵、调入内地，敌人就非常高兴，所以来犯时便能取胜而返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州统帅又寻找景德以前的旧例，把边兵全部抽调来守定州，河湟百姓大为恐慌，认为官军一定会失败。幸而敌骑中途停止，没有看到军纪败坏；否则防守军队一定会遭到覆败。臣希望从今以后，如果敌人入寇，防边土兵只留在本地，不再让部管司抽调转移；如果各处土兵仍然太少，就用南兵增补；若土兵有余，才允许部管司抽调。何况部管司自有近里州军的土兵，可以集中起来组成大阵【臣在前篇建议十九城分别统领三十万兵出战，其余十七城属于近里州军，只用乡兵守卫，不再出战；各路部管可以在十七城集中组成大阵】。边兵勇猛强悍，不畏惧强敌；敌骑刚刚入境，就让他们迎接正面冲击，或者乘机作战，必定能够取胜。这样近里州军的人心自然壮大，即使南兵怯弱，也会自然增加勇气。假如让南兵在边境遇敌而一败，敌骑乘胜向南推进，那么内外都会震恐；即使精锐全部在部管司手中，也已经挫伤了防御士气，怎么能保证全胜呢？一，景德以前，匈奴入寇边境，多从上郡、雁门、定襄等道路而来。大概当时中原占有整个燕地，有险要可以防守，所以匈奴不敢从这些道路前来。自从石晋割让燕蓟给契丹后，再没有险要可守，于是敌骑直接从燕地出动，不再寻找定襄等旧道。现在朝廷如果留意河朔边境，使敌寇有备也不能进入，敌人就必须寻找其他道路来犯。即使道路可以入寇，也只要取得定襄等道路，形成犄角之势，那么河东就不得不大力防备。或许创立城池，或许制造险阻，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奇兵埋伏，什么道路可以出兵牵制，这些都必须预先筹划经营，平时做好防备；这样临时才能抵御应付，不至于仓皇失措，使河东与河朔内外相应，盗寇不能实现其欲望，这实在是边防的急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十里〕 一，现在敌人如果入寇边境，必定从广信以西而来。敌骑刚进入境内，边境州军坚守城垒，也不能出兵。敌人一定会不顾这些继续前进，将要进入镇州、定州时，也坚守城垒。敌人一定会轻视我军而松懈。于是命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城打开城门，防守军队虚张声势却不与敌交战，他们一定会分兵来抵御。随后命令镇州、定州轮流打开城门，也不与敌交战。敌人既然前后都受到威胁，一定不敢长驱南下。于是我军迅速从沧州取海上道路，率数十艘船，派三千轻兵奔赴平州，进入敌人腹地【沧州至北界的平地水路约五百里，不出几天即可登岸；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不必携带很多物资】；计算好日期后，再从雄州、霸州之间【就是景德年间敌骑向东返回的道路】派出精兵，直抵燕京。防守沧州的兵力攻击敌人的腹心，攻破他们的积聚。敌人看见两边都有兵马进入，就无法制定对策。燕地既然混乱，入寇的敌兵必然有归还之心，又被王师牵制而不能立即离去。于是乘他们进退向背之际，让防边三城和镇州、定州的兵会合攻击，必定大败他们。追击败兵直到燕地，把敌兵全部驱逐过山后【敌兵入境时队形整齐；如果战败出塞，就会纷纷散走，不再有行阵，容易驱逐】，这样敌骑就不会再向南来了。利用他们的妄动，就可以一举收复整个燕地。防止数郡陷落、平息历代积累的切骨之恨，臣自认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防备上的疏漏。既然已经用兵守住四处关口，关口以外只有西山后新开辟的父牛、铁脚、猪窠三口，是敌人通往山后八州的道路。但这些道路都险峻狭窄，不能容纳车马【敌人凿山开路，只能通行人，险峻而非军队行进之道】，即使不加防守，也没有什么危害。或者在关口旁少量埋伏兵马，纵使敌人进入劫掠，也可以发动伏兵把他们全部杀掉。假如陛下谨慎持重，不想实行全部收复燕地的防务，那么请在寇敌进入以后，把重兵驻扎在西山脚下；敌骑有所劫掠后向东出去，就没有道路可以自由进退。我于是用十九城的兵力分布掩击，必定使他们退败，保证没有深入的祸患。敌人的势力既然受挫，同他们作战就削弱他们，同他们议和就能长久，这也是制服匈奴的一种办法。一，燕地割让归属契丹，虽然已经超过一百年，但风俗都是华人风俗，不习惯受匈奴统治，始终有向往教化、归附中原的心。人们常常痛恨中国不能以我们为君主，往往感愤之情流露为痛哭。臣前年奉命出使边廷，在边境往来数次，边民都劝臣不要加重契丹的统治，以免使百姓困苦。万一敌人入寇，我方边境的土人中有很多豪杰，每个豪杰都可以亲自率领子弟数百人，作为官军的前锋。他们说：只要朝廷能够重新取得燕蓟，我们就重新成为华人，死了也很幸运。臣私下认为他们十分豪壮，慰问答谢后离开。朝廷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够对外用兵的程度，于是使边地豪杰的请求落空。虽然臣从未忘记此事，一直想着将来作为对外使用的力量，此后不断寻访，得到的边地豪杰相当多。将来敌人如果入犯境内，臣一定能够让所得的边地豪杰各自率领乡户，各组成一队，有的作向导，有的作内应，有的破阵，有的攻城，大可成为王师的助力。开始行动时就把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成功后便厚加赏赐。臣不担心他们欺诈反而造成祸害。

译一，古代遇到外患，就用夷狄攻击夷狄，这是对中国有利的办法。朝廷西面有羌人的祸患，力量足以防备抵御，不必借求外援来帮助自己。只是北寇强盛，是羌人的十倍，将来一旦背弃盟约，倾尽兵力南下，王师力量如果不足，祸患就没有边际。应当寻求牵制他们的办法，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行动，从而有所畏惧、不能倾尽精锐来犯，我军的力量便足以抵御他们，这是不可不考虑的事。如今契丹已经完全征服各番部，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乌弋、铁勒、默尔、赫室韦、达靼、布希等，弱小的便全部占有其土地，强大的则只让它们缴纳贡赋。唯独高丽不肯服从，自称是夷、齐之后，三韩的旧邦，读书守礼、崇尚义理的风气不比中国差。契丹用力压制它，高丽也奋力交战，后来不得已才向契丹称臣。契丹知道这并非高丽的本意，常常为控制它而劳费心力。高丽也始终有归顺朝廷的心。臣恭敬地看到，淳化年间，高丽国王王治遭到契丹军队进入国境，派遣使者元郁来朝进纳款诚，太宗没有答应，只是婉转柔和地答复。又在咸平年间，高丽国王王诵派户部郎中李定古来出使，真宗没有接受，只下达优厚的诏书而已。又在祥符七年，高丽国王王询派工部侍郎尹古带着贡表来使，表中说如今已经同契丹断绝关系，请求归附大国，并请求颁降正朔和皇帝尊号，真宗又没有答应。陛下即位以后，天圣二年，高丽又曾派使者来朝，朝廷派柳植负责接待办理此事，这件事距离现在很近，可以查考验证。前后高丽四次派使者修好进贡，每次来都说不愿依附契丹而愿意归附朝廷，朝廷始终没有答应接纳。虽然如此，高丽归附的恳切，就像口渴的人盼望饮水、饥饿的人盼望食物，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只要稍微派人挑动发动，他们一定会前来。来了以后就善待他们，允许他们每年入京朝见，赏赐比以前更加丰厚，以此改变他们的心意；诏命中的言辞也要优厚，使他们高兴。将来契丹又想侵犯中原来满足其意愿时，我派人出使高丽激励他们，并且约定说：“契丹往年无故侵占高丽三韩的土地，如今又屡次兴兵深入，诛求无休无止，高丽对此十分困苦。我的先帝重视、爱惜百姓的性命，不愿屡次同它争战，所以四十年来每年送给它丰厚的财帛。如今契丹又想背弃所受恩施、肆意施毒，侵犯我国边境，我军民都十分愤怒，全都愿意死战；我不敢违背众意，出兵日期已经确定。高丽也同时发兵响应，形成内外夹攻；契丹失败后，三韩的土地以及它所得的人民、府库，全都归高丽所有，我连一丝一毫也不敢占有，只是收复从前被割让的旧地罢了。”高丽一向怨恨契丹侵占自己的土地，又怨恨契丹每年征取过重。过去只是遗憾没有大国的帮助来断绝这种关系，听到今天这番话，一定会听从命令。这样看来，契丹就不难攻破了。有人或许怀疑，接纳高丽会给契丹制造借口，事情不便。臣回答说：前些年的嫌隙，难道是因为接纳高丽才找出的借口吗？夷狄的性情，变诈多端。如果想背弃盟约，什么借口找不到？难道应当自己处处拘束，不敢有所作为，只等祸患到来，坐受其害吗？愚人尚且不肯这样，何况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呢？高丽如果果真来进贡，假如契丹派人来责问，我应当回答说：“中原自古接受各方国的朝献，何况高丽一向奉行朝廷的正朔，只是中间有阻隔，如今恢复旧日友好，我有什么理由阻绝它呢？”这同契丹接纳各国归附是一样的。契丹怎么能强使我国一定不接受高丽的贡使呢？臣又想到：如果契丹衰弱不足以忧虑，或者能够谨守盟誓，没有侵犯中国的意图，那么何必远远接纳高丽的归附，而忽视同契丹的约定？如今契丹吞并各番，事力雄盛，唯独把中原当作敌国，并且渐渐产生凌辱侵犯的念头。况且前些年已经产生嫌隙，它自知理亏，认为朝廷是故意增加金帛，日后要图谋消除怨恨。不久以后，它又将先行采取措施来控制我国。等到事情发动后再谋划就来不及了，现在正是经营筹措、安排部署的时候。臣又曾听说契丹有这样的议论：“我们同元昊、高丽约定联合起来进攻中原：元昊攻取关西，高丽攻取登、莱、沂、密等州【又说：高丽隔着海，恐怕不能长久占据这几座城，只要纵兵大肆掠取京东官府和民间的财物后离去】；我们则攻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黄河为界。”臣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万一果真如这种议论，臣恐怕朝廷一定没有办法控制外寇这样窥伺图谋中国。中国只是因循拖延，一天天过去，臣不知道长久下去会怎样。高丽多年向朝廷进贡，朝廷始终不允许，因而决意侍奉契丹，所以才被契丹利用。契丹所使令的事，高丽没有不听从的。如今朝廷如果能允许高丽进贡，正好满足它长期以来的愿望，那么它一定反过来为我所用。契丹怎么还能控制它呢？臣很清楚，高丽虽然侍奉契丹，但契丹实际上害怕它。天圣三年，契丹曾攻打高丽【这一年朝廷派李维奉命出使】；高丽击败契丹军队，缴获三十万匹马，使契丹军队车轮也没有一只能够返回。从此契丹常常畏惧高丽，不敢再对它用兵。朝廷如果得到高丽的帮助，不必等契丹行动后再寻求援助。臣料想契丹一定会怀疑高丽将成为后患，最终不敢倾尽兵力南下，这本身已经是中国的大大利益了。臣希望陛下毫不犹疑地实行此策。一，镇州、定州西山有十多处谷口，全都通向北界山后的道路。景德以前，对这些道路并不熟悉，因为溪涧险峻狭窄，林木拥塞阻挡，所以敌人很少从这些道路进入；即使有来犯者，也一定艰难阻滞。臣近来听河朔人说，契丹从山后砍伐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汉界而停止。如今往来已经畅通，可以行军。臣又详细追问其中缘故，他们说契丹过去也怀疑朝廷有收复燕地的意图，担心天兵渡过界河，直接向北奔赴燕京，于是敌人想出其不意，从山后进兵，旁击镇州、定州，横行河朔，牵制王师，以解除收复燕地的忧患。臣料定往年边境已经探知并报告朝廷，如今如果契丹从广信、安肃入寇，我军必定用重兵抵御其锋；若有西山的另一支军队从镇州、定州方向出动，横行而从背后攻击，官军一旦败绩，大事就完了。兵家最紧要的事务不可不知道，应当派能干而谨慎秘密的人暗中前往经营筹划：如何屯戍，如何捍御，必定要有能够取胜的办法，先在事情发生前确定下来，以等待敌人到来，这才是保卫边境的办法。

译一，祁州、深州两城过去不是重要郡治，驻兵极少，所以城垒狭迫简陋，没有很好修葺。臣确切听说契丹如今又要入寇，知道我军重兵屯驻镇州、定州，不肯向南直进，刚经过保州，便转取东南道路。由祁州、深州而来，祁、深两城的城垒应当加以扩建、增高，以防敌人攻逼【誓书说不得创制城池，如果只是因此扩建，就没有疑义】。又说：敌人既然畏惧镇州、定州而轻视祁州、深州，一定认为两城兵少，未加戒备便会经过。我如果乘其不备，让两城轮流出动精兵，前后呼应夹击他们，必定能大为得志。这取决于临时情势，不可以预先推测，但也应当知道这一点。等到它发生变化，就容易谋划了。一，汉、唐以前，匈奴入寇，大多从上郡、雁门、定襄等道路而来。大概当时中原占有整个燕地，有险要可以守卫，所以匈奴不敢从这些道路前来。自从石晋割让燕蓟给契丹后，没有险要可以防守，敌骑因此直接从燕地出动，不再寻找定襄等旧道。现在朝廷如果留意河朔边鄙，做好防备，使盗寇不能进入，敌人就必须寻找其他道路来犯。道路即使可以入寇，只要取得定襄等路，形成犄角之势，河东就不得不大力防备。或许创立城池，或许制造险阻，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奇兵埋伏，什么道路可以出兵牵制，这些都必须预先筹划，平时做好防备；这样临时才足以抵御应敌，不至于仓皇失措，使它同河朔内外相应，盗寇不能满足其欲望，这实在是边防的急务。以上所说守御的两项防务，共计十三条，是臣在庚辰、壬午两年奉使契丹时，在河朔往返十多次，向边境土兵以及内地故老询问，广泛采集并相互参照考订而得到的，内容很详细。等到抵达边廷议事，又颇为看到了当地的情状，以至于查考典籍、对照当时事务，因此汇集撰述，用来符合陛下委任责任的本意，并不是臣凭胸中臆测，欺蒙圣听。只有请陛下命两府议论防务，可行的立即实行，不可行的互相质问、辨明改正；臣一定不敢坚持己见、徇私偏护，也不敢排斥旁边的众多证据；两府也不得畏惧事务、苟且养病而不加说明。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使谋略得到实行、祸患得以消除。臣听说古代君主遭遇患难，就退而修养道德，因而可以免除过失。所以文王从羑里出来后，专心施行教化，最终消灭了独夫；勾践从会稽脱身后，振作精神从事武备，最终击败夫差。又听说君主忧患，臣下就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难。因此陈后主答书悖慢，杨素便走下殿阶请求处死；蔡贼跋扈难以制服，裴度便发誓不与他两立。最终隋朝覆灭江南，裴度平定淮西，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君臣所作所为各得其道，无不建立功业、声名流传后世。昨天契丹背弃盟约，索取无休无止；朝廷以中国的尊严相待，凶恶的敌人竟敢如此。陛下固然没有听说有文王、勾践那样报仇雪耻的决心，臣下也没有看见有杨素、裴度那样为国死难、平定贼敌的志向。这样却希望排除祸患、解决纷争，像古代君臣那样建立功业，怎么可能呢？臣料想北狄势力正强盛，可以前来作寇，却忽然肯议和，这是因为它有谋划；先谋划然后行动，是为了作万全的防备。又料想中国的形势，就像有人坐在堆积的柴薪上，而火已经燃烧；虽然火还没有烧到自身，也可以说十分危险。北狄的强盛既然如此，中国的危险又是这样，而仍不急忙寻求救治的办法，难道是想像秦朝那样从内部腐烂，像梁朝那样自行灭亡吗？臣身居枢府之职，早晚忧惧，只恨没有得到死难之处，稍稍舒解国难。希望解除臣的机密职务，给臣河朔一处要郡，使臣能够尽力筹划边事。虽然臣不敢保证从此没有忧患，但料想或许可以稍微减轻陛下北顾的忧虑。恭敬地希望陛下早日裁决恩准【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冯弼上奏仁宗，论说契丹不会侵犯河东。臣昨日在垂拱殿奏事，听到宣谕说：如今北方君主到云州接受礼仪，恐怕会在河东制造事端，命令两府做好防备。这实在是由于臣错误地承受了陛下的奖擢，却没有施展才能，导致外寇之事发生，使圣上烦忧；听到诏命后臣震惊不已，来不及安坐。可是退下来自己思量，只得到一些粗略看法，私下认为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原因有九条：第一，没有名义；他们动辄声称是王师，不肯偷偷发动。第二，河北地势平坦，可以长驱直入，契丹一定不会从河东险阻之地前来，因为那里容易进入而难以出来。第三，河北富足充实，河南空虚贫乏，契丹一定不肯攻打空虚贫乏之地，而让我们有时间防备富实的地方。第四，河北没有防备，河东却有防备；狡猾的虏人产生南下之心已经很久了，临到行动时一定不肯舍弃没有防备的地方而攻打有防备的地方。第五，如果想乘我军没有预料而进入，就应当走诡秘道路，仓促出兵，一定不肯先行报告到云州接受礼仪。第六，契丹起初同元昊约定困扰中国，前年契丹背约，同中国重新议和；元昊恼怒契丹坐享中国增加的财帛，因此产生嫌隙，屡次发出怨言。契丹恐怕元昊侵扰，于是在元昊境地附近压境修筑威塞州以作防备；而保族屡次杀死威塞州的役兵，契丹又怀疑是元昊派人来做的，于是发兵向西征伐。由此可知这不是欺诈，现今契丹一定没有防备并联合入寇的道理。第七，契丹爱惜燕地，就像人爱惜心腹；如果侵犯河东，难道不会防备我军攻打燕地、以此牵制它吗？如今却没有听说它在燕地设防。第八，契丹自从得到燕蓟以后，就不再从河东入寇。第九。臣考察这九件事，所以知道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臣现在只论当前情势，并不涉及此后河东的祸患；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臣认为契丹将来的祸患一定在河朔【河东只可以作为牵制之地】。所以臣近来上奏河北守御的防务，因而请求镇守一处要郡、亲自办理此事；下交两府议论后还没有一致意见，只暂且命令田况前往那里，按照臣所说的办法考察办理。这是平时从容缓慢的处置，不是如今确实万分紧急的意思。河朔两三年以来，虽然名义上说是在设置防备，实际上还不能抵御敌寇，只是张扬预先防备的虚声，反而足以加重敌人的奸计，使祸患更大，不可不思考。臣前一年奉使契丹，按理本来不应增加馈赠，只因朝廷当时正竭力经营西部诸郡，无暇顾及北方事务，于是忍受羞耻，委屈自己，每年增加所给财物，姑且用来安抚兵事、缓解祸患，希望日后能够雪耻。臣如今请求陛下一定答应，不停地训练军队、防备敌人，以使百姓安宁；至于个人的羞耻和国家的耻辱，希望能够洗刷，臣将不胜荣幸【庆历四年八月上奏，于是命令冯弼宣抚河北】。上奏仁宗，论说契丹请求断绝元昊进贡之事。丁度等人。

译臣等深切认为，契丹与元昊相互攻伐，虚实尚不可知。如今契丹来信的大意，是说因为元昊不服从朝廷，所以才兴兵讨伐。恐怕契丹深入征讨以后，元昊按理难以拒绝，那么朝廷就会不听从北方边境的请求，坚决接受西方之人的盟约；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却违背同北方夷狄长久和好的约定。听说契丹屯集兵甲，已经接近边境。一旦得到回信，违背它的意思而产生愤怒，回兵侵犯我国境地，就有了可以借用的名义。祸患有迟有速，事情有重有轻，这是朝廷不可不审慎权衡的。若拒绝契丹而接纳元昊，事先没有防备的办法；若断绝元昊而听从契丹，又会失去安抚怀柔的信用。不如依据大义，让两边都保存。臣等认为应当下诏对元昊说：“先前答应重新结盟，是因为契丹有书信来，说彼此是甥舅亲属。朝廷长久同契丹结和，不愿伤害邻国的情意，所以商议开门接纳。如今却知道你们在国中招诱契丹的边户，损害了甥舅之间尊重大事的礼义，违背朝廷接受归附的本意。必须重新顺从契丹，早日消除嫌隙，这样誓诏、封册就可以施行。”仍请在给契丹的回信中说：“本朝已经下诏给元昊；如果他悔过归顺贵国，那么本朝就允许他归附；如果他执迷不悟、不肯恢复归顺，商议断绝关系也不晚。”这样对西方之人没有失信的过错，对北方边境没有结怨的端由，从容处理而合乎中道，也不失大义。请陛下裁决选择【庆历四年七月，契丹派延庆宫使耶律元衡来告知将要讨伐元昊，事情大略说：元昊辜负中国，按理应当诛讨，所以派林牙耶律祥等前来问罪。但元昊顽固强悍而不悦，想到先前的约定，深感惭愧；如今商议发兵讨贼，如果元昊请求称臣，希望不要立即答应。八月，丁度与学士王尧臣、吴育、宋祁，知制诰孙抃、张方平、欧阳修等，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杂事沈邈等上奏。丁度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同上。余靖。臣恭敬地看到，契丹使者耶律元衡在本月二十四日朝见完毕。朝廷内外的臣僚只听到西征的消息，又知道河东边境的奏报十分紧急，没有不忧虑恐惧的。虽然北边事务说是征讨夹山部落，而且夹山只是小部族，但契丹却举国出兵征讨，事势很大，恐怕似乎另有谋划。臣深切思考，朝廷对于西北大事前后的处置有失误，所以戎狄乘机而来，肆意凌辱侵犯。如今使者前来，一定就是这个缘故。元昊世代都自称藩臣，一旦僭越反叛，招集部众出兵讨伐，本来应由朝廷自己谋划处理，却反而屈损中国的威势，借用契丹的援助，把别人的力量借来使用，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中，这是谋划开始时的失误。臣去年在边廷时，北方君主亲自对臣说，梁适离开时说，等西方的事情结束后，派人来致谢，并且带来元昊的表章，让臣知道元昊畏惧服从的意思；又对臣说，乾元节信使返回时，请把情况详细报告来。等臣回到朝廷，首先就说了这件事，只因为吕夷简因病退职、梁适被调出任职，便隐瞒说没有这番话。等到乾元节信使萧忠孝来到，向馆伴张锡询问，张锡始终不肯谈元昊方面商议的具体次序。朝廷在元昊反叛时，便派使者把情况告诉契丹；等到与元昊的和约将要成功时，却询问而不答复，契丹一定怀疑朝廷另有意见，这是前后处理不同的失误。臣在本月十六日已经具奏陈述此事，其中所谋划的有四件：一是借用边兵，二是借用边粮，三是假借数年所需的物资，四是断绝与元昊的和约。臣遥测敌虏的心意，所谋不过在此而已。若一定要借取财物，拒绝他们还可以找到理由；唯独同元昊断绝和约，最难处置。臣反复考虑，若对北方敌寇用谦逊的言辞致谢，对西方戎人用缓和的言辞周旋，假如能够暂且缓解一时的祸患，确实是当今可以实行的防备办法。然而臣愚昧地忧虑，兵祸将由此而起，处置此事不应再有失误。如今如果顺从北方敌寇而断绝同西戎的关系，也会有兵祸；接受西戎而违背北方敌寇，也会有兵祸。两个敌寇共同谋划，形成相互夹攻的形势；北方人刚离开，西方人必然到来，在拒绝和接纳之间，每一举动都会受到牵制。权衡祸患而选择较轻的一方，以诚信守持，使理亏的一方不在我们，这就抓住关键了。若一定要舍弃元昊，使其成为外部忧患，坚决断绝同他的约定，使北方防线不能反复借机邀功，这是最能长久安定的防备办法。臣担心谋划此事的人不能贯彻到底。况且元昊之所以抗拒中国，是因为僭越尊号、改换年号、不称臣、不奉表，这正是他倔强强横的表现。如今这些都已经舍弃而归顺我朝，却谋划了三年，便在一旦之间断绝关系。等到他已经离去，契丹使者到来，又将招引他，虎狼一样的本性，难道不会心怀怨愤吗？这就是兴兵的祸根。契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重视，也是因为它想促成和好之事，并且专门掌握着决定取舍的权力。如今西戎傲慢不顺从，朝廷却迟疑不作答。等到它使我国同西戎断绝关系，契丹却突然同西戎和好。那种桀骜的气势，难道不会心怀愤怒吗？这也是兴兵的祸根。然而，他们想要兴兵而逼使我国断约，都不过是敌人的狡猾计谋罢了。臣私下估计，北方敌寇会借着打猎的机会制造兴兵的名义，想邀取成功来向我国施加恩德。如果回答他们说：天下百姓都是一体的，本朝的军队尚且不忍心让他们交战而趋向死伤的祸患，何况让邻国的军队冒着刀刃而不顾伤亡；这并不是兼爱南北的做法。宁可失去一个小小的藩国，也不能烦扰兄弟之国。萧偕回去时，臣曾经把这些诚意传达给他，而且从未请求出兵，不必劳烦大举兴师。假如元昊自有嫌隙，违背北朝，今日出兵，也就不是原先所议的事情了。况且元昊的使者来时，每每都说是遵循北朝的意思，只是因为名分体制尚未顺当，难以听从。近来他已经称本朝的正朔，去掉羌人僭伪的称号而称臣了。只是事情关系长远，所以还须往返商议。如今如果事情的体制仍同以前一样，当然应当拒绝；但既然已经答应他在各方面恭敬顺从，就应接受他来归。若他来归而拒绝接纳，就好像失去了信用。

译况且中国以诚信自守，所以能够同四海相安。如果对西方人失信，谁还会相信我国的盟约呢？如果北朝因西戎背叛而讨伐它，南朝因西戎已经服从而放弃攻伐，双方共同成就德义美名，这也是《春秋》所称许的义理。敌寇虽然桀骜，也应当听到这些话而悔改。只要用厚重的财物、少量的使者来同他们结交，使他们存有邀功的念头，那么他们一定会暂缓谋划侵害我国。臣又听说，前一年北方军队解除武装之后，幽州也遭到劫掠，财物被强行夺取，妇女受辱，坟墓被挖掘，燕地百姓深以为苦。如今河东接近边境，恐怕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好堤防，以警戒意外。臣曾经观察北方防线的气势凌驾中国，往往搜集事端来制造衅隙，最终归结为强弩互射、利剑相击罢了，因此不可不早作防备。惟愿陛下谋划此事。【庆历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同修起居注。朝廷认为吕夷简的话是正确的，便下诏命富弼为使者，出使契丹回谢，诏书大意说：如果元昊在北朝失去了尊奉大国的礼节，北朝自然应当问罪；如果说元昊在本朝有稽延效顺的过错，就不必劳烦出兵。何况延州昨天奏报，元昊已经派杨守素带着誓书进入边界，假如不依照最初的约定，尚且可以阻止并遣返；如果完全遵守，也就难以拒绝。】富弼论元昊所呈誓书，上奏宋仁宗 臣近来看到元昊所呈的誓书和表奏，言辞礼节恭敬顺从，完全遵守朝廷所约定的内容，只是边境事务还有需要商议的地方。等杨守素等人到达朝廷，请同他们委婉和顺地商议，向他们表明一定和好的意思，使他们深信不疑；不可因为他们表面恭顺，反而在原先约定之外另行责难勒索。应当从各方面容纳他们，使他们没有防备我国的心思，这样他们必定会尽力同契丹相持。如果两个敌寇互相厮杀，双方都有损失，这是朝廷的福分，是上天所借给我们的机会。假如商议断绝和约，或者大幅度拖延而不能成功，那么元昊必定又同契丹联合，像从前一样成为祸患，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料想契丹一定不肯同朝廷断绝友好。余靖这次前去，保证不会有其他忧患。将来如果派遣谢恩使者，所带的谢礼不可超过定数；假如过多也没有益处，还请陛下深入详慎地选择。【庆历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余靖等出使契丹，杨守素等尚未到达朝廷，边臣先把西方人的誓书送上来，所以又上奏。】余靖论元昊所呈誓书，上奏宋仁宗 臣私下听说，国书送到朝廷后，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不请求深入敌境，是防备敌人的办法；又不敢同元昊签订誓书，放缓行封册之礼，以观察他的变化。这些都是浮泛空谈造成的过错。臣昨天在边境，事先听到了国书的意思。元昊的君主亲口对臣说：如果按照封册的请求，派使者深入军前，恐怕契丹的军马到来后，误有杀伤；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防备意图。臣又详细观察两个敌寇的形势，只有迅速举行封册，才能使元昊得以专心向东，同契丹争战；两个敌寇兵连祸结、不能停息，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即使两个敌寇交战，有胜有负，契丹也不能阻止我国同元昊和好，因为我们的谋划已经预先确定了。如果契丹获胜，元昊认罪，那么我国同元昊通和，契丹自然会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又如契丹战败，那么我国在此前已经同元昊通和，本来就不是观望形势而定。再加上契丹的意图在于报仇雪恨，元昊难道还会无故怨恨我国吗？这些都是必然的道理。假如朝廷心存犹豫，不能早日决定谋划，那么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化，对我国不利。臣深切认为，元昊天生凶恶狡猾，并非只有今天才知道；况且契丹强盛，他尚且敢于侮慢，何况对中国？他屡次交战取胜，只是被利益诱导，才肯和好，哪里是内心服从呢？如果他知道我国故意停留、等待形势变化，就会转而屈服于契丹，集中力量发泄愤怒，给我国造成的祸患，未必比契丹轻。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对元昊举行封册，应在两个敌寇胜负未分之前；这样元昊会把它看作恩德，契丹也没有借口。如今如果因为谋划尚未确定，两个敌寇便交战，万一契丹战败，却派使者坚决前来阻止我国同元昊和好，那么将用什么理由拒绝呢？不如先下达敕命，确定夏国封册使，让元昊知道此事，以坚定西方敌寇的心志，使其专心对付北方敌虏；这就是使两个敌寇相互争斗的防备办法。惟愿陛下早作谋划。【庆历四年九月上奏。当时朝廷正商议给元昊举行封册，契丹使者到来后，便派余靖向契丹报告，同时暂缓派遣给元昊的封册使。余靖在九十九泉会见契丹主，回来后上奏此疏。诏令采纳余靖的意见，并命延州先给夏人发文，十月才下达誓诏。】富弼论河北七事，上奏宋仁宗 臣恭敬地认为，河北这一路，大概是天下的根本。古代还没有失去燕、蓟之地时，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作为中原的险要，可以隔绝匈奴，使其不敢南下；历代帝王还都极力防守，从未轻视过它。自从晋祖失去整个燕地，北方的关隘险要全都归属契丹，契丹来犯时，便一片平坦，毫无阻碍。何况河朔的士卒精悍勇猛，与其他各道不同；取得他们的心，就可以使他们为国效力，失去他们的心，就足以成为大患，怎么能不留意这里，反而轻视它呢？臣昨天奉诏出任宣抚使，从渡过黄河向北以来，遍访当地人；那些熟悉祖宗以来边防事务和机要的人，所说的话都很有条理。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入侵，边兵有时防守失败，却不能长驱直入。真宗初年，边兵也有少量失利，却出现了长驱深入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祖、太宗时期曾多次出兵深入，进攻讨伐；等敌寇到来，又督促各位将领发兵迎战。敌骑即使获胜，也知道我军会相继出营，援兵从四面到来，他们没有退避隐藏的恐惧，所以匆忙出塞，不敢长驱直入。等到真宗即位，因惩戒防守军队的失败，便下诏给边臣：敌寇到来，只命令坚守营垒、清空野外，不许出兵；即使不得已出兵，也只许依托城池布阵，而且临阵时不许相互厮杀。

译敌人知道我国不敢出战，于是在坚壁清野的情况下，毫不顾忌地前进，一次侵犯大名，一次侵犯澶渊。因此虽然没有边防军队失误的祸患，却有敌人长驱直入的忧患。真宗第二次巡幸河朔，幸亏讲和，否则后果就难以预料了。臣曾任史官，私下阅览国史，用当地人的说法相互验证，大体相符。既然已经知道祖宗朝守御的利害，又伏下心来思考如今的情况，发现现在不如祖宗朝的地方有七项：朝廷号令不统一，前后互相抵触，事情有缓急，四方不能遵行；北方军队一旦行动，必然出现缺漏。这说明号令不如先朝严明，这是第一项。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至今已有七年，大大小小共经历十多次战斗，每战必败；官军士气沮丧，望见敌人就畏惧胆怯。这说明威令不如先朝震赫，这是第二项。北方狄人的兵力又不是西方敌人可比，一旦发生变故，凭什么靠威武取胜？两府大臣不敢主持事务；即使有人提出主张，果断执行，也会引起横议群起，扰乱圣听，因而往往被破坏，暂时施行后又停止。所以朝政不能振作，北方狄人一旦行动，事情关系安危，又有谁敢替朝廷主持执行呢？四方多事，这说明执政者不如先朝大臣能够主持决断，这是第三项。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惠和信任，徭役沉重，已经侵害到肌肤骨髓；他们悲愁怨恨，无不想要作乱。近些年凡有盗贼出现，响应的人就像云一样聚集，足以看出民心多有背叛。北方狄人一旦行动，大军从四面聚集，百姓中必定有人观望形势而起事。朝廷忧虑内部祸患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防备外部忧患呢？这说明民心不如先朝那样牢固团结，是第四项。朝廷费用巨大，财物已经耗尽；向百姓征取，百姓已经困苦，取自内府，内府又有限。如今河北各州军中，只有粮食储备稍有准备，其余府库全都空虚。北方狄人一旦行动，所需费用没有尽头，而现在还没有筹措财用的办法。这说明财用不如先朝充足，是第五项。外有强敌窥伺中国，或攻或守，都必须得到健将。如今河朔只有一两人可以充任偏将副将，五七人可以在阵中任用。北方狄人一旦行动，大军全部集结，却没有将帅统领。这说明将帅不如先朝那样有谋略勇力、熟悉战阵，是第六项。军政败坏松弛，士卒骄纵懒惰，平时很少受到约束，不过是施以鞭打罢了；他们甚至谋杀都将，结伙煽动而逃亡背叛。如果突然需要调发军队，让他们面对箭矢和石块，难道不会发生变乱、同外敌合势作恶吗？昨天保塞的事情发生后，沧州士兵想要劫掠瀛州，漠州士兵想要劫掠顺安军；此外来到城下的士兵，没有不在白天劫掠百姓的，完全没有畏惧顾忌。这件事发生不久，可以作为验证。这说明士卒不如先朝那样严肃整齐，是第七项。以上七件事，都是臣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不敢沉默不言，恐怕关系到边防大计。恭请陛下特别留心，以先朝已经验证有效的办法革除因循弊病，奋然亲自作出裁断，作为长久的防备，臣将不胜荣幸。【庆历五年正月上奏，当时任河北宣抚使。】《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纂 边防类 辽、夏八 上奏宋仁宗论西北议和：其中有三项大忧患、一项大利益。韩琦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给夏国举行封册，契丹又从西征回来报知朝廷。在这个时候，如果便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忧，那么以后必有三项大忧患；如果把前日的祸患考虑到长远，那么以后必有一项大利益。请允许臣略加说明：自从羌人侵盗边境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小规模入侵和大举来犯不断，却从未挫败他们的锋芒。如今他们乘着屡次获胜的气势同朝廷讲和，难道不是因为每次兴兵所需的物资都从本国百姓那里搜取，所得又抵偿不了军费；又因为断绝边境和市，上下都困乏，所以暂且取得称臣的虚名，却每年索取二十五万的丰厚财物，这难道不是权宜取利吗？况且契丹势力一向强盛，夏人尚且敢同它抗衡。如果让夏人每年享有金帛和和市的利益，国内充实，一旦我国边备稍有松弛，他们必定会产生大举窥伺、图谋关辅的心思。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患的第一项。契丹昨天因为羌人诱骗边民，立即前往讨伐，结果未能得志而回。看到朝廷给曩霄举行封册，他们心中一定更加不满。近来的间谍传来契丹国人的话说：“到河西、沙漠中去所得到的，只有牛羊罢了。如果商议南下放牧，那么子女玉帛将多得不可胜数。”臣担心契丹将来或许会提出更多要求，或者请求断绝同西人的和约，以毁坏盟誓。况且河北士兵骄纵而未经训练，突然奔突冲击，就必定会震动京师。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患的第二项。又从前石晋借助契丹的力量取得天下，每年赠送缯帛三十万。如今朝廷每年赠给契丹五十万，给夏国二十五万，使两个敌虏一天比一天富强，而国家从百姓那里征取的财物却一天比一天减少。倘若不幸屡次遭遇水灾旱灾，祸患就会发生在内部，不只是敌虏方面。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患的第三项。昨天契丹自恃强盛，想要吞并夏人，仓促兴兵，反而遭到失败挫折。虎狼般的本性迫切地想要报仇，恐怕从此以后双方交战不能停止。况且夷狄彼此攻伐，正是中国的利益。这实在是朝廷谋划蓄势、等待敌人出现破绽的时候。如果能够在内整顿纲纪，在外训练将士，使百姓休养生息，积蓄财物，坐等两个敌虏衰弊，那么幽州、蓟州、灵州、夏国之地，便可以一举谋取。振扬威灵，弹压夷狄和夏人，岂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一项大利益。臣希望陛下深思，除去大忧患而取得大利益，这将是天下的福分。如今范仲淹、富弼前往河东、河北经制边事，一定会有所陈奏。然而臣长久在陕西，敢再陈述陕西的处置事宜吗？况且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然撤罢了招讨使，但边备不可松弛，请仍然选择有才干声望的近臣担任主帅，特地下达手诏委任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经营一方，以防备羌人反复变化。四路驻军中，十分之六应当留在边境，十分之二令其向东返回，十分之二迁屯到靠近内地的州军。鄜延路驻屯河中府，环庆、泾原路迁屯邠州，永兴军、秦凤路驻屯凤翔府。每一路设置一名钤辖驻泊，二名都监，和各路知州一同训练军队，而军队仍由本路统领；没有事务需要，不得随意抽调。迁屯军马所在之处，如果知州才望较轻，请另行选人代替。四路所抽调来就地供粮的土兵，请委托各路帅臣斟酌，按一年分为两班：一班驻边，一班放回本地。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边上的粮草，也能使他们免受长期戍守之劳。陕西各州军在南郊赏赐之后，官府府库一向都空虚；如今范仲淹如果经过陕西宣抚，又会有军中额外支出，只会增加费用。如果臣可以前往陕西办理，也没有别的处置需要，不必再让范仲淹前往。又看到各路近来招置宣毅兵，接近十一万人；然而朝廷物力尚未充足，拿什么供养他们呢？况且乡里间盗贼私自发动，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捉攻击。如果防备群盗，只应增加一处屯驻、统辖一路的都监，不必每个州都全部设置防守。宣毅兵请求除河北、河东以外，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个指挥可减少三百人的定额，以后有缺额再招募补充。如今天下军队冗多而不精，轻易耗损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各州军已经派官员考核选拔，其余各路也请选派资历较深的内臣分别前往拣选。这样可望裁减冗余粮饷，并使经费得到供给。【庆历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宋祁论河北及岭南事宜，上奏宋仁宗 臣私下听说，用兵的人如果不幸遇到敌人作乱，就想平定它；不可在自己不能平乱时，反而不害怕敌人侵犯，却忧虑敌人为什么会来侵犯。如今听说契丹制造事端、寻找嫌隙，想要破坏和约誓书；对外倚仗虚浮的骄气威胁近边，不顾是非曲直，只看重利益，这叫作贪战。贪战就会造成混乱，这正是可以乘机取胜的。然而陛下没有良将，边疆大臣大多才干低下；铠甲头盔不坚固严密，弓弩射程不远，行军没有防护营幕，出战没有营垒，战马缺乏精锐突击之力，士卒习于骄纵懒惰，对外不能抵御祸患，对内反而能够制造祸患。这就是陛下还没有可以希望用来对付敌人作乱的力量。邕溪的蛮人中最脆弱的一支，如今竟然离开巢穴，侵略千里土地；防守军队安然行进，没有一个能够抵拒，像虫飞蝇聚，纠缠而不散。这是官员冗滥、吏员庸碌，招致他们侵扰的原因。事情败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振作并扩张力量，就不能说是有谋略；谋划不善，使祸患遗留下来，就不能说是治理国家。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的各位臣下，事态紧急时才想到治理，事态缓和时便苟且偷安；天下无事时，看见较小的利害就轻视它，认为不值得处理；等到利害重大时，又害怕地说“怎么能仓促实行”，又说“只顾今天的安定还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危险”。小事被轻视，大事被认为困难，长远之事被蔑视，于是天下事务一天天衰败，一年年耗损，制度谋划不能建立，纲纪日益颓坏。

译幸赖陛下盛大的德行，四海安宁，国家无事而得到治理，但这不能作为可以依恃的长久办法。如今幸好两边稍有警报，朝廷上下都留心，士人争相献策，人心也必定趋向正道。臣请先分别谈两方面：如今河北已经分为部管等路，各自统辖所属州，这就像唐代各节度使的兵力；然而还没有设置都统来统一节制进退。臣请趁此建立大帅统一统领，使各部分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金鼓、旗帜、军队编制和号令，都应当统一听命于大帅；缝补铠甲、磨砺兵器，进一步养马、阅兵而讨伐敌人，讲求法度。朝廷秘密下诏，说明敌虏进入某处，就由某部军队抵挡；某路出兵援助某处，如何供给粮食，都向大帅咨询并听从命令。攻击敌人头部，尾部就相应；攻击尾部，头部就相应；各军相互策应，灵活伸缩，包围弥补，明确设置赏罚；边境以外的事务不受朝廷中途牵制，这就是所谓不可使敌人扰乱。国家不乱，陛下就可以任用这些军队，战胜敌人的混乱。岭南边远地区瘴气湿热，北方戍卒在夏秋前往，十人中有九人会死一生还；派兵多了粮食不足，派兵少了事情又不能办成；急于责求功效，蛮人就逃遁不肯出来，缓慢对付，他们又会回来扰害百姓，因此应当有办法制服他们。如今听说派遣一万多名北方军队戍守岭外，那里下湿上蒸，病死的人一定很多；估计群蛮也不会长期屯聚，攻击他们必然会使其溃散。臣认为不如选一两名健将，每年只留下五千名北兵。把士兵分屯在要害之处，再选十多名善于治理的官吏，分别治理各州；招募当地人为乡军，免除他们的租调，按照州的大小和户数多少确定人数，统一编入部伍，教导他们进退，都用他们所擅长的技艺同敌人较量。大约每一百名乡军配给三十名北兵，以强弩利兵辅助他们。冬春时让他们深入敌境，扰乱敌人的居处；夏秋时让他们谨慎防守，防止敌人侵略。敌人即使能够诱骗、收纳中国的亡命之徒，归根结底粮食耗尽后也必然会出动掳掠。如果他们前来时，我们能有一次大规模斩获，就足以使他们终身受到创伤。我国的威势已经建立，然后才可以商议招抚他们；同他们结盟，就坚定地答应他们。臣以为应当长期实行，期限五年；近则至少三年，南方就可以无事了。臣深切担心有关部门苟且行事，又沿袭旧日弊病，过多留下客兵，自己招致死亡；又不先树立威势而急于招抚，不作长远谋划而只求眼前功效，所以即使结盟也一定会被违背，即使称臣也一定会背叛。从前的过失已经无法追回，从今以后的利益却应当审慎谋划。臣担心各位将领建功之后，议论者安然自得，便顺势因循，草率地交给官吏设置防守，不替陛下谋划长久之计；这样即使一个贼人死了，还会有一百个贼人产生。所以臣说，敌人前来侵犯本身不足畏惧，真正可忧虑的是导致他们前来侵犯的原因。臣愚昧浅陋，不懂朝廷禁忌，惟愿陛下裁断宽赦并加以采用。【皇祐四年上奏，当时任成德军知军。】宋祁论河北的根本在镇州、定州，上奏宋仁宗 臣想到自己已经五十六岁，平素衰弱胆怯，不通晓时势；在内治理一个郡，所习只是刀笔文书、簿册事务，计算米盐，同庸俗官吏争夺考课优劣，以此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没想到陛下过分听信，竟让我守边居于真定，不到半年又调往定武，任用超过了臣的能力，臣早晚都感到震惧惶恐。然而臣曾听说，天下的根本在河北，河北的根本在镇州、定州，因为它们处在敌人冲击的正面，是国家的门户。况且契丹已经平静了五十年，习惯于不畏惧人，贪婪吞食的心不能不有所发动。如今磨利兵器、喂饱战马，想要凭借强力凌辱我国的，只有定州和镇州两军。如果不交战，敌人就会深入赵州、邢州、洺州等地，像刺入空虚之处一样，贪婪地吞食百姓，祸患就会出现。臣日夜深思，认为要使军队强大，没有什么比增加粮食和财物更重要；要训练士卒，没有什么比善于选择将领更重要；要使人羡慕荣耀而乐于战斗，没有什么比赏赐厚重、惩罚严厉更重要；要使敌人顾虑观望、不敢前进，没有什么比使镇州威重、定州强盛更重要。以知羞怯为耻、崇尚勇敢，喜欢议论事务，甘愿战斗而忘记死亡，是河北人的性情，几乎像是天生如此。陛下只要稍加激励他们，不必担心他们不肯作战。但想要作战的士兵没有好将领，即使争斗也仍会失败；没有粮食和财物，即使镇州有金城、定州有汤池深壕，形势也必然轻弱。如今朝廷选择将领、训练士卒、筹措财粮，反而把陕西、河东放在前面，河北放在后面，这不是正确的谋划。西戎的兵力锐利，士卒很少能够稍稍侵扰边境，不能深入；河东有天险，敌虏害怕在那里作乱。只有河北不是这样：失去了长城的防护，从蓟州向南，敌人一眼可以望见千里，敌军击鼓前进，就像在席褥上行走一样。因此说，谋划对付契丹，必须先从河北开始；谋划河北，舍弃定州、镇州就没有什么可商议的了。所以臣希望先把粮食送入镇州、定州，镇定充实之后，其他地方也可以运入粮食；其余各州中，将领有在陕西、河东立过功劳的，可以调任镇州、定州。这样镇定的地位就会提高，天下长久太平，战马也可以更加减少。臣请求多使用步兵。喧闹地聚集，突然地散开，像云奔风驰一样，从后抄袭、向前掠取，这是骑兵的长处；强弩、巨棒、长枪、利刃，十人相连、五人为伍，齐声呐喊而迫近交战，这是步兵的长处。臣料想朝廷同敌人交战，必定不会深入追击，把敌人彻底驱赶，只会到边境就停止。既然如此，就不必依赖战马，步兵便可以使用。臣请求减少战马而增加步兵。因此战马少了，骑兵就精锐；步兵多了，作战就强健。我国能够发挥步兵的长处，即使契丹战马很多，也没有用处。镇州、定州本是一体，形势上不可分离；如今把它们分为两处，恐怕谋划得还不周详。先帝认为，如果作为一道由一名帅臣专门统领而军队不分开，那么定州抵住敌人的胸腹，镇州攻击敌人的侧胁，这是形势自然形成的。如今分开镇州、定州已经明显有害，屯寨、山川、要害险地被分割占有；平时号令文书不能统一，敌人如果叩击营垒，两地便彼此不能相互救援。这样谋划此事，谁肯承担责任呢？臣请求把镇州、定州合为一路，希望由将相大臣统领。无事时以镇州为治所，有事时就把治所迁到定州，指挥调度各位将领；权力统一而责任有所归属，士卒就不会抱有苟且之意，这是最上等的防御办法。惟愿陛下同中书、枢密院安享太平时想到危险，仔细谋划其中的长处；如果一定要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危险了。河东的战马强健，士卒熟悉奔驰冲击，同镇州、定州内外相应。从东面经过井陉向下，不到百里便进入镇州、定州。敌人如果深入逃走，就用河东健马辅助镇州、定州的军队，趁契丹军队懈怠时攻击正在归去的敌军，这是万全的一条奇策。臣听说，事情迫切而有关于实用，就不能只用文章陈述。臣所论增加步兵、把军队调入镇定、分兵隶属于偏将等各项条件，条目繁多琐碎，需要交给刀笔吏详细说明才能明白。臣已经用通俗语言说明，另行封缄上奏。至于选择良将、积蓄财物，请交付枢密院、三司分条列举上报。臣只是一个读书人，不懂军旅事务，偶然有所见闻，不敢隐瞒，特别是因为蒙受大恩，想着赶快报答。恐怕臣的议论涉及迂阔昏暗之处，有关部门会怀疑诘问，还请交付臣下，让臣尽意分条陈述，然后施行。【皇祐五年上奏，当时任定州知州。】刘敞论修筑古渭州城有四项不可行之处，上奏宋仁宗

