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宰执中 上奏神宗，论除授官职不经过二府。蔡承禧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任命赵卨为安南招讨使，任命李宪为他的副职。外间议论纷纷，都说这件事没有经过二府。这即使是陛下明察而选择人才，也一定应当同大臣商议。又有人说，李宪所陈述请求的许多事情都没有经过二府，直接批下圣旨给招讨司。这件事果真有吗？其中的是非，臣不容易凭臆测断定。风传的事情，或许难以全部相信。然而如果没有原因，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臣身处风宪之职，按道义不能隐瞒。只要有所听闻见到，就应当全部陈述。臣私下认为，君主的职责在于明辨言论。根据言论任用人，既然难以偏听偏用，就应当先参验他平日一贯的品行，再考察他今日的才能。凡是他的行为和才能，已经先行参验考察过了，那么说到功劳和成效，就可以由此类推。由小官升至大吏，由大吏升至大臣，直到参与政务机要、谋划枢密要务，任职已经很重，考察也已经很充分。因此古代懂得治理的君主，不把怀疑大臣当作高明的谋略，而把选择大臣当作重要事务。至于道德不足以简约而取信于君主，行为不足以使天下众人信服，所作所为乖谬，所行之事谄媚邪曲，那么就应当向外朝公开宣布，罢免他即可。至于让他居于职位却不以所承担的事务责成他，让他充任职位却不以所发表的言论责成他；内部已经决定的计划，却让外部言论得以转移；近习之臣得以进用，辅政大臣的意见却得以被侵夺。有的文书径直发出，却不归属公府；有的议论暗中递进，却不交枢廷裁决。这样看来，纲纪防止分裂，哪一样不是由此而起的呢？想来朝廷认为，大事必须集体谋议，所以已经命令大臣详细讨论；小事不愿迂回滞留，只让小臣陈述。有时担心事情辗转而徒然造成留难，有时又因事情紧迫而无暇详细询问。王言发出，尤其在于起初就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小处稍不留神，后来就会成为旧例。某日某事稍微关系政务纲常，过去尚且不下达二府；某日某事不关系国家体制，却为什么反而要交外司办理？只图一时便利迅速，却忘了日后的防范。一旦开了这个渐变的头，渐渐就难以改动了。何况边廷的安危祸福关系极重；命令大臣参与，正是因为要让他们共同承担安危、系联休戚。如今最烦重的事务没有超过边防，最重要的职任没有超过将臣，却有事情不让他们预闻，那么大臣中真正知道自己职责的人，必然都会自我怀疑，不敢安心居于其位。既然不敢安心居位，那么同心同德的道义就亏损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大臣必定说：‘我的权势地位已经到头了。皇上已经替我作了决定，我若再竭力争辩，就会获专权的罪名。’那些不能胜任职守的大臣必定说：‘这是出于圣上的谋划，我何必参与呢？’ 这样一来，既给有才能的人造成自我怀疑的开端，也给无能的人提供了容身之地。长此以往，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况且君主安逸而臣下劳苦，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君主忧愁，臣下便感到受辱，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从来没有君主在上面日夜勤劳，却让臣子能够在官位上安逸；也没有君主内心忧劳，而臣子却在下面安然自得的道理。臣不必远引古今，只以本朝来说，章圣皇帝曾责问李穆：‘天旱到了这种地步，满车的俸禄都载给你，你心安吗？’这可以说是懂得责求辅弼大臣的方法了。太祖因为王著在玉堂醉酒，便把御史全部逐出，这可以说是懂得责求弹劾之臣了。平日不侵犯臣下应有的职权，日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臣恭敬地看到，近世朝廷用来责求臣下的责任太轻，群臣自己承担责任的更少。二府侵夺寺监的职权，寺监侵夺外任监司的职权，监司侵夺州县的职权。如今的弊病，正在于必须革除这些现象。怎么可以上下相承，彼此这样侵夺呢？恐怕权力纲纪一旦紊乱，挽救起来就困难了。臣希望除命令大臣、台谏之外，无论事情大小，不经过二府的都不得施行。凡请求不下交两府办理的，一律依照法律处理。大臣中如果有可疑、似乎不能胜任其职的，应迅速命令罢免。如果二府的意见有同有异，陛下总揽全局，裁断其中可行的，然后施行，这样或许可以充分体现帝王容纳臣下意见的美德，使大臣没有把责任推给皇上的过失，人人都自己承担责任，君臣之间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熙宁九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哲宗，请求三省对政事共同奏禀，吕公著。臣恭敬地看到，《周官》所说三公、三少掌管论说治道、治理国家、敬辅天地，但都分别治理卿的职事。大概进朝时坐而论道，退朝后便起而实行，这是三代的明确制度。唐太宗采用隋制，让三省长官共同参与国政，事情无不总管，而不专门治理本省事务。本朝的制度，每逢使臣入殿奏事，只有中书、枢密院两班。近来先帝修订官制，凡授予臣僚官职以及兴革废置，都先由中书省取旨，再由门下省审查复核，最后由尚书省施行，每省各自成为一班。虽有三省共同上奏进呈的事情，大概也已经很少了。这是因为先帝临朝日久，许多事情亲自裁决，执政大臣大多只是奉行既定诏命，所以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可以施行的。如今陛下刚开始听政，理应责成辅弼大臣；何况执政大臣都是朝廷选拔的，国家安危、政治治乱，都由他们共同承担责任，正应当一心同力，集中众人的智慧，来辅佐革新的政事。譬如共同驾车奔驰，同舟渡河，只要人心没有异志，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臣希望圣慈留意省察，明白降下指挥：凡三省的事务需要共同进呈取旨的，都命令三省执政官共同奏禀；退下后仍到各自本省，分别依据官制施行。【元丰八年七月上奏。自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后，政权都归中书省，王珪以左相居于门下省，只拱手而不再校正；王安礼每每愤懑不平，想纠正此事，却力量不足。】到这时，吕公著被授为尚书右丞，接受诏命但尚未就职，立即为此向皇上陈述。诏令规定：凡三省需要共同取旨的事务，以及台谏的章奏，都一同进呈施行。上奏哲宗，论枢密院侵夺、扰乱政体，刘挚。

译臣接到吏部公文：十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上诏旨，唐淑问授左司谏等事；又接到公文：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上诏旨，陆佃等罢免侍讲等事。臣私下看到，皇宋的制度以及近来颁下的官制格式，凡授官除职，有中书进拟的，有枢密院进拟的，有三省进拟的，也有三省、枢密院共同进拟的。大概设置官职、划分职权，各有专门主管，不能相互参杂。三省、枢密院共同取旨的，似乎只限于任命帅臣、边镇大吏以及内臣中地位较高的差遣而已。如今任命谏官、罢免侍讲，并不属于枢密院，为什么枢密院也要参与呢？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三省纵容枢密院侵夺、扰乱政体，无不感到疑惑。臣私下认为，国家所依靠的是纲纪，大臣所应守护的是名分。上面的纲纪端正，下面就没有邪念；下面的名分清楚，政事就不会多有败坏。一旦发生夺取、转移职权的事情，什么祸患不会发生？何况朝廷如今正应当尊崇、强化君道，谨守祖宗法制，严明臣下的分限，以消除臣下压制、僭越权力的念头。如今废置官吏，是陛下的大政，也是三省的职事。枢密院干预不属于自己的职权，逾越法度、超出职位，任意制造议论，公然侵犯名分。臣恐怕这种先例积累而最终确立，交相扰乱官守，逐渐推行私意，从而危害政事。上面会出现对皇帝帘帷的轻慢，下面会产生倾夺职权的祸患。防微杜渐，实在关系国家体制。希望圣慈特别降下诏旨，告诫三省、枢密院的臣僚：凡进拟授官除职的事情，都各自依照历来的条制和班次取旨；这样最重要的是端正名分、确定职权，使事务不相侵越，以尊崇朝廷，以端正在位者的职守。贴黄说：臣又担心，上述任命谏官等事，曾经降下圣旨，特许枢密院共同进拟。即使有特别诏旨，也是圣上优礼执政大臣的恩典，意在汇合众议。然而大臣的操守，本来就应当援引义理而辞免；应当珍惜朝廷纲纪，安守本分，不应趁此方便冒然参与，渐渐恐怕会毁坏制度体例。【元丰八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哲宗说：‘大臣的情志不相同，政事多有壅滞。’ 刘挚。臣听说，朝廷端正，百官就会治理；又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天下万物在野外也会和谐。如今上面的执政者如果真能同心同德、遵循公义、忧虑国家，就必定会有和善的政令，下面也不会有结党营私的人。假如人人心怀异志，互相非难猜疑，就必定会有偏邪违背正道的政令，下面也会形成亲附或背离的风气，于是百姓就会受到祸害。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时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听政，惠爱安抚天下，革除百姓所不安的事情，至于振兴积滞的政务、贬黜贪利之人，发布政令、施行诏命，没有一天停止。因此近至京畿，远到海边，无不欢欣鼓舞，接受教化，侧耳等待太平。然而最近一两个月以来，实际施行的政事号令空疏稀少，朝廷内外都翘首等待，却没有什么可以听闻和看见的。深究其原因，大家都认为是执政大臣情志不一、议论不合造成的。有的人暗中拱手旁观，有的人表面附和而内心不合，有的人强横放纵自己的性情，有的人忍辱含垢却心怀怨咎。积压的事情堆在面前，彼此相顾而不肯发议，所以仁恩堵塞在上面，不能下达；各项事务壅塞于朝廷，不能施行，以至文书滞留，人情隔绝。圣人的教化虽然说要长久坚持正道才能成功，但事情本来就有缓急的形势。如今事情即使极轻极小，明明有成例可循，有时不过是一条法令的增减、一个官吏的废置，尚且不肯首先提出并主持讨论；那么当前边疆的大利害、赋役的大是非、天下百姓如同倒悬盼望解救的困苦，谁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才来议论？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怜悯百姓，为宗庙朝廷谋划大计，而谋国之人却正忙于为自身谋划、为私利打算，坐看岁月流逝，也可以说是不仁了。何况如今皇帝陛下正值盛年而居于谅闇之中，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政；在这种时候，辅弼大臣却不能同心，彼此劝诱、激发非难，只是让政事壅积而已。臣实在担心，猜疑异心逐渐加深，分立曹党、固结朋党，使倾险之人在其中煽动，君臣上下乖戾，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又是臣深为忧虑的。臣希望圣慈深察事变，防微杜渐，特别下诏命辅臣务必同心敬业、恭谨协和，彼此以诚信相待，消除异心，以成就国事。如今政事中有拖延未决的，应催促他们逐条上奏取旨；然后希望圣明亲自裁断，分别明白地施行，以使天下获得幸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奏】上奏哲宗，请求从五件事论述宰相的得失，梁焘。臣听说，自古圣君贤主任用宰相，必定选择天下公议所归的人。得到公议，就得到人望；得到人望，就得到人心；得到人心，四海便欢欣交往而无事。四海欢欣交往而无事，就可以坐享太平的福泽，建立太平的根基。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严肃安静、仁慈明智，与上天一样没有私心；皇帝陛下孝顺恭敬、聪明睿哲，继承并发扬正统，应该任用老成有道德的大臣为宰相，再用两三位年高有德的贤臣辅佐，使他们同心敬业、恭谨协和，都具有同一德行，让圣贤的事业相互配合而成就；这将是国家宗庙的福分，也是百姓的幸运。天下人共同尊敬、依赖、归附的，是君主。宰相不敢欺骗蒙蔽、轻慢君主，就是和天下人同心，共同侍奉君主。因此人心喜爱他，公议也随之归附，因为他能竭尽忠诚、公心办事。宰相若敢于欺骗蒙蔽、轻慢君主，就是不和天下人同心侍奉君主。因此人心憎怒他，公议也随之离去，因为他不能竭尽忠诚、公心办事。当公议归附某人时，君主即使想不用他，也不可能；若不用他，就是压抑天下人的喜悦之心。国家所以安定，是因为人们心中有喜悦。

译喜悦之心难道可以压抑吗？即使想不用他，也不可能，何况还有任用贤人的意愿呢？当公议离弃某人时，君主即使想任用他，也不可能；若任用他，就是激起天下人的愤怒之心。国家所以危险，是因为人们心中有愤怒。愤怒之心难道可以激发吗？即使想任用他，也不可能，何况还有斥退邪人的意愿呢？前代君主都致力于尊崇、任用辅佐大臣，以兴起治道；然而一旦用人失误，祸患流传后世，开始有妨害政事的拖累，最终有难以控制的忧患，实在可怕。只有圣君贤主能够掌握这个道理，于是得到上天广泛的保佑，满足四海的欢心。这件事起初看起来非常明白而且容易。臣冒昧谈谈君主听取言论、接受政事的规矩，用来扩大讨论宰相得失的范围，惟愿陛下记录臣的忠心而裁量选择。宰相的祸患，在于专擅权力、固守职位，窃取君主施予恩威的权柄。掌握权力久了，就习惯于强势；没有人会不喜欢自己的权力。安居职位久了，就会贪恋宠荣；没有人会不想固守自己的职位。喜欢权力，就忌恨别人胜过自己；固守职位，就会深深谋求自身安全。这些都不为公议所赞许。有的人以恭敬节俭修养自己，日夜以公事为先；有了善政就称颂君主，有了过错就归于自己；不敢回避困难，也不敢轻视容易的事情，只知道尊重君主威权、竭尽对上的忠诚，这可以说是不贪恋权力、不固守职位了。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建立朋党，以私心压制公义，彼此倾轧危害，并蒙蔽君主的聪明；这不为公议所赞许。有的人立身中正而不偏倚，以孤独的忠诚自我守持；推荐一个士人，必定依据他的公正声誉，不敢出于私人爱好。推荐后必说‘这是主上的明察’，以避开个人施恩；罢退一个官吏，必定依据公众的毁誉，不敢出于私人憎恶。罢退后必说‘这是朝廷的公议’，以承受对方的怨恨。对于国家的事情，必定严肃正色、直言不讳，竭力实行而不回头；不曲意结交来逃避自身危险，也不因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而借助众人的力量。只知道尊重君主威权、竭尽对上的忠诚，这可以说是不建立朋党了。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凭借权位妄自尊大，以此逼迫君主的权势；对上有轻视、轻易对待君主之心，对下有凌辱轻侮众多士人的气势；这不为公议所赞许。有的人谦虚自守、清心寡欲，降低身份礼敬士人，不顾自己的劳苦，把君主安逸、百姓安定作为急务；不顾自己的俸禄微薄，把君主富裕、百姓富足放在首位。只知道尊重君主威权、竭尽对上的忠诚，这可以说是不凭权位妄自尊大了。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不以正道侍奉君主，不顾是非利害，只要君主的意旨正确就设法促成，只要君主有所欲求就顺从。至于政事的弊病、百姓的疾苦，却不公开直说；依违因循，也不加以变更。这不为公议所赞许。有的人以大公至正为本心，与君主同道同德，慨然树立忠言，奋然施行正事，心意在于成就国家的利益、消除百姓的祸害。只知道尊重君主威权、竭尽对上的忠诚，这可以说是以正道侍奉君主了。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宰相的祸患，在于致力于结交私人恩惠，蒙蔽善人、排斥正直，诱使聚集群邪；表面尊敬忠良，暗中结交奸恶；把持占据要害道路，彼此结成死党，一人倡议，十人附和，表里相应，侥幸君主尚未觉察，便得以放纵施行自己的意图。这不为公议所赞许。有的人以乐善好贤、使君主安宁、百姓安定为职责，认为爵禄是君主的权柄，不是臣下敢于专擅的。凡事必在朝廷公开说明，请君主裁决，使清明的恩泽公平施行、正直流布，张大公道，消除奸党。只知道尊重君主威权、竭尽对上的忠诚，这可以说是不结交私恩了。这就是公议认为可以任用为宰相的人。以上五点，都是应当辨别的。君臣关系的大原则，是古今最优先的事务。君主得到它，就可以获得安定和荣誉；失去它，就会忧虑悔恨。因此圣君贤主一定明察并慎重选择，独自作出决断而努力实行。陛下的明察如同天空一样广大，没有幽隐之处不能照见，真伪邪正都能分辨，黑白和真诚都明白显现，知道公议所在的人自然会出现。臣希望陛下自我振作、彰明德行，任用贤人而不三心二意，任用公议所归的人，早日任命宰相，以慰藉人望、收拢人心，自然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有朝一日明确颁布诏令，朝廷群臣彼此相视而喜，国人欢声相闻，四方忠臣义士都归于同一德行，这是天下人的愿望。臣身处疏远之地，最接近士人百姓，听到公议的真实情况，而且已经很熟悉，所以冒昧把它报告给皇上。愿陛下相信臣所说的民间公议确实如此。臣远观诏书，近看政事，仰而知晓圣意明察一切、通达下情、尽取公议，乐于听取直言，不吝惜改革，这是正人端士千载难逢的际遇，是不可错过的时机。因此臣不敢苛求细小过失，冒犯皇上的聪明，便忘却僭越之罪，谈论国家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臣的一片诚心认为，君主的职责在于评议、选择一位宰相；而宰相得失、国家安危的分别，也由此而定。臣冒犯皇上威严，竭尽职节和诚意，实在激切至极。【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太常少卿】上奏哲宗，论选择宰相不可不慎。王岩叟。臣私下考察《诗经》《尚书》的记载以及历代传记的著述，其中称说帝王的能事，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知人所首先要做的，没有比选择辅弼更重要的。辅弼得到贤人，百官就能各任其职，君主自己便处在无为而治的位置。事情极其简约却能全面，这是君主的美德；自己不劳苦却收获天下的功业。因此臣这一点爱戴君主的心意，希望陛下不要在这件事上失误。臣又想到，陛下听政刚超过一年，治道已经清明，四方已经安宁，人人心中欢欣交往而没有不足，这正是陛下进用贤人、斥退奸佞如同分辨黑白的功效。如今辅臣职位空缺，臣知道陛下一定会选择贤人任用，必定不会有误。然而朝廷内外的人无不翘首拭目，等待观看陛下的这次举动，臣不能不告诉陛下应当对此警戒、重视。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孟子说：‘身边近臣都说贤，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然后还要考察；亲眼见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陛下应当以孔孟不轻信的心态来选择，或许就不会失误。陛下想到公正忠诚之臣难以得到，就不能不在最初用心求取，努力访求。确实得到这样的人，陛下就可以安逸了。想到奸佞邪恶之人难以除去，就不能不在最初精心辨别。

译误进用一个人，陛下就会忧虑。自古以来，历代君主的祸患，在于喜欢声名很高的人，却轻视文才不显的人，不知道高声名之下可能有奸诈之才，文才不显的人中反而多有厚重器识，这是不可不辨别的。成就天下事业、败坏天下事情，常常就在辨别与不辨别之间，不过是毫厘之差。贤人处于朝廷，向上可以尊崇天子、重视朝廷，向下可以安定百姓、镇抚四夷。若一旦任用错了人，国事就危险，人心就动摇。群邪一类的人纷纷上升，各种虚伪交相出现，陛下即使想安稳地放下枕头睡觉，也做不到。陛下的忧虑，正是臣的忧虑；臣敢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倾吐肺腑，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惟愿陛下采纳，臣万分荣幸。贴黄：臣私下认为，任命执政大臣，不能和任命一般百官相同。百官即使已经进用，如果不合公议，罢退他们很容易。执政大臣一旦进用，朝廷便要顾及体貌。即使陛下后悔而想罢免，也有不便之处。这就是不可不慎重的原因。起初如果不慎重，后来招致人们议论，陛下就会损伤知人之明。【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论宰相不应当裁决琐碎事务，上官均。臣听说，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务，是为了治理事务。职位有高低，事务就有繁简；事务有繁简，心力就有劳逸。职位尊贵的人应当安逸，如果不能安逸，就不足以谋划天下大事；职位卑下的人应当劳作，如果不劳作，就不足以处理天下各项事务。宰相的职责，是辅佐调和君主，运转国家枢要；与百官相比，职位尊贵而责任重大，天下事务无不总管。然而所应处理的事情太多，力量就有所不能及；如果在小事上过于详尽，大事就会顾及不到，这是形势必然如此。过去汉代陈平任丞相，汉文帝问他审判案件、钱粮数目的事，陈平认为应当责成廷尉、内史办理。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四时，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这可以说是懂得宰相的职责了。唐太宗曾对房乔说：‘你任仆射，应当帮助朕扩大耳目、访求贤才。近来听说你每天阅看诉讼文书数百件，哪里还有空访求人才呢？’于是下敕把琐碎事务交给左右丞，大事交给仆射。这就是说宰相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臣私下看到，近些年来左右仆射每次到都省，阅看诉讼文书多达一百多件，少的也不下三五十件。此外，省中属吏呈报禀告的文书以及日常办理的琐碎事务，不知有多少。陛下即位之初，讲求修明各项制度，左右大臣应当虚心竭力谋划，整顿端正纲纪，以符合陛下求治的心意。如今他们的视听被诉讼文书分散，智慧心力被琐碎事务劳累。臣私下担心，政教的大原则、百姓的大利大害、人才的贤能与否、御敌用兵的策略，以及关系天下安危治乱的事情，可能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详细讲求，将会有偏颇弊病而不能举措的地方。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可惜。如今左右二丞和六曹尚书，对于谋划君主、参与国家议论，分别统领各部、承担委任和选用，职任不可说不重要。臣希望把省中的事务分类区分轻重：某些事情由尚书负责，某些事情由二丞负责，某些事情由仆射负责。尚书可以阅览裁决的，不必再交二丞；二丞可以裁决的，不必再交仆射。这样职位越高，责任越大；责任越大，所办事务越简；事务越简，心力越能安逸。事务简少、心力安逸，天下大事就可以反复思考、详细研究，制定长远策略、驾驭远方，建立万世基业。与阅看诉讼文书、劳心于琐碎事务相比，利益大小本来相差很远。【元祐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仆射司马光等人入内呈进札子，说如今应当依照尚书省事务旧有条例：事情不大的，都交六曹长官分别专门裁决；应上奏的上奏，应下行的下行。如果有冲改条文，或应当临时特别取旨，以及事情重大、不是六曹所能专断的，就申报都省。通常呈报的文字，只要左右丞分别批判、指挥施行。事情稍大或有所疑问的，才同仆射商量，由批判所共同批判。各类人的辞状，只交左右丞分别收受；可以留下的就留下，可以退回的就退回。如果六曹判决取旨不当，或者停滞不决，就另行委派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的官员裁定是非，并追究停滞的原因。如果明显不当或无故停滞，就立即弹劾本曹官吏。这样最有利于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简便直接，事务能够完成。】上奏哲宗，请求合并两省为一省。司马光。臣等听说，三王不全盘沿袭前代的礼制，五帝不全盘沿袭前代的乐制。何况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建立治理的工具，上下相互修治，使制度明确完备，哪里比汉唐惭愧？何必事事沿袭旧迹，而失去适合当今的办法呢？谨按西汉，以丞相总领百官，九卿分别治理天下事务。光武中兴后，亲自处理各项事务，事情归于台阁，尚书才开始受到重视，而汉代公卿已经逐渐失职了。到魏武帝辅佐汉朝、最初建立魏国时，设置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接受禅让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置令、监，但也没有废除尚书；然而中书更加亲近，尚书便逐渐疏远。东晋以后，天子让侍中经常在身边，多与侍中议论政事，不单独任用中书，于是又有了门下省，中书的权力开始分开。到了南北朝，大体都沿用这种制度。唐初才合并中书、门下的职权，所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号。后来又设置政事堂，大概是因为中书发布诏令，门下掌管封还驳正，每天争论纷纭、不能决定，所以让两省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奏报皇上。开元年间，张说奏请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从此相承直到本朝，没有人能够改变。

译不是不想分开，而是按道理和形势已经不能再分开了。从前所说的中书，其实就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唐末，各司使由内臣担任，枢密使开始参与朝政，才同宰相分掌权力。到了五代，改由士人任枢密使，他们都是天子的亲信大臣，每天参与商议军国大事，权力重于宰相。太祖受命后，由宰相主管文事，参知政事辅佐；枢密使专门掌管武事，副使辅佐。自此以来一百多年，官制师法相承，内外安宁。各部门长官、各路监司、各州长官，都可以专门上达，有的申奏朝廷，有的只申报中书、枢密院。事情重大，就由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降下敕札、宣命、指挥；事情小，就把批状直接下达本司、本路、本州或本人。因此文书简便直接，事务没有滞留。神宗皇帝认为唐朝中叶以后，官职制度烦冗，名器紊乱，想要革除并整顿，确实是极其正确的。但应当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考察过去的错误，删去重复，去掉冗长；必须有这样的事务才设置这样的官，不必完全依照唐代《六典》，把中书分为三省，令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凡宫中直接降下的文书以及各处上呈的奏状、申状送到门下省、中书省的，大多都送往尚书省。尚书省下达六曹，六曹交给各案查考、取旨、核验，查阅文书、询问事情的具体情况，近的问寺监，远的问州县，全部收齐后，再衡量事情的道理，决定处理办法，登记完毕，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再送中书取旨，中书取得旨意后，送门下省复奏画可，然后抄录下达尚书省。尚书省又下达六曹，才发符文给各处。这样一来，文书烦冗，办理迂回，近的要数月，远的超过一年，还不能办结。有时四方有紧急奏报等待回复，有时官吏百姓上诉请求裁决，都困于滞留。又因为设置门下省本来是想请它封还驳正中书省的录黄、枢密院的录白，恐怕其中有不恰当之处；如果让它切实履行职务，就会每天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最终形成不和。因此自从设置门下省以来，驳议非常少。并且门下省不能直接取旨下达，即使有驳议，也必须退回中书取旨。中书有时不放弃原来的意见，又重新改动。再加上宫中批下的文字以及各处的奏请，多数降付三省共同进呈，门下官员已经商量并奏请裁决，如果再加以驳正，就会反复不定。近来中书省的文字中有紧急的，往往不再送门下省。这样看来，门下省这一机构几乎成了虚设，只使吏员增加一倍，文书更加烦冗，对事情没有益处。臣等如今共同商议，希望仍旧命令中书、门下通共同职，把都堂作为政事堂。凡有政事、授官除职以及台谏官章奏，已有圣旨规定三省共同进呈的，依旧共同进呈；除此以外，都命令中书、门下官员共同商议，签署施行。事情重大，就进呈取旨，降下敕札；事情小，就直接批状指挥，完全如同旧日中书门下的旧例。并将两省十二房的吏员合并为六房，共同核验、抄录奏状并办理。文书如果有额外增加、应当拣选而留滞的，特别给予减三年出职；不满三年即应出职的，给予减免磨勘年限。如果政事有差错，交给给事中封还驳正；授官除职不恰当，交给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两省谏官又都可以论列，那么号令发出，也不能说不审慎详尽了。这样政事就归于一体，吏员不再冗多，文书不再烦冗，办理直接迅速。对于先帝建立的官制，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对职掌略作修改，希望在事务办理上稍微适合时宜、简便一些。其中具体曲折的条目，等取得圣旨允许后再继续议定、修立。【元祐元年司马光撰写奏章，想同吕公著、韩维、张璪共同上奏取旨。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四年八月，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才抄录进呈。】上奏哲宗，论司马光去世后任命宰相应当慎重，朱光庭。臣私下认为，君臣之义如同一体，股肱大臣一旦受伤，哪有不痛的呢？司马光天生就是正人，为陛下出仕，整顿法度，惠养百姓。对内招徕俊杰，又使他们任官；对外镇抚蛮夷，使他们收敛恭顺。他的精诚忠心贯通天地，崇高节操扶持国家，正直可以感格神明，安济百姓，辅佐圣政，革除弊事，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朝廷已经清明，天下已经安乐。司马光虽然疾病缠身，仍心系王事，即使仓促颠沛，也从未离开职守，直到劳瘁而死。至诚至公，古人无人能比，可以说是真正的宰相。陛下突然失去贤良辅弼，悲痛应当很深。如今司马光虽然身死，但他一心一意为朝廷谋划的深意，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司马光的才能，世间有人或许拥有；但他爱君爱民的心，放眼天下却没有见到第二人。他爱君主，便不敢欺骗；爱百姓，唯恐伤害他们。从今以后，陛下每次见到敢于欺骗蒙蔽君主的人，希望都以司马光为标准，斥退而不要任用。那么，怎样辨认残虐百姓的人呢？加重赋税来困窘百姓的财力，以劳役耗尽百姓的力气，穷兵黩武，把百姓置于危险境地，这就是残虐者。以上都是司马光平生深恶痛绝的事情。希望陛下常存这种心意，以此考察群臣，使公正忠诚的人进用、欺骗蒙蔽的人退斥，使和乐仁厚兴起、残虐之人灭亡；这样司马光虽已死亡，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如今朝廷法度虽然已经修整，却还不完备；恩惠虽然已经施行，却还没有完全遍及，正要靠陛下坚守当初的志向，思念极忠之臣，不要被小人的邪说迷惑，不要忘记司马光为朝廷勤勉不懈的心意，已经施行的政事不可擅自改变。明堂大礼已经完毕，张璪必定应当罢去，陛下不要固意挽留，妥善地让他退职即可。至于任命宰相，陛下必须妥善处理。执政中还缺少两位，正值任命授官之际，应当取天下共同推许的人，以忠厚公正、器识宏远、能够胜任重大职责者任用，不要被近习之人迷惑而轻率许诺什么；这样言官才不敢失职，任命又得到合适的人，臣也就算多言了。臣希望圣慈预先深思熟虑，选择任用贤臣，以使天下获得幸运。【元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哲宗，论司马光去世后任命宰相应当慎重。刘挚。

译臣恭敬地看到，左仆射司马光去世，朝廷内外人心惊骇悲痛。众口一词都说：‘上天啊！为什么不肯留下这位老臣，让他大力救济我们的国家，却这么快把他夺走？这是什么道理？’臣恭敬地想，陛下至明至圣，首先认识到司马光的忠心，把他置于左右，举天下之事听从他的意见。司马光也以大忠和正道，忘却自身、报效国家；即使奸谋异心之人百般排挤阻挠，他也挺身承担，早晚竭尽心力，以死报答。其纯粹诚实、公正无私，足以荐达天地、贯通神明，真是所谓国家的栋梁之臣。然而如果没有陛下明智的信任和坚定的倚重，司马光又怎能推行自己的志向？所以天下人不只赞美司马光侍奉君主竭尽节操，也认为陛下任用贤人而不疑二心，是难能可贵的。如今司马光去世，两宫车驾当天亲临祭奠，赙赠、襚服的礼典也有所增加，因此上至缙绅善士，下至闾巷乡野之人，没有不为他哀叹的。只有奸邪之党、厌恶正直的人，已经彼此暗中流露出窃喜之意。小人向来对新政感到不便，隐藏情意、收敛踪迹，日夜窥伺，常常希望发生意外变化，以求善政不能成功。如今他们暗自猜想，认为陛下既失去司马光的帮助，从前求治的志向必定会稍有改变、松懈，于是便可以乘机钻空子，迷惑动摇陛下；这就是他们感到高兴的原因。况且自陛下执政以来，收纳、任用众多正直之士，布置于朝廷上下，制定国家法令，消除百姓祸害；虽然礼节文饰还有不齐备的地方，但根本大计已经确定了十分之八九。只希望陛下更加用心，常把辨别邪正、保卫国家、爱护百姓放在心上，坚定守住这个方向，始终如一。坚持实行而不改变，治道就成功了。朝廷之上，一定还有像司马光那样侍奉国家的人；臣实在担心陛下哀悼司马光之后，心里产生‘谁来帮助我呢’的想法，意志稍有间隙，邪谋暗计就可能乘机而起。这就是臣私下忧虑并献上意见的原因。臣还有一句过虑之言：如今宰相职位空缺，臣私下想着，不久就会下诏任命宰相，这件事尤其不可不慎。外间议论纷纷，说文彦博一定会接替司马光的职位。臣本来知道未必如此，但即使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不说。文彦博年过八十，爵位已经达到天下极致。此前陛下借重他的威望，以此提高朝廷的分量；他的官位，是天下人的师表；他的职任，是平章军国重事。陛下礼敬元老，给予尊崇优厚和安逸，可以说合乎礼体。如今如果任命他为宰相，三省便有明确职守了，政事成败的责任，难道是师臣所适合承担的吗？那些繁多琐细的事务，哪里是老年人所能办理的？这恐怕也不是安置文彦博的办法。况且文彦博在知人方面并非长处，贤士大夫很少出自他的门下。近来他有所推荐和议论，众人都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如果让他居于上相之位，引用人物每每如此，那么今天推荐一两个，明天推荐三四个，积累到一百几十人，平庸之才充斥朝廷道路，也不是小害。文彦博的分量重、地位高，被他推荐的人，如果陛下违背他的意见，就会损伤恩情；如果全都听从，就会危害政事。这也不是安置文彦博的办法。臣在去年四月已经曾经上奏论及此事，所以今天任命宰相，实在关系天下安危和善政成败，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臣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历来人选，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以尊崇宗庙社稷，满足天下公议。臣惶恐至极，等待获罪，只愿陛下赦免臣的愚拙而察知臣的忠心。【元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宣仁皇后，论大臣辅佐朝政不应当顾虑表面情迹。范纯仁。臣近来看到执政大臣们议论，认为章子厚的父亲年近九十，想趁明堂恩泽颁降以后，请求授给章子厚一个乡郡的职任，使他能就近侍奉父亲。臣只看到这样做有助于仁政教化，没有考虑其他，便共同认为理所当然。后来听说三省已经上奏，陛下立即赐予允许。臣认为陛下有天地般的仁德，顾念他年老的父亲，不记录以往的过失，臣实在欢喜得不能自胜，于是向御前仰面赞颂圣德，说自古以来臣子没有像今日这样受到知遇。后来又听说谏官有所进言，陛下于是搁置了原先的命令，这也是圣心能够听从谏诤的美德。前日又特意防〔疑为“更”或“另”〕宣谕此事，说三省考虑不周，告诫今后不得这样做。臣愚昧，恐怕有人会说，朝廷所恼怒的人，不应立即为他申辩；又说执政大臣一味徇私情，必定有人替他主持，因此烦劳陛下下诏敕反复告诫。臣本来应当佩服圣训，然而还有没有完全说尽的诚恳心意，也应当竭尽全力陈述。正当陛下急于求得治理成效之时，正是臣子知道什么就没有不去做的时候，难道应当顾虑外在嫌疑，畏缩退避、处处防范吗？如今任用的大臣，大多是久经患难的人，陛下奖勉他们使其进用，还恐怕他们立志不够锐利、考虑过于周密。如果再告诫他们远离嫌疑，恐怕他们只顾退避保身，连自我防备都来不及了。对于陛下爱惜众臣来说，这是恩德深厚；但如果使他们辅佐圣政，却恐怕事情将无所裨益。臣下以不顾自身、只信奉公事来自我要求是难的，以阿谀逢迎、固守宠禄来求取安稳是容易的。如果如今纵容他们去做容易的事，却阻碍他们去做困难的事，那么其中那些揣摩上意、观望取舍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得计，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分。我恭敬地看到，仁宗皇帝只把政务委托给执政大臣，毫不疑虑；凡是任命官员的事，大多随即批准，却让台谏官察看其中不当之处，随事进谏。事情小的，很快改正；事情大的，便随之罢免，使君臣的恩意能够长久实行，朝廷的纲纪自然端正，因此四十多年不用费力便能治理天下。何况陛下正在考察仁宗皇帝的治道，圣度如天，听从谏诤从不厌倦，任用贤人而不疑虑，记取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错，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君主难以做到的事。如果再让陛下垂衣拱手、责成臣下办事，安逸地委任大臣，台谏纠正他们的错误，侍从竭尽所思进言，群臣同心同德，陛下无为而治、无事可忧，自然不必防虑，百官各尽职守，坐享太平，福泽流传万世，天下就太幸运了。

译贴黄：凡是人对于富贵功名，都希望趁着时机早日建立。近来任用的二三位执政大臣，年龄都已在六十岁以上，有的已经七十岁，正是余年无多的时候。如今有幸遇到陛下，施行尧舜之政，又被提拔居于近辅之位，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果不在此时攀附圣明、早立功名，不知还要等到哪一天？难道肯另外怀有观望之心，阿谀徇私于他人，自取皇上的疑心，招来危难和耻辱吗？按常情本来就没有这个道理，何况陛下是以公议所推重来选择这些人的呢！其中有的人或许不敢使进用过于迅速，责备别人不敢过于严厉，只是认为事情应当逐步推进，不可把黑白分得过于鲜明，却恐怕这样会煽动形成朋党，损害陛下平和的政务。万一因此引起离间之言，误使陛下不能明察，又防〔疑为“更”〕宣谕此事。譬如一家人中，长辈所恼怒的人，晚辈岂可轻易替他宽解？臣愚昧，认为不是这样。君主的器量，应当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众人想要进退某些人，君主便顺从众人的意见去做，这就是所谓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不显露喜怒好恶的痕迹，不让奸人窥测到自己的意旨，另生谗言离间来迷惑圣明，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商代覆亡的鉴戒并不遥远，惟愿陛下加以考察。唐代魏征曾被人在唐太宗面前诬毁为结党偏袒亲戚，太宗便让温彦博责备魏征，说他不避外在嫌疑、应当远离嫌疑。魏征谢罪说：“臣听说君臣同心一体，难道还要把至公之事置于外在嫌疑之中吗？如果上下共同沿着这条道路行事，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就很难说了。”太宗惊悟地说：“我明白了！”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不应再过分计较外在嫌疑。这是陛下熟知的道理，臣冒昧引用来陈说。【元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上奏哲宗，论说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之职。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自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慈仁宽大，对辅弼大臣中的忠臣和奸邪加以辨别，每每给予优厚礼遇，所以能够使上下安乐，人心悦服。这次韩维一定是在进见答对时言语失当，触犯了皇上的威严。然而韩维昨天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如果说他性情刚强、好胜，这一点或许有；但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奸邪事迹。如果说弹劾臣僚应当有章奏制度，那么自古以来大臣当面密奏，也未曾必须写成章疏。近来批语中所责备的罪名，恐怕还不足以向四方公布。况且韩维素来享有士人声望，长期因直言而被废置，陛下刚开始政治清明，正要收用他，却忽然严厉责备，罪状又没有说明，臣担心一定是与他有仇怨的人散布流言中伤，来迷惑圣听。何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从未有过这样被降黜的事，恐怕中外听闻后无不惊骇。从此人心就不敢安定。臣又私下思量，皇帝陛下年纪正富，正依赖太皇太后陛下以仁厚之道训导您，调和喜怒，以恢复仁宗皇帝的政道。如果大臣仓促之间获罪，那么小臣凭什么自保？臣蒙受陛下恩典，与常人不同，心中想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国家处于不倾覆之地，以报答陛下。因此这次即使正当雷霆之怒，臣也不敢爱惜自身，使陛下陷于有过失的境地。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虑。那道批降的指挥，现在只在臣这里收存掌管，听候圣意〔原文“防”字疑误〕。【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仆射】吕大防上奏哲宗，论说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之职。臣如今根据吕公著封送、记录下来的一件降付中书省的御批指挥，内容是门下侍郎韩维当面奏说范百禄不应只守本官而分司南京，并称要一面缴还、上奏原先降下的指挥。臣私下详察，韩维一向忠诚正直，士人中的声望很高。陛下刚开始亲政时，就把韩维从沉滞之中提拔出来，委以执政大权，贤士大夫无不称颂陛下的盛德，并为此互相庆贺。如今忽然因为上奏办事失误，立即加以谴责，恐怕不是用来向四方树立风范、开诚接纳众多正直之士的办法。吕公著没有让臣知道，单独上奏论列，必定已经竭尽至诚，有助于圣明政治。伏望陛下以天慈详加察看，特别予以采纳。况且韩维所获罪的事情极其细小，只是拙于陈奏，不可以因此加以重责。如果这道命令一经发出，人人都会产生不得自安的想法，这关系到今日政治体制的根本。伏望陛下深思熟察，稍稍平息雷霆之威，使臣子能够保全进退的本分。臣实在有无比恳切的愿望。【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中书侍郎】范纯仁上奏哲宗，论说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臣私下听说，韩维已经有外任的指挥。臣恭敬地看到，韩维公正忠诚、笃实可靠，禀受于天性；议论赏罚时依据道理直言进取，尽心为国，不避嫌疑和诽谤。陛下任用他为执政，可以说是辅佐君主的贤良大臣。伏惟陛下宽仁大度，委任群臣，进退辅弼，都出于至公。如今没有听说韩维另有重大过错，却不等他上封章陈请，便仓促使他离去，其中一定有奸人暗中进谗诬告，向上误导圣听，导致陛下任用贤人不能始终如一，使大臣失去进退的节度，实在恐怕正直之士会失望，也有损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僚的陈说，追还并搁置先前的命令，以成就帝尧舍己从人的心意，继承商汤有错即改、毫不吝惜的美德。臣蒙受的恩典特别深厚，难以默不作声。伏望圣慈深加采察，天下幸甚。臣与韩维也有姻亲关系，既然想要上助圣明教化，便难以为了避嫌而自求安稳。再乞圣慈遍询问文彦博、吕公著以下的各位大臣，那么韩维是正是邪就会清楚。韩维如果果真是正人，即使有些小过失，也全仰望陛下为他主持公道。如果因为小过失就弃置他，这是使奸人得计，恐怕不是天下的福分。臣听说诽谤韩维的人，多说他引用亲戚。请陛下把超过韩维任用范围的亲戚逐一拿来询问三省，原来是谁首先提出，是否因为韩维，自然就会使有没有徇私的事实清楚明白，也可以不误解陛下至公惩戒的本意。【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王存上奏哲宗，论说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之职。

译臣昨日到崇政殿上寿，听到朝班中议论纷纷，说韩维被罢免而出知外州，询问此事，大家都不知道原因。臣虽然还没有弄清确切情由，但众人听闻后都惊骇。如果等到敕黄经过省部以后再来论列，那也只是徒然纷纷，对补救政务没有帮助，因此臣怎敢顾惜冒犯死罪的惩罚，竭尽诚意陈说，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臣恭敬地看到，韩维秉性端正明亮，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在熙宁、元丰年间，因为议论政事与朝廷不合，长期被斥退任外职。陛下亲临大政后，首先把他提拔出来，置于经筵，随后参与执掌政务，天下公论都认为朝廷得到人才。看韩维言辞慷慨，他自己也说年老时受到知遇，君臣之道相合，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所以每每激励自己，想着有所补益、报答君恩，以至于刑名这样的小事，也一件件尽心办理，在议论之间常常有许多触犯忤逆之处。有人说韩维固执拘泥，而韩维正以此自我担当；推究他的用心，本来是想报效国家。如今忽然任命他出任外郡，众论汹汹，都不知道他获罪的原因。如果韩维有阴险隐秘的奸恶，只有圣心知道，并且被人指摘，也应当向中外明白公布，使大家毫无疑惑。如果说是举措失当，那么朝廷各方面都有责任，三省又是共同商量的，难道能容许韩维一人专断吗？如今只给韩维加罪，其他人难道可以幸免吗？总的说来，赏罚贵在明白，大臣的进退关系到君子和小人的消长。自元祐以来，罢黜执政大臣，也没有见过像这样突然的，所以中外都惊骇而疑惑。臣自从受命任丞辖之职那天起，承受陛下的恩德意旨；如今得到进用，是太皇太后亲自选定的，并不是依靠左右近臣援引，本应尽心报国。臣仰面接受圣训，日夜警惕自励，想着报答万分之一。如今看到中外疑惑惊骇的事情，却隐默不言，便辜负了陛下的知遇和奖拔，臣还有什么脸面处在这里？伏乞陛下稍留圣虑。如果韩维没有其他明显过错，伏乞陛下以圣明器度包容他，特意搁置这次的指挥。何况韩维曾经因为年老请求外任，将来如果陛下赐予允许，那么君臣之间的恩义就都能保全。【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右丞】上奏哲宗，论说韩维不应罢免门下侍郎之职〔这是第二道奏状〕。曾肇 臣前日冒昧违背诏命，妄自陈述见解，退下后反省自己僭越冒犯，恭敬地等待刑罚。不料陛下赦免了臣的狂妄愚昧，特意赐下诏札，委婉曲折地教诲劝谕臣，如同父亲训诫儿子。臣难道不知道听从命令、顺从圣意才是合乎道理，违背命令、忤逆圣意便是有罪吗？然而臣家一门世代承受国家恩典，陛下又提拔臣充任近侍，保全臣、养育臣，恩德深厚。臣如果贪图奉承命令，怀着没有完全说出的心意，导致天下议论说陛下亲自裁决万机三年以来，辨别忠邪、赏罚功罪无不恰当，唯独在这件事上有错误举动的拖累，那么臣辜负国家，罪过怎能逃脱？臣报答君主的道义又在哪里？这就是臣不顾万死的责任，倾吐肺腑，盼望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的原因。臣前次上奏请求让韩维指出范百禄所作所为的不正之处，并不是想让韩维和范百禄争论谁是谁非，只是想考核韩维究竟欺骗君主还是没有欺骗君主。如果韩维所陈说的都切中范百禄的弊病，那么韩维作为执政大臣，敢于为朝廷分辨邪正是非，确实符合大臣的体统。即使没有完备的案牍，只是出于口头奏报，难道就可以说是欺骗吗？如果韩维所陈说的都不合事实，那么他欺君罔上，事情和道理都清楚明白，公开依法正其典刑，人心自然会服。执政大臣参与讨论国家政事，对于评论人物的是非，不必一一写成文字，只要看所说的是否恰当，推行以后人心是否服从罢了。难道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就说他是在欺骗吗？只是百官有司有所陈述，必须具备劄子、奏状来自己申达；不像执政大臣早晚进见，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古人坐而论道，因此称为三公，难道把准备案牍当作他们的职责吗？如今陛下责备韩维只是口头奏报，于是就认为他有欺君的意图，臣恐怕命令下达之日，人心会迷惑，以为陛下凭借似是而非的罪名驱逐大臣，恐怕对于陛下的盛德不能说没有损害。执政大臣从此以韩维为戒，就不敢开口议论，不敢评论人物是非；君臣上下反而更加计较外在嫌疑，恐怕这不是陛下推心置腹对待大臣的道义，也不是大臣充分施展才能来侍奉陛下的原则。执政大臣，是天子以礼相待、尊重体貌的人，是与君主共同承担国家安危、治理乱局的人。古人说，君主的尊贵如同堂，群臣如同台阶；台阶的边缘远离地面，殿堂才显得高。又说二千石这样的官职尊贵重要而难以轻易危害他，才可以使下面的人服从；二千石不过是一郡太守，尚且不可轻易罢免，何况陛下身边执政的大臣，具有堂陛之势的人呢？臣承受陛下厚恩，享用朝廷优厚俸禄，难道会偏袒一个韩维而辜负陛下吗？然而臣这样恳切不止，是因为替朝廷爱惜进退大臣的体制罢了。伏望陛下察知臣的心意，澄清精神，深思熟虑。如果蒙受采纳，请依照前次奏章施行。所有诰辞，臣不敢撰写。【元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七。《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八。宋代赵汝愚编。百官门。宰执下。范祖禹上奏哲宗，论说吕大防、刘挚。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罢免范纯仁，只任用一位宰相。古代三公的官位不一定全部设置，是因为能够充任这个职位的人并不容易得到。陛下如此慎重珍惜，正是古代圣帝明王的用意。然而臣私下担心，从此天下的事务免不了更加劳烦圣心，太平的日期也难以期待。为什么这样说？臣看如今的大臣，没有人能够像司马光、吕公著那样担当陛下的委任、承受陛下的倚重而不使陛下疑虑。吕大防在任执政以前，声望比不上范纯仁；自从居于大位，范纯仁顿时失去人望。因此吕大防相比之下过失稍少，但他为人粗疏果断，喜欢树立高峻的姿态，待人简慢，士大夫多不亲近依附。六曹尚书、侍郎以及两省侍从，都是朝廷共同治理国家所依靠的人。天子所依靠的是大臣，大臣所依靠的是贤士大夫和百官。从前司马光做宰相，想了解选官之事，就询问吏部；想了解财利，就询问户部。凡事都同众人讲求，方便的保留，不方便的去掉，这就是天下受到他恩惠的原因。近些年以来，没有听说宰相召见一人询问本职事务，也没有听说召见一位贤士大夫询问政事得失、百姓疾苦。那些从外地来的监司、知州，也没有听说宰相召见一人询问州郡的利害。文书由属吏手中完成，官署中的人不敢争辩，民情不能上下沟通，上下互相蒙蔽，只听说专门任用吏人而已。如果有差错，造成的危害必定很大。臣希望陛下时常发布圣意，来警戒整饬辅佐大臣，不要让吕大防得以专擅朝廷权力，也不要让臣下能够乘机窥测圣意。陛下深居帷幄，皇帝尚未亲自处理全部政务，尤其不可使宰相权力过重，应当防止这种趋势逐渐形成。刘挚本来以耿直敢言著称，是陛下亲自提拔的人；自从任中书之职以来，很多人说他有窥伺宰相职位的心思，与同列议论时常泄露自己的话，又同言事官内外呼应。范纯仁喜欢任用亲戚，刘挚不和他争论，却把他的话泄露给言事官，让言事官攻击他。吕公著曾对臣说：“刘挚如果进德修业，何愁不能做宰相？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刘挚的这种心思，同列之中也有许多人察觉。宰相这个职位，是不得已才担任的，应当把它看作忧患。如果抱着这种心思取得宰相职位，必定不会有好的政绩。这样一来，朝廷还能依靠什么？天下还能期待什么呢？况且辨识人物，刘挚又比不上范纯仁。范纯仁向上受吕大防制约，向下又多次被刘挚中伤，软弱而不能自立，以至于被罢免。陛下从天下人中精选人才，从千万人中得到这几个人尚且如此，臣由此知道人才实在难得。从前神宗认为陈升之有才智，任用他为宰相后，曾询问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说：“陈升之的才智确实如圣旨所说，只是恐怕他遇到重大节义关头不能坚持、意志不可动摇。过去汉高祖议论宰相人选，认为陈平的才智绰绰有余，但难以独自任用。真宗任用王钦若、丁谓时，也用马知节从旁参助。凡是有才智的人，必定要有忠诚正直的人在旁边制约他，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如今陛下专任吕大防，而刘挚又有想做宰相的心思，必定会同吕大防协同，这不是能够彼此参制的人。近来任用的左右丞两人，也都一向声望不高，风节没有树立。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执政大臣，只有韩缜任相不合乎公论，其余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其中虽不全都德行完备，也都有值得称道之处。近来任用的这两个人，与前后任命的官员很不相同。依臣看来，从今以后朝廷的议论必定不会有异议，朝廷政事将全由吕大防一人决定，刘挚也没有谁敢违背他们。这样一来，公正之道从哪里树立，臣下的权势怎么能不盛大？恐怕这不是国家长远的计策。这正是臣深为忧虑的事。只是希望陛下稍稍亲自掌握权柄，不要让威权和施恩刑罚的权力逐渐转移到臣下手中。臣不敢离间君臣关系，陛下把谏官作为耳目；如果臣有所听闻和见到，却不报告陛下，就是上负陛下的任用。” 如果朝廷政事从此一天天好起来，哪里只是吕大防获得贤相的名声，实在也是国家和百姓的福分。万一事情如臣所忧虑的那样，难道可以不让陛下预先知道吗？臣对忧国忧民的恳切心情实在难以自已。”贴黄又说：“蔡确的罪恶刚传到朝廷时，大臣们都不以为意。等到谏官上奏论列，陛下已经发怒，然后吕大防才奉行陛下的旨意。范纯仁和王存却固守原来的意见，发表不同的议论，这就是他们与吕大防意见不合的原因。大臣如果乘着君主的喜怒来树立自己的声势威权，众人就都会畏惧他。君主只看见他顺从自己，却没有察觉权力已经转移到臣下手中。古代的强臣都是这样形成的，惟愿陛下深慎自己的喜怒，不要让臣下有机可乘，借此作威作福。【元祐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述执政事务，请求简化政务，使执政大臣得以留心于长远事业。刘安世 臣听说，不达到极度简约，就不足以应付天下极其繁多的事务；不达到极度宁静，就不足以制御天下极其剧烈的变动。所以荀卿说过：“讨论并任用一位宰相，让他统率百官，这是君主的职责。”又说：“宰相负责论列百官长官，听取和掌握百事的要领，年终奉上政绩来向君主复命。”由此推论，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再选择属官，按次序选拔任用，不能徒然受任而不负其责。因此，所任职位越尊贵，选择就越应简慎；选择越简慎，所得人才就越精良。这就是尧、舜以及三代的君主垂衣拱手、不烦劳于具体政务和诏令，而天下安宁太平的原因，他们采用的正是这个办法。秦汉以来，官员失去了各自的职守，居宰相之位的人，有的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在于统率各部门长官，有的不能专一守职，这种因循积弊一直延续到今天，流弊日益累积。臣请求为陛下详细说明。从前魏晋以后，选取任用各级官员大多由选部负责，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官员的品秩和名额，多由他启奏授予。宋代任蔡廓为吏部尚书，黄门、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可由他自行任用，蔡廓还认为这是轻视自己，于是没有赴任。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宰相商议、奏请皇帝批准后任命，再用制敕发布；六品以下官员则由吏部考核人才、授予职务，然后上奏说明，皇帝只下诏加以勾画备案，并不表示可否，这叫作“防授”。

译开元年间，吏部设置了按照资历资格授官的限制；当时起居郎、起居舍人、遗补以及御史等官员，仍然都列在吏部选曹之中。后来宠臣专擅朝政，旧有典制失去秩序，所以陆贽抗疏论说：舍弃众人共同议论而看重个人权力，废弃公正推行政事而实行私人的恩惠，这就会使朝廷内外各级官员，如果不出于当时宰相的意旨，便没有人能够得到任用。这是唐代的弊端，不可不加以革除。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中书门下堂除差遣官员，往往取用吏部的空缺，不问职事的轻重和才品的优劣，竟然替人选择官职，实在大失体统。例如承议郎王绩由堂除任管干左厢公事，承奉郎刘秩由堂差权河南知录。像这一类官员，品级十分低下，吏部通过选差本来并不缺少可以任用的人，何必烦劳朝廷宰执逐一挑选？臣恐怕三省的事务会日益纷杂，执政大臣沉溺于琐细事务之中，那么关系朝廷安危的长远大计、礼乐教化的大本，以及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归向正道的事业，他们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呢？这样难道符合陛下谋求任用老成之臣、委任辅弼大臣的本意吗？伏望圣慈明令三省另行议定并建立法令：今后任命两制、台省官员，寺监长贰以上官员，以及各路监司、边郡守臣之类关系较为重要的官员，仍依旧由中书门下堂除；其余一律归吏部办理。这样所贵在于执政事务简约，得以留心长远事业，而选部也不至于失职。【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述宰相依礼退职者仍然可以重新任用。梁焘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厚待大臣，恩礼已经到了极点，不忍听到他们的过恶，不愿轻易夺去他们的职位，使他们损伤进退的名声。因此对他们委婉包容、曲意掩护，实在是天地般的恩赐。作为大臣，应当怎样才能报答陛下深厚的仁德呢？祖宗朝时，宰相大多任职二三年便依礼退去；如今的宰相，大多任职二三年便因罪退去。依礼退去的人，看重的是义，即使有功也必定退职；因罪退去的人，看重的是利，不是有罪便不会退去。依礼退去的人还可以重新任用；因罪退去的人则不能再回来。这是因为祖宗朝的大臣都把名节看得很重，每一举一动必定顾全大体，必定符合众望，不敢只顾宠禄而自求安逸，也不敢倚仗权势来增强自己；他们每天都把获罪当作忧患，把妨碍贤才当作恐惧，所以大多任职二三年就主动请求退位。朝廷对他们加以褒奖，自有相应的恩典等级；其中优异的任为使相，其次的也要破格升迁数级，任为大学士。他们在位时，名望更加尊重，声望更加崇高，受到的恩遇更加深厚。一旦重新任用，朝廷内外的百姓没有不认为合宜的，都会替朝廷感到欣喜。这正是朝廷受到尊重的原因。其中有时也有贪鄙之人，应当退去却不退，贪恋职位俸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清议已经不能容忍他们了。于是他们招来众人的议论，过恶被公开揭露，接着被罢免遣送；往往只要一名谏官或御史加以论奏，他们就已经不能安居其位了。如果台谏官联合起来反复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他终身都不能再被任用。所以依礼退去的大臣多，因罪退去的大臣少。大臣既然已经以身作则，小臣也随之廉洁，士大夫受到感化，都磨炼振作，以节操相互推许，风俗因此纯正美好。近年来，大臣都把偷取俸禄、苟且求安作为打算，渐渐形成风气。即使有很大的过错，也仍然想方设法掩盖，害怕失去职位。一两个人指责他，他不知道请求退去；台谏官共同指责他，他又不肯退，直到议论纷纷、久久不止。皇上不能制止众人的议论，只好最终发出他们的章疏，然后他们才请求退职。圣恩于是准许了他们，公议因此鄙薄他们，私交的朋友却为他们叹息；他们既损害了自己的节操操守，败坏了名誉，又承受了过错，最终还是被疏远断绝关系。朝廷即使因为缺少人才而想重新任用他们，又疑心他们的奸诈用心深不可测，害怕清议不能容纳他们，最终也不敢任用。既然已经因罪退职，就不能再任用，只能任用次一等的人，哪里能有那么多人才可供任用呢？朝廷将要没有人可以任用了！这件事不可不思考。祖宗朝时，辅相人才并不是不多；然而进用的人一定因为贤能，退去的人一定依礼退职，后来还可以重新回来，所以人才总是用之不尽。臣近来曾经进言，请求陛下允许吕大防自行请求罢去宰相之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如果承蒙陛下允许吕大防依礼退去，不仅吕大防能够得到合乎进退之道的结果，而且还能掩盖他的罪状，不让臣下奏言所指摘，不让公议所不容，使他在朝外培养声望。将来再任用他，必定没有人敢于议论。即使有人议论，他也是以无罪之身退去，陛下为他主持公道，也不会损害陛下知人善任的圣明。这样对于吕大防来说，实在是天地般的恩赐，足以称合陛下厚待他的本意。不只是为了使吕大防安稳，也是为了给后来的人作榜样，使他们都想到依礼退位，渐渐像祖宗朝大臣那样更加看重名节，朝廷也会因此尊严起来。伏望圣慈以国家安危为计，以天下治乱为念，把培养大臣的声誉和声望作为用意，把激励士大夫廉洁自守作为办法，保全吕大防今日退去的名声，也保全将来重新任用吕大防的可能；恭敬地谢罪于旱灾猛烈的谴责，消除厌弃和愁怨的气氛，对上敬畏天道，对下顺应民心，对内又不失君臣之间的恩义，一举而得到三方面的好处，岂不是很美好吗？伏惟圣明神武的陛下采纳此言，天下幸甚。【元祐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刘挚、苏辙之事。王岩叟 臣恭敬地看到，右仆射刘挚因为众人的议论而退位，至今已经多日，朝廷内外的议论惶恐疑惑、不得安宁。臣切实认为，刘挚自从陛下开始垂帘听政以来，首先掌管言路，分条陈述政事，排斥奸邪，从不顾忌回避，天下都知道他的忠诚，所以陛下破格提拔任用他。天下人没有不认为这是恰当的，而大奸之人还在朝外，怀着愤怒、积蓄怨恨，想吃他的肉的人不止一两个。如今朝廷清明，天下安定，本来是两宫虚心求治、开诚接纳谏言的成效。然而一时竭力尽忠的臣子中，刘挚是最突出的人，他实在是与陛下一心一体、可以保证始终不改变的人。除非他的罪状已经显著、众人都不能容忍，怎么可以因为一两条偏颇的言词，就轻率地表示要将他远远弃置？臣恐怕这恰好满足群奸的心愿，却失去众正之臣的心，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办法。臣常常忧虑，朝廷之上享受陛下高爵厚禄的人虽然很多，但能与陛下同心协力的人却少。如今在少数同心之人中，又将有一人被退斥。臣反复思量，私下深感忧虑。苏辙一向有当时的声名，元祐以来，排斥邪佞、扶助正直，竭尽力量也做了很多事情。如今如果只因为一次举荐官员失当，便实行罢免驱逐，恐怕在陛下进退大臣的体制上有所不合。何况进言的人另有自己的意图，也不容易测知。

译臣不知道，是长期披肝沥胆侍奉陛下的人可信，还是刚刚踏入言路、尚未得到陛下内心信任的人可信？怎么知道其中没有结党营私、暗中替群奸制造机会的人？陛下为什么不稍缓此事，试着加以考察，将来一定会有所发现和了解。臣所说并非妄言。古人说过：“天子重视大臣，臣下就会竭尽全力；轻率地决定大臣的去留，万事万物就不得安宁。”愿陛下委曲地加以容忍，以保全君臣始终相待的恩遇，也使小人不能借此窥伺陛下。臣受到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的，既然有所见闻，便不忍辜负恩德，只能默默自守。臣本来想等到来日垂帘听政时当面奏陈，以便在应行之时进言；但因斋戒不能入朝求见，只好冒昧触犯天威，进献这番狂妄浅陋的意见，惟愿陛下裁量取舍，臣就万分幸运了。贴黄：臣推测，进言者想要完全堵住众正之臣的嘴，不过是想用朋党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使圣意受到迷惑。然而自古以来，奸人想排斥善良之士，没有不借这种无形的说法来肆意诬陷欺骗的。陛下博览书史，一定能够深加察辨。【元祐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签书枢密院事】上奏哲宗，论述选拔任用股肱之臣，必须在天下人才中作最精细的选择。范纯仁 臣昨天当面奉承陛下的德音，陛下询问到将要任用的人选。臣愚钝，虽然不足以帮助陛下明辨人才的圣明，但不敢不竭尽心力、深思熟虑，以仰承圣上的询问。臣必须再三陈奏，希望能略有补益。因为圣政开始之时，选拔任用股肱之臣，正如舜举用皋陶、商汤举用伊尹，必须是声誉和声望超过众人、才能和德行胜过他人的人，才可以倚靠他办理国事、使群心归服。即使不能远比古人，也必须在天下人才中作最精细的选择，不应夹杂才能平常之士，以免向上辜负圣人的德意。伏望陛下深切留意，稍稍察纳臣的愚见，慎重推求举荐正直人才的方法，以补益安定百姓的教化。【元祐八年上奏，当时任左仆射】上奏哲宗，请求留用范纯仁。张舜民 臣听说，事物的危险没有比缀旈朝露更严重的；原文“缀旈朝露”疑有文字讹误，具体含义难以确定。事情的紧急，也没有超过拯救溺水者和扑灭火灾的。以今天朝廷的形势来说，那两件事还不足以比喻当前的危急。东朝正在殡葬之中，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寻求辅佐的心情，日夜都处在忧劳之中。天下人都侧耳注目，等待观看圣德日益更新的政治。而大臣不得安宁，小人却得到进用。几天以来，早晚都惶恐不安。甚至市井和道路上的人都说，宰相之间争论意见不合，已经出朝退位。这在平日已经足以惊动视听，何况大行太皇太后的灵柩尚未下葬，股肱大臣之间已经显出离心不合。如果不是有小人乘机离间，也未必会发展到这一步。又看到已经过了两天，御殿时没有另外宣召押班指挥使，便说圣意已经有了厚薄之分。范纯仁一定不肯接受浮泛的议论，各种情况不能一一细数。然而臣愚钝地独自想到，大行太皇太后在服药之前召见范纯仁，而陛下却在大殓之后听任他离去。不只是君臣去留的分别如此迅速，也使小人离间的谋划因此得以施行。朝廷治乱的端绪从此分开，而对于陛下初政的圣德也造成深重的牵累。以臣的愚见，以及普通百姓、朝廷中的士人、京城和四方的人们，难道不都替陛下感到惋惜吗？臣曾经观察前代大臣的去留，关系非常重大。近来刘挚、苏辙离开朝廷，竟如同丢弃草芥。朝廷内外的人不知道其中缘由，有见识的人惊叹、震骇而疑惑，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如今范纯仁又离去，怎么知道留下的人能够自行安处呢？一年之内两次更换宰相，两年之内三次更换宰相，并不是朝廷的美事。以后即使有皋陶、后稷、契这样的贤臣，谁还肯尽心竭诚地侍奉陛下呢？上面大臣会自己疑惧，下面小人会乘机而入，朝廷的形势不说也可知道。依臣愚见，不如暂且留下范纯仁，并请求陛下亲自告诫两位宰相，使他们协力办理政务，不要听信离间之言。这样对内足以破坏小人的谋划，对外则可以满足四方的期望，使天下人都说：“范纯仁想离去，陛下能够留住他；小人有所谋划，陛下能够挫败它。”只有君主能够知遇臣下，只有圣明睿智才能成就圣德，难道不是美事吗？臣的职务不在言路，本人也不是近臣，只是怀着区区诚意，看见危急的苗头正在萌发，看见结党之说正在煽动，又痛惜东朝所托付的大臣离去，忧虑陛下孤立无援。臣想到这些，擦着眼泪，越过职分而失言，实在迫切到了极点。贴黄：臣在元祐二年曾以御史的身份充数入殿，亲耳听到大行太皇太后宣谕：“只是因为官家年防；原文“年防”疑有文字讹误，具体含义难以确定。臣僚们都应当尽心奉公，不要让微小的朋党产生。”如今圣训仍在耳边，太皇太后仙逝还不久，朋党却已经形成，追忆诵念她的德音，臣实在悲痛欲绝。【元祐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左司员外郎】上奏钦宗，请求恢复李纲原来的职务。陈东等 臣等听说，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斥退邪恶而不犹豫，这是社稷之主；奋勇而不顾自身安危，以死生来承担责任，这是社稷之臣；嫉妒贤能、妨碍功业、损害人才，这是社稷之贼。陛下聪明英睿，独具明智而旁察一切，贤与邪分明可辨，天下人拥戴陛下，认为陛下是社稷之主。在朝廷任职的臣子中，奋勇不顾自身，以一身承担天下重任的，李纲就是这样的人，正是所谓社稷之臣。那些庸碌乖谬、没有才能，嫉妒贤能，动辄为自身谋划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正是所谓社稷之贼。陛下果断而不疑，把李纲安排在九卿之中，不过一两天，就任命他为执政大臣，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知道陛下能够任用贤能；斥退白时中而不再任用，知道陛下能够除去邪恶。可是李纲虽已任用却没有得到专一的委任，白时中虽被斥退却没有真正离去，又重新任用李邦彦为宰相，再任用张邦昌为宰相，其余诸人又都得到提拔任用，为什么陛下任用贤能仍然不能不三心二意，斥退邪恶仍然不能不疑虑呢？如今又听说李纲被重新罢免职事，臣等惊骇疑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李纲从一般官员起用，独自承担重大事务，李邦彦等人把他视如仇敌，害怕他建立功业；于是借李纲用兵稍有不利的机会，乘隙钻空，把罪责归到李纲身上。

译然而一胜一负，是用兵者常有的情势；小胜固然不值得欣喜，小挫也不值得因此受辱。何况示怯示强、奇谋秘计，哪里能仅凭这些就贸然动摇任职办事的大臣呢？臣等私下听说，邦彦、时中等人一味劝陛下巡幸别处，见形势紧急，便各自请求把亲属调任外地，遣送家属远去。难道身为大臣，竟不能以全家性命担当社稷的危难吗？他们的心意，不过是想在仓促危急之际各自保全妻子儿女罢了。几位大臣一人倡议，百官有司群起附和，于是使京城百姓喧闹骚动，不能安居。若不是李纲为陛下进言，那么皇帝车驾一旦流离播越，在外的宗庙社稷已经成为废墟，百姓也已遭受屠戮，陛下将背负抛弃宗庙社稷的名声。幸赖陛下圣明而不受迷惑，特意听从李纲的请求，中外听闻此事，即使愚夫愚妇也无不举手加额，仰头赞叹圣德盛大；李纲的功劳，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因此邦彦等人对他诬陷、诽谤、嫉妒、怨恨，无所不用其极。臣等恭敬地看到，邦彦等人享有高爵厚禄已经很久，却坐视天下弊病，从未肯发一言来谋求补报国恩。至于王黼、童贯、蔡攸共同发动北伐，只有郑居中极力争辩，认为不可轻举妄动；王安中却极力赞成这次军事行动，邦彦等人也从未略加反对，实际上暗中帮助王黼，才酿成今日的祸患。如今的祸患，使陛下刚刚登上皇位，便立即有了变乱的忧虑。邦彦等人不引咎归罪于己，请求贬谪放逐，反而还傲慢地盘踞职位，嫉妒贤能。陛下如果听信他们的话，斥退李纲而不用，那么宗庙社稷的存亡就难以预料了。况且敌人既已议和之后，尚且敢于放纵军队大肆抢掠，屠杀我国京畿地区；他们桀骜不驯，形势紧急时便铤而走险，形势稍缓时又肆意作乱。听说陛下任用李纲，敌人自知灭亡的日子不远，请求议和的意愿必定更加迫切；而邦彦等人却借此为口实，阻挠已经形成的谋划。李纲被罢职的命令一传出，士大夫都大惊失色，军民骚动，甚至流泪相互吊慰，都说不用多久就要被敌人擒获了。这样看来，陛下罢免李纲，不仅落入邦彦等人的计谋，也落入敌人的计谋。听说邦彦等人还坚持先前的主张，必定要割让土地给敌人，却不知道祖宗的土地取得极其艰难，何况河北确实是朝廷的根本，而三关、四镇又是河北的根本。若抛弃三关四镇，就是抛弃河北；若抛弃河北，朝廷还能够把都城迁回大梁吗？自真宗、仁宗两朝以来，北方敌人一直有割地的请求，朝廷宁可屈己增添岁币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至于土地却一寸也不肯给他们。如今陛下刚刚亲政，邦彦等人便想抛弃祖宗的疆土，却不知道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以北十多个郡之后，邦彦等人能使金人不再背叛盟约吗？李纲孤立无援，天下人都知道他可以重用，臣等请为陛下说一两件事。近来京师发生大水，从宰相大臣以下直到百官，都争着占用船只，有的还编结木筏来设法避水，只有李纲慷慨激昂地替皇上进言。后来他被奸臣诬陷驱逐，多年得不到任用。前些日子边境战报刚传到，宰相的亲属全都出了京城，只有李纲的妻子儿女从未迁徙。陛下正深受北方忧患之苦，身边却没有一人为陛下请求出征，唯独李纲奋然挺身而出，愿意以自身承担此事。李纲的用心，由此可见。陛下怎么忍心听信朋党奸邪的计谋，而斥退正直贤士呢？如果因为李纲用兵稍有挫折就应当罢免，那么童贯首先挑起边境争端，酿成今日的祸患，近来又带领数十万军队进行云中之战，军队防守作战，连一匹马、一辆战车都没有回来，朝廷却从未议论童贯的罪过，为什么李纲稍有挫折便要加罪于他呢？一进一退，对于李纲来说是轻事，对于朝廷来说却是极其重大的事情。今日宗庙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之间。希望陛下立即收回先前的命令，恢复李纲原来的职务，以安定中外人心，把边境以外的军政事务交给种师道处理。陛下如果认为臣等的话还不足以取信，不妨登楼呼唤年高德劭的老人问一问，再呼唤军民问一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再呼唤行路之人、商人旅客问一问，试着询问在职的有德君子，让他们各自说出意见，必定都会说：李纲可以任用，而邦彦等人应当斥退。任用和罢黜之际，陛下不可不审慎。【靖康元年二月，东为太学生上此疏】上奏钦宗，请求慎重选择宰相　雷观 臣在还是诸生的时候，权臣竭力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臣的父兄师友听到有人援引古事议论政事，稍有激昂，便一定严加告诫、极力制止，认为不要多说话以招来灾祸。后来臣进入太学九年，完全知道权臣果然能够以自身堵塞言路，任意施行奸恶；台谏官员只是充数求进，听不到一句进言，使祖宗的纲纪、法度几乎荡然无存，天下百姓全都不能安居。以至于敌人入侵国内，战争连续、祸患不断，造成今日的危局，都是言路不通、上下蒙蔽的过失。臣的友人高防说得好：“天下的利害，应当让天下人共同议论。天下人都能够把关于利害的意见全部上达，那么掌管进言的人即使想闭口不言以求容身，也不可能了；言官能够充分履行职责，那么执政大臣即使想擅权作奸，也不可能了。”陛下刚即位，便下诏征求意见，诏书下发一个多月，上封事的人不下千人；然而没有听说某人所说的某件事确实有利，因而得到施行，也没有听说某人所说的某件事确实有害，因而被停止。这难道是征求意见的诏书徒具文书形式吗？还是进献意见的人都琐屑庸劣，不值得采纳呢？莫非把这些意见交给有司，而办事的人仍沿袭从前的弊病，加以阻挠压制而不实行呢？这使进献意见的人不能没有疑虑。当今最急迫的事情，不过一句话，就是讨论宰相人选。国家自崇宁以来，宰相任非其人，官职按同类关系升迁，私下亲近的人被授官，品德恶劣的人被封爵，贤能之士反而遭到斥逐、不予任用，被指为奸党。他们将要作乱，并不是到了今天才看得出来，早在崇宁初年就已经显露端倪了。即使想整肃刑法、明确罪名，以严惩误国之罪，也确实来不及了，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如果不防止他们成为作乱的阶梯，就没有人知道平定祸乱的方法。臣为陛下大略指出从前宰相最重大的奸术：假借“绍述”二字来推行自己的作为，假借“国是”二字来主张自己的好恶，假借“享上”二字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把直言进谏的人斥为狂妄，把正当的议论当作邪说加以禁止，把善于阿谀逢迎的人说成纯正而加以任用。奸术一经施行，便无所顾忌，败坏法度，扰乱纲纪，没有什么不做，数也数不完，致使强敌威胁社稷，使陛下受到莫大的屈辱，都是从前宰相任非其人的缘故。陛下即位以来，从施政作为中可以看出，慨然有求得治理的心愿；但论定宰相人选的职责也还没有履行得恰当，这就是臣认为当今急务所在的原因。

译白时中年老昏庸、没有用处，他被罢去宰相之职那天，公议都称快，人人认为陛下一定能够选择贤能者为相。可是陛下却只不过依次升迁李邦彦、张邦昌罢了，士大夫都说这两人也是从前任宰相时表现无能的人。考察他们的权术，不过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恩宠而已。至于从前任宰相时的无能，姑且放置不论；只说自陛下即位以来，一两件重大事情中，他们曾有过慷慨激昂的一句话吗？敌人所说的就听从，敌人所想要的就给他，没有听说他们有一句忠义之言，奋然折服敌人的心，这样凭什么威服、安抚四方夷狄，使他们畏惧服从呢？十几个大奸臣蛀空国家、残害百姓，挑起战争、招来盗贼，天下人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还不能解恨，而这两人起初却不敢对他们说一句话。后来因舆论压力，稍稍实行罢黜，难道就能不畏惧强横权贵、退斥不肖之人吗？陛下知道征求意见、听从谏言，却不知道讨论宰相人选有先后缓急的次序吗？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邦彦、邦昌从前在政府任职时，也曾说燕云地区不可图谋、童贯不可再次派遣，如今果然如他们所说，按道理应当任用他们为相。”臣认为不是这样。两人在政府任职时，如果果真知道这些事情如此，就应当极力陈述不可行的情状；如果意见不被听从，就应当以死相继；即使不能死，也应当辞职离去。然而他们最终只是拿着俸禄而不争辩，不过是害怕童贯带来的祸患罢了。今日的祸患，都是从前身居高位、享受俸禄者的过错，难道可以不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吗？东汉的陈龟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就选取士人担任宰相；四方夷狄没有防备，就让守边士卒担任将领。”现在是什么时候，竟还依次升迁贵臣吗？自祖宗以来，宰相大多因言官的论列而决定，直截了当地指出某人可以任相、某人不可以任相，无非是天下的公议，这是我宋最盛大的典章制度。崇宁以来，台谏一旦蒙受压制，当时的宰相又防止、阻碍人才升擢，大多心怀私恩，再没有直言的人了，这一点也不可不察。今日选择宰相，不如陛下诚心广泛求取，虚心任用，不要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人。【观为太学生，靖康元年二月上，不久蒙恩赐进士出身，授馆职】上奏钦宗，论说占卜天下安危在于任用宰相得当与否。许翰 臣曾学习《易经》，考察否、泰二卦的象意，便知道君子和小人从来不会在天下完全相互排除。即使尧、舜在上古，世间也必定有小人；即使桀、纣在上古，世间也必定有君子。他们之所以使天下交替出现治乱，反差如此之大，是因为尧、舜安置君子小人得当，而桀、纣安置失当。所以安置得当，君子小人都得到福祉，因此都称为“泰”；安置失当，君子小人都陷于祸患，因此都称为“否”。所谓得当与失当，关键只在内外位置的安排。泰卦是内有君子、外有小人，卦象表现为内健而外顺；否卦是内有小人、外有君子，卦象表现为内柔而外刚。刚是君子的德性，柔是小人的德性。假使君子在内主持政事，那么内在刚健就可以制御天下；假使小人在外听命服从，那么外在柔顺，天下也会顺从。什么叫内外？《传》说：“暌卦表示外，家人卦表示内。”否、泰正好相反。因此人君必定要同小人疏远，而把君子视为家人，因为两者本来就是相反的。虽然如此，人君凭一人的聪明，想完全认识天下的君子，亲近他们并使他们成为家人；又想完全察知天下的小人，疏远他们，使他们远离自己，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仍然很难做到。然而要谋求使事情变得容易，也一定有关键所在。舜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于是不仁之人便远离；汤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伊尹，于是不仁之人便远离。所以《易经》说：“君子得到解脱，小人退避。”从前君子小人的上下位置颠倒，内外安排倒置，奸诈蒙蔽之人充斥朝廷，臣不容易仓促评论；但仍私下感到奇怪的是，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之间还没有出现泰卦的景象。因此臣请求先谈这件事。近来像王孝迪那样昏庸的人，已经玷污翰苑，却又被提升为中书官；蔡懋顽固无能，已经使枢密府遭到败坏，却还升任右丞。四方听闻此事，都失望惆怅。如今这些人已经是陛下醒悟后罢免的了。现在又在朝廷任用张邦昌为宰相，这就是古代所排斥的人，今天却被安置在朝廷内部。类似的灾祸，哪里还说得尽呢？臣切实认为，陛下开创政局之初，任用宰相不可不谨慎。譬如种植树木，起初得到良木而栽种，良木便会繁衍，后来可用的材料将取之不尽；起初得到恶木而栽种，恶木便会日益滋长，最终将达到再也没有可取材料的地步。况且君臣本是一体，彼此相待才能成事，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只有君主而没有宰相，却能成就大业的。所以陛下想成为汉文帝那样的君主，就必须有陈平、周勃这样的宰相；想成为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就必须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宰相；想成为尧舜和三代那样的君主，就必须有尧舜三代那样的辅佐之臣，然后才能使纷乱没有不能解决的，使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将来天下的安危，首先要看开端；要考察安危，就看任用宰相的得失。因此希望陛下认真考察并谨慎对待。先王认识人的方法，关键在于公开听取、综合观察，把左右近臣的话拿去向诸大夫验证，把诸大夫的话拿去向国人验证，再把国人的话拿实际可见的事迹去验证，明确知道他贤能之后才任用他。这是孟子任用人才的方法，也是《易经》所说的“泰”道。因此臣冒昧先行陈述这些，作为治国的根本。【靖康元年二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钦宗，论说将领与宰相应当同心协力谋划，余应求。臣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君主承应帝王之运而兴起，必定有同心同德的臣子，以最大公、最正直的态度相互合作，去除私情，依据正道谋划议论；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彼此同心，志趣操守虽然有差异，却不违背共同施政，因此能够辅佐弥补、经营谋划，平定祸乱，安定国家，建立法度，施行政治教化，成就最大的功业，奠定可以长久维持的事业。请举古事来说明：从前唐代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房玄龄每次议论政事，必定说：“不是杜如晦，便没有人能筹划这件事。”等杜如晦到来，最终采用房玄龄的谋划。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两人彼此深知，所以能够同心协力、共同谋划，辅佐皇室。姚崇、宋璟辅佐唐明皇，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事务；宋璟善于守持成法，以维护天下正道。两人的道路虽不相同，却共同归于治理，因此能够辅佐开元时期，使政治达到中兴的盛况。三百年间，辅弼大臣并不少，称得上良相的只有这四人，不只是君臣相遇相合困难，更是因为辅佐之臣同心共谋尤其困难。其次还有武将勋臣，也能以国家为重、尽忠效命，放下私情、忘却怨恨，例如廉颇与蔺相如对于赵国，寇恂与贾复对于汉朝，郭子仪与李光弼对于唐朝，都是这样。

译平时天下太平、没有事情的时候，执政大臣尚且应当这样同心，何况在艰难局势尚未平定的时候呢？武将勋臣尚且能够这样放下私情、忘却怨恨，以国家为重、尽忠效命，何况读书明理的士人，以道义相互许可，以公正忠诚相互期望，以古人的事业相互勉励，本来并没有怨隙和猜疑呢？难道一旦各自占据权势地位，便违背平日的愿望，专门顺从自己的私心，固执地制造异同吗？何况陛下凭借极其盛大的德行，承当中兴的时运；时局闭塞而盼望转为通泰，法度凋敝而盼望改革，百姓困苦而盼望休息，国家危急而盼望安定；夷狄从四面侵扰而战争尚未解除，财赋长期匮乏而用度更加紧急，贤能与不肖混杂而尚未辨明，名位器物授予过滥而尚未清理，纲纪已经松弛而尚未振作，号令屡次更改而尚未取得信任。陛下焦心劳思，废寝忘食，为天下忧劳到如此程度，执政大臣正应当仰体陛下的深意，如同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那样同心协力，以谋求治国功业；一定不要怀有旧日遗憾和私人怨恨，如同廉颇、蔺相如、贾复、寇恂、郭子仪、李光弼所坚持的那样。然而人的议论和志趣操守不可能没有差异，关键应当怀有公心、端正念头，以最大公、最正直的道义相互合作，不把私情放在心中，这就好了。何况人的才性本来各有一定限度，不可能完全相同。陛下现在所重视并任用的，不过一两位大臣；臣看来，他们各自也有短处：吴敏失于怯弱，李纲失于果断，徐处仁失于苛细。失于怯弱，是才力不足；其弊病在于优柔懦弱，从而错失事机。失于果断，是器量不足；其弊病在于办事勇猛锐利，有时举措过当。失于苛细，是见识不足；其弊病在于琐碎烦扰、过分察问，从而失去大体。如果能够各自去掉短处，不任凭私情，不亲近私人所憎恶的人，同心共同谋划：才力不足的，去掉怯弱而能够谋划；器量不足的，去掉果断而更加谨慎畏惧；见识不足的，远离琐碎考虑而致力于把握大体。这样或许可以安定边境，成为中兴的助力。不仅如此，种师道、姚古都是边疆久经战阵的老将，有谋略、有威望，可以倚重任用。当初召种师道入朝时，京城人等候他，如同盼望丰收之年。陛下既已信任种师道，又授予姚平仲兵权。姚平仲失利，并不是种师道的罪过。等姚古到来后，却把他和种师道一并罢免，实在是认为两家世代为仇敌，不可同时任用。臣认为，廉颇、蔺相如、贾复、寇恂都把国家的危急放在前面，把个人仇怨放在后面；郭子仪、李光弼握手流泪，正是今日所需要的情形。陛下为什么不把这个道理晓谕他们，而同时任用二人呢？战争正在兴起，老将的士气却受到挫折，谋略受到阻隔而不被采用，这不是充分发挥人的谋略的做法。希望圣上慈悲，下令把臣这篇奏章给将帅和大臣看，倘若他们都能像臣所说的那样，即使陛下还不能深居宫中高拱而治，也可以稍稍安定了。陛下还应更加留意，通过讨论宰相人选来尊重朝廷，安定中原来抵御远方夷狄。这不仅是诸位大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的幸运。【靖康元年上，当时任监察御史】《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侍从 上奏仁宗，请求让侍从官参与听闻边境事务　余靖 臣私下看到，朝廷每当有契丹派使者到京，元昊派人来朝，大臣商议时，总想严加保密。两制、两省以及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虽然名义上都是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却全都不知道。等到事情已经处置完毕，即使处理不当，也没有办法加以论列。臣想到国家设置侍从官，是为了准备顾问；设置谏诤官，是为了挽救过失。大概是希望谋划没有遗漏，而且《尚书》不是说过吗：“同卿士谋议，同庶人谋议，同卜筮谋议。”凡是重大疑难之事，谋划就要让参与的人多。汉武帝征讨西戎、开置边郡时，侍从官严助、朱买臣等人常常参与同大臣议论，大臣屡屡被他们驳倒。汉史称赞此事，把它作为美谈。如今掌权的大臣秘密议论，外廷不得听闻，一旦考虑有失，便来不及挽救，这是形势上令人忧虑的事情。恭请陛下宣谕大臣：凡是北方敌人、西方戎族的事务，只要关系安危，侍从、谏诤之官都应让他们知道，使他们陈述利害，但不得泄露机密。《传》说：“谋划要参与的人多，防守机密要由一人专任。”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希望陛下裁决。【庆历五年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允许两制、两省官员上章议论政事。何郯 臣私下认为，古代君主处理政务时，因为天下极其广大，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全部了解，所以对内在朝廷听取公卿大夫的谋议，对外在下层采集百工和庶人的意见，使下情没有不能上达的，然后内外相互补益，政事治理因此少有过失。如今国家设置侍从官，从翰林学士到天章阁待制，都是从文学才学极优的人中选拔，作为顾问，公卿之才也大多从这里产生。近来相沿成习，朝廷只把他们当作文翰之臣对待，却不要求他们发表议论；臣下也认为这是职分本该如此，安于因循沉默。天下利害如此重大，承担言责的只有御史台官，不过十多人，却想使陛下的聪明没有遗漏、政事治理没有失误，是不可能的。唐太宗设置十八学士，同他们议论天下事务，所以贞观一代被称为极盛之治，这是侍从之臣辅佐的明显成效。唐明皇时，有集贤学士张说参与谋划国政；唐德宗时，有翰林学士陆贽参与机密军事。直到唐宪宗得到李绛而排斥近幸造成的弊病，唐敬宗因韦处厚而辨明忠邪的区别，都是因为当时君主敞开心怀、用心对待臣下，所以感慨时事的士人得以施展忠节。如今天下多事，政令错失之处不止一端，即使让贤能聪慧的人奔走效力，尚且恐怕不足以挽救弊病。如果仍然把从容安坐、拱手沉默当作高尚，而认为发表议论不是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那么朝廷的政事还可以寄托给谁呢？近来臣恭敬地听说，陛下曾下中诏命群臣议论时事，这确实表现了陛下求治的志向，力图疏通闭塞、消除蒙蔽。然而恐怕天下的利害不是一天之内能够全部分条陈述清楚的，因此请求特意颁下诏令，告谕两制、两省臣僚：从今以后，凡听闻朝廷的缺失、政令的过错、军事机宜的利害，即使不是言官，也都允许上章论列。仍委托中书省设立簿籍，详细记录所上奏章；遇到要擢用臣僚时，便选取其中补益最多的人，列为优先人选。希望亲近侍奉陛下的臣子都知道自己负有责任，务必竭尽心力，以辅助政教。【庆历八年二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论说吕溱等人补任外职　刘敞 臣恭敬地认为，驾驭臣下的方法在于分别邪正。正直之臣应当亲近他们，邪曲之臣应当疏远他们。至于天下人，也都凭此观察朝廷。正直之臣聚集在朝廷，奸雄便收敛屏息，天下太平可以期待；邪曲之臣聚集在朝廷，侥幸求进的人便争相钻营，朝廷倾覆败坏也就可以预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太平已久，贤能之士很多，但其中也混杂着邪正不同的人。有的爱君忧国，公正无私，发愤进言；有的结党营私，背弃公义，培植私党；也有的因循沉默、谨守自身，不能行善，也不敢作恶。陛下临朝三十多年了，凭借至高的圣明资质，观察群臣的作为，当然没有什么能逃脱，也没有什么隐情可隐藏；然而值得告诫谨慎的地方，就在这里。凡是正直之臣，通常难以进用而容易退职；邪曲之臣，通常容易进用而难以退职。为什么这样说？正直之臣只以义理为准，进言往往违逆君主的心意，所以难以进用；所说的话有时不被采用，便不愿自我显露，因事辞去，所以容易退职。邪曲之臣只看重利益，进言迎合君主的欲望，所以容易进用；行为即使邪恶，也不顾礼义；名声即使丑陋，也不知羞耻，只担心失去职位，所以难以退职。这两类臣子，希望陛下反复参照、综合观察，不要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疏远的反而亲近；这样朝廷就会尊荣，社稷也会安定。近来翰林侍读学士吕溱、枢密直学士蔡襄相继出任州郡长官；如今又听说御史中丞孙抃、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贾黯、韩绛都请求补任外职。这六人都有正直的品格，没有邪恶的用心，议论不阿谀，执政办事对当世有益。实在不应答应他们，使四方得以借此窥察朝廷，而奸佞中侥幸求进的强横之徒也会因此竞相而起。这正是分别邪正的一个方面。臣凭孤陋笨拙的资质，忝居侍从，日夜思考，却没有什么能够稍稍补益陛下的聪明，只担心陛下忽视正直之臣容易退职这一点，而忘记左右前后坚持正道的人不应被排斥。臣不胜愚昧，谨把所听闻的情况献上，唯愿陛下采纳取舍。【至和二年六月上，当时任知制诰、同判吏部流内铨】上奏仁宗，论说吕溱等人不应补任外职【这是第二篇奏状】赵抃

译臣恭敬地认为，天子面向南方而居尊位，左右前后必须有正直贤能之士作为羽翼：朝廷有重大的赏罚，可以向他们询问；有重大的过失，可以请他们补益；有重大的急难，可以同他们谋议；有重大的礼法，可以请他们考订辨正。臣私下看到近来所谓正人贤士纷纷引退，朝廷为什么要亲自剪除自己的羽翼？臣没有看出这样能够成就长远事业。忧国之人无不因此寒心。比如吕溱任徐州知州，蔡襄任泉州知州，吴奎被贬后任寿州知州，韩绛任河阳府知府，这些人离去，都是众人共同惋惜的。又听说欧阳修请求任蔡州知州，贾黯请求任荆南府知府；像欧阳修这样的贤能侍从，竟然一个也没有留下。如今他们坚决请求出任州郡，并不是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以杰出而正直的姿态立于朝廷，既不能委曲求全地奉承权贵，又每天担心遭受诽谤中伤，所以都想把吕溱、蔡襄、吴奎、韩绛牵连着排挤出去罢了。如今陛下又答应他们的请求，让他们补任外职，臣担心这不是朝廷的福分。朝廷万一发生紧急事情，陛下到哪里去询问？到哪里去求取补益？到哪里去谋议？到哪里去质证订正？失去的已经太多，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诗经》不是说过：“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说，文王虽然是大圣人，能够居于尊位而安宁，大概正是因为朝廷中有许多贤哲之士才达到的。臣愚昧地恭请陛下以古鉴今，不要让欧阳修等人离开职任，留下他们作为羽翼来辅助自己，那么中外都将非常幸运。【至和二年六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诏令欧阳修、贾黯依旧供职】上奏英宗，请求下诏让侍从官轮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询问。司马光 臣听说，天尊贵、地卑下，是常道；但《周易》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却称为“泰”，大概是说人君放低心态来接纳臣下，人臣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这样上下交流，志意相同。若人君骄傲高亢以自尊，人臣懈怠怠慢而自我疏远，上下的情意便不相通，否塞之道就形成了。因此孔子谈到舜的德行说：“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语，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吧？”臣私下看到，祖宗时期，平日闲居无事，常常召见侍从近臣，同他们从容讲论各种事务。至于文武朝臣、使臣、选人，凡是能够进见的，往往也召到面前亲自询问，曲折详尽，无所不至。之所以这样，一是想使下情上达，没有壅塞蒙蔽；二是想了解人的能与不能、才器适合担任什么。因此官员的黜陟、取舍，都能得当，太平的功业也由此实现。何况陛下在藩邸潜修德行，已经三十多年，一旦登上帝位，便拥有天下。即使圣贤英睿的资质出于天生，但同当代士大夫还没有充分接触，民间的真实情况和欺伪也还没有完全了解。臣认为，应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到资善堂值班，夜间则住在崇文院，以备随时召见。如果有事情请假，就同下一等官员互相调换值宿。其余群臣进见以及上奏政事的人，也希望圣上稍微解除威严拘束，详细加以询问，以开拓扩大圣明，补益重大政务。【嘉祐八年十月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下诏让侍从官轮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询问。司马光 臣先前两次上言，请求下诏让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到资善堂值班，夜间住在崇文院，以备随时召见；如果有事情请假，就同下一等官员互相调换值宿。臣也曾当面承受圣上的恩旨，听说陛下想亲自传达圣意，命政府施行。但这件事从那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实行。臣不避烦扰冒犯圣听，再三进言，是因为认为治国的关键，不过在于审察人才、全面了解下情。审察人才叫作明，全面了解下情叫作聪。明则百官都能称职，聪则万机都能合乎事理。百官称职、万机合理，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贤能与不肖混杂，叫作昏；下情不能上达，叫作蔽。昏则百官废弛失职，蔽则万机错乱违背，这就是祸乱的极点。治理达到极点便安定，祸乱达到极点便危险。所以聪明与昏蔽，是治乱的根本。如今陛下刚开始亲政，振作精神求治，却不把这件事放在首位，想要兴隆祖宗基业、给后代留下福泽，这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因此臣不能不勤恳诚挚地替陛下再三陈述。古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他人。”称颂舜的德行说：“使四方贤士来朝，打开四方的眼界，使四方的耳目通达。”所以能够使各种功业都兴盛，上下都达到治理。直到今天，谈论圣人的人无不把尧、舜二帝列为首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聪明。秦二世采纳赵高的谋划，害怕责备自己任用不当、被大臣看出短处，于是深居宫禁之中，拱手不问政事。汉灵帝受赵忠的话迷惑，认为君主登高台便会使百姓离散，所以不敢登临台榭。北齐后主志向气度柔弱懦怯，不喜欢见朝臣，除了私下亲近的人，从不与人交谈。隋炀帝沉溺于淫逸，常常待在后宫；盗贼遍布天下，他又害怕听到人们的议论，因此上下怨恨反叛，直到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始终不知道。后世谈论无道君主的人，无不把这四位列为首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昏昧衰败。太祖、太宗起于民间，天下艰难，民间的真实情况和欺伪没有不知道的。然而登上帝位之后，延请访问群臣，唯恐来不及，白天不够用，便接着在夜间进行；下至役夫、田妇，也没有不询问考察的，以便穷尽民情，因此能够开创基业、垂下统绪，竭力实现太平。陛下作为帝王子孙，长久生于富贵之中，平素没有同朝士大夫接触，耕织劳作的艰苦也从未亲身见闻。如今正值亲自处理政务的开始，即使孜孜不倦地向下询问，早晚不停地考察民情，仍恐怕不能完全了解，何况深居九重宫禁，除视朝之时外，几乎不见群臣。群臣若不是依照官位和职事按惯例上殿，就没有途径进见。陛下高昂自居而沉默深居，以严肃威重自持，这将使幽远地方的百姓含冤失职之人的情况如何上达呢？疏远卑微的臣子中，那些怀有才干、蕴藏德行的人，又凭什么自我通达呢？国家安危的分界，恐怕就在这里。臣因此不胜愤懑，怀着区区忠心，再次为陛下陈述。恭请陛下察知治国的关键，观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观察秦、汉、齐、隋灭亡的原因，继承祖宗的志向，守成太平的事业，检阅臣先前所上两篇札子中的事项，早日赐予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治平元年六月上】上奏英宗，请求下诏让侍从官轮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询问。司马光

译臣多次上言，请求下诏让侍从之臣每天轮流一人到资善堂值班，夜间住在崇文院，以备随时召见。臣也曾当面承受圣上的恩旨，听说等到秋凉时，陛下将频繁召见。如今已经秋凉，却还没有听说有人曾被召见。臣最初上言时，私下看到陛下欣然采纳，以为很快就会施行；此后拖延日久，圣意渐渐认为此事难办。臣私下猜想，内外臣下中一定有人欺骗迷惑圣听，阻挠使此事难以实行。难道希望陛下常居禁中、不与群臣接触，以堵塞陛下的聪明、巩固权臣宠臣地位的人，能是忠臣所为、能是陛下的福分吗？臣希望陛下深察这种情形，断然出自圣意，使侍从官重新轮值。陛下每天听政的闲暇、宫中无事之时，特意赐予召见，让他们从容讲论古今治国之道和民间真实情况，使他们各自把胸中所有意见全部说出；陛下再加以选择，正确的采纳，错误的舍弃，忠诚的进用，邪曲的贬黜。这样下情就能全部上达，圣德也会日益更新。如果认为资善堂的规矩稍显生疏，那么学士、待制在崇文院轮流值宿，自有旧例。只请求陛下传宣崇文院，今后值宿的人都必须早早到那里，恭敬等候召见。有事情请假的人，必须同下一等官员互相调换值宿。这件事极其不难实行，而所得到的益处非常大，唯愿陛下留意。【治平元年八月上】上奏神宗，请求下诏督促责成侍从官议论朝廷的缺失。范纯仁 臣私下认为，古代三公以下立即设置九卿，都是为了辅佐王朝、协助治理。俸禄优厚的人，理应承担更重的报效；地位高的人，责任理应更加深重，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容许僭越滥用。本朝从两府以下，也设置侍从官；待制、谏议以上的官员以及学士、舍人，都是古代九卿一类的职任。朝廷给予他们的恩礼既然不同，士民仰望他们，他们的地位声望也很高，就应当早晚论议思考，同朝廷共同承担祸福。如今却忘记根本而追逐末节，选择容易的事情而舍弃困难的事情，只把主管判领司局当作自己的职事。说到宠爱名位，他们仅次于四辅；说到补报职责，却同普通官员一样。人情既然都务求因循，朝廷又不加以考核，何况在灾异发生之后，正是陛下日夜忧劳的时候；凡是身居近臣之位的人，正应当竭尽心力。然而其中很有一些人安逸懒散、闭口不言，养望等待升迁，没有爱君忧国的言论，也缺乏尽忠补过的道义。有时政事有得有失，他们只会退朝后在背后议论，身处其位却不感到惭愧，彼此形同胡越；未必人人都只是贪图俸禄，实在是因循习惯已经形成风气，不劳作却想取得收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恭请陛下明白颁下诏旨，督促责成近侍之臣：凡朝廷有缺失，都必须论列奏陈。所上密封奏章，一并交付政府。其中尽心论奏而且言论多合乎事理的人，稍加褒奖升进；那些只拿俸禄而不说话，或者虽说话却没有可取之处的人，酌情予以贬黜责罚。这样就能使群臣如龟灵般显现效验，各项职务得到修治办理，朝廷得到众多士人的帮助，近臣也可以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熙宁二年上，当时任同谏院；有诏令下达施行，诏词详见邹浩奏札】上奏哲宗，请求让侍从官轮流进见应对。孔武仲。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近臣上奏，请求停止侍从官转对，而专门责成他们早晚论议思考，朝廷不久已经施行。臣认为，论议思考是侍从官的职责；但如果不以法度约束，那么责任就没有归属，进言与不进言全凭各人的意愿，论议思考的功效又在哪里呢？从前唐太宗听到直言劝谏就奖赏激励，长久不议论政事就责备轻视；风声所感，群臣自然自我勉励。因此在贞观一代，内外没有壅塞蒙蔽的事情，朝廷没有谄佞媚上的臣子，政治治理的成效远远超过近世。仁宗皇帝曾驾临宣德门，亲自召见群臣；又曾打开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赐他们坐席，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的要领；还曾对辅臣说：“近来上封章议论政事得失的，为什么这样少？难道不是言路壅塞造成的吗？”英宗皇帝曾对范纯仁说：“近来的风俗值得赞美，群臣能够屡次前来议论政事；这样，君主每天都会有所增益。”仁宗、英宗如此急切地求取臣下意见，所以至和、嘉祐、治平年间的政绩，直到今天仍受到称颂。昨天陛下亲临经筵，允许讲读官进见应对；凡参与讲读的不过五六人，陛下听到他们规劝告诫的话已经很多了，何况侍从官不止五六人，其中能够议论天下事务的人本来很多，问题只在于还没有办法率先带动他们罢了。恭请陛下远则考察唐太宗以及仁宗、英宗勤于求取臣下意见的道理，近则推行经筵允许侍臣进见应对的做法，让侍从官每次轮流两人进见应对，命令他们各自陈述见解，选择正确的意见加以推行；这样即使废除转对之法，论议思考的责任仍然存在。【元祐七年八月上，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论说近臣不应因为直言而被罢免制诰职务。彭汝砺 臣私下听说，礼部侍郎曾肇因为议论礼制不当，请求按例罢免贬黜，皇帝恩准降为徐州知州。给事中、御史台谏官有人进言，臣私下认为，南北郊合祭之事，朝廷本来就让近臣会集议论，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这是正常的道理。若只因这件事罢黜一名从官曾肇，而曾肇确实是国家的忠臣，朝廷又应当容纳直言、爱惜人才，那么按道义就应当为此改正。命令体察问讯、画黄已送到吏部，臣认为这是过错。臣私下想到，人才难得已经很久了。世人虽多达千百亿，却未必有一两个真正的人才；即使偶然有了，有的流落在外而不得志；幸而得到人才，又有的把他们弃置在无用之地。所以天下太平安定之时常常人才不足，而危乱之时却常常人才有余。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要有所考验。”像曾肇这样的人，他的文章足以担当重大使命，他的学识可以裁决重大的谋议。他近来任职西掖，多次能够弥补朝廷的缺失；回到礼部后，又能纠正、厘正典章常法。考察他的名声和实际作为，说他是贤才是可以的。况且合祭的礼制在经典中很少见到，像我们这些人都来不及安心，能够奋不顾身、冒犯大臣而为陛下进言的，只有曾肇一人罢了。朝廷既不采纳他的意见，又终于贬黜他本人，所以臣认为这是过错。有人说：朝廷并不是厌恶曾肇关于礼制的议论，只是认为他的言论太过分罢了。

译如果言论不直率，道理就不能显现。如今病人求药，只希望疾病痊愈，所以即使把五种毒药全都用上，针灸砭石刺到骨头，也不认为过分。假如只求香味和颜色令人愉悦，那么不但不足以治病，反而足以误治病情。《尚书》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必须到道理中去寻求；有言论顺合你的心志，也必须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曾肇的话虽然有违逆之处，但从道理来看，是恰当的。希望安逸荣耀、厌恶危险耻辱，是人之常情。臣愿陛下稍稍留意，用这个道理来衡量它。如今有人不肖，结党依附大臣，而曾肇却为朝廷辨明是非、议论可否，他难道是为了自身吗？还是为了国家呢？顺从缄默就能很快得到福分，奋发激昂却会很快招来祸患，但臣子终究不忍不发言，以致辜负陛下。这说明他的心不在自身，而在君主；不在私利，而在国家。由此可见，如果臣子披沥肝胆、剖露心腹，替陛下和国家长久考虑祸患，而陛下却把他们屏斥而不予容纳，这是非常错误的计策。君主所喜欢和厌恶的，是众人的表率。如今侍从之臣不能依附大臣，陛下却把他们斥退，那么谁不愿意去依附大臣？如今只要一有人进言，陛下就斥退他，那么谁不想学习不发言呢？近臣与国家共同承担安危、共同享受忧乐；如果他们都依附大臣而不以国事为忧，闭口不言而只为妻子儿女打算，这不是社稷之福。唯愿陛下明察并思考此事。正当朝廷事务繁多之时，应当把贤能的心腹之臣全部寻得，遍置于左右，广泛求取刚直敢言之士，一并作为辅弼，尚且还担心不足。如今有一个曾肇却不能留用，所以臣认为这是过错，不只是臣这样认为，凡是忠于陛下的人都这样认为。南北郊祭祀的议论刚下达时，臣曾经对曾肇说：“天地的祭祀，是最重大、最重要的礼仪，如今想轻易改作，实在令人不安。”曾肇说：“假使没有言责，我某决不敢闭口不言。”曾肇担任礼官，他的言论本来就应当如此。曾肇于是提出议论；曾肇既然被逐，臣也难以处置。曾肇最终不能留任，臣也愿意与他一同获罪。曾肇的命令已经下达但还没有执行，臣至为愚昧，想请求太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深切以爱惜大才、容纳直言为念，出自圣意，暂且留用曾肇，使他仍在朝廷任职。曾肇守住官职、尽力任事，一定有办法报效国家。如果臣所说有错误，臣无处逃避诛罚。改换差遣，是平常的事情；留住贤才，却是盛大的德行。在朝廷看来，这件事本来完全可以做到。【元祐七年十月上，时任吏部侍郎，曾肇的奏疏见《郊祀门》】上奏徽宗，请求按照神宗的旧例，下诏命侍从官进言论事。邹浩 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曾经下诏命侍从官进言论事，大意说：“《传》说：近臣应当尽力规谏，把君主的荣辱、安危、忧乐都当作自己的荣辱、安危、忧乐。如今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看到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言，甚至私下议论、暗自叹息。若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难道是因为见惯成俗，便以为理所当然吗？也可能是胸怀才德，等待有人倡导后才发言。应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我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各自具奏章，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有善言而不采用，是朕的过错；朕引导你们进言，你们却不说，是你们的不对。朕将以此考察在位官员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明确升降。自五帝以来，像我神考这样神圣超卓的君主，可以说群臣没有谁能比得上了；然而他仍然询问政事缺失，不敢像这样忽视。如今陛下优厚宠待近臣，这也是继承神考的用心。只是近臣未必都能体察圣意，敢于把自己的见解完全说出而不加隐瞒。希望陛下按照神考旧例，特地下诏书晓谕他们的深切心意，使人人都想着竭尽所能。陛下随后阅览这些奏章，难道不但能兼收并采、安坐而无事吗？臣下忠奸和得失的实情，也会因此清楚明白地完全显现；这正是重要的治道。【元符三年三月上，时任右正言】学士、待制 上奏仁宗，论述不应让中书省按照资序任命学士。欧阳修 臣近来看到，翰林学士苏绅、叶清臣等相继解除职务。听说侍从之臣中有奸险小人，极力经营钻营，争着首先得到任用，甚至有喧哗愤怒的话传到朝廷内外。这既损害谦逊的风气，又损害朝廷的体统。臣私下思考，翰林学士的职位比唐代更加重要，是天子的亲信之臣，朝夕参与谋议，在内辅佐君主，当时号称“内相”。所以任用此职尤其要精心选拔，只取才干见识，不限资历品秩，往往从州县官中直接擢升授予。近年本朝任用翰林学士颇不合适，他们才干见识既然愚昧低下，不足以供君主咨询，因此待遇也降低，逐渐被疏远，和冗散官员相同，于是容许小人得以滥竽充数、争相进用。臣考虑这些弊端，大概是因为不应让中书省按资序任命。况且学士的职位本来是要在内辅佐天下大政，讲论外朝的缺失；如今若反而让中书省任命，将人置于内制之中，那么恩宠就出自中书省，即使人在天子左右，也和不在没有区别。伏乞从今以后，翰林学士不必补足员额，用人不限资历品秩，只选择有才望、正直、能够胜任的人，由圣意直接擢用，以杜绝小人争相进用的源头，使天子左右再没有奸邪之人，从而清整侍臣的行列。【庆历五年五月上，时任知制诰、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限定学士、待制的员额。钱彦远 臣认为，侍读、待制这些职名，源自汉代文学诸官以及唐代常侍、给事等官，清贵而严近，职责在于侍从君主、进献建议、规谏讽喻、参与谋划；若不是资历厚重、才华出众、周全文雅而又兼备美德，就不能授予，也不是凭恩例按序升迁便可以得到。本朝任用一向极为精审。先帝时，待制张知白由参知政事才被授为翰林侍读学士，出任外官；到祥符年间，特意设置待制四员，轮流值守秘阁，以备顾问，可见圣人求贤择才的用意深远。然而近年授官过多，凡是任使稍微重要的，照例都兼带此职；边防列镇，印绶累累，不仅使职名和员额日益轻贱，也恐怕造成奖拔过滥。爵禄、品秩，选任谨慎，职事就能修治办好；任用流杂，贤愚就会混淆。一旦失去根本，奖劝还能依靠什么？臣想请求今后翰林侍读、枢密直、龙图阁直等学士，以及龙图阁、天章阁待制，都依照翰林学士、知制诰的旧例，分别限定员额，遇到空缺才准许授任。三路带安抚使的臣僚，也请求另授职名；这样贵在使内外官员的流品有所区别，朝廷的官职更加尊重。【皇祐元年上，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依照旧制，命学士一人单独举荐台官。欧阳修

译臣近日奉诏，因为台官出现空缺，命学士院让臣与孙抃等共同保举两人上奏。臣恭敬地认为，学士的职位设置于唐初，起初以文辞供奉君主，后来逐渐成为亲信，涉及朝廷机密和重大任命时，常常受到询问并共同决断。当时担任此职的人，选拔既精，信任也重，直到五代无不如此。本朝遵循唐制，更加重视这一职位。近年以来，选用时有时容许错误和滥授，以致职位因人而废，官职也因人而轻。从前台官有空缺，只命一名学士单独举荐；如今却命三人共同举荐。若认为三人都可信，那么一人举荐也只不过是公开推举；若认为三人都不可信，那么即使多人共同举荐，难道就能得到合适的人吗？若认为其中有可信、有不可信，就应当舍弃不可信者，专门委托可信者；不可信者既然不称职，罢黜他也是可以的。臣思考朝廷之所以突然改变旧制、认为学士不足以取信，都是因为用人不当，像臣就是如此。如今学士院中有三人，孙抃、胡宿都曾举荐过官员。臣自念才干见识平庸昏暗，不能识人；如果让臣随众署名，臣实在感到羞耻；若三人的意见都必须相同，按道理必然做不到。因此希望圣慈免除臣参与共同举荐，仍依旧例只命一名学士专门举荐。何况孙抃、胡宿曾经举荐过官员，可以不必怀疑。如果认为臣不能独任，请等将来再有台官空缺时，不要再差遣臣专门举荐。臣不是有意逃避事务，只是任职超过才干，不足以取信，反而使朝廷烦劳而改变旧制，所以不敢不说。【至和元年上，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限定学士、待制的员额。欧阳修 臣私下认为，学士、待制号称侍从之臣，职责是陪侍宴间、备供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自祖宗以来，选任尤其精慎；如果不是品德清正、行为美善、声誉卓著、才高学博、独步一时，就不能入选。因此员额艰难而且很少，官职因难得而显贵，官员因得到此职而荣耀，士大夫的声望既然提高，朝廷的体统也更加尊重。后来用人渐易，员额逐渐增多，从前学士、待制多至六七十人；近年以来授任稍加谨慎，如今仍有四十多人。臣认为，爱惜名器、不轻易授人，朝廷已经知道了。可是为国家打算，应当趁此时创立常规制度。如今只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各有定额，其余学士、待制还没有员额。臣请求查考前代史书和本朝旧例，从观文殿大学士直到待制，都分别确定员额；遇有空缺，就精心选择贤能之才补充，若没有合适的人，宁可空缺职位以等待。若准许臣的请求，请下令详细议论施行。【至和二年二月上，时任翰林学士】上奏英宗，论述范镇请求出任郡守。韩维 臣私下听说，翰林学士范镇上章请求出任外郡，议论纷纷，都认为陛下想让范镇任宰相，因为臣的批答不称职，才下诏令他解除职务；但臣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果真如此，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范镇如果确实有罪，自然可以明正典刑；如果他的过失只在文字之间，只要不是严重违背义理，仍应当包容，以保全对待近臣的体统。陛下前些时贬黜钱公辅，朝廷内外没有不认为过重的，甚至有人相传，说公辅另有过失，只是君主不愿公开，所以才处置到这种地步。陛下接连斥退两名近臣，而众人都不能明白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臣恐怕以后按请求外任的惯例，必须改授职务、领郡任职，这对范镇又有什么损害呢？可惜的只是陛下没有把朝廷的赏罚说清楚。臣近来在延和殿应对时，曾经论述君主的好恶应当明确，以赏罚向天下表明，使人知道应当趋附什么、避开什么，这样风俗才可以改变。臣又认为，即使是圣贤思虑，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过失；假如陛下错误地作出处理，改正它就足以彰显采纳善言、听从谏诤的美德。这些话都是切近的道理，陛下也应当记取反省。臣骤然蒙受擢拔，不敢低头沉默、和众人一样，伏望圣慈想起臣先前所说的话，对这件事再精心思考，趁命令尚未正式下达，赶快赐予撤回改正。所希望的是不要因此最终累及圣德。【治平三年正月上，时任知制诰】上奏哲宗，论述职事官兼带职名。朱光庭 臣等恭敬地看到，三月十八日的圣旨规定：职事官允许兼带职名，内尚书任满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任满一年一律加待制。臣经过一个多月，反复思考，仍不能理解其中道理。士人纷纷议论，数不胜数。臣姑且采录十条意见，陈述在前，唯愿陛下垂听，臣幸甚。议论者说：制定这项法律，是希望职事官罢职时不必再烦劳商议，便可让他们带着职名出任外官。臣认为，这对中书省来说是便利的，但对于朝廷体制和要义却不妥。不如等他被任命出外时，再改授职名；这样既体现君主的恩意，也使臣下获得的宠荣不同。如今在平时没有事情时就先授给他，那么一旦补任外官，用什么来表示恩典？再晋升就太优厚，不加授又近于刻薄。虽然说是善于迁转，却好像略有贬降，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假如从尚书任职一年多后罢免，究竟应当授给他直学士，还是待制？授待制，就无法同侍郎区别；授直学士，又不符合今天所制定的新制，这是第二点不可行。有的尚书、侍郎以下官员因罪被贬，按平常惯例本应削夺职名，不知道是只削夺职事官的职务，还是连职名一并削夺？如果不削夺职名，就和正常升迁、善意罢免没有区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果连职名也削夺，那么不论过错轻重，都要同时夺去两种重要职名，这是第三点不可行。官制改革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才能升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才能升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等级差别就是如此。如今任职一年后都授为待制，那么等级差别就纷乱而无法辨明，这是第四点不可行。前些日子有从尚书直接任命为御史中丞的人，难道任职一年后也只能加授待制吗？这样就是降官；若授直学士，又会扰乱法制。从前的知杂御史就是今天的侍御史，与中丞相差很远，尚且有人任职未满一月、超过一时，或者刚满一年便升为待制。如今中丞任职一年才能得到待制，反而使今天的中丞轻于从前的知杂御史。旧制的知制诰就是今天的中书舍人，原本位居待制之上，按次序升迁应当成为翰林学士。有的升为杂学士，即使升到侍读学士，如果不兼任权三司使或权知开封府，也不算美迁。如今任职一年后才加授待制，这就使今天的中书舍人也轻于从前的知制诰。况且中书舍人本来以掌管制诰为职事，是侍从中最为亲近的官员，哪里还需要再兼带待制？这是第五点不可行。