译臣在本月二十二日上奏公务。臣得以预先登殿，亲耳听到陛下的德音。陛下认为，保存古渭州会成为祸害，放弃它又会损害威信，两方面尚未决定，于是询问身边的大臣，语意恳切深长。臣实在独自赞美陛下的聪明谦逊和无穷的谋略。臣虽然没有听到公卿的议论，但臣愚昧地认为，放弃古渭州更为便利。为什么呢？朝廷同羌戎订立和约已经很久，如今一旦夺取他们的土地并筑城，就会抛弃明确的信用，图谋小利，使夷狄有机会窥伺中国，这是第一项不可行。羌戎的部落并非同一族类，他们一看到土地渐被侵夺，必然人人心怀疑虑，互相谋划、派遣间谍；他们可能以新城为借口，互相率领而大举造成边患，这是第二项不可行。自开始筑城到现在只有半年，所耗费用已经达到巨万之数，秦州因此空竭，调发供给和运输更是无法计算；如果再屯兵守卫，时间一天天延长，财物耗尽、力量枯竭，那么关中都将成为忧患，这是第三项不可行。从前敌虏出兵争夺利益，杀死官军数千人；后来虽然击破了他们的军队，足以相抵，但敌虏的怨恨更加深重，他们的意图只是重新得到旧地而已。战争如果不能停止，忧患就要开始，这是第四项不可行。假如新城足以遮蔽秦州，使秦州长久没有羌胡的忧患，即使倾尽全国力量守护它也可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地形便利，使敌人能够凭借它窥伺边境，即使倾尽全国力量争夺它也可以。如今究竟看重什么、轻视什么，却要牵累国家财用，困乏百姓力量，损害士卒性命，只为贪图这咫尺之地？计算功劳就可耻辱，谈论利益就可羞耻，考虑祸患就可忧虑，这些都明明白白，而议论的人却不忍决断，说这样会损害威信，臣实在不能理解。过去舜讨伐三苗，三苗不服，益向禹进言；舜于是班师整顿军旅，而三苗来朝归服。由此看来，帝王的威势在于使万物畏惧他，而不在于使万物憎恶他。因此，行动如果合乎义、顺应道理，万物就会畏惧他；行动如果只为利益而违背道理，万物就会憎恶他。畏惧他就会服从，憎恶他就会轻慢，这是自然的道理。汉武帝驳回丞相、御史请求出兵的意见，停止在车师、轮台屯田，于是天下重新太平；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主张，罢弃珠崖，于是中国重新安定。因此从德行方面说，不能超过舜、禹；从强力方面说，也不过是汉武帝驾驭夷狄的做法。应当忧虑的是行为屈曲违背义理，而不是力量不足；应当忧虑的是行动违背道理，而不是威信受损。惟愿陛下明察这两点，考察利害是否周全：谋划贵在多听意见，决断贵在独自裁定。以明察鉴照古事，以此了解今日，臣不胜狂直至极之情。【皇祐五年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吕诲论边备松弛废弛，上奏宋仁宗 臣深切认为，戎敌讲和，已经有很多年了，边备长期毁坏，军威不能振作，因循苟安而轻视敌寇，这难道是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的长久计策吗？臣不是懂得兵事的人，只是多次任职于陕西，熟悉听闻四路的事情。正当陛下振作精神求治时，臣曾说军队和防务应当作为首要事务，所以略举边境的几件事，报告给陛下听。臣认为如今边备最值得忧虑的，是陕西百姓和财物匮乏，连年歉收，不同于宝元、康定年间的情况；如果万一稍有紧急警报，必定没有强盛取胜的形势，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自从西戎同我国通好以来，儒臣乐于担任边帅的，只把获得任事权力作为打算，哪里曾经经营各项事务，为军队防务作长远计划呢？臣恭敬地看到，近年有生户自行进入汉界居住，占有土地田产，如同踏入无人之境；所属堡寨都不加禁止，州县也无从得知，即使知道了也不遣送，担心因此惹出事端。将来一旦风尘骤起，他们可能成为敌人的内应，这类事情很多。熟户自庆历年间经历战斗，损失了很多人口；后来虽然有折生增口的办法，却从未登记他们的姓名，遇到缓急时要使用他们，怎么能够召集防备呢？加上向来威势强大的部族，常常被西人用利益诱骗，都怀有背叛之心；藩篱不牢固，将来抵御敌人就无所凭仗，不能不忧虑。弓箭手自从西部战事以来出现缺额，一直没有招募补充；他们大多被堡寨官员私自役使，受到各种侵夺剥削，百姓非常困苦，以致训练和阅习全都废弛。如今防守边境堡寨的使臣，大多没有选择合适的人，只图通过转官酬奖获利，积聚俸禄，乘机谋利，处处营求私事；甚至有的人家中不养马，弓弩不能拉开，却要求他们取得抵御敌人的功效，这能办得到吗？至于土兵，最为得力。宝元年间登记百姓充任弓手，随后刺面编为保防等军，当时公私所耗费用无法计算；后来分配到各指挥，训练已经形成秩序。西部战事平定后，逃亡、死亡、损失的人员再也没有补充，如今剩下的没有多少，年少的也都五十多岁了；眼看就要防备选用殆尽，那么二十多年积蓄、供养、训练的功劳一旦废弃，实在可惜。至于四路帅臣，姑且以泾原一路来说，它的地势最平坦开阔，敌人的战马出入正好可以奔驰冲击，控制防守尤其困难；康定年间多次交战大败，都发生在这一路。施昌言昏昧年老而且有病，让他承担这样的重任，就像倚靠长城一样，能使人安心吗？臣愚昧地曾经思考，如今边境无事，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应当早日谋划，也要有所准备以等待敌情。臣请求朝廷选择派遣一两名熟悉边事的朝臣，另立名目，秘密同一名转运使共同考察四路。如果有长期积弊，不要害怕更改；凡是过去迁入汉界居住的生户，都依照熟户的条例分配田土，明确发给授予，设置簿籍加以管束，分别立项，使官员负责统辖。所有原有的熟户，也应当在原先登记防检的基础上，查出其中混杂的生户；无论长期居住还是新近迁来，都不分新旧重新编排等级，增加设置官员，建立确定的账籍；这样才可望在紧急时召集防备。弓箭手只需按照原有登记，查验缺额人数，逐步招募收补。所有防守边境堡寨的使臣，都命令他们考核试验弓马，斟酌人才；不至于怯懦、能够任用驱使的，让他们长期任职。若不称职，就委托所派官员在靠近内地的州军使臣中选择人员调换。所有土兵，只选择其中子弟勇悍而有武艺的，不以等级为限制；允许强壮者替代年老体弱者，这样利处相差极大。四路帅臣，请选择才干谋略、公正忠诚的人，文臣武将都可以，不限官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让他长期任职。这几件事，臣愚昧地认为很便利，而且也不是创新的谋划，全都是祖宗旧有的规制；只是臣痛惜它们被废坏，所以冒昧希望陛下留神省察，同大臣确实讨论。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应立即施行，不应拖延；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也请陛下记载保存，日后自会验证。之所以请求派官考察，是因为长期废弛的事情，都是边臣苟且偷安，任职两三年便更替离去，逐渐养成深重弊病；上下相互遮掩，不愿让朝廷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译如果只下诏命令各处修整武备，最终没有实际成效，就同没有实行一样。惟愿圣明采纳。【嘉祐五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宋英宗，请求告诫边城不要轻视琐碎事务。司马光】臣听说，明主在事情开始时就谋划，在防备阶段就考虑祸患，所以用力不劳苦而取得的功效很大。臣切实看到，国家用来抵御戎狄的办法，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宜。在他们安定、安附、顺从的时候，朝廷却喜欢同他们计较末节，争论细小的事端；等到他们桀骜暴横之后，又跟着姑息迁就，不能深入讨伐。这是使戎狄更加轻视中国，厌恶柔顺服从而乐于背叛。近来西戎的祸患，起于高宣；北狄的嫌隙，起于赵滋。但朝廷直到今天始终没有醒悟，尤其还认为二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反而认为遵循义理、恪守本分的人是错误的，因此边境武臣都锐意制造事端。有的把开拓荒废土地十多里当成功劳，有的把杀掠老弱敌虏三五人当作勇敢。朝廷称赞他们有才能，突然提拔任用。后来敌虏心怀愤恨，于是前来报复，屠杀熟户，抄掠边民，防守方面的损失动辄以千计；朝廷却只知道惊骇，增加军队、聚集粮食，对导致祸患的人既不追究，对守边的大臣也不谴责。这样却希望戎狄宾服、边境没有忧患，就像添柴扇火，却希望锅里的汤不沸腾一样。臣愚昧而深切地想到，真宗皇帝亲自同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封他为国主，每年损失百万财物，分别送给两个敌虏，难道是喜欢这样做才这样做的吗？实在是因为屈己忍让所受的羞愧小，而爱护百姓的仁德大。如今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事业，守护已经安定的根基，可是执政大臣屡屡因争夺桑木的小忿而争执，心中不考虑灌瓜之类的大计，使边鄙的祸患纷纷不断，臣实在替陛下惋惜。近来听说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又有人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栽植，这不过是边鄙的小事，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可是朝廷因为从前认为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止防御这些事，是无能之人，便另选州将来代替他。臣担心新将到任后，必定把李中祐作为反面教训，却把赵滋当作效法的榜样，任意杀害契丹百姓，战端一旦开启，往来争斗就会无穷无尽了。何况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竭，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训练；夏国已经心怀愤怨，屡次前来侵扰，祸患的根苗已经形成。若再使契丹失去欢心，臣恐怕国家的力量难以支撑。伏望陛下严令告诫北部边境的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循常例，只是发生捕鱼船、砍伐柳木一类的小规模相侵，只可以用文书整顿防备，讲明道理加以晓谕，使有关官司自行禁止约束，不可轻易用箭和刀兵相加。若再三晓谕仍不听从，再报告朝廷；即使专门派使臣到契丹王廷同他们辨明是非，也没有什么妨害。如果仍然不听从，那就不如广泛寻求贤才，增加修明德政，等到公私都富足、士卒和战马都精强之后，再奉行辞令讨伐他们；这样便可以把穹庐中的部族驱赶到漠北，恢复汉唐的疆土。相比之下，何必去争捕鱼和柳木的得失，岂不是相距太远了吗？【治平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留意边境事务　　　　司马光 臣深切看到，近年以来，赵谅祚虽然表面上派遣使者称臣进贡，暗中却蓄积奸谋，窥伺边境，暗地里用官爵和金帛招诱中原不得志的人。熟户蕃部中，听说逃亡叛去以及暗中同他交通的人，已经相当不少，而朝廷还不能一一完全知道。熟户蕃部中有违抗拒绝、不肯服从的，赵谅祚就立即发兵，公开杀戮劫掠。弓箭手中住在边防地区的，赵谅祚都逼迫驱逐，使他们进入其境。将帅之臣只是坐视，不能救援，于是使其余熟户都畏惧他的凶威，怨恨中原，人人都有离叛之心。等到朝廷派使者携带诏书责问，赵谅祚拒绝接受；即使有所答复，也都是侮慢欺骗的言辞。朝廷也隐忍宽容，不再追问。赵谅祚又多次散布虚假的声势，以惊扰边鄙；而将帅之臣大多懦弱怯惧，别无才能谋略来抵御外侮，只是一味聚集兵马来保卫自身。一条路有警报，三路都惊慌，把腹地州军的下番兵士全部抽调到麾下，使他们白白消耗粮草。几个月后，悄无声息、毫无动静，才遣送回去。还没来得及休息，忽然听到有警，又再次抽调。这样来来回回，疲于道路奔波，始终没有一件事真正有所作为。臣虽然愚钝无能，不熟悉边境事务，但私下按照自己的想法推测。赵谅祚之所以仍旧派使者称臣进贡，一是贪图每年所赐的金帛二十多万，二是贪图入京贸易，三是希望朝廷不为此防备。它招诱不得志之人的原因，是想用他们刺探中原的虚实；平时就任用他们作为谋主，入境防守时就用他们作向导。它诱骗胁迫熟户、驱逐弓箭手，是认为东方来的客军都不值得畏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在极边之地，勇猛强悍、善于作战；如果先把他们剪除，边民就失去依靠，入侵时便可畅通无阻。它多次散布虚声惊动边鄙，是想使中原军队疲于奔命，耗散储蓄，使公私都贫困。等边吏习以为常，不再防备，然后乘虚入侵。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早加以考虑，使它的奸谋得以成功，臣实在担心它将成为国家无法估量的祸患。臣认为朝廷应当为此早晚勤劳，深深忧虑；可是如今只见它派使者进贡，便认为它的臣节没有亏损；听到它侮辱玩弄的话，反认为是恭顺；听到它欺骗轻慢的话，反认为是真诚。这并不是朝廷不知道它的本心，而是希望它的阴谋尚未发作，只求眼前暂时安定，不顾将来深重的祸患。

译臣日夜思考此事，实在不胜愤懑忧郁：为什么戎狄谋划得这样深，而中原考虑事情却这样浅呢？臣愚昧，伏望陛下对于边鄙事务常常留心，特地下诏书，向内外明确晓谕。凡文武臣僚中，长期担任边境职务，或者曾经经历战阵，了解军中利害以及戎狄真伪情况的，都准许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官职疏远卑贱，或文辞鄙陋，就逐一略加省览；选取其中道理较为高明的，都赐召见对答，从容询问当日治兵御戎的防备措施有哪些得失、应当如何处置，这样就能得到适宜的办法。若他们的意见有可取之处，立即施行，并记录姓名，置于左右。然后从中选拔勇略特别出众的人，提升为将帅。若能称职有功，就用爵位赏赐来勉励；昏庸懦弱、败坏事情，就用刑罚诛戮来威慑。再加以选练士卒，留下精锐、裁去冗员，申明等级制度，抑制和振作骄惰之气。确实能够这样坚持不懈地实行，几年以后，等到将帅得人、士卒听命，那时就任凭陛下施展了。即使向北收取幽蓟，向西收取银夏，恢复汉唐的疆土，也不算困难。何况只是守住今日的封疆，制服戎狄的侵扰侮慢，难道还不能从容有余吗？【治平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上奏英宗论述西部边境可以进攻的四件事，欧阳修。臣伏见赵谅祚狂妄僭越，造成的嫌隙已经很多，不出一年必定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庸愚，不通晓时机，只是对外推测敌情，对内衡量事势，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思考今日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能事先宣扬，须等看到形势再应变，但坐待时机而制胜，也仍然是可以谋划的大计。谨列条陈，希望多少能有所帮助。臣所谓对外推测敌情，是说赵谅祚的家族世代占有夏州，在李彝兴攻克李叡以前，不过是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境祸患；后来他们防守灵州、盐州，占有了整个朔方地区。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然不能剪灭他们，便致力于招抚怀柔。恰逢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于是商议归顺，而我国只用恩德信义恢复他的王封，按时给予的俸禄赏赐极其优厚。李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虑，他的儿子元昊又已壮大，于是合力向西进攻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兵力强盛，元昊于是又背叛国家。从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困弊，持续了好几年。元昊知道我国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商议讲和，而国家给予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从前。他号称国主，所得到的只是称臣以及每年给予的财物，但数量是德明时期的百倍、契丹所得的一半。如今赵谅祚虽然只是狂妄的少年，但熟悉他家族世代的所作所为：李继迁一次叛乱便恢复王封，元昊两次叛乱便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再次叛乱，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那就是想把自己同契丹相比，同中原抗衡，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这就是臣所切实推测的敌情。所谓对内衡量事势，是根据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况，比较如今的边防，与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来观察胜败的形势。自真宗景德二年在澶渊同北狄订盟，第二年开始接受西夏归顺，便致力于停止战争。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叛乱，前后大约三十多年，上下都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鄙没有勇将，将领愚昧而不懂兵事，士兵骄惰而不知战阵，器械朽坏，城郭毁坏倾颓；而元昊又是勇猛凶悍、桀骜狡黠的敌人。他积蓄奸谋、窥伺中原已经多年，而我国正安然自得，毫不把它放在心上。等到他的谋划已经成功、军备已经具备，一天之内反叛的文书送到，朝廷才茫然不知所措，内外震惊，举动仓皇，所以用兵开始时只有失败，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们，他们竭力经营；勇士和精锐将领也因战阵而逐渐涌现，经过几年，谋略渐渐具备，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支撑抵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乏，所以只好委屈自己、忍受羞耻，再同它讲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却不同：现在的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体曾经修缮，也不像往年那样坍塌；土兵、藩落有所增加并加以训练，也不像往年那样只有少数而且是骄惰的军队；大小将校中曾经经历战阵的，往往还在任，也不像往年那样尽是魏昭炳、夏随之类的富贵子弟；一两位执政大臣，都是当时竭力办理西部事务的人，对西部事务很熟悉，也不像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往年的失败，是用不懂边事的谋臣驾驭不懂兵事的将领，使用骄惰的士兵，拿着腐朽的器械，来对付桀骜狡黠而新兴的敌人。如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赵谅祚这个狂妄少年又远不如元昊。往年我们忽然遭遇而毫无考虑，如今又已经先行觉察，可以及早作好防备。假如他不叛乱就算了；如果果真叛乱，未必不反而对中原有利。臣认为可以趁这个时机洗雪从前的耻辱，取得后来的功业，关键只在于人谋如何。若凭借陛下的神威睿智，擒获赵谅祚君臣，献于宗庙，这就是上策；其次是在黄河以北驱逐狂妄的敌虏，收复朔方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占据其险要而由我国防守，以永远断绝边患。这就是臣从内部衡量事势，认为或许可以如此。臣所谓鉴戒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小的过失不止一件，无法全部列举，臣只请说其中大的。夷狄多变诈，交兵合阵时，敌人假装败退来诱骗我军；我军贪功追击，有时没有料到敌人突然杀出而被其截击，有时推进到死地而陷于束手无策，这就是从前屡次失败的教训。如今熟悉兵战的人也能知道这一点，虽然这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上的错误，就是攻守的策略全都失败了。臣看庆历年间御守边境的部署：东起麟府，西到秦陇，地域长达二千多里，分为五路，分为州、军二十四处；州军又分设寨、堡、城，几乎有二百处，都必须列兵防守。因此我国兵力虽多，也不得不分散；分得既多，兵力就不得不稀少，而敌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兵力集中成一股前来。

译这样一来，我军虽然人数多，却分散成少数；敌军虽然人数少，集中起来却变成多数。他们以多攻击我们的少数，我们不得不失败。这种城寨防守的办法既不足以自保，五路大将军所说的战兵又分散在二十四州军中；想集中出兵，就害怕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各自留下守备，再集中其余兵力，人数又太少，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最终不能发兵出击一次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进攻，后退又不能自我防守，这就是攻守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臣所谓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计划。必须采用先发制人，才能取得胜利。列兵分地防守，敌人便可以择机出兵，在其间扰乱，使我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方劳苦而敌方安逸。从前周世宗就用这个策略困住淮南的李景，前些年元昊也用这个策略困扰我国西部边境。兵力分散而防守处处兵少，是兵家最大的祸害，这种祸害常常落在我方；以安逸替代劳苦，是兵家最大的利益，这种利益常常在敌方。所以往年敌人常常得逞。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势，把原来加在我方的祸害转给敌人，把敌人得到的利益夺到我方，那么我方就应先制定进攻计划，使敌人疲于守御，这样我方也能取得胜利。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规模举兵。我国每次出兵，敌人必定召集军队前来抵抗；敌人集中在东面，我们就另从西面出兵；等我们撤回、敌军散去，我们又再次出兵，而敌军又再次集结。我国用五路的兵力轮流休整、出入作战，使敌国全国的军队不停地聚集、分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这样就没有不被困疲的敌人了。这就是臣所说的当前可以采用的谋略。往年的失误在于防守，如今的利益在于进攻。从前至道年间也曾经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周；他们想进攻强盛而狡黠的敌国，不先用谋略使它困疲，却直接采取一战必取的办法，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困难的事情，因此谋略审慎之后，出兵就要果断，这样行动才能取得成功。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明。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巡抚慰，遍见诸将，同他们详细谋划，以确定大计。凡山川道路、蕃汉步兵骑兵适宜从哪里出入等可以预先知道的事项，都绘图上报方略；其余不能预先规定的，就交给将帅，使他们见到形势后应变，根据敌情制胜。至于赵谅祚的作为，应当先委屈自己、容忍迁就，既可使他骄傲自满，也可稍稍拖延事变，等待我国完成防备。同时严令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兵器铠甲，储备物资粮食，时常准备行军作战的计划；等到他的反叛文书早晨送到，王师傍晚便出兵，以惊动他的内心、夺去他的士气，使他无暇应付，那么胜势就在我国了。往年议论者也想招抚收编横山蕃部，谋取山界的土地；但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原的强大，然后才肯前来归附。由此说来，也是以出兵进攻为有利。臣所说的大略就是这些。不过臣从未亲自踏足边境，眼睛也从未亲见战阵；凭一个儒生的偏见来提出意见，实在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当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议之时，臣想竭尽愚虑，作为樵夫的一点意见罢了。【治平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神宗论述接纳横山并不适宜　　　　司马光 臣听说，王者对待夷狄，有时用德行怀柔他们，有时用威势震慑他们，关键在于使他们不侵犯边境，中原能够获得安宁就好了，并不是一定要越过葱岭诛灭大宛、横绝沙漠擒获颉利之后才算痛快。臣私下听说有边臣进言，赵谅祚的部将清诺尔和斯想率领横山部众攻取赵谅祚，归命于圣德，朝廷已经下令，准许招纳。臣近来虽曾上奏论列，认为此举不合适，但还担心言语疏略，未能说尽事情始末，所以不敢不再为陛下陈述。如今进献谋略的人只说它的好处，不说它的害处；臣请试着说明害处。虽然这会违逆陛下的意旨，希望陛下不要立即弃置，略加省览，同进献谋略者参照比较其中的是非。臣听说戎狄的习俗，从孩童时便学习骑马射箭，父子兄弟共同群居，从未讲说仁义礼乐，只以诈谋和攻战相互推崇。因此他们的百姓习惯用兵，善于忍受饥渴，能够承受辛苦，以战死为乐，以病死为耻；这是中原百姓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圣王若同他们比较德行，确有天地般的差别；若同他们比较力量，却不能保证一定胜利。以舜、禹的英明，征伐三苗，三十天仍然违抗命令；商高宗的贤明，讨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汉高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曾被冒顿围困，七天没有生火进食。国朝凭太宗的英武，北取河东，南取闽浙，就像拾取草芥一样；加上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还没有忘记战争。就在这个时候，李继迁背叛，太宗任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采用他的计策，借助假托的威权来讨伐李继迁，十多年最终仍不能取胜。征发关中百姓，运送粮草，供应灵州和清远军；粮草被敌人劫掠，经过沙漠时，因饥渴而死的有十之七八，白骨遍野，哭声充满道路，年长者直到今天谈起此事仍然抽泣、鼻酸。等到真宗即位，李继迁又被潘罗支杀死，真宗于是洗雪他的罪过，慰问抚恤他的遗孤，赐给节钺，使他统治不毛之地；直到天圣、明道年间四十多年间，他一直是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属。关中人口逐渐繁衍，农桑丰盛。由此看来，征伐和怀柔的利弊是很明显的。等到元昊背弃恩德，国家发兵征调赋税，供应边境战争；关中已经耗尽，又牵累到四方，东起海岱，南越江淮，登记在册的百姓无不凋敝，苦于征敛。自元昊开始叛乱到接受归顺，才五年而已，天下困顿疲弊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

译仁宗屈己忍让，赐给他誓诰，册封为国主，每年给予的财物总共二十五万，难道是因为他的罪不值得诛杀、功劳却值得赏赐吗？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从前赵谅祚虽然时常傲慢无礼，礼节不完备，有时诱骗劫掠熟户、惊扰边民，但还称臣进贡，不敢公然同朝廷断绝关系。如今他竟然诱使自己的叛臣来谋害他，即使真的能斩下赵谅祚的首级、收复灵州和夏州的土地，从王者用兵的道理说，仍然是可耻的，何况成败还无法知道呢？臣恐怕边境战事的兴起、百姓苦难的开始，就由此而起。王者对待诸侯，诸侯叛乱就讨伐，服从就抚慰，因此诸侯感怀恩德、畏惧讨伐，没有不遵从的。去年赵谅祚攻打大顺城，杀害劫掠官吏百姓；今年春天朝贡的使者没有按时到来，当时朝廷却不能讨伐他。如今朝廷既赦免他的罪，给予他财物，接纳他的使者，接受他的贡物，却又进一步诱使他的叛臣，激起他的愤怒之心，这是总想让他叛乱，却不希望他服从。信义、赏罚究竟还在哪里呢？议论者有人认为，他诱骗我国百姓，我国诱骗他的臣下，有什么不可以？这只是市井小人的话，不是懂得国家大体的人。对方不过是偏僻鄙陋的小羌，偷偷诱骗我国百姓来增加自己的部众，难道我们却要凭天子亿万百姓和国家的富足，去仿效他的行为吗？譬如邻人偷窃自己的财物，自己可以依据正义责问他，难道还可以再偷窃他的财物来报复吗？臣听说赵谅祚暗中蓄积奸谋，已经很久了；招纳不得志的人作为谋主，诱骗胁迫熟户来撤掉中原的藩篱，常有占据关中、窥伺河东的心思。即使未必能够做到，若放纵他的毒害，也足以成为亭障的祸患，不能把他当作弱小的羌族、孱弱的人来对待。国家不幸，接连遭逢大的忧患；国库空虚，关中百姓自从西部战事以来，又苦于铁钱，财力凋敝；熟户多次遭受杀掠，大半丧失，即使还在的也怀有二心，已经不能再同景祐、宝元年间相比。在这种时候，陛下深切诏告边吏，尊重信誓，守住分界，严密防备，明确设置斥候来等待他，尚且担心赵谅祚怀有狼子野心、不知恩义，乘我国有隙而侵吞边疆，何况还要在他没有行动时去扰乱他，在他没有请求时去招惹他呢？臣又听说，敌境中的间谍到处都是，中原的一举一动他们全都知道。和斯从程戡任鄜延时期就已经有声息，说想归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几年了，朝廷多次召集边臣同他谋议，外人往往也知道此事，又有邸吏传报四方，哪有敌境之中唯独没有察觉，悄无声息、毫无事情，竟然一点诛讨的意图都没有呢？臣深深怀疑其中暗藏诈谋，不能相信。或者赵谅祚长期怀有叛逆的计策，只因朝廷待他的恩礼优厚，没有借口发作，所以派他的部将假装投降来试探朝廷。如果朝廷接受他，他就可以把理屈归咎于我们、把理直归于自己，借此获得背叛的名义。或者是让他的部将假称势单力薄，不能独自制服赵谅祚，请朝廷派将出师相助，暗中设置伏兵以求大利。这两种情况都还无法知道。万一确有其一，那么今天接受他，正是落入他的计谋。即使和斯确实有投降之心，大概也有私人的怨恨，或者另有罪恶，心怀疑惧而不安，想借大国的威势来逼迫他的上司。他所统辖的百姓未必肯全部跟随他。他自己说权势强大、铠甲兵器充盛，有谋略、善作战，得到百姓拥护，大概只是想自我夸耀以求朝廷接纳，未必真是这样。即使假定他真的能够发兵同赵谅祚为敌，交战而取胜，那也只是消灭一个赵谅祚，又生出一个赵谅祚。如果他不能取胜，必定带领余众向南逃入中国，赵谅祚调集境内全部兵力追赶，带着愤怒和强词，长驱进入边塞。到那时，不是口舌和文书所能解决的。臣恐怕朝廷不但会失信于赵谅祚，还将失信于和斯。如果和斯的余众很少，还可以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回去，以此拖缓赵谅祚的军队。然而事情的迹象已经暴露，赵谅祚必定叛乱无疑。如果和斯的余众还很多，向北回去不能进入，向南又不被接纳，陷入困境而无处可归，他一定不会像山遇那样束手待死，而会突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反而成为中国无穷无尽的祸患。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臣听说，羽翼尚未丰满，不能高飞；近处的人尚未悦服，不能招来远方的人。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圣王，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没有不是先治理内部而能够治理外部的。所以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从军了。”又说：“用没有受过教导的百姓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如今陛下刚登大位，还没有超过一年，朝廷的政务尚未完全修治，疆域之内也没有完全治理。内郡没有一年的储蓄，左藏库没有几个月的财物，民间贫困，十家中有九家空虚，稍有水旱灾害，就会变成流亡饿死的人。太平日子长久，军务没有讲习，将帅缺乏人才，士卒骄惰，上下姑息迁就，简直同儿戏一样。教阅稍微频繁，士兵就怨怒不满；赏赐稍不及时，就公开说不逊的话；披甲行走几十里就喘息流汗、不能前进；遇到乡里的小股盗贼，就望见尘土便奔逃溃散。这些都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事实，并不是臣敢于欺骗蒙蔽陛下。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危险；了解敌人而不了解自己，一胜一负；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都必然危险。”陛下看看今天的天下已经如此，却想谋划境外的事情，开启战争的端绪，挑动强悍横行的敌虏，希望侥幸建立难以建立的功业，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为今之计，不如收罗、防护贤俊之士，按照才能任用，以使百官职务都得到举措；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明各种政务。谨慎选择监司，澄清整顿守令，以安定百姓；杜绝浮费，淘汰冗食之人，以充实仓库。询问访求有智谋韬略的人，考察验证勇武之士，以选拔将帅；申明等级制度，剪除诛戮桀骜之人，以树立军法。选取骁勇精锐，罢去衰弱年老之人，以训练士卒；修整锋利器械，替换粗劣破旧之物，以精良军备。等到百官职务都已办好，各项政务都已修治，百姓已经安定，仓库已经充实，将帅已经选定，军法已经树立，士卒已经训练，器械已经精良，然后就任凭陛下想做什么了。恢复灵州、夏州，夺取瓜州、沙州，平定幽州、蓟州，收复蔚州、朔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今这八项一项都没有做到，却想接纳边吏的狂妄谋略，相信狡黠敌人的诡诈言辞，臣恐怕不能得到他们数百名投降者，敌骑却大举到来，覆灭军队、杀死将领，边城白天也要关闭。

译朝廷于是为此日夜勤劳，焦心苦思，兴兵运送财物来救急，使天下像康定、庆历年间一样忧愁困苦。后来终于无可奈何，只好忍受羞耻来招抚他们，用卑下的言辞晓谕他们，提高他们的名号来使他们高兴，增加送给他们的财物来求和。这样造成的损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这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和安危，不只是边境的忧患而已。愿陛下深思熟虑，不要留下后悔，这就是天下的福分。那些进献谋略的人，都不是真心要为国家斩将拔旗、拓展疆土、建立卫青、霍去病、甘延寿、陈汤那样的功业，只是凭借伶牙俐齿、夸大空泛的言辞，一时欺骗蒙蔽圣听，想窃取陛下给予的官职罢了。将来国家有了祸患，他们却不预先分担忧虑，这难道可以吗？凡边境有事，将帅就升官，士卒就受赏；没有事情，上下都寂然无事，没有机会侥幸求功。这只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国家的利益。陛下不可不明察。【治平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代理御史中丞。此前六月，知青涧城种谔上奏说：赵谅祚连年用兵，人心离散，横山、首岭、嵬名山、结绥、银州有数万人共同谋划归顺，请求朝廷早日令其归向教化。陕西转运使薛向赞成此事。当时高遵裕出使夏州回来，也说招纳有利。皇上召见经略司掌机宜文字张穆之询问，张穆之被薛向用计诱导，于是说种谔的谋划一定能够成功。七月诏书下达，命种谔的奏议交给知延州陆诜和薛向；种谔秘密商议处置办法，上报朝廷。陆诜等共同谋划三条防备方案：让嵬名山直接攻取赵谅祚的地方；如果不能攻取，就守住当地来抵御敌人；最下策才是退守两界之间不耕种的土地。诏令高遵裕宣达秘密防备方案，想让种谔依照陆诜等所上方案行事，并未允许他发兵深入。种谔于是派间谍同嵬名山约定日期，攻取绥州之事不再告诉陆诜。十月，种谔全部发出所部兵力，同折继世在保宁寨会合。庚申日，种谔进入绥州，于是兴工修筑城墙。壬戌日，折继世进入银州，嵬名山所属的部族帐落全部投降。陆诜得到种谔的奏状，大为震惊，立即弹劾种谔擅自兴兵；薛向则竭力支持种谔，详细上奏说确实是派种谔办理此事。绥州筑城之后，议论者认为这是一座深入敌境的孤城，难以守卫，不如放弃；只有种谔认为这里扼守三条大川的入口，敌人称它为“李主心”，古代称为上郡，是说这里的地势高下可以俯视各郡，不可放弃；应当乘势大举进攻，完全收复黄河以南的地区，陈五认为这些都可以取得。后来朝廷采用韩琦的意见，最终保存了绥州。上奏神宗论述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　　郑獬 臣伏见十月二十四日召两府大臣入朝议事，外间全都传说种谔已经率兵进入并占据绥州，横山豪酋带领部族归附中原。如果确实如此，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朝廷聚集谋议了多日，防备和处置将从哪里制定？事情虽然秘密，却没有细微到完全不泄露；然而催促贾逵、窦舜卿上路，以母沆为转运使，调发京师军队和白银数十万两，准备草料军饷，拿出锦袍银带赏赐投降者。由此看来，朝廷大概想两头兼顾，首尾相持，还没有作出决定安危的最终部署。臣先前说不可接纳横山，后来见到手诏中说赵谅祚已经顺服归向，并深切告诫边臣不得惹事，臣以为这才是可信的。如今才知道朝廷表面上表示安抚平静，暗中却包藏计谋，这难道是帝王的大略吗？尊信任用善于变诈的人，专门谋划掩袭的计策，这是战国时代强暴君主的做法。何况陛下刚登帝位，还在居丧期间，应当思念祖宗奠定太平基业，用深沉宁静来镇定天下，用仁慈恩泽凝聚民心；却不考虑这些，反而过分听信一两个奸臣的说法，想靠奇诡的办法侥幸取得边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不可行的事，陛下却独自认为可行，冒险实行，听到的人无不寒心。然而种谔夺取绥州，如果不是奉行陛下的暗示和意旨，怎么敢一天也不等候上报就这样做呢？难道他会直接驱使数千名士卒，直捣敌境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擅自兴兵就是有罪，陛下为什么不施行诛罚？中原凭信义安抚四方夷狄，既然已经约束边臣不得惹事，诏书墨迹未干便夺取对方土地，信义就全都抛弃了，过错在我国；对方将用傲慢的言辞来请罪，朝廷拿什么答复他？如果对方心怀不顺，披着毡裘侵犯边境，我国不得已起兵应战，那么士卒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推辞，因为天下的怨恨全在对方。如今无缘无故先去扰乱对方，对方将率领犬羊般的部众前来争夺，那么士卒就会有人迟疑退缩、不肯前进，因为天下的怨恨全在我国。难道只是士卒不愿意作战吗？府库空虚，这是四海共同忧患；千金的费用尚且不能供给，就必然要向百姓征取赋税，于是将会看到倾家荡产、抛弃父母、卖掉妻儿来供应军饷的人。万一有奸雄之徒窥见空隙而乘机作乱，聚众呼啸成为盗贼，小则抢劫房屋，大则占据郡县，到那时局势溃烂而不能挽救，岂不是对社稷和百姓有所辜负吗？有些事情谋划小利却妨害大局，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可是种谔不顾国家始终的大计，竟想拿一只蝼蚁的性命，把天下当作儿戏；如果只是贪图边功来求取富贵，这正是天下的奸贼。如果不诛杀他，就无法警戒其余的人。臣认为，陛下如果一定要逆转祸乱的苗头，使它不成为将来的悔恨，那么不如颁下诏书，公开宣布种谔的罪行，在边塞将他诛杀。至于薛向、高遵裕、杨定、张穆之等人，也都交给有关官司，依次审理治罪。然后派一名使者，携带手诏返回赵谅祚那里，把绥州以及横山降民的事情明白告诉他，说种谔等人惹生事端，已经依次伏罪；这样他又能向我国要求什么呢？如此便可显示中原践履信义的美德，又能重新收回夷狄向往教化的心，不费一支箭、不损一座城的代价，事情就可以立即解决。若有人说不应这样做，希望陛下尤其不要认为他们说得对；这些人都不是忠臣，难道敢凭自己如犬马般余下的生命来担保天下的事情吗？臣认为太白星经过天中、四方发生地震，都是战争的征兆；臣实在担心兵祸会从横山的议论中兴起，如今已经看见它的端倪了。只希望臣的话不要得到验证，那就是朝廷的福分。伏望陛下上观天象的警戒，下察人间的事情，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四海百姓为意，不要让天下无罪的百姓被奸臣耽误。如今诛杀一个奸臣而使天下安定，利害是清楚可见的。陛下决意实行，毫不迟疑，臣不胜区区恳切之情。【治平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宋，赵汝愚编 边防门 辽夏九 上奏神宗论述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　　刘述 臣昨天因为种谔没有禀报朝廷命令，擅自发动兵马，在西部边界修筑绥州城，违背誓约和诏令，为国家惹生事端，曾经详细上奏，请求把共同谋划的人一并戴枷押送下狱，由朝廷派官员审查勘问，依军法施行。后来又上奏说，薛向、杨定、张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内外相互勾结，欺骗蒙蔽圣听，妄自兴起边境事端，请求彻底查勘，以正典法。没有想到朝廷竟然没有完全依法施行。臣伏下思考，陛下刚刚继承大统，正处在居丧期间，所依赖的正是两府大臣同心协力，修治辅佐各项政务，以安定民心、巩固根本。至于疆场之事，尤其应当告诫统帅之臣，讲信修睦，安抚宁定远方荒服之地。可是如今竟轻率听用奸臣的话，仓促商议用兵的办法，对外国失信，同边民结怨。何况关陕以西，近年来遭受饥荒，民力凋敝，国家府库空虚；自宝元、康定以来，民间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如今又使他们承受临时征发的劳役，供应仓促的需求，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苦难呢？所以臣担心有人会不堪忧苦。又听到传闻，每当在中书南厅商议政事，其中很多人顾虑避嫌，不肯公开直言；有时各自坚持己见，不听从正确的议论，甚至连续多日不能作出决定。军国大事常有缓急，如果关键时机一旦失去，就像奔流的河水和逃逸的骏马，再也无法挽救制止。如今两府大臣犹豫不决到了这种地步，让他们应对变化、处理仓促事变，难道不是危险吗？从前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近来中书省所施行的诏敕，颇有意见不同、互相非难的情况；有时苟且回避私下的嫌隙，彼此顾惜颜面，明知不对、不正，却还是立即施行；为顾惜违背一个官员的微小私情，反而造成万人的大害，这实在是亡国的道路。”隋朝内外百官正是因为因循犹豫而招致祸乱。这确实是君主独自洞察事机、委任臣下并责成办事的首要任务。臣愚昧，想请求陛下面见告诫两府：今后都必须竭尽力量、同心一意，坚守正道；凡是议论事情，都应当探究开端、考虑结局，不可苟且敷衍，以留下长久的祸患。诏令和政事中如果有不妥之处，也必须依据道理坚持上奏，不要只知因循沉默；还请求陛下暗中加以明察，辨别他们的邪正。辨别邪正的方法，如唐绛所说，可以试着把坏事假称为皇上的意思，说成好事来询问；或者把好事假称为皇上的意思，说成坏事来询问。那些不顾事实、只随着圣意说好说坏的人，他们是忠信还是倾邪，立即就可以辨认出来。这就抓住要领了。其中如果有人没有任何益处，只知道阿谀附和，也应当加以罢免斥退，以警戒在位之人；这样贤能和不肖就能区分开来，各项职务也会得到整治。臣以刚直愚拙的性情，常常触犯忌讳；但忠诚和愤懑所激发，哪里敢爱惜自身呢？只希望陛下体察。【治平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知杂御史】上奏神宗论述种谔擅自进入西部边界　　杨绘 臣听说，帝王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守信。孔子认为，军队和粮食都可以舍弃，唯独信用不能舍弃。晋文公是称霸诸侯的国君，尚且说：“得到原国却失去信用，拿什么来庇护百姓？”如今国家的忧患，只有西北的两个敌国。然而几十年来没有烽火警报，百姓不知战争的痛苦，难道只是依靠金帛财物才如此吗？也是依靠信誓之言罢了。近来西戎刚刚接受归附的誓约，臣急切听说高遵裕欺诈地传称得到圣旨，与种谔等人接纳西夏叛逃的首领将近三十人，还深入敌境，在名叫绥州的地方筑城让他们居住。臣认为，朝廷如果竟然听从他们的计谋，就会失信于戎狄，边境祸事将无穷无尽地发生。如今的计策，不如贬谪他们伪造制命、擅自兴兵的罪行，按照法典惩处；同时派使者告谕西夏，表明这并不是朝廷的命令。这样，大的信用就不会丧失，兴功生事的人也会受到惩罚。臣又听说，西戎出现僭越叛逆的情形，已经有五七年了，擅自设置官署，随意更改年号，却只敢在巢穴中强硬，始终不敢公然出兵成为边境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是戎狄，也不敢没有名义就发兵。如今既然接纳了他们逃亡叛乱的人，他们再作恶就有了名义。中国失信于外族，这是第一件不可为之事。既然已经失信于西夏，北方戎狄也会因此怀疑我们的誓约不真实，这是一举而两边失信，是第二件不可为之事。出兵作战有曲直之分，正义的一方振奋，理亏的一方懈怠。《左传》所说的“我方懈怠而敌方振奋”，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如果引发边境祸患，派去作战的人一定会说：“这是他们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谔确实应当承担这个罪名。”这样，即使他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也会使我们的士卒因此产生不服之心而懈怠，那么就难以确保取胜，这是第三件不可为之事。有这三件不可为之的大患，朝廷为什么要顾惜这两个人，却不顾惜边境的大患呢？如今公私府库近已空竭，粮食运输又接济不上，只能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将要承受不住，祸患就会从内部发生。臣料想，支持他们主张的人一定会说：“如果贬黜这两个人，归还那些逃叛者，西夏也未必会停止用兵，不如趁机取得成功。”臣认为，只要朝廷自身不失信，而敌人反而作恶，那么正义就在我们一方。我们正义、敌人理亏，即使兴兵扰民，军民又有什么理由怨恨呢？外间议论的人都说：“这件事大概是由薛向的盐马法引起的。此法实行了六七年，如今将要失败，薛向想找机会脱身，于是让别人来利用它的弊端，所以便与杨定、高遵裕、种谔等人谋划此事，想求得边地任职，从而罢去转运使的职务，导致陕西百姓从夏秋以来纷纷传言朝廷的不是。” 他们想收复横山，却不顾陕西百姓，百姓怨恨叹息得厉害。近来外间又传说，在外面迷惑陛下听闻的人是杨定，在朝廷内部迷惑陛下听闻的人是王中正；使陛下锐意赞成横山之议的，正是这两个人。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并非真实情况吗？只是希望陛下早些下达指示，那么外间的浮泛议论自然会平息。臣身居谏官之职，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治平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熙宁元年二月，种谔被削夺四级官阶，安置于随州。】刘述上奏神宗，论种谔、薛向。

译臣急切听说，赵瞻已经审查认定种谔诈称得到密旨，擅自调发兵马、在绥州筑城的案件，最后只判处追夺官职、安置而已。案件中也没有一并审查薛向、张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间议论喧嚣，都说处理未得公平。伪造制命发兵，是臣下的罪行中最大的；心怀奸诈欺骗皇上，国家法律不能容忍。首先，这表现为对君主不忠，实际上是叛乱的开端，治理天下的人不能不严加惩处。从前汉代冯奉世伪造制命斩杀莎车王，把首级传送到京师，威势震动西域。宣帝想给他加封爵土，萧望之认为不可以，担心后来奉命出使的人为国家生事。汉武帝时，王恢采用马邑豪强聂壹的计谋，想要发兵攻打匈奴，曾与韩安国反复辩论多次。武帝采纳王恢的意见，后来没有成功，便把王恢交给廷尉审理。廷尉认为应当处斩，太后又根据田蚡的话对武帝说：“王恢为马邑之事谋划，如今事情没有成功却杀王恢，这是替匈奴报仇。”武帝说：“最先提出马邑之事的是王恢，因此发天下兵数十万；如今不杀王恢，就无法向天下交代。”王恢听说后便自杀了。王恢当时是奉朝廷命令行事，只是事情没有成功，武帝尚且说不杀他就无法向天下交代，大概是担心后来那些狂妄轻率的人任意兴起边事，杀伤士卒，使中国疲敝，所以把这件事作为警戒罢了。如今种谔诈称得到密旨，擅自调发兵马，以致边境骚动，公私方面都劳苦耗费；如果这样的罪行还不诛杀，什么人还有资格被诛杀呢？所幸陛下仁圣之心充满天地，天地神灵拥护圣德，所以才使谅祚得以死亡；否则兵祸接连不断，百姓到现在所受的祸害已经不会浅了。伏望陛下深思宗庙社稷的大计，早日断绝祸乱的根源，颁发圣旨，斩杀种谔来向边民谢罪，以告诫后来擅自兴事、给国家留下祸患的人，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是薛向。臣听取各方面的议论，薛向本来是负责筹划用盐交换马匹之事的，如今盐钞遍布中外，出售时折算成钱，他却又不顾这项法令已经败坏。薛向急于摆脱责任，却没有理由，所以在皇上面前妄自陈说横山可以攻取的主张，想借此做边帅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忠于朝廷。他经过本路时，便把公文和亲笔信一起交给各位将领，声称得到密旨，图谋攻取横山，致使种谔狂妄地出兵、贪求功劳，唯恐被别人抢先，于是擅自发动了这件事。考察事情的由来，首要的罪魁其实是薛向。如今种谔已经议定追夺官职、安置而已，薛向却仍然不失为一州长官，恐怕用法还没有恰当地分清轻重。即使陛下当时确实曾允许薛向筹划此事，那也是因为薛向用甜言蜜语和丰厚利益使陛下受了蒙蔽；所谓心怀奸诈欺骗皇上的人，不是薛向又是谁？汉武帝之所以不赦免王恢，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朝廷内外都认为薛向是奸邪机巧的人，善于结交权贵，官位达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凭借这种手段。陛下既然被这个人当面欺骗，就应当觉察醒悟并对他发怒，不应当曲意替他辩护、掩盖他的罪行。臣担心今后奸邪之人窥见陛下这种意向，另行制造事端，欺骗误导陛下，给朝廷招来天下的祸患；陛下又将替他们辩护掩盖，邪恶难道不会更加滋长吗？臣听说，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私心，而是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这是说要听从众人的意见。仁宗皇帝从来不凭个人好恶行事，天下人认为是善的，他就任用；天下人认为是恶的，他就弃置，因此天下称颂他的圣明。这正是陛下应当效法并实行的。如今薛向的罪恶，朝廷内外都恨之入骨，关陕的人恨不得吃他的肉、睡他的皮，而陛下独自还没有醒悟，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审案官赵瞻既然已经查得种谔的供词牵连薛向等人，就应当追捕他们来审问取证，怎么能再次请求朝廷下达指示？这明显是包庇心怀奸诈的首恶之人。伏请选派公正、刚强、明察的臣僚，与赵瞻一同审讯，以端正国家法典，平息众人的愤怒。臣此前已经具奏，请求不要派赵瞻担任审案官，担心他因为与薛向有同乡旧交而曲意包庇结党。如今果然如此，臣担心两府大臣中也有像赵瞻这样包庇薛向的人，陛下不能不察看。臣的职责在于纠察奸邪，所以敢于触犯忌讳，冒死陈述诚意，只希望陛下顾念。【熙宁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知杂御史。】刘述上奏神宗，论不可乘丧伐国。臣恭敬地看到夏国谅祚死亡，派使者前来报丧。朝廷商议削减对他的恩礼，因为他接受归附之后，曾侵犯大顺城，又擅自杀伤杨定等人，所以降低礼遇。如今听到传闻，似乎想派使者责问夏国没有办理庆贺陛下登极和正旦等事；又听说边臣建议想趁他们遭逢丧事、灾祸和饥困之时，率重兵深入进攻敌国，不知果真如此吗？以臣愚见，恐怕这不是哀悼丧事、救济灾患、安抚怀柔夷狄的办法。夷狄之人，难道可以用礼义责备他们吗？弱小时就畏惧服从，强盛时就侵犯叛乱，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如今谅祚已经死了，将要责问谁呢？不如趁机抚慰他们，这才是得当的办法。真宗景德初年，李继迁死了，他的儿子李德明还年幼，朝廷根据边臣的奏报，立即下诏慰问晓谕；因此李德明派使者奉上誓书归顺。此后边事安宁，接近三十年，关右百姓没有征发、运输粮饷的劳苦，安于耕织和生养的事业，公私富足，朝廷内外都欢欣。当时真宗皇帝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趁他们遭遇丧祸、势力衰弱之际用兵穷追，只是考虑到战争胜败无常，不仅会耗损财物，也会杀伤士卒，于是推行天地父母般的仁心，致力于用德行怀柔，不用武力压服；所以直到李德明终身都不敢辜负朝廷，这是前事明显的验证。

译把当时的形势和今天的虚实相比较，差别相距万里。当时尤其不愿这样做，如今却又想这样做，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臣伏愿陛下追鉴前代用兵和亲的利害，深察今日兵威和财力的强弱，爱惜百姓的性命，保全巩固祖宗的基业，郑重地命令二府详细查考景德年间赵德明的旧事，并先派一名使者慰问安抚夏国人，问候他的继承人，同时晓谕他们说：如果朝廷要推恩封赐爵位，就必须另外接受他们的誓约，才可以请求朝廷颁行制命。对方既然孤弱而又贪图赏赐，听到命令一定会欣然接受。这样便可以挽救前些日子种谔擅自兴兵的过失，使他们知道那不是朝廷的意思，那么理亏的就不在我们。如果采用边臣的意见，以重兵压迫边境，只作为权宜谋略，使对方畏惧而迅速订立盟约，还可以；如果制定深入进攻的计划，就是毫无谋略了。如今谅祚的死亡，不在更早或更晚，恰恰发生在今天，正是上天神灵拥护圣德，使陛下在这个时候除去边患，这是明白可以看出的。陛下难道不可以顺应天意，安抚柔服夷狄，以使中国安宁吗？事情的关键正在这个时候，一旦处理失当，祸患将荡然难以挽救。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阅览，天下幸甚。【熙宁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杂御史。】孙觉上奏神宗，论通过治理自身来战胜夷狄的祸患。臣亲眼看到，陛下去年筹划西部事务，意见没有预先确定，边臣接连到来，便命令偏将轻率出师，深入敌境营建城垒，转运粮饷，导致数路骚动。最终杨定中诱，死于敌手。如今又有人传说交趾争立，国内相互诛杀，因而更换广南帅臣，以至闽越各州大多改置牧守。北方戎狄也屡次违反誓约，擅自刺杀两地边民，中国四方边境已有三方报警。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刚刚即位，夷狄还没有见识到您的威势和德行，所以敢于侵犯侮辱，窥伺我国边境。朝廷整顿戎备，选用和安排任职人员，并不是错误的计策。然而臣急切听说，《虞书》说：“安抚远方，使近处归附；敦厚德行，信任贤良，同时拒绝任用奸邪之人，蛮夷就会相继服从。”尧舜之时，圣君贤臣相互辅佐，本应长久地完成谋划，以压服四方夷狄；但这句话专门把拒绝任用奸邪之人作为根本。因为奸邪之人任职于内，君主听闻就会受蒙蔽；君主听闻受蒙蔽，任用和派遣就不能明辨，忠臣和邪臣混杂进用。即使有智谋勇力，又能在哪里施展？如果奸邪之人被任用而放逐远处，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智慧，勇敢的人会贡献力量。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蛮夷值得忧患呢？臣又听说，《六月》诗的序说：“《小雅》完全废弛，四方夷狄就交相侵犯，中国就危险了。” 因为《小雅》所叙述的是王道秩序，其中所说的无非是纲常伦理、惠养万物，君臣以诚信相交，了解群臣百姓的劳苦，派使者慰劳归来的人，使恩意更加深厚；反复强调以治理自身为先，所以周道能够中兴，夷狄远远地退避。臣愚昧地认为，夷狄的祸患即使盛德之王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有懂得治理自身的人才能战胜它。伏望陛下即使讲求边防、选拔帅臣，也要深深以《诗经》《尚书》为鉴，每日更新盛德，使任用奸邪之人不能蒙蔽圣听，并逐步振兴已经废弛的《小雅》之道，那么臣将看见四方夷狄全都前来归服，陛下高拱深居而享受太平的回报。【熙宁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谏院供职。】孙觉上奏神宗，论治理边疆的策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深深以戎狄为忧，治理边防，储备军需，临朝时慨然有感，思念古代的将帅。还亲自撰写文章，祭祀前朝有功的大将；对年老而投降的敌人，赐给服饰章绶，并召见询问。由此可见，陛下对于夷狄怀有不平的愤懑，想要替历代圣君把这种愤懑永远抒发出来。臣不自量力，谨献上治理边疆的策略，伏望陛下留意采纳。国家与敌人和好六七十年，虽然敌人有时提出要求，或稍有侵犯侮慢，但从未敢于彻底毁弃信誓，深入骚扰边民。百姓终身未见兵革，是因为朝廷每年捐出金帛，给予丰厚礼物和重金，以联结敌人的欢心。然而我们的百姓能够父子相保、养活家庭，不至于暴露流离、尸横遍野，都是历代圣君的恩赐。给敌人的财贿越丰厚，他们的势力就越骄横，最终祸患发展到必须用武。为什么呢？给予财物的人疲倦了，而敌人的索取却没有满足。盟约既然长久，最终必然会败坏。既然如此，发展到使用武力，难道能避免吗？老子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是君子使用的器物。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如果确实不得已，就不能不充实军需，不能不修治边防，不能不慎重选择将领，不能不训练士卒。我们的粮食、器械已经准备充足，戎人遵守信誓、谨守疆场，那么我们本来就应当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如果他们提出过分要求、违背盟约胡作非为，或者率领重兵逼近边境，而陛下依靠我们已有的准备来应付他们，那么是战是守，都听从陛下的命令。臣虽然没有到过边州，但根据所听所见，实在担心如今的将士、器械、粮仓，还不能同敌人较量。臣听说，李牧担任赵国将领时驻守边境，军市的租税都由他自行使用；犒赏士卒的决定在边外作出，不受朝廷中途干预。朝廷授予他全权而只责求成功，所以李牧能够充分发挥才智。他选战车一千三百辆、战马一万二千匹、能以一当百的士卒十万人，因此向北驱逐单于，击破东胡，消灭襜褴，向西压制强秦，向南抵御韩、魏。委任边将，必须像赵国任用李牧那样才行。太祖皇帝神武圣明，洞察边疆事务，所以关南任用李汉超，瀛州任用马仁瑀，常山任用韩令坤，易州任用贺惟忠，棣州任用何继筠，延州任用赵赞，庆州任用姚内斌，环州任用董遵诲，原州任用王彦升，灵州任用冯继业。任职时间长的达到二十年，短的也不少于十多年。他们的家属留在京师，朝廷给予非常丰厚的抚恤；郡中的管防利益全都交给他们，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免除经过各地的征税，命令他们招募骁勇之士作为爪牙。

译他们每次入朝，太祖一定召见对答，赐座并供给饮食；他们回去时，又厚加赏赐。过去的边臣都因此富有财物，能够用来养育士卒，使用间谍，全面了解蕃人的情况。敌将准备入侵时，我们已经预先知道，设置伏兵加以掩击，往往能够以少胜多；因此平定蜀地，夺取荆地，攻下岭表，收复江南。二十年间向四方用兵，却不必忧虑西北，是各位将领守卫边境的功劳。臣认为，像这十几个人一样有才能、有谋略的人，世上并不缺少，关键只在于朝廷委任将领、责成办事的办法如何。如果确实能够讲求选拔将领的方法，在各州重要地点试用他们；如果才能确实可以任用，就把一州的事务交给他，允许他便宜行事：土地可以开垦，就听凭他招募土兵；士卒可以选用，就听凭他任免；财物可以聚散，就听凭他支配出入；间谍往来，也听凭他自行安排。每年大致入朝一次，燕见时增加礼遇，使君臣之间能够洞悉彼此内心，那么将领就会贡献忠诚，士卒也会竭尽力量。这样，所有边州都能有李牧来守卫。如此一来，敌人的进退就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中；至于无休止的索求和无故的侵犯侮辱，他们将望风而自行沮丧。谁还敢赴汤蹈火来送死呢？周朝衰微时的诸侯、唐朝的藩镇，都凭借一国或数州的土地，对外抵抗夷狄，对内抗拒天子；大概是因为专心致志，所以能够以小敌大；因为获得全权并被责成完成任务，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如今天下这样广大，四海这样富足，却总是战战兢兢地受到夷狄的忧患，是因为用人不能专任，而从旁干预和游说的人很多；不给他人权力，却由朝廷自己承担责任，所以才会这样。臣听说，治理天下好比调养身体，身体的血气不能偏重于一方来调养；养血来压制气，或养气来压制血，都会导致疾病而损害身体。文事和武事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同呢？自从国家与西方敌人讲和以来，天下以用兵为忌讳，长期不讲习武事。陛下上天赐予勇气和智慧，兼用文武之道，正要大力挽救天下的弊病，作为宗庙万世的长远谋划；那么备边选将的方法，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伏望陛下每天更新盛德，听取并任用贤能俊杰，采纳众人的谋略，以期取得成功，天下幸甚。【熙宁元年六月上奏。】范纯仁上奏神宗，论小人妄自陈说边疆事务。臣听说，舜拒绝任用奸邪之人，所以蛮夷相继服从；《诗经》说，谗佞之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诸国；《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任用小人一定会扰乱国家。”由此可见，任用小人，就会交相扰乱国家；疏远他们，就能使蛮夷服从，这些都是前代明确的成效，也是圣人深切的告诫。臣看到，近来陛下刚开始求治，勤于延请访问，时常有小人的言论上奏，蒙蔽圣明的听闻；听起来似乎有可取之处，实行起来必定损害圣明。因为他们天性奸邪，见识浅陋狭窄，只顾表现小忠而忘记大体，贪图眼前小利而不顾长远谋划，急于经营自身而不思考危害国家，往往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便当作辅佐君主的谋略。他们这样做在自己身上尚且被众人厌恶，采纳他们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对大政有所补益？比如近日薛向等人提出攻取横山的谋略，西部边境至今仍在受害；以及河北的王临开始上奏边事，也多是琐碎而不真实的言论。他们自称朝廷已经把帅臣托付给他们、难以节制；各路走马承受也有不遵守条约、轻率妄自上奏议论的，扰乱边臣，过分地制造事端。朝廷每有升迁或贬黜，反而正好助长他们的威势。如果不早加禁止约束，实在担心会深深损害纲纪。伏望陛下遵循宣尼疏远奸佞的言论，体会虞舜憎恶谗言的办法，凡是奸邪小人和身边亲近之人的言论，都不可轻信。并请陛下晓谕二府：如果有妄自上奏边事，或者曾经招惹并制造事端的人，不得让他们担任边地职务，只有等到有紧急困难时才可以使用。还请委托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考察各路走马承受，不得在原先颁下的条约之外妄自陈说边事，也不得议论他人的长短；他们上奏的文字，也请下发枢密院公开办理。这样，小人的势力就会消退，太平就可以实现。【熙宁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论中国应当守信守义，不可轻率议论用兵。司马光。臣从前任御史中丞时，听说国家招纳夏国降民，曾经上言：如今百官职事还没有全面兴举，各项政务还没有修治，百姓还没有安定，仓库还没有充实，将帅还没有选定，军法还没有建立，士卒还没有训练，器械还不精良，这八件事都没有完备，不能兴兵。臣的谋虑迂阔疏浅，不合圣心。不久种谔等发动绥州战事，杨定被夏国敌人杀死，陕西骚动，困于运送粮饷、戍守边境。朝廷悔恨先前的过失，所以贬降种谔以谢罪。夏国敌人经过再三招抚，才肯称臣，奉表重新遵守旧约。朝廷特意派使者，带着誓诏、诏书和金帛杂物赐给他们，但使者还没有返回复命。如今臣急切听说，陛下又下诏召种谔等人到朝廷引见，不知陛下想要做什么？听到的人无不寒心。普通百姓尚且不守信义，尤其会被乡党轻视，何况君王统治四夷，应当敌人叛乱时用威势制服他们，服从时以恩德怀柔，使信义显明光亮如同日月。如果戎狄幸而臣服，却无故去扰乱他们；等到他们背弃欺诈，又反而容忍他们。已经使他们臣服，又再去扰乱他们，这对于信义、威势和怀柔来说怎么样呢？国家凭借信义臣服并畜养戎狄，已经一百多年。前些日子种谔等人一举破坏了这些，趁敌人没有防备发兵袭击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不产粮食的土地一百多里，以及一万多名饥饿的俘虏罢了。如今土地已经归还给敌国朝廷，百姓也几乎逃散殆尽，朝廷究竟得到了什么，却还要发兵守卫、转运粮食供应，公私费用以数万万计？这种过失难道还不明显吗？如今创伤还没有恢复，忧患还没有平息，臣从前所说的八件事，一件也没有修治。敌人已经疑忌中国，警备也已经严密，怨恨毒害之心积蓄着而尚未发作。种谔等人却想再次做从前所做的事，臣看他们不会再取得绥州之功，却必定会有大败覆没之祸。战争接连、祸患纠结，将无法挽救，公私财力困竭，盗贼将要滋生；这才是社稷的忧患，不只是边境的祸患。孔子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作过错。”伏望陛下留心深思，反复考虑再三，应当先修治内政，不可轻率议论用兵。天下幸甚。【熙宁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皇帝批示交付枢密院，召蔡延庆等八人赴阙。】富弼上奏神宗，劝谏西部用兵。

译臣深知陕西各路用兵进讨，到现在已经数月，调发、运输和征敛，不免造成劳苦耗费。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勤于询问，臣遗憾自己不能效死尽力，稍稍减轻陛下西顾的忧虑。况且想到灵州、夏州等数州，自太宗割让赐给敌人以后，几百年来留下的只有空城堡罢了；如今所得的城池，臣实在担心还抵偿不了所费，既然已经攻下，又必须守御，从此劳苦耗费终无停止之时。由于西夏与北狄常常形成犄角之势，北狄在山前山后有十八州，一直担心朝廷有重新夺取它们的意图。庆历初年，因为元昊叛乱，仁宗不得不出兵讨伐，北狄于是送来傲慢的文书，造成割让土地的争端。那封信的大意是说，他们自称与西夏是甥舅之国，南朝不应当出兵；臣不能完整记住原文，只记得其中一句说“尤其没有忌器之嫌”，这很能看出他们的意思。臣当时两次出使羌人朝廷，每次都看见元昊派人在那里秘密命令询问：“是来借兵的吗？”这些都是臣亲身经历、从头到尾亲眼见到的，不是道听途说。拿过去的情况来比较今天，不敢说一定没有这种事情。如今北狄也一定会怀疑朝廷平定西夏之后，立即调兵北伐，必定有借助西夏之力的谋划，这一点不能不充分考虑。假如两个敌国彼此呼应，两边同时起事，各自都动用人力，我们将怎样在两者之间支撑应付？军队的情势和百姓的民心，必须经常加以防备察看，不能让事情发展到这个极端。况且如今天威已经振作，王师已经获胜，或许暂且命令军队退回修整边防，讲求守御的办法，再等待内外安定、百姓聚集，然后另作后续行动，作为万全之计，也还不算晚。伏乞陛下特别赐予详尽选择并慎重处理。【熙宁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少师、左仆射、判亳州。此前八月，夏人侵犯顺安、绥平、绥德、黑水等寨，延州判官郭逵将其击退。壬申日，夏国于是举国入侵，攻围大顺城等地，环庆路都监高敏等一万人战死，陕西右部大为震动。九月，参知政事韩绛出任陕西宣抚使，吕大防任判官。从此西部边境用兵数年才平息。】司马光上奏神宗，劝谏西部用兵。臣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承受朝廷任用，在长安待罪，同时兼管一路十州军民的大权。臣临朝辞行那天，蒙陛下面谕说，凡是边防事务的机密和朝廷的得失，只要有所听闻见到，都要一一上奏。臣接受命令以来，既惭愧又恐惧。惭愧的是圣恩深厚，责任极其重大；恐惧的是才智见识浅短，没有能力承担。臣早晚忧惧，不敢安居。臣进入辖境以来，看到流离迁徙的百姓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询问乡里人，都说今年夏天大旱，禾苗枯萎，黄河、渭水以北完全没有收成。只有南山之下稍有收获。到了秋天又连降大雨，一个月不放晴；庄稼虽然有穗，往往没有果实；即使有果实，往往也没有米；即使有米，大多细小发黑。一斗粮食舂捣簸扬以后，不过只能得到三四升米。粮价暴涨，民间多年困于征调，平素没有积蓄，不能互相救济。因此不得不分散家庭、减少人口，前往西京、襄、邓、商、虢等州谋食；有的受雇做工，有的烧炭采薪，有的乞讨偷盗，来勉强度过早晚。处在这种时候，国家只应当用安静来镇定局势，减少停止各种事务，节省用度；这样租税自然会减轻，徭役自然会减少，拖欠的赋税自然会宽免，额外征取自然会停止。四种祸患都消除以后，百姓的力量自然充足，百姓的财产自然富裕，乡里自然安定，流亡者自然返回。根本不需要陛下在内忧劳、宰相在外辛苦，然后人人才能得到安置。假如不是这样，国家即使想减轻租税、宽免拖欠，所需花费的财物又从哪里得到？即使想减少徭役、停止额外征取，所要营办的事情又从哪里完成？四种祸患不消除，即使每天颁下施恩的诏令，百姓仍然免不了流离转死。要想停止沸水，不如先断绝柴薪；要想安定百姓，不如减少事务。这是眼前已经验证的道理，并不难知道。臣到任以来，恭敬地看到朝廷和宣抚等司的指挥：把义勇编成四番，准备让他们轮番到边境防守；选拔各军骁勇精锐以及招募乡里的恶少作为奇兵；制造干粮、糗饭、布袋、力车，以备运输粮饷；把每年赏赐和常平仓的物资全部取出，分发给各路防边军队；又竭尽内地府库中的铠甲、兵器和财物来帮助他们。只说永兴军一处，所发人马和铠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其余琐碎物品更是数不胜数。调动时全都以军期紧迫相催促，上下奔走，急如星火。官吏狼狈不堪，百姓惊疑，都说国家将于今春大举六师，长驱深入，讨伐秉常的罪行。臣身份疏远卑微，不能参与听闻朝廷的议论，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昨天臣亲自承受陛下的圣旨，圣旨认为当前边防计策只应当谨慎严密地防守，等敌人进入边境，就坚守壁垒、清理野外，使他们来而无所得，等军队疲惫、粮食耗尽，便可以坐等收取他们的弊病。臣退下后思考，圣明的谋略高深长远，深得君王驾驭戎狄的道理，实在是天下的福分。等到了关中，臣却看见所有处置都在为出征调度。臣不知道有关官署是在外面没有理解圣意，才造成这种张皇局面，还是陛下默默运筹神机，不让臣这样的愚陋卑贱之人知道实情。臣惶恐至极，白天忘记吃饭，夜里不能入睡，心中寒冷、双腿战栗，实在替陛下忧虑。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自古以来，即使国家富强、将领贤良、士卒精锐，因为君主喜好战争而导致危乱的事情也很多。何况如今公私财力困竭，将领愚拙、士卒怯弱，却想驱赶他们到塞外，去捕捉狡猾强悍的敌人，必然不会成功。不仅不会成功，后患还很多，无法一一说尽。如果朝廷本来没有出征的意图，那么为什么白白散尽府库的财物、疲劳百姓的力量，最终却没有办成丝毫事情？万一将来敌骑进入边境，府库已经耗尽，民力已经困乏，将拿什么来抵御他们呢？

译臣从前任御史中丞时，朝廷将要发动绥州战事，臣曾上言：国家应当先使百官职事全部兴举，修治各项政务，安定百姓，充实府库，选拔将帅，建立军法，训练士卒，精良器械；八件事都完备以后，才可以征伐四方夷狄。如今这八件事没有一件比从前更好，何况关中正遭饥荒，十家有九家空无所有，做盗贼的人已经纷纷出现，县官仓库的积储也所剩无几，却想轻率调动大军，横向挑衅强悍敌人，这是臣最为恐惧的。又有人说，国家在讨伐秉常之前，想先试用兵力诛杀一个小部族。如果果真如此，就更加不可。为什么呢？如今竭尽关中的财力，大规模兴师动众，却舍弃有罪的强盗，诛杀无辜的小部族；胜了也不光彩，败了更会成为笑柄，以后将无法再向夷狄发号施令。这两方面都不可行。伏望陛下深刻鉴察安危的关键，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在形势尚未形成时挽救，赶快下达明诏，安抚晓谕关中百姓，说明朝廷不作出征的计划；义勇也不再轮番到边境防守，也不再选募奇兵。凡是调发人员、制造运输器具的事项，都命令停止，爱惜内地府库仓储，以备春深时赈济救助饥饿穷困的人。这样做岂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是社稷的福分。臣忧虑急迫，不能胜任，只能直陈赤诚，惟愿陛下裁察。【熙宁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韩琦上奏神宗，答复诏书所问的北方边疆事务。臣恭敬地承蒙圣慈，特意派内入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内东门司裴昱，带着手诏赐给臣。诏书说：朝廷与北狄通好八十年，近些年以来，他们制造事端越来越厉害。代北地区原来有确定的封界，他们却屡屡挑起事端，妄自前来申诉。近来命令官吏共同加以巡视查勘，虽然图籍记载十分明确，他们却用诡辩拒不服从。如今横使又来了，意图在于一定要达到目的。朕念及祖宗盟好关系的重要性，本来打算优容他们，但敌人的欲求没有满足，势必恐怕还不会停止。万一发生意外，将拿什么来应付？古人处理国家大政，必定询问年高有经验的人。卿一向怀有忠义，历任三朝宰相。虽然身在外地，心中没有不在王室的。关于对待他们的要领、御敌防备的方法，秘密详细写来上报。臣晚年多病，心力耗尽，每日只想再次请求归还残躯，保全这衰老的余年。不料陛下因为北狄制造事端，深思预先防备，还记得臣这个孤陋之人，特意屈尊询问，臣怎敢不尽力回答以满足圣问？臣认为，契丹与中国相抗，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自从石晋割让土地、兼并汉地疆域，又在外统辖各个戎族，契丹更加骄横强大。祖宗朝时，他们屡次南下放牧，极其凶暴。在那个时候，难道朝廷不想用尽天下力量，一定同敌人决战吗？最终还是因为爱惜百姓生命，屈意选择和好；对于边境上所有兴作之事，都深以张扬、挑衅为戒。因此七十年间，两边百姓各自安居乐业，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战争和兵革之事。这种至仁大恩，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了。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举措似乎不把强大的敌人放在心上。敌人一向凭借长期强盛的势力，从未稍稍对我们退让；一旦看到形势变化而产生疑心，一定会认为我们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即使他们的君主懦弱而喜好佛教，难道没有强悍的宗室、谋臣和勇士，提出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这场争端吗？所以他们屡次派使者以争论地界为名，实际是观察我们回应他们的情形究竟如何。导致敌人怀疑的原因，臣试着陈述大略：高丽是契丹的臣属，长期不向朝廷进贡，过去朝廷却派人经由浙路前往招谕，使其前来。高丽只是小国，哪里能够抵挡强盛的契丹？它来或不来，国家都没有什么损益，但契丹知道这件事后，会认为朝廷将要图谋自己，这就是契丹的疑心。秦州古渭以西，吐蕃部族分散居住在山野之间，没有共同的君长，耕种放牧自给自足，从未成为边境的祸患。过去听说朝廷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死他们的老少数万人，所费财物不可计算。而且有人说河州的土地属于董毡，董毡就是契丹的女婿。既然担心开拓土地不会停止，难道不来申诉吗？契丹听到这件事，应当会认为下一步就要轮到自己了，这又是契丹的一层疑心。北方边境的土地靠近西山，地势逐渐高起，不能设置塘泊。过去听说派官领兵到处种植榆树、柳树，希望它们长成后用来限制敌骑。然而这种工程从边界开始，没有人不知道。与过去庆历年间敌人傲慢书信中所说的创建堤防、阻塞要道，没有什么不同。但这难道足以依靠它来巩固边防吗？只是使契丹产生疑心罢了。河朔义勇民兵设置已久，彼此熟悉，耳目灵通，将校整齐，训练也精良。可是忽然把他们编入保甲一道，结果义勇中的旧人纷纷离散，十人中去了七人，有的调入保甲，有的放归务农，只得到增加人数的虚名，却破坏了本来可以使用的成法。这又只是使契丹产生疑心。自从敌人辨明疆界以来，河朔防边地区和靠近内地的州郡，一律派官员检查计算，修筑城垒，开挖壕沟；尤其在北京附近服役的人很多。敌楼、战棚之类，全都加以更换修葺，增置守城器具，大都命令准备齐全。各处的兵甲器械，屡次派官检查，排列、整理、张设、盘点，前后不止一次。又在各地创设都作院，颁下新的样式，广泛谋划制造。澶州等地制作战车，这些事情都是众人亲眼所见，间谍很容易窥知。而且敌人还没有采取行动，他们没有受到丝毫损失，我们却已经耗尽财力和人力，先把自己困顿了。这又只会增加契丹的疑虑。近来又在河北设置三十七将，各自专掌军政，县里不得过问防务。雄州地处边疆最前沿，也设置将领屯兵。军队所需的衣物，有命令士兵自行置办的，有命令本营增置的，有命令官府制造发给的。甚至预先登记上户的车马、骡驴，准备随军行动，明明白白地安排出征次序，无法掩盖。这又会深深增加契丹的疑虑。北狄一向是敌国，若设置成这样，积累疑虑而引发事变，也是势所必然；这也正是他们善于为自己谋划之处。如今横使再次到来，一开始就故意傲慢无礼，用来试探朝廷。况且代北与雄州一向有确定的边界，如果宽容迁就而把土地给他们，恐怕他们贪得无厌，逐渐侵逼而不停止。诚如圣诏所说，当然不能给他们。有可能因为朝廷不答应，他们便拿这件事来认为自己有理；即使不马上大举进犯，势必也会逐渐骚扰各边，最终破坏盟好。事情往往有其因缘而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烦请陛下明发诏令，询问应如何接待和防备他们。我自顾年老衰朽，日夜思考此事，却不知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来从旁帮助陛下的谋略。

译我听说，话还没有说到该说的时候就说，叫作急躁；话已经说到该说的时候却不说，叫作隐瞒。我过去曾说过，散发青苗钱不妥当，但进言的人总是肆意加以深重诬陷，若不是陛下明察，我几乎遭到极刑。从那以后，在新法施行之下，即使其中有不合人情的地方，我为了避嫌，也不敢再提出议论。如今亲自奉到诏令询问，事情关系国家安危，如果已经说到而隐瞒不言，就是极大的不忠，罪过大到不能用诛杀来抵偿。我曾经仔细推想，当初替陛下谋划的人一定会说：自祖宗以来，纲纪法度大多因循苟简，非改变不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先有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聚集钱财、积储粮食，把兵力寓于民间，这样就可以驱使四夷，完全恢复唐朝原有的疆域。然后制定礼乐，用礼乐来文饰太平。所以一开始就散发青苗钱，让百姓支付利息，所得利息再作为本金，只求多取利息，每年增加本金，没有定额。又制定免役法，从上等户到下户，都依次出钱，招募人来承担差役。过去上户轮流充当衙前，负担沉重而且艰难，因此其中有时会破产。如今上户一年出钱不过三十多缗，便可以安然无事；却让一向没有差役的下户年年出钱。这就是损害下户而使上户受益，即使想尽各种办法补救，终究也不是好办法。而且在役钱之中，每年还要另外缴纳宽剩钱，以备其他用途，这就是所谓富国之术。农民缴纳夏秋两税，一年两次，逾期不缴才会受到科校之刑。如今缴纳青苗钱和役钱，已经是增加赋税；超过期限的人也依照两税法加以科校，于是每户一年之中常常要承担六次科校，百姓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惊恐。稍微遇到水旱灾害，就会拖欠官府的钱，流离迁徙、失去产业，这已经明明白白地出现了，谁还敢说出来？又在内外设置市易务，把天下商旅的货物全部收拢，由官府自行取利；主持者把获利当成功劳，哪怕极细小的利益也必定取走，小商人和普通百姓于是连手都无处下。再加上新制定的法令每天都在下达、更改，没有固定标准，各州县官吏茫然无措，不能全部详细记住；稍有违反就判处徒刑，即使遇到赦免、减刑或免职，也不能恢复原罪。监司以严厉督责为明察，把法律执行得比告缗还苛刻，因此州县之间的官吏惶恐不安，只求一天混过一天，都把没有获罪当作侥幸。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商人是能够替国家聚敛财货的人；官吏是辅助朝廷施行教化的人。如今农民在田间怨恨，商人在道路上叹息，官吏则处处不能安心任职，恐怕陛下还不能完全知道这些情况。想要抵御四夷、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根本困顿动摇、众人的心离散而怨恨，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谁能在这种情况下成就这番功业。这就是陛下最初谋划之人的重大错误。陛下有尧舜那样的聪明，能够知道错误所在，改正错误而不吝惜，这是圣人的大德。如今又有些急于求进的人，不顾国家利害，只说边事将要发生、可以谋求富贵；向陛下献上防御策略的人，一定会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只是表面上故意骄横怠慢罢了。凭陛下神圣文武之才，若选拔将臣，率领大军深入敌境，那么幽蓟之地一举就可以收复。这又是没有深思的说法。如今河朔连年遭受灾害，民力极其贫乏，防边和次边州郡的草料粮食都不充足，新选的将官通常只是粗勇之人，保甲新设置的防务又没有经过训练。若驱使重兵停驻在坚城之下，粮运供应不上，敌人从四面前来援救，我们腹背受敌，想退也退不了，那将怎么办？太宗时即使有曹彬、米信这样的名将宿将，仍然造成歧沟之败。臣愚见，为陛下谋划，不如派遣使者前往答复，优厚地送上礼物财币，公开表明最大的诚意，以至诚之心告诉他们：朝廷过去所进行的各种兴作，只是修治防备的常规；我国与北朝长期通好，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哪里还有其他意图？只恐怕是被间谍误导了。况且疆界一向确定，应当依照旧日边界；请命令边吏退还近来侵占的土地，不可拿这件事制造事端，想要毁掉祖宗历代形成的友好关系。应当永远笃守信约，双方都消除疑虑。希望陛下把契丹所疑虑的事情，例如将官之类，也可以因此罢免，以解除敌人的疑心。万一他们听从并接受了，那么就可以拖延若干年，陛下趁机更加休养百姓、爱惜民力，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之人，疏远奸佞谄谀者，进用忠诚刚直之臣，使天下悦服，边防日益修治，塞下有余粮，府库中有盈余财物。等到敌人果然出现衰弱动乱的迹象，然后振奋威武，恢复旧日疆土，快慰忠义之士不平之心，洗雪祖宗历朝的愤恨；陛下的功德显赫光明，如太阳照耀，永无穷尽。如果他们不服，决意背弃盟约，那么河北各州挖深沟、筑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真来入侵，各处的军队可以伺机驱逐，大将持重以求全胜。此后敌来我往，一胜一负，是兵家的常态，胜负不能预先料定，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停战休息。至于清野之法，很难全部实行。仓促之间，不可能强迫一境百姓把每户的牛马、干粮都搬入城郭；到那时，有的会前往保生寨避难，有的会带着全家渡河，有的会留下人看守庄舍，有的会就近进入城郭居住。应当让人们各自便利行事，才可以保全安全，实在不能预先按照地图规定好，强令他们全部住进城郭；即使有严令，也一定不会听从。祖宗朝屡次遭受北狄侵扰，乡民躲避寇乱大多也是这样，希望朝廷不必逐一处置。臣历事三朝，做了十年宰相，官位已经达到极品，荣归故乡，万事没有不足；年近七十，旧日疾病还在身上，常常想告老离职，以求保全始终。只是因为圣上询问到这件事，所以才敢进献一次忠诚的意见，并不是嫉妒贤能，也不是求取进用，只是因此来自我取信罢了。如今天下人渐渐不敢把直言进献出来，臣实在不忍辜负历朝对我的眷顾和恩遇，仍希望自己的愚昧能够使圣心有所醒悟，这将是社稷最大的福分。惟愿陛下加以审察，赐臣以不疑之心；这不只是老臣的极大幸运，也是天下的极大幸运。【熙宁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以侍中判相州】富弼上奏神宗，答复诏令所问的北边事务。

译臣一向缺乏才干学业，惭愧地忝居二府。过去壮年时，精力尚且比不上别人，如今年老又有疾病，精神意志衰退，哪里足以答复关于重大政务的询问？但臣并不是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只是把众人所听闻的情况记录下来上奏，请圣上明察裁择。臣近五六年来确切听说，绥州、娄熙、河、辰、锦、戎、泸、交趾都有人议论用兵，只有交趾之事中途停止，其余各路都有攻讨，有的取胜俘获，有的失败损失，这些事情都传遍天下。绥州、娄熙、河刚开始兴兵时，便有传闻说朝廷一定要收复灵夏、平定贺兰，后来又大肆传闻有人献上平定燕地的策略，这种说法尤其盛行。北狄一定已经探知朝廷正在准备，又听说朝廷修整兵器甲胄、选练军队、增筑城垒、积聚草料粮食，还招致高丽作为牵制敌人的援助。近来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将，考核阅兵更加急迫，喧传日久，诸事相互印证。这就是敌人提前挑起事端、借此发动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停止的原因。至于平贺兰、平燕的策略，虚实固然无法知道，但传播的人既多又久，众口一词，谁敢辨明？即使有人辨明，远方夷狄又凭什么相信？如今事端已经形成，代北各屯的兵马在边境上争论一年多仍未解决，横使再次到来，事情归由朝廷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这是边城官员的职责，若由朝廷亲自承担，恐怕道理上难以宽缓处理，必须立即作出可否的决定；违背他们，战争马上就会发生，祸患来得迅速；顺从他们，则河东的侦察范围会变得狭窄，祸患虽来得较迟，却会长久造成不便。臣认为不如把这件事完全交给边臣，让他们坚持立场，以长期以来的图籍和疆界为依据，竭力与对方互相辩诘。北狄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理亏，只是故意想制造事端，于是兴起战争，以气势压倒我们，以威势欺凌我们；这是想夺取我国多年来经营的成果。他们并非敢于无缘无故突然挑起这件事，实在是有导致他们前来的原因。惟愿陛下深思熟虑，不可只说敌人挑起事端、背弃盟约。如果他们万一入侵，事情不得不应对，我们就以严整军队等待；他们来便抵抗作战，他们退便防守戒备，这是自古中国防守边疆的要领。若朝廷乘着愤怒便想深入进攻，臣实在担心万一遭到挫败，危害不会小；更何况他们或许与西夏形成犄角之势，那朝廷就要日夜忧劳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边地奏报紧急，军队和粮食都缺乏，难以满足使用，还必须防备四方凶徒中一定会有观望的人。他们会认为国家正忙于外部忧患，力量不能控制自己，于是相互招集，像蜂群刺猬一样纷纷起事，那将怎么办？臣愿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忍辱含垢，暂且求得安定，再等待年岁丰收、贫困稍微缓解、流亡百姓逐渐归来。等百姓大体安居乐业，赋税没有亏失，仓廪不空，恩德信义得到宣扬，人心牢固团结，然后再谋划万全之举，贵在避免一次失误而造成失败。这是天下人的愿望，也是臣的志向。此前又喧传陛下决定亲自出征，朝廷内外更加忧惧，心惊胆落。陛下虽然英明睿智、天赋非凡，必定有成算；但太平天子和开创业主所处的情势完全不同，尤其不可一概轻率举动。又恐怕朝廷只是制造声势，本来并无真正出兵的心意；如果这样，就是我方用虚声诱使对方以实际行动前来。制造虚假声势的一方，必然有疏忽大意的忧患；真正前来的一方，必然有周密筹划的考虑。以疏忽大意的忧患去面对周密的谋划，成败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即使假设入兵讨伐取得胜利而回师，契丹一方的势力已经因此壮大，何况夏国的罝勒斯赉、高丽、黑水、女真、达靼等各蕃又作为他们的党援，其势力必然难以彻底消灭，使其不留遗民；即使由此形成边患，最终也不会有停止的时候，这远远不是驾驭天下、谋划长远的办法。臣深切认为，可以借横使到来的机会，选派人员，把他们怀疑我国的几件事敞开心怀向他们解释，说朝廷凡是所做的武备，都是中国的常规事务，并不是想对外发动征伐。过去使用武力的地方，都是犯了罪过的小蕃，朝廷必须依法问罪。至于我们两个大国通好，已经七十多年了，若无缘无故，怎么肯轻易想要破坏？恐怕是奸人捏造事实，妄自制造离间；或者是他们听说我国整顿边事，便怀疑我国有所行动，而我们既然知道了，难道能不大力准备？大概正是因此彼此猜疑，逐渐滋长嫌隙，于是形成今天争论边界的局面。朝廷还有什么可以说明的事情，都应当全部说明，必须让他们完全释然、没有疑惑，这就是一项帮助。横使起初不接受，就派遣报聘使者到戎主面前详细说明这一番意思，希望他能够听从，这一定会有所好处。他们正是大量依赖朝廷每年给予的财物，才得以维持国家生计；既然有顾惜依赖之心，难道会没有求得安定的愿望吗？只是疑虑未能消除，于是表现得倔强。如果替他们开解并把事情说明白，他们一定会回心向化，所有细小的嫌隙都可以不再计较。假如彼此互相猜忌，两方面的心意不能沟通，祸患一天天加深，必然造成后悔。我遍观《春秋》直到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征伐，两军已经交战，箭飞在上，行人在下，仍有通过辨说解释而彼此交结、退兵并重新缔结盟好的事例，比比皆是。何况如今事端刚刚开始，军队还没有交锋，正可以多方面据理解释，或许还能收到成效；这与用战争决定胜负，效果相差万万。彼此产生疑虑以及抵御戎敌这两件事，都是臣从群臣议论中得到的，并非出自个人臆测，都是眼前众人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情况。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在事情之外另行虚构奇异的策略。臣还希望陛下兼听博访，不应只听一方面的说法，恐怕有些迎合圣意以及畏惧权势的人，不敢把真实情况全部上奏，从而误了国家的大计。臣今天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听说去年春天由于长期旱灾，陛下特地下达手诏，允许人们极力陈述朝政得失；朝廷内外都欢欣鼓舞，认为圣心已经大为开悟。不久听说上章论列的人很多，却随后有人遭到贬降；陛下竟没有把手诏召人极谏当作本意，反而宽容地让进言者获罪。士大夫从此都设法闭口自守，忠诚尽言的话不敢再说出口。臣认为下情不能上达，是朝政最大的祸患。愿陛下深思熟虑，早日使天下受到恩惠，也使朝廷无事，这是臣无法胜任表达的最大幸事。这篇奏章写得仓促，又想把事情和道理说明白，不敢加以修饰，也没有援引古事，只是直截了当地写出利害而已。过去楚国令尹子反说过：‘小小的宋国，尚且有不欺骗人的臣子。’何况中原大国已经与北方发生嫌隙，如今若再不推诚相待，恐怕就不能解除疑虑、消除误会了。