译六曹的官员可以容许各种人才一同进用，有的凭钱谷才干著称，有的凭刑法才能任用；但如果因此成为尚书、侍郎，就可以让他们兼带学士、待制，这却不行。否则名位品级就会混乱，清贵与庸浊混为一流，这是第六点不可行。从来都是以寄禄官作为行、守、试的依据，所以试官多而行、守官少；加授职名以后，又以职名作为行、守、试的依据，于是试官少而行、守官多，暗中提升资序，暗中增加俸钱，而陛下却不知道，这是第七点不可行。官制改革以前，侍郎、尚书大多是按资序升迁的官，所以用兼带职名作为恩宠；官制改革以后，以阶官作为寄禄官，而尚书以下实际履行本职，因此职事官本身就很重要，恩典待遇的优厚远非从前可比，也没有再稍加职名的旧例。怎么可以既专门占有官制中的重要职务，又兼有旧制中作为宠荣的职名？这是第八点不可行。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才，使天下英雄之心都纳入掌握之中的，只有名位和器用。因此美官重器，必须造成难以得到的形势，这样人们得到它就感到荣耀并受到劝勉；如果授予它并不使其更贵重，不授予也不使其更轻贱，只按年资积累照例授予，那么鄙陋之人会以苟且取得为自夸，而高才之士反而以与庸人同受为羞耻，这是第九点不可行。待制的职位是用来备顾问的，如果不是学术广博贯通、议论高雅端正，谁适合担任呢？祖宗时代，选任最为精当，出入朝廷的不过一两人，所以当时人人都认为它尊贵。如今却立法不设定员额，将来一年以后，待制遍满朝廷，一定会有“用斗来量待制、用车来装待制”的讥讽之语，用来轻慢陛下的名器。这是第十点不可行。正当陛下修明法度、整齐典章的时候，官制和职名却如此错杂，臣认为终究不能同时实行。伏望圣慈特地下诏，命辅臣另行详细议论，裁定归于一致，达到最恰当的标准；这样既可以在当世施行而无碍，又可以留给后世长久实行。附黄：唐朝中期，清贵重要的职位因冗滥而失去价值，所以当时人讥讽说：“补阙多得可以装满车辆，拾遗多得可以用斗来量，侍御史多得像杷椎，校书郎多得像脱落的碗。”直到今天仍被当作笑谈。臣实在担心明年以后待制太多，天下人也会因此产生轻视侮慢之心。在陛下清明的朝代，这件事不可不谨慎。【元祐元年四月上，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经筵 上奏仁宗，请求命令臣僚等讲论经史时不要有所隐讳。赵抃 臣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听察明辨一定要广泛；听察明辨广泛，辨察祸福的范围就会远大。君主的尊严威势一定要厚重；尊严威势厚重，上下之间的道理就会清楚。臣恭敬地想，陛下继承祖宗事业，体行尧舜之道，睿智圣明、仁厚宽慈，本来已经使四海称颂不暇，难道还有什么缺失吗？然而臣身在谏官之列，早晚思考，不敢因循沉默，只希望对尚未发生的事情有所补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罢了。《易经》讲吉凶，《诗经》讲美刺，《礼记》讲礼制的兴衰，《乐经》讲政治的治乱，《春秋》讲善恶，以及史传典籍记载前代的得失存亡，无不有所记录。如今经筵侍讲只讲吉祥不讲凶险，只讲治理不讲动乱；侍读只读成功不读失败，只读存续不读灭亡。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扩大君主聪明见识的道理。伏望陛下发布德音，命经筵臣僚临文讲诵时不得隐瞒回避。至于吉凶、治乱、得失、存亡发生的原因和征兆，更应详细探究、铺陈说明，使有关祸福的鉴戒每天都能听到，这才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帝王的文章、天子的翰墨，真是图书中的秘宝，实在是圣神之人的能事。如今辅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石上的文字、挽词、佛寺匾榜、僧人法号，有的上求御制文章，有的仰望求取御笔，都是非分的请求，却全都多能如愿。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尊重君主威严的道理。伏望陛下珍惜朝堂的尊崇，秘藏奎璧般的文采，谨慎重视御笔赐予，杜绝侥幸求取之望；上下之间的道理也会因此更加严明，这将是朝廷内外最大的幸事。这两件事，唯愿陛下留神明察。【嘉祐五年上，时任右司谏】上奏英宗，请求开设讲筵，不要以寒暑为借口停止。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讲筵所发布的告报说，依照乾兴年间的旧例，讲《论语》、读《史记》，又奉圣旨续行，直到来年春天才开讲。我听说《传记》说：“君主求取广博见闻，这是及时建立事业；学习古人的训诫，才能有所收获。”又说：“始终以学习经典为念，他的德行就会得到修养。”这样看来，学习是帝王的首要事务，不可以忽视。何况如今陛下刚刚登临大宝，更应当早晚延请访问群臣，讲求先王之道，观览前代成败，以辅益圣德、兴盛大化，不能只因循近年的惯例，以寒暑为借口。若这样做，下面的实情凭什么上达，四方又凭什么观望？恐怕不是扩大聪明、宣扬美名的办法。伏乞依照前次下达的圣旨，指挥每日开设讲筵。【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兼侍读】上奏英宗，论述讲筵既已开设，不宜很快停止。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讲筵所发布的告报说，奉圣旨从九月初五日以后每天开讲，到重阳节停止讲筵，等到来年春天再另选日期开讲。臣等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经筵，本来是想阐明道义、补益圣德。先帝时没有事情，常常开设讲筵；近年因圣体不安，才在端午和冬至以后、严寒酷暑之时权且停止数月。如今陛下刚刚开始亲政、政治清明，正应当锐意精研学问的时候，却五日开讲，八日便停止。臣恐怕议论者会认为，陛下并非有意求道，只是想沿袭旧例、装点门面；群臣也并非有意阐明道理，只是想塞责本职、求取赏赐罢了。如果果真如此，臣私下替朝廷感到羞耻。况且陛下近来增加设置诸宫教授，又下诏告诫勉励宗室，使他们向学。如果陛下不能以身作则，宗室怎么肯奉行诏令呢？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另有事务，暂时无暇开讲，那么等到别的时日也不算晚；如果既然已经开设讲筵，就恐怕不应在几天之间仓促停止。【治平元年九月上，时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兼侍讲】上奏英宗，请求御临迩英阁，询问讲读臣僚。韩维 臣有幸以史官身份侍奉左右，记录陛下的言语举动。臣私下看到，每当开迩英阁，召近臣讲读经史时，陛下从未发出一句圣言加以询问，于是执经讲读的人不能把自己的论说完全发挥，执笔记录的人也没有什么美德可以记载。事情办完退下后，人人都低头沉默，流露出不得意的神情，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臣听说傅说有言：“君主求取广博见闻，这是及时建立事业。所办之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成就长久的天下，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治理天下，必先在于建立事业；想建立事业，没有比以古人为师更重要的；想以古人为师，没有比求取广博见闻更急迫的。那么，如今所谓讲筵，就是陛下用来求取广博见闻的地方。尧舜这样的圣帝，必先考察古道；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都设置师傅之官，坐下来讲论道义。后来君主德行浅薄，不能像古人那样；但凡是想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也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的。汉高祖刚刚取得天下时，因听了陆贾的话，知道不能只凭马上武力治理天下；陆贾每次进献《新语》，高祖总是称善。汉光武帝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直到深夜才睡。唐太宗命学士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值守阁下，降低身段、和颜悦色地与他们讲论经义。这几位君主，难道是追求虚名吗？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的要道，没有不出于此的。所以功业在当时隆盛，声名流传后世，并不是偶然幸运，而是有其道理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朝廷从宰相到各部门官员，大都因职事入对，所说的都是眼前的日常事务，又受到时间紧迫的限制，不能详细穷究其中的道理。只有迩英阁，是陛下闲暇休息的地方；在身边侍奉的，都是负责献纳、论思的臣子；陈述在面前的，不是圣人的经典，就是历代的史书。御临闲暇之处，可以多留一会儿；接见侍臣，可以充分广泛地询问；讨论经史，可以穷究仁义之道和祸败的根源。把这些作为鉴戒而实行，上可以成为尧舜、三代那样的君主，下也不会失去成为汉高祖、唐太宗那样的君主的资格。然而如果不从容接见，就无法充分了解臣下的情实；不反复研究，就无法看见圣人的深奥道理；不努力实行，就不足以追及前古的治理。陛下在这三方面，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臣不得不感到疑惑的原因，群臣也都对此疑惑。议论者又私下认为，陛下先前居于亮阴，只在不得不向臣下咨询、决断政事时才发言，其余事情都可以略去。如今丧礼制度已经结束，臣下都侧耳等待圣上的玉音。古语说：“到适当时候才发言。”陛下发言的时候，现在正是时候。臣虽然不聪敏，请允许臣执笔等待记录。【治平二年七月上，时任修起居注】上奏哲宗，请求从两制以上官员中选择讲读官。刘挚

译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性，其聪明睿智固然有天性所赋予的部分。然而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喜好古道，勤奋求取才知道的。”孟子也说：“人人都有这四种善端，就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涌出一样，关键在于把它充实起来罢了。如果不充实它，就会失去它的根本。”既然如此，即使天性是圣人，最初也要靠学问来通达、靠规范来成就，难道可以缺少吗？从前周成王年幼而即位，他的师保之臣教导他的德义、引导他的训诫，都是周公、召公、太公这样的人。左右之人既然如此，成王虽然年幼，他耳目所接触的，大概没有不正的了。仁宗初年，也正值盛年继承皇位，任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冯元、孙奭为侍讲。这几个人都是著名的儒者、德高望重之士，是天下最精良的人选。当时仁宗刚刚亲理政务，听政之余，常在双日召他们入宫侍讲，讲说经典，有时讲述祖宗旧事；因此形成的清明政治和恩泽，流传无穷。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天命，继承统绪事业。以陛下天资异禀、早成善德，再加上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厚德，在上保护启迪，陛下所受到的成就和培养已经无微不至了。然而陛下正值年富力强，更需要资助培养；左右前后，应当与正直之人相处；所说所不说、所见所闻，都应当接触正当之事。这样才能培植善性的根源，谨慎地守护开端，尊崇德性而增长智慧习惯，达到广大光明的境界。那么，负责劝讲、进读、辅导的官员，难道可以不审慎选择吗？臣看到，兼侍讲的给事中陆佃、蔡抃，都是新进的年轻人，越级突然升起；论德行功业，尚未经过检验；论公众声望，向来不高。让他们担任这种官职，众人都认为不合适。伏请罢去他们兼任的职务，以符合公议。仍希望圣慈从内外两制以上的官员中，另行选择通晓经术、具有行义忠信孝悌、性情淳厚、老成稳重的人来充任。遇到不是听政的日子，在便殿闲坐时，赐他们召见，使他们执经诵说，陈述天下的义理以及古今君臣父子的道理，以扩大圣明的志向，仰望副合善于继承先业、求治天下的心意。【元丰八年十月上，时任侍御史，得诏陆佃、蔡抃都被罢免，于是命赵彦若兼侍读、傅尧俞兼讲读】上奏宣仁皇后，进呈关于经筵的三篇札子。程颐。臣昨天上殿，亲自承奉圣上的教诲，授予臣崇政殿说书。臣虽然竭诚恳切地辞谢退避，却不幸得到陛下的允准。臣于是冒着死罪，怀着愚诚上达圣听。臣私下认为，能够知人就是明智，连帝尧也觉得困难。即使陛下圣明的鉴察无比清楚，然而臣刚刚在片刻之间得到进见应对，陛下看到了臣的什么长处，便突然加以擢用呢？如今把臣从田野民间取来，骤然置于经筵，实在是非同寻常的举动，朝廷将要求臣报效，天下人也会对此观望。如果任用不当，今天会使人失望，后世还会留下讥议，怎么能不谨慎呢？臣还不敢坚决辞谢，只请求再让臣上殿进呈三道关于经筵事务的札子。所说如果正确，则陛下任用臣没有错误，臣接受命令也问心无愧；所说如果不正确，就说明臣的才干不足以任用，本来就可以听从臣的辞避。这样，朝廷没有举动失当的过错，愚臣也得到了进退合宜的处置。伏望圣慈特赐允准。第一 臣恭敬地看到，自古以来君主守成而达到盛治的，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业，是由于周公的辅佐培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王年幼时所学习、所见到的必定是正道，所听到的必定是正言，左右前后全都是正人，所以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如今士大夫家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延请有名望、有德行、端正方正的人与子弟居处，使其受到熏陶而形成性情。所以说：“少小时形成的品性如同天性，习惯贯通之后就像自然一样。”臣认为，皇帝陛下正值年少，虽然睿圣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佐培养之道不可不做到极致。所谓辅养之道，不是等到君主言语行为有过失之后才发布诏令劝告、再加以谏诤，而是在平时涵养熏陶罢了。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气质自然就会改变，德器也会成就。臣请求朝廷选拔贤德之士担任劝讲官，讲读结束后，常留下两人轮流值班，日夜在职；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学习诵读之余、宴游之间，有时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不仅可以逐渐磨炼道义，对于人情世态、农事的艰难，也会日久自然通达。与常居深宫相比，所得到的益处难道不是更大吗？臣私下听说，经筵隔日才开一次，讲读几行文字，群官列队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情意几乎没有交流。这样却要求收到辅养圣德的功效，不也很困难吗？君主年幼，太皇太后慈爱，臣也不敢立即请求陛下频繁出宫；但只要时常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熟悉。大体说来，与近习之人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防备轻慢；与贤士大夫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爱敬。这正是养成圣德、为宗社和百姓造福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附黄：臣私下料想，众人的意思一定会认为皇帝还年幼，不必如此，这是浅近的见解。君主年幼时养成习惯，功效容易取得；等到品性已经形成再加以禁止，礼经认为这是不对的。古人之所以在孩子刚能吃饭、刚能说话时就教育他们，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第二 臣听说，三代时期，君主一定设有师、傅、保三类官职：师负责教导道理，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做事失去根本，只知道求取治效，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纠正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性。辅导德义的办法已经很疏略，保护身体的方法又无人谈及。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正值年少，辅养之道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傅导德义，在于防止接触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分的嗜好；保护身体，在于调适起居，使君主存有敬畏谨慎之心。臣请求皇帝左右扶持、供奉应对的宫人和内臣，都选用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之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华美精巧奢丽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要使奢侈靡丽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鄙俗之言不进入耳中。又请求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供奉人员，负责侍候皇帝起居；凡是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有“剪桐”一类的游戏，就应当随事进谏规劝；如果违背调养持守的方术，就应当及时谏止。调护圣上的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附黄：如今不设置保傅之官，辅导德义、保护身体的责任，全都在经筵官身上。皇帝在宫中的言语动作、衣服饮食，都应当让经筵官知道。第三

译臣私下认为，君主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福的权柄，百官畏惧震慑，不敢抬头仰视；四方万民承奉顺从，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如果不懂得道理、不敬畏义理，而所受的培养又是这样，那么他的迷惑就可以想见。中等平庸的君主没有不骄纵放肆的；英明的君主也自然容易自满自大。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忧患，国家的治乱都系于此。所以周公告诫成王时，称述先王的德行，把敬畏戒惧放在首位。自古以来，没有不尊重贤者、敬畏宰相而能够成就圣德的君主。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全部政务，正专心学习，臣认为辅养圣德没有比敬慎恭敬、举止庄重更优先的，日常周旋都应以此为主；年月积累，自然可以养成圣性。臣曾私下听说，经筵臣僚侍讲时都坐着讲说，只有讲官站立，按礼制是违背的。请求今后特意命令讲官坐着讲，不仅道理上顺当，也能培养君主尊儒重道的心。附黄：臣私下听说，讲官在御案旁用手指着书本，所以不能坐下。请求另命一人负责指书，让讲官稍稍离开御案坐下。臣私下认为，讲臣以为朝廷只是因循旧日体制，把经筵当作一件美好的仪式。臣认为，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官；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则应由经筵负责。由此说来，怎么能不把经筵看得重要呢？【元祐元年三月上，时任崇政殿说书，尚未供职】上奏宣仁皇后，论述经筵辅养圣德的道理。程颐 臣是愚昧鄙陋之人，从年轻时就不喜欢求取仕进，只把读书求道作为事业，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在英宗朝以及神宗初年，臣多次被当权者称赞推荐。臣当时自顾学问不足，不愿出仕。等到皇帝陛下即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求贤求治，大臣体察圣意，搜罗隐居人才，首先就荐及臣这样的微贱之人，蒙受恩典授为京西学官。臣当时仍没有出仕的意思，刚刚推辞两次，便突然接到召命。臣门下的学者催促臣前往的有一半，劝臣不要前往的也有一半。催促臣前往的人说：“君主召见，礼制上不等候车驾。”劝臣不要前往的人说：“古代的儒者，君主召见也不前往。”臣认为，被召而不去，只有子思、孟轲这样做过，因为他们处在宾师之位，不去是为了规劝君主。臣身份卑微，食用土地所产而成为王朝百姓，若被召而不到，国家有常法惩处，所以只得奔走前往、接受命令。到达京城后，蒙受恩典授予馆职，正准备具表辞谢，随即又蒙召入对。臣在这个时候仍没有出仕的意思。进到陛下御前近在咫尺，面对天威，臣始终不敢以一句话谈及朝政。陛下看待臣，难道是把臣当作求取仕进的人吗？不久臣亲自承奉圣上教诲，擢置于经筵，事情出乎意料之外，使臣惊惧惕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臣私下反复思量，儒者能够以道学辅佐君主，实在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假使让我自己选择所处的位置，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当时虽以才疏而推辞，但报效国家的心其实已经萌发。只是还担心陛下爱惜贤才、喜好善行，果断选用人才，对臣的了解或许还不够审慎，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如果略有可用之处，臣岂敢不就任；如果狂妄无用，便请允许臣辞职退避。奏章两次上呈，陛下两次命臣敬受，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是狂妄之人。于是臣接受诏命前来供职，早晚竭尽精力、苦心思虑，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如尧舜，使将来天下享有尧舜那样的治理，使宗庙社稷永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本是山野之人，性情质朴正直，言辞鄙陋笨拙，这些确实存在。至于爱戴君主的心情、侍奉君主的原则、劝告君主的方法，臣岂敢有所保留。还仰赖陛下圣明，能够明察鉴照。臣自知极其愚昧，却蒙受陛下特别通达的知遇，遭逢如此际遇，愿献出微薄的忠诚，或许能有一点点补益。只愿陛下留心省察阅览，臣不胜幸运。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心存大公，亲自实行大道，采纳忠言，委任有德望的老臣，不仅能够维持大业，而且还希望兴致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也不能达到的。只要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臣认为今日最重大、最紧迫的长久维护宗庙社稷和百姓生民之计，只有辅导培养君主的德行而已。纵观前代辅导培养君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高明长远的见识，认为圣人的话必定可以相信，先王的道必定可以实行；不要拘泥停滞于眼前的规章，不要被众人的议论迁移迷惑。古人所谓“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周公作《立政》一书，说从常伯直到缀衣、虎贲这样的近侍，能够真正知道体恤君主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叮咛，强调的只是这一件事罢了。又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的德行，取决于臣下。”又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一处不恭敬。”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步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能够使习惯随着智慧增长，使教化与内心融合。后世不再懂得这个道理，认为君主到经筵学习，只是为了涉猎书史、阅览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阅览古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能写文章的宫人就可以参与劝讲，识字的内侍也可以充任辅导，又何必设置官职，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体说来，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天赋禀性各不相同。历考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备、遵循正道的君主却极少。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辅导培养不得其道，而君主所处的地位和权势又使他们变成这样。伏惟陛下天资纯美，德性仁厚，必定会成为有宋以来的贤明君主，只可惜辅导培养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罢了。臣供职以来，六次侍奉讲筵，只见诸位臣下拱手默坐，负责讲解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便退下。像这样即使年复一年，能得到多少益处呢？这同周公辅导成王的方法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君主正处在幼年，暂且应当这样，却不知道这正是没有抓住根本的说法。古人教育子女，孩子能够吃东西、能够说话时就开始教导。大学的教育方法，把预先教导放在首位。人在幼年时，知识和思虑还没有形成主宰，便应当每天把格言至论陈列在面前；即使还不能理解，也应先让这些话充满耳中、充实腹中，使耳目习惯于此，仿佛本来就有。这样即使后来被别的话迷惑，也不能进入其心。若不预先教导，等到稍稍长大，私心和偏好从内心产生，众人的巧言从外部侵蚀，再想使其德性纯全，就不可能了。所以关键在于先入为主，哪里会有太早的说法呢？又有人认为君主天资极其美善，自然不会违背正道，不必过分忧虑，这更不是最高明的言论。

译圣人之中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可是禹、皋陶从未忘记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放纵游乐，任意傲慢暴虐。”况且舜不放纵游乐、不傲慢暴虐，即使极其愚昧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会不知道吗？这是因为君主处在崇高的地位，规劝告诫的方法不可不如此。况且人心难道会始终不变吗？唐太宗英明睿智，亲历艰难，奋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他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掉隋炀帝的高楼广殿，不到七年，又想修建乾元殿。人的心果真可以始终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处在明盛时期，也不废弃规劝告诫而有所顾虑，难道不是考虑得深远吗？何况是年幼的君主，防止邪念、纠正违失的方法可以稍有懈怠吗？臣从四月末因天气酷热而停止讲读，到中秋时，已经超过三个月。古人希望早晚辅弼君主，使君主出入起居都有正人相伴；如今却三个月没有见到一次儒臣，这同古人的意思相差多么远啊！如今士大夫家中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经过数月而不亲近儒士。初秋天气渐凉，臣希望能在内殿或后苑清凉之处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陈说道义。即使没有深厚的益处，也可以让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而且让君主单独接见一人，与众人一起进见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情意。不用三五次，就应当彼此熟悉。如果不这样做，渐渐只等待其自然形成，就会使辅导官完全不能发挥力量，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等到伏假结束，还请依旧按照轮值次序值日，贵在经常有一名讲官单独进见。启发君主的方法，本来就有一定的途径；经常学习所带来的益处，最为紧要。所以周公辅导成王，让伯禽和成王相处，圣人所做的事必定没有不合宜的。真宗皇帝让蔡伯希侍奉仁宗，这是效法古人的做法。臣希望选择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慧的子弟三人，侍奉在君主左右。君主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同阅读。天刚亮便入宫，天黑才回去。常常让两人入宫侍奉，一人轮流休息。每人选择年长的宫人、内臣各两人随从照看，不得片刻离开。平常的说笑也不要禁止，只是言语必须端正，举动必须庄重。仍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诲勉励，使他们知道敬畏。年满十三岁，便让他们停止侍奉。经过数月，自然会觉察到其中的益处。过去宰臣每月到经筵一次，也只是默坐罢了。又隔日讲读时，只有一名史官站在旁边侍奉。史官的职责是君主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记录。用于君主亲自处理政务时固然如此，但经筵讲对的地方，是君主休息的场所。君主正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应当心情安泰、身体舒适，才能感到愉悦。如今前面对着大臣，稍一举动就担心有所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说出一句话就立即记录。这样君主想要舒展心志，能够做到吗？想要放开来讲话，敢吗？这严重妨碍求学，不能不改。臣希望特地下达诏令，宰臣每月两次同文彦博一起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便请在崇政殿讲说政事，并让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设置已久，本来就是讲说的地方。汉、唐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这是沿袭旧例。迩英殿狭窄，近三十名讲读内臣在里面。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太热，讲官已经流汗。何况君主气体尚且柔弱，哪里方便呢？盛夏时节，人的气息蒸闷逼迫，实在很值得忧虑。祖宗时期偶尔在这里讲读，后人便把它当作成例，实在没有道理。臣希望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在后楹悬挂帘子，帘前设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逢政事稀少、圣体安康时，可以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不但能察看君主的学业进展，对太皇太后的圣明听察也未必没有补益。此外，讲官在辅导君主之间，所涉及的事情很多，有应当奏报的，可以让君主听到；也不必使圣躬过于劳烦，限定在某些日子，只要每隔十天或一个月，君主心情合适时前往一次即可。如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都兼任要职，只有臣没有兼领其他官职。近来又差遣臣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是兼任其他职事，于是竟没有一人专职辅导君主，从执政者的意思便可看出这一点。他们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愿让人才闲置罢了。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事，也不妨碍讲读，这尤其是极不加思考。臣还敢谈一谈劝告君主的方法：对君主进言，只能用对待众人的道理来对待。向人进言，如果不积累诚意，就不能使对方感动并接受。所以圣人用蒲卢来比喻教化，说的是用真诚感化人。如今钟在愤怒时敲击就发出激烈的声音，在悲哀时敲击就发出哀声，这是情意感动外物的结果。劝告人也是这样。古人为什么要斋戒后才向君主进言呢？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备，默默思考、存养诚意，希望感动君主的内心。如果让自己忙于职事，思绪纷乱，等到君主面前才修饰辞说，只凭嘴唇舌头去感动人，难道不是很浅薄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问的人不能明白。大道衰微、学术废弛，世俗之人哪里听说过这些呢？即使听说了，也一定认为这是迂腐荒诞之说。陛下见识高远，应当明察圣意。如果认为在朝廷如此重大、君主如此尊贵的情况下，设置两三名大臣专职辅导并非过分，那么如今诸臣都兼任要官，假如还不能立即罢免其兼职，暂且请免除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差事，使臣早晚专心思考，竭尽诚意，专门致力于辅导君主。这不仅在事理上本来就应如此，也能使天下知道朝廷把它当作重大事务，而不是当作闲职。陛下把臣从民间提拔出来，大概是认为臣读过圣人之书、听闻圣人之道；臣岂敢不以所学报答圣明？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失传很久了，臣有幸从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它，也不自量力地以自身承担传道的责任，天下因此惊讶嘲笑的人虽多，但近年相信并跟从的人也不少。正要尽自己的力量阐发这一学说，给求学者看，希望能够流传后世。没想到竟有如此大的天幸，得以在君主身边担任讲说，使臣能够把圣人的学问献给君主、滋润圣明的听闻，那么圣人的道就有了实行的希望，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不相信臣的话，为什么不赐予臣一次召见询问的机会？臣应当陈说圣学的端绪，阐发至道的深奥微妙。陛下圣明鉴察高远，必定能够明察并采纳；如果臣所说是虚妄伪造，愿意接受诛杀。臣愚昧，承受不了内心的恳切和恐惧，恭敬地等待治罪至此。【元和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崇政殿说书】上奏宣仁皇后，辩明顾临所说不正确。程颐

译臣近来曾说迩英殿讲读渐渐炎热，请求迁到宽敞凉爽的地方。贴黄中说，如果另无稳妥方便的场所，只请迁到崇政殿或延和殿。臣私下听说给事中顾临曾说，在延和殿讲读不可行。臣原本认为迩英殿炎热，恐怕对圣体不合适。如今听说正在修缮扩建迩英殿，如果能够宽敞凉爽，那么臣的愿望就实现了。对于顾临的话，臣本来不必在意，但其中有很大的危害，不能不替陛下辩明。如果顾临的话只是想改变、迷惑太皇太后的圣意，臣的官职并非谏诤之职，不辩解也可以；如今若把顾临的话当作正确，就会误导君主的见识，臣的职责是辅导君主，怎能不辩？臣认为自古以来国家所忧患的，没有比在位者不学习更大的。在位者不学习，君主就不能听闻大道，朝廷就不能实现善治。不闻大道，浅薄世俗的议论容易进入，仁义之言却难以进用。君主的功业德行高下，全系于此。臣不敢用阿谀之言取悦陛下。臣听说陛下广泛阅览前代史书，请陛下历观史册：前代太后临朝，有谁没有败坏纲纪？以大公为本，勤勉治理天下，做英明君主所做之事，像陛下一样的吗？这正是陛下自己知道的。陛下有史册中所没有的盛德，那么天下也希望陛下建立史册中所没有的功业，不只是维持现状，等待君主长大而已；这是希望陛下使天下达到安治，把长久宏大的谋略留给子孙。留下长远谋略、实现天下治理的方法，应当使圣德一天比一天提高，善政功业一天比一天更新。增进德行在于求取大道，谋求治理没有比考察古代更好的。大道一定要向有道之士询问，古代一定要向通晓古事的人请教。至于世俗浅薄之士，把守道说成迂腐，把考察古代说成拘泥，只足以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更加衰败，志向趣味卑污低下，议论鄙陋浅薄；高明远见的人，也渐渐习惯于这种风气而成为风尚。这种风气不改变，臣认为不是兴盛之道，而是衰败的趋势。大体说来，浅薄世俗的人把顺从当作爱戴君主，把压低自己当作尊重君主，把随从世俗当作懂得变通，把习惯错误当作遵守常规。这是今日的大患。如果这样的人很多，那么君主即使有超越世俗的见识，难道能独自坚持吗？臣不知道能够进献足以增益圣德的道德之言有多少，但能够损害陛下的长远谋划、改变陛下长远志向的话却是有的，顾临的话就是这样。臣料想顾临的内心，不过是认为讲官不可坐在殿上，以尊重君主为说辞罢了。讲官在殿上讲说义理，是古代经常实行的事。臣没有时间广泛援引，只以本朝旧例来说：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命崔颐正讲《书》，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仍有坐着讲、站着讲的仪式，只是从明肃太后的意思开始改变。这是祖宗尊重儒者、重视大道的盛美之举，难道只是子孙应当效法吗？这是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的。可是顾临却认为不对。顾临说讲官不能坐在殿上，那么王昭素只是平民出身的士人，就更不能坐了。迩英殿讲读只是从仁宗时期开始，也是为了便利，并不是为了避开殿上。如果是为了避开殿上，就不应设置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虽然按照殿名设置官职，不一定必须在本殿说书，但也不会在不适合讲说的地方设置说书官。臣每次进讲，从来没有不规劝君主以祖宗的美事为法的。按照顾临的意思，就是禁止君主再做优礼王昭素的事情，也不许有设置崇政殿说书官的意思。祖宗的美事却使君主唯独不能做，如果君主相信这是对的，损害难道不大吗？在殿上说书也是常事，君主尊崇儒学的方法，比这重要的事情还多。臣如今口头上不敢明说，但心中只希望辅导培养君主重视大道的心，使其成为如前代明王那样光耀史册的君主，而不只是做到这一件事。顾临的见解同臣的心愿，差别何其大啊！况且讲经与饮宴哪一件更重要？真宗、仁宗时期，都曾在崇政殿宴请讲读官；从来侍宴者都在殿上，唯独讲经却不能在殿上，臣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顾临的意思一定会说：“那只是某一时期的事情罢了。”他说是常例，就认为不可行。其实只要合乎义理，即使说是常例又有什么妨害？如果义理上不可行，即使只是一时的事情也不可行。臣起初提出这件事时，执政大臣并没有认为不对。等到顾临一说，便认为他说得对而听从了。臣推测，以顾临的话为正确的人或许有几个；如果说四五位大臣都认为正确，那一定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难以了解的事情，不应当四五个人的见解全都相同。只是因为陛下相信顾临的话，又迫于尊重君主的观念，所以不敢说罢了。这恐怕不是以道侍奉君主的原则。当今世俗之人，能够说出尊重君主的话，却不知道尊重君主的道理。君主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受尊重。至于地位权势，已经崇高到极点，尊严也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增加了。礼节超过限度就不是礼，强行尊贵反而不是真正的尊贵。汉明帝对桓荣亲自执弟子之业，可以说是谦恭屈己；周宣帝把自己比作上帝，群臣斋戒洁身数日才能入朝，可以说是自我尊大。然而从道理看，汉明帝是贤明君主，百世都应尊敬；周宣帝是昏乱君主，百世都被鄙弃。按照顾临的见解，就一定会认为桓荣不能尊重君主，反而认为周宣帝的臣下能够尊重君主。于是无知大道的人不断进献不合道理的言论，君主每天都听到这些话。即使君主圣明，见闻已经熟悉，也恐怕不能没有损害。后世功业越来越低下，先王纯美的大道不能再出现在世间，正是因为浅薄世俗的议论容易被相信、容易被实行。先王的美政，即使不能全部实行，考察古代的心也不可没有。正如求学的人对于圣贤的事业，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仰慕向往的心也不可没有。这才是增进学问、求取益处的方法。如今顾临的意思，却是认为古代先王的事情不值得效法，今天的事情已经足够，不可再有进步。这就是堵塞进善的门户，断绝考察古代的道路。如今君主正值年少、增进德行的时候，顾临所进献的意见却是这样。作为劝讲官，稍微考虑自己的职责，难道敢不辩明吗？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不对，臣不敢逃避因狂妄而获罪。万一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希望陛下明白表示喜好古道、求取大道的心意，使朝廷在位之人都知道。即使是见识鄙陋的人，看到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也将勉力思考义理，不敢固守卑俗的见解，唯恐被圣明所鄙弃。果真如此，就将看到道学日益明白，至理之言日益进用，弊端风气日益革除，还有什么益处能超过这个呢？臣的职责本来就是辨明义理，不敢沉默。臣不胜恳切惶恐，恭敬等待治罪至此。【元祐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崇政殿说书】上奏宣仁皇后，请求在六参日允许讲读官登殿。程颐

译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劝讲之官来辅导君主，难道只是讲明经义吗？其作用还在于熏陶君主的性情。古人所说“承弼其君，使其出入起居都有辅弼”，本来就应当早晚向君主进献教诲，以辅佐君主的德行。过去每逢暑热便停止讲读，直到中秋才重新到经筵。几个月之间，讲读官没有机会进见。君主如此文武兼备而圣明，古人尚且希望早晚辅弼，如今却几个月不能接见儒臣，实在很不符合先王辅导君主、培养德行的本意。如今君主正值年少，辅导培养的方法怎能如此疏忽简略？臣希望在君主尚未重新御临讲筵期间，每逢六参日，宰臣奏事退下后，允许讲读官登殿问候圣体。隔几天进见一次，儒臣固然能使君主受益，对于劝讲之臣的礼数来说，也本来就是应当如此。伏望圣慈特别赐予批准。【元祐二年上奏】《宋名臣奏议》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台谏一 上奏真宗，请求以赏罚督责谏臣履行职责 任随 臣听说，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贤士；得到贤士的关键在于了解人情。所以仲尼说：“人情是圣王的田地，治理之道由此产生。”由此可见，时代的治乱、事情的得失以及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必须依据人情。人没有比圣人更有智慧的，然而圣人之德能够得到发挥，实在是由于有贤良的辅佐。所以《汉书》说：“英明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以便广泛观察；忠臣不躲避重罪，以便直言劝谏。”谏诤是为了通达下情、谋求治理，使君主之道达到无穷。因而臣下有五谏之名，前代还有七谏之臣的排列。陛下恭敬地继承大统，秉持金鉴，封建之俗已经兴盛，无疆的教化也逐渐推行。然而臣还听说陛下为众多政务焦心劳神，天不亮就等待临朝，遍览群书，直到乙夜仍忘记入睡。于是下诏求贤，广泛寻求贤能正直之臣；这种考察古代的圣心，超过前代的美好典章。虽然求谏的道路已经完全敞开，但掌管进谏的臣子却没有听说履行职责。如今谏议大夫、司谏、正言有数人，却只是充任职位、尸位享禄而已。这使得设置尧鼓成为空置之物，寂静无声。杜觯即使陈说直言，也没有效果；奏匣只能徒然收藏陈旧纸张，士大夫争相把正直的言辞搁置不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很少有人遵循古代进谏者在君主车驾经过时进言的风气，也看不到牵引君主衣裾而直谏的忠直。希望陛下选拔贤士，贬退尸位之臣，公布赏罚的条文，显示惩戒和劝勉的原则。两省谏官，请都按照有唐以来的旧例，确定员额，优厚供给，限定升迁官职的年限，并根据是否尽职、政绩好坏加以督责。若有人诚心进献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弥补缺失、砥砺节操，所言对时政有补益，抗章进言不避天诛，时时思考尽忠，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就请施行甄别提拔，以此激励众人。若有人尸位谋利而不知羞惭，辅弼君主纠正过失却有所缺失，专门招致腹诽非议的罪名，多造成当面顺从的阿谀，不启发君主之心而只是表面浇灌，不让危言进来反而使正直行为受到危害，就应降职贬黜，以此激励众人。这样，贤者受到鼓励，懒惰者受到激发，平庸者奋发，怯懦者立志，使朝廷之士都愿意竭尽忠心报效国家。【景德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皇帝阅览后嘉许此奏，下诏告诫谕示谏臣说：“国家设置谏诤之官，广泛开辟求言之路，本来是希望弥补缺漏、启发圣明。然而任职者姑且只图因循，少有听到直言，这是尸位享禄，怎能符合朝廷虚心求言的本意？从今以后应当竭尽节操规劝君主，尽心进献可否，赏罚的典章一定坚决实行。”】上奏仁宗，论说当今最紧要的是采纳谏言。刘随 臣听说，谏臣是废置还是任用，可以验证政治的兴衰；言路是开放还是堵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为什么呢？君主是头首，大臣是四肢，谏臣是耳目。有人废弃耳目却能获得聪明，从来没有这种事。所以《尚书》称“明目达聪”，用来防止蒙蔽。因此古代天子一定设置七名谏臣。成汤极其圣明，有“喜欢询问就能充裕”的话；汉高祖极其英明，有“听从谏言像水流一样顺畅”的美誉。臣听说以古代为镜，可以知道兴亡；不敢远考前代典籍，姑且从近代说起。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呢？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皇帝位，明察真伪的道理，洞悉治乱的原因，圣文神武，超过三代。然而他仍然每次同大臣商议政事，都一定让谏官、宪臣、史官预先听闻。如果诏令不便，大臣不正，刑罚赏赐不当，邪正尚未分明，谏官可以争辩，宪臣可以弹劾，史官可以记录。因此上下之间没有壅塞，君臣同心同德，太平的气象可以说达到极点。到了唐高宗临朝，永徽以后，忠良获罪，奸邪恣意行事，谏诤的风气在当时荡然无存。唐中宗、睿宗时期，本来更不足以谈论。以至于在宫禁之内发动战争，使社稷危急得像系在旒旗上将要坠落。唐明皇继承帝位后，彻底革除以前的弊病，虚心采纳谏言，早晨听到，晚上就实行。开元年间，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盛治。后来时间久了，逐渐疏远逆耳之言，奸臣掌权，再没有苦口良药。他听信李林甫的谄媚，最终任命牛仙客为宰相；不察觉子谅的忠心，以至发生安禄山之乱，流落民间时才想起张九龄的话。所以说，谏臣是废置还是任用，可以验证政治的兴衰；言路是开放还是堵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此后五代相继，战乱离散更加严重。太祖皇帝乘时开创国运，拯救百姓；太宗皇帝以文德怀柔四方，统一华夏；真宗皇帝继承真宗以前二圣的大业，获得万国的欢心，夷夏大同，草木都顺遂生长。然而仍然广开言路，亲自采纳意见，即使有触犯忤逆，也无不宽厚容纳。可悲的是，先帝驾崩升仙，传位给继圣，而奸臣丁谓包藏私心，辜负国家恩德。他以为天高就可以欺骗，以为地厚就可以蒙蔽；看他的用心，鬼神监察之下怎能逃脱？先朝皇帝开始患病时，他让谏官不能同宰相一道入朝奏事；在他擅权之时，导致无人能够评论奏报。幸赖上天眷顾、圣人之道尚存，特地下发诏令，驱逐这个首恶，重新任用正人，天下于是都安宁了。这就是所谓“任用贤人不要怀疑，去除邪人不要迟疑”。于是陛下询问治理远方、驾驭天下的策略，将要建立长久不坏的根基。虽然股肱大臣竭力效命，使天下四方归于一家，但耳目之官尚未广泛布置，还担心有一物失去所处。于是考察前代旧事，又任命谏官。臣处在最为平庸愚昧之列，却有幸参与选拔；凡是关系到治理的根本原则，岂敢不尽心？唐代制度记载说，左右拾遗掌管供奉、讽议；如今的正言，就是拾遗。品秩虽低，责任却很重。《礼记》说：“有所触犯也不要隐瞒。”《左传》说：“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因此君主有过失，就要冒犯君主的威严进谏；大臣有罪，就要直指其过而不忌讳。若有赏赐不按功劳，刑罚不按罪行，诏令不便，兴作不合时；或任命官员时不按才干提拔；或公正忠诚之士无端受到诋毁；或被流放的人，天下还不知道他的罪过；或被任用的人，天下还没有看到他的才能，凡是关系到得失利弊的，都应当具备奏章陈说。用厚利诱惑而不动摇，面对刀刃而不恐惧，这就是谏臣的职责。然而谏臣未必全都贤明，所奏之事也未必全部完善，任用还是舍弃，最终只在于圣明君主裁决。臣又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时政是公还是私。极端公正，天下就能合一而得到治理；极端私心，天下就会离散而陷入混乱。

译而且极端公正就会正直，正直则纲纪条目都能振举；纲纪条目振举，公卿大夫各自胜任其职，州郡也会承受这种风气，夷狄也会归向教化。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和手臂听从手指一样，要想不治理好，怎么可能呢？极端私心就会造成滥用，滥用则纲纪条目不能振举；纲纪条目不能振举，公卿大夫就不能胜任其职，郡县失去守职，夷狄也不会信服。使天下的形势像整理丝线反而把它弄乱一样，要想不混乱，怎么可能呢？什么叫极端公正？就是任用正人；正人的同党通常少，而且容易被动摇。什么叫极端私心？就是任用奸人；奸人的同党通常很多，而且动辄互相勾结。自古奸佞之人像忠臣，却也不希望天下混乱；只是他们所行的道与正道完全不同，所以才招致祸乱。任用和舍弃之间，难道容易决定吗？臣又听说，国家最大的祸患，在于不能听到谏言。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雷霆般的威势，尚且要虚心延纳，还担心有所遗漏。如果反而拒绝谏言，谁敢承担罪责？于是大臣顾惜官位而不肯说话，小臣畏惧获罪而不敢说话，上下苟且偷安，苟容于世而窃居官位，自古以来国家危亡常常由此造成。况且君主有特别喜爱的事情，有特别宠爱的人，将要推行、任用，而众人的议论并不赞同，就一定要屈己停止；有特别厌恶的事情，有特别厌恶的人，将要废黜、治罪，而众人的议论并不赞同，也一定要屈己停止。这就是实现大治的根本。如果因为特别喜爱某事，不顾众人的议论而强行推行，大臣唯唯诺诺不说话，小臣默默无言不议论，那么众议喧腾，天下疑惧，纲纪逐渐败坏，这就是危亡之道。所以说，国家最大的祸患，在于听不到谏言。因此国家办理一件事情、发布一项命令，一定要由股肱大臣共同谋议、意见协同之后才实行；万一有所不当，谏臣在前面争辩，御史在后面纠察，想使事情失败，怎么可能呢？如今皇太后陛下圣明智慧而见识高远，以极端公正治理天下；皇帝陛下聪明睿智，以极高的德行统治境内。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的，蛮夷戎狄没有不接受教化的，纲纪条目整肃，天下安定，可以说已经得到治理了。然而处于治世也不能忘记乱世，处于安定也不能忘记危险；因为祸乱必定由太平中产生，危险必定由安定中产生。既然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并且安定，又用公正加以制约，危乱的趋势就不能滋生。唐宪宗曾问侍臣当时最紧要的事情，侍臣回答说最紧要的是采纳谏言。宪宗实行了这一点，大大恢复了疆土。臣也认为当今最紧要的事情在于采纳谏言，其余只需守常安静罢了。臣奉命以来，一直思考有什么可以补益朝政；虽名列侍从，实际上却是疏远的官员。以疏远之官担任谏诤之职，进献难以说出口的事情，还有触犯君主威严的忧惧。孔子说：“没有取得信任，进言就会被认为是在诽谤自己。”如今谏臣已经设置，言路也已经开放。伏望陛下思考安危的大计，体谅疏远之臣进言的困难，使臣下能够尽忠尽义之心，使深宫中的君主能够听到大小事情，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天圣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请求召见询问谏官。刘随 臣恭敬地想到，景德、天禧年间，九州安宁清平，四方夷狄归附，万物都顺遂成长，祥瑞接连出现；可是朝廷仍然下诏求贤，寻求谏诤之官，难道不是因为政务极其繁多，担心处置偶有差错，天下八方极其广大，不是君主一人的耳目所能全部了解，所以虽处安定仍考虑危险，想要驾驭长远而稳固地治理天下吗？后来只得到鲁宗道、刘随二人充任此职，精心选择谏臣的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等到皇太后陛下接受先帝顾托的重任，皇帝陛下自登临帝位以来，万国欢心，百官奉行法式；却仍然忧劳于各项政务，修明整顿旧有典章，重新设置谏官，委任他们负责进言。臣最为愚钝懦弱，也参与了选拔，正要竭尽驽马铅刀般的微薄才能，稍稍伸展补报之心，却因公事牵连，出任外官；三年后任期届满回朝，又奉命供职，发誓坚定勤劳忠诚，唯恐逃避诛戮。以臣品位很低而责任很重，要指出君主和亲近大臣的过失，指斥权势之人的不当，冒犯雷霆般的威势，招惹奸邪之人的愤怒，对于小臣来说本来就是艰难的事情。如果不是陛下宽恕臣的狂妄，使臣能够尽情表达诚心，臣就会闭口保身，或者辜负朝廷任使。臣希望详细考察先帝的诏令，报答两宫的恩德。凡有侵扰败坏朝纲、窃取政权、奸邪之人冒受宠幸、贤能俊杰长期沉沦、宪法之网牵涉冤屈、赏赐典章超过制度以及扰害政事等事情，只要知道就一定进言；至于所言是否正确，只请圣人加以选择。臣想到自己身居谏职，内外任职三年，除了朝请之外，从未登上金殿，稍稍接近天颜。名义上虽是侍从之官，如今却成为疏远之人。唐初设置拾遗、补阙，掌管侍从、讽谏，每天亲近君主，凡事都可以尽情进言；大概到了唐末以后，权臣加以阻隔，即使不能参与宴游，也仍专门掌管谏诤。到太宗皇帝时改为正言、司谏，精心选择品流，号称清要显贵。既然是君主的耳目之官，就应当慎重寻访考察，按照制度期待君主召见询问，愿意竭尽愚诚。因此臣不敢结党依附于同列，以致蒙蔽圣明；如果违背诏令，就自行招致天诛。【天圣三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缴还进呈天禧诏书，请求防止泄密。刘随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诏令中书门下：朕广泛庇护百姓，努力兴起至治，弥补政事缺漏，把这些事务交给众多官僚。朕日夜思念忠直的规劝，屡次在明诏中颁布；虽然增加了虚心等待的诚意，却还没有符合朕对贤能之士的殷切期待。谏诤之臣，本来希望陈述美好的谋议、纠正枉曲；掌管风纪宪法的官员，也应当遵循直指其过的原则来纠察罪愆。既然列于清要班列，就应当倾尽忠诚和节操；如果闭口不言而任意放纵，考核政绩时又能看出什么呢？何况朕亲自处理万机，亲自拆阅封奏，详细听取百官之言，素来没有泄漏言语。履行职责、奉行公道，有什么可回避的？为了保全自身而闭口不言，难道竟至于此吗？将要告诫懈怠职守的官员，先发布明确告诫，并且加以优厚待遇，以劝勉他们尽情进言。从今以后，两省设置谏官六员；御史台除中丞、知杂、推直以外，设置侍御史以下六员，都不得兼领其他职务。每月各赐添支钱十五贯，三年内不得差遣出外。若有诏令不合宜，官署办事涉及私情，处置失当，刑罚赏赐超过制度，征求财物没有节制，冤屈和滥刑没有得到申雪，都应由谏官奏报论列，由宪臣弹劾举发。每月必须有一人奏事；如果另有紧急事务，允许不按次序入对。即使言辞有过失，也一定予以曲意保全。如果事情难以公开施行，就命令留在宫中，但不得暗中结党依附，故意进行诬陷伤害。】

译谏官仍应在谏院或两省之中选取；谏院内部酌量置备器物，并让两省轮流差遣三五人留守宫门听候差遣。等到任满三年，如果屡次上奏章，确实能够有所补益，就特别突破常规，另行升迁。如果任职情况没有声誉，公众的言论也看不到，就改授散秩，仍派遣其负责监督。想到古代贤人，从不忘记忠诚进谏，即使遇到暴怒，也不说谄媚之辞。如今幼主渴望听到正直的议论，敞开心胸等待，优厚爵禄正可以用来系留人才，这就是一个不避讳的朝廷，哪里还有触犯君颜的忧虑？官员黜陟的制度，决定在于一定实行；是说话还是沉默，也赶快任由各人自己选择。再借助宰府之力，把这些意思宣布到各处。特此发布诏示，想来应当知悉。臣听说，喜欢询问就能充裕，这是成汤所以聪明的原因；听从谏言像水流一样顺畅，汉高祖因此成就帝业。历代圣明君主，一定都有谏臣。然而臣想到，进言非常困难，听取谏言也不容易。以疏远的身份指斥尊贵亲近之人，以极卑微的身份触犯至尊，进言难道不困难吗？在难以进言时仍然进言，自身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一个极卑微而又疏远的人，献上揭露过失、直率逆耳的言论，君主听取它难道容易吗？在难以听取时仍然听取，内心必然疲倦；况且正直的人为奸邪所憎恶，这是自然的道理。攻击一个奸邪，群奸就会发怒，他自身不能不危险；治罪一个正直的人，群奸就会进逼，君主不能不谨慎。因此先帝焦心劳神，日夜思求正人，反复多次仍未得到正直的谏臣，于是下达这道诏书，增置十二名谏官，每月责令进谏，使君主的耳目通达。此后才得到四人：谏官二人【鲁宗道、刘随】，御史二人【刘平、章颖】。其中勤勉进言、陈说可否的，只听说鲁宗道一人而已。太后临朝，皇帝即位，追承先帝的志向，重新设置谏官，又得到四人充任其职：谏官二人【臣和孔道辅】，御史二人【曹修古、王硕】。其中孔道辅才智秀异，已经进入清要仕途；曹修古称职，也被任命为外官。王硕因其他事情被贬黜免职。臣近来回到谏省，补报朝廷却没有什么成绩；出入仕途八年，又想到先帝诏令中所说的话。何况诏令说“朕亲自拆阅封奏，素来没有泄漏言语”，这正是圣人极其忧虑，担心臣僚怀疑有泄漏而不敢尽情进言。 《周易》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损害事情的成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天圣五年，臣曾经进言某些事情，满朝官员都传诵其中的言语，群邪侧目，增加憎恶、结下仇怨，实在令人畏惧。如果不是两宫圣明，深刻辨明忠诚正直，那么臣已经被放逐到遥远的地方了。自古奸臣都用厚重财货结交左右近臣以及宫禁之内的人，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能预先知道，并迎合君主的心意。李林甫专权二十年，唐明皇都不怀疑他；上官昭容权势倾动天下，唐朝国运因而覆亡。前代类似的事情，大概也很多。国家倾覆失败，常常由此造成。自两宫临朝以来，乐于听取正直言论；然而在垂帘听政之日，人们怀疑有人暗中窃听；进封奏章的人，又担心消息泄漏，因此人人都害怕祸患而不敢尽情进言。如今文武官员班列中，也有人议论皇帝处置的得失；谏官、御史在朝廷内外受到讥讽，被说成因循沉默。伏乞圣慈，顾念先帝关于泄漏言语的告诫，思考《周易》所说失去臣下的文义，凡有奏章，都加以收藏并严密保守。在临朝听政之日，屏退左右近臣，那么公正忠诚的人才能把话全部说出来，以扩大陛下的聪明见闻，这是天下的大幸。谨录先帝诏书，接连进呈给您知悉。【天圣八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请求实行谏臣的意见。孙沔 臣私下认为，担任谏诤的臣子，以畏惧回避为可耻，凡是知道的都要说出来，这才算称职。大事则在朝廷议论，小事则封章上奏，不顾忌讳，以扩大君主的聪明见闻。唐代时，谏官著名者列于中书省的班次，跟随宰臣，在处理万机之际，或许能提出一点有益的思虑。如今给事中不专掌封驳，舍人只负责执行诏诰，至于遗、补等谏官，分成徒有虚名的官秩，政事听不到，皇帝出行也不能随从。即使有命令颁行，也没有办法追究、议论和询问，暗中探求消息也往往近似奸细窥伺，能够自行传闻的，十件中不过两三件。等到再查究事情的端实，已经错过时机；事前进言，便有轻率发言之嫌；事情办成以后，又说这是已经执行的命令。只是徒然把意见写在封章中，实际上却给省中增添了阅览的烦劳。疏略的事务，有时还能被颁行；真正重要而合乎事理的意见，却很少听到批准。这使群臣之中只是在挑错，政教之中没有得到补益。臣自从承乏任职以来，已经将近五十天，虽然略陈浅薄见识，终究不能符合陛下虚心求言的心意；稍稍流露批评，又再次被搁置。何况以后还会有更难防范的事：假如要在朝廷内外议论朋党，在左右近臣中攻击奸邪，议论公卿的过失，指斥宦官、寺人擅作威势，那么将会怎样呢？臣如果因循沉默以求自容，就是辜负君主的恩赐；臣如果触犯忤逆而获罪，又会给亲人带来忧患。臣心中交战，起居不安，低头怀着惭愧，匆忙走在朝班末尾。因此才知道坚守正道很难，奉行义理也不容易。伏望陛下公开发布诏令，不徇私情，果断决定而不犹疑。凡是有利于国家、有补于时政的话，都请陛下思考后一定实行。何况如今政纲还没有完全振举，边境还没有完全安宁，灾害变异还没有完全止息，百姓还没有完全安康，却仍沿袭旧规，一切都表现得从容有余，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若陛下选取善言、坚持中正，像雷一样迅速行动、像风一样流行，那么即使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也可以用来帮助争取一两天的时机了。臣本来并不博古，妄进狂言，冒犯圣上的威严，甘愿等待放逐。【康定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论谏官以求声名、求进用来彰显君主过失的三种说法。蔡襄 臣伏见朝廷选用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增加谏官员额。这三人都是卓然独立的人才，过去因直言触犯权臣而被排斥，已经很久；如今一天之内一同任命，世人无论贤愚都万口欢庆，都说这是陛下特别作出的圣明决断，提拔任用而毫不疑虑。大概陛下深深忧虑政教还不恰当，赏罚还不分明，群臣的邪正还未辨别，四方的利害还未查究，所以增加掌管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言路，这是陛下为社稷和百姓所作的长远大计。臣私下思量，任用谏官并不难，难的是听取谏言；听取谏言并不难，难的是采用谏言。像王素、余靖、欧阳修等人，忠诚正直、刚强有气节，在人们心中素有声望，何况又得到陛下奖掖知遇，一定能够纠正政事的缺失，献上明智的谋略，揭发奸邪，打击权幸，思考着如何报效陛下。群邪要反对他们，必然会有一套说辞，不过是说某人爱好声名、急于求进、彰显君主的过失。有人提出这种说法，正是邪人想蒙蔽圣上的听闻，不可不加以察辨。臣请为陛下陈述如下：第一，说他们爱好声名。忠臣务求竭尽自己的心力，哪里会顾念声名呢？如果因为害怕“爱好声名”的诋毁而什么也不陈说，那么泥木一样的人也都可以充数，何必劳烦陛下这样精心选择呢？况且声名是圣人用来激励世俗、区分善恶的东西，怎么可以废弃呢？

译即使行善近于求名，陛下试想，当今远离权势利益、以敦厚清白的操行来接近声名的人，又有几人呢？第二，说他们急于求进。古代谏臣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身逢昏暗的时代，向上触犯皇帝的威严，旁边又触犯权势要人，鼎镬就在身旁，斧钺就在面前，即使死亡也不推辞，怎么会是急于求进呢？大概只是近来谏官升用太快，所以世人才得以说他们急于求进。如今谏官如果确有尽忠补过的功效，陛下只要长久任用而不要迁调，使这些人果真忠诚而且有义，即使死在这个官职上，也绝不会有遗憾。第三，说他们彰显君主的过失。凡是谏诤的官员，本来就是掌管纠正过失的；事情缓和时秘密进谏，紧急时公开直言，期望一定纠正过失。如果君主听从并实行，恰好彰显的是听取谏言的美德，怎么能说是彰显君主的过失呢？然而谏官中也有爱名、求进、彰显君过的人。他们不同于前面所说的贤能谏臣：遇到难以说出的事情，就沉默不言；挑选没有触犯之处的事情来说；即使意见没有实行，也不再议论，退下来却说“某件事我曾经说过了”，这可以叫作爱好声名。默默无闻而不知羞愧，只按资历次序逐步升到显贵官职，这可以叫作急于求进。凡是君主有过失，谏官最接近君主，如果不把话全部说出，君主又从哪里知道并加以改变呢？把这些事情传给当世，流传到后世，最终都被认为是君主的过失，这可以叫作彰显君主的过失。臣前面所论述的，正是忠臣与巧于取容者的区别，愿陛下赐予省察鉴别。如今陛下出于圣明的思虑，亲自提拔谏官，必定会亲自主持此事。若有人所陈述的合乎事理、恰当得宜，就请赐予施行，不要让天下人说朝廷只有喜好纳谏的声名，却没有真正纳谏的实情。即使他们的言语切直，也希望陛下宽容优待，不要因奸邪之人的离间计策而使他们遭到斥逐，致使天下人指责朝廷的过失。臣身处远方而言语得以接近圣听，实在惶恐不安；言辞激切到了极点。【庆历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馆阁校正】上奏仁宗，请求命御史中丞举荐属官，并放宽资历年限。蔡襄 臣听说，君主选择宰辅，宰辅选择长官，长官选择僚属，这是达到大治的关键，也是最简要的办法。周代任命太仆时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僚属。”汉代公府命令自行征召属官，唐代陆贽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又有高元祐任御史中丞时，上奏说：“御史台是维持纲纪的地方，属官的选用应当得到真正的人才；其中不称职的，臣请求黜退。”监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人都被调出任府县官职，这些都是前代专任长官选用属官的明证。本朝各司、各省、各监的属官都不是本官，只有御史台的职制不同于古制。如今台中的条制规定，台官不称职，也允许检举。近年宰辅在选用台官时为了避嫌，按惯例不能直接任命，多让两制官共同参举；又把资历考核限制得过于苛细，往往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这都是因为不放宽资历限制、不责成长官负责所造成的弊病。近来见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请举荐杨纮等人充任台官，朝廷却沿袭旧规，下令两制官共同参举。臣认为，朝廷既然任命王拱辰为中丞，如果他确实没有才能，就应另选有才的人任用；如果他有能力胜任，那么属官之事全部委托给他，也不能算过分。何况王拱辰请求罢去不才的属官，是尽心于朝廷，不回避众人的怨恨。如今御史席平已经出任润州知州，如果参举的人又得到软弱懦怯、倾邪险恶之士，那么将怎样处理呢？所以臣认为，不如专任长官，放宽资历限制，这样责任就有归属了。臣请求御史台属官只由御史中丞荐举，放宽资历限制的标准；资历深的任御史，官位较低的任里行。如果能够称职，也只是正常守任本官，不必超过规定提升官阶；如果不称职，可以连同举荐他的人一起治罪。这样朝廷就有了追究责任的办法，风宪部门也能得到人才。【庆历三年三月上奏】上奏仁宗，请求将谏官编入两省的班次。田况 臣听说，唐代两省从谏议大夫到拾遗、补阙，共有二十人。每当宰相奏事，谏官便随同入内；有什么缺失，就立即规劝纠正。他们实际上都是中书、门下的属官。如今谏议大夫已经没有实际职掌，司谏、正言、知谏院等官，都承担着原来补阙、拾遗的职责，而朝廷却按照谏议大夫的职务要求他们进言。但他们所处的地位不亲近，班次名位也不相称，在朝廷中与众人一样进退，不能用来彰显他们的身份并区别其职分。如今管理仓库、钱粮的闲散官员尚且能够赴内朝，难道谏诤之臣反而不能每日入朝参见吗？臣以前任谏院时，每听到一件事情，都要从各处采集询问，等到列举论述时，有时已经错过时机。如今若让谏官能够参与内朝事务，加上王素、欧阳修、蔡襄都是以其他官职兼任知谏院，实际担任两省的职务，却不能列入两省班次，在体制上很不方便。希望今后都让他们编入两省班次，这样名位和职体相称，也符合陛下选求人才的本意。【庆历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请求命御史中丞举荐台官，或者特别选定举荐者。欧阳修 臣伏见御史台近来的制度，命两省官员和御史中丞轮流举荐人才，结果所举之人多不合适，很少能够称职。比如近来苏绅举荐马端，却烦劳朝廷另行处置。臣认为，如今两制官中，奸邪之人还没有完全排除；如果不改变近来的制度，轮到谁举荐，就只好让他举荐。近来听说梁适举荐王砺、燕度充任台官，这两人因为梁适处在奸邪之人的行列中，各自都怀有羞愧，害怕受到污染，听到风声后都想不接受。由此可见，举荐官首先应当选择举荐者。臣希望今后只令中丞举荐人才，或者特别选定举荐者。现有官班中，虽有好人，但多因资历年限未到，导致被举荐者往往只是为了先取得资格而暂且任职，因此应先不限制资历年限，只选择才能足以胜任的人。何况台中本来就有里行这一职务，用来安置资历较浅的人。还请求重新制定举荐官员的法规；有人不称职，就连坐举荐者，并从严约束，以防止虚假滥用。这样或许能得到称职之人，振举纲纪。【庆历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台官、谏官议论政事，贵在事情发生之初。欧阳修

译臣私下听说，近日因为军贼王伦的事情，江淮各州军频繁上奏报告，朝廷却不想让人知道，召进奏官到枢密院责问，并不许泄露，防范约束非常严格。不知这是出于圣上的防范，还是只是两府大臣想这样做？据臣推测，是因为近日议论贼事的人很多，朝廷想不让人知道，以堵塞言路罢了。臣认为，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即使有独到明察，也还须采纳好的谋略来求得众人的帮助，怎么可以堵塞群臣的听闻、封闭人们的言路呢？何况朝廷处理事情未必全都合宜，臣下献上的忠言也未必完全没有可采纳之处。至于王伦驱杀士民，攻打劫掠州县，江淮之上千里震惊骚扰，事情已经如此，怎么能够掩盖？如今朝廷中有许多极其忧虑国事的人，想向君主献言，常常忧虑听不到确切消息。况且台谏官的进言本来就是职责，凡有论列，贵在事情刚开始时：善事则开其端，恶事则防微杜渐，在事情尚未发生时进言，才容易回转改正。如今事情无论大小，常常担心错过时机；有时号令已经施行，有时事迹已经传布，即使放宽限制让他们论救，也多来不及。如果再严加保密，不让他们听到，议论政事的臣子又凭什么献策？现在请求对进奏院的防范约束，凡不是秘密封进的事情，都不必保密。臣因此还有几件请求办理的事项，逐条列在下面。一、臣私下见御史台现有进奏官，每天专门负责供给报告，想请依照御史台的惯例，选派一名进奏官，凡是外方奏报的事情以及朝廷颁布诏令、改授官职等，都应在当天报知谏院。一、臣私下见唐代制度，谏臣是供奉之官，常在天子的仪仗之内，朝廷的机密议论都能听到。如今虽不能恢复旧例，也想请凡遇朝廷有重大处置、四方奏报非常规事务，以及谏官听到传闻但尚未得到实情的事情，都允许到两府请求询问，以便了解审查复核的情况，从而能够据此论列。以上两件事，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达指挥施行。【庆历二年八月上奏】上奏仁宗，论台官议论政事应当防止诘难责问。胡宿 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喜欢最直率的言论，乐于尊崇进谏，因此扩大治国之道，防止一切祸患发生于未然。臣如蝼蚁一般，私下观察陛下特别禀有上圣的德性，能够宽宏地听取直言，多次奖赏谏臣并提拔为台官，推诚相待、包容过失，实在尽到了为君之道，具有尧舜的用心。近日听说台官议论政事，事情涉及后宫亲属，虽然只是出于传闻，却受到诘难责问。臣愚昧地认为，谏官、御史是朝廷纲纪所寄托之处，即使有过错，也可以暂且宽容。过去汉文帝是贤明的君主，袁盎是直臣；皇帝所亲近的慎夫人，袁盎常常进谏，言语涉及不恭，即使汉文帝起初恼怒他，最后也没有治他的罪。后来慎夫人听说此事，又赏赐袁盎黄金五百斤。慎夫人之所以能够保全荣宠，是因为她能够奖赏袁盎的直言。汉元帝时，冯野王是昭仪的兄长，德行高尚美好，被推为第一。当时御史大夫空缺，公卿多推荐冯野王担任。皇帝说：“如果我任用冯野王，天下一定会认为我是偏私后宫亲属。”唐德宗对李绛说：“近来谏官的论奏有不实之处，我想把其中最严重的贬黜。”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邪小人用这种说法迷惑误导圣心。”自古以来，接受谏言就昌盛，拒绝谏言就灭亡。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臣下往往因此招致不可测的灾祸。即使君主已经开纳谏言并加以奖励，仍恐怕做得不够；如果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也不是社稷的福分。臣愿陛下鉴察前代史事，开张胸怀接受最直切的言论。臣不胜区区的忠情。【皇祐三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请求从宽处理唐介的罪过。刘敞 臣伏听说，陛下认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议论政事狂妄，责授春州别驾。不久又听说，陛下认为春州是险远多瘴的地方，怜悯唐介孤苦危困，恐怕不能保全性命，于是改授英州。这确实是陛下圣明的德行和深厚的恩典，对臣子极为宽容，广大无穷。臣私下观察《诗》《书》所记载的帝王之德，没有比知道过失更盛大的；仁爱没有比爱护生命更大的；声名没有比听取谏言更荣耀的。陛下全都实践了。况且唐介身居下位却讥刺君上，甚至触犯威严而近于乖戾，陛下却察知他的本心，认为他是出于忠信，所以叫作知道过失。既责罚唐介本人，把他投置到远方，又担忧他不能保全，所以叫作爱护生命。唐介刚获罪时，朝廷内外震动，人人以进言为戒；等听说迁往英州，人人欢欣，知道陛下并没有杀他的意思，忠义之士更加思考竭尽心力，所以叫作听取谏言。臣实在万分庆幸。臣听说伊尹告诫商王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其中的道理；有顺从你意志的话，一定要从不合正道之处去考察。”商朝因此保治四海，功德达到上天。臣所说唐介的话虽然逆耳，但从正道上考察，也应当有合乎道理之处。陛下幸而已经宽容不杀他了；如果又能宽免他的罪过，宽缓处置其身，使他能够反省过错、追悔罪责，重新列入朝廷官员之中，用来扩大言路、劝勉后来者，那么盛大的德行将无边无际，远胜上古君主。臣不胜犬马般的忠心。【皇祐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上奏仁宗，请求登记上呈台谏章奏。范镇 臣伏见先朝用御宝印制的历纸发给议论政事的官员，命他们按时奏上，用来考核政事得失并评定官员的优劣。恭敬地认为，陛下天性宽仁，喜爱听取谏诤，但考察实际施行的情况，真正采用的没有几件，臣深恐大臣没有充分奉行宣明，所以进言者的意见多被搁置。臣请求根据现在御史、谏官的在职人数，在禁中以及中书、枢密院各设置一本簿册；每有一篇章奏，就登记在簿上。禁中的簿册由陛下时时阅览，用来防止遗忘，并考察进言者的是非得失；其中有可以施行的，就命令大臣施行。中书、枢密院的簿册，也命令大臣详细阅览；已经施行或尚未施行的，分别勾注；每季末抄录送交史馆，使后世知道陛下纳谏求治的心意，同时也让进言者不敢妄自奏论。【至和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宰相驱逐谏官，请求予以辨明。马遵 臣听说御史中丞张升多次上殿论列，赵抃等请求出任外职的奏章虽然已经送入，朝廷却没有听从。等到宰相刘沆单独递入文字，指称赵抃等结为朋党，并列举罪恶条目，于是将他们除授外任。这样看来，成命虽然出自朝廷，本意实际上来自宰相。因此外间议论喧哗，都说是宰相驱逐谏官，并不是过分诬蔑。臣私下观察，自古帝王都把听取忠言视为贤明，把拒绝谏言视为可耻。如今接连把台官调出朝廷，并不是朝廷的美政，损害了陛下的圣德。如果因张升的论列而特意加以辨明，使四方听到后都知道台官外出并非陛下本意，正全朝廷的体统，保全陛下的声誉，就在这一举措了。臣身任此职，必须尽力进言，是为朝廷爱惜体统、为陛下爱惜声名，并不只是替那些臣子发言。臣怀着竭尽区区忠心的诚意。【嘉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知谏院】

译上奏仁宗，论宰相驱逐谏官，请求予以辨明。马遵 臣听说御史中丞张升多次上殿进言，宰相单独递入文字，因而把台官赵抃等人调出朝廷，这是不恰当的。如果说赵抃等人一向不是好人，不应当授任台官，那么既然已经任为台官，后来有了过失，也应当立即屏退黜免，不可长久让他们留在朝廷，等到他们请求外出后才加以处置。既然应当降职责罚以端正法典刑制，就不应仍带着原来的官职，继续专任地方政务。如果他们没有过错，难道能凭空泛的言语就阻止他们只任一个小郡吗？从事情的始末来说，都不合允当。如果说这是奉行条贯，那么应当外调的事情，中书的条贯很多，也未必都能拘守。比如宣徽使明明有定制，不得超过两员，如今却已经任命四员。像这样的事情，不可能逐条陈述；也没有听说另行递入文字、特别作出条陈。由此看来，实际上是想要实行这件事，只是拿条贯作为说辞罢了。张升应当再三辨明，而不能停止。向来台官多不为人所喜欢，权臣尤其如此。这并不是权臣天性厌恶台官，而是形势使他们如此。如果没有圣明君主主持，完全让权臣处置，那么谏院、御史台之中，忙于求过避祸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替朝廷筹划呢？陛下圣明，一定能看清这件事，伏乞作出英明决断，特赐指挥。【嘉定元年十月上奏】《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台谏二 上奏仁宗，请求选择那些守节而难以进用的臣子，把他们安置在谏省。欧阳修 臣伏见陛下仁慈圣明、聪敏睿智，宽容谏诤；即使有狂直之士冒犯圣上脸色、触犯忌讳，也未曾不始终保全，往往还立即加以提拔任用，这是自古明君圣主都难以做到的事。然而，君主采用谏言既难，进献谏言的人也认为不容易。议论小事，既可鄙又不足以施展；陈述大计，又似乎迂阔而没有速效。想稍加讽谏，又不能感动君主；想直截陈说，又先触犯贵权；旁边还有众多言论以众力相夺，所陈之事多未能施行，而进言的人很快已经迁调，使陛下有勤于听取言论的声名，却看不到采用谏言的效果，反而怀疑言事之职只是求速进的阶梯。这是因为台谏官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加提拔便能进入清贵显要的官职；而厌恶听人劝谏的人也因此得以进言，直说这些人只是想求得官职，所以多言，使后来进言者的话更加被轻视，君主也无法取得信任，既辜负陛下纳谏的本意，又违背陛下奖赏谏臣的心意。臣认为，要挽救这种弊病，只有选择那些沉默端正、守节而不急于求进的臣子，安置在谏省，这样既没有求进的嫌疑，他们的话或许也可信。臣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人所推重，坚守道义、安于贫困，刚强而不屈服；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度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污染他的心志，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经历吏事，又有优异的才华，曾被召试馆职，却坚决推辞不就；吕公著生性喜欢闲退，淡泊于世俗事务。然而，他们正是所谓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一定切中要害的人。往年陛下遵循先帝的制度，增加设置四名谏官，不久中途废止，又只留下两名。如今谏官还有空缺，伏乞任用这两人，补足四员之数，他们一定能规正朝廷的得失，帮助增益陛下的聪明见闻。臣蒙受荣宠恩典，还不知道如何报效，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说。【嘉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等人。欧阳修 臣才识平庸昏昧，混杂在众人之中，幸蒙陛下破格擢升，置于枢密府，对于报效陛下，本来应当怎样呢？但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一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必须

译等待众议协调一致；其余每天进呈的，都是有关部门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国事、启发辅佐圣明，几乎没有听闻，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议。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够心安吗？所以早晚思考，希望竭尽愚见，如果有可以采纳的，或许能略微有所补益。臣近来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人，因为议论陈升之的事情获罪，有的授予小郡，有的放逐到远方。陛下自即位以来，提拔任用诤臣，扩大言路；即使进言者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陛下的圣慈总是给予宽容。如今台谏官突然接连被驱逐，四处调出的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只见唐介、范师道都长期任言职，他们立身朝廷各有始末，前后补益很多，难道会在此时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不应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时难，有时易，只是各随时代而已。若是刚暴猜忌的君主，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却喜欢听臣下的过失；君主在上面好于察察多疑，大臣在下面侧身而立、畏惧获罪，这时规谏君主困难，而议论大臣容易。如果是宽仁恭俭的君主，举动都遵循礼法，一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失，就力求宽容保全，那么作为大臣的人，对外掌握国家权力，对内又有左右近臣的帮助，进言的人还没有得到听取，怨仇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这时规谏君主容易，而议论大臣困难，这是不可不察的。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方法罢了。忠臣和奸邪之人一同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语交错进入耳中，这就是难以听取的原因。如果能知道这个人的忠邪，辨明他的话是公是私，那么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语质朴而直率、逆耳违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是忠臣的话；言语委婉顺从、迎合意旨、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是奸邪之臣的话。至于负责议论政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有的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公开陈说；有的接连上章列举文字，共同议论一件事。话一说出，万口争相传播，众目共同看见，即使想徇私，形势也不允许。因此凡是在外公开明说、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如果不是言事官，又不敢公开说出，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中不发，有的隐晦进言请求由圣上裁断，不愿让别人知道。言论中有明确署名的，大概是因为言辞涉及倾邪，害怕受到弹劾，所以凡是暗中上奏而又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带私心的说法。自古君主如果能用这个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那么听取言论就容易了。伏惟陛下仁圣宽慈，能够容纳直言，对大臣尤其优礼相待，常常想始终保全他们，思考着与臣下一同爱惜名节，对于官员的进退尤其谨慎郑重。因此臣认为，如今规切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亲耳亲目所记得的有：景祐年间，范仲淹议论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议论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议论宰相梁适，都被罢职调出；后来赵抃、范师道议论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任外郡；前年韩绛议论富弼，被罢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议论陈升之获罪。自范仲淹被贬饶州以后，至今二十年间，驱逐台谏官的事情很多，却没有听说因规谏君主而获罪的人。因此臣说，如今规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由此来考察唐介等人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本心了。日前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只有从诲进入台官任职不久，其他四人的出处始末和事迹都很清楚，可以逐一考察。

译唐介先前因为议论文彦博，被远远放逐到广西烟瘴之地，依赖陛下仁慈宽恕、哀怜体恤，才迁置湖南，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任外郡，经过几年以后才重新起用。如今这三人又因为议论枢密大臣而被罢黜。这样看来，唐介不因过去曾踏入几乎必死之地而恐惧，范师道与赵抃也不因多年仕进受阻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大概就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举荐，才得到台官之职。等到韩绛任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以义理争论。韩绛最终获罪，王陶牵涉到私恩，这也是人之常情；能够断绝私恩而依据义理，不是懂得义理的人不能做到。由此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徇公灭私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事迹就是这样，可以据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所说的有不正确之处，他们的实情也一定没有其他可议之处。有人说，议论政事的臣子喜欢互相结为朋党，动摇大臣以制造自己的威势。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去年韩绛议论富弼时，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与韩绛结党，反而和各位台谏官共同议论韩绛的过错。由此可明确看出，他们并非互相结党，也不是想动摇大臣。臣本来就认为不能因此怀疑进言的臣子。何况唐介等人近来虽然成为被贬官员，幸而依靠陛下宽厚的恩典，各自还能得到一个郡的职位，没有至于失去安身之处。可惜的是，斥逐谏臣并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人竭尽忠心、坚守节操，还没有得到陛下的怜悯察知。伏望圣上慈爱，特赐召回唐介等人，安置在朝廷，用来劝勉那些守节而敢于进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嘉祐六年六月上奏，当时任枢密副使】上奏英宗，请求察看进言，及时施行惩罚和劝奖。吕诲 臣先前已经上奏，陈说自己能力所不能及，希望辞去谏职。没想到朝廷命令又授任我为御史知杂。臣长期充任言职，已经试验过而没有成效，只等待幽禁黜退，哪里敢有非分的希求。陛下的慈爱反复加以覆护，难道不知道臣应当如何怀着幸而图报的心情吗？臣私下思考，历代设置掌管耳目的官员，是为了辅佐君主弥补其不足，使宫门深处之外不至于再没有听见看见，使万机政务不至于都被堵塞蒙蔽。这样说来，进献可否、劝善止过的言论一天也不能没有。凡事只应辨论是非；稍微涉及欺骗妄言，就应当重重责罚，不应搁置他的言论而不采用，使他因受挫辱而沮丧。这样一来，贤能之人反而会突然转念，只顾为自身谋划，人人都将如此。比如朝廷的事情，台谏官不能预先听闻，等到政令已经下达才开始知道。等他们纠正所作所为时，就说已经施行的命令很难追改，这样执政大臣总是自行取得胜利，掌管耳目的官员自然很难与之争辩。又听说近日臣僚建议，认为先帝临政时信任台谏官，他们所陈说的已施行之事多有追夺，所以想请陛下纠正先帝的做法，凡事坚持不移。若施行一条错误的命令，任用一个坏人，便在外面宣称是出自圣旨，人们一定不敢动摇。如果真有这种说法，就是想堵塞圣上的聪听，使拒绝谏言、纵容既成事实成为常态，难道是公正忠诚、爱护君主的人吗？恐怕这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况且谏诤并不是衮职的缺失，时政的过错也不应当因此受到激发。向上会违逆圣意，向下会触犯辅臣，以至于被检举弹劾的人都成为自己的仇敌。难道进谏之臣不知道这会危害自身、祸及家庭吗？他们所求的利益只是国家，所守的只是职分罢了。可是近年以来，朝廷没有惩罚和劝奖的意思，阿谀奸佞的人倾心依附权势，畏惧回避的人则沉默自容，白白坐守多年，按惯例就能升迁调任。说话和不说话，哪一种更有利呢？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诏谕，指出缄默不言的人很多，但最终没有听说有所告诫勉励，这是很大的无益弊病。臣私下认为，陛下喜欢询问的心意超过虞舜，只是从未真正察验他们的话；求治的功业有如汉宣帝，只是从未真正责求实际成效。臣既然没有能够辞去这个职务，怎敢不以进言之责自任？伏望陛下既然询问，就应当察验他们的话；既然任用，就应当责求实际成效，不要让左右近臣蒙蔽迷惑圣明。议论政事的官员应当时时受到惩罚或劝奖，这样人们就不会苟且敷衍，职事都能得到举理，对朝政有所补益，太平的根基就不难建立了。至于纠正先帝的做法，更应深思熟虑。已经施行的事情如果确实不便，重新更改有什么可疑虑的？否则，臣不知道职事所应守的原则，终究不能安心守分。【治平二年二月上奏，当时由知谏院升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英宗，请求亲自选任御史。吕诲 臣伏见陛下亲笔任命殿中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朝廷命令既已发出，公议都认为恰当。臣听说汉孝武帝即位初年，田蚡任宰相，所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直接升到二千石的高官，权力转而超过皇帝，汉武帝于是说：“你任命的官员还没有任完吗？我也想任命官员。”如果不是明智圣哲的君主，能够洞察事理，那么赏罚任用的权柄几乎就要被田氏独自掌握了。臣见陛下此次亲自任命这两人，确实是深有防范。臣过去所陈，请令内外两制官每年各自举荐有才能的人，登记在禁中；凡是足以任用的，就请圣上亲自选择，免得临时荐举，从而杜绝请托求情的道路。这是最公正的办法，希望陛下长久实行。被任用的人无不归向并感念皇上的恩德，一定会竭尽死节来谋求报效。自古兴起王业的道理，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唯愿圣上思虑到掌握权柄的重要，谨慎开始而坚持到底，天下就万分幸甚。【治平二年六月上奏】上奏英宗，请求增加设置言事官。吕诲 臣私下认为，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朝廷内外的事情都可以凭借传闻得以进言，本来是为了辅助增益君主的聪明，防止受到堵塞蒙蔽。臣观察天圣、景祐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人，后来却日益减少。大概是执政者不想让皇上听到朝廷内外的缺失，但现在甚至不满数员。如今御史台缺少中丞，已经好几个月；御史五人中，有二人差出任职，只有臣与范纯仁、吕大防在职。封章上奏十件，八九件都被批报罢止。谏官两人中，司马光升任并兼领其他职务，傅尧俞出使辽国朝廷。诤臣几乎等同于被废置。自古以来言路受到堵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臣实在为圣朝感到羞惭，下情如何能够向上通达，天子的听闻又凭什么能够远及四方？臣伏乞圣上鉴察这一弊病，特别加以振兴，增加言事官的员额，以扩大听闻见识，这确实是求得治道的重大关键。【治平二年二月上奏】

译上奏神宗，论举荐台官不必考校资历次序。吕公著 臣近来蒙受恩典，充任翰林学士。臣伏见本院向来举荐台官，都必须是前行员外郎以下至太常博士，并且历任通判一任以上的人，还必须由众学士共同署状保举。臣认为，御史的职务，是上面辅助天子明察，下边防止百官被纠察，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奏论，因此必须资性端正方正、学问识见兼优，然后才可以处在宪司，担任言责。这样从众多士人中寻求，并不容易选中。如今却用资格加以限制，同时又常常希望得到人才，恐怕很难做到。臣私下见近年以来，前行员外郎以上而任知谏院的人，都能够兼任起居舍人。朝廷的意思是务求扩大进用人才的道路，但御史兼官的制度仍有缺失，大概是有关部门从未认真讲求。臣又见近来保举可以充任御史里行的人，有的因资历浅而被批报罢止。臣听说唐太宗一向喜欢直言，马周以平民身份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这个名称就是从马周开始的。此后官位较低、还不能正式任御史的人，都授任里行。既然如此，设置里行本来就是用来安置资历浅的人。如今却以资历浅为不应当选，正是失去了前代设置此官的本意。臣又见天圣七年议论政事的人，以三院御史出任省府判官、转运使，其中多是知县被举荐，实在有侥幸之嫌，于是诏令今后只有知州、通判才可以奏举。近来的台官，称职的即使有时依次补入谏列，不称职的即使是真正的御史，也会按原有资历出任外地官职。这样看来，资历次序的高低不必一一考量。又听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难道别人就会舍弃他吗？”人才本来难得，如果一定要等几个人都了解他，当然无法做到。假如只有一个人了解他，其他人并不是出于确实信任，只是雷同地联名署书，那又不是替国家求取贤才的本意。臣所说的这些，明白易见。如果在旧制基础上加以增补，对体制没有妨害。伏惟陛下圣明文武，刚刚登上尊位，左右近臣都在访求山林隐逸之士，尚且还要从旁广泛寻访，难道唯独对于御史这种掌耳目的官员，却不能广开进用之路吗？伏望圣上慈恩裁定准许：从今以后每逢御史有空缺，就轮流令学士、御史中丞各一人保举。正郎、前行员外郎，都依照谏官的惯例兼任御史；朝官以上不问资历次序，一律授任里行；太常博士、任通判满一年的人，仍依旧制。这样，用人之法就不至于苛细严密，举荐善才的心意也都能充分发挥，臣实在万分幸运。【治平四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后来获准举荐中行员外郎为侍御史里行】上奏神宗，论谏官贬降官秩不恰当，请求再次举荐担任谏官。孙觉 臣近来奉到敕命，降授前面所说的官职同知谏院，臣已经恭敬接受了。二十二日在正衙谢恩，二十三日在宫门谢恩，也都办完了。臣私下认为，告诫臣的诏辞说：“荐举公卿，安排职任。”臣如果对此轻率放纵，就应当受到惩罚。臣接受任命以来，日夜只是思考：如果是因为臣出身卑微、没有作为，学问浅陋不足以在陛下身边拾遗补阙，那么讨论大臣是否贤能也就罢了；如果是因为臣所议论的不合于道理，那么臣从古人那里所学的就是这样，难道敢违背自己的学问去迎合世俗吗？然而敕命已经下达，臣不敢立即上奏争辩。臣既请求补任外官，又接连上了三道奏状，却没有料到仍获准许。臣如果勉强就职，臣正因为言论触犯陛下而获罪，又被夺去官职。

译古书说：“臣子不被君主察知，就不敢立身于朝廷。” 臣虽然昏昧愚钝，仍敢依据这个道理行事。臣谨慎地上考圣人之意，旁考传记，反复思考一二，替陛下说明。并不是为了逃避臣的罪过，而是为了阐明君臣之间的道义。希望陛下宽赦臣的罪过，使臣能够把话说完。臣听说孔子所说的七位谏臣，就是三公和四辅。天子同这七人相处，他们纠正过错、匡正谬误，使君心改正；群臣贤能与否，彼此共同谋议，然后决定其进退，于是天下后世的政治教化已经形成，却看不出他们争辩的痕迹。七人不能承担这种责任，于是才开始以小官身份同君主辩论天下各种事务。谏官虽然官位低微，却参与谋议王政，也参与听闻国政议论。宰相在朝堂上同君主决定贤能与不肖者的进退，谏官则在君主近前辨别贤能与不肖者；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孔子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义。”又说：“不要欺骗君主，但要犯颜直谏。”所以臣侍奉陛下，内心不敢隐藏，常常冒犯圣颜。只要道义所在，就毫不迟疑地进言。臣又听说孔子说：“君子侍奉君主，应当顺成他的美德，匡救他的过失。”晏子说：“君主认为可以而其中有不可之处，臣就指出不可之处，以成就其中可行的部分；君主认为不可而其中有可行之处，臣就指出可行之处，以去除其中不可的部分。”如果像诏辞所说的那样，那么臣子的道义只有匡救而没有顺成，只有指出不可而没有成就可行；这样虽然开始懂得侍奉君主的道义，却等于隐藏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有人于是说，谏臣只是小官，不应参与君主决定大臣进退的事情；又有人说，谏臣虽可以议论大臣是否贤能，却不应说应当由某人代替某人。臣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卫国大夫史防认为蘧伯玉贤能却没有被任用，弥子瑕不肖却掌管政事，多次进谏而卫君不听，至死也不懈怠，甚至用尸体进谏。卫君最终罢退弥子瑕而任用蘧伯玉，事情终于成功。汉成帝时，御史大夫职位空缺，谷永荐举薛宣，成帝任用了他。鲍宣以谏大夫身份上言，请求贬黜汝昌侯傅商、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并召回任用原大司马傅喜、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第二年，皇上终于召回孔光，免去孙宠、息夫躬的职务，又召回何武、彭宣，恢复任为三公。杜诗以南阳太守身份上疏说：“伏湛是国家的柱石之臣，应当担任辅弼。”郎顗说：“黄琼、李固可以任用。” 当时的政治，即使是伊尹、傅说也不足以相比。这几个人都官位低、言语分量轻，有的劝君主任免或罢黜大臣，有的希望以某人代替某人；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却从未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唐朝的盛世在唐太宗时期，太宗的臣子没有谁能比得上魏征。当时有人说魏征偏袒党羽亲戚，太宗让温彦博查办此事，又让温彦博责备魏征，使他不得不顾忌外在形迹。后来有一天，魏征入朝奏说道：“臣听说君臣意气相合，义理上同为一体，从未听说不存公道，只顾外在形迹。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预料了。”太宗改变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做了。”魏征的话，可以说深深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如果太宗以外在形迹对待群臣，群臣也以外在形迹侍奉太宗，彼此猜疑、阻隔，上下情意不能相通，这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又怎么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呢？如今如果让进言者只议论群臣的过错而不说他们的长处，只议论群臣的恶行而不说他们的美德；称说某人时不能说他能够胜任某职，叙述他的才干时不能说他能够胜任某任，这种拘泥形迹，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虽没有魏征那样贤能，实在希望陛下重新实现太宗时期的治理。所以臣侍奉陛下，知道应当尽到臣子的道义而不隐瞒内心，上不因三公尊贵而回避，下不因九品官卑微而轻视；无论愚昧、聪明、忠诚、奸邪，只要知道详情，就全部献给陛下。

译古书说：“做臣子的，不能只顾自己；既然明确地献身侍奉君主，那么身体就不再属于自己，生杀、给予、剥夺，都只听从君主的命令。” 古书说：“普通人的志向尚且不可夺取，难道说可以杀可以生的只是人的身体，而可以给予可以剥夺，却不能夺取他的志向吗？”臣身份低微，言论又不合时宜，即使被放逐、废黜、流徙，又哪里会损害国家治理呢？圣恩广大，只夺去臣两个官职，臣却或许因此惊惶不安，顾虑自己的打算，终于对陛下怀有未能尽言的想法，那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臣自从供职谏官，才两个月，得到陛下召见五六次，上奏章十多篇；臣的根本意图和事情经过也大致说清了，但圣心并不认为然，臣所说的话没有一件见到成效。臣议论枢密院使邵允在任上没有作为，陛下却怀疑臣；议论御史中丞滕甫奸邪，陛下又不相信。这说明臣的行为仍然可疑，言论也不足采听。陛下设置左右耳目之官，却任用言行没有可取之处的人，不知对国家治理将有什么补益？臣之所以恳切请求离职，不只是因为自己的言论得不到采用，也是深深替陛下谋划。伏望圣慈，特意查阅臣前后所上的三道奏状，罢免臣的言职，授臣一个外官。臣现在在家待罪，实录院检讨、同知谏院、管干国子监等职，臣都不敢供职。【熙宁元年七月上。此前陈升之入对，皇上答应提拔安排他担任枢密。孙觉相继入对，进言说钱明远不可治理长安。皇上于是对他说，陈升之应当担任枢密，邵允没有才能，先前想让他镇守长安，但执政认为他没有过失。孙觉说：“韩琦从宰相出任长安知府，如今让他代替韩琦并不算薄待他，只是执政大臣在为自己谋求地位，不愿让邵允离开。”当时陈升之已经有成命，孙觉却不知道退避，还进言说应当让邵允主管永兴。陈升之担任枢密使后，皇上认为孙觉是在迎合旨意、邀取恩宠，而且擅自处置大臣，不是小臣所应做的；又怪他让书吏誊写奏章，于是责授太子中允，仍任同知谏院。八月，出任越州通判。神宗皇帝同孙觉谈论他让吏人誊写章疏的事情。王安石 臣今天承受圣谕，内容是说孙觉让吏人誊写议论大臣的章疏。臣起初也奇怪他不能谨慎保密，但认为这本应由朋友劝诫责备，而不是由君主加以谴怒。后来臣反复思考，陛下认为孙觉值得听取、信任，所以提拔他任谏官；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本来就是他的职分所应议论的。即使在朝廷公开说出，以启迪陛下的心意，在道义上也没有过失。只是让吏人誊写章疏，确实不足以因此加以谴怒。臣子之所以应当谨慎保密，是因为君子与小人的消长形势还没有分明，言语一旦泄露，可能招来祸患；如果不保密，祸害就会降临自身。若恰逢明主，正直危切的言论没有什么忌惮，又有什么必须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把曲说当成直理，害怕不被公论容纳，才唯恐自己的言语不够秘密。若让这类人处在官位上，陛下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果陛下怀疑孙觉有结党营私、招权纳贿的奸情，那么臣恐怕在圣德盛明的时代不应这样猜疑。魏征认为君臣上下各自顾忌外在形迹，国家的兴亡就很难预料。如果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对每件事都这样猜疑防范，恐怕善人君子都会只顾自己的形迹，不敢尽说忠诚正直的话；奸邪小人反而能窥伺君主的疑心，借机施行奸邪。如果陛下担心陈升之听到这件事会不安，臣也认为不是这样。汉高祖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鄂秋议论相国萧何功劳的次序，高祖并不怀疑，反而更加赏赐他，也没有听说萧何因此觉得受到猜忌。陛下圣明高远，是汉代以来具有美德的君主，没有谁能够赶得上陛下。每件事都应以尧舜和三代为法，为什么心中却存有末世那种狭隘吝啬的想法呢？《尚书》说：“任用贤能不要怀疑，去除邪恶不要迟疑。”如果不能明白知道他贤能就任用他为贤能，不能明白看出他邪恶就怀疑他为邪恶，就不是尧舜三代的道理。陛下认为臣值得信任，所以圣谕问到此事，臣怎敢不竭尽愚见。今天口头回答还不能详细说明，因此谨具奏札上报。【熙宁元年七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神宗皇帝论选择言事官，认为应当首先具备三项条件。司马光 臣今天当面奉受圣谕，命臣访察可以担任谏官的人，秘密写具姓名上奏。臣推辞却没有获准，退下后惶恐不安，默默思考：凡是选择言事官，应当首先看重三件事。第一是不贪爱富贵；其次是看重并珍惜名节；第三是通晓治国的根本。具备这三点，确实很难得。臣愚昧，哪里足以识别贤能？臣私下认为，已经经过实际考验的人，比较值得信任。臣看见三司盐铁副使吕诲，多次担任言职，不畏强暴权势，曾两次遭贬，仍坚持节操不改；侍御史吕景，外表和厚，内心坚守坚定正直，见到利益也知道羞耻，面对道义毫不犹疑。在臣所知道的人中，这两人似乎可以入选。还请陛下广泛访察群臣，以圣意裁定。【熙宁元年八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神宗皇帝论君主听取采纳意见，不应把谏臣直言看作是在暴露自己的过失而因此取 名　　　　　　　　　　陈襄 臣听说，君主看待臣下，就像心腹与手足、耳目之间的关系。四者相互配合成为一体，就不费力而能成就功用。所以公卿是君主的手足，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古代君主任用进谏诤言的臣子，一定寻求方正直率、明辨博学之士，让他们掌管自己的视听，补救自己的缺漏。他们内心忧惧，只怕听不到切直的言论来挽救自己的过失。所以舜告诫臣下说：“做我的手足和耳目。”又说：“我有过失，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怨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代臣子劝谏君主，只要有话可说，即使斧钺就在面前，也没有什么忌讳，是希望使君主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并不是为了暴露君主的恶行；是为了成就臣子的节操，并不是为了博取自己的名声。处在言事的责任上，道义本来就应如此。所以《易经》说：“王臣艰难竭力，并不是为了自身。”《尚书》说：“这些谋划和谋略，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因此君臣之间同心协力、同德共行，在道义上成为一体。居上位的人如果听到一句有益的话，就从容听取采纳，不认为这是暴露自己的过失而怀疑；居下位的人如果听到一件事情有过失，就周旋反复地切直争辩，不因为担心求取名誉而有所隐瞒。这就是所谓取得信任以后再进谏。伏望圣慈稍加体察臣的话，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熙宁二年四月上，当时初任知谏院】神宗皇帝请求留下吕诲　　　　　刘述

译臣恭敬地看到，罢免御史中丞吕诲，改任澄州知州，是因为他议论政事失实。臣私下思考，本台旧有制度之所以允许御史依据传闻议论政事，是因为事情正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形成明显迹象；等到反复询问搜集，往往难以查清详情。若能在事变发生之前先行进言，就可以断绝祸乱的根源，挽救政事处理上的失误。其中固然可能有审察不周的地方，但对大体并没有很大损害。如今听说吕诲因为在奏章中说辟光狂妄，离间岐王，并牵连议论辅臣的长短，这正是吕诲竭尽忠心为陛下效力、挽救朝政缺失，难道还有别的意图吗？如今突然贬黜他，士大夫彼此惊叹，都非常替陛下惋惜这一举动。陛下即位才三年，已经罢免五位御史中丞了。天下人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将会认为陛下厌恶听取直言，只想让人迎合心意、顺从旨意。这岂只是严重损害圣德，实在还恐怕使公正忠诚的人因此懈怠，奸邪党羽乘机而进，把白说成黑，把正说成邪。等陛下觉悟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况且吕诲为人公正严峻刚直，知道有利于国家的事就没有不做的，四方士人交口称誉，是众望所归的人。御史中丞的职任，寄托着朝廷纲纪，如今却转而成为动摇纲纪、自我毁坏法纪的举措，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愚昧，伏望陛下察知吕诲没有别的意图，怜悯他的过失很小，追回先前的诏书，使他恢复旧职；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下可以安慰人心，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臣并非不知道这些话一说出口，就会招来权臣的愤怒，只是不忍辜负陛下的任用。臣极其彷徨，惶恐待罪。【熙宁二年六月上，当时兼任御史知杂事】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宋敏求 臣本月十九日当值中书刑房，送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特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的词头。臣认为，御史这一官职自本朝以来责任很重，虽分属三院、各有等级差别，但承担整肃外朝、维系纲纪的职责，被称为清峻之职，选任大体遵循旧制。必须是太常博士并且任过两任通判，才允许荐举入台；这是因为任职资历深，经历的事务多，对朝廷仪制才能熟悉。景祐初年，因为资历相当的人难以找到，于是奏请从太常博士以上、通判任期未满的人中选任御史里行。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并加以升迁，如今又要把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廷官序，严置于纠察执法之地。臣私下担心这不遵循旧有官制，又不能使群议满意，因此这份词头不敢起草。【熙宁三年四月上，当时任知制诰】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苏颂 臣本月二十一日奉到中书札子，内容是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奏称：本月十九日臣当值中书刑房，送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特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的词头；此事不遵循官制，不能使群议满意，因此不敢起草。臣考虑本朝近来的制度，补进台官，都是由御史中丞、知杂事与翰林学士轮流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且曾任通判的官员中奏举，充任三院官。没有任过通判的人，必须特降诏令，才允许推荐为里行。如果所荐不是合适的人，甚至会连累举荐者获罪，这是为了慎重台阁官员的选任。去年诏令规定专门由御史中丞荐举官员，虽不限制资品，仍然是荐举京官；因为已有先前诏令，所以没有人非议。如今李定凭郡府幕职官身份进入朝廷，担任纠察执法的职任，越过资序，近年来从未有过。臣实在担心这违背官法，对治理朝政没有好处。宋敏求之所以恳切进言，是为了尽忠并履行职守。议论者或许说，唐代从诸侯幕府进入台省任职的人很多，李定这次任命难道算过分吗？臣认为不是这样。唐代方镇强盛时，有人上奏征辟郎官、御史充任幕府官员，因此幕府的地位不断加重。祖宗深深鉴戒这种弊端，将制度一概整顿改革，州郡僚佐都由朝廷补授。大臣出镇地方，有时允许自行辟用官员，但也都按照资历注拟，任满一年后升迁品秩，完全遵循铨选格式，不再像唐代那样。如今三院御史所承担的职任，又比过去更为重要。况且李定前任尚未任满，也没有按时召见应对，不经过铨考就擢升进入朝列，不因御史荐举而直接置于宪台。朝廷虽然急于任用人才，越过通常规格，但这样扰乱法制，必然招致议论。所得利益小，造成的损害大。再次详看宋敏求先前的奏章，颇为恰当。关于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不敢起草。【熙宁三年四月上，当时任知制诰】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李大临 臣本月二十二日奉到中书札子，命臣审阅宋敏求、苏颂所奏之事，认为确实公正恰当。臣认为，御史的职责是纠正内外，自本朝旧例，每逢职位空缺，必须任用太常博士以上的官员补任；还必须曾任通判，才允许荐举。如今李定是秀州判官，却授任监察御史里行，不仅越过资序，不能使群议满意，而且还违背本朝一向的法制。宋敏求、苏颂所陈述的意见，对朝廷也有补益。伏望早日详加斟酌。关于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不敢起草。【熙宁三年四月上，当时任知制诰】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苏颂 臣本月二十三日奉到中书札子，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李大临奏称，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中有不便之处；奉圣谕，命苏颂仍依照先前所降指挥起草诏词。臣私下认为，官品有高低，职事有闲忙轻重，都是用来待遇有才能之士的。升擢授官有资级限制，保任荐举有固定法式，也都是为了抑制奔走竞争的途径。自古以来，这个道理从未改变。祖宗朝有时有人从偏僻孤远之地起身而登上显要职位，是因为天下初定，士人有的被遗弃于草野而未被任用，所以不得不广开搜罗和奖拔人才的道路。自真宗、仁宗以来，每次除授官职，即使是隐逸之人或有特殊操行者，也不至于越过资品。太平时代，政事有纪律，应当遵循按照资品选授的办法。如今朝廷清明，俊杰贤能一同任用，进用到台阁，往往都有成规；而李定以远州幕官身份，没有累积的资历，也没有明白可考的功效，只因一次召对、一句话符合圣意，便授为台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提出异议，使制命终于下达，四方听闻后都会震惊；仕进之路上，难道不会有人失望吗？况且天下这样广大，英豪这样众多，将来如果再有非常之人，超过此次情形，凭借机缘得以进见，奏对又符合圣意，那么又拿什么官职来安置他呢？

译如果这种风气逐渐发展而不停止，臣实在担心高官要职可以通过歧路取得；一旦发生万一，不能不预先防范。臣之所以恳切建言，上是为了遵守朝廷法制，下是为了尽到有司的职责。臣谨按《六典》所载，中书舍人的职责是：凡有诏旨、制敕，都要依据典故起草；制敕施行后如果有错误，就上奏加以纠正。所以前后舍人议论官员差除，援引典故加以驳正的事情不止一次。如今三院御史必须由诸位学士荐举朝臣，这是典故和旧制。若有人不符合这一规定，臣等怎敢不发言？去年因为任用京官，所以没有发言，是因为此前已有诏令。如今如果先行确定制度，允许从幕职官中选拔三院官员，那么臣等又有什么理由敢违抗拒绝呢？况且李定这次任命，前日宋敏求、李大临以及臣都知道不符合近来制度，所以各自上奏议论。如今再次奉到诏谕，如果立即奉行，就是臣等故意违背职守，自相反复，使圣明受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臣私下认为，威权和福禄的柄权，君主可以独自掌握；官员的职守有其责任，臣下也可以坚持固守。如果朝廷认为李定才干确实非同寻常，那么应当特意给他改官，另授职任，按照资历而破格任用，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必越过近来制度来安置他。宪台纲纪方面，如果臣等上怕严厉诛责，厚着脸面起草制书，实在担心门下省封还驳正而不肯放行；即使门下省不举发，言事之臣也必然还要再次论列，或者李定畏惧道义，坚持己见而不敢恭敬接受。这样就会使臣一人废弃职任，导致议论彼此兴起，烦扰圣听，那么臣的罪过即使死了也承担不完。关于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不敢起草。【熙宁三年四月上】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苏颂 臣等查阅熙宁三年七月六日奉到的圣旨：今后三院台官有空缺，交由御史中丞奏举，不论官职高低，令其兼权任职；如果所举不是合适的人，就让言事官察觉后上奏。臣四月二十八日入殿，亲自奉受圣谕，命将上述条文送到舍人院商议，起草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等随即把上述条文送到本院，共同详细考察。原来以前台官必须由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官员奏举合格者。后来因为朝廷官员中很难找到资序相当的人，所以朝廷特意开放这一制度，所说“不拘官职高下”，只是不限于博士和中行员外郎，并不是说选人也可以荐举。所谓“兼权”，是指原有官员资序不相当，三丞以下暂时不能担任监察御史，所以让他们向上权任前行；员外郎以上不能担任侍御史，所以让他们向下兼任。这些规定都不是为选人设置的。如果不拘官职高下，连选人也包括在内，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权任监察御史里行，就不必再改授中允了。由此可见，选人不能越级授为台官是很明确的。至于程颢、王子韶等人，都已经先升为京官，因御史中丞荐举，才奉特诏升为中允，权任监察御史。如今李定只是初等职官的资序，如果特意给他改官，按理只合转任大理寺丞。况且选人特意改授京官已经是优待，如果再越级授入朝籍、置于宪台，恩命重叠，升擢非同寻常，先朝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知李定有什么长处，可以承担这样的特殊任命。臣等之所以反复进言，不顾斧钺诛杀，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爱惜朝廷法制，遵守有司职守罢了。爵禄、赏罚、进退、黜陟，都是陛下可以专断的，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事情一旦交给有司，就有明确的条文制度，任职官员必须奉行并坚持。大体说来，条例最忌任意破例；今天这样做，日后就会成为旧例。如果有司因循迁就，逐渐导致制度毁坏混乱，臣实在担心一旦打开侥幸之门，仕进道路上奔走竞争的人都会侥幸求取非分升擢。朝廷的名位器用有限，哪里能够让人人都满足愿望呢？前代之所以慎重爵禄赏赐，不轻易授予人，即使有奇才异能，也必须先让他任职办事，等到有成效后再破格升擢，原因就在这里。兼且臣等此前进言，虽然没有详细记录，上述条文也只是指出选人越级授为台官是不恰当的。正如宋敏求所说，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并加以升迁，如今又…… 又把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廷官序，严置于纠察执法之地，臣私下担心这不遵循旧有官制，也不能使群议满意。臣李大临说：“秀州判官授任监察御史里行，不仅越过资序，不能使群议满意，而且还违背本朝一向的法制。”臣苏颂说：“去年诏旨专门命令御史中丞荐举官员，虽不限制资品，仍是荐举京官；人们没有发言，是因为此前已有诏令。详细考察这件事同如今检举来的‘不拘官职高下’条文，也不至于抵触，因此臣等才必须再次坚持原来的意见。”臣等并非不知道再次拒绝严厉诏谕，获罪不会轻，只是意在尽公，不敢自相反复，以免上面误解朝廷。至于臣李大临昨日应当起草薛昌朝除官的制书，起初也疑虑是否恰当，后来思考，薛昌朝虽然不是御史荐举的，但朝廷特意除授时他已经是京官，又有程颢、王子韶的近例，所以不敢违抗拒绝；这与李定是选人的情形不同。伏望圣慈更加详细察看臣等恳切不已的诚意。关于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等不敢起草。【熙宁三年四月同李大临上】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苏颂 臣本月一日奉到中书札子，节略说：李定除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词头奉圣谕札给苏颂起草。李定属于特意降诏授任，不妨碍近来制度，命令迅速起草诏词。臣详细考虑，历来本院凡是中书送来的词头，都由当值的舍人奉行。只有当值日曾经封还词头，且词头所授官员就是原来封还的官员时，才在当天转送给下一位当值官员命词。昨日中书札子送到舍人院，正是臣当值，所以臣单独写札子上奏。今天轮到李大临当值，上述札子本应由本官奏行，却专门送到臣这里，明显不依照历来轮值承受的体例。同一项职事，差遣却有不同，臣怎敢越次承受？如果说因为臣曾议论这次除授不合条例，所以送给臣处理，那么上述奏议同李大临是一份奏状共同议论，事情并无不同，却不依照常例送给本院轮值官承受。臣已经具状把札子缴纳给中书门下，伏乞依照历来体例施行，现已办毕。兼且臣与李大临等前后议论李定的差除不恰当，是为了遵守朝廷法制、履行有司职守。