译伏请圣上特别裁断并宽恕。【熙宁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以使相、韩国公身份退休。自从萧禧等人再次来议边界，神宗特地下达手诏询问富弼等人，富弼等答复诏令，都主张不能把土地给他们。适逢王安石再次任相，只有他说将要夺取这些土地，就应当故意先给他们，于是用笔划地图交给韩缜，全部给了他们。大概东西两面放弃土地五百多里，确实是韩缜承接王安石的意旨办理的。后来元祐初年，谏官苏辙论述韩缜弃地的罪过，说道：‘自古以来四夷对外侵侮，必定发生在新旧更替之际、君主年少而国家疑惧之时。所以孝惠、高后在位时，匈奴骄横；唐太宗刚即位，突厥突然来到渭水以北。如今辽、夏两方面正在蓄谋，安危尚未分明，折冲御侮全在辅弼大臣。去年敌使入朝，看见韩缜在位，使者互相顾视，反而露出讥笑之色，这是什么意思？敌人确实是看见韩缜无状，无缘无故把祖宗七百里的土地给了他们。如今韩缜执政，对我国有利，所以他们高兴而暗中窃笑。开启奸邪、辱没国家，必定从这里开始。’北方边界的谋划出自耶律用正。如今却把主张退让的人任为宰相，用来开拓国土七百里，却又任用耶律用正为相，按道理本来就应如此。可是朝廷却因为缩小国家七百里而任命韩缜为相，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臣听河东父老说：韩琦任太原府长官时，想设置范家东堡、范家西堡以及赤泥、胶三处防地，指挥弓箭手；恐怕敌方会以此为借口，于是召来弓箭手节级高正，让他办理这件事。高正率领部下在斯赉台南北侦察守候，敌方的人来砍柴采薪，便动手殴打伤害他们。敌方以此为由提出交涉，高正便说：‘这里是汉界。’敌方发文争辩，往返十多次，最终取得约定：斯赉台以南作为汉界，而三处防地所指挥的弓箭手发挥了很大作用。等到韩缜确定边界时，却把这些地方全都割让给了他们。主户约有二千五百多户，客户是其三四倍。百姓被驱迫迁往内地，祖坟、房舍以及所耕种的田地全都抛弃在南面，老人孩子悲恸哭泣，声音令人不忍听闻。后来竟以天池岭作为边界，天池北面距离斯赉台还有二十五六里。往日敌方想祈福、修葺天池庙，必须先向安抚司递交文书，然后才敢进入，以此表明庙宇属于汉地；如今也成为敌人所有。高正是当地豪强，在北方很有威名，蕃汉人都称他为高大王，天池庙的神也被称为高大王庙。当土地正要割让给敌人时，高正捶胸大哭，对他的部下说：‘我兄嫂今天防地的蕃族百姓有几千人，全都在大哭。’ 韩缜身为侍从，奉持节杖出使，却卖国求荣，连一个弓箭手节级都不如；如果这种事都可以忍，还有什么不能忍？高正几年前任大皇平巡检，年过七十，每当听见有人议论韩缜和燕复的奸邪，就想把他们的肉吃掉。燕复是火山军三界首的一名商人，因输粮而得到司户参军之职。韩绛任宣抚时，起初上奏要更换他，因为怀疑他是细作；但韩缜却与他私下交往亲昵，无所不至，称他为燕二，也叫他二哥。割地的谋划全都出自燕复。敌使梁永、萧禧原本以横山下的大川为界，到了七蕃岭下却突然伸入汉地，包围这座山岭二十八里，意图从这里一直把分水岭作为边界，边民大为愤怒。有焦家弓箭手二百人，殴打北使，夺下梁永等人所持的柱斧交倚，敌人不敢再向南，于是从七蕃岭以北转向西面，以大川为界。燕复到了雁门寨，也被弓箭手殴打，匍匐逃入寨中，关上寨门才勉强免死。由此看来，边民都忠于本朝、心怀愤恨而不肯屈服，北狄自己也知道理亏、无话可说。假使韩缜稍有臣子的忠孝之心，不辜负本朝，那么七百里土地一定不至于陷入敌仇之手。火山、宁化之间山林丰饶富足，是财物和资源聚集的地方。从芦牙平、荷叶山、雪山一带一直延伸到瓦窑坞，南北一百多里，东西四五十里；林木薪炭足以供应一路，麋鹿、雉兔足以养活数州。如今这些地方全都失去了。雪山有一座庙，是河东一路祭祀供奉所经过的地方，如今也成为夷人的鬼域了。人与神共同怨恨，这些全是韩缜的罪过。中国历来控制险要、观察敌情的形势要地，如五蕃岭、六蕃岭、七蕃岭、黄嵬山之类，如今全都成为敌人的巢穴。从那里向下俯视忻州、代州，人马都可以数清。将来即使使用数十万精兵，也不容易重新夺取。既然如此，谁还敢再议论用兵？由此可知韩缜卖国的罪过，百世也不能磨灭。祖宗若有灵，一定不会赦免韩缜。陛下近来下令罢黜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辅之流，都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法令危害百姓。罢免这些人，改变这些法令，不出几个月百姓就会恢复生业。像韩缜这样的罪过，聪明人不能替他重新谋划，仁人不能使他心安。边疆的祸患有不可预测之处，陛下却独独赦免了他。臣为国家痛恨奸邪、深忧长远，实在忧思到了极点。伏请查阅臣前后所上的章奏，下交三省和两制官员共同议论，正定韩缜的罪行，以告知四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如果有不如臣所说的地方，臣甘愿接受诽谤君上的罪责。韩缜最终被罢免宰相之职。《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宋代赵汝愚编。边防门。辽、夏十。文彦博上奏神宗，论述关中事务。臣近来听说西部军队已经回来，朝廷内外只知道暂时停驻休整，却没有分散屯驻、解除甲胄的安排，人们都忧虑疑惧，担心王师一定还有再次出兵的计划。老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德，义理上与国家同忧共乐；如今齿发衰老，已经不再有任何企望，只有一点想要报答国恩的心意，不能默不作声，所以冒昧向陛下陈说。臣仔细观察，陛下即位以来，选拔将帅、训练整齐军队、修治武器、储备干粮军粮，都是众人的智慧所不能达到、近世从未有过的。近来夏人昏乱，自取上天讨伐，陛下威严地下令将领出兵，讨伐有罪之人。军队出发以来，捷报多次上奏；虽然还不能捣毁他们的巢穴、擒获他们的君长，但军队行动有纪律，所遇敌人总能取胜，羌人逃窜，不敢抵挡堂堂王师的锋芒。天子的威势和神武震慑四夷，战功之多，近世从未有过。然而多路进军，发动大量民众，长年累月运送军需，费用不可估量，各路百姓疲于供给；将士尽忠竭力，为朝廷奋不顾身，辗转艰险，冒着严寒困苦，辛劳到了极点。臣认为，国家威势既已振奋，将士的力量也已经耗尽，百姓运输供给的力量也已经竭尽。陛下今天的计划，正应当慰劳招抚将士，安定归附百姓，抚慰他们的疾苦，修补他们的创伤，使他们得到休息，按兵养威，以保全前日的胜利。这样，对外足以惩戒夷狄，对内足以爱护养育军民，这是宗社无穷无尽的福祉。如今如果军队暂时回来又再次出动，士气已经衰弱却要再次鼓舞，民力已经困乏却又要征调，重新从各路兴兵深入，转运粮饷的路程更加遥远；这样一来，军队的胜败恐怕还不能确定，而前面的功劳或许反会丧失，这是天下最深的忧患。臣又在洛中，接送陕西军队所需的物资不少，也听说陕西的情况较为详细；那里的人都说百姓已经流离失所，粮食价格飞涨，今年冬天许多地方的二麦没有播种，到了春天农事正要兴起，却又不断征调，必定担心供应不能及时，误了国家大计。臣不说，谁还应当说呢？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尺度，以苍生为心，不要把彻底消灭敌人之后才算功劳，赶快下诏班师，分散屯驻各路，使朝廷的恩惠和威势同时施行，军民和睦归附。凭夏国这样昏乱，完全可以坐待它自行灭亡。臣的愿望实在无法尽述。附在奏章后的贴黄：臣听说陕西、河东运粮的人夫，虽然耗费的钱财不可估量，但逃亡的人很多，甚至负责押送人夫的官员也有逃窜的，恐怕无人敢详细奏陈。春秋、战国时用兵，运粮大多在中原，所以军队可以就地取粮，粮食不必远途运输；如今运粮深入夷狄的沙漠地区，情势不同。《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才取胜；又说小人不可任用。以圣明的帝王讨伐鬼方，尚且要三年才能取胜，可见事情有不能急于求成的道理。又说，军队正当、统帅为长者便吉利；‘丈人’是严肃庄重之人的称呼，任用这样的人就吉利；小人不可任用，任用了就不会成功，不成功就会获罪。老臣伏望陛下选择统领军队的人，对于轻率冒险、只求侥幸功劳的人，应当不要任用。臣年老眼花，勉强亲笔写下这份札子，深怕书写不谨慎，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臣又不敢附在驿递文书中，恐怕泄露而不能送达，所以谨派臣的长孙、承事郎永世，拿着它到通进司投进。【元丰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河南府判官。皇帝答复诏书说：自从远方相见，忽然已经过了两年；春日温暖，爱卿近来平安吗？此前我接连阅览你所论关中事务的奏章，完全体现了至诚恳切、忧国忧民的心意。若不是历朝心腹大臣、把忧国当作忧家的臣子，怎么能够如此反复恳切？你日夜思念国家的忠诚嘉言，我不会忘怀。朕涉世行道的时间还短，不善于识别人才，不能任用将帅，凭借天赐的可乘之机，向上替祖宗消灭一方世代仇敌，实在厚颜惭愧。自从六军回到边塞，将士已经厌惧劳苦，百姓也已经告病。如今的形势，哪里还能远征深入呢？只能固守边境、保全自己罢了。近来特意命令泾原制置司，只让他们修筑几处亭障，防备敌人冲击突袭，不再有前日进攻的计划。之所以把名义张大，像是要入境讨伐，是因为兵法说，有时实际使用却表示不用，实际不用却故意表示要使用；或许这样可以震慑敌人，使其前来求和、重新结盟，朝廷便可以乘机恢复羁縻。想来爱卿同样怀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诚心，应当已经知道大致安排了。如今借贺庆使者出行的机会，特意把这些告诉你。此前四月，种谔上奏说夏国内乱，秉常被臣下篡夺，请求兴兵问罪；朝廷于是开始大规模出师，李宪、王中正、高遵裕等分道深入，所向都取得胜利。后来长久攻打灵州而不能攻下，战争连年不解，中原骚动不安；到元丰五年九月，夏人二十万进攻永乐城，至元丰六年夏国国主才请求和议、奉上贡物。前后用兵，都是当时小人贪图功劳、制造事端、迎合附和而实行的，并不是神宗本来的意图。】滕甫上奏神宗，劝谏不要讨伐西夏。臣一向没有学问才术，年老后也不读书。每当想要竭尽愚诚，以此补益圣明，往往担心肝肺都已经枯竭，最终没有什么可说。近来因生病求医，偶然悟到一件事，推及政务，似乎也可以施行，请陛下裁择。臣近来患有积聚，医生说，按照病情服用峻下药，一天就能痊愈；如果不服，只需调治，半个月也能痊愈。但人到中年以后，每服一次峻下药，身体就衰弱一次；衰弱积累起来，便成为终身的忧患。臣私下盘算，终究不能为了取得一天的痛快而换来终身的忧患，于是听从医生的话，用良药慢慢调治，半个月后痊愈，起初并没有损伤元气，体力反而更加保全。由此悟到，近来臣僚献言想要对西方用兵，都是医生那种希望一天见效的想法。这样做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子深切忧虑君父、想要谋求万全之道的做法。凭陛下的圣明、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哪里去不能取胜？但臣仍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井底，先把自己系在大木上，又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下看。这话虽然粗俗，却切合实际。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并不只是像彭祖爱惜自身那样；可是兵器是凶器，一旦发动就有危亡的可能，兵事的危险令人畏惧，比井还要厉害。因此臣愿陛下用兵时，像彭祖观井一样谨慎，然后才算恰当。

译臣仔细观察，自古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比曹操更好的。他攻破袁绍，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臣试着为陛下说明。袁绍凭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保住性命。曹操收拢军队而不追击，为什么呢？是为了使袁绍松懈，并使他的国家陷入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能被杀，嫡子庶子一起争斗，不到八年，袁氏便没有留下后代。假使曹操当时急于进逼，袁绍既然不能一举荡平，若因恐惧而修明政事，任用田丰、扶立袁谭，那么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后来曹操北征乌桓，讨伐袁熙、袁尚，袁熙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乘势把辽东也平定。曹操说：‘他们一向害怕袁尚等人，我现在逼迫他们，他们就会联合；放缓进攻，他们自然会互相谋害，形势就是如此。’于是带兵回来，又说：‘我正好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的人，可以说很善于消灭国家。消灭国家是大事，不能急于求成。譬如小孩换牙，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时孩子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而一下子拔掉，换牙反而可能使孩子受伤甚至丧命。因此臣愿陛下取西夏时，像曹操取袁氏那样行事。当元昊强盛时，谋臣猛将竭尽智力，十年都不敢接近。如今夏国君主势弱而臣下势强，国内发生动乱。陛下只要派一支偏师出动，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州等地的防御工事，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上天把贼人交给陛下处置的时候。兵法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和越人也会像左右手一样互相救助。如今秉常虽然被母族篡夺，但按道理推想，那些世家大族也未必肯低头携手为母族效力。现在他们却联合起来，坚守城壁、清空野外，以左右手般的合力抵抗王师，这就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道理应当缓慢对待。如今天威已经震动，臣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挑选一向为贼人所畏服的人，让他们兼任五路统帅，在边境聚集重兵，号称百万，搜集车辆、补充士卒，每天送去牛肉和酒，金鼓之声传到数百里之外，对外造成必定讨伐的声势，实际上却不出境；多拿出金帛，派遣间谍和善辩之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都不吝惜，一个百姓我都不据有。凡是能够带着土地和民众投降的，立即封赏他；有胆敢抢夺其土地、掠取其百姓的，一律斩首。’不到一年，必定会有人势力相当、彼此猜疑；人情并不遥远，人人都想求得保全，等到王师尚未出兵，他们就会争相先投降以求重赏。陛下于是乘机分裂他们，任用其酋豪，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交错分布、彼此对峙，务必让他们互相仇视，如同汉朝封呼韩邪、打通西域的故事。只需在要害之处筑一座城，驻扎几千人，设置一名将领防备各部，就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中国、保卫边境，不必烦劳筑城守卫和转运粮饷，难道不是最为万全的策略吗？臣愿陛下在心中作出决断，深思熟虑，谋划长远。臣下替人谋划和君主替国家谋划不同：臣下如果不夺取土地、斩获首级俘虏，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功劳；替陛下谋划，只求天下安定、社稷巩固罢了。陛下神圣英明，超过古人，举止和念头无不成为功德；只要能使国家安如泰山，与天地同寿，那么史册就记录不尽，尧、舜、禹、汤也没有谁能超过您。议论的人不知道从这里考虑，争相急于求取功名，履行危险、冒犯艰难，使圣上劳心，臣私下不赞成。古人说：‘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上天以不说话为尊贵，圣人以不说话为美德。’老子称‘最善辩的人好像说话迟钝’，庄子说‘最高的道没有文饰’。况且记事过多会损伤心神，说话过多会损耗元气；心气在内受损，形体精神在外劳苦，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一定会成为负担。应当为了社稷爱惜自己，臣下爱护君主，还没有像刘洎那样深切的。臣私下仰慕他，虽然被贬谪镇守外地，不应妄自进言，但想到自己是旧臣，好比老马，筋力虽然已经衰弱，不能承担远行，却经历过险阻，大致认识道路。惟愿陛下怜悯臣的愚昧而体恤臣的心意，臣将万分幸运。【元丰五年上奏，当时任筠州知州】范纯粹上奏神宗，论述西部军队不可再次出动。臣恭敬地看见朝廷在一路聚集军队，等待讨伐西夏，将要修筑堡寨、聚积草料粮食，作为进攻必定取胜的计划。臣没有才干，职掌专门负责粮饷，虽然后来多次与同职官员详细陈述情况，烦劳圣上听取，但所说的都只是粮饷运输职务本来应当说的事情。至于攻讨的得失形势、城堡利害的实际情况、出兵日期的缓急，以及关系朝廷和天下大局的民情休戚，则不是臣的职务范围，从前也没有说过。臣愚昧地认为，即使身在田间也不忘君主，是臣子平常的操守。何况臣世代蒙受国恩，长期承蒙朝廷器重任用，如今既然看见事情有所表现，心中又有所思虑，难道能因为不是本职而把它当作无关紧要，默默不言、自我欺骗吗？这就是臣能够自信无疑而想要进言的原因。臣私下听说，去年边事刚发生时，议论的人说夏人昏乱，囚禁侮辱其君长，众人怨恨、亲近者背叛，席卷之下便可平定。朝廷大规模整治军队，各道同时进兵，所到之处都奋力作战，却没有攻下敌人的巢穴，这就与那些议论者所说的有差别了。如今朝廷在泾原屯兵，想要采取边修城边作战的计划。臣认为，二十万精锐骑兵聚集在一处，声势十分浩大，对方一定会清空野外以避开我军锋芒，转而在其他道路侵犯边境，用来牵制我军。万一敌人乘虚入侵，事情就令人忧虑了。况且泾原进筑城堡的民众，每天所需粮米将近一万斛，所修筑的城堡不过一两座，而距离逐渐遥远，粮饷运输没有办法接续。时间一久，壮丁民夫有奔逃溃散的忧患。到了这种时候，势必不得不停止，难道不会辜负陛下兴师动众的意图，又使夷狄窥见我国的虚弱吗？何况所修城堡位于敌境深处，若长期保存驻守，难道敢自保吗？这也是不可不考虑的事情。朝廷休养民力、充实府库，已经很久了。去年军队一出动，公私困弊就严重到这种程度。如今再次议论大举出兵，人力和事力远远不能与去年相比。如果今年不能完成战事功业，明年又将怎么办？国家财力和百姓民力，靠什么继续下去？这就是臣所说的攻讨得失的形势、城堡利害的实际情况。臣根据制置司发来的文书得知，征调时各路兵马的期限都在六月。臣仔细计算，出兵的日期一定是在初秋。去年泾原、环庆两路各在九月出兵，到了仲冬才逐渐回到边塞，但仍有士卒因疾病和冻伤死亡，十人中损失四五人。如今七月行军，正值酷暑，二十万军队冒着炎热的太阳，有时要抵御坚强的敌军，有时要承担沉重劳役，口渴时饮水难以周全，患疟疾、痢疾的人一定很多。

译又正逢大雨时常降下的月份，难道不会有连绵积水的忧患吗？臣担心疾病和伤残会比前日更加严重，内外重兵都关系国家大局，这就是臣所说的出兵日期缓急问题。臣亲眼看见去年征调民夫出境时，上等人户有一家独自出几十名民夫的，贫穷下等人户也必须几家合出一名民夫，每名民夫的雇值达到一百贯钱。各路转运司又接连征调，达到两三次，其中遭受冻饿艰辛的人，若遇敌人而被杀害，死亡凋残，长期不能恢复。如今再次登记征发百姓，百姓已经熟悉这种形势，人人必定惊恐害怕，已经有不少逃散。大麦小麦还在田垄间，秋季庄稼将要锄耘，此时征调正好妨害、夺走农时。因为兴兵的大计，处处都需要人力。臣等承蒙朝廷以军法告诫，责令我们催促办理；如果百姓大规模流亡，关内骚动，作为根本之地，事情就很令人忧虑。将来进言的人一定会把我们当作归罪的对象；一己之责，不值得臣爱惜自己，可是国家的事情又怎么办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民情的忧乐。臣深切认为，朝廷制定计划，应当追求万全，不应侥幸以为一时无事；出兵却不能成功，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臣曾同熟悉边事的老臣详细反复地讨论，事情的曲折实在令人寒心；可是朝廷内外的臣子却妄自猜想朝廷是在为自身打算、畏惧承担祸患，没有人替陛下说出实情。臣究竟是什么人，只是被忠义激发，不能再把本职事务当作借口而沉默，宁愿今天承受尽言获罪，也不忍将来背负不言之罪，所以冒死把众人所得出的意见上奏。贴黄：臣并非不知道，直言危论会招来罪责和悔恨，只是深切认为，今天把该说的话全说出来，才算没有辜负陛下。即使因此被投入鼎镬，我内心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如果随声附和众人，公开肆意欺骗蒙蔽，只图侥幸保住眼前无事，使光明正大的公议受到壅塞而不能上达，给朝廷留下日后无穷的祸患，那就不是臣所能认同的了。今天所说的话，确实像是迂阔荒诞，但陛下日后应当把它看作忠言。【元丰五年五月上，当时任陜西路转运使】向哲宗皇帝进呈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范纯仁。后汉光武帝答复臧宫等人的诏书说：“黄石公的《记》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柔是德，刚是害人的力量；弱是仁的助力，强则会招来怨恨。所以说，有德的君主，以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使百姓快乐；没有德的君主，只以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取乐。使百姓快乐的人，他的快乐长久；只顾自己享乐的人，不久就会灭亡。舍近求远的人，劳苦而没有功效；舍远求近的人，安逸而能有结果。政事使人安逸，就多有忠臣；政事使人劳苦，就多有乱民。所以说，专心扩张土地的，国家会荒乱；专心扩充德政的，国家会强盛。守有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安定，贪图占有别人的东西就会残害自身。残暴灭亡性的政事，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如今国家没有良善的政令，灾异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人不能自保，却又想远行经营边外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防。’北方的狄人还很强盛，而屯田和警备之事，传闻往往多不真实。如果真能拿出天下一半的力量来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时机不对，不如让百姓休息。” 臣私下看到，夏国派人到朝廷来，已经多日还没有放他们回去。近来侦探得知贼中的情况，他们逐渐增加屯驻的兵马，必定是发动事情的意图受到疑阻，于是想另生边患。伏望圣上慈悲，念及陜西百姓，稍微顺从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恢复按常例进贡，也许可以因此罢兵，让华夏重新见到太平。这样，陛下好生的德意就能遍及百姓，祖宗社稷也能享有万世安宁，这些全在陛下一句话的恩赐。臣曾读后汉光武帝答复臧宫、马武的诏书，实在有深切的警诫。臣恐怕陛下想要了解，所以谨慎地抄录进呈，唯愿圣心采纳裁择。【元丰八年上，当时任庆州知州】向哲宗皇帝请求归还西夏六寨　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神宗皇帝因为夏国国主赵秉常被臣下囚禁，发兵讨伐，奋力彰显天威，震动沙漠。敌人带着部族逃窜，躲藏在黄河以外。各位将领收取了他们的边地，建立了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这大概只是为了取得出兵的借口，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都是为自身谋划，并不是为国家考虑。臣听说，这几个寨子都偏僻孤立，处在边远之地，难以救援；土地也不肥沃，不能耕种开垦；地势又不险要，不足以据守防御。中国得到它们，只是分散屯驻兵马，白白耗费草料粮食，有长期戍守、远途运输的负担，却没有拓展疆土、开辟边境的实际利益。这是众人都知道的。王师攻打灵州没有成功，狼狈而归，士卒疲惫、粮食耗尽，死亡逃亡很多。西夏人知道中国兵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从此开始产生轻视怠慢之心。因此第二年，边臣修筑永乐城，敌人暗中派兵袭击，覆灭军队，杀死将领。过了很久，敌人又调动全国兵力，攻围兰州，期望一定攻取。将士们坚守，才勉强保全。敌人的锐气从此稍受挫折，不敢轻易侵犯边境了。臣听说，这几个寨子的土地，中国得到它们虽没有利益，敌国失去它们却有很多危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深入敌境，接近其腹心，他们常常担心中国一旦发动袭击，自己无从抵挡，所以一定想得到这些地方，不肯放弃。两年前，敌人曾专门派使者到朝廷，极力为自己申辩诉说，请求像从前一样臣服。他们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求回原来的疆土罢了。朝廷既然答应了他们臣服，敌人来请求旧有疆土，朝廷于是下达指挥。先前说：‘之所以兴兵动武，本来是想捉拿有罪之人，救出受幽禁侮辱的人，并没有意图侵夺边疆土地。’后来却说：‘只是把已经得到的一点边土，姑且用来表示削弱惩罚，怎么可以再提出请求，要求归还复原呢？’这说明朝廷前后的说法已经互相矛盾。况且出兵本来是为了救出赵秉常、讨伐抗命者，罪在夏国人，怎么反而要削减赵秉常的土地？按道理看来，似乎不太妥当。王者凭借大信治理四海，即使羌戎势力微弱，恐怕也不容易用言辞欺骗他们。于是他们既失望又愤怒怨恨，发文给保安军，言辞和理由都很不恭敬，说：‘如今来庆贺正旦的使者，很难商议遣返回去。从今以后，正旦、生辰，乃至陛下即位，都不再派使者入朝祝贺，这样不臣服就太严重了。’然而去年他们四次派使者到朝廷，前来吊慰、祭奠，报告他们母亲的丧事，并进献遗物，礼数虽然不完备，也稍微表示了屈服。臣仔细推测敌人的意图不外三种：第一，仍希望朝廷万一能够赦免他们的罪过，归还他们被侵占的疆土；

译第二，表面上装作防备顺从，使中国放松懈怠，暗中窥伺机会，一有间隙便入侵成为边患；第三，长期自行与上国断绝往来，国内贫困，使者往来可以得到赏赐物品，同时也借此做商贩买卖。过去卫国背叛晋国，晋国夺取了卫国的戚田。后来卫人已经服从，郤缺说：‘卫国不和睦，所以夺取它的土地；如今已经和睦了，可以归还给它。叛乱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服从而不安抚，凭什么表示怀柔？既不显示威严也不施行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于是把戚田归还给卫国。如今西夏人的作为就是这样，朝廷既不能拒绝不接受他们的使者，也不能招纳他们、同他们重新开始交往。他们来了，就迎送他们、供给馆舍和粮食，以宾客相待；他们不来，就完全不加追问，日复一日，将要超过两年。臣私下认为，朝廷大概以为西夏势力已经衰弱，内心确实想归附，所以来了不拒绝，走了也不追究，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不把他们当作忧患。却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前王师大举深入敌境，将士所到之处如猛火焚烧，割取他们的疆土，他们多次请求却始终不归还。那种怨恨毒愤、想要报仇的心情，以及窥伺机会、想乘衅进犯的意图，日夜都不会忘记，就像口渴的人不会忘记饮水、盲人不会忘记想要看见东西一样。譬如虎狼就在房屋旁边，低着头熟睡，人难道可以因为看见它暂时不动，便亲近戏弄它，抚摸它的头，踩踏它的尾巴吗？” 臣每每想到这些，整夜都心寒。按臣愚见，如今只有两项防备办法：一是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二是禁止同他们私下贸易。什么叫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凡是天子即位，天地都要焕然一新，洗涤瑕疵、荡除污秽，无论大小都不遗漏。从前赵佗自称南越王，武帝使岭南强硬抵抗。汉文帝即位后，赦免他的重大罪过，派一名使者前去晓谕他，赵佗叩头请求归服，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臣子。李继迁在西部边境反复侵扰十多年，关中疲困凋敝。真宗皇帝即位后，赦免他的重大罪过，割让灵州、夏州等数州，任命他的儿子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因此边境安宁了四十年。这是前代以及祖宗形成的制度，并非毫无依据。如今赵秉常的罪过不比李继迁大，米脂等寨也不比灵州、夏州多。陛下如果能在这次过年改元之际，特地下诏，列举他们多年不来庆贺正旦、生辰和登上宝位等礼数不完备的过失，嘉奖他们吊慰、祭奠、报告国母丧事、进献遗物的勤谨，宽宏地施恩，全部赦免赦令以前的罪过。从今以后，他们的进贡和朝廷的赏赐，全都依照旧规；废除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命令延州、庆州两州全部加以毁撤，把原来属于夏国的旧日疆土一并归还给他们。至于定西城、兰州，有议论的人认为那里原是花麻居住的地方，赵元昊把女儿嫁给他，使其受羁縻、服属，并非花麻的本土；想暂且保留，以便以后谋划，这似乎还算有名义来防御夷狄，不必把所有地方都放弃。等他们再次请求时，或许保留，或许归还，再从容议定适当办法，也没有什么损害。至于防州还在化外，然而经略司却仓促地称为熙河兰防，不如改称熙河岷兰经略司。这样，西夏人忽然受到恩德的诏令，出乎意料，即使禽兽、木石也将受到感动，何况他们是人，难道不会欢欣鼓舞、拍手庆幸，世世代代臣服吗？议论的人或许说：先帝兴师动众，耗费亿万，仅仅得到几个寨子，如今又无缘无故放弃它们，是中国的耻辱。过去汉元帝放弃珠崖，诏书说：‘我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若认为威势不能施行，就想诛杀他们；若通晓时势变化，就为万民忧虑。’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没有被讨伐相比，哪一个危害更大呢？于是放弃了珠崖。这是帝王的宽宏气度，是仁人的用心，如同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父母慈爱子女一样，是盛大的德行，有什么可耻的呢？国家正在统治万里疆域，如今为了这寻丈之地而吝惜不归还，万一西夏人心怀怨愤，逞发凶悖之心，全部发动虎狼般的军队，寻找机会、乘着空隙长驱深入，覆灭军队、杀死将领，战争相连、灾祸不断，就会像从前李继迁、元昊叛逆时那样，使天下骚动。到了那时，即使有米脂等一千个寨子，又能有什么用呢？不仅等到敌人攻围后让他们自行夺取，本来就已经很可耻；即使敌人只说了一句不恭敬的话，我们便把它归还，损害威严、毁坏重信，也已经太多了。所以不如今天主动归还给他们更好。这是国家的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思，进一步同执政大臣详细商议，由圣意裁断施行，不可错过时机，失去这个防备机会，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什么叫禁止私下贸易？西夏所居住的地方，是氐、羌过去的土地，所产的不过是羊、马、毡、毯；他们国内自己用不完，势必把多余的拿去同其他国家贸易。他们三面都是戎狄，货物卖不出去，只有中国是羊、马、毡、毯输往之处，也是茶叶和各种百货的来源。因此他们的百姓就像婴儿，而中国一直在给他们乳养。宝元、庆历年间，元昊辜负恩德、僭越作乱，多次侵犯边境，大规模入侵就获得大利，小规模入侵就获得小利；中国从未踏入他们的境内，攻破他们的军队，擒获他们的将领，屠灭他们的城池，是因为这样做会危害社稷。然而前后六年，元昊派使者，借助边吏的关系，用卑下的言辞表示归附，叩头称臣；推究他的私心，未必不是贪图中国的财富，想得到和市贸易的利益。旧制度规定，官府发给客商公据，才允许他们同西夏人交易；如今私下交易日日夜夜公开进行。他们在公面上频繁派使者到中国经商，在私下则边境小民偷偷彼此交易。这样，即使没有获得每年的赏赐物品，公私方面也都没有缺乏，所以能够傲慢放纵、自行其是。

译几年之间，他们似乎一面防备，一面怠慢，表示并不急于同中国交往，这是因为资用丰足，同从前同中国交往时没有太大差别。陛下如果真能退回他们的使者，责问他们多年在正旦、生辰以及登上宝位时都不来庆贺，为什么唯独派这个使者来？拒绝而不接纳。明确命令边吏，严格禁止交易。等过上几年，公私都困乏了，他们不得不自行谋求而来，礼数一定更加恭敬，言辞一定更加顺服。然后朝廷责备并赦免他们，允许恢复私市，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不过，边民同西夏人贸易已经持续很久，习惯了并视为常事，一旦禁止，事情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如果按照通常法律处置，有司拘泥条文，动辄依照法度办理，审问证人，追捕、押送涉事之人和窝藏之家，再上奏裁决、等待回复，动不动就要牵涉半年。这样只会使触犯刑法的边民越来越多，监狱充满，而私市最终仍然不能禁止。三尺高的限制，是因为空车不能登上陡峭险峻之处；百仞高的山，重载车辆登上去，山路反而会被压得平缓。如今要严禁边民同西夏人私市，必须权衡时势，另外制定严厉法律，犯者一律处死，不得赦免。本地分管巡逻的吏卒，如果没有察觉而让交易泄漏，官员要冲替，士兵要降职发配；同时允许别人告发，捕获者赏钱若干，当天以内用官钱支付，不再拿犯事人家的财产充赏。这样，沿边六路各自只要能有一两个人依法执行，或许就能震动人们的耳目，使法令得到执行、禁令得以禁止，人人不敢违犯。然而，有人才能施行政令，这件事完全取决于边帅是否得当。过去庞籍任河东经略使，下令禁止边民同西夏人私市，有熟户犯禁，庞籍就在犯罪地点将其斩首，妻子儿女全部送往淮南编管，全境都感到凛然，没有人敢再犯。后来施昌言任环庆经略使，也禁止私市；西夏人发兵压境，施昌言派使者询问他们来此的原因，西夏人说没有别的事，只是因为贸易不通。使者害怕他们的兵威，便擅自答应了他们，法令于是又被破坏。如果边帅不能完全选用合适的人，这项法律恐怕不容易施行。不如采取前面归还疆土的根本办法，那才是万全而没有过失的办法。【元祐元年二月上。起初，元丰末年，夏人到边塞请求归还被侵疆土，朝廷没有答应。到这时，臣僚多次进言主张归还土地，他们的说法都是从司马光任门下侍郎时提出的】向哲宗皇帝进呈答诏，论述西部边事，范纯仁。【诏书说：考察夏人的情况，自神宗皇帝去世以后，他们派使者来吊慰、祭奠，接着又报告国母丧事，进献遗物。如今又派使者入朝谢恩，表面上显示恭敬顺服，稍微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戎人的情势狡猾难以测度，像先前得到的边地，虽然已经建立城寨，也担心地处孤僻，不易救援。放弃它，就会削弱国家威严；守住它，又终究担心戎人始终挂怀。卿长期在西部边塞，深知边情，应当竭尽良谋，辅佐我分担忧劳。可以分条陈述边防策略，说明应当如何安排守御，亲自书写密封上奏，不要拘泥于文辞】臣切实看到，夏国自朝廷用兵以来，靠近汉地的百姓大多失去生业，连接寨堡二百多里的地方都不敢耕种。他们国内上下的人都想讲和。又自陛下即位之初，圣明的政事焕然一新，凡是不便于百姓的事情，全都予以免除。每下一道诏令，民间就欢呼鼓舞，甚至印刷出售、广泛传播，把它称作‘快活条贯’。这件事当时就传到了夷狄那里。边上的臣僚也体察朝廷的意旨，不放纵侵扰，因此夏国一定认为朝廷对待他们不同于从前，所以派使者来慰问，探察朝廷的意向。朝廷对他们初次来的使者礼意厚重，所以他们接连前来，多次都没有失去恭顺的态度，但始终不敢再开口请求土地。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过去朝廷拒绝得太严厉，又担心一旦开口，反而更加失去朝廷的好意，使和好更难。如今夏人的使者又将到朝廷，希望选择合适的押伴臣僚，同他们推诚相谈，借机谈说圣政的美善以及陛下好生恶杀、舍己从人的德行，他们一定会有所回应，这样也可以测知夷狄的心情。如果他们有求和的意思，就可以让押伴臣僚自行斟酌，向他们说明。自从用兵以来，有许多陷在蕃界的官吏、军民还在西部边界，如果夏国全部交还给朝廷，就等到俘获的夏国人口送到后，再把他们赏赐归还夏国。如果边上还有不便之事，也可以借此提出请求，朝廷一定会酌量答应。假如他们说，以前来进贡时已经请求过土地，担心朝廷不答应，那么可以回答说：从前请求土地、请求进贡，是梁氏的意思，朝廷不答应是应当的；如今梁氏已经死了，朝廷对国主必定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如果他们没有回应，就请委托延州赵卨宣布这个意思。他们如果愿意归还百姓并前来请求土地，就可以宽宏地下诏答应，也不必疑心他们狡猾难测。他们把陷在蕃界的官吏、军民押在边界上，我们便把过去取得的边地以及城寨内外居住的汉人寄居户，先逐渐迁入内地；同时把前后俘获、送到夏国的中国人口也集中在边界，先订立誓约文书，预先约定日期，双方互相交还。这样安排，取舍都有名义，对国家威严也没有损害。过去得到的边地，虽然已经建立城寨，但其中确有孤僻、难以救援和供应粮饷的地方，留下它们，戎人必定始终挂怀，边事难以平息。如果用这些地方换回陷在蕃界的百姓，不仅不损害国体，而且和睦之气充满天地，陛下的圣德超过古今，对中国将是无穷的利益。如果赵卨传达旨意后他们不肯交换，或者交换以后仍产生诡计、另有邀索，那么朝廷自然可以同他们断绝关系。要严令告诫边城，坚固壁垒，安静据守，任凭他们做什么。这样就是我们正当、他们理亏，人人神明都会共同愤怒，他们的灭亡可以等待。我们安逸而他们劳苦，即使他们长久不来，对王道也没有损害。所有交往和宣布意旨时，其中应当有的斟酌安排和次序，都要再委托赵卨分条上奏，不得落入贼人的奸计。臣仓促之间只粗略陈述了大概，用来答复圣上的询问，不能详尽。如果蒙召见对答，还有口头奏陈的事情可以粗略说明，更请陛下选择而施行，那是天下的大幸。贴黄：臣所知道的边事，只熟悉环庆一路，至于鄜延一路也只是略知，其他路分并不是臣所了解的。臣今天所陈述的，是王道本来应当如此、可以成为万世之法的道理，并不是一时的利害。又关于宣布意旨、斟酌交换等事项，首先必须只作为押伴臣僚和帅臣个人的意向来试探，臣深恐戎人万一在应对之间失礼无礼，那也不会损害朝廷。将来夏人返回时，必定会有答诏，正好可以奖谕他们多次派使者表示恭顺，并晓谕他们朝廷希望化解仇怨、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的意图。【元祐元年二月，纯仁从庆州被召入朝，上奏请求赐予宣召、登殿面陈边事。奏章呈上后，太皇太后派中使把密封手诏赐给纯仁和吕大防，命令他们分条陈述处置守御办法。纯仁于是上了这篇奏章】

译向哲宗皇帝进呈答诏，论述西部边事　吕大防 臣敬受诏书询问：戎人狡猾诡诈，不能测知他们的真心。臣愚见认为，夷狄的情势自古就没有信用。西夏自李继迁以来，专门从事诡诈。只是朝廷驾驭他们得当，诡诈就无从施展；如果失去方法，他们就会骄纵而更加放肆。因此，对待他们的原则不能不慎重。不过依臣观察，今天夏戎的情势大致可以看出来了。羌人看重报复，先帝曾发动大军直抵灵武，几乎进入其国，却不能用几万人的军队入塞来报复。永乐的各位将领缺少谋略而失败，只让北狄得到借口。然而从此看来，王师深入所造成的意外过失，并不是他们本国出兵取得的成功，大概不足以成为忧虑。这是敌人无能为力的第一点。自从开拓边境、修筑城寨开始，敌人一定竭尽力量争夺，趁城寨尚未坚固，直到三四次不能攻取才罢休。近来兰州城扩大修筑，虽然敌人来争夺过一两次，不能攻取，去年冰封黄河后便不再来。城寨已经更加坚固，敌人的希望也断绝了，这是敌人无能为力的第二点。近来听说赵秉常极其软弱，梁氏已经死去，而赵秉常也已死亡，国内的祸乱尚未平息，哪里有空暇图谋外部？即使赵秉常还活着，也不足以畏惧。如今多次派使者入朝，却不早早公开表示诚心，大概只是想观望拖延，不敢首先发难，以此显示自己软弱。依臣愚见，听说夏使早晚就要到朝廷，可以让押伴臣僚暂且以私人身份询问来使：如今主上继承大位，辽国和其他诸国都派使者来庆贺，夏国是朝廷的蕃臣，为什么唯独不来？借此观察他们的意思，就足以测出他们是否虚伪。诏书又问：先前得到的边地，虽然建立了城寨，也担心地处孤僻，不易救援。放弃它就会削弱国威，守住它又终究担心戎人挂怀。臣认为，新近收取的疆土，议论者多说可以放弃，大概是考虑得还不成熟。诏书担心放弃会削弱国威，确实是仁宗皇帝长远谋划的深虑。然而臣还认为，放弃它不只是削弱国威，又会成为招致四夷侮辱的开端，也不能不慎重谋划。何况兰州是西羌的土地，本来不是夏国的封境，而且其君长曾经接受朝廷的俸禄爵秩，赵元昊以来才盗据此地。延州、庆州的城寨则接近汉地边界，一旦全都举而放弃，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如今适宜的处置办法，只能下诏给本路，将防州一处不再攻取，连同兰州以及延州、庆州两路新建的城寨也不再扩张，只据守现有地界进行防御，这样既可以稍微安定敌情，也可以作为议和的办法。议论者不过担心，戍兵少了就不足以出战，戍兵多了又没有力量供应粮饷。臣愚见认为，绥州、兰州一带都是靠近边塞的肥美田地，可以增加招募民兵，开垦土地来满足粮食供应，这样供给粮饷的费用就会减少；专门从事守御，少量保留战兵，那么骑兵就可以大幅减少。增加招募民兵、开垦荒地、分别安排守兵和战兵、减少粮饷供应费用，如果认为可行，就请下令让臣详细分条说明利害。诏书又问边防策略应当怎样安排、今后应当怎样守御。臣愚见认为，今天的边防策略，首先在于选择将帅，其次在于选择转运使，其他设施都可以由他们办理。我听说，建国初年西戎的祸患多在环庆，太祖皇帝选择姚内斌、董遵诲两名勇将守卫二州，把租赋收入、兵器军械费用全都交给他们，听任他们自行处置。西夏人畏惧他们，不敢入侵。如今用四海九州的力量供奉边境还不够，太祖只凭二州租赋的费用抵御戎人却有余力。由此说来，守御的方法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臣愚见认为，陜西五路应当选择有威名、忠诚正直的人，不限文武，任命为统帅；其次选择将佐；又选择公正、强干、明察的臣子任转运使和副使，使各人挑选有才能的属官充任职务，让他们负责边防城池，专门办理守御；而出战、救援的军队，则储备在内地各郡。平时就把他们分散开来耕种，敌人到来时再集合起来守卫，同时作为内地郡县的军队来援助边境，根据敌人入侵人数多少、深入远近而一定进行回击，不让他们达到目的，但也不要轻举妄动而制造事端。守兵即使看见很大的利益，也不得出战；战兵即使看见很大的利益，也不得长期驻在边境。这样就能节省费用、容易供应，守备坚固，也不会落入敌人的计谋。【元祐元年二月上，当时任吏部尚书】向哲宗皇帝进呈，请求把兰州两寨封给当地酋长。吕陶 臣听说，朝廷的安危不取决于疆土的广狭，中国的盛衰也不在于夷狄是否顺服。土地的取得、给予和守御，难易不同，方法也不同；内政与外事，轻重各异，处理也应不同。知道守卫土地困难，就不敢轻易取得；知道内政最重要，就不忍轻率处理外部事务。这是得失成败的关键。过去圣人治理天下、大有作为时，没有不想震耀皇威，威慑四夷，荡空他们的巢穴，断绝他们的种族，使他们逃窜奔走，只能听从命令的。他们的规模和权略，难道不是宏大深远吗？然而最终仍有不去做的事情，是担心不能给后世带来利益。臣恭敬地想到，太祖皇帝曾拿出幽州地图给赵普看，赵普回答说：‘这一定是曹翰所作的计划，曹翰前去一定可以得到幽州。然而陛下得到幽州以后，用什么人来替代曹翰？’太祖于是默然拿着地图回到内宫。又听说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年间，平定汾州、晋州以后，车驾便北征，想乘胜攻取范阳。王师所到都取得胜利，投降的人也很多，最终因为士卒疲惫，转运粮饷路途遥远，才班师回朝。雍熙年间，又曾下诏想亲自出征，因为担心有歧沟之败而停止。以两位圣人的明智谋略和英明决断，举手投足之间便能混一四海，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幽州就不能取得吗？