译初等职官越级授入朝列，并兼任御史，不符合近来制度，所以臣不敢起草。如今中书札子说这是特意降诏授任，不妨碍近来颁行的条制。臣切实认为，如果确实出于圣意而破格提拔，就必须是非常之人，声名在当时显著流传，然后才可以使群议心服，成为朝廷的美事；否则，进用人才本来就有逐级递进的程序。过去马周替常何写奏章，分条陈述当时得失二十多件，都是当世急务，唐太宗从平民中发现了他。近世张知白上书议论政事，见解卓越，真宗皇帝从河阳职官中发现了他。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有显著表现，时势和君主也可以说非同寻常。然而马周仍被召入门下省任职，第二年才任御史里行；张知白召对时言辞符合圣意，也先命他在舍人院试任，然后授为正言。并不像李定这样，原本是远州职官，素来没有声望，只因孙觉论荐，偶然获得一次召对，便要破格提拔。即使他有奇谋大略，也还没有在当时显著表现出来，哪里足以承受不次升擢这种重任？只采用他的言论，却不让他通过实际职事接受考验，天下有才有辩的人听说后，都会想趋附权势、奔走要路，希望得到荐举任用。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未必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前代任用人才的办法，一定要加以详细考察和试用，等看到成效以后再升擢，也是为了防止侥幸求进的途径。如今臣不避诛戮，再次进献浅陋之见，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能够容纳直言，难道能不思考进献意见，稍求有所补益吗？关于李定特意降诏授任一事，臣希望陛下早日采纳群议，或者询问近臣。如果认为李定的才干确实足以符合陛下破格提拔的本意，那么臣自然应当接受妄言的罪责；万一臣的话并非虚妄，就请陛下再次详细斟酌，或者另授他一个官职安置在京师，等将来看到他的实际表现，再加以进用也不晚。这样不仅臣等能够履行职责，也可以培养成就李定的才干资质，避免留下日后的议论。臣日夜恳切尽忠，实在惶恐至极；然而臣已经第五次进言，屡次拒绝诏命，罪过难以赦免，只能战栗恐惧地等待治罪，不敢安宁。【熙宁三年五月上】神宗皇帝缴还李定的词头　　　　　李大临 臣本月三日奉到中书札子，送下苏颂缴纳的李定除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词头；奉圣谕说，李定的任命出于特意降诏，并不妨碍近来制度，命舍人院迅速起草诏词，轮到哪位舍人当值就由哪位办理。今天是臣当值，臣私下考虑，臣与苏颂前后多次进言，屡次烦扰圣听，并非不知道自己狂妄率直、冒犯越礼，罪当万死；但仍然反复进言不止，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臣的职务居于近列，忝居协助书写诏命之职，诏敕有不便之处，按理应当上奏议论。既然心中有所想，岂敢闭口不言？臣认为李定以初等职官身份越级授为御史，是非次升迁，旧例从来没有。若说差除是特出圣谕，不妨碍近来制度，那么大凡朝廷颁出爵禄赏赐，稍有优异，都可以称作特谕；事情如果不恰当，难道能因为是特谕，就不许任职官员按职责提出议论吗？以陛下圣明宽厚、聪察而能容纳，必然没有不许臣下进言的道理，因此臣才能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况且李定自从进入仕途以来，未听说有卓然的声誉、为时人推重；如果说他有经学才术和品行义理，那么在短短几刻召对之间，陛下哪里能够完全看出他学识和德行的深浅？如果陛下认为他的辩论有可取之处，急于任用，那么先升他一级即可，慢慢观察他的作为后再另行升擢也可以，不应突然把他置于宪台，使众人震惊、舆论哗然；这对李定本人不安，对国家体统也有损。所以此前苏颂所说唐太宗任用马周，先把他置于门下省，第二年才任御史里行；本朝任用张知白，也先在舍人院试任，然后授为正言，正是这个道理。如今李定的任命既然还不能使群议满意，如果制命一旦发出，难道能避免门下省封驳和台谏官上奏吗？臣到了那时即使想要自劾请罪，也来不及了。即使陛下宽恕臣而不加诛责，臣又有什么脸面留在陛下左右呢？因此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倘蒙陛下听察，不仅臣的职责大致得到履行，朝廷也会得到万分之一的补益。臣惶恐失措地待罪至极。关于授予李定官职的制书，臣不敢起草，伏望圣慈再加详细斟酌。【熙宁三年五月上】神宗皇帝论不应再次札下舍人院，必须命令起草授予李定的词头。词头　　　　　　　　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任命秀州判官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等多次封还词头。这几天外面都说朝廷已经因此停止任命，今天又听说札下舍人院，必须命令他们起草诏词。臣私下猜想，朝廷知道李大临等已经多次封还词头，如今又让他们起草，就是要使他们前后反复，必然难以奉诏，因而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加罪，使今后凡是朝廷施行政令，群臣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百官之中，除非是苟且迎合、勉强容忍的人，都不能立于朝廷；政令有得有失，陛下又从哪里知道呢？晏婴所说的以水相加，贾山引用秦朝末世来告诫汉文帝，正是担心这种情况。臣前面议论驱逐台谏官，如今又议论李大临等，并不是偏私这几个人，正是为国家痛惜言路断绝。伏望陛下审慎思考并谨慎施行，不要使自己的聪明最终受到蒙蔽，这将是天下的大幸。附黄：国家破格任用人才，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但必须使众人的心意信服，然后才算美善。因此尧舜并非不聪明，但任命官员都先同岳牧等大臣谋议，等众人的意见一致，又明确通过考核功效后才任用，所以荐举不会错失能人，上下和谐安乐。臣一向不认识李定，实在不知道他的品行才能如何。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他贤能，为什么不先让他逐步试用，等他的功效显著、众人都知道以后，再破格提拔任用，那谁会说不可以呢？何必今天同臣下争较胜负，这恐怕不是君主宽广宏大的气度。【熙宁三年五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三 宋赵汝愚编 百官门 台谏三 上奏神宗，论台谏官员缺额应迅速选用 吕诲 臣奉学士院通知中书的札子，得知奉圣谕荐举两名谏官。上承诏命，下及外臣，由此可见陛下虚心等待，乐于听闻过失，朝廷内外都感到庆幸，这就是臣欢欣不已的原因。臣过去因议论政事获罪，虽然在外任职，仍忝居谏院的职任，又参与荐举官员的名次，冒昧把诚实意见上奏，稍微补益圣上过失；至于僭越的罪责，臣哪里敢逃避死亡的惩罚？臣听说本朝旧例，谏官的除授全由圣上选择，是因为耳目机密的职任不能从其他途径进入，以向天下显示至公。御史则交给学士和御史中丞保举。近来任用人才越过常规，政府选择贤能加以授官；又听说准备任用选人李定。御史考定他不守母丧，被有司弹劾上奏，舍人封还词头，按例都应夺去官职，再交给礼官议定他的罪行。一个人的操行不被人信任，本来就不值得取用；如果确实有罪，礼法更不会容许。然而人们说求取忠臣必在孝子之门，是因为他孝敬父母，就可以把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用李定充任候选人，他被甄别录用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后来公论不赞成，于是把谏官、御史一并交给两省官员保任。臣私下认为，台谏官所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这些年来称职的人很多，大的言论传入就获大罪，小的言论传入就获小罪，被罢黜的人接连不断，来任职的人迟疑不愿就任，以至谏院、御史台空缺官员已经很久，御史中丞的职位半年没有补任，三院因此几乎全空，言论道路阻塞，竟到了这种地步。朝廷政事如果有所缺失，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就会有所蒙蔽；掌权的人难道会是毫无缘故吗？臣私下估计，自从诏令下达以来，在京近臣所举荐的人数已经很多了，却没有听说一定要等外地举荐的官员全部集中后才选拔任用；有的现任远方官员等候追召返京，便旷日持久，言职几乎废置，只徒有选择谏官的名声，却没有真正开通言路。这正是还没有显示出至公之道、不能符合陛下虚心求言的本意的原因。《尚书》说：“早晚接受教诲，以辅佐君王的德行。”这件事一日也不能空缺。唐太宗三天听不到谏官进言，就一定责问辅臣；他听取意见从不厌倦，日夜思考，记在简册上，后世都称美此事。陛下推广这样的心意，难道不是从早到晚渴望听到正直的议论吗？臣认为，广泛求取人才，不如迅速任用；既然任用，就应当坚定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共同谋求回归正道，这才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如果只是广泛求取人才，却不能坚定信任，进言的人已经很多了，却不断加以贬斥，臣恐怕后来的人会觉得进言艰难受阻，便钳口缄默、苟且自安，忠臣义士逃入山林，公正的议论日益衰微，这将成为国家的大患。剖取胎儿、毁坏鸟卵，即使损伤极其轻微的同类，尚且有时尚未达到这种地步，圣人因此对此深加告诫。汉文帝接受郎官的奏书，言论正确就采用，不正确就搁置，于是废除了诽谤和妖言之罪，用来疏通治国之道，招来进谏的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大并实行这种度量，这就是天下的福分。仍乞请从内外两制及禁近臣僚已经举荐的人数中，先选三五人充任谏官，其余补充御史台的空缺，这样或许能使言职不成为虚设，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也应当有益于圣德。臣正在受罪谴贬斥之中，本不应有所进言；然而爱戴君主的义理一天比一天深，虽然身在外任，心却在王室，因蒙举荐官员之事，便冒昧上陈，恳切地竭尽忠心，也只是聊以自信、尽臣节而已。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特加省察采纳。臣所举荐的两名谏官，已经另具奏状。【熙宁三年上奏，当时杨绘已经罢任御史中丞，以谏议大夫身份任邓州知州】杨绘上奏神宗，论说谏官应当由君主亲自选择。臣听说天子有七名诤臣，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所谓七人，就是三公和四辅。今天的谏官，就是古代三公、四辅的职任，这个责任难道不重大吗？选择他们可以不谨慎吗？本朝谏院的官员很多，有时达到五六人，少时也不少于三人。然而这些人都出自皇帝内心亲自选择，因为天子既然把政事委托给宰相，天下人便都趋附宰相，不敢陈说宰相的过失，所以设置谏官来加以牵制。处在宰相职位的人，必然不喜欢谏官敢于直言，这也是情理之常。否则，裴垍怎么能独自在唐代获得美誉呢？如果宰相必定亲自任用依附自己的人担任谏官，那还不如不设置谏官，只会自行堵塞耳目而已。陛下广泛通晓古今，至于“接受劝谏就昌盛、拒绝劝谏就危险”的道理，例如唐太宗始终接受劝谏而昌盛、唐明皇不能始终接受劝谏而陷于危亡的事情，史书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不必臣再说。臣恭敬地看到孙洙补任州郡长官后，后来谏官空缺竟有数月没有补任，难道不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吗？臣私下见李绛说过：“圣明的君王选用当代的人才，充分发挥其才干，自然可以达到治理目的，难道还要借助异代的贤人来治理今天的人吗？”臣也希望陛下根据在朝臣僚，选择那些老成、熟悉典章制度的人，置于谏官行列，参与听取他们的议论，这对增益圣明的听察不会没有帮助。不要把任命谏官的事交给宰相；如果交给宰相任命，他必定会选取新进而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经过检正并依条例升任的，就会从编校官和敕局官中授予。愿陛下兼听广察，选取资历深浅不同的人，交错任用，以汇集众多人才的长处，来成就天下的事务，臣不胜荣幸。【熙宁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彭汝砺上奏神宗，论说台谏官进言不当追问消息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彭汝砺 臣近来论奏都检正俞充以及开拆事务，初十日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旨要求详细分析并上奏，问俞充的事迹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并奏报的。臣不肖，不足以答对并宣扬陛下的命令，接到诏令后震恐不安，惶惧得失去条理。臣想到，天下的人才有正直的，就有邪曲的；有贤能的，就有不肖的。君主深居宫禁，处所严密，没有办法亲自察知这些情况。因此才设置耳目之官，御史也要依据众人的情况进行查问。凡是臣纠察揭发奸邪，并没有一丝一毫是为自身谋取利益，实在是陛下使臣这样做的。众人有时把事情告诉臣，也不是另有所求，只是被臣的诚心所迫而已。他们因臣极其至诚而将事实告诉臣，等到有所畏惧回避时，事情又暴露出来，他们便把臣投入罗网、陷阱之中，而臣反倒获得安宁。这样，臣不仅不能为众人所容，也将得罪有关官司。废掉一个官吏，并不足以使朝廷的轻重受到影响；可是如果官吏因为向台谏泄露事情而被罢免，众人都会以此为前车之鉴而疏远台谏，是非得失便再也不能传到我们这里。以臣昏庸软弱而又不肖，若使御史等宪臣全都无法听知外面的事情和是非得失，便不能照察幽暗、弥补政事的空缺，这是臣的罪过中最严重的。

译臣宁可自行刻责，也不敢奉行这道明诏。如果俞充的才能品行如陛下所知的那样详细，那么臣的罪过也自然可以看清了。凡臣所担任的官职，都是陛下所授予的，愿意连同这些官职一并交还，以求赎罪。如果仍然不能如此，愿陛下进一步查察。因为臣论列俞充并非只有一份奏状，御史中丞邓润甫、里行黄防也各有奏疏，请求向众人询问，并交付官员完全公正地追查根究；如果有不实之处，那么臣就是诬陷贤善、毁灭德行，应当流窜到荒远之地，臣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臣不胜恳切至极。【熙宁十年十月上奏，当时任权监察御史里行】吕公著上奏哲宗，请求选任台谏官，罢除御史察案。吕公著 臣听说古代天子处理政务时，命百官规谏君王的过失，近臣竭力进献规劝，亲戚也加以补察，然后政事才施行而不违背正理。所以孔子说：“天子有七名诤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唐太宗凭借超越常人的资质，亲自奠定大业，尚且能够克制自己听从劝谏，从而达到太平。贞观初年，孙伏伽开始进谏，太宗很高兴，赏赐了他。有人说赏赐太厚，太宗回答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特意赏赐他罢了。”有一天，太宗曾因苑西监而发怒，皇太子突然进谏，太宗高兴地说：“我起初得到魏征，早晚进谏。魏征去世后，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接续他。这个孩子在膝前，看见我喜欢听谏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太宗开始因接受劝谏而达到治理，又因喜爱劝谏来教导子孙，功业如此高大而后世少有能够赶上的，确实是应当的。然而到了他的后代德宗，厌恶进谏诤言的臣子，认为他们是卖弄直名以求取声誉；当时北省闭门数月，南台只有一名御史，听不到过失，最终导致动乱和灭亡。由此看来，喜爱进谏是帝王的高尚风范，难道可以不努力做到吗？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自从亲自处理庶政以来，盛德日益更新；皇帝陛下临朝时恭谨沉默，没有发生过失之事。然而天下极大，事务极多，正当初步清明之时，正是求贤纳谏的时候。何况先帝刚刚制定新的官制，设置了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官职，员额十分完备。恭敬地乞请申令辅弼大臣，选拔忠厚刚正的人、正直敢言的人，遍置于陛下左右，使他们掌管谏诤，不要让重要职位空缺，从而进一步扩大言路。又御史的官职，号称是天子的耳目，可是近年以来专门推行六察的旧例，废弃国家治乱的大事，反而察访各官司簿籍文书中的细小过失。何况唐代制度湮没已久，另外没有明确可考的依据。臣在枢密府，平日常见先皇已经颇为厌烦这种琐碎事务，只是因为近臣进献意见，才姑且试行这种办法。恭敬地乞请全部罢除察案，只设置四名或六名专门言事的御史；仍下诏要求谏官、御史都必须直言无所避讳，规谏君主的过失，揭举朝政的弊病，指斥群臣中的奸党，陈述百姓的疾苦。所进言论有可采用的，不因进言者地位卑微而废弃；政令如果尚未便利，不因已经施行便害怕修改；所言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姑且容纳，以显示这是光明盛大的时代，始终不因进言而治罪。对于缄默柔弱、畏惧回避而不敢进言的人，应当明正其罚。这样，陛下左右前后的人就不能堵塞蒙蔽，好的言论不再潜伏，各项政事都能兴盛，天下幸甚。【元丰八年六月上奏，当时刚被召至京城；十月才下诏令监察御史兼任言事，殿中侍御史兼任察事】刘挚上奏哲宗，请求增加谏官员额，并允许察官进言。刘挚 臣蒙受恩宠而被过分听取意见，得以充任御史，本来就将竭尽愚见，知道的无不进言。臣私下想到，陛下即位亲政之初，首先要做的事情，应该没有比扩大言路更重要的了。因此臣今天就任的日子，首先进献这一意见。圣人以一颗心统御万事，却没有遗漏的思虑；以同样的眼光遍及四海，却没有遗漏的照察。这并不是因为能够亲自参与一切而自然知道，而是因为能够咨询访求，招致众人的言论，开辟进言的道路，使上下不受堵塞蒙蔽。上至公卿大夫和百官，下至工匠、乐师和掌握技艺的人，以及地位低贱、割草砍柴的百姓，都能够倾吐心意、竭尽所知，纷纷来到面前，接受君主的选择。只是担心进言的人不能够多。自祖宗以来，谏官、御史的员额品秩设置，很少有不完备的；凡是任职者，都负有进言的责任。臣现在看到，谏院只有谏议大夫一人，御史台从御史中丞以下虽然有十人，但只有中丞、侍御史以及两名殿中侍御史依法可以言事；外任的六名监察御史，专门察治官司公事文书中的稽迟违误，不参与进言。这样，在朝廷中以进言为职责并承担这一责任的，不过五人而已。天下这样广大，臣工这样众多，权力僭越的渐变、朋党勾结的萌芽、百姓的休戚、政事的利弊，若要进献意见并察看这些情况，实在担心耳目还不够广，有些事情不能全部让圣上听到；这就不是所谓“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开张众正、汇集群策”了。臣希望圣慈在谏院增加谏官员额，并允许本台六察御史一并进言；他们所负责的察案自然仍照旧不废。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共同竭尽忠诚力量，交相辅佐圣政。臣不胜恳切。【元丰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孙觉上奏哲宗，请求依照《六典》完备设置谏官。臣私下认为，后世的谏臣是天子左右的耳目之官，三代以来这种官职并不总是设置。孔子说：“天子有七名诤臣。”所谓七人，就是三公、四辅。天子的一言一行，七人都在旁边；有过失或不足，就随即纠正，所以君主的过失不会传到外面，也不会被下面的人看见。《尚书》说：“我有违误，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世七人的职责无人承担，才开始设置谏官。唐太宗每次召宰相共同商议政事，必定让谏官一同进入；稍有偏失，就立即规谏。由此可见，谏官的职责如果一定要等命令已经施行、缺失已经传播后才跟随补救，也已经晚了。唐太宗虽然没有要求宰相承担七人的职责，尚且还让谏官参与听闻政事。本朝以来，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唐制，但祖宗朝谏官员额也不算少，前后因进言而称职，见于国史，杰出人才前后相望。大体说来，在君主亲自听断、独自裁决万事之时，谏官往往较少，先朝就是如此；君主把权柄委托给执政大臣、要求他们总揽要务之时，谏官往往较多，仁宗和庄献太后时就是如此。臣私下认为，如今皇帝陛下年幼即位，太皇太后共同掌握政务，这正应当多设置谏官，以扩大视听，希望能对政事有所补益。

译如果所任用的人庸碌卑下、奸邪不正，自然应当加罪，流放斥退，以整肃百官；如果这个人正直端方、不依附任何一方，那么他所说的话一定有可采纳之处。按照《六典》，谏大夫、补阙、拾遗各有两员；如今只有臣一人供职，不但才能低劣浅陋、孤陋寡闻，而且力量微薄、缺少助力，深恐不能胜任。恭敬地乞请特赐指示，依照《六典》完备设置谏官。【元丰八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十月诏令仿照《六典》设置谏官，并具列所设置的员额上报】孙升上奏哲宗，请求令台谏官专独对答。【元祐元年二月壬戌，诏令：自闰八月垂帘听政之日起，引领一班御史中丞，与侍御史或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一员，以及谏议大夫、司谏或正言一员，一同入对】臣私下观察，嘉祐、治平年间，台谏的风操气节震动天下。近年以来，苟且容忍、守着俸禄、培植私交的风气形成，台谏的风节已经荡然无存。臣以为，陛下临朝以来，起用正直之人，扩大言路，发布仁德的诏令告谕内外，下达明诏晓谕四方。自古圣帝明王想要治理天下而求取谏言的心意，没有超过如今的。臣私下想到，陛下深居九重，能够共同处理天下事务的只有大臣而已。即使大臣全都至公无私，办事无一不合于理，仍应广泛延请群议，杜绝渐变、防患于未然。如果台谏官难以请求入对，忠言不能当面陈述，朝廷机要的发布既担心会使进言者获罪，而臣下向君主效忠的心意又只能徒然怀抱，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堵塞蒙蔽就可能产生，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臣近来看到诏旨，允许臣僚请求入对，这实在是盛德之举。然而条文制度仍未免曲意设置防阻，臣愚昧而不避越职获罪，愿为陛下说明。陛下隔日一次临朝，而一个月中休假占了一半，听政不过十几天；每天引见一班臣僚，而台谏官又必须等长官一同入对。况且台谏官有十多人，等到他们议论相同，又必须遇到没有错过次序的日子，才能有一次入对。如果每天都有不能按次序入对的人，而他们的议论又各不相同，那么就会有人始终不能入对。那些地位低微、关系疏远的臣子，竭尽诚意希望帘幕能够为之揭开，当面陈述心腹之言，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唐代御史萧至忠号称称职，曾说台中不应设置长官，论事不必请示，当时人认为这是知晓事理的言论。如今的法式如果出自旧例，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如果出自陛下的意思，那么陛下正以至诚听取意见，却为何要设置这种拘泥形式、制造嫌疑的规定，使天下看见陛下不够广阔呢？如果出自大臣的议论，那么台谏入对本来就是为大臣设置的，却反过来由下级限制上级，曲意设置阻碍，这尤其大为不当。伏望圣慈特出睿断，指示允许台谏官专独入对；如果遇到当天有不能按次序入对的人，仍特别引领台谏一班入对。这样不但彰显陛下至诚听纳的德行，而且可以扩大圣上的聪明，消除堵塞蒙蔽的祸患，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王岩叟上奏哲宗，请求令台谏官专独入对 臣私下认为，接受忠言的方法贵在毫无保留，论议政事的原则贵在保密。不尽言，就不足以感动圣心；不保密，就不足以成就机要事务。君主对待臣下，虽然没有隔阂，但臣下自立于朝廷，不能没有不同意见。既然有不同意见，就不能没有忌惮和障碍；这样，言论就有所不尽，事务就有所不密。言论不尽、事务不密，对朝廷并没有益处。古人有把事情告诉君主的，即使父子之间也不相互谈论，何况能让别人听到吗？伏望圣慈察看臣的意见，特赐指示，依照长期以来的旧例，台谏官只让一人上殿，使他们各自尽其忠诚而不致泄密。至于因泄密而造成损害的过失，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应当各自把所见所闻全部告诉皇上，怎么可以反而让他们互相窥察？如果总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可以；如果有人怀有私意、持有不同意见，怎么能和他一起在皇上面前讨论？这一点不可不察。按照旧例，台谏官议论政事时彼此不相通议，也不向长官请示，正是希望各自尽忠。怎么可以上殿时反而让两人一同入对呢？六曹、开封府以及各有司的事务，都有固定法令，所以长官与属官一同奏对。如今台谏官必须两人一同上殿，似乎与六曹、开封府相类似，恐怕不合体制要旨。像防允臣所奏，只请求由陛下亲自裁决，批示下达指挥。【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收回给事中的新任命，并暂且留在谏官职位。孙觉 臣私下听说有诏令，任命臣为给事中，圣恩深厚，这是臣不敢承当的。臣看到前后执政大臣，每当台谏臣僚的言论涉及他们，往往便升迁官职来宠幸他们，使他们离开言职；不久又命人搜寻细小过失，驱逐他们离去，以报复自己的私愤。言事官不顾大臣的威势，斥责并揭发他们的罪行，请求施行贬黜免职，这是报答主上的恩德、履行言职守责的表现。怎么能言论还没有说完，身体已经被排斥到朝廷之外呢？这不仅使人主的威权和赏罚转移到大臣之家，也使臣下在朝廷上不顾忌讳、直节敢言的士人战战兢兢、担心不能保全自身，难道朝廷可以不为此惋惜吗？臣近来因见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论说韩缜接受他人私下馈赠，马先朝没有替他施行。翟思任国子司业时，进献神宗的挽词误用了韵脚，也只是小过失罢了。有人把这件事提出来，他便被贬为临江军知军。御史黄绛说韩缜没有担任宰相的才能，黄绛随即升任国子司业，罢去言职。臣看到仁宗朝进言的臣僚为国尽忠，对大臣无所回避，仁宗始终保全他们，所以进言者敢于尽情直言来报答国恩，一时的名臣多由此产生。像臣这样卑微渺小、流落在外十五年，神宗晚年才赐诏召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临政时，首先下诏提升臣置于经筵，去年七月中旬才开始供职于谏职。像臣这样愚昧卑贱，前后进言不合圣意的事情数不胜数，早就应该到了斥逐之日。如今承蒙诏令升任给事中，对臣个人来说极其荣幸。然而臣前后论奏韩缜，却始终没有得到施行；一旦离开言职，使韩缜能够挟私怨中伤臣，臣实在不知道会死于何地。今天还在能够进言的职位上，尚且可以把事情的始末公开说明，为陛下陈述；一旦离职，怨恨嫌隙已经形成，如同翟思、黄绛那样被韩缜怀疑、因而在中伤臣的人，臣即使想自我辩解，也不可能了。伏望圣慈特赐指示，收回任命给事中的新诏，暂且让臣留在谏职；将来韩缜离开职位后，再另行差遣，臣不敢推辞。【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后二十日诏令孙觉复任谏议大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上奏哲宗，请求今后凡有政令、除授、改任的命令刚到门下省，就立即令给事中通知台谏官。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负责进谏的臣子担当天子的耳目，纠正朝廷事务，贵在从事情的起始处着手。凡政令不合义理、除授或许用非其人，在命令尚未施行之日，先让台谏知道，那么进献意见和补救就非常便利。近来朝廷通知台谏的，都是已经施行的事情，进言者急于设法挽救，却没有途径，也不免暴露在众人耳中。不如在命令尚未施行以前，完全不留下外在痕迹，足以成就朝廷的美政。按照旧例，谏臣允许随宰相进入政事堂，正是因为在议论开始时便考虑救正补益，而不是等命令已经施行后再攻击其过失。臣请求朝廷今后凡有政令、除授、改任，刚到门下省，就令给事中立即通知台谏机构，以便在事情发生前考虑，这样补益不小，也足以成就朝廷的美政。伏望圣慈详细斟酌施行。附黄：臣私下听说，有人想把中书、门下后省的给事舍人与谏官的直舍隔开，以防止泄密。臣认为，天下的事情按理应当让谏官先知道，贵在事情尚未施行以前便加以救正。何况按照旧例，谏官允许随宰相进入政事堂，这就是政事没有一件不预先听闻。如今反而为了防止泄密，不让他们与给事中同在一省，岂不是奇怪吗？又把新修的省门分隔为不同地方，也不是美事。臣恐怕议论此事的人故意设置堵塞蒙蔽，以误导陛下。伏望圣慈特赐罢止，以扩大聪明、尊重政事体制。又如果朝廷认为给事中难以像省部那样详细通知，臣请求除授事项只略报官职、姓名，更改政令则具报事目大纲；这样贵在简便，容易施行。【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王岩叟上奏哲宗，论说不应隔开谏官的直舍。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达的圣旨，命令把门下、中书两省的谏官隔开，另开门出入，不得与给事中、中书舍人相通。最初听到传闻时，臣不敢相信。既然称为同省，哪里有分开门户出入、彼此不能相见的道理？等到看到敕文，才知道确实如此。臣愚昧，不能理解朝廷这样做的意图。如果是认为要杜绝泄密的弊端，那么臣认为泄密在人而不在门户。门户的禁令素来已经很严，现在再申明敕令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把门墙隔开呢？被隔开的不过是两三名谏官罢了。谏官是陛下的耳目，陛下常常不吝推诚相待，为什么在他们的住处反而像是有所怀疑呢？如果认为这些人可疑，就应当斥退远放，不让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如果认为他们值得亲近，就应当与他们毫无隔阂。陛下不与谏臣亲密，又要和谁亲密呢？臣当然知道陛下没有这个意思，但事情一旦实行，最终会连累陛下。自古设置谏臣，是为了弥补朝廷的缺失，使过失不显露到外面，这才是美事。因而弥补得越早越好，越早就越容易建立功效，所保全的事情也越多。况且朝廷的事情最终能使谏臣不知道吗？禁令即使严厉，也不过使他们迟一两天，最终还是会听说。如果其中有不够妥善的事情，能够禁止他们不说吗？既不能使他们不知道，又不能使他们不进言，那么不如让他们早些知道并加以论奏，这才有补益。臣认为，朝廷之上精心思考、慎重发布，政令一经发出，天下便无从议论，这才是所谓保密。如今外面的人都说，这不是为了严格约束制敕院，而是想把谏官隔开，使他们听不到省中的事务；这种说法流传开来，恐怕不是朝廷的美事，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以为，陛下诚心喜爱劝谏，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一言一动，天下无不称颂，认为合乎正理。不可错误地相信这件事，使天下对圣德产生疑惑。伏望陛下为国家爱惜大体，以安慰众人的心，特意罢除隔开两省谏官的指挥，暂且恢复旧制，幸甚。附黄：陛下即位已经一年多，两省之中从未发生泄密之事，事情的祸害如果真在朝廷，为什么今天无故改制，以至于引起议论？伏望圣慈暂且令其依旧，这样国家体制所能保全的就多了。【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王觌上奏哲宗，论说隔开谏官直舍 臣近来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封事说，两省把谏官隔开、赶到外面，毁坏法度，请求停止实行。到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又与谏官鲜于侁、朱光庭联名上状奏闻，都还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设置进谏诤言的臣子。三代以前，上至公卿，次至百官，下至百工、割草砍柴的人，都可以进谏，所以虽然不以谏诤作为官名，刚正直率的议论也常常能够传到君主耳中。到了世道衰败、道义微薄，言语从口中说出而灾祸殃及自身的越来越多，因此做臣子的如果不以谏诤为专门官职，就很少肯把进谏作为职责。于是秦汉以来，才开始有谏大夫，大都位列清近之职，侍奉在君主身边。然而年代久远，其中具体事务所在，已有无法考察清楚的。只有隋唐时代较近，传说记载十分明白。隋代谏官隶属门下省，唐初沿袭，后来也曾隶属中书省，之后才分别属于两省，直到唐末有时仍有所改动。御史和谏官同样承担言责，然而御史台在外，而谏官既是侍从，又列于两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御史专门纠察百官，必须在外，百官趋赴办理事务、审理案件才便利。谏官的职责专门在于论说政事的过失、补救君主的缺失；所以不处在政事所在之地，就无法充分听知政事的过失；不列入侍从班次，就无法充分了解君主的缺失。自五代动乱以来，隋唐法度再也没有保存下来。本朝自祖宗以来，讲求恢复前代法度，已经恢复了十分之八九。只有两省的缺典，到神宗以后才恢复。然而谏官虽然已经列在两省这一政事所在之地，仍未参与入阁侍从的班次。如今却以谏官泄露政事为理由，想把他们隔开、赶到外面，使他们不能留在两省，这也违背了设置谏官的本意。两省如果有机密事务，吏人可以保密，难道谏官反而不能保密吗？何况现在谏官虽然在两省，实际上并没有预先听闻政事，何况机密之事呢？从前魏国尚书省少府杨阜想上疏减少宫人，召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旧令回答说：“禁中机密，不得宣露。”杨阜发怒，杖打吏员一百下，责问说：“国家不把九卿当作亲密对象，却和这些人保密吗？”魏明帝听说后更加忌惮杨阜，后世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臣常说陛下的圣德可与尧舜相比，难道在这件事上反而比不上魏明帝吗？

译臣常以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古代贤臣来期望执政大臣，难道在这件事上反而比不上杨阜吗？况且先帝孜孜不倦地讲求恢复旧制，隋唐数百年的法度既合于古制，又适宜于今天，却突然毫无缘故地毁坏它，这是第一件不可为之事。中书所谓制敕院，不过是吏员的房舍，却驱逐天子的谏官，以扩大吏舍，这是第二件不可为之事。深信胥吏，与他们保持机密，却过分怀疑谏官会泄密，这是第三件不可为之事。使天下知道朝廷怀疑谏官、厌恶谏官，这不是把圣德推广于天下，这是第四件不可为之事。散骑常侍只比执政大臣低一个等级，如今偶然有空缺，不能说以后始终没有合适的人。至于左右史，也是陛下的侍从之臣，怎么可以让中书吏员占据办理政务的正门，夺走他们的正门，而散骑常侍、谏官、左右史却被排置在一旁，凿墙洞出入？这使事体颠倒，增长吏员的气焰，是第五件不可为之事。憎恶谏官的人，虽然可以一时快意，但这五件不可为之事造成的长久祸患最终会归于朝廷，又使三省执政大臣都背负驱逐谏官的名声，成为后世笑柄，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愚昧无能，陛下过分听信，提拔臣为谏官；如果议论不当，陛下治臣的罪，执政大臣厌恶臣，或一两天罢免，或两三个月贬黜，这些都无法预知。难道臣认为谏官可以长久任职、两省可以安然居处吗？臣只是想为朝廷谋划长久的打算，并不是为自身谋划。如果既担心得罪陛下，又顾虑被大臣厌恶，坐看法度毁坏却闭口不言，那么不仅辜负陛下赋予的言责，难道不也会在内心惭愧吗？所以臣不避冒犯圣听，絮叨不止。陛下或许采纳臣的言论，或许赐臣斧钺之诛，一切唯请圣慈裁择。附黄：臣私下听说，这次隔开谏官，本来是因为中书的差除在预先传播到外面，所以执政大臣便提出设置制敕院的议论，进而想把谏官隔开、赶到外面。大凡差除在得到圣旨以后，必须有词头，舍人才会知道；文字到了门下省，给事中才会知道，这不过是前后一天以内的事情。第二天到了尚书省，交给吏部，外面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了。即使那时才知道，也已经是朝廷宣布的事情，众人知道本来就是应当的，有什么危害？只是尚未得到圣旨以前外面的人便已经知道，才会损害政体。然而尚未得到圣旨以前，如果不是执政大臣自行泄露，给事舍人凭什么能预先知道，外面的人凭什么能听说？既然给事舍人与外面的人都没有预先听闻，谏官又凭什么知道？只是张璪在中书任职时，务求收取私恩，差除刚经过商量、尚未上奏，往往已经向亲近之人泄露；他自以为恩惠是从自己这里发出的。所以差除在十日、半月以前就已经传播开来，后来果然如同传播的那样。如今执政大臣都是先朝老臣以及陛下亲自选择的全才重望之人，只要没有像张璪那样借泄密收取私恩的人，又何必担心差除泄露呢？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制敕院，也不应当因此隔开谏官，使他们不能在两省。谏官在两省与不在两省，对谏官本身有什么轻重差别？只是对朝廷法度有害罢了。臣区区所珍惜的，只是朝廷法度而已，唯请圣慈详细斟酌。【元祐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不久诏令此前所下指挥不再施行】上奏哲宗，论说不应当对耳目之官产生他们结党依附的怀疑。孙升 臣听古人说：“周武王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家便昌盛；夏桀、商纣默然不听，国家便灭亡。”一名士人的直言，难道足以造成成周的昌盛吗？一个人的沉默，又怎么能立即导致夏商的灭亡？这是逐渐积累形成的。为什么呢？直言敢谏的话能够上达，堵塞蒙蔽的祸患便能消除；堵塞蒙蔽的祸患消除，忠言便会日益听到；忠言日益听到，变乱就能在尚未发生时制止，祸患能在尚未显现时消除。《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这样看来，国家昌盛不也是应当的吗？沉默苟且的风气增长，堵塞蒙蔽的祸患便会形成；堵塞蒙蔽形成，忠言便听不到；忠言听不到，变乱便会在无法预料时发生，祸患便会来到已经形成之时。《诗经》说：“即使没有老成贤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竟然没有人听取，国家的大命已经倾覆。”这样看来，国家灭亡不也是应当的吗？堵塞蒙蔽对国家的伤害，祸患就是如此。因此秦国强盛，拥有千里金城，子孙相继称帝称王，拥有万世基业；可是赵高近在咫尺，指鹿为马，于是四海九州把混乱当作治理，把危险当作安定，把白说成黑，把贤人说成愚人，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此百姓困穷而君主不加怜恤，下民怨恨而上面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事不加修治，这就是堵塞蒙蔽达到极点，也是秦国灭亡的原因。世道的治乱，只系于君子、小人的消长以及他们处在内廷还是外朝而已。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常常忧患处在外面，小人常常得势居于内廷，所以自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然而朝廷拥有君子，难道不值得珍视吗？恭敬地想到二位圣人临朝以来，首先开通言路，起用正直之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的士人、豪杰俊伟的人才，都收取并任用，没有抛弃遗漏的。近世得人的盛况，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君子日益进用，小人日益退却；忠正日益增长，邪恶日益消除；朝廷上人才济济，有成周的风气，这就是首先开通言路的功效。臣愚昧不肖，幸逢圣明时代，得以任职言官，曾经蒙赐入对，亲自承受圣上的德音，使臣尽情进言而没有间隔；即使有过失，圣慈也为臣主持。臣牢记这些训辞，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想要治理天下而求取言论的心意，也不过如此罢了。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恭谨沉默而不多言，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取庶政；一日万机的细微事务、四海九州的遥远情况，陛下深居宫内，能够共同处理政事的只是元老和执政大臣罢了。即使这几个人全都至公无私，办事无一不合于正理，尚且应当广泛通达耳目，杜绝渐变、防患于未然；何况他们未必都能至公无私，办事也未必无一不合于正理，而陛下却在耳目之臣议论政事时，产生他们结党依附的怀疑，给小人制造可乘之隙。一旦猜疑离间之心产生，谗言巧辩必定兴起，那么君子就会被无休止地诛责，进言者也不能安于职守。进言者不能安于职守，朋党勾结的说法便会占上风，诬称卖弄正直、掠取美名的话便会传入。这样即使圣听也不能没有疑惑；听取意见而产生疑惑，弊端必然发展为厌恶进言。厌恶进言，沉默苟且的风气便会形成，堵塞蒙蔽的祸患便会发生，忠言再也听不到了。臣私下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分。臣不胜恐惧，希望陛下深思古代的明白警戒，不要改变前日的训辞，除去怀疑臣下结党依附的心态，以礼待端正善良的君子。不要使沉默苟且的风气形成、堵塞蒙蔽的祸患发生，那么天下幸甚。

译附黄：御史中丞傅尧俞历事四朝，年老而操守始终如一，端方持重忠厚，内外都知道，他一定不会与谏官结党，以致辜负陛下、玷污自己一生的操行。侍御史王岩叟刚强坚劲、不改初衷，他的越级提拔任用，都是出自圣上的知遇，他一定不会与谏臣结党，以致辜负陛下、使自己遭到弃绝。【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台谏 傅尧俞上奏哲宗，论说不应罢免张舜民的言职。臣下恭敬地听说，本月二十四日有诏敕，因为监察御史张舜民议论边事，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不实，便罢去了他的言职，改差为权判登闻鼓院。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御史，是考虑到下情可能壅塞不通，借以扩大圣明的听闻，所以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所谓发言的人无罪，听到这些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如今张舜民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便夺去官职，改换差遣，这对张舜民有什么损害而对朝廷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这样做，也不是文彦博所能安心接受的。伏望陛下赶快下令收回成命，以符合‘改变过失并不远复犯’的义理；对上可以保全圣德，对下可以平息群臣的疑惑。臣下不胜大幸大愿。【元祐二年四月上奏。此前张舜民曾说：夏人政局混乱，权力归于梁氏已经很久了。自秉常死后，干顺专横更加严重。去年虽然多次派遣使者入朝，但强臣争权，传闻纷纭。干顺是生是死还不能确定，朝廷不应仓促加授爵命。近来派遣封册使刘奉世等人，以及准备赏赐的金帛，希望不要派出。由于大臣中有人想优待、借重刘奉世，所以才有这种过分的举动。况且起居郎是天子的近臣，不应屈身出使到属羌那里。如今戎人之心桀骜不驯，应当立即出兵问罪。这里所说的大臣，就是文彦博。三省、枢密院上奏说：张舜民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因而被派充夏国封册使。后来查考得知，派遣刘奉世并不是文彦博照管的缘故，所以张舜民才受到这样的责罚。尧俞当时任御史中丞，前后总共上奏九次，这是第一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这是第四状】。傅尧俞。臣近来多次上奏，认为罢免张舜民监察御史之职不恰当，却一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掌言事之职的官员，是人人憎恨又畏惧的，尤其为权势重的人所憎畏。为什么呢？因为掌权既重，别人就没有谁敢违背触犯，只有言事官会窥察并弹劾他。他们憎恨言事官，固然是应该的；他们之所以畏惧言事官，并不是因为言事官的衣冠相貌有什么异样，而是因为君主信任并尊崇奖赏他们罢了。臣子既然蒙受君主的知遇，又能施行自己的言论，所以可以轻视官爵，捐弃性命，为国家整顿纲纪，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若稍稍加以摧抑，那么人们还会有什么顾忌呢？何况如今竟然因为大臣而直接罢黜言事官，臣恐怕从今以后，会有人不忠于陛下而去侍奉权臣，不只是苟且迎合、取悦权贵而已。陛下难道可以不加以留意并想到这一点吗？自古以来谏官、御史的祸患，在于敢于攻击君主的短处，却不敢违逆权臣的心意。像张舜民这样的人，本应提升奖赏，反而遭到废黜，这难道是用来劝勉忠义节操的办法吗？臣前些日子在延和殿奏事，亲自听到陛下的圣谕，说张舜民的话可以实行，却不应因此发怒。如今诏令却如此严厉，极大地惊骇了众人的听闻，其中一定有人借重文彦博的声势，激怒陛下来发泄自己的私怨，这是陛下不可不察的。陛下想安慰老臣，所以罢去张舜民的言职；如今如果采纳公议，迫不得已而恢复他的职务，那么陛下对老臣的礼遇已经完备了，这对文彦博又有什么损伤呢？文彦博历经四朝担任宰相，应当有以国家为重的诚心，难道会敢于这样要求陛下吗？希望陛下不要轻视臣的言论，详细体察臣区区的苦心，特意果断裁决，早日下令。【元祐二年四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王岩叟。臣恭敬地查考，张舜民的奏章中引用‘文彦博照管刘奉世’这句话，并不是他自己编造的，而是搜集众人的议论，听到朝廷中的传闻。这本来就是言事的常规，又有什么罪呢？如果听到外间议论，心里知道其中有不对却不告诉陛下，能算忠臣吗？何况外间的议论也有它的缘由。刘奉世是文彦博门下的人，文彦博对他待遇最厚。如今出使夏国办理封册，既然属于重大事务，外人不知道这是执政大臣共同上奏决定的，只是传说成文彦博照管，也没有什么可怪。张舜民根据所听到的情况加以陈述，请求朝廷裁察，难道另有用意吗？《诗经》说：‘发言的人无罪，听到这些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如果所说属实，就有助于陛下扩大见闻；如果不实，对文彦博又有什么伤害呢？《尚书》说：‘狂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何况张舜民并不是狂妄之人，他所说都有道理，是否采用，只在于陛下选择罢了。如今反而加罪于他，臣恐怕从今以后，任言职的人会以进言为忌讳；将来大臣有重大罪恶，陛下即使想听，也不能听到了。这不是国家的福祉。如今朝政仍有缺失，尚且允许尽情进言，难道大臣就不能承受一句触犯吗？国家设置御史，正是想用来警戒监察权势强盛的人；即使言论有所过当，也应当宽容优待。如今张舜民因为一句话获罪，臣怀疑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有人误导了圣听。此事对张舜民本人并没有多大损害，所可惜的是朝廷的体制、陛下的举动以及天下人的观望。伏望陛下特别收回圣意，恢复张舜民的言职，使忠臣义士能够尽情竭尽心力来侍奉陛下，也使百姓的情状不至于壅塞在上达圣听的道路上，臣下不胜庆幸。附在奏疏末尾说明：言事官因为议论权臣而受到责罚，这是替权臣报怨。陛下难道可以不思考吗？如今正值两宫在帘下听政，正是应该抑制强臣、伸张君主威权的时候，反而想要阻塞言路，这实在不是陛下的利益。【元祐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岩叟前后共上奏八次，这是第一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朱光庭。臣私下认为，正直的臣子能够遇到时运、遇到明主，是最盛大的事情。因为敢于进言的气节虽然天生就有，若不是圣明君主深厚地培养、宽容地接纳，敢言之气也不容易伸展。历代以来，青史上记载的直臣没有多少，不只是上天难以生育这样的才干，遇到圣君来培养这种才干尤其困难。臣恭敬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以尧舜的德行培养直臣的气节，以尧舜的气量容纳直臣的言论，所以清除天下的邪恶如同摧折朽木，除去天下的弊病如同反掌一般容易；千年以来，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陛下一人。如今内外清明，各项政务都得到修治，百姓安宁，这是已经显现的成效。只要长久坚持而不停止，那么达到尧舜般崇高的境界、成就大功就不难了。臣私下见吏部关报，台官张舜民因为进言说文彦博照管刘奉世，特意被罢去言职。臣认为，御史的职责本来就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假使张舜民的话完全合乎义理，陛下固然应当实行；即使不恰当，也只是不实行罢了，怎么可以仓促罢去他的职务呢？如今陛下反而顺势罢免他，难道不是挫伤敢言的气节吗？臣私下认为，古今治理天下，只有使忠贞刚劲之气充满朝廷，然后纲纪才能端正，法度才能建立，奸邪才没有机会乘隙而入。

译臣与张舜民共事相处很熟，深知他具有正直的节操，司马光认为他贤能，推荐他充任馆职，陛下又提拔安置他为御史，士大夫的舆论都认为用对了人。如今他任职才两个月，正直的节操还没有得到多少施展，只因一句话与大臣不合，已经听说要罢职。自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人只知道陛下听从劝谏唯恐不及，圣德超过古今。如今如果因为张舜民一句话与大臣不合，便仓促罢免他，导致陛下今天有驱逐言事官的名声，臣替陛下感到可惜。伏望圣慈扩展天地般的气量，容纳培养正直之臣，以增长敢言的气节，特地下诏，恢复张舜民原来的职务，使他能够充分发挥才干。臣愚昧，却不能胜任这片深切的忠心。【元祐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光庭前后共上奏四次，这是第一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梁焘。臣近来上奏，认为不应因为大臣的缘故，随意罢免御史，请求恢复他的言职，至今仍没有得到诏令施行。臣私下认为，开始拒绝直言，会损害善于采纳劝谏的美德；向下滥施威罚，会失去权力裁断的公正。可珍爱的是君主的德行，可惋惜的是君主的体统。臣确知这件事不是出于圣意，所以敢再次论奏。国家之所以尊贵安定，是因为法度修明、纲纪振作。御史是守护法度、执持纲纪的官员。君主有时即使有过失，御史尚且直笔正论；至于触犯君颜、言语逆耳，也毫不回避顾忌。何况臣下有过错罪恶，怎么能畏惧回避而不说呢？如今御史敢于议论大臣，是天下共同的公议；大臣不喜欢御史，是一个人的私心。为了一个人的不快私心而惩罚天下敢言的公议，不是大公至正的法度。大臣虽然地位尊重，仍是臣子；御史虽然官位卑微，却是执掌法度的官员。顺从大臣而废弃法官，不是尊君卑臣的纲纪。何况两宫临朝听政之时，更应使上位者具有尊严、不可侵犯的威势，使下位者成为报答君恩、忘却私利的臣子，怎么能借用天威压服正论，以中伤议论自己的人呢？自古政治清明完善的时代，都必须采用天下的清议。因此，清议得到伸张，正直之道就能实行，辅助君主明察的意见也会增多；清议受到压制，奸邪的计谋就会得逞，欺骗蒙蔽的祸患就会发生。如今清议哗然不平，都说陛下优待大臣已经到了极点，而大臣侍奉陛下却没有能够符合众人的期望。清议对大臣的责备日益加深，只怕这并不是安定大臣的办法。伏望圣慈以保全君德为难事，以保全国体为重，立即召回御史以端正权力纲纪，然后再慰问安抚大臣，优厚地增加恩礼，尊重朝廷而加强君主威势，这是万世应遵循的法则。【元祐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焘前后共上奏十次，这是第二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王岩叟。臣接连上密封奏章，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言职，至今尚未得到诏令施行。臣认为张舜民的志向在于竭尽忠心，虽然有一句话说得不恰当，却没有应当罢职的罪过。清议沸腾，都认为这是过分的举动，臣在义理上不敢安然不言，在道理上应当极力论奏。只希望陛下稍加采纳，臣就十分庆幸。臣读《汲黯传》，每每私下感叹他的为人愚直而喜好进谏，遇到事情总要直说。像公孙弘、张汤一类人，心怀欺诈、粉饰聪明来迎合君主，别人不敢说的话，汲黯常常当面触犯他们，所以不只是汉朝廷中的臣子知道有所畏惧。后来淮南王想要谋反，因为汲黯在朝中，便使阴谋暂时停止。直臣对于国家，能够收敛奸恶、消除祸乱，益处就是这样。所以天下爱护君主的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并任用他们的。臣区区的愚见，实在就在这里。今天的论奏，不是偏私于张舜民，而是替陛下爱惜一个敢于进言的臣子；不是争夺一个属官的职位，而是替陛下爱惜言路。言路受到重视，朝廷就尊贵；风宪逐渐衰败，国体也随之削弱，这都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对此幸望加以反思，并不是臣的说法胜过其他说法，而是君主之道应当胜过其他考虑。臣以进言为职责，进言而被采用，或进言而获罪，都是报答陛下。如果只是知道却不说，就是辜负陛下的恩德。张舜民得到敢言的名声，朝廷却蒙受因进谏而治罪的毁谤，臣私下对此感到遗憾。伏望圣慈考察臣等先前的奏章，早日下令交付外廷施行，使怨恨归于言路，而美名留在朝廷。臣不胜大愿。附黄说明：陛下的心意，常常希望朝廷清静，人人没有离间非议，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然而事情顺合理义就会安静，违背理义就会引起争论，这是必然的趋势。如今御史以进言为职责，却因为一句话稍微触及大臣，便立即罢斥。几天以来，满朝臣僚都哗然不平，只谈论这件事。大概正是因为事情不合乎理义，所以才会这样。臣等虽然想要自行保持安静，也做不到，只好接连上奏，烦扰圣听。伏望陛下深思怎样才能使事情合乎理义、使众人的议论平息，天下就十分幸甚了。【元祐二年五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这是第五状】。王岩叟。臣多次上奏，说明张舜民被罢职并不是罪过，请求让他回到御史台任职，至今还没有得到采纳施行。这件事所关系的，不只是一名张舜民，而在于君主，在于国家。臣因此日夜忧惧，不知该如何处置。陛下当初开通言路时，言事官大多与权臣结怨为敌，处境很不容易。陛下每次以德音恳切告诫，既安慰他们，又嘉奖他们，说朝政的缺失、大臣的私邪、百姓的疾苦，无论事情大小，都只管一一进言，准备一一替他们主持。言事之臣依仗陛下如此明察，所以遇到事情就一定进言，毫不回避隐瞒。然而古今共同的祸患，在于执政大臣往往不喜欢言事官，暗中编造巧妙的说辞来伤害他们的忠心，一定要使君主相信而自己还没有察觉，最终造成忠言不能被采用，权臣得以推行自己的意志。所以人们说：‘宁可触怒君主，也不要违逆权臣的心意。’君主没有私心，虽然一时发怒也必然会消解；权臣怀有私意，一旦违逆便永远不忘，这就是人情不得不畏惧权臣的原因。如果不是守节守义、甘愿牺牲的人，谁能忘掉自己的家庭、舍弃自身性命，来招致权臣的愤怒呢？陛下即使加以鼓励激发，也未必马上能够得到这样的人。如今又加罪并斥退他们，臣恐怕忠义之士知道困难便退缩，奸佞邪恶之人乘机进用，把暗中依附大臣作为自保之计，不再把陛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了。

译此前御史中丞黄履、殿中侍御史刘次庄暗中依附蔡确作奸，蔡确当权时，陛下怎么会知道？蔡确离职后，他们的奸恶才败露；假如蔡确还在位，黄履和刘次庄得到进用，后果实在不可估量。如今张舜民忠心向着陛下，因为议论边事偶然有一句话涉及大臣，又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却因为大臣不高兴便仓促罢免他，这等于说明依附君主还不如依附权臣。这件事关系到朝廷耳目，臣并不是妄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当初发下张舜民论封册的奏疏时，一定不会认为‘彦博照管奉世’的话会伤害文彦博，文彦博也未必一定想让朝廷驱逐御史。臣恐怕执政大臣因恼怒张舜民攻击了他们忌讳的事情，便增饰老臣的话来打动圣心，排挤张舜民以满足自己的私怨，这是陛下不可不察的。又不只是要排挤一个张舜民，他们的意图其实是想把整个言路全部倾覆。因为他们知道张舜民被罢后，台谏官一定会争论，密封奏章纷纷而来，言辞激愤，必然触犯圣意；圣意一旦不高兴，言路中的人就都可以动摇并加以驱逐了。这是他们的奸谋，陛下又不可不察。奸人用这件事迷惑陛下，一件事既然实行，往后必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这正是士大夫替朝廷忧虑的原因。臣揣度圣心，难道不想恢复张舜民的言职吗？只是恐怕不能安慰文彦博的心意，所以陷于两难罢了。臣私下反复思量，陛下特意屈从公议，罢黜御史来优待老臣，这已经足够了。如今因为公议不可违背而又恢复张舜民，并不是陛下出于无奈而已，老臣难道不会体谅陛下的心意吗？还会有什么遗憾呢？由此说来，臣认为陛下处理这件事并不两难。臣听说君子爱护别人，是用德行而不是用姑息。愿陛下用德行爱护老臣，不要让他承受姑息养奸的议论，那么陛下待他的方式就比罢黜御史更加厚重了。如果陛下果真听从臣的意见，那么朝廷的过分举动反而可以成为盛德，老臣受到的毁谤也会变成美谈，在奸谋将要肆虐时将其破除，在忠义之气已经衰微时将其激发，国家得到的福祉就多了。这并不是臣为自身谋利。臣倾尽肝胆把这些话告诉陛下，今天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只愿圣明君主留意，不要忽视。附黄说明：张舜民的奏疏说：‘朝廷想要苟且逃避一时的责任。’又说：‘夏人的强弱形势，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又说：‘执政大臣不能为陛下尽心谋划。’臣看张舜民这些话，对国家来说是忠，对自身来说却是愚。愿陛下怜悯并察知这一点。【元祐元年五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傅尧俞。【诏令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到都堂宣谕说：朝廷选任你们为耳目之官，正是要明辨是非，使视听不受迷惑，所以历来你们的章奏大多得到准许。如今张舜民所说不恰当，难道只是说文彦博、主张派遣刘奉世这一件事吗？比如他建议出兵问罪夏国，假如采纳了他的话，岂不是会给国家惹出事端？现在只命令解除、罢去他的言职，是担心将来他再有论奏，朝廷难以取信；如果恢复他的言职，又恐怕误导视听。现在把舜民原来的奏章给你们看，你们更应当详细审察。】臣等仰体圣上的心意，不胜感激和惶恐。若不是陛下明察张舜民的志向本来在于尽忠，又体察臣等的心意在于爱惜朝廷体统，怎么会这样加以慰藉呢？臣等实在十分幸运，想要报答陛下深厚的恩德，却不知道即使死去也无法报答。圣谕说：‘比如他建议出兵问罪夏国，假如采纳了他的话，岂不是会给国家惹出事端？’臣等详细阅读张舜民的章奏，其中说：‘如今臣所奏请的，并不是想要兴师问罪，也不是一定要终止封册，只是请求暂缓派遣使者，不必如此迅速。’这句话说得很明白，此外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朝廷审慎行事罢了。伏望圣慈更加省察明鉴，那么张舜民的过失就应当得到宽恕了。既然在文字中看不出足以治罪的事实，却以罢职之名损伤朝廷体统，这就是臣等不得不进言的原因。愿陛下开放通达的圣明，以便完全听取四方的见闻。负有言责的臣子，即使事情考虑过当，也不应吝惜采纳；即使所收取的言论略有差错，也应全部包容，使人人都敢于竭尽全身来侍奉君主，倾尽心腹来报效国家，这就是臣等的愿望。伏乞把臣等前后的章疏交付三省公议，早日下令施行。【元祐二年五月上奏。当时诏令尧俞、岩叟共同举荐两名监察御史，尧俞、岩叟封还敕书，认为张舜民被罢职一事尚未解决，难以另行举荐官员；又与梁焘、朱光庭、王觌、孙升、韩川连续上奏不止。不久，诏令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到都堂宣谕，尧俞等人都不接受命令，退下后列名联署，再次上了这道奏章。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这是第三状】。傅尧俞等。臣等所论，是张舜民被罢职不恰当的事情。在宣谕之后，又上了两道奏疏加以陈述。张舜民本来没有罪，是大臣造成了这一结果，请求陛下明察，重新允许他恢复职务，至今还没有得到听纳施行。臣等担心进言的人都说，御史没有罢职后又恢复的先例，请让我们举出旧例，请陛下考察。开元初年，唐明皇励精图治，是非分明而不可欺骗，纲纪端正而不可扰乱，法典刑律公正无私而不以姑息为事。事情有被蒙蔽的地方，不知道也就罢了，一旦知道便一定施行，所以正直善良的人能够尽忠，奸邪之人无从施展巧计。过去崔日知任京兆尹时，贪婪暴虐、违法乱纪，侍御史杨玚与御史大夫李杰谋划弹劾举发他，李杰反而被崔日知预先进谗，罢去了言职。杨玚在朝廷上奏说：‘负责纠察弹劾的部门，如果遭到恐吓胁迫，以致成全奸人的阴谋，那么御史台本来就可以废除了。’皇上认为他的话切直，便命令李杰照旧任事，把崔日知贬为歙县丞。当时天下人不只是称赞杨玚善于进言，更佩服明皇善于听取意见；不以崔日知被逐为可惜，反而高兴李杰重新被任用；不只庆幸风宪机构得以保全，更以奸佞之言最终被揭破为快。明皇不吝惜改正过失，所得到的益处就是这样。史册记载下来，美名流传万古。

译如今大臣把是说成非，误导陛下的听闻，比崔日知更加严重；御史愚直敢言，忠信之人获罪，比李杰更有冤屈；负有言责的臣子守义力争，也比杨玚更多。况且陛下圣明睿哲的资质，是明皇的十倍，察看应当更深，改正应当更快，却迟迟如此，这是臣等愚昧所不能理解的。臣不知道自古设置谏官、御史，是想让他们顺从朝廷的意旨吗？还是想让他们匡正朝廷的事情呢？如果只是想让他们顺从意旨，臣认为不必设置；如果想让他们匡正政事，臣认为就不可废弃。陛下凭万乘之尊同臣谈论权势，臣的言论就无法实行；陛下敞开内心同臣谈论道理，臣的言论或许可以被采用。伏望陛下观察开元年间之所以贤明圣治的原因，稍稍回转心意，破除奸邪之言、保全风宪，便会如反掌一样容易。臣等是以尧舜来期望陛下，不敢拿开元明皇开始勤政、后来倦怠的情况同陛下完整的圣德相比。陛下认为可以，就请施行臣等的意见；认为不可以，就请罢免臣等的职务。如果朝廷纲纪的所在因臣等不能振作而受到损害，使朝廷蒙羞，即使得到诛杀来堵塞天下至公之议，也是臣等的幸运。【元祐二年五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傅尧俞。臣前些日子承蒙圣恩被召到都堂，命执政大臣宣谕张舜民罢职的事情，已经另写奏章论奏。臣在都堂亲耳听到一件事，与外间流传的议论相互印证，不敢不全部告诉陛下。臣愚昧的忠心认为，有所隐瞒、苟且求得荣宠，不如把话全部说出而获罪。韩维自己说，张舜民受责罚，是因为韩维在帘前上奏请求施行，并且说应当权衡轻重，不必吝惜一个新进的御史。这是韩维误导陛下的听闻。若只论张舜民个人，事情似乎轻；若论御史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官、朝廷纲纪所寄托的职任，就不能说轻了。如今贬黜耳目之官，是要堵塞君主的聪明；毁坏纲纪所寄托的职任，是要扰乱国家的法制。考察历代，只有遮蔽言路才会开启祸患的源头，从未听说压制权臣会造成后患。这样看来，谏垣的有无还不能同宪司的兴废相比，而韩维却认为御史之职轻微，臣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又范纯仁的话虽然絮絮不休，却不切合义理。臣认为韩维的论说，难道不是上对不起陛下的期望，下又失去士大夫的信任吗？朝廷要安慰老臣，自然另有办法；一定要做到上下都不受损害、老臣也能安定，才是好的谋划。如今韩维摧毁风宪、破坏纲纪，使天下人心受震动、国家体统受伤，却想用这种办法安定老臣；假如老臣稍微知道义理，他难道能因此安定吗？陛下本意想使他安定，却不知道反而正是使他不得安定。希望陛下稍稍降意思考，恐怕不如改正此事更为便利。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吝惜过错而不改，恐怕德行会日益亏损；改过而不畏惧，美德就会日益完善。请陛下自行选择。自古以来，正直之士谁不想竭尽忠心侍奉君主？君主又哪里不想听到尽忠之言，只是常常忧虑执政大臣从中离间，使明主最初的心意因此改变，忠臣高尚的情怀不能完全施展，令人痛恨罢了。执政大臣蒙蔽君主，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君主不信任言事之臣，这样便可以推行自己的私意。陛下不可不知。张舜民不过是一个卑微士人，不能给臣带来祸福，臣何苦上违陛下的心意、下触权臣的意旨，却还不停地进言？这正是陛下应当察看的地方。陛下博通书史，对古今治乱的事迹已经很熟悉。国家的事情，是有臣子竭力争辩才会办好，还是没有人争辩才会办好？臣以进言为职，如果进言不被采用，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廷之间呢？愿意接受窜逐贬黜，以谢自己没有尽到职责。附黄说明：考察张舜民原来的奏疏，他论说的是册封夏国国主的事情，只说了移文责问的话，原本没有兴师问罪的言语；可是陛下左右的臣子便把移文说成兴师，欺骗迷惑陛下，却完全不说边境上移文往来本来就是常事，哪里有因此兴师的道理？至于雄州与北方边境的事情，无论大小，也常常早晚用文字互相询问，什么时候有过其他忧患？他们大概认为不说用兵，就不足以打动陛下的心、激怒圣意，这是权臣陷害忠良的深谋。陛下如果相信了他们，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元祐元年五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这是第二状】。傅尧俞。臣前些日子与御史王岩叟联名上奏，请求查考前后论说张舜民的文字，发下诏令施行，至今没有听到诏令。臣听说忠义之士的精诚可以贯通白日，诚心可以感动金石。臣虽然没有才能，肺腑之心已经竭尽，实在希望精诚能够上达天听，从而感悟圣意。臣私下见近日执政大臣憎恶厌弃言事官，往往表现在言辞神色之间，如今终于伺机把他们驱逐，不知道还要怎样做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臣读唐史，见宰相裴垍传中说：‘谏官议论政事得失，大抵执政大臣多忌恨他们，只有裴垍鼓励他们，使他们尽情进言。’当初拾遗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三人升迁后前来辞谢，裴垍唯独责备严休复说：‘你和另外两人不同，他们勤勉地进献意见；前些日子拟定升迁时，皇上本来就有所疑虑。’严休复非常惭愧。臣不敢希望执政大臣都能以皋陶、夔那样的心辅佐陛下，只要像裴垍一样就足够了。如今他们不只是憎恶言事者，既驱逐了他们，又把过失转嫁给陛下，使陛下本来没有做任何事情，却平白蒙受拒绝劝谏的名声，这能叫忠臣吗？况且根据传闻进言，是旧有的制度。既然罢黜张舜民，仍然保留言职，那么从今以后凡是事情都必须查验属实后才能进言吗？难道根据传闻的事情，唯独不能用于议论大臣吗？也请陛下明白下达指挥。臣既然不能不说，又不知道应当坚守什么，怎么敢默然不言，只能伏地等待谴责罢黜。【元祐二年五月上奏。】上奏哲宗，论张舜民被罢去言职【这是第七状】。梁焘。臣近来多次论奏，认为朝廷不应借大臣的名义罢斥御史；这样的命令不恰当，公议不平，玷污了陛下以至仁之心求取言论的美名，损害了国家以至公之道驾驭臣下的制度，也不是保全培养忠贞刚劲之气、感动激励臣下敬顺之心的办法。陛下没有立即听取，却以深厚恩德宽容优待，还亲自命令宰相宣布慈爱的诏令。臣等迫于公议，希望以至公之道上则扩大圣意，下则满足人望，所以不敢接受诏命而又再次上章。伏望陛下不要因为已经下达的命令就难以更改，不要因为已经宣示的诏令就难以收回，只愿增强刚明的德行，使听从劝谏如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臣听说唐宣宗将要到华清宫游幸，已经命令两省官员上章极力劝谏。宣宗对宰相说：‘卿应当勉励并告诉谏官，不要再上奏论列。’宰臣奉诏，召两省官员宣谕。不久谏章再次呈入，宣宗对宰臣说：‘谏官的奏疏极其恳切，朕决定不去华清游幸了。卿应当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宣宗是唐朝英明的君主，出行游幸不过是一时的娱乐之事，谏臣尚且恳切进言；起初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后来已经命令宰相宣谕，谏臣仍不停进言，宣宗忽然醒悟，于是停止出行，又命宰臣把自己听纳劝谏的意思告诉他们，这才是能够屈尊自抑、欣然采纳直谏，真正懂得君主之道。

译所以他最终获得忠贤之臣的辅佐，而太中年间的政治被称为中兴，声名德业辉映前代，直到今天还流传为美谈。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的聪明远远超过唐宣宗的德行，朝廷的纲纪法度也不是华清游幸这样的事情。臣等区区陈述诚意，都是受到圣恩曲意宣谕之后，仍然激切进言。臣只知道尊崇君主、卑抑臣下是万世的大计，却不知道因为畏惧依附权势强臣便不敢论列。陛下喜爱忠臣、采纳劝谏，上法仁宗，使言事之臣能够尽展忠诚节义，更希望陛下留心省察，凡应主持的事情都一定施行，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以解除群臣的议论，从而使朝廷更加显现清明的气象，使天下逐渐达到安定的道理，明德日益提高，可以同尧舜并隆。即使唐宣宗是贤明的君主，又哪里值得拿来作为陛下的标准呢？【元祐二年五月上奏。右仆射吕公著担心言论会激怒皇上，使朝廷有治罪进言者的过失，于是上奏说：陛下临政以来采纳劝谏的盛况，近世没有可比。台谏官前后进言很多，不可能每一件都完全正确；如果因为他们的言论不恰当便立即罢黜，那么此前不避仇怨替朝廷进言的人就会减少；如果一概包容，又担心以后争论更加纷乱，朝廷反而不能保全。请求稍微给他们优厚的升迁，让他们解除言职。于是王岩叟等人都依次升迁，梁焘便责问讥讽给事中张问，认为他没有驳正此事；梁焘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出知潞州。上奏哲宗，论群臣被罢台谏之职，是朝廷自行堵塞断绝言路。刘挚。臣自从被罢去言职、在都省待罪以来，不再上奏论事，因为认为臣的职分在于执政，如果有所见解，自当与同列共同议定，入朝面对陛下，公开奏明公议并加以施行，不应私下秘密请求，恐怕那不是以直道侍奉君主。臣料想陛下也已经察知臣的心意不过如此。如今却有不得已的事情，必须说上一说，希望能稍稍尽到臣的作用。本月十五日，吕公著送下内降的批答，罢免谏官梁焘等人，有的调换职务，有的免职贬黜，共十多人。臣私下料想，陛下一定是因为近日张舜民的事情，进言者纷纷不断地为他解释。陛下虽然仁慈宽恕、包容保护，又想加以弹压，所以不施以重罚，只是罢去他们的言路。由此足以看出圣上的度量广大，爱惜这些人的才干，是勉强作出这样的决定。臣看张舜民议论文彦博，只有‘照管刘奉世’一句话而已。这是一件小事。刘奉世有才可以任用，正出入文彦博门下，受到他的知遇，文彦博照管他，正是大臣应当做的事情，这对文彦博有什么伤害？况且文彦博自己并不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只是议论的人私下忧虑、考虑过度，担心文彦博不高兴，以致陛下为了安抚文彦博而罢免张舜民。张舜民被罢，也不过是小事，不值得多说。然而进言的人如果想要议论这件事，说一两次也就够了，何至于议论锋芒四起，接连不断，扰乱并烦渎天听，以至于还要劳烦陛下召见宣谕，仍然不停止，确实有罪。张舜民轻率进言，牵涉到元老大臣，这是第一重过失。议论的人想要安慰劝说大臣而罢免御史，这是第二重过失。进言的人为救张舜民、保全言路，却不能体察圣明优礼旧臣的心意，这是第三重过失。如今朝廷又因此调动、罢免台谏官，恐怕不只是三重过失，而朝廷的过失最为重大。这就是臣日夜彷徨、深深替陛下感到可惜的原因。古代贤君明主，唯独把扩大耳目、优厚培养直臣看作最盛大的德行。所以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只有尧舜以及三代的盛王才有这样的情形，而陛下如今正在从容实行。自前些年以来，陛下听到善言如饥似渴，听从劝谏如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台谏的言论只要可以采纳，没有不施行的；即使有所不当，也一概包容。因此臣子没有遭受羞辱的恐惧，不回避权要，能够舒展心意、尽情表达，知道的无不说出，用来培养成就今天忠直的风气。然而上下的奸邪之人咬牙切齿，嫉恨台谏官也已经很久了。台谏官凭借区区小官的身份，在上触犯君主、冒犯忌讳，在下结下仇怨、招致祸患，不知道他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大概是依仗陛下的主持，谨守自己的官职，以尽侍奉君主的义务罢了。如今一旦因为小事摧折压制而罢免他们，正足以使憎恨怨愤之气得到快意，打开私曲枉法的门户，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如果进言者有所偏私徇情，涉及倾陷他人，接近朋党行为，就不可不严加责备、痛加惩治。至于出于公议的言论，即使强硬正直、违逆触犯，古代圣人也一概容纳，这在传记中多得数不清。如今因为一句话旁及大臣而罢免他，那么后来的人就不肯议论大臣了；因为一句话弹劾给事中而罢免他，那么后来的人就不肯议论近侍了；因为言论太多而驱逐他，那么后来的人就会因循沉默，不再进言；因为刚强有力而贬黜他，那么后来的人就会柔顺和缓以求取容悦。人情相互警戒，离现在并不远，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深思，陛下尚且沉默未言，太皇太后陛下在帘内处理政事之时，正应当大大开放聪明，广泛听取万事，却反而堵绝言路，这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言路一旦堵塞，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天下的朋党、大吏的私邪、百官的罪恶、远方的利害，陛下从哪里能够一一知道呢？如今成命已经施行，臣不敢完全请求改正，只是区区进言，并不只是为了几个人，大概所爱惜的是朝廷的体统。至于梁焘、孙升，外间的议论都认为对他们的责罚太重。臣希望圣慈详细斟酌，宽减这两人的责罚，恢复他们的职任，以挽救言路，扶持忠臣的气节。况且天下广大，没有人能够知道事情的全部，只看到台谏官成群被罢免，就会认为这与前些日子的做法不同，必然怀疑朝廷已经厌倦言事者；这样一来，奸佞谄谀之人就会张目挥臂而蠢动。以后任用的人未必都能像这几个人一样，邪正又不可知；言路的风采一旦改变，难道不会损害盛德之治吗？臣天生愚直，孤立于朝廷，受到陛下的特殊恩典极深极厚，日夜思索报答之道，只有竭尽诚心主持公道，不敢随声附和。如果有所见解可以补益政事，而不向陛下全部说出，那么臣还将向谁陈述呢？因此而获罪，臣也不敢推辞。伏望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特别加以详察，开恩准许。

译附黄说明：昨天召台谏官到都堂，宣谕圣上的诏令，宣谕完毕后，公著与臣等又再三加以陈说。其中梁焘与孙升指陈事理，语气最为刚劲直率，如今他们获罪最重，外间的议论因此尤其疑惑。附黄说明：臣并不是说自己从言路进用，便想要主持言路；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朝廷，不敢过分回避嫌疑，所以把内情全部告诉陛下。如果陛下有幸听从臣的意见，留下梁焘、孙升二人，足以挽救万分之一的过失。如今虽然已经有成命，但命令还没有正式下达；等到进呈告知，尚需一两天。伏望圣慈再三回转思虑，深思此事，早日裁处，不要误了陛下的举动。【元祐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丞。】上奏哲宗，请求召用傅尧俞等人，以消除奸党。刘挚。臣身居近臣之列，忧虑深而责任重，虽然早晚竭尽心力，恐怕终究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国家。臣私下认为，国家当前最要紧的事务，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了。近臣侍奉君主，唯一的职责就是推荐贤善之人。臣伏见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都早已得到陛下的识拔任用，分别担负言责。不幸的是，他们的志向和事业尚未施展，诽谤嫉妒横生，因而被罢职补任外地，至今都已经数月了。按傅尧俞等人都是忠诚正直之臣，守持正道而不屈挠，在职时间不长但所知无不进言；这本来就是陛下一向所嘉奖爱惜的人，必定没有抛弃他们。不过臣私下忧虑过甚，恐怕他们补任外地日久，朝廷也会渐渐把他们忘记。臣不顾僭越，冒昧献上一言。人才各有不同，适用之处也各不相同：有的长于政事，有的擅长文章，有的适合以言语侍从，有的可以以德行成为师表。如今群贤充满朝廷，在这些方面本来并不缺人。至于公正忠诚、朴实正直，不避仇怨，不依附朋党，终身守节，能够担当大事，肯为国家效死守法的人，则不只是今日难以寻求，从前代以来也一向难得。譬如人的身体，耳目手足、肌肤爪发，缺少一样确实都不行；然而要使四肢强健，必定以骨骼为根本。所以自古以来的君主都尊崇奖掖忠直之臣，把他们称作骨鲠之臣。

译《传》说：“山中有猛兽，连藜藿也没有人敢去采。” 这是说，猛兽在山中，山里的草木之物就没有谁敢侵犯；正直之臣立于朝廷，奸邪谄佞之人就有所畏惧。如今傅尧俞等人都有骨鲠的大节，为公论所推重，为邪党所畏惧。何况正值陛下明辨忠邪、急于进用贤才之时，反而使这几个人流落外郡，让奸邪之徒感到快意，臣实在痛惜。再看近来的言路，与从前略有不同：虽然章奏纷纷上呈，议论也不少，但所推荐的，不是豪强就是亲旧；所排斥攻击的，不是孤寒之士就是有私怨的人。朋比为奸之心，竟然公开而毫无顾忌。陛下试取近来议论政事的章疏，仔细察看其中的用意：其中有出于至诚之心、发于忠信之言、忧国如饥似渴、谋议能够顾及大体的，有像傅尧俞这样的吗？有孤立而不畏惧、弹劾权贵强臣、以赤诚之心事奉君上、丝毫没有私意的，有像王岩叟这样的吗？有守正坚定、不畏惧大吏、不与同列结党、嫉恶如仇并指斥邪恶的，有像张舜民、梁焘和贾易这样的吗？拿这些来验证，真假立即就能看清。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正在修明善政，而群小之人不满，争相在下面进言，布置朋党，制造诽谤议论，想借此倾陷善良、动摇政令，纷纷扰扰，实在令人害怕。然而上下相互欺蒙，又有谁替陛下辨明这些情况呢？在这个时候，只有暂且收聚人才，使他们留在朝廷；如果正直之路得到扩展，邪曲之志就会消退，治国之道也就成功了。臣疏远卑贱而又愚拙直率，天下间没有一丝一毫亲党势力可以帮助臣，只是得到二圣选拔任用，才达到今天的地位，所受恩德已经十分深厚了。那么报效之心，怎么能和一般人相比？所以应当做到知道什么就无不进言，哪里敢逃避获罪？臣愿圣慈深加省察，特发睿断，召这几位忠正之臣入朝，准备任用，以安慰公议，消除朋党，臣不胜幸甚。贴黄：吕公著等人也曾共同议论过这几个人，意见都与臣没有不同，只是因为没有揣知圣意，所以不便上奏陈说。臣因此秘密献上此言。若等到因臣僚进拟之后才召用他们，就不如特地下达中旨，交付三省办理，这样才可使恩命出自陛下。【元祐元年十一月上】上奏哲宗，论述屡次罢免言事官。刘安世 臣近来承蒙圣恩，擢升安置在谏官之列，内心惟恐自己浅薄，愧于无法胜任，随即具文辞免，幸蒙陛下俞允。臣私下反复思量，陛下之所以破格任用臣，难道只是为了充任二省的官员，作为朝廷的装饰而已吗？大概授予臣下名位，就一定要求有实际作为；任用臣下担任职务，就一定要责成他取得成效。因此臣接受任命之初，不敢先指陈具体政事，而首先论述治理和乱亡的根本、人君的大体，希望能够符合朝廷诚意任用人才的本旨，也尽到愚臣平日所学。惟愿陛下不要嫌烦，姑且听听臣的意见。臣听说《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舜告诫他的臣下说：“我的行为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求证；有顺从你心意的话，也一定要从不合道理处求证。”傅说答复高宗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君。”这样看来，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的君主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没有不把求取劝谏作为首要事务的。如今陛下处在长久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崇尚教化，修明法度，光明显著地追踪三代盛世的成就，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陛下至诚而虚心，首先打开了进言之路，所以人人都竭尽心力，乐于告知善道，天下的实情没有不通达于上听的。然而臣还有疑虑：自去年以来，多次罢免言事官，中外臣民不知道详情，往往私下议论，认为陛下爱贤的志向比初年稍有不同，接纳劝谏的心意也渐渐不如往日。臣对此十分忧虑。臣曾听说，自祖宗以来尤其重视台谏，即使他们所说的未必全都正确，所任用的人也未必都是贤者，但借助他们弹劾攻击的权力、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节，正是为了在奸邪阴谋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在政令过失尚未显现时加以防范。如今陛下深居九重，政事又掌握在大臣之间，更应当扩大耳目，留心采纳。可是前些日子台谏数人相继被罢免，甚至不追究他们所论的是非，不考察他们所争的是否恰当，只是表面上以美职升迁来诱导，暗中却夺去他们的言责，使忠正之臣愤懑而不能发言，使修身洁行之士惭愧而不敢接受。若果真出于陛下的意思，那就是损害圣德，不可不戒；若出于大臣的计谋，那么陛下应当察看他们的用心，他们不过是想排斥天下的公议，以满足自己的私意罢了。臣私下认为，奸人开始掌权时，任用台谏还足以折挫他们的阴谋；到了祸患的根苗已经形成，即使圣贤也不能挽救其危害。看看今天与祖宗之朝相比如何，却竟然只听任大臣所为，蒙蔽自己的耳目，挫伤忠义之气，这不是所谓慎终如始的做法。臣之所以先献上这些话，并不是因为臣忝居谏官之列，想借此要挟君主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实在是因为上关系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下关系君子小人消长的渐变，所以反复陈述，希望能够感动圣心。至于世俗之人把这些指为嫌疑之举，臣本来就不怕。伏望陛下在万机之暇，详细阅览臣如盲人般的直言，奖进端正贤良之士，容纳直言劝谏，以公议参验，以诚心持守；对于所爱之人，一定要知道他的善处；对于所憎之人，也一定要知道他的恶处，使臣下不能窥伺间隙来售其私意，那么忠言嘉谋将会接连进献。臣天性愚拙正直，不懂避忌，惟愿陛下察知臣爱君忧国的诚心，稍加留意听取，臣不胜幸甚。【元祐三年二月上，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台谏 上奏哲宗，请求宽免王觌的罪责。范纯仁 臣昨天与吕公著等人，今天又与文彦博等人，两次在延和殿前上奏陈说，请求宽免王觌的罪责，本来是想借此保护台谏，使人敢于进言。其中即使有不恰当之处，也应当稍加宽宥，以彰显朝廷容纳劝谏的美德。何况陛下即位以来，从未严厉责罚谏臣，若一旦这样做，恐怕会损伤仁政教化。又担心以后进言的人或许会增多，如果一一放逐，就会渐渐失去朝廷清静的体制。我们的心意只是如此，再没有别的意思。臣侧耳听闻圣训，说朋党太多，应当及早施行处置，恐怕对卿等不利。依臣愚见，朝廷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聚。陛下既然任用善人，那么不肖之人都忧虑自己难以进用，于是凡是称举善人的人，他们都指为朋党，想让君主严加防范戒惧，把他们全部贬逐，这样自然会使君子之道消退，而小人得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触犯圣意，反复开陈，竭尽愚诚，却不能改变天意。臣如果当面顺从圣旨，那就是苟且容身之臣，哪里配得上陛下慎重选求，哪还有什么脸面处在群臣之上？何况文彦博、吕公著等都是历经多朝的旧臣，陛下把他们留在左右，已经二三年了，他们辅佐皇帝的治道，从未有什么过失。他们今天难道肯随声附和、欺蒙皇上，来庇护党人吗？只是他们爱君的心与臣没有不同，惟愿陛下深加采纳。先前已经下达的贬谪王觌的文书，臣不敢签署，还请陛下反复慎重考虑。贴黄：臣自先朝议论政事不合时宜，被摈斥到外地，几乎二十年。后来遇到陛下，全面更新各项政务，听从劝谏，任用贤能，中原与夷夏之人都欢呼称颂，这是古今无比的盛事。这些都是圣心所明知的，并非愚臣敢于妄言。陛下却在一旦之间把臣从疏远之地拔擢出来，突然置于丞弼之位，所以臣早晚竭尽心力，唯恐辜负圣上的知遇。哪里有肯容纳庇护朋党，自己损害身名，玷辱家声，贻笑千古的人？这只是因为臣爱惜圣政，想着报答大恩，虽如蝼蚁般微小的诚心，却一直不敢懈怠。如今如果陛下断定臣的意见毫无可取，就请把臣贬谪到外地，那么指称王觌等人为朋党之说自然可以明白。臣即使一身被斥逐远方，如果最终能够解决朝廷的一大疑惑，也还是稍有补益，没有辜负陛下的选拔任用。那样，臣死之日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有意义。贴黄：臣在当面谢恩那天，已经曾经奏闻此事。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承蒙仁宗皇帝同时任用为执政，三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引用忠良，使不肖之人无法进用；于是有人编造诽谤之语，指称他们结成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都被补任外地，他们所任用的人也大多遭到贬逐。当时制造诽谤的人都欣喜庆贺，说：“这下可以一网打尽了。”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众人还都知道，也可以作为朝廷深切的警戒。【元祐三年五月。胡宗愈任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王觌上疏论胡宗愈自行担任御史中丞时议论政事，多出于私意，不可以担任执政。内批认为王觌所论不当，削去谏议大夫职，授予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吕公著认为对王觌的责降不当，又与文彦博、刘挚、吕大防、范纯仁等在延和殿前进论。范纯仁退下后上此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上奏哲宗，请求缴还任命王觌外任的词头。曾肇 本月十八日，吏房送到任命词头：五月十五日奉内降指挥，称王觌议论政事不当，授予一个外任合入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差遣他知润州。臣忝任近侍，职掌训辞，按理有不安之处，应当具文上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扩大耳目，大开言路，即使是触犯圣意、逆耳难听、诋毁攻击而近于狂妄、常人感情所不能容受的话，也无不虚心克制自己，和颜悦色地接受。天下人歌咏赞叹，认为古代圣帝明王也不过如此。一两年以来，不仅朝廷政事和民情，乃至四方万里幽深隐伏的利弊，也无不完全上达圣听，正是因为言路没有堵塞。因此在朝群臣人人都勇于自我效力，甚至不以越职进言为嫌，反以不能把话说尽为耻，使天下敢于进言的风气从今日开始振作。所以像王觌这样的人，身负言责，凡有所闻所见，不得不为陛下尽情进言而毫不隐瞒。即使陛下不认为他的话正确，也应当宽大包容，不宜立即弃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凭借进言而受赏，尚且会有观望畏缩而不敢进言的人；如果有人凭借进言而获罪，人们就会闭口不言，远远离去了。他们哪里还肯拿自己的身体去招惹祸患，指望万一能够得到听察呢？所以王觌个人的出入内外，并不足以决定轻重；但陛下言路的通塞、人情的伸屈，却取决于这一举动。这是臣不能不替陛下忧虑的。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二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如今王觌一进言涉及执政大臣，就把他罢去，这与爱护心腹却涂塞耳目有什么不同？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况且执政大臣早晚都在君主左右，掌握权势和国柄，是人情所难以进言的对象。引导人们进言，尚且有时还听不到他们的过失；如今只因一言涉及他们，便把进言者驱逐出去。臣恐怕在朝之臣都以王觌为戒，模棱两可、观望顾忌，没有人肯直言正论。这样，即使执政大臣有罪恶，陛下也将无法听闻，这是令人寒心的事。陛下临政以来，为什么唯独到了王觌一言上达，便突然不能容受，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气量不够广大呢？王觌从一个小官，不到二三年就被擢升到这个地位，如今因进言获罪，不过是补任到便利的州郡，对王觌本人又有什么损失？臣所惋惜的，是这件事对于圣政不能说没有损害。伏望陛下深思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爱惜朝廷台谏的体制，不要以容纳狂直为难，而要以堵塞言路为忧惧。把王觌所论之事拿来交付公议考察，如果他的话有可取之处，当然应当施行；如果没有足以采纳的地方，也希望陛下把它包容在常法之外，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始终不因人进言而治罪，前后一贯；同时使执政大臣有所畏惧，从而更加彰显陛下虚心纳谏的圣明。这是一举而数种美德随之实现，怎么可以忽视呢？臣忝居侍从之位，前后已经三年，常常遗憾不能报答万分之一，今天只是因职分所在，冒昧进献狂妄浅陋之言，惟愿陛下留神省察，臣不胜幸甚。有关制辞，臣不敢撰写。贴黄：臣伏见丰稷从前任谏官时所议论的，是陛下骨肉之间的事情，陛下尚且包容怜恤，获得宽免，还得到美职升迁。听到的人都佩服陛下仁慈宽厚，具有天地般的气量，难道唯独对王觌不能容忍吗？伏望圣慈更加省察。【元祐三年五月上，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请求始终听从劝谏。梁焘

译臣愚昧不肖，蒙受恩典又回到言职，早晚思考怎样才能不负圣上的知遇，不敢把这当作荣耀，反而只觉得惶恐。臣前些日子进言，要求端正纲纪、彰明法度，以尊君而卑臣，强化公家而削弱私门，正是因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尚未完全亲自裁断政事，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主，临帘听政；权臣容易变得强悍，奸人容易进行蒙蔽。对外界人情中那些可畏可怜的情况，臣一定希望陛下全面察知；对形势中那些可忧可疑的地方，臣一定希望陛下周全了解。臣希望臣节忠贞专一而下面无人欺骗蒙蔽，希望君主的权势尊隆而臣下都敬畏。这是臣发誓报答陛下的心，即使死一万次也不可改变。臣私下认为，陛下重新把臣置于言路，一定是认为臣从前的话正确，一定是认为臣从前的心忠诚。陛下既认为臣从前的话正确，那么臣今天不进言就是错误；陛下既认为臣从前敢于进言是忠诚，那么臣今天不敢进言就是辜负。陛下既然能够知道臣的忠心，就一定能够采用臣的意见；那么臣报答陛下的心，怎么可以懈怠于从前呢？臣听说，君主不以接受劝谏为难，而以臣下敢于进言为难；臣下不以敢于进言为难，而以君主能够听从劝谏为难。唐代李绛说：“小臣白天思考、夜里谋划，将要上奏劝谏时，原本想劝谏十件事，到临到上奏时已经删去五六件；等到封缄上呈，又删去一半，最终能够上达的，十件中没有一两件。”敢于进言之难，确实如此。他又说：“圣明的君主知道直言有益于自己，正直的劝谏有助于时政，便以温和的脸色接纳它，奖掖鼓励引导，使忠臣怀抱正义而不顾自身，怀抱忠心而不躲避祸患；只要有助于辅佐君主、济助时世，即使触犯忌讳、冒犯禁令而获罪，也不在意，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食用君主的俸禄，侍奉君主本来就不得不这样。”听取劝谏之难，也确实如此。君主以臣下敢于进言为难，这话是对的；但有了忠臣，就不难了。臣下以君主能够听从劝谏为难，这话也对；但遇到明君，就不难了。臣有幸亲自遇到两宫的圣明，私下并不把敢于进言视为难事，只在于陛下是否信任并听取。希望陛下辨明奸人的妄言，堵塞他们诬陷蒙蔽的途径；挫折权臣的强横，抑制他们排斥异己的行为；使众多士人以臣为榜样而进献忠诚，不要使众多士人把臣当作戒鉴而挫伤正直。当今的事情，值得进言的还不少，臣正准备依次上奏。愿陛下清心专注，仔细审察，并且一定施行。至于关系圣德最为切要、关系民间疾苦最为紧急的事情，臣不敢再犹豫拖延，以免留下清议后来忧虑，使陛下拥有广开言路、接纳诤谏的美名，以及收揽权纲的圣明威势。朝廷尊严而清静，宗庙社稷长久安宁，这是臣爱戴君主、谋划国家并发誓坚持的根本心愿。惟愿陛下裁断取舍，臣不胜恳切竭尽臣节之至。【元祐四年二月上，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述杨畏授任监察御史之事。刘安世等 臣等近来曾上奏，认为杨畏的差遣任命不恰当，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等伏见祖宗旧例：天禧二年二月，诏令谏议大夫乐黄目、知制诰陈知防在常参官中各举荐一名公正清廉、刚强敏捷、才能足以担任御史的人。臣等私下认为，圣训中似乎有【原文疑误】。为什么呢？御史的职责，是纠察百官；如果不是刚正无私的人，就不可滥居此职。所以首先必须选择合适的举主，使其按类举荐人才。这样一来，奉诏举荐的人知道明主眷顾倚重之厚，便会选拔忠良；被举荐的人体会朝廷责任之严，便会勉励自己崇尚名节。得到人才之盛，实在无愧于前代。后来才命令两制官按资序荐举官员，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已经说，这样不论善恶都能荐举士人，所以常常不是合适的人，但还从未专门出自执政大臣之意。如今两制等人起初把人名报上来，却荒谬地说已经牵涉监司、省郎，另行举荐；后来所荐之人已经符合条件，又弃置不用，反而凭私意从外地召用杨畏。况且杨畏现任永兴军路提刑，难道不正是监司吗？前一天用这个理由拒绝别人，今天自己却亲自去做，擅自把持威福，反复无常到了这种地步，举官的诏令于是成了空文，祖宗的法度日益废坏。臣等私下替陛下惋惜。何况二圣临朝听政，仰赖辅弼大臣成就政事；如果言路渐渐布满私党，那么政事的缺失凭什么能够完全上达圣听？这对大臣来说是安稳之计，对陛下的忧虑却是疏忽。伏望圣慈鉴察前代奸邪蒙蔽君主的祸患，遵循圣人扩大耳目、广纳意见的道理，罢除杨畏的新任命，以显示至公之心。【元祐五年三月上，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述台谏进言，请求明辨是非。苏辙 臣听说孟子有言：“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守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如果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应离去。”所以祖宗朝凡任用台谏，进言而被听取就留任，进言而不被采用就罢黜，这是必然的道理，前后全都如此。只有去年，台谏论说回河之事不当，意见既未被听从，而进言者却都得到美职升迁；今年又论说邓温伯不可以担任翰林承旨，意见既未奏效，而进言者也都加官进职。臣下虽然迫于朝廷诏令，勉强就任，但中外之人都在观望，不知曲直究竟在哪里，这造成的损害不小。假如朝廷偶然有错误举措，听到善言便改正，正足以增加朝廷开纳意见的光彩；如果进言者论事不当，依据法令罢免，也足以显示进退任免的公正。如今不辨是非，一概加以擢升，朝廷就会背负隐瞒过错、徇私便利的毁谤，臣下则会受到苟且简慢、贪恋俸禄的指责；风俗渐渐形成，士人的气节日益衰败，记载在史册上，也不是美事。臣如今待罪执掌法纪，才力疲弱，哪里能发扬彰明什么？然而身在职位上，心怀忧虑，不敢不勉力进言。如果臣所说合乎道理，望陛下大力主持，立即施行而不要吝惜；如果有一处不当，也请明白加以流放贬谪，以惩罚妄言。惟愿不要采取隐忍包容的办法，使君臣双方都承受这种毁谤，臣不胜幸甚。【元祐五年五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执政大臣自行选择台谏。苏辙

译臣听说《尚书》称颂尧舜的德行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这是因为君主居处高深，形势上容易与臣下隔绝；如果不致力于广开耳目，就听不到外界事务，也无法预先知道祸福的根源。臣不敢再谈前代，只陈述本朝的旧例。每当皇帝临朝，上面有丞弼大臣早晚奏事，下面有台谏轮流进见，宫中有两省侍从和各司长官以政事奏禀，外面有监司、郡守以及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是充当皇上耳目的官员，人数就是这样多。然而到了事务被蒙蔽堵塞的时候，仍然有时不能避免。如今自太皇太后陛下与皇帝陛下垂帘听政以来，每件事都谨慎慎重，群臣能够在御前应对的，只有执政和台谏官而已。然而天下的是非可否既由执政决定，陛下想在执政之外特别听到意见，又只有台谏几个人。臣看今天台官二员、谏官二员，其中不是执政大臣私人的、而是特出圣意任用的，也不过一二人。孔子说：“现在我观察人，听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陛下试着取这五个人言行的实际情况仔细听察，那么他们的邪正、趋向和背离大概都能看清。汉成帝时期，王凤掌权，群臣没有人敢把话说尽，只有刘向、王章竭力陈说他的罪恶，毫无顾忌回避；他们都不为王凤所喜欢，进言最终没有被采用，有的后来还因此丧命。而王凤推荐他的门人，如杜钦、谷永之流，让他们上封奏章议论政事。他们所说的，都是掩盖王凤的短处，专门攻击皇帝的过失；从此正直的言论再也听不到，汉朝因此不能振兴。如今陛下深居帷幄，耳目极少，只有台谏几个人。如果又听任执政大臣自行选择，不公开选用正直之人，臣恐怕天下安危的大计无法上达御前，朝廷的形势就危险了。惟愿陛下留神省察，不要忽视臣的话，这就是社稷的福气。【元祐五年九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明白下诏说明召用裴纶为御史的缘由。孙升 臣切闻新任监察御史裴纶坚决辞免任命，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外廷不知道裴纶为何被召用。一个未经试用、声名事迹又疏远的臣子，突然被君主所知，任命为耳目之官，如果不是因为近臣的论荐，就必定是有章奏感动了君主，如唐代的马周那样。况且观察一个远臣，应当根据他的所长来任用，而不能不合礼法地任用；如果所依仗的不是贤人，即使孔子也还会被众人怀疑，必须等待孟子替他辨明，何况裴纶的言行还不足以使天下信服，而召用的缘由又不明白，裴纶因此辞避、不敢接受任命，实在是合乎情理。御史处在掌管耳目、纲纪的职位上，以神色严正、敢于进言、不避权势强臣为职责；他的进用，难道可以不自我珍重吗？伏望圣慈详细察看，明白下诏说明召用裴纶的缘由并交付外廷，不仅使裴纶能够自我表明，立于朝廷而无愧，也正可以向天下后世显示朝廷用人出于公心。【元祐五年九月上，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让六察官兼任言事。龚夬 臣听说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数目加倍，也能够治理好国家。由此看来，先王设置官职，因时变革，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伏见言事御史，自皇祐以来，员数没有固定。前些时候设置六察，官制刚开始推行，事务繁多，所以命令他们专门掌管察访之事。如今按察之法早已就绪，在京官司不敢像从前那样拖延，治察御史的职务就显得过于清简。臣充任台属，正好遇到两院缺官，兼领六察，并没有发现事务废弛。因此一人办理两案，让他们兼任言职，自然不会彼此妨碍。况且元丰三年、元丰八年以及绍圣年间的法令，都规定察官兼任言事。伏望圣慈特别加以斟酌，命三名监察御史兼掌论议，也许可以进一步扩大言路，以符合朝廷广开耳目、通达四方听闻的本意。【绍圣三年七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徽宗，请求留用龚夬。陈瓘 臣听说，事情发生前三天进言，事情发生后三天进言，难以劝谏而不及早进言，虽足以取得好名声，对事情却没有益处。忠臣的道义，只求对事情有益，而不顾自己是否取得名声。臣今天事先进言，是希望对朝廷有所裨益。臣伏闻殿中侍御史龚夬进言，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告发周穜等人言语之事，请求罢黜蔡京；朝廷却认为蔡京没有过错，不相信龚夬所说的话。龚夬既然不能使自己的进言被采纳，就很难继续担任言职。即使朝廷没有加以斥逐，按理也应当请求离去。龚夬尚未离去，臣已经先说到这件事，这就是臣事先进言的原因。言事官，是朝廷寄托耳目的所在。耳目不通，就会有被蒙蔽的祸患。所以自祖宗以来，一直奖励言官，委曲心意听取接纳，培养他们刚劲的气节，不使他们受到轻微挫折；这并不是看重某个人，而是看重朝廷的耳目。自绍圣以来七年之间，五次驱逐进言者：第一次是常安民，第二次是孙谔，第三次是董敦逸，第四次是陈次升，第五次是邹浩。这五个人都与蔡京的意见不同。虽然其中有人或许还因其他罪名被驱逐，但凡是蔡京所憎恶的人，没有不被赶走的。如今龚夬的进言又将导致他被罢免，那么两朝台谏前后六人，就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蔡京而离去的了。陛下以圣德继承帝位，对上效法祖宗，内里禀承太皇太后的慈训，几个月之间德泽广泛施及，内外安定，人心欢悦，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如果又因为这件事罢去言官，臣恐怕以后进言的人个个都不再停止，原本安静的局面忽然变得纷纷扰扰，这对于陛下初即位的政局，难道能没有损害吗？等到事情发生后才进谏，哪里比得上事先进言有益？臣愿陛下察看龚夬所说是忠于国家，特意回转圣听，委曲地赐予允准，使敢于进言的士人心向朝廷，蒙蔽堵塞的风气从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禀太皇太后，议定此事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望陛下怜悯宽赦，臣不胜幸甚。贴黄：臣近来曾经当面奏陈，因为蔡卞是臣的举主，而臣却进言揭发他的罪过，虽然对公议无愧，但在私人情面上终究不安。臣自我弹劾、请求离职，本来已经有日子了。如今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龚夬，而只是为了朝廷耳目之官。伏望圣慈特别加以怜察。【元祐二年五月上，当时任左正言】上奏徽宗，论述张庭坚被送吏部。任伯雨

译臣本月初五日曾有奏状，进言张庭坚被送吏部之事。臣私下认为，绍圣年间章惇、蔡卞掌权，谏官、御史全都出自章惇、蔡卞引荐任用，不但没有建言明道，反而大多附和他们，欺骗蒙蔽朝廷。自陛下即位，统揽权纲，自行选择台谏。然而臣认为，对台谏官，任用时既然重视选择，最终罢免时也必须端正其名分。我请求今后台谏因进言而被罢免的，都应当根据他们所说的话来确定罪名。妄自冒进而无才无能的人，罪较小；欺骗蒙蔽、结党附和的人，罪较大。张庭坚近来因为进言不当，被任命为京东运判，随后改任汝州，如今又送吏部，内外都疑惑不解，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臣伏愿陛下出自圣意作出决断，下发张庭坚的章奏，考察他所说的话：如果是欺骗蒙蔽、结党附和，那么送吏部还算太轻；如果只是妄自冒进，那么送吏部又太重。端正名分，确定罪责，这才足以劝善惩恶，不要使今后的言路以张庭坚为戒。贴黄：张庭坚被送吏部，如果陛下看出他确实欺骗蒙蔽、结党附和，并且这是出自圣意，那么张庭坚不敢逃避罪责。如果并非出自圣意，只是三省窥测陛下的意图，于是反复取旨，重重施用，以恐吓胁迫台谏，那么这件事就不能不加以察究。言官畏惧三省，不是国家之福。【元符三年十二月上，当时任左正言。吏部不久后以张庭坚通判陈州。张庭坚谢表说：“诏旨不向外宣布，命令从宫中发出。”又说：“罪责从何而来，只有臣心里明白，却不知道究竟因什么事获罪。”】上奏徽宗，论述任命台谏，三省不得进拟。陈次升 臣私下认为，自祖宗以来，台谏缺员时，便诏令近臣推荐二人，召到便殿应对，取舍任用完全出自皇上之意，报告执政大臣知道，而不得干预。台谏官是用来察究大臣过失的，如果出自大臣之门，朋附之人就会进来，忠直进言的道路就会堵塞。明主即使想扩大耳目、虚心听纳，嘉谋善政又凭什么能够上达呢？近来监察御史缺二员，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共同推荐六人，如今听说被召用的只有一人，不知是出于陛下的意思，还是出于宰执的意思？如果出于陛下的意思，当然可以，但仍不符合祖宗旧例；如果是宰执进拟，那么权力就归于大臣，朝廷的缺失还有谁来议论？这个源头一旦开启，臣恐怕将来台谏都会出自大臣门下，而陛下就会孤立无援。《尚书》说：“只有君主能降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左传》说：“庆赏、刑罚和威权，都属于君主。”愿陛下念及此理，今后近臣奉诏荐举台谏官，都必须引见应对，由陛下亲自考察人才，取舍独出圣断；这样才不会废弃祖宗旧例，也才能得到合适的台谏官。【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上，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徽宗，请求重视珍惜宪台的权力。陈尧臣 臣听说，天下赖以安定的，是朝廷的纲纪；纲纪赖以树立的，是台谏的风采。如果台谏有所拘束顾忌，受制于他人，以致风采不存，那么朝廷就没有人纠察弹劾，奸邪便能容身于国家，纲纪也会因此毁坏。所以君主要借助台谏，使他们的事权不系属于长官，不受大臣拘束，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他们不被权豪挫折，不畏惧强暴。即使这些人未必都是贤者，他们的话未必都恰当，也应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宽免他们言辞不实的过失，以虚心接纳来开通他们敢于进言的道路，难道是毫无缘由吗？这是为了打破奸雄的胆气，挽救纲纪陵夷的祸患。唐文宗说：“御史台是朝廷的纲纪。台纲端正，朝廷就端正；朝廷端正，天下就能治理。”杨玚说：“掌管纠察弹劾的机构，如果遭到恐吓胁迫，以成全奸人的阴谋，那么御史台确实可以废除了。”臣认为，当今天下太平，本来没有值得忧虑的奸臣；但间或有擅权恃宠的人，肆意作出败坏风俗、扰乱常理的恶行，孝行不足以改变忠诚，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内有强大援助，暗中打通关节以逃脱通常的刑罚和重法，安然自得，没有人敢追究，蔑视掌管风纪宪法的官员，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只当作奴仆使用。如果不把他们当作私人亲信，他们最终一定把对方视为仇敌。然而他们担心台谏攻击自己，就先设置防线来拒绝其进攻；听说台谏有所进言，就广泛进行营救，反过来加罪于进言者。不用当前之事来排挤，就一定罗织其他过错加以中伤；不说过去曾与我为仇，就说如今与谁结党。或者以离间君臣为名，或者说疏远君主的恩亲；把正直切直的人指为沽名钓誉，把纳忠进言的人说成讥讪皇上。花言巧语、伪善作态，千方百计，使刚刚萌生弹劾意图的人得到改任升迁，使刚刚递上抗章的人被贬谪流放；前者沉滞流落而不能保全性命，后者惶恐忧惧而深以为戒。忠义的风采消磨殆尽，台臣虽然名义上在位，实际上却名存实亡。臣愚昧地认为，这恐怕不是朝廷之福。从前官吏冗杂，财费浮滥，绍述之政失去本意，纲纪逐渐毁坏，而御史台却坐视不言，天下人都怨恨。等到陛下独自奋发，凭借明断，以刚健之力裁减抑制，一概遵循熙丰旧制，又废黜拱手缄默之人，选用谏臣，内外才开始振奋；可是没有听说他们有所建言，或者刚任用便立即改任迁调，天下人对此疑惑。弹劾的职务，关系纲纪所系，应当急先处理其中重大的事情。譬如捕盗，先捕盗贼首领；铲除草木，关键在于先去除根本。如今如果舍弃重大的问题而只谈小事，就像舍弃盗贼首领而攻击疲弱的小卒，留下根本而摘除枝叶，只会激怒它而滋长其萌芽，这难道是除恶务尽、从根本着手的意思吗？臣恐怕天下纷纷议论的局面，正是由此而来。台臣屡次遭到恐吓胁迫，奸邪回曲之人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有人特别奋发振作，众人也必定替他寒心，知道他必然踏入祸患的机关，便认为不如暂且作罢。即使因时势而勉强弹劾一些事情，也终究不敢直截尽情地陈说，使那些明目张胆的士人变成闭口结舌之徒。臣恐怕这样积久成习，渐渐形成风气，人人都知道畏惧回避，于是奸臣欺骗蒙蔽君上，纲纪既已紊乱，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况且奸人的祸患开始显现，正在于纠察弹劾；等到恶行已经造成，再去责难，即使动用斧钺也来不及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平时应当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这样长久下去，才大概不会出现指鹿为马的奸臣。如今陛下仁德如天、广泛覆盖，智慧如日、照临四方，赏罚如寒暑有信，号令如风雷迅疾；因此举用正直、置换邪曲，防微杜渐，本来不必担心不能做到。所担心的是奸邪结党，根深蒂固，难以破除；有时左右近臣先替他们说情，有时前后相互救援，不能没有误导陛下听闻的情况。甚至已经下达的命令，也有刚颁布便立即更改的。

译对于阻挠者，本应以惩罚来显示威严，却有的人早晨被朝廷罢黜，晚上又升迁。损害国家、危害百姓的事情，有的刚被遏止便又重新猖獗；欺骗公议、蒙蔽皇上的人，有的刚被压制又重新起用。国是动摇，人心惶惑，根源不过在于强力援引、暗中知会之类的关系而已。承担弹劾攻击的职责，哪里是人所乐意做的？只是公议所在，有时不得不做罢了。谁不想保全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谁不愿享有富贵安荣？为什么要因事情得罪权臣，又冒犯君主的威严呢？听取言论的原则，应当根据事情本身来观察。如果自己确实没有过错，那么对于别人的议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何必预先设置防备？如果事情确实关系到国家体统，那么又有什么朋党和仇敌之分？何必大肆营救？臣愿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对上体察祖宗制定的成法，对下为万世后代树立规矩，格外珍重御史台的权力，优厚培养正直之士的气节，使奸邪悖乱之人必定受到弹劾而不遗漏其罪，使悖乱之事必定被罢止而不容赦免。对于其中私下防备的做法，应当断绝营救援助的弊端。明白发布诏令，规定今后凡是台臣有所论列，若官职不属于三省却擅自越位谋议政事，以及那些托人请托、私下谒见，拯救奸人、包庇恶行，巧言粉饰的人，都置于重法，庶几使奸邪无从凭借，纲纪完全整肃，天下幸甚。【宣和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御史；诏书认为所陈十分恰当，于朝堂及吏部张榜公布。】上奏钦宗，请求允许监察御史发表政事意见。胡舜陟。臣私下认为，御史是皇上的耳目之官，以进言为职责，所以监察御史自唐代直到本朝，都可以评论政事，弹劾官员邪曲、纠正其失，与殿中侍御史相同。元丰、绍圣年间，这些制度都载在正式法令中。到了崇宁年间，大臣营求私利，想使自己便利，于是改变祖宗的成法，使君主失去兼听的明察，而南台御史从此开始有不进言政事的，名义虽存，实际已经亡失，对治理的危害尤其严重。如今正值多事之时，应当把开通言路作为急务，伏望陛下下达圣旨给本台，命令在法令中增加监察御史可以言事的条文，以恢复祖宗的制度。【靖康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诏令依照祖宗旧法。】上奏钦宗，论述贬黜逐出台谏官，请求不要施行“日下出门”的指挥。李光 臣恭敬地看到，前任谏议大夫唐重等五人被任命与郡守一同立即出京，消息传遍四方，士大夫的议论十分惊骇。陛下刚登上大位，正是开怀听取采纳意见的开始，应当宽容直言，礼遇臣下。如今唐重等人充任台谏，不知道他们究竟论说了什么事情？既然命令他们立即出京，议论的人便纷纷传说，编造修饰言辞，说师▯论列十件事情，孙觌、李擢等人攻击宰执，因此被逐出。大概朝廷从未下发他们获罪的原因，难怪议论纷纷，借此非议陛下。唐重等人既然各自获得便郡，如同棣和等地，都是天下富庶肥沃之处，即使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过如此，何至于逼迫驱逐，使他们这样仓皇离去呢？臣又见祖宗朝斥逐言官，即使远在岭外，也从未有立即出京的做法。熙宁年间，王安石担任宰相，急于推行法令，憎恶别人议论自己，才开始有这种遣逐方式。后来蔡京、王黼掌权，想推行自己的私意，沿用这个先例，因此言路被完全堵塞，难道可以在今日艰难之时施行吗？伏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将“日下出门”的指挥不再施行，庶几让他们能够携带家属、收拾行李，以显示陛下宽容采纳意见的心意。【靖康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钦宗，请求在宫内设置台谏章奏的登记簿。程瑀 臣听说，君主如同人的心，宰执如同人的四肢，台谏如同人的耳目。耳朵主管听，眼睛主管看；视听不废，四肢运作，而内心无为、天下得到治理，这颗心才算是真正的君主之心。君主又有什么别的作为呢？共同讨论治国之道的，是台谏；共同执行治国之道的，是宰执。天下的事情不过是有利与有害。台谏说有利，宰执说有害，君主考察后，果然是有害，过错在台谏，不在宰执；如果把有利说成有害，那么宰执又怎么逃避罪责呢？宰执说有利，台谏说有害，君主考察后，果然是有害，过错在宰执，不在台谏；如果把有害说成有利，那么台谏又怎么逃避罪责呢？万事极其繁多而细微，君主运用聪明才智，只在于审察是非、辨别利害，这是以一件根本之事应对万事的关键。如果不能做到明白这一点，使是非利害清楚地呈现在胸中，那么真假就无法分辨，朱紫就会混杂，只在末节上耗费精力，天下的治理便不可希望了。大概人不是尧、舜，不可能所做的每件事都好；如果只计较自己的正确而喜欢别人赞美自己，这叫作追求谄媚，从而造成昏暗蒙蔽。从前诸葛亮正处在君主幼弱、国家新创之际，独自总揽朝政，难道还要依赖群臣吗？然而一旦发布教令，他就反复诚恳地要求群臣相互纠正、彼此补救，以弥补政事的空缺和失败。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理，差不多可以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当时辅佐规谏他的臣子也很少受到贬抑。我曾对执政大臣说：“朕常常担心因喜怒而妄自施行赏罚，所以希望诸位尽力进谏。”诸位也应当接受别人的规谏，不可以因为自己喜欢或厌恶某事，就憎恨违背自己意见的人。假使宰执能够这样对待台谏，君主能够这样对待宰执，天下的治理就不难谋求了。朝廷之上，如果办事没有过失，台谏还有什么可再说的呢？等到他们有所进言，必然会同朝廷的意见不一致，这正是彼此补成的原因。只要朝廷不把与自己意见不同视为嫌隙，而是努力寻求事情的恰当处理，天下就幸甚了。本朝的盛治，没有超过仁宗朝的；考察当时的治绩，即使周成王、汉文帝也不足以超过它。宰相前有王曾、李迪，后有韩琦、富弼；执政大臣中有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然而当时群臣深刻通达治国的根本，朝廷之上已经努力求和而不强求意见完全相同。至于台谏有所论列，不因职位低微而轻视，不因意见不同而使之屈服，只要是正确的就听从而不嫌弃；意见如果不是自己提出的，也不难于改过从善。当时有人批评宰执，说他们只是奉行台谏的文书，这是不懂得这些大臣深通治道、用心超过常人的缘故。

译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专门把摧折台谏作为要务；但当时的人才承受历朝培养教育，磨砺名节的风气没有衰落，议论如风起云涌，把被斥逐视为荣耀，并没有向王安石低头。到了蔡京掌权，他师法王安石，而残酷狠毒超过了他；议论自己的人被置于死地，台臣援引私党，把他们当作鹰犬，攻击吞噬正直之士，又创置了官司，造成机构冗滥，逐渐侵耗国力；谏院和御史台的职位也长期空缺而不补充，恶政弊事的毒害流布四方。陛下既然亲眼见过这些，登临帝位以来，广泛招致正直敢言之士，安置在台谏之中，虚心听取采纳意见，下诏郑重劝谕，这确实是有意恢复祖宗的治理。然而依臣观察陛下，似乎只是喜欢接受别人的言论，还不能说善于使用言论；似乎只是喜欢采纳别人的规谏，还不能说能够听从规谏。为什么呢？使用言论、听从规谏，必须深思熟虑，合乎道理就立即施行，不能等待片刻。如果接受了意见却不能采用，就同没有接受一样，实际上没有益处。三代以来，能够善用言论、听从规谏的，没有比得上汉高祖、唐太宗的。汉高祖的才智谋略本来没有超过常人，却从平民起兵夺取天下，从未亲自谋划一项策略、提出一个计策，只是善于采用群臣的意见；不仅张良、陈平是他的心腹，外如郦食其、娄敬等人，只要一句话合乎道理，他就信任采用而不怀疑，这就是他能够成就帝业的原因。唐太宗曾逼迫父亲、杀死兄长以成就大业，他的天资究竟怎样呢？只是因为他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有人进谏就一定听取，起初像孙伏伽这类人进谏，他便奖赏他们，使他们敢于进言；后来得到魏征，魏征常常从言辞和神色之间委婉地晓谕他的心意，不必用力争辩，这就是他能够亲自平定祸乱、安坐而达到太平的原因。君主如果真想听取言论、采纳规谏，以这两位君主为榜样就可以了。陛下天性仁厚贤明，忧劳于各种政事，听取言论、采纳规谏本来不应有困难，只是相比这两位君主，仍然有所惭愧。臣知道其中的原因了：陛下把沉默深藏作为处事方式，因而有损于明察；把柔顺谦让作为处事方式，因而有损于决断。明察和决断两方面都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而大臣又承袭蔡京遗留下来的风气，不能把韩琦、富弼等人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所以台谏的章奏有的被阻挠搁置而不施行，有的被拖延扣留而不下达。不到几个月，已经有排挤台谏的事情发生了。像余应求、陈公辅这样的人，行迹孤高、处身于外，志向操守凛然；当金兵压境、京师震恐之时，他们上章请求召对，慷慨陈述政事，因而受到陛下召见询问并开怀采纳，召对之后被提拔为台谏。士大夫正庆幸言路得到人才，而余应求等人也感激奋发，知道的没有不说，正道稍有伸张，邪人都侧目而视。一天，台谏论事稍微涉及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大臣便借机排挤他们，这同蔡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覆辙就在眼前，却不怕重蹈，也实在可悲。任用耳目，是为了扩大视听，将借此运用四肢；如今却堵塞蒙蔽耳目，已经有人伤害它们了，陛下将同谁一起治理天下呢？臣听说真宗时，曾经下诏晓谕谏官、御史，各自履行职责，并命令中书省登记记录他们所言之事施行了还是没有施行，年终一并奏报。这样做不只是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恰当，也是为了了解这些人的品行，同时防止耳目被堵塞蒙蔽的祸患。伏望陛下特意加以实行，并在宫内创置台谏章奏的文籍，随着各次上奏予以登记。陛下听政之余，可以从容查看借鉴；这不但有助于补益治国之道，也可以据此考察那些本应施行却被拖延、尚未进呈的事情，时时督促责问执政大臣，庶几耳目、股肱的职责不至于偏废，而治国之道也可以寄望于明察决断并付诸施行。臣充任谏省官员，在获赐召对之初，已经恳切地为陛下说过这些话，伏望陛下曲加留意，天下幸甚。【靖康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给舍上 上奏太宗，论述封驳的旧制。柴成务。臣等昨天奉到敕命，任命臣等共同知给事中事，规定制敕如果有不便之处，依照旧例封驳。臣等随即检索门下省的旧制以及应当请求施行的事项，具备札子进呈，并将其缴回送交中书省。后来又奉到敕命，规定从今以后，凡是授予职官、勋爵，不论废置、封赠，都只下发画敕；至于刑政的损益，以及请求改革、创置的公事，凡是不正式宣布的宣敕，令魏庠以下官员等候送到省中详细审察，依照法令敕命施行，凡应当驳正追改的就予以驳正追改。臣等考察寻求旧典，发现其中有明确文字：“封”是把诏书封还，不立即下发施行；“驳”是驳正台议，然后奏闻皇上。这是因为君王谨慎发布命令，重视改制作法。如今如果诏书已经施行，才勒令追回改动，考察旧例，和过去听闻的制度很不相同。何况设置官职、使人各居其位，是为了明确职位；官员主管某项事务，必定应当有正确的意见。如果名义与实际相违背，只怕典章制度就会废弛。诏敕轻率施行的过失，请允许臣以近来的事情说明。前些时候臣私下看到敕令下达西路，改革青白盐法；又看到派遣使者制定江湖地区茶盐事务，都听说妨害公私，不久便一并停止废罢。等到实行追回改动时，已经扰乱了既成规制，大概是因为开始规划时缺少讨论审议的道理。臣等请求，从今以后，除授予职官、勋爵，不论废置、封赠，只下发画敕之外，凡有上章请求改革、创置公事的，希望先下交中书省议论可否，等议定后，再命门下省审察复核，奏请皇上，交付外廷施行。对于意见公正恰当的人，酌量给予表彰酬劳；对于妄诞之人，明确加以惩戒。赏罚一并施行，浮躁争竞之风就会悔改。这样，诏敕就不会有追回改动的名义，官署也有陈述才能、发挥力量的地方，稍稍符合旧典，也有助于皇上总理万机。【淳化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同知给事中事。】上奏仁宗，请求宣敕一律送交封驳司审察复核。余靖 臣听说，国家兴盛，必定先从纲纪建立开始；号令发布，必须端正其源流。古代天下广大、事务繁多，君主亲自裁断一切，担心有所遗漏，所以设置各个官司和官职相互维系、相互制约，以此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唐代制度规定，凡有制敕命令，由中书省宣告施行，送入宫中请皇帝画可，然后交给门下省。门下省审察复核后，再交付外廷施行；如果有不便之处，就命令封还驳正。如今官诰编书中，三省官员的官位各自结题年月，都是古代制度。我国朝廷淳化年间，才从枢密院分出银台、通进二司，兼管门下封驳之事，命两制以上官员主持判决。凡是制敕有不便之处，依照旧例封驳。张咏、向敏中都曾兼领这一职务。当时宣敕没有不经过门下省的。近年来，旧制无故废弃，只有选人黄甲还依照旧例，其余宣敕一百份中也没有一两份送到那里，这就成了官署有封驳之名，却从来没有实际改正之事。臣如今请求，凡有宣敕，除处分边疆事务的机宜仍旧密封装入驿递，祭祀行事的敕令仍旧派人送交本官之外，其余迁调、免官、官资升降、差遣以及断遣刑名和改更敕令等事项，凡是告身、宣头、敕牒，都命令中书省、枢密院依照旧例送入宫中，发付门下封驳司审察复核，再行申报复奏。如果授官不称职，判刑失于适中，只要有不便于事务的地方，就命令封驳改正。这样，官司各自遵守的制度都有纲条，诏令发布能够切实端正根本，纪律就可以振作，不会再有错误的举措。门下封驳司，请求选派刚正公平的大臣主持判决，庶几他们履行职责时没有什么可畏惧回避的。【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述舍人不得申请修改诰命文字。王安石 臣等根据本月八日中书省的札子，奉到圣旨，规定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臣私下认为，舍人是陛下的近臣，以掌管诰命为职责，除改文字本来就是他们应当参与审察的职事。如果诰命草稿所批示的事情不完备，却不许申请修改，那么就是不许舍人再履行自己的职事，事情是否可行与否都听凭执政大臣处置。除非执政大臣想要偏私行事，否则立法不应如此。前日臣等已经详细论述其中缘故，希望陛下省察，但至今没有奉到指挥。臣等不知道，陛下是认为这件事正确所以不改，还是认为不一定正确，只是因为它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而不改，抑或是陛下看待臣等的奏章，从未作出可否判断，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呢？如果认为正确而不改，那么臣等考察自古以来的史籍，从来没有哪个想要治理天下的时代，会制定这样的法令来堵塞近臣议论的途径。如果认为不一定正确，只是因为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而不改，那么就是陛下不再考察义理的是非，只是一味苟且顺从执政大臣的作为罢了。如果陛下对臣等的奏议从未作出可否判断，而执政大臣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那么就是政令已经不再出自君主，天下的公议也废弃了。这就是臣等忧虑恳切、不能自已的原因。臣等私下观察，陛下近年以来把天下的事情大多交给七八位大臣，天下人起初也都一致高兴，庆幸他们有所作为，能够挽救一切弊病。然而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不敢替陛下守法，不敢违逆谏官、御史，只专门谋求保住俸禄和职位；大臣中强横的，则挟持圣旨制定法令，放纵自己的欲望，不顾义理的是非，而谏官、御史也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旨。陛下却深居高拱，沉默不言，任凭两方面施为而不加追问。朝廷如果这样，怎么可能长久而不发生祸乱呢？自古以来祸乱的产生，不一定是君臣都犯下大恶，只是没有至诚恻隐、忧虑国事、求治理乱的心，不能审察利害，不能及早辨明是非；把小的过失看作无伤大体而不改，把小的善举看作无补于事而不做；把阿谀顺从自己当作喜悦，因而采用这种言论；把诚实正直、违逆自己的意见视为忌讳，因而废弃这种言论。积累了许多不恰当的事情，失去人心，这就是祸乱的原因。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所说是对的，就应当以至诚恻怛、希望治理而忧虑祸乱的心，考核大臣，改修政事；既然确实想改修政事，那么本月八日的指挥就应当首先改正。如果认为臣等所说不对，那么臣等就是狂妄昏昧、不懂治国根本而诬谤朝廷政事的人，应当明确加以贬斥，以惩罚妄言之罪，另选才能通达之士补任从官。臣等承受陛下的宠禄，掌管朝廷职事，不能履行职责，按道义就不得不进言；如果朝廷认为我们说错了，按道义也不敢推辞贬斥。伏乞陛下详细斟酌，早赐指挥。【嘉祐六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

译上奏英宗，请求知制诰详细选择人才。张方平。臣恭敬地认为，知制诰的职务，是代替君王发布诰令；由此被召入禁林，充任学士。如果才能和声誉不能充分广为人知，凭什么担当这一选任？近来朝廷往往按照惯例依次补任，近日的诰命有的浅陋鄙俗，成为人们口头议论的材料。前代国家有事之时，有时凭一封简短的文书，便能在千里之外折服对手，使三军受到感奋激励，使各方受到喜悦鼓舞；叛逆凶恶之人有时因此改变心意，夷狄异族有时因此归向教化。所以，知制诰掌管文辞、书写诏命，足以帮助国威，宣扬君王的恩泽。祖宗时代，有人从州县官职被提拔进入掌管文辞的禁署，也有人从两禁官职降为管库之职，大概只是根据才干任用，哪里是因人而选择官职呢？修起居注、史馆修撰，就是依次升任知制诰的资历次序。如今朝廷士人不修养廉耻，竟敢在宪章法座之前擅自托请求官。臣私下认为，像这样的除授，应当详细慎重地推选，必须是才流、地位、词学、器识都足以服众的人，将来可以准备任用为大臣，然后才提拔担任这一职务。这样才能使本朝文物制度更加兴盛，光彩照耀天下，使官名器重，使陛下的声望更加隆盛，天下幸甚。【治平元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英宗，论述吕诲等人的敕命没有经过封驳司。韩维 臣昨天听说御史知杂吕诲等人因进言政事而被贬黜，至今却没有见到敕命送达。封驳司查问得知，原来是中书省直接封送到他们本人家中。臣私下认为，封驳司是给事中的职责所在，凡是制敕都必须由这里下达；如果有不便之处，可以封还并上奏，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如今罢黜御史，事情关系到政体，却竟然不让有关官司预先知道，纲纪制度的缺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反复思考，君王设置官署、制定法度，选择人员来守护它们，是为了防止检查错误，共同成就治国之道。如今朝廷自己破坏法令，不知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伏望圣上慈爱地下令中书省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令其经过本司，使臣等能够申述议论，以端正陛下的官制法度。【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上奏英宗，论述吕诲等人的敕命没有经过封驳司。韩维 臣近来因为御史知杂吕诲等人被降职贬黜，敕命没有经过门下封驳司，直接送到本人家中，曾经具文论奏，请求追回敕命以端正官制法度，但至今多日仍未施行。臣思考古代并设各类官职，各有法式，是为了共同成就治国根本，长远防止祸乱失败；即使君王也不得徇私，何况大臣呢？淳化年间，命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咏检查、审阅、发放敕命；密封的敕文，都要由中书省等候用印后下发，送给向敏中等人审阅检查，办理完毕后再密封发放。祖宗审慎重视号令、防止错误，达到这样的程度。如今朝廷一旦放纵私意，破坏圣王的法度，只图眼前痛快而忘记后世的忧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官员失去法度，人员怠于职守，百事毁坏废弛，一天天走向衰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大力振兴衰颓的弊政，而陛下和群臣却正共同做这种事情，臣私下为国家忧虑。伏望圣上慈爱，早日把臣这篇奏章以及先前所上的奏章交付中书省施行。臣懦弱，不能替陛下守住官职职责，恭候贬黜治罪。【治平三年正月上奏。】上奏英宗，论述吕诲等人的敕命没有经过封驳司。韩维 臣近来因为降黜吕诲等人的敕命没有经过银台司，多次具文论奏。如今又听说罢免傅尧俞等人的敕命，也直接送到本人家中。臣私下认为，法制是天下共同的器物，不是天子可以私自占有的，臣下也不敢擅自废弃。因此，法制如果有不便于事情的地方，就应当修改；从来没有已经制定却不施行的法制。人如果不称职，就应当罢免；从来没有留着不用的人员。陛下刚刚结束亮阴守丧，就下诏告诫臣下说：‘内外因循怠惰、不能尽职的人很多，没有听说有推行利益惠及百姓、尽心忧国的人。’又教诲臣下改变心志，勤勉不懈，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守。诏令下达还不到一年，却没有听说各官司有所进益，公卿大臣反而亲自破坏法度，违背诏文。臣虽微不足道，为陛下爱惜这件事，奏章已经上了三四次，陛下却不曾省察。京城之内、宫门之中尚且如此，却想用它来劝导天下、推行利民之事，难道做得到吗？孟子说过：‘有官守的人不能履行职守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去。’如今有言责的人既然不能进言而离去了，不能履行职守的人，怎么还厚着脸皮苟且居留呢？何况臣两次退还诏旨，今天又不能遵奉圣训，为官守法，罪责更加深重，哪里还可以长久玷污侍从之职，徒窃封驳之名呢？伏望圣上慈爱，特意赐令罢免臣所任的银台司等职事，臣再也不敢签署文书，如今居家等待治罪。【治平三年正月上奏。】上奏神宗，论述司马光的告敕没有经过封驳司。吕公著 臣近来因为司马光等人的告敕下达到封驳司，认为其中有不便之处，于是具文封驳，奏报皇上。私下得知，朝廷已经直接把司马光等人的告敕下发给閤门。臣恭敬地认为，祖宗设置封驳这一职务，是因为朝廷的政令不可能每一项都完全恰当，所以让有关官司各自竭尽意见，以补救缺漏。臣既然错误地担当这一官职，如果有愚见，实在不敢默不作声，以免辜负祖宗设置此司的本意，因此立即有所论列。如今朝廷既然认为臣的意见不恰当，自然应当公开施行贬黜责罚；但所下发的敕告，也必须经过本司。因为臣虽然可以获罪，这一职务却终究不能废弃。如果因臣一句意见不恰当，就使今后封驳司再也不能履行纠正职事，那么就是祖宗的法度因臣而毁坏。伏望圣上慈爱，治臣封驳不当之罪，特意公开加以贬黜，以振肃纲纪。【治平四年九月上奏。】上奏神宗，论述任命提举常平官的敕令没有经过封驳司。李常 臣听说，近来任命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的臣僚，敕旨没有经过封驳司。中书省认为这属于举荐差遣，臣私下认为错了。我国朝廷沿用唐代旧例，设置门下封驳司，从此凡不是机密事务的宣敕，都必须让封驳司详细审读后才发布；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可以加以厘正。这样谨慎发布制命的用意，已经达到极点。因此自祖宗以来，多选正直而声望重的臣子主管此职；由于朝廷所任命的职务并不轻，其责任也极重。如今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能够兴办、裁置利害事务，举察州县政事，职责之重与监司大致相等，却不交给有关官司考察其才干是否合适，废坏纲条，按理实在不顺。况且封驳的职责，即使是君主亲自选任的人，也都可以依据职权发表意见。今天却把这种任命看作举荐差遣，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恐怕朝廷的典章法则渐渐会因事情而废坏紊乱，伏望圣上慈爱特赐指挥，一并依照旧制办理，庶几所发布的命令务求详慎审察，有关官司也重视修举自己的职责。【熙宁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

译上奏哲宗，论述任命吕公著的文字没有经过书读审察。范纯仁 臣恭敬地认为，近来任命门下侍郎吕公著，诏命文字没有经过臣署名审读；如果将来任命吏部尚书，也将不经过门下省的文字而直接施行。臣担心另有被任命者，按照门下省缴覆、中书省录黄、枢密院录白的制度，如果与侍郎职务相妨碍，或者属于亲属关系，就应当附贴黄奏报知会。臣请求今后两名侍郎都应当回避亲属关系；若有职务妨碍，或者只任命一人，除依旧例奏报知会外，应允许给事中署名并加以缴覆。【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诏令另行书写画黄送门下省，并规定今后紧急而不涉及利害的文字可以不经过门下省，但仍须通知门下省依照诏旨施行。】上奏哲宗，缴还驳正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文字，王岩叟。臣恭敬地认为，左司谏的职务隶属于门下省，近来奉旨由本省批状，兼任代理给事中。给事中的职务本来就应当论奏驳正，臣虽是暂时代理，按道义也难以苟且从事。今天臣恭敬地看到，画黄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公议并不赞同，臣不敢让它通过门下省。因为一旦通过之后就要施行，既已施行，就更加难以追回改正。据安焘才干不足，对陛下没有补益，却玷居朝廷重位，白白享受丰厚俸禄，考察舆论，都认为应当把他置于闲散之地，另行进用贤才。如今却越级升迁，统领机务，地位越高而德行越不相称，责任越大而才干越不适宜。臣深恐因此招致许多人的议论，烦扰圣上听闻，所以擅自先将其封还，请陛下更加裁度考虑。如果陛下必定怜惜此人，不想立即罢免，那么希望暂且不要提升他的职位，只令他与范纯仁一同任同知院，也就可以了。臣也再三替陛下思量，只有这样比较容易处理。伏望圣上慈爱，宽恕臣疏忽冒昧的罪过，察知臣区区爱国之心，特意加以采纳。附贴黄：臣既然蒙陛下任用，担负进言的职责，只希望陛下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的心才会安定。如果听说有一人议论朝廷任用不恰当，就好像臣自身犯了过失一样，所以不避烦扰冒犯，逐一进言，希望陛下省察采纳，使臣能够尽陈愚见，以求报答陛下。安焘鄙陋无能，终究不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人，等陛下另外得到贤才，就应当罢免他，以符合公议。【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以右司谏代理给事中。】上奏哲宗，论述安焘的敕命没有送给给事中书读审察。王岩叟 臣两次论奏驳正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敕命，过了很久仍未下达，原以为圣上已经宽容采纳；如今私下听说已经有指挥，命令门下省不再送给事中书读，赶快施行。臣听到这个命令，惊恐不知如何自处。陛下必定认为臣违抗圣旨，于是单方面施行此事。臣仰思国家设置官司，正是要使上下相互关防、相互审察，唯恐有所失误，所以审察得这样慎重。何况给事中负有喉舌之任，如果不经过这一关，就不能成为正式命令，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臣违背君命，到了再三的地步，即使陛下宽容没有加以诛戮，臣也知道自己的罪过不能容忍。然而臣年轻时读书，本来学习的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如今不敢不以所学来侍奉我们的君主。臣的职位可以被夺去，但守职的志向不能被夺去；自身可以忘却，但爱君之心不能忘却。守职的志向如果可以被夺去，那么陛下今日虽然喜欢臣服从命令，日后却不会再信任臣了；爱君之心如果不能忘却，那么陛下今日虽然还不能明白臣的心意，日后终究会再想到臣。陛下聪明明察，难道不能察知臣这样竭尽愚忠、始终不停止，是为了陛下呢，还是为了臣自己呢？臣每每同大臣结下怨仇却不躲避，是为了国家谋划呢？还是为了自身呢？陛下想要别人迎合心意、顺从圣旨很容易，想要别人抗言执议却很难。臣不选择容易的事而选择困难的事，又是什么心意呢？只是担心因为臣不能替陛下守住职事而受到压制，于是人人都只图做容易的事，那就不是朝廷的福分了。古人说过：‘赏罚如果分别合于贤者和罪人，臣下就会受到劝勉，奸邪就会停止。’这是国家的大权，君主不可不谨慎。陛下一天把章子厚逐往汝州，可以说是惩罚罪有应得；一天提拔范纯仁为执政，可以说是赏赐合于贤者。然而安焘的进用还没有看到适当之处，这就是臣应当竭力替陛下进言的原因。陛下说‘一定要施行’，臣说‘一定不能施行’，这就是臣抗拒君命，按理应当死有余罪。然而臣进言不停止，行动不迟疑，是因为这是臣职分上当然应做的事。守住职责而不敢荒废，正是奉事陛下。附贴黄：臣难道不知道立即奉行，上可以顺从陛下的心意，下可以使大臣高兴吗？顺从陛下的心意，是臣的志向；但国家体统所深深系属的事情，以及使大臣高兴，却不是臣的志向。何况公议不赞同，臣只知道守住官职、尽到臣子的职责，不敢把职事当作人情。如果稍稍俯仰迁就，便会失去忠义，欺骗明主，贻误朝廷，这就是臣辜负天下国家，罪过极大。因此臣冒犯天威，再三论列，希望陛下能够开怀采纳。【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上奏哲宗，论述安焘的敕命没有送给给事中书读审察。刘挚 臣等听说，朝廷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因为给事中两次封驳认为不恰当，便特地下达指挥，不再送给本官书读，直接下交吏部施行。臣等私下看到，安焘的任命暂且不论是否恰当，但朝廷命令的发布，必须经过门下省审察后才能施行，这是为了慎重防察，并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如今陛下任命一位大臣，因为他被封驳认为不当，便废弃给事中的职责，不让其书读审察，这就是以私意任命大臣。私门一旦打开，将凭什么振肃公道、维持纲纪呢？伏望陛下临朝以来，政事的施行都符合至公之道，唯独这一件事的处理违背常理，恐怕对陛下盛德的损害不小。臣等深深替陛下惋惜。伏望尽快下达指挥，追回告命，并详细阅览臣僚前后论列安焘的章疏，另行赐下指挥，以保全朝廷的典章法度。附贴黄：制敕如果不经过门下省审察、给事中书读，手续不完备，就不能成为正式命令。这样，经手办理的官司必定不敢越过程序，接受任命的人也必定不敢承当。【元祐元年闰二月，与孙升等共同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安焘的敕命没有送给给事中书读审察。苏辙

译臣等上月二十八日奏论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告敕不令给事中书读而直接下交吏部施行之事；但臣等人微言轻，未能使圣意改变。臣私下认为，封驳的旧制，是唐朝的旧法，祖宗一直奉行，从未敢废弃。这个法令之所以设立，本来是为了防止欺骗弊端，是君臣共同应当遵守的。如今任命安焘不合公议，有关官司履行职责，实在并不过分，陛下却立即命令废弃法令，以便于一时。古语所说‘如果有矮墙却自己越墙而过’，臣等私下恐怕百官的法度从此毁坏废弛，君臣之间无所依据执守，怎么能够长久呢？近来朝廷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只因中书省吏员办理差错，没有经过门下省，而给事中范纯仁以失职进言，朝廷因此予以处理，以申明旧法。到现在没有多久，却因为一个安焘，特意开此先例。何况安焘与范纯仁一同受命，两份告敕都没有经过书读审察，臣私下料想范纯仁必定不肯不顾前言，勉强接受。范纯仁既然不接受命令，安焘必定也不敢不辞免。安焘既然极力辞免，而给事中又不断封驳，臣等深恐这个任命再也没有办法施行。伏乞陛下克制自己、遵守法度，查考臣等前面的奏章，暂且命令安焘依旧供职。陛下如果认为先朝旧臣没有大的过恶，不可轻易弃置，那么同知枢密院的任用也并不轻；陛下如果认为已经发布的命令不可中止，那么命令尚未施行时，臣等便没有机会预先议论；如果已经施行之后又不许进言，那么朝廷设置台谏究竟有什么用呢？陛下圣明，必定不会这样。臣等区区所珍惜的，是祖宗的法度，并不是一定要推行自己的意见、废弃和阻格明诏。只请陛下裁量选择。【元祐元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请求追回安焘等人的告命，并施行有关经手办理官吏的罪责。刘挚 臣近来看到，安焘、范纯仁的告命没有经过给事中，直接交付有关官司。臣认为这是朝廷在政事上的重大失误，所以随即具文上奏，又同台官联名上状，总共论列四次，直到现在还没有追回纠正。臣实在不知道，陛下命令不让给事中书读审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害怕他的封驳吗？还是厌恶他的封驳呢？天下的道理不过是是非与是否恰当罢了，请陛下试加思考。如今进用安焘等人，如果他们确实适合这个人选，并不是因私情授官，那么天下一定认为是正确的；即使给事中封驳一百一十次，也应当最终让他们经过审察后再施行。否则，罢免他们也就可以了。如果安焘等人的进用不合公道，事情在道理上不安，天下不认为正确，而给事中能够封还并驳正，这就是拾遗补缺、挽救过失、善于守职，对国家有所补益的人，陛下应当嘉奖采纳并加以改正，这才是盛德之事，而不应厌恶或害怕他的言论，反而废弃他的职责。如今陛下究竟认为给事中的言论是对还是错？陛下为什么要自行毁坏典章宪法，采取这种曲折的行政方式，不按照正直之道任命官员，反而出于斜封？不知道是谁替陛下提出了这个谋划？如今门下省的录黄上明白写着：‘奉圣旨，不再送给事中书读。’ 在吏部颁发的告身上，给事中的官衔下面明白写着：“奉圣旨：不再书读。”这样的制命很不恰当，从未见过有如此办理的，实在恐怕会招致四方非议，留下后世讥刺，不可忽视。录黄刚下达时，既然已经看到批旨，门下侍郎就应当依法进呈驳正，不应放行。放行以后，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也应当坚持上奏，不应承接办理。既已施行，命令又不完整，吏部也应当申报请示，不应书写告身。如今官司上下都阿谀逢迎、苟且从事，失掉职守，败坏纲纪，造成这种错误，从而连累圣德。臣不知道陛下以名器禄食养育大臣、设置百官，究竟是要用他们做什么？凡是君主发布命令出现差错，古今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左右大臣如果能够顺势匡救、纠正错误，就不至于造成这样的过失。何况皇帝陛下正值年少，深沉静默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听政而不出宫闱之时，尤其如此。斜封墨敕、滥授官职、横加赏赐，正是前代招致祸乱的原因。如今大臣想以这种方式事事对待陛下，如果一旦开了这个门户，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希望陛下慈心询问大臣：命令这样施行，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那就可以说是欺骗君上、误导国家；如果知道这是错误却不说，那就可以说是不忠。这样的国家，难道还能够任用什么人吗？臣恭请陛下赶快降下指挥，追回安焘等人的告命，依照本朝典故办理。门下侍郎以及尚书省官属、吏部官吏，都各有上述罪状。伏请将臣这篇奏章以及前后论列的文字，一并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贴黄：擢用大臣却不让告命遍经门下省，这是陛下首先以私意处置国事。制书不完整却接受它，是臣下以私意自行进用。上下都这样做，又凭什么使朝廷内外心悦诚服？臣本来知道安焘等人一定不敢接受。贴黄：陛下临朝才超过一年，正应谨慎遵守祖宗法度，以消除压制权势和僭越之事。如今差除告命偶然出现差错，左右执政既不肯明白申说，台谏的言论又不加以听纳，那么朝廷的缺失，还有谁来挽救？陛下既已经败坏给事中所守的职权，又想毁弃言路的职责，这就是臣日夜忧惧、不能自已的原因。臣不只是论安焘的进退，更是向上珍惜朝廷纲纪，用来防微杜渐而已【元祐元年三月上】上奏哲宗，再次辞去书读之职，请求另行差官暂代给事中。王岩叟 臣封还了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的敕书，黄纸上有防御批示说：“国家进退大臣，都必须合乎礼制，何况前日在延和殿奏事时，已经当面谕告过你。你如今又这样做，不是我用来对待大臣的本意。可以赶快书读，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臣既然身处谏诤之地，又兼任封驳之职，不敢低头顺从、苟且姑息，而要替陛下守住官职；不敢顾虑回避、随声附和，而要替陛下执守法度。如今安焘的差除不妥，已经屡次损害皇恩；命令从旁门径直发出，更加损伤纲纪。这件事关系重大，实在关系国家体统。臣因此日夜思虑，几乎废寝忘食，多次进献愚忠，希望挽回天意。陛下起初因为安焘递补而提拔他，最终又因安焘自行辞免而听从，这正是进退大臣所应有的礼制。臣认为安焘没有才能，不应与群贤混杂而一同进用，所以向上辅佐圣明，辨别贤能与奸佞，使在位的正直光明、重视名节之人知道陛下聪明，受到表彰而感动，自我勉励；这才是用来符合陛下待大臣之意的办法。及至在延和殿回答询问，幸蒙天子嘉奖，使臣能够安心议论政事，陛下必定赐予支持，臣按本分应当怎样报答？凡事无论大小，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就没有不说，才可以报答陛下的睿智眷顾。

译何况今天这件事，谏官、御史的议论完全一致，臣区区之见，哪里敢偏执己见？伏望圣慈察知臣的心意，宽恕臣的罪过，特依照前次奏请，早日赐予施行。贴黄：臣私下恐怕陛下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比改动它更为重大。可是给事中的职任本来就是封驳，凡是所封驳的都是已经下达的命令。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是把封驳看得重要，而不是把已经施行看得重要。自唐朝以来，命令发出后，因为给事中封驳而改动、然后施行的事情多得数不清，陛下本来已经很熟悉了。如此，更希望陛下宽容采纳，使有关官司能够替陛下守住职守，以端正纲纪。臣认为做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反复无常更大的；臣既然已经再三论列，按义理实在难以退缩不行。书读：伏望陛下另行降下指挥，差官暂代给事中，以保全孤臣所守的职责【元祐元年三月上】《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七 宋·赵汝愚编 百官门 给舍下 上奏哲宗，再次论说安焘的任命——王岩叟 臣屡次进言，安焘的进用不能符合公议，不能使朝廷尊重，不能使四夷服从。况且告命不经过门下省，书读便无法端正法度、维持纲纪、整饬群臣，关系非常重大。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省察、采纳和施行。士人们的议论，都认为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听政以来，从未有一件事不合天下人的心意。如今却因为一个没有才能、没有操守的人，使我们君主完美的圣德受到牵累。爱惜此事的不只是臣，天下爱戴君主的人，谁不为之惋惜？臣恐怕有人进言误导陛下，只说已经施行的命令不能挽回，却不再陈述应当怎样合乎义理。这不是忠于陛下的言论，也不是明白君主体统的议论。自古至今，只有苦口逆耳地劝谏，阻止君父的过失，使君父不犯错误，受到天下后世称道的人，才是忠臣，才是明白君主体统的人。臣私下认为，圣明的君主只服从义理，不把追回已经施行的命令看作困难。请引用仁宗朝一件事来告诉陛下：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四月八日，因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十一道奏疏，追回夏竦的枢密使敕书。当时名儒石介作《圣德颂》歌咏仁宗的美德，天下流传至今，称为盛事。伏望陛下效法此事施行，不要把改动已经施行的命令看作困难，而要把听取谏言看作重要，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的志向在于爱戴君主，忘记自己再三冒犯，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志向，臣死而无憾【元祐元年三月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月〕 上奏哲宗，再次论说安焘的任命——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建立巍巍功德、与天地并列，都是积累众多善行的结果。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君主凭一己耳目想要兼听周察，使每件事都合乎道理，最重要的办法不过是采纳善言罢了。大凡好胜，自古就是君主共同的弊病。如果不论事情是否善，只要一概要求别人不能违背自己，就会把别人拒之千里。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是唐尧的盛德；与别人共同做善事，是虞舜的盛德。连这些圣人的盛德，尚且还要采纳别人的善言。恭敬地想，陛下临朝以来，盛德日益更新，各项法度都得到整治，求贤唯恐来不及，听谏如同转动圆环般顺畅，与尧、舜、禹、汤的盛德没有不同。前些日子，权给事中王岩叟封驳安焘任知枢密院不当，陛下却直接命令下给吏部施行，不再令给事中书读。臣私下认为，这不是采纳善言的办法。安焘没有才能、没有公共声望，陛下又一向知道。如今圣政如此，罢退大奸，进用大忠，天下一致，皆称有古代圣帝明王的风范。对于安焘越级超擢这一件事，又有什么顾忌而不改呢？况且身居陛下耳目之任的人，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正是想要符合陛下委托任用的本意。如果让安焘退回原职，任用并非不重要，告命也必须经过书读，纲纪才开始不紊乱。臣希望陛下以尧、舜、禹、汤以采纳善言为盛德，臣的职守就可以无愧了。伏望圣慈留意，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三月上，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刘挚等 臣等恭以为，御史台的职责是肃正纲纪，纠劾不法。从朝廷直到州县，从宰相直到百官，凡是不遵守典章法令的，都应当弹劾上奏。如今审查中书省录黄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交门下省审理。给事中封驳认为不当，奉圣旨不再书读；门下侍郎审查省察，也不坚持上奏，交给尚书省。吏部发出告命，吏部说明给事中不书读的事由，申报本省；尚书省也不坚持上奏，于是便以不书读的告命发出。门下省、尚书省仆射、侍郎、左右丞，以及负责交付接受告命的吏部等官司，都不遵守典章法令，损害圣政。乞请交付有关部门议罪，以端正朝廷纲纪。谨此具列弹劾上报【元祐元年三月与吕陶、孙升一同上奏】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附在第二道奏状之后】刘挚等 臣等多次论奏，认为安焘任知枢密院不当。他的录黄不让给事中书读，且经手承接受理的官司也都不复奏，乞请停止这项任命，追回并改正，并追究他们的罪责。如今已经数日，尚未蒙陛下允准。臣等认为，朝廷的高爵重位，若不是有德有功之人不可虚授；如果以私恩和礼遇来滥行授予，就不符合公议。如今安焘才望一向轻薄，充任枢府官员，已经是辱没而侥幸；一天之内突然升迁，越过众人，士人议论纷纷，都说朝廷任命枢府长官竟然很不慎重，这不是用来镇定社稷、使四夷服从的办法。命令既已发出，给事中却不得书读，法式尚未完备便施行，门下一省有官而无职，纲纪紊乱。此事尚书仆射、左右丞竟没有一人进言说明、坚持上奏，便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这就是上下废弃法度、中外徇私，又凭什么教化治理四方、维持万世？关系如此重大，实在令人惊骇叹息。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德，以修正法度为急务，却忽然有此举动，人人都为之惋惜。不只是惋惜安焘差除过分，更是惋惜国家法度被废弃败坏。伏望圣慈查考，停止臣等历次论列以及这次奏陈所涉及的安焘任命。对于所有经手承接受理的官司，也乞请早日纠正并追究罪责。至于范纯仁的录黄指挥，仍乞请由门下省书读、省审后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附在第三道奏状之后】刘挚等

译臣等近来认为安焘的任命不当，又因为给事中封驳，竟不令其书读施行；多次具文论列，并弹劾门下、尚书省经手的官司，至今还没有追回改正、施行。臣等身负风宪之责，看见朝廷纲纪毁弛、命令失当，如果不竭尽全力加以挽救补正，那么陛下何必设置言路？臣等还有什么脸面居官？自陛下临朝以来，以至公为心，以正直之道施政，所以凡是施行的政事，都足以使天下人十分心服。如今忽然施行这件事，惊动天下视听，与一贯的政事大不相同，实在不是臣等所期望于陛下的。况且安焘德薄望轻，不能自立，依附章惇，在其间模棱逢迎；如今无故越过众人而进位，已经违背公议，又不遵循制敕典故，沿袭斜封以逃避官司封驳。没想到圣明的陛下竟会有这样的过举，这一定是奸邪之人的言论误导了陛下。却不知道中书宣奉行、门下省审读，都是历代典章；只要有一项不完备，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书命。安焘等人又怎么敢接受呢？圣人善于采纳众人的意见，也不能没有过错，所以六经不赞美尧任用自己的意见，而赞美他舍弃己见；不称道商汤没有过错，而称道他能够改正过错。如今陛下追回并改正此事，并没有什么困难：在閤门收回安焘的告身，罢去安焘的新任命，并且令他仍旧与范纯仁同知枢密院，另行制定制书宣下。门下侍郎、尚书仆射丞以及吏部等经手奉行的官属，都不能明白进言、坚持上奏，反而贻误圣朝，应当一并交付有关部门，明确正罪，使朝廷内外都释然，知道朝廷尊严、典章法令振肃，从而消除侥幸求进的念头，杜绝私邪谋求，并成就陛下听取纳谏的盛德；这只在陛下发出一个意旨而已，为什么迟迟不做呢？臣等不胜恭候命令、等待治罪，心情实在激切。贴黄：陛下鼓励并开通言路，多有听取采纳，为什么唯独对这件事不能开明允准？正因为朝廷正应谨慎守持纲纪，审慎看待命令。如今这次差误，确实不是小过失。臣等所以不避烦琐冒犯，只期望得到准许就停止。伏望查考前后多次奏状，交付有关部门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佚名 臣恭敬地看到，安焘的任命不送给事中书读，从法令上说很不妥。臣与刘挚等已经论奏过，拳拳的诚意，想来已经烦劳圣上阅览。臣如今替陛下反复思虑，认为此事关系国家体统，有四点不可不察，因此必须再次具奏陈述，冒昧烦扰天听。给事中的职责，是主持书读制敕，允许驳正并奏覆。陛下不让他书读，就是废弃他的职务。朝廷设置官职、任用官员，却自行废弃其职，无法教训四方、示范万世。如今门下省把录黄交给给事中时，不书写“臣某”的姓名，而写着“奉圣旨不送给事中书读”。尚书省于是接受后交给吏部，吏部发出告命也照此书写。臣不知道这合乎什么法式，形成什么制命，这是第一点不可。小人的心术巧伪险诈，善于窥伺朝廷的漏洞，想要逞其私志。即使防范禁约严密周详，仍会有人扰乱法度以求侥幸。如果陛下认为此事已经施行，难以更改，不顾人言而继续办理，那么日后或有权臣、女谒请求非分之事，援引这个先例，请求不交门下省施行。臣恐怕陛下无法驳回他们的说法；既然先前为此开了口子，后来就难以堵塞，这是第二点不可。三省大臣，都是替国家维持纲纪、共同承担祸福的人。如今朝廷发布命令不合乎法度，门下侍郎不加驳正，尚书仆射、丞也不论奏，只是默默奉行，交给有关部门。万一以后再发生差错，处置之间又不能把握时机、预防祸患，谁来替陛下挽救过失？这是第三点不可。自陛下临政以来，开拓扩大言路，台谏所奏都加以听纳，哪怕万分之一能够有益于治理之道也好。如今却因为安焘一事，唯独不予允从，臣深恐言事之臣向上畏惧天威，从今以后不敢极力议论得失；陛下的聪明也可能因此受到蒙蔽，这是第四点不可。提出一件事却有四点不可，在陛下看来很难处理，但依臣看却很容易。为什么呢？有过错而不吝于改正，是圣明君主的盛德；以过错为耻却继续作恶，是古人的深切戒诫。所以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又说：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他。况且政务万端，君主亲自总揽、独断裁决，不可能没有差错。能够知道错误并加以纠正，就是有所得了，对圣政并不会造成什么累害。如今台谏还在不断论列，士大夫议论纷纷，安焘、范纯仁二人一定不敢接受命令。陛下如果命令閤门缴回安焘、范纯仁的告身，随后降下指挥说明其辞免之意，免去二人的新任命，改任二人都为同知枢密院，由门下省办理，那么台谏就不再逐条奏论，士大夫的议论也会平息，二人不敢不接受任命；对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对下可以符合公议，这就是所谓很容易、并不难处理的办法。何况收回成命的嫌疑很小，而废弃法度的过失很大，希望陛下权衡轻重后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孙升

译臣私下认为，君主凭借权威、利益和势力来控制天下、役使众人的，靠的只是法制；朝廷用一句话使臣属受宠或受辱、使四方受到影响，靠的只是发布命令。因此法度纲纪，是上下共同维系的根本，不可以有丝毫差错。法制失守，君主的权势就会丧失；命令有过失，朝廷的话就会变得轻薄。自古天下国家之所以动乱灭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近来朝廷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因为给事中封驳认为不当，便奉圣旨不再让门下侍郎书读，直接送吏部施行。吏部说明事情原委申报尚书省，仆射、左右丞也不坚持上奏，于是便以不完整的告命发出。且不论陛下偏爱一个没有才能的人而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臣暂且放下不论；难道朝廷本应维持纲纪、执守法度，大臣却反而依违苟且，不替陛下守法，使朝廷发布不完整的告命、向外宣示，抛弃公道，损害圣德，废坏典法，不能传示后世？毁坏龟玉这样的国家重器，过失究竟在谁？身居朝廷纲纪之任，却不能纠劾大臣，还有什么脸面出入陛下禁庭、称作御史？伏望圣慈，先纠正门下侍郎、尚书省仆射、丞不守法的罪过；如果安焘自被提拔以来有什么建明启沃的谋略、朝廷帷幄中的功业，是臣所不知道的，请宣示给台谏，公布于朝廷，交门下省书读、省审，然后再施行。陛下使法制不失、命令完整，然后即使把臣定为妄言违逆圣旨，重重贬黜削职，也希望台谏的风骨气节能够稍稍恢复。即使在嘉祐、治平年间那样，即使臣被斥逐弃置、抛尸沟壑，死也没有遗憾【元祐元年三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议定经手、承接受理官吏的罪责，以端正纲纪。孙觉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安焘为知枢密院，给事中认为不当，依法驳正并封还，陛下没有采信他们的话，于是便不送给事中书读而直接施行。臣等私下替朝廷惋惜。安焘有才无才、任命是否恰当，自有天下公论，臣等都暂且不论；所惋惜的只是朝廷法度。三省的设置，事务彼此表里相应，权势彼此始终相连。凡命令发布，先由中书省一人宣读、一人奉行、一人执行；其次由门下省一人书读、一人省察、一人审查；如果有不恰当之处，就允许驳正，然后由尚书省承接受理。纲纪程序如此严密，是因为要通过发布命令来尊重国家体统。缺少其中任何一环，制敕就不完整，朝廷内外也难以取信。近来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不经过本省便下达，给事中范纯仁极力辨明此事，就是例子。国家赖以维持四海、传之万世的，只有守住法度而已。何况正值陛下服丧居谅闇、太皇太后临帘听政之时，更应谨慎守法，不能有丝毫差错。如今安焘的命令不送给事中书读便施行，就是使封驳一职徒有虚名，制敕不完整，命令不受重视，法度也不存在了。斜封授官恐怕会由此逐渐开始，这就是臣等替朝廷深深惋惜的原因。臣等揣度圣意，一定是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难以追回更改；再加上按次序升迁，这样便是一举造成两种损失。安焘难道可以接受不完整的制敕，却居于众人瞻仰的高位吗？不如趁他辞免之时停止新命，那么君臣之间授受都合乎适宜，法度也不废弃。何况朝廷因臣下辞免或台谏论奏而罢免、改任的事情很多，难道唯独安焘不能改吗？伏望圣慈追回安焘的告命，并详细阅览臣等论列安焘的文字，另行降下指挥施行。陛下升迁大臣如果合乎公道，为什么不令给事中依条书读？臣等所论关系国家体统，如果陛下不赐予改正，臣必将再三论奏，不敢自行停止【元祐元年三月上，当时任右谏议】上奏哲宗，论说任命安焘时大臣应当以朝廷法度纲纪为意。孙升 臣私下认为，威势、福利和权力既然应当由君主独自掌握，那么法度纲纪就是上下彼此维系的凭借。自古法度废弃、纲纪败坏，而天下不发生动乱的，从来没有。君主所以能够专掌四海的威势福利、控制天下的利益权力，正是因为有法度纲纪。修明法度、端正纲纪、坐镇朝堂、持守公道、裁决是非、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是执政大臣的事情。日月尚有日食月食，圣贤也会有过错；君主不把没有过错当作美德，而把改正过错当作善行。因此古人询问到樵夫，平民也能够发表议论；这是圣人善于采纳众人意见，考察群议而不专用己见。凭天下这个重器、宗社这个大业来维持国家，难道靠一个人的力量吗？法度纲纪所在之处，即使君主也不敢有所偏私。因此诏令尚未发出时，负责论思的臣子可以议论，负责书读的臣子可以驳正；诏令已经施行后，谏诤之官可以争辩，御史之官可以进言。上下彼此维系，一天也不能废弃这些职能，这正是朝廷分设职掌、任用官员的本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让他担当这个职任；既然让他居于此任，就不能废弃他的言论。朝廷之上，应当以公正忠诚自任，以公平为心，是非分明，邪正不乱，黜陟恰当，进退无愧，只求上下无话可说就可以了，却不能一定要让他们不说话。如果是非不能分辨，邪正不能明察，而论思、封驳的臣子不能伸张意见，谏诤、弹劾的官员不能把话全部说出，不顾天下公议，只为一时痛快；这样就不是彰明法度、端正纲纪、使上下相互维系、为天下万世谋求安治的办法。伏愿陛下深思自古治乱兴亡的鉴戒，把朝廷法度纲纪放在心上，向执政大臣宣谕，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三年三月上】上奏哲宗，论说告命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同知枢密院。范纯仁

译臣近来因为辞免恩命，蒙受圣慈，多次差中使封回札子，并反复宣谕叮咛。臣是愚陋卑微之人，却屡次烦扰天听，又蒙多次遣使，恩典实在过于优厚，本来应当勉励自己、振作疲驽，以报答任用。但臣有迫切的请求，必须竭力陈述。臣听说这次给臣的告命，未曾经过门下省审读。臣听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与众人共同认可，是为了昭示至公、杜绝私门；这本来是有关官司的职守，也是朝廷的典章，是万古不变的规矩、圣王通行的正道。如今听说台谏臣僚都有文字论列，却还没有追回改正。陛下必定认为任用辅臣已经有成命，不应因为别人的言论轻易回改，以显示圣明决断，想要保全恩礼。臣愚昧地考虑，认为不是这样。如今擢拔臣僚、颁发宣令，多因公卿秘密进言，有的并非陛下平素所了解。如果不经过有关官司审理，必然难以审查是否恰当。现在台谏官如果都写有奏章，就是朝野共同的公论。他们说得恰当，人人都会称他们忠贤；说得不恰当，人人都会称他们朋党；各自都关系到名节，哪里肯轻易上奏议论？这不是一个人的私下言论，不会轻易蒙惑圣听。陛下应当坦然听信，不必疑虑。他们都是陛下选用的正直之人，使他们担任耳目之官，难道有人不用耳目，却可以替天下看听吗？况且陛下临朝以来，听到善言必定采纳，听从谏言如同水流。如今却对臣的告命特意令其不经过门下，进言的人一定不会停止。臣恐怕自己不敢长期压抑众人的情绪，又担心失去群望。不如趁臣辞免之际，特意赐予允准；这样上可以有助于成就陛下纳谏的明德，下可以成全愚臣安守本分的志向，并使近臣履行职责、言路通畅，扩大帝尧舍己从人的风尚，符合商汤接受谏言而不违逆的义理。一举而能得到几种善果，圣明的陛下难道不应努力做到吗？这和使臣徒然蒙受错误恩命、阻塞公议相比，利害相差很远。伏望陛下察知臣竭诚为国而不是为自身谋求，特赐留意采纳，天下幸甚。贴黄：臣还没有亲眼见到告身，只是听说。由于急于自陈，没有时间再等候核实。伏望圣慈怜察【元祐元年三月上。门下侍郎吕公著说：安焘、范纯仁的任命虽然已经依照中书省发下，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认为门下省失去了职守。如果进言者不停地论奏，恐怕将更难处置。听说安焘正在坚决辞免，不敢接受。或许可以趁他请求辞免之时，特予允准；这样朝廷命令不失当，对待安焘也合乎体统。不久有中使札子询问吕公著：不设置知院官，而将二人都任为同知院，有没有旧例？吕公著既以旧例回答，又说近例中同知院的位次在左右丞之上。当时安焘也自己说，近来忽然被除授为知枢密院事，自己没有才干而越级，不敢贸然承当；至于旧职，也难以安处。希望收回成命，让他管理附近州郡。不久诏令安焘坚决辞去知枢密院事，特依所请，仍旧任同知枢密院事，并令其位次在左丞李清臣之上。范纯仁的告命未经给事中书读，现存于閤门，可以勾取收回，另行制作录黄和告身，遍经门下省官员办理。】上奏哲宗，论说调任顾临出任外官不当——梁焘 臣听说诰命任命给事中顾临为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清议颇替朝廷惋惜。顾临前些时候任河东转运使不久，陛下召入任给事中，这说明陛下知道顾临适合在朝廷任职。顾临在论思、献纳方面被称为称职，不久又出任转运使，士人议论因此疑惑，不知道圣意究竟在哪里。臣私下认为，侍从之官亲近君主，他们的进退关系朝廷轻重，不应轻易改动。如今要任用转运使，在外任职的人本来容易找到；要任用给事中这样在朝廷任职的人，像顾临这样的恐怕不容易得到。伏望圣慈特降指挥，留顾临依旧供职，使朝廷多得到正直之人，上下相互维系，共同守住祖宗的法度纲纪，帮助陛下实现求治的愿望【元祐二年四月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徽宗，论说给事中张问——孙升 臣听说爵禄，是天下的砥石，是君主用来磨砺世人、激励庸钝之人的工具。因此把爵禄授予忠信之士，是为了劝勉士人；而名位和器物，不能随便授予不合适的人。士大夫的忠义风节，难道是生来就有的吗？全靠陛下磨砺培养而成。如果爵禄不能给予忠信之人，而名器却被不合适的人窃取，那么天下士人谁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又怎会彼此勉励去做忠信节义之事？臣曾认为，给事中是门下省的职任，法度号令由此出入，以论思、献纳为首要，不是用来苟合取容、结交养望、安享俸禄的。为什么这样说？法度命令出现差错、过于失当时，可以在尚未下达前论议、献替；谏官御史却只能在已经施行后谏诤、追救。命令尚未下达时，意图容易改变；已经施行后，势力便难以夺回。道理本来如此，那么给事中的职任，怎么可以轻易交给不合适的人？唐朝吕元膺由给事中改任同州刺史，入朝谢恩时，宪宗问他时政得失，吕元膺论奏十分激切，皇上赞赏他的刚正。第二天，宪宗对宰相说：“吕元膺言论正直、气节刚强，我想把他留在身边，使他议论得失，你们认为如何？”李藩、裴垍进贺说：“陛下纳谏超过前代君王，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 臣等不能广泛求取正直之士，又不能多次进献直言，辜负了圣心，理应受到罪责。现在请让吕元膺恢复给事中的职任，以备顾问。”皇上高兴地听从了。像李藩、裴垍这样的人，可以说没有辜负大臣的职责。如今顾临、张问任给事中，顾临慷慨地论议封驳，震动朝廷内外。后来因为河东事务重要，朝廷派使者前往北道；有侍臣想留下顾临，大臣既不能听从，又没有及时选补忠诚正直、端方善良的人，来安慰士人期望。张问年老昏谬而不知羞耻，苟且取容，尸位素餐，被朝廷士大夫指斥嘲笑。御史弹劾他不称职，请求给他闲散职务以养其衰老；大臣却姑息徇私、迎合人情，既留他不去，又让他专任给事中，徒然占着名额领取俸禄，没有任何献纳。这样一来，本来可以留的人却被遣走，本来应当遣走的人却被留下，使朝廷的爵禄、名器不足以磨砺世人，使忠信节义之人不知道应当受到什么劝勉。执政大臣难道不是辜负陛下委任责成的本意，面对李藩、裴垍不感到惭愧吗？伏望圣慈详细察看并加以检核，臣前次奏请既然出自圣断，请罢免张问的给事中职任，另选有德有识之人担任，以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元祐二年五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论说中书舍人不应书写门下录黄。曾肇

译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大力整顿官名，始设三省。诏令从中书省发出，审查、复核、驳正由门下省负责，接受命令并执行则在尚书省。三省彼此配合，缺一不可。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主持施行，门下省有给事中主持书读，尚书省有左右司郎官承受付受并使之施行。三省相互弥补，相互裁定可否，然后发布号令，几乎没有不完善的。这是设置政务机构、任用官员，力求不发生过失；也是祖宗设置官职、划分职掌的本意。三省各有分守，互不侵犯越过。而门下省的职能，近取于人体就是咽喉，远取于事物就是门户，所以用来驳正中书省的过失。因此历来中书舍人不兼任给事中的职务。臣看到近来给事中封驳中书省录黄，三省进呈后，却命令中书舍人书读并施行。臣愚昧地恐怕会因此毁坏官制，损害治国体统，逐渐下去而不能停止，最终成为大弊病。这是臣日夜反复考虑后，不得不替陛下说出的意见。伏望圣慈告诫整饬执政大臣，谨慎遵守神宗所制定的官制，不要使三省属官彼此越过职分；中书省的诏令必须经过门下省，才能施行发出，以彰明职分、端正纲纪，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陛下请留意，不要忽视【元祐三年八月，中批任命邓洵武为史官，给事中叶涛、龚原封驳，于是命中书舍人徐勣书写门下录黄发出；曾肇上此奏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论说施行命令不经过门下省——龚原 臣恭敬地看到，先帝设置官职、安排属官，本来是为了维持政事。门下省的职任在于省察审议；如果政令施行不便，或者黜陟不当，无论大小都可以论列驳正。如今命令施行而不经过门下省，这是废弃法度。何况防制是朝廷的大政事，怎么可以使门下省不得预先知道？这不是先帝设置官职的本意。废弃法度、失掉职守，向上给圣朝留下过失，向下招致万世讥刺，都是臣的罪过。古代任官而不能履行职任，就应当离去；臣的罪过既然如此，愿意受到重重贬黜，以此警戒贪恋官位之人【元符三年九月，三省援引开宝故事，请求皇上服周忌之丧后穿吉服；获得批准后，考虑到龚原一定会封还，于是径直下达命令。龚原上此奏时任给事中，详见《防制门》】臣听说给事中龚原因为妄议政事而被罢职降官，调任知南康军。臣起初听说时，以为龚原性情鄙野，不善于措辞，触犯天威，是自取斥逐。陛下宽仁大度，能够容纳直言；起初即使震怒，最终也一定会怜悯赦免。可是等候听察数日，还没有听到另外的指挥。臣愚昧地心中有所想，不敢隐默苟止，只希望陛下留意听察。臣看到陛下即位之初，深切惩治前些日子群臣阿谀奉承、堵塞言路的弊病，收录那些被废黜禁锢的人，召回朝廷；又命近臣选拔台谏官，以补足缺员；仍然下诏，允许人们直言时政缺失。朝廷内外欢呼，都认为尧舜那样的治理指日可待。因此四方士人听到风声便踊跃进言，争相献出所听闻的事情，以辅助圣政。何况朝廷之上，有担负官守和言责的臣子，谁不激励自己、奋发进取，想要仰承陛下虚心纳善的诚意呢？所以不到一年，近处的人献出自己的明见，远处的人也使陛下听到他们的意见。那些负有官守、言责的臣子，遇到事情便立即发言，没有什么顾虑回避。与前些日子议论政事的人相比，难道只是多出百倍吗？这并不是他们以前喜欢沉默、后来喜欢争辩，而是诱导他们进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古人所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何况龚原一向以学问品行为人所知，也很懂得侍奉君主的道理。近来陛下从疏远之地选拔他，突然把他置于侍从之列。他心里认为，如果不竭尽忠诚，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就不足以担当陛下破格擢用、委以重任的本意。因此自从进入东省以来，他多次上书论列政事，虽然未必都合圣意，但同过去那些苟且偷安、曲意逢迎以保全俸禄官位的人相比，终究有所不同。凭陛下的明圣，难道不能察知他的用心吗？凭陛下的宽仁，难道不能容忍他冒犯圣听吗？如今突然把他斥逐，实在使众人震惊。况且正值陛下开始亲自决断政事之时，近臣却因直言获罪，我担心在位的人从此把进言视为戒惧，直言敢谏的风气逐渐衰微，阿谀奉承的习俗日益滋长，小人窥伺观望，又萌生侥幸之心；其中关系重大，不可忽视。我蒙受陛下厚恩，以论思政事为职，只要有所见解，就立即上奏，每次都蒙陛下宽容，从未受到诛责斥退。今天所论，并不只是为了一个龚原，实在是因为关系到国家体统。伏望陛下稍稍收敛雷霆般的威怒，俯纳臣下草野之见；如果其中万一有可采纳之处，乞请由内廷亲自批示，宽赦龚原的罪过，或者令他降职供职，以观察日后的效用；或者另行调任京中差遣，让他自己谋求去留。这样或许可以避免朝廷留下因近臣议论政事便立即黜逐的名声，臣实在不胜荣幸。【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张叔夜上奏徽宗，论述先书空黄一事。臣私下认为，神宗开始设置三省，是为了整治各项政务，使制度有常、秩序有伦，各自共同办理本职事务。凡是诏令发出，先由中书省宣布并奉行，门下省审查、阅读，然后交给尚书省颁行。枢密院下发的文书，也一定要抄录送到门下省，这是因为务必求其周详，使各部门彼此参与、互相关涉，慎重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凡属紧急文书，已经没有经过三省全部审核的了。各房又用没有填写正文的录黄，以白色帖子贴出事目，称为“空黄”。按照先行书写、先行阅读的做法，从职守来说本应不予书写，但尚未有明文禁止。如果预先书写空黄，那么本省的审查阅读几乎就成为虚设。希望圣上慈悲，严格制定禁约，以使诏令更加谨慎。【政和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诏书说：先书空黄大概不合制度本意，可以依照所奏制定法规施行。】《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六部 司马光上奏哲宗，论户部钱谷事务应归于一司。臣私下认为，《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以粮食和财货为首。因此古代国家的财用，一定由冢宰掌管。祖宗的制度是：天下的钱谷，除常平仓隶属于司农寺以外，其余都总归三司掌管。一文一勺以上的钱物，全部申报登记入账；不是条例规定的定额，不敢擅自支用。因此能够知道总数，按照收入安排支出，详细权衡利害，变通法度，分别规划、调拨使用，取彼处有余来补此处不足。指挥百司、转运使和各州，就像指挥手臂和手指一样。朝廷选拔精干而且精通理财的官吏担任三司官，如陈恕、林特、李参一类，都是有声望而称职的人。他们长期任职，所以能使仓库充实、用度有余，百姓不疲困，国家安定。自从改革官制以来，完备设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以及九寺三监，各有职掌，把过去三司掌管的事务分散到六曹和各寺监。凡应支用的钱物，五曹可以自行专管；有关部门拿到符文，就立即供应办理。户部既不能控制申报、发放和账籍，又不能把这些事务全部收归户部。户部既不能总管天下财源，也不能完全知道钱谷收支和现存数目；既然不能全部知道，又凭什么量入为出？况且五曹以及内外百官各自制定理财办法，申奏施行，户部不能一一参与，也就无法完全了解其中的利害。如今的户部尚书，实际上承担的是过去三司使的职任。但左曹隶属于尚书，右曹却不隶属于尚书。天下的财用分成两部分，看见那边有余、这边不足，也不能调拨使用。天下都是国家的财产，却分散到这种地步，没有专门总管的人，谁来替国家共同爱惜财物、通融调度呢？譬如人家有财产，一定要让一个人专门主管支用；如果让几个人共同掌管，他们各自只顾自己的部分，所有物又多，彼此互相侵夺，并且人人都可以动用，财产怎么会增加呢？所以财权不统一，即使天下财物像江海一样多，也恐怕终有枯竭之时，何况民力以及山林川泽的产出本来就有限呢？这正是臣日夜替国家深深忧虑的地方。如今即使不能大幅度改革，也乞请暂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使各分职掌而共同治理。右曹所掌的钱物，除非尚书奏请并得到批准，不得擅自支用。诸州的钱谷金帛中隶属于提举常平仓司的，每月也必须编具账目申报户部。六曹及寺监想要支用钱物，都必须先经过户部发下符文再行拨给，不得一面奏请、一面自行供应所掌钱物。各司没有看到户部符文，不得供应办理。过去三司所管的钱谷财用事务中，凡散在五曹及诸寺监的，都乞请收归户部。如果说户部事务太多、官员太少，难以办理汇总，那么乞请削减户部繁杂末节的事务，交给清闲的部门或相近的司兼管，但统一隶属于户部。这样财权就归于一处；如果再选用合适的人才，天下的财用大概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哲宗，请求六曹长官专门直接处理事务。臣等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处在上位的人总领的事务多，所以只治理大要；处在下位的人分掌的事务少，所以治理具体细节。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结果，也是纲纪得以确立的原因。因此《周官》所说的小宰，遇到官府六属所涉及的国家大事，便听从长官；小事则由自己直接处理。宰相的职责，对上是启发辅佐君主，讨论治国之道；对中是选用百官，赏功罚罪；对下是使百姓富足安定，兴利除害。至于文书簿册的差错、失期和稽查违误、案件诉讼的是非曲直、胥吏的升迁补授，都是郎吏的职责，不应由宰相亲自处理。所以有人说：仔细观察眼前睫毛的人，不能看见百步以外；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人，也不能看清眼前睫毛。过于详察近处，必然疏略远处；过于谨慎细节，也会遗漏大事。如今尚书省无论大小事务，全都由仆射裁决。仆射从早到晚查阅文书、接待诉状，从未片刻休息，精力都疲惫在柴米油盐般的琐事上。对于经略国家的大体、安定百姓的长远谋划，便没有时间再精心思考、周密筹虑，恐怕这不是朝廷用来要求宰相完成事业的办法。臣等私下认为，六曹长官就是古代的六卿，小事难道不可以让他们直接处理吗？臣等商议，想乞请今后凡有诏令下发到尚书省，仆射、左丞、右丞签署以后【官告、黄牒一类已经签署的，不再重复签署】，便交给六曹，由六曹缮写、盖印，发下符文给各司以及各路、各州施行。臣民上呈的文书下发到尚书省后，仆射、左丞、右丞签署完毕，也交给六曹；由本曹尚书、侍郎以及本司郎官依次签署，然后交给本司郎官查找有关案卷，考察事情原委，衡量其中的道理，核对详细条文，写下判语说：“现在应当怎样施行？”再依次呈送侍郎、尚书。如果郎官的判定已经恰当，侍郎签过，尚书作出判决；应当奏上的就直接奏上，应当下达施行的就直接下达施行；如果尚未恰当，就交由侍郎、尚书改判。事情可不可行，都由本曹长官决定，不再经过仆射、左丞、右丞。如果需要修改条文法令，或者奏请特别裁决，或者事情较大，或者道理有疑问、不是六曹能够独自决定的，允许到仆射、左丞、右丞处咨询说明；也可以具状申报都省，请仆射、左丞、右丞共同商议；或者上殿请取裁决，或者用头签札子奏闻，或者请求入呈熟状，或者直接批判指挥。各种人的诉状，都只经过本曹长官，由尚书、侍郎、郎官依次签押判决，像朝廷下发臣民所上文书那样依次施行。如果六曹不予接收，或者拖延很久不能结案，或者判决不当，就允许经登闻鼓院递进状文；状文下发尚书省后，由仆射、左丞、右丞判付本省不相干的官员审阅详定。如果本曹明显有不当之处，就应当加以纠劾；这样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各自办理，事务简便直接，也容易汇集处理。【元祐元年七月，司马光拟作此奏但尚未上奏；司马光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康才抄录进呈。】上奏哲宗，请求令户部、太府检察内藏诸库。上官均

译臣听说，财用由一个部门统一掌管，那么有无多少就能互相调通，差错和侵盗也能得到稽查，因此财物不会无故支出，国家也没有财用不足的忧虑；然后才能使百姓的财力宽裕，仁爱恩泽遍及天下。周代的太府，掌管九贡、九赋、九功的副账，接受各项财货收入，用来供给君王的膳食、服饰、宾客、祭祀、赏赐、玩好等物，全部总归太府。年终考核财货的收入和支出，可以说财用出于一处，所以有无多少能够互相调通，差错和侵盗能够得到稽查，国家也没有财用不足的忧虑。自汉至唐，设置理财官职不如周代条理完备，按照收入安排支出也不如周代法制周密，所以上下常常忧惧财用不够，这不是很应该吗？先朝改革新官制，大概有意整合理财机构，统一归于一个部门，因此让金部右曹负责审核办理内藏库，掌管宝货的收纳、借支、催缴等事；而奉宸内藏库的收纳事务，又隶属于太府寺。然而考察其所掌管的内容，不过是关报宝货收入多少、短缺多少，以及催促完成每年收入的数目罢了。至于支用多少，不能加以考核计算；文书账籍有错乱，也不能稽查；存放日久而腐朽的物品，也不能转卖调换。总领内藏库的只是几十名宦官，他们只知道谨慎地锁好钥匙、封闭门窗，以为这样就能严密保管。太平日久，宝货堆积如山，很多已经无法核对；至于陈旧、腐朽、虫蛀、败坏的物品，完全不知道省察，又怎么能查考它们收支多少以及库存数目呢？臣私下听说，近来内藏库斥卖多年前的缣帛，每匹只卖二三百文。这些缣帛从远方州郡运到内库，每匹价值应接近二千余文，斥卖价格却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二，这正是不懂得贸易调剂和物资调度的弊病。不懂得治理府库财物，却向百姓额外求取；不懂得节省用度的方法，却制定多方搜刮的计策，这是有关部门的罪过。臣认为，应当依据官制原来的意图，令户部、太府寺得以检察内藏诸库，并把存放已久的货物转卖调换；这样国库便有充盈增加的实际，而没有弃置腐败的祸患，国家用度充足，百姓财力也宽裕了。【元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苏辙上奏哲宗，论述户部的三项弊病。臣以愚钝无能任职于户部右曹，俯仰之间已经过了一年，到底没有什么补益。臣私下曾考察祖宗旧例，发现今日本部施行的体例已经不同，利害相差很远，恐怕应当随着事情分别采取措施，以堵塞弊病的根源。臣谨冒死列举三项弊病上奏：第一，把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把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把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这三个监都隶属于工部，于是户部能够专管的，只剩下其余没有涉及钱财收支增减的事务，财权掌握在其他部门。此前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样有害，曾令本部收拢各司的财权，但当时收拢不得要领，直到今天三案事务仍被各司擅自掌握，实在令人惋惜。祖宗斟酌古今适宜之处，建立三司，所掌天下事务几乎超过一半，其权力和职责的重要，非其他部门可比。推究其本意，并不是要偏私三司。事务权力一分开，财利就会分散，即使想求得富足，也没有办法。国家拥有财物，就像人拥有饮食；饮食之道，应当让口负责摄入和排出，让腹部控制多少，然后分布气血来滋养全身。耳目依靠它来明察，手足依靠它来有力。如果不让口腹专门负责，而让手足耳目分头治理，那么即使想求得一顿饱饭也做不到，更何况求得安宁长寿呢？如今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人的口腹，却让其他部门分头治理它的事务，这和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数十年来，群臣不明白祖宗的本意，每逢一件事务没有办理好，就把三司原有的职权分给其他部门；财权一分散，使用财物便没有节制。其他部门把办成事务当作成绩，不顾财物有没有；户部把供应财物当作功劳，不论事情是否适当。彼此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势必不再互相了解；即使户部得到有才智的臣子，最终在计算财用方面也没有益处。能不能办成事务和财库空虚成了共同的病，府库最终还是空了。如今不及早挽救，后患一定更严重。从前嘉祐年间，京师连年发生大水，大臣才把河渠案设置为都水监。设置都水监以来，与旧河渠案相比究竟补救了什么？而造成的大不便，是河北设置了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事。转运司掌管河道事务时，各郡的堤埽、各埽的吏卒和储备物资，平时分开管理，有事时合并使用。水势流向哪里，各埽便奔赴哪里，吏卒能够合力，储备也能够合并使用。按照旧例，工程开始时没有横征暴敛、损耗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后再慢慢补足缺额，两方面都没有妨碍。自从有监丞依据法令督责成效，在紧急情况下，各埽所有的物资不能互相调用，转运司才承受不住这种弊害。近年曾下诏罢免外监丞，有见识的人都认为正确；不久又恢复旧制，舆论为之惋惜。这是工部都水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一项。先帝全面更新官制，同时设置六曹，按各曹分派事务，所以三司旧有事务大多隶属于工曹。名义上似乎接近正当，实际上却不利于财用。过去胄案掌管的事务，如今内部分为军器监，向上隶属工部；外部分为都作院，向上隶属提刑司。想要兴办工程，户部不能参与商议。臣听说，河北道近年制造羊皮浑脱，动辄以千计。浑脱只有在军队行进缺水、需要渡河而又没有船时才用得上；而这种东西经过一两年就必然虫蛀败坏。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有关部门却只顾经营本职、不考虑利害，以致公私双方都供应物资，损财害物。如果专门交给转运司管理，必不至于如此。这是工部都作院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二项。过去修造案掌管百工事务，事情有缓急，物资有利害，都能够专门了解。如今工部只把完成职务当作要务，那么事情的缓急、利害由谁来议论？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竹箔存放日久而损坏腐烂，开始下令卖出，上下都认为适当。指挥下达不久，又以各处每年都有修造物料定额为由，命令把物料运输来堆积，再分批卖出。

译负责筹算财用的大臣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料、一年使用多少，也不知道把这里的物料取来堆到那里后，在尚未使用期间有没有损坏败坏，却贸然制定这样的办法。本部虽然知道这样不便，但因为这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进言。这是工部将作监成为户部祸害的第三项。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臣不能全部列举。因此希望明发诏令给有关部门，罢免外水监丞，并把河北、河东以及各路的都作院全部归于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户部，使户部决定事情可不可行，裁定费用多少；工部则考察工程质量好坏，规定施工快慢。如果可不可行、费用多少归户部掌管，那么凡是损财害民之事，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如果质量好坏、施工快慢归工部掌管，那么凡是败坏事务、造成物资不足之事，工部就无法推辞责罚。财利出于一处以后，天下贫富便可以责成户部管理，工部的巧拙也可以得到考核。事务本来就在臣的职掌范围内，所以臣不得不说。如果意见可以采纳，伏乞交付有关部门施行。附在奏章后的贴黄说：三司账籍和供设物品本来是旧有职掌，如今分隶于膳部；光禄寺虽然掌管饮食、供设方面的利害，但如果臣所说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应当像上述三案一样分隶户部。【元祐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户部侍郎】上奏哲宗，请求责成吏部推荐、选拔有才能的人，如彭汝砺等。臣等认为，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想要得到人才，在于懂得如何培养人才。吏部总管百官选任的名册，审查功劳、罪过、资历，凡升迁、降黜等事，都依据诏令请朝廷决定取舍。自唐代以来，吏部的职任极为重要，但如今已经不同于古代。官职的废置、兴复、进退，各项条目都很完备。凡是拟定任用人选，吏部官员拿着法令据理说明：“某人按照法令应当这样，应该选取；某人按照法令应当那样，应该退后。”长官和副长官没有可以表示可否的余地，只能听从法令。即使知道某人的贤能或不肖，也不能分毫改变轻重。要了解人才本来就很难，如今能够了解人才的部门，没有比吏部更合适的了。观察一个人的事务，可以知道他的名声是否与实际相符；听他说话，可以知道他的好恶；看他的仪态，可以知道他的宽厚或刻薄；考察他所推荐的人，可以知道他亲近、赞许什么人。这样也就能了解人才的大半了。臣认为，如今人才匮乏，正是最严重的时候。应当稍微责成吏部把有才能的人推荐给朝廷，再加以考察，或者赐令召对，或者让他们试办事务，登记在册以等待任用。凡推荐必须是真正合适的人；推荐不合适的人，就是结党欺下，并认为君主可以欺骗；替上级结党、替下级结党、上下相互结党，都必须诛罚，不能赦免。这样士人都会懂得自爱，等待朝廷考察；负责任用的人也都会想着替朝廷寻得人才，不敢采取苟且简便的办法，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然而其中的关键只在于选择好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罢了。至于明确好恶以示导众人，兴盛学校以培养人才，选拔师儒加以教导，这就只在于陛下用心了。【绍圣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吏部侍郎】上奏哲宗，论述内藏库不应不隶属于户部、太府寺。蔡蹈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圣旨，内藏库正在催索户部、太府寺借欠而尚未冲销的钱物，数目很多，却仍旧不归它们统辖。臣私下看见，国家划分职掌、设置机构，是为了让官员各治其事；尤其对于府库财物的收支，更应该相互参验、彼此稽考，以查察官吏的奸弊。我查考元丰年间详定官制的事目格子，太府寺掌管库藏一项中，有内库催促缴纳、逐季核算，抄录内库申报的已交纳官物账状以注销，以及内库已经交纳的名件等，共有八项，格目写得非常清楚。又据太府寺案名，内藏库隶属于右藏案，也就是过去隶属于太府寺，并非没有文书依据。臣曾听说真宗皇帝对王旦说：“内藏库所储藏的金帛，是供军国使用的，不是供我个人享用的，只是外廷不知道罢了。”臣私下认为，既然通用于军国之用，隶属于户部、太府寺正合适。只是应当禁止泄露现存物资的数目，其他杂务事务凡是官制格子所载的，都有相应的防范制度，不可轻易删去。希望圣上慈悲审察元丰官制格子等文书，特赐圣明裁决，令内藏库恢复隶属户部、太府寺，使百官和各府库都有统帅，事务归于一体。【绍圣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寺监 上奏神宗，论述军器监事务不必与殿前马军司、步军司谋议。曾孝宽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一定认为武人熟悉、惯用军械，所以把事情交给殿前马军司、步军司谋议。然而臣考察得知，各司每次只是依照朝廷的指示，送下应当裁定的事项，要求军校提交文状上奏，并不是专门坚持旧说而不肯改革。况且他们的智虑未必能够了解制造器械的意图，所以凡是外人提出、不是他们自己想到的意见，他们一定不肯说。朝廷也从未考察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于是往往听从而搁置此事。荀卿认为，工匠精通器物，却不能让他担任工师；有些人有才智也未必能做工匠，这种技术可以让人凭此管理相应官职，但必须是精通道理的人才行。如今陛下设置军器监来整治军械，不把它交给身披铠甲的武夫或操斧弄斤的巧匠，而让臣等主持此事，难道是因为臣曾经会这种技术才任用我吗？大概是因为认为臣粗略通晓道理，可以让臣管理这个官职。臣辞让而未获准命，只好接受职任。如果自知不足以完成此事，又怎么敢担当呢？因此，器械一定要把内外所藏的都考察遍，把古今所说的法度都考核遍，把制作方法都交给优秀工匠编定，把实际使用情况都询问边臣试验所得；臣的愚见也认为可行，然后上报朝廷，再由朝廷下令让这些人共同议论。听说以前所定弓箭等惯用器械的旧式样，也只是召集军校、曹司共同坚持旧说，实情是否如此尚不得而知。

译如今军器的式样又由本监携带送往各司裁定，这就是让臣等负责经营，而是否可行却由这些人决定，不只是与他们谋议而已。臣作为从官，参与主管军器监事务；对于陛下来说，是负责论思谋划的臣子。朝廷一旦有四方事务，如果有幸在陛下面前接受差遣，就应当让这些人奔走听命。如今却把臣等竭尽心力和智慧所做的事情，交给他们在当日议论可否。臣当然不敢爱惜自己，却深恐武夫健卒之类因此窥见朝廷的心腹，认为朝廷的谋虑竟然由他们决定。按道理说，臣私下恐怕这是颠倒了上下关系。这些人既多出自行伍，他们内情的深浅，是他们下属所熟知的；臣等虽然不肖，但由于上承陛下的名器和宠任，仍应当使他们有所畏惧。如今又让他们有机会窥见臣等的内情，这不仅使朝廷体统受到轻视，也不是尊崇朝廷威势的办法。陛下经营四方，又不能舍弃文臣而任用这些人，那么名分的确定难道可以没有预先的制度吗？即使执掌政事的大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陛下难道不应当自爱国家体统吗？臣等既然面对朝廷已经施行的命令，不敢请求改动，只乞请仍由本监奏请，与一司共同议定。【熙宁七年正月，曾孝宽与吕惠卿共同判军器监时上奏。诏令派遣管军郝质到军器监共同裁定施行。】上奏神宗，请求御前制造的事务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蔡承禧 臣查访听说，从前军器只由两个部门主管，设胄案一局；近年于是设置军器监专门管理。从前修造事务只由修造案主管，近年又设置将作监专门管理。因此三司的财用，原本已经有很多被这两个机构耗费了。但既然官局已经成立，也大略形成了条理，日久之后便不能轻易迁改。又听说有鞍子所、斩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类，凡是百司索取的物料以及众工匠经营制造的事务，主管机构不受外廷管辖，而所耗费的财物实在难以计算。臣查访听说，其中不过是制造军器罢了。所谓“御前”，本应在上面讲明道德，在下面辨明邪正，整治重大工程，振兴各项政绩，才是它应当处的位置。如今连日常工役技巧都全部由御前出面，那么设置御前生活所又是为了什么？小官小臣动不动就以“御前”为名，百司没有人敢违抗。工料耗费过度，劳役疲苦不堪；斩马刀所已经多次杀害监官。这大概是因为小臣提出建议，于是让他们主管此事，每天催促工程进度，不计算劳苦和弊害。臣伏乞把法式授予有关部门，全部交由有关部门办理，使考核确定的物料都有固定限额，财物不被耗费，人民少受劳苦怨恨。【熙宁八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刘安世上奏哲宗，论述寺监的职掌有应当裁省的。臣恭敬地看到，先皇帝考察古制、参照典章，建立治理官府，把天下事务总领于三省，分散隶属于六曹。按照名义考核实际，大体虽然很好，但安排设置和法度还没有来得及详尽制定，这就是议论官员冗余弊病的人首先提到寺监的原因。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常赋以外一概蠲免、恢复旧制，收入有限，于是有国家用度不足的忧虑。因此专门设置官局，裁减浮费；又把膳部并入主客，把虞部并入屯田，并根据事务闲忙确定官员多少，六曹共减员十九名；官府没有废弃事务，官员也没有异议，这是安排得合乎道理。臣曾观察先帝在位时，寺监的长官和副长官多不同时设置，也有没有卿、少而由丞、簿办理事务的。如今太仆、鸿胪、光禄、太府各有二卿，军器、将作、少府各有二监，丞、簿等属官仍然没有裁减；省、曹所减不过十余人，而寺监增加的官员却仍是过去的两倍，先前省减官员的诏令于是成了空文，减了那边、增加这边，对治理有什么补益？从前杜佑向唐朝建议，认为皋陶担任士，掌正五刑；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皋陶。垂担任共工，制作有利的器用；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伯夷担任秩宗，掌管国家礼制；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川泽；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旧有官名没有废除，新设职务却日益增加，空有虚名，实际上都没有相应事务。臣一向认为这番话非常切合事理。如今各司申报陈述事务，必定要经过寺监，但寺监长官和副长官很少敢于裁决取舍，全部听从六曹；这不仅使文书徒然繁多，拖延十天一个月，而且省、寺的指挥之间还常有不同，内外各司难以遵守；再加上官吏人数过多，耗费俸禄，如果不加以整顿改革，弊病将无法承受。希望圣上慈悲，参考典章旧故，考核名义与实际；凡寺监职掌可以归于六曹的，应当全部裁省；或者事务确实繁多、涉及礼制而不能裁撤的，也应裁定为固定员额，不使官员冗滥。这样或许能使官位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国家经费也容易供应。【元祐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馆阁 上奏仁宗，请求开放内馆，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谢绛 臣听说，唐代丽正殿史官机构，都设在大明宫、华清宫内。宋太宗开始创建三馆，又在升龙门左边设置秘阁，亲自用飞白书题写匾额，并作赞文刻在阁下。景德年间，图书逐渐增多，朝廷召集天下英俊之士，又增加内帑、西库和二圣殿等处。由于皇帝多次亲临，亲自加以慰问，他们轮流在宫中值宿，并不时受到召见。人人努力研究道术、穷究艺文，知道天子尊重礼遇士人十分勤勉；名臣和高位大臣也多由此选拔出来。从前延燔之后，书籍几乎全部毁尽，朝廷访求典籍、校正疑误文字，抄写书籍的工匠也纷纷聚集。有关部门援引两省旧例，另外创建外馆，以便缮写、考校。然而值舍低矮喧闹，民居屋檐密集相连，太官、卫尉供给的物资又逐渐削减，这不是先朝崇尚儒学、培养人才的本意。陛下从未绕道驾临内馆、屈尊降临，寂静的藏书府邸，已经很久听不到车马的声音了。议论者认为，陛下仰慕圣道不如古代诚笃，待遇士人比过去有所减损；士人得不到召见访求的勤勉，反而互相因循，以此为常，不能自我激励，文雅风气渐渐衰败，臣私下替圣明之时感到惋惜。希望开放内馆，以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天圣八年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欧阳修上奏英宗，进呈馆阁选拔士人的札子。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用人不止一种途径，所以选取士人不能只有一条道路。至于懂得钱谷、通晓刑狱、熟悉民政、精于吏事、早晚勤劳而以办事有成作为功绩的人，称为有才能的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其文章议论和谋划可以与之共同谋议天下事务、决断疑难、确定法度、论说治国之道的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让有才能的人竭尽谋略，因此把有才能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项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事务；把儒学之臣安置在左右，与他们朝夕谋议，探求治国要领并加以施行；又从儒学之臣中选择最优秀的，安置在廊庙，交给他们国家大政，使他们总领治理各类人才和各种职务，负责升降以及赏罚，这就是用人的大略。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怎么能排在有才能的大臣之后呢？因此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崇尚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到，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先重才能、后重儒学，尊贵吏事而轻视文章。近年以来，朝廷担心百官事务不能修治，致力于奖用有才能的大臣；所以钱谷、刑狱方面的官吏，只要稍有一点长处或小小善行得到人称赞的，都已经被提拔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固然应当提拔任用，但如果只把才能作为急务，于是忽视儒学、认为儒学没有用处，就会使下有遗漏贤才的叹息，上有人才不足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能的人不担心被遗漏，确实不值得再烦劳圣上忧虑；唯独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弃置停滞，这一点不可不思考。臣庸常浅陋，过分蒙受任用，使我得以陪列宰辅之后；但平日的议论不可能没有异同，虽每日奉承天威，又不能从容尽情陈述。臣愚钝拙讷，现将关于馆阁选拔士人的愚见，详细写在另一本札子中，希望圣上慈悲，趁燕居闲暇之时，偶尔垂览一番；其中若有可采纳的意见，乞请常留圣意。札子 臣私下认为，馆阁的职任，号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今两府缺人，必定从两制中选取【翰林学士称为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称为外制，如今连同杂学士、待制一并统称为两制】；两制缺人，必定从馆阁中选取。馆阁，是培养宰相人才的地方。人才既然难得，又难以了解，所以应当广泛采集、广泛访求并多加储备，希望偶然能从中得到一人，使他杰出而成为名臣。其余中等以上的人才，也让他们从容任职、接受培养，以奖成其才，同样不会失去成为优秀士人的机会。自祖宗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很多，其中名臣贤相出自馆阁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祖宗用人，开始看似不够精审，但因为采选范围广，所以所得人才也多。因此凡是有文章、有学问、有才能、有品行，或者精通一门技艺、长于一项事务的人，无不收储在馆阁中加以奖掖培养。其中杰出的人，最终都成为贤能的宰辅；其余没有做到宰辅而成为一时名臣的，也数不胜数。先帝遵循祖宗旧制，收罗并培养人才，得到的人尤其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共有十三人，其中八人出自馆阁，这就是明证。只是近年以来，议论者忧虑馆职设置过滥，于是实行整顿改革。改革开始时，为了纠正过失而做得过头；法令既然严峻，选取人才便十分困难，使下面多有遗漏贤才的叹息，国家也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今先朝收罗培养的人，有的已经升迁擢用，有的已经老病或去世，现今在馆阁任职的人已经很少，而新法又设置重重阻碍，近年完全没有选拔进用的人。臣现在略略列出馆阁选人的旧制和新格，那么选人的办法以及所得人才的多少便可以看清楚了。一、旧制中馆阁选人有三条途径：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资和酬劳带职是一条。进士考试取中第三名以上并及第的人，以及制科及第的人，不论等级，任满一任替回后，便可以参加馆职考试。进士第四、第五名，经过两任，也可以参加考试，这是第一条途径。两府大臣刚刚受命时，各自推荐两三人，立即召来考试，这是第二条途径。其余历任繁难、任职久远，或者寄任于重要地区的人，特令带职，这是第三条途径。如今三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条。自从科场改为间年举行以后，进士第一名及第的人，必须任满两任回来后才能考试；从第二名到第三名，更是永远不许考试。制科考入第三等的人，也必须任满两任回来后才能考试【凡是五七次科场考试，从未有一人考入第三等】；其余等级的人，一律永远不许考试，于是进士高科这一条途径已经堵塞。两府大臣所推荐的人，都只能登记在册，等馆阁有空缺时，再从名册中选名考试。但馆阁本来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出现空缺的时候，所以自从设置名册以来直到今天九年，从未召试过一人，于是大臣荐举这一条途径也堵塞了。只有按酬劳带职这一条途径还存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一、新制规定馆阁共设置编校八员。本来是因为馆中书籍长期不齐整，而馆职人员又多有其他差遣，不能专心校正，所以另设这八名编校，选用新近入仕、资历较浅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专心校读。因而先任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这时还不算正式馆职】；任校勘四年，然后升为校理【这时才算正式馆职】；任校理又一年才罢职，改授其他差遣。然而自从设置编校以后，正好赶上馆阁选人的道路逐渐废弃，如今议论者便只把编校当作选士的新格。过去直馆、直院、直阁、校理都没有固定员额，只要有才能便任用，不限制人数。如今编校限定为八员，用这八个名额来接纳天下众多士人，当然会使人才被遗漏在下层。八员之中，还要每隔七年才遇到一个空缺，才能补入一人；由此可知，天下滞留不得进用的人才是很多的。以上是按臣下愚见：编校官八员，完全可以仍按旧制。每当有员额空缺，便令中书省选择人选拟定后进呈。陛下如果一定要把天下英俊之士网罗进来，就应当脱去通常的格套，加以奖励提拔。如今负有文学才华、怀有器识、卓异奇伟，闻名于世而求为时世所用的人，并不少见。希望陛下广泛访求，审慎考察，把他们全部召来，暂且安置在馆职中，培养三五年，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选择其中最优秀的提拔任用。知人之明，自古以来就是圣王感到困难的事，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废弃不做。即使提拔十人只能得到一二个可用之才，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何况中等才具上下的人，经过培养和奖励成就他们，所得也不会只是一二人。【治平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参知政事；皇帝诏令宰执各举荐五名文行可任馆职的人】上奏神宗，请求增加馆阁选拔名额　吕公著 臣听说，人才众多，周文王因此安宁。当周朝兴起时，甚至像《兔罝》诗中所说的那些人，也有可以担当心腹和捍卫国家重任的。如今三馆、秘阁的职务，正是朝廷中最荣耀的选拔。自前代以来，将相和著名大臣多从其中产生，得人的盛况，难以很快数清。臣在皇祐、至和年间充任馆阁官员，当时的同僚，后来也往往升至显达之位。近来虽然也有简拔，但人数不多。其中有些人是因劳绩升迁的，又都补任外官。朝廷平日难以广泛搜求人才，遇到缓急事务时必然缺少可供差遣的人。以至于近来派遣使者出使高丽，还颇费圣上选择。古人说过：“士人平时没有受到培养，就无法使国家得到尊重；临到事情仓促时才去求取人才，并不是尊重朝廷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是访求他们，他们才会到来；任用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的才能。臣很愚昧，希望陛下综合考察众人的意见，亲自作出圣明裁断，再多得到一些俊伟之士、通达之才，逐渐增加馆阁的选额。平时足以使他们从容游息、修养自励，遇到缓急事务时便任意使用，以此提高朝廷的声望，臣将感到万分幸运。【元丰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西院】上奏哲宗，请求依照治平年间的旧例，诏令执政大臣举荐馆职人员。王岩叟 臣认为，国家最急迫的事情在于人才；而人才难得，不能仓促之间取得。必须趁平时闲暇，广开耳目来访求人才，这样一旦有事需要使用，就能随时取用、随时应命，不会有颠沛困顿的忧患。访求而得到的人，应当给予优厚而特殊的宠荣，以激发他们的光彩；从容地给他们岁月，使他们的德行才美得到滋润，并培养他们的声望，使人人都有机会在天下显露才干，然后再进用他们，那么朝廷会受到尊重，名位器物会更显贵重，天下人也会信服。臣恭敬地看到，祖宗之所以提高儒馆的选拔标准，集中天下贤才加以培养，正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因此，显贵的公卿名臣无不由这条途径出身。如今秘书省的官员名额限制得太窄，不足以尽数选拔天下英豪，也不能满足国家在缓急时的需要，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希望圣上慈悲，依照治平年间的旧例，诏令执政大臣各举荐五名可以充任馆职的人，既用来收罗群材中的精英，也用来观察大臣的才能。正值陛下亲自主持政务、光大祖宗事业之时，臣认为求取人才、培养贤能，是最优先的事务。希望陛下留意采纳。【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上奏哲宗，请求诏令执政大臣举荐馆职人员【第二次奏状】王岩叟 臣听说荀子说：“下等的臣子用财货侍奉君主，中等的臣子用自身侍奉君主，上等的臣子用人才侍奉君主。”所以自古以来，明主无不把求取贤才当作急务，忠臣无不把举荐士人放在首位。臣虽然非常愚昧，却总想仰慕并践行这个道理。臣恭敬地读到先帝御集，治平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告诫二府举荐士人的手诏，其中警戒勉励大臣、求贤并责求实效的意思，把事情说得十分周详；这也不是新创的指挥，而是本于祖宗旧例。后来由于王安石专权，只任用自己，不愿让举荐出自别人之手，所以这项旧章被废弃不用，直到今天，公论仍为此叹息。陛下修复典常，追法祖宗的美政，对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无不讲求，唯独这件最优先的事务仍然有所缺失，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希望圣上慈悲，特依先帝诏书，令二府依照旧例各举荐所知的三人，或许可以扩大陛下急切求贤的意愿，稍稍实现臣子微薄的事君心愿。【元祐元年四月上奏；第二天即降诏说：“朕想到古代的君子，能够长久培养人才，那么天下就会为之喜乐。《诗经》说：‘既已见到君子，快乐而且有威仪。’如今兰台、延阁，都是收藏图书秘记的地方，但校勘、论著、编撰等职务和职位名次多有空缺。永远想到祖宗乐于培养贤能俊杰，曾经诏令二府举荐士人，把他们安置在秘府，培养他们的德行器识，等待考察任用，朕非常仰慕这种做法。执掌政务的大臣，是朕十分看重的人，应当各自举荐三名具有文学、政事、品行义理，能够充任馆阁职务的臣子，赶快把姓名报上来。朕将考察他们的才干器识，辨别选拔并提升任用他们。” 上奏哲宗，论述馆职，请求仍按旧制召试【刘安世】。臣恭敬地看到，祖宗刚平定天下，首先就设置儒馆，用来培养人才。历代圣主遵循这一事业，更加尊崇奖励。在英俊之士聚集的地方任用他们，使他们砥砺名节；让他们阅览古今书籍，开启聪明才智。由太官供给廪食，不让他们承担吏员的责任，以此成就他们的德行器识。推选其中豪杰，著名卿相大多由此途径出身，得人的盛况无愧于前代。然而近些年以来，馆职的选拔逐渐被轻视。有的凭借世袭恩赏，有的凭军功，有的酬报聚敛财物的能力，有的依从权贵的荐举，从未经过考试，便授予贴职，渐渐打开了侥幸取用的大门，恐怕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希望陛下明诏执政大臣：今后馆职不许轻易授予，必须是文学、品行在当时有声望的人，详细考察其才干，确实可以长久培养，然后一律依照近来颁下的条制召试后任命。这样或许可以使名位器物逐渐受到重视，不让人凭侥幸取得，循此选用贤能，以备国家差遣。【元祐三年七月，任右正言时上奏；诏令凡应大臣奏举的馆职，都依条召试后除授，朝廷特意除授的人员不受此令限制】上奏哲宗，论述馆职，请求仍按旧制召试【第二次奏状】刘安世

译臣近来曾奏请今后馆职都依照原先制定的条制召试后授予，已经奉圣旨施行。然而臣恭敬地看到，所下的指挥仍有未尽之处，因此又冒昧加以论列，希望能够略有补益。臣曾认为，祖宗以来，新进入馆中的人，很少有未经考试便任命的。只有那些士绅中有长期声望、治理成效显著，或者多次持有使节、调任大藩镇的人，为了表示优厚恩典，才令其兼任贴职。如今陛下过分听从臣的话，恢复旧制，虽然说大臣奏举到馆职的人员，必须依条召试后才能除授，但接着又说朝廷特意除授的人员不在此限。这就成了不问人才如何、资历深浅，只要不是奏举的，都可以直接除授；名义上说是变更制度，弊端的根源却仍然存在。臣愚昧地请求特地下达指挥，仿照旧例，大约从转运使以上资序中被特意除授的人，才可以不实行此制度。这样或许能够堵塞侥幸求进的大门，重视馆阁的选拔。【元祐三年七月上奏】上奏哲宗，请求诏令大臣首先举荐名士　孙升。臣听说，太平的基础一定在于得到贤才。大臣的功劳，没有比举荐士人更大的。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士绅之士多如树林，可朝廷却常常以人才缺乏使用为忧患。有志于天下的大臣，必定把人才放在首位；有意实现太平的君主，应当把培养士人作为急务。古人说：“士人平时没有受到培养，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求得文采一样。”祖宗设置三馆这一收藏图书的府署，聚集四海英俊之才，给他们优厚俸禄，授予特殊资序，让他们试任内外重要而繁剧的事务，观察他们进退去就的操守，等待他们的才器事业成熟，以供廊庙任用。这确实是实现太平的根本。世间本来有知道正道而不苟且行事的人，怀有不轻易出仕、看重自身操守的节操；认识这样的人并不容易，举荐他们更是困难。若是那些奔走于权门之间、自我推销，只怕自己卖不出去的人，即使得到成百上千，又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祖宗任用大臣，必定让他们举荐一两个名士。朝廷内外也因此可以知道大臣是否贤能；推及后世，还可以由此考察一个人见识的深浅。富弼、韩琦，功劳在于社稷、名声光耀后世，是举荐士人的力量；陈执中、王珪，身死名灭，成为天下人的耻笑，是遮蔽贤才的罪过。这是因为他们不把天下放在心上，专门盘算保住俸禄和职位；自己对待自身尚且不厚重，于是把举荐士人视为会危及自身。希望陛下即位之初，首先诏令大臣各自举荐奇异之才，以供馆阁考用，可以说是首先急于办理的事务。这项举措后来冷落无闻，如今又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为国理政的人只是知道人才缺少使用是忧患，却不把举荐贤才、培养士人当作急务。希望陛下明诏大臣，各自依照近来的制度，首先举荐名士。既可以观察今天所举荐的人，也可以考察他们平日的胸襟存养；这样人才济济，就不只在周朝才能见到了。【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殿中御史】上奏哲宗，论述差遣道士校勘黄本道书【范祖禹】据中书省录黄，秘书监王钦臣等请求差遣真靖大师陈景元校勘黄本道书，每月支给钱五贯文。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秘书省列具道书目录，交给陈景元；根据目录从道藏中取书，先校定成书底本，交给秘书省，再委托本省官员对照校勘，其余依照所申报的办法办理。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置三馆、秘阁，是为了等待天下贤才，公卿侍从都从这里出身，并不只是为了聚集书籍而设。校理、校勘等职务，也不只是为了校书。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崇，孔氏之道不可不彰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道教佛教之书，大概只是用来充备篇籍、扩大见闻，显示藏书丰富、无所不有；本来并非有益于治理之道。嘉祐年间增置编校官，缮写黄本，从此书籍更加增多，充满四馆，腐朽虫蛀接连不断。住在其中的人本来就不能周遍阅览，还要负责编校。如今又让道士陈景元校勘道书，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汉武帝时，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如今让道士校勘道书，也和他们相类似。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汉代用竹简写书，天下所存很少，非秘府不能齐备；不像后世用纸抄写，流传天下，各处都有。刘向总校群书，不是一人之力可以独自完成，所以又任用任宏等三人。但兵书、数术、方技都是有用的学问，并不是异端之学。任宏等人也不是异教之徒。如今馆阁聚集天下贤才，应当有见识详细、学问广博的人，遍览群书；却让陈景元先取道藏中的书，校定成书底本，交给秘书省，再委托本省官员对照校勘，结果一切都以陈景元的意见为准，这不是损害朝廷的体统、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况且道书除了《老子》《庄子》《列子》已经立于学官之外，其余大多虚诞荒谬，是儒者不谈论的。天下名山宫观本来就有道藏，馆阁所藏只要足以备查数量即可，不必让方外之士来校勘，以此抬高和助长异学。汉武帝时董仲舒应对策问说：“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问，都应断绝其道路，不要让它们并进。”汉武帝受到这番话的感动，于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如今馆阁所藏的书，下至卑官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人编造的东西，无所不有。既然让陈景元校道书，那么以后让僧人校释书、医官校医书、阴阳家、卜者、相士校勘技艺之书，其余各自委托本行人员，都可以以此为例，这难道是祖宗设置馆阁的本意吗？圣王做事，必定预先防范可能发生的祸患；命令出自上面，不能不谨慎。从前熙宁年间王韶开拓熙河，王安石曾让他的门人、僧人智缘随王韶去诱导劝说木征，当时人称智缘为“安抚大师”。如今馆职之外，已经设置了校黄本官；又在黄本之外，设置了校书道士，天下人一定会称他为“编校大师”。事情虽然非常细小，实际上却损害国体；秘书省所请求的这件事，请不要再施行。【元祐六年闰八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宋名臣奏议》卷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 宋　赵汝愚　编 百官门 史官 上奏太祖，请求委派宰执抄录皇帝的言语行动，送交史馆。扈防 臣曾读《唐书》，看到唐文宗每次临朝于延英殿，召见大臣讨论政事，必定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站在殿阶螭头附近，记录当时的政事，所以文宗一朝的实录还算详细完备。到后唐明宗时，也命端明殿学士和枢密直学士轮流修撰日历，随即送交史馆。近代以来，这件事完全废止；每季虽然有内庭日历，由枢密院抄录送交史馆，但所记载的不过是朝见、辞谢而已。帝王的言语行动没有办法记录，也是因为宰相担心泄露，不肯无缘无故开口；史官又因地位疏远而受到隔绝，从哪里能够听到呢？只是空怀着撰修的心愿，却难以记载皇帝忧劳勤政的德行。希望今后凡是裁定制度的事情、优厚恩典的施行，凡从宫中发出、应当写入简册的，都委托宰相和参知政事每月轮流抄录，送交史馆，凭此修撰日历。这样贵在使皇帝的睿德神功经历千年而不朽，使美善的谋略和圣明的政事流传万世，成为光辉。【开宝七年闰十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史馆修撰；诏令依从，仍以参知政事卢多逊专门掌管此事】上奏太宗，请求恢复左右史的职务　张佖 臣私下认为，史官的职责是掌管修撰国史，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丑恶。凡天地日月的祥瑞，山川疆域的分界，昭穆承继的世次，礼乐、军旅方面的政事，都以起居注为根据写成实录，然后编成年表，以显示褒贬。我恭敬地看到，本朝编年史称为日历，只记录奏报文状，略微叙述敕文；至于圣政、嘉言、皇帝的谋略、美善之事，以及群臣的忠奸善恶、各项事务的沿革废弛，史册上都没有记载，国家的常法又如何记录呢？臣谨按六曹旧例，起居郎掌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一定要记载初一日和甲乙日干，以记录历数；记载典礼文物，以考察制度；记载迁官、拜官、表彰、赏赐，以劝勉善行；记载诛杀、处罚、贬黜、免职，以惩戒恶行。每季结束时，便把它交给国史。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记录天子的制诏、德音和政事方面的诏令。臣请求设置起居院，恢复左右史的职务，把记录作为起居注，并与时政记在每月月底一同送交史馆，以备修撰日历。这样，本朝考察古代制度，必定会在典籍中焕发光彩；可信的史书形成文字，也一定超过周、汉了。【淳化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奏章送入。太宗说：“朕正要振兴史官职务，张佖的奏议正好有所帮助，是为国家办好事啊。”随即诏令依从，于是把起居院迁置到宫禁之中，命起居舍人、史馆修撰梁周翰掌管起居郎事务，命秘书丞、直昭文馆李宗谔掌管起居舍人事务。关于修撰的体例，交给梁周翰等人考察讨论旧例后上报。上奏仁宗，论述修撰日历　欧阳修 臣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百事的兴废，可以用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前代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无不重视史官职务。臣恭敬地看到，本朝修史由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让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拔三馆中应当升迁的士人，命令他们修起居注，这样的制度不能说不重视史职。然而近年以来，虽然官员齐备，职务却被废弛，所撰写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国体的大事，也全都湮没而不记载，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端在于修撰官只根据各司供报的材料，而不敢记录自己所见所闻。时政记虽然由两府臣僚编修，但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和宣谕，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都不记录，只记除授官职、辞谢朝见之类。起居注也是如此，和各司供报的文字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是依据这些材料编排次序，附上年月，称作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无法记载。自古以来君主都不亲自阅览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必定抄录底本进呈，于是遇到有所避讳的地方，史官即使想记，也又不敢记了。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想承接前面累积的滞案，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忙于追修多年前的事情；但年月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眼前发生、可以从所见所闻中详细记录的事情，又因为追修积压旧案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端，那么前后相互因循，史官永远没有真正履行职务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弛。臣私下看到，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直到重新称臣，前后完整的一系列事情，竟从未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录，只是因为事后追修时无法搜求到材料，所以没有做到。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臣现在请求特地下诏，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大臣，都要把皇帝的德音宣谕和臣下奏对的话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根据各司供报编排除授官职、辞见等事项，而必须考验核实事实。凡授予某官职的，要写明是因为某项功劳，例如狄青等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攻破王则之类；凡贬降某职的，要写明是因为犯了某项罪过，例如近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庞籍因白草坪之事获罪、近日孙沔所获罪责之类。凡有文书根据、事迹情状明确的，都要详细记录。这样可以使圣朝赏罚的典章得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因徇私情，使朝廷赏罚不当，也应当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正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听到、看到的情况记录；如果见闻不够详细，就直接发文给有关部门查问；以及臣僚奏议的异同、朝廷的裁决设置和处分，也都要记录。以上各项事情，都命修撰官随时把所得材料记录成草稿，标明月份，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锁，等各司供报全部齐备后，再修成日历。还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核查，检查修撰官记录的事迹；其中有不勤于职事、毁坏官守而失职的，应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压的事情仍不停地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供报；如稍有迟延，允许修撰官到中书省、枢密院催请。各司供报拖延，以及史院有所查问而各处不及时画押答复、以致妨碍修纂的，应办理的手分人员，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追捕查办、严加断罪。日历、时政记、起居注，都请求不再进呈给本处，只希望稍稍修复史官职务，使圣朝的典章法度得以保存于上。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嘉祐四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上奏徽宗，请求另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

译陈瓘 臣听说，王安石的《日录》有七十多卷，详细记载熙宁年间奏对议论的话。这是人臣私下记录的书，不是朝廷的典册。自绍圣年间重新修撰神宗实录以来，请求把这部书交付史院。凡是日历、时政记以及神宗御集没有记载的，往往专门依据此书追议刑赏，剥夺宗庙的美誉，把功劳归给王安石。臣考察掌管书籍的官员，被任命来修撰私史；考察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引郑亚等人，改修宪宗实录，增删润色，专门为自己的父亲增美。后来唐宣宗即位，追念宪宗，心中不能平衡。所以大中三年九月的制书说：“把国史委托给宠爱的女婿，把秘藏文书交给懦弱的儿子，擅自胆敢改动，毫无畏惧忌惮，夺取他人的美好功绩，作为私门的美善谋略。”于是李德裕、郑亚都被贬谪流放。大概国史、实录，都是要彰显宗庙的美德，不是人臣可以私自处置的。神宗信任王安石，即使成汤信任伊尹，也不过如此。王安石秘密赞助神宗的言语、强烈进谏的话，何必一定要全部宣扬到外面，然后才显示君臣相得的盛况呢？从前周公训诫说：“你有美善的谋略，就入内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顺从君主在外发布，说这些谋略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王安石《日录》中所记载的美善谋略，既然已经入内告知并发为命令，那么这些谋略就都属于神宗的德行。怎么可以借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为名，专门彰显人臣的美处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像尧舜那样考察法度，像周武王那样继承述行，摒弃人臣擅改史实的小孝，光大并使神宗日益更新的圣业发扬光明，难道忍心让裕陵的美德都被私史侵夺、篡改吗？对此加以纠正的道理不能拖延。现有《绍圣神宗实录》，希望诏令史臣另行删削修订，以成就一代不可磨灭的典册。【元符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诏令三省参考后进呈。按：绍圣初年，蔡卞、曾布等人因长期不能被任用，想要极力攻击元祐诸臣，完全恢复王安石所施行的政事，所以指责范祖禹、赵彦若等所编修的神宗实录诋毁、诬陷先帝功业，因而请求采用王安石《日录》改修；这些话都出于一时的私意，颠倒混乱是非。于是元祐年间的史官都获罪。到徽宗初年即位，陈瓘和陈次升相继上奏论列，虽然多次降诏要求删修，但最终被蔡京、蔡卞蒙蔽，不能纠正。绍兴年间，高宗皇帝明察邪正的实际情况，才命范冲等人重新修订，天下的议论才得以平定】上奏徽宗，论述哲宗实录不应只差遣蔡京兼任修撰。陈瓘 臣听说，公正而不徇私，朝廷就不会有错误的任举；徇私而不公正，天下就会产生不服之心。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差遣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实录，这是朝廷错误任举中的大事，也是使人心不服的事情。国家自太宗以后，每一朝修撰实录，都有专任的正官。花费即使很多，也不敢吝惜费用；任命官员即使众多，也不怕烦劳，因为这是重大典礼，也是对先朝的尊敬。如今修撰哲宗实录，却只使用兼任官员。难道不是因为蔡京想独自掌握史局，而朝廷不愿严重违逆他的意愿吗？蔡京得以兼掌史局，哲宗的史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专任官员，这是轻视一朝大典、违背祖宗旧例，全部为了一个蔡京。这样看来，朝廷厚待蔡京，竟超过了厚待哲宗。臣前一章所说，朝廷的大政没有不曲意迁就、为蔡京一人谋利的，这也是其中一件。陛下笃厚于天伦，曲意表达对先帝的厚爱，每次面对臣下，谈到泰陵，圣颜便悲伤忧戚，感动身边的人。难道肯因为天下的事务，而在先朝史事上节俭吗？如今众议喧嚣，都有公私、厚薄不均的说法，过错无不归到陛下身上。蔡京替陛下谋划不忠的计策，陛下却替蔡京承担刻薄寡恩的名声。蔡京毫无忌惮，别人不敢说话；陛下孤立无援，别人不敢帮助。使君主卑微、臣子尊贵，臣下凌辱压制君道，哪有朝廷的形势颠倒到如此地步，却还可以长久安定的呢？从前为了修王安石《日录》，专设一个史局；如今为了修哲宗实录，却只设兼任官员。王氏在神宗时受到尊崇，蔡氏在哲宗时受到重视，三家僭越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追究其起因，不过如此。前代已经陈明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加以鉴戒呢？臣自十八日起不能上殿，第二天又再次被隔绝在外，自知一定会受到重谴，按理应当被诛杀流放；然而尚未受到贬谪命令，仍然身处言职，岂敢因为自身危险受辱，就放弃应当说的话呢？希望诏令三省、枢密院，考察历朝差官修撰实录的旧例；如果臣所说不假，请求实行改正，以符合陛下厚待泰陵的心意。【元符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徽宗，论述神宗实录大量采用王安石《日录》。陈次升 臣访闻，前任右司谏陈瓘曾经论述史院修撰神宗实录，大量采用王安石家中的《日录》，颇为失实，却没有听说已经施行改正。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聪明英睿，超越古今；熙宁、元丰年间励精图治，更新各种政务，全部出于皇帝亲自裁断，而执政大臣不过奉行而已。听说王安石《日录》中多处称赞自己的功劳，说一时的各项制作都出自自己，歪曲、诬陷神宗的言语教诲，对上没有祖宗功业，对下严重诬蔑天下，类似事情不止一端；对于掩盖神宗圣德，更是很多。陈瓘曾指出若干事情，朝野相互传说，都认为符合事实，如今却没有听说改正。又听到传闻，史院先前因为曾布请求采用王安石《日录》，于是得到朝廷许可，说修入实录必须取得诏令后才能采用；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史院竟然没有取自圣旨的依据？陛下贵为天子，掌握万乘之权，而神宗一朝的大典，如果竟容许史官任凭私意，扰乱事实，却不加以追究治罪，凭什么彰显圣上的孝道极致？希望圣上慈悲，早日下达指挥施行。【元符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徽宗，请求恢复史馆职务　石公弼

译臣私下考察唐代贞观年间的职官旧例，天子在正衙临朝时，起居郎在左，起居舍人在右；有诏命时便来到殿阶下俯身听取，退下后记录。每当退朝讨论政事，也一定跟随辅臣进入殿中，执笔在前记录，史官跟随其后。及至皇帝在紫宸内阁临朝，则起居郎、起居舍人夹着香案相对站在殿下，把皇帝的得失记录下来。因此，政事的机要、言语的秘密、人的忠奸，都能写入方册，昭示将来；明主贤臣的事迹没有缺漏，一代的典章文献灿然完备。况且唐朝国祚将近三百年，号称治理极盛，没有比贞观更盛的；当时的谋略筹划、制度文采、功勋政绩，必定可以垂示后世作为法则。而当时如此崇尚史官记载，今天考察起来，现存的事情仍有十分之五六，这正说明史官不能不知道旧例。永徽以后，高宗不亲自处理万机，重臣许敬宗、李义府等擅权执政，奸谋邪计被堵塞而无人听闻，群臣畏惧回避；从此起居官逐渐背离旧例，只在皇帝仪仗前承受诏旨，退朝后的议论不再能够听到。到长寿年间，宰相姚璹才开始建议，让执政大臣记录退朝后的议论，因为这些多出于辅弼股肱大臣之口；史官的职责只是记录而已，利害差别十分明显。至于时政记，让宰相来撰写，贤能的人便会推让美名、躲避荣誉，奸邪的大臣则粉饰过错、隐瞒罪恶；事情涉及机密要害的，有时担心计谋泄露而功业受挫；谈到臣僚的，又有时担心嫌隙公开而使怨恨得到发泄。各种巧妙的做法和情状，彼此依靠，编排不广，删削取舍出于私意。这就是时政记在当时屡次建立又屡次废止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国家受天命建立以来，历代圣主相继，百般制度修明，超过古代，唯独史臣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旧例；修撰时政记，也不免有过去的弊病。起居注和史馆日历，只想着敷衍塞责，官员勉强充数，以编排诏敕类别、官职除授免职来叙述年月，便当作编修。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退朝后和便殿中的议论，既听不到；群臣的奏章、谏官的言事、被留中不发的奏疏，也从未宣示史官；被焚毁的稿件往往没有流传。皇帝的神机妙算、奇谋伟略，内可以安定社稷，外可以安抚四夷，足以辉耀史册、作为古今法则的，有些在当时根本没有撰述；到了后来逐渐访求时，必然耳目不相接，真伪互相混杂，是非揉杂在一起，失实的内容流传后世，可信吗？臣下所做的事情，家人、门生、旧日属吏借此加以粉饰，朋党之间的仇怨得以营造私说，文字有所增饰，曲折地另造意义，虚夸美德、放大罪恶，听来不胜其多。于是使高明的文章和直笔记载中，是非仍然犹疑，褒贬自己也拿不准；忠臣义士看到过去的事迹昏暗不明，因而产生后悔没有早日进言的心情。臣私下认为，邪正分辨之后便会形成好恶，好恶显现出来便成为是非。施用于政事，就是刑罚和赏赐；列入国史，就是褒扬和贬斥。一定要让它明白地昭示万世，既在生前有所表彰区别，又在死后有所追录。这样一来，行善的人自然更加坚定，作恶的人自然会丧失气势。这两者都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也是教化的关键，不能不慎重。如今史官的选任，必须是天下文学高、品行修洁的人。如果只是把编排诏敕类别、官职除授免职、叙述年月当作尽职，那么只要通晓文字，求取两省中的一名令史就够了，何必选择人才呢？况且唐代天宝以后，天下多故，起居职务因循废弛，于是百家传记的说法杂然兴起，弥漫流传，不可胜数，大多只是耳闻口传，转相记录，文辞浮华，欺骗扰乱事实；还随意揭发宫闱私事，传播难以查知的事情，搜集怪异奇闻，夹杂诙谐笑谈。用于当时，尚且难免令人怀疑；流传到后世，难道不会被当作真的吗？古人说礼制失传要到民间去寻找，孔子的学问在郯子那里得到名实，都是因为事情年代久远而难以弄清。如果可以考察，就必定会被当作事实。唐代褚遂良任知起居事时，太宗问他说：“朕如果有不善之处，你一定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回答说：“臣的职责是执笔记录，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一定记录。”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起居记录如果不详细，臣下私自记载的内容就会更加广泛。机密从君主上方失落，权柄就会被下臣掌握，这是自然的道理。近世缀辑文章的人颇多撰写传记，也有所论列。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恢复史官记载的根本，事情的源头就不能很快禁止。臣愚昧而恭敬地希望陛下诏令大臣考察讲求旧例，逐渐恢复史馆职务，使史官能够尽意记录，善恶必定记载，细到极点、详到极点，没有任何遗漏。凡群臣的奏章、谏官的言事，无论施行还是不施行，都希望立即宣示给史官，由史官删削、叙述、润色，写入绢帛史册，使后世知道陛下有采纳谏言的明察，知道这是正直之臣能够立于朝廷而不避讳言事的朝代，知道议论政事有群臣共同参与，也知道陛下没有偏听偏信。群臣被拜官或免职，都一定要叙明升迁或责罚的原因，使后世知道陛下没有出于个人好恶的私心。倘若史官因循怠惰、废弃职务，不能及时撰写，就一定要明加贬黜责罚；这样或许可以使君臣的行事、廊庙的谋划，细微之处都得到记载，让后世有所考察取法。臣又认为，唐制中起居官在仪仗之内供奉，而史官一定跟随在其后，正是想让记录臣僚和修撰学士都能亲自见到事实、听到谋略训诫，然后编排次序时不致相互抵牾。这是最为重要的收获。臣又曾考察汉代的事情：记注官没有固定员额，而太史有固定职务。当时近臣都携带囊袋、簪笔入内侍奉在皇帝左右，大概是想有所记录撰述；天下的计簿文书则先上报太史，再抄副本上报丞相。由此，事情可以广泛记载，撰史也可以责成。这是两汉遗留下来的史制，所以成为后世的典范。如今近臣中不担任史职的，亲自看到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本来就不敢有所记录；天下的计簿文书也从未上报。群臣列传中，事情如果不是非常明显、特别著名的，就只取信于行状。行状是门生、故吏所撰写的，不是大公至正的言语，尤其难以作为依据。臣又认为，古代史官都长期任职，如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继编纂史事。唐代张说退休，也一定修史；吴兢被贬谪时，还把史稿带在身边。如今史臣升迁任用没有定时，前后不能相承，文书堆积繁多，修旧史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讨论新事？以至军国政要要到事后才编录，时间久了便产生讹误，这类事情很多，难以一一陈述。至于宰相监修，刘知几认为这是“十只羊九个牧人”，史书有时尚未完成便进呈底本；朱子奢认为这是“给后世史臣打开祸端”。像这些事情，都应当加以变更。希望圣上慈悲，俯察臣狂妄浅陋的见解；前面所陈述的意见，即使有万分之一符合圣意，也请求诏令公卿议定具体条例。【大观二年上奏，当时任起居郎】上奏徽宗，论述起居注所记祥瑞不合经典。宇文粹中