译大概是不想凭借已经大定的天下，耗费国力去经营一个地方。臣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圣明睿智、见识高远，有削平夷狄的志向，已经取得熙河，又取得兰州、会州，正准备一举消灭西夏，不幸却离开了天下。因此今天的谋划，本来就应当权衡轻重，审察难易，再决定给予还是夺取。百姓的疲惫困苦，可以说已经非常严重了。陛下深知这一点，着意施惠养民，仁德恩泽流行天下，不只在一件事情上，日夜焦劳，既勤勉又周到。然而边境有深重忧患，国家有巨额耗费，百姓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所谓兰州、定西、城龛、谷寨，长期在封域之外，一旦取得并占有它们，土地不能耕种供食，人不能收服役使，只剩下废弃的城墙和坍塌的堡垒，如同狐兔的洞穴。用车运送金帛来修筑版筑工程，郡县的力量因运输粮饷而困竭；驱使士卒严加戍守，甚至可能血肉涂地。今天运输数百车钱财，明天运送数万钟粮食，然后才能有几个月的用度。环顾四周，国库和粮仓又空了。平时没有战事，一年费用总共二百万缗；烽火警报忽然发生，费用哪里计算得完？白白耗损中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就像火焰消耗油脂，人却没有察觉，这是朝廷的福气所不愿看到的。臣曾考察唐朝强盛时期，他们的君臣不勤于经营远方，不以边疆功劳奖赏将士，大概是不想让国家得到虚名，却使百姓遭受实际祸害。假如取得了没有用处的土地，最终还是舍弃它，或者趁机把它封给当地酋长，让他们自行守卫。请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去太宗皇帝擒获颉利可汗后，划出他的旧有土地，设置都督统领，提拔五百名酋豪为郎将。又曾平定九姓，册封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率领部众在黄河以北建立牙帐。又曾因阿史德伏念、回纥等十三部归附内地，于是设置六府七州，各自任命其酋帅为都督、刺史。大概就是叛乱便诛杀，归服便安抚，能够实行使灭亡者复兴、使将亡者稳固的道理，不必让远方戍守劳苦百姓。何必一定要贪图他们的土地才算胜利呢？魏郑公、褚遂良、温彦博、狄仁杰这些人，都坚持这样的意见，无不希望使中国富足、使百姓安宁。如今天下百姓已经经历民力凋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保佑圣君、安排万事，更应当安静治理，以享有太平的福气。那些穷远边荒、没有用处的土地，本来就应当割弃，赐给当地酋长，依照唐朝旧例加以封授。这样做，一可以完全体现恩信怀柔的原则，二可以停止运送粮饷的劳苦，三可以免除攻战死亡的忧患。对朝廷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大臣们迟疑而不及时作出决定，必定会说：‘先帝神武圣明，有鞭挞四夷的意图，收复数百年来沦陷的土地，他的功劳可以说很大，德行可以说很盛。如今轻率放弃，岂不是毁坏大功、损害盛德吗？’臣愚见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中国对待夷狄，只有恩和威两种手段。他们没有服从时，就用威势使其力量屈服；他们已经服从后，就用恩德收服其内心。这样一来，取得还是给予的权力在我们内部都能掌握，而他们外在的逆顺形势也不能逃脱我们的控制。先帝过去取得这些土地，是施用威势，所以使他们力量屈服；陛下如今把土地给予他们，是施用恩德，所以使他们内心归服。这怎么会损害先帝的功业和德行呢？反而足以成就先帝的志向。过去大臣们不能坚守誓书、挫败北狄使者，竟舍弃边防数百里重要险要之地而给了北狄。难道数百里险要之地可以损失，几个孤立空虚的城寨反而不能放弃吗？况且那数百里土地，保留它没有损害，放弃它也没有利益，于是仍然放弃了。这一州二寨，放弃它们就有利益，保留它们就有危害，却反而保留下来，也不是通行的道理。何况守御还是放弃，二者不能彼此分开讨论，可行还是不可行，最终必定只能归于一个结论。必须先有一定能够守住的策略，然后才有不可放弃的道理。如今一州二寨的土地，长期陷在异域，一旦重新归还给我们，事情就会发展到必然争夺；一争夺就有胜负，而胜负尚未可确定，因此未必能够守住。处在未必守得住的形势中，却坚持一定不可放弃的观点，臣恐怕将来的悔恨会比今天更大。过去贞观年间平定高昌后，把它的土地设置为郡县，称为西昌州。魏郑公进谏，认为不出十年，陇右将会空虚。不久设置安西都护府，调发士兵、徒犯和罪人去戍守。褚遂良进谏，认为应当选择高昌可以立为君主的人立为君主，召见当地首领，把他们全部送还本土。这些奏书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突厥侵犯西州，太宗后悔没有采用褚遂良、魏郑公的计策，这难道不可以作为今天的鉴戒吗？臣希望陛下参酌古今的事迹，尽早决定兰州之议，不要使百姓再次陷于困苦，不要使边患长期滋生，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贴黄：议论者又说：‘兰州同熙河有唇齿相依的形势，如今放弃兰州，熙河就危险了。’臣回答说：‘这是不知道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就这样说。熙河、岷州、通远军，本来是青唐栋戬的旧地，分布在洮水东西两岸，是摩正过去的居处。兰州以及定西城、龛谷寨，是夏国的旧地，是哈玛尔所管辖的土地。如今如果放弃它们，哈玛尔的族类只知道保卫自己的巢穴罢了，哪里会在已经得到故土之后，反而侵犯别人的封境，同青唐结为仇敌呢？这样，熙河一路自然有青唐替它作屏障。兰州即使放弃，熙河也不会危险，这是明白的。兰州四面虽然可以种植，但屡次被西夏人掠夺，因此不能取得粮食。【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边防类 辽、夏十一 向哲宗皇帝请求用放弃的土地交换被俘人员 范纯粹 臣自元丰元年起在陜西路充任监司属员，正好赶上战争兴起，到元丰七年才得以回朝，因此对陜西边事的始末略知一二。昨天承蒙授予现在的官职，赴任途中经过京城，虽然特别获准朝见，多次上状请求登殿奏报职事，不久却接到枢密院的札子催促出发离京，所以想奏陈职事，完全没有机会陈述。如今既已到任，身处远离朝廷的地方，必须披露意见、分析论述，仰望冒犯圣听。臣深切认为，西夏这个国家，归顺已经多年，边境没有战事，夷夏相安。只是因为种谔、沈括等少数人希求功劳、制造事端，欺骗蒙蔽朝廷，声称夏国失去势力，众叛亲离，不必费太多劳力钱财，便可席卷平定。有人请求捣毁其巢穴、长驱深入，有人请求进军筑城、开拓土地，导致朝廷大规模发动兵甲，各路同时兴兵。确实曾长驱深入却没有成功，也曾进军筑城而遭受失败，各种意见都试过了，却一无所成，只使关辅地区受到创伤，公私都陷于困顿，百姓流离迁徙，国家军力残损耗竭。各路虽然都有收复旧寨、废州，但多是对中国没有利益的地方，深入敌境，重新创设修建，平白增加屯驻兵力，加倍设置器械，增加金帛费用，更加消耗草料粮食，耗尽关辅公私的力量，仍然不足以自行支持，所以每天都烦劳朝廷从内地供应应付，而边防的裂隙和隐患，也日益令人忧虑。那个夏国深沉自守，没有立即报复，大概也是因为连年抵御敌人，部族疲惫，横山一带的人失去生业已经很久，势力尚未恢复，采取行动实在困难。所以近来只是屡次派使者，行迹像是归顺，实际上却另有谋划。对外不谈土地疆界，对内又不恢复常贡，既表现出以此向我们示好的计策，又在谋求自我充实。臣听说，他们多次派使者进行货物买卖，规模日渐扩大，通约所得不少于三数百万，他们谋求自我充实的意图也可以看出来了。各路军队经历多次损耗之后，虽然招募补充，数量大致恢复旧数，但新兵年幼弱小，不能承受战斗。朝廷只知道兵籍上的数字，却不知道士卒的士气，实际上完全没有振作。臣不能知道朝廷谋划的方向，只看见近来下达的朝廷诏令，似乎因为战争兴起而增置的兵将官吏和增加的戍兵，都已经抽调撤回。外间议论认为朝廷安然无事，自以为没有问题，人们私下对此忧虑，那么他们向我们表示归附的计策也已经实现了。常贡没有恢复，是他们用来说明边事尚未完结的地方；疆土不谈，是他们用来作为将来举兵借口的地方。情势和道理都明白无误，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这样看来，边防大事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谋划，臣恐怕时间一长，他们的力量逐渐恢复，等到草木茂盛、谷物成熟的秋季，正当弓劲马肥之时，他们兴兵提出请求，暴横放肆、跳梁作乱，仓促之间，拿什么来应对呢？如果到临时才想商议答应，国体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到了期限又重新发动战争，百姓就会遭受祸害。何况编入户籍的百姓正处于困苦之中，哪里承受得起再次登记征发？臣内心的忧虑，实在有些话不忍说出。臣昨天既然不能登殿奏陈圣上的谋划，不久曾去拜见执政大臣，谈到这件边事。他们考虑的事情有时也很切实，但谋划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下手。像臣这样愚钝，又哪里敢把这件事自任？只是臣思考所得，又参访群臣的意见，不敢内心有所隐瞒，希望陈述自己的看法。臣深切认为，各路所取得的夏人土地，本来不足以决定夏国存亡的关键；但夏人之所以趁困弱而一定要争夺，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一天天被侵占削减，却不敢抗争，那么小国的形势就值得忧虑。因此，自我保全的计策不得不这样做。全国共同谋划，难道会想不到这一点吗？由此推知，凡是必须争夺的土地没有放弃，边境的冲突就没有可以消除的时候。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如今夏人一定要同我们争夺，关键只在于礼义应当怎样处理。臣私下观察，近来谈论边事的人，唯独认为他们既然困顿懈怠，便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再过几年就可以期待他们柔服。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他们之所以默默自守，没有提出请求，只是为了自我保全，正是为了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这难道是最终陷于困境的道理吗？臣认为，新收复的土地自兴复以来耗费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物，想要放弃确实困难，却完全没有想到：过去已经花费的不足以追回，而将来尚未花费的还可以挽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屡次颁降仁德诏令，凡是聚敛财物、积蓄钱粮而有害民生的法令，全都予以废除。四海百姓欢呼爱戴，蒙受圣恩，可以说是盛大至极。臣私下思量，天下的开支没有比供给边地更大的了。如果边防事务没有安排妥当，将来一旦调发军队，国库空虚，无法筹措救济，那么伤害百姓的聚敛法令恐怕不能马上停止。这也是不可不虑及的事。臣希望陛下静心考察往日的鉴戒，从圣心预先防范。趁夏人屡次派遣使者却还没有提出请求之时，趁他们言辞道理尚且顺服、奸谋还没有暴露的日子，特意颁下诏书，大略说明先帝出兵问罪的意图，详细说明秉常得以复国的缘由，嘉奖他忠贞尽职的诚意，晓谕他叛逆与顺服的道理，催促他们先把前后战阵中俘获的官员、使臣、将吏和丁夫全部送还朝廷。他们被削去的土地，也一并赏赐归还。这样，边境的衅隙可以期待平息，百姓可以有希望获得安全，也足以使四夷知道朝廷先前出兵的意图在于拯救祸患、讨问罪责，而不在于贪图疆土利益。中原被敌寇陷获的人，也会知道朝廷爱惜人民而不贪爱土地。这样的神功伟绩，可以说难以用言语称颂。臣并非不知道发表危急言论、提出不同意见会自取祸患和悔恨。只是想到自己不仅负有守边的职责，按道理应当陈述明确意见；加之侍奉君主有应尽的道义，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臣在先帝临朝之日，多次议论边防事务，屡次竭尽浅陋迂拙的见解，幸蒙先帝曲意宽容，每次都有称许认可。臣不敢只在今天突然提出前后相反、异同不一的议论。古人说过：“知道什么是给予、什么是取用，是治理政事的法宝。”取与予的关键，正在今天。伏望陛下察知臣的诚心在于忧虑国家，志向切实在于爱戴君主。倘若臣今天所说稍稍能够引起圣虑，其中粗略可采纳的内容，便请下达三省、枢密院，令大臣共同商议，以求机宜迅速。伏乞陛下早日赐予决断，或许可以不成为朝廷日后的祸患，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传》说：“侍奉君主，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 臣这样就没有隐瞒了。只是臣职位卑微而言论高亢，妄自议论朝廷机密政务，实在触犯天宪，不敢以被诛杀、贬窜来逃避罪责。贴黄：臣近来偶然听说，北方曾有文书到朝廷，请求下令召回西边兵马。臣昨日充任北朝国信使时，北朝接伴的虏使曾谈到夏国之事，也说北朝曾有文书教令南朝停止用兵。臣当时随宜应答，不久便将此事具奏上报。臣认为，西北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万一北方狡猾傲慢，或有一天又拿夏国所失的疆土来提出要求，那么朝廷到了那时就难以作出决断。今天的机宜，恐怕不可忽视，这就是臣所说事情贵在机宜迅速的原因。贴黄：臣恭敬地看到，所得到的西夏旧城堡寨，如河东路的葭芦、吴堡，鄜延路的米脂、义合、浮图，环庆路的安疆等寨，都深深处在贼境之中，对于汉界的地理形势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而所耗费的草料粮食，都是按高出一倍的价格计算，年年还劳烦纳税户远道运送缴纳。至于运输钱帛器械、设置官员、派遣戍卒，每一项都十分艰苦。如今如果实行放弃，把它们委弃掉，确实没有什么缺失和危害。只是鄜延路的塞门一寨，处在中路交通要冲，平川宽广，距离帅府很近，并没有其他地利和险要可以控制；自从得到塞门后，边界增加了四十多里，可以作为中路屏障，略有边防之利。况且塞门一寨原本就是汉人城池，自被抛弃陷落以来，年限还不久，似乎与其他城寨的利害有所不同。朝廷如果议论留守，按理或许还说得过去，仍须由朝廷裁决。至于兰州一带土地，损耗尤为深重；听说朝廷已经派遣使者前去察看勘验，臣不敢再详细陈述。【元祐元年三月上奏。此前司马光建议归还夏人侵占的土地，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请求用土地交换陷落的蕃人，范纯粹镇守庆州时上奏此议。七月，二府议定，诏令夏人：永乐城陷落时被俘没的将吏和士兵送还中国后，应当议论除去原属中国的旧寨以及顺汉的西蕃土地，其余交给边臣商量划分、赏赐。到元祐四年六月，夏国派使者入贡，朝廷又诏令：永乐城陷落时被俘没的人口，时间间隔已久，恐怕其中确有死亡者；将来送还时，按数交割，并支付赏绢，同时把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赏赐给夏国。十月，范纯粹奏称，夏人有永乐城人口一百五十五人，想在十一月十日到界首交还；同时请求允许把所放弃土地中的居民和官物迁移运走，并在交还人口之前办完，朝廷依其请求。韩维上奏哲宗，论述停止战争、放弃土地。臣私下看到，先帝在位时大举动用军队，向西讨伐夏国，开始以问罪为名，后来又收取了他们的土地，于是使夏人有了借口，违背防禁，顺从夷狄的习俗，以不报仇为耻。如今夏国国力逐渐恢复，必定会来攻取旧日土地。如果不幸又被他们夺回，那么先帝多年劳师所取得的土地一旦丧失，已经是可耻之事。如果兴师交战，那么边境的嫌隙从此重新打开，战争祸患接连不断，将没有停止的时候。臣深切思考，战争不可不停止的理由有三条，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理由有五条，请为陛下陈述。伏惟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太皇太后深居九重宫中，哪里曾经熟悉军旅之事？万一敌兵侵犯城寨，调发军队应接不暇，或者恐怕震惊圣心，使圣上焦虑劳神，这是战争不可不停止的第一条理由。自灵州战役、永乐城失败以来，关陕的力量凋敝，士气尚未恢复。如今如果再次兴起大规模战役，必然有人违犯军纪、抗拒命令，离散而成为盗贼；外患正在发生，内部祸患又将兴起。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夏国，这就是战争不可不停止的第二条理由。绵延千里的土地，驻扎几十万军队，必定要依靠有深谋远虑、声望厚重的大臣统领，忠义英勇的将领出任作战，能够办事、尽力任职的大臣催办钱粮。臣历数现在任职的大臣，又以近来的事情作为验证，恐怕还没有足以充任这些职责的人；况且军械都是以前损弃所剩的东西，国库粮仓又有匮乏断绝的忧虑，这是战争不可不停止的第三条理由。先帝因为秉常接受朝廷的爵命、图谋安定，却擅自囚禁废黜他，所以发兵问罪。如今梁氏已经死去，秉常恢复职位，所作所为合乎顺服之道，具有蕃臣的礼节。如果恢复他的旧地，那么神宗问罪的名义并不是虚言，嗣皇帝赏赐土地的意图也确实实现了先帝的遗志，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一条理由。朝廷自从取得熙河土地以来，每年耗费缗钱五六百万以上，得到的越多，耗费越广，开拓土地没有利益，也已经十分明白，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二条理由。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兰州距离夏人的巢穴最近，地势最为险要优越；其余地方也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墙堡垒，放弃它们不便利。陛下如果想再次兴师动众，收复灵州、夏州土地，那么保留它们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意图，却劳费百姓财物来供养空虚的土地，那就是又增加了一个熙河。陛下以清静为心，以仁惠施政，臣实在担心这件事不应当在今天再次兴起，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三条理由。辽、夏两国世代通婚，而且有唇齿相依的形势；万一辽国发文书援引先帝出兵的意图，以梁氏死亡、秉常复位为由替夏国请求，那么已经失去的土地，夏国就会先取得义理，而夺走我们的时机。这时朝廷如果把土地给还他们，就是听从辽国的命令而把恩惠归于辽国；如果不给，就是显明先帝的过错，损害大国的信用，边境祸患又会兴起。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四条理由。中原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拥有礼义、恩惠和信用；夷狄之所以可鄙，是因为贪婪凶暴。如今拿可贵的东西去面对可鄙的夷狄，中原就会尊贵；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给他们，从而实现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夷狄就会服从。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五条理由。臣听说，古公亶父居住在豳地，被夷狄攻打；夷狄想得到土地和人民，百姓都愤怒，想要作战。古公不忍心，于是离开豳地，居住在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跟随古公来到岐山之下；邻国听说古公施行仁政，也有很多归附他。古公是周朝的先祖，后世因为继承他的仁爱、得到人民拥护，到了文王、武王时，终于拥有天下。如今却夺取别人的土地，又想杀害别人的父兄来守住土地，与古公不同了。陛下试着计算修德行仁的效果和用兵拓地的利益，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如果确实能在这个时候特意颁下明诏，把先前取得的土地全部赏还给夏国，那么夏国君长将承受陛下的恩意，人民将感激朝廷的恩泽。至于邻近的敌国，听说中原施行仁政；我们的百姓和士兵知道君主爱惜民命，他们欢欣的声音、感戴的心情，将会更加深厚。

译伏惟陛下鉴取古公修德的事迹，明察愚臣忠诚的谋划，从至诚之心出发，果断地施行。臣料想，不仅夷狄会感动喜悦，上天也会鉴察德行、帮助顺义，并且将降下无穷的福佑。《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又说：“至诚能够感动神明。”何况这件事还涉及有苗呢？这些都是前代帝王施行过并已有成效的事，希望陛下不要疑惑。至于计算过去已经花费的财物，吝惜难以保守的土地，耗费金帛，动用兵甲，争夺不可知的胜负，而且留下后患，这些都是世俗的常谈，哪里值得拿来对陛下说呢？【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起任知陈州，召入兼任侍读，加授大学士。】上奏哲宗，请趁夏人纳款归顺之机归还土地。苏辙 臣私下看到，先帝趁夏国内乱，在熙河路用兵攻讨，增置兰州；在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论的人考察利害，长久不能决断。第一种意见说：兰州、五寨所在之地险峻偏远，粮饷运输不便。如果竭力固守，就会使中原坐困，使夏人得以养精蓄锐、窥伺间隙。总的说来，时间长久以后不得不放弃；与其危险之后才放弃，不如趁如今无事把它给还他们，还足以显示国家的恩惠。第二种意见说：这些土地都是西部边境的要害，朝廷耗费兵力财物，好不容易才得到。聚集军队、积储粮食，可以形成坚固如金汤的防御。兰州向下临近黄河，处在西戎咽喉之地，土地多肥沃平坦，略加设置堡障，就可以招募弓箭手，作为耕种和作战的准备。自从开拓以来，平整治理道路，都能通行大军。如果全部放弃，熙河必定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这就是所谓借敌兵之力、给盗贼以粮资，势必成为后患。这两种议论，臣听到已经很久了。然而由于夏戎反复背叛，虽然多次有使者往来，却还没有修行臣属的职责，也没有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因此朝廷没有理由自行提出放弃和固守的议论。如今听说夏人派使者来祝贺陛下登极，尚未出境，使者又来了，商议和好、请求土地，这件事一定会因这次行动而发生。虽然朝廷已经把有关议论研究得很详细、很成熟，但小臣忧虑国事，不能默然不言，因而曾经核实考察这件事，认为前面所说放弃或固守的议论，都不是妄言。然而朝廷若要决定采纳其中一种意见，就应当讨论时势是否可行、道理谁曲谁直、计算利害孰多孰少。如果三方面的得失都能清楚摆在面前，那么放弃或固守的议论就可以用一句话决定。什么叫时势是否可行？如今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处在谅闇期间不言政事，专心默默思考治道；太皇太后陛下在帘帷之中主持政务，把天下事务交给辅相。在这种时候，安静有余，举动不足；有利于安抚，不利于征伐。现在如果坚守而不归还，西戎必定争夺；一旦动用甲兵，片刻之间就会发生变故。遇到缓急之事，将向谁咨询决断？况且陕西、河东两路近来屡遭用兵的灾祸，民力困乏，创伤尚未恢复，一听到战事，没有不惊惧顾盼的。如果外患不能解除，内部变乱必定相继发生。这就是所谓时势可以放弃、不可固守的第一点。什么叫道理谁曲谁直？西戎近年以来对朝廷本来没有大罪，虽然梁氏废黜放逐自己的儿子，但夷狄属于外臣，本来不必用中原的法律来治罪。先朝一定要进行吊伐，也只是讨伐其罪人、保存并扶立孤弱；这样即使是教化之外的人，也将伏地听从命令。如今却割取他们的土地来修筑城池，以此自我封固扩张；即使是我们中原人，也知道这是为了谋利，而不知道其中有什么义理。曲直的分别，不必说也看得出来。古代评论战争的人说，正义的一方气势壮盛，理曲的一方日渐衰老。从前仁宗在位时，元昊叛逆违命，连年入侵，边臣违犯军纪，败亡接连发生。然而四方士民带着粮食奔赴战场，只怕落在后面；即使尸骨暴露荒野，也不以此为怨，士兵和百姓争相勉励，边境守备终于牢固，中原也逐渐安定，没有土崩瓦解的势头。为什么？因为人们知道理曲在元昊一方，而朝廷用兵是不得已的。近来出兵向西讨伐，虽然有胜有负，但计算损失，还没有康定、宝元年间那么多。然而边地之人怨愤，天下人叹息，土崩瓦解的忧患，抬脚就可以等到了。为什么？因为人们知道理曲在朝廷，并不是不得已才用兵。如今如果固守侵占的土地，吝惜而不归还，就会背负理曲的指责，使关右的子弟肝脑涂地，臣恐怕边地百姓从此产生怨恨叛乱的意图。这就是所谓道理可以放弃、不可固守的第二点。什么叫计算利害的多少？关于放弃和固守的议论，朝廷如果全部施行，形势必然有幸运和不幸两种可能。然而如今讨论固守时，只说它幸运的一面；讨论放弃时，只说它不幸的一面。若比较实际的利害，假如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安置土兵，在这些还没有完成之前，西戎不顺服，向北方的狄人求助，双方一同出兵为寇；驻军日益增多，飞运转输不能接续，贼兵乘胜进攻，军队覆没、国家局势紧缩，兰州不能守住，熙河危急，这就是固守的不幸。割弃兰州，专门守护熙河，粮仓已有储备，兵马有所准备，戎人感念恩惠，不再作乱，这就是放弃的幸运。这两种情形臣都不再说了，为什么？因为利害不必等到说明就可以判断。至于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土兵，一边耕种一边作战，西戎心怀怨恨，不能忘记争夺，不时出兵劫掠；双方胜负各半，耕种的人不得安宁，粮饷运输难以接续，损耗蛀蚀中原，百姓不得休息，这是固守的幸运。割弃兰州，专门守护熙河，西戎占据兰州坚城，利用通往熙河的平坦道路，我军作战不利，又以秦凤作为边界，修缮废弃的堡垒，重新设置烽燧；人力已经劳困，费用也不小，这是放弃的不幸。固守即使幸运，但一旦交战，仇怨不能解除，驻军运粮没有休息之日，熙河因此物价飞涨；现在只守而不战，每年费用已经三百多万贯了。

译如果战争不停，戍边军队必定增加一倍，粮草和衣物赏赐也会随之扩大；民力无法支撑，土崩瓦解的祸患或许就无法预测了。放弃即使有不幸，但所放弃的本来是边界之外没有用处的土地；秦凤之间，军民熟悉情况，距离近而容易防守，转运物资所到之处，就像放在席面上一样方便；与熙州、兰州相比，难易相差十倍。这样只有守边的劳苦，没有腹心之患，与平日没有不同。以固守的幸运比较放弃的不幸，利害已经如此，何况固守未必幸运，放弃也未必不幸呢？况且朝廷以天地般宽宏的度量赦免他们的罪恶，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恢复每年的赏赐，恢复双方的和市。即使他们有豺狼般的野心，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即使酋长豪强内心仍有不顺之意，国家恩德深厚，也没有什么可以激怒他们的百姓。臣料想，一两年之间，他们的势力必定还不能有所行动。万一不是这样，使中原的士人知道朝廷放弃已经取得的土地，忍受屈辱来保全百姓；西戎背弃恩德，而他们理曲、我们理直，人人怀有这种心情，勇气自然加倍；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上天大地尚且顺从他们，何况人呢？所以臣希望朝廷决意放弃这些土地，然后谨慎选择名将守卫熙河，优厚供养属国，在熙州、兰州往来的要道上多设置弓箭手，修筑一座大城，估计可以驻屯二三千人，以堵塞他们入侵的道路。在秦凤以东，多设置番休之兵，作为熙河有缓急时救援接应的准备。明确敕令将佐修缮整治防守装备，常常如同敌寇即将到来一样，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到来，这样或许可以防止留下后患。臣自从听说西夏使者再次到来，谨慎采集众人意见，用三件事情参照比较利害，反复详细考察，认为道理没有可疑之处，因此冒昧献上狂妄的言论，惟请陛下裁决选择，臣就非常幸运了。贴黄：臣切实看到，二圣临朝，除去烦琐苛细的政令，天下人都想望太平的气象。如今西戎已经有逐渐向化的趋势，如果朝廷吝惜兰州等处，坚决守住而不归还，激怒他们使其背叛，使边境战争不能停止，各项费用重新兴起，那么先前除去的苛政都将重新施行，太平的日子也无法再期待，实在令人痛惜。伏乞陛下同二三位大臣详细议论此事，以天下安危为念，不要争夺尺寸之利而失掉国家大计，这就是社稷的幸运。臣切听说议论者有的说：如果放弃兰州，熙河必定守不住；熙河守不住，西蕃的马就没有来往的道路，而夏戎必定成为蜀道的阻碍。臣认为，这些话都是劫持朝廷、一定要守兰州的说法，并不是国家最重要的谋略。臣听说，熙河属国中强盛的部族很多，朝廷供养他们极其优厚，他们一定不愿意让西戎占有熙河。如果帅臣能够用恩惠和信用团结他们，用戍兵统领他们，用弓箭手辅助他们，又在熙州、兰州的要道以坚城控制，臣恐怕西戎不容易窥伺，那么西蕃的马怎么会突然不来了呢？至于蜀道的忧患，如果不是秦凤、阶成等处荡然没有城池和兵马的防备，西戎哪里敢轻易实行这种谋划？臣认为这种说法也是空谈。臣又听说，有人说韩缜从前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拿七百里土地全部给了北朝。近来有人以此弹劾韩缜，因此韩缜被罢免宰相。如今朝廷议论想把兰州等处重新给还西戎，却没有人敢主持这项议论。臣认为，兰州等处和河东地界不能相提并论。河东地界是国家的要地，由祖宗世代相传，谁敢丧失？把它全部给人，不是臣子的道义。至于兰州等处，本来是西戎的旧地，得到它耗费很大而没有好处。先帝讨伐他们的罪过而取得它，陛下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归还它，在道理上没有不可，不能拿河东地界来相比。【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孙觉上奏哲宗，请求放弃兰州。臣以前任谏职时，曾两次上奏议论兰州可以放弃，但没有得到批准。臣切听说，西人在馆舍中请求兰州，而朝廷大臣的议论不一致，有的认为可以放弃，有的认为不可以。臣深思此事，双方都有所见，并非随意议论而已。认为不可以放弃的人，是因为戎人难以保证，今天放弃、忘记信义，得到土地后，明天就可能侵犯边境，谁知道呢？与其割让要地使他们得利，却不能制止他们侵犯冒犯，不如守住要害，坐观并控制他们的弊病，哪一种更好呢？认为可以放弃的人，则认为兰州土地本来就是他们一向拥有的；我们即使得到它，增加兵力和戍守，也从未有丝毫好处，每年耗费一百七十多万。羌人又曾大举围困它很久，后来虽然退去，但终究成为中原的祸患，并造成西人之间的嫌隙；恐怕西人如今不断请求，战争将没有停止之时。两种意见虽然不同，但都是替中原谋划，忧虑深、考虑远，是有志之士。依臣看来，如今朝廷对西羌，幸好可以趁其无事，保养休息三五年，也可以让边地摆脱困苦。万一西羌不依从请求，像元丰年间那样跳踉桀骜，那么臣知道，朝廷上的忧患就没有尽头了。臣认为放弃为宜。臣所说的放弃，并不是直接丢弃土地给他们而已，而是想在尚未交给他们之前，先同他们约定西界的寨栅。过去所谓的要害之地，有些被羌人取得后离去，应当让西人先把这些地方归还我们。约束条件确定以后，再议论把兰州给他们。这样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也不少了。伏望圣上慈爱，趁他们前来请求之时特别答应他们，不要被不同意见牵制，也不要拘泥于一贯的守法而失掉这个机会。汉宣帝是英明的君主，赵充国是老练的良将。凭汉宣帝的英明和赵充国的老练，他们议论羌人事务，往返商议达到五六次，最终采纳了赵充国的谋划，事情才得以成功。广泛谋划、充分议论，古人也不能免除；关键在于英明的君主加以选择并实行。【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给事中。】王岩叟上奏哲宗，论述西人请求土地。

译臣几个月前曾上疏议论天下最大的祸患，说没有比熙河、兰州一带坐困中原更严重的了，希望陛下早日谋划解决。如今听说西人入朝，以请求土地为主要事情。陛下考虑百姓长久安乐的计划，把这件事深深交给谋划国家的大臣，但听说大臣们议论参差不一，没有确定的策略。臣私下揣度圣心为此疑惑，还没有办法处置。臣认为，听取意见的方法，必须用事实来观察；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国家没有开拓边疆以前，只把信义看得最重要，夷狄不敢轻易侮慢，所以边患少。边患少，所以民力宽舒；民力宽舒，所以人心安定；人心安定，所以兵威强盛；兵威强盛，所以能够安坐而控制夷狄，不至于坐困中原。开拓以来，用有限的财力供给无穷的费用，用无穷的费用贪求没有用处的土地。国力已经困顿而不能支撑，人心已经危急而不能保全，兵威已经受挫而不能依靠。在这个时候，应当修复信义，为天下休养生息，怎么可以固执己见，反而增加日后的祸患呢？从前汉代桑弘羊等人请求耕种轮台的土地，以威服西域。汉武帝下诏深刻陈述过去的悔恨说：“先前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增加百姓赋税三十，以供边防费用，这是加重困苦老弱孤独之人。如今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耕种土地，这是扰乱劳苦天下，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如今朕不忍听到这种议论，于是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要休养生息、使百姓富足。如今议论的人想请求留下兰州等处来耕种它们，同这有什么不同？惟愿陛下鉴察汉武帝最终悔悟的缘由，及早悔悟，那就是最大的幸运。汉宣帝时，魏相请求停止在车师屯田；汉元帝时，贾捐之请求放弃珠崖郡；唐朝宰相狄仁杰也请求放弃四镇，拥立和斯娄为可汗，又请求放弃安东，改立高氏；李德裕也请求不要保守安西。这几个人都是一时的贤臣，难道是不爱惜国家的威灵、轻视放弃土地吗？只是因为不愿贪图外部土地而损耗内部，疲惫竭尽百姓，追求虚名而承受实际弊病，给国家留下祸患。如今这些穷荒土地，对于国家的形势来说，得到它并不会变强，失去它也不会变弱。有见识的人都说：“除去大祸患来保全自己，才是强大。”得到土地不如养护百姓，防范别人不如守住自己。如今趁他们有所请求而给还土地，足以显示怀柔的恩德，结成和平的信约。如果又错过这个时机，日后战争接连、祸患相结，中原厌恶困苦而形成腹心之患。陛下即使想要全部放弃它们，也将不能做到了。臣揣度议论的人不过会说：“十多年间竭尽天下的力量才得到它们，难道忍心在一天之内放弃吗？”这是不懂得长远谋划的说法。已经耗费的民财、已经受伤的民命，既然不是后悔就能追回的；但日后的祸患如果还不在今天处置，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他们又不过会说：恐怕开启他们无休止的请求，越发产生边患，不如不要给。这个考虑是不知道如何自处。对方的请求如果没有名义，我们的答复就有理由；没有名义的请求，形势上自然会屈服。而且他们即使是夷狄，既然已经得到我们的恩惠，难道会不知道感恩吗？还会有什么无休止的请求呢？如果有恩惠来结交他们，尚且担心他们再来；那么没有恩惠而不给他们，结果又将怎样呢？臣听说，开拓边疆之初，费用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停止战争以后，每年固定的费用仍不减少数百万。一旦发生骚动，又将怎么办？陛下必须想到，这些全都出自中原百姓的膏血。中原是陛下用来控制四夷的根本，却拿百姓的膏血涂洒在穷荒不毛之地，想作为传之后世、长久不变的计划，难道不是错误吗？这件事万万不可疑惑，惟请陛下留心，早日赐下圣明的决策。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不要妄自行动，以观察成败的变化。范纯粹 据枢密院札子：各路探报说，自从秉常死后，梁氏族人侵夺并擅自掌管国事，于是各部酋豪往往不服，变乱交相攻伐，每天互相杀害。虽然各处不断有人据此奏报，但最终还没有见到确切的情况。因为过去贼境中的事情，大多由归顺的人传说，事情必定真实。考虑到两界靠近内地的酋长，可能因这场变乱而离散，各自考虑去留；有的想凭借原有州城自行防守，远远托请朝廷援助；有的想率领部族直接谋求归附汉地，愿意成为靠近边塞的藩篱。如果顺势接纳他们，又担心辗转生出事端，难以保证成功；如果一概拒绝，又担心反而被别国占有，使国家的祸患更加严重。未审对于当前的边境情势，应当如何处置，才不至于失掉事机。右，三省共同接受圣旨，命令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兰会路的帅臣，秘密而严密地指挥防边官吏：如果有投奔而来的西人，审验后确实知道事情原委，就应当斟酌是否可以收留；还要格外优厚地给予赏赐，招募人员远道侦探。所有西界首领，如果谋求归向中原，应当详细按照前面所问，以当前边境情势，仔细研究将来的利害，制定具体条目，密封后通过紧急递送奏闻，亲自收掌，不得交给下属机构。如今札文交付给臣，臣遵照此令。臣除了已经依照朝廷命令施行外，恭敬地详察诏旨所询问的事情，这本是边防机密事务，关系到内外安危的根本；以臣愚见，哪里足以谈论这些？然而臣早年承受任用出使的使命，长久处在边疆，采集考察、审慎估量，粗略似乎有所收获。臣看到陕西各路边防，自从元丰年间用兵以后，就没有立即解除戒严。近来秉常失去职守，各部酋长一同奋起，彼此吞并残害，没有一天安宁。他们正忙于自顾不暇，难道还能成为中原的祸患吗？朝廷正应当安静而不妄动，以观察成败的变化。如今诏旨认为，靠近内地的酋长有的想据守原有州城，远远托请朝廷援助。夷狄如蚂蚁聚集、鸟兽散去，盛衰没有常态；先王把他们列在荒服之外，弃置而不扰乱，羁縻而不断绝，防御戎狄的策略没有超过这个的。如今那些酋豪在变乱艰危之时，想以内附为名，请朝廷作援助。假如可以而答应他们，臣不知道一旦他们遇到急难有所请求，朝廷将会真正援助他们吗？援助的举动，名义正当而道理充分吗？边地军队会乐于援助、乐于出动吗？如果不援助他们，难道会损害朝廷的大信用吗？这些问题全都不可不虑及。圣朝正要以安静治理天下，停止战争、止息杀戮，重视农业、致力根本，太平的迹象才从今天开始，哪里还需要讨论这种策略呢？

译诏旨又认为，有的人想率领自己的部族直接谋求归附汉地，愿意成为藩篱。从前汉武帝时，投降的胡人有数万人，仰赖县官供给；天子拿出御府禁藏的财物来供养他们，后来造成的祸害大到无法挽救。由此可知，夷狄借着归顺的名义来依附，实际却使中原承受劳苦和损耗。如今各路边防自元丰以来所接纳的投降羌人，大约不下两万人，其中老弱无用的占十分之七八，增加边地粮仓的消耗，危害已经很大。他们内心向背不可知，所以平日间或有带领他们离去的；那么在紧急时刻，怎么知道这不是谋反呢？这样看来，投降羌人对中原没有好处，也已经很明白了。况且他们的存亡兴衰尚不可知，将来他们的事情既已平定，又有了君长，必定会说：“前些日子某部某族某人逃亡归附中原，是我国的叛徒，为什么要接受他们？如今我来请求，朝廷将如何处理？”那时难道不是道理理亏、形势受挫吗？这也不可不虑及。有人说，他们既然归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又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臣认为不是这样。他们的部族酋长，如果有人来告知梁氏造成的祸患，有人向朝廷请求军队，有人据有土地而希望归附，有人挺身投降，朝廷都应当派边臣晓谕他们说：“你的君主不幸遭难，你既然是臣子，就应当尽到为君主死节的道义，妥善地替你的君主讨伐贼人罢了，还来这里报告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口〕 为什么只是想脱身而归附中原呢？我国边兵正准备防备其他盗贼，不能替你捕捉寇敌。这样一来，中原难道不是更加尊贵吗？名分和体制难道不是更加正当吗？如此，他们将来必定会说：‘我处在变乱祸患之中时，朝廷没有趁我不幸而保存我的德业，也没有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接待我，难道还可以得志后再背弃朝廷吗？’这样一来，朝廷的义理难道不是更加高明，而他们对朝廷的感恩难道不是更加深厚吗？诏旨又认为：‘如果一概拒绝他们，恐怕会被别国占有。’臣观察戎狄的性情，把种族看作贵贱的依据；所以部族酋长死去后，继承其位的后代，即使只是幼小的孩子，也足以使老年长者和部众服从。为什么？因为风俗如此。只是秉常父子拥有国家已经很久，国人归心于他们。如今各路间谍的报告，虽然说秉常死因不明、梁氏族人侵夺擅权，这只不过是当前的形势罢了。如果说他们最终能够灭绝李氏宗族、占有夏国，那么臣还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众，难道没有豪杰吗？难道不会推举李氏宗族的子弟继承后位吗？难道会甘心成为梁氏的属民吗？臣认为，即使李氏真的遭遇灭绝之祸，也还应当经历争夺反复、接连屠杀，拖延很久以后才会平定。困兽尚且要搏斗，是因为希望能够获得一线生机。他们中有力量的人正互相争夺，各自将凭借部众自守，乘机奋起，观察衅隙而行动。大的必定兼并小的，强的必定吞并弱的。即使不敢统一各部，难道不会据有一方来保全自己吗？难道真愿意束手成为别国的俘虏吗？臣知道别国不能立即占有他们，这种情势是可以看出的。即使有逃亡避祸而归附别国的人，也不过是逃亡者中的残余罢了，哪里值得说呢？夷狄之间互相吞并，对中原是有利的。如果上天保佑圣明的时代，最终使这些羌人分裂离散，凡是力量相当、形势均衡的，各自占据土地，自成一部，那么到那时或许会有想要依附大国的。虽然如此，大河以南、横山之地，必定归附中原；大河以北、贺兰山一带，必定归附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定受西域牵制。这是由于势力远近不同。过去呼韩邪单于将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匈奴又分为南北两庭，从此汉朝边塞再也没有匹马出没的踪迹。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正是如此。所以臣所说‘朝廷今天只应安静而不妄动，以观察成败的变化’，说的就是这个。中原是礼义产生的地方。臣希望朝廷静心考察过去的鉴戒，用礼义处置，参照考核古今，不要重蹈后患；严格告诫各边将领官吏，使他们积储粮食。供养士卒，整饬军队，戒备森严，从容而不妄为，坐观形势变化。夏国的酋长、首领以及部族人口中，凡是想归附汉地的，一律按照以前的诏旨，全部劝返，绝不收受，以保全中原尊贵宏大的体制，破坏夷狄反复无常的谋划。如此，诏旨所说‘根据当前边境形势，详细研究将来的利害’，臣愚昧妄意，认为已经把它说尽了。至于计较一得一失、贪图小利小权，为满足个人喜功而替国家制造事端，那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伏惟圣上慈爱，特赐省察。【元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直龙图阁、判庆州。】苏轼 臣切实看到，近来熙河路奏报生擒果庄百官，朝廷内外都称贺庆祝。臣愚昧无知，却深切认为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有道，处置有方，那么安定边疆、让百姓休息，必定从此开始；否则将导致将领骄傲、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不足为怪。因此臣区区想请求先陈述前后造成寇患的缘由，再议论当今对待敌人的要领。虽然见识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也是臣子应尽的本分。从前先帝多年用兵，虽然中原疲敝，但夏人也困顿衰败，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横山之地，沿河防守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二百多里。每年的赏赐已经停止，和市也断绝；敌境中的匹帛价格涨到五十多千，老弱之人迁徙流离，牛羊损坏死亡，所失去的东西简直数不胜数。夏人经过饥饿瘦弱之后，才开始到边塞请求归顺。当时执政大臣谋划不够深远，因为中原厌恶战争，于是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赏赐和贸易所得的绢不少于五万匹。拿回去出售，当地百姓每匹只卖五六千，百姓非常高兴。一名使者所获得的财物，通常不少于二十万缗。使者来五六次，过去多年停止的岁赐就可以坐收恢复。既已使他们归顺，又借助我们的资财来施恩于他们，使他们吃饱而产生奋发之心；他们还窥探到我们厌恶战争、想要和好的意图，以为是否作战、是否和好，权力都在我们手中，因此轻易侵犯边境。