译臣听说，君主以忠诚和利益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安于他的政令；以诚信和顺正侍奉神灵，神灵就会享受他的德行。神灵和百姓互不混杂侵扰，那么天下万物中就会有不是人力所能考核、而自行到来的东西。所以《礼记》说四灵成为畜兽，是说天下至和融洽，万物各遂其性。《周诗》说“赐给我将熟的麦子”，是说五谷顺利成熟，得到应有的养育。万物各遂其性，百姓得到养育，修德而获得祥符的感应，没有比这更大的。至于鳞、毛、羽、介类的反常，虹霓、光影、形色的变异怪异，花果在不合时令时出现，孽生之物不是同类却繁育出来，那么《月令》把它们记作异常，《洪范五行传》把它们记作妖异。先儒董仲舒、刘向之类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臣恭敬地看到，近年起居注所记载的祥瑞征应，琐碎繁杂而不合经典，纷乱冗杂而没有加以区别选择。例如桧树枝上开黄花，蔬菜瓜果上出现佛像，白气腾空，红光照天，桃李在冬天结果，白天出现仙人影像之类，前代都认为是妖异，如今却一概记录为祥瑞。过去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亳地朝廷庭院中，伊陟、巫咸便赞助太戊修养德行以消除灾异；野鸡飞上鼎耳，祖己便训诫高宗端正政事来应对。如今州郡谄媚奉承成为风气，搜集境内的妖怪，绘成图画上奏陈报，他们的意思是说：“这是臣治理有成的效果。” 三省汇集各路奏报，举行拜表称贺之礼，意思是说：“这些都是燮理政务的功劳。”然而几个月之间，祥瑞动辄以千数计。事物违背常态就叫作变异，天时违背正常就叫作灾异；这些现象本来是上天用来警戒告诫人的。如今不把它当作忧患，反而因此举行庆贺之礼。史官所记载的，本应是天子的言语行动、政事诰命，却夹杂谄媚奉承、没有实际内容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典籍的累赘吗？臣以为陛下内在的德行淳厚盛大，光明显达于天、地、人的三灵，恩惠泽被广大，覆盖四海；天地助其顺遂，祖宗积蓄福祉。何必借助这些虚妄荒芜的言辞来增饰盛美？伏望陛下明发诏令，史官对于礼部所关报的祥瑞，应以经典加以验证，只记载其中重大的。至于平常的降雨、平常的干燥、青色灾象、赤色祥象，以及前代史书认为是灾异的各种现象，只照实记载其事，不必勉强缀饰文辞，迁就附会。这样或许可以消弭灾害、回应上天的赐予，仰承天地之心；不虚饰美化，不夸大言辞，也可以把教训传给千百世以后【大观四年二月上，当时任起居舍人】上奏钦宗，请求改正诬谤宣仁皇后的史书 杨时 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臣私下考虑，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将近十年，却无辜遭受诬谤，长久以来未能昭雪。臣谨将事情的始末列述如下：从前元丰末年，臣恭逢神宗皇帝身体不适，哲宗尚且年幼，宣仁圣烈皇后有诏令，二王未经宣召不得进入内宫，她周密防范的考虑是很深的。当时王珪首先提出重大建议，请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其他人没有发言。退朝后，圣上的批示和言语留在中书，并关送实录院；众臣签署的文书，事情始末都记载得很详尽，上有天地鬼神临视，下有旁证，不能加以诬陷。到了元祐年间，蔡确因罪离职，他的党羽才开始捏造他有奸谋，希望借此求取将来的福祉。绍圣初年，章惇、蔡卞掌权，想中伤旧臣、报复私怨，于是把这件事坐实，向上诬陷圣母，并以大逆之名加在王珪身上；把当年决定防范之功归给蔡确，而蔡卞自己也参与其中。他们谋划这件事，并不是偏袒蔡确，实际上是为了他们自己，借此中伤元祐年间的人。天下含冤积怨，已经将近四十年。如今幸逢陛下继承守护神圣器物，如同旭日升起，没有什么隐蔽之处不能照见；而臣有幸充任谏省官员，不能不把这件事向陛下说明。凡是元祐时期写入法令的政事，都已经被焚毁，那么当时留在中书的圣上批示和言语，必定也没有遗存了。所幸绍圣年间修纂的《时政记》，还保存在秘书省国史案中，仍然可以查考。这是上天特意保存下来留给陛下的。伏乞下令秘书省国史案，调取元祐时期的《时政记》，赐给陛下阅览，希望能够彻底查明事实，洗清王珪不忠于君主的罪名，追夺蔡确冒受的褒奖赠典，以及由滥施恩典而加给其他人的封赏，也全部改正，以消释天下多年积累的愤懑郁结。臣不胜庆幸和愿望之至【靖康元年上，当时任右谏议大夫】

译上奏钦宗，请求改正诬谤宣仁皇后的史书 陈过庭 臣听说周公遭受管叔、蔡叔散布的流言，上天震动威严，雷电交作，禾苗倒伏、树木摧折，以彰显周公的德行。圣人用心与天地相合，不幸遭逢变故，天地必有所感应而震动。惟愿陛下圣明相承，内外安定，已经将近二百年。自绍圣、崇宁、大观、宣和以来，星象屡有变异，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水旱灾害连年不断，盗贼遍布田野，终于发展到金人猖獗，直接侵犯京城。这不只是奸邪掌权、忠良被排斥、各种政事没有修治、百姓愁苦所造成的。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稷，留下无穷的福泽，却被天下诬谤将近四十年；天地幽暗郁结，人与神都愤怒怨恨，前些日子的变乱几乎导致大乱，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近来士大夫们都对臣说：“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时，起用年高有德的旧臣，惠养百姓。像章子厚、曾布、蔡京以及蔡卞这些奸险刻薄之徒，都被弃置贬黜，不予任用。小人心怀怨恨，一心只想报复。等到他们得志，便假托绍述熙宁、元丰为名，凡是元祐时期的正直士人都禁止、废弃，不予任用。当时辅相、侍从中的贤能之士，死在遥远边地荒僻之处的，哪里数得清？” 等到章子厚晚年被斥退，颇有悔过之意，他的谢表说：“竭尽全力遏止诬陷徐王有觊觎之心的谤言，一心一意彰明宣仁皇后保佑之功。”由此可知，当时确实曾制造关于徐王的诬谤，并掩盖宣仁皇后保佑之功。范纯仁曾说：“何况宣仁皇后的诬谤尚未昭雪，竟使她保佑君主、忧劳国事的功劳无人顾念。”范纯仁怀抱忠心，激愤发言，所以说了这番话。然而伸张幽隐、纠正冤枉，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详细斟酌，命三省、枢密院以及侍从臣僚共同议论此事，辨明宣仁皇后的美德功烈，彰显被掩没的光辉；然后颁布明诏，向内外宣示，派大臣告祭陵庙。首先用来慰藉在天之灵，其次用来抒发幽明之间的愤懑。上天的意思得以开释，人心感动喜悦，那么中兴的大业应当从此取得成功【靖康元年十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东宫官属 上奏真宗，请求设置东宫师保——陈靖 臣恭见皇太子登临承华宫，照临四方，象征洊雷的礼仪已经形成，正位于青宫；五辂的和铃声响，礼仪盛大地呈现于清庙。只是宾客僚属已经具备，唯独师、保职位空缺。师，是以自己的规范作为师法；保，是保全其德行和义理。如果空缺这一职责，就不符合前代经典。因此臣反复思考，揣摩群籍，希望得出确切的论断，向上辅助昌盛的朝代。自五帝选拔贤能、三王授位给太子以来，虽然禅让和传子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训导方面却是一致的。《虞书》说：‘教育胄子。’周代典籍说：‘延请年幼的君主。’这些都载于格言，说明没有比尊崇教导更重要的事。即使穿戴冕服皮裘、陈列卤簿仪仗，这只能从外在庄严礼仪；至于使他趋向道德、敦厚孝行，这才能从内在启发智慧、治理之理。伏愿陛下隆盛国家的根本，考察沿袭下来的制度，延请三公、宰辅，充实师傅之位，继承二圣的基业，符合天地人三灵的心愿。人们的谋划高度一致，都知道应当尊崇调护；神圣器物光辉相连，也共同依靠守成。又惟愿陛下分封列藩之时，早已彰显圣人的规范；历来在京城任职，经历过各方面的考验，也更加备尝农耕艰难。虽然没有让他以潜邸身份任职，却已经重重光辉、相互照耀。所以太宗皇帝英明果断，以宏大的谋略控制权力，认为六传可以虚设，令各种事务从简。如今皇太子恰好承受储君之位，正值年少，应当设置师臣，丰厚礼数，扩大七教所体现的兴盛德业，增广五行俱下的聪明才智。春天诵读，夏天弦歌，全面遵循旧有典故；左辅右弼，都应长久依赖正直之人。臣谨按《汉书》，始元五年六月诏书说：‘朕以微薄之身得以保守宗庙，战战兢兢，早起晚睡，修习古代帝王之事，通晓保傅之职。’由此可知保傅之职的重要，不可不设置。又臣恭见唐贞观十七年，散骑常侍刘洎认为皇太子刚刚册立，应尊崇贤者、重视道义，以彰明圣德，于是上书陈论，也有旧制可供遵循。然而师傅的名称，未闻其沿革制度。臣学识浅陋，不能测知其范围。伏乞陛下选拔执笔著述的大儒，让他们考订研究；召见掌握国政的元辅，谋划长远之计。希望使太子身边的储备周全，依靠旦、奭这样的老成德才，辅佐汉室，追随商山四皓的高尚踪迹；上合宗社神灵的期望，下符合华夏与四夷的愿望。臣正当晚年，仍忝列朝班，请求告老归田，面对礼经而惭愧自己归退太晚。封缄奏章陈述政事，作为臣子尽忠有终；倘蒙陛下明察，俯赐回顾，如日光照临，增添光彩，则不独是臣生死之幸，也是万民共同欢悦之事【天禧元年上，当时任兵部员外郎、直史馆】上奏英宗，请求委派伴读官提举皇太子身边的人员 司马光 臣恭见陛下派直史馆王陶充任皇子伴读，秘阁校理孙思邈充任本位说书，这确实是国家的首要事务，是圣明深远的谋划。然而臣听说，三代的贤明君王设置师、傅、保来教育太子，又设置三少陪他闲居；至于前后左右侍奉、御用、仆从之人，也都选用孝顺友爱、端正善良的士人，驱逐邪人，不许他们在身边，使太子每天都能见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言论，然后道理才会明白、德行才会盛大，内心愉悦、身体安宁，福泽及于万民，功业流传万世，这就是教育的益处。如今王陶等虽是皇子官属，如果不能每天见到皇子，或者见面后很快退下，言语不能融洽、志意不能沟通，从未同皇子讨论经术的精微、辨析人情的邪正、探究义理的是非、考察自身行为的得失，那么教育者只是供职，学习者只是备礼；而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之中，若有奸佞邪曲、阴险机巧之人混杂其中，出入起居、朝夕相近，以非礼诱导他，以不义引导他，用谄媚纳取他，用诈伪帮助他，那么即使皇子天资聪明、端正诚实而难以改变，亲近的人也容易使他受到熏染，时间久了就容易改变；谄媚容易被接受，诈伪容易使人迷惑。这样一来，即使有博学大儒、端正之士担任师傅，最终也没有益处。

译臣听说孟子说：‘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落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我见它的次数也太少了，我退下之后使它受寒冷的时候却太多了。孟子又说：‘一个齐国人教导它，许多楚国人围着它喧扰，即使每天鞭打它，要求它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臣愚昧地伏望陛下多设置皇子官属，广泛选取天下有学问、有品行的人充任，使他们每天在皇子宫中同皇子居处游息，讲论道义，倡导善行、抑制恶行，辅佐皇子成就美德。他身边前后侍御仆从，也都选用谨慎端正诚实的人，由所属官司结罪保明后，才能进入宫中；仍专门委托伴读官提举、考察。若有奸佞邪曲、阴险机巧之人诱导皇子做非礼之事，伴读官应检举并依法处理，立即斥逐，不让他留在皇子身边。若皇子自身有过失，规劝教诲再三仍不听从，也允许报告朝廷。这样就一定会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善人更加亲近，邪人更加疏远，这是天下的幸事。大理评事赵彦若，孝顺友爱、温和善良，谨慎清正、坚定守节，博闻强记，难于求进而容易退让；国子监直讲李寔，喜好学习、富有文才，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秘阁校理孟恂，清正纯厚、和乐平易，始终如一，这些都是臣所了解的人。伏望陛下选择这三人，并广泛寻求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以充任皇子官属。臣推心置腹、竭尽忠诚，不敢顾虑个人形迹而越礼妄言，恭候谴责贬黜【嘉祐八年五月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淮阳王暂且应设置师友，不宜建立僚属，翊善王陶等应先纠正职任 吕诲 臣恭见淮阳郡王宫设置翊善、侍讲等官，又听说翊善王陶等请求郡王向他们行拜礼，臣私下思考此事。名分如果不正，礼制必然失当，臣岂敢不列举说明，以便上达圣听？如今郡王出阁的礼仪，并不是开府建官，所以暂且应设置师友，不宜建立僚属。国朝至道元年，中书奏案记载：唐文宗时，李石说太子有侍读，诸王也有侍读，却没有尊卑等级的礼制，请改为侍奉诸王讲读。皇侄、皇孙属于环卫之职，请以教授为名，皇帝听从了。先帝为寿春郡王时，命张士逊、崔遵度为友。到天禧年间，张士逊任谏议大夫兼太子庶子，前往资善堂参见，仍命他登阶列拜。从此才有跪着接受拜礼的制度，事情的体制已经很清楚。臣想请求朝廷先纠正王陶等人的职任和名位，名分既然正了，礼制自然安定。况且郡王年纪已经长大，应当早日出阁，以便奉行朝请。这样一来，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然成为僚属，在礼制上就合宜了【嘉祐八年九月上，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选置颖王府官属——吕大防 臣恭见皇子颖王以嫡长子的尊贵地位，年少而德性正在成长，出阁开府，至今已有两年。虽然陛下圣心谦逊，尚未及时正式册立东宫，但社稷的根本、天下的希望，确实都系于此。至于师友僚属，应当任用当时有道德、有才俊的贤人；有的应以方正严肃使人敬畏，有的应以品行义理作为效法，或许才能履行辅导职责，发挥皇子的聪明仁义资质。纵观前代，从未不谨慎对待此事。因此虞舜时有夔，周代有周公、召公、史佚、太颠、散宜生、闳夭；汉代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奋、丙吉、韦元成、邓禹、桓荣；晋代有山涛、张华、王导、贺循，他们都是以元老重臣、大儒来辅佐和端正储君。所以疏广对宣帝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副君，师友必须选天下最杰出的人。’张佚对光武帝说：‘为天下立太子，就应当任用天下的贤才。’由此可以看出遴选师友的用意，这正是为了重视国家根本、尊崇宗庙。臣私下见近日授任的颖王府记室陈荐、侍讲孙固，没有听说有什么道义，学问也非常浅薄。陈荐当初被选用时，已经受到当时舆论非议；孙固得以进用，更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大家都认为他们是谄媚侍奉公卿，才得到这样的地位；又怎么能够成为藩王府的表率，辅佐太子呢？臣愚见，应该告诫辅臣，重新选拔经术品行修养明达、可以作为师法表率的人，充任王府官属。至于陈荐、孙固的才力器量，应根据他们所能胜任的事务，改授其他职务。又请求依照现行法令设置王傅、友官，选择两制大臣中有道德学问的人充任其职，这样朝廷尊荣，天下也就幸甚了【治平二年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英宗，请求慎重选择颖王府翊善——张方平 臣私下认为，颖王地位是嫡长，正值盛年，正应当考察古制、向学求道，修养诚意、增进德行。他身边前后有职位的士人，应当朝夕进献教诲、咨请告诫和法度，使他无论出入起居都不敢不恭敬。太子一人端正，万国就会因此端正，这是社稷的根本。如今遴选官僚，起用当时俊杰，却在数年之间便再次迁调更换。这样借王府作为升任要近职位的途径，就会使士大夫把它指为做官的捷径，并不是用来资助王府、尊重王位的办法。愿陛下留意此事，重申谕告执政大臣。王府记室，应当兼用擅长文辞书翰的人选。至于翊善、保傅的职责，也应当在两省以上官员中推选老成而有旧日声望、行为安稳、节操平和的人，使其能够长久任职，掌领宫中的事务。至于侍御仆从中那些善于逢迎、侧身献媚、以不正当的事情和言行诱导王的人，应当察访后报告王府；小过予以惩戒，大过则上报朝廷斥逐，不让小人留在王门，以彰显王的美好声誉，这就是国家无穷的福祉。惟愿陛下留神察看【治平三年上，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上奏神宗，请求为皇太子设置傅——黄履 臣听说古代政治极为清明的时候，太子即使还在幼年、刚刚懂事的阶段，也一定选取天下孝顺友爱、博学多闻的人来护卫辅弼他，就是希望他见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言语，行走正道。臣听说皇太子年纪渐长，保傅尚未设置；即使他天资神明、聪敏齐整，得自上天赋予，并且乐于修养内在，依礼修养外在，到了成人时，喜悦而又恭敬，温文尔雅，深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还是有所教导的结果。伏惟皇帝陛下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让太子观看，自然有默然领悟之处；圣学高深远大，随口所说都可以作为法则，让太子听闻，自然有明白后遵循之处。然而只以恩爱主持教养，而不以善道要求他，必定要设立傅来培养他，审察道理来指示他，展示德行来使他明白；二帝三王的盛治，也无不如此。臣愚昧不肖，不足以阐明当世的重要事务和先王建立治道的根本，只是守着浅陋的学问，冒昧援引经义来进言，臣不胜恳切的犬马之情【元丰六年五月上，当时任礼部尚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内侍上 上奏仁宗，论都知以下官员不可无故加优厚使额。韩琦 臣恭闻，寒暑顺应时令，年成就会丰收；赏罚分明，君主的权柄就会受到尊重。因此君王兴教化、立政事，行动都取法于天道：有功一定议定赏赐，有罪一定施行惩罚。正如春夏使万物生长繁殖，秋冬使万物肃杀凋零，万物没有不顺从的。如果与此相反，就会出现该寒冷时反而温暖、该温暖时反而寒冷的情况，万物没有不违背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执守中道来驾驭天下，就可以比肩尧舜的盛治。臣才质衰朽、职居近侍，惭愧地参与谏诤群臣的末列，凡有所闻所见，常愿竭尽肺腑，上报补益淳厚的政治，稍稍符合陛下宽宏广泛求言的心意，所以不敢在职位上保持沉默，以免辜负陛下的甄别擢用。惟愿陛下怜悯并察看。臣恭见近来睦亲宅建成，从提举臣僚以下，都有诏令增加官秩，用来奖励劳绩。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永和实际总管此事，所以有遥领团练使的任命。等到他的同列不久也一并受到推恩，当时公众舆论都认为不对。大概是因为为一名官员的缘故，却使众人共同受赏，所以如此。有人认为，省局之内官员次序彼此妨碍，因此按次迁升也不算太有害。臣因此不敢立即列举论奏。如今听说前省都知以下的官员，又再次获得优厚的使额。臣私下观察众论，更加疑惑。实在是因为劝善惩恶的方法中，爵位和赏赐最为重要。如果不是考察他的官籍，只按年资劳绩酬报，那么就必须有显著功劳记在功籍上，按时给予宠幸和任用；若不依据这些，都会流于没有名实根据。所以《尚书》说：‘官职不可授给私人亲近，只授给有才能的人；爵位不可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授给贤者。’从前卫国人赏赐宁武子于奚，于奚辞去封邑，请求上朝时使用繁缨，卫国答应了。孔子听说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名位和礼器，不能随便借给别人。’东汉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明帝没有答应，赐给她钱一千万，并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所以难以答应。’这些都是古代圣明君王谨慎处理刑罚和赏赐根源的事例。伏望陛下想到，若对近幸施加私恩，劳臣一定会怨恨；若失去识别和纠正的能力，国家的大道就会日益败坏。请特别显示至公之心，立即收回并停止施行，使褒奖一项功劳就能劝勉天下，纠正一项罪行就能使天下服从。行善的人更加努力修养品行，不仁的人更加致力于改过自新，以达到美好安定的风气，永远符合中正之治【景祐三年九月上，当时任右司谏、谏院供职】上奏仁宗，论都知、押班不可升列于阁门、引进使之上，请求收回先前下达的札子，不再施行。孙沔 臣私下听说，内侍另行设置主司，中官可以自行通达禁省。唐代四品官不过掌典制度，五局兼设令、丞，是为了分掌宫禁之政，不让他们挟持外廷的议论。这样约束，尚且到了侵凌的地步。因此圣宋以来，明定制度一直存在。太宗制定法令，真宗述说箴规的训诫，明令近习各自守住职分，难道是让他们轻易干预国柄、暗中玩弄天机吗？一句话就能造成毁誉，三项政事都可能出自吹嘘，关系到安危，所以尤其要加以约束。因此先朝秦翰等数人，行为端正谨慎，节操义行深厚，心中都喜好善事，意在不害人；出任外职便总管边方重任，回朝则守卫内廷职务，让他们兼领事务，也不侵夺其他官职，只保留使者名号，始终没有给予特殊任命。如今听说想让都知、押班凭借资序，位列阁门、引进使之上，这是毁坏国家旧典，助长宦寺的威权。何况内殿起居另有班次，外朝集会朝见也不参与，为什么要给予特殊待遇，让他们窃据高位、横行无忌？大概是因为办理局务时常与文武官员共事，便争着排列名衔、自高身份，于是想改革品秩，侥幸求取宠荣。是谁开启了这条危险的阶梯，竟然任意败坏经常制度？如今边疆正在用兵，赏罚是首要之事，遴选武官资序尚且难以达到激励劝勉的目的，怎么适宜让宦官再位居侯伯之上？臣私下担心，将帅之臣会以居于他们之下为耻，到了论功行赏之时也不会看重这个官职；这样会大大扰乱纲纪，事情也并非小事。伏望皇帝陛下遵守祖宗的规章制度，戒备身边近臣和受宠幸者的权力，那么就是朝廷的福分、天下的幸事。所有先前关于下札子给阁门、重新确定都知押班位次的命令，恳请不再施行【庆历元年上，当时任右正言】上奏仁宗，请求都知、押班奏请恩泽一律仍按旧制。张方平 臣昨天听说重新确定二省都知、押班等官位列在阁门使之上，舆论纷纷而起，臣深深认为不对。当时主管官员没有人据理争论，假如顺从他们的请求，已经错失了机会。如今又听说二省请求为子孙奏请恩泽，在通常官秩之上再增加一级。这件事如果施行，不仅违背祖宗法度、毁坏扰乱朝廷典章，还必然使陛下有偏私亲近内侍的名声，大臣有阿附亲幸的丑闻，内侍有放纵横行的议论，谏官御史有隐瞒沉默的过错。况且都知、押班地位亲近，应当替朝廷爱惜制度体面，行动遵循法度，勤勉地奉行公事；像这样侥幸求取恩泽，怎么向外廷显示？《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应当在事态渐渐发展时就加以戒备。汉代的事情，臣曾经向陛下说过了。伏乞陛下圣明裁断，深切察纳。至于都知、押班奏请恩泽的惯例，伏乞一律仍按旧制【庆历元年五月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内臣的权力和任用稍有过度，请求加以裁抑。包拯 臣恭读先朝实录，私下看到真宗皇帝曾因对辅臣谈到前代内臣倚仗恩宠而放纵横行、侵蚀政事、危害百姓，说自己常常对此深以为戒。至于内臣的班秩和赏赐，不让超过应有的限度；有了过失，也从未姑息宽免。因此这些人平时也常怀畏惧。王旦等回答说：‘前代的事迹明白可见，足以作为借鉴；而圣上的思虑能够谈到这里，是社稷的福分。’臣私下看到近年来内臣的俸禄、官秩和权力任用，优厚尊崇稍有过分，恐怕并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凭陛下英明神断，有罪必罚，这些人或许不敢犯大的过错；然而应当在事情刚开始时加以控制，以免后来留下祸患。伏愿陛下牢记先帝的话，把它作为固定训诫，凡事更加裁抑内臣的权势，那么天下就不胜幸甚了【庆历四年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请求停止给王守忠发放两使留后的俸料。何郯

译臣恭闻，内批命令以昭宣使王守忠修治祭祀器物有劳绩，特意授任景福殿使，并仍赐给节度、观察留后的月俸。臣起初听说内批指挥只是授王守忠宣庆使，第二天又听说授予节度、观察留后。如今虽然节度、观察留后的任命没有施行，却仍以月俸的方式赐给他，又改迁使职名号，劳绩浅而赏赐重，内外舆论很不认为适当。爵位的设置，是用来对待有功劳的臣子、劝勉忠义的，所以赏赐厚薄要看功劳大小，关键只在于不虚授而已。至于担任一个职务、办理一件事务并取得成效，本来就是人臣竭力尽职的常分。以常分之劳接受赏典，已经过分；赏赐又厚，正好会开启侥幸滥赏的根源。况且王守忠掌管修治祭祀器物，也只是人臣办理一事、竭尽力量的常职罢了。然而陛下重视宗庙事务，以此酬报他的劳绩，从昭宣使越级授为宣庆使，施行的恩赏不能说薄，正合适了。王守忠却还不满足，继续要求君主的命令。以小小劳绩、职分常事，却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以后有人冒着刀矢石弹抵御边疆敌寇，果真建立显著功劳，朝廷将用什么爵位赏赐来满足他的功劳呢？何况内臣领受遥郡，祖宗制度只限于观察使，而且不是积累劳绩，从来不曾轻率授予。如今王守忠虽未被授予两使留后，却得到相应俸禄，人的欲望往往都是逐渐产生的。既然得到了俸禄，必然还想得到官职；如果又顺从他，那么还有什么职位是不能求取的呢？事情应当在开头就加以戒备，发展到末端尚且来不及禁止，何况一开始不戒备，那么弊端必将泛滥。王守忠一事，恳请只依照原先的指挥，授予宣庆使；至于两使留后的俸料，也请停止发给。陛下如果想优厚地表示宠待，恳请多赐给他金帛，就足以作为恩典。至于爵位和俸禄是国家的公器，不可轻易授予；授予而不滥用，朝廷纲纪或许才可以保存。臣以空疏之才充任耳目之官，遇到事情便直言，因此不避忌讳，伏望圣明特别省察采纳【庆历八年八月上，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王守忠不应参加紫宸殿的宴会。何郯 臣恭闻，阁门最近送进四日紫宸殿宴请使者的座次图，入内都知王守忠也列在杨景宗之下参加宴坐。臣查访得知阁门仪制：内外臣僚带有刺史、节度、观察、留后等遥郡官名的，不得按照正官班次列位；至于赏赐、进献，也与正官很不相同。只有正式担任刺史以上官职的人，凡遇宴会朝见，才允许列坐殿上。如今如果因为王守忠带有两使留后的名号，便依照正官的例子升殿参加宴会，那么从今以后内外臣僚凡带遥郡官名的，都可以在殿上列坐，这就开启僭越、破坏法制的先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朝廷的仪制品秩，是用来辨别尊卑上下的区别的，不可轻易抛弃旧章而造成混乱。何况祖宗典法，从未有内臣在殿上参加宴会的事情。这个弊端一旦开启，损害不小。伏望下令给阁门，立即改正，完全遵守旧制；并命令今后遇到宴会朝见时，凡臣僚职位不应入座者，不得擅自提升其座次，希望借此显示朝廷纲纪的端正，戒止人臣僭越失序的企望【庆历八年十一月上，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起初，景福殿使、梓州观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兼领武信留后，不久诏令王守忠按正任官的班次列位，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王守忠于是改任阁门使，按本品秩编列参加宴会。西上阁门使钱晦说：“天子举行大朝会，竟让宦官同士大夫并列，坐在殿上，一定会被四方夷狄嘲笑。”然而最终还是奏请确定了座次图。等到何郯提出意见，王守忠自己知道参加宴会不合适，到了宴会那天便推辞不去。上奏仁宗，论不应宽免何诚用——何郯 臣前些日子查访得知，修建琼林苑防池楼时，士兵经过三司论告监官内臣张继升盗取官府木材，案件刚下到军巡院审查弹劾，又牵连到御药院祗候何诚用，不久便奉中旨将他释放。臣在十月十日已经具札子列举论奏，请求重下有关官司审查审讯，以辨明虚实，至今还没有得到指挥处置。由于张继升所犯的情状按法律并不轻，尚未依法处以刑罚，颇为舆论所议论。臣既然有所闻见，按道理应当把话全部说出来。圣王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刑罚和政令统一，这样政治教化才能兴盛。不因仇敌而废弃赏赐，有功必赏；不因亲戚而偏爱，有罪必罚。赏赐不因仇敌而废止，惩罚不因亲近而放松，然后纲纪法令才能明白整齐。然而政事的兴废还有远近之别，事情的利害还有大小之分。朝廷亲近之臣，距离近，有罪而不治，危害大；天下边远内外的臣民，距离远，有罪而不治，危害小。为什么呢？朝廷是根本，天下是末端。应当从大处防范小处，端正末端要从根本做起。将要整顿天下，必须先整顿朝廷；将要整顿朝廷，必须先整顿亲近之臣。从来没有亲近之臣端正而朝廷混乱的情况，也没有朝廷端正而天下混乱的情况。臣伏念陛下自从继承光大圣明基业以来，刑政权柄整顿施行，从未废坠，臣民有犯罪的，少有宽免。如今宽免张继升，难道不是因为何诚用正处在近侍之列，替他请求，因而减轻他的罪责、宽免了他吗？如果因为何诚用受到陛下的私恩，所以宽免张继升的刑罚，那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不同。或者将两人都完全宽免，那么政令就会松弛，法律就会毁坏。这种溺爱造成的弊端，会超过以前，并为后来危害政事打开缺口。君主制定刑罚，对亲疏不能有不同，并不是不仁慈，而是要端正一个罪行，使千万人都感到畏惧。如今因私恩宽免一个张继升，必将开启一百个张继升式的罪犯相继获得赦免的先例，这样得到安全保全的人少，而遭受刑戮羞辱的人多。过去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儿子因杀人获罪，廷尉请求依法论罪，皇帝不敢因为亲属关系而违背先帝制定的法律，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因办理五坊息利钱，拘捕无罪平民，裴度趁入对时极力进言。皇帝说：‘我想同你商量，东军一些小事，我自己处理。’裴度说：‘用兵是小事，五坊使捕捉平民才是大事。军队的事情不处理，只令人担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怕会扰乱京城。’皇帝大悟，于是治罪杨朝汶。由此看来，这两位君主并非薄待骨肉亲近之人，而是表明不能以私恩损害公义。伏望陛下以汉武帝、唐宪宗为鉴，割舍不忍之恩，端正罪人的名分，使内外之人释然，知道刑政没有私情，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臣身份疏远，却议论亲近之臣，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实在是因为何诚用正受到陛下眷顾，威权非常盛大，臣一开口就可能遭祸；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臣的职责在于进言，不忍辜负陛下的奖拔任用。谨将汉武帝、唐宪宗所行的两条事迹记录下来进呈，伏乞圣慈特别省察，并将臣前一封奏章下交中书施行【庆历八年上，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请求不许内外臣僚举荐近上的内臣。

译何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上奏仁宗，论内臣有过犯、曾经降职的人，不得再充任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次。何郯 臣恭闻，近来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位有空缺，按惯例应当依次迁补。由于这些职位日夜在陛下身边，最为亲近，所以应当慎重选拔谨慎守法、没有过失的人充任。有罪过、曾被贬黜的人，不可再议论授予这些职务。何况朝廷近来已经申明内臣条约，曾经降职的人不许再充任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次。自从重新制定这条约以来，如今正是第一次迁调更改，尤其应当遵守，以彰明命令的信用。若自行放弃既定制度，授任失当，臣私下恐怕命令施行以后，众情不服，必然导致人们反复议论，烦扰圣听。臣所以事先列举论奏，是希望朝廷选择采纳。凡是爵位赏赐，都不要有过分差错，以满足人心。伏望圣慈特别宣谕中书、枢密院大臣：此次每年递迁的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职次，都命令依照近日申明的条款施行；有过犯、曾经降职的内臣，不列入拟议进用的范围。这样才可贵在慎重选择近侍，参与候选，必能得到妥善防范【皇祐元年上，当时任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论葛怀敏恢复内侍名位职务

译臣听说从前葛怀敏曾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管干皇城司公事，因宿卫不谨慎，导致叛逆之徒乘机作乱，震惊宫闱。若不是宗庙社稷深重、陛下乘舆几乎遭遇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叛徒被捕后，又没有让他们活着押送来，企图灭掉奸人的口供，天下舆论认为罪责在葛怀敏、杨景宗二人而已。臣每每想到这件事，便痛心扼腕。陛下仁慈圣明，不忍加以重诛，只解除他的内职，让他居于外任。如今因他奏报事情，忽然有这样的任命。如果再次恢复内侍的名位职务，并且赴原任任职，那么不久之后恐怕又会恢复入内内侍省的职位。如果再次处于内省，宿卫之变就难以保证不会重演。况且条制规定，内臣都知、副都知等职，有过失而被调充外任后，便不许再居旧职，这是防范一切细微祸患、十分深远的法制。伏望陛下命有关官司查考旧制，追还并停止现在的任命。法制一旦毁坏，再恢复就很困难；既然有这些抵触之处，臣不敢起草制书。中书送来的词头一道，臣冒昧封还【皇祐元年十一月上，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王守忠不应授任节度使。孙抃 臣下恭敬地听说，内防诏已经下达中书，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充任节度使。臣起初听到这件事，惊骇而不敢相信，为什么呢？自陛下即位以来已经三十年了，陛下圣明高远、超越前古的地方有三点：对舅家亲属颇能遵循法度；中宫的近亲也自行收敛，不任意扩大职权；内侍中的显贵也不敢逾越。以上这些，都是前代难以做到的事，而陛下不断告诫、整饬、训导和勉励他们，很少有人敢妄加干预。天下的大贤和正直之士都歌颂陛下的圣德，认为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做到这样。所以即使夷狄在外强盛，蝗灾、旱灾在内发生，百姓仍安然无忧，没有失去太平景象，这实在是陛下多次感动天地，才使百姓得到这样的安宁。如今突然把统帅的官职交给宦官，难道是陛下的本意吗？臣谨按唐代制度，大总管、大都督的职务，兼带使持节，才称为节度使；这是用来尊重将领、专掌军事的，国家安危和战争成败全都系于其身，怎么可以让宦官担任这种职务呢？太宗朝王继恩平定剑南有大功，朝廷商议奖赏时，也只晋升为顺州防御使，另外设置宣政的名号来宠遇他。陛下如果认为王守忠勤劳尽职、任职日久，那么增加俸禄、使他安逸、加以奖赏慰劳，都是可以的；唯独不应授予他过高的官秩，使之逾越祖宗的典章法度，从而损害陛下的圣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认为这个决定绝对不能实行，否则会招致天下和四方夷狄的讥笑。恳请陛下圣明裁断，在制敕尚未正式下达以前，特加恩准，收回并废止此命。【皇祐五年上奏，当时任权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请求禁止擅自阉割宫童　吴及 臣听《尚书》说：“官员之间应当互相规劝，百工掌握技艺之事，也应以此进谏。”臣不才，亲逢宽仁的君主，担任执掌刑法的官吏，常常探究刑罚的根本，愿意献上愚拙的忠诚，只希望陛下怜悯宽容，使臣能够把话说完。臣私下认为，前代设置肉刑，截断肢体、刻伤肌肤，使人终身不能忘记，甚至造成鞋子便宜而受刑者所穿的木履昂贵、长着鼻子反而成为耻辱的情况，刑罚滥用到了这种地步。汉文帝受到缇萦请求的感动，认为受过肉刑的人肢体无法恢复，即使想改过行善，也没有办法，因此把肉刑改为鞭笞，说：“应当斩左脚趾的，改笞五百；应当施行劓刑的，改笞三百。”然而人已经被打死，鞭笞仍不停下；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是在杀人。汉景帝又进一步放宽刑罚，才仅仅保住少数人的性命。祖宗察看过去刑法的弊端，免除烦琐苛刻的刑罚，体恤我们这些百姓，爱护他们如同爱护赤子，开始采用折杖法，给天下带来了新的气象。这实在是旷古以来圣贤都没有想到的办法，却在一旦裁决后实行，使海角天涯的百姓如同接受父母的教诲一般，深厚的恩泽已经深入骨髓。陛下的明察如太阳普照，覆盖天下如苍天，高居法宫之中，深切体察百姓的隐忧，何尝不申令告诫群吏，亲自察看各类案件；即使有疑难案件上报，也无不得到平反昭雪。历代施用刑罚，从未像本朝这样清明，因此上天应当降下祥瑞来报答，赐予陛下纯厚的福祉。陛下正处于国家隆盛之时，却还没有享有继嗣降生的喜庆，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听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最尊贵；君王治理天下，本应上调和阴阳，下顺应万物，即使是一条小虫、一尾小鱼、一株草木，若不能得到适宜的处置，执政者也要承担罪责。何况人具有方圆相肖的形貌，禀受精粹的灵性呢？莫非上天的意思是宦官太多，而陛下还没有觉察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肉刑中有一种叫作宫刑，圣人将它废除，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如今陛下对此不以为意，任由宦官之家争相寻求别人的儿子，残害断绝人伦；他们为了希求爵禄、赏赐，保护门户，竟使宫童无罪而遭受刀锯之刑，因而夭折死亡的，难以一一计算。有疾病而夭折，是太平之世所引以为耻的事，何况没有疾病呢？有罪而施宫刑，前代君王尚且不忍，何况无罪之人呢？臣又听说，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制定制度，人数也没有超过一百人。臣不敢远引汉唐，只请以祖宗近来的事情加以比较。陛下试着看看祖宗在位时宦官共有多少人，如今又共有多少人？人数多少的差别，不用臣说，陛下自己也能看见。臣愚昧地认为，胎卵受到伤害，凤凰便不会到来；宦官势力过盛，继嗣便不能孕育。伏望陛下顺应阳春施生万物的时令，发布宽仁的诏令，诏令朝廷大臣详细制定条款，全面禁止进献子弟充任宦官。应当停止进献；有人说停止进献会导致人数不足，但臣认为并不是人数不足，弊端在于宦官掌管了其他事务。陛下如果让宦官兼管外廷事务，那么人数再多也会不足；如果只让他们专门守卫宫禁，那么人数再少也会有余。况且传达圣旨、分掌职任，外廷已有三班使臣在外，何必拘泥于使用宦官呢？如今三班使臣在都城等待缺额，往往三年、两年都不能补授官职，以至于休弃妻子、卖掉儿女，在道路上哀叹怨恨，和气已经受到损伤，廉耻和操守也荡然无存，这恐怕也是内臣侵占、谋取员额缺位造成的。如今既然停止进献，断绝宦官兼领其他事务，姑且可以允许他们收养儿子作为后嗣，但不要阉割这些孩子。对于内臣来说，这不至于伤害朝廷的恩意；对于陛下个人来说，也不会因此伤害万物。这样做，上天的心意一定会响应，圣明的后嗣一定会增多，招来福祥、安定社稷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孟子说过：“尊敬自己的老人，并把这种敬意推广到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把这种爱护推广到别人的孩子。”希望陛下留意宫内宫外，臣不胜庆幸。【至和元年上奏，当时任审刑院详议官】上奏仁宗，论石全斌等因丧葬而妄图求取恩泽。范镇

译臣在九月中上奏说，外间议论都认为石全斌等人借温成皇后葬礼之事，妄图求取恩泽。陛下上次又顾念月入南斗的戒示，慎重地认为爵禄不可轻易授予。当时陛下亲口对臣说，本来没有这个打算，又说如果给这批人升官，就是让他们因祸得福。臣退下后私下庆幸陛下的话极其明察圣明，也认为外间的议论不值得听信。近来臣从接伴使者返回，走到雄州、莫州一带，沿途听说石全斌由作坊使转任宫苑使，由绵州防御使转任利州观察使，其余干当使臣也都按例升迁两资。臣想到，天子的言语岂有臣下不相信的道理？这样看来，一定是石全斌等人长久请求，陛下不忍一再拒绝，大臣又没有替陛下坚持上奏，才使天下人有理由议论陛下。章献皇太后辅佐陛下君临天下，章懿皇太后辅佐陛下，章惠皇后保护陛下，三位太后对陛下都有母亲般的恩德。她们下葬之日，负责护送和监护葬礼的臣僚，升迁任用从未有这样优厚，赏赐也从未有这样丰厚。如今却使天下人议论陛下特别厚爱温成皇后，而有轻视三位太后的心意，实在是由于石全斌等人贪冒滥求，也由于大臣没有替陛下坚持上奏。本朝从未有观察使因为葬礼而被轻易授予。臣身为谏官，如果不加以论奏，就是臣辜负陛下赋予臣责任的本意。请求将臣的奏章交给中书、枢密院详细参议；如果认为臣所说不对，请求罢免臣的职务，放臣回归田里，使臣免受尸位素餐的罪责；如果认为臣所说正确，请求追回石全斌的告敕，以平息众人的议论。【至和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石全斌不应授任入内副都知。刘敞 臣私下看到，入内押班石全斌被任命为入内副都知。臣谨按：石全斌此前已有制书，授任宫苑使、利州观察使；不到三天，又重新更换这项任命。早晨下令，晚上更改，是古人所非议的。如果是因为石全斌自己陈说，探知他不满的意思，便曲意顺从他的请求来取悦其心，那就是朝廷的恩典本来没有定制，只取决于宦官临时乞求。宣布给天下听，必定会认为迷惑；传给后世，必定会成为笑柄。为什么呢？陛下的赏罚应当取信于人，天下也应当以此教示后世；但不知道石全斌究竟有多少功劳。此前出使岭外，已经受到赏赐；如今温成皇后葬礼结束，赏赐又并不少，他却不知满足，越发要求升迁进用。朝廷也应当爱惜政体，不应轻易改动已经确定的命令。石全斌不过是宫闱近侍，陛下尚且这样姑息；万一以后有权势比石全斌更大的人，又将如何对待他呢？臣虽鄙陋卑微，实在爱惜这种政体，不敢轻率撰写告词。【至和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带御器械必须任用老成谨慎畏法之人。赵抃等 臣等私下听说，内臣阎士良已经得到命令，担任带御器械。臣等看到，前两年郭申锡曾上奏说，按照内臣旧制，必须任过边职五年，再任带御器械五年，并且年龄须在五十岁以上，历任没有贪赃和私罪，才可以参加选任充当押班。臣等随后听说陛下听取采纳了这项意见，内外传播，都认为很恰当。这是因为希望得到老成谨慎、畏惧法度而没有过失的人，任职于陛下身边。听说陛下还下令枢密院，常常坚持这一规定并予以施行。如今诏书墨迹尚未干，就听说已经任命阎士良为带御器械。臣私下认为，带御器械这个职名，将来大多会成为按惯例升迁的阶梯；押班必须从带御器械这一职任中选拔老成谨慎、没有过失的人。况且阎士良性情狡猾，自来便同内外大臣相互结交依托，长期在河北任职，夸大张扬事势，天下人都知道。他历任期间还曾犯有赃罪，甚至判处徒刑。如今枢密院却全然没有坚持守法，首先扰乱了既定法令。阎士良这项新任命，请求陛下收回废止，另行选择善良之人，以此惩戒和劝勉陛下左右之人。【至和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废止内臣暗中升官的惯例。吕诲 臣恭敬地听说，设置官职、制定俸禄，是用来等待任用合适的人，并作为奖赏和劝勉；超过这个范围，就不是向天下公正施行的办法了。臣私下看到，近日任命管干御药院、入内供奉刘保信、王保宁、邓保寿、王世宁四人为遥郡团练刺史，消息传到内外，震惊了听闻此事的人。臣姑且依据本朝旧例来说：高品黄门担任供奉官三十年，每十年升转一次，是为了不让这些人坐享俸禄。比如咸平年间，洛苑使、入内内都知秦翰和雷有终讨伐王均之乱，后来建立功劳，才授秦翰以内园使、恩州刺史。却不知道刘保信等人立下了什么功劳，竟与秦翰得到同样的恩赏，只不过是攀附援引暗中升迁的无名惯例罢了。伏乞追回已经作出的命令，特别改为按正常资序升转。如今边疆多事，臣担心因此使内臣无功而升秩，掌兵用律的人便不肯效命；这就像鹤鸟乘坐轩车，卫国人便没有作战的意志，是有国者应当深切警戒的事。希望陛下圣明裁断，不要因偏爱亲近之人而损害天下最大的公正，这就是臣拳拳盼望的。【嘉祐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废止内臣暗中升官的惯例。吕诲 臣恭敬地听说，宝元以前，各阁分内品一类的人不过一二十人，近来增加到数倍。除本身的身份俸禄外，他们还领取本阁料钱、四季衣服，又从三司领取折食价钱，冗费非常多。因此历任天章阁、后苑、内东门、御药院的内臣，待遇最为优厚。有的人只因监督工程等一切小小劳绩，便被计算为功效；只要得到圣旨全数下达，就能超越资序、越级升迁，这叫作暗转。从内品供奉任职不几年，便授为诸司使、遥领刺史、防御使、团练使等职。过去石全育、何承用、卢昭序、张茂则、冯承用之类的人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既然给他们暗转，俸禄也随之增加。这样的滥施恩典，不仅扰乱先朝典制，即使同前代相比，也从未听说过。即使前班武臣历任外职，或沿边建立显著功劳，也从未有这样迅速的酬赏。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爵位、均定俸禄，是为了砥砺才能，明确升用的次序，以成就大业，难道只是为了向内官借贷恩宠，招来天下怨言吗？说君主对私近之人恩厚，这实在是臣为朝廷深感痛惜的事。臣不知道祖宗的制度究竟因为什么被废弃了。恰逢陛下即位之初，太后临朝，制命出自帷幄，威权福柄被内官假借；斜封墨敕授予不应授职的人，因此外廷很少能够听闻。

译我怀疑暗转的惯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到了明道以后，陛下亲自处理万机，北司的弊端却没有听说被革除，为什么反而又让它比从前更加炽盛呢？然而宣命出自内省，迁擢的诰敕也要经过两府。大概是上下历来相互因循维护，把弊端遮蔽起来而不说。有人把陛下的爵禄据为私恩，结交权贵宠臣，凭借关系进入近辅职位，这种人到处都是。因此积弊日久，陛下没有机会知道。侵蚀公家、妨害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都城之下，高门大宅，珍宝货物堆积，富贵达到极点，全都是幸臣所有。倾尽府库的财物，耗竭百姓的膏血，去资助这些没有功劳的人，能得到什么好处？臣恐怕人神都会怨怒，这不是朝廷的福气。假如刘保信等人出任外职，稍微建立些功劳，陛下将来又拿什么官职来酬待他们呢？臣私下认为，先帝奖赏秦翰讨贼的功劳，应当把它作为固定成例，那么小人的觊觎之心自然会止息。伏乞陛下降旨，让入内内侍省核查宝元以前各阁分内品的人数，与今日比较；如果员额过多，就立即裁减；并为管干天章阁、后苑、内东门、御药院分别限定人数，或者规定三年一换。同时命入内内侍省把印纸历子中有无公过等事详细批注；如果因劳绩而达到应予酬赏的标准，就立即按资序升迁，送中书出给诰敕。这样才可使内侍省同枢密院、中书相互关涉，不敢隐瞒欺骗，从而完全做到公正。至于暗转所得的俸禄，一概不合成例，请求全部裁撤；仍请追回并废止刘保信等人先前的任命，只按正常资序升转，使内外臣僚的升迁一致，赏赐真正起到劝勉作用，这是天下的大幸。【嘉祐五年十一月上奏】上奏仁宗，论押班必须年满五十岁。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任命带御器械苏安静充任内侍省押班。臣私下听说，国家旧制规定，两省押班必须年满五十岁以上才可以担任。苏安静尚未五十岁，却特意破格提拔任用。臣恐怕今后内臣求取进用的人会援引此事作为成例，于是年龄很小的人便能居于众人之首，国家旧章也会因此毁坏。臣私下认为这对朝廷关系重大。伏望陛下追回并废止苏安静原先的任命，以保存典章法度。【嘉祐六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朱颍士通过内降求取官职，请求依法查问责罚。傅尧俞 臣近来因为朱颍士管干汴口一事上了两道奏章。虽说他的差遣已经罢免，但朱颍士不应当通过内降求取任命，内侍省也没有依照条例坚持上奏、交由都水监查问；那些迎合举荐官、阿附权贵而保举朱颍士的人，至今也没有受到查责。得到任用，就可以侥幸获利百倍；失去任用，却没有万分之一的损失，这正是贪婪欺诈者的凭借。臣听说，明主喜欢抓住事情的要领；失误则在于陷入琐碎。百官之中，一天有多少人、多少事？如果想对每个人都反复叮咛，对每件事都加以告诫，那么所遗漏的事情哪里数得完？只需间或选取过错最严重的加以严惩，百官就会彼此勉励，各项事务也都能治理好；这是最重要的政务，也是陛下应当特别留意的。朱颍士既因内降而得以活动，内侍省又不复奏，反而依条例交都水监查问；至于那些迎合举官、保举朱颍士的人，也请陛下早日下令查问责罚并施行。否则，贪图侥幸的人不会停止，欺骗蒙蔽的人不会畏惧，破坏陛下法令的人会越来越多，烦扰陛下听闻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臣再三冒昧进言，恭候诛责。【嘉祐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论李允恭不应举荐孙永昌。傅尧俞 臣恭敬地听说，入内都知李允恭上奏，把其子供备库副使尧佐的儿子孙永昌推荐为入内黄门。臣私下听说，内臣只许收养一个儿子，而初次补授入内都知也没有特别恩典。李允恭既不应举荐孙永昌，尧佐也不应收养他；如今一旦破坏条例、越过成例，事情便出于正常次序之外。这项任命一旦实行，必然有人援引攀附而进用，陛下已经确立的法令也就会废弃。大抵因一件事开启侥幸之门容易，设置限制恩泽的制度却很难。官职赏赐的弊端，近来才略有革除；侥幸求进的道路胶固难除，还有许多未能清理的地方。已经施行的法令，唯愿陛下像金石一样坚持，不要轻易改变，这就是天下的大幸。孙永昌的新任命，请求追回废止。李允恭长期侍奉陛下左右，不可能不知道条例，却公然违背制敕，也希望特加查问责罚。何况内侍省的条例十分明确，而孙永昌所违碍的不止一条，臣不敢全部陈述，以免烦扰圣听。伏乞陛下降旨仔细查问核实，免得有人隐蔽欺骗。【嘉祐七年七月上奏】上奏仁宗，再论朱颍士、李允恭。傅尧俞。臣近来多次上奏弹劾，指出管干汴口的朱颍士虽然已经被追究并罢免差遣，但朱颍士不应当求取内降，内侍省却没有依照条例坚持上奏，将朱颍士交都水监查问；至于阿附权贵、保举朱颍士的人，也还没有受到查责。入内副都知李允恭不应当上奏，推荐其子尧佐的儿子孙永昌充任入内黄门；按照规定，内侍只许收养一个儿子，而初授都知又没有另外的恩典。既然有尧佐，李允恭便不应举荐孙永昌；既然李允恭还在，尧佐也不应收养孙永昌。邓保寿失行之事，不应作为攀援的先例；甘昭吉援引旧例的请求，也已经收回废止。事情的进退和违背法令之处，事实清楚明白。御史中丞王畴也上劄子论列这些事情，却都没有得到处理。臣出于愚陋卑贱，毫无才能，不能感动天听，惭愧恐惧到了极点，不知如何自处。臣只是想到，陛下制定法令，是为了维持纲纪；幸臣破坏它，执政者又徇情曲从，法官加以论奏，陛下却又收回而中止。这样一来，法令在四海之内伸张，却在朝廷之中屈服；请求在疏远外臣处禁止的事，却在亲近机密之处实行。上位者所作所为，必定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将来凭什么向后世展示并取得天下的信任呢？陛下的法令起初并没有动摇，无故之人尚且敢于冒犯；假如冒犯之后还宽容他们，那么谁还会同陛下一起守法呢？臣恐怕纲纪一旦紊乱，渐渐会有无法重新纠正的地方。请求将朱颍士、李允恭分别加以查问责罚，使求取内降的人知道警戒畏惧，举荐他人的人不敢存侥幸之心；这样法令就会彰明，纲纪也会端正了。【嘉祐七年七月上奏】《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类 内侍类 上奏仁宗，论赵继宠不应越级求取天章阁的职任。傅尧俞 臣恭敬地听说，负责差遣、赠赐淑妃董氏阁使臣的供奉官赵继宠，求取天章阁的职任，朝廷还下令让他位居干当使臣之上，事情很不公平，人们都因此叹息怨恨。臣私下依据旧法：内东门有缺额，就按名次差任天章阁使臣；天章阁有缺额，就差任后苑使臣；后苑有缺额，就差任延福宫使臣。嘉祐三年八月又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申明。如今从天章阁以下、延福宫以上担任干当的人，共有十三人，也都是长期侍奉陛下左右，因劳绩而升迁的。赵继宠有什么功劳，竟然直接居于前列？将来内东门有官缺，他就应当按次序补任，这会败坏、扰乱纲纪，增长侥幸之心。枢密院完全没有详细核查条例，有人请求就一概施行，贪图觊觎的人相互观望效仿，臣实在担心旧条例会日益毁废。臣又听说，至和元年十一月，杨永德干当延福宫，只是依照先后次序递补，当时也有明确约束。今后延福宫、后苑、天章阁不得再增添人员。陛下念赵继宠长期侍奉淑妃，收纳并奖赏他，等到延福宫有缺额时再特意差他任职，恩意已经十分优厚。至于让他位居天章阁人员之上的命令，伏望立即追回废止。凡有升迁更改，都请遵从旧法办理，这样陛下听闻会日益清明，人心也不会有遗憾。【嘉祐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再论李允恭、赵继宠。傅尧俞 臣近来上奏，请求追回李允恭之孙孙永昌的恩命，并夺去供奉官赵继宠的差遣，但都没有下发处理。权力和事务胶着难解，凭臣孤单的力量难以改变；臣早晚思量，几乎无处安身。臣想到，幸臣求取宠信、破坏常法，枢密院苟且徇情，任其肆意请求，以致臣一次次烦扰陛下的圣听。然而臣之所以不避诛责而喋喋不休，是希望陛下怜悯采纳，防微杜渐，整顿纲纪。臣若顾虑自身而退避，便不再说话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弊端渐渐加重，不知这对朝廷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凡事在萌芽时制止，比较容易用力；如果认为小事无害，积累起来，后悔就会很深。假如立即按正典惩处孙永昌，赵继宠哪里还敢妄生侥幸？如今这两个人如果不追回恩命、夺去差遣，两省内侍便会相互攀援、争相趋附，各自产生越出绳墨之外求进的念头。美好的官职和优厚的俸禄，大多会归于私下请托，明文敕令和法令全都成了空文。唯愿陛下留心思考，这难道是治理政事的体统吗？如今朝廷的过失，只依靠几名台谏官，所以陛下有时还能听到。如果堵塞了这条道路，陛下的聪明还能寄托在哪里？臣认为这些话值得听取，希望陛下奋然实行。若不能容纳他们，不如明确加以贬黜。忠义之士还有不顾性命而进言的人；如果不辨明章奏的是非，奏章送入却不下发处理，只让他们默默地苟食偷安、长期困在牢笼之中，那么有志之士哪里肯为陛下安守职位而长久留下呢？这不仅是孤臣的羞耻，也不是陛下的福气。至于今后，如果依照先前颁下的条文，其他人不得援引成例，那么这样的命令正是弊病的根源。臣虽无状，并不愿意屡次让陛下听到这些话，难道陛下会不厌恶吗？只是陛下还没有想到罢了。伏乞将臣前后论列孙永昌的奏章以及论赵继宠的两道奏章交付外廷，早日按照法令全部施行。【嘉祐七年十月上奏】上奏仁宗，再论李允恭、赵继宠。傅尧俞 臣多次上奏，请求追回孙永昌的恩泽、夺去赵继宠的差遣，但始终没有下发处理。近来听说郑睹竟要援引十多年前的事情和赵继宠的先例，又被任命干当后苑，舆论至今没有停止。幸进之事接连不断，事情传到士大夫中间，无不惊骇。这样因缘攀引，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哪有以法令驾驭臣下，执政者却不设置官职让人进言，而陛下又不肯听取的道理？这样一来，条文禁令不必设置，御史也可以废除了。臣不是不知道拾取细小过失、姑且借此供职，上不违背陛下，下不触犯贵臣，就可以避免祸患而迅速获得富贵；只是恐怕臣今天得到的并不多，将来陛下会后悔得太深。所以臣独自反复思考，不能自已。张升废弃陛下的法令，依仗幸臣援助，蔑视进言者，仿佛旁若无人。张升过去也曾任御史，历任知杂事，后来做到中执法；当日他对陛下说的是什么？如今所作所为却如此。陛下稍加省察，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伏望圣慈，将臣前后论列的奏章发出，依条例施行；否则就杀掉臣，以使权贵幸臣快意。臣因忠愤所激，言辞不能文饰，唯愿陛下留神裁处。【嘉祐十年十一月上奏】上奏仁宗，论御药院刘保信等人不得只在内廷授官而不出任外职。暗中计算官资　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到，自祖宗以来，选择内臣中谨慎诚信的人来管干御药院，是因为这个职务最为亲近，担心他们名位渐渐尊崇、岁月稍久之后权势过重而无法控制，所以一向任用供奉官以下的人担任；升转到内殿崇班，便出任外官。这是祖宗深思远虑、防微杜渐，远胜前古、为万世留下谋略的制度。近年以来，旧法颇被破坏，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往往暗中计算官资，请领相应俸给，长久不改，实在违背祖宗本意，极为不便。如今正值陛下即位之初，理应革除积弊，一切遵循旧章。臣私下听说，管干御药院的刘保信等四人，也曾自己陈述，请求因覃恩另授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分别依照他们各人的请求，以及对一向暗中计算官资的内臣，都授予正官，任命为外职；另行选择供奉官以下、平素知道内情且忠信谨慎的人，来管干御药院。并且从今以后，凡升官至内殿崇班以上的内臣，都必须出任外官，一律遵守祖宗制度，不得暗中计算官资，仍旧留在内廷担任差遣。【嘉祐八年五月上奏，当时任谏院官】上奏英宗，论张茂则年纪未满五十岁，不可担任押班。司马光等 臣等私下听说，祖宗旧制规定，内臣年龄未满五十岁，不得充任内侍省押班。近来任命张茂则时，他年仅四十八岁。如今陛下刚刚即位，尤其应当谨慎遵守祖宗法度，用它来约束左右之臣，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如果张茂则确实有才干可以任用，即使再留这个缺额两年，等他年龄达到规定后再授予他，又有什么晚的呢？臣恐怕张茂则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内臣攀附求进的人就会增多，统一的法令从此毁坏，人人相互效仿，便无法禁止。不如在事情刚开始时就把它纠正。臣等区区所作所为，所着眼的只是国家大事和珍惜国体罢了。【嘉祐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任守忠的十项罪状。司马光

译臣近来两次上奏，陈述任守忠奸邪的事迹，请求依法处以重刑，至今还没有听说施行。臣出于迫切的忠诚恳切，不能自已。臣私下看到，任守忠早年以小臣身份侍奉先帝，幸蒙宠信、奖拔，荣禄都已达到极致，天天侍奉左右，却不能用忠言正道来补益先帝万分之一，只是专门用诙谐谄媚来求取欢悦，这是他的第一项罪过。他总领近侍，朝廷把差遣之权交给他，他却凌辱轻蔑同列，任意决定他们的取舍；依附自己的人便爱护取悦，违逆自己心意的人便憎恨排斥；援引亲党，排挤压抑孤寒之士，任性徇私，毫无顾忌，这是他的第二项罪过。他历来所得的俸禄赏赐并不少，却放纵贪婪本性，年老以后更加严重；盗取官物，收受财货贿赂，金帛珍玩充满私宅，房第产业在京师中首屈一指，聚敛之心从来没有止境，这是他的第三项罪过。他结交朋党援助，专门占据权势，放纵胸中欲望，任意施加威福；所喜爱的人即使犯有大罪，也替他掩盖不说；所厌恶的人即使只有一点瑕疵，也要纠察揭发，罗织成罪，使宫禁之内的人举步侧身、屏息而行，畏惧任守忠，没有谁能与之相比，这是他的第四项罪过。濮王去世时，任守忠监护葬事，卖弄国家威势，轻蔑皇族；趁着濮王丧事，乞求并夺取财物，所得已经很多，却始终不满足，于是诬陷长子宗懿不孝，使宗懿受到谴责，因感愤成疾，直到去世也不能为自己洗清冤屈，这是他的第五项罪过。先帝年事渐高，又没有继嗣，深深思考宗庙和百姓所系的重大责任，属意于圣明之人来继承大统，这决不是一天两天的考虑。然而任守忠暗中蓄积奸心，破坏国家的大防，深深忌恨国家立长、立贤，想要在仓促之间居中提出建议，选择年幼、柔弱、昏庸、懦弱的君主，以求取得巨大私利，正如有唐末年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事情。幸亏先帝聪明卓越、见识深远，果断决定而毫不疑惑，否则太平基业几乎就要坠落在地上，这是他的第六项罪过。等到陛下已经成为皇子，任守忠内心怀着忧惧，天天在先帝面前用各种办法离间，隔绝内外，使陛下进见应对极少；于是先帝作为陛下的父亲，不能施行父亲的恩爱，陛下作为先帝的儿子，也不能尽子女亲情，这是他的第七项罪过。先帝驾崩，陛下继承大统，不幸染病，皇太后暂时与陛下一同听政。任守忠乘此机会大肆施展奸谋，窥伺宫中言语，编造事迹，往来反复变脸，进退之间说辞不同，使皇太后具有文母般的慈爱，却免不了产生投杼的疑虑；陛下具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孝行，却遭到辜负恩德的诽谤。他挑拨两宫，使两宫终于产生深厚的嫌隙；考察他的阴谋，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幸赖皇太后聪明坚定、坚持正义，不可动摇，否则祸乱的兴起，哪里说得尽呢？这是他的第八项罪过。等到陛下圣体安康，皇太后亲自归还政权，任守忠不但没有劝导陛下勤修子道、承顺颜色、报答皇太后盛德、扩大美好声誉，反而随时势变化，见风使舵，想要假装输诚而献上新近的忠心，以巧言掩盖过去的罪恶；把过去诬谗陛下的办法，改作今天诬谗皇太后的言辞。陛下未必会听信，但皇太后听到后，不能不放在心上，终日流泪忧郁，以致成病。任守忠只想在两宫之间反复左右、替自己谋求利益，完全不顾天下人如何议论陛下的善恶，这是他的第九项罪过。皇后刚刚正式居于正位，天下人都在瞩望她的美德，任守忠却擅自替皇后谋划事情，完全不禀告皇太后，假传教令，打开祖宗珍藏的宝库，擅自取出数万两金珠献给皇后。他既取得一时的欢心，又坐享丰厚赏赐，违反婆媳之间的礼法，开启骄奢侈靡的根源，使皇后承受恶名，而自己却收取厚重的利益。臣下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他的第十项罪过。任守忠有这十项大罪，都是陛下亲眼所见、众人共同知道的；此外他欺骗轻慢、作奸犯科、恣意横行、不守法度的事情还很多，无法尽数说完。他实在是国家的大贼、世人的大蠹虫。伏望陛下把任守忠的罪行全部公布，明白昭示四方，在都市斩首，以惩处奸邪。【治平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陛下亲自选拔御药院等处的人选。司马光 臣从前入殿奏事，恭敬地看到陛下宣谕说，内臣的差遣一概交给都知司办理。臣当日已经上奏陈说，认为这样不妥。如今入内内侍省都知任守忠依仗这项权力，背弃公义、树立私党；奉承他的人便可以获得升迁，违逆他的人立即受到排斥，威权和施福施祸的权柄全在他手中，于是使宫禁之中畏惧他超过畏惧君主。幸亏陛下英断，已经将他斥退。可是如果不把威福的权柄收回，那么这只是除掉一个任守忠，又产生一个任守忠，没有任何益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除了内臣按常规办理的差遣仍旧令都知司安排外，凡是管干御药院、内东门、龙图阁、天章阁、后苑、化成殿、延福宫等处，以及临时差遣、管干内外重要事务的人，都请陛下亲自选拔任用，用事情来考验他们，观察他们的为人；忠诚谨慎而有功劳的，就加以赏赐提拔；奸邪无能而不称职的，就加以贬退，不必一一查核资序、搜寻成例。这样一来，谁不会感念陛下的恩德、畏惧陛下的威严，献尽忠诚、竭尽力量呢？哪里只是内臣如此？即使外朝臣僚，也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治理。【治平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派遣宦官担任陕西钤辖。吕诲 臣近来听说，陕西四路各派一名宦官充任钤辖，专门管理蕃部事务，并支取公使库钱一千贯，还规定每年入朝奏报边事，权势十分重大，听到的人都感到震惊。臣不知道陛下的谋划究竟多么深远，只是听到群臣的议论，都认为这样做不妥；也担心替陛下谋划此事的人考虑得还不够周全。自唐代以来，凡是出兵失利，没有不是从监军造成的。我朝沿袭前代的弊病，已经很久没有变革，为什么还要再增加这种人员呢？像走马承受，官品极低，仅仅一路设置一人就已经造成无穷危害，何况如今钤辖所寄托的权力重大，实际上已经同安抚使的权力相当了。推究朝廷的用意，一定是因为近来熟户背叛、弓箭手逃亡，想让宦官按时犒劳他们，专门采取姑息办法，这是多么疏忽啊！臣曾经看到，熟户耕种官田，完全没有征税和徭役；遇到战斗时，才出一人一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侵扰。他们安居乐业，界外的生户羡慕不已，只是常常苦于谅祚的诛求，想成为汉民却不能做到罢了。由此可以知道，熟户本来没有背叛汉人的心意，这是很明白的事。只是谅祚用厚利诱惑他们，又用重兵胁迫他们；边臣坐视杀戮而不加救护，他们为了逃避死亡，难道是出于本意吗？如果朝廷的威势施加到边外，使戎人不敢入侵，熟户自然就能安居。

译否则，即使每天宰杀肥牛、备办美酒加以犒劳，也只是白白耗费钱财，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至于士卒长期不训练，大概是因为兵官不致力于协同。假如五名将军中有一名宦官不喜欢教阅，动辄姑息迁就，因而士卒骄纵懒惰；其他将领稍微严格整饬纪律，怨言和诽谤便竞相出现，统帅大臣也感到畏惧，只怕因此生出事端。上下因循苟且，军队就没有办法精锐起来，这正是宦官姑息所造成的后果。疆场之事如果真的只这样处置，臣还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好处，只看到了它的危害；藩篱不久就会毁坏，藩篱一旦全部毁坏，边城就危险了。臣前次上奏，请求趁无事时整顿熟户和弓箭手，大臣们共同商议，却始终认为不可行。臣观察如今的处置，实在不妥；如果默默不说，便辜负了陛下任用臣的使命。所谓四名钤辖，臣希望朝廷裁减罢除，精心选择统帅大臣，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们，或许可以使边疆之外的权力集中专断，这样也才便于明确责任。唯愿圣明裁择。【治平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侍御知杂事】上奏英宗，论派遣宦官担任陕西钤辖。傅尧俞 臣听说近来派遣四名内臣，分别担任陕西四路钤辖，使他们专门安抚整治熟户，并处理他们的冤屈纠纷，同时允许每年入朝一次奏事。臣私下独自思量，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设置安抚经略使，正是为了处理这些事情。不能慰问安定百姓，使他们反叛而投贼，和无缘无故被羌戎劫掠，都是有关官司的过错。假如说帅臣力量不足以办成此事，那么即使换成内臣又有什么益处？难道边疆藩篱被贼人掠去，竟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吗？如今边事刚刚发生，处置不可失当。臣认为，安抚整治的关键，应当专门督责帅臣，只是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才力。如果仍然不能称职，就加重处罚予以罢免；这样既可谋求后续成效，也能伸张朝廷威灵。何况事情中有不便之处，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将来李若愚奏事，如果不把他的话当作可信之言，却把它同无用之人的话一样一概听从，那么安抚经略的权力就会落到这四个人手里了。那些帅臣将忙于谄媚奉承他们，哪里还敢同他们争论事体、辨明是非？即使李若愚等人审慎谨慎、没有过失，也不足以作为后世制度；一旦形成惯例并取得成效，反而会留下忧患。古人说“堵塞那细小的漏洞”，何况现在的形势并非细小漏洞呢？伏望陛下采纳臣这番浅陋意见，特别下令停止前此错误的做法，并把它完整记入史册。臣不敢再详细说，只愿陛下留心省察。（治平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 上奏英宗，论述派遣宦官担任陕西钤辖。赵瞻 臣听说古代天子推着战车送将领出征时，会说：“京城门以内的事由我处理，京城门以外的事由将军处置。”这是为了明确表示授予将帅专断之权。所以唐朝在各道出兵时设置总管、节度使，乃至统领、押领各蕃部落和邻近边界各蛮族等职，通常都列入官阶品秩，遂成为固定制度。本朝自从兴兵西征，分设戎府，外有四路扼守敌境；而招讨、经略、安抚、总管等职，责任极其重大，因此从来都选用贤明的文武大臣来掌握其权柄。对内统辖数州军民，对外统辖各蕃部落，威恩、刑赏以及处置是否合宜，都应当有所决定，哪怕细微之处也不敢不振作办理。近来战事稍息，人人谋求安逸，丝帛、棉絮、饮食渐失于奢侈浪费；边疆藩篱和聚居的族群不再顾念防备，过去已经有人称为两面派，如今竟彻底成为匪徒。自从西夏兵势压迫边境以来，思顺酋豪既已成为统帅，各族离散衰弱，本来纷纷归投中国；不料为了救护营中的熟户，随即又反叛，导致边疆一片空虚，连侦察候望的斥堠也没有了。贼人若侵犯边境，便可直抵城下，朝廷确实应当慎重考虑并改变制度。近来却特意任命内臣王昭明等四人各自主管一路，招抚附近的蕃族；虽然说是格外用心，实际在处置是否合宜方面却大为失当。我私下观察唐朝，兴兵最多，任用宦官统领军队，往往导致败事；如“观军容使”“宣慰使”等名目，常成为令人痛恨的祸患。命令他们招集蕃部、镇抚安定边疆，这些全都是大将的权力，岂容偏将从中阻挠？一旦把这种权柄交给他们，便会重蹈过去的弊端；军机受到牵制，统帅如何能够安心？依臣愚见，不如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帅臣，这本来就是他们职分所守；若有过失，又有谁能逃脱责任？这样既堵住分权而生事的漏洞，又明确表示专一任命、责成其事；只要罢免宦官，使他们不再干预军政，就足以吸取前代史书的教训，从此消除祸乱的根源了。臣长久居住在关陕，逐渐熟悉当地事务；近来从西边回来，又访问沿途边民和议论时事的士人，他们大多都说这是错误。愿陛下特别留心裁断，不要怕改弦更张，随时招抚怀柔，以安定携贰之众。（治平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 上奏英宗，论述派遣宦官担任陕西钤辖。赵瞻 臣承蒙陛下特意出于圣意，提拔臣担任谏官，即使犬马也知道报效，臣子难道会忘记奋发尽力吗？何况听闻舆论，臣怎敢自行沉默。近日在垂拱殿已经具备札子详细奏陈，指出内臣王昭明等四人分掌边任，会侵夺并扰乱帅臣的权力，请求另行设置，专门责成大将办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采纳，这是臣未能尽到言官责任的地方。此事一旦写入国史，已经玷污了陛下即位元年的重大政事；如今又不察纳臣言，终将成为国家日后的遗憾。假如能够立即收回前命，使群情得到安慰和快意，那么顷刻之间便会更加彰显纳谏的美德，所以人人无不替陛下深感惋惜。况且帅府处置蕃部，只是边事万分之一；如今仅因一件事情偶有失误，便增设宦官，将来再有事情发生，又打算用什么办法应对？何况他们各自接受密令，每年入朝拜见，又干预边臣；政令疏远而军政日益危急，意见不同时谁能主持裁决？对外尚未制服敌人，对内却先破坏政事。从前程元振诬陷来瑱有罪，鱼朝恩离间郭子仪的功劳，所以穆质劝谏不要任用宦官为将，而吐突承璀最终在镇定一带没有功劳；裴度奏请罢免诸军监阵宦官，而李愬在淮蔡追逐贼军。至于本朝鄜延败事，就在河中斩了王德和；麟府损失军队，就把王元道流放到海边荒远之地。这难道不是古今得失的明显验证吗？然而仍使议论者忧心忡忡，怀疑皇帝的决断尚未明确，责怪辅臣犹豫不决；这正可说是事机紧迫，不能不赶快进谏。臣地位极其卑微，受愚忠激发，连身后的祸害也顾不得了，完全不知道顾及自身和家门的私利，也不知道有群宦官、群奸邪的势力；冒犯天威，即使死了也罪不容诛。臣愚昧，实在不能抑制这番激切之情。（治平二年三月上奏。） 上奏神宗，论述御药院的高居简。司马光

译臣听说古人有句话：“堂上不清除粪秽，郊外的野草就不会被顾及；近处的坏人不治理，就没有空闲顾及远处。”臣私下看见，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性情奸邪反复，擅长进谗、善于谄媚，长期处在皇帝身边的职位上，罪恶很多。臣谨按祖宗旧制，主管御药院的官员官阶达到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须调出外任。这是因为任职日久、官阶渐高，便要防止他凭借皇帝威灵，私自玩弄权柄。远取汉唐覆亡的教训，深深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制定了这一制度。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因覃恩升官的，全都补授外职，唯独留下御药院四人，天下首先就以这件事讥刺陛下的过失。何况高居简在众人中最为狡猾，而陛下特意加以宠信，把他当作心腹；朝廷内外都指指点点，极大地玷污了圣德。臣的职责在于纠察不正，不敢不说。伏望圣慈遵守祖宗法令，凡主管御药院、官阶达到崇班以上的，都授予外任差遣；至于高居简，请求远远地加以窜逐，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治平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上奏神宗，论述御药院高居简。司马光 臣近来曾上奏说，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善于进谗谄媚，请求把他远远窜逐，但至今还没有施行。从前周公用《立政》告诫成王，连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的官员，也都要选择合适的人。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正，说：“从前文王、武王时期，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又说：“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逢迎偏私、侧身献媚的人，只要选择贤良之士。”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媚，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自古圣帝明王，即使是身边的微贱小臣，也从未不谨慎选择端正贤良之人，以防止自己产生安逸放纵之心。何况陛下继承宝命，圣德焕然一新，善恶兴衰正将在此时分判。却让像高居简这样的谗佞之人早晚常在身边，还对他宠信，这就是日后祸乱的根源，是心腹之患。臣的职责在于除去邪恶，不敢不再三上奏。伏望圣明依照祖宗旧制，凡主管御药院、官阶达到崇班以上的，都命令调出外任；至于高居简，仍请求远远窜逐。（治平四年七月上奏。） 上奏神宗，论述御药院高居简。司马光 臣昨天在入殿前上奏，说主管御药院的高居简从先帝时起就私自玩弄权柄，陛下又宠信他，大大成为圣德的拖累，请求治他的罪。陛下允许臣把此事送枢密院施行，但至今没有听说有任何指挥。不知高居简用什么办法笼络陛下，竟能达到如此深的程度？高居简所长不过是进谗谄媚；谄媚不过是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揣摩迎合皇帝的心意，以满足君主欲望来谋求自己的权力，使君主沉溺于荒淫宴乐而不自知；进谗不过是离间君臣、君主与骨肉亲属，迷惑君主的心，以巩固自己的恩宠，使君主陷入危亡而不自觉。这两种情况都不可不察。假如陛下即位已经多年，功业已经成就，才有谗佞之臣开始玩弄权力，天下有识之士尚且应当寒心。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必然会成为祸乱的阶梯。何况如今陛下刚刚继承大统，正是锐意求治的时候，却突然把高居简留在身边，还加以宠信；他的根基已经牢固，那么将来的忧患怎能说得尽呢？这就是臣不避死亡、一定要竭力争辩的原因。有人听说陛下想等高居简自己请求退职，然后再把他遣走。臣实在愚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假如是国家大臣，年高有德，平素声望很高，偶然有一点小过失，外人还不知道，陛下为了保全始终，让他自行请求离去，以保全他的名声，那还可以；但对于那些怀挟奸心、作恶行邪的人，尚且应当明正刑法。何况高居简只是宫禁中的小臣，罪恶累积满盈，理应在市朝公开处刑，向四方宣示，以警戒奸邪小人，难道还值得替他隐瞒吗？而且高居简的奸邪早已传遍远近，陛下今天即使替他隐瞒，天下人的耳目难道能够遮蔽吗？高居简之所以能够作恶，是因为他自托身于宫禁，就像狐狸依凭城池和土地之神；他唯恐离开陛下左右，哪里肯自己陈请退职？伏望陛下把群臣前后所说高居简的事情和罪状全部拿出来，将高居简送交有关官司，明正治罪，以彰显至公之道。（治平四年七月上奏。） 上奏神宗，论述御药院王中正，请求全部罢除寄资，令其补授外官。外官　司马光 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先前全部罢免了以寄资方式任用的内臣高居简等人，命令他们补授外官，朝廷内外都欣然欢喜，无不称颂圣德。不久听说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并任命王中正主管御药院，众人颇为失望。臣私下认为，祖宗的用意是：御药院这一职务最为亲近机密，官阶超过供奉官的，便立即令其罢职调出，正是为了防微杜渐，给万世子孙留下谋略。其忧虑深远，确实是自古帝王所难以企及、子孙应当谨慎守护而不可失坠的制度。近年以来，左右近臣留恋权势，又贪图俸禄官位，于是请求暗中办理资序，预先支取俸给，名叫“寄资”，用来欺骗外人。这难道是祖宗的本意吗？如今陛下想振举纲纪、使治理之道焕然一新，就一定应当革除长期弊端，完全遵守正法。法律就像堤防，平常应当保持完整坚固，才能没有祸患；一旦有蚂蚁掘土使其泄漏，就会逐渐溃败，再也无法挽救。近习之臣早晚在身边，借各种因缘祈求恩宠，没有穷尽；若不以祖宗旧法约束他们，恐怕陛下日后也会厌恶这种局面。何况王中正一向以奸猾著称，很喜欢招揽权力，如今把他置于要职，就是又造就了一个高居简。伏望陛下依照先前颁下的指挥，全部罢除寄资者，令其补授外官，以成就圣德的美名；另行选择内供奉以下、朴实正直而廉洁谨慎的人，令其主管御药院，以保存祖宗的制度。（治平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上奏神宗，再次论述王中正及不应当派内臣到外地访察事务。事情　司马光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喜欢让内臣访察外面的事情，并询问群臣的才能和是否称职。臣愚昧地认为这不合适。陛下在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在外有提转、牧守，他们都是陛下的心腹耳目和股肱之臣。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精心选择人才，使他们各自履行职责，推荐贤能，纠察奸恶，评论政事得失，陈述民间利害，都让他们写在奏牍中，明白地启奏陈说。对于尸位素餐、苟且偷安以及挟带私心欺骗蒙蔽的人，小则治罪罢黜，大则诛杀流放，谁敢不公正尽忠、竭诚奉行陛下的美德？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如同都在一堂之上，陛下还担心有什么不知道的吗？如今如果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向近习之臣询问，采纳道听途说的话，接受俯身附耳的密奏，不核验虚实便施行赏罚，臣恐怕谗邪之人得以任意施展爱憎，而陛下反而替他们承受讥讽毁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派往陕西主管公事，知泾州刘涣等人曲意谄媚奉承他，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意愿。不久刘涣等人就得到升迁，吴舜臣则被降职罢黜，众人都说这是王中正所做。假如确实如此，就是王中正玩弄权力，已经有了明证。如今陛下又把他放在身边，委以心腹之任，臣恐怕天下人将会一个挨一个地畏惧他，抬着金银玉帛来奉承他了。外间又议论说，山陵礼仪结束后，韩琦一定会请求退职，两府将会有人迁升。臣非常担心，两制以上的官员中，万一有不知廉耻的人，暗中结交这类人以求进用。尧那样聪明，还要向四岳咨询，等众人的意见都一致后才任用人，尚且错用了鲧，何况可以根据近习之臣的一句话来决定吗？凡是公正忠诚、正直之士，一定不肯借助左右近臣的声誉来求取自我推销。齐威王之所以奖赏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从前汉唐衰落时，宦官之所以破坏纲纪、倾覆国家，都是因为君主同他们在帷幄之中谋议，任免群臣。这是治理与祸乱、安定与危亡的根本，不可不察。伏望圣慈详细思考臣的话：凡想知道天下的事情，应当询问外朝群臣。王中正不可让他主管御药院；如果有奸佞之臣预先设计谋划，经营谋求进入两府，也一定不可任用，那就是天下的大幸。（治平四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 上奏神宗，论述不应派王中正等人到外地办理事务。杨绘 臣谨按《春秋》：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改变旧称而称为“元年”，是希望在开端就做得善美；改变第一个月的称呼而称为“正月”，是希望在开端就使其端正。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刚登上大宝，重新颁布重大政令，天下百姓都侧耳擦目，等待观察圣明的功业和睿智的事业，这正是所谓在开端求善、在开端求正的时候。凡百项措施，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近来听说派主管御药院的王中正到陕西办事，接着又派主管御药院的李舜举前往，不久又派押班王昭明继而前往。御药院押班是最亲近的职位，自祖宗以来很少派出任职。外地官吏如果奉承皇帝所亲近的人，不仅扰乱百姓，也极其惊骇人心。如今竟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派遣御药院两人和押班一人出外办事。陛下把这些人当作心腹吗？如果是，那么馆阁、台省的臣僚，都是朝廷培养以备任用的人，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心腹，非要任用这些人吗？臣近来又听说冬至节放假时，百官多依照旧例游览相国寺，听说有小黄门跟随在后抄录姓名。臣不知道这是陛下把他们当作耳目而命令他们这样做，还是这些人自己想借此向上献媚？如果是陛下命他们这样做，那就不是前面垂下旒冕遮蔽视线、君主不窥探臣下私事的道理了。如果是他们自己向上献媚，那么对陛下的聪明才智所造成的蒙蔽，哪里能够估量呢？臣私下以为，陛下的作为本来是想超过尧舜，却反而没有鉴戒汉唐末年的教训，臣对此实在疑惑。伏乞陛下把心腹耳目的职责交给当世贤能之士，不要让宦官的权力从此逐渐壮大，这才是在开端求善、在开端求正的办法。（治平四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 上奏神宗，请求确定内臣的员额，未满四十岁者不得进入宫闱。入诸闺阁　孙觉 臣听说近日已经处置内臣白茂先的事情，按照白茂先所犯的罪，本应属于诛杀之列；如今宽免他不死，圣恩已经非常厚重。然而内臣出入宫闱，应当有所防范和限制。臣听说先帝时后宫管理非常严肃，内臣出入时彼此都相互告诫，惊惧战栗而恭敬畏惧。在仁宗朝，入内内臣也常常限制年龄，未满四十岁的人不得进入宫闱。臣认为应当借此事确定内臣员额，仍以年龄作为限制；并隔一段时间让他们重新接受保任，除非是传达诏令的地方，其余一概减少裁撤。宫禁之内不可以不清肃，防微杜渐也应当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实行。（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谏院供职。）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以及周尹等人的意见。臣等恭敬地看见，朝廷因为熙河路的鬼章成为寇乱，派内侍省押班李宪前往，并以“秦凤、熙河路计议措置边事司”为名。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李宪虽然名义上是计议措置边事，但军前各将都受李宪节制，他实际上就是大帅。自《诗》《书》以来，直到秦汉、魏晋、周、隋，上下数千年间，从未听说任用宦官做将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形势上有不便之处。将领有功，就会凭恃功劳而骄横放纵，欺凌公卿，还有什么顾忌？没有功劳，就会损害国威，成为四方夷狄的笑柄，这不是小事。唐朝在唐睿宗以前，从未把将帅之职交给宦官。到了唐明皇承平日久、志向过大而事情奢侈时，才渐渐委任近习之臣，防御安南蛮族首领梅叔鸾的叛乱；杨思勉请求出征，唐明皇便答应了。但仍以宗楚客为大都护，直到覃行章在黔中作乱，才开始任命杨思勉为招讨使。虽然杨思勉有擒灭丑虏的功劳，但唐朝的祸根也由此萌发了。到唐代宗任用鱼朝恩，抵御史思明、讨伐仆固玚时，鱼朝恩便倚仗功劳擅自发号施令，几乎危及社稷；后来依靠元载才将其除掉，使人寒心了好几个月。任用程元振为判元帅行军司马后，他的权势震动天下，元勋宿将和老臣都被排斥驱逐。

译等到犬戎入侵内地，调集天下军队，却没有一辆车轮能够进入关中，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后果。到唐宪宗时，王承璀叛乱，任命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谏官李鄘、许孟容、吕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人在延英殿集体进对，说古来没有让宦官担任大帅的，恐怕会成为四方的笑柄，于是改任为招讨宣慰使，但吐突承璀最终因没有功劳、轻率谋划而败坏军赋获罪。后世一些人仍接连重蹈旧迹，唐朝的祸患便多得无法尽述；其根源大概起于开元年间。如今陛下更改各种制度，从未不是以先王为法，却忽然下诏命宦官担任统帅，士大夫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凭陛下仁慈圣明、神武有力，驾驭豪杰，即使有一百个李宪，臣等也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然而陛下难道不长远思考，为万世打算吗？假使后世沿袭这一旧迹，习以为常，任用宦官，使他们经常掌握兵权，那么天下的祸患又将多得无法尽述了。陛下难道忍心沿袭开元的旧迹，而忘记天下的祸患吗？如今虽然缺少人才，但文武士人遍布朝廷内外，难道没有一人可以担当陛下的边事吗？李宪出入禁近，承受国家宠荣，诏令下达之日，大臣不敢说话，小臣不敢议论。臣等代理宪司的职位，以进言为职责，所以敢于把自己的狂妄愚见全部说出来。（熙宁九年十二月，臣等与邓润甫、蔡承禧、彭汝砺一同上奏，当时任侍御史。）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这是第三状。） 周尹等 臣等在十九日上奏，认为任用李宪专门处置熙河事务，请求停止已经作出的任命，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施行。臣等反复思量，古代宦官不过掌管宫内事务而已，即使汉唐初年，也没有听说任用他们办理政事。到了后世，才开始把政务枢机和兵权假借给君主所私宠的人，而汉唐也从此衰落。陛下议论政事、制定法令，远取法于三代，认为汉唐盛时尚且不足称道，难道却肯安心沿袭已经败坏的旧法，重新恢复已经作出的任命吗？臣等列名宪府，始终不敢安心。只是宦官柔媚，不会作深远长久的谋划；身边那些逢迎便利之人，迎合君主的嗜好，冒充聪明，以迎合君主的耳目。他们起初未必没有可取之处，但最终从来没有不导致天下混乱的，传记所记载的事实不可诬蔑。况且陛下宫中所发的指令，都出自这类人。陛下既多次把恩宠假借给李宪，他同类的人无不畏惧并归附他；他的野心日益膨胀，李宪的功劳越高，赏赐就不得不提升。等他势盛之后再压制他，他内心必然不会满足。以柔媚的性情，日日习惯于权势膨胀，怀着永不满足的心，又得到一批信任、归附、服从自己的人，在宫中替陛下办事，这一点不可不警戒。臣等知道陛下圣明神武，把李宪当作犬马来使用，加以羁绊、缰绳和衔勒，必然不会有他狂奔踢蹈的忧虑。臣等即使确实是过于忧虑，但反复思考，自古以来从没有把兵权交给宦官而不发生祸乱的。天下的事情，开始时忽视它，到了最后必然造成祸害。陛下把一方的事务交给李宪，日后若有人援引为成例，兵权就必然归于宦官。陛下把薛昌朝交给李宪役使，众人习以为常，那么士大夫必然受到摧折伤害。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后果。只愿陛下深思。因此臣等认为，鬼章造成的祸患小，任用李宪造成的祸患大；李宪办事不成功，祸患还小，若办成功了，祸患反而更大。从前汉、唐以及太祖，都是凭借军队平定天下。当初中国分裂成八九个世代的局面，正缺少人才，也不懂得学习，而太祖从战乱纷扰之中奋起；后来能够安定，也只是由于人才众多，从未听说宦官这类人参与其中。如今鬼章不过像狗一样偷窃、像盗贼一样作乱，不是足以令人畏惧的敌国。祖宗的恩德庇护已久，陛下造就人才极盛，并非没有可用的忠臣。陛下为什么看重李宪，却忽视天下士人，怠慢功臣的心，从而为后世埋下祸患呢？陛下神明深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但这件事臣等日夜反复思考，已经十分透彻，确实没有疑问。陛下是在内心谋划，臣等是在众人中谋划；陛下想解决一时的权宜之事，臣等是在为万世打算。只愿陛下稍稍屈意听纳，早日下达指挥，停止并罢免这项任命，以安定天下舆论。贴黄：臣等访察得知，熙河的事务似乎正在逐渐平息；如果确实如此，李宪尤其应当早日下令召回。臣深切担心，李宪到了熙河后，又同王中正一起邀功生事，幸而获得像茂州那样的赏赐，便会使事务越来越多。只希望国家务求安宁，让天下得到恩惠。臣等本来想坚持上奏，但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若由陛下亲自裁断，停止任命更符合天下人的议论。（熙宁九年十二月上奏。） 《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内侍下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蔡承禧 臣恭敬地看到，诏令任命内侍省押班李宪充任秦凤路计议措置边事，并规定该路各将领都听从李宪的约束。臣等恭敬地看见，太祖朝时，宦官不过供人使唤；太宗才让他们穿黄衫在禁中供职。当时四方可以说事务很多，但凭借并不相称的才能，却使天下士民无不服从，因而兴起大统并传之后世。等到唐朝末年，才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侍从官不断上奏议论。唐宪宗违背天下人的议论而任用他，最终因无功而罢免。大概一方有警，只要用一地之力治理一路的困难，便很容易；这是因为道理顺当。道理顺当，远方也没有不服从的；道理理亏，即使近处也不会服从。熙州的小规模警报，最大的不过是希望侥幸得到朝廷的爵禄和岁时赏赐，最小的不过是想劫掠本界的仓廪、牛马。何况镇守边疆的臣子，聚集的是一路的勇力，使用的是一路的智谋。他们日夜磨炼自己，愿意捐弃性命来承受皇帝的恩德，难道反而要屏息低头，顺从宦官的指令吗？臣等又听说过一句名言：“事情在哪里发生，道理就在哪里。”如今即使曲折地把任命传达下去，改用“计议措置”的名义，实际却使一路将领听从他的指挥，这就是在行使招讨、经略的职权；想用改变名称的办法来厚诬非议者，怎么可能呢？何况如今天下如此广大，士民如此众多，难道没有一个像李宪这样的人，却偏偏非要任用他不可吗？为什么要向天下显示朝廷人才不够呢？伏望朝廷鉴戒太祖、太宗裁抑宦官而成效如此，又想到唐宪宗崇信任用宦官而最终无功的结果如此；明确任用什么人，就应当让他承担相称的职务，天下幸甚。（熙宁九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这是第二状。） 蔡承禧 臣近来具备章疏，论列李宪不应充任秦凤路计议措置边事，已经把臣微薄愚见全部陈说。陛下宽恕臣狂妄鄙陋，开怀接纳听取，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奉到停止任命的指挥。臣自知智谋愚拙、言辞迟钝，不足以使陛下改变心意。然而此事关系国家体制的轻重，也会给后世留下训诫，不能就此罢休。臣言语直率而辞句拙劣，不能充分表达意思；李宪却机敏善辩，能够迎合陛下的心意。臣入朝进见、开陈意见，有时连事情的万分之一也不能说尽；李宪却早晚得以侍奉陛下，详细反复地巧言陈说。臣孤立无援，连蜉蝣、蚂蚁般的微小帮助也没有；李宪却使朝廷内外的人观望称美，认为双方才能和势力并不相敌，而臣独自冒着万死触犯圣意，恳切进言到这种程度，难道是为臣自身打算吗？臣反复想到祖宗基业创立的艰难，又承蒙陛下识拔、奖掖、怜悯，使臣得以尽言，所以不忍闭口沉默，和众人一样。只愿陛下留心而熟思。（熙宁九年十二月上奏。）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这是第三状。） 蔡承禧 臣自从听说诏令任命内侍省押班李宪充任秦凤、熙河计议措置边事，已经两次上奏论列，却没有奉到圣旨指挥。臣私下认为，陛下通晓古今，明白治国之体，不会不知道宦官出任会危害政事、让宦官掌兵不能留给后世示范；而仍然一定要任用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他便利敏捷、能够适应诏令吗？难道不是因为他口才便给，能够应对吗？难道不是因为他曾在熙河军队中任职吗？这都是圣意勤勉，果断任用他，想救济百姓一时的祸患，却忘记了长远可虑之处。臣因此仰慕陛下垂意于一时功业。然而便利敏捷看似才能，口才便给看似智慧，又曾经任职军伍，陛下必定认为他会立功。臣请说明便利敏捷对政事的危害：宦官出任外职，务求把事情办成，却不衡量事情的浅深，一概把约束下属当作能干。既然处在两路经略使之间，必然会借助陛下的威势，使两路经略使不敢议论他的对错。即使事情有不便之处，也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说，即使对边防有害，陛下也无从听到。臣再请说明口才便给对事务的危害：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群臣按时进见；李宪亲自侍奉陛下，论亲近没有人比得上他，天天侍奉左右也没有人比得上他，因此陛下本来就很容易信任听从他。他又曾经在熙河任职，性情聪慧机巧，一定能够设法迎合陛下的心意。他对边防所说的话如果有害，即使陛下圣明，难道能够全部知道吗？李宪在熙河的处置被说成有功，难道是李宪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吗？上有大帅，下有偏将和裨将；熙河的军吏因为知道是陛下派出的亲信之人，有功劳必然都推给李宪；没有功劳，谁又敢议论李宪并上报皇帝呢？所以李宪能够层层积累功劳而达到今天的地位，难道真是他一个人必定能够做到的吗？陛下明圣，必定有意照察而暂时不肯立即改任他，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缘故吗？臣有一句话，希望陛下稍稍垂听，反复熟思。陛下如今命令各路的帅、都总管、副总管，认为他们可以担当边事；又以现在所派正副将官七十多人，认为他们可以统领军队。至于小郡和列堡，拥有才干武力声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稍有事务，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吗？如今却让宦官作为专任统帅，临制两路，虽说名义上是计议，又带有措置的名目，四方夷狄听说后，难道不会轻视中国吗？何况如今秦凤、熙河凋敝，连正常俸禄都难以供给，却又要供养一二十道指挥的军队。听说鬼章已经暗中逃走，臣恐怕李宪担心不能立功，又另行制造边事来求取侥幸。希望陛下特别改变心意，下达恩德之言，以安慰朝廷内外，天下幸甚。如今凡是能够侍奉陛下左右的人，都有机会顺从迎合，唯独臣要仰面触犯陛下圣意，难道是臣所愿意的吗？只愿陛下思考。臣冒犯天威，实在罪当万死。（熙宁九年十二月上奏。） 上奏神宗，论述派遣李宪处置边事。彭汝砺

译臣从前说不应把兵权交给宦官，陛下认为不对。等到李宪出兵洮河以西，事情最终没有发生，臣的言论便显得理屈了。然而臣的意见并不是认为李宪不足以实现陛下的谋划，也不只是针对李宪本人。因此即使臣的言论在议论中受到贬抑，臣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天下的事情，固然有迎合时势而采取的权宜做法，但其中的大原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今拿《周官》来看，考察其中的数目，大概不超过一百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也大略可以看见。与今天相比，人数多少、职权轻重又怎么样呢？古代是因为民间有这种残疾的人，才选择他们任用，并不是为了役使他们，便把无罪之人处以刑罚而造成这种身份。他们这类人并非没有聪明贤智之士，却无缘无故使他们成为刑徒，损害身体、断绝前途；这类人甚至超过千百人，这不是先王以仁爱对待人的道理。古人不过让他们掌管酒浆、醯醢、司服、守祧等事务，其他事情都不参与。如今却把一道的权力交给宦官，这不是先王以义理裁制事务的本意。李宪惩办薛昌朝，薛昌朝不听从，李宪便咬牙切齿、扼腕不平，认为自己被腐儒出卖，从此不再顾念士人。张茂则不阿附办事，敢于抗争、振作声气，官属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即使达官大吏也低头不敢同他抗衡，但奸诈之人又稍稍前来趋附，以求侥幸获得万分之一的利益。陛下由此看来，假如让宦官拥有可以轻视士人的势力，他们的心态会怎样呢？况且朝廷近年的战役中，最值得忧虑的是洮西、关蜀，最引发议论的是济川之役，今天的战役中最大的是洮河之役。这几件事都交给宦官办理，正是陛下所亲爱、尊宠的人，而士大夫中没有一个可以委托任用的。况且他们起初并不是没有敏捷强健、精明勇悍的能力；等到逐渐掌握事务，便会窥伺权力、任意玩弄，借机践踏士大夫。《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陛下试着考察汉唐以来宦官的事情，也足以明白这一点。自古君主在天下无事时，没有看见宦官的祸害，便认为士大夫的言论不值得相信，也不肯听取；等到祸乱一齐发生，国家上下颠沛，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才罢休。自古至今，这样的人和事不止一两个。只愿陛下为宗庙社稷考虑，臣就感到万分幸运。（熙宁十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 上奏：哲宗弹劾王中正等四名宦官的罪行。刘挚 臣私下认为，自从陛下即位以来，随着时势调节政务，有时放宽、有时收紧，阐述并完成先帝制定治理、建立法令的本意，使其光明显耀于天下；利益得到兴起，祸害得到消除，四方百姓都欢欣鼓舞。至于使朝廷清明，分别邪正，斥逐奸佞，铲除强横之人，全都是陛下深谋远虑、神明决断，安闲从容，不因喜怒而行事，也不显露于言语颜色之间，但天下的善恶已经分辨，是非已经端正，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在此时，臣私下却疑惑天地的和气还没有应和，忠臣义士的议论也还没有完全平息，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经探究此事，大概是因为天下最大的恶人仍有未被诛杀的，天下最奸邪的人仍有漏网的，国家法令仍有没有匡正之处，这就是朝廷内外仍然不能满足的原因。国家政事的失误，没有比让奸恶之人侥幸免罪更大的了。如今说其中最重大的，便是前些时候那四名宦官。臣任职风宪，虽知道触犯权贵宠臣，言语一出祸患就会随之而来，但臣既有进言的责任，若贪图报答陛下的恩遇，又何必顾虑自身的危险呢？谨为陛下说明：王中正，元丰四年，率领二十万王师从河东进入敌境；算上随军携带粮运的役兵、民夫，总人数更是军队人数的几十倍上百倍。王中正在边境上徘徊了将近半个月才出兵，到了疆界以外却盘旋观望，停在沙漠中不再前进，公然违背诏书，没有赴兴灵与诸军会师。天气寒冷，又下大雪，士卒饥饿受冻，竟眼看着士卒死去十分之七八。古代将帅本来也有无功而还的，但仍应保全军队，回国向朝廷报告。如今精兵强骑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自取狼狈，几乎死伤殆尽。按军法，应立即公开处死。王中正丝毫没有自我弹劾、请求治罪，先帝却以天地般宽大的气量不加谴责，还派使者赐物慰问劳苦；后来王中正慢慢请求担任闲散职务，领取优厚俸禄，安逸地离去。这是国法没有得到整治的第一件事。李宪在熙河地区，贪图功劳而挑起事端，一出兵便欺骗蒙蔽朝廷；朝廷的威权、赏罚和政令都掌握在他手中，官吏的罢免任用也由他说了算。监司、帅臣、郡守以下的官员，侍奉李宪如同父兄，而李宪颐指气使、役使他们，像役使奴隶一样。县官的财物用度，任凭他取用；内府的金帛，转运数千里送给他；对外则对百姓的膏血百般搜刮，倾倒给李宪，就像把东西投入深谷，出没吞吐，神鬼也看不见，而主管官司对此一概不加防察。兴灵之役中，李宪首先违背诫约，躲避防秋军出发的期限，竟停驻军队攻取兰州，遗患至今。到了永乐城被围时，李宪又迟疑停留，不能及时赴援，使数十万将士血肉涂地。他罪恶累累，即使只按总兵一路的罪责论处，也不能免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这是国法没有得到整治的第二件事。宋用臣任意施展私心，凭借智巧罗织罪名、索求财物，摧毁并夺取小民谋生衣食的道路，哪怕极细微的利益也无所不取，使盛朝的政令比衰弊的唐朝更加苛酷。除陌钱、间架税、塌地等事情，损伤玷污国体，招致怨恨诽谤而不加防范。他出入传达诏命，行动快如风火，专门凭巧诈迎合取悦皇帝，事情没有不顺从的；稍有机密防务，便擅自作威作福，侵凌官府，冒昧侵吞财货，完全没有账籍可查。都城因此憔悴，商旅也因此停止往来；各种疮痍和弊害至今纷乱不堪，无人能够治理。然而宋用臣仍不失在好地方享受俸禄。这是国法没有得到整治的第三件事。石得一掌管皇城司。皇城司设置侦察巡逻，本来是想了解军事机密以及重大奸恶的隐匿情况；石得一却凭借残酷刻薄的资质，干起罗织罪名的事情，放纵所造的侦察人员，遍布各地，张设屏障、布下罗网，挨家挨户搜查，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富家小民，流言早晨传到朝廷，晚上就被投入狱中。主管官司没有古人持平守正的心，认为这是诏狱，办成了就是有功，反对了就是有罪，所以凌辱、鞭打、审讯，惨毒手段无所不用；没有所求取的东西却能求得，没有所追问的事情却不能不承认。他暗中造成的祸害，数也数不清。

译于是上下之间的情势，早晚都惴惴不安，不敢自我保全，彼此只能用眼色相顾，几乎十年没有人敢发一言。如今这四人不但没有失去优厚俸禄，反而安坐无事。这是国法没有得到整治的第四件事。这四个人权势和气焰极盛，震动朝廷内外，毒害流及百姓，怨恨都归于国家。宰相和执政大臣知道这些事，却不向皇帝报告；谏官、御史畏惧他们，也不敢议论他们的罪恶。幸好这些事情发生在圣人在上之时，有先帝神武英明的气魄镇压他们的奸邪；否则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会比汉、唐的宦官轻吗？尧那样圣明，也不能免除四凶在朝，直到舜兴起后才把他们诛杀。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诛杀少正卯；然而先帝没有在市朝公开诛杀他们，而把这件事留给陛下。陛下应当把舜诛四凶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如今已经过了一年多，还没有听说陛下依据典刑诏令主管官司办理此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伏望圣上慈悲，将臣的奏章交给外朝，议定四人的罪行，公布于天下，并将他们流放、诛杀，以彰明国法，使天下信服。【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诏令：李宪降为节度观察留后一级，提举亳州明道宫；王中正降遥郡团练使、刺史两级，提举兖州太极观，并到当地居住；石得一降为左藏库使，主管西京崇福宫；宋用臣降为皇城使，原差遣不变。】上奏哲宗，论说李宪、王中正因罪降黜而处理不当，借给他们 使名　　　　　　　　　苏辙 臣伏以朝廷的典章制度，是百代都应遵守的规范；因事变更法制，造成的祸患通常很多。祖宗时代，节度使兼任宰相者不掌领京师官署，他们入朝奉诏应召，必定改任其他官职，有的任东宫三师，有的任诸卫将军。太平兴国年间，赵普凭借开国元勋的功劳，从河阳回朝，只任太子少保；向拱、张永德因是旧臣，也都任环卫官。直到现在，各路钤辖、总管因防团使致仕归老的，也仍以诸宫使安置，这大概就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制度。明道年间，钱惟演因为与章献皇后有亲属嫌疑，罢去枢密使，才开始以保大节度使改任景灵宫使。治平年间，李宪希望凭借自己是长公主的儿子，也以武康节度使改任醴泉观使。恩宠和私幸一旦开了先例，此后外戚亲属便凭借节度、观察使的名义居住京城而不理政事，接踵而来。但过去还没有见过因罢免降黜，却让人凭观察使、团练使的名位享受优厚俸禄、列在贬谪名籍中的。臣近来听说，李宪以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团练使提举太极宫。这两人贪污暴横，统率军队失去法纪，罪恶堆积如山，即使死了也还有余罪。圣恩宽贷，竟都把他们安置在优良之地，又首先破坏国法，借给他们使职名号。臣恐怕后世追溯破坏法制的开端，会把罪责归到今日。臣认为应当考察修订制度，追回错误施予的恩典，以保存旧有典章，同时使罪人知道有所惩戒。【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论陈衍采访外事，梁焘 臣听说宦官陈衍奉命采访外间事务，秘密向两宫奏报。陈衍近来很是自我标榜、表现特殊，欺凌轻慢同僚，气度态度也很不恭逊。臣认为，两宫圣明，辅佐陛下施政，有宰执讨论政事得失，有台谏官进谏，有各部门恪守职守；只要依照官名考核实际，政事就不会废弛。怎么可以让一个阉宦贱役之人玷污圣上的聪明呢？如果此人的话竟被认为可信，便会损害圣德，这种苗头不能任其发展。【元祐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自古以来任用内臣的祸害。范祖禹 臣听《尚书》说：“与治理国家采取同样的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祸乱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不灭亡的。”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到了灭亡时，都由宦官造成。两朝相隔五百多年，却像沿着同一条轨道走，正是因为与祸乱同做一件事，从来没有不灭亡的。西汉自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交给他以后，石显杀害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汉朝的基业从元帝时便开始败坏。东汉邓太后临朝，中官掌权，手里掌握王爵，口中含着天子的法令。顺帝以后，五侯专擅朝政；桓帝、灵帝时，十常侍独揽天下，他们的子弟亲党剥削百姓，毒害遍及四海。依附他们的人恩宠及于三族，违逆他们的人祸及五宗。大规模制造党人狱案，杀戮天下名士，于是黄巾贼兴起，朝廷内外离心。后来袁绍诛杀宦官，献帝流离奔波，困顿饥饿，曹操便乘机篡夺汉朝。唐朝自明皇让高力士审核裁决章奏以后，宦官开始兴盛。李林甫、杨国忠等都通过高力士进用，唐朝灭亡的祸根由此在开元年间埋下。肃宗任用李辅国，晚年卧病，李辅国带兵把明皇劫持迁往西内，杀死张皇后和两位王主。明皇幽闭而死，肃宗惊惧而终；贵为天子，上不能保全父亲，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全妻子儿女，都是因为任用了李辅国一人。代宗任用程元振，功臣害怕受到谗毁；吐蕃入侵攻陷京师，代宗流离迁徙到陕地。德宗任用宦官分别统领神策军和禁兵，此后天子由宦官拥立，唐朝最终因此灭亡。宪宗服食金丹，性情躁怒，被陈洪志杀害；敬宗也被刘克明杀害。文宗想讨伐杀害宪宗的凶手，谋划泄露，仇士良杀死四位宰相和朝臣，夷灭他们的族属，血流成渠，朝廷几乎空了；文宗忧愤至死。武宗以后，皇帝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兴起，僖宗流亡到蜀地，又前往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又被刘季述等废黜于东内，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前往凤翔。后来崔胤诛杀宦官，朱全忠又劫持昭宗迁徙，最终杀死昭宗，趁机篡夺唐朝。看汉、唐亡国的祸患，惨酷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君主难道不可以把它当作剖肌刻骨的警戒吗？太宗时，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想授他宣徽使，太宗说：“朕读前代书史，不愿让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正是宦官干预执政的开端。”宰相再三说王继恩功劳很大，不授此职不足以奖赏，太宗严厉责备宰相等人，于是命学士另立“宣政使”的名目授给王继恩。平民韩拱辰到检院上言说：王继恩功劳大而赏赐太薄。

译太宗大怒，认为韩拱辰以妖言惑众，杖打脊背并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崖州。太宗可以说是深刻鉴察前代，堵塞祸乱源头了。英宗服药时，任守忠在两宫之间往来离间，导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和。言官弹劾他的罪行，朝廷将他贬到蕲州安置，并把他的党羽全部驱逐，后来慈圣太后与英宗母子才恢复如初，宫禁和省院也清肃了。熙宁、元丰年间，内臣中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为突出。李宪统领熙河军队，兼领三路；王中正统领河东军队，兼领四路。他们的权势震动内外，从陕地以西没有人敢直呼李宪的名字；王中正下令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迁徙途中冻饿、奔溃、死亡最为严重。李宪提出再次出兵的方略，用来诱使西夏军队，结果导致永乐城陷落。在熙河地区，他僭越仿效、违法乱纪；宋用臣兴建土木工程，从不停止，设置防舟船的堆垛，搜取市井细微利润，夺取小民衣食，专门刻薄剥削，为国家聚集怨恨。这三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只是从宽处理，酌情加以罢免降黜，只有李宪死去，王中正、宋用臣还活着。陛下近来召内臣十人，随后又召来几十人，其中李宪、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其中；又任命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一人，朝廷内外无不震惊愕然。后来听说，二人因为执政大臣说他们有过错，先罢免了三人；舍人封还诏令草稿，但朝廷仍然公然前来发号施令，这首先违背了旧例。李宪、王中正的儿子既然已经得以入宫侍奉，那么王中正、宋用臣也将被重新进用，人心不能不忧虑，所以臣才敢极力进言。陛下与太皇太后共同听政之初，对外驱逐蔡确、章子厚、吕惠卿及群小人，所以朝廷清肃；对内驱逐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所以宫禁清肃。内外都没有凶恶之人，因此天下安宁。臣遍观近代，内外清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祖宗的法度正是用来维持后世的，不可轻易改变。陛下为什么反而先自行破坏它呢？陛下所以能居南面至尊之位，守住已经成就的基业，四方万里奔走听命，是因为朝廷公正，天下心悦诚服。陛下为什么不谨慎守住法度规矩，进一步修明德政，使之超过垂帘听政之时，然后才不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如今还没有进用一个贤人、施行一件善政，却先如此大规模地骤然任用宦官，四方听闻后，必定认为政令出自宫中，再没有纲纪，像衰败末世一样，这难道不会大大失去人心吗？人心一旦失去，想要重新收回，就非常困难。陛下如果做一两件事，使内外悦服、四方震动，那么日后施政就会有顺流而下般的便利，因为人心已经先行信服。若做一两件事，使内外忧虑疑惑、四方离散，那么日后即使有美好的意图，人们此前已经不信，又怎么能立即心悦诚服呢？这样却希望德业光大、声名显隆，臣实在无法理解。如今宦官不过是陛下身边供职听命的人，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造成危害政事的事情。然而想治理外部，必先治理内部；想治理远方，必先治理近处。因此明王选择身边侍从、任用人才，尧舜都对他们有所警惕，孔子远离谄佞之人，都是害怕他们造成损害而自己还察觉不到。过去唐朝仇士良教导党羽说：“不能让天子有闲暇，应当经常用奢侈享乐来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事情日新月盛，让他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务，这样我们这些人就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见前代兴亡，知道忧惧，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仇士良凭这套办法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恩宠，所以能够专横恣肆二十多年。汉、唐的事情，在今天当然不一定会这样。先帝天资英明睿智，圣学高明，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君主，却被内外小人所误导，对外兴兵，对内兴起各种劳役，先帝从未享受太平的快乐，最终因忧劳勤政而损害寿命。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群小人所做，却使先帝承受天下的谤议，臣常常为此痛心，所以不愿陛下再亲近小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如果确实能听从臣的话，把这些任命全部追回罢免；对已经发出任用宦官指挥但尚未到任的，另行安排差遣；已经入任的，再授予外官，那么朝廷内外的人都会称颂圣德，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极美之举，这样才可以消除百姓的疑惑，洗刷陛下所受的诽谤。如此易如反掌的事情，有什么困难而不去做呢？自从听说近来两次发出的指挥以来，外间议论汹汹，都说大臣不能据理争辩，陷陛下于错误举动；台谏之臣又都畏惧宦官，不敢说一句话，只是担心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如果陛下知道这些情况，必定不会这样做。臣侍奉经筵八年，一日又一日地盼望，年复一年地期待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只因害怕陛下有丝毫过失，所以不避触犯、违逆圣意，多次进献恳切苦口之言。陛下每每留下明察的听闻，知道臣愚直，臣也不顾力量微薄，私下把进言纳谏当作自己的责任。如今这件事关系重大，朝政的兴衰、人情的离合，臣都认为与自己同休共戚、同荣共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献上忠诚，惟请陛下裁察。【元祐八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上奏哲宗，论说监设狱的中使不应受理大理寺囚犯的诉状。蔡蹈 臣近日私下听说，敕令派中使郑举到大理寺设置狱所；囚犯中有人对郑举喊冤，郑举就常常接受他们的诉状，这实在使众人听闻后大为惊骇。臣见大理寺的狱讼是朝廷所重视的，除刑部、御史台外，任何机构都不能详细复核和纠察。而监设狱所的使臣，本来没有设置狱讼的命令，却敢听受囚犯的诉辞，制造事端、冒犯职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曾看到大中祥符年间的诏书说：“近来内臣奉命出外，如果听说有收受诉牒的事情，恐怕会因此造成冤屈压抑；从今以后应当严加禁止，违犯者从重论罪。”臣私下认为，祖宗防微杜渐的用意，可以说既明察又深远。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稍加圣虑，特降诏令，交大理寺彻底查问处理，使奉使命的小臣知道禁令所在，不敢借机生事。【绍圣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徽宗，请谨慎选择身边亲近侍从之人 江公望