译有利可图就进攻，否则就再来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假如当时大臣因防守之请，接受了他的言辞而不接纳他的使者，并且诏令边臣同他往返商议，那么新取得的疆土取舍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等到他的言辞和意图屈服，约束条件坚定明确以后再接纳他；这样即使防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防虽然有改变对我态度的意思，但在没有得到西蕃解除仇怨、结成友好之前，也不敢轻举妄动。鄂特凌古是栋戬的叛臣，曾挟持契丹公主，杀死栋戬的两位妻子。栋戬死后，他把丧事隐藏起来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安定下来，才诈称自己是栋戬的嗣子，并伪造以果庄、温锡沁等人名义写的文书，向朝廷请命。当时执政者如果暂且命令边臣审问果庄等人，查明鄂特凌古是否应当立为君主。如果朝廷同意他的请求，随即授予他节钺，那么鄂特凌古就真成了你们的君主。你们能像侍奉栋戬那样臣服于他吗？如果这些人无言可答，就说明各羌部已经心悦诚服；他即位以后，一定能统一各部，我们还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服，那么祸端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爵位和任命尚未下达，责任不在我们。他既然在一个国家中立有三位公，那么我们就把恩礼分开，各自授予一个较高等级的使额和命令；果庄等人各得其所，希望也就没有什么忧患了。当时执政者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当作安稳，因而对他的妄请立即授予节钺。鄂特凌古自己知道不应当即位，担心果庄讨伐他，所以想借助西夏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才产生了解除仇怨、结成友好的念头。果庄也因朝廷竟让叛臣做自己的君主而不平，所以愤怒地侵盗边境。夏人知道各羌部反叛，便起兵同他们结和。这就是臣所谓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过去的事情虽然可以不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谅祚天性凶狂，轻率地动用民众。所以他们成为边境祸患后，往往要经过多年才能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同许多人不和，正忙于内部相互图谋；凭它在残喘呻吟之余，难道还能长久同中国为敌吗？推测它的奸谋，大概比不上元昊、谅祚了。它以为二位圣主在位，恭敬沉静、守成不变，仁慈宽恕之心远近皆知，一定没有动武的意图，因此可以放肆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州防线各城、鄜延五寨，善意请求得不到满足，就以势力胁迫，必然会使朝廷屈从。它认为猖狂之后，要求没有得不到的，计策不过如此罢了。如今臣急切听说朝廷诏令各路告诫并勉励战守，深刻阐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改过自新。臣私下认为，朝廷向他们开放得太容易，接纳得太迅速，还没有打一仗，厌恶战争、想要讲和的意图已经显露在外面了，这是又重蹈前日的过失。臣对此十分痛惜。如今既然听说果庄获胜，或者渐渐有了前来归附边塞的谋划，他们必将先说一番真假相半的话，继而提出无休止的请求。如果朝廷又接纳他们的使者，那就等于把想战还是想和的权力全交给了他们：有所求就一定要得到，得不到就一定反叛。即使偷得一时安宁，也必然会引起无穷的祸患。因此臣希望明主在中间加以防范，深切诏告大臣，秘密敕令诸将：如果夏人前来归附边塞，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而拒绝其使者，然后明确敕令边臣，说明夏人受朝廷恩惠极多，却无故违犯顺命；如今虽来归附，仍难保不会反复。如果他们确实改变态度、向往教化，就暂且同边臣商议；假如言辞和意图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条件还没有十分坚定明确，就暂且拒绝，以表示我们并非违背他们的善意，也不是急切地求和。他们如果不是诚心归服而来，我们即使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难道就能保证他们不反叛吗？今年泾原遭受入侵，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接待他们不够周到吗？只要我们的军队训练精熟、士卒粮食充足、侦察守望严密清楚，敌人没有大的收获，不过几年，他们必然自行衰败困窘。如今虽然暂时辛劳，日后必定能够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谓当前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不惜自己屈尊，而臣进言却想让他们的请求更加艰难，不急于讲和，似乎同圣意不同。然而古代圣贤想要推行自己的意图，必定设法委曲周全地实现它，从不直率地顺着一时感情径直行事。将要收拢它，必先暂且使它张扬；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直率地顺着感情径直行事，从来没有能实现自己意图的。若权衡利害，推究事情最终会发展到哪里，那么臣这愚拙的计策，对于安定边疆、使百姓休养生息来说，必然长久而牢固，同圣意起初并没有丝毫不同。然而臣私下揣度，朝廷之间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既不可以无故生事，也不可以害怕事情。害怕事情的弊端同生事一样严重，就像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生事，是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情，是有病却不服药。至于鄂特凌古，人人都知道不应当同意他的请求，而朝廷却同意他，以求相安无事；然而祸患的兴起竟到了今天，不正是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仓促接纳夏人的使者，这就是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了，病情怎么会不更加严重呢？臣在侍从之中蒙受恩遇最深，朝廷对我的委曲保全也同众人特别不同，所以我才敢超越职分，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行进言，内心极其恐惧，恭候治罪。【元祐二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皇帝论述驾驭戎夷的要领　范育 臣私下认为，驾驭戎夷的要领，在于在祸患尚未显形时防范，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制胜。祸患到了以后才谋求安定，没有不危险的；交战以后才谋求取胜，没有不失败的。臣观察本路有一种尚未显形的祸患，它的端倪已经具备，忧患非常重大。臣担心朝廷把方面之寄托交给臣以后，臣只顾保全自身、为自己谋划，因犹豫观望而不发言，导致祸患发展成形；对上给朝廷带来忧虑，对下给一方造成祸害，那么臣上负明主，不忠的罪责就太大了。因此臣才敢把情况全部陈述出来。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诏令本路同夏人划定疆界，依照绥德的旧例，在朝廷赏赐的城寨之外，以二十里为界；通远军、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示边臣相互参照，取其直线。西人据此要求每个寨子之外取二十里；兰州的智古、星舒、堡前，前些日子朝廷命令一概作为守据之地。本路巡视察看，认为应当在两个堡寨之外划界，西人却指称那不是旧有堡寨。总要从龛谷寨开始丈量这两件事。如果朝廷同意夏人的请求，对于本路边面的形势将造成无穷大的祸害；如果不同意夏人，必然会起兵争夺，既损害今天的和议，又使西边战事没有可以停息的日期。臣请求陈述其中的缘故：大概定西以北同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处则在东面同敌境相接。

译如果全都取二十里，那么今天所放弃的边面多的已经有三二十里，迁徙的弓箭手已经有数百千户，失去肥沃土地数千亩。定西又孤立隔绝，敌兵可以从中截断它的归路，按这种形势绝对无法守住。这样通远的边面所收缩的不止数十里，敌兵每次出动都可以到达通远；通远一旦受到敌人攻击，熙河一路就会有咽喉被扼、道路不通的祸患了。兰州以前借得质孤、胜如川的土地五十多顷，都是肥沃的上等田地，有水泉可以灌溉，每亩收获数斛，不必担忧粮食不足。设置弓箭手三千人，以前堡障尚未建立，不敢前去耕种；但以名义占据土地、坐守不去的已经有一千多人。如果以龛谷外二十里为界，那么两座堡寨的土地都不能耕种。兰州失去这些土地，向北直到河南、介山，东西两面的边界土地都没有剩余；可耕种的土地既不足以供养本州，州中粮价日益昂贵，费用也日益增加。何况敌兵一出动便立刻到达州城西面的旷野，增加军队、防备敌人的事情将没有止境，难道不危险吗？这就是所谓同意夏人请求会给本路边面带来无穷大祸患。臣访察听说，定西一带河川平原广阔，哈玛尔居住的西市，夏人设置仓库积存粮食；智果、星舒川原先是假称裕勒珠之名，现已归属本路的土人。他们都逃往天都山以及防州一带，那里土地贫瘠、人民贫困，没有一天不回想原来的土地。又听说夏人常常派遣北方人，谋划争夺土地。去年正月中旬，西界派来的划界首领因同边臣议论不合而离去。如今他们再次到来，探知夏人已经调集数万兵力，驻扎在边境上，不时派出游骑，说着傲慢无礼的话。推测他们的意图，大概一定要争夺到底；即使到了用兵、废弃和议的地步，也将一概不顾。这就是所谓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就将看见战争相持不解，没有可以停息的日期。依臣的计策，不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较快，但祸患较小，因为我们的边境有容易防守的地形；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较慢，但祸患较大，因为我们的边境有难以安定的形势。不过这两种情况都不可不加考虑。臣请求最后说明：臣急切听说，青唐的鄂特凌古因篡夺而取得国位，朝廷已经授予他封爵，他却常同夏贼窥伺谋划，侵犯边境。幸赖朝廷威势，边将出兵，生擒果庄，并在防河桥挫败其锋芒，于是使奸谋停息；他们送来人质、表示顺服，边境祸患平息了几年。如今听说鄂特凌古常怀疑部下有怨恨仇雠的谋划，天天图谋诛杀他们，改换首领；又同夏贼结盟十分亲密，派人前往夏国责问他们为何同汉人讲和，激发他们用兵的意图。大概夷狄的气类相同，嗜欲一致，像犬羊一样的党羽势必互相帮助。况且鄂特凌古在前面篡位，梁沁布在后面篡位；从前他们互相观望而促成对方的谋划，如今又同心协力来成就对方的恶行，这是势所必然。臣担心两个贼人结交后，夏贼在通远、金城郊外出兵，本路严整军队抵御；里贼又在河岷郊外出兵，本路就要分兵，力量不足。朝廷正要不断增发军队、加强防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商人不能安然行走在道路上，农民不能安然耕作于田野，那么所依赖的粮食不知道怎样才能足够。五州境内边面有二十多里，两个贼人占据我们的腹背，年年不能放松戒备，一天也不能减少军队。防备东面，他们就从西面出兵；防备南面，他们就从北面出兵；左边牵制、右边支援，四面受敌，早晚救援都来不及。一旦交战，五州的形势就会危险动摇。何况万一到了败退不能支撑的地步，难道不值得忧虑吗？这就是臣所谓尚未显形却很重大的祸患，是可以成为朝廷忧虑的。依臣愚见，要防范这种尚未成形的祸患，就必须有在事情发生前制胜的办法。臣愿朝廷垂听，不要忽视。臣过去多次陈述青唐、邈川的利害，朝廷还没有赐予批准。近来鄂特凌古再次召见温锡沁，心中更加疑惧，邈川人心也不安，又杀了廓罗族四人，囚禁其首领以及勾咙布恪克嘉族的首领托萨鲁新。其部众不服，于是拘捕首领，导致有五百多户逃到河州边界，约栏还没有离开。自从朝廷任命结斡磋为镇州刺史以来，勾留在青唐被扣留，未能返回；又有勾界边防的巴克嘉勒，也被留在青唐。他们的国人带着两位首领，忧惧比以前更加严重。近来又探听到鄂特凌古病得很重，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却隐藏哀情不发丧，想要重走从前篡夺栋戬地位的道路。这个叛逆首领的暴虐，以及民众的怨恨反叛，已经清楚可见。臣观察，夏贼若取得邈川，那里距离近而且地势便利；青唐又同它情势相通、利害相同。那两地的一举一动，夏人当然十分熟悉。只是因为沁布刚刚篡位，疆界的议论又没有决定，所以迟迟没有发动计谋罢了。假使他们的意图得逞、谋划实行，调兵攻取邈川并吞并青唐，就会像摇动枯木一样容易，那将成为西部边境的大祸。臣前些日子已经把这些情况全部奏告朝廷了。趁他们还不能发动，两个贼人正要合谋制造祸患，正如臣所陈述的，形势必然如此。臣又听说古代善于谋划的人，能够因祸而求福，转败为功。如今本路想同夏人交涉商议地界，在敌兵锋芒面前争口舌之胜，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不如暂缓争论眼前应争的事情，趁他们尚未发动，先作谋划；揭发夏贼的谋略，断绝他们之间的交往，利用青唐的变乱来安定并接管其国。臣从前曾防备朝廷接纳赵醇忠，让他继承栋戬之后；赵醇忠即位后，忠诚顺服、拥戴汉朝，于是安抚各位首领，他们全都向内归附，两个贼人的交往就断绝了。栋戬的后代继承世位，人心全都服从，暴虐混乱既被除去，国内全都安定，青唐的变乱就平定了。夏贼失去青唐的援助，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本路得到邈川归顺，就有地势上的优势。他们所依仗的反而在我们手中，我们所忧虑的反而在他们那里。这样一来，小小的夏贼只能在自己的巢穴中苟延残喘，不敢窥伺我边境通远、金城一带的疆土。把土地赐给他们，是朝廷的恩德；不赐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争夺。我们不用动兵，就可以制服夏贼的猖狂，平定西部贼人的祸乱。威势行于万里之外，道义使四夷服从，即使唐虞三代驾驭戎夷的办法也不过如此。届时本路各州百姓将有放下战鼓、停止锋刃的安宁，赶快从事耕种而形成安乐的风俗。还忧虑什么边境祸患呢？这就是所谓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制胜的办法。

译臣恭敬地思考朝廷的大计，是务求安定边疆、让百姓休养生息，不动用战争。臣谋划这件事，开始只是想防备赵醇忠借助兵力，利用民心，帮助他壮大声势；过了这一阶段，以后就不再烦劳军队。具体派遣赵醇忠镇守安抚各部族，以及应当安排办理的事项，如果朝廷蒙准，请另行详细分条陈奏。其次，臣虽然陈述了这些利害，有些恐怕还有未尽的道理；朝廷如果再加以诘问，反而会造成往返周旋。臣已经依照近来颁下的朝廷诏令，选派本司主管事务的种朴，乘驿马赶赴京城，到三省、枢密院禀报商议，已经办完。恭敬请求朝廷查阅臣历次奏状以及这次奏陈的道理，早日赐下处置的指挥。【元祐五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熙州知州】《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宋代赵汝愚编 边防门 辽、夏十二 上奏哲宗皇帝论述放弃土地不利　上官均 臣急切听说，《春秋》传记载说：“用德政来安抚中国，用刑罚来威慑四夷。”由此可知，先王治理天下，对待中国和四夷的方法本来就不同。为什么呢？夷狄天性桀骜，凭借地处偏远和地势险要，中国弱小时他们就先反叛，中国强大时他们才后服。若专门用恩惠供养他们，就会使他们倔强而难以控制，这是形势使然。臣仔细观察，自陛下即位以来，惩戒前日边臣拓展土地、邀求赏赐的弊病，大臣又采用宋璟“不赏边功”的主张，专心以息兵养民为要务，施加的德意可以说极其优厚了。然而自朝廷接受西夏贡使，又给予岁赐，恩惠礼遇不能说不厚，而戎人却骄纵放肆，傲然没有归服之意，派使者来请求土地，索取要求没有止境。由此可知，不是恩惠没有施加到，也不是对待他们不勤恳，而是弊病在于姑息太过。臣听说，威势过度就会招致怨恨，恩惠过度就会助长骄纵；怨恨就会怀有必死之心，骄纵就会产生无休止的要求。从前先王驾驭夷狄，知道威势不能单独施行，所以借助恩惠来成就威势；知道恩惠不能单独推行，所以必须用威势来实行恩惠。这样以后，夷狄既感怀又畏惧，没有怨望轻侮之心。如今戎敌的情形，骄傲已经显露；大臣一心只想息兵省事，前些日子仓促放弃防边四寨来满足他们的请求，而戎人的心意没有满足，邀求反而更加厉害。不知道大臣替陛下筹划，是要答应他们，还是要拒绝他们？答应他们，土地就会日益收缩，威势就会日益削弱，只会增加他们虎狼般的气焰，最终不能使他们屈服畏惧、柔顺听命。汉代鼂错通晓边防事务，曾说：“敌人来了却不能困住他，使他得意而去，以后就不容易使他服从了。”难道还要把土地送给他们，来助长他们的气焰吗？臣听说，军队是用来诛伐骄横暴虐的，骄横暴虐除去，军队就无所用；政令是用来治理事务的，事情平息，政令就无所施。骄横暴虐尚未除去却仓促停止用兵，事情尚未治理却想求得无事，这是害怕惹事、苟且求安的计策；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导致大量用兵、事务纷扰，使内外疲劳困弊之后才停止。从前汉朝因循苟且造成七国之乱，唐朝厌恶用兵造成藩镇强盛，这些都是前事已经证明的教训。戎夷的情形，臣虽然不了解边疆事务，也未曾专门学习过，但从边塞卸任回到京师的士大夫中，臣访闻到的并非一人，他们都同臣所说的一样。又用古事来验证今日，戎敌的情形应当相差不远，所以臣才敢反复为陛下陈述。臣希望陛下诏令大臣虚心访问塞上的情况，让罢官归来的边臣和熟知边事的大臣相互参照考核，这样应当可以得到实情，那么羌人在万里之外的心意就可以坐着看清了。臣听说，训练军队、选择将领、积蓄粮食，是防御边疆的三项急务；优厚的赏赐和丰厚的俸禄，是鼓励将士的重要办法。朝廷曾经敕令边郡储备五年的粮食，不知道今天积蓄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不能不预先计算。面对强敌、冒着刀刃而战，士卒不顾死亡，是因为有丰厚的赏赏。前些日子削减斩获首级的赏赐，专门想让那些邀功求赏的将士停止，却不知道没有厚赏就不足以驱使众人，这一点不可不认真讲求。恭敬希望陛下诏告大臣，简省琐碎事务，留意安定边疆的大计，拒绝羌戎无休止的要求，讲求训练军队、选择将领、积蓄粮食、优厚赏赐的办法；派遣可信而熟知边事的臣子巡察边塞，详细考察防守的得失实情和储备的士卒数量，明确告诫边吏朝廷的意图。羌虏柔顺服从，就整治军队、积蓄粮食来防备他们；他们桀骜侵扰，就从前后两面邀击他们以挫败其气焰。退守时不得畏缩来助长敌人的气焰，进攻时也不得轻易兴兵来耗费我们的财力；张扬天威，赫然显示戎狄不可侵犯的意志，那么士气会一天天振奋，戎人的心气会一天天消退，四夷就没有侵凌的忧患，中国便有像泰山一样的安宁了。祸患尚未发生时就谋划，便会有充分余地；事情发生以后才谋划，就来不及了。这是天下的大计，只有陛下留心，及早详细斟酌选择。附贴黄。臣急切听说，西夏如今争夺的兰州塞地，都是控制戎人战马进出的要道。如果姑且容忍眼前无事，完全不加计较，轻易把它交给他们，中外舆论深恐戎人捣击空虚，长驱直入熙河，使数郡孤立而难以防守，造成的祸害绝非小事。臣深切认为，大臣的计策是务求安静无事，所以委曲迁就他们的意愿。如果将来戎人贪求无厌，接着又想请求熙河旧地，不知道将用什么话来拒绝他们。臣访闻防边任满的官员，都认为敌人的情势是：越骄纵就越横行。如今把边塞旁的要地交给他们，只是自行去掉屏障，助长敌人强悍的势头，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把兵器借给寇贼，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足以造成祸患。现在的计策，不如整治军队、积蓄粮食、选择将领、优厚赏赐，划定土地而一寸也不给，使戎人明白知道朝廷的意图和中国的强大，不敢轻易侵犯。希望陛下询问执政大臣：如今把塞地给他们，果真能够使西夏感念恩惠，从此没有后患吗？如果不能确定，那么这只是白白失去险要之地，成为长久的拖累。假如夏人拿旧有土地和疆界来说事，那么边将为什么不回答说：灵州也是朝廷的旧土；西夏如果归还灵州，中国也用旧土补偿他们。这样也足以挫折他们贪得无厌的心情。如今边疆安危的计策，应当广泛访察、审慎思虑，希望不要留下后悔。附贴黄。臣愚拙的意见，不是想兴兵生事，只是西戎骄横傲慢，请求没有止境；如果不讲求整饬边防，挫折他们贪婪冒进的意图，势必会侵犯边塞各郡，使军队劳顿、费用增加，使中国困弊。恭敬请求陛下诏告大臣，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元祐五年六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皇帝论述息兵因急于求成而失策　范纯粹

译臣恭敬地看到，熙、延两路同夏国划定的疆界直到今天还没有决定。外间议论说朝廷一心想息兵，因急于求成而失策，所以狂妄的寇贼日益显露出索取要挟。圣朝怀柔招来四夷，固然是上策；但如果边臣不究明利害，只是一味委曲顺从，那么国家体面和事机不免有所亏损。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二位圣主即位之初，夏人前来朝见，接着秉常去世报丧，干顺继承王位，使者往返五六次，商贩贸易也随之兴盛。虽然他们修好时十分恭敬，大概也只是为了谋求自身资财。对于朝廷来说，固然应当开放接纳，容许他们自新；但在处置划定疆土尚未作出决议时，应当慢慢观察他们是向顺还是向背，以察看其中的奸谋。然而朝廷立即派使者前往替他们加封册命，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果然导致他们轻侮傲慢；使者没有立即称谢，他们便起兵入侵，使延州、渭州遭受残害。这样反复不恭，应当诛灭。以后他们再有所请求，只需一概交给边臣同他们订立约束，显示出我们从容有余，让他们惶惶等待，只怕朝廷拒绝而不接纳他们，这样决定轻重的权力难道不就在我们手中吗？所谓约束，凡是疆界土地以及日后可能发生的忧患，都应当逐条划定、完备写明，一定要使日后无从改变。事情审慎决定以后，边臣才把他们请罪求盟的文状上报朝廷；然后明白诏告朝廷内外，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准许他们请求结盟，归还我方被敌人陷获的人口，赐给他们已经答应的土地。这样一来，朝廷的体面难道不是十分尊贵，制服寇贼的策略难道不是十分简便吗？昨天没有采取这个计策，听说他们有所请求就答应让他们来朝，这又是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了。使者既然到来，朝廷从早到晚的一切议论，以及往返应答，难道不知道都是朝廷谋臣的话吗？这就是接待看得太重，而许诺答应得太轻；这又是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了。朝廷既然答应以被敌人俘获的人口交换新修的堡垒，那么人口有品级、颜色、多少的差别，土地有形势远近的不同，约定本来应当明确，谋划本来应当确定，必须全都写在文书上，然后再接受对方割让土地，双方互相交付，这样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如今谋划没有预先确定，约定没有预先明确，他们只拿疲弱残缺的一百多人来搪塞差事，我们却不再查问，急忙把四座堡垒交给他们，那么他们的计谋本来已经实现了。听说四座堡垒交给他们后立即被夷平，而熙、延两境才开始议论划界，难道不是太晚了吗？急于求成到了这种地步，道理当然会如此。外间议论只看见朝廷奖赏边臣，私下以为朝廷认为事情已经平定，没有什么值得忧虑；难道是因为他们如今按时进贡，就认为没有事情了吗？他们按时进贡，是又在打商贩贸易的主意罢了，恐怕不足以依靠。前日已经发生的事情，固然不能追回；今天还可以做的事情，只要审慎谋划、从容图治，还不算晚。听说夏贼在塞门、金城一带又提出重大的索取请求，声称要同西邻策划合纵，想借此影响我方外间舆论。恐怕朝廷不把这件事当回事，轻易放弃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急于求成也太过分了。朝廷认为金城、塞门不可放弃，并不是因为两座孤堡本身有什么利益，而是因为它们地势险要，足以作为边塞的屏障；土地肥沃，足以供给边防军粮。利害关系所系，没有其他堡垒能相比，所以唯独不在赏赐交给他们的范围内。如今划界的议论，竟想苟求眼前短暂的小小休息，放弃地势险要之地，舍弃数千户已经耕种的土地，截断数百里侦察守望的要道，使屏蔽荡然无存。出门就会遇到敌人，道路阻塞，运送粮饷困难，仅仅保留孤堡，我们还要它做什么？这就像想保全一个人的身体，却把四肢都舍弃，是绝对不可行的。然而这样一来，前日诏旨所说不予给出的土地，就只剩下空名了。而且他们所请求的土地，我们必定会给他们。臣不知道这样是否真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不成为日后的祸患。失去险要之地，助成无休止的要求，损害国家体面和形势，成全贼人的计谋，等于开始养虎，不能不谨慎。臣恭敬地思考，边疆设置警备至今已有十多年，不能说不久。朝廷不惜十年的费用，不怕十年的劳苦，而务求坚守，为什么呢？是为了珍惜地势和百姓。今天的议论如果真如传闻所说，就是能够长久坚持，却不能应付眼前；前些日子各路大举用兵，即使是覆巢之计尚且能够施行，如今怎么能以等待敌人的方式而屈意退让到这种地步？这是能够做大事，却不能处理小事。能够做大事却不能处理小事，能够长久坚持却不能应付眼前，就会在事情将成时放弃过去的功劳，给不可预料的后患打开门路。臣实在替朝廷痛惜。臣希望朝廷舍弃浅近的计策，在长远方面慎重决定取舍，并依照原先颁下的诏书办事。如果对方傲慢无礼，置之不问，只告诫边吏像从前一样严格防备，同时又妄图求功、制造事端，那当然是不可以的。防守边境、等待敌人，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凭区区内部叛乱的小羌，难道还能同中国长久抗衡吗？约定以年为期，完全可以把事情办成，只在于朝廷不受迷惑罢了。臣听说自陕西以西，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却没有人为朝廷进言，这也是把越职进言视为戒惧的缘故。虽然朝廷先前议论边事时，专门交给鄜延及其他各路边臣办理，不许别人干预，但臣忝居帅臣之职，职责正在于论议思考。如今把众人的意见收集起来，冒昧进献狂直之说，也不算越职。恭敬希望圣心采纳选择，臣将感到万分幸运。【元祐五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环庆路安抚使】上奏哲宗皇帝论述地界问题　苏辙 臣前后四次论述熙河处理边事失当，请求调任范育、种谊，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然而臣前面的奏论只说到现今处置不当之处，没有涉及过去根本性的失误。如果默默不说，臣实在担心圣明还有没有照察到的地方；但反复烦扰圣听，罪责实在万死难赎。臣仔细观察朝廷的指挥：正当夏人猖狂、侵掠不止时，朝廷就一味姑息，担心失去他们的心；等到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却多方提出索取，只想姑且谋求自身利益，因此凡是给予和夺取，往往都失当。为什么呢？元祐三年，朝廷派使者前往赐予册命，夏人竟公然桀骜，不派使者来谢，又派兵马蹂躏泾原。朝廷当时正致力于姑息养成，不再诛讨；到元祐四年，夏人又派使者上奏请求用所赐四寨交换塞门、兰州。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他们的请求，却立即改变先前的诏令，不等划定疆界，先把岁赐给了他们；仍命穆衍以三省、枢密院的意旨开导晓谕来使，并说所接纳的永乐陷没人口，既然已经隔了年余，有的可能同原来数目不同，还允许根据实际数目交割。等到划定界线时，虽然有一向以来远近的惯例，有的地方因山势斜曲而不相等，却不许边臣固执地争夺占领。

译这三件事，都是夏人奏请中没有涉及的，而朝廷却主动迎合他们、拿来给他们。鄜延路请求依照夏人的要求，采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每隔十里估量修筑堡铺，十里以外一概作为荒闲地；靠近黄河的地方，仍以黄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从了。臣仔细看到，先朝划定绥州地界时，界线远近都责令帅臣测量、核实、证明，往返审查复核以后，才采纳他们的意见。如今所划界线从鄜延开始，经过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却不再交给各路逐一审查复核，只把延安一路认为便利的意见拿去晓谕夏人；命令一经发布，就没有办法再反悔。到今天夏人还据此作为依据，这就是臣所谓朝廷正当夏人猖狂侵掠不止时，便一味姑息，担心失去他们的心。至于熙兰方面的请求，他们想以兰州黄河以北二十里为界，臣认为过河防守已经十分艰难，再侵占蕃地，按道理尤其不可，朝廷一定不敢依从。只是他们所说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的耕种地，远的有七八十里，近的有三四十里，不能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然这样说，但有的议论认为，兰州每次派弓箭手去耕种这些土地，往往被夏人杀死；如果说是已经耕种的土地，那么弓箭手必定有名籍，所得租税每年有多少，前后两种说法互相矛盾，实情难以从远处推测，必须先把这件事同夏人商议，根据各路的便利分别处理，不能一概允许以二十里为界。朝廷既然失去了事先筹划的机会，等到命令已经发布，才想要追悔，前后都失策，于是造成了祸患的根源。而熙河帅臣及其将佐，竟敢不等待朝廷诏旨，在原先请求之外，又修筑星舒、智古两座寨堡。这两座寨堡在元丰五年已经废弃，《九域图志》中记载得很清楚；如今并没有使臣和兵马驻守，他们却妄称夏人原来曾在此守把。朝廷又从旁帮助他们，把《九域图志》说成记载错误，把吏部现今派任、主管两寨弓箭手及道路巡检的使臣说成守把人员。臣认为，如果只是用这些话欺骗中朝士人还可以；如果想用它堵住夏人的嘴、使他们心服，恐怕做不到。这就是臣所谓朝廷正当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却多方答应索取，只想姑且谋求自身利益。不过臣私下推测，朝廷恐怕很难重新修筑星舒、智古两寨；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外的界线，也没有办法强迫夏国接受。大概朝廷在无事时把岁赐白白给了别人，到了紧急时刻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重要筹码，这正是差之毫厘、错以千里的结果。这样看来，地界之事必定会相持不决；遇到朝贡使者再次到来，秋冬交替之际敌马肥壮强健，时常出来侵掠，我们受夷狄侮辱，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依臣愚见，希望查考臣以前的奏章，调任范育、种谊，把他们安置到其他路，另行选择名将，谨慎守住重大的信用，同时修整边防。本路疆界的议论，实在不能把现在的守把人员推给夏人，以此来履行先前的约定。其他方面则命令他们出于公心，各自详细提出长久的计策，分条列举后上奏；然后由朝廷选择施行，这样熙河还可以获得安定。如今臣观察朝廷原本就没有确定的主张。正当熙河边境发生争端时，朝廷急忙召回帅臣，把他安置到户部；等到臣指出赏罚不当，又急忙派范育回来担任熙河帅臣。至于种朴，他本来同范育、种谊一起造成边境嫌隙，如今却调种朴到泾原，单独留下范育、种谊。如果认为召回范育、种谊是对的，那么如今派遣他们回去就是错的；如果认为调种朴是恰当的，那么单独留下范育、种谊就是错误。政令如此，究竟听从哪一项呢？只是派孙路、穆衍之类的人前往那里察看，朝廷的大计难道可以由穆衍等人的一面之词决定吗？万一事情失败，即使杀了穆衍等人，对国家又有什么补救呢？臣从前上奏说，唐代李德裕议论讨伐刘稹，同列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李德裕请求说：“如果事情不利，臣愿以死来承担责任。”如今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固盟是中国的利益；如果大臣有人想专任范育等人而不顾边患，臣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请求来要求他，让他承担责任；如果他能这样做，就采用他的计策。事情平定以后，再按法办理赏罚。如今臣的言语已经说尽，形势也无法挽回，不知道陛下是否曾经用臣先前的意见要求过他们？边事至关重要，安危还不可知，只有陛下留心罢了。臣凭借孤忠，错误地蒙受提拔，不敢不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以孤立的身份承担使命，然而触犯的人众多，即使死了也还有多余的罪责。【元祐五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皇帝论述不可对夏人失信　苏辙 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重视道义而不崇尚功劳，重视信用而不追求利益。并不是不想要功利，而是认为如果抛弃道义和信用，即使一时痛快，年月久后，其祸害将多得无法尽数说明。从前晋文公围攻原国，命令军队只带三天粮食；原国不投降，便命令撤军。间谍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吏说：“请等一等。”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赖以庇护的东西。得到原国却失去信用，拿什么来庇护百姓？失去的东西会更多。”于是退军，而原国投降了。晋国的荀吴围攻鼓国，鼓人有人请求带着城池反叛，荀吴不答应。身边人说：“军队不劳苦，就可以得到城池，为什么不这样做？”荀吴说：“我听叔向说过，爱什么、恨什么都不违背原则，百姓就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有人带着我们的城池来反叛，这是我最厌恶的事。别人拿城池来，我难道偏偏喜欢这种做法吗？让鼓人杀掉叛徒，修整防守。”三个月后，鼓人请求投降，荀吴派人让他们的百姓出来看，说：“他们还面有食色，暂且修缮你们的城池。”军吏说：“得到了城池却不取，劳累百姓、使军队疲惫，凭什么向国君办事？”荀吴说：“我正是用这种办法来侍奉国君。得到一个城邑却教百姓懈怠，要城邑有什么用？”鼓人报告粮食已经耗尽、力量已经用尽，荀吴这才攻取了鼓国。

译攻克鼓国后返回，没有杀一个人。按照世俗的说法，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通晓事情、怠慢功利。然而考察他们最终的结果，晋文公因此称霸天下，荀吴因此使晋国强盛；可见信义的功效在长远中如此明显。臣仔细观察朝廷驾驭西夏的办法，可以说很不寻常。元祐三年，夏人已经接受册命，却不肯入朝谢恩；又一次派大军蹂躏泾原，大臣畏惧他们。第二年夏人派使者请求用所许诺的四寨交换兰州、塞门，朝廷虽然没有答应，大臣却一味姑息；不等他们提出请求，便把岁赐等事项答应了。一年所赐总计二十万，夏人仰赖这些作为生活来源。即使说用一年的赏赐交换兰州、塞门也还可以，为什么却要把它们给出去呢？自从失去岁赐以来，朝廷已经空空荡荡，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约束、结交夏人的东西了。不过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臣不再追究罪责。近来夏人得到岁赐后，才开始议论地界；朝廷诏旨允许以现今的州城、堡寨为界，依照绥德城的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以外酌量设置堡铺，其余十里作为双方都不得耕种的土地。约束已经确定，大臣中途反悔，又想让堡寨相互参照、取直划界，议论仍未定。可是熙河将佐范育、种谊想在现今城堡之外，再占据智古、星舒两座堡寨；大臣侥幸想取得拓地的功劳，不认为范育等人做得不对，反而从旁帮助他们。不久被夏人击败，被杀的军民人数都不敢据实上报。后来修筑城门，又被焚毁，事情直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然而夏人受到内患逼迫，不敢坚决抗拒朝廷命令，答应以照直一带作为边界。夏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大臣们又后悔了，想把堡铺以外的地方作为边界，留下十里与原先相通，共计三十里。这个命令发布后，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严重失信，完全不合中国的体统。如果边臣稍知义理，一定不忍亲自反复改口，以彰显朝廷的不守信用。幸而夏人的内患最终没有解决，不愿违抗拒绝，也勉强依从了。十里土地，得到它不足以增强国力，失去它也不足以削弱国力。小人虽然认为这是得计，君子却认为这是失策。为什么呢？因为约定尚未确定，今年已经增添了大批屯驻军队，前后将近十将有余。十将的军队，共有五万人。假使五万人在西边消耗昂贵的粮食，费用已经无法计算，而夏人是否顺从又不能确定。即使暂时顺从，归根到底长久以来并不信任朝廷，那么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不过这也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我还说什么呢？我所忧虑的，只是担心大臣们习惯于贪图小利，觊觎夏国便利肥沃的田地，贪求不止。听说近来派穆衍与边臣商议，既想取得智古、星舒两城一带的良田，共数十里，又想把秦凤路的陇诺城、熙河路的定西城与照直之地仅相隔一百里，谋划极其庞大，听到的人都惊愕不已。如果这个谋划再次出现，夏人不能忍受这种愤怒，偷偷出兵制造事端，我方理亏而对方有理，又凭什么抵御他们？况且先朝用兵所得的四寨，朝廷尚且致力于让百姓休息，弃置了也不吝惜，何况其他地方，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兵法说：“安于守有所得之物，贪图取得他人所有之物就会遭受残害。”又说：“贪图他人土地财宝叫作贪，贪图兵功就会导致军队覆败。”现在所做的事，正好触犯了这些禁忌。我私下非常奇怪，大臣们都是一时的儒者，却都抛弃了所学，贪求侥幸获得的利益，为国家制造事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外人都说，前后的谋划全出自种谊。种谊本来就是小人，哪里懂得深远的谋略，为什么整个朝廷却都听从他呢？总之，不出几年，这个祸患一定会显现。等祸患到了以后再进言，言辞虽然容易取信，却已经来不及了。恭请陛下以国家和百姓为念，内心果断裁定，制止他们妄自作为，那么天下就大幸了。附黄中补充屯兵数目。我见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说：自元祐以来，朝廷没有发动边事。凡是过去边臣欺骗朝廷，杀戮掠夺熟户，按斩获首级数领赏，掳掠来的财物私下据为己有，以及边民借战乱之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之类的事情，都不能算作旧事而予以禁止；上下相互鼓动，都希望发生边患。这些全是奸人替自己谋利，并非国家的利益。如今星舒、智古等地的良田，确实是西部边境第一等肥沃的土地，难道只有我知道它有利，而夏人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珍爱这些土地，就免不了发生争夺；争端一旦发生，战争就不会停止，这正是落入边臣的奸计了。我听说夏国掌权的大臣梁乙逋，内心有篡夺国位的打算，但他为人狡猾而多谋，宽厚而能得到众人拥护，正想对内安抚豪酋，对外结好朝廷，等内外没有忧患以后，再慢慢篡取国位。因此朝廷近日丈量地界，前后反复提出要求，而梁乙逋一一听从，大概是看出议定的地界只在二三十里之间，对他们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大。现在朝廷如果因为看见他容易对付，便另外提出大幅度的索求，使他不能忍受，甚至愤怒争斗，一旦交战，必定不是朝廷所希望的。到了这种地步以后再回头，想求和时要防备的事情就多了。【元祐五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宋徽宗，论述进筑城寨不利　　　　范纯粹 臣恭敬地看见，陕西、河东防边的各路向远方拓展土地，修筑的城寨增多。边臣开始谋划经营利害的实际情况，以及朝廷处置决定的方略，臣本来没有机会参与听闻；至于其他各路的形势、保明的办法，臣也从未亲自见过，更不敢轻率议论。只是河东一路，臣有幸担任统帅，虽然只有一百多天；后来又代理鄜延，也已经数月，耳目所闻所见大致已经熟悉，凭诚心所得，按道义不能隐瞒欺骗。臣深切考虑，两路凋敝残破，困顿于进筑之事。从公家方面说，所耗费的金帛缗钱不知有几千万，内外的力量已经耗尽，这一点朝廷当然也已经完全看见，不必等臣说了才知道。从私人方面说，大军之后接连遭遇灾年，虽然去年夏秋两季都获得丰收，物价却没有大幅降低。比如鄜延路新建的城堡寨砦，今年春天买粮，米一斗仍有达到一贯四百文的，那么一方粮食艰难的情况就可以大致看见了。春冬严寒多雪，饿死的人遍地，士卒疲惫瘦弱，穿破旧衣服的超过一半；他们每月得到的料钱还不够一顿饱饭的费用，百姓的穷困也可以由此推知。只有那些游荡而贪赃的人，欺骗上天、蒙蔽皇上，盗窃官名和爵位，反而大大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卑贱的人已经变得显贵，贫穷的人已经变得富有，里巷小民几乎实现了封侯的希望，而甩手离去的人又不知有几千几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所拓展的土地疆界辽阔遥远，因此有些封堠距离城寨一百五六十里。若一定要责令巡捉人员和马匹频繁到达边境，就要携带粮食露宿，长时间不能返回，奔走疲惫，众人都厌恶苦恼。若想让士卒休息调养，那么新地之内便再没有人迹；将士们观望不前，也不敢开口。朝廷想开垦新边疆，每一路设置提举官，招募刺配弓箭手来充实军备，但招到的大多是漂浮浪荡、缺衣少食的人，只希望借支种粮、牛具等钱，随后便逃亡。臣在河东路查核，发现一季之内逃亡的达到四分之一；如今到鄜延考察，提举弓箭手官石杏所招募的六千九百五十一人中，已经逃亡二千零八十八人以上。土地没有增加开垦，所损失的财物却已经很多，这还看不出得到土地有什么利益。鄜延一路此前很重视招纳，臣如今查考，自绍圣三年以来，共招到夏国人口一万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成年男子才三千人，其余全是妇女、老人和小孩；还要按日供给粮食，其中已经取得班行名目的人，人人都发给料钱和驿券，每年费用极其广大，钱粮耗费十分浩大。如果说这样可以分散夏人的兵力，那么一个国家的军队，难道会因为三千人而改变轻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八十八人〕 如果说这样可以使夏人离心叛乱，那么前后招纳已经很久，却从未见到一点成效。平日里尚且难以测知他们的心意，亲信腹心之间往往会叛逃；不但在出入行动时根本不敢保证他们能够发挥作用，紧急时刻还要担心他们在内部变乱。边防机密事务，没有不被泄露的。由此推想，怎知他们不是来施行谋略的呢？这也看不出得到人口有什么利益。新地之内既然有城堡的防备，就不能不先计算兵力。现在计算鄜延一路新旧城寨二十七处，共需要守兵六万三千人；但这只是依照守御之法，计算驻守各地、排列防线的人员，至于出奇制敌、轮番休息和坚守防御的人员，还没有计入。新修营垒的守兵不能缺少，其余即使是旧城寨，也应当配足兵力。比如金明，最靠近内地，最近贼兵到来时把人屠杀殆尽，由此可知，不论城堡新旧，都不能缺少人员，之后才能要求他们坚固防守。自夏人纳款以来，朝廷已经把戍守的士兵和将吏裁减了十分之六七，现在各城堡寨砦的守御人数还不到所需人数的十分之四。将来如果稍有紧急警报，军备凭什么自保？万一再遇到灾年，每年的费用又凭什么筹措？所以城寨防守的谋划实在令人忧虑。议论的人认为，夏人势力已经屈服，内情已经显露，既然极其恭顺地请求听命，恪守职分，真诚服从而不改变，边患和疆界从此就大定了。臣愚昧，不善于判断敌情，不敢相信这种说法。然而臣日夜忧心国计，为什么呢？从夏国的国势看，恐怕还珍惜各路所夺取的土地；从人的常情看，恐怕还没有忘记多年结下的仇隙。如今虽然修好纳贡，却还没有达到疆界，议论的人这样说确实有其根据；但这只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姑且用来表示暂时归顺罢了。因为每年定额的赏赐，以及来朝和商贩所得都十分丰厚，诸路边塞又公开进行贸易；估计他们两三年之间事情安定、力量恢复后，一定会先请求划定疆界。一句话不合意，必定又会侵犯边境。臣恐怕朝廷不能因为今天的迹象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敌情深沉狡猾，实在非常可忧。臣认为，开拓边境之初，过去固然迅速；善后之计，如今实在难办。虽然得到土地和人口，却没有看见稍有利益，而边防实际上很令人寒心。臣不敢只顾眼前暂时无事，而是希望谋求长久安定。如果一路城寨的守备，朝廷能够增补足额戍兵；增补的戍兵，朝廷能够长期充足地供给每年费用，那么臣即使疲弱怯懦，岂敢不竭尽心力，也许可以上承朝廷的谋略，勉强任职。如今守备计划不完备，又没有兵力可以增加；即使有兵力可以增加，财用又正困窘。凭这样抵御敌寇，哪里是臣敢承担的？其他各路的事务，估计也与此没有不同，应当先行筹划安排。机会、丰歉难以预料，天时也难以测定。恭请圣上慈悲，特别加以体察怜恤，对内估量国家力量，对外察看边境情势，严令大臣进一步作长远考虑，明确下达规划方略，以防止艰难祸患。臣在神宗皇帝临朝时，多次陈述军事意见；后来哲宗皇帝临朝，又论述土地疆界。有时承蒙优容，有时因此获罪被废黜，触犯典章法令，实在是出于狂妄愚昧。如今再次受到使命，不忍立即闭口不言；不只是因为身负忧国之责，何况职任又在论思之列？即使被置于闲散职位，本来更应牢记前车之戒；但向朝廷进献忠言、陈述事情，怎么能忘记以国事为重的心意呢？【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以龙图阁学士任延安府知府，不久改任永兴军知军。十月，因朝廷正在选将治理边境，而他不能整饬军务、储备粮谷，不能谨慎做好边防，多次在奏章中提出阻挠破坏的意见，被降职为金州知州】上奏宋徽宗，论述进筑城寨不利　　　　张舜民 臣恭敬地认为，陕西、河东自绍圣二年用兵以来，至今前后六年，进筑城寨还没有完成，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耗费钱粮无法计算。每筑成一座城，从帅臣以下都增加官秩、赏赐金钱，号称赏功。臣私下考察《春秋》的法则，凡说筑城，是指已经取得土地和人民，然后筑城使人民居住。如今却轻率地带兵秘密进入三五十里，甚至一百里，趁敌人没有察觉，几天之内草草修建，赶忙上报朝廷，盗取功劳赏赐。然而从城门以外，依然是贼人的境界；只有一条道路向内地相通，白天携带兵器、张弓而行，不是有一百几十人就不敢通行，这真能称为城吗？当初帅司制定安排、经营谋划时，每个寨子驻屯三千人守御，计算、置办了充足的粮草和公使钱。后来不到一个月，官吏和百姓还没有安定，人和兵又被抽调离去，草料粮食没有用完，原先筹办的公使钱也随即削减。那些已经居住其中的官吏和百姓，早晚忧惧，无法经营家庭，也有修筑超过一年直到现在仍无人居住的。那里兵将官吏百姓彼此相告，本来不是为了修筑城寨、开拓边境，只是为了骗取将帅的赏赐罢了。以致工程粗劣，守御松弛拖沓，如果夏人一来，不用攻打就会自行崩溃，这些都是边地人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译朝廷高高在上、距离遥远，下面千方百计弄虚冒功，上下彼此防范，以致造成这种局面。元丰年间五路出界，后来撤军，神宗皇帝想从泾原路的胡卢河川修筑十五座堡寨，以打通灵州；因为功劳和赏赐巨大，不久也停止了。五路进入边界时，御前下达的统一札子指挥，第一条就是不得修筑城寨，深怕边臣借机谋取赏赐。李宪修筑兰州，虽然没有按照法令办理，但审查弹劾超过时限，最终也没有得到赏赐。范育统帅熙河，修筑定远城，耗费钱粮五十七万，当时进言的人说有一百万，争论纷纷，两年没有停止。如今河东、陕西六路进筑五十多座城，难道还只是泾原路十五座堡寨吗？一座寨子的费用，哪里只是定远城的一百万呢？自从军务兴起以来，关中年年饥荒，百姓流亡饿死，十室九空；盐池的利益占天下的一半，也在一旦之间丧失。军事正在兴起，又连续多年遭灾歉收，而且还失去巨大利益，天意已经可以看见了。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今三者没有一样具备，却仍然坚持罢免将领、驱使疲惫的军队服役，让饥民争夺荒地而不改变局面，这是从未有过的。熙宁年间李复圭统帅环庆，因出兵而发放散鞋钱，又扣除其中一半来偿还旧欠，众兵喧哗呼喊，溃散叛乱而出，关中骚动，过了很久仍不能平定。如今胡乱作为了六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哗变；这可以说是宗庙社稷的神灵保佑。每想到这些，就使人不寒而栗。因此朝廷之上每天进献谄媚之言，蒙蔽哲宗皇帝的聪明，说夏人的势力极其衰弱削减，中国六路进筑而夏人不敢抵抗，天下安然自得，不必再作谋划，这才是尤其可忧的事。臣姑且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绍圣三年秋九月，夏人大举进攻鄜延，号称有一百八十万，攻破金明，包围延安，凌辱摧毁各个寨子，种落因此空无一人。到了绍圣四年便说夏人衰弱，不能再大举出兵，难道今年有一百八十万军队，第二年就会突然衰弱到这种程度吗？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其中不实，朝廷执政大臣也知道，只是假借这种说法，专门想蒙蔽皇上的聪明。大体说来，夏人用兵都依据元昊的办法，先谋划后作战，节省财物，爱惜人命，与中国的政略正相反。中国六路进筑，天下疲困，夏人坐在那里旁观，没有损失一支箭。臣希望陛下只要从这一点观察，不问其他也可以知道了。夏人的谋略深沉，不同于中国；他们一旦谋划成功、力量具备，就会摇尾南向，凡是新筑的城、新开拓的土地，没有能够不丧失的。臣若还没有死，就可以接受因妄言而获刑的惩罚了。希望陛下姑且等三年看结果。河东人自古不曾流离迁徙，是因为靠勤劳节俭生活，很少经历劳役；如今却有大半流徙。长安、陕州、华州一带，米一斗一千钱；鄜延的麦面一秤二贯三百文，都是足陌足数的钱。自西京用封桩钱买米，运到鄜延，每石花钱二十贯有余，古代先贤那里有过这种情况吗？关中百姓十户只剩四五户，在今天这种形势下还贪图无用的空地，除了出卖国家还有什么呢？所以臣今天的进言，是希望陛下赶快停止战争，休养士卒，安抚百姓。否则将要发生变故。不更换统帅，不能停止战争；不让漕司长久任职，不能养活士卒；停止战争需要五年，安抚百姓需要十年，恐怕创伤还不能愈合。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君主没有超过汉光武帝的，他们的臣子没有超过唐代李光弼的。光武帝每次发兵，必定增加几根白胡须；李光弼每次临阵，常把短刀放在靴中。有人问他原因，光弼说：“我是天子的三公，不能受辱于贼人之手；万一战败退却，就应当自杀。”以光武帝、李光弼这样久经战阵、懂得军事的人，尚且如此艰难，哪有江湖书生，脚未曾踏过边塞，眼未曾见过兵革，耳未曾听过金鼓，一旦轻率地统率军队，轻易导致失败，给君父留下忧患，残害百姓，却竟然不至于自焚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宗庙社稷神灵保佑。绍圣三年秋，臣赴任潭州知州，因入朝应对的缘故，曾经在哲宗皇帝面前详细陈述意见，并谈到神宗皇帝患病的原因。皇帝面容皱眉忧愁，过了很久，多次承蒙叹息赞许。然而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后来终于没有得到施行，是被身边的左右大臣蒙蔽了。因此，善于驾车的人，不要使马用尽力气；善于牧养的人，不要使羊群受到惊扰。马力用尽，车就会毁坏、马就会受伤；羊群受到惊扰，就会顾前失后。静下心来想到这里，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把事情办好。如今天下的事情，大而且急迫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留心，反复审阅三次，考察验证后施行。【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吏部侍郎】上奏宋徽宗，论述河北边防五件事「张舜民」 臣下我以衰老多病之身，错误地蒙受圣上选用，得以在边疆任职。平时所负的责任本来就不轻，何况正值辽人新旧交替之际，又处在河朔多年饥荒、流民之后。假使辽人仍像过去一样与我国结盟交好，不发生变故，那就不必再说了。倘若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好恶不同于从前，便会给中国带来深重忧患。以臣下看来，今日河朔的形势，正如陕西在宝元、康定以前的情形：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懂作战，一旦仓促有事，必将无法抵挡。边臣如果预先整顿振兴边备，就会被说成是张皇其事，而朝廷也不肯容许；如果仍旧安逸享乐，号称天下无事，那么军政纲纪就会日益颓废，终将有无法收拾的忧患。所以凡是讨论河朔政务的，今天是最为困难的。这就是臣下不敢沉默，必定要为陛下陈述此事的原因。当前应当急办的，大略有几项。因此说：选拔将领和士兵，选择郡守，增加兵额，储备财用，谨慎办理侦察和情报等几件事并加以整顿建立，那么边防准备的方法就已经完成一半以上了。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办法实行，也不会有张皇生事的忧患。现在臣下冒昧有所请求，希望陛下留心审阅，特别赐予主张并予以应办，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若把它交给有司，有司援引条文加以阻挠为难，那就再也没有机会办成此事了。谨另具奏疏，详细分析陈奏。选拔将领和士兵