译臣读孟轲的书，读到戴不胜说：“您认为薛居州是善士，就让他住在君王所在之处。君王所在之处，老幼尊卑全都是薛居州这样的人，君王还同谁去做坏事？如果君王所在之处的人都不是薛居州，君王又同谁去做善事？一个薛居州，难道能独自改变宋王吗？”由此可知，成就君主的善政，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说：“即使是缝制衣服的人、赶车的马夫以及身边携带器物的仆从，也一定要任用吉善之士。”由此可知，君王左右前后的人，即使是便嬖近习，也必须选择合适的人。君主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只有左右大臣每天能见到他，有事便公开陈说；谏官、御史每月入对不过三四次，有事也只能直言进谏。天下士人能够登上朝廷、瞻望圣容的，万中没有一二。他们战栗恐惧，说话仿佛无法从口中说出，更何况畅谈天下的利弊呢？每天早晚侍奉陛下起居、参与事务的，无非是左右前后的便嬖近习之人。选择稍有不慎，奸邪谄佞、柔媚逢迎之人就会进入君王身边，迎合风向、顺从旨意，以使君主高兴、满足君主心意；君主有所不想要的，他们也能设法使其消失；君主有所不知道的，他们也能设法让他全部知道。朝夕进献享乐，日渐月深地浸润，近则侵蚀人的性命本性，远则转移朝廷政事。唐朝宦官仇士良曾对他的同党说：“不能让君主有闲暇；一有闲暇，他就会读书、见儒臣、接受进谏，智慧更加深沉，考虑更加长远，减少玩乐，节省巡游，那么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变薄。不如用财货、鹰马、蹴球、田猎和声色来腐蚀他的心，使奢侈享乐达到极点，让他沉溺其中而不得停息；这样他就会排斥经学，不能了解外面的事务，权柄便掌握在我们手里了。”这尤其说明便嬖近习选择不慎的祸害，竟可能发展到仇士良这样的地步。臣希望陛下思考孟轲的话，寻求众多贤士的辅佐；牢记周公的训诫，即使是身边的仆从，也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观察仇士良与同党秘密谋划的事情，再考察那些朝夕侍奉左右的便嬖近习是否忠良奸佞，就应当使财货、鹰马、蹴球、田猎、声色等欲望不萌发于心。左右前后既没有逢迎之人，朝夕侍奉的全是正直之士、善良之人，即使想作恶，也没有条件做到。大事没有谈到，却只议论小事；远方没有涉及，却只纠缠近处，这并不是臣应当谈论的范围。然而小事是大事的根基，近处是远方的积累，明智的君主尤其应当警戒这些细微之处。陛下请加以思考，不要忽略。【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徽宗，论郝随特许恢复官职，任伯雨。臣看见进奏院的报告，郝随特许恢复官职，朝廷内外听闻此事，没有不惊骇叹息的。臣私下认为，损害哲宗盛德、助长哲宗奢侈之心的人，就是郝随。月台、玉虚观的营造，穷极奢侈，耗尽工力，发挥尽技巧，把国家财物当作粪土般挥霍，把百姓劳力当作对付仇敌般使用；不经过主管官司，擅自支用费用，借机作奸，侵吞财物无数，甚至内府的珠玉金帛，也任意取用，完全没有归还下落。这些事情天下都知道，陛下在藩邸时也亲眼见过。陛下即位后，清楚地看见时弊，停止修缮营造的劳役，减省奢侈观赏之物，天下听闻后无不鼓舞。正准备从轻责罚而未按正典刑处置，命主管官司查勘支用的费用和珠金的数目，可是主管官司的小人不能体会陛下恭谨节俭、体恤万物的心意，一味观望，丝毫不追根究底，人人听闻后无不扼腕。如今却反而让他重新叙用，这就成了国家府库可以私自取用，朝廷典刑可以因人而废。过去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看见真宗末年修建宫观，土木工程极尽奢侈，回头对辅臣说：“当时是什么人执政，什么人监督修造？实在应该治罪。”宰相吕夷简说：“当时奢侈耗费的钱财，到现在府库已经空了。” 仁宗说：“朕应当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奢侈享乐使人沉溺，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如果有这样的人，确实就是国家的贼害。过去唐太宗时，姜确有巧妙的构思，擅长营造，魏征任宰相时预先斥退、疏远他，担心他引发奢侈之心、兴起工役；由此可见，自古君臣的作为以及祖宗实行的制度，都体现了深远的考虑。愿陛下深思远虑，屏退断绝谄佞之人，也足以使左右近习不敢凭亲近关系窃取威权，不敢用不正当的方式迎合、曲解圣意，恭谨节俭的德行自然会日益更新。【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钦宗，论说不可再亲近宦人　杨时 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宦人掌权，没有不留下后患的，汉、唐末年就是如此。汉朝窦武、何进凭借皇亲国戚的关系，趁天下怨怒之际，招揽李膺、陈蕃一类的英豪，共同起兵铲除宦官，最终却不能取胜，反而都被并列斩杀。唐昭宗信任亲近宦官，甚至遭到幽禁东宫之祸，这给历代造成的祸患太大了。国家任用童贯掌握兵权，为国家挑起事端二十多年，覆灭军队、杀害将领，朝廷都不得知；内外财力耗尽，而童贯的私藏厚积，数目多得无法计算，终于在人怨神怒中逐渐造成今天陛下亲眼所见的局面。陛下即位之初，本应屏退这些人，只让他们同舆人、台隶、皂隶一样从事洒扫而已，不可再亲近。近来听说防城所仍任用宦人提举，并把兵柄授给他们，这是重蹈覆车，不能再次走上旧路。假如他们的气焰一旦炽盛，后来就无法控制了。受恩宠的幸臣掌握权力，贪婪之徒得志；上皇晚年虽然后悔醒悟，但追悔补救也来不及了，不可不引以为鉴。【靖康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迩英殿说书。】上奏钦宗，论说不可再亲近宦人【这是第二篇奏状】杨时。臣私下看见，自古宦人掌权，没有不造成祸患的，汉、唐末年就是如此。近年来，这些人的气焰尤其盛大，都是因为蔡京、王黼一类人首先制造祸乱的阶梯，替他们打通关节、相互交结，借给他们重权，使他们彼此援引。侥幸进用的门路一旦打开，就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童贯在外掌握兵权，梁师成在内专擅大权，他们陶铸、操纵将相将近二十年。其余蒙受恩宠而掌权、肆意贪暴的人，也正因此使人怨神怒，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追究祸根，都是蔡京、王黼一类人造成的。陛下即位后，天下响应，过去作恶的人被国人击溃，纷纷哀求保命，请求保留官资，不劳朝廷铲除，他们自己就逐渐消亡了。这看似不是人为，实在是天意，正是宗庙社稷的福分、百姓的幸运。无论贤愚，没有人不称庆。近来听说外朝臣子中，有人心怀奸计、害怕失去权位，只顾为自己谋划而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又仿效蔡京、王黼的做法，暗中谋划交结，逐渐让宦人重新掌权。以陛下的英明刚断，又曾亲眼见过其中的弊害，本来不应有这种事情。然而臣私下仍有所疑虑。臣见梁平、李彀一类人仍然自若地掌握权力，气焰又重新炽盛，不知陛下是否也曾察见其中的缘故？

译臣谨慎考察，梁平曾任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制造冤狱，杀害无罪之人，不计其数；罪恶累累，人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些都是陛下所知道的。如今又把他安排在御药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李彀曾主管京城监造军器，奸诈欺骗、侵吞损害，无所不为。近来兴起恢复濠州的战役，调发数万民夫，克扣他们的口粮，施加百般残虐，役夫以至饿死、倒毙、逃亡，数量也数不清；事情发生在国都门外，陛下难道也没有听说吗？至于直接从元丰库取珠子，以及把亲事官送到开封府处斩之类的事情，都不经过三省，外间议论也认为是宦官所为。旧日的作风渐渐滋长，使陛下受到天下人的怀疑，关系难道还小吗？臣认为，省、台、寺、监各机构的官员，原本并不缺人，何苦信任这些人，驾着翻过的车再走它走过的路呢？像邵成章一类人，有人称许他，认为他稍微贤于同类。然而这些人即使贤能，也不可以任用，只让他们从事洒扫、传达诏令就可以了。因为外朝奸臣一旦看见他们掌权，就会随风观望，暗中把他们当作身边心腹来依托，内外相互呼应，逐渐造成灾祸；这不仅不利于国家，也不是对这些宦人有利的做法。大体说来，这一类人善于窥伺人的心意，巧于逢迎谄媚，像水滴石穿一样渐渐浸润，又能以肤浅亲近的言辞打动人，因此尤其难以防范。如果不是鉴察古今，把这件事作为深刻的警戒，日积月累地受到他们的浸染，没有人不会被他们迷惑。祸乱的苗头往往发生在极其细微之处，渐渐形成后就不能任其滋长；小石块积累多了，便会堆成丘山，因此不可不谨慎。宦官和宫女造成的祸患，是古人所警戒的，明明载在史册上，并不是臣的私下之言。臣谨取《五代史·宦者传》抄写进呈，伏望陛下在燕居闲暇时抽空阅览，永远把它当作龟鉴，天下幸甚。【靖康元年正月上奏。】上奏钦宗，论说宦官逐渐参与军政的祸患，余应求。臣曾考察，自古宦人参与军政，没有不造成祸患的。所以齐国寺人貂在多鱼之战泄露军情，夙沙卫负责殿后而使两位将领被俘。唐朝任用监军，大多没有取得成功，这些都应成为后世深刻的警戒。国家近年的边境事务，专门委托童贯、谭稹，最终造成大祸，几乎危及社稷。如今战争尚未平息，选择将领、任命统帅，本应让他们专一负责并以成效论定。所派宦人不过随军承受，负责承受军中事务、上奏报告文书而已，不应让他们参与听闻、干预军政。近来河东承受王嗣昌奏请制定统一办法，请求命令每天核验将士上报的首级，负责防备犒赏，催促粮草和差发，并探报军队动静、出入等事，全都报告给承受。这样虽然名义上是承受，实际上却成了监军。军政不专属于主帅，而由承受参与决定，就会处处受到牵制，进退迟疑。况且唐朝的监军常常带领精兵自卫，胜利时坐享分取功劳赏赐，不利时却带兵先逃。如今王嗣昌又命令以随军步兵、骑兵各两队作为自己的护卫，若连近里的办事人员也随行防护，这又是接续唐朝监军的旧迹。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同心协力赴敌、战死疆场的心志呢？朝廷不察其用意而听从此请，臣恐怕将帅因而依违不决，不能专断；又担心日积月累，日后被监军控制的局面，将从此开始。臣观察童贯当初掌权时，也不过是熙河兰会路承受罢了，后来成为措置边事，接着又任安抚制置使、宣抚使，最终爵至郡王，官居枢密。谭稹刚开始掌权时，也只是熙河兰会路承受，后来任干当公事，又任淮浙制置使，最后成为河东宣抚使。他们的权势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一日形成。如今王嗣昌起初只是承受，却获准参与军政；如果军队凯旋有功，日后或许还会任用他，难道不会逐渐给他更多权力，使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吗？怎么知道几年以后，他不会再次成为童贯、谭稹呢？《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这是说防微杜渐，应当及早辨察。陛下正在修明法度以治理内政，任命将帅以处理外事，授予他们的权力十分专一，不受宦官从中控制；王嗣昌却提出请求，想干预军政、拥兵自便，首先成为阻塞之阶，这种苗头不可任其发展。伏望圣明收回所请，并重重赐予贬逐惩责，作为宦人参与军政的警戒，以表明专一任用将帅的意旨，臣不胜幸甚。【靖康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钦宗，请罢免随军承受　余应求 臣访察得知，河东、河北制置使司承受卢公裔，自二月受命以来，到四月中旬还滞留在京城，带着兵卒，设置属吏，增加俸给，住在自己的宅第。功成时就接受上等奖赏，作战出征时却不亲自前往。这样对卢公裔个人的打算确实很便利。况且官司的文书都称他为监军；如果确实如此，他既没有实际承受奏报文书的职能，却白白窃取监军的名号，增加自己的权势，实在非常不便。如今河东承受王嗣昌既然已经奏请罢免，随军承受自然不必设置。所有卢公裔，请求下令罢去制置使司承受一职；对于他不赴军中的罪过，也请重重加以贬黜惩责。其他有类似设置承受的地方，也请依此办理。【靖康元年四月上奏。】上奏钦宗，论宦人蛊惑君主，陈公辅 臣听说，宦官使国家灭亡，由来已久。汉朝自和帝以后，中官开始兴盛，到灵帝、献帝时达到极点。所以袁绍诛杀常侍以泄愤，曹操却趁此机会而起，汉朝于是灭亡。唐朝自明皇以后，中官开始兴盛，到僖宗、昭宗时达到极点。所以崔胤杀宦官军容使以泄愤，朱温却趁此机会而起，唐朝于是灭亡。大概说来，把威权假借给外部势力，用来在内部驱除奸人，结果是大臣更加专权，君主的权力更加卑弱。这就像用火烧虫蛀之木，虫子虽烧尽了，木头也烧掉了。汉、唐的灭亡，都由这些人造成，难道不可悲吗？恭敬地想到，本朝祖宗积德深厚，历年之久本来不是汉、唐可以相比。近年来国家太平，宫廷供使差遣日益增多，加上财用充足，又把横恩滥赏广泛施及宦寺，所以宦官由此兴盛，私自玩弄威权，肆意作奸。虽然朝廷士大夫对他们极其愤恨，却一直没有办法处置他们；后来士人百姓伏在宫阙前进献书札，因而喧哗起来，终于发泄多年积蓄的愤怒，杀死宦官二三十人。这不是出于朝廷命令，也没有借助他人的威权，使这些人无法任意施展怨恨，气势于是稍稍衰弱，这一点与汉、唐不同。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实在是上天保佑我大宋，使宗社获得无疆的福分。

译陛下如今本应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趁此机会压制这些人，不让他们重新振作。臣私下听说近来又逐渐重新任用宦官，卢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一类人就是如此。臣仰想陛下即位以来，崇尚俭约，声色、狗马、田猎、游观玩好一概屏绝，这些人将无从施展巧诈。然而大体说来，宦人蛊惑君主，决不只有一种方式。唐朝仇士良说，不能让君主有闲暇；君主一有闲暇就会读书、亲近儒臣，所以我们这些人便不能进用，恩宠也会衰减。本朝杨戬也告诫同党说：“你们不能让天子停止修造工程，我所得到的恩泽和财物，全都由于修造工程。”陛下观察这些人的用心，难道能不加防范吗？臣的一片微薄心意，是希望陛下鉴察唐朝灭亡的教训，顺应今天的天意，专门把这些人作为警戒，不让他们乘隙窥伺，转移陛下的聪明。至于进退人才，更不应同他们谋议。孔子不替痈疽谋划，孟子不畏惧臧仓，贤人君子决不肯借助受宠幸的人来谋求富贵。那些依附他们以求进用的，都是贪婪无耻、险恶放纵欲望的小人。所以此前蔡京、王黼、王安中等人专门倚仗这些宦人作为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天下人都知道。伏望陛下对此留心，日夜思念，不要忘记小臣的进言，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人的幸运。【靖康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四 宋·赵汝愚编 百官门 三衙 上奏仁宗，请选择人员分掌禁卫军队【张方平】臣看见，近来许怀德被调出任职以后，马军、步军两司都缺少都帅，于是从环庆路调回殿前都虞候王元，命他暂时主管步军司事务。王元又已经年老衰病，至于总管军政，也恐怕精力不能胜任。臣私下认为，殿前马军、步军各司的事务不少，不仅要使宿卫军队统率整齐，也必须熟悉军制，稍微通晓吏务。太宗朝，侍卫都虞候以上的官员常设置十人，职位彼此相近，容易升迁调动，而且能使军队一向互相服从熟悉；边藩有缓急时，也可以从中选用。先朝时马军、步军曾经缺少统帅，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很熟悉军中旧事，曾上言谈及此事，先帝非常赞同。如今对内禁兵逐渐骄纵，极需加以弹压；对外边患不可预测，常常需要防备。李昭亮、王元恐怕不能胜任专门负责心腹军务。除郭承祐喜好进取、好管闲事，多次被弹劾，不适合入掌禁军以外，请在资历相次的管军将校中选择一两人入朝，分掌禁卫军队，作为左右护卫，这在体制上较为便利。【庆历四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哲宗，请确定管军臣僚的任用，苏辙 臣看见，管军臣僚目前缺三人。近来私下听说，大臣商议要任用张利一、张守约。陛下认为二人资历和任职都浅薄低下，任用他们就是超越等级；而且张利一是张耆的儿子，张守约又是张得一的哥哥，所以不可任用。陛下特别出于圣意，想任用王文郁、姚兕。大臣退下后，却立即搁置王文郁、姚兕，转而拟议张利一、张守约。右丞许将先随众人签署拟议，后来又上奏说明不便，因此这份拟议文字被圣旨驳回。经过一个多月，事情被搁置，不再议论。臣私下认为，按照祖宗旧例，凡是管军官员，都是按资历先后相互制约，不再随意改易。除非战守功效特别卓著，怎么可以越级授官？如今张利一、张守约资历浅、才能低，另外没有出众功劳，而张利一的家世又如陛下圣旨所说。大臣坚持实行自己的意见，竭力想拟议任用，其不合适之处，不必说也很明显。许将既然知道其中的过失，本应和众人公开商议，阻止这项拟议；如今却在外表上与众人一起签署，暗中又另行上奏，反复不一的情状，实

译在不合大臣的体统。由此彼此猜疑阻挠，终于使任官的政事被搁置，不能及时举行。依臣愚见，实在担心从此以后，专擅的踪迹与窥伺的风气会同时在朝廷上滋长，逐渐蔓延而不能停止，这都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自祖宗以来，一直以八名管军官员总领朝廷内外的军队，对内用来弹压勇猛的禁军，对外用来威服夷夏，职任极其重要，难道能因为大臣商议任命没有达到自己的心意，就空缺着不补吗？臣希望下令，参照本朝旧例和近日圣旨：如果不是边功特别显著、众人都推重信服的人，或者罪恶已经昭然、世人共同唾弃的人，就应当遵循资历，迅速授予官职，以符合公议。【元祐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曹诵不可以暂代马军司，范祖禹。臣下私下看到，枢密副都承旨曹诵暂时掌管马军司事务，等姚麟回来后仍恢复原职。虽然这不是正式授予，只是暂时代理，但从事理上说有两点不可行。祖宗制定军制的办法是：天下军队的根本在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发军队的权力，却没有直接掌握军队的重权；京师军队总属于三帅，三帅有掌握军队的重权，却没有调发军队的权力。上下相互制约，不能专擅，这就是一百三十年没有发生兵变的原因。自唐朝末年直到五代，枢密院权力偏重，动辄成为国家祸患，原因就在于它既掌握禁军，又能够调发军队。如今副都承旨作为枢密院属官，暂时担任管军之职，既处于掌管军队的机构，又掌握军队，二者合为一体，不合祖宗制兵的本意，这是第一点不可行。自英宗以来，朝廷不让外戚统管军队，大概是因为管军大臣只有三人，而外戚一向不是将领，又没有功勋，只因皇帝恩泽便成为统帅，哪里能使将士心服？神宗时曹佾虽任中书令、封郡王，也只是奉朝请而已。如今陛下刚开始亲自听政，却开了外戚管军的先例，向人显示私情，这不是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做法，这是第二点不可行。臣没有负责进谏的职务，但身为侍从官，国家事务有不便之处，本来没有不应当进言的。与其在事情扩大后才说，不如在事情尚小时就说；与其等事情显露后再说，不如事先加以防范。臣以为，先太皇太后临朝九年之中，内外没有丝毫私心，天下从来没有非议。陛下总揽各项政务，天下正把耳目寄托在您身上，臣的一片愚诚，不愿让有识之士指责这件事做得不妥，说：“先太皇太后在位时没有这种事，如今陛下却有了。”所以臣恳切进言，不能停止。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令改正此事，以免违背祖宗旧制。【元祐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诸位将领 孙何上奏真宗，请求参用儒将 臣的远祖武有句话说：“将领，是掌管众人性命的人，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得到合适的人，将领用兵就不会软弱，士卒作战就没有不能攻克的坚敌；失去合适的人，灾祸就会不可测，宗庙社稷的安危寄托于此，百姓也依赖于此。因此，对将领要委以重任并尊崇礼遇：古时有筑坛告庙后授予将印的，有推车送出国门、分给专制一方之权后遣发的。军功、爵位、赏赐，都由将领在外决定；参佐僚属，也允许将领自行征辟。”从前赵衰向晋侯推荐郄縠，说他“熟习《诗》《书》，通晓礼乐”；晏婴向齐侯推荐穰苴，说他“文才能使众人归附，武才能击退敌人”。这并不是说拉弓舞剑、手持兵器，只凭匹夫之勇，在一时之间决出胜负。历代将帅多出自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的事，姑且从炎汉以后说起：光武帝有邓禹，刘备有诸葛亮，西晋有羊祜、杜预，东晋有祖逖、谢玄，苻坚有王猛，后魏有崔浩，梁有谢艾，隋有高颎。至于唐朝，儒将尤其多。像郭元振镇守陇右，狄仁杰统帅河北，裴度平定淮蔡，温造平定兴元，这几位大臣都有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功劳，也有善始善终的德行，当时的武臣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译朱梁、后唐凭借武力治理国家，把文武权柄分成两部分：文臣专门处理文书，耻于谈论军旅之事；武臣习惯于使用刀枪，很少有帷幄谋略。双方互相指责，只坐看成败。如今塞北有尚未归顺的契丹，河西有强悍不屈的羌族，偶然未能擒获他们，病根就在这里。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列阵交战，上等将领在于攻破敌人的谋略；军中事务的权力应当专一，号令贵在统一。古代除元帅以外，其余将领都是偏将、副将，全部听从指挥，而且不必瞻前顾后。近代又设置副贰，安排监军临制，事情稍有疑虑就彼此牵制；而担任将领的又多是从武人中突然起身、按军功逐级升迁的人。他们恩德不足以安抚杂虏，威势不足以制御众将，很少具备司马穰苴的兵法、韩信的谋略、周亚夫的持重、关羽的勇敢。有的逗留不进而玩忽敌人，有的冒险轻进而轻视敌人，使狡猾的敌虏得以喘息，事情都由此造成。考察前代防守边疆，有的整顿军队后小规模征讨，有的整军深入，有的从军市取得供给，有的在敌境就地取粮，有的靠屯田供给，有的携带轻便军需，士卒都能按时吃饱，军队出征便无敌手。还有的从旁招抚小国，近处安抚各蕃部；有的用厚重财物结交其心，有的施行反间以取得成效。这样既不使自己的士卒困乏，也不耗尽自己的粮饷，而是在谋略和计划中使敌人遭受挫败。晁错说过：“利用蛮夷去攻打蛮夷，是中原最好的策略。”所以陈汤借助乌桓攻杀郅支，任延借助西域的力量。匈奴因此败亡。没有听说空旷荒凉的地方使者络绎不绝，敌人一有动静就背负粮食跟随而来。臣曾私下计算，国家士民众多、土地广大，已经是羌虏的百倍，但兵戈屡次发动，仍未能把敌首悬挂在藁街；转运车辆往来奔驰，也未能解除榆塞的警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选择将领的方法、任用人的原则，还有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如今的节度使，就是古代的大行防；如今的都部署管，就是古代的大总管。将帅列职，到现在还兼带度支、营田等使职。这是因为元帅的职责本来就应当统摄一切。推究这种责成将帅的办法，是想使百姓不诉说劳苦，使军队出战必胜，边耕作边作战，做到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可是到了近代，才有了供军粮料、随军转运等名目。使职的名额已经很多，反而没有一个人真正主管。负责计算的人不知道军籍、编伍的数目，掌握军队的人也不体恤飞刍挽粟的劳苦。众说纷纭，互相督促责难，口头上托称奉行上级防务，实际上却违背既定计划，行动往往导致失败，又大大浪费国家财帑。陛下为什么吝惜授予上将的旗鼓和通侯的印绶？为什么不从文资大臣中选访人才，委任他们统辖一方，却让这两个敌虏时时震动边疆？祭祀与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名位与器物，必须授予合适的人。改变旧制、重新整顿，正在今天。伏愿陛下完全敞开胸襟，精心选择公卿，不要让武人专擅权力，不要让中使扰乱军务。边境以外的漕运转输，全都交给他；境内的租赋、榷利，也全都给他支配。使他有牛酒犒劳军队，有黄金收买敌人。旧日所谓监阵、先锋之类职务，都选偏将担任，并且命令他们听从主将节度。如果果真采用这个办法，臣认为幽蓟旧地、河湟旧地，三年之内都能成为国家的郡县，这和让列校并驾齐驱、近臣轮番前往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诘难说：“锋利的武器不能给别人看，大权不能交给下属。”这又是拘泥成规的老话。治理国家的人，担心的是贤才不能得到任用，担心的是权力分散而不能统一；百姓担心边疆不安，并不担心将领权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把社稷大事托付给他，何况疆场之任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州县职务也不能委托，何况统领勇猛士卒呢？陛下如果认为如今的武臣效力已久，不便突然改革，那么完全可以等他们任期届满、职位出现空缺时，互相用儒将替代；对统兵将领酬答他们以前的功劳，改授内地职务。况且文臣、武臣参用，典章旧例都保存着，也不是本朝才创立这种制度。太祖凭借不轻易杀戮的谋略，降服巴蜀，平定升、润二州，攻下荆湖；太宗凭借非同寻常的谋略，攻取并、汾，吴越来朝，漳、泉归附。这些丰功厚利，都清楚记载在史书中。上天或许是有意留下这两个敌虏，用来启发陛下的神武，等待陛下荡平剪灭他们；不应当像这样长期拖延讨伐。此事关系重大，不是小臣所应当议论的。但臣身居谏官之列，奉诏发表直言，如果在此时不能竭尽愚诚，就是尸位素餐、荒废职守，罪过太大了。臣恭敬地把恳切意见写入奏章，只愿陛下特别决断并施行。【咸平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田锡上奏真宗，请求访求将相 臣曾读《唐太宗实录》，看到李靖具有文武才略，隋朝将领韩擒虎就是这一类人。李靖每次和韩擒虎谈论兵法，韩擒虎没有不称赞的，抚摸着他说：“可以和你谈论孙武、吴起的兵法。”李靖起初在隋朝任殿内直长，吏部尚书牛弘见到他便器重，说：“李靖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今国家自先帝平定晋国以来，与戎狄结下仇隙，将相中的旧人相继去世，边境州县屡屡被戎狄攻打，皇威不振已经很久了。当时的舆论也说朝廷没有将相，已经很久了。只是现在不知道，朝廷公卿大夫之间，有没有像韩擒虎和李靖那样谈论兵法的人？有没有像牛弘那样知道李靖具备辅佐君王之才的人？如果有人能够谈论兵法，有人具有王佐之才，不知陛下是否知道他们？有人善于谈兵，有人具有王佐之才，这本来就是帝王应当首先了解的。历来皇城司派人侦察事情，又另外派人侦察皇城司派出的探事人员，这样探查京城民间事务，无论大小都上报皇帝。近来又派朝臣担任巡抚使，并以检察酒务等名目派朝臣出外访察，所访察的不过是民间疾苦和官吏能否而已，却没有听说委托公卿大夫访察善于谈兵的人，询求具有王佐之才的人。由此可见，所寻求的是琐碎小事，而所忽略的是长远大事。陛下如果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就应当把长远大事作为要务，把寻求将相作为急务。臣每次承奉圣上旨意，命臣陈述鄙见，都仰望陛下英明睿智，特赐阅览详察。【咸平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范仲淹上奏仁宗，请求责令群臣举荐智勇之士

译臣私下看到，边疆上常常忧虑将帅缺少人才。如今高继嵩刚去世，人心很是惊骇，恐怕镇戎军不能守御，只得借调朱观前往那里。朱观一旦离开，鄜延路又缺少敢作敢为的将领。国家拥有天下，未必就是缺少人才，难道天地生人，古代人才多而今天人才少吗？大概是选拔不精、任用不到位。如今各军、各班中一定有勇敢而有智慧的人，却多被管军大臣、属官等相互压制，不能得到进用，白白直到衰老。比如朱观原本就是军班出身，因为历任边疆职务，才获得将领名位。伏望圣上慈悲，专门督促管军大臣等，在各班中搜求智勇之人，每人举荐一名，不论是将校还是长行；或者考验他们的武艺，或者观察他们是否胆略出众，就可以升迁调任到边疆任职。如果将来取得较多战功，就明确赏赐举荐者；如果屡次贻误军务，也应当连坐。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各路逐渐得到人才，不致频繁调动，也免得戎狄认为大国缺乏人才，更加增长骄横之气。何况西北两方将帅的空缺，实在不是小事，请国家经常预先准备，及早加以升迁任用。【康定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延州】欧阳修上奏仁宗，请求另行讨论求将的方法 臣私下看到，国家自从在西部边疆用兵以来，屡次失败，京师精锐士卒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极其缺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国家的爪牙。如今为国家筹划的人，只知道致力于外部的夷狄之忧，专心边疆事务，却完全不考虑根本内部空虚、朝廷势力衰弱，万一发生意外，将无力应付。现在军队统帅昏暗懦弱，不是合适的人；禁兵骄纵怠惰，不能使用。朝廷自当已经把这视为忧患，不必等臣说也可知道。臣又考察历代有国之君，多在无事之时倚仗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导致灾祸仓促发生而最终败亡；然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正值用兵之时反而忘记武备。兵法说：“将领，是掌管百姓性命的人，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等人抵挡契丹，对内让曹琮、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像如今这样的形势，却把百姓性命和国家安危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怎么能不被四夷耻笑、遭受他们轻侮？臣认为，去年北方敌人突然狂妄悖逆，今年元昊又无理提出要求；假如朝廷有一两个中等才干以上的将领，能够叩头效死、挺身请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稍增加国家威势，那么戎狄不敢侵犯欺凌，朝廷也不至于受辱。为什么内外竟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既然没有可以依靠来以力相争的人，便甘心使自己日益弱小。天下这样广大，难道竟真的没有一个人才吗？只是朝廷寻求得不勤、不够深入罢了。臣恭敬思考，自从用兵以来，朝廷求将的方法不过是命近臣举荐朝士来换任武官，以及选试班行中懂得方略的人而已。近臣所举荐的不过是通晓世俗事务、具有办事才干的人；班行中选出的只是会弓马的匹夫之勇；至于所谓方略之人，尤其混乱滥杂，考试合格者仅仅能够借职为县尉、参军。用这种办法求取将领，却想抵御当今的祸患，这就是使天下困顿、败给夷狄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作为求将之术，究竟对不对？如果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如果知道不对，为什么不考虑改革？又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如果认为容易，为什么数年都没有见到一个人才？如果知道难得，就应当多方用心，及早选取，等到祸患临头时，哪里还来得及得到人才？伏望陛下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另行讨论求将的方法，完全除去因循常规的格套，以招来非同寻常的人才。如果不打破常格任用人才，就难以消除当今的大患。臣也常有一些愚见，早就想分条陈述；如果朝廷确实要研究求将之法，也许可以参酌采用。臣私下看到，从唐朝、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在战阵中立功的人中，名将多出自士卒。比如西部边疆用兵以来，可以称道的武将往往出自军中。因此臣认为，只在军中就可以寻找将领。臣试着略说求将的方法，谨分条列在下面。凡是求将的方法，先从下级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拘官阶；按照他们的技能分别组织，每一百人为一队加以训练，比较他们中技艺精熟而最勇敢的人，一百人中必有一人。选出此人担任队将，这个人的技勇确实能够使一百人服从，任百人之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队将再训练，比较其中技艺最精、最勇敢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人。选出此人担任裨将，这个人的技勇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从，任千人之将是可以的。集合十名裨将再训练；如果他的技勇超过千人之上，已经很难有人胜过他，就应当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十人中必有一人。选出此人担任大将，这个人的技勇是万人之中的上选，又略懂变通，再选择有智谋的辅佐来帮助他，任万人之将是可以的。幸而有技勇已经足够、才识又超过万人之上的人，那就是世所罕见的奇将，不是通常的求将制度所能得到的。这就是臣所说只在军中便可以求将。果真能够这样做，得到五七万士兵，随后又得到五七名万人之将，直到千人之将、百人之将都由此确定；然后另立军名，建立等级制度，每万人为一军，用来承担宿卫，有事就出兵征战，无事就坐镇以威服天下。这同用丰厚衣粮俸禄养着骄惰无用的士卒，再逐级升迁直到校、帅，而这些人全是庸碌昏弱之辈相比，得失相差万里。如果臣的主张确实可以实行，等编成一军，就让旧禁军中的一万人轮番出防，使他们到外地就食；新设置的军队从一开始就由这种制度管理，稍微增加旧有供给，不使待遇过于优厚，经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纵懒惰。等到新军建成、旧军全部调出，京师就能减少冗费而得到精兵；这种好处还很长远。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拔勇将、训练卫兵的方法罢了。至于能够捍卫边疆、击破贼敌以及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能说没有。伏乞陛下早日留意，精心搜求。【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钱顗上奏神宗，请求选择将领并让他们长期任职

译臣私下认为，朝廷的祸患没有比没有将帅更严重的了。太平日子延续很久，内外臣僚只知道勤勤恳恳讲究文法，不涉及武备，难道这符合所谓居安思危的道理吗？何况北方敌人仍然强硬，西部戎族尚未归顺，这并不是朝廷无事的时候。陛下试着环顾内外，可担任将领的有谁？可担任统帅的有谁？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九十多个州军中，如今在边疆任职、具有谋略和果敢勇力、威望足以压服夷狄的人，又有谁呢？这正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预先谋划、深思熟虑的事。我听说祖宗时期，外部有很多名将，都委以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像李汉超镇守关南，赵赞镇守延安，都有十多年，朝廷倚赖他们如同长城；他们建立功勋，西北就没有忧患，这是将帅任用得人的结果。国家求将之心虽然迫切，但选将的门路并不广。近臣虽曾奉诏举荐将领，无奈受到资品限制；武勇、智略而处在低位的人没有进身之路，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才能，又怎么能得到任用？如今任命统帅只任用侍从、贵官，派遣将领又多用功臣门第的子弟，他们平素不熟悉训练军队的方术，一旦把要地和重权交给他们，正如前些日子谋划横山之事，为国家惹出祸患，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让将领长期任职。臣希望陛下下诏给二府大臣、两制近侍以及内外文武监司、知州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两名可以充任将领的人，不论官职高低。果敢而有武勇的列为一等，沉着厚重而有谋略的列为一等，登记姓名后任用，分布在三路，效法祖宗长期任职的办法，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有功就破格升迁，厚加赏赐，以激发将帅之心，挫败蛮夷的气焰。天下长久安定的防备，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伏乞朝廷裁定选择后施行。【熙宁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司马光上奏哲宗，请求罢除将官 臣在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奏说：州县是百姓的根本，长吏是州县的根本。根本危险，枝叶怎么能够安稳？自古以来，设置州县必定严格加强武备，设置官吏必定充实其侍卫，为的是安定百姓、保卫朝廷。秦国防备六国，认为军队不再需要使用，虽然设置郡守，却又用御史监督；毁坏著名城池，销毁兵器，所以陈胜、吴广起兵后，各郡县都不能制服他们，后来很多郡县长吏被杀，以响应叛军。虽然这也由于秦朝残暴虐政而灭亡，但也是守令没有权力、没有军队造成的。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军队没有用途，便全部撤去州郡的军队。陶璜、山涛都说州郡武备不可废除。到了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县没有防备，天下于是大乱。本朝设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作为将帅之官，凡是州县军马，长吏从来都共同管辖。知州就是一州的将领，知县就是一县的将领。熙宁年间，谋臣建议把天下禁军分开，每几千人编为一将，另设将官统领；训练、差遣、抽调都由将官掌握。各州总管以下官员以及知州、知县都不得参与。只留下羸弱的下等军队和多余人员，用来充任本州白直以及各种差役而已。凡是设置官员、划分职掌，都应使上下相互维系，就像身体支使手臂、手臂支使手指，这样纲纪才能建立。如今州县长吏和总管等官，对所属士卒不能统辖，几乎像路人一样。至于仓库守卫、值宿和巡逻，也都缺少人手。虽然条令允许调遣将官属下的士兵，但州县不能直接调遣，必须发文给将官；将官往往占据士兵不放，不肯调拨。万一发生非常变故，州县长吏靠什么号令众人、制服奸宄呢？臣亲眼见到前宰相、西京留守韩绛拜谒嵩山、兴建道场时，他所属禁军中充任白直的人，按条令不得出城；能够留宿的只剩七八名多余人员而已。何况偏僻小州县，其守御装备和侍卫人数就可想而知了。臣当时请求全部罢除将官，把各州禁军都交给长吏与总管等共同提举、训练和办理各项差役；州县长吏所供给的白直人数，都恢复到嘉祐编敕以前的数额。臣上奏这份文字以后，后来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施行。臣私下看到，近年各地多有缺少雨水的情况，盗贼也很多，而州县完全没有武备，长吏的侍卫又单薄。这是因为将官大多同长吏争权，长吏的势力远远处在他们之下。万一发生像李顺、王伦攻城，危害州邑的事情，或者像王均、王则那样突然发生身边的变乱，难道不会成为朝廷废寝忘食的忧患吗？君王应当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之策，在未危之前保全国家，怎么可以自恃太平已久，就认为一定不会发生这类事情呢？而且自祖宗以来，各军很少长期驻在营中，常常分批前往边防和各路屯驻、驻泊，是想使士卒劳逸均等，知道艰难，熟悉战斗，习惯山川地势。自从设置将官以后，除非征讨时全军出发、随将官同行，其余时间常驻本营，不再分批屯驻、驻泊，饱食安坐，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性。年深日久，恐怕就不能再使用了。又每个将官属下各有部队将、准备差遣、指使等一二十人，而各州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的员额也和过去一样，设置的官员重复，白白耗费俸禄。凡是设置将官，有害而无利，天下懂得军政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臣愚昧，希望朝廷按照臣以前的奏议，全部罢除各路将官，把禁军分别交给本州县长吏以及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官管辖，一律恢复没有设置将官以前的办法。各州军中兵马太少、不足以守御的地方，应酌量增加编额并招募补充。对于守御已有准备，但盗贼发动后不能在事先阻遏，或者弃城逃避，或者带领官吏百姓迎接盗贼，或者搜括百姓财物送给盗贼的人，即使按死罪责罚他们，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如今平时连随从侍卫都不能配备，一旦盗贼到来，却责令他们以死守节，不也是太难了吗？【元丰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陈州】上奏哲宗，请求内外臣僚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将帅的人 张舜民

译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久经战阵的老将逐渐凋零，今年尤其严重。这些人中虽然本来就有才质高下之分，但他们都是英宗、神宗识别、磨炼、收养和培养出来的出生入死之士。假使他们各有长短，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衰败零落得如此严重？臣虽然愚昧，心中暗自感到忧惧。臣私下观察，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门把进攻作战当作要务，关键在于以精神气势折服敌人而已。如果一定要交战并取得胜利，那只是兵家下策。所以有的君主在朝中为之叹息，有的忧虑得连席位都不暇安坐。在赵国时，强秦不敢出兵；在汉朝时，鲜卑不敢南下放牧；这些难道都是交战的功劳吗？是因为他们的声望、精神和气势足以使人服从。声望、精神和气势能够服人，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必须平素培养才能达到。如今强敌还没有消灭，疆场屡遭骚扰，上天的震怒尚未降下，国家的爪牙却先已缺损，这是什么道理？《左传》说：“内部没有良将，外部又有敌国。” 这连秦国的君臣都还认为是忧患，何况拥有如此广大天下的国家呢？臣私下思考，上天降下人才，大地生长万物，栋梁、檜柏等木材什么时候会缺乏？然而从细小树苗长到凌云大树，培植养护使它成为栋梁，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只有预先准备、及早谋划，才能避免仓促之间来不及应对的祸患。臣如今想请求圣上详加斟酌并下令：内则侍从、台谏、管军臣僚，外则帅臣、监司，各自举荐所知的三两名可以担任统帅的人，不限出身，关键在于确实有谋略和勇气，然后由朝廷亲自审查选择。所下达的指挥，请严格制定条文，以表明朝廷必定任用人才的意思，不要像通常的举荐那样泛泛而行。臣的瞽言，如果蒙受采纳，其成效还要在十多年以后才能看到。贴黄：臣如今所说的，如果得到朝廷采纳，那么所举荐的人已经经过选任；路分都监以上的官员，就不再列入奏举范围，这样可使处于下位的人才都能上达朝廷。近来兰州的种谊去世，臣曾默默计算他的继任者，两天之内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臣私下想到，朝廷在遴选人才时也已经很困难了。平时选择一名边州守臣尚且如此艰难，何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临时任人，更可以由此知道其困难。臣之所以越出职分进言，原因就在这里。【绍圣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陕西路转运使】《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帅臣 余靖上奏仁宗，请求让韩琦兼任大帅，镇守秦州 余靖 臣接到五月七日诏敕中的条文，诏令后三馆臣僚，如果有边防紧要机宜和朝廷大事，都要写成实封奏章上报。臣私下听说，朝廷已经下达敕命，派韩琦等担任泾原等四路都部署管辖之官；韩琦、范仲淹一同驻扎泾州，又派文彦博知秦州。臣听说，军队勇敢还是怯弱，在于将领；战争胜败，在于士气。自贼人元昊侵犯边疆以来，大战已有三次：延安之战，士卒还勇于战斗；好水之战，敌虏设伏其中；定川之战，军队没有交战便逃跑。这些都是贼人乘着屡次胜利的气势，而我军将领有勇有怯的差别造成的。臣看贼人元昊虽说只是小小羌族，实际上是狡猾的敌虏，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次序，必定先剪除我方的枝援、毁坏我方的屏障，先攻取容易攻下的地方，以形成常胜之势。金明部族离贼庭最近，所以先攻取；丰州地处援兵难以会集之处，所以其次攻取；泾原将帅软弱懦怯，所以又攻取那里。这就是贼人懂得先后次序的谋略。臣私下估计，边防各郡中最富裕、最充实的是秦州。贼人之所以盘旋而不敢攻打秦州，有三个原因：邈川仍然强盛，杂羌尚未归附，而韩琦又在那里镇守；这是贼人元昊所畏惧的，也是朝廷所依仗的。如今值得忧虑的是，邈川吐蕃部族受到贼人侵犯，渐渐遭到挫败，第一项依仗已经失去了。其余归附汉地的杂羌未必全部归顺，投靠贼人的人也未必已经诛除。过去归附我方而坚定的部族，往往遭受贼人侵犯却不能救援；如今虽然接受我方封赐，贼兵一到，他们难道肯拼死援助我们吗？这是第二项依仗也失去了。如果让韩琦暂且守卫秦州，招抚怀柔各部落，用恩惠和信义安抚他们，训练激励士卒，以忠诚果敢鼓舞他们，同时还须选择有才干勇力的人担任战将，这样或许可以保全三项依仗，使贼人有所畏惧。如今却只把这一带专门交给文彦博、许怀德防守，臣深为朝廷忧虑。臣也不是敢于任意议论、阻挠军务，只是三军所依仗的就是将领。韩琦多年在边疆任职，虽然还没有成功，但羌贼知道他的名声，士卒也信服他。如今突然让文彦博替代他，恩信尚未融洽，遇到紧急困难时，士卒和将领肯听从他的命令吗？况且文彦博是新近进用的人，许怀德也没有名望，羌贼本来就会轻视他们。如今虽然让韩琦、范仲淹驻在泾原，遥相节制各路作为声援，反而增加了秦州的忧患。贼人如果从上路出兵，以一军守住瓦亭，泾州、渭州的军队就不能南下；以一军奔赴陇坻，岐、陇的军队就不能再向西；如果再以一军直捣秦州，而援兵不能到达，外部的羌族又归附贼人，那么秦州就不再属于我方了。贼人如果从下路出兵，前锋所到之处的杂羌便进行掠夺，那么我方援兵虽然可以赶到，胜负也还无法预知。如果说贼人会轻易离开巢穴、不会这样做，那正是他们出我方意料的地方。臣认为，当今的计策不如赶快派韩琦兼任大帅，回镇秦州；增加故关的兵力，以扼守交通要冲。各路有紧急情况时，不妨相互援助，这是决定安危的关键。增加泾州的戍兵，使它抵挡敌军冲击，形成唇齿相依的形势；那里有一名大将驻守就足够了。还应当选择有才干勇力的人替代许怀德，这也是最紧急的事。贼人自从崛起强盛以来，从未遭受挫折；如果得到勇将挫败其锋芒，也许可以使他们屈服。朝廷处置大事，臣冒昧在其中妄言，甘愿等待鼎镬之刑。【庆历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集贤校理】欧阳修上奏仁宗，论郭承祐不可担任真定都部署 臣恭敬听说，朝廷打算任用郭承祐为真定都部署。臣自从听到这项任命，早晚思考，国家用兵已经五六年，却没有取得丝毫成果，朝廷的威势完全受到挫折，天下百姓也困苦不堪。仔细思考其中原因，过失在哪里？祸患在于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级选择人才；明知是小人，却把重任交给他，后来即使败坏事情，也始终不肯悔改。如今每逢拟定任命，有人向大臣询问，大臣就说：“虽然知道他不是人才，但除了他没有别人。”更严重的，为了堵住人们的议论，必定说：“你试着另外想想，还有谁可以任用呢？”臣也曾听到这种话，每次退下都叹息。所谓“另外没有人”，难道是天下真的没有人才吗？只是朝廷没有竭力寻求罢了。如今不肯费心选择，越级任用人才，只知道遵守常规旧例，轻率任用小人，宁可误国大计。一旦误事不悔改，后来又照旧如此。至于葛怀敏，先前在西部边疆时，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能任用，当时议论的人只说：“除了怀敏，另外没有人，难以更换。”等到他战败身亡，尸体横陈在原野上。怀敏既然不能复生，也只好另找人任用。臣认为今天任用郭承祐，也和当时任用葛怀敏一样。何况郭承祐这样的人，不过是平庸奴仆般的才干，比葛怀敏差得远。他先前在澶州，只让人修筑城池，几乎酿成变乱，怎么能担当真定这一整路的重任？臣认为，朝廷并非不知道郭承祐没有才能，议论的人不过说：“按惯例应当叙迁进用，另外又没有人。”这只是因循敷衍的说法。如今强敌正在制造事端，祸患的端倪已经显现，内外人士看到国家轻视戎患、松弛武备，北方之人都进献意见，希望及早防备。忽然看到这样的任命调动，谁不惊恐忧虑？前些时候六符使者前来，朝廷忍受耻辱而同意谈判，大概是认为河朔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难以迅速抗争，只能委曲求和，暂时缓解祸患。如今幸而得到这种自行解困的办法，所应当做的是多方急切筹划，专心先让将臣做好防御准备，尚且恐怕来不及，哪里是因循守例、轻率任用小人的时候？对于郭承祐，乞请早日调到不用兵的地方任知州，或者召回朝廷，另授一个清闲职务。如果想录用他的旧日功勋，优厚施加对其亲族的恩惠，给他闲官厚禄就足以养活他，没有必要让他居于这样的要职。伏愿陛下深思国家大计，不怕改弦更张，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庆历三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欧阳修上奏仁宗，论郑戬不可担任招讨使

译臣恭敬看到诏敕任命郑戬为永兴军知军兼陕西都部署。自从听到这项命令，外界的议论都认为不妥；臣思考此事，实际上也确实不便。臣认为，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处置是否得当。臣看到自从用兵以来，屡次更改部署，有时四路设置一名都部署，有时分开各自统领一方，忽合忽分，各有利弊。只有夏竦以前的任命和郑戬今天的任命，失策最多。请允许臣试着分条列出。臣听说古代善于任用将领的人，首先要询问将领能够统率多少人。如今却不再询问郑戬能够统率多少人，竟把关中几十州的广大地域、蕃汉几十万军队以及数千里的边防事务，全都交给他，这是一项过失。有的人说：“郑戬虽然名义上是都部署，但各路本来各有将领；而且大事不让他专断，必须禀报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报郑戬，又禀报朝廷，朝廷议定后下达给郑戬，郑戬再下达给边防将领；仅这一点就足以误事，这是第二项过失。如今大事郑戬既不能专断，如果小事又一件件询问郑戬，那么四路距离永兴都有数百里，远的寨栅有一千多里；即使郑戬逐一处置得当，也会有迟缓的过失。万一耳目不能及时获知，处置又不合适，造成的危害就不小，这是第三项过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千里〕 如果大小事务都不经过郑戬，只是让他挂着这个权位，那么拥有数十州的广大地域、数十万军队和二三千里边防事务，难道只是设置一个虚名，让他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大将吗？如果认为郑戬可以任用，就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如果认为他不可任用，就应当妥善罢免他。怎么可以把整个关中的广大地区都交给他，却只给一个虚名，并且以不诚信的态度对待人呢？这是第五个过失。如今都部管这个名义上统辖四路，但各将领无论大小事务都不禀报都部管，便自行施行；四路的偏禆将领各自只看重自己的主将，不听从都帅，于是上下相互效法，都想专擅自为，这是第五个过失。如今都部管是大将，反而不能节制四路；而各路的都帅只是都部管的部将，却能够专擅控制一方。这样一来，委任的权力大小悬殊，军法难以施行，名分与体制也不相顺，这是第六个过失。如果知道郑戬确实不能重用，却又不敢直接罢免他的职务，那就是大臣顾虑人情、躲避自己的怨恨。这样办事，凭什么平息众人的议论呢？这是第七个过失。我料想朝廷忽然下达这个任命，一定是因为韩琦等人最近从西部回来，提出了这样的筹划。韩琦等身处边疆，曾经担任将帅，怎么会作出如此失策的决定？臣现在想请陛下命两府大臣明确议论四路不应设置都部管的利弊。郑戬既然不能居于内地永兴而遥控四路，就请削去他的虚名，只令他坐镇长安，安抚百姓，处理政务。这样才是考虑到关中的重要地位，其所承担的责任也很重大；让四路各自责成自己的主将，事务体制就都顺当，处置也合宜。【庆历四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知谏院】余靖上奏仁宗，论述狄青不能独自负责一路。臣近来上奏，认为让狄青任知渭州、尹洙任知晋州，不合舆论，恐怕没有防备朝廷的意思。臣深切认为：如果不是大臣完全没有忧虑边患的心思，就是谏臣应当获以欺罔君上的罪名。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是事实。臣恭敬地思考，陕西四路中，只有泾原山川宽阔平坦，容易发生冲突。如果戎马的势头不能遏制，就会成为关中的忧患；关中的忧患，就是天下的忧患。因此国家自从发生西部战事以来，一直把泾原作为统帅府所在地。前些年葛怀敏败军之后，朝廷想派范仲淹前往那里安抚整顿，还先派中使向他说明意图。当时范仲淹不敢独自承担这个任务，请求派韩琦一同前往。朝廷派韩琦、范仲淹共同经略，又派张亢任知渭州，狄青同任一路部管。韩琦等名义上是四路招讨使，实际上只是筹划经营泾原。张亢负责州郡事务，狄青担任战将，这正说明朝廷对泾原的忧虑如此深重。到了去年召韩琦、范仲淹赴京，又派中使询问范仲淹认为谁可以接替自己。于是派郑戬替代韩琦，范仲淹充任四路招讨使；尹洙代替张亢任知渭州。到了秋天，又派韩琦、田况前往那里宣抚，这就足以说明朝廷从未忘记泾原。今年已经罢免郑戬，让他回永兴，又调尹洙任知晋州，于是让狄青一人兼任三人的职务。况且范仲淹号称最熟悉边防事务，也不敢独自承担；孙沔也是朝廷精心选拔的人，却托病不去。这说明泾原有值得忧虑的形势，难道狄青一个人就能承担吗？难道范仲淹会忘记这一点吗？大臣一定认为，韩琦、范仲淹经营泾原两年形成的规制可以遵守，所以专门任用狄青就足以处理事务。臣实在认为不是这样。自从葛怀敏覆没以后，军队士气受挫，至今没有取得小胜。百姓遭受劫掠之后，虽然有的已经回来，但生产生活还没有恢复。只是因为敌人尚未到来，便以为实力已经完备；和议尚未确定，却早早懈怠。将帅被抽调削减，军民的心中还能够有什么指望，竟敢自行安逸吗？况且过去在生户界内修建一座城寨，尚且发生劫夺杀伤，彼此不能保护；敌骑如果到来，谁还能安心？由此可见，大臣完全没有忧虑边患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当初是因为前些时候狄青、尹洙仓促行事，使朝廷烦劳。臣私下推测朝廷的意思，是认为这两人徇从偏见，相互唱和，所以让孙沔位居狄青之上，想使各种事务都由他们共同商量。如今只因孙沔称病，便把泾原路的兵马专门交给狄青进退处置。天下这样广大，难道再没有一个奇才可以与狄青共同任知渭州、共同办事吗？这是大臣想得太不周到了！何况当初因为他们行事仓猝暴烈，朝廷不想追究罪责，狄青于是得到独掌兵柄的机会，这究竟算是什么赏罚？况且狄青突然从行伍中被提拔，尚未建立显著功勋，朝廷却破格提拔他，未免过分施恩。再加上他性情率直暴烈，鄙陋吝啬，偏禆将领都不服从他。因此刘沪才敢辱骂尹洙，把狄青看作乳臭未干之人，不过是个普通武夫罢了。如今让狄青独自负责一路，难道不担心偏禆将领不服，从而败坏国家大事吗？即使听说范仲淹请求前往，朝廷依从他，也不过是驻扎在本州；至于大事，还必须另行选任知渭州，与狄青从容商议战守形势。何况庞籍镇守延州，尚且还与王信等人共同办事；如今反而不如让狄青独自负责最艰难的一路，岂不是庞籍等人以与他共事为耻，从而心怀怨望吗？朝廷缺乏贤才，竟到了这种地步。恭敬地请求陛下询问大臣：如果将来敌骑冲击泾原，狄青果真能够保证必胜而不使朝廷忧虑，那么臣甘愿先行接受诛杀或流窜，以承担欺罔君上的罪名。【庆历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刘敞上奏仁宗，论述宣抚狄青应当设置副使。

译臣听说朝廷任命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却议论不设置副使。臣认为这样不妥。有人说，设置副使而让宦官担任；臣又认为这样也不妥。臣听说上古帝王派遣使者和将领时，一定为他们设置副贰、参佐，不只是为了掌管纲纪、广泛谋划策略，也是为了谨慎处理大事，防备意外。如今统领数万人的军队，连接四路的广大地域，节制万里之地，关系到吉凶成败，却让一个人乘单车前往，孤立无援地独自承担，一旦突然患病或发生意外，没有可以依靠托付的人，也没有相互维持协助的力量，这不是周全的办法。狄青出身行伍而升任枢密近臣，天下确实还没有完全见识到他的长处；现在因盗贼紧急，他拥兵出发，所以人人仰望他的风采，希望听到成功的消息，更应该让有操守、有才干、有谋略的大臣参与职事，与他共同办事。假如让宦官担任副使，必然大大辜负事情的期望，足以显示朝廷的浅陋，也不是朝廷的光彩。因此臣说，不设置副使不妥，设置副使而让宦官担任也不妥。这就是臣对此事反复恳切陈说的原因。大概事情发生之前进言，常常好像迂阔；事情发生之后进言，常常又显得来不及。惟愿陛下留意听取臣这卑微的意见，慎重对待军旅重任。【皇祐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上奏英宗，论述五路不应设置统帅，不应又改任冯京为安抚使。赵瞻。臣恭敬地看到，陕西设置永兴、秦、延庆、渭五路安抚经略使，各自开设帅府，以控制西部戎族。如今又突然派冯京安抚各路，外间传闻使士大夫无法揣测朝廷究竟意欲何为。不知朝廷是认为各路帅臣都不能安抚本路吗？还是国家想深入研究边防事务，专门委托近臣筹划办理？如果帅臣没有才能，自然应当另行任命；如果只是想让筹划边事的人暂时前往，他又怎么能够彻底了解情况？这些做法都不能对边疆起到丝毫补益，却足以使边帅惭愧，使戍边士兵受到扰动。犒劳军队、慰劳将领，调动更换士卒，浮费会纷纷产生，虚浮的声势也接连出现，关中、陕西的百姓一定会大为惊动。臣愚昧地认为这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损害。从前杜预派王濬先进入石头城，是为了避免亲自接受他的节制；裴度任命韩弘已经担任都统，便不再称为招讨使，深深通晓国家体制，最终共同成就了边疆功业。古代任用人才的办法，如今却完全相反。依臣所见，请求停止冯京的出行。如果想精心考察边事的利弊，那么文彦博、孙沔刚刚接受兵权，还没有出国门，正可以把圣上的谋略和朝廷的筹算授予他们；他们都是元老，可以仰赖他们成事。臣愚昧，不明白事机，只愿进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忧虑。【治平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知侍御史】上奏神宗，请求仍让孙永任知秦州，以责成他取得后来的功效。范纯仁。臣上次入殿时，亲自承受圣上的仁德教诲，听到陛下说孙永镇守边疆时失于防备，要再看他后来的功效；这足以看出圣心宽大，允许他将功补过，深得秦穆公任用孟明视的做法。今天却听说孙永被降职，改任知和州，让李师中代替他担任秦州统帅。臣私下认为，统帅的职务尤其需要长期任用，才能熟悉边防事务，共同筹划长远方略。如果因为一件事情屡次更换，不仅迎送会劳累人力，而且各种事务都随之改变，军民的情绪也难免烦扰。况且臣过去与孙永、李师中都相识，对他们的性情品行略有了解。孙永虽然没有应变的杰出才能，但忠诚谨慎、镇定安静，足以让他安稳防守。李师中确实有才干和能力，危急困难时可以任用，但他喜好钻营进取、经营仕途，不能安静地守住自己的职分。如果边事稍微安宁，他一定躁动不安，另谋进用；这样看来，他长期任职的效果未必能比得上孙永。臣想请求暂且依照此前的圣训，孙永虽已降职，仍让他照旧任知秦州，以责成他取得后来的功效；李师中暂且留在河东，慢慢观察他的政绩，同时也免得调动更换造成劳民伤财和事务烦扰。贴黄：臣与孙永相识很熟，如今替他说话，便有营救他的嫌疑；如果不说，又有失职的恐惧。若被怀疑，臣自身会受到责罚；若因失职不说，就会耽误朝廷。臣因此反复思量，不敢不说。只是请圣明裁察采纳。仁宗朝时，韩琦因好水川战事失败，也只是降官，仍然任知秦州。如今如果因为一个寨子的失误就调动一位统帅，恐怕边疆上有能力的将帅很难安于职守。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只请求作为圣意加以更改。【熙宁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安抚领使应当像古代的州伯。彭汝砺。臣听说从前先王治理国家，用来总领并维系天下的办法，可以说十分完备。九州四海相距遥远，只由一个人统治，认为还不够，于是把天下的士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仍认为不够，又把天下诸侯国分为属长、连帅、卒正等七等。仍认为不够，于是合并诸侯国，设置两位伯来统领。上下相互维系，就像网附着在纲上；天子总领远方各国，在一座朝堂之上加以控制。诸侯俯首稽首，听从号令，遵循法度，就像手指响应手臂一样。有人不服从，属长便可以治理他。然而又认为这样仍不够，于是有巡狩之制。天子到达诸侯国，年满百岁的人可以前来拜见；命太史陈述诗歌，以观察民风；命掌管市场的人报告物价，以观察百姓的好恶；命典礼官考察时月、确定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整齐礼乐制度和服饰，并据此施行贬黜、流放、诛杀和赏赐。这就是诸侯谨慎遵守法度而百姓无不安定的原因。自从侯国制度废止以后，学士们的议论便不再涉及这些。如今天下县有县令，郡有郡守，各郡又有提刑、转运、发运等官，他们所管理的只是财谷，有些事务却不参与。又有安抚、钤辖、总管、经略等官，所控制的只是军队，而民政有时并不参与。古代诸侯国，其德政之所以能够彼此增益，有这样许多方面；如今郡县用来总领事务的机构却如此简略，而任用未必恰当，责任又未必能够长期承担。天下至今没有得到治理，就不足为怪了。臣想请求利用如今所谓安抚、钤辖的官职，任用重臣担任，使其职责稍微加重，让各职司都能够得到统摄，把一方的利害、官员的黜陟都交给安抚领使办理，使之像古代的州伯一样。每三年派遣近臣出使，彻底了解民间的祸福利害，并考察百官的贤能、智愚和是否不肖，使之如同古代的巡狩。如此一来，远近内外就没有不安定的了。【熙宁十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哲宗，论述祖宗不任用武人担任大帅，用意深远。刘挚。

译臣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听说，朝廷有诏命刘昌祚任知渭州。臣私下听说，刘昌祚曾因小功，先朝便任用他掌管军队、知延州，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妥。先朝皇帝升遐后，又召他入朝担任宿卫，舆论才稍稍感到安慰。如今任命他知渭州，众议又十分震惊。臣私下听说，祖宗的法度是不让武人担任大帅，专制一道，必定任用文臣为经略使加以总制；武人担任总管，统领兵马，号称将官，接受节制，战守进退都听从指挥。国家承平一百二十多年，内外无事，正是因为用这种办法控制边臣，合乎治边之道。臣曾经恭敬地思考，御边御戎之道深得上策，祖宗遗留给后世的制度长久而不可改变，这是其中第一点。唐玄宗先天、开元年间，薛讷、郭元振、张嘉正、张说、李适之等人，都从节度使入朝担任宰相。李林甫嫉妒儒臣因边功而得到重任，想堵塞这种趋势以巩固自己的权势，便对明皇说：‘凭陛下的雄才和国家的富强，夷狄却没有消灭，是因为文官担任将领，害怕箭石，不肯亲自冲锋陷阵，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长在鞍马和箭石之间，陛下任用他们，他们一定会竭尽死力。’明皇认为他说得对，便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掌领节度，又提拔安禄山、高仙芝等人为大将。李林甫利用蕃将没有入朝担任宰相的资格，所以安禄山得以兼领三道精锐兵力，最终起兵，倾覆天下，唐朝于是衰亡。臣私下认为，祖宗不任用武人担任大帅，用意深远，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测知的。即使刘昌祚的人才并不难得，如果真有卓越超群的能力，可以把边疆重任交付给他，但祖宗的法度也会因此废弃。恭请陛下选拔内外文臣中能够守边的人，让他们立即担任守边职务；这样祖宗的法度就能长存而不废。后世如果不幸有人援引今日为先例，让武人统帅边疆，而没有预料到像前代那样严重的祸患，难道可以不预先防止这种趋势吗？【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哲宗，论述应当让统帅便宜行事。孙觉。臣私下听说，陕西各路帅臣都是朝廷早先选拔提拔的人。等到边境稍有紧急警报，大小事情都要上报朝廷，事情一向仓促，又还要等待朝廷应付。我担心朝廷委任帅臣的办法还没有做到尽善。臣认为各路帅臣之中，只有陕西五路是朝廷特别留意的地方。一旦有警，帅臣能够自行处置，朝廷就可以无事。如今约束帅臣的法令太过严急，以致他们不敢便宜行事，所以边防事务无论大小，都全部报告朝廷。臣认为应当稍微放宽这一法令，使帅臣可以在边境之间便宜处置，然后再以边防事务责成他们。小事不必上报朝廷，逐渐恢复祖宗任用边帅御边的办法，那么帅臣就会尽心尽力，朝廷也会无事。贴黄：臣听说定州韩忠彦当时有事请示朝廷，不敢把边防事务自行承担。帅臣之中有人不承担责任，朝廷又不责问他。这样一来，帅臣就成了虚设。【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给事中】上奏哲宗，论述不能只凭一封走马奏章就轻易更换元帅。王岩叟。臣恭敬地看到初六日的任命名单，延安赵卨、太原滕元发都升了职。臣正要起草制书，忽然得到指示，要收回这项任命，臣不知道原因，因此已经感到疑惑。今天才知道，朝廷要用颍昌的范纯仁替换滕元发。臣私下听说，这是因为采用了本路走马的奏章，于是有了这项任命。臣认为朝廷进退大帅，本来就应当慎重谨严，不可轻易听信一个人的话便实行。如果那话出于个人爱憎喜怒，欺罔公议，难道不会损害君主的明察，耽误国家大事吗？如果确实有所怀疑，自当命本路监司共同核实衡量；即使相信其言而实行，也还不算晚。何况听说滕元发在河东颇有显著功效，受到士大夫称赞。按照本路惯例，每年一到秋天，就从靠近内地的州军派遣骑兵到河外戍守，到了春天才回来，坐耗那些难以取得地区的草料粮食，不知要耗费几万。此前帅臣估计知道没有事情，却没有人敢不派兵戍守；去年秋天唯独滕元发能够不派兵，为国家节省费用，收益非常大。他确实是明察事机，亲自承担责任，所以作出决定而毫不疑虑，众人的议论无不赞赏滕元发有大帅的谋略。臣料想陛下必定不知道这些；如果知道，就不应仓促更换他。如今进言的人掩盖他的长处而不把实情告诉陛下，只摘取他的不足加以揭露，那么他个人的爱憎之情已经显而易见了。有显著功效却不予记录，暗中进言却立即施行，四方听说后，又有谁会为陛下尽心尽力呢？既然凭走马的一句话就更换元帅，元帅以后将人人畏惧顾忌；这些人会担心不能自保，也会人人侵凌侮慢自己的统帅，形成骄横的势头。陛下不可不察。这样的风气逐渐滋长，并不是朝廷的美事。从前季布任河东太守，孝文帝曾召他到京师，在官邸留了一个月后又让他罢职回去。季布回来后进言说：‘臣在河东任职，陛下无缘无故召臣入京，这一定是有人说臣欺骗陛下。如今臣到京后没有接受任何职事便被罢免回去，这个人一定又有诋毁臣的话了。陛下因一个人的赞誉召见臣，又因一个人的诋毁罢免臣，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说后，会由此看出陛下的失误。’孝文帝向他道歉。臣愿陛下思考季布的话，考察滕元发的事情，不要重蹈孝文帝的过失，使有见识的人为此叹息惋惜。臣愚昧而忠诚，心中实在十分恳切。贴黄：单单一个滕元发并不值得惋惜，值得惋惜的是朝廷进退帅臣的体制。若臣的话可以采纳，恭请陛下下令暂缓颁发任命诏书，迅速召令大臣另行详细议论后施行。陛下把一方之地交给一个人负责，对于毁誉之言不可不审慎听取，对于善恶的实际情况不可不加以考察。如果此人的才干谋略足以担当事务，即使略有小的毛病，又何妨让他安静地治理？如果他没有能力，即使身体强健又有什么用呢？【元祐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请求在监司中培养人才，以备将帅之选。范祖禹。

译臣私下看到，朝廷常常忧虑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仁宗时，每当帅臣职位空缺，有时就从禁近之臣中任命，先让他们在藩镇试用，然后再重用。外任官中，都转运使、待制、杂学士中可用的人常有数位，从未说人才匮乏，这是因为朝廷一向有意培养他们。将帅的选拔，大多出自监司，先从远方的路逐渐升迁到京东、京西、淮南；其中资望最深、政绩最显著的人，才升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以及成都路的帅臣。又从三路及成都召回担任三司副使；那些暂时不能离任的，有时授予理副使的资序；从副使外出任都转运使。一个人从最初担任监司，到任三路帅臣及三路副使时，年资已经很深，资历已经很多，对边防山川、道路、铠甲兵器、钱粮等都熟悉了解。因此帅臣一旦有空缺，就有足以补任的人，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能勉强胜任。自从王安石任用资历浅的人担任监司，让他们推行新法，于是有才和无才的人都被废坏，资序也一概不再采用。二圣临朝以来，又不曾按照远近为官员安排资序，每当边帅有空缺，就不知道谁可以任用，这是因为朝廷没有一向培养人才。臣愚昧，想请求恢复祖宗时期任用监司的办法；边臣有空缺时从这一选拔体系中授任，那么可用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如今监司有的刚任命就被派往近路和三路，有的从三路调往偏远地区，因而人心已经不乐意；任职三路的人有的长期不能升迁，而其才能和资望又不足以担当边帅的职务，这就是人才常常缺乏的原因。如今如果恢复祖宗的法度，那么提点刑狱、转运判官也应当选择有才能的人担任，并与各路互相调任，使往来出入三路的人常常很多，那么熟悉边防事务的人一定会增多。【元祐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徽宗，论述西北帅臣不可任用武人。任伯雨。臣听到外间的议论，都说朝廷因西北各路帅臣职位空缺、缺少人才，议论要增加武臣，纷纷传说了好几天。事情虽然还不确切，臣作为谏官，怎么敢不预先考虑？万一果真这样施行，今天虽然未必有害，日后却会成为祸患的开端，这正是唐朝藩镇祸患的起因。唐朝开元以前，各边帅大多任用儒将，整顿安抚边疆、招抚归附之民，内外都安宁。到了李林甫担任宰相时，他想长期保住自己的职位，厌恶儒臣因边功而入朝担任辅弼，于是建议一律任用蕃将武人，最终导致安禄山之乱。肃宗、代宗以后，大盗大致平定，武夫悍将都已经立功，强藩巨镇逐次分授；他们既拥有土地，又拥有人民，还拥有军队，重权在手，彼此唇齿相依，便骄横放纵、任意妄为，终于无法控制。唐朝直到灭亡，都因这种弊端而动乱灭亡。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尚未平定，西北尚未归服，于是任用武臣分守重要地区，这是当时形势所决定，不得不如此。到了太宗以后，逐渐全部任用儒将，即使是边境的小郡，才开始使用武人；这是祖宗深思远虑，鉴于唐朝藩镇的弊病，为子孙万世打算。如今如果因为帅臣空缺就任用武人，从此以后人人都会产生做统帅的希望；假如才能相差不多、功劳也没有明显先后，有人得到任用、有人不能得到任用，那么未被任用的人内心怨恨，外表惭愧，愤愤不服，认为朝廷轻视自己；等到临事之时，哪里肯尽心尽力？如果已经得到任用，便会地位尊贵、权力重大，骄傲自大；有贪求功名的心，就会制造事端以邀功；有贪图财货的心，就会侵夺剥削夷人和汉人，骄横傲慢，不遵循法度。朝廷如果不加以体察诘问，就会养成他们的恶行，使祸患更加深重；如果立即加以诘问，他们畏惧祸患和罪责，一定不会顺从命令。有时调动迁徙不是他们所愿，他们就胁迫众人挽留自己，以此干预朝廷。朝廷依从他们，就会损害威信；违背他们，就会发生动乱。彼此相互观望效法，结党互相庇护，朝廷的进退伸缩无不受到牵制。这样的做法习惯已久，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藩镇的祸患便由此形成了。何况朝廷有帅臣空缺，自然可以从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转运使副中，选择有才望且资历深的人，暂且试用其才能。平时守边如果没有大事，即使万一不能胜任，也不过造成一时的外患；如果任用武臣，逐渐形成藩镇的势力，那么就是国家的内患，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有的人说朝廷强盛，即使任用武臣也未必会成为祸患，从前也间或有武臣担任统帅。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虽然有这种情况，但那些人都是才华卓异、同辈无人敢与相比的人，因此别人不会产生侥幸之心；而且他们谋划事务、提出建议，必定以图谋万世稳固、预防未然为目标。至于这种祸患，正是李林甫建议不任用儒将之后形成的；他哪里知道后世会有藩镇之患呢？臣愿陛下深思远虑，以前代的事情为鉴，遵循祖宗的制度，慎重处置，以安定万世无穷的根基，天下幸甚。【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钦宗，论述四道设置统帅。胡安国。臣接到中书省兵房送来的录黄一道。臣僚上言：天下的形势，在太平安定时应当加强内地，在遭逢变乱时应当加强外部。请求分置四道帅臣，以都总管为名，授予他们一方的权力，作为保卫王室、抵御强敌的办法。依臣愚见，从古至今，内外力量适当均衡才会安定，偏重一方就会危险。从前东汉末年，王室多有变故，刘焉建议认为四方兵乱盗寇，是由于刺史威权太轻，应当改置州牧。后来刘焉请求增加郡地，刘表出镇襄阳，袁绍取得冀州，曹操占据兖州，彼此争相割据，从此王室便不再拥有实权。唐僖宗时，黄巢入侵，任用高骈为都统，本意是让他讨伐贼军。等到黄巢进入长安，诏令高骈发兵，他却倚仗军队和财赋强大，最终不奉诏令。自太祖鉴察前代弊端，削夺藩镇权力以来，一直到了今天，州郡的权力过轻，按理应当通融变通。然而如果突然把数百州的地域、二十三路的广大范围分为四路，各自统辖一方，事务可以专断决定，财赋可以通融使用，属吏可以自行辟置，士兵可以自行诛杀赏赐，那么权力就太重了，又不是州牧所能相比的。假使这四个人果真能够竭尽忠诚于君父，一心在王室，仓促危急时能够联合起来救援，那当然是好事。

译假如万一他们抗拒朝廷、骄横自守，号召而援兵不到，像刘焉、刘表、曹操、袁绍、高骈那样行事，又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呢？五个大权势同时存在于边地，是古人所警戒的。用身体支配手臂，这在道理上才是恰当的。臣愚昧的计策是，请只根据如今二十三路所设置的帅司，选择重臣，授予他们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旅事务。每年年终考察其辖区；如果有紧急警报，京城戒严，就让各帅所属的守将根据紧急程度前往援救。这样既有拥护保卫王室的势力，又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一举两得。恭请圣上慈悲，重新赐予裁决斟酌，特地下达圣旨施行。【靖康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六。宋代赵汝愚编。百官门。奉使。上奏仁宗，请求告诫谕示所派遣的使者，推行宣扬皇帝的德音，彻底查究各项利弊。蔡襄。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将派遣使臣巡行各郡国。臣私下认为，君主居处于中国、住在法宫之中，却能使幽远异域的风俗歌谣、习惯风尚以及冤屈隐情和受到压抑的事情，没有一件不陈列到面前，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耳聪目明托付给臣下。君主知道所托之人难以完全明察，便用赏罚来驾驭他们。赏罚既然明确，臣下就不敢蒙蔽欺骗，君主的耳目也没有阻塞。如今天下的风俗，甚至有豪门富室兼并财货，制造奢侈靡费，超越法制；他们勾结大吏，欺凌压迫愚弱之人，而贫苦百姓父子流转离散，缺少养生送死的资具；不幸成为孤独、废疾之人，不能终享天年。州县官吏看见这些却不能掩盖制止；豪强凶猛之人表面上怜悯穷困，又趁机侵夺掠取，没完没了；有的愚昧荒谬、昏聩衰老，不能辨别是非；有的依仗权势，破坏公法。这些情况明显有事实可查，数都数得出来。监司、刺史一类官员，大多把宽缓包容、隐瞒问题当作贤能；即使查出一个奸吏，赃物很多，也往往受到众人指责，因此要等他自己败露，才开始追究揭发；有时监司另有私情，担心即将败露的人，也会特别用心替他遮掩，使他得以逃脱。官场蒙蔽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设置监司几乎等于没有；想让百姓不受侵害，怎么可能做到？官吏苟且偷安、姑息纵容，渐渐形成了风气。近几年派遣使者安抚各郡，等他们回来上奏，推荐的人虽然很多，但对害民的官吏和暴虐的事情却不加察访，这只是获取美名，却使自己的职务落空。收罗人才、选拔能人，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然而恶吏不除，穷民不体恤，派使者出行还不如不派，反而使各郡国百姓异口同声地议论说：‘这次举措，只不过是给被派遣的人增加劳绩、铺设升迁阶梯罢了，哪里是真心为我们的百姓着想呢？’臣私下看到，汉武帝派谒者、博士分赴天下，慰问孝子悌弟、努力耕作的人以及鳏寡孤独者，按等级赐给布帛；又把品行独特的君子派往行在，把苛暴之事查明举奏。唐太宗派杜淹巡行关内各州，从御府拿出金钱，赎回那些因贫困而被卖掉的男女，使他们回到父母身边。后来又派褚遂良等二十人，依据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详细考察古代派遣使者的做法，都是致力于救济穷民、铲除恶吏、举荐人才、收用被埋没和遗落的人才而已。请下令使者所到的郡县，慰问乡里百姓：对孝行显著闻名的人、年满八十或九十岁以上的人、鳏寡以及重病残疾者，依照汉代旧例，酌量赐给布帛；对于贫穷无所供养、儿女被迫为人雇佣的人，应偿还其余下的身价，把儿女追回来。若有人出家为僧尼，僧人四十岁以下、尼姑三十岁以下，都应除去僧尼名籍，送回家供养；如果没有这样的子孙，官府供给口粮，责令亲族邻里供养他们，直到终老。对于孤独无依的人，应告诫收养他们的家庭务必保全其生活；对有冤屈郁结而无处申诉的人，应让使者选择官吏审理其中的是非曲直；对努力行善、专心学习的人，以及衰老而沉沦困顿、长期不得志的人，应当表彰他们，以此劝导风俗。郡县官吏中政绩可以称道的，应逐条列出其事迹；对其中尤其突出的人，公开加以褒奖。贪污受贿、声名狼藉的，就下令责问审讯。才能不能胜任职务的，应调换到与其才干相称的职务。即使清廉，却违法而残酷苛刻，以及年满七十、昏聩衰老却不知道退职的人，都要把姓名上报。希望把这些人一概罢免。官吏贪污受贿，如果因使者揭发而发现监司平素所不追究的罪行，也应连同监司一起治罪。即使使者没有追究，后来事情败露，而罪行发生在使者巡行以前，也要连使者一起治罪。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关注百姓，而恩泽尚未广泛施及下民，大概是因为督责官吏还没有完全得其方法。使者出行之时，请陛下严加告谕，命令他们竭尽全力推行宣扬德音，使恩泽传达到下民，彻底查明各项利害；这样或许对政治有所补益。不要只是让郡县供应器具，让吏民排列道路，迎送来往，反而加重这种纷扰。臣狂妄愚昧的言论，愿陛下察看裁择，天下幸甚。【康定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馆阁校勘】上奏仁宗，请求设置诸路按察使。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天下官吏人数极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能、愚昧、善恶。审官院、三班院及二部等处，也只记载任命调动的月份和日期，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能力。各路转运使等官员，除了遇到贪赃官吏自行败露，临时予以举劾之外，也没有其他考察官吏的办法，以致年老多病的人、懦弱无能的人、贪婪残暴而祸害百姓的人，遍布州县，却没有黜陟升降，因循积累弊病，冗滥官员很多，使天下州县不能治理的十之八九。如今战争尚未停止，赋税徭役正繁重，百姓哀号，创伤尚未恢复；要救济他们的疾苦，应当以选择官吏为先。臣现在请求特别制定按察之法，在内外朝官中从三丞以上到郎官之间，选拔强干廉明的人担任诸路按察使。请命进奏官分别抄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制作空白簿册交给按察使；让按察使到达州县后遍见官吏。对于公正廉洁、勤勉能干且有明确实绩的人，用朱笔记载；对于年老多病、没有才能、明显造成政务废弛的人，也用朱笔记载。又有才能中等、没有奇异功效但也不至于荒废失败的人，用墨笔记载。还有虽属平常才能，却能专长于某一事务的人，也用朱笔另行标明。使者回来后具奏，朝廷就可以直接看到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一人，然后再另行议定黜陟的方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的吏治，希望半年之间就能达到治理。只需劳烦朝廷精选二十多人充任使者，并没有其他难以施行的事情。【庆历三年五月上奏，欧阳修当时任知谏院。自从提出这一建议后，朝廷因为对特别派遣使者一事有所顾虑，未能立即施行。参知政事贾昌朝此前任御史中丞时，曾说转运使由朝廷责成考察官吏能否胜任，但使者名义不正；于是采纳了欧阳修建议的一部分，下诏各路转运使、副使兼任按察使、副使，今后将所属州、府、军、监、县、镇官吏姓名设置簿册，亲自掌管记录他们的功过。对于政绩显著以及明显治理不善的人，逐件随时上报；此外，对廉洁勤勉而声名稍著、以及仅仅能够避免失败过失的人，每到年终汇总抄写后附递上报。还必须完全公正，摘录事实；能够称职的另加进用，如果务求因循，也严行黜降。提点刑狱虽然不带这个使者名号，也应依照此法办理。】上奏仁宗请求设置诸路按察使，欧阳修。

译臣曾经上言，认为天下官吏冗滥的人很多，请求派遣使者分赴各地按察。昨天臣私下看到降下敕令，命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臣认为，转运使本来就应当按察本部官吏，如今特别设置按察使的名义，再加以约束，在通常实行的制度上确实很合适；但如果真想及时挽救弊病，却还没有做到完善。臣起初请求派遣按察使，是因为想让朝廷精心选拔强干明察的人。臣切实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所选之人不合适，所以没有派遣专使。如今所委任的转运使，难道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吗？其中有昏聩、年老、多病的人，也有贪赃失职的人。这些人本来就应当被弹劾，怎么可以让他们去弹劾别人？其中即使有才能的官吏，又因为要斡运财赋，有米盐等繁杂事务；供应军需，又有急如星火的紧迫任务。他们既没有时间遍走州县，专心察看考核，就难免拖延和草率。因此臣认为，转运使兼任按察使，无能的人既不能履行职责，有才能的人又无暇尽心，只能看见一纸空文，恐怕没有实际效果。就事情的体制而言，不如专门派遣使者。臣恭敬地想到，战争兴起已经多年，天下困苦疲弊，饥荒和疲劳疾病交加；既没有力量救济振作百姓，征调赋税徭役又没有办法减省，只是空有爱民的心意，完全没有施惠的办法。如果只能逐步裁去冗余官员，不让贪婪暴虐的人任职，选用贤良官吏，分别使他们安抚百姓，那么仅此一事，就最切合民情。只要能够有利于百姓，又何必害怕选派使者的劳苦？况且从今年以来已经屡次派遣安抚使，难道到了今天反而认为难办吗？现在如果担心三丞至郎中之间难以找到合适人选，那么请暂且依照前后派遣安抚使的办法，在侍从臣僚、台官、馆职中选派十几人；事务较少的路分，可兼管察访两路。侍从臣僚仍各自命令他们任用判官，分头巡行采访，把臣以前奏请的事项付诸施行。转运使兼按察使，如果能够精选合适人选，也请把这作为今后经常实行的制度。臣私下思量，向来并不是臣僚不进言，朝廷也不是不施行，只是忧虑徒然留下空文，却不责求实际成效。因此改革虽多次进行，号令虽十分繁杂，上下相互因循，最终毫无益处。如今如果一定要力求日新、寻求治理，革除弊病、挽救时局，就必须着力实行，才能成就政务。臣所说的是百姓的急务，是天下的利益，并不只是略说一两件来敷衍言官的职责而已。恭请陛下留意，详细选择。【庆历三年五月上】欧阳修上奏仁宗，请求设置诸路按察使。臣自从起初忝任谏官，在第一次上殿那天，曾经进言：如今国家凋敝残破，公私都困窘急迫，全是因为官吏冗滥太多，请求朝廷选派按察使，纠察举发年老、患病、贪赃、无才这四类人，一并澄清淘汰；同时详细呈上按察的法令，条目十分完备。像臣所议，本来是想让使者分赴四方，使天下人惊惧，知道朝廷有赏善罚恶的意旨，然后按文书考核实际情况，恶者罢黜，善者升迁，使中等才干的人都受到警戒激励。凡臣所说的，都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迫困难，革除四十年来积累的弊病。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君主锐意求治的时代，并且上下共同努力实行，是不可能做到的。无奈议论者害怕做事，只喜欢因循守旧，于是只命令诸路转运使兼任其职，不久又两次具文论奏，但他们的议论被搁置而没有实行，按察遂成为空文，最终废弃不用，百姓的弊病和痛苦日益令人悲哀。臣近来看到陛下圣德日新，忧虑各项政务，最近亲自发布手诏督促勉励宰辅；然而天下事务积弊已经很多，犹如整理乱丝，不知从何入手。想要件件更改，力量又不能周遍，而且烦扰难行；想要逐步整顿收拾，困弊又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很快见效。臣认为，如果想少费功夫而获得广大利益，使百姓迅速得到好处，并且事情又紧迫，那么不如精选十几名强干的朝臣，分头巡行天下，把官吏能干与否全部登记在册，当场决定升迁或罢黜，像臣以前所陈述的那样，这样才可以。臣听说治理天下，犹如农夫治理田地，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蒿草丛生、荒芜已久的土地，必须先用力砍伐开垦，然后按时耕耘锄草。现在特别派遣的使者，就如同治理久荒之地而先行砍伐开垦；转运使兼按察使，则是按时耕耘锄草的人罢了。宽严、快慢，各有适宜。汉代的刺举使，唐代的黜陟使、考课使之类，每年都派出；太祖以来也有考课院。按察升黜，是古今通行的常法，并不是什么难以实行的特殊事情。如今进言的人多因发表高论而被弃置，或者因为有人认为有害、难行而被拒绝。像臣所说的，只是选派十多名明达能干的朝臣，察看官吏的善恶，把确有痕迹、容易查见的情况登记在册，交朝廷详察，罢黜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臣自认为这个议论并不迂阔，实行起来有利无害；但仍担心议论者不以为然，所以谨另列冗官的利害六件，以说明它利益广、见效快，而且确实可以实行。恭请圣上慈悲，特加裁择；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求尽早施行。第一，裁去冗官，那么百姓所承担的科派和征敛可以减少十分之九。臣私下看到，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公私困弊，不只是因为赋税征收繁重，完全也是官吏作奸造成的。每年征派一项物资，贪婪残暴的官吏便先于百姓进行刻剥；年老糊涂的人，则任意让属下向百姓苛索。朝廷得到一分，奸吏却取十倍，百姓之所以更加困苦，祸害就在这里。现在如果裁去这四类冗官，代之以循良官吏，办事各随实际情况，完全停止骚扰，使百姓只按朝廷规定的实际数额供给，免除州县额外的苛索，所以臣说，百姓的负担可以减少十分之九。与另行筹划裁减那些琐碎而无益的事项相比，这个利益广大得多。第二，无才之人造成的祸害，比贪赃官吏更深。国家的法令，对于除掉贪赃官吏、使百姓困苦的人，往往先发现便施行惩处；至于其他无才的人，大则毁坏州，小则毁坏县，朝廷明明知道却都不追究。臣认为，贪赃官吏多是强横狡黠之人，他们所取的主要是豪富之家，有时还祸害不到贫弱之户；无才之人不能驾驭属下，虽然他本人未必能向百姓索取什么，却任由属下共同进行苛索剥削，贫富都遭受祸害，造成的危害极深，却放任不问。因此臣尤其希望把年老、患病、糊涂、懦弱的人全部清除，与贪赃官吏同样罢黜。

译第三，内外一体。如果外任官员不加澄清，朝廷就没有办法实现治理。如今朝廷即使有好的号令，下达到地方，如果落在这四类冗官手中，有的会施行失当，不了解朝廷本意，反而危害百姓；有的会滞留废弃，完全不施行，又没有人纠察举发，于是多半成为空文。如果地方除去冗官，全部得到良吏，那么朝廷下达的命令即使有错误，他们也能改正，或者据实上奏请求更改，终究不至于造成大害。这样看来，百姓的得失不只是依赖朝廷，也完全依赖官吏的善恶；由此说来，冗官怎么可以不裁去？第四，裁去冗官，官员名额就会清明简约，差遣任用也能通畅流动。如今天下官员有固定名额，而入仕的人没有固定数目；既没有退黜，冒滥的人就多，差遣无法推行，贤愚一同滞留。每出现一个空缺，众人便争相竞争；得到任用的人没有廉耻之风，未得到的人则发出怨恨叹息。冗滥官员的弊病，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现在如果选择并裁去这四类冗官，等待空缺任用的人就可以不再怨恨滞留。第五，裁去冗官，中等才干的人就能受到劝勉和警惧。如今天下官吏，难道一定全是无才之人吗？大概是因为朝廷本来没有升黜制度，善恶不能分别。如果看到国家责求实效、寻求治理，人人都受到明确鉴别，那么中等才干的人都会自我勉励，不敢因循；即使有贪婪残暴的人，也必须收敛手脚。第六，裁去冗官，不超过一个月，百姓就能受到恩惠。如今朝廷虽然有忧虑、体恤百姓的心意，但上下都困乏，必然没有多余力量广泛施惠于民。如果只是裁去冗官，百姓就能迅速得到恩惠。臣曾经看到外地州县每替换一个糊涂官员，换上一个能干的人，不过几天，百姓已经歌颂。现在如果把冗滥官吏全部裁去，以能吏代替，不过一个月，百姓一定会受到恩惠。这就是臣所说的使百姓迅速得到好处、事情又最为紧切。【庆历三年五月上】上奏仁宗，论说台官所说按察使不当。欧阳修 臣私下看到，台官上奏说，意思是按察使等所奏举的人多不真实，有的在迎送、文书往来之间稍有缺失，便挟带个人愤怒，诬奏无罪之人；朝廷又全不深思，轻易相信他们的说法。臣听到这个约束命令后，日夜忧叹，私下想到国家正处在事务繁多、难以了结的时候，正应当责成人员建功效力；奖赏他们还担心他们不能竭尽力量，怀疑他们，谁还肯尽心尽力？前些日子最初选拔诸路按察使时，两府聚集议选数日，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次任用人员，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这是当时最精良的选拔。凡被选中的人，也都各自怀有才干和学业，只是长期无人知晓，常常忧虑没有施展作为的地方；一旦忽然得到破格提拔任用，人人都想着竭力奋发、施展所长，不仅想报答朝廷，难道不更希望得到进用吗？怎么会突然成为欺骗蒙蔽朝廷的人，只是顺从私情呢？推测他们的本心，必定不至于如此。如果真如台官所说，那么两府聚集议选数日，选出的就是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们不至于如此，又何必再增加约束？臣私下认为，任用人才的方法，自古就是难事；即使能够坚定主持，尚且有可能受到阻挠，何况过分产生疑虑，使人各自心灰意懒，这样任用人才怎么能成事？况且按察使的职责，是一般人难以胜任的；他们中有的是大臣推荐的人，有的是依靠权势侥幸得进的子弟。按察使对下要承受怨怒，对上要触犯权势，而之所以敢于不回避，只是依靠朝廷主持公道罢了。如今按察使所奏之事不能实行，而诋毁阻挠者的一句话却立即得到轻信，都是因为朝廷还不知道官吏是州县的大患，也不知道按察能够使百姓获利，委任他们的意旨不坚定，所以诋毁的话一进来便被采信。可惜的是，自从派遣诸路按察使以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大的成效，但年老、患病、昏聩的人已经望风畏惧，近来辞官退休的人渐渐增多，州县正要澄清，朝廷却亲自阻挠此事。臣希望圣上慈悲，命令两府召台官中上奏此事的人到中书，询问他所说的是哪一路按察使挟带个人愤怒；如果确有事实，请交有关部门辨明。如果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妄说；请把最近下发的札子收回，不要让四方看见朝廷自己削弱按察的权力，反而使贪赃、年老糊涂的官吏感到快意。【庆历四年七月上。修所指的台官就是包拯，包拯的议论见《监司门》。】上奏神宗，论说不必每件事都派遣使者。孙觉 臣听说朝廷准备把一切都重新制定，事务将会增多，于是派遣官员到各路去办理。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本朝承受百年来的弊病，有些事情偏废而没有举措，有些事情泛滥而没有救治，多得数不清。将要改变而使之更新，就在于张举纲纪、端正法度，选择众多人才而把事情交给他们。如果件件事情都派使者，凡事都出自朝廷，臣恐怕不能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又产生劳扰的弊病。臣私下认为，各路使者多是朝廷一向选拔提升的人，长期经历任使；只要把成法交给他们，必定能够办成事情。其中偶有糊涂懦弱、无才而不能胜任的，自然可以换用有才的官吏。如果又难以找到职任相当的人，那么可以像近年权发遣及副使、判官之类，或召到京师，或由朝廷临时派遣；使法度出于一统，议论周详，自然就能办成事情。或者诸路使者不可设置太多，不能分担众多事务，那就听任他们辟举属官。比如近来发运使在东南任职，使人知道朝廷把事情交给他的用意，他就会努力竭尽力量。如今不论才干如何，一概派遣使者代替他们办理职务，那么庸碌者可以借此苟安，而有才者反而不会受到勉励。【熙宁二年十月上，当时任右正言、谏院供职。】上奏神宗，请求提高使者任职的分量。周尹

译臣看到，朝廷近年派遣使者出外，大的任务是察访、制置，小的任务是办理公事；远的兼管两路，近的也管十几个州。臣私下推究其中用意，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广大，人情各不相同，皇帝高居深宫，不能周遍了解吗？事务、物产和风俗的变化，即使环顾偏僻遥远之地，也不能亲自把德意和思虑的详细内容传达给他们；所以临时派遣使者乘车奔走道路，大概是想让他们宣布皇上的恩泽，考察纠正法度，探求百姓疾苦，推行有利措施，打击奸邪暴虐，振兴滞留废弛的事务，甄别贤能，澄清风俗。这是尧的聪明、舜的考绩、周文王的忧勤，也是陛下求治的本意。然而奉命出使的人，有时与所选不相称，烦琐苛刻、搜刮刻剥，失掉大体；到了郡县，只纠察簿书上的小过失，改削官吏文书，空谈变更已经形成的制度，又妄自卖弄聪明，摧辱监司来显示自己的威严；听信任用不合事实，处置失当，期限和督察十分严急，以致职司竞相逢迎，官吏惊惧忧虑，一方骚动不安，不敢安居。有见识、听闻此事的人，都替朝廷深感惋惜，这大概不是所谓“庄严的王命，由仲山甫奉行；盛大的使车出行，远方因此显耀”的意思。近来听说，朝廷派出的察访、体量、干当公事等官员中，如果有任意违法的，允许本路监司察觉后上奏；必定是因为使者不称职，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所以特意实行约束，不让他们做得过分。然而，王室使者奉命出行，却反过来成为外任机构的监察对象，这是本末倒置，不是用来尊重大朝廷的办法。臣希望陛下重视使者的职责，谨慎选择并适时派遣；不是一向有才干品行、通晓民间事务的人，不要让他奉命出使；不是关系到重大利害、紧要事务，不要轻易派遣；不要使使者受到监司的议论。这样或许可以使君命不受辱，使国家体制更加尊严，崇尚忠厚的教化，革除偷薄的风气。【熙宁九年三月上，当时任侍御史。】上奏神宗，论说派遣使者过于烦多。彭汝砺 臣听说，人君虽然有察看和听闻的明察，却不足以周遍了解万事；虽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却不足以通达天下，于是才派遣使者。派使者，是为了兴利，并不是君主智慧不足以知道；是为了除害，并不是君主仁德不足以实行。若使者不忠，就不能没有欺诈；这样看来，派遣使者也是重大事情。如今诸路有都转运使、转运使、发运使、提点刑狱、提点常平、市易等官司，每司又有官员办理事务；朝廷内部还有司农、市易、将作、军器、兵部等机构。各机构派出的使者有的三四人，有的六七人，而朝廷特别派遣的使者，更不是这些可以相比的。派遣的既然如此频繁，授予他们的权力反而很大，臣不能不担心小人因缘依附，取得一点权柄，便乘一时的权势作威作福，逼迫州县；只要迎送稍有差错，就揭发琐细过失，使官吏无立足之地。所如程以宦官奉命出使，性情暴戾残虐、悖逆傲慢；即使近臣也常常多次看到他欺诈谋利、暴虐百姓，只是不知是否有人把这些事告诉陛下罢了。又如张靓，过去号称奇俊，他在两浙阿附权势、扰乱法令，丑恶行迹现在已经显露。又如张谔任司农寺判官，让属官审察开封、祥符，一天罢免八人，而奏报虚妄，十件中竟有六七件；直到今天仍然搁置未决。又如军器监派选人张杲筹置皮革、兽角，他所到之处凌辱践踏郡邑，因而引起纷扰。陛下的德惠还没有施行，怨恨讥刺已经充满道路；朝廷的事务还没有办成，威令却已经在天下被轻视，由此可知出使办事不可轻率。而且古代派遣使者虽然也很多，但考察传记可知，像大小行人、训方氏、撢人之类，各自只负责一项事务，从未像如今这样轻易干预官员的升降、罢免和任用。现在司农寺的属官所到之处都能检核法令，其中有些尤其横暴悖逆。臣听说，先王任用使者，大小轻重都只是根据其才干而定；如今年轻官吏任职经历不久，又没有超人的才智，却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他们，必定不能胜任。臣私下思量，朝廷在各路已有数名职司官员，都是替陛下向百姓宣布德意的人；如今应当精选能够承担朝廷事务的人。国家变法开始时，青苗法尚未施行，农田、差役等事务尚未整顿，所以必须专门派遣使者；例如将作监补修全部城壁，军器监筹置皮革、铠甲，也都曾派遣官员。如今事情将要就绪，派遣职司官员办理就足够了；职司官员不能办成，就责罚他们，何必这样纷纷派遣？其他事务也请告诫有关机构，审慎派出属官，这样或许能让官吏各尽其力，不使国家的威令突然被天下轻视。【熙宁十年三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监司 上奏仁宗，论说转运使任用得人，请允许他们自行选择知州。范仲淹 臣私下看到，古代在朝廷内设置公卿士大夫，帮助天子掌管、监察天下政务；在地方设置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郡守、县令，分别治理地方。内外都任用得人，从来没有天下不能大治的。如今的转运按察使，就是古代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的职务；知州、知县，就是古代诸侯、郡守、县令的职责。朝廷内官虽然很多，但与陛下一同治理天下的人，最重要的还是郡守、县令。近年来不知道选择人才，不是无才、贪污、年老、懦弱的人，便一概按惯例任命。以一县观察一州，以一州观察一路，以一路观察天下，大都如此。其中即使有良吏，百人中也不过一二人。因此天下赋税不能公平，狱讼不能公正，水旱灾害不能救济，盗贼不能除掉。百姓既然没有地方申诉，必然产生忧愁怨恨；想要他们不反叛，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百姓既已怨恨反叛，奸雄便会起来收揽他们，那么天下必将危险。如今百姓正有怨恨而还没有严重到离叛的地步，应当赶紧救济他们。救济的方法，没有比郡守、县令任用得人更好的。想要郡守、县令任用得人，请下诏让中书、枢密两府共同选拔转运使；如果人数不足，允许破格提升为知州。转运使一旦任用得人，就交给各路自行选择不能办事的知州，上奏罢免他们。还应命令他们破格提升幕职官。这样实行，必定处处都能任用得人。凡是破格提升的人，必须等到政绩显著一两年后，才正式授予相应职位。即使经过精心选择，仍担心有人不称职，也必须予以降职或罢黜，直到任用到称职的人才停止。还应命令他们长期任守其职，不要再频繁更换。有人政绩特别突出，应当就地升迁。这样一来，官府修明、政事兴举，天下自然无事。朝廷只要总揽大纲并加以振作推行就可以了。【庆历三年二月上，当时任参知政事。】上奏仁宗，推荐张昷之等九人可以担任转运使副。富弼 臣近来曾两次上奏，请求命令中书、枢密院共同选拔诸路转运使副，命令各路转运使选择所辖州的知州，各州选择本州的知县、县令。如果这三类官员都一一任用得人，天下自然无事，朝廷不费力就能治理好。可是要了解百姓细微的利益和疾苦，必须有好的县官；要得到好的县官，必须先选择好的知州；要得到好的知州，必须先选择好的转运使副；要得到好的转运使副，必须辅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心选拔。亲戚故旧不能任用，凡是可以排除的蒙蔽必须排除；仇敌和疏远的人不能压制，凡是可以任用的人必须任用。罢黜人时不要回避他的怨恨诽谤，任用人时不要谋求他的感激；不要为自己邀取恩宠，也不要把过错推给别人。如果能这样，那么天下的贤者和有才者都可以为朝廷所用，哪里还忧虑不能得到诸路转运使二三十人呢？况且国家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以至公为原则的，必须辅弼大臣用心精选。应当罢黜的就罢黜，那么被退黜的人会认为朝廷是公正办理，自然没有怨言；人没有怨言，事情才会平稳。如果有大臣没有公共之心，把过错推给别人，那么被退黜者便认为朝廷本来不想罢免他，只是某人因私相排挤，于是产生怨怒，编造谗言；君主听信后受到迷惑，事情就会败坏。这就是对朝政危害最大的事情。如今既然把各路知州的升降罢免交给各路转运使副，他们的权力很重，事情也很重大，所以必须有才干见识，能够辨别善恶，并且推心置腹、秉持至公，办事果断，这样才担当得起转运使的职责。如今各路现任以及新近差派、尚未到任的转运使副，共有二十八人，其中真正有才识、能辨善恶、心存至公、办事果断的，不过三两人而已。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明显罪过可以罢黜，但只是碌碌常才，遇到紧急事务便没有用处。其中也有做过坏事的人，只是尚未败露，或者已经败露但没有实行惩处。如果不加改变，事情必定难以办成。臣近来从众人议论中得到九人，大家都说他们可以担任转运使副，能够委托他们选择所辖知州，必定会完全公正，不辜负朝廷的差遣。谨把姓名次序列在下面。三司盐铁副使张昷之 知杂御史鱼周询 史馆修撰王质 知谏院王素 三司判官沈邈 知潍州董储 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杨纮 权三司判官杜杞 权三司判官燕度 以上九人都是士大夫中的优秀人选。如今暂且让他们担任诸路转运使，时间久了都可以破格提拔任用；还请命令两府共同考核斟酌后施行。其中董储是宰臣晏殊的远亲，但他本人确实有才干可用，只是年纪稍大而心力不衰，不应因为大臣亲属的嫌疑而废弃不用。臣又担心，各处现任转运使副，按例任期都还未满，或者没有明显过失，中书可能认为撤换没有名义。臣现在请求特地下诏书告谕天下，详细说明转运使的职责并不轻，自来因为没有精心选拔，导致职事废弛，舆论大都认为不对。昨天根据枢密副使富弼上疏，请求澄清淘汰天下无才的转运使副，朝廷已交给中书、枢密院，命令共同用心，从朝廷内外推选有才识、能胜任转运使副的臣僚。现在根据两司分别奏报的某人以下若干人，认为可以担任转运使副，已经派往各路任职，办理事务务必称职，以符合朝廷委任他们的本意。又根据两司分别奏报的现任转运使副某人以下若干人，未听说有显著成效，命令中书门下就近另行安排差遣。如果下达这样的诏书告谕天下，那么被退黜的人会认为是两府公正罢黜，自然无话可说；被提拔的人认为是两府选派，谁敢不努力？这样办理，并不是没有正当名义；使天下人的耳目为之一新，都认为朝廷进用善人、黜退恶人，政令清明，任守官职的人各自知道畏惧，不敢因循，岂不是美事？岂不是善政？【庆历三年上，当时任枢密院副使。】上奏仁宗，论说转运使所按察的官吏，不必再命提刑司复行体量。欧阳修

译臣近来看到淮南按察使邵饰上奏，说体量知润州席平为政不能治理好地方，以及不教阅士兵等事。朝廷认为邵饰不足信，又下令提刑司再次体量。臣私下认为，转运使、提刑都兼管按察，但朝廷寄予重任的是转运使，其次才是提刑。如今朝廷反而不相信受重任者所说的事情，又交给次一级的官员来核实疑点。臣不知道邵饰究竟有才还是无才，可信还是不可信。如果他有才而且可信，那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但又不知道担任提刑的人与邵饰相比才干优劣如何。如果他的才干超过邵饰，尚且可以采信；万一他没有才干，与邵饰所见相反，反而说席平是有才之人，那么邵饰就应当获欺骗君上的罪名了。如果反过来治邵饰的罪，臣料想朝廷一定不肯实行；如果把邵饰和席平都置之不问，就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何况席平曾任台官，立身朝廷没有表现，朝廷只是命令制勘，也没有办结。不久御史中丞又以其无才上奏罢免；朝廷两府以下，谁不知道席平有才还是无才？人人都知道，何必还命提刑体量后才作决定？如今外间议论都说，执政大臣假借审慎为名，实际上是不肯惹事；遇到应当承担的怨恨，必须等言事者再三陈奏，使被罢黜者知道大臣是迫于言官不得已而行，只是想把怨恨推给别人，不让自己承担。如果真是这样，哪里还有体念百姓疾苦、澄清官吏的心意呢？如果没有这种心意，只是喜欢疑虑而不能决断，那尤其是朝廷任用人才的过失。自去年朝廷认为转运使不能察察官吏，特意下诏加给他们按察使的名号，责成他们行使按察职责。如今按察使依照诏书奏报本职所察之事，朝廷却反而疑虑而不听从。今后朝廷的命令，谁还肯相信？凡是任用人才的方法，关键在于不要疑心；宁可在选择人才时困难一些，也不可轻率任用后又不相信。如果不论贤能与不肖一概怀疑，那么人人都会心存防备，谁肯办事？如今邵饰所说的，是一个明显无才之人；可贵之处就在于朝廷肯予以施行，这样他的属下才会振作畏惧，官吏才会敬畏服从。如今朝廷反而不相信他，另行委托别人，那么谁还肯相信服从邵饰的使职威信？邵饰也惭愧面对属下，今后见到事情还不如不做；受影响的不只是邵饰一人。臣私下听说，各处有许多按察官吏，都因为朝廷不实行而感到惭愧叹息，认为朝廷把事情权力交给他们，反而又加以阻挠迷惑，朝廷的意旨实在无法理解。恭请圣上慈悲，特命把邵饰所奏之事立即施行。今后按察使所奏举的无才、年老、患病而确实无疑的人，不必再委托别的官员核实，以免表示不信，贵在不失任用人才的原则，使臣下能够尽心办事。【庆历四年上，当时任右正言、知制诰，供谏职。】使臣下都能尽心尽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上奏仁宗，请求监司不要任用苛细、矫激之人。包拯 臣私下看到，各道转运司自从兼任按察并设置判官以来，与提点刑狱等官一起体量所辖官吏，奏章接连不断，颇为烦琐细碎。又听说审刑院、大理寺近来奏报审理的案件特别多，是往年的两倍；何况其中没有重大罪名，大都是牵强搜罗细小过失，不辨真假，一概上奏。孤弱无援的人，便用深文周纳的法律加以治罪；有权势而强横狡猾的人，则放纵不顾。对内是为了一身利益，扩大自己的私利；对外是窃取振兴职务的名声，图谋进升；互相仿效，毫无羞耻，唯恐赶不上。甚至有公正清廉、坚守节操的人，只因不肯曲意侍奉左右而受到众人嫉恨，便被诬陷捏造罪名，使守节之士背负终身污点，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况且在天下太平、君主明威的时代，必定致力于施行德泽，很少使用刑法。因此董仲舒说：“阳代表德，属于春夏，是和气发生的时候；阴代表刑，属于秋冬，处在虚空中而不使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君王也应当上体天道，下为百姓的准则，所以不应过多使用重刑而损伤德化。从前秦朝法网严密，动不动就遭受酷刑，百姓不能承受，终于导致崩溃混乱。老子说：“它的政令过于明察，百姓反而困顿；它的政令宽缓含混，百姓反而淳朴。”希望圣明的陛下以这些话为鉴，不要忽视。如今民力凋敝残弱，国家财用窘迫，如果专门任用刻薄而急于求进的官吏，百姓就无法生活，臣私下担心这不是国家之福。即使朝廷屡次下诏约束，也很少有人遵守；这种弊病不除，祸患会逐渐加深。希望圣上慈悲，向执政大臣宣谕：转运使、提刑等官，都必须精选正直、能干、持守中道的人充任；苛细、矫激之徒一律排斥不用，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庆历四年七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论说转运使的选用、职责和考课三项法制。陈升之 臣认为，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取决于郡县官员的得失。如今天下有州三百、县一千二百，它们治理得好不好，朝廷本来不可能周遍知道，于是把事情交给十八路转运使；而转运使的选任对象，是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点刑狱，有的是靠推荐提拔，有的是按资历升进，才干与否本来已经混杂不清；一旦把一路按察的重任交给他们，即使知道他们不能胜任，也往往难以罢退，因为这等于重重压抑一个人求进的心，而轻视一路百姓的性命。如今选用不精，职责无从落实，考课又不公平，其中不是昏暗迟钝、庸碌软弱，就是放纵蛮横、刻薄苛暴，十人中常有八九个如此。所以地方百姓的疾苦不能上达，正是因为加重了他们的愁叹。朝廷有意治理天下，应当从转运使开始。如今臣提出选用、职责、考课三项办法：选用的办法，以公正、明断、惠爱为根本；公正，可以使他们纠察约束官吏；明断，可以使他们处理繁杂困难的政务；惠爱，可以使他们察知百姓的隐情。如果缺少这三方面任何一项长处，就调任其他职务；其俸禄、赏赐、恩典和礼遇，可以比照转运使。职责的办法是：唐虞时代的四岳、十二牧，三代的方伯、连帅，汉代的部刺史，都是今天转运使的职责。如今任职者不是合适人选，专门把办理财赋当作职业，所以郡县应办的政务没有修治，只有搜刮钱财、刻薄残暴的命令推行，百姓因此受害，大概是因为相应的制度没有建立所造成的。

译如今列举其中最紧要的事务有五项：第一，称道、推荐贤能，使各人都能胜任职务；第二，查劾贪污、糊涂之人，修明、兴举政事；第三，核实户口，增加垦田；第四，使财用充足而不烦扰百姓；第五，兴利除害，并且命令他们在年终把所施行的事项逐条具奏。考课的办法是：按照旧例，转运使领取御印纸，年终任期届满后上缴审官院考核；三司也曾有考课条文，后来终于不能实行，大概是因为交给计司办理，便先重视财利而忽略民事；交给审官院，又因循日常事务而没有实际考第。应当仿照汉代御史中丞在外督察部刺史的办法，交给御史台考课，分为三等，由中书门下复核其实际情况。上等，衡量其辖区事务的繁简后加以褒奖升进；中等，仍保持原有品秩；下等，退任补授一郡。如果政绩声誉尤其卓异，就破格提拔；如果职事废弛，不必等到任期届满便罢黜削职。【嘉祐二年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暂借监司权力，使他们能够察考守令。刘述 臣曾经认为，天下郡守、县令如果一个个都任用得人，那么和气就可以立即召来，太平也可以努力取得，并不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任命郡守、县令，多半受到资级限制，不能周遍知道他们的善恶，等到处理事务时，才看出他们才干的长短、品德的好坏。能够周遍了解并且经常接触他们的，必定是监司官员吧？假如有一个人，天性醇厚谨慎，立身也清廉，无奈才识短浅错误，不能明察义理、辨别善恶，却让他担任郡守、县令，那么下属就能侵夺他的权力，吏员就能放纵作奸，普通百姓便会接连受害而无处申诉。又有一个人，狡猾贪污，却能嘱托吏胥，上下周旋掩饰，暗中进行奸赃之事，不留下明显痕迹。这两种人，人人都知道不能让他们治理百姓；可是担任监司的人，即使想揭发并驱逐他们，也找不到确凿罪状，而且还害怕遭到反咬，只好隐忍不敢行动。间或有人能够直接以无才、贪鄙的情况上奏朝廷，万一朝廷听从并将其罢黜，转眼之间，申冤控诉的声音就已经传到上面。丑恶的言辞和巧妙的诋毁，随即由结党作奸的人加以传播，彼此援引扶助；不久之后，原来的职任又恢复了。那些监司考虑到这种情况，既然不能有所补益，还不如苟且简略、因循沉默为好。这样考虑，对监司个人来说确实有利；但对朝廷来说，却不是天下之福。恭请圣上深刻鉴察这种弊病，稍微授予监司一些权力，使他们能够竭尽忠诚、尽心思虑，精心察考郡守、县令。对于像前面所说的两种人，应当因众人痛恨而严加谴责、严厉惩治，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也可以，终身不许录用也可以；那么他们的职权难道不可以授予吗？监司得到权力，郡县的纲纪就能整肃，百姓也会受到恩惠。然而既然朝廷要把监司的权力授予他们，在推选时就不能不慎重。愿陛下严切诏告政府，精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只求得人，不必限制资序，这样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可以责成他们大力振兴风俗教化，审查核实官吏，使罢弱而不自勉的人不敢怠慢职守，使刚暴而失去中正的人不敢放纵私情，使农桑得到劝勉，孝悌得到兴起，徭役赋税公平，狱讼平息。然后间或特别派遣使者，命令从郡守、县令中选择二三名施行和乐仁厚政治，吏员敬畏、百姓爱戴，事状十分明显的人，秘密加以推荐提拔，特别增加品秩、赏赐金帛，使其再次任职或升迁任用。这样一来，郡县就有中和的政治，监司就有澄清的功绩；毫不疑虑地实行，应当可以看到成效。【熙宁三年上，当时任御史知杂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上奏神宗，论说任用监司的条制。吕公著 臣先前接到中书的批示，交给两制官员议定选任知州以下官员的条制，其中一项是：没有曾经任知州经历的人，不得破格担任转运判官以上的差遣。臣愚见认为不妥。臣私下认为，国家太平已久，但培养人才的制度一向并不完备，遇到缓急而求取人才，尚且担心难以得到；如果资格限制更加严密，那么选拔人才就更加困难。如今知州以下的官员由审官院差遣，那么严格规定条文是可以的；但转运判官以上的官员由朝廷推举提升，就不应再增加资格限制。从前荀况说：“贤能之人，不必等到次序轮到便应举用；疲弱无能之人，不必等很久便应废弃。”董仲舒也说：“小才之人即使任职多年，也不能脱离小官；贤才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任为辅佐。”况且汉代的部刺史，就是今天的监司。像隽不疑，原本只是平民，却被提拔为青州刺史，当时号称称职。如今豪杰俊才多埋没在低位，如果一定要等到他们已经历任知州后才任用，或许到了老年也见不到表彰任用。臣愚见认为，知州中有治理政绩的，当然应当升任监司；其余人如果确有才能、为众人所推举，即使资历尚浅，也应由朝廷破格选拔，充任转运判官、权发遣、省府推判官以及权充知州等差遣。如果试任没有成效，自然可以退回按通常调任。这样劝勉和抑制同时实行，贤能与庸愚都不会滞留。【熙宁二年五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请求推选监司，使百姓休养生息。刘挚 臣接到尚书省的札子，内称十月十八日圣上防敕指挥的条文说：近来屡次颁下诏令，用来宽减民力，使公私都得到便利安宁，但官吏有时竟使诏令废格不行。从今以后，各州县都要尽心奉行，监司负责防察检核，御史台负责察觉并弹劾奏报。这样，臣便可看出陛下诚心爱民、慎重政令，天下实在万幸。臣私下认为，州县政务的兴废得失，责任应当在监司。监司的职责也很重大；一旦用人贤能或不肖有别，方圆数千里的祸福休戚都将系于其身。过去朝廷大规模更改法度时，选拔创建并推行新法的人，所以不拘资历，务求得到果断强干、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人，原是为了使其及时成事，依靠他们在一时办成。等到法令推行、事情建立以后，后来用人却仍旧沿袭旧例，从未权衡时势而有所张弛。因此直到今天，使者的政务往往刻薄苛细、急迫相逼，彼此效仿，渐成风气；郡县迎合上意，也没有敢不如此的，使百姓看不到德义，只见刑罚、只听逐利之声，已经很久了。这难道是政令的本意吗？实在是奉行宣示时发生乖误，积习才发展到这个地步。近来圣朝哀怜百姓，已经把监司中罪恶特别严重的人罢免了；然而其余人员的才质仍然颇为驳杂，心志不一，各自怀有私心。

译其中暗中观望的人，必定因循旧习而怠慢命令，导致恩惠阻塞；其中见识浅薄而贪图利益的人，又会矫枉过正，甚至废弃本应办理的事务。这两种情况不可不察。只有选得合适的人，才或许能够消除这种祸患。臣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河北、河东、陕西一向号称事务繁剧的地区，过去任用的使者多是骤然进用的人，大多没有多次任职、熟悉民政的经历，地位低、声望轻，即使故意施加威势和苛刻手段，下面的人最终也不服。如今应当稍稍恢复祖宗旧制，三路各设置都转运使，以两制臣僚充任，以提高其职责的分量。其余各路，也希望选拔资历稍高、通晓民政、懂得治体而近于中道的人，分别补任监司，明白地用诏令授予他们职责，使他们忠厚安民而不流于宽纵，严肃勤敏地处理事务而不流于浅薄。各部的使者如果确实如此，州县政务也随之改善，那么先朝的仁政、陛下的恩德，或许就能下达民间，使百姓得到休养，并不难实现。对于考察发现任职无状的人，应一律澄清淘汰。被罢免的人，如果不是有明显过失，应恢复其资历考第，另行任用，使他们不至于因失职而困顿无聊罢了。如今最先应办的事务，恐怕确实就在这里。谨请圣上详细斟酌施行。【元丰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罢免提举官　　　　司马光 臣听说，《尚书》称明王建立政事，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所用的人。臣年轻时见天圣年间，各路只各有一名转运使，也没有提点刑狱。只有河北、陕西因地理辽阔、事务繁多，设置两名转运使。但朝廷必定选择朝士中多次任知州、有声望政绩、懂得钱谷事务的人，才准任用，从未轻易授给别人。凡一路事务，没有不由其总管的；他们负责按察官吏，推荐贤能、揭发奸邪，爱护养育百姓，兴利除害。有时朝廷对本路事务不能详细了解利害，便交给他们审度筹办。当时官职少而百姓安宁，事务无不办成，公私富足欢乐，天下安定清平。景祐初年才重新设置提点刑狱，后来有时设置转运判官，因为人员冗多反而妨害政事，不久又废罢。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为了竭力完成新法，各路开始设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后来每一项事务又各设置提举官，都可以按察官吏，职权同于监司。又增加转运副使、判官等官员的名额，所选多是年轻、资历浅薄而轻浮俊秀的人，有的以通判、知县、监当等资序，甚至以选人身份，权且授予差遣。有的人从未经历亲民职务，就被任为监司；能够顺从王安石意旨的，便破格升迁，稍有违背，就送审官院，调任合适差遣，并且加以责罚降职。这些人年少，经历的事情不多；资历浅，众人便不服；轻浮自负，处理百事往往违背常理，因此众人不服。他们只好依仗权势树立威严来推行政令，举措大多轻率，考虑事情不成熟，因而破坏法令、危害百姓。况且前面有利禄诱惑，后面又有罪责等待。于是他们往往对上不顾国家大体，对下不体恤百姓怨言，只求迎合上意以谋求进取，造成今天天下议论纷纷的局面，都是由此而来。陛下幸而想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知道百姓困穷对国家不利，想要救济并使他们安定，于是诏令青苗钱不得强行摊派，免役钱的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臣私下听说，各路提举官和州县仍有在春季开始时强行摊派青苗钱，强迫百姓出具自愿供纳的文状，另立名目侵占免役宽剩钱，只求取得文书上的形式而已。这样一来，朝廷号令被废格，不能在臣下推行；恩惠也被阻塞，不能施及百姓，只留下空文，怎么能算施政呢？臣听说，除草要斩断根，治水要疏通源头；提举官正是危害百姓的根源。陛下如果一定想让疲惫困苦的百姓得到休养，请把各路提举官全部罢免。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其余各路只设置一名使、一名判官；原来分为两路的提点刑狱，合并为一路，共差遣两名文臣。本路一切钱谷财用事务，都交给提点刑狱负责办理。仍应选用资历在知州以上、屡经亲民差遣、所到之处有政绩、聪明公正的人，才可以任监司。聪明，才能知道官吏贤能与否；公正，才能黜陟不徇私情。这样属下官吏都得到合适的人，事务哪有不能办成的，百姓哪有不能富足的？这就是国家安抚四方的根本。若因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谷财物很多，担心转运司一旦得到便任意耗散，那么请将其桩存为常平仓钱物，交给提点刑狱当面交割并主管，依常平仓法谨慎观察粮价，粮价低时买入、价高时卖出，并准备灾荒时赈济借贷，其余不得支用。若转运司确实困乏，必须兑取挪用常平钱物，必须详细列明数目，先奏报朝廷得到批示，才可以移文支拨。若因监司人数少，路分辽阔偏远，巡历和办理事务不够，请只依旧法，每次巡历各州，不再遍巡各县。除非遇到紧要大事，朝廷不要让监司亲自前往办理，只令其选派本部官员；除司理、司法、县尉独员、监当等旧条规定不得差出者外，其他旧条不得隔州差人办理事务，差遣者和被差遣者都要获罪。对于新条中关于各州管干及主簿发放月份钱物等不得差出的指挥，请不再施行，以便监司有官员可差遣办理事务。遇到盗贼，请朝廷只委托提点刑狱差遣官员，或发移文书监督捕盗官捉捕诛杀，不要让监司亲自进入山中巡查追捕。这样监司巡历、办理事务的职责就简要，容易办成。【元祐元年闰三月上奏，当时任左仆射，诏令全部依从】上奏徽宗，论监司不得其人以及走马承受奏事。石公弼

译臣恭敬地认为，各路监司是朝廷寄托耳目的官员，责任不轻，应当选用忠诚体国、能徇公忘私、尊主爱民的人。这样，对内足以扩充陛下的见闻，对外足以查明百姓的利害，陛下便可以坐镇统制四方，无为而治。近来监司起初就没有认真遴选，因钻营关系而授官的人数不胜数；他们观望欺诞、贪污卑劣，无所不至，而这些情况传到圣上耳中的，十件中还不到一件。因此才有走马承受负责访察实情，有的人专门替监司遮掩欺骗，稍稍奏报一些，这说明监司不足以取得信任，政事便转移给走马承受了。臣担心久而久之也会产生弊端，这并不是陛下按照名分考核实际、责求实效的本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慎重选择监司；对于那些资望一向浅薄、才质平庸的人，应当清退淘汰；对于不修职事、依附下属欺骗上级的人，应当加重贬斥。等陛下的威令已经得到信服、赏罚有信用，革除阻塞蒙蔽的弊端，表明应当以真实情况相通报，然后把走马承受奏事中不属于其本职的部分罢去，将廉访按察的责任交给监司，这样或许官员能够修治自己的职分，吏员能够严肃履行职责。况且监司得人，一路的治理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因为百姓的师帅在守令，守令的职责又在监司，监司的选任不可忽视。臣认为应当立法来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大观三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钦宗，论杂科监司不可不全部罢免。吕好问 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各路杂科监司过多，所分掌的部门既不相同，施行的事务也彼此不协调，各执己见，务求一定实行；事情相互牵连，前后相互抵牾，文书像雨一样下发，督责像烈火一样紧迫，官吏连在文书末尾署名都来不及，何况还能顾及民事呢？他们所巡历的地方，州县因此沸腾不安；况且所任用的人大多是庸碌平常之才，不是靠贿赂和谄媚取得职位，就是宰执、宦官的亲戚以及堂吏的子弟，其中凭才干选用的，不到一二人。这些人哪里能够奉行朝廷宽大的政令，只能徒然骚扰天下、损害民力，实际上对政事毫无益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诏令三省、枢密院：凡杂科监司中不必专门设置机构的，一律全部罢免，令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分别统领；弓箭手之类，令帅臣兼管；市舶司之类，令转运司兼管。所有保留的机构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恳请朝廷选择人才，使其称职，这样或许上不损害国家，下不危害百姓。附黄：臣私下认为，各路监司重在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增加员额。比如弓箭手，旧来属于帅司，且技艺精熟；自从设置提举官以来，多有冒滥充任的人，武艺也生疏。发运使一向只有两员，纲运从未缺误，只是近来用人不当，才导致停滞，并不是因为官员少。近来增加一员，停滞损坏反而更加严重，由此可见增加员额没有益处。附黄：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发运司、转运司等机构有时设置添差官，实在很妨害政事。人员一多，事情商议便不能一致；如果各自按照己见发布文书，州县怎么奉行？实在会耽误国事。希望全部罢免添差官；不称职的人自然可以改换，这样或许事务都归于统一，容易责成并取得成功。【靖康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钦宗，请求选择监司、郡守，按察贪赃官吏。吕好问 臣私下认为，近年以来贪赃官吏的祸害遍及天下，从小到大已经习以成风，株连蔓延，无法再治理。臣请详细说明这件事，先从内而外说：任监司、郡守的人，起初一定奔走于权贵宠幸之家，早晚求见，公开行贿；计算所送的财物与所得官职相当，才可以得到任用，否则就贿赂他们的亲戚子弟。这样还想激浊扬清，怎么可能？他们到任以后，就督责州县偿还自己的花费；州县于是加重向百姓征取，以此进献。对上，便求取保明、恩赏、奏辟、差遣；对下，便求取荐章、免除罪责。再从外而内说：每当朝廷把科配摊派给百姓，比如一县应当承担一分的数额，在这一分之外，吏人取其中八九成，县官取六七成，又把四五成送入监司、州郡的公库。监司、郡守又用这些钱贿赂京师权贵，于是上下互相包庇，事情不能揭发。这样看来，朝廷向百姓取得的其实很少，害民也很轻；贪赃官吏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极重，害民极其惨酷。百姓不知道怨恨贪赃官吏，反而只把怨恨归于朝廷，是因为贪赃官吏假借朝廷科率之名罢了，朝廷难道能不为此珍惜自己的名声吗？如今陛下已经罢除科率，不再向百姓征取，也就可以收敛奸吏了。希望陛下审慎选择监司、郡守。凡官吏有奸贪行为，不是经过按察揭发而自行败露的，本路监司以及本州按察官都应分别按等第定罪，这样或许各人都知道畏惧，不再危害良民。如果有奸贪行为，必定能够按察揭发。【靖康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守令 上奏真宗，论资防出身的人和流外出身的人注授县令、知州。孙何 臣听说，任官必须选择人才，以爵位驾驭贵臣；共同治理天下的职责中，牧守最为重要，亲民之官中，县令、县长最为紧要。因此前代把这种任用称为慎重选拔，选择清正士流，罢黜昏暗者而升用贤明者，确实赏赐、必定惩罚。有的从剖竹任县令的职位入朝而成为三公，有的由掌管尚书省文书的资历出任百里之县。所以百姓没有忧愁叹息，官吏也绝少烦苛。国家车书统一，制度宏大久远，选士之法兼采隋唐，考绩之方参用周汉。虽然名臣接踵而出、循吏相继，但仍有凭资防升入朝廷、权知千里之地的人，也有从胥徒身份服役而获得正授同等官职的人；有的目不识丁，有的只知道贪污货利，扰害平民十分严重，违犯大典的又何止一人？正值圣明之世，更应当整顿改革。请特地下达制命，交给审官院、吏部、流内铨：凡升朝官和京官中以资防入仕的人，没有明显的功劳政绩，不得授予知州差遣；凡州县官中流外出身的人，没有特别突出的操行，也不得拟注县令。如果确实政绩有声、功劳勤绩可以记录，那么有了教化而无人材，卓茂、鲁恭便会应时而出。【咸平三年上奏，当时任京东转运使】上奏真宗，请求委任大臣铨选州郡长官，鲁宗道。臣曾读近世史书，从唐末接连到五代，有时三四年一乱，有时五六年一乱，人民遭受战乱涂炭，冤声震动天地，兵器和鲜血的气息几乎耗尽，安和喜乐的声音却被愁苦压倒，求得片刻安息都来不及。上天的灾祸既已悔改，至圣之君奋然兴起，所以太祖皇帝凭神武和宏略平定天下，容易得如翻掌。太宗皇帝以至仁善于继承，扩大疆域，成就光大事业。陛下奉行并守护这些事业，勤勉施行，伦理纲常已经整治。因此登临云亭、巡行睢壤，恭敬祭祀并拜谒太清宫的真馆，进献玉皇大帝的尊号。至于亲自听断政务，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以宵衣旰食为乐，处于俭朴而求长久安宁。自古帝王不过是把这些事记载在简策上罢了；只有亲民官的政事最为切近，却没有见到朝廷区别对待、追问百姓如何。如今审官院按例差遣一名知州，即使年老昏聩、毫无见识，又有什么办法降黜他？铨司平均分配一个县令，即使连豆麦都分不清，也没有理由摒弃他。如今天下亲民官中，以十分计算，贪污货利、危害政事却尚未被刑法处置的有三成；品行清浊混杂、善于弄虚作假，使上级知道却不能纠举的又次之；昏暗懦弱，不能制伏猾吏、不能审明法令、被事务困住而迟滞的又次之；贵族游宦和亲属望风相互包庇而不肯言说的又次之。这样看来，能够清白自守、约束自己而宽待他人，不谄媚上级、不轻慢下属，勤勤恳恳替陛下办理民政的人，十人中还不到一二人。想让百姓安宁，怎么可能呢？汉宣帝每次任命刺史、郡守，必定亲自接见，考察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才干。如今有时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凡任命知州、通判、京朝官知县，等候任满三五人时，且令大臣按照宴见的礼仪接见并遣送；向他们询问政事，观察应答，观察言辞气度，考察是非优劣。对有才干的予以奖励，对不肖者予以退黜。县令则选择台阁中有识人之明、声望闻达的臣僚主持遣送，分别把任职能否的情况写明，恐怕对圣上施政略有帮助。又审官院的职责本来是宰相的职分，应当精心选择英明贤哲的人来委任，使其能够激浊扬清，逐渐得到贤能的州牧和县宰，这便是百姓的大幸。即使下诏让参预宰司的人复核、命令按验，也不算烦琐。唐代旧例，宰相兼领兵部、吏部事务，上午在中书省，下午回本司治事，这也是内外兼领的制度。臣不能承受自己的狂直而冒犯皇帝威严，惶恐至极，甘愿待罪。【天禧元年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仁宗，请求没有历任县令的人不得任长吏。包拯 臣听说，古代最受重视、被称为百姓父母官的，就是县令；如今最被轻视、不能振兴风俗教化的，也正是县令。大概在提拔任用时，选拔不够精审，凡是出身清流、素有声望的人，或者稍微有权势的人，都只想谋求其他官职，以做县令为可耻。这样一来，只有庸碌的下等人甘愿担任县令；他们即使受到郡府属吏和差役的呵斥控制，也只顾勉强避免获罪，哪里还能振兴风俗教化、成为百姓父母呢？况且如今朝廷中仕进的清贵职位，大臣的子弟偶然凭借文才，或希望得到征辟任命，便从低级属官擢升为馆职；否则一到外任，按例便任签判，不经过县令，直接成为通判、知州，等到任作长吏时，对民情懵懂无知，根本不知道治道从何而出。何况四方事务繁多，县令、长吏尤其要选得合适的人。请今后贴职、签判以及京朝官，凡历任中未曾任县令或知县的，不得直接任长吏、按察官；并且必须历任知县后，才可以进入通判、知州之列。这样，治理县邑才能得到合适的人，长吏也不能侥幸谋求而得。【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仁宗，分条陈述牧守、县宰任用的利害　　　　钱彦远 臣恭敬地认为，百姓的安危祸福系于州牧县宰；国家把政务委托给他们，如果没有才干、见识和学术，施政就会疏略。朝廷授官任职，看似只是小事和常规，但方圆千里的治理取舍都依靠这些人。所以汉宣帝说：‘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本朝太祖皇帝曾说：‘下面的百姓即使连豆麦都分不清，藩侯如果不加以蓄养，我决不能容忍。’这确实是圣人深远的见识和考虑，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然而近年审官院推选知州，并不根据贤愚、器识来选，只凭资历年考；到了审官院，又让本人自行选择缺额、决定差遣。其中有的对经术如面对墙壁毫无所见，有的庸鄙猥琐、琐碎无能，有的年老昏聩、衰弱不堪，有的残暴贪婪，混杂着一同进用，朝廷却不敢裁汰。等到拜受官职出任，哪里还会用心于政事，只计算圭田多少、市场估价高低，把成捆成车的贿赂装载起来以满足欲望；否则便滥施酷刑来发泄怒气，修饰厨传以求得虚假声誉。即使有遵循正理的君子，如果自身远离声誉，又缺少进身门路，朝廷也会让他们埋没在下层，不能自行振作。监司的荐举也成了虚名，反让浅陋之人坐享厚禄，日积月累便可到达通都大府。何况如今各道水灾、螟害接连发生，百姓的性命安危都要由长吏负责。如果只图早晚取得近效，当然也未必能立刻实现；但稍微革除弊端，逐渐期望百姓得到休养，还是可以做到的。臣把自己的管见列述如下。一、请求天下知州，除藩方旧例中由两省以上官员以及节将、判知、统防边的武臣担任者外，其余州军都依照旧例，按大小和紧要、繁剧程度分为紧望、上、中、下五等。紧望州送中书门下任命，上、中、下州交审官院任命。

译一、请求先命两省官以上，在曾任知州且资历已成的人中各推荐一人，必须是操行清白、才识优长、熟悉政事的人，送中书门下；再令其咨询访察、铨选才器和名实，确认名实相副后，分任紧要州。若任内政绩著闻，应特加破格提拔，对推荐他的官员也请给予奖励；如果不称职、贪鄙猥劣、阿谀枉曲，推荐者也要连坐，严加黜责。一、上州请求令审官院不按原有次序和名目差定，而从符合知州资格的人中拣选：凡历任中曾有两省以上臣僚、转运使、副提刑、朝臣共七人保举，且曾任中州、资历已成并有功绩的人，才准除授；仍委托中书门下在都堂召见，考察其学问积累，测量其器度，确认能够任牧守长官，才允许下达诏敕。若任上州期间政绩特别卓异，便令审官院磨勘并引见，送名中书门下，也授予紧望州。其功绩不得只是催促输纳省税、清理欠负、扣除应在课利增加中的数额，必须确实为百姓兴利除害，而且众所共知。凡原来因举主推荐而擢用为上州知州的人，其赏罚也依照紧望州的例子办理，以使推荐者不敢妄荐。一、中州，委托审官院依照名次先后差除；差定以后，中书门下依照上州的办法访察其才术，确实能够任牧守长官，才准下达诏敕。初次任职者安排到下州，第二次任职者如果没有遗留、旷废的过失，才授中州；中州的远近和资序仍依照旧诏。凡历任中有贪赃罪，或年满七十岁，不得差注知州，只授通判。这样，贪婪的人会收敛，懦弱的人也会自我激励。一、武臣除主管军队、守备边境的差遣外，如果符合资格入任内地知州，便委托枢密院详细列出历任功绩和资序，送中书门下施行。一、紧望州知州增加俸料、圭田、从兵，也请比照旧日当路节镇的惯例，稍微增加名额。应增加的俸料，就用本州赃罚钱充给；每州增加的数额不过数十千，却可以用来培养廉耻、慰勉清节。上州也请优厚地制定等级条例，中州、下州则依旧。一、广南、西川有些知州实际上等同知县，向来按例使用新转京官或调任人员充任，都是刚入学、缺乏政事经验的年轻人。虽然这些地方极为偏远，人民却同样是陛下的赤子，赋税输纳、刑罚以及官员任免，都与内地没有不同，为什么要轻率地把它交给这样的人？加上那里距离朝廷遥远，万一不幸受到庸人的扰害，百姓将哀号而无处申诉。况且受命之日，朝廷给的优厚赏赐很多，俸料也较为丰厚。请差遣符合资格、原可任远地通判的人充任。一、内外文武臣僚，不得以恩泽请求为子弟、亲戚升迁、差遣和资序；如有违者，委托御史台弹劾并黜责。一、如今既然把州郡按地位等级分列，以此作为资序，又只择取合适的人，希望朝廷稍微放宽对他们权力和任期的限制，不要被小人胁迫，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力。一、通判、知县、县令，请委托有关部门依照知州的办法铨量并条奏。以上所列如前，臣所陈述的各项事务，都是臣愚昧的考虑，大体如此。如今天下郡国有四百多个，朝廷人才济济，每年选取英俊之士，入仕的杂色人员动辄以百千计，也在加倍增加。寻求四百名人才，分别守护郡国，并不困难。假使百姓安宁，衣物充足、粮食丰足，那么太平的成效就近在掌握之中。愿皇帝陛下特别留意阅览；如果认可臣所奏，请交中书门下详细斟酌施行。【庆历八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神宗，请求宽待治理百姓的长官「吕公著」 臣恭敬地看到，审官院、流内铨因为知县、县令的缺额很多，凡选人中被推荐充任职官、以及转为京官的，按例都差遣为知县；已经接受差遣的人不得再通行举荐征辟，也不许设法避免。臣私下认为，国家有道时，把方圆百里的土地和百姓社稷的重大责任交给士人，正是士人应当希望担任的职位。如今却设置一概适用的命令，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这和因犯过失而被罚坐、受责一样没有区别。这大概是郡县法网太密，而劝勉区别的办法不明。官吏中有尽心奉法、政绩清楚的人，没听说得到什么特别褒奖；一旦因细小的文法获罪，就不能免于谴责斥退。加上近年朝廷更改法度，郡县官吏有时不能奉行，所以在常法之外加重黜退条例；即使遇到赦免而离职，也多不予原免。年年月月积累下来，因这些事情受殿累的人越来越多。臣愚昧地认为，治理百姓的长官，朝廷应当稍微宽待；除非有贪赃营私的明显事实，或确实软弱无能、特别不能胜任，即使犯了小法，也不要轻易替换。还应下诏各路监司、牧守，凡所属县令、长吏有奉公爱民、治理成效特别优异的，每年另行推荐三两人，间或加以奖拔，破格任用。其次，若职事办得好，有举主且符合转任京官条件的，特许依照各州教授的例子，就任改官，并允许再次任职。这样，勤勉廉洁的人能够自保，有功劳才干的人得到激励，中等才干的人也足以努力自强，特殊的政绩不至于被耽搁。【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请求在十科之外增加“拨烦”一科 上官均 臣私下看到，前日诏令规定太中大夫、谏议大夫、待制以上官员，每年按十科推荐士人。这体现了陛下广泛收罗群才、根据才能任官的意图。自三代以来设置官职、划分职责，虽然数量多少不同，但选取人才的根本，大概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几类。如今以十科取人，对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选拔固然都已兼顾；然而论政事，只涉及治理财赋、审理狱讼、裁断请谳三件事罢了。臣恐怕政事这一项目还没有包括完全。为什么呢？能够治理财赋的人未必擅长审理狱讼，能够审理狱讼的人未必擅长裁断请谳，能做到这三件事的人也未必宽厚、诚信、敏捷、仁惠，足以统率百姓。如今所谓治理百姓的长官，就是守令。如今守令虽然有按年资、荐举、关升来任用的办法，但遇到繁剧郡、大县，如果只按资序而不加选择，恐怕未必能得到合适的人，反而会有伤害士人、败坏人才的弊端。不仅如此，近年以来郡县考课的办法徒具文书而没有实行，没听说提拔一个贤能的守臣、进用一个贤明的县令来激励天下。因此郡县官吏也只求碌碌谨慎，遵守绳墨，办理簿书，督促租赋罢了，没听说他们以反复诚恳、慈爱善良地治理百姓为职责。若不是豪杰而又自信的人，没有谁不是等到得到赏赐以后才受到勉励的。如果既没有褒奖，荐举又不涉及，那么天下守令中长于治理繁剧事务的人，哪里还会有勤勉乐于进取的心呢？臣请求在十科之外再增加“才能足以治理百姓、能够处理繁杂事务”一科。繁剧郡、大县有缺额时，就根据这一科来任命。这样人才不会被遗漏，天下守令也无不受到勉励。守令受到勉励，郡县政事就会得到治理，天下百姓就会承受朝廷的德泽，太平的功业也就建立了。【元祐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在十科之外增加“拨烦”一科【第二次奏状】

译上官均 臣在七月二十二日曾经上奏，论述太中大夫、谏议大夫、待制以上官员每年按十科荐士之外，再增加“才能足以治理百姓、能够处理繁杂事务”一科，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以百姓为根本，朝廷施加于四方的政令法度，没有不关系到百姓的；而直接治理百姓的关键，确实在守令的能否。守令的能否，实在关系着政令的兴废和百姓的安危。从汉到唐，号称极盛之治的时期，如汉孝宣帝、唐太宗、唐明皇，没有不勤勉选择任用官员、把守令视为急务的。当时德泽流行通畅，远近安定，听不到疾苦愁叹之声，确实是郡县得到合适人才的帮助。如今天下有三百个列郡、一千多个县，守令中政绩显著、值得称道的人却很少。因此朝廷德泽的阻塞、远近百姓的不得安宁，恐怕是有原因的。这难道是人才不如从前吗？只是奖劝和选任人才的办法还没有达到罢了。奖劝的办法没有别的，就在于让贵臣推荐他们、朝廷表彰任用他们。天下士大夫虽然同样担任守令，但有人因才干著称，得到达官贵人的推荐，去治理繁剧郡、大县；这样有才的人乐于被上级知晓，四方守令也无不观望而受到鼓励。所以，即使荐举拔用的不过几十人，天下郡县官吏也会纷纷向善。不到几十年，天下贤能的守臣、县令就会人才济济地分布在各州县，远近百姓哪里还会担忧得不到治理呢？况且郡县政务中，诉讼有审理裁断，审理裁断有得失；百姓有赋役，赋役有是否适当；至于政事有宽严，刑狱有繁简，百姓有喜怒，守令的能否都十分明显。被荐举的官员害怕承担推荐不当的责任，也不敢妄加推荐，那么荐举不得人的问题就不是所忧虑的了。如今以十科荐士，下至理财、断狱、请谳都可以列入选拔，唯独宽厚、明敏、长于治理百姓的人不在其中，郡县官吏必定会认为朝廷轻视守令的选任，不把民事看得重要。赏赐就会使人受到鼓励，阻抑就会使人懈怠，这是人的常情。荐举不涉及他们，奖劝也不施加，却要求天下守令专心治理百姓、奉行朝廷法令，臣愚昧地恐怕难以做到。守令的职责，以爱护养育、使百姓安定为根本，以清心自守、治理自身为要务；若不是宽厚、明敏、通晓道理而爱护百姓的人，很少能够做到。春秋时期长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是孔门高弟冉求；他也只能治理千户之邑、掌管千乘之赋，何况才能在他之下的人呢？如今十科荐士，连理财、审断狱讼这类细务都列入选拔；至于宽厚、明敏、善于处理民事的人，反而不在其中。这是取小而遗漏大事，忽略根本而详究末节。天下郡县官吏将会懈怠苟且，不再受到勉励。朝廷的德泽和意图，谁来为之宣示并奉行呢？朝廷发布一道命令、建立一项法令，实在关系四方的观察听闻和百官的趋向，因此不得不慎重发出。愿陛下详细阅览臣的愚见；如果大体有助于治体，也不是没有益处，请增加荐举条目以补足遗漏。【元祐元年八月上奏】上奏哲宗，请求考察守令的能否　　　　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当今谋求治理最先要办的事，没有比选择守令更重要的。郡守选得合适，千里之内都能受到恩惠；县令选得合适，百里之内都能受到恩惠。朝廷更新法度、惠养百姓，唯独对于选择守令这一最应优先办理的事务，反而置于后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请求朝廷先慎重选择监司，然后令各路每年把郡守能否上报朝廷，各州每年把县令能否上报朝廷。不必像过去考核优劣的办法那样拘泥于一两项具体事状，只要称职者一定要上报，不称才者一定要举出。以后朝廷或派使者询问考察，或采听民间歌谣，详细核实其情况，用来核对监司、州郡上报的内容；事实相符的定为称职，事实不符的定为不称才。守令的能否，即使众口称说也未必能够知道，想要察知民间细微隐情，岂不是更难吗？对于不称职者，应立即废黜，不得再任按察之官。这样惩罚并激励，谁敢不尽心尽力？守令有善政的，立即加以表彰区别，使其长期任职。这样，天下所有人都能受到恩惠，太平功业也就指日可待了。【元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上奏哲宗，请求差遣知州时先看举主，后看资任。吕陶 臣私下认为，当今任官的弊端，轻率而滥授的，以郡守最为严重。封疆方圆千里，聚集众多百姓，安危休戚都系于其身，却不问能否，一概只按资格任用。做两任半刺，有三名举主推荐，就可以得到郡守之职。轻视法令、违背命令、残害百姓、损害万物，十郡之中常有两三郡因昏暗闭塞而无法治理；又有一两人，假如把天下亿兆百姓按十分计算，他们失去朝廷惠养的将近一半。还谈什么承接流风、宣扬教化呢？如今朝廷清明，各项制度都已举起，忧劳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唯恐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可是牧守任用的弊端纷纷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痛心。过去两汉盛世，政事平稳、诉讼合理、百姓安居乐业，都是循吏的功效。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号称善治，太宗也曾亲自选择刺史，把姓名记在屏风上以便任用。当时马周、张九龄等名臣，都极力说刺史不可轻易任用，这些话记载在史册上，足以作为借鉴。前些日子朝廷忧虑监司不得其人，于是诏令近臣推荐任用，监司的选拔才逐渐清明。至于郡守，尤其直接关系百姓，却略过而没有议论，这是抛弃百姓。臣恭敬地请求下诏，令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官员，在通判资序的人中，每年推荐三名能够任知州的人，朝廷再详细审察，送吏部登记姓名。凡遇到州郡缺额，先差遣有举主的人；如果资任尚未达到要求，就差遣为权知；其次才差遣资序符合条件的人。这样或许牧守的职责能够用来庇护百姓，循良的风气也不愧于古代。附黄：天下民事中重大的事务，一路交给监司；中等事务，一郡交给太守；较小事务，一邑责成县令。它们如同手臂和手指彼此相连，如同纲和目彼此维系。本朝制度既然通过选用监司来清理一路，又通过选用县令来治理一邑，那么一郡之守也应当由荐举产生。自从实行八路差注以来，这种选拔尤其滥。大概在本路中从资历较短者求取资历较长者，从知县两任便得到通判，从通判两任便成为知州。这样猥滥、庸碌、荒谬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已经把缺额收归吏部，像这类人，都可以指占州郡的寄托；即使人才完全不取，只要资任合格，也不能不给。虚授滥除，百姓靠什么得到依赖？伏请特意建立荐举资格，以澄清这一流弊。【元祐二年三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

译《宋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官制 上奏仁宗，论述详定官制　　　　刘敞 臣等昨日奉敕，为翰林学士韩绛上奏说：国家统一四海，承平已经百年，但官制尚未修明，正苦于制度简陋，想请讨论唐代百官制度以及本朝官制、品秩等事，酌情加以裁定，端正官名和体制等。奉圣防，差遣臣等共同详细议定。臣等曾多次恳切辞谢，未获允许。不久具呈札子陈请，且未设置专门机构，容臣等取前代官制，与今日官位、职位相互考量，把可以改正、可以裁减、可以申明的，各列举两三件，先送中书门下进一步商议。如果确实可以施行，再设置专局、任用官员，依次删定。奉圣防，依奏办理。臣等如今详细议定的事项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汉代设置丞相，后来改置三公，官员都由公府征召属官。唐制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即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官品尚未达到这一等级的，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如今的平章事就是这一类。参知政事在唐初也属于正式宰相，崔温等人曾任此职。本朝制度中，参知政事比宰相低一等；如果采用唐制来端正官名和体制，那么四辅之职都应使用“平章”这一官名；如果依照汉制，就必须设置丞相府。一、唐制设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本朝制度不设置御史大夫，以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其他官员有时由给事中、谏议大夫暂代。如果要改正官制并设置丞相府，御史大夫也应恢复设置，这样官职的轻重才相称。一、唐制没有由公卿担任枢密使，五代时因用兵，才开始让枢密院与中书共同掌管机密。若要改正官制，就应把枢密院的事务归还中书以及尚书省兵部。一、尚书省二十四司既然已经成为空名，所以官员冗滥、人数众多。若要端正官制，就应罢去三司，恢复二十四司和九卿官职，使各有固定员额。那些郎官不在尚书省本部门处理职事的，一并按前资官及散官安置。出任外官的，有的可依唐制设置上、中、下三等州的刺史以及别驾之类，按照官品任用；有的若想减轻其权力，则称“知某州刺史”之类。一、文武散官以及检校官、兼任官、勋爵、实封等，在开元以前大多有实际职掌；到如今，只有散官还用于排列服色，略微表示官阶轻重，其余全是空名，对治理制度没有益处。若要改正官制，就应按此原则一律省罢。如果只是借用这些虚名而担任实际职务，兼存也可以。以上所说的是所谓改正，姑且只举一个方面。如果如今可以实行，就应推广这一类办法，全部加以厘正。一、大理寺审决天下案件，刑部再加复核，事务上已经足够；又增设审刑院，便成为重复冗余。若要裁减官制，就应把审刑院的事务和属官归还刑部。一、吏部尚书、侍郎分别掌管铨选事务，就应当按照职权轻重，分别掌管不同的流内官品。如今审官院掌管京朝官的考核、磨勘和差遣，而流内铨只掌管州县幕职官，体制很不相称。若要裁减官制，就应把审官院的职事归入尚书铨，把州县幕职官归入侍郎铨。一、群牧司、提举司、纠察司之类，都是古代没有的职务。若要裁减官制，就应全部省罢，归属尚书省和九卿。以上所说的是所谓裁减，姑且只举一个方面。如果如今可以实行，就应推广这一类办法，全部加以厘正。一、左右史都应当随宰相进入仪仗之下，以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如今史官的职责，不能赶上听闻前殿政事，所以皇帝的美德善政往往失于记录。若要申明旧制，就应恢复这一制度。一、中书省发布制、敕，唐制还要经过门下省审查复核，然后由尚书省发布告身，并经过三省办理。近来只有中书省发布敕令，三省官名徒然设置。如今想要申明并恢复这一制度，本朝的令文中已有完整记载。一、本朝近来的制度，观文殿大学士只授给曾任宰相的旧臣；从资政殿大学士到天章阁待制以上，中间有许多职名没有规定员额，任命范围逐渐扩大，是因为没有划定边界。过去已有员额的，应依照旧数；过去没有员额的，应当差定员数，作为长久制度，以革除员额泛滥的弊端。一、唐制设舍人六人，分别裁决尚书省六曹事务，用来辅佐宰相、谨慎处理政令，乞请申明这一制度。一、旧制中九卿的职务不隶属于尚书省。如今卿、监的职事被三司关领的，应当取回归还寺、监，也可以省去侵夺其他官职职权的弊端。一、唐制中，左右丞相裁决尚书省事务，中书令裁决门下省事务，中书舍人裁决中书省事务。本朝门下省暂时由近臣主持，中书省则由任职年深的舍人主持，略与唐制相同。根据近来上言者所说，近臣主持一省事务，权力太重。考察唐制，似乎并不是这样。只有常衮因为自己担任“同中书门下事”，所以应当兼判中书省。当时崔祐甫以舍人主持中书省，认为常衮侵夺自己的职权，士大夫舆论因此不平。这就是常衮的情况。一、三班从供奉官到殿侍差使之类，唐代武选中都没有这些名目，应当迁置到外任体系中，以区别清要职位和冗滥职位。一、朝廷如果要采纳改正官制的主张，就应等改正以后，像周、唐那样设置官员、分掌职务，然后才可以删定《六典》，著书流传后世。如果不能这样做却想著书，那么只能把《会要》以及各司编纂的敕令，连同格令删去繁杂、取其要旨，依据今日官名，大略记载职分罢了。以上所说的是所谓申明，姑且只举一个方面。如果如今可以实行，就应推广这一类办法，全部加以厘正。【嘉祐三年十二月，与翰林学士胡宿共同上奏，当时任知制诰】毕仲游

译臣听说，国家承接五代之后，典章制度、号令文辞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三代，但大体都有三代的精神和大概形貌。至于减省刑罚、停止兵革、施行仁政、布施德政、爱护养育百姓，取得天下人心，则有可以与三代相比的地方。唯独百官的官名，从宰相以下直到百执事，仍沿用五代旧制而不知道改变。天子临朝在上面叹息，而公卿大夫在下面咨嗟哀叹、发愤不平，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到了神宗皇帝顺应人心，决断大计，以阶官作为寄禄官，并修复汉代三省制度，本应欢呼鼓舞，以庆贺朝廷盛德。可是制度实行五年后，公卿大夫却说对官制有所不满，难道改制以前曾经厌恶五代的弊病，法制改了以后又说汉唐制度不对吗？既然如此，官制的缺失为什么不改？本朝虽然沿用三省旧制，但二十四司的名目都只是依次排列，用来安置百官。官员应当升迁时，在尚书省任职的官员反而借用其他官名来办理事务。例如兵部官员充任枢密使，吏部职掌铨选和审官，库部、金部归入三司，水部归入都水监，刑部职事归入大理寺。名义上隶属尚书省，事务却在其他机构，这些制度不可以作为后世法则。先帝改革官制，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这次改革中有些做法既不同于汉、唐旧制，又不符合今天的实际需要。过去的平章事升迁为中书令，自本朝以来从未有人升至中书令；如今却以仪同三司这一阶，兼作过去宰相逐级升迁所达到的官职。过去礼部尚书升迁为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升迁为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升迁为兵部尚书；如今却以银青光禄大夫这一阶，兼作过去尚书逐级升迁所达到的官职。过去礼部侍郎升迁为户部侍郎，户部侍郎升迁为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升迁为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升迁为兵部侍郎；如今却以正议大夫这一阶，兼作过去侍郎逐级升迁所达到的官职。卿寺官员也是这样。过去官品很难升进，如今官阶却容易升高；同时又把七品降为八品、五品降为六品、三品降为四品。等到这些官阶不能实际任用时，便议请减少磨勘年限，反而以旧官品作为标准；而章服制度也只是把五品降为六品、三品降为四品，以迁就新官品制度的过失，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所在。那么，所谓不同于汉、唐旧制而又不符合今天实际需要的地方，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不过，这还没有造成危害。过去尚书省不总管天下政务，中书、门下合为一体，所以政务处理得快；如今尚书省总管天下政务，而中书、门下分为两个机构，所以政务处理得慢。这是必然的道理。至于所谓书黄、录黄、符牒、关刺等文书，都是由上而下发出、再由下而上回复；近的要十天，远的要几个月。有时半夜停止用印等待回复，而所办的事情却细小得如同竹茹、木屑一般。有的人想补充衣服、借贷粮食，却还没有得到所缺的东西；事情拖久了，又错过期限，这就不只是与今天的实际需要不合，而且确实会造成危害。公卿大夫之所以对官制不满意，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也只在于居上位的人对制度加以损益调整罢了。隋、唐两代的官阶共有二十九级，如今寄禄官阶只有二十级；通过荫补入仕的人很多，一年参加选拔的竟以千万计，难道仅仅是让恩赏延及后代、使子孙享有世袭俸禄吗？旧日制度中，每年获得任用子弟资格比较容易，后来改为三年一次，又改为六年一次，却仍担心荫补泛滥，大概并不是因为年限太近，而是因为荫补入仕的人太多。如今如果在既定制度之外再增加年限，那么士大夫将对荫补彻底绝望，阻挠此事的议论就会无法停止；这不是顺应人心、助长和气的办法，而且官员冗滥的弊病也未必能够消除。当前的办法，不如沿用现行年限的远近规定，同时逐步要求他们参加考试。考试合乎法式的人，然后才准许入仕；这样只是保留荫补的旧名称，却没有入仕过多的新弊病。这符合人心，所得到的好处有五点：不增加荫补的年限，使人没有失望之感，这是第一点；公卿的子弟担心自己不学习，如今要求他们参加考试，他们就会自觉勉励学习，这是第二点；得到好学的人来处理政务，不会成为百姓的负担，这是第三点；一次没有考中，仍可以希望第二次考中；第二次没有考中，仍可以希望第三次考中，不断绝他们的希望，这是第四点；官员冗滥的弊病可以逐步减少，这是第五点。哪里只是荫补入仕如此，凡天下所有入仕的人，都应当通过考试来考核，使人人都勇于参加考试；如果只录取一百人，就只取一百人；如果录取几百人，就只取几百人，最终不会出现意外的泛滥。即使万世实行，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弊病，同时又不会失去虞舜赏赐延及后代、周文王使爵禄传给后代的荫补制度。【元祐二年，上奏时任开封府推官】向宋哲宗上奏，论述寄禄官应当分设左右两阶。丁骘。臣私下看到，官制实行以后，各级官员的品流混杂合并，不足以激励和劝勉后来的人，反而足以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比如在官制实行以前，前行郎中就是如今的朝请大夫；任期考核期满后应当升迁，有进士出身的便升为太常少卿，也就是如今的朝议大夫；没有进士出身的，则升为司农少卿或卫尉少卿，从司农少卿、卫尉少卿升入光禄少卿，然后再转任少府监，像这样升迁三次，共需十二年。如今从朝议大夫升一级就是中散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光禄卿；从中散大夫再升一级就是中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秘书监；中大夫升一级为太中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升一级为通议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给事中；通议大夫升一级为正议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六部侍郎。在官制实行以前，侍从臣僚从礼部升到户部，再从户部升到吏部；按常规调任的臣僚从工部升到刑部，再从刑部升到兵部，升迁三次共需十二年。如今从通议大夫升一级便成为正议大夫，从正议大夫升一级便成为光禄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左右丞；从右丞升到左丞，过去总共要八年，如今升一级便可达到。

译从光禄大夫升一级便成为银青光禄大夫，也就是过去所称的六部尚书。侍从臣僚则从礼部升到户部，再从户部升到吏部；按常规调任的臣僚则从工部升到刑部，再从刑部升到兵部，最后升到吏部，总共升迁五次，称为“细转”；过去需要二十四年才能走完的官阶，如今八年便全部经历了。圣人使用官名来进行教化，所以为官员划分不同的品类，辨明各项等级，一旦确定名号，人们就不敢产生觊觎和侥幸的念头。如今贤愚混杂，清浊同流，不是治理天下万物、安排天下事务的正确办法。臣愚昧地请求由圣上裁断，交付有关部门略加改正。至于执政大臣，由朝廷直接任命，不依据资级升迁，所以臣不讨论。侍从臣僚自朝议大夫以上至通议大夫，共五等，依照官制所定即可；自正议大夫以上至金紫光禄大夫，分为左右两阶即可。其余没有出身资格、按常规调任的臣僚，自朝议大夫以上也都分为左右两阶即可。这样，贤愚就不会混杂，清浊不会同流，也就没有觊觎之心和侥幸之门了。至于那些才德远超常人、在世上卓然有见识的人，就在于君主破格越级任用他们，哪里要受资格限制呢？【元祐三年上奏时任右正言】二月六日诏令：“从今以后，朝议大夫、中散大夫、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都设置左右两阶。进士出身以及带职转任至左朝议大夫、左中散大夫的，分为二员；其余人员转任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的，分为左右两字，共四员以上。按规定经过七年磨勘，正议大夫至金紫光禄大夫，都分左右两字，共为八个资级。凡现任官员已经达到这些官阶的，全部加上左右字。” 向宋哲宗上奏，论述犯有贪赃罪的人在寄禄官阶中应当削去左右字。刘安世。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官制实行以来，一概以寄禄官的名称作为官名，至于官员的品流，再也没有加以区别。前些时候，朝廷认为这种做法还不完备，才下诏给吏部，依照原有官名分为左右两阶。从此清浊有所分别，众人的议论都称赞其允当。后来我私下听说，新任士大夫中犯有贪赃罪的，一律改为右字。法令既然还没有完备，人们便对此感到疑惑。有出身资格的人，如果因为贪赃受污而获罪，从左阶降到右阶，本来就可以用来表示惩罚。至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人，本来就应当称为右阶；如今如果让他们同贪墨之徒混在一起，那么他们将以做官为耻。这不仅会失去先王磨砺世人、激励庸钝者的办法，也恐怕原本就属于右阶的人一旦犯罪，朝廷又该用什么名义处置他们呢？臣愚昧地请求今后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律削去左右字，再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制定降黜若干年的期限。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其他罪过，并且仍有举主，就按照约定经过赦免后叙用的法令，准许他们逐步恢复原职。这样，官名制度自然能够端正，而获罪之人也有改过自新的通路，劝善惩恶的道理便可以实行了。恭请圣上明察，赶快追回先前的命令，另行加以修改，希望能够符合政体。【元祐五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谨慎维护名器。向宋仁宗上奏，论述吕夷简的仆人接受官职一事。欧阳修。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次发布诏令，常常担心官吏不能遵照执行，却不知道问题在于朝廷自己先破坏了法令。朝廷不能使自己获得信任，那么谁肯相信它并执行法令呢？然而这往往是因为小人侥幸求取恩典，却不知道如果不压制并断绝所给予的恩惠，表面上损害的或许很少，实际上损害的却很多。臣听说去年十月间，曾有臣僚上奏，请求今后大臣的厮仆不得奏荐授予班行。敕令和防禁颁布下去才三四个月，朝廷已经又任用吕夷简的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吕夷简本人身为大臣，破坏扰乱陛下朝政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假如对他的私利有好处，即使会败坏天下大事，他尚且无所顾忌，何况肯替陛下爱惜法令呢？但朝廷自己应当怎么办呢？如今一项法令刚刚发布，大臣便先行破坏它，那么其他臣僚的仆人，难道可以不给予同样待遇吗？不给予，就是执行法令有两套标准；给予，则近于违背刚刚降下的敕令和防禁。今后又废弃有关部门替陛下守法的职责，不顾国家体制，只顺从人情。有人说，两个仆人获得荫补和官职是在降敕之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但为什么授官却是在降敕之后？凡是发布命令，本来就是为了革除以前的弊病；法令发布以后，新的敕令应当冲破并取代旧的敕令。袁宗等人虽然曾经得到荫补许可，但在正式授予官职之前，已经应当适用新制度，本来就应当予以革除。吕夷简不能阻止断绝这种侥幸行为，反而任意放纵；朝廷又不执行最近颁布的敕令，自己毁坏了典章法令。今后的诏令还凭什么能够得到遵行？袁宗等人，恳请陛下特别追回授予奉职的命令，另外给他们军将一类的名目，足以表示优厚恩典；但不能让他们成为无功之臣，也不能因私恩宠幸仆奴而扰乱国家法令。【庆历三年九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向宋仁宗上奏，论述两府官员升迁一事。何郯。臣等恭敬地看到，前任两府臣僚接连得到任命，不再按功劳考量，只是一概出于特别恩命。近来的典故中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舆论喧哗，不知道其中缘由。爵禄本来是君上专门赐予的，因为它可以激励世人、磨炼庸钝，使天下人趋向忠义、建立功业，甚至为节操舍身也不后悔。所以古代君王极其重视、极其谨慎，赏赐一个人，必定要使天下人都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敢把天下所看重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私恩而轻易施用。如今如果授官受爵都没有正当名义，那么靠什么劝勉有功之人？有功者得不到劝勉，就是古代所重视的东西，如今反而被轻视了。即使官职极其显贵、俸禄极其优厚，也无法磨砺天下人，人人反而会产生觊觎和侥幸之心，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何况股肱大臣是天下所仰望、作为表率的人，难道只为一官而谋私，不替国家顾惜大体吗？臣等固然知道，爵命施行之后，必定有人谦让而不接受。伏望朝廷察看臣等所说，考察典故；像这次按惯例除授的事情，若事体有轻重，就应立即明白告示中外，使人清楚知道。如果只是一时恩典，希望把臣等的章奏下发，询问公众议论。假如认为臣等所言有道理，或者难以追回、停止先前的命令，也可以因他们上表谦辞而全部停止过分的恩典。

译这样，上面没有无故授官的讥议，下面又有互相谦让的劝导；否则一次举动便造成两种损失，事情相差太远。臣等身居言责之职，不敢顾虑避嫌而保持沉默。贴黄说：侍中官秩尊隆高峻，不可以作为节度使按次序升迁的资序。考察典故，从来没有轻易授予此职的。只有晏殊此前已经任刑部尚书。朝廷如果认为他被降职已经年久，想依照逐步恢复任用的恩例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七月〕 当初先帝挂念执政旧臣，宰相文彦博因而赞成，于是郑戬、夏竦等十四人都升官加职；弼与▯各自统领一路安抚使，仍优厚授官。何郯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与监察御史陈升之共同上了这道奏章。上奏仁宗，论述明堂覃恩过于泛滥　包拯 臣恭敬地看到，明堂赦书规定，文武百官和内臣一概升迁。臣先前根据传闻，已经具文论列，并请求召见对答；不防开可退，用忧迫弗皇，啓处。臣私下认为，爵禄是天下的公共器物，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只有士人有功劳、有德行，才应当授予。不是这两种情况，就不可以滥加。人君本来应当爱惜爵禄；如果轻易使用，就会损坏公共器物，丧失重要权柄。一条纲绳紊乱，百项事物都会毁坏，即使善于治理的人也无可奈何。何况如今吏员越来越多，财用越来越困乏。为国家谋划的人，自然应当澄清裁汰冗杂，以宽缓财政调度，怎么可以不辨别才能和无能而普遍加授官爵？这是在承平时代实行姑息的事情。只恐怕赋税收入再多，也不足以供给其开支；俸禄官秩再多，也不足以满足其欲望。一旦纪律松弛，天下将一片混乱，形成无法挽救的弊病。臣又恭敬地读到近来颁下的诏防：今后凡是内降的特别恩泽以及赦免、减免罪犯，都要命令中书、枢密院以及已经承办的官司，列举前后诏敕据理执奏，不得施行。由此可见陛下振作精神、革除弊病、急切求治的心意。唯独这次覃恩，实在严重损害政事。伏望陛下上承祖宗训诫，下为社稷谋划。关于这次升迁和恩泽，乞请特别裁处，免得在千古之后使圣德受到哪怕万分之一的牵累。臣过分承受宠幸擢用，职位虽疏远而责任重大，这一点诚恳请求不能自已。惟愿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就非常幸甚。【皇祐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论述不应当给麦允言卤簿 司马光 臣听说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卫人要让他佩戴繁缨入朝。孔子说：“可惜啊！不如多封给他一些采邑。”只有礼器和名号，不能随便借给别人。爵位尊卑叫作名，车舆服饰的等级差别叫作器。这两样东西，是人主用来保全、蓄养臣下并安定国家的，不能忽视。如今麦允言是近习之臣，并没有建立盖世的大功，却赠给他三公官职，给他一品卤簿，这种繁缨之赏，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虽然想以尊贵的官秩宠待他，实际上只会增加他的罪累。为什么呢？三公之官，像鼎的三足一样承辅君主，上应三台；卤簿则是用来褒奖大功的仪仗，这些都不是近习之臣应当得到的。陛下想到允言侍奉左右勤劳，活着时已经使他极尽富贵，死后又用盛大的丧葬礼仪为他送终，鼓吹笙铙，显赫于道路之间，这反而是张扬他的僭越奢侈之罪，使天下人侧目、握腕而痛恨他，不是用来增添荣耀的办法。惟愿陛下读览仲叔于奚的传记，留意孔子的话，就会知道名器的重要，不可加给不相称的人。何况唐制规定，群臣中对国家建立大功的人，婚礼、葬礼才给卤簿，其他人不在供给范围内。伏望陛下追回并停止先前的命令，麦允言今后不再给予卤簿，不要让天下人私下议论、指责朝廷举措过当，臣不胜幸甚。【皇祐二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丞、同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述两府臣僚升官　司马光 臣曾经上言，两府臣僚升官过于频繁，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请陛下听从他们辞让，以成全他们的美名。臣并不是憎恨这几个人、嫉妒他们升官，而是想保全他们的美好名声，使他们辅佐陛下，并重视、珍惜国家的重要权柄。先帝亲自选择圣明之人，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陛下却把功劳归给大臣，我本来就知道这些人一定不敢承受。即使他们当日确实曾赞成先帝的圣意，那也是为了安定宗庙社稷；如果今天接受赏赐，就是预先邀取非常的福分，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既然如此，陛下赏赐他们，反而会掩盖他们竭尽忠心的本意，使他们成为追逐利益的人，这有什么荣耀呢？臣所说想保全他们的美名，就是这个意思。爵位官职是人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权柄。但品秩高下本来都是虚名，只因为难以得到才被人珍视；如果容易得到，就会被人轻视。譬如金玉珠玑，假如道路、台阶、庭院到处都有，就同瓦砾没有区别了。近年以来官员冗滥、赏赐泛滥，两府大臣难道不知道吗？如今正值陛下开始亲政，应当开导圣听，惩治革除这种弊病。现在陛下在继承帝位之时，又正值圣体未安，而内外安宁，于是把这些归为两府功劳并加以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产生希望。

译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心愿，国家的官爵就会贱如泥土，将无法役使群臣；如果压制而不给，人们又不会自我知足，反而产生失望，这就会始于推恩，终于聚怨。况且辅佐大臣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却想禁止其他人侥幸进升，确实也很困难。臣所谓想使他们辅佐陛下、重视和珍惜国家权柄，就是这个意思。有人或许认为，曹佾没有功劳，尚且加授使相，何况辅弼大臣在国家艰难时竭尽力量、劳瘁不辞，不可以不赏。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陛下赏赐曹佾，并不是认为他有功，而是因为皇太后的恩德深厚，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所以尊崇外舅，以慰藉母后的心意。如今如果因为这件事推恩，接着恩及后族，再及两府，最后及于其他人，那么曹佾就会随着众人一同升官，不能显出特别优厚；这样对皇太后的心意又有什么安慰呢？如此一来，陛下白白耗费了盛大恩典，而众人都按通常大例升官，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臣难道不知道陛下想褒赏大臣，却不自量力地横加议论来干预吗？这对臣自身没有利益，但为了朝廷忠诚谋划，其他事情都不顾，只希望陛下明察。【治平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述近臣恩赏泛滥　司马光 臣前些日子上言，近年以来官员冗滥、赏赐泛滥，两府大臣遇到陛下开始亲政之初，应当开导圣听，惩治革除这种弊病。如今陛下在继承帝位之时又正值圣体未安，而内外安宁，于是把这些归为两府功劳并加以厚赏，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产生希望。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心愿，国家官爵就会贱如泥土，将无法役使群臣。辅佐大臣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也就难以禁止其他人侥幸进升。伏望陛下亲自告诉臣说，两府大臣都有大功，所以升官；别人没有功劳，怎么敢轻易有所希望。臣再三陈奏说，如果陛下停止两府的恩命，其他人自然不敢侥求；如果看见两府升官，谁肯自认为没有功劳而不求荣进？恐怕到那时陛下也不能抑制，两府也不敢上奏。可是当时陛下圣意坚决，始终不肯采纳。如今两府刚刚接受恩命，私下听说入内内侍省都知任守忠等人已经一例升官。臣私下推测，今后其余臣僚会互相攀比，接连升官，最终没有穷尽。官爵是人主的利器，用来驱使群臣、控制四海。如今陛下竟不加爱惜，轻易授予别人，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深感痛惜。凡是制度命令的施行，必定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先前的滥恩已经施加给贵臣，无法再收回；如果只在近臣这里停止，还可以挽救大半。关于任守忠所受的恩命，伏望圣慈特别准许追还，以堵塞今后侥幸求进的道路。【治平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论述重视名器　何郯 臣听说，圣人养育贤才，能够品评他的德行，能够衡量他的才干，能够授予他官职，于是将人分为三等：上等贤才让他担任三公，次等贤才让他担任台谏、监司，下等贤才让他担任守令；这是把权力寄托给他们，以使他们感到荣耀。还为他们建造宫室、配备车马，以养护其身体；为他们设置旌旗、冕弁，以养护其尊贵；为他们备置钟鼓、琴瑟，以养护其欢乐；为他们配备弓矢、斧钺，以养护其威势。然而官职不可以私自授予，只看他的德行和才干罢了。假如授予不相称的人，觊觎侥幸的端绪就会开启；若有小人得到它，其他人便会相继奔走仿效，认为这些东西本来就属于自己，逐渐形成风俗，人人都以为取得官职极其容易。一天圣人想要革除弊病、废黜这些做法时，人们无不怨声盈耳。这不是小人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主当初授予得太轻率。人主不能在开始时禁止，却想在后来制止，大概已经来不及了。唉！任用人才的时候，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过去卫国把鞶缨授予仲叔于奚，孔子非难此事；馆陶公主为儿子求郎官，汉明帝拒绝了。可见他们知道名器是这样重要。如今陛下继承崇高的德业，预卜长久的基业，广泛建立纲纪，思求符合天意人心；在事情开始时必定考虑其后果，在谋划开始时必定求得最终完备。只是选拔任用人才十分艰难，更应当特别重视。先品评他的德行，然后授予官职；衡量他的才干，然后确定职位。这样朝廷上下、公卿大夫都能服其荣耀、安守本分，士人没有觊觎之心，职位没有虚授之人，那么天下官员冗滥的弊病就会停止，名器的使用也会端正。大理评事的官职已经很卑下，宋太宗还称它为清望官，不肯授给伶人的儿子，何况更重要的官职呢？惟愿陛下重视名器。【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上奏神宗，论述王广渊的章服和职名「司马光」 臣多次说王广渊奸邪，请求全部夺去他的职名，发往远地任监当。如今听说王广渊带职出知齐州，仍然赐给章服。这样做就是赏赐他，而不是贬黜他。假使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能够谨慎自守，不作奸邪谄媚之事，那么到今天不过任第二任通判罢了。如今他所得竟然如此，难道还能说作奸谄之事没有好处吗？孔子说：“只有器物和名号不可假借给人。”如今的章服，就是所谓的器；职名，就是所谓的名。这两者虽然是没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天下人却看重它们，是因为不是贤能之才就不能得到。唐宣宗重视、珍惜章服，不轻易给人，有司制作绯紫衣以备赏赐，一年之中只用了两三领，所以当时穿绯紫服的人被认为尊贵。名器就像珠玉，如果使它容易得到，就会像瓦砾一样，哪里还值得珍贵？近年两次覃恩，穿绯紫服的人已经泛滥，如今又像陈铸、王广渊这类人都获赐章服，这是使今后得到赐服的人都以此为耻，而不以为荣。况且陛下让王广渊出任外官，心里已经知道他的奸邪行迹；如今又用职名、章服来宠待他，就是劝人仿效王广渊的行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臣私下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圣断，依照臣先前的奏议，全部夺去王广渊的职名以及所赐章服，发往远地任监当，使赏善罚恶清楚明白。【治平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述郭昭选被授予阁职「司马光

译臣私下听说，陛下先前任用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近来特地下诏，一并授为閤门祗候，众人议论纷纷，都认为这是侥幸冒进。国家初建时，国势和形势还很艰难，所以祖宗在即位之初，必定提拔身边的人作为心腹羽翼，难道这是可以永远实行的制度吗？那只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继位的君主守承平之业，继承先圣的帝位，在服丧期间尚未发言之时，有关部门因循旧例，沿袭成为惯例。凡东宫属官，一概越级升迁，称为“随龙”；因此郭昭选这类人能够从厮役直接授为班行官，他得到的幸运已经很多了。竟然还敢妄自攀附，没完没了地求取，不曾反省自己有什么功勋。小人的欲望始终没有满足，不能放纵。况且閤门祗候，是祖宗用来蓄养贤才、等待任用的职位，与普通班序和差遣的事情不同。譬如史臣，就是馆阁官一类，怎么可以让厮役担任呢？何况东宫其余吏卒很多，假如一个人得到这个职位，所有人都会产生希望。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开启宠幸而招来侮慢”。陛下既然承继大统，那么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子？却唯独偏爱东宫旧人，那么亲近的人范围就太狭窄了。臣前些日子除授御史中丞，第一次上殿时，首先以官员任用和赏罚为言，实在是因为这三件事是达到治理的根本，是自上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如今郭昭选等以低贱的厮役身份冒领美职，这是授官不加选择；没有丝毫功劳，却在几个月内接连获得恩命，这是无功受赏；奸恶罪行已经明显如高居简等人，却还保全、庇护他们，这是有罪不罚。陛下初即大位，政治清明，正振作精神寻求治理，却如此轻视官爵、怠慢赏罚，要想建立太平功业，就像车子向南而车辕却指向北方一样。臣如今区区进言，只是替陛下爱惜这些原则罢了。关于郭昭选等新授閤门祗候，乞请追回并停止。【治平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论述执政大臣升官　刘挚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麻制中，执政臣僚各自特意升转一官，圣恩优厚，朝廷内外都为之震动。等到臣恭敬拜读麻制的文辞，才知道竟是以臣僚为山陵、寝庙奔走办事为由，加给臣子以特殊恩典。对此，臣私下感到疑惑。办理山陵、寝庙事务并奔走效劳，本来就是臣下的职分。如果要以此酬劳，那么受赏者就不应只限于执政大臣；如果是表彰他们送葬先帝，那么执政大臣并没有都随行。这样授予与接受之间，实在没有相应的名义。臣听说主管部门只是检核、会合嘉祐年间的成例，便上奏请求依例施行。嘉祐八年，英宗皇帝已经推恩于即位之初，臣僚各自都已普遍升转。后来皇帝因身体不适，臣僚进药并辅导调护，镇定安抚朝廷内外，直到圣体康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这确实是天下的庆幸。当时认为辅臣确实共同有功，所以又命令每人升一官。然而当时臣僚再三推辞，连续多日不敢接受诏命。直到派遣近臣催促，命他们以新官身份入朝谢恩，并且皇帝不起座等候，他们才敢勉强接受。治平末年，神宗皇帝即位，普遍施恩改官之后，正值韩琦任山陵使回朝，恳求解除职位，不久便以两镇节度使的身份出任外地。但上宰之位仍然空缺，自曾公亮以下的官员也都没有递次升迁。因此又各自特意升一官，用来补偿他们在山陵事务中的劳绩。考察两朝的旧例，各有其缘由，那么这次升官便没有别的合理说法了。只是赏赐过度而超过礼制，对圣人来说不足以广施恩典，在道义上也不妥，恐怕臣下最终难以冒昧接受。恳请陛下慎重维护国家体统，爱惜官爵名器，按照合理的道理授予官职，这样廉耻之风才能流行。希望圣慈明察，两朝旧例本不相同。如果执政臣僚辞免这次新命，伏望陛下特意准许，不会损害政事体统。臣这些微薄的言论，或许可以有所补益。【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类 省官 李柬之上奏仁宗，论述官员冗滥的四种弊病 臣认为，设置官职、制定爵位，是用来对待贤能之才、统理各种事务的，并不是用车服、俸禄来满足人的欲望、供给人的要求。古代从上面的公卿大夫，到下面守门击柝的人，都有规定的员额，所以官职没有人可以苟且取得，人也没有别的非分企求。汉代儒者说，爵禄是天下的砥石，是圣王用来磨砺世人、磨去愚钝的东西；又说，爵禄是人主掌握的权柄。圣明时代制约人、驾驭风俗，对于爵禄如此谨慎而看重。国家四位圣主相继承统，治理安定已有百年，声名文物可与三代相媲美；但吏员杂乱冗滥，上下官员繁多，如果不从源头澄清，再过几年，就更加难以淘汰。如今选举仕进的道路还不精密，补荫入仕的门路太宽，因恩宠侥幸入仕的途径还没有止息，凭借关系的弊病还没有革除。唐代制度规定，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五十人；如今三四年内却放榜四五百人。按年累次应试而不考察文辞才艺，称作“恩泽”的，又有四百人。又因陕西发生兵乱、保恩二州士卒叛乱、广南侬贼寇掠，各路举人都加以录用，其中荒唐浅陋之人，受恩者多得不可胜数。各科考试只专门记诵，考问其义理时，往往一无所知；加上他们生长于田野，不熟悉政务，面对百姓、治理众人，能够通晓人情事理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每年却一同放榜五百多人，这就是所谓选举入仕的道路不精密。西汉规定，官至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可以任用一个儿子为郎官；王吉尚且认为，如今让俗吏任用子弟，大多会骄横傲慢，不通晓古今。文武官中的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刺史、阁门使及以上官员，每年可以任用一个儿子。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任职三年便可以任用子弟；文武两班中可以任子的人，与祖宗朝相比多出数倍，于是使富贵人家的子弟充斥仕途，一个士人一旦得到际遇，子孙便都在做官，连年幼的儿子和外亲也都沾染簪笏为官的荣耀。又有三丞以上致仕的人可以任用一个儿子。何况年满七十致仕，是古代的常制；有些人很年轻就进入仕途，晚年才升到三丞，恩惠还没有施及百姓，功业也没有听说对国家有所贡献，等到退职时反而还让他任子，退下一位老者，进用一个幼子，这实在很不符合国家优待贤者、选取士人的原则。这就是所谓任子之恩太宽泛。汉宣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王吉上书劝谏说，外戚和故旧可以厚厚地用财物供养，却不应让他们居官任职，因为官位是用来任用人才的场所，不可以凭恩私取得。官位无论高低，都应当爱惜；外戚和故旧尚且应如此，何况嫔妃近侍、宗室姻亲的外亲呢？如今嫔妃的侍从、宗室的妻子中，有封邑名号、品秩相当的人，都可以奏荐弟弟侄子以及为皇亲招纳女婿；这些人本来没有身份，却都接受官职。他们用财物行贿求婚，往往得到市井中轻浮浅薄的人，用来玷污宗室。以至于内臣之家，也因办理防务等事务而获得任用，奏请授官的非常多，这就是所谓恩宠侥幸入仕的道路还没有堵塞。三省以及各部门的胥史，本来只是主持办理文书、供应役使，调任官员、补充吏员，已经过于冗多；又因依靠权势，全部换授班秩。至于权贵之家供役的人员，明明有恩例，也授予班行，人数逐年增加、日益增多，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这就是所谓因循关系的弊病还没有革除。入仕的门路复杂，补官的途径众多，士大夫都把这看作祸患，发言议论的人也不少。事情还没有公布施行，舆论却已经兴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厚重的侥幸恩泽从来没有裁减，薄少的恩泽却先被议论削减。就像从前孔道辅等人，只想整顿百司吏员一样。往年裁减省并、荫补，近臣之家却吝惜厚重的恩典，竭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只对关系疏远的亲属施行了几项措施，所以天下议论多不服从，根本原因都是处置不公。大凡制定法令，应当从贵近者开始，这样百姓才不会心怀怨恨。请先从嫔妃、宗室和两府大臣，直到带职员外郎、诸司使副以上官员以及内臣之家，全部裁减其相关恩例，十年后应当可以看到成效。如果仍沿袭旧规，不谋求改革，却想振兴治理、澄清仕途，是不可能的。【至和二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官均上奏哲宗，请求澄清入仕的源头 臣听说，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守，是为了治理事务。有才干的人一同得到任用，职守就能修治，事务就能治理；没有才干的人得到任用，事务就会紊乱，职守就会废弛。才干有无一并任用，政事不能治理的情况常常占一半。如今列在官籍中的士大夫，可以说实在太冗滥了。京官从承务郎到朝议大夫，共有二千八百多人；选人一万多人；大使臣二千五百多人；小使臣一万三千多人。把天下所有的空缺官职都计算在内，也不够安置这些入仕之人。因此吏部左右选所使用的空缺，京朝官以及大小使臣，大多要等待一年以上；选人则必须等到两年以上，有的还要等三年，才轮到空缺。等待最久的是选人，大体上一名官职的空缺，在任者和已经授官、又重新拟定差遣者，合计有三个人。所以自从任期届满替换下来，如果不符合调动法令，还要等待试法结果，往往接近一年以后才能拟定呈报。已经拟定差遣后，还必须等空缺三年才能就职。七年之中，才完成一次任职。京朝官等待次序，几乎要一年以后才得到差遣；等空缺一年以后才能就职，五年之中才完成一次任职。按一般人的情况，三十岁做官，再过十五年改官，到七十岁退休，总共也只能完成七任。何况三十岁未必能做官，做官的人也未必都能做到七十岁，而且还有因私人事故受到吏议处分的，年龄虽到，也未必能满七任。因此，天下士大夫中，那些才干足以治理事务、不会使职务空缺的人，未必能达到一半。即使达到一半，闲居等待的日子也总是多，实际治理事务的日子总是少。这就是天下郡县因此不能治理、乡里百姓没有完全受到朝廷德泽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臣认为，要使郡县得到治理，关键在于让有才干的人任职；要让有才干的人任职，关键在于使他们闲居等待的日子减少；要使闲居等待的日子减少，关键在于澄清入仕的源头。臣仔细看如今从文职入仕的，共有四类：进士补荫、纳粮得官，以及百司胥吏。由武职入仕的，共有三类：武举补荫，以及百司胥吏。考察他们的才干品行是否可以任官治事，纳粮者和胥吏不如补荫子弟，补荫子弟不如进士；武举则又该怎样说呢？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从十岁入学，经过十年左右才会治经读史、缀辑文辞，再经过十年才能求学广博、通晓学问，成就自己的志向；他们求学可以说很辛苦了。等到有关部门考试，必定选择能够通晓义理而文辞稍好的，才准许荐送；又从中选出最优秀的，才得参加礼部考试；再经过廷试后才赐予科第，选拔可以说极其详慎了。

译每三年取士一次，天下的求学者集中到有关部门考试，不下数万人，而赐予科第的仅有五百人，选取可以说极其艰难。那些贵游子弟，倚仗父兄的荫补，大多骄惰不学，只要稍微通晓经义、略能写成文章，就一定会被选中。即使屡次考试不中，年龄到了三十岁，也可以出仕。他们与进士相比，在专心求学、志趣操守、自立自强方面，当然相差很远。百司胥吏主持办理文书，多年任职而少有过失，按惯例应当凭资历出仕。又有豪强富贵之家凭财产授官的人，他们才品低下，平素不知义理，也不是外台、郡守能够奖荐的人。他们本来就甘愿把自己处在卑贱地位，哪里还会有奋发努力的志向？他们与补荫子弟相比，后者听受父兄教导，年轻时便出仕，仍有通过乡试进取的心志，当然又有差别。由此看来，衡量才干品行、看是否可以任官治事，纳粮者和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这是必然的道理。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共有五等，其中最滥的一等，只是曾经有一次参加荐举，到了三十岁，便应当推恩。等到参加廷试，试题平易，规定字数减少，有关部门考校时又宽容放任，只要文章粗略成理、不至于十分错乱的，都列入第四等以上。未满七十岁的人，就不再需要保任，便允许出任官职。去年元丰八年，特奏名列入第四等以上的有四百多人，可以说已经十分冗滥了。进士从秋试到省试、殿试，经过三处考校，也只取五百人，其中尚且可能有侥幸取中者；何况只是偶然得到一次荐举，屡次考试都被黜退，年纪大了才力衰耗，学术也荒废遗忘，这些人与进士相比，实在相差很远。又有五路的求学者人数很少，取士人数宽松，只要得到一次荐举，即使不从事学习，只要坐等满二十年，便应当获得仕禄。大抵年过五六十岁以后，已经出仕，谁还肯荐举他们？一个人血气衰耗，又存有苟且求得的心，得不到荐举，便没有向上进取的意志，这样的人能够精明地办理政事、廉洁自守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他们的智慧见识、才干能力，比起进士来，实在差得很远。特奏名得官的人以及补荫、流外出身的人，学术才干品行都不足以同进士相比，但他们入仕的人数却常常多于赐第者，并且一同前往吏部。吏部按照格式，不考虑入流出身的清浊、才行的高低，只按到吏部的先后登记拟授差遣，因此等待次序的人常常达到七八百人。拟授的是两年以上才有的空缺，所以那些才干真正可用的人，大多被特奏名得官者和凭资荫、胥吏出身的人占据，因而造成冗滥、阻塞和滞留；等待空缺而闲居的日子多、实际办理事务的日子少，通常就是由此造成的。不澄清入仕的源头，却想使官职不滥、让有才干的人得到进用，是不可能的。臣认为，四种冗滥中，有可以废止的，那就是纳粮得官；有可以裁减抑制的，那就是特奏名、资荫和胥吏。臣听说，嘉祐四年以后，特奏名才有几十人；从治平到熙宁三年，只有一百多人；从熙宁六年到现在，每次推恩入仕，不少于四五百人。臣请求斟酌祖宗旧例，必须曾经取得文解，或者经过殿试，并按参加考试的次数计算，达到一定次数后，才允许参加省试；实际取得文解并经过殿试达到一定次数后，才允许参加殿试。参加殿试的人，文理稍优的，才得列入第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数，不超过若干人。列在四等以外的，不计入选限。曾经参加过一次荐举的人，即使到了三十年，也不列入推恩范围。因为多次取得文解，或者经过殿试，就必须稍有文学，不至于空疏；第四等以上限定人数，有关部门所取的人就不会冗滥。这样才稍可革除特奏名的弊病。臣又见广南摄官制度，选取本路曾经参加两次荐举的人，权摄簿、尉一任，没有过失便取得正式授官。虽说是优待偏远地方的士人，但侥幸实在太过分了。如果适当增加荐举次数的要求，就可以减少入流人员的冗滥。臣认为，古人做官，世代享禄，大概只是让功臣之后有一人承袭一世，给他俸禄而已。诗人所讥刺的，是抛弃贤者的后代、断绝功臣的世袭。如今的寄禄官，从大夫以上开始，初次升为大夫，便可以奏补一个子弟；以后两次遇到郊祀恩典以及临近致仕之日，都允许奏请荫补。任大夫以上官职时间长久的，往往奏荐多至数人。那些廉谨无过、积累日月按次升迁而成为大夫的人，未必有功，也未必贤能。给他们的一两个子弟授官，以宠荣其后代，本来已经很优厚了。臣请求从两省、两制以下直到大夫，裁减奏补的名额，限定人数，这样就可以革除资荫泛滥的弊病。百司胥吏积累勤劳、任职多年，大多须到二十多年才得出仕。只有三省吏员最为优幸，常常因为稽核、检验各处文书，获得酬奖，减少年限，最快出官。那些不愿出官的人，甚至可以按资历积累做到郡守，应当加以裁抑，使恩典不至过厚，这样就可以减少杂流的弊病。四种弊病都得到削减，入仕的源头就清了；人才可用的人不久于等待空缺，既不久于等待空缺，实际办事的日子就多，官职事务也没有不能办成的了。臣听说，设置官职、安排吏员，是为了百姓。如今如果白白耗费俸禄，来养活伤害百姓的官吏；姑息没有才干的人，妨碍有才干者进用，这难道是为百姓设置官职的本意吗？愿陛下明诏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官员冗滥的弊病，澄清入仕的源头，以使天下得到福惠，这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优礼 上奏仁宗，请求优礼李允则、晁迥、刘随。

译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除授书中，以客省使、康州防御使李允则特意授任宁州防御使，仍免除入朝谢恩，并准许他暂且办理行装。恩典加于有功勋的旧臣，实在是非常之举。凡是担任将帅的臣子，都应当勉励自己恪守公忠之节。臣私下认为，李允则素来怀有韬略，行动常有机变谋略，屡次被委任边防事务，务求安抚整顿，从不邀功生事，也不放纵敌人而失去谋略。即使古代名将，也没有谁能超过他。因此任命发布之日，朝廷内外都感到喜悦。如果要部署军马、经营边防城堡，除了枢密近臣和大臣已经谋划的方案之外，若召他入朝赐对，询问方略，那么这位老将经验老到，必定有所长处。臣又恭敬地看到，太子少保、致仕的晁迥，性情端庄正直，淡泊自守，历任三朝，接近五十年；在两制之间历任要职，超过二十年。先帝对他宠遇优厚，他参与讲求典礼，议论详尽而正确，没有什么不参与的。又继任掌管文权的职位，当时都说朝廷用人得当。如今台阁中的清正之士、州郡中的循良官吏，很多都从晁迥的议论辨析中得到启发。近来他因年老请求退休，这是通达礼义的表现。五常百行，大概没有缺失。文人学者指他为宗师，朝廷内外都推许他为君子。有这样儒雅的声望，却还没有施行优异于常人的恩典。臣也愿两宫圣慈，特意依照李允则的近例，赐给他全额俸禄，使他安居时生活丰足。如果朝廷将要举行大礼，或当时讨论重大政事，在宰执大臣裁定办理之外，特意开设延英殿，向他询问经史之学和儒术中详细熟练的见解，必定会有可观之处。每当万机政务稍有闲暇，调养起居适宜时，便详细召见这两位老人，赐给他们从容进言的机会，让他们讲说往古治乱的原因以及国初制度政务的要务。这样，文事武备在昌盛朝代都达到完美，尊养老臣、求取诤言之举也足以光耀古代；尊重老成宿旧，更能增厚当时的风俗，传示后世，使之光耀史册。臣认为，文武官班中，功名和声望高雅，始终如一，直到高龄的，只有这两人，确实可以称为当世贤者，恐怕应当特别表彰。【天圣二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仁宗，请求增加对杜衍等人的礼遇——马遵 臣听说，推崇尊养老年人，民众的德行就会归于厚重；崇尚勉励高尚节操，刻薄的人也会因此变得敦厚。这是前代典籍共同记载的常规，也是先王通行的礼制。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举行明堂大赦，曾召两府旧臣杜衍、任布等人入朝陪位，虽然他们各自以病推辞，没有参加侍祠的行列，陛下仍下诏，以礼派遣使者前往迎接，赏赐十分丰厚，又恩及他们的子弟，给予特别荣耀和不同寻常的礼遇，光耀一时。陛下优待贤者、养老臣的心意昭示天下，人们也知道应当受到劝勉了。如今杜衍将近八十岁，德望更加隆盛，若恢复古礼，他应当处在更加尊老的地位。至于近侍中致仕归乡的人，张昷之公正刚直，刘夔清廉方正，像这些人都是良士。如今陛下享有长寿安宁的福分，举行祈福谢恩的礼仪，凡是年高之人，正应当加以礼遇。臣愚昧地请求圣慈指示中书，等将来大庆礼仪结束后，检核明堂恩例，特意赐令施行，使杜衍等人在白发高龄之时重新见到太平盛事，把这件事写入史册，足以成为美谈。这样或许能使那些冒领荣宠、僭越礼制的人看到后知惭愧，使风俗由刻薄归于厚重，或许可以从这件事开始。【嘉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张方平上奏英宗，论述称呼官员超过礼制的问题 臣听说，君尊臣卑，是人伦的大义，用来确立朝廷的体统、确定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因此在君主面前直呼臣下姓名，这种做法从上古就有明确规定。陛下继承天命，光明正大地统治天下，隆重地礼待群臣；无论大小臣僚入朝应对，大多都只称呼他们的官职。这只是地位相等者互相推许、百姓和官吏奉承上级的说法，并不是用来端正至尊地位、尊崇朝廷威仪、彰明君主制度、提高君威的方式。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以至礼乐不能兴盛，刑罚不能得当。”真宗即位之初，优厚对待先朝宰相吕端、李沆，起初也不直呼姓名；两人上表坚决推辞，不久便恢复了通常礼制。陛下亲历国政，至今已经四年，君臣之间、尊卑之分，辨别嫌疑、彰明细微之处，都体现在言语和行动上。愿陛下总揽权纲，威严与恩德并用；对于称呼官员超过礼制之事，请求停止并削除。称“公”、称“卿”，足以端正名分；以长缰远远驾驭群臣，使他们竭尽力量，那么百官职务都会修治，各种政务也能办成。这是关系长远、关系重大的体统。【治平三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上奏哲宗，请求优待文彦博，不要让他烦劳于政事。吕陶 臣听说，三公在上对应天上的三台星，在下辅佐君主，成为天下的表率、四海的仪范；三公官职不一定都要实际设置，也不能把他们只看作具体职事，关键在于委任的重大，他们的职责是论议治国之道、经略国家、调和阴阳；至于礼遇体貌的尊崇，则是皇帝到御座前他们便起身，乘车时他们便下车，不像六卿、百官那样分曹办理事务，各有固定职责。汉代以来，典章制度因时变革，与古代不同，于是让丞相兼任三公的职事；到成帝时，才听从何武的建议，专门设置三公之官。光武中兴、孝明继治，都励精图治、亲自处理政务；然而他们不知道考察古代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明白以道统裁度政事、遵守法度的意义，竟以办理吏事来考核三公，有些三公因此获罪，礼遇也逐渐减薄，严重的甚至遭受治罪、斥责、辱骂之类的祸患。君臣始终相处，怎能不以此为戒？如今太师文彦博辅弼有功，历仕四朝，官位位居一品之首，才干功业在朝廷中首屈一指，威名受到强敌敬畏。陛下渴望见到他的仪表，特意下褒奖诏书，供给馈赠也给予特殊优厚的待遇，前代没有可以相比的，这深合古代圣人尊崇元老的道理。遇有重大议论，询问他以后再决定可以；遇有重大措施，审问他的意见以后再施行可以；在经筵讲论经义，接近他，师范之道就更加严肃了；

译敌国使者在朝廷时，让他们看到文彦博，国家体面就会更加尊重。如果只是让他担任一个具体官职，又拿各种事务来责成他，臣愚昧地认为仍然不妥。三省的事务总领各方面，重大到诏令、机要权柄，细小到簿书、期限和章程，纷纷集中而来，每天交到面前；丞相、辅弼的职务无所不统，一旦有缺失，责任也会随之而来。即使文彦博身体康健强壮、才力充足，似乎还能应付自如，但他年过八十，又没有参与齐衰之丧，怎能让他承担劳苦事务？只应让他安闲休养。况且古代养老，有人在前后祝愿老人进食时不要噎住、饮食时不要哽住，难道是因为受供养的人都已经衰老昏耄才这样设置的吗？大概是因为体恤之情深厚，所以礼遇才完备，怎能因为他身体康健，就一定要让他承担政事呢？况且先帝考察古制、制定新法，更新官制，让三省大臣掌握国家权柄、治理各种事务，只有师傅之官长期空缺；如今恰有一人凭四代辅弼旧臣的身份担任此职，那么本来就应当让他以论议治国、经略国家为职责，不必再用官府事务劳累他。这样或许既能彰显朝廷褒奖尊崇功德的心意，又不违背四海共同瞻仰他的愿望。臣任职言官，不敢因为职位卑微而沉默，请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浅陋，按照义理裁决。【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刘挚上奏哲宗，请求令文彦博每月初一、十五入朝。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下诏派使者召太师文彦博入朝。文彦博凭借功勋名望之重，辅佐四朝，可以说是国家的元老重臣，陛下想念他，想见到其人而以礼起用，实在是盛大的事情。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无不尊重德行、崇尚年长；然而对待宗师大老，必定依据礼法，安置也必定合乎道理。因此有的尊奉为师保，有的奉养为三老、五更，有的让他们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一次，有的间或召入朝廷商议重大事务，有的遇到大政便亲自前往咨询决断。考察前代记载，这些成例都还存在。如今文彦博入朝，圣上的谋划和思虑，究竟准备如何安置他？只是想见一次他的仪表吗？还是要向他咨询访问？要把他留在朝廷作为自己的辅佐吗？又或者要让他承担政务呢？如今外间议论只看到宰相职位空缺已久而尚未任命，人人都认为陛下必将以三省长官任命文彦博。即使臣愚昧，也不免想到这一点；但臣切实认为，如果真如议论所料，把三省政务交给他，那么有官便有职，有职便有事；四海广大，万务繁多，大事小事无不总领，早晚裁决，朝廷官员的升降任免，恐怕不是八十多岁的老臣以耳目精力所能适宜承担的。有了职事就不能没有得失；让他承担责任，便会损伤陛下优待老臣的恩意；放任不问，又会废弛法度，这同样不是奉养老功臣、尊重旧臣老人的办法。文彦博虽然年老，但忠厚敦重，足以慰藉士大夫之心；他的气概足以弹压强悍之人，他的威望足以镇服强敌，实在应当让他如今安闲地处在陛下左右，作为朝廷的重镇。古人说老成之人有时比法典刑制更有分量，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臣希望圣慈下诏，令文彦博以现任官职每月初一、十五入朝，遇到军国大事，特意下诏召见，向他询问筹划谋略，不必用具体事务烦扰他。以三师的尊崇地位，独自承受天子的清问，进言献策来帮助决定重大议论，却不让他劳于事务，这正是陛下尊礼旧德达到极致的表现。不让他亲自掌握权力而助长君主之道，不让他疲于职务而使老年得到休息，也不使他在出仕与退处之间受到牵累，这也是臣子可以安然处置的方式。恩典与义理相合，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伏望陛下从圣心决定，使天下人无异议。臣不胜惶恐而又怀着微薄之诚。【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刘挚上奏哲宗，请求以陪祠之名召张方平入朝。臣近来看到诏书，因季秋举行大飨，召南京太子太保、致仕的张方平入朝陪位。如今听说张方平已经辞免。臣谨按，张方平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学问、道义、志向和内蕴都极其高明而精深。仁宗时，他凭文学议论任职于风宪、侍从之列，进言辅弼、匡正得失，风采凛然，尤其受到英宗的知遇。神宗在位时，熙宁初年擢升为参知政事。不到一个月，因家中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回到朝廷时，王安石已经执政。张方平的议论与王安石不合，又刚毅不肯稍有屈服，于是离开朝廷，长期在外，直到退居养老。他一生的才干从未得到充分施展，这是天下人所惋惜的。自陛下临政以来，收用进朝的前代旧臣，凡是有名望德行的老臣，都在朝廷之中，出入升降，能够敦厚风俗、尊重宗庙社稷，化解奸邪、镇服强敌。朝廷内外一致欣喜，又看到了祖宗时代人才盛盛的景象，难道不是美事吗？但在这个时候唯独遗漏张方平，没有顾及他，士大夫对此深感疑惑。臣反复思量，国家每逢郊祀、大飨等大事，必定召旧臣故老入朝侍祠，这是君臣之间极为深厚的恩典和盛大礼典。然而历来只是援引旧例，准备礼制、下一道诏书而已；被召的人也只是依礼写一封辞表，很少有人真正到朝，君臣上下的恩意因此断裂，只成为施行于形式的虚文。如今陛下正当盛年，太母临朝听政也在此时，只担心旧德老臣不能全部聚集朝廷。何况陛下刚开始举行帝王大飨，而张方平是天下的大老，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意派遣中使，稍微增加礼数，只以陪位大礼的诏命召他，那么张方平不应当不来。他来后，召见他，赐予延问，考察他的议论、志向和见识；如果有可以任用之处，就留在朝廷辅弼陛下，也不必用职事烦扰他。如果他的才能不足以符合圣意，那么祠礼结束后，按礼送他回去即可，也同样可以成就陛下崇尚贤者、尊重年长、渴望见到老成之人的心意。臣不胜震惧越礼之情。【元祐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增加对张方平的恩典和礼遇——苏轼

译臣恭敬地看到，太子太保、致仕的张方平，以高才卓识、博学雄文闻名，在朝廷内外任职四十多年，号称名臣。仁宗皇帝对他的眷遇极其深厚，只因他性情刚正简约，议论高远而少有同调，所以同世俗多有抵牾。然而赵元昊在西方反叛，用兵多年不能解脱，公私都疲惫不堪，张方平首先提出与西夏和好的谋略，仁宗采纳后，百姓得以休息，这件事已经写入国史。又在熙宁初年，他首先指出王安石不可任用；等新法施行后，张方平都预先陈述其危害，他的大节就是如此。其余在政事、文学方面有益于世的地方，难以一一列举。神宗皇帝有知人之明，擢升他为执政；后来正逢父母丧，服丧期满时，因王安石等人不喜欢他，而张方平也不肯稍稍屈服，所以不再被任用。如今他已经退居南都养老，又因眼疾不出门，心灰形槁，与世事相忘。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元老，历事四朝，年高德厚而为天下所敬服的，只有文彦博、张方平、范镇三人。如今文彦博在朝，范镇也重新得到任用，张方平虽然年老闭门，难以召来，也应当加恩慰劳、派人问候，表彰他的不同寻常，以显示两位圣主尊老敬贤的道义。如今唯独将他搁置不问，有识之士都感到疑惑，认为这是礼典的缺失。愿陛下在大礼之后，借张方平先前被召来陪祠却未到的机会，特意出于圣意，稍微增加恩典礼遇；或者派遣使者到他那里询问国事，观察他的议论，他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见解。臣有幸充任禁近之臣，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冒昧陈述所见，惶恐等待获罪。【元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上奏哲宗，请求准许文彦博等人辞免跪拜。苏轼 臣近来奉到圣旨，撰写赐给文彦博、吕公著今后入朝免拜的诏书。如今又接到宫中降下的指示，命臣撰写不准文彦博辞免跪拜的批答。臣谨按《礼经》，八十岁的人拜见君主命令时可以免拜，一坐之间两次进见。所谓拜君命，是传达君命后行拜礼，并不是朝见君主时的礼节。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免拜。周天子赐齐威公祭肉时说：“伯父年老，不必下拜。”齐桓公说：“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不敢违背。”于是下拜后登堂接受。所谓不必下拜，是在堂上行拜礼，并不是完全不拜；即便如此，齐桓公尚且不敢不拜。钟繇因脚病乘车到座位前，似乎可以不拜，但也没有明确的文献规定；在君主面前乘车，难道可以作为法式吗？马燧在延英殿不拜，大概是临时的优礼，也没有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拜的文字。祖宗旧例，如吕端一类的人因年老有病入朝应对，也只是临时传宣免拜。如今对文彦博、吕公著下令今后免拜，本来是朝廷优待贤者、尊重老人，超过古今常例，无可非议。但臣既是主管此事的官员，应当遵守典礼；并且恐怕文彦博、吕公著始终也不敢承当。依臣愚见，不如准许他们辞免。如果圣恩优厚怜悯老臣，眷顾不已，遇到他们朝见时偶尔传宣免拜，也足以成为非常的恩典。臣忝居侍从之列，心中有所见，不敢不尽数陈述。不准辞免的批答，臣不敢撰写。【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诏书赐给文彦博、吕公著说：朕听说，用几杖来优待贤者，典礼中已有明确规定；年老者不必下拜，《春秋》中也有记载。魏太傅钟繇因脚病乘车到座位，后来三公有病便以此为成例。唐司徒马燧也因年老有病在延英殿应对，诏令他不必拜。如今我朝老臣，是历仕四朝的旧臣，德高望重，责任重大而忧国深切的，只有你与公著而已。正可凭借你们年老退休的告身，难道还要用筋力去履行跪拜的礼节吗？今后入朝凡遇拜礼，应该一并特意免除。你们务必专心接受，不要拘泥于这些无益的礼仪而屡屡推辞，以违背朕意。】二十八日，文彦博等上章辞谢不拜的恩命。苏轼任翰林学士，呈上这篇奏章，于是诏书说：朕优礼师傅，通达德行与年龄尊贵者可以省略烦琐跪拜，这是古代的道理。你谨慎维护朝廷，彰明君臣之分，认为不拜不妥，这是礼制的节度。两种道理可以并行而不相悖，但其中有一种义理更为重要而难以违背。朕勉强依从你所陈述的意见，同时不忘嘉奖赞叹。你所请求的应当准许；仍诏令公著因行走稍有困难，从今以后每次入朝，特许让一名儿子入殿搀扶。上奏哲宗，请求准许文彦博以太师身份退居私第，同时留在京城以备咨询。范祖禹 臣听说陛下已经准许文彦博请求退处，下诏等到仲春到来，再商议依从他的愿望。文彦博年八十五岁，爵位已经达到极致；如今能够解除重任，回到自己的住宅休息，正是他的幸运。陛下怜悯他年纪太老，因为他多次请求而答应，从文彦博个人和私生活的考虑来说，可以说是美事；但如果从朝廷考虑，臣请求试着说一说。文彦博任宰相四十多年，历事四朝，仁宗时任枢密使、宰相八九年，先帝已经优礼相待，准许他致仕。陛下即位后，又召他起用，大概是借重他的威名和宿望，来增加朝廷的分量。京师以及四方军民，长期敬服文彦博的名望；只要他在朝廷，朝廷就必然显得尊重。过去如果陛下不再召用他，那也就罢了；如今既然已经起用他，就不能让他轻易离开朝廷。文彦博虽然年老，精神气力仍然强健，让他安置在京师，足以增加朝廷的分量；对外则西北两个敌国一定会心怀畏惧。四海如此广大，如果总是没有事情，那么人人都可以做大臣；但难道不会有万一发生非常变故的忧虑吗？文彦博在朝，并不是说每天每月都一定有实际用处，而是为了准备缓急之需，或许有时可以用到他。当先帝在位时，还足以容许文彦博闲居退处；如今两位圣主垂衣拱手、把政事委托给大臣，尤其应当得到一位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人心。《诗经》说：“即使没有老成之臣，尚且还有典章法度。”意思是说，老成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等同于国家的典法。大概因为他们经历的事情很多，只要向他们询问历朝的事务，所知便远胜他人，何况他们还有其他可以补益国家的地方呢？如今旧臣老臣中只剩文彦博一人；如果他离去，那么朝廷中其余的人都是后进，再没有前辈了。老臣能够被任用的日子不多，国家应当珍惜。臣自从听说陛下准许文彦博离去，早晚思考，私下认为陛下如果想让文彦博更加优闲安逸，不如只准许他解除军国重任，以太师身份退居私第，但把他留在京城以备咨询，不必再次授予致仕名义。这样朝廷就有尊养老人、崇尚贤者的美誉，也足以维系天下人心，实际补益很多。陛下进退元老之事，本不是臣应当参与议论的；但臣的职务在侍从之列，如果对国家有益，便不敢不说。希望陛下深思，再加以裁择。这份札子仍请求留在宫中，不要立即发下。【元祐五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给事中】《宋名臣奏议》卷七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类 荐举 上奏真宗，论述荐举官员应当精心选择荐举者，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李谘 臣下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诏书规定：内职三司副使、诸司使、升朝官、正言、监察御史以上官员，各自可以在现任知州、通判、知县、县令中推荐一人。这是因为陛下顺从古代治道，开启宏大的谋略，顾念政务极其繁多，思量应当依靠众多人才共同治理，于是再次命令执事之臣，使他们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希望才俊不再有被埋没沉沦的叹息，而朝廷能够得到人才济济的盛况；这实在是治理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可是，如果推荐的人没有失德，正好符合陛下明察而擢用人才的本意；假如推荐的不是合适人选，又凭什么任用他们呢？诏书中还规定：“升朝官、正言、监察御史以上，即南宫员外郎以上，都可以推荐官员。”臣又想到，国家承受上天赐予祥瑞的珍贵符命，领悟开国以来相传的宝贵基业；在乔丘检取玉瑞，在睢地埋牲祭祀，修行久已断绝的隆重礼仪，广施盛大恩泽，恩泽深厚如同云露，滋润万物无所遗漏。诏令接连颁行，普遍显示同享福祉；簮绂之臣也都被命令晋升品秩。垂绅立于文陛之上的官员，虽说都是刚刚升任、能够对应宿卫之职的人，翰林等清贵机构的官职有时也由恩典授予，但其中也有身处闲散之地、职掌不同于亲民官的人。如果让他们一概推荐官员，实在恐怕未必能成为明智的臣子。臣认为，推荐官员的办法，不如先精心选择推荐官员的人。如果推荐者选得恰当，那么所推荐的官员自然不会错。过去鲍叔牙推荐管仲，子桑知道孟明，祁奚称荐解狐，胥臣任用郤缺，大都取得成功、建立功业，成为后世的典范。传记所说“只有自己贤善，所以能够推荐同类贤人的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些事。臣想请求：从职掌诸司的使臣以及正言、监察御史以上官员中，凡自历任以来没有贪赃污秽行为、又不是现任监临场务官的，才准许依照这次颁下的诏敕推荐官员。然后根据他们所推荐的人，进一步查问善恶，反复核实隐显真伪；如果竟敢欺骗诬告，就严厉执行贬黜削夺。这样，佩带圭符、管理州县的官员必定能选到循良之人，佩带铜墨、任地方长官的官员也不会留下贪婪冒进的祸患。广泛选取人才而责求实际成效，或许应当如此。臣早年凭借平庸的才干，幸逢通达的时运，仰承陛下养育生成的恩施，岂敢忘记补报的心意？即使只是像樵夫野人的微小意见，也承蒙睿圣加以选择。【天禧元年上奏，当时任礼部员外郎、直集英院】向仁宗上奏，请求待制以上官员不再推荐官员一事。欧阳脩 臣近来接到御史台的公文，得知有臣僚上言请求让待制以上官员推荐省府推判官、转运副使等职，现奉圣旨：去年颁下的诏敕命令今后不再实行，特令臣知悉。臣私下详细考察臣僚的上言，发现全都涉及虚妄。大概是因为近日陛下进退大臣、改革许多政事，小人便迎合上意，欺骗蒙蔽圣听。臣试请求逐一辨明。据上言者说：“如果让两制以上官员保举，就会助长臣下争相奔走竞争的途径。”如今从朝廷到州县，保举之法多得很。比如台官，也是由两制以上官员推荐的；还有大理寺详断、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等官，三路知州、知县、通判，选人改任京官，学官进入国学，班行迁任阁职，武臣充任将领，选人任县令，甚至天下茶盐场务、防场以及课利较多处的酒务，凡是重要差遣，无论大小，都使用保举之法，从未听说因为会导致奔竞而废除。难道唯独省府等官职会助长奔竞，所以可以废除吗？由此可知，这种说法是欺骗妄言。上言者又说：“这样就会使端正之士一同起来奔走驰骛。”既然驰骛奔走都属于小人，怎么能称为端正之士？何况自古以来推荐官员的办法很多，难道能够完全断绝小人请托求进吗？况且自从颁布新诏敕以来，哪些人原本是端正之士，突然改变操守，又是到什么门路去奔走求荐的呢？请陛下下令查究他们的姓名。如果确实没有这种人，那么他们的欺骗妄言就更加明显。上言者又说：“如果不是因为请托，人们就没有谁肯推荐。”这又是极其严重的诬蔑。如今内外臣僚，无论官职大小，曾经受到别人推荐的，十人中有八九人，难道都一定是凭请托得到的吗？从两府大臣以下直到外地通判以上，人人都曾推荐过官员，难道也都是因为请托才推荐的吗？如果说其他推荐官员不是因为请托，唯独这项敕令规定的推荐必须请托，那就不是臣所知道的情形。如今两制官员中好人不少，繁重艰难、紧要重要的地方，都已经交付他们信任任用，难道他们反而不如外郡通判等官，不能受委任去推荐官员吗？何况两制之臣除了依据这道诏敕外，也另外被允许推荐官员，难道推荐其他官员时全都公正无私，唯独依据这道诏敕时便突然徇私请托吗？由此可知，这同样是欺骗妄言。上言者又说：“每年推荐一百五十人，导致人数过多而争夺差遣。”臣计算过，若一人要有三名推荐者，才敢希望得到差遣，那么一百五十人就须在一年内有四百五十名两制官员充任推荐者。现在两制官员不到五十人，即使人人每年推荐三人，也不过每人各推荐一人，哪里就敢立即争夺差遣呢？何况其中还有没有推荐过人的，或者推荐不足三人的，请陛下下令查核去年年终两制以上官员推荐的人数，马上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任意妄说、欺骗蒙蔽。近来改革的政令很多，唯独这件事最容易辨明，所以臣不避烦琐言辞而加以辨析，恭敬地希望陛下由此深切明白小人迎合上意、欺骗妄言的情形。自去年陛下任用范仲淹、冨弼在两府以来，正值多年盗贼频繁发生，天下官吏大多不能胜任，因此他们屡次提出推荐官员的建议。但这也不是他们自出己意，而都是先考察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所以最初颁下的敕文开头就引用《国书》作为依据。那时臣僚都没有议论，近来因范仲淹等人出任外地，替朝廷筹划边境事务，嫉妒他们的人见他们不在陛下左右，便百般不停地攻击；朝廷无暇详细审察，就把这件事施行了。臣昨天看到冨弼亲自到河北，沿山近海辛勤筹划，河北人都说从来没有大臣像他这样；他筹划办理的事情也不少，回到国门，却在即将入朝时被遣出，使河北的官吏、军民只看见他竭尽忠诚，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状。小人只一味迎合上意，又不替朝廷顾惜体统，凡事都加以攻击，直到今天仍未停止。

译何况朝廷任用人才，进退升降屡有变化，难道会因为一个人才刚刚离开朝廷，就不问是非，把原来实行的事情全部改掉吗？如果大臣每进退一次，政令就随之改换一次，如此纷乱，哪里还会有一定的制度？恭敬地希望陛下更加审察这种出于偏爱和私心的情形，辨明其中虚实，对一切政令都更加审慎地考虑后再改革。臣查考最初颁下的推荐官员敕文意旨，也正是从《国书》中考察采用祖宗实行的办法。如今上言者却说，是因为谏官论列导致差遣不固定，所以才有这次更张；事情涉及臣自身，臣不敢为自己辩解。然而臣在谏省任职时，议论政事没有成绩，致使如今臣僚都以此作为借口，臣岂能还冒受宠荣而不能自我弹劾？请允许将臣贬黜处罚，以平息众人的议论。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在进退之间各有恩意；这正是能够使忠臣义士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直到死也不停止的原因。今后若臣僚迎合依附而上言，攻击前两府所施行的事情，请陛下明辨是非，只有确实有不便之处才加以改革，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国家大体，天下幸甚。臣又看到，去年八月二日最初颁下的敕命中说：“参考《国书》，选择其中关于治理要务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任用官员时，尤其重视外台官员的选拔。”又说：“但他们晋升任职，必定属于近臣。” 又说：“关于告示赏罚的命令，都是三朝以来所实行的。”这些就是最初议定推荐官员的依据，请陛下详细斟酌。【庆历五年上奏，当时任龙图直阁学士、河北转运使】向仁宗上奏，请求在朝文武官员各推荐州县官二人，任为京官。钱彦远 臣恭敬地认为，祖宗以来一直担心天下人才被埋没滞留，勤勤恳恳地搜访人才，即使左右侍从之臣，也允许延请拔擢俊良之士，以便使幽隐之才得以显达，并勉励有能与无能者。因此敕命规定，在朝文臣从知杂御史以上、武臣从观察使以上，每年都可以推荐外任州县官二人，任为京官。但近年往往因为所推荐的人有人改变操守、逾越法度，甚至受到刑罚，便一概不再论荐，这实在很违背诏书的本意。况且只有贤人才能知贤人，寻求人才以报效国家，这是古人勇于承担的事情。假如不受权势胁迫夺取，不因贿赂财货而迁就沾染，秉持最公正的心意，使天下人才得到显达，他们自然应当建立功效、成就事业，怎么会因为推荐而被牵连获罪呢？如果总是因为自己不能明察，便说没有善人可以引荐，导致陛下施恩的诏令郁滞而不能宣行，只为群臣谋求私利，那么对国家的长远谋划来说，实在是大有损失。恭敬地希望圣慈下令中书省查核先前的敕令：从文臣知杂御史、武臣观察使以上，凡应当推荐官员的臣僚，其职位和姓名，每季都发公文催促；等到推荐奏报完毕，立即关报御史台。如果到年终仍未推荐官员，也应当弹劾。这样做，才可使英才俊士聚集在朝廷，稍微扩大得到人才的途径。【皇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向仁宗上奏，请求各司长官推荐本司属官。“傅尧俞。” 臣恭敬地看到，两制臣僚与御史台、审刑院、大理寺等处相互轮流推荐各司属官，颇为不便。臣不敢曲折详尽地陈述，徒然烦扰圣听，只粗略列举一两件事情，恭敬地请求陛下详细选择。前些时候御史职位空缺，过了一年半才得到韩缜。昨天吕诲出任外职，又应由学士院推荐官员来补缺，到现在几乎好几年了，推荐章奏还没有上报。大概因为参与议论的人多，意见难以一致；对于一个士人，必须有几个人都熟悉他的才干品行，所以造成滞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样一来，原敕令规定的期限便终究成了一纸空文。去年舍人院推荐太常博士李球充任详议官，而审刑院请求选用熟悉法令的官员，后来又飞章上奏加以论辨，最终不再推荐，这种进退取舍之间，很有损于政事体统。况且各司长官都是朝廷慎重选拔的，朝廷交付给他们的责任本来就不轻；至于选择属官，唯独不依靠他们的辨识，臣私下认为并不妥当。臣想请求今后凡各司属官中应当推荐充任的人，一概交由长吏自行推荐；如果所荐不是合适人选，或者稍有结党徇私，就重重治罪推荐者，那么谁还敢不尽心尽力呢？况且这件事唐朝宰相陆贽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倘若能够施行，必定深合公议。【嘉祐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向英宗上奏，请求把臣僚推荐的官员登记造册，由皇帝亲自选择。司马光 臣听说，达到治道的根本在于得到贤才。天下广大，群臣众多，人主不可能全部认识，必定要依靠推荐选举。如果不能得到真实人才，奸邪巧佞就会一同进用，官职也会被耗废。因此设立连坐法来惩罚推荐者，这是历代君王都不会改变的常道。臣看到近来颁下诏书，命令内外臣僚在文资官中，不论职位高低，推举那些平日名实俱著、治政尤其优异、可以准备升擢任用的人；又在诸司使以下直到三班使臣中，推荐堪任将领以及行军作战任使的人。这是前代的良法，也是当今的紧要事务。臣起初听到时，不胜欢欣庆贺。后来议论者都说，几年前也曾有过这样的诏书，所推荐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朝廷曾经因此升擢谁。如今这大概也只是修饰旧例、装点虚名而已，并非真心求贤。如果果真如此，实在有什么益处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把这次臣僚所推荐的人，按照各人的资历次序分别登记，设立簿册，编列姓名，留在禁中；副本交付中书、枢密院。以后如遇文臣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大藩府，以及武臣总管、钤辖、路分都监、知州军等职位空缺，除按照旧有资历次序选用人员外，凡属于升擢进入上述差遣的人，还请陛下从这次推荐官员簿中资历次序次等的人里亲自选择，裁定一人。不属于这次推荐的人，不得差充上述差遣。如果升擢以后，日后职事败坏失误，不如推荐者所说，或者犯有贪赃及私罪，那么其推荐者都应依法办理；即使现任两府，也请不要因为恩例而特意免除。凡因推荐官员不当而被降官或降差遣的，未满三年，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得牵连恢复原职。这样一来，群臣没有谁敢不出于公心选择人才，天下贤才都可以得到任用和驱使。【治平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向神宗上奏，请求让两省官员每年各自推荐五人，以备国家器使。吕诲

译臣私下认为，任用人才却不考察其平日品行，推荐同类却不追究实际情况，还想使官场清正、政事成功，不是很难吗？比如三院御史有职位空缺，按惯例由本台丞、杂、翰林学士联名举荐，务求完全公正。但各人所推荐的类别本来不同，意见也难以一致；一旦其中有徇私舞弊，危害公正尤其严重。臣请求朝廷委托内外两省官员，每年推荐五人，记录他们各自的长处，随后量才任用：品行风节足以充任御史的，文学才学足以充任馆职的，明察敏捷足以处理繁重事务的，循良厚重足以担任牧守的，熟悉武略足以担任将领的，都分别任用。将推荐章奏上报公车，登记在两本簿册中。遇到职位空缺，查阅簿册，按照姓名核验实际情况，拟定数人，再由皇帝亲笔裁定一人任用。若敢把不合适的人充作推荐对象，就交给有关官司弹劾纠举，重重贬黜责罚；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就按保任者的罪责治罪。这样，选拔人才平时就有准备，一旦官职空缺便预先选择，选择已经很周详，又断绝了徇私偏爱的道路。升擢任用的恩典全都出自皇帝，应该有助于朝廷任官举能的办法。【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向神宗上奏，请求下诏让内外臣僚各自推荐所知之人。范纯仁 臣听说，唐尧、虞舜时期，俊杰贤能的人都在官位上；成汤也说要广泛寻求俊彦。《诗经》称“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谈论政事，则说要宽赦小过、选举贤才。这些都把推荐选取人才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如今国家疆域广大，士民众多，不比古代少；但各类官职得到合适人才，却不如前代，实在是因为推荐任用人才的道路还没有充分开通。官员的选任既然由政府掌握，大多依据资历任用，执政大臣不过几人，哪里能够遍知天下士人？即使辗转访求，也只能得到私下的传言，不如公开推荐来得审慎真实。唐武则天以僭窃之政，仍专心寻求众多人才来收揽人心，广泛命令臣僚荐举，也允许士人自行推荐。她的选任办法固然过于繁杂，但仍然得到许多贤俊之士，使天下没有被遗漏的人才，所以姚崇、宋璟之类相继出现，开元之治确实依赖于此。何况正值陛下刻意劳心、振兴停滞、补救弊病的时候，如果不广泛寻求贤才，与他们共同治理政事，又凭什么使百官各得其序、各项政务兴盛呢？求取人才的办法，没有比特地下诏让内外臣僚各自推荐所知之人更好的。两省官以上，应在省府和诸路职司中推荐可以充任三路职司的人；在台阁清要及众官中，推荐可以充任职司、知州等职的人；诸监司、台谏、省府官员，也可以推荐能够充任转运判官、知州等职的人，并且允许推荐可以充任清要职务的人；各自推荐三人，并在推荐章奏中终身保任；一旦任职不称，就与被推荐者同罪。至于前来应诏、已经推荐但尚未进用的人，以及臣僚推荐来代替自己的人，也一并拿来比较考察。凡各类官职有空缺，就可以选择进用。这样，俊杰之士就会汇聚进用，官职不会空缺，上可以辅助成就圣明的政治，下可以激励劝勉众多士人。【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向神宗上奏，请求六部的长官、副长官自行推荐属官。曾巩。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以《周礼》为根本，又参考唐代《六典》，考察当世实际情况，按照圣明的思虑加以裁定，重新确定官制，以使天下获得福祉。臣实在不敢估量自己，只想稍微贡献一点力量；即使没有什么值得采纳之处，也足以表达臣区区的爱君之心。臣私下考察典籍，《尧典》称说尧的德政：“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辨平百姓贤能与不肖、功劳与罪过的区别，用爵位和赏赐加以彰明，使百官没有不清楚明白的，这是人主的职责。《说命》说：“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能够承接人主的意志，广泛招引人才，把他们安排到朝廷各个职位上，这是宰相的职责。《冏命》中，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告诫他说：“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谨慎选择你的属僚，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偏邪、旁门献媚之人，而要选择贤善之士；使长官能够自行选择属僚，以共同完成职责，这是诸司长官的职责。上下之间的职责如此相承，所以能够治理天下事务，大概就是先王已经形成的制度。因此陆贽担任唐朝宰相时，陈述治理国家的办法，认为各部门的职务，至于副贰官员以及两省供奉官的职务，应请宰臣拟定次序、提出人选上报；其余台省属僚，则应交给长官选择，指明其才能和实际情况，并由长官终身保任。至于因推荐而授予官职的缘由，都应记载在任命文书中：如果得到贤才，就有增加考第、提升品秩和褒奖升迁的赏赐；如果推荐失实，就有夺取俸禄、罚金和贬黜免官的惩罚。这样做不只是搜求提拔低级官员，也是用来考察试用大官。所选取的士人，既要追究品行才能，也要考虑资历声望；陆贽关于谋划治理所提出的办法，近代没有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他在宰相职位上陈述的首要事务就是这样，拿它同古代制度考察，确实符合先王之法；施行到后世也可以推行，实在是古今共同认可的意见。陛下隆盛至道，开启大明之治，与天地相配，确立为人的准则，按照名分确定职位，以整饬纠正官政，这是千年以来盛大的德政。创制之初，新任命的官员，肩负着周全统理事务的责任，关系尤其重大。所作的改革一旦写入正式法令，稍有毫发之差，四方就会受到弊害；或者在须臾之间判断错误，也会多年不能挽救选用官员的制度，所以尤其不可把职位交给不合适的人。况且台省长官，如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都是国家的重要职位，是陛下亲自选择授予的。如今尚书已经总领天下政务，二十四司的员外郎，加起来任用的属吏将近几百人，其余属官佐贰还不在此数之内。如果让本司长官、副长官，从郎官以下凡职位尚未配备的，都各自推荐二人上报，凭陛下的明察，对于群臣的才干类别没有不能周知的；取用他们所推荐的人，选择其中一人任用，其余的人登记在簿册中，作为内外官员选用的储备。这样或许能够使任官得到合适的人才，足以符合陛下树立法则、垂示典章这一非同寻常的宏大志向。况且本朝已有成例：御史中丞、知杂御史直到省府长官，本来就可以自行推荐属官；馆阁、监司、牧守等官，也曾多次奉诏由近臣推荐所知的名臣伟人，往往有人由此出任。因此把这种做法推广开来，考察旧日故事，实在已有试行成功的效果。所推荐的士人，选取其中一人，其余登记入册，以备选择；就像过去御史空缺一员，允许推荐一人一样。那一名没有被选中的人，也按照次序甄别进用；考察历代情况，这同样是旧例。恭敬地希望陛下秉承《周命》中“谨慎选择属僚”的旨意，采纳陆贽关于台省长官荐举属吏的恳切论述，采用本朝已经试行有效的办法，使先王的制度由陛下追承而实践。这样，任用众人的道路就会更加兴盛，进用贤人的途径就会更加广阔；疏远之地怀抱才华的人都能汇聚而来，身处近要之位、愿意奖善的人也都能自行表达推荐。凭陛下的明察照临，谁敢不以公心响应？凭陛下的考核核实，谁敢不以实情赴命？