译凡是谈论河北军事的人，必定说将领骄惰、士卒懈怠，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懂作战；这是上下都知道的。有人想整顿训练他们，却一定会说河北的军情不同，稍微急迫一些就会发生变乱；这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再说担任将领的人，大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害怕河东、陕西，不敢前往，全都想调来河北；百年以来，他们从未知道烽火警报是什么，即使有出屯之事，也不离开本路，只是在闲暇日子里安逸游乐，怎么能不骄惰呢？近来朝廷把河北的将领和士兵派往陕西戍守，很能体现均衡劳役的防备之意。臣下想请陛下特别赐下指挥，令河北将兵轮流调往河东、陕西出戍，再把东西两京的将兵专门调来河北戍守，以补足河北将兵出戍所造成的空缺；仍请比其他将兵缩短轮换期限，使他们平时知道有往返道路的劳苦，遇到紧急情况也知道有出入战阵的事情。选择郡守 查考河北防边州军，自从两国讲和以来，至今已有百年，虽然号称边郡，却不知道战阵和守御之事，只是饮食宴乐、安逸度日罢了。因此凡是有才智、古道、公正、奇特才能的人，都无法在那里任职，以至于城垒、器械以及凡是军中的职事，都不再讲习修治，彼此习惯于安逸享乐，早已成为风俗。臣下恭敬地请求陛下特别赐下指挥，将河北防边的知军州及将、副，从履历中选择曾经在三路防守边境城寨的将佐，以及屡有战功、曾实际历任路分都监且资序合适的人充任；仍请举行自通和以来河北防边知州军的条贯制度，使其在紧急之际不至于误事。增加兵额 本朝自南北通好以来，定州一路的兵额常常达到十万人；此后却日益消耗，到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的兵力还不少于二三万人。后来因为封桩禁军缺额的钱粮，朝廷只一心追求封桩数目多，转运司又以裁减士兵、节省费用为有利，便不再一概招募补充，因而边兵日益减少。如今春秋大教，兵数全部加起来还不到六七千人。定州是河北屯兵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州军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距离狄境很近，彼此声息相闻，使形势到了如此地步，怎么能够安然无事呢？这都是因为边帅不考虑长久的利害，害怕提出建议，朝廷也不再把缓急仓猝的情况放在心上。定州马军、步军禁军共有三十一指挥，近年来每指挥削减为四百人，而且招募补充仍然不足。臣下现在请求把各指挥的人数恢复到旧额；定州依照元降朝廷防制，常令兵力达到二万人；又请求在京东、京西路招募刺配之人补充兵额，专门设置官员催促办理。这样所贵在于距离北边稍远，不至于显得张皇。储备财用 查考河北连年灾荒歉收，又因为黄河迁徙改道，人口迁移流散，民力衰败，公私财力都已困乏断绝。臣下访察得知，本管定州如今人粮尚不至于紧急缺乏，只是钱帛苦于没有现存的。堡寨以东粮食也已缺乏，又听说春衣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未曾发放。定州一年大约要支用钱二十二万贯有余，各种杂课利改折成钱只得到十一万贯有余，其余全靠转运司增补才能办完。一年的支出计划，如今转运司又不能调剂融通，已经多次紧急申告朝廷；现在听说朝廷正在拨给现钱、文钞，并借用奉职等人的补牒给河北州县。河北既然屡经灾荒歉收，流亡死亡，公私财力困乏断绝，哪里还有余力买官？至于现钱和文钞，又专门用来博买斛斗，所以该用的钱财完全缺乏。定州每月各种支出约一万缗，军资库和转运司现钱只有七百三十余贯，绢二百余匹。定武这样的大藩镇尚且如此，其余各郡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距离北边很近，侦察巡逻之人往来不断，使敌人知道财力困乏到这种地步，凭什么显示威势、取得重视？恭请陛下特别赐下指挥，把所拨给的现钞，在粮食足够使用的地方，暂许卖出换取现钱；并从各州军常平钱中借拨一二百万贯送往转运司，以应付紧急缺额的支用，同时责令限期归还。根据今天困窘紧急的形势，倘若朝廷不加以讲明并救济，使人情陷入穷困混乱，那么一旦有缓急，必定会导致生出事变。谨慎办理侦察和情报 臣下观察古代担任将领的人，守卫边疆的第一要务，必定先设置侦察巡逻。如果掌握了侦察的方法，就可以安坐而控制敌人的情况。这就是古人所说先发制人、先夺取制胜之功吧？这与通过交战进攻而取得胜利，不能同日而语。臣下听说，河北边境近年侦察敌情的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完全微薄，以致侦察巡逻的人不肯探查窥伺。既然不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况，遇到紧急情势又凭什么抵挡？何况正当新旧交替之际，尤其要精细审慎地访察听取情报。如今安抚司所掌管的回易本钱不多，臣下想请朝廷特别降下现钱、文钞十万贯，增加回易本钱。如果侦察窥伺能够得到真实情报，就酌量增加酬赏；这样所贵在于激励边地之人，便可以获得敌虏的实情。【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知定州】上奏徽宗，请求抚慰安存北狄　　　　赵遹 臣下恭敬地依据本月十三日枢密院的札子，奉到御笔说：“狄境被女真侵扰，军势已经瓦解，我非常担心他们溃败逃散后发生意外侵扰，逼近侵犯边境。命令河北诸路帅司依照已经降下的指挥，集合整顿兵马，编排军器铠甲，准备应付意外，征调抽取军队到边上听用。仍须先把已知会各方的情况具文奏闻。除已经具文知会以及随时侦察到的北界事情，分次附入内廷，内侍省已经递送奏闻完毕。”臣下详细考虑，北狄自澶渊结盟以后，每年省去了用兵的费用，国家享有获得重额币帛的利益。他们自己知道这样做有利，遵守盟约、修好往来，都是出于真心。然而多年以来，北方酋长失去德行，上下离心叛离，百姓不肯为其所用。女真、勃海在其国内作乱，征伐不止，接连遭受败北，疆土被侵削，士卒战马凋残，财力耗损，常常怀疑中国暗中存有窥伺之意，只能左支右绌地应付，困弊日益严重。恭敬地想到陛下爱惜生命的德行，深深融洽于民心。帝王的举动，必定要考虑万全。况且臣下曾亲自听到陛下的玉音，多次承受诏书札子；每每想到南北两国的欢好，努力巩固祖宗的盟誓，认为这不是小事，不可以稍有引惹，制造事端、产生嫌隙。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圣明神武的陛下对两国施加恩惠，心意竟然如此。

译如今陛下的睿明防虑，特意担心其他敌寇以及溃败逃散的人发生意外侵扰，姑且表示备御的计策，这是朝廷谋划深远，预先为此作防备。然而臣下忝受镇守方面的寄任，职分上本来就应当有所言说，假如有一点管见，哪里敢缄口沉默？臣下看见边境报告，近来北方酋长在白水川打猎，女真乘其没有防备，袭击并使其全军覆没。北方酋长不知生死，国内震动扰乱，还没有看到他们拥立谁。假如再调兵到边境，他们将会认为中国乘其困弊而起兵，猜疑和嫌隙既已产生，又怎么能够重新消除？现在只应向他们表示安静无事，使他们心悦诚服。臣下愚见深切认为，耶律氏经营沙漠已经很多年，边地之人熟悉他们，看重他们的族类。假如出现奸雄，谁肯推戴服从？仰思朝廷与酋长之国如兄弟，共同守护盟好，已经有一百多年。如今北方酋长的叔父、兄长、子弟很多，假如北方酋长果真不能回来，希望陛下采用对待家人的礼数，特别派遣重臣持命前往他们的国家，推明救济急难的义理，顾念他们遭受外侮的忧患，慰问告谕其宗族臣下，厚加抚慰慰劳，勉励他们尽忠尽孝，为雪耻报仇、平定灾难而努力；就在北方酋长的叔父、兄长、子弟中，选取北方酋长所爱、国人所仰慕的人，选择贤者拥立遗孤来主持其众，厚重地施加恩礼，赐给封册，重申并缔结信誓，以此延续和好、使百姓休息，让他们知道感戴中国。辽国既然倚仗中国来取得尊重，得以保存其宗庙社稷，那么中国对辽国就有重大的再造之恩。陛下即使不要求他们报答，等他们收复故地、减少岁币时，也必定会以某种方式报答陛下。这样中国不必劳费汗马，也不必耗费一支箭，万无一失，却可以安享巨大利益。机会一旦到来，间隔连一根头发也容不下。恭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采纳，迅速施行圣明决断，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贴黄：臣下愚见深切认为，敌国失去了酋长，还不知道拥立谁，正在怀疑中国会乘此机会进攻他们。然而陛下兼爱南北两国的百姓，致力于使双方的仁义和好更加深厚。如果立即怜恤他们的灾祸危难，援助并拥立新的酋长，在他们孤立、遗民无所依助的时候，使他们得以倚靠朝廷来保存国家，名分正当、道理顺畅，形势上没有不服从的，那么恩德就归于我国，必定使他们心悦诚服，重申并巩固盟誓，利益将无穷无尽。假如让他们的新酋长自行拥立，那么恩德就不是由我国施出；新酋长一旦拥立而众人归附，势力将重新强盛。增加边境戍守，过分设置防备，只会白白制造嫌隙，开启他们的敌对之心。愿陛下不要仓促增加戍守，开启先前的嫌隙；不要拖延拥立遗孤，以免留下错过时机的悔恨。孔子说：“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天下百姓就会归心。”唯愿圣明神武的陛下赶快谋划此事。贴黄：臣下详细查考，女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蛮夷部族，自古以来臣属于契丹，势力不过相当于辽国的一个大族。他们的人众和强弱都不能与辽国相比，只是因为北方酋长失德，女真乘其内部离心，才导致以少敌多、以弱凌强；这并不是女真本身有多大能力，而是辽国自己造成的。然而契丹是大国，契丹人一向不畏惧女真；女真如今虽然得志，难道能够长久在北方横行吗？辽国的新酋长一旦拥立成功，得到国人的拥戴，事情很快就会反过来。陛下仁慈圣明的恩德遍及四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没有不臣服的。假如能迅速在这件事上采取办法，深深结交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心悦诚服，自然会削弱他们平日的贪婪骄傲。如今如果只是增加戍守的劳役，却收回援助拥立的恩德，敌人以守护盟约、保存国家为大义，蛮夷之人改变心意，本来就并不困难。臣下所说的，正是用力少而取得功效多。【宣和四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真定府路安抚使】《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边防门 青唐 上奏宋神宗，论述进筑河州　　　　文彦博 臣私下听说有人商议要到明年春天进筑河州，逐步扩大长远的谋略。臣私下思考，认为还不可以。因为熙州刚刚建成，仍未完全坚固；西蕃归附，尚且需要抚慰安定；积存的粮食还不丰足，屯驻的士兵虽然多，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会连累已经取得的成功。臣认为，暂且必须增加巩固熙州，使它具有保护百姓的利益，安存蕃部，进一步坚定他们向往汉地的心；仓廪充实，士卒战马强健，这样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作战就强大。根本既已坚固，枝叶自然茂盛，然后洮河的战事，便可以举手顾盼之间办成。如今想求速成，臣实在深深忧虑。古人说：“希望快些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小利就成不了大事。”又说：“劳苦地使远方归服，不如先修治近处。”这些话可以作为鉴戒，按道理必然如此。迎合时势、迎合权贵，是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触犯皇帝脸色、违背圣意，是人所能遭受的最大祸害。一般人的心情，很少有不向往利益的，多半只顾自身谋划而说谄媚的话，哪里肯为国家说危急直率的话？臣任职之处兼有将相职责，如果闭口不言，只能仰面靠墙叹息，便辜负祖宗的奖拔，也辜负陛下的倚重任用。因此臣敢借此事极力进言，违背众人的意见而提出主张，希望万分之一能够有所补益。陛下如果认为臣是在进纳忠言、报效国家，希望赐予采纳；如果认为臣是在妨害成功、阻挠事务，臣甘愿等待诛杀。臣惶恐至极，惭愧失措。【熙宁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枢密使。此前，神宗即位初年，前耀州司户参军王韶上书说：“国家如果一定要讨伐平定西部贼人，不如先用威势和号令制服河湟。想使河湟归服，不如先用恩德信义招抚边境各族。招抚边境各族，是为了以威势制服罝氏；以威势制服罝氏，是为了胁制河西。陛下如果确实能选拔通达多才、明敏而且能够周知其心意的人，让他往来出入其间，用恩德信义安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慕，欢喜地有归顺服从的意愿。只要能够得到五七个大族首领，其余小族都可以驱使逼迫而任用。各族既已失去依靠，罝氏君臣难道还敢轻慢而不归心于我吗？罝氏既归顺我，河西的李氏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急迫对待他们，可以荡平覆灭他们的巢穴；缓慢对待他们，可以胁制他们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彼处显示形势，却在此处收获成功。”如今摩正及其他各族多次归附塞内、面向中原、为中国效用，已经很久了；这大概是因为他想借中国的爵位任命来威服部族内部的人。然而边臣因为楝戬的缘故，不能替国家沟通恩意、加以抚慰。这就是所谓放弃近处的援助而结交远方，贪图虚假的投降而忘记实际的归附，使栋戬能够从中谋取利益并向我国邀功，实在不是取胜的办法。如今摩正与青唐族首领辖裕勒等人在河州，辖沁与舅都克戬以及沈千族首领苍扬丹巴等人在河溪巴乌屯聚结集，龙川首领罗结在黄河源头。三方都是罝氏的子孙，各自建立法令；距离汉界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二三百里，都可以合并起来同时加以抚慰。谨慎列举和戎六件事如下：第一，臣深切看见，泾原、秦凤两路的蕃兵以及洮河、宕叠州、武胜军的各族，都是吐蕃遗留下来的种族。自从罝勒斯赉死后，栋戬继位，他的法令只能安集河湟之间的部族；靠近边境的各族各自成为部落，处在疆场之外的，都强悍顽固，不为我国所用；处在内地的，又分离散处，彼此不统一。这就是议论的人认为西蕃各族都微弱而不足使用的原因。臣听说古代善于驾驭戎狄的人，本来不担心他们微弱；正因为他们微弱，才可以合并收服而加以使用。只是国家从来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亲自抚慰他们罢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一定要联合西戎各族并加以使用，应当选拔通达多才、明敏的人，心胸开阔，能够周知羌人的情意，让他早晚出入其间，往来巡行，察访他们的疾苦，平反他们的冤屈和滥刑，治理他们的郁结，使他相当于汉代的护羌校尉。有不服从的，就逐渐用恩德信义安抚他；亲自和他们共同担任统帅，使他们倾心向慕，欢喜地有归顺服从的意愿，然后激励发动并加以使用，那么十几万军队不用走出疆场就可以集合起来了。第一，臣深切看见，西蕃各族都尊重大族，重视旧日的君主。各族中有继承罝氏之后的人，羌人都畏惧服从、尊崇他们。而罝氏的各位孙子如今在洮河之间的，都孱弱而不能自立。像摩正过去居住在洮山时，有青唐族首领辖裕勒、矩噜、胡僧鹿跟随侍奉他，想建立法令，收复洮河、叠宕等州以及武胜军的各羌族，但摩正孱弱，始终不能自立。适逢秦州派人将他驱逐，如今洮河之间各州都没有大族作为主宰；虽然有辖沁、溪巴乌之类的人各自凭借人众自立，但法令所能达到的范围都不过一二百里，这种形势正好可以把他们合并起来同时抚慰。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派人前往河州与摩正商议，让他进入武胜军或渭源城居住，使其接近汉界，辅以汉家法令；又选择一名有文武才略的官员，让他与摩正同居，逐渐用恩德信义招抚边境各羌族。有不服从的，就让摩正拿汉家的法令来威慑他们；辖沁、溪巴乌之类的人，既然各有分地，也应当稍微授予爵命，以控制他们的心腹，使他们习惯使用汉法，逐渐与汉地风俗相同。这样对汉界确实是肘腋之助，而且能使西部贼人不能与各羌族相互勾连，这才是制伏贼人的上策。

译臣私下看到，鄜延、环庆两路的蕃兵，历来各有成熟的训练和管理办法，使他们作战和守卫边境，都与汉兵没有差别，往往能够抵御敌人、斩杀敌将，在塞外立功；这就是两路边防藩篱日益牢固的原因。如今四路的蕃兵，都是羌、夷的旧部族，虽然有吐浑、党项和吐蕃的区别，但其种姓实际上都出自西戎罢了，为什么唯独鄜延、环庆可以使用，泾原、秦凤却不能使用？难道天地所生育的人，以及人材的资质禀赋，竟然有如此截然不同吗？臣经过查访得知，宣徽使曹玮在西边任职时，他所使用的环庆兵还不如泾原、秦凤兵，只是因为经略使范仲淹在庆州任职时，与种世衡等人处理事务都恰当合宜，所以如今四路之中，只有环庆路的蕃兵被称为得力。由此可知，关键在于教导训练的人，而不在于他们的天性资质有什么不同。臣愚以为，陛下应当选拔朝廷中有文武才略的臣僚，前往泾原、秦凤，挑选可以训练的蕃兵加以教导，巩固他们的部族，协调他们的心力，使他们受到劝勉而奋发努力，乐于为我朝所用；这样，十万多蕃兵不用耗费官府一粒粮食，就可以成为朝廷的心腹之用。臣又认为，要使蕃人能够使用，必须使他们既有分散，也有联合：分散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联合是为了统一他们的力量。沿边各部族依附边塞而居的，都分散逃逸，没有大的首领；既然势力已经分散削弱，就还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志趣一致、心力统一，令他们互相劝勉奋发，彼此率领着为我朝所用。臣愚以为，泾原、秦凤两路的蕃兵可以编为十部，每部设置一名都巡检，任用蕃官中有才干、见识谋略并且为众人所信服的人统领；再任命一名汉官为都大提举，负责总管。只要蕃人畏惧自己的首领，而由汉官总掌权力和职任，自然不敢作乱，久而久之便都能为我朝所用。臣又认为，要使守边蕃部能够使用，不如让他们与汉人杂居。如今守边蕃部零散而不便耕种的田地很多，只是过去官府必须取得田亩相连、地段相接的土地，才开始招募、增补弓箭手。臣愚以为，本来不必要求地段相连；只要一块土地有三二十亩以上，三五块这样的土地便可以招募一名弓箭手。臣仔细估计，守边各族不少于十余万帐，大约十余万帐可以招募一万名弓箭手。把这一万人分散居住在十余万帐之间，又何必担心他们心腹不一、思想不能专一呢？这样，招募增补一万名弓箭手，就可以取得十余万蕃兵的作用。臣亲眼看到，官府过去想让蕃兵献出土地，以招募他们为弓箭手，大多要求他们把整片土地全部献纳，并让全帐部众迁离。这正是蕃人顾惜土地而不肯献纳的原因。如果田地狭窄、招募人数不足，可以命熟户按土地面积多少办理，大约耕种一百亩的，就献出十亩给官府，用来招募增补弓箭手。若要求整片土地全部献纳、全帐迁离，蕃人顾恋的只是所献土地较少；如果按照土地分割后逐段献纳，那么山地平原、高低不同的土地，所献的范围反而更广。又让弓箭手分散居住在守边各族帐落之间，使中原无事可做的百姓去耕种蕃部荒闲的土地；这样既可以防止他们背叛，又可以结交并笼络他们的心，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这些道理难道还不明显吗？从前魏绛与戎族讲和时说，戎狄看重财货而轻视土地，土地是可以交易的。如今的蕃部正是这样。如果国家用深厚的恩惠和信义来安抚他们，他们的土地都可以通过交易取得。臣仔细考察，古渭州一带直到洮河、兰、鄯之间，汉代陇西、南安、金城三郡的土地，也就是所谓湟中、閤亹、临羌、抱罕、邯中以及大小榆等土地肥沃、适宜种谷的地方，都在洮河、兰、鄯之间。如果真能取得并加以耕种，其利益难道仅仅在于威服羌戎吗？奏书送入宫中后，皇帝立即命枢密院召见并询问方略，认为秦凤路安抚司从古渭寨连接青唐、武胜军，以及招纳蕃部、交易、募人、营田等事务，都命韶主持。五年，王韶提出用兵的防务方略，王安石极力支持他的主张。八月，王韶出兵攻破摩正，收复武胜军。十月，改武胜军为熙州。六年八月，进入河州，于是筑城恢复该地。将领军队到达马练川，辖乌扎投降；进攻宕州并攻取。岷州的密琳沁、叠州的钦琳沁、洮州的郭斯噶尔，都带城投降。又收复五州，开拓土地，从临江寨到安卿城，东西延伸一千里。王韶加授端明殿学士。然而议论者说，王韶上报的功劳状多有欺骗虚诞，并不真实；他杀害蕃部老弱很多，虽然能够开拓疆土，却耗费中原财力，数目无法计算。绍圣以后，王赡又提出经营▯鄯的防务，实际上也是王韶开启的。上奏哲宗，请求熙河选用将领，像折氏那样世代守卫。孙觉 臣私下听说，熙河使陕西乃至天下困顿疲敝，已经将近十五年了。臣听说那里每年耗费数百万，粗略按十年计算，就是四千万了。朝廷原本是为了熙河而兴师西征，本想斩断羌人的臂膀，进而收复灵州、夏州并包取贺兰山。前些日子大规模出兵西征，却连羌人的一个首级也没有得到，白白耗费数百万；被狡猾的羌人杀死的兵马更不可胜数，器械兵仗丢弃得像山一样，边地百姓至今仍替国家寒心。自从朝廷开拓熙河以来，获罪的官吏、无赖游荡之人、冒用名籍入仕的人以及凭借高资历成为富人的人，不知有几百家了。他们吸吮百姓生民的膏血，来满足无赖之人的欲望，这是什么道理呢？臣一向听说，祖宗时期对河西折氏的处置最为得当。如今已经过去一百三十多年，折氏祖父、父亲、子孙相继任事，都忠诚顺服、强劲勇敢，为国家捍卫边境；这确实是处置得当的结果。如今熙河之地，如果让帅臣、守臣得到合适的人选，就可以成为朝廷长远无穷的计策。在蕃将之中，像折氏这样的人，得到一人或两人，逐步加以安排，三五年后选择其中可以托付属地的人，把地方交给他。臣估计朝廷并不吝惜官爵来尊宠他们，只要他们能替我朝守边、抵御外敌，就可以世世代代像折氏一样。其他关于长久经营的策略，枢密院的臣僚中一定有能够为朝廷谋划的人。【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请求约束果庄，讨伐鄂特凌古。〔苏轼〕

译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对方心悦诚服，其次才使对方力量屈服；这样军队容易解散，功业也容易成功。如果不能使对方心服，只依靠武力，那么即使战胜，敌患反而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即使功业成功，军队也不能解散，何况功业没有成功呢？近来西方用兵多年，先帝的本意原在于吊民伐罪，可是贪求功劳、制造事端的臣僚，只专心杀人争地，得到一寸一尺的土地也不顾利害，先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憎恨畏惧中原，以为朝廷只想夺取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没有一个真正心服。如今虽然朝廷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不再专务长远的攻取，但他们的疑心尚未消除，憎恨和畏惧也没有减退；内心既不服，就只能较量武力。等到力量屈服、真情显露，胜负还未可知。如今刚刚俘获果庄，威势震动戎狄，边臣争相逞强，都想立功，以为河南之地举手之间便可取得。即使真的取得，也免不了筑城堡、屯兵、设置官吏、积储粮食来守卫；如此一来，中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从前王韶收复熙河，凭全军独自取胜。假如王韶有长远考虑，只诛杀叛乱者，随后使他们忠诚顺服，只任用当地豪酋，那么如今又会有什么事端？之所以战乱相连、祸患不断，使中原疲敝，正是因为把那些地方改置为郡县。过去的事情既不悔改，后来的人又不把它当作警戒，如今还想夺取讲朱城，说这是要害之地，不可不取。当年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说到要害之地，那么从这里向西，没有一处是不能夺取的。假如各羌族知道中原有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意图，那么敌患会更加深重，战争也不能停止；这种祸患哪里能够估量呢？臣希望陛下严令边吏：叛乱就讨伐，归服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夺取一寸一尺的土地，不要焚烧房舍，不要杀害老弱。这样坚持一年，各羌族就可以通过传送檄文而平定。然而，朝廷真正的意图本来就难以传达，将帅未必会听从。即使每天发布文书，最终恐怕也没有益处。应当驿传召陕西转运使一人入朝，面对面地下敕告诫他，使他回去后传达给将帅，并察看谁不按诏令行事。臣又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果庄犯上作乱，罪应处死；然而把他比作鸟兽，就不值得过分责备。他的子孙和部族仍然足以在边境横行，不如保全他的首领身份来牵制其部众，把他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取得他的作用；这实在是当今的良策。但臣仔细估计，果庄凶悍豪强，素来尊贵，如今老病将死，必定不能甘心长期困辱而苟活。他知道即使活着也终究不能回归故土，只会使臣子和首领有所顾忌，不敢再为他复仇，所以必将绝食求死，以激发部众的愤怒。即使不是这样，年老多病而又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活下去的办法。果庄如果死去，他的臣子一定专心复仇，必然与鄂特凌古联合，向北与夏人交往。这正是胡越之人同船遇到风浪时的形势，他们的交往一定会牢固。温锡沁处在鄂特凌古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形势一定危险。如果他们被兼并而我朝不能救援，两个敌寇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祸患将不可一一计数。依臣愚见，可以诏令边臣与果庄约定：如果他能让自己的部族讨伐鄂特凌古，并接纳赵醇忠，就应当放你活着回去，以天地为证，表明一定守信。果庄如果答应，就逐渐给他富贵，使他相信朝廷，并把朝廷的真诚意图告诉他。果庄既然有生还的希望，就不会采取求死的办法，他的部众必然听从。用果庄的部众联合温锡沁讨伐鄂特凌古，势必能够取胜。取胜后接纳赵醇忠，即使放还果庄，也可以没有后患；这是一种必然的形势。西羌本来与夏人世代为仇，果庄本来又与鄂特凌古不和。如果许诺让他活着回去，他的部众必然互相攻打。即使不能诛杀鄂特凌古，也足以使两个盗寇彼此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与孙策交战，孙策杀死孙策〔原文如此〕，后来俘获太史慈，却释放他没有杀害，放他回到豫章，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俘获吴元济的部将李祐后，替他解开捆绑并任用他，与他同卧同起，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名将，不能实行这种超出常规的做法。议论者说，果庄之所以被擒，也借助了邻近边界酋豪拼死作战的力量，双方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活着回去，这些人必然无法保全。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果庄死在中原，这些部众对他们的仇恨必然更深；如果让他活着回去，他们之间的仇恨反而较浅。这些人依附中原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以来西羌的祸患，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解除仇怨、结成盟约。如果各处彼此成为仇敌，正是中原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出职位而议论政事，内心极其恐惧，恭候治罪。【元祐二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此前熙河帅臣奏报生擒西蕃首领果庄，一时大臣有的主张授予官职，有的主张诛杀。后来最终听从文彦博的意见，任命果庄为陪戎校尉。鄂特凌古是栋戬的养子，继位后本国人不归附。范育主张接纳赵醇忠，朝廷议论对此有异议，所以苏轼提出这个建议。范育的奏疏见《辽夏门》。】上奏徽宗，请求诱导劝谕青唐。龚夬 臣听说，夷狄的势力彼此分裂而不能统一，就是中原的利益。近来夷狄强盛时，必然依靠相邻部族彼此携手又互相离贰，侦察敌情，作为国家的藩篱。臣看到青唐一族世代接受封爵，坚定地依附汉朝，又每年出产良马供和市之用。自熙宁、元丰以来，朝廷对待他们尤其优厚。近来因为强臣盗取了他们的土地，到了他的嗣子时，国人不再归附，他逃难来投奔朝廷。青唐不过是一个逃亡的夷狄罢了，朝廷却把他当作献地投降的王，带到宫阙朝见，破格授予节钺，使夷狄讥笑。至于沿途宴请犒劳的费用，以数万计算；关市受到骚扰，更不可详细说尽。如今朝廷不但没有得到他的土地，反而使青唐人从此失去归向汉朝的心，他们势必与夏人解除仇怨、订立盟约，成为边境祸患，和市所需的良马也不再送来。几年以后，夏贼兵力稍微完备，青唐不再依附汉朝而与敌人合纵。我恐怕朝廷忧虑西边的局势，将难以言说。过去的错误既已发生，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但将来的防备，或许还可以谋划。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给边臣，想尽办法诱导劝谕他们，赦免他们的罪过，使他们自行改过。等他们入贡时，便加以安抚并收纳，希望使他们重新坚定归向汉朝的诚心，不再归附敌人，以作为预防意外的计策；边地百姓就大为幸运了。【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论述湟州、鄯州。任伯雨

译臣恭敬地看到，熙宁年间神宗皇帝之所以能够用兵取得熙河，不只是因为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决断、委任得当的人才，也是因为承接了仁宗数十年治理后天下富足的基础。绍圣初年之所以能够从五路进军筑城，也是因为承接了元祐十年的休养生息。如今边境的间隙比绍圣初年更加扩大，财用比绍圣初年更加匮乏，精锐兵士和强健战马比绍圣初年更加损耗，谋臣宿将也比绍圣初年更加缺少。又加上盐池毁坏，每年损失财用三百余万。关中多年荒旱，物价昂贵、百姓饥饿，人口流散迁移，十成中减少了六七成。今年虽然丰收，物价仍是平日的五倍。由此看来，边事不能再发生，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去年边臣为邀功请赏而使国家失信，夺取财物以制造敌寇，立刻招来边患，强行想兼并湟州、鄯州。自从失去藩屏、覆没军队、杀死将领以来，已经失去了其中一州。如今湟州虽然还在，形势又孤立断绝；那里是荒山穷谷，土地不能耕种，道路险要阻塞，又难以运输粮饷，取得它没有用处，只是白白耗费中原的财力。况且湟州、鄯州都是〔原文作“罝氏”〕的土地，鄯州大而湟州小，唇齿相依。既然已经放弃鄯州，湟州的形势就难以独自守住。国家守卫它，还会有五种祸患。朝廷前些年攻取天都山，设置西安州；攻取葭芦寨，设置晋宁军，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夏贼的土地，是我们的仇敌之国，攻取它们名正言顺。如今湟州却是〔原文作“罝氏”〕的土地，〔罝氏〕世代效忠顺服，对国家有功。真宗、仁宗相继给他们封爵，他们本来就是朝廷的与国。趁与国发生内乱而贪图其土地，失信背义，攻取它没有正当名义，断绝夷狄归向教化的心，这是第一种祸患。国家征伐夏贼之所以没有熙河以西的忧患，是因为〔罝氏〕充当藩篱。如今既然取得湟州，〔罝氏〕的残余部族就不会帮助我们；我们必然要准备在西边耗费财力、调动军队，这是第二种祸患。国家每年买马两万匹，其中青唐马占十之七八。如今既已成为仇敌，马匹不再送来，连续两年一匹也买不到，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到了。西边没有马，大大损害边防准备，这是第三种祸患。河南有朗阿克章族，河北有兴扬斡族，平日都与〔罝氏〕共同辅佐中原。如今我们既然与〔罝氏〕结仇，他们就害怕我们有吞并的意图，必然与夏贼联合来抗拒中原，这是第四种祸患。万一夏贼趁〔罝氏〕困顿之际夺取他的土地，那么势力更加壮大，长远来看将成为我们的腹背之患，这是第五种祸患。何况听说自从取得湟州以来，每年耗费三百万贯来守卫这一州。所耗费的情况如此，五路边防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国家每年赋税收入达到三百万贯的地方，总共有几个？内库积蓄达到三百万贯的，又有几个？怎么可以用已经匮乏的财力，追求无穷的欲望；谋求尚未聚集的人众，却抛弃已经形成的军队呢？臣私下听说，陛下已经反复研究这件事，先派内臣李某，后来又派臣郑居简，他们都了解事情的始末。本路走马郝平以及姚雄、苗履，也曾把利害详细奏报。考察此事的实际情形，应该采取多种办法休养生息，不应再增加边患。万一五路在同一天发生警报，兵力困乏而供应不上，财力耗尽而无法接续，粮食缺乏而不能补给，敌寇突然奔袭侵犯关陇，不知朝廷将凭什么抵挡？又听说陕西运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经分别上书，所奏边事互不相同。又听说边地实封奏报边事的人很多，边地人所陈述的，言语一定真实。臣希望陛下取来上述文书，汇集在一处，仔细参验考察，那么是非利害就不能掩盖了。然后选派一名谨慎厚重、谨小慎微而又精明能干、通晓事务的内臣，携带手诏前往边地，秘密命令帅臣、本路监司和将官等，分别把放弃与坚守两种方案的利害详细列出，立下军令状奏报，作为与秦希甫、胡宗回以及边地封事相互参证的依据。臣希望陛下再命二府大臣各自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议论不一致，就命令他们互相诘问驳难，务必把理由全部说尽，以此为准。如果有人故意提出异议、违背众议，公开放纵偏见，就让他先详细说明要使用多少兵马、需要多少物资粮饷、选择什么人前往防守、约定什么时候可以没有忧患；如果事情失败，就先追究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的责任。陛下慢慢考察他们所说的话，审慎判断他们的安排，那么安危的关键、成败的结果，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了。从前汉武帝也曾命韩安国、王恢反复诘问边事，来回五六次；后来事情失败，王恢承担了责任。如今治理边疆，正可以采用这个办法。贴黄：臣听说，陕西买马历来每年的定额是买二万五千匹，至于将官、使臣私下折博交易的马匹，不在这个数目之内。自从青唐发生变故以来，两年之间一匹马也没有买到；再加上边地损耗折失，十匹中死去七八匹，即使四川、陕西买马的数量也减少了一大半。臣希望陛下命有关官司核算：元丰末年各处每年买马共有多少，绍圣初年每年买马共有多少，如今每年买马又有多少；这样，军队的强弱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元符三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此前元符二年春，洮西安抚王赡秘密谋划攻取吐蕃的策略，派举人黄亨把这件事上报朝廷。王厚赞同这个主张，于是下令熙河路开始商议进攻。七月二十五日，王赡率兵渡河攻取邈川，王厚另率所部军队出省章峡攻取总噶尔城。九月二十日，王赡进入青唐，咙赞出降。闰九月四日，下诏将青唐改为鄯州，仍置陇右节度；将邈川改为湟州，将总噶尔改为龙支城；任王赡知鄯州，充任陇右防边安抚使兼防边都巡检使；任王厚知湟州。这年冬天，胡宗回奏报又在洮州营建城寨。不久，锡勒默沁请求夏国出兵，夏国派监军巴容摩和人多保忠，集合四名监军的军队，会同数万吐蕃兵前来进攻。王赡把所统军队全部守卫西城，羌兵猛攻东城，形势非常危急。十二日，李宾讨伐山南族帐，解除了阿尔之围；到这时才回来，在城内与羌军转战。城中士兵听说后，奔驰前往支援，羌军于是溃败。当时邈川也同时被围，恰逢帅司派苗履、姚雄率兵来援，羌军急忙带兵逃走，包围才得以解除。十月五日，苗履、姚雄乘势率兵开辟道路，进至青唐；随后朗阿克章以及峡外羌人再次反叛。王赡与胡宗回之间四十多天没有文书往来。陕西转运判官秦希甫上奏此事，朝廷才知道青唐难以守卫。三年二月，命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兼知河州姚雄统领军马救援青唐，与王赡的军队会合，放弃鄯州而归；从省章峡以西的地方全部舍弃，又把湟州改为都防。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朝廷采纳任伯雨等人的意见，交给姚雄谋划估量放弃或坚守湟州的利害，姚雄认为应当放弃，毫无疑问。三月十六日，下诏命河西节度使赵怀德知湟州，把现有粮草全部交给他，委托他招抚并接纳内附和反叛的人，允许按照戎人的习俗办事；原先设置的守臣以及官吏、兵将全部召回，只保留湟州的城壁、楼橹、外防、路堡和塞，并命令全部毁坏撤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城壁、楼橹、外防、路堡和塞，并命令全部毁坏撤除。〕 上奏徽宗论述湟州、廓州、西宁三州。冯澥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年以来知道关陕疲劳困敝，停止战争、偃息武备，让百姓休养；和气充满四方，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道路上载歌载舞。臣今年三月到任，首先询问民间疾苦，百姓都说自从停止战争以后，像重新获得生命一样，十件疾苦已经去掉九件，只有支移一事仍然是百姓的祸害。从本府到湟州，有一千多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要经过生界，民间劳苦困顿，很难兴发调集。我于是立即上奏，请求圣恩再加宽免；上等户不过承担十程，下等户不出本府境界。诏令下达之日，万人欢呼，说从今以后再没有其他事情了。天下如此太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臣深切忧虑的是，祸患的根本还存在。陛下虽然想停止战争，可战争哪里能够停止；虽然想让百姓休息，可百姓哪里能够休息。臣深知，湟、廓、西宁三州本来只是贫瘠之地的小聚落，在大河之外，是上天设置的隔绝。陛下白白计算数路的耗费，耗尽内库和百姓的膏血来取得它们。收复以来，什么时候曾有一金一缕进入府库，或有一副铠甲、一匹马用来装备军阵？可是三州每年的费用以亿万计算，都要依靠官府供应；如今国库已经空虚，百姓的膏血也已经耗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有关官司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塞下没有十天的粮食储备，战士饥饿疲惫，面有菜色。如今残余敌寇如游魂般尚未立即归顺，狡猾的羌人抗拒命令，公开互相呼应，窥伺间隙，忽然肆意作奸侮慢，那么军队将领又要被起用，徭役也必将再次征发。经过残破疲弊之后，百姓还怎么承受得了？陛下拥有四海九州这样广大的天下，恩德遍及各方，威势震服四夷，为什么要因为二三个小小聚落，使关陕一方的百姓困顿疲敝，长久成为朝廷无穷的西顾之忧呢？臣愚昧地想采用前代羁縻的原则，擢用他们的酋豪，授予旄钺，按照首领等级授予官职，使失去土地、无处归依的羌人重新得到自己的巢穴；像逃窜的鸟兽一样的人，各自安居于原来的地方。严格要求他们立誓守约，用恩惠和信义结交他们；他们将会畏惧威势、感念恩德，叩头听命，献出诚心、效忠顺服，长久为汉朝守卫边境。这样既有取得土地的名义，又没有耗费财力的忧患；不用动用兵革，藩篱永远牢固，还可以堵绝北狄的借口，从旁化解西羌的怨恨，一举而获得众多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有人认为，早晨夺取、晚上又交还，取舍没有常规，是过于反复；这完全不对。起初朝廷担心他们成为边患，所以一举夺取，容易得如同从袋中取物；如今知道它没有用处，所以一举交还，轻得如同丢弃草芥。擒获或释放都在我方手中，夺取或交还也不必计较；宽宏的气度没有不能包容的，神妙的机变不必等到第二天，哪里有利便就在哪里行动，怎么会有固定不变的做法呢？又有人说，主张放弃土地的议论离现在还不远，被贬斥获罪的人还没有恢复职位，如今这样做，他们将会找到借口。这也完全不对。羁縻的原则，是使他们成为臣属，与彻底抛弃他们并不相同。况且这些人败坏先帝的功业，本来应该加罪诛杀。如今从利害看，他们又能有什么异议？何况陛下正把边地百姓放在心上，含垢忍辱，尚且有时也不计较，何况这点小小嫌怨，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臣希望陛下把臣的意见交给本路帅府，让他们审察；或者派近臣亲临边地考察是否可行。但臣的意见一提出，必然会受到众人的排斥阻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边事就是朝廷的福分，有边事却是臣下的福分。自从用兵以来，州县的小官反掌之间就升为侍从，军队中的卑微之人一迈步就掌握斧钺；金钱堆满房屋，田地连绵阡陌。下至幕府中的偏将、辅佐以及奔走服役的人员，计算他们得到的利益，大致都如此。所以大的就称说功德，小的就议论利害，欺骗蒙蔽、混淆视听的言论每天陈列在陛下面前。陛下即使想不制造边事，又怎么能够做到？即使爱民如爱赤子，也没有空闲顾及了。臣希望陛下惩戒过去的错误，堵塞将来的道路，振作威势，明显贬黜一两名罪人，以此显示奸邪，断绝欺骗蒙蔽；这就是朝廷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运。臣是远方地位卑微而又疏于世故的人，不懂得避忌，承蒙陛下给予非同寻常的知遇，又承蒙陛下破格提拔。臣想到若不捐躯舍命，便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称颂陛下的恩德，所以冒着万死把这些意见献上。假如我的狂妄浅陋能够收到万分之一的效果，那么臣即使在死日，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崇宁五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凤翔府。此前崇宁元年蔡京入相，以兴复为政事。于是侍御史钱适上言，请求洗雪王赡、王厚的罪名，并追究当时主张弃地者的罪责。诏令王厚叙任皇城副使，王赡追复供备库副使。当时主张弃地的大臣韩忠彦、曾布、安焘、李清臣、蒋之奇、范纯礼、陈次升、都贶、钱景祥、秦希甫、龚夬、张庭坚，一并分别贬责。谋划收复湟、鄯从此开始。到这时，命王厚知河州兼任洮西安抚。王厚请求选人协助自己，诏令派内客省使童贯与他同行。崇宁二年，任王厚权主管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任童贯为熙河兰会路主管公事。六月，王厚等人与蕃将高永年率兵分道并进，收复湟州。崇宁三年四月十二日，王厚等统率大军进入青唐城。十九日，收复廓州。五月，将鄯州改为西宁州。】当时用兵采取长远进取的策略，使关陕劳苦困敝，而得到的都是不毛、荒瘠的土地，并且地处遥远，难以守卫。冯澥上奏这篇奏疏，大大触犯了蔡京的意旨，因此获罪，被降职授为永州别驾，安置于道州。高丽 上奏哲宗，请求裁减抑制高丽使者的待遇。苏辙 臣恭敬地看到，高丽北面接连契丹，南面受沧海阻隔，与中原土地隔绝，彼此利害本来没有关系。本朝初年曾允许高丽入贡，祖宗知道这样没有益处，于是断绝往来。熙宁年间，罗拯开始招募海商，诱导高丽来朝见，他的意图不过是用招致远方夷人来粉饰太平，以及把高丽作为牵制契丹、协助用兵的援助罢了。然而从开始恢复往来到现在，高丽多次来朝，实际上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只是使淮南、浙东千里之地疲于供应，使京师各部门疲于接待；而高丽人所到之处，游览观察、侦察虚实、绘制山川形胜，暗中替契丹充当耳目。有时契丹还经常把亲信隐藏在高丽三节使者之中，高丽秘密分给他们所得赏赐，回去后作为契丹几乎一半的供奉。朝廷耗费不可计量，得到的却是这些，实在令人痛惜。如今他们又来，既然朝廷不想马上断绝往来，就应当大力裁减损耗，使他们不能得到太多利益；这样他们来朝必然稀少，而我方就能取得便利。臣切见近日已经下达朝旨，从明州以来各州郡接待他们的礼节，大都比过去减少，但京师的各项事务还没有裁定。臣认为，朝廷与四夷交往，最重要的不过辽、夏，而目前接待高丽的规格，几乎与这两国相等；这不但对本朝事务不便，假如辽、夏两国知道了，也会认为不合适。

译况且高丽与契丹相比，大小悬殊，有君臣之别。如今接待他们的礼数、出入的规制，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甚至更加优厚，这在事理上实在不合适。臣请求，凡是馆待、赠送和遗赐，都应适当裁减；他们随从人员的出入，就依照西北使者的旧例；他们停留的月份和日数，除非汴河尚未通航，否则仍应确定期限。这样施行，也不算薄待他们。【元祐五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高丽使者购买书籍。苏轼 臣近来接到都省批示转送下来的国子监文状，文状依据馆伴高丽使者所发牒文说，使者想购买国子监的书籍，请详细查明后印造，送到指定地点交割。本监查考元祐法令，规定各蕃国的进奉人员购买书籍，须列具书名和件数，申报尚书省。如今不敢直接支取出售，承蒙都省把此事送交礼部审察。臣随即指示本部，命其申报都省：除可以允许购买的书籍外，《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以及式样文书，本部不敢立即允许购买。恳请朝廷详细斟酌后下达指挥。不久接到都省批状说：查考前一次高丽使者到京时，已经曾允许购买《册府元龟》和《北史》。如今本部完全没有查考既有体例。至于使者请求购买书籍一事，正月二十七日已经送交礼部处理，允许购买那些登记在册、属于相关事务的书籍。臣恭敬地看到，高丽使者每次入贡朝见，朝廷以及淮南、浙东两路赏赐、馈送、宴劳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修饰亭馆、扰动市场、征调人夫船只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除官吏得到少量馈遗外，完全没有丝毫利益，却有五种祸害。所得贡品都是供玩赏而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而所耗费用却都是国库仓廪的实物，是百姓的膏血，这是第一种祸害。沿途差派借用人马和各种器物，扰乱市场，修整亭馆，使百姓承担加倍的额外费用，这是第二种祸害。高丽得到的赏赐，如果不分送给契丹，契丹怎么肯允许它来入贡？这明显是借敌人的兵力、供盗贼的粮食，这是第三种祸害。高丽名义上说是仰慕道义而来朝，实际上是为了利益；推测他们的本心，最终一定会被北方敌寇利用。为什么呢？因为辽国足以控制他们的生死，而我国却不能。如今使者所到之处，绘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哪里还有什么善意？这是第四种祸害。庆历年间，契丹想要毁弃盟约，先以增设塘泊作为中原的过错；如今却招致他的与国使者频繁入贡，这个过错比增设塘泊更加严重。幸而现在契丹恭敬顺服，不敢制造事端；万一将来有桀骜奸黠之徒以此作为借口，不知朝廷拿什么回答，这就是第五种祸害。臣知道这五种祸害，所以在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曾因高丽在馈送书信中不称本朝正朔，退回了他们的礼物，等他们改信改用本朝年号后才接受；又催促他们立即启程，不让他们停留滞缓。近年出任杭州知州时，我又拒绝他们进献的金塔，不上奏朝廷；并统一规定沿途接待事务，不让规格超过应有的限度；又上奏请求把狡猾的商人、奸诈的僧人编配充军；请求依照祖宗编敕，杭州、明州都不许发船前往高丽，违者徒刑二年，没收财货充作赏赐；还请求删去元丰八年九月新制定的允许舶客擅自夹带外夷入贡及商贩的一条。这些事情都承蒙朝廷一一施行，都是臣一向想稍微裁减节制此事，希望高丽逐渐不再前来，从而替朝廷消除长远祸患。如今臣既然充任礼曹官员，这就是职责所在。近来我看到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上申，请求把相国寺的店铺全部差役勒令入馆铺设，以供高丽使者买卖；这不只是迁移市场、惊动民众，奉承小国的陪臣，有损国体，而且还强行压制京城商铺，供吏人借机广泛索取，弊害很大。因此臣把此事上报都省，请求不要施行。可是对于这些违背法度、营私作弊的官吏，都省却完全没有略加追问。如今只是因为陈轩等没有等候申请，就直接发牒给国子监。国子监收买的各种文字中，有《册府元龟》《历代史》以及敕令、格式文书；国子监知道这样不便，禀报都省后，都省把事情交礼部审察。臣谨按《汉书》记载，东平王的儿子来朝见，向皇帝上疏请求诸子百家书以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认为，诸侯朝见聘问，是为了考察文章、匡正法度，不合道理的事不能提出。如今东平王有幸来朝，不思考谨守制度、法度，以防止过失，却请求这些书籍，不合朝聘的道义。诸子百家中，有的违背经术，不是圣人之道；有的宣扬鬼神、相信怪异；《太史公书》中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谋诡诈之术、汉朝兴起初期谋臣的奇谋，以及天官灾异、地形险塞等内容，都不应让诸侯王得到，不能赐给他。皇帝下诏同意了大臣的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皇帝的至亲骨肉，尚且只是作为藩臣备用，不得赐给这些书，何况海外的远夷以及契丹的与国呢？臣听说，河北的榷场禁止书籍流出，法律非常严厉，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如今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如果可以给高丽，那么榷场的法律也可以废除了。又切听说，往年高丽使者请求赏赐《太平御览》，先帝曾下诏命馆伴以东平王的旧事为理由拒绝他们。近日他们又请求下诏赏赐，朝廷仍以先帝遗留下的防范措施为由不予给予。如今《历代史》《册府元龟》和《北史》，臣认为前一次本来就不应当给予；如果把那次作为先例，对上就违背先帝遗训，对下又与这次不赐《太平御览》的圣旨相互矛盾，实在非常不便。因此臣上报都省，只是请求朝廷详细斟酌后下达指挥，并没有做得过分。至于要求把承办吏人的簿书记罪，臣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罪可以记录；即使登记在簿册上，稍加责罚，也只是极小的事情，对臣又没有丝毫损害。臣这次上奏所要珍惜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不能容忍他们无休止的请求。如果事情件件都委曲顺从，官吏能够迎合他们的心意，即使惊动众人、损害财物也不认为有罪；稍微有一点裁减节制的意思，便加以诘责，那么以后就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请求，使他们的欲望越来越满足，来朝越来越频繁，祸患越来越深，所以臣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点。

译贴黄：臣谨按《春秋》所载，晋国是盟主，郑国是小国。晋国执政韩起想向郑国商人购买玉环，子产始终没有答应，说：“大国有所求，如果没有礼法加以节制，就是把我们当作鄙陋之国。”又有一次，晋平公派臣子范昭到齐国观察政事，范昭请求齐景公的酒杯来为自己祝寿，晏子没有给他；范昭又想演奏成周的音乐，太师也不答应。范昭回去对晋侯说：“齐国还不能攻打。”我想扰乱它的礼制，晏子知道了；我想扰乱它的音乐，太师知道了。如今高丽是契丹的党羽，是我国的陪臣，竟敢向朝廷请求购买违禁物品，传写郑、卫淫靡乐曲的曲谱，怠慢轻侮实在太过分了。怎么知道这不是狡猾的敌寇故意设置的事情，用来试探朝廷的深浅难易呢？可是陈轩等件件替他们请求，恐怕正好让他们达到目的，臣对此实在疑惑。又根据陈轩等人的语录，高丽使者说：“海商擅自前往契丹，本国国王把他们捉住送到上国，请求再赐下约束条令，恐怕这样不妥。”陈轩却回答说：“只是因为风势迅疾而不顺，船只漂流经过罢了。”这是同狡猾的商人巧妙推诿说理，允许他们越过边界。臣切以为，私自前往北界的禁令极其严厉，海外的陪臣尚且知道遵守禀报，而陈轩却替他们归罪于风，以此减轻他们的罪责，岂不是极其乖谬、颠倒是非吗？臣忝居侍从之职，事情关系到利害，不敢不奏报。【元祐八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上奏钦宗皇帝，论述高丽使者经过各州县时造成的骚扰。胡舜陟 臣恭敬地认为，汉建武年间，西域请求设置都防并送侍子入朝，光武帝没有答应。唐贞观年间，高昌王将要入朝，西域各国想全部派使者来进献，魏徵认为不可，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些做法都是不愿让蛮夷损害中原。高丽损害我国已有五十多年了。政和以来，高丽使者每年到来一次，淮南、浙东一带不堪其扰。使者经过的州县，官私船只全都被夺来使用；还驱使村保百姓拉船，一个县有时多达数百人。正值农桑时节，农业因此完全荒废。州县提前召集保丁，许多人冻饿失所。沿途驿亭、馆舍、寺观，全都要陈设、安排供应，所用物品都出自百姓；官吏催逼急迫，如同军令期限。胥吏趁机作奸，百姓无处申诉。还有官员专门负责提辖此事，事事额外索取，州县尤其害怕；他们鞭打百姓，强行取办。因此淮浙之间都说，高丽使者经过一次，比遭受盗寇还厉害。朝廷得到的贡品全是玩赏而无用的东西，耗费的却是国库中的实物，是百姓的膏血。近来赏赐尤其丰厚，花费不可计算；此外，一路上馈赠、宴饮、犒劳的费用，大约有数十万缗。高丽人贪图利益，只希望多来几次。臣不知道朝廷损害国家、伤害百姓来接待这班小人，究竟有什么用处？其中危害特别大的，是高丽过去臣服于契丹，如今必然臣服于大金；这两个国家能够控制它的生死，而我国却拿它没有办法，所以它畏惧敌国而不畏惧我国。听说我国给它的赏赐还要同敌国分取；我国的山川形势、军队多少、财用虚实，它往往窥探后报告给敌人。这样做不只是造成烦扰和浪费，实际上是在养虎遗患，难道不是最大的危害吗？臣近日看到两浙路的申报，高丽使者入朝，不久就要到明州。臣恐怕又会像从前那样骚动淮浙，损耗国家财物。如今圣政焕然一新，正在彻底革除弊政、抚养百姓，臣恭请陛下以汉光武帝、唐太宗为法，不要让高丽使者入朝，这实在是国家的利益。假如使者已经到了明州，只令明州把表章递送入朝，遣返使者即可。大体说来，高丽入贡，对国家和百姓有害，对州县中贪赃的官吏和小人却有利。臣愿陛下明察这一延续数十年的弊病，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靖康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二 宋 赵汝愚编 边防门 女真 上奏徽宗皇帝，论述女真决定先行毁弃盟约。宋 昭 臣听说犬戎的本性，不能用信义来结交；来去没有定规，反叛或归服也不恒常。即使周朝盛世，仍有玁狁之患。所以自古以来抵御戎狄，没有比加强防备更好的办法。汉、唐以来，国势有盛有衰，戎狄时而反叛、时而归服，抵御他们的办法大多不是良策，都不足以作为圣明时代的准则，所以略去不论。到了我大宋，天下之内没有不归顺的地方。但景德年间，也发生了澶渊之战；真宗皇帝天威一震，敌军便土崩瓦解。当时如果乘胜追击败军，那么契丹一族就会被消灭殆尽。真宗皇帝仁慈深厚，只是顾念两国百姓，所以以天地般宽大的气量，宽免蝼蚁般敌人的性命，用丰厚利益诱导他们，和他们议和，为天下后世谋求万万年的安全。因此北方人谨守盟誓，不敢南下；那些牧马的人，也确实因为感受天地洪恩而不敢忘记。此后历代圣君相承，光明相继。虽然他们的睿智神武、像尧一样的仁爱和像汤一样的德行足以怀柔四方，但实际上也依靠这一盟约作为长城。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锐意北伐，选拔将领、训练士卒，积储粮食、整治财赋，修缮城郭，整修兵器。十九年之间，仓廪充实，府库丰足，勇猛的军士没有不能以一当百的。在那个时候，只要擂鼓呐喊向前进军，那么燕地以北的人都将成为砧板上的肉。只是因为河朔是祖宗兴王的地方，不忍心使它骚动，怎么可以为了一时的愤怒而失去百年的友好？所以最终没有发动进攻。陛下即位以来，抵御戎狄的办法，确实达到了最高的防备。北方使者到来时，宴饮、犒劳和赏赐，恩典礼数无不周到；所以他们感怀恩德、畏惧威严，向往风化、仰慕义理，叩头称藩；披甲的士兵收起弓箭、安静休息，百姓则拍着肚子唱歌。纵观夏、商、周三代以来，像今日这样倾心悦服、至诚向内归附的，实在没有过，确实是太平时代罕见的盛事。近来王黼、童贯极力引荐狂妄之徒李良嗣、董才等人，妄自挑起边事，致使陛下忧虑，派遣大臣率领重兵，长期屯驻塞上，仓廪府库因此空虚，官军、士卒和民兵死亡无数。他们先前所奏陈的事情，全都是虚妄荒诞；财物还可以重新积聚，死去的人又怎么能够复生？他们欺骗君上、损害国家、伤害百姓，罪大恶极，不容诛杀以外的惩罚。臣愿斩下这几个人的头颅来示众，以告诫天下；这样不但可以安慰敌人的心，使他们明白陛下的德意，不再猜疑，谨守盟约友好，也可以使那些奸臣贼子、欺君蒙圣、妄自挑起边事、侥幸企求功劳赏赐的人受到惩戒。臣当然知道陛下圣明仁慈，不忍诛杀臣下；然而这几个人如果不杀，敌人的猜疑之心就不容易消除。臣愿陛下不要用驾驭贤臣的礼法来对待这些奸贼，那就万分幸运了。臣听说敌国连年歉收，一斗米卖到千钱；他们即使有时请求和亲，恐怕也不是本心，只是出于不得已罢了。万一他们休养精锐数年，年成稍好，秋高马肥，士气稍稍振作，又来侵扰，那么战争相互接连，就没有停止的时候。比较其中利害轻重，诛杀几个奸臣实在不值得顾惜。况且李良嗣、董才都是敌国中的叛臣，心怀怨恨，所以依附防边大臣，编造虚假言语，想借助中国的势力来报私仇。他们实在是两国的奸贼，哪里还可以指望他们有忠义？臣私下估计，议论者认为每年的赏赐浩大，白白损耗国家财用，这是不知道祖宗建立榷场的本意。祖宗朝赏赐的费用，都出自榷场；每年获得的利润，先从敌人那里取得，再用来赏给敌人，中国本来没有丝毫损失。近年以来，榷场法逐渐败坏，于是耗费了内库。臣愿精选强干官吏，讲求榷场的利害，使它恢复到祖宗时期的状况，那么每年的赏赐就不足为虑了。有人又说，九州中国的土地都是最富饶肥沃的田地，每年获得的收益很丰厚；难道没有考虑到屯戍守御、备战作战和犒赏的费用，每年将近要数百万吗？贪图所得，既不足以抵偿所失，又有多少作战死亡的士兵、横遭屠杀的百姓呢？只是得到开辟疆土的虚名，却没有补益国家的实际利益。有人又说，山后地区的百姓都有思念汉地之心，都想归顺；这尤其是容易看出的荒诞说法。不仅北方人早已防备多时，山后百姓也常常迁居漠北；而且从唐末到现在数百年间，他们的子孙大概已经更替了好几代，如今全都成了番族，哪里还是九州中国的旧民？这些说法都是因为边臣用人没有办法，使侦察报告的人从夸大所得中获利，任意编造荒诞谎言；统帅昏庸暗昧，又加以粉饰，妄议边事，侥幸企求功劳赏赐。有人又说，北方近年以来被女真困扰，城池被侵占、土地被掠夺，战线横贯千里，形势已经窘迫；如果愿意同女真联合，从腹背两面攻击，那么消灭女真比翻手还容易。这也是极其不加思考。消灭一个弱敌，却同强敌为邻，恐怕不是中国的福，而只是女真获利。况且北方敌人虽然是夷狄，但长期受到圣人教化，粗略懂得礼义；所以一百多年间谨守盟誓、不敢妄动，是因为知道信义不能改变。如今女真性情刚强，善于作战；北方人以夷狄的身份同它交战，尚且不能取胜，假如同它成为邻国，将用什么办法抵御它？不过是修订盟誓，来结交邻国以外的友好关系罢了。本朝同北方通好已有一百多年，一旦毁弃盟约，女真果真能够相信它不会改变吗？将来女真必定会首先毁弃盟约，成为中国的祸患。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事情上必定发生的，即使伊尹、周公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一议论。臣又听说两国盟誓规定，毁弃盟约的人祸及九族。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难道忍心忘记列位圣人在天之灵吗？陛下以仁德覆盖天下，难道忍心让河北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使他们肝脑涂地吗？臣私下认为，当今臣子中，不辜负陛下咨询之意、爱君忧国、以忠诚直率议论奏陈的，间或也有；但迎合上意、背弃公义以谋私利、苟且求取爵位赏赐富贵的人，却多得数不清，于是使忠诚的臣子不能伸展志向，所说的话也不能被采用。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扼腕愤懑，冒犯圣颜、触犯龙鳞而甘冒万死的原因，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实在因为国家大事关系到安危，下面的实情被堵塞，不能上达；现在如果还不说，将来后患又怎么办？

译这就好比人的身体，中焦痞塞阻隔，阳气不能下降，阴气不能上升，于是百脉失调，四肢得不到充养；久而不治，病入膏肓，即使有良医也不能治愈。如今病还只在皮肤腠理之间，正是应该使用药物和砭石治疗的时候。臣愿替陛下出使边疆，向北方人说明：近来因为北朝丧失国主，正当深深忧虑动乱之时，边境没有戒备，奸人制造事端，边臣惹出祸患，所以派遣近臣来防守边境。果然有群盗冒充北朝之人，使边民惊恐逃散，虽已下令处分，也不得擅自杀戮，只发文书给北界，严令迅速捕捉。尤其担心他们仍然心怀疑虑，妄自兴兵，应当务必谨守祖宗的盟约，不要失去百年的友好。如果女真不断侵削，而北方力量不能取胜，就允许他们向中国请求援助。等报信使者再次到来，要厚加恩礼，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对外抵御女真，对内屏蔽中国，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永远不必忧虑北方，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尽力耕作南方田地，这实在是天下万万年无穷的利益。臣当然知道自己疏远、微贱，却冒昧以狂妄浅陋之见触犯天威，难以逃脱诛戮。然而臣听说忠臣为义而死，志士为名而死；所以忠义从内心发出，便忘记了身外的鼎镬。爱君之心越迫切，谋虑祸患的志向就越深远。况且顽石虽有五色，尚且有补天的功劳；愚笨的人反复思考，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愿陛下不要因为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留心听取考察；这样，即使微小如撮土，也能增高山岳而不嫌其高；即使微弱如火炬，也可以补助日月照不到地方的光明。臣从前任陕州灵宝知县时，因为上奏论列陕西右路的钱法，蒙恩召见，面承圣旨，准备任命为监司，后来因流言而烦扰，仍然忝居副郡守；尚未到任，又蒙圣恩，任命臣提举江南茶盐事务，因为年度课税增加，又蒙特恩升转一官。臣每每因为不能仰报天地般的恩德而遗憾。如今看到奸贼竟敢这样欺骗君上，按义理应当竭尽节操谋求报答；即使微小如水滴尘埃，也斗胆越职献上浅陋之见。万一臣的言论可供采纳，请不要下发给有关部门，或许可以使天下人都知道这是陛下亲自裁断，而不是听从他人之言，足以震动神灵、激励士类。北方人听说此事，把恩德归于陛下，那么臣报答君上的心愿就满足了。假如反而误犯圣聪，被置于鼎镬之中，也是臣甘心情愿的。只愿陛下选择而处置。【宣和四年五月，童贯、蔡攸等人已经出师后，便下诏说：妄自议论北方事务的人，一定严惩不赦。执政大臣和朝廷群臣都没有一人进言，只有昭上此书加以论说。】当时任朝散郎、前任提举明道宫。奏书上呈后，王黼看见它大怒。九月，昭被除名勒停，押送连州编管。靖康元年，臣僚说昭的奏书切中当时的弊病，请求加以擢用；诏令他赴都堂接受审察。昭是相州人。上奏钦宗皇帝，请求将相之间不要争私怨，早日决定议和还是交战的方略。余应求 臣曾读《六月》诗，其中说：“文武吉甫，是万邦的典范。”又说：“那位侯爵是谁？是张仲，孝顺而友爱。”这是因为宣王既已派文武将领到外面征伐，如果朝廷内部没有孝友之臣同君王共处，那么诽谤毁谤的话每天传来，忠诚的谋略不能采用，即使有尹吉甫，又怎么能成就功业呢？到了唐穆宗时却不是这样。裴度以元老重臣的声望出征幽州、镇州，乌重胤、李光颜也都是当时名将，形势似乎很容易成功；但元稹掌权，担心裴度立功妨碍自己，于是对裴度提出的军事谋划都从中阻挠破坏，所以屯守一年多，始终没有成功。内外事务必须如此相互配合，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如今强敌窥伺，四方郊外多有堡垒，议和的方针虽然已经决定，但金帛数目还不够；军队将领的气势已经振作，却还没有确定出师日期。现在正应是朝廷内外臣子同心一意，共同商议国事、洗雪耻辱的时候。然而道路上众说纷纭，都说宰执大臣同将相谋划不同，早晚喧争不休，没有定论。如果确实如此，难道是真心为国吗？议和亲与征战的主张，汉朝廷群臣已经讨论得很详细了；如今的防务不能偏废一方。然而既然金帛不足，敌人必定不肯退兵；况且三镇、三关的土地，过去因为兵力薄弱，不得不暂且答应他们。如今各路将领的援军接连到达，而在城下签订屈辱的盟约，神明也不会相信。假如敌人一定要足额金帛和三镇、三关的土地，难道还会害怕用兵吗？陛下既然已经把军事事务交给李纲和诸位将领，臣愿陛下降诏告诫执政大臣，要以张仲那样的孝友为心，以和协来成就事情，不要争私怨，先公后私，这样或许可以建立大功。如果有人仍不悔改，以及妨碍功业、损害贤能的人，应当公开斥退；寻求所谓孝友之臣而任用他们即可。不过，如今战马在城郊，城门尚未开启，内外交通已经阻断二十多天，议和还是作战也应早日决定。愿陛下诏令宰执、将帅在御座前共同商议，使将帅出兵同敌人对垒，然后再派善于辩说的人，把利害、祸福、成败、曲直向敌人说明。如果能够停战议和，延续友好、让百姓休息，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假如敌人贪得无厌、蛮横拒绝，陛下即使想不作战，又怎么能做到？何况我方事理正当、军队强盛，人人都有斗志，凭借宗庙社稷的神灵保佑，又何必忧虑不能取胜？所需要担心的，是北方人远道而来，抱着万死不顾一生的打算，锋芒十分锐利。愿陛下再下诏令，将帅持重并根据时机行动，不要轻易同敌人交战，以求万全的防备，那就万分幸运了。臣只是一个书生，不懂军事谋略，只是忠诚和愤懑激发于心，想沉默也做不到；只请陛下裁量取舍。【靖康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钦宗皇帝，论述三镇的战略要害。杨时

译臣私下观察，从汉代到唐代，抵御戎狄的办法，没有比祖宗时期更好的。一百年间，百姓直到头发花白，也没有见到战争。奸臣为了求功，替国家制造事端，亲近恶人而抛弃友好，逐渐导致今天的局面。如今敌军骑兵逼近城池，平日又没有防备，只好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来缓解眼前的危急，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割让战略要地来换取盟好，不是长远的计策。臣过去已经论述过了。近来听说金人驻兵磁州、相州，臣私下担心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攻破大名府成安县，驱赶掳掠子女二千多人，杀死县令和县丞后离去。盟誓文书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转眼就背约。我国即使想专门守住和议，也做不到。过去赵国割让六县土地，让赵郝向秦国约定事项，虞卿对赵王说：“秦国攻打大王，疲惫后退兵，是秦国以自己的力量攻打它不能取得的地方，疲惫而归；如今大王又把秦国凭力量不能取得的土地送给它，这是帮助秦国自己攻打自己。”今天的事情正类似于此。敌人离开自己的部落，越过数千里远道而来，侵犯别国国都，本来就是危险的道路。假如他们有力量攻下国都，城中的财物都将归他们所有，又何必还要请求议和？他们看见我国城高池深，不容易侵犯，勤王援军又从四面赶来，姚平仲也曾同他们交战；他们忍住怒气不敢发作，请求议和后离去，这样他们的真实情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大概也是因为害怕才退兵，并不是爱惜我国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土地给他们，这同样是在帮助盗寇、攻打自己。听说萧王起初同他们约定，到了黄河却返回；如今他们挟持萧王前往，这是严重毁弃盟约的行为。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以萧王为问，追究他毁约的责任，直到一定得到萧王为止。三镇百姓在前面拼死抵抗，而我国以重兵在后面支援，他们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仍不服从，就公开宣布他们的罪状并出兵讨伐。军队以正义为力量，这次行动的正义在我方。三镇听到后，士气一定振作，这是万全之计，不可错过。如果三镇困窘，而王师不去救援，那么三镇百姓一定会认为朝廷坐视他们陷入水火而不加怜恤，拥戴朝廷的心就会松懈，大事也会因此失去，不能不考虑。臣私下听说出师的命令反复不定，朝廷谋划不一，屡次出兵又屡次撤回；这样一来士气一定懈怠，想取得成功就困难了。从前唐宪宗平定淮西，韩愈说：“蔡州这次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从来没有举行大事而不果断，却能够成功的。”恳请陛下亲自裁断，不要被浮泛的议论迷惑，那将是天下的大幸。【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钦宗皇帝，请求重新起用种师道。许翰 臣恭敬地看到，诏令罢免枢密使种师道，改任提举中太一宫；朝廷内外听说后，都惆怅失色。考察种师道，他是名将，沉着坚毅而有谋略，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他。臣因台制限制，不能亲自见到师道，但一向听说他的贤能就是如此。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臣询问访察了数百人，他们都说种师道虽然年老多病，但智谋思虑并未衰退；唯独朝廷方面认为他年老而没有防御计策，不能再任用，这同国人的一贯看法不同。臣考察古代进用贤能的法则，《易经·晋卦》六三爻说：“众人都信任他，这是他的志向向上通达。”人各有私心，众人共同认可才是公论，所以必须众人都认可他的贤能，然后才可以进用。这就是孟子所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再考察他”的道理。陛下若想求得知人的方法，就应当观察《易经》的卦象，并以孟子的话加以验证；臣恐怕左右诸位大夫一时的议论，不如国人长期信任种师道那样审慎。过去秦始皇嫌王翦年老而任用李信，军队在楚国遭受失败，于是召见王翦，向他道歉说：“将军虽然有病，难道独独要抛弃寡人吗？”后来王翦终于击退楚军，攻取平定了荆地。汉宣帝认为赵充国年老，派人问充国：“谁可以担任将领？” 赵充国回答：“没有谁能超过老臣我了。”后来充国同羌人相拒，他坚守不战。羌族首领互相责骂说：“告诉你们不要反抗，如今天子派赵将军来了，他已经八九十岁，却善于用兵；如今他请求要同我们战斗至死，难道能得到吗？”此后直到汉朝灭亡，西戎始终没有成为祸患，这是赵充国的功劳。前代从吕望以来，任用老将而取得成功的事例，这样的事很难一一列举。至于赵国任用赵括、蜀国任用马谡、宋国任用王元谟，他们平日谈论兵法时都显得智略纵横；但让他们面对敌人、随机制变，最终都遭到失败而无法挽救。以古代衡量今天，不能因为种师道年老而木讷，就说他不可任用。如今如果让种师道重新统领河朔军队，委托他掌管边疆以外的重大军务，将吏平素服从他，士卒平素信任他，夷狄平素畏惧他，很容易建立功业，这是上等的防备。让他处在枢密府，选将统兵，凭他的威名和方略可以抵御敌人，这是次等的防备。如今无故解除他的兵权，把他交给道馆，使士气消沉、民心疑惑，臣私下对此深感遗憾。金人这次行动关系到国家存亡；如今若给他们一次重大打击，使他们失败退去，那么中原可以保全，四夷可以归服；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不仅将来会再次兴兵，还必定有无法救援的忧患。臣恐怕西戎、南夷都知道中国太弱，争相图谋深入侵扰，像金人这样行事；那样我们疲于奔命，必定无法支撑。朝廷群臣中那些昏乱糊涂、不明白事理的人，本来不值得说；至于近来有见识的人，大多能够看清这一点，但知道的人不肯尽力说明，肯尽力说明的人又不肯上疏奏报，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只知道替自身谋划，害怕承担责任。一旦上疏，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被查考；不如容忍沉默，成败都不参与，这是鄙陋之人侍奉君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臣遇上陛下清明昌盛的时代，承受陛下的恩德，从头顶到脚跟，早已许身报国；又身负进言的职责，不敢不竭尽心力。臣私下听说台臣、谏官屡次弹劾宇文虚中，朝廷却重视罢去虚中，轻率罢免师道；这不只是臣一人不能理解。有人说师道脚足不便，妨碍奔驰、朝见和奏事；但这同国家安危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孙膑尚且可以坐在辎车中担任齐军军师，田千秋也曾乘小车到汉宫，尊重贤能、任用有才，古代早有先例。恳请圣上慈悲，体察臣恳切忧国的谋划，再同大臣们参酌决定。【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此前金兵北归，师道见皇上说：“北兵懈怠退归，应乘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攻击，决定胜负是可以的。”】皇上没有采纳，师道叹息说：“一定会成为后患。”不久，他被罢免，改任中太一宫使。许翰多次上疏说师道不应被罢免，皇上说：“师道老了，难以任用，应当让你见见他。”许翰见到师道，谈到姚平仲在城下用兵的失误，师道说：“我方人多、敌方人少，只要分兵驻守各营寨，控制守住要害，使敌人的粮道不通，就可以攻破他们。”许翰为他的话叹息，又上了这篇奏疏。上奏钦宗皇帝，论述决战以及任用老将的事。许翰

译臣恭敬地看到，王师已经出动，但朝廷的谋划还没有确定，这是令人疑惑的事情。从古到今，大概没有因疑惑不决而能取得成功的；所以朝廷意志疑惑，将帅的心志就不一致；将帅心志不一致，士卒的士气就不锐利。果断决定并坚决执行，鬼神也会避让，这就是精神力量。陛下要决定今天的议论，只须追究究竟是议和还是作战，最终应当如何而已。其中一些小的利弊得失，不是大计所系。过去汉高帝、蜀先主，都号称聪明神武，是一代英雄；考察他们用兵失败的次数也很多，但他们的志气越受挫越振作，越被压抑越高昂，是因为大计已经在心中确定，这正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陛下如果决定议和，臣希望陛下取出太史公《史记·虞卿传》，阅览其中反复论说的内容，作为往古的鉴戒。如今如果失去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天下的形势就已经断裂：西北没有河东，陕西就无法守住；没有河朔，汴京就不能作为都城。谋划不过是准备渡过长江到江南。臣考察永嘉年间渡江而能够建立东晋，是因为王导、谢安这样的英贤相继出现，扶危救倾，才勉强立国；而中原却成为废墟，陷入刘裕、石勒等人之手。后世如果有王导、谢安那样的才干，东晋的宗庙还可以重新建立，社稷还可以重新安立。如果盗寇进入皇陵寝宫，取走一块坏土，那将怎么办？话说到这里，足以令人流泪。陛下永远想到将来的艰难，那么今天即使再次使天下骚动，也实在是不得已。为什么？选择祸患，莫过于选择较轻的。有人认为，太祖即位时还没有得到江南、河东、四川，却最终能够统一天下；臣认为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太祖生长于战争之间，不像陛下承继帝位、守成奉行文治；建隆年间的将士身经百战、精锐强悍，也不像如今将领平日没有培养、士卒平日没有训练。敌寇已经掌握在手中，却放纵而不取，使其势力更加壮大，怎么能拿太祖来作比呢？所以凡是主张守住和议的人，是把国家和百姓交给敌人。陛下如果要决定作战的议论，那么臣所陈述的五条可战理由，已经在前一篇奏疏中具备了。如今如果敌人不肯消除怨恨，渡过黄河的军队就应当作战；一旦作战，就必然有漕运的任务、增援的军队和屯驻控制的要地，这些都应预先治理安排。不要计较小的退却，只要求取得成功；这样将帅的志向才会一致，士卒的士气才会奋发，三镇守军才会抱定死守到底的决心。如果我方将领因为疑虑而派兵，军队又苟且出动，那么精锐已经损失，靠什么取胜？如今凡是主张议和的人，只求暂时平安，但暂时无事也未必能够保证。自古用兵，必定会有不同意见；周成王时，周公东征，百姓中只有十个人说愿意辅助他，其余没有不说困难重大的。晋武帝同杜预谋划攻取江南，大臣贾充等人都极力争辩，只有张华赞成、支持确定这个大计。唐宪宗任用武元衡、裴度谋划讨伐淮西盗寇，宰相被杀，朝廷震恐，有人请求罢免裴度来安定各镇。宪宗大怒，讨伐蔡州更加急迫，唐朝的威令从此重新振作。《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陛下之所以疑惑，是因为众人一定会拿姚平仲前日的失败来坚持自己的说法。近来种师道对臣说，姚平仲所以失利，是因为没有采用劫寨的方法；大军应当少加骚扰，使敌人自相践踏，然后才可以乘机进攻。又因为地势横向伸入江河之中，有利于诱使敌人出战，不利于以军队逼近敌人。臣因此知道师道有谋略。由此看来，前日的功业没有成功，是因为不用老将而使用骁勇之人，不依靠有谋略的将领而依靠言辞说客，并不是军队不可使用。过去石晋开运年间的变故中，契丹刚刚入侵时，晋军没有穷追；近年冬天契丹又大举入侵，于是攻陷都城。本朝景德年间契丹入侵，发生澶渊之战，也没有穷追，而是同它议和亲善。开运、景德两次驱逐敌人的形势相同，但成败结果却不同，为什么？开运年间，中国正衰弱，却向敌人显示畏惧，所以敌人再次来犯；景德年间，中国正强盛，以和议对待敌人，所以事情就此确定。如今议论者不鉴戒开运年间放纵敌人所造成的祸患，却想仿效景德年间的宽大，可以说是不知时势。陛下为什么不试一试，让主张割地的人亲自负责几年；如果敌人不再入侵，那么臣知道这些议论者一定还会找理由反对。国家连几年都保不住，却想确定万世的防备，必定做不到。请把臣的奏章下发，让有关部门议定。【靖康元年二月诏：安危的计策关系重大，可以令三省、枢密院共同议论，选取长远的计策，交给各位将领执行。】上奏钦宗皇帝，请求朝廷讨论守御的四件事情。李纲 臣昨天任太常少卿时，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札子论事，其中一项说，金国派遣使者来提出要求，其他要求可以听从，唯独要求割让河北土地，即使一寸一尺也不能答应；应当回答说，祖宗的疆土，作为祖宗的子孙，本来就应当守护。况且河北同燕山接壤，依靠塘泺作为险固；如今割让给他们，险要阻隔的地方全都在敌方疆域，我们凭什么立国？应当选择使者，同他们以死力争。后来金人进犯京城，派遣使者商议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送还归朝人员，割让三镇土地，索取金银物帛的数目；臣又同李邦彦等人在朝廷争辩，认为宰相应当前往，而亲王不可前往；归朝官可以交给他们，而三镇土地不可交给他们；金帛犒劳军队的数目应当量力给予，否则将来必定后悔。当时臣的议论同群臣不合，于是拜了两拜请求罢职，蒙陛下厚恩，反复加以慰抚，让臣专门治理军务。当时正值艰难，臣不敢极力请求。至于盟誓文书之类，臣并未预先听闻；但仍然竭力挽留割让三镇的诏令，以等待勤王援军，等援军大规模集结后，便想以统帅军队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军前，修改盟誓文书。后来姚平仲妄自行动而遭到小挫，臣也被罢黜，割让三镇的诏令于是得以执行。

译金人退兵已经很远，挟持人质离去，必定要得到土地才肯罢休。如果三镇果真被割让，那么将来河东一定不能守住；它靠近京畿，宗庙社稷就令人忧虑。万一朝廷坚守三镇不肯割让，他们一定会挟持亲王离去；陛下骨肉亲王之爱，怎么能够安心？由此看来，当时的计议，奉使的大臣难道不应受到深重责罚吗？金人退兵后，过了几天才派兵防守，大概是因为亲王人质的缘故。然而金人原本约定亲王到黄河便返回，如今已经违背约定，又沿途屠杀，横尸遍野，那么议和亲善的盟约已经不能守住了。将来他们既得到三镇，又另找借口制造事端，不到十天就来到城下，那祸患难道还小吗？如今即使派姚古、种师道渡过黄河，三镇百姓也必定动摇，或许不能守住。将来设置帅府同敌人对垒，应当在哪个郡控制防守？应当用什么军队、储备多少粮草？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派遣什么使命和将领？这四件事不能不预先设法防备。臣昨天已经写成札子奏报，请求命令臣僚筹划处置，却还没有施行。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愿陛下把臣这篇奏章下发，令在朝臣子集合议论，取用各人的长处而施行，天下将万分幸运。【靖康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知枢密院事】上奏钦宗皇帝，请求告诫大臣专心研究边疆事务。陈公辅。臣私下听说河东用兵失利，陛下圣心忧劳，臣子的心日夜不得安宁。然而臣私下推测，这未必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恭请陛下稍稍宽解圣心，容臣陈说。大概有困难就恐惧，没有困难就懈怠，这是人情的常态。朝廷每天看到河北金人出境，虽然围城还没有解除，却庆幸敌军疲惫后必然自行解散，于是渐渐放松了对这件事的处理。朝廷大臣在一起谋划商议的，大多是不急迫的事务；有的穷究往事，有的经营私意，有的讨论经术是非，有的考究礼文详略，至于两路边疆事务，却从不专心研究。缓急失当，先后颠倒。内外人情虽然知道秋冬将近，深深认为可忧，但如果不是朝廷掌权的大臣，普通人即使整天愤慨叹息，也没有办法。如今如果不因为用兵失利而警醒，反而往往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于是因循偷惰；等到秋冬，万一金人联合各族，倾尽全国而来，帮助河东军队，那么我们仓促之间没有防备，又会像前日一样，难道可以不考虑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借这一次失误，深切告诫大臣：凡是不急迫的事务，一概暂时停止，专门把河北、河东的战事放在首位，多方筹划安排、应付办理。还应当让各人尽说自己所听闻的情况，不要怀有不同心意；并且命令今后臣僚上殿，也必须先谈边疆事务。陛下要留心听取采纳，不嫌意见多；其中如有可行的，就全部交给三省、枢密院斟酌施行。汉高祖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是因为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愚笨的人千虑，也必有一得，不要认为群臣的言论都没有可采纳之处。陛下如果现在这样昼夜谋划，不仅能救济今天的危急，将来秋冬也不会失去防备。所以臣说，这未必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臣这番微薄的忧国之言，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愚昧而弃置，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靖康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钦宗皇帝，请求救援中山。胡舜陟 臣恭敬地看到陈亨伯的蜡书，言辞悲哀恳切，开头陈述真定城被攻破，生灵遭到屠杀，不知有几万人；敌人占据高城，越发难以驱逐。臣读后流泪，私下叹息朝廷怎么忍心让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竟然没有派一兵一马前去援救。李邈连续上奏三四十篇陈述此事，却一点也没有得到答复。朝廷难道不爱惜土地、怜惜百姓吗？只是因为同敌人讲和，不敢动兵，这实在是多么严重的失策啊！臣请为陛下说明：古代诸侯国交战时，使者处在其中，推究利害，解除两国的祸患，因此使百姓休息，并且重视和议。如今敌人派使者来，我方使者也前往，双方按兵不动，这才叫和议。现在敌人不停用兵，今天攻陷一座城，明天攻陷一座城邑，接着向南侵扰，有兼并席卷的意图。敌人不时派一个使者，索求珍宝财物，编造假话表示顺服，使我国不作防备。我国使者前去，被敌人用威势胁迫，不能说出一句话，只把敌人的甜言蜜语奏报回来；朝廷不察明其中真假，便说和议已经确定。宣抚使看到这样的讲和情形，也不派兵救援真定，以至于真定陷落。陈亨伯所说的情况是：敌人接受我国议和的使者，把他留在营寨中，然后任意攻城夺地，没有人前去救援。敌人是什么计策，我方又是什么计策的失误，难道不明白吗？如今敌人集中全部力量来到中山城下，早晚一定要攻城了。朝廷又因为讲和的缘故，不让宣抚司前去援救，必定会失去中山。失去中山，河北各郡就会不攻自下；河北失守，京师就不能作为都城，宗庙社稷也危险了。陛下为什么不以宗社为念呢？陈亨伯又说，敌人既然攻城、杀人、放火，而我国军队前去援救，按道理并没有理亏。朝廷如果任凭各镇存亡，不再顾惜救援，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想保全它们，伏望陛下迅速下达指挥，命令宣抚司火速派兵前来。陈亨伯的话如此恳切，可以说切中要害。陛下如果听从大臣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讲和，就不再援救，那么不是安定宗社的长远计策，只恐怕土地和人心都将失去。若大臣说今天没有军队，拿什么援救？臣认为河北百姓全都是兵，只要让各郡县拿出仓库财物同百姓共同守御，朝廷再用优厚爵位来笼络他们，还担心百姓不能为国家所用吗？只是看如何安排罢了。陈亨伯请求宣抚司的军队从深州、冀州出发，祁防率领合马忠的军队，宣抚军攻击敌军西面，祁防的军队攻击东面，中山军队在城内响应；这样就能转祸为福，把失败变成成功。他的话似乎也有道理。恭请陛下诏令三省、枢密院，立即详细斟酌施行。【靖康元年十月，与御史中丞吕好问等一同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