译已经得到合适的人才、授予他们官位之后，陛下再以公正的听察和全面的观察，分别善恶，以持守中正和最高诚信的原则施行赏罚。这样，百官就能各自整饬职务，各项功业都兴盛，可以不用过多作为便达到尧所说的“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的境界，如此而已。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那么具体推行的办法，陆贽已经陈述过了，只请陛下考察其中的疏密详略，详细加以增删损益。【元丰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判三班院】向哲宗上奏，请求依十科推荐人才。司马光。臣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要务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百官各自称职，各项事务就都能治理好。然而人的才性各有所长：有的人品德优良而才干不足，有的人长于此事而短于彼事。即使皋陶、夔、后稷、契，也只能各自守任一项官职，何况普通人，怎么可以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用四科评论士人，汉代也通过多种途径得到人才。如果专门指摘瑕疵而掩盖优点，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按照才能授予职任，世间就没有可以抛弃的士人。臣错误地承受甄别升擢、担任宰相的职位，选拔百官本是臣的职责；然而臣见识浅陋短浅，见闻狭窄，知道识别人极为困难，连圣贤都十分重视这一点。天下极其广大，俊杰之士多如树林，有的因为恬淡退让而长期沉滞，有的因为孤寒贫困而被遗漏，身穿粗布衣服却怀抱美玉，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如果只凭自己的认识来引荐，容易被怀疑夹带私心，难以使众人心服；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又会使官职授予不合适的人，凭什么能够达到治理？不如让在位的显达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之人，这样才能符合至公之道，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臣不胜狂妄愚昧，想请求朝廷设置十科来推荐士人：一是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以充任师表，称“行义纯固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推荐】；二是节操端方正直，可以充任献纳，称“节操方正科”【推荐有官之人】；三是智谋勇略超过常人，可以充任将帅，称“智勇过人科”【推荐有文武官职之人，此科也允许钤辖以上武臣推荐】；四是公正聪明，可以充任监司，称“公正聪明科”【推荐知州以上资历的人】；五是经学精通，可以充任讲读，称“经术精通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推荐】；六是学问广博，可以充任顾问，称“学问该博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推荐】；七是文章典雅华美，可以充任著述，称“文章典丽科”【有官无官之人都可以推荐】；八是善于听理狱讼，完全公正而能得到实情，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推荐有官之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使公私双方都便利，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推荐有官之人】；十是熟悉法令，能够判断疑狱、审理奏谳，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推荐有官之人】。职事官从尚书直到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直到太中大夫，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侍制的官员，每年必须在十科中推荐三人【不是每一科各推荐三人，而是各自根据所知，推荐某人充任某科，合计三人】。推荐状应写道：臣私下看到某人具有什么品行才干【都必须指陈事实，不得徒然修饰空洞言辞；职位在上的人可以推荐职位在下的人，职位在下的人不得推荐职位在上的人】，臣如今保举他堪充某科。如果朝廷擢用以后，发现此人不如推荐者所说【例如推荐其行义纯固，而本人却触犯名教；推荐其节操方正，而本人却奸佞邪恶、险诈阴狠；推荐其智勇过人，而本人却愚昧怯懦，以致失败；推荐其公正聪明，而本人却徇私曲断、昏昧不明；推荐其经术精通，而本人却不能讲读；推荐其学问广博，而本人却空疏浅薄、如面对墙壁；推荐其文章典丽，而本人却鄙陋拙劣、错误百出；推荐其善听狱讼，而本人却造成冤案积滞、失去实情；推荐其善治财赋，而本人却使百姓受害、耗损国家；推荐其熟悉法令，而本人却屡屡造成出入罪情】，以及犯有正入己赃罪，臣甘愿服从朝廷法令，不推辞处罚。等到推荐状上奏之日，交给中书省，选择勤谨吏人专门收掌；仍然每科各置簿册，随时抄录年月日、某官姓名；另置推荐官员臣僚簿。年终没有推荐或推荐人数不足的，依照规定弹劾办理。或者遇到京内京外有事务，必须差遣官员查验、审度、核检、磨勘、清理、催促、推勘、定夺的，就委托执政亲自查阅各簿，分别按照所推荐的科目选派人员，令其试任并办理上述差事。如果能够办成，就立即另置簿册记录其功劳。遇到本科学目相应的职任有空缺【例如经筵或学官有空缺，就任用行义纯固、经术精通、学问该博等科的人；台谏有空缺，就任用节操方正科的人之类】，便委托执政亲自查阅各簿，选择名实相称、推荐者较多或有功劳的人补充任职，并且在本人除官的敕告之前，把推荐者的姓名全部开列在后面。如果本人不如推荐者所说，那么推荐者依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科罪；如果本人犯正入己赃罪，推荐者减三等科罪；若因接受贿赂、徇私而推荐，罪名较重的就按照重法办理。期限在于一定坚决施行，不可宽免，即使现任执政官、属于朝廷不可轻易罢免的人，也必须降官示罚。至于朝廷临时因事特诏推荐官员【例如推荐知河渠、知马牧等职】，不属于十科范围的，如果不如推荐者所说，也同样依此法办理，以求人人都重视并珍惜自己所推荐的官员，使所推荐的人都能真正称职。【元祐元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仆射；朝廷下诏同意施行】向哲宗上奏，请求限定推荐官员在三日内完成，并关报御史台。上官均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比任用贤才更急迫的；寻求贤才的办法，必定要依靠推荐选举。推荐的范围既广，得到的人才就多，四方英才都能为国家所用，天下哪里还会担忧治理不好呢？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讲求修明各项制度，早晚寻求贤才，以使各项政务安定。起初下诏让侍从官各推荐二名可以充任谏官的人，后来又下诏让内外臣僚推荐人选，以充任监司。诏令刚刚下达时，侍从官人人都务求搜择端方谨厚之士，以符合朝廷广泛求取人才的意旨，内外一致，都称为得人。近来又下诏让侍从、两省、左右司、内外台推荐公正明察、廉洁能干、才干足以治理繁剧事务的人，让他们治理盗贼较多的县邑。对于求取人才来说，可以说已经广泛而详尽了。然而爱憎好恶，是天下人的常情。喜欢某人，就相互称誉而忘记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就相互毁谤而忘记他的长处，这是人情共同的弊病。侍从直到外台官员，固然都是朝廷一时选取的人才，但能否舍弃私情、崇尚公义，把推荐贤才、报效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却未必人人都能做到。陛下刚即位之初，人心还不敢营求私利、错误推荐而招致罪过；臣深恐法令实行久了便产生弊端，背弃公义而徇私自利的念头会逐渐滋长。若对故旧便因情分相互期待，面对权势便以力量相互倾轧，推荐的人只凭权势和旧交，那么公正的途径就会堵塞，真正的人才也会被抛弃。

译过去仁宗曾经举行孝廉荐举，不久推荐者被私情和徇私之心牵制，所推荐的多不是合适人选，于是很快下诏停止，议论者都为此惋惜。考察元丰法令，接受敕命特别推荐官员的人，奏报完毕后还要把所推荐官员一并报告御史台。近来报告的人极少，臣等也没有全部听闻。推荐失实，就没有办法弹劾奏报。臣请求今后命令章奏房以及内外推荐者，在推荐状到达并发出后三日之内关报御史台，使臣等能够全部知晓。若推荐的人才不称职，导致职事荒废，经本台和监司考核属实的，由中书省登记，并明显加以谴责处罚。每人有三次推荐失实的，特别敕令规定不得再参与推荐官员。这样，人人就会顾念道义、畏惧法令，以妄加推荐为耻；真正有才干、有实绩的人就可以安坐而得，疏远而贫寒的士人也不再有无人任用的叹息。如此或许能够集思广益，共同谋划，成就太平之治，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类 考课 向太祖上奏，请求实行百官考核功绩。赵普。臣近来蒙受圣恩，忝居台司之位，责任重大而才干微薄，反以荣耀为忧惧。臣听说，宰相上应乾象，下代天工，调和六气则万物都能亨通，统领百官则人伦纲常得以有序。辅佐君主垂衣拱手而治，使时世达到太平；如果没有这样的才干，哪里配担任宰相呢？臣自从承受宠命以来，如同走在薄冰之上，常常思考援引古制施行于今，以稍微帮助陛下广泛观察、远方听闻。臣私下认为，陛下既然承受天命，人心又有所归向，西征壶关，东平淮甸，驱驰虎贲军旅，冒霜露而巡行。开创之初，王业实在艰难；平定之后，又思考整顿皇纲。六十年来骄横倨傲的地方，荆湖都归于圣化；五千里疆域统一，车轨书文相同，完全革除浇薄的风气。由此可知，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只有上天能够保佑有德之人；只有极其公正才能超越百代，只有不因成就而骄傲才能谋求长远。这样可以比肩唐尧虞舜，扫除晋魏的弊政，太平的根基已经稳固，雍熙之治正在兴盛。臣有幸遇到昌盛时代，不久又将受到重用；尸位素餐已久，建立事业却毫无声名，本来没有宰相的才干，却错误地居于宰相之位。宠遇恩泽如此深厚，反省自己怎能心安？臣所希望的，是夜里思考、白天实行，进献正确意见、替代错误做法，精心寻求古代治道，以符合上天之心。臣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任用贤才没有比让他们历经试用更重要；历经试用没有比责求功绩更重要；责求功绩没有比考察比较更重要。况且三年一考的制度出自唐尧虞舜，四善考核的科目也见于法令格式。盛世用来激励劝勉官员，本来不应间隔公卿；但近代因循敷衍，只施行到州县，于是使任官食禄者无论贤愚都没有区别的依据，因冒受宠遇、挟带私心而升降泛滥的弊病也随之产生。官职徒然设置，官员的才器却像空虚无物。每天在朝廷上作揖趋走，不过是成群上朝、成群退下。因此各项职事都不能举办，人人都只图苟且安逸。如果不取法旧章，恐怕政务会更加败坏。臣请求今后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以及武臣等官外，这些官员大概都必须通过征战建立功劳，以俸禄和职位酬报勋绩；凡公事，则应委托官吏振作办理。外请先从宰相，其次百执事，直到宾客、寮佐等官，全部逐年书写考核。希望各项事务都能以古人为师，治理能够取其长处，退黜不肖、进用贤才，不再有疑虑，劝勉官员奉公并修治职事，使各尽其才能。如果书写考核的请求得以实行，那么太平之期就可以期待。凡应当关报考课的事项，请下达考功司，依照法令格式详细制定条文上奏。【乾德二年上奏，当时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向太宗上奏，请求天下宫属任满三年更替，改为一年考核一次。陈靖 臣今天在内殿起居，按次序应当转对。自量才识荒疏昏昧，不懂得通权达变；但正值陛下求治的朝代，臣只想着进献意见，即使有冒犯圣颜的罪过，也不敢躲避诛罚，希望以臣下千虑一得的愚见，稍微帮助陛下处理万机的智慧。恭敬地认为，尊号皇帝陛下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已经十六七年，开拓疆土达数万里；尊崇师道、访求治道，希望各项功业都兴盛；考察官员、寻求贤才，希望百官各得其序。陛下每天临轩决断政务，随事制定适宜的措施，大事小事都由陛下裁决，甚至半夜忘记睡眠，天还未亮就起身穿衣，警惕勤勉，从来不曾暂时舍弃。臣实在没有才能，但据臣所见，自尧舜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谁像陛下这样焦心劳神。然而焦思劳神，已经是陛下做到的；恪守官职、供奉职事，却是群臣还没有专心做到的。败坏纲纪、损害政教，实在是因为考课之法尚有缺失，升降官员的依据又不固定。得到升迁的人未必贤能，而失去官位的人也未必全是不肖。舜的典章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会有所成就。”大概圣人根据国家情况设置官职，使官员长期任职以推行政令。官员任职不久，凭什么能显明他的治理方法？政令不能施行，凭什么能观察他的教化成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治理方法一旦显明，美好与邪恶就难以逃避；教化成效一旦显现，治理得好坏就可以清楚审察。这样以后，考课的方法不得不精密，黜陟的措施不得不恰当。既精密又恰当，即使把元凯这样的贤臣安排在下位，也应当提拔到辅弼之列；把四凶这样的人处在高位，也应当投弃到荒远之地，这就是他们应得的处置，哪里还有什么怨言呢？古语说：“舜拥有天下，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远离了。静心思考，正是由于实行了这条道路。臣看到，前代制度有考课官员的办法：先由有关官司评定优劣，六品以下由尚书复核询问，五品以上由天子与公卿评议善恶。考核上上等的升迁，下下等的贬黜，中中等的按常规调任，能与不能都各自得到相应的赏罚。如今实际施行时，幕职、州县官虽然由流内铨考察资历，京朝官和监司之任由审官院比较其贤愚，但官属极其繁多，天下极其广大，不可能远方的事都看见、远处的声音都听到，无法穷尽是非，往往只能按照格式、依照文书，姑且作出升降；常常借助声望、窃取誉名，突然越级升迁，考察实际、追究虚名，却不按殿最严格办理。况且人心好比水，法制好比堤防；如果治理控制得恰当，就会达到清澈的状态；假如限制不得要领，洪水冲决的势势就会出现。何况州县官是京朝官的根基，京朝官的任用又是卿相升进的阶梯，必须先端正起点，然后才不会扰乱末端。如今考功司的职务虽然有名义，历经多年，却没有听说真正振作施行；于是出现有的人从州县幕职骤然升为京秩，有的人做到赞善、洗马、三丞才达到京官品秩，就立即希望担任正言、司谏、郎中、御史；到了正言、司谏、郎中、御史，又谋求给事中、舍人、丞、郎；已经得到给事中、舍人、丞、郎，便又希望成为公卿宰辅。众人争相奔走、互相竞争，依靠厚重援引和广泛交结来造势，彼此毁谤或称誉，窥伺对方的嫌隙而互相攻击，贪求名声、冒进升迁，把礼让抛弃得如同遗弃之物；揣度自己、沿着边际行走，哪里知道盈满之后应当戒惧？这样一来，处在下位的人只顾用心图谋上升，处在上位的人只求保全自己而无暇顾及政务；即使有皋陶、夔、后稷、契的才干，有龚遂、黄霸、鲁恭、孟宓的治术，又哪里有空闲忧念百姓、忧虑国家，建立功业呢？臣考察传记，评论士人才干有七类：第一是德行，用来树立道德根本；第二是治理才干，用来详察事务机宜；第三是政事才干，用来经营国家大体；第四是学术才干，用来综合典籍文章；第五是武才，用来统御军旅；第六是农才，用来教导耕种；第七是工才，用来制造器用。

译第八类是商才，用来兴办财利之源；第九类是杂才，用来发扬讽谏之职。以上九类人才，都分属百司；合起来考察，国家的政务就完备了，分别考核，则大小官职各自得到发挥。唐代李氏的考课制度，有德义、清谨、公平、廉恪等科目，从近侍官到镇防官，都根据职掌列为“最”等，并各有等级，原本属于考功部门。依臣所见，自古黜陟官员的制度，远的任期达到九年，近的有六年、四年，若拿来直接用于今日，不能仓促施行。臣想请准许天下各色官属仍旧三年一替移，并且一年一考；是非功过经过三次考核后再决定升降：有功绩的予以赏赐，无劳绩的予以惩罚，功绩特别优异的赐给“殊劳”；屡次任职而没有成绩的置于散地；虽有善名但不能取得实际功劳的，不得升迁；虽未罢免职务但有恶名的，也不记录其过失。黜陟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不要相信虚名；对幽明、贤否要据正直事实考察，不可凭借欺诈。京城百司以及台省以上的官员，请每年选任一名公正正直的御史，考察其才能与实际情况。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员，以功劳勤绩为成效；掌管防务的官员，以才能品行为考核标准；必须周密详尽，不许粗疏遗漏。外地长吏以及使臣、寮属以下的官员，请交给各路转运使、转运副使办理，也照御史的做法进行；并在年终把每个人的功过和事实状况逐一列明，拆封上报，请下交考功部门。由考功依照格条，比照优劣，一如过去的制度，先确定考语，再按等级褒奖惩罚，依据实际情况黜陟，务必恰当，不得牵涉党私偏见；然后报送中书，并关报流内铨，同时由审官院再加详审斟酌。确实公平后，便具列等级奏闻，听候裁决。圣旨所规定的除授人员中，有些具有奇才异略、胸怀经纶之学、学问宏博、文章雄健，勤于笔砚，能够整顿纲纪、辅翼朝廷、师法辅佐帝王、扶持社稷的，不受上述限制。内外官属中，如有犯过作恶的迹象，也不要参加品第评比的常规程序，应另行查明其善恶等级，务必取得真实情况；如果采访有遗漏，就治采访官的罪；如果考课不明，就治掌管考课官员的罪。按照情节轻重，务必依法执行，使各人都奋勉勤劳，不敢松懈怠慢。这样一来，官员便有正常的秩序，政事便有常规法则；奸邪之人不能任意施行邪术，忠良之士不可被夺去正道；名位器物各有区别，贤愚各有进身之路。不会再有以狗续貂、以石混玉的事情。若还想让职事无人治理、政教不能推行、百姓不得安康、风俗不能富厚、争讼不断、廉让不兴，那是绝不可能的。臣确实认为，要使百姓安康、风俗富厚、争讼止息、廉让兴起，关键不出于牧守、县宰的任用。假使牧守、县宰都能任用得人，那么郡县政令便能推行，僚吏办事便会严肃，编户百姓便不会困厄，外来的奸邪也不会滋生。又要使郡县政令推行、僚吏办事严肃，关键又不出于转运使、转运副使。由此说来，国家任官择吏，最应谨慎看重的就在这里。况且如今天下知州、知军仅四百人左右，县令却不少于数千人；如果让朝廷逐一选任，人人都希望他们称职，臣深恐事情粗疏而不能精细专一。臣愚见，选择县令、知县，不如先选择知州、知军；选择知州、知军，不如先选择转运使、转运副使。任用转运使、转运副使既系于朝廷，而且转运使、转运副使不过三十多人。况且如今文治昌明、士人众多，倘若能够推行公正的遴选，还担忧不能得到人才吗？朝廷既然能够极其公正地选任，转运使、转运副使怎能不公正？转运使、转运副使既然公正，知州、知军谁敢不公正？知州、知军既然公正，属官掾佐便都会公正，更何况县令、知县岂敢有不公正的呢？这样一来，赤子百姓便有依归，苍生便蒙受恩赐，远近风俗、大小事务都能同归于善。古人所谓形体正直则影子端正、上面实行什么下面便效法什么，其道理简要而成效迅速，功效加倍而教化神妙，大略就是如此。不过臣忝居通籍之列，对圣朝没有补益，按次序应当上言，因此不敢避讳获罪。至于考课制度的增减，还要详细斟酌古今是否适宜，其中仍有许多条目难以全部陈述。假如陛下赐予明察，朝廷允许一定施行，那么臣愿竭尽自己的狂愚之见，请求与有关官司共同评议。【淳化三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秘书丞、直史馆】上奏神宗，请求另行制定县令的考课制度　苏颂 臣私下认为，国家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是百姓；使百姓致力于根本、趋向善道的是县令。因此前代议论政事的人，无不把这当作首要任务。从前仁宗皇帝深知其中的道理，开始下诏保任县令。近年又增加考课之法，朝廷用来任责官吏、求得治理的意思已经很深了。然而县邑之间，显著因治理成效而闻名的仍然很少。臣仔细思考，大概是因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不过是核对簿书、案牍和文法罢了，所以簿书越来越繁密，纲纪反而越来越纷扰；文法越来越完备，治理之道反而越来越远。这难道是朝廷任官责效的本意吗？况且古代治理百姓，劝导、教化、训率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孝悌、努力耕田的人有优异的科目，三老、五更又有表率教化的意义。由此农民增多，土地得到开垦，风俗淳厚，狱讼稀少。如今却不是这样：百姓勤于劳作，只要达到供养生活的程度，就害怕影响升迁和考第，于是产生因循不耕的弊病。这是勤于耕作的人反受牵累，而懒惰游荡的人却没有惩罚。父兄聚族而居，田地稍微多一些，就害怕差役、摊派和征发，于是产生分离析居的弊端。这是孝悌没有得到劝勉，而奸恶又没有得到禁止。乡村只有老者和壮丁巡察，官吏和士卒追捕，却没有听说有人用善道去晓谕他们。因此教化无从施行，狱讼也无法平息。既然如此，想要改变风俗，使百姓逐渐致力于本业，也只在于朝廷加以劝勉罢了。臣希望陛下赐下诏书告诫敕令：从今以后考课时，以县令、县长能够运用善道晓谕百姓，使他们抛弃末业游荡而归于本业，并使狱讼减少、盗贼衰息的，列为优等；能够核校簿书、均平转运税赋、揭发奸邪捕捉盗贼、兴利除害的，列为次等；两方面都做不到的，列为下等。优等希望赐予越级提拔，次等再次加以激励，末等自然应当降职罢黜。乡里田间的百姓，也允许县令、县长举荐考察，由州郡复核，制定为条文。凡是竭力从事耕作、开垦陂塘沼泽、长久为众人谋利的人，或者聚族而居、孝友相亲、宗族和睦、为乡党所推重的人，像这一类，都特别免除其户下差役。若还有通晓义理、年高而德行显著的人，就稍加表彰，或者授予乡官的名号赐给他，使人向下宣谕教化，彼此带动而归于善道。这样一来，廉洁平正的官吏就会想着竭尽所长，礼义之风大概可以逐渐形成了。【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同知审官院】上奏神宗，请求把守臣、县令分为上、中、下三等进行考核，并区别其善恶。范百禄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理首先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重视守臣、县令。如今守臣、县令不受重视，已经到了极点。有人列于朝廷，最优异的政绩却听闻不到，反而遭受讥谤；有人出任地方，是为了替他养贫养老、谋求便利私事。其次，所谓常调官，任职超过一年才获得差遣、还要等待两年空缺的，比比皆是。这样，所谓朝廷诏令的本意，怎么能够实现呢？其中的选授，有的凭劳绩资历由堂除授，有的凭荐举，但人才不过十分之一，而且也只是勉强办事、没有过失罢了。然而通常不到三年就更换，三年就离任了。如今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州县守臣、县令一年之内有更换两次的，有更换三次的，甚至有更换四次的，连迎送和奔走道路都来不及。他们即使胸怀奇才异能，又哪里有时间施展？这不只是守臣、县令个人的罪过，也是情势所造成的。因为任用不称职，赏罚又不公平，所以才会如此。如今想把守臣、县令考为上、中、下三等，以区别善恶，向他们显示惩罚和劝勉。凡守臣、县令能够为百姓兴利除害，政事平和，使一境百姓安定，农桑得到劝励，逃亡者返回，盗贼平息，鳏寡孤独各得其所的，列为上考。与此相反的，列为下考。考绩处于上下之间，有所得也有所失，善恶各半的，列为中考。中考者，按本等差遣替换；下考者中的下等，授予监当；下考中的中等，授予通判；上考中的上等，由朝廷量才任用；上考中的中等，授予监司或郎吏；上考中的下等，授予一次堂除的大郡，或者先增加品秩，或者减少等待年限，或者赐给金帛，按等级各有不同，并让他们再次任职。再次任职期满时，仍按上述考法复核；即使进一步优待并褒奖晋升，也只能听凭诏令决定。这样一来，中等才干的士人都会知道自我勉励，更何况贤能之人呢？从前汉宣帝出身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即位后召见任命二千石官员，都亲自审察，又考察他们的行为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常说：“百姓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就是政事平和、诉讼得到治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些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吗？”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频繁更换，常常用玺书勉励他们取得治理成效；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那些被表彰的人中选用补充。因此黄霸、朱邑光耀史册。古代的成就并不难以达到，只在于陛下加以留意。【熙宁五年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哲宗，请求建立监司考核功绩的制度。刘挚 臣自从任职风宪，曾多次谈论天下监司，请求澄清淘汰、慎重选择。实在是因为朝廷的政令，如果监司任用得人，推行宣布政令，就可以传达皇上的旨意并使恩惠广泛施及；假如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所谓善政终究只是空有善意，百姓不能受到它的好处。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必然更加迎合。朝廷以名实相副为事，施行综合核实的政令，下面却变成苛刻急迫、浅薄逼迫的做法；朝廷以教化为意，施行宽厚的政令，下面却变成松弛敷衍、苟且简略的行为。这都是下属习惯于图谋私利、迎合上意而作，所以做出来的事表面相似，却不是朝廷的本意。如今虽然因革政令各有不同，但迎合上意的风气仍然存在，只是所迎合的意旨不同罢了，造成的祸患却相同。此前差役法刚开始实行时，监司已经有迎合上意、争先恐后执行的，不量度可否，不核对利害，一概确定差役，使一路骚动；朝廷察知其用意，已经把他们黜退了。由此推察，人情大致都如此。况且天下事务分散在各路，总由监司控制，其中大的事务包括治理财赋、考察官吏、平理狱讼、考核民间疾苦。假如使者都只求宽缓放纵、松弛废弛、苟且求安，那么政事就会萎靡不振，世人所受的弊害将不可胜言。近来被黜责的几个人，都是因为违法搜刮聚敛，意在求得升进，危害百姓太甚，并不是要让他们不顾自己的职守、废弃应该治理的事务，却把这说成宽厚。糊涂的人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矫正弊病反而超过了正常限度。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滋长，必须大力禁止。伏请圣上慈悲，下诏主管官员申明建立监司考绩制度，以常赋收入的增减、郡县官吏的勤惰、刑狱处理的是否恰当、民间风俗的安乐与忧苦，来判定优劣。每年年终依据诏令实行赏罚，并从今年开始。这样大概可以有所隐括裁制，使循良之士不流于松弛，使精明之士不流于刻薄，然后上副圣明君主以中道制定治理政策的意旨。考察时政宽缓还是严猛、缓急是否适宜，观察风俗的过度与不足，并据此调整政令的张弛，是今天的要务。【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哲宗，请求制定州县考课之法。上官均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比牧养百姓更重要的；牧养百姓的职任，没有比守臣、县令更亲近的。守臣、县令不贤，君主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能推行宣布，朝廷的德泽终究不能施及天下。然而人的才气，用他就会振作，奖赏他就会受到勉励，压抑他就会沮丧。两汉以后，守臣、县令的成效格外显著的，没有比汉宣帝时期更盛的。难道那时的人才特别贤能，超过后世吗？实在是因为综合核实有法，奖劝激励有方。因此，小的增加品秩、赐给金帛，大的入朝任公卿。当时人人奋发，只怕落后，这就是他们竭尽智谋、成就中兴之治的原因。近年以来，外台只用财利督责郡县，不以治理百姓的成效责求守臣、县令；郡县又只用财利责求百姓，没有时间顾及抚循安养的办法。严重的甚至鞭打剥削，耗尽财力，只求免除一时的责罚。朝廷虽有守臣、县令考课之法，却只是徒具文书而没有实际，没听说提拔一名良守、进用一名贤令来激励群吏。这就是士人的才气因而委靡沮丧、不能振作的原因。所以狱讼繁多，盗贼充斥，田里有忧愁叹息的声音，四方百姓嗷嗷待哺，不能受到朝廷德泽，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

译自从陛下即位以来，罢除冗滥吏局，宽减百姓负担，免除拖欠债责，黜退暴虐官吏，百姓欣然有获得新生之意。正应当趁此时制定州县考课之法，以此劝勉守臣、县令，或许可以宣布朝廷爱民的恩泽。现在只以一路来说，郡数少的也不少于七八个，县则不少于几十个，难道没有一两个循良官吏可以褒奖晋升吗？然而黜陟不明，才能高下难以任用，贤能者低回于众人之间，无法自我显扬；庸劣者拘谨苟且，只要没有大过失，就不会失去按次迁转的资格。这就是能吏得不到劝勉、治理成效不能显著的原因。臣希望敕令有关官司明确制定考课之法：由太守考核县令，分别列出政绩最优和最劣者各一人；年终上报外台转运使，由其汇总各县考课，再选择一路中最突出者，县令优劣各二人，守臣优劣各一人，上报朝廷。守臣、县令到任尚未满一年、未完成考核的，不参加优劣评定。然后交给本台集议，参照名声与实际情况；对于优劣特别显著者，公开实行黜陟。如果转运使挟私偏见、认识不明，考核次第不实，也要加以责罚。这样一来，每一路守臣、县令被黜退的不过一两人，天下官吏已经会肃然震动了。臣又见各地剧县不过几十个，百姓顽强难治、诉讼很多，有的达到其他县的十倍；任事劳心、责任重大，所以做县令的大多不愿意。往往只是因为所属部门说官缺空置已久，必须强行注授给被差遣者，使其勉强赴任。到任后未必得到合适的人才，等到按日等待替代，只求苟免责任、畏惧回避，政事就更加不能治理。臣认为，剧县有官缺时，请令两制以上官员举荐任满一秩且没有大过失的人，授予堂除的优良便利之地，品级待遇在本等之上；其中治理成效优异的，另加赏赐。这样有才之人就乐于受到奖用，不怕烦劳剧邑，而且又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没有从前的弊病。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发布诏书、施行政令，无不以爱养百姓为意；可是守臣、县令负有牧养百姓的职责，却没有黜陟之法。那些贪邪的大吏，为中外所痛恨的，虽然加以弃逐，却仍然没有失去任郡守的资格。臣私下猜想，朝廷大概还没有把郡守看得很重要。陛下虽然有爱民之心，但替陛下牧养百姓的人，恐怕不足以副合朝廷布德施惠的意愿。请陛下斟酌臣的愚见，留意而详细选择。【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制定监司考课之法　刘安世 臣伏见，先王的治理，在于官员统率所属，使上下足以相互维系，内外足以相互制约，所以人人各自承担责任，没有苟且简略的弊病；官吏也不会频繁更换，并且能够真正实行诛赏。这是尧舜三代共同遵循、不可废弃的原则。如今直接治理百姓的职责在郡县，朝廷已经为他们设置守臣、县令；众多守臣、县令如果没有统率，百姓就可能受到他们的弊害。因此又设置监司之官，坐镇统制一道，多的达到三十多个州，少的也不少于十多个郡。他们负责宣行一道的风化，振举纲纪，使百城或宽或严、或舒或惨，罢免或任用群吏，调发军队和粮食，均平节制财赋；朝廷一概听任他们施为，可以说给他们的权力很重了。既然交付给他们这样的权力，却没有办法纠正他们的错误，岂不是对小官责求过于严密，而驾驭大吏又过于疏略吗？臣听说，祖宗朝选择监司的用意十分谨慎，考核功绩的制度也十分详备。近世因循日久，渐渐不再讲求；授任时从未考察实际操行，于是容许没有才能的人冒居其中。既然承受使命，很少有人能称职；有的因私人喜好而过分褒奖荐举，有的因暴怒而诬陷罗织并非他们的罪过，有的苟且宽纵，按日等待升迁，有的迎合风向、揣摩旨意，把错误说成正确。急于求取功利的人，有时会发展到任意妄为；专讲宽大的人，有时会发展到容纳奸邪。不仅不能补益朝廷，反而也会危害政事。臣曾考察《唐六典》，其中记载监察御史的职掌，是分道监察巡按郡县；每到十道巡察时，就选判官二人作为辅佐。可见御史不只是纠察尚书六司的过失，也负责按察治理外路。臣愚见，希望圣上慈爱，下诏执政大臣：各路监司如果有官缺，都应从两制等官员所举荐、符合本次科条的人中再加选择，必须符合公议，才可以授任。如果任期未满，不许迁调更换。请寻求祖宗关于考核责成转运使、转运副使的诏令，明定为制度。然后把天下各路分属六察，间或派人巡行，按察他们的功过；如果治理政绩特别优异，原先举荐他的官员应当得到荐贤之赏；任职毫无成绩的，必须施行误举之罚。这样大概可以使官吏长期任职，不敢偷惰，上下彼此警戒，各项职事都得到整治。【元祐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施行考核监司、郡守的制度。范祖禹 臣伏以为，自祖宗开创天下以来，削平藩镇，把天下分为十八路，设置转运使、转运副使以及提点刑狱。有三百个州，每州设置守臣，都可以直接上达朝廷；有一千二百个县，每县设置县令，都由天子任命。开始时，收回乡长、镇将的权力，全部归于县；收回县的权力，全部归于州；收回州的权力，全部归于监司；收回监司的权力，全部归于朝廷。监司，就是古代州牧、连帅的职务；郡守，就是古代公侯封国的职任；县令，就是古代子男、附庸的职任。自古实行封建，就有强藩逼迫中央的忧患；实行郡县，就没有藩屏卫护的弊端。汉代按古制分封侯王，最终仍发生七国之乱；郡守权力很重，可以专擅生杀。唐代从方镇到县令，都有专擅杀人的威势，不必请示朝廷。只有本朝的法制，上下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百姓从徒刑以上，官吏从罚金以上，全部由天子决定。藩方守臣统制各城，朝廷把数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但只要一位使者乘单车、一纸诏书，早晨召见、晚上就能到达，他便又成为一个普通人。因此一百三十多年间，天下安宁，奸谋被遏制而不能兴起，寇乱平息而没有发生。

译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直到海边日出的角落，都与近地没有差别。这不仅因为祖宗的仁恩德泽深深结于民心，也因为设置治理郡县的办法最为得当，是前代所没有的。监司被授予一路，守臣被授予一郡，县令被授予一县，都是与天子分土而治理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一个县令不得其人，百里之地就会受害；一个郡守不得其人，千里之地就会受害。监司是代替天子巡行察访、按功过黜陟、按能否进退、在内聚集财赋、在外保卫疆域的人。如果不得其人，一路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朝廷近年命中外两制荐举监司，又派省郎担任，确实也有意于慎重选拔。然而监司有善政，朝廷从未知道；有不善，也从未追问。按人的常情，有才干的看不出差别，无能的也能被容忍，那么中等才干以下的人，怎么会不懈怠呢？因此议论者多说监司职事没有举办公。天下官吏的弊病，在于不奉行法令，而只是观望朝廷的意旨。朝廷意旨宽缓，吏治就苟且简略，终于怠惰；朝廷意旨急切，吏治就惨酷严刻，终于苛暴。那些观望上下意旨来决定宽严的人，就是没有选得合适的人。贤人君子，难道会观望形势才来治理政事吗？祖宗以来，本来有考核监司的制度，神宗时还在实行。近几年黜陟制度废置而不举行，臣希望陛下下诏命大臣恢复考课制度，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设置簿册，凡有奏请以及功过，都记录下来；参考众人的言论，以实际办事来验证；年终比较优劣，选拔有才能的人，也甄别无能的人，加以废置。天下十八路监司不过几十人，要全部了解他们，也并不困难。至于选任天下郡守，这是大臣的职责。古代天子亲自选任；汉宣帝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忧愁怨恨叹息的声音，是政事平和、诉讼得到治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些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吗？”他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属不能安定，所以二千石中有治理成效的，就用玺书勉励，增加品秩、赐给金帛；公卿有缺额时，就从被表彰的人中依次选用。因此汉代良吏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称为中兴。光武帝广泛寻求民间疾苦，察纳民间歌谣，官吏多能任用得人，百姓宽裕安宁；自建武、永平以来的治绩，后世没有能够比得上。唐太宗说：“替朕养育百姓的人，关键就在都督、刺史。朕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知他们善恶的事迹，就记在名字下面，以备黜陟。”因此贞观之治几乎赶上三代。唐明皇开元初年，想要提高都督、刺史的地位，便选任京官中有才干声望的人担任。开元十二年，因为山东发生旱灾，命令选拔台阁中的名臣补任刺史。开元十三年，亲自从各司长官中选出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又敕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刺史以及四府上佐各自荐举一名县令；按照县令政绩的好坏决定举荐者的赏罚。因此郡县多能得到良吏，其治理几乎赶上贞观。国朝太宗皇帝曾对宰相说：“朕选择循良之吏，等选到三百人，天下还愁不能治理吗？即位以来郡县没有治理好，是因为选人不当。”太宗又曾选秘书丞杨延庆等十多人，分派到各道担任知州，对宰相说：“刺史的职任最接近百姓，不是合适的人，下面就会受其弊害。”审官院上报新选出的二十多名京朝官充任知州，太宗在御前发给他们印纸历子，并亲自书写赐给他们，大意是：“以恩惠爱护百姓，奉行法令、铲除奸邪。”于是对知院钱若水说：“所赐戒谕中有‘除奸’的话，恐怕不明白的人会借此生事；可以说，除奸的关键就在奉行法令。朕在盛暑中写下这些话，难道不劳累吗？只是为了替官职选择合适的人，以使百姓安定罢了。”神宗曾对执政大臣说：“朕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如今把一个郡交给庸人，实在令人痛心。自太祖到神宗，从来没有不留意亲自选择郡守的。如今两位圣主垂拱而治，把政事全交给大臣。那么今天选择郡守，就是大臣的职责了。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恶，没有谁比吏部了解得更详细。臣愚昧地请求，先委托吏部尚书，选取应当担任知州的人，列明其功过和举主，再选择可以任用的人加以保明，呈送三省。三省召见并审察他们。凡应当召见的人，让他们陈述两件以上的事情，如同转对之法，可以谈前任职地的利害，或朝政的缺失。这样不仅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识，也可以借此扩大言路、沟通下情。从前尧考验舜，也询问政事、考察言论；舜任用人，也让他们陈述并以政绩来验证。想知道一个人的情况，不过就是言论和事功两方面罢了。如果他的操行和功绩，以及举荐他的官员，都是多位名人，那么任用他就毫无疑问。达不到要求的，按次序差遣；较差的，授予京府或藩郡通判；年老衰病、不能任职的，授予宫观官。有罪的，仍按旧法降为监当官。确定等级后，再让御史台纠察其中不当者。到任后，交给监司考核其课绩；每满一年，就把优劣上报，并实行黜陟。这样，有才能的人一定会被选出，无能的人一定会逐渐退下；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人人得人，也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既然有监司，就有郡守；既然有郡守，就有县令。没有监司、郡守任用得人，县令便不可能容纳贪婪暴虐、昏庸暗昧之人。因此，天子任用宰相，宰相选择监司和郡守，监司、郡守应当选择县令；宰相只考察监司，监司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县令，朝廷根据他们的考察实行赏罚，这难道很难吗？有考课而没有黜陟，就等于没有考课。如今有关部门虽然把官员分为上、中、下三等，却只是徒具文书，并没有赏罚使人受到劝勉或沮丧。臣伏望陛下明白告谕大臣，使他们慎重选择监司并专门考核；又让大臣代陛下选择郡守。监司、郡守的考课必须实行赏罚，并使监司、郡守专门考察县令。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下官吏逐渐多有合适人选，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天下。【元祐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上奏徽宗，请求以田地开垦、荒废的多少作为守令进退的依据。法　　　　　　　　　江公望

译臣听说，损上以益下，是治理的道理；使下民富厚，是使上位安定的义理。从来没有不先厚待下民而上位能够安居的，也没有下民得不到增益而上位独自富有余裕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洪范八政，把粮食放在首位。一定要说以农事为用，这就是八政中使下民受益的道理。《诗经》歌咏公刘，把划定疆界田地放在首位；一定要说深厚地对待公刘，这就是厚待下民的意义。召康公在成王开始临政时进献歌咏公刘的诗，箕子在武王灭商之后陈述八政，都是因为大君初次施政，贵在知道根本。根本确立，政事就能兴举。所以教化产生于富足之后，礼制兴起于粮食充足之时。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没有不把农业视为急务的。如今天下士农工商四民杂居，奢侈淫巧的心智兴起，转而成为工匠的人到处都是；倚靠市场牟利的人增多，散而经商的更是数不胜数。在公府服役的人，一个县中，竟不知道有几家。懒惰而袖手旁观的人，一家之中，又不知道有几人。因此一个人耕作，十个人等着吃饭；十家耕作，百家仰赖他们供给粮食。难道还不止如此？军赋由此出，公家所需由此兴，宾客往来、冠礼、婚礼、丧葬也都依靠于此。一旦发生旱灾水灾，即使全年辛勤劳作，连糟糠也吃不饱，还会流离转徙，死于沟壑。朝廷即使派使者打开仓廪赈济救助，死者也已经有十分之八了。监司、郡守虽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实际劝课的作为。即使有实际作为，人们也会指责为迂阔而暗中讥笑，所以不能长久坚持。汉文帝把孝悌和努力耕田的人列为同一科，发布诏书劝谕，派谒者赐予慰劳。从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如今郡守、县令以外任地位轻微为由，安于苟且简略而不肯认真治理，百姓不能安于本业，恩泽不能下达，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臣伏愿施行劝勉努力耕田的诏令，出于恻隐体恤，重在反复丁宁，始终不倦，并以田地开垦或荒废的多少作为守令进退的制度。凡田地开辟增加、百姓安于其治理的，即使任期长达子孙也不要更换；这样，长久任职的办法也就包含其中了。用玺书勉励晓谕，增加品秩、赐给金帛；将来需要选用公卿时，就从郡守中选拔；郎官选任时，就让县令入朝补任。这样，重视外任的形势就建立起来了。一项措施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好处。大概外任受到重视，长期任职者就会安心谋求治理，不实行苟且因循的政令；再加上朝廷恻怛、丁宁而不倦的诏谕，即使有不愿意努力耕田的百姓，也会很少了。由此富庶的风俗兴起，礼义的教化推行，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地方。伏望陛下稍加留意，天下幸甚。【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 百官门 重视外任 上奏真宗，论述应当重视内官、不得轻视外任　张知白 臣私下翻阅典籍，见唐虞时代的制度，设置四岳、十二牧，使百官都能确实治理事务，百揆也按时得到叙用。又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进幽明之官。”汉代史书记载，宣帝是声名盛著的君主，后人赞美他任用官员、责求成效，懂得王道的根本；他常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吗？”这句话流传不朽，后世的人谁不称颂呢？国家承受上天的命命，光大开启宏伟基业，顺循古道，使福庆根基更加崇高。陛下开始听政时，时刻把爱民放在心上，显著树立宫廷的典范，垂示为治政的常经，把它授予守臣，使他们治理百姓。这实在是继承唐虞的盛美，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称为首位。过去唐代李峤曾说：“安定百姓的方法，必须选择郡守。”臣私下见朝廷重视内官、轻视外任，每次任命州牧长官，大家都躲避诏命、上诉推辞。近来派往外任的，多是因罪受累之人，风俗不能澄清，实在是由此造成的。希望从台阁中精心选拔贤良，分别主持大州，共同使众多政绩得到安定。臣请求让近侍官员停留内廷，率先带动众僚；凤阁侍郎韦嗣立因此请求施行，于是命令他们以本官出任州郡长官。臣见江浙州郡正急切需要选择人才，假如有官缺，就让他们暂代其职。臣虽不才，愿意继承前贤的修为；何况唐代离今并不遥远，郡守的旧例仍然存在。倘若认为可行，请求举荐并施行。【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龙图待制、知审官院】上奏英宗，请求中外臣僚出入内外、轮换任职　吕诲 臣私下认为，汉宣帝时，曾把谏官全部出任郡吏，谏大夫萧望之任平原太守，内心很不得意，便上疏请求召回，改任少府；不久又任左冯翊。他因忧虑恐惧而称病，皇帝派使者晓谕自己的意思，大概是知道望之的才干足以担任宰相，想让他通过政事得到更周详的试用。唐代陆贽也说过，内外官员交替任职，确实是国家急于求得治理的要务。臣伏见臣僚中，有人初任官时从未经历外官，后来偶尔出过国门，便升到高位；这很不符合公朝任用贤能、通过详尽试用来考察的道理。而且今年二府任用官员、授予官职，不出京师，重内轻外的情况也因此明显了。这样，居内任职的人安于凭借依附关系，只怕补任外官；居外任职的人久而不被召回，便以为断绝了升进希望，即使才贤超过萧望之，也未必能在内廷安心。陛下即位之初，驾驭臣下的办法应当公平，使内外均衡；应效法汉宣帝详尽试用的办法，考虑任用贤能共同治理，使内外臣僚出入更换任职，考核其政绩，责求名实相副，以此取人，得到人才一定会更多，太平之治也不难实现。希望圣明留意，这是天下的福分。【嘉祐八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哲宗，论述人情乐于内任而轻视外任　颜复 臣伏见陛下求治的意愿，是想使远方安定、近处得到安抚，哪里只是如今这样呢？臣下侍奉君主的心情，治理外地却懈怠于治理内廷；上下如此相互违背，想求得治理达到美善、百姓不失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自从两位圣主临朝以来，凡敢于稍稍违背民情而为国家求利的人，朝廷就撤免他，唯恐来不及。为了消除郁结不平之气，招致和顺祥瑞，指日期待太平政治。因此可知陛下把远方看得如同近处，早晚忧念，尤其重视远方耳目所不能及之处。中都的省、台、寺、监等官职，都是沿袭历代的名称，各自有固定员额。四方的官员，从监司、守臣、县令到管理专卖、巡逻边徼的职务，很少有徒具虚名而设置的。这就是人情轻视外任、乐于内任的原因。任内官的人，疲弱者可以逃避过失，有才者可以积累声名，急于求进、侥幸升迁，往往能得到超过本分的利益。若不是自重而信守道义、信守道义而安于命分、安于命分而施行志向、施行志向而爱护百姓的人，便免不了厌恶外官的勤劳而成效少。这个弊病不改变，就会像唐代中期那样，把入任京官看作登仙般的胜事。这样，上面违背陛下求治的心愿，下面造成远方百姓无处申诉的弊害；陛下越是孜孜不倦，治理成效反而越远。何况上面的恩德不能取信于下，百姓的意愿不能得到申达，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如今天下最直接关系治理百姓的官员，没有比监司、守臣、县令更重要的了。监司的权力，相当于古代的州牧。可是如今人们一听到某人被任为监司，就议论说：“这是在中都被淘汰后才来的吗？还是因为不值得留在内廷？”被任命的人不相信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留在内廷的人也不勉励自己追求实际成效。这就像人的身体，头部端正、内心欢悦，而手脚却不能活动，那还有什么用呢？挽救今天的弊病，希望陛下考察天下监司、守臣、县令中公正爱民且众所共知的人；才能稍小的，用手札勉励，才能大的，便破格提拔，使其充任中都的优美官职。这样远方的大臣就知道陛下以百姓为重，谁不崇尚劝勉根本、使末业兴盛呢？上下意志相通，把德泽施给百姓，就会像驿站传递那样迅速，像雨露那样广博，不费太大力气而天下便能得到治理。【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上奏哲宗，请求县令任满后才能任寺监官，郡守任满后才能 升任台省官。毕仲游 我听说，君子根据名声来任用人，是因为名声取信于众人。一个人称誉他，不足以成就他的名声；必须众人都称誉他，然后才可以成名。所谓名，就是取信于众人的意思。然而，有些士人依凭名声谋取利益，不考虑自己的行为究竟如何，只知结交关系、迎合他人，也足以成就名声。因此，君子任用人，必定要考察他的实际。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谁，称誉谁呢？如果有所称誉，那一定是曾经考验过他。”所谓考验，就是用来求取实际的。太公也说：“实际与声名相符合，叫作端；实际与声名不相符合，叫作窽。”对窽伪之言不听取，奸邪就不会滋生。因此，名与实，是任用人的重要凭据，是君子与仁义相配合、共同遵行的公道。过去汉宣帝治理天下，虽然赶不上三代，但刺史、郡守往往亲自接见慰问，观察他们任职的缘由，退朝后再加以考察，用事实核验他们的言论；凡名声与实际不相称的，一定查明其中原因。公卿职位有空缺，就从曾经受到表彰的人中选取，按次序任用。因此，汉代的良吏在孝宣帝时最多，龚遂、黄霸这一类人，都得以作为良吏显名于世。元帝、成帝以后，孝宣帝的事业虽已衰落，但考核名实的制度仍有保存。

译所以建武、永平年间，郎官出任治理百里的县宰，尚书令、尚书仆射也出任郡守；虞延、第五伦、鲍昱这一类人，又从郡守入朝任三公。郡守、县令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卓茂、鲁防都凭县令成为循吏，卓茂最终还做到三公。可见孝宣帝考察名实，并不只是当时一时的声誉，而是领会了孔子考验人的意思，后世也可以沿用。唐代以来，内任官职受到重视，外任官职受到轻视。因此张九龄想提高刺史、县令的权力，规定要历任都督、刺史后才入朝任侍郎、列卿，历任县令后才入朝任台郎、给谏，但这项制度最终未能实行。本朝制度中，九品官可以任县令，七品官可以任郡守；这就是说，九品官的卑微程度已经相当于汉代郎官的选任标准，七品官已经承担汉代令、仆射的职事了。只求保持俸禄、身居内任的人，既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又有很多升迁的门路；守法尽职、身在外任的人，却多出自庸吏，得不到任用。即使有人得到任用，也不过由县令进入幕府，由郡守升为监司。所谓台郎、给舍、令仆、三公，没有人是由这条途径升上去的。这样，内任官怎么能不受重视，外任官怎么能不受轻视呢？因此，名实相互混淆，毁誉彼此扰乱，结交关系、迎合取悦的人渐渐得志，那么像龚遂、黄霸、卓茂、鲁防这样的守令，又凭什么途径进用呢？现在应当体会其中的大意，稍微提高郡守、县令的地位；对于通都大邑中有善政的官员，多次给予奖励，使人一定先由县令然后才能任寺监，由郡守然后才能进入台省。这样人人就会乐于担任外官，奔赴功业、治理职事，百姓可以受到他们的恩惠，寺监、台省也将得到真正的人才，毁誉和名实便没有混乱的地方了。这也符合孔子考验人的意思。大概事情有时不用召唤，人才也会自行到来：西汉重视功名，权奇倜傥之士便出现；东汉重视名节，守难死义之臣便多起来；唐代崇尚文辞，写作诗歌、辞赋、颂文的人也不断出现。如今如果果真重视外任官，使人一定先由县令然后任寺监，由郡守然后进入台省，那么成为良吏的人也将不待招求而自行出现。关于名实的议论，只在于加以考虑。【绍圣二年上，当时任秘阁校理】上奏宋徽宗，论述朋党之患，认为根源在于重视内任、轻视外任。叶梦得 臣下谨以为，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凡是擢用士人都不按常次，任用人的迅速，是古来所没有的。这样做必定是想得到能够建立远大事业、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以作为社稷无穷发展的谋划。士大夫们哪里都完全知道陛下的用意呢？那些早晚奔走于大臣门下的人，只是一心想得到官位罢了。高爵厚禄，是人所欲求的，而得到它们，是因为它们属于陛下所有。一个平民从田野间突然崛起，陛下不吝惜自己的所有而赐给他；人人都得到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反而把它看作自己的财物，彼此争夺倾轧，唯恐失去。对于国家的事情，竟从未放在心上。陛下没有辜负群臣，而群臣辜负陛下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朋党势力占了上风。朋党之患，哪个时代没有？但近来尤其严重，根源就在重内轻外。如今从外任召入朝廷的人，只要有一点长处，计算日子就可以取得显贵地位；何况那些阿附、趋奉、谄佞之人，还能凭别的智巧取得官位，一旦占据要职，不是遭到谴责贬斥就不会离开。而居于外任的，不是获罪废黜之人，就是孤寒无援之人。即使曾经任宰相、执政的，也同样如此。把内任当作荣显晋升的途径，那么只要能够安居内任，谁不经营求取？把外任当作谴责贬黜之地，那么只要能够避免外任，谁不躲避呢？这就是朋党根深蒂固、彼此勾连，最终无法破除的原因。祖宗时期，宰相罢职归班，或者补任外职而未久，往往又被召回任用。中世以后，才各自带着节钺、担任崇高职务；至于执政和从官，更是交替出任内外，从未间断。假使人们不羡慕居内，也不害怕处外，内外任职、来去进退都各自合乎心愿，士大夫如果知道自爱，又何必舍弃彼处而趋向此处呢？即使被称为朋党，若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形势也会使他们不得不自行分离。如今想要挽救朋党之弊，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办法。然而臣既然提出这个意见，就不能不以自身先于众人，愿请求出任郡职。【大观二年九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久任 上奏宋神宗，论述方镇方面之任，不要仓促更换。刘孝孙 臣前些日子在延和殿奏事，谈到让官吏长期任职的意义。臣私下认为，设置官职、划分职守，是为了相互配合、共同治理；如果不要求长期任职，一概更换调动，从没有固定任期，这一直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近来朝廷考虑革除过去的弊端，像监司、使者等，已经逐渐让他们任职较久；但方镇方面的任命，仍有时迁调更换而没有常规。事务重大、责任重要，刚好得到合适的人才，姑且应当勉强顺从吏民希望安定便利的心意，稍微减少交接、传送、迎送的劳苦，委曲地宽假若干年月，使他能够把自己的施政安排全部实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例如留守大名府的韩琦、知成都府的赵抃，都是朝廷旧臣，天下人所寄予希望的人。韩琦有大节，赵抃有清廉的德行，他们所到之处，百姓真诚服从，如同对待父母。在藩镇屏障之外，得到这样的人任职，就可以坐着分担陛下日夜忧劳的负担了。臣愿陛下留意方镇方面之任，精选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仓促更换。即使内心忠于王室，是臣子的志愿，却不能以公共事务的实际成效来归还和证明，也会使舆论厌弃。臣不胜微薄的恳切。【熙宁五年上，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宋神宗，请求允许守令由有关长官保举后续任。彭汝砺 臣听说，事情有看似缓慢而所掌管的事务最大，原则有看似迂远而所关系的事情最急切的，守令就是这样。如今谈论治理之道的人，都说这件事迂缓而忽视它。然而百里之内的政令、千里之地的寄托、繁重的财赋，都实际由他们掌管；重大狱讼，也实际由他们负责。假如任用的人不合适，那么陛下虽有德泽，谁来把它传达下去？百姓虽有沉冤，谁来替他们主持？臣看到陛下集中精神处理政务，振作精力办理民事，多次发布恩德之诏，向中外广为宣告，严格刺举之法，严明考课之令，四方震动，都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以臣看来，如今天下四海疆域广大，学士大夫人数众多，所谓善于循良治理的长吏、仁慈惠民的官员，应当不难得到。然而用任职年限加以限制，不足以衡量他们的功劳；一概按照资历，也不足以激发他们的志向。臣现在认为，应当委托按察官精心考核所属官吏；其中有留心政事治理、适合任职，并且有志于功名、善于履行职务的人，县令由知州保明后申报监司，知州由监司保明后奏报朝廷，不限制人数，并允许再次任职。如果任期内另有功绩，显著而值得称道，大功者特赐诏书授官，次等者优厚地增加品秩、任用。凡应当转官、升迁、磨勘的，都准许在原任上升改。这样，能力强的人就能充分施展志意，奋发迅速地建立功业；中等才能的人也不忍心自暴自弃，而会自我勉励于职守。【熙宁十年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宋哲宗，请求中外官员长期任职　　文彦博

译臣认为，中外官员调动更替过于频繁，任职不久，如同住在驿舍一样，无法集中力量办成事情，又凭什么达到治理呢？所以臣曾多次上言，请求中外官员都令长期任职，必须任满资考。近来迁调改任尤其频繁，大概是由于风俗浮躁、争竞，按例都想迅速升迁。执政者有时躲避怨谤，不能镇静持守；想要中外得到治理安宁，恐怕还不能指望。臣想请今后凡是任命中外官员，都要详细注明现任官在职年月以及任期已满、未满，必须任满后才得以交接更替。如遇急需借用人才，确实非用此人不可，则不受此制度限制。对于任满而得以替换的官员，必须详细说明其在任期间确有劳绩，然后才准许照例办理应有的升迁、差遣。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官吏从此不敢苟且简略，想要尽快把各项职务做好，百职自然都会整顿起来。贴黄：臣曾多次上言，吏部、户部、刑部的官员主管选举和国家大计，刑罚事务以及外任监司和亲民官，都必须长期任职。这关系到朝廷实现治理的根本，不可忽视。如今请求与三省重新申明祖宗旧法，遵守施行。【元祐二年上，当时任平章军国重事】上奏宋哲宗，请求讲求内外官员长期任职的制度。上官均。臣听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政事更急迫的。政事能否兴办，既取决于在职官员的才干，也取决于任用时间的长短。任职长久，就能详细了解政事的得失，充分发挥才能，不会有草率割裂的弊病；仓促更换，就会疏略职事，不能施展才智和谋略，又会产生苟且简略的弊端，这是人情共同的情况。臣私下观察如今内外百官，只有常调官在吏部差除，或者属于堂除的闲慢差遣，才往往到二三年才替换罢任；内任的六曹侍郎、寺监长贰，外任的各路监司以及辅郡、藩方，大多屡次更换。政事纲纪出自六曹、寺监。从六曹来说，吏部、户部的职事最为繁杂，关系尤其重大；监司和大郡关系到一路千里之地的祸福，也显然十分重要而不轻。如今既然屡次更换，便来不及详细了解职事，也没有时间施展才干谋略；任吏部的必然草率处理条令，任户部的必然草率处理国家财计，任刑部的必然草率处理奏议。转运使对于财赋，提刑司对于刑狱，常平、藩郡对于民事，必然全都苟且简略，不能作三年之计，更何况长远利益呢？天下的政事，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却多成为草率、苟简的政务；想求法令振作施行，使百姓受到利益，是不可能的。臣私下推究这些职位屡次更换的原因，有的出于职任上的迁调，有的出于人情私心。出于迁调的，例如由礼部调任户部、由户部调任吏部。出于私情的，例如从官请求到藩郡任职、监司自己要求从远地调到近地之类。臣认为，这些弊病并不难除去。六曹侍郎不过几个人，实际上关系到朝廷的清要选任。既然做了侍郎，应当看他是否称职、声望是否高、资历是否深久；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可以晋升尚书，不必按照次序迁转来升擢。设置官职、划分职守，是为了百姓，不应因为个人私情和便利而屡次更换任所。因此，从官到藩郡任职、监司请求近地，应当核验某路到任是否已经满二年，满二年后才准许迁授；这样上下都安定便利，政事不至于松弛紊乱。臣私下见到陈州、颍州以及靠近京城的几个郡，太守大多只任职半年就调往别处。太守把一郡当作驿舍，吏民把太守当作过客，送旧迎新，纷纷扰扰于道路之间；太守没有时间整顿纲纪，吏民哪里会信服他的政事呢？臣认为，奉行朝廷法令、使天下得到利益恩泽，内在于百官长贰，外在于监司、郡守；内外任用不得其人，就不足以说是称职。官员如果屡次更换，就不足以完成职务；职务不能完成，政事就会废弛，下面的百姓便受到弊害。即使有才能的官吏，也会同无才能者相差无几。朝廷即使有良法和美意，也只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法律。伏望陛下诏令大臣讲求长期任职的制度，使官员安守自己的职务，以治理成效考责他们；这样或许人人都会尽心尽力，不敢存有苟且之意，那么天下的事情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元祐五年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宋哲宗，请求监司长期任职　　王觌 臣看到各路监司迁调更换频繁，座席还没有坐暖，有的已经萌生离去之心；职事都不能安定，哪里能作长久的谋划？官员不能安守职守，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如今虽然官员名额多而职位空缺少，长期任职稍有困难，但中外官司仍有不少实行三年任期的制度。至于监司，怎么可以因为要求他们迅速见效，就频繁调动，而且比其他官员尤其严重呢？大致一路之内有上百个郡县，巡行历察要经过一年，尚且不能周遍。官吏的能干与否、民间的利弊疾苦，如果不是亲自熟悉、详细察看，就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有的几个月就调换，有的满一年就罢任，那么即使有才干高、谋虑远的人，哪里有时间施行呢？更严重的是，他们习惯于因循苟简，以求侥幸替换离任，弊政没有革除，贪污官吏不知道畏惧，长久的防范被搁置而无人过问。因此转运使所掌财用日益损耗，提刑司所掌常平、坊场等政务渐渐毁坏，这些情况不能不加以忧虑。臣伏望朝廷建立监司长期任职的制度，明确诏告各路监司长期任职的意旨，使才能高、谋虑远的人有所施展，使因循苟简的人知道无法逃避责任；这样各人都会考虑竭尽全力，职事也就能办好了。【元祐六年上，当时任刑部侍郎】上奏宋哲宗，论述边帅屡次更换的问题　　李之纯 臣认为，西戎尚未归附，边境正在用兵，守土之臣不应屡次更换。因为要责求实际成效，必须给他足够的年月。何况主帅总握边境军政大权，指挥部署、谋划安排，日久之后士卒之心才会信服；判断敌情、挫败敌军、建立威势而取胜，也要日久之后敌人才知道畏惧。没有任职年月浅短、施政安排尚未完成，就能建立武功的道理。近来庆州、渭州的两位主帅被召回、调换，都还没有任满资考。如果是因为守边有功，就应当增加品秩，让他长期任职；如果是因为防备敌人没有成绩，怎么能免除过失反而优先升迁？希望陛下精选有才能的大臣，把边境以外的军务交给他们，使他们遇到军机、随机应变时可以专断施行。明确规定三年考核功绩的期限，不因无功而升进，不因有罪而黜退，也不要提前任命替代者；这样或许边防事务能够整饬完备，戎人也能诚心归服。【元祐八年二月上，当时任御史中丞】《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四 宋赵汝愚编 百官门 致仕 上奏宋仁宗，论述应当以礼法对待君子　　吴奎 臣认为，国家谨守礼法来约束君子，彰明威罚来驾驭小人。君子所顾念的是礼法，小人所畏惧的是威罚。从文武二选中选出的士大夫，都是君子所处的地位。倘若不以礼法对待他们，就是废弃名器、轻视爵禄。七十岁退休，载于《礼经》。臣下到了年纪而自行陈请退休，是分内的常规；君上推恩而坚持挽留，是权力运用到极点。从三代以来，即使是衰微的时代，也没有不谨守这一礼制，以遏制贪恋权位、勉励廉正操守的。近来光禄卿勾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馆陆轸等人，都因为年老，特许分司。起初本想以此风动群臣，但在位者始终没有人引退。请求尽早按照臣以前所奏的办法施行。【皇祐三年四月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宋英宗，请求允许张昪、程戡退休。赵瞻。臣听说，国家有重大政务，一定要咨询老臣；君主共同办事，一定要任用旧臣。这些都有经书史传作为依据，也是历代所崇尚的。至于田千秋乘小车进入殿中，蔡义由两名小吏扶持行走，这是汉史中最著名的事例。然而武帝、昭帝时期对臣下确实厚重，而像田千秋、蔡义这样的情况，后世终究不称此为贤明，大概是因为在进退的分寸上有所欠缺。陛下自即位以来，已经两周星，即十四年，将相大臣无不受到礼遇；像张昪、程戡，多次上章请求退休，情意都十分恳切，谏臣和御史台也曾分别论奏，陛下都没有听从，这又看到了大汉盛事的重现。然而圣君对他们的恩遇已经很厚，二位大臣的忠诚和礼节也已经完备，天下臣子更没有不知道的。如今机务浩繁，边防要重，而陛下仍然坚决挽留他们，并不是想任用他们，实际上只是想用名位、宠禄来使他们荣耀罢了。从前程戡、张昪历任各种职务，幸而建立了声誉功绩；任帅府、宪台时，声望尤其盛大，国家得到人才，足以写入记录。如今却在筋力衰朽之时，承担内外将相的职任，仍不立即引退，难道不会造成职位空缺和事务荒废，使天下士大夫的议论认为不对吗？本来想使他们荣耀，最终却成为陷害和羞辱；这说明陛下待贤者的心意还不够深厚，对老成之臣的恩惠也没有达到极点。如今臣僚上书请求离职，有的也只是姑且堵塞舆论，并不完全出于本心，士大夫舆论中的疑惑，谁能明白呢？这样一来，陛下独自拥有推恩留人的美名，而程戡、张昪却难以逃脱贪恋俸禄的嫌疑。只希望陛下成全二位大臣始终如一的善行，辨明天下指责他们的毁谤，满足他们恳切的请求，成就他们美好的名声；这实际上也是程戡、张昪最大的幸运了。【治平二年六月上，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宋神宗，请求退休后由官府发给四分俸钱。吕公著。臣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七十岁退休；即使有不能辞谢退休的情况，到了年纪而离职，确实是礼制的常规。人在壮年时，已经竭尽辛劳来承担职事；到了老年，就应当让他优厚安逸地度过余生。这是君主最大的恩惠，也是臣下极大的荣耀。然而自本朝以来，凡是退休的人，虽然按惯例改换官阶，或者推恩给子弟，但到了年纪而愿意退休的人总是很少。议论者认为，疲弱、衰老、有病的人，精神体力不足以任职，有时会造成政事败坏、伤害百姓，所以规定凡到了年龄而不退休的官员，从知州以下都降为监当。可是近年来，退休的人也没有增加。过去任守、倅而如今只任厘务，即使最愚蠢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耻辱吗？但受辱而不离职，也是朝廷立法导致的。为什么呢？古代士人终身享用自己的土地；如今退休的人，当天就被夺去俸禄。古代做官的人不出乡里；如今却有奔走南北的劳苦。古代做官的人通常一直任职；如今却有罢官后等待差遣的费用。因此，除非是贪官，或平素拥有产业的人，否则俸禄常常已经苦于不足。一旦回乡养老，妻子儿女就难免受冻挨饿，所以即使廉洁之士，也有隐忍而不能离职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议论者不推究根本原因，却说这些都是不知羞耻的人，应当想办法更加严重地羞辱他们。这就使朝廷的恩惠越来越薄，也使臣下的节操越来越坏。臣愚昧地请求，凡文武官员退休，不是因为过犯，也不是因为体量而退职的，都依照外任官的惯例，发给四分俸钱；每年节令时，由州郡酌情送来酒和粮食慰问。这样，除非是极其无耻的人，没有人不会感念、承受恩德而争相自行引退。朝廷如此优待，他们仍不能离职，那么即使加重羞辱，也不能算过分。有人说，如今国家正苦于用度不足，官吏俸禄怎么适宜增加？臣私下认为，今天所议论的正是那些到了年纪而不退休的人。他们若到了年纪仍不退休，原来的俸禄本来就没有断绝；如果从今以后有更多人引退，那么今天离职而领取俸禄的人，正是过去不肯退休、占据官位的人。臣所说的办法，实际上国家没有增加支出，却足以保全君上优待臣下的恩德；臣下也无需受到重辱，却足以去除尸位素餐的弊病。伏惟陛下正以至仁厚德教化天下，那么优厚供养年老之人，本来就是首先应办的事务。伏乞详细斟酌施行。【熙宁二年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神宗请求退休　　范镇 臣请求退休，已经四次上章，历日超过十天，还没有听到准许的答复。因为臣心中有两件认为可以离职的事情，不敢不陈述。臣谈论青苗法而不被听取，这是第一件可以离职的事；推荐苏轼、孔文仲而不被任用，这是第二件可以离职的事。背负这两件可以离职的事情，再加上多病早衰，难道还可以继续任职吗？如今有人问，献忠与献佞哪一个对？一定会说献忠对。接受谏言与拒绝谏言哪一个对？一定会说接受谏言对。苏轼、孔文仲可以说是献忠的人。陛下拒绝而不采纳他们，一定有献佞之人来误导陛下，对此不可不察。比如李定为了逃避服丧，竟然不承认母亲，这是败坏人伦、违逆天理的人，却想任用他为御史；御史台因此罢职，陈荐也因此被罢舍人院之职。宋敏求被罢职，李大临被罢职，苏颂被罢谏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此兴起边境事端；失败后却搁置不问，反而治罪主帅李师中和御史。苏轼只说了一句话，便下令七路搜集他的过失；孔文仲则被遣回原任。拿这两个人与那两个人相比，用那两件事的道理来观察这两件事的道理，究竟谁是、谁非，谁得、谁失？陛下是聪明的君主，难道能够逃过圣明的鉴察吗？只希望您审慎思考，周密谋划。

译朝廷所凭借的是赏罚，而赏罚竟然如此，怎样治理天下？怎样对待宗庙社稷？至于有人谈论青苗法，就说它已经见效了。所谓见效，难道不是每年得到几十万、上百万缗钱吗？几十万、上百万缗钱，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地下出，也不是从提出建议的人家中出，而完全是从百姓那里收取。百姓不断拿出钱来，几年以后将会怎样？百姓好比鱼，财货好比水。水深鱼才能活，财物充裕百姓才有生存的希望。养活百姓却耗尽他们的财物，就好比养鱼却想把水抽干。如今有些官员只知道多放青苗钱、急于完成期限，因此有人从知县擢升为转运判官，又擢升为提点刑狱；这些急于升进、侥幸求取的人，哪里还会顾念陛下和百姓呢？他们只知道趋求奖赏罢了。臣恐怕陛下与百姓将要像干涸车辙中的鱼一样彼此以湿气相救了。陛下有接受谏言的资质，大臣却提出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方法。臣的职分是进献可行之事、指出不可行之事；此时如果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辜负陛下太多了。臣知道这篇奏章送入后必定触怒大臣，自己可能获罪于不可预测。然而臣曾经以忠心侍奉仁皇帝，仁皇帝没有赐臣死罪，只是听任臣解除言职而已；臣以礼节侍奉英皇帝，英皇帝没有加罪于臣，只是令臣补任京畿郡而已。如果臣不以侍奉这两位皇帝的心来侍奉陛下，就是臣自己抛弃自己于世了。臣想要上呈这篇奏章却中途停止，已经有好几次了。后来自己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归隐乡里，即使有忠言良谋，也再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了。”因此决定上呈，毫不犹疑。只请陛下裁断宽赦，早日准许臣退休。【熙宁三年十二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宋神宗请求退休　　吕诲 臣原本没有旧疾，偶然遇到医者使用错误的方法和药方，根本不知道脉候有虚有实，有逆有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用汤剂，大多任凭自己的想法；在指下诊脉时一旦出错，灾祸便延及四肢，逐渐形成风痹，于是难以行走。不只是害怕偏身、偏枯之苦，还将忧虑心腹之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怎么办呢？即使臣一人的身体微不足惜，但想到九族所托，实在因此忧虑。于是考虑逃离俸禄以求苟全性命，不等到规定年限，便归还政权。【熙宁四年五月上，当时王安石正掌权，更改祖宗法度；吕诲多次进谏而不被采纳，在病中上此奏章，实际上是借自身疾病比喻朝政。七日后，吕诲去世】上奏宋神宗，论述旧臣多请求退职　　杨绘 臣私下看到，唐代尚书左丞孔戣到了七十岁，请求退休而获准。韩愈上疏说：“自古以来以及本朝的旧例，年纪虽高，只要视力、听力、心智思虑没有昏乱错谬，仍然可以咨询、委托事务；即使请求退休罢职，也无不挽留，并优厚给予俸禄品秩，不听任他离去，以此彰明君主优待贤才、尊重老人的道理。”《礼记》说：“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不能辞谢，就一定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又引用《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常法度。”这是说，老成之臣比典常法度更为重要，不可不珍惜而挽留。臣私下认为，孔戣已经七十岁，请求退休获准，韩愈尚且认为老成之臣可惜而挽留他。那么近来老臣、旧臣中，年龄还未到七十岁而坚决请求休退的，已经听说有好几人了。范镇刚六十三岁便退休，吕诲约六十岁便退休，欧阳修六十五岁便退休，富弼六十八岁遭弹劾后回乡养病，司马光、王陶刚超过五十岁，虽然都没有正式退休，却得到闲散之地。虽然这几位大臣把知足知止看作高尚节操，但臣所疑惑的是，为什么近来高尚节操之人这样多呢？唐大中年间，吏部侍郎孔温业请求调任外职，宰相白敏中回头对同列说：“我们应该稍微警醒了。” 孔吏部已经不乐意居于朝廷了。白敏中是一个平庸的宰相，尚且能因为贤人不乐意居朝而自我警戒，何况陛下具有大圣之才，勤勉求治，而老臣、旧臣却一个接一个地不等到年限就请求离去呢？老人退下而年轻人进用，旧臣疏远而新臣增多，难道不会使圣心稍感忧伤吗？只怕向偏听偏信的人询问，他们就说：“他们都是奸邪之人，害怕陛下的神明而远远逃走了。”否则就说：“他们都是阻止新法的人，如今新法已经便利，所以都羞惭而退了。”臣希望陛下不要相信偏颇的说法，而稍微在圣虑中加以警戒，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为国家任用臣下的道理，只在于用得恰当罢了，所以不应分老少、新旧。然而年老而资历旧的人，常常过于慎重谨守，难以参与变法；年轻而资历新的人，常常喜欢进取，容易参与办事。臣认为这两方面都应当参酌采用，才会得到适当的办法。如果取用一偏，年轻而资历新的人可以与之谋划开始时的利益，却不肯考虑最终的祸害；年老而资历旧的人能够防范最终的弊病，却不肯谋划开始时的变革。如果能够任用容易办事的人，让他们谋划开始时的利益；同时裁抑并听取难于变法的人，让他们考虑最终的祸害并加以防范，那么事情就能恰当了。古人说：“老年人的智慧，年轻人的决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担心，年轻而资历新的人说到它的利益，容易被采纳；年老而资历旧的人说到它的危害，却难以被听进去。有时利益只有十，而危害却有一百，但人们只听到利益，再也听不到危害。百姓或许已经受到危害，却没有途径把实情上达。【熙宁四年上，当时任御史中丞】荫补 上奏宋仁宗，请求确定文武官荫补子弟的人数 孙沔 臣看到，本朝自景德、祥符年间多次举行大礼，恩泽旁流。凡文资官自带职员外郎以上，武职官自诸司副使以上，每逢南郊，以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每年遇圣节，都允许奏荐子孙、弟侄。虽然推恩十分深厚，却没有建立长久通行的定式。如今臣僚之家以及皇亲、太后外族，都可以奏荐，完全没有固定数额，多的达到一二十人，少的也不少于五七人，不论才智愚钝，一概取得俸禄官职。还没有脱离襁褓，就已经列入簪绅之列；有的来自田野，有的从市井起身。官员的常态地位已经确立，奴仆的姿态却仍然保留。这样就把国家有数的品秩名器，给予人臣无穷无尽的私惠，所以使父兄不知道教训子弟，子弟不修习技艺学业，让他们参与政事，只会伤害百姓。如果不赶快改变，已经看见积累成为严重弊病。请求今后带职员外郎、正郎，只许荫叙一个子弟；少卿、给谏二人；丞郎三人；尚书四人；仆射以上五人。退休及去世的，各再增加一人。武职按等级比照文官品级，皇亲、太后外族以及两府大臣，也请求约定人数，分出等级。臣忝居掌管遗事之职，应当举出大纲。伏望圣上慈爱，特意派遣地位较高的臣僚确定长久制度，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庆历元年上，当时任右正言】

译上奏宋仁宗，请求臣僚奏荐亲属以亲疏和年代远近为限。何郯 臣看到，朝廷规定文武官员入流没有限制，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都因此无法除授任用，所以曾经诏令群臣广泛讨论利弊，以求达到省减官员的目的。如今选人改官已经增加，设置年考，胥史出职，又商议堵塞其他入仕途径；唯独对于权势者奏荐子弟之事，不加裁减，那么除弊的根源仍未完全解决。臣查考文武臣僚奏荐亲属的条制：文臣自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自阁门使以上，每年遇乾元节，可以奏荐亲属一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三司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带馆职员外郎、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可以奏荐亲属一人。总计人数，从上面的公卿到下面的普通官员，子弟凭荫补取得官职以及获得其他额外恩典，每三年计算一次，不少于一千多人。旧制须按照服纪亲疏等第递减推恩，但没有制定以年月远近为限的规定，所以恩例频繁。臣僚荫补近亲之外，还涉及许多疏远亲属，于是导致入仕的门路没有止境。汉代保任之法、唐代资荫制度，本来只涉及子孙，其他亲属不在其中，也没有把它作为固定常例。如今本朝施恩极为广泛，臣下往往世代不断承受恩泽，恩德固然十分深厚，但事情久了弊病也应当改制，以挽救其过失。臣请求今后文武臣僚中，官序符合每年遇乾元节奏荐亲属资格的人，除子孙仍按旧制外，一等亲属等到郊禋时允许奏荐一人，其余亲属等到第二次郊禋时允许奏荐一人。官序符合每次郊禋奏荐亲属资格的人，除子孙仍按旧制外，一等亲属等到第二次郊禋时允许奏荐一人，其余亲属等到第三次郊禋时允许奏荐一人。这样分等削减，一年内可以减少入官几十人，按多年累计，所减少的人数会逐渐增多，那么仕进道路的冗滥不用特别清理就会自行清明。朝廷过去已经曾经更改资荫条制，然而连亲生子孙也按年限加以厘革，因此引起人心怨叹，很快又恢复旧制。臣如今请求根据奏荐亲属的亲疏分等递减，都是顺应人情，因为人情对于近亲恩情深厚，对于疏远亲属恩情渐薄。如今既然允许近亲依旧制办理，疏远亲属只以年月远近为限，并不是完全隔绝，斟酌众人心情，估计也不会有怨言。只要圣明裁断施行，那么官员泛滥的源头或许可以堵塞。边臣以及各路分应当得到的恩例，请仍依旧制办理。如果准许施行，还请求等到今年秋季大享之后开始。【皇祐八年上，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宋仁宗，论述荫补旁系亲属的泛滥　　范镇 臣谨按唐代制度，五品以上可以荫补孙，三品以上可以荫补曾孙，却没有荫补兄弟、叔侄的条文。如今文官自知杂御史以上，每年奏荐一人；自带职员外郎以上，三年奏荐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每年奏荐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三年奏荐一人。又没有兄弟、叔侄、曾孙的品级限制，并且旁及疏远从亲，所以入流人数逐渐增多，仕进道路更加混杂。臣请求现任两府官允许荫补兄弟、叔侄；现任学士、正任团练使以上，比照唐代三品官可以荫补曾孙；知杂御史、正刺史以上，比照唐代五品官可以荫补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专门可以荫补儿子。兄弟、叔侄降同曾孙一等，曾孙降同孙一等，孙降同儿子一等；又每年奏荐一人和每三年奏荐一人，自有京官、试御史、斋郎的区别。【武官也如此】请求每年奏荐一人的，也改为三年奏荐一人，并在所授官职上递加一等或二等，以示优待和区别。【如果得到奉礼郎、大祝，就给予与大理评事、诸寺监丞之类相当的待遇】议论者若说：如今从学士以下，舍弃兄弟、叔侄而专门任用子孙，不是扩大亲爱之道。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兄弟、叔侄在公法上刑罚不相连，在私产上财产也不相连【已有法令规定，因官职置办的资产不涉及兄弟、叔侄】。至于朝廷的爵位赏赐，则不可以轻易给予他们。臣请求，除按品级本来应当得到的荫补之外，朝廷如果确实要顺从其私爱、施恩于旁系亲属，也只让他们依旧奏补，不要使其入流。如果有人自有才艺，在科目贡举、课试中考取科目，就比照平民优厚地推恩。没有子孙的人，特许奏荐旁亲一人入流。这样，下可以不失去对亲属的私爱，上可以没有冗官滥赏的弊病。【嘉祐元年上，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宋英宗，请求停止进奏补外亲。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军等，分别派遣亲属进奉来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概推恩授官，以至授予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有时所派的人并不是亲属，也会授予斋郎以及差使、殿侍。这大概是国家初年承袭五代姑息藩镇的弊病，所以有这一惯例。后来君主即位之初，大臣因循旧事，不能革除纠正。然而按道理推究，国家的爵禄本来是用来对待贤才和有功效的人；如今让这些人无故接受官职，实在太泛滥了。何况近来官吏繁冗，是国家初年时的十倍，朝廷深知其弊，所以几年前另定条例，减少各类奏荐荫补的数额。如果进奏之人都得到一个官职，那么又会增加数百名入仕的人，过去所作的减少荫补、奏荐的规定就全成了空设。如今即使不能完全取消这类恩泽，也请求如果进奏之人属于五服以内的亲属，可以酌情授予一个官职；五服以外的亲属以及并非亲属的人，都酌量赏赐金帛，停止授官。这样或许可以稍微挽救官员泛滥的过失。【嘉祐八年上，当时任知谏院】《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七十五卷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戒敕 上奏仁宗，请求诫止奔走钻营　刘随 臣听说，风俗淳厚，连草木都沐浴在仁恩之中；世道浇薄，人们便会在郡国中忧愁叹息。仁恩广泛施行，国家就更加稳固；忧愁叹息严重，王室就会逐渐衰败。夏、商、周三代以来，治乱兴衰的政事都记载在经史之中，用来垂示后世、告诫后来的君王。因此，历代圣明的君主都根据时势制定制度，在天下尚未混乱时治理它，在国家尚未危亡时安定它。他们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就在于法令一定执行，赏罚公平恰当；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倡导礼让谦逊的风气。这样，忠臣贤士就能竭尽忠诚，奸邪佞臣无从妄图进用，百官各尽职守，各郡都归向正道，奉公灭私，天下便相安无事。自古所说的垂衣拱手而治，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臣伏见皇帝登基以来，历经真宗、仁宗三朝，承继圣明，建立了无可阻挡的宏大基业，弘扬率先施行仁政的盛大教化。两宫临朝，万国安乐；礼敬重臣，接纳正直之士；谨慎体恤民间诉讼；节俭用度而使财物丰足；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上下之间没有阻塞。这些都是上古帝王所能做到的事情。近年以来，文武官员中，内外众多官吏，有些人一心钻营侥幸求进，公然托人请托；面见皇帝时，有的洒泪，希望以此求得恩宠，即使功劳只有微小的成效；有的自我夸耀而不知惭愧；有的苟且求得进用；有的设法逃避远方任职；有的干犯主管官司。违背他们的意愿，便动辄产生毁谤议论；有的冒犯执政大臣，违背他们的意愿，便大肆煽动是非。即使有受朝廷寄任、出任蕃方宣抚等职，地位声望崇高显赫的人，也有的奏表言辞傲慢，有的奏请永不满足。何况在无事之时尚且怀有悖逆傲慢之心，如果遇到国家需要任用之际，哪里还会尽心尽力、奉公尽忠？至于按察之司，安于宴饮享乐而瞻前顾后，把包容奸邪当作处理政事的大体，把尽职办事当作追求近名，把巧诈之人当作俊贤，把安然退处之人当作愚拙。甚至贪婪残酷的官吏沉溺于财货，年老多病的人也不知满足；一心求进的人全然忘记廉耻，图谋私利的人不顾典章刑法。即使教诲引导更加勤切，奔走竞争求进的风气却更加严重。如果不加约束，便会逐渐败坏纪纲，臣担心会损伤忠厚的风俗，这实在不是国家之利。伏望陛下特意颁布明诏，遍示臣僚，使他们知道戒惧，共同赞助国家兴盛隆盛的运数。如果仍不悔改，臣当继续奏陈，将他们置于简书之中，以严肃有官位之人。【天圣九年十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仁宗，请求诫饬臣僚不要互相不和　欧阳修 臣伏见如今敌国外患强盛，公私两方面都困顿，盗贼同时兴起，蝗灾和旱灾接连不断。陛下忧念百姓，深思祸患，日夜忧劳焦心。而中外臣僚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谋划建立长久的防备，稍微帮助时政，以宽解圣上的忧怀。近来风俗尤其浇薄，士大夫们不致力于和睦同心；有的顺从私意互相倾轧，有的因小事任意发怒，纷纷传播毁誉；在道路上掩饰自己的过错、为自己的错误强辩，各自务求取胜，进呈片面之辞，互相游说，使圣上受到迷惑。正当陛下思考长远谋略时，却使陛下厌烦纷纭的议论；至于朝廷的得失、国家的安危，他们却熟视无睹、安然置之，各自只想闭口不言。陛下仁慈睿圣，致力于顾全大体，不愿公开施行责罚来警戒浮薄之风。伏望陛下特别降下诏书，告诫激励中外臣僚，革除这种时弊，使他们同心忧国，舍弃小事而谋划大事。这样，陛下就不必因小事纷乱而烦劳听取阅览，便可以安坐运筹帷幄，从容渡过时局的艰难。【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禁止无名子伤害诋毁近臣。欧阳修 臣私下见到，前年宋庠等人出任外地官职时，京师先有一首《无名子》诗，在朝廷内外流传。不久宋庠便被罢免政事官职；近来又听说外面有小人想中伤三司使王尧臣，于是又作了一篇《无名子》诗。臣大略听到其中一两句，自从听到这首诗以来，日夜疑虑惊骇，深思其中的事理，认为不能不说。伏以陛下耳聪目明，外面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知道的。臣私下担心这首诗逐渐广泛传播，终将传到圣上耳中。臣忝居陛下耳目之官，不愿小人浮泛毁谤的话向上迷惑天听，因而应当列举论说，以此杜绝奸邪、预作防备。何况自从战争兴起多年，又接连遭受灾荒旱灾，民间财力困竭，国库空虚，天下的安危取决于财用的充足或匮乏。三司的职责，责任并不轻。近来姚仲孙被罢免以后，朝廷把积年弊病、贫困空虚、窘迫匮乏的三司交给王尧臣，仰仗他办理事务，正是陛下委托信任、责成其效用的时候。王尧臣正在多方施展才能、取得成效之时，臣亲眼见到过去任用的官员，大多顾惜俸禄职位，宁可使国家事情失败，也不肯让自己承担怨恨。像王尧臣这样的人，自领职以来还不到一个月，副使以下不称职的人全部请求更换，足以看出他不逃避嫌疑和怨恨，不徇私情，竭力挽救时局，把国家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如今如果下边容许谗间之言流传，上边又不予主持公道，那么不但有才智的大臣无法施展才能，也恐怕忠义之士从此离心离德。臣思量，作诗的人虽然不知道姓名，却私下担心朝廷中有些人的名位与王尧臣相近，嫉妒他被任用，所以想中伤他，只知道争先求进于一时，不考虑阻碍国家的大计。臣伏自思量，陛下罢免吕夷简、夏竦以后，进用韩琦、范仲淹以来，天下人都欣然庆贺圣德。君子既得到进用，小人自恐自己的道路消退，所以只喧闹着极力传播谗言，想迷惑君主的听闻，想阻挠好人。若不早日禁绝，恐怕终究会坏事。况且如今三司积弊已经很深，四方困乏也已经到了极点，王尧臣必须大力改革，才能办成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成效，就已经遭到谤言。臣近日已经听到浮泛的议论纷纷，说王尧臣更换官吏，专擅权力、侵犯政务。如今又编造这首诗的言语，动摇迷惑众人的情绪。如果不制止，陛下今后将无法任使官员，忠臣也无从侍奉君主。谗毁之言没有止境，自古以来都是祸患。如果一旦放任它渐渐发展，便会煽动迷惑群小，动摇大臣，使朝廷留下祸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伏望陛下特赐诏书，告诫激励臣下，凡敢编造言语、诬告揭发隐私的人，一律禁止。如果还有辗转传诵的，就一定追查它的来源，按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置。这样才可贵在禁止谗巧之言，保全善良之人。【庆历三年，当时任知谏院】上奏哲宗，请求重新赐给臣僚《儒行》《中庸》以及文武臣七条。文彦博

译臣伏见先朝曾赐给臣僚《儒行》《中庸篇》以及文武臣七条，用来激励士大夫修养品行、整饬操守，也使中外臣僚谨慎奉行官箴。凡出任外职的人，在朝廷辞行之日，各赐给一本，并仍命閤门官郑重地宣谕。凡属臣下，没有不恭敬接受并奉行的。庆历年间，先朝因《儒行》《中庸篇》及七条已停赐很久，曾降诏书加以申明。然而后来臣僚长期得不到颁赐，没有什么警戒防范，以至于有些士人的品行不修，求取进身不知羞耻；官员失职，苟且简略而没有功绩。臣想请求重新实行这一制度，按照旧例，在朝廷辞行之日由閤门官发给并宣谕，进行告诫激励。臣愚昧地认为，尊崇奖勉士人，安定风俗，激励官吏恪守忠诚廉洁，这正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循序达到太平的道路。所以斗胆竭尽这点诚意，上奏冒犯圣听，希望多少有助于圣政。伏乞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贴黄：臣过去任河东路转运使时，每次巡视按察所属州县，州牧县令办公处的屏风上，都没有书写七条。即使偶尔有刻在石碑上的，也没有几处。而且文字细小昏暗，难以早晚翻阅，用来作为训诫。【元祐三年上奏，当时任平章军国重事】辞免 上奏英宗，请求罢免枢密使　富弼 臣的妻妾晏氏于本月九日入宫，祭奠仁宗皇帝并向皇帝、皇太后表示慰问。伏蒙圣慈，陛下宣召她到御座前，询问臣的病情，并让她把问候之意转告臣。晏氏回到家中，把陛下宣问的话全部告诉臣。愚夫愚妇相对感动哭泣。陛下所问，是臣的身体为什么没有明显消瘦。因为臣所患的只是当初左小腿上的疮，疮口直径约七八寸，气血流失极多，直到现在，这条腿从胯部以下直到膝腕，都酸软无力。它与脏腑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身体不至于大幅消瘦。然而近来请假以前，饮食减少了一半，大概是因为端坐不动、很少活动所致。陛下又问，臣为什么不只留在京城调养，必须请求出外任职。因为臣请假已经半年以上，实在已经很久；又估量病情完全没有减退。今后入朝参见还没有日期，长久占据重要职位，而密院缺少人员，办理事务很不方便。臣心中不能安宁，所以请求到一个清闲的郡去养病。这样既不妨碍朝廷另行差人到密院供职，也因为臣的年命如今正处在一个‘倒射运’中。据术者说，臣是甲辰年正月出生，如今大运行到壬申，壬水来冲射甲木，事情属于不顺，所以称为‘倒射’。所谓倒射，是灾祸到了最深的程度；甲本来主禄，按理应当冲射禄位，所以必须罢去权力、减少俸禄，才可以应验并承受这种天灾，使灾祸有所减轻。所谓天灾，就是上天降下谴责和震怒。如今如果不顾天怒，毫无恐惧之心，仍旧掌握大权、请求厚禄而张扬显耀，出入朝廷，天天在帝王身边，奉行天下的赏罚，那么上天必定加重对臣的谴怒，臣一定会死。臣实在害怕上天震怒，担心最终死灭，所以以这番泣血的诚恳向君父上告，请求暂时罢去最高职务，出守一个郡，权力、地位和俸禄都暂且削减。这样上天知道臣有畏惧天命之心，或许肯放弃对臣施加重权厚禄的灾罚。倒射之灾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也许不至于死灭。臣之所以切切告知陛下、请求一个郡守之职，只是因为这个缘故。陛下又问，臣僚有灾祸便要回避，帝王有灾祸却不知道到哪里回避。这更足以说明陛下眷顾臣情意深厚、挽留臣心意迫切。臣将用什么来报答这样的恩德？但《礼》说，比拟人物必须与其同类；帝王和臣下不是同类，不能相提并论。何况圣人与凡人截然不同，哪里可以同日而语？大体说来，臣下有灾祸，做官的人必须罢去权位、减少俸禄，退居清闲分散之地，这样灾患就会稍稍平息。没有俸禄的人，就必须谨慎修身，少管事情，闭门不出，畏惧官府的规章法令，这样即使遭受刑罚灾祸，也会较轻。只有帝王所具备的福分可以与天地相等，但也不能没有灾祸。如果灾异发生于天下以及宗庙社稷，尤其必须恐惧警惕、修身反省，在上畏惧天命，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寻求民间疾苦，停止宫禁中的奢侈，以至于减少珍贵膳食、撤去声色娱乐，亲自穿素服，不临御正殿，这才是帝王回避灾谴的办法。如果反而凭借天子的尊贵而傲慢轻忽天命，只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人事，认为神道幽深而不值得相信，认为天灾难以考察而不值得忧虑，凶灾日积月累，直到酿成祸患，而上天不再降福、人民不再归心，那么大势就完了。严重的甚至会流离播迁，覆灭宗庙社稷，使天下四海最终归属于别的姓氏。由此看来，与臣下一身的灾祸、一条性命的死亡相比，种种细小琐碎之事，其大小差别不是非常悬殊吗？陛下又问：‘赐给你这些东西，是让你充作医药费用，为什么还要再辞谢？’臣先前苏利涉、陈承礼传宣回去时，已经分别写了手札，极力陈述愚拙的诚恳；如今不敢再重复铺叙，恐怕烦扰圣听。大体只是因为臣在私家闲居，并没有丝毫功劳，却无功坐受陛下厚赐，实在心中不安。况且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可以使用的地方，所以不敢接受。多次烦劳君父的命令，臣实知罪该万死，并不是装饰谦逊、博取虚名。如今既然再次郑重告诫，臣更不敢躲避，已经恭敬接受。臣向上感戴圣恩，至于前后陈述请求的情由，还望陛下稍稍回施天恩，略加怜察。臣确实忧虑将死，所以必须恳切向圣慈禀告，请求让臣以残余的气息再活一两年；如果能够不死，日后再接受陛下的驱使，也不算晚。臣因回答圣上的问话，不免絮絮哀鸣，披露心曲。【嘉祐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检校太师、枢密使】上奏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的经过，以辨明谗毁。富弼

译臣有些事情本来不应自行陈述，却必须冒犯诛戮之罪，陈说于陛下冕旒之前，实在是因为事情出于不得已。伏望圣慈宽宥臣的罪过，使臣能够把诚意说完，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臣近日才知道，有人向陛下说：‘富某本来没有病，只是假托有病来逃避事务。’又说：‘他的病已经好了，必定不再起用。他自认为是仁宗旧相，不愿再在朝廷任职。’他们的言辞和用意都十分狠毒，大体如此之类的话，都是这种情形。此事是臣听来的传闻，不知道是否确实；即使确有其事，臣也仰仗陛下对臣的深刻了解，知道陛下终究不会相信。但臣仓皇恐惧，惊骇失措，无处安身，有时对着饭桌不能进食，有时整夜不能入睡，不知自己身处何地。这样的谗毁本来也没有别的缘故，只因臣长期患足膝之疾，多次辞谢陛下的恩宠，不喜欢臣的人便借机编造谤毁，一定要把臣陷入不可预料的罪名。臣有病还是无病，所患痊愈还是没有痊愈，过去多次披露说明过，不再叙述。如今只说明臣历事三朝将近四十年，前后都有躲避恩宠、辞谢荣遇的事迹，并非只在今日，因而斗胆冒死陈述出来，上烦天听。这就是所谓本来应当自行陈述，却不得不陈述，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臣在仁宗天圣末年，才初次登上科第，从绛州通判任上回京，被召试任馆职。臣因为不善于作赋，不久恰逢免去考试，便只请求出任外职，朝廷特意命令以策论试用。此后，登制科的人便以此为成例。庆历二年，契丹用傲慢的国书派遣使者，想要恢复关南旧地，朝廷派臣回访聘问。当时臣刚任知制诰，曾两次往来北界。契丹要求割地、朝廷答应和亲这两件事，后来都停止议论，只增加每年给他们的财物。臣回来时，朝廷便商议行赏。臣曾多次当面告诉仁宗：‘臣这次奉使，只是因为边防长期废弛武备，所以在敌人的帐前不敢以死力争，深怕激起战争，而朝廷完全没有抵御之策，造成严重的边患，于是暂且酌量增加金帛，作为疑兵之计罢了，并不是长久的防备。臣不足以作为功劳，请求不要行赏。臣如果接受赏赐，就是臣以为已经使朝廷安稳了；将来契丹再违背盟约，必定会误害国家大计，那将是因臣受赏而造成的。只希望朝廷赶快修整武备，赶快选拔将帅，等待他们出现间隙，乘机进行吊民伐罪，以洗雪今日被他们邀迫订盟的耻辱。’仁宗没有采纳，执意要给臣推恩，起初授臣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臣多次上表辞谢。不几个月，又授臣翰林学士，臣也多次上表辞谢。当时已有数名近侍臣僚妄指别的事情，说臣奉使没有办好，请求在都市斩首。第二年三月中旬，臣又与贾昌朝同时受命。贾昌朝因担任馆伴而授参知政事，臣因奉使而授枢密副使。臣仍坚持先前的说法，多次上奏恳切辞谢，终于停止任命。到了七月，又授臣枢密副使。臣没有再上章，只带着所下的诰命进殿，再次当面说明先前恳切辞免的理由。仁宗听从了臣的请求，派中使把诰命送到中书省，停止任命。臣担心恩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多次请求外任，未获允许。八月中旬，又授臣枢密副使。臣也想带着诰命进殿当面恳求，那天正好遇到西方来使辞行，已经在紫宸殿排班。仁宗还坐在垂拱殿，急忙传宣说：‘只等你进入密院的班次，我就驾临紫宸殿。’于是多次派都知、御药院以及各位中使催促逼迫，推拥臣到紫宸殿站班，等候了很久。后来因圣驾久等，实在不得已，只好先到密院站班。正等西方使者辞行完毕、退班后再求进殿，却又被传宣阻止，不许入殿。于是径直到了中书省，再次陈述这项授职不便的道理。宰相章得象、晏殊对臣说：‘你看过诰命了吗？’臣回答：‘既然不敢接受这项恩命，连诰命也不敢打开看。’章得象等又说：‘前天把诰敕送入宫中，第二天临朝时，传宣告诉我们说：“富某坚决不肯把奉使当作功劳，说恐怕从长远看会误事。”’ 如今诰词中还说到奉使之事，他一定又不会接受；不如干脆不再叙述这一节，只写成朝廷特意任命，这样他必然难以推辞。如今诰词中已经删去了奉使一事，只请你打开看看。’臣退下后展开诵读，果然如章得象等所说。臣知道必定无法辞免，于是勉强接受了。然而从此谗言更加兴起，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所诬陷的，都是说臣暗中玩弄威权、迷惑扰乱朝廷，说臣想图谋废立，甚至让他的党羽模仿臣等两三人的笔迹，伪造臣等往来的书信，商议废立之事。又另派人把这些东西缴进朝廷，这就是想取得仁宗必然相信的计谋。臣当时恐惧得如同坐在燃烧的柴薪上，自己也不敢安居其位。如果立即请求退职，必定也不会获准。于是臣与参知政事范仲淹私下商议说：‘我们这些人向上为朝廷尽忠竭节，却被群小如此陷害，实在令人痛心；不要顾惜一身性命，各自姑且保全家族，只求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出去，躲避这些谤毁。等他们得以进用，谤言自然会稍稍平息。’范仲淹深以为然。臣正好因保州军队发生叛乱，便坚决请求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也得到宣抚河东、陕西两路的任命。于是我们各自出使，约数个月后，果然范仲淹改任邠州知州，臣改任郓州知州兼西路安抚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不久，恰逢臣的一位相识、秘阁校理石介在兖州病死。又有人诬陷臣怨恨朝廷，说石介是假死，其实是富某暗中派他到北方敌国，勾结对方起兵。富某想用安抚司一路的兵力响应他，那样朝廷就危险了。当天便罢免臣的安抚使职务。臣在郓州任职超过两年后，调任青州知州，也兼任东路安抚使。谗言者知道北方军队之事没有证据，又另造谣说北方敌人相互勾结而没有起兵，是富某派石介前往登、莱州，勾结金矿中的无赖凶恶之徒数万人，想要借机起兵。朝廷甚至多次派本路监司查勘，打算挖开石介的坟墓，以查明他死亡是真是假。况且当时奉派查办的官员，至今还有在世的，事情最终没有办成便作罢。过了很久，河北发生水灾，流民全都来到京东境内，臣在青州安抚所辖地区接收的尤其多。朝廷认为臣粗略地完成了安抚职务，便把这当作功劳，不久授臣礼部侍郎。臣认为这本是安抚使的本职，多次上章恳切辞谢，不肯接受。没过多久，齐州两营禁军谋反，想要响应贝州。城下有一名从隔路秘密前来的人告知臣，并说叛乱即将秘密发动。当时正好有一名中使张从训到青州办理臣的事务，因事情紧急，臣便暂时发出牒文给本官，并秘密发牒给齐州。

译不久，叛军全都被捕获，经审讯查究后，斩首、流配的有一百人。朝廷又把这当作功劳，再授臣礼部侍郎。臣再次采用先前的恳切理由，多次上章，却不接受任命。臣在中书省任宰相时，遭逢母亲去世，回到西京服丧。仁宗五次派中贵人和御药院使臣来传诏，命臣起复。臣每次都披露恳切心情、上章辞谢，希望服满三年丧制，最终免除起复。英宗朝，臣任枢密使，因腿疾请假期满后，请求解除枢密院职务，共上了二十多章，才终于获准。于是授任右仆射、使相，兼判河阳。臣认为所受恩泽太厚，又上了八章，最后只减去仆射职衔，使相仍旧保留。到了河阳一年多，陛下已经即位，臣又多次上表请求免去使相。伏蒙圣慈曲意准许。后来又两次授臣集禧观使，想让臣暂且留在陛下身边。陛下对臣的这番心意尤其优厚绝异。臣因为长期有病、事情安排也不便，披露诚恳之意辞免，陛下都予以怜悯准许，各自允许臣归藩。以上所陈述的，是臣辞避三朝恩宠、并且已经辞而获准的事情，所以才敢叙述。那些没有获准的，便不敢全部记载。如今朝廷各司都有当时办理任命的凭据，臣的私家也保存着当时上呈的章表；臣只粗略保存，不敢擅自增减一句，以免向上迷惑圣听。陛下试着看看臣上面所陈述的事情，就会看到臣前后反复辞免官职，自有始末，并不是只在陛下今日面前突然狂妄乖张，也不是屡次辞避而烦扰圣明。富贵是人所欲求的，臣非常平庸浅陋，本来也喜爱富贵、喜欢功名。只是事情有不得已、必须辞谢之处，便只好辞谢，并不是乐于贫贱、甘愿长期居于人下。因此臣前后辞免恩命，并非没有理由；大体各有原因，都是出于不得已。有时因为自己不能胜任而辞谢，有时因为夷夏之间的事理不便，恐怕误害国家大计而辞谢，有时为了躲避谗毁、解除祸患，以奉使为名而辞谢，有时因为所办只是本职中的公事，不足以称为功劳而辞谢，有时因为遭逢父母之丧离职，不应当起复而辞谢，有时因为长期有病请假，不能供职而辞谢，有时因为恩泽太厚而辞谢，有时因为带病守清闲郡，不敢坐享高官厚禄而辞谢，有时因为疾病未愈不能上朝，以及任职安排尚不妥当而辞谢；这些全都是出于不得已而必须辞谢。在朝廷内外的人看来，臣所辞谢的事情都得到了准许；但那些不喜欢臣的人，全都认为这是错误的，又担心臣多少取得了虚名，将来还会被重新任用，所以一直怀有恶意，并让他们的朋党依照传闻和影射，捏造谗毁之言。大则想把臣陷入死亡之祸，小则想让臣永远被废弃、不再任用。臣每当静思平生，从未有一件事是为了报复别人的仇怨；在朝廷任职，只求包容忍让，并且希望共同完成国家事务。那些陷害臣、不能容臣的人，别无他因，只是嫉妒臣、好争强胜，不愿臣有一点长处和微小善行超过自己。又因为臣任宰相时，奸佞险恶的小人大多不能进用，因此臣常常遭到谗毁，他们便侧目相视。臣每次阅读书传，看到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没有不把谗毁之人视为祸患的。《尚书·舜典》说：‘谗毁之言败坏德行，使我的众人震惊。’注文说，这是说使我的众人受到惊动。《毛诗·采葛》说：‘一日不见，如同三年。’注文说，臣下害怕谗毁，一天见不到君主，就好像过了三年。《采苓》说：‘舍弃它吧，舍弃它吧，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事。’注文说，行善的人遭到毁谤者诋毁，想使他放弃善行而被贬退。《青蝇》说：‘嗡嗡作响的青蝇，停在酸枣树上；谗毁之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之国。’注文说，苍蝇能把白的污成黑的，把黑的污成白的，这是用来比喻谗毁之人颠倒是非、扰乱善恶。《巷伯》说：‘捉住那些进谗的人，把他们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去。’ 注文说，北方寒冷凝冻而不生草木，谗毁者是想让他们冻死。又说：‘北方也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昊天。’注文说，这是想让昊天制裁他们的罪行。《十月》又说：‘没有罪过、没有辜负，却遭到谗口的喧嚣。’下民的灾祸，不是从天降下的；背后聚谈、暗中憎恨，完全是由人相互争斗造成的。此外，还有‘浸润’‘媒孽’‘翕訾交斗’‘铄金销骨’‘投杼掇蜂’等说法，多得不能全部列举。甚至周公、孔子这样的至圣，荀子、孟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避免。臣本来是什么人，难道希望能够免于谗毁吗？面对谗舌毁口的诋毁，不也很难吗？臣所依赖的，是三朝圣人察知臣愚昧短浅、本无别的心肠，竭力赐予主持和保护，使臣得以保全。陛下对老臣的眷顾尤其深厚。臣只遗憾疾病缠身，不能立即到死地上报圣恩的万分之一。近日又蒙圣慈，专门派中使押送赐给臣的国医来诊视调理，恩宠更加深厚。从此臣恐怕那些不喜欢臣的人更加憎恨嫉妒，谗毁也会更加增多。即使陛下天性明圣，洞察忠邪，一定会保全臣这个老病孤危之人的性命；但臣心中自己仍不得安宁，恐怕会忧愁而死。与其惊忧而死，不如死于国事。又因为臣还不能离开拐杖，仍不得不让人搀扶着行走，拜伏起身还十分艰难，所以像观使这样的京师差遣，臣不敢接受，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陛下暂且想要驱使臣，臣只请求一个靠近下路的路分，扶着病体为国效力。这样在外任职，进退取舍较为方便；办理事务之余，也不妨调养衰弱的身体。从前孙膑被砍断双足，仍然建立了战功；诸葛亮用车载着病体，尚且能够击退敌人。臣的才力本来比不上这两个人，但也应当竭尽驽钝的能力，以免遭受逃避事务的谗毁。等臣的疾病身体平复，若在所任路分中没有败坏事务，再另听凭陛下任用驱使，也还不晚。臣如犬马般的诚恳，惟愿圣上裁察。【熙宁元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上奏神宗，辞免枢密副使　司马光

译臣此前两次辞免枢密副使，没有得到陛下的答允；臣私下担心微薄的诚意没有能够上达，所以必须详细地再次奏陈。臣听说人的才质和性情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君主衡量才干之后才授予官职，审察能力之后才交付事务，因此官职不会空缺，事务也不会失败。臣有幸生在太平时代，家世以儒学为业；臣从幼年到二十岁，闭门读书，不与人交往。入仕以来，大多在京城，少有外任经历，所以对于钱谷、刑狱等繁重复杂的事务，都不能胜任，何况军旅之事，本来就是臣不熟悉的。臣只有解释经义、撰述史书，以及凭愚直之心弥补过失、拾遗补阙而不顾怨恨恼怒，这些方面或许还有万分之一可以取用。因此每当授官时，臣辞谢自己不能胜任的职务，却不辞谢自己能够胜任的职务。从前授任开封府推官，因为事务繁剧曾经辞谢；后来授任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因为文才不工曾经辞谢；授任龙图阁直学士，因为长期担任谏职而没有成效曾经辞谢；再次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因为论事尚未完成曾经辞谢；授任史馆修撰，因为正在编修《资治通鉴》，担心朝廷修国史时不能同时在两处供职，曾经辞谢。至于其余授任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知谏院、权御史中丞，这些都是朝廷清要之职，任命文书刚下，臣便立即接受命令，从未擅自辞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臣自量才力驽钝，但可以加以勉励，不至于使官职空废、事务败坏。天下人看到臣多次辞谢恩命，有的认为臣不爱慕荣华富贵，有的认为臣是在装饰欺诈、邀取名声；这些人都不了解臣。臣自从学习诗赋、策论，参加科举应试以来，每三年一次投状请求磨勘，难道是一个不爱慕荣贵的人吗？臣如果暗中谋求职位，表面上却辞谢回避，才可以说是装饰欺诈、邀取名声。陛下察看臣，臣什么时候曾经这样？难道臣是装饰欺诈、邀取名声的人吗？臣愚昧的心意，只是想辞谢自己不能胜任的职务罢了。如今枢密院和中书省二府的任职，如果不是天下英杰之士，就不可轻易担任；像臣这样愚昧浅陋、才力低下的人，哪里能够担当得起？如果遇到国家大事，参与末议时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使陛下有废寝忘食的忧虑，因而连累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哲，臣即使伏在斧锧之下，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加上臣素来有眼疾，不能远视，近来又很健忘，平常供职尚且害怕有所废缺，何况以衰老多病之身承担这样的重任。因此臣披肝沥胆，冒死上陈，违犯诏令而再三进言，触犯法律抵当罪责，自己都不知不觉。伏望圣慈特别怜察，按照臣前次奏章追回新授的恩命，使臣守任旧职。【熙宁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辞免枢密副使恩命【这是第五状】司马光 臣伏以陛下圣恩无穷，而愚臣不断辞谢回避；陛下施予臣下的恩德越盛，臣轻慢君上的罪过也越深，臣忧惧惶恐，失去办法，无处自容。臣私下思量，陛下如今破格任用臣，必定是认为臣的见识谋虑略有可取；臣也因受到陛下非同寻常的知遇，不能完全没有报效，所以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各路提举、干当常平广惠仓的使者。如果陛下果真能够施行这件事，其意义胜过任用臣为两府大臣；臣如果能使这番话得到施行，也胜过身居两府之位。假如臣所说的都没有可取之处，臣还有什么脸面敢担当重任？伏望圣慈怜察，不要再派使臣宣召臣，也请追回枢密副使的恩命，使微贱的臣下多少能够安心。贴黄：李舜举传达圣旨，谕告臣说，枢密院是掌管兵权的地方，各有职分，不应当再拿职分以外的事情作为辞谢的理由。臣如今如果已经授予枢密副使的诰敕，确实如圣旨所说，不敢再谈职分以外的事情。如今恩命尚未授下，臣仍是侍从之臣，对于朝廷的缺失，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因此臣只是小小地贪求进言尽忠，希望多少有助于圣政的万分之一。何况臣所说的两件事，都是去年已经上奏过的，因为没有收到成效，所以不敢接受今日的新恩，并不是侵犯其他官职，请圣明裁察。又臣膝下近来长了一处疮，有妨碍拜伏起身，不能入朝觐见。伏望圣慈不再派使臣宣召，臣只等膝疮稍微痊愈，便自行请求入见，当面奏陈诚恳之意。【熙宁三年二月上奏】上奏神宗，辞免枢密副使恩命【这是第六状】司马光 臣伏准办理御药院事务的官员传宣来慰问，并询问臣过几天入朝觐见，还命臣早日入见。圣恩深厚，不忘记微贱之臣，存问体恤十分周到，臣这蝼蚁般的性命无足以报答，惶恐得不知所措。臣想到如今膝疮虽然稍有好转，尚未完全痊愈，妨碍拜伏起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入见。不仅如此，臣近来曾上奏，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追回各路常平广惠仓的使者，却没有听说朝廷稍加采纳；只听说条例司更加掌权，催促散发青苗钱更加急迫，中外人心更加惶恐不安。在这种时候，臣凭什么心情敢担当高位？所以宁可承受严厉谴责，也不敢擅自出任。臣听说古代国家有大事，就向卿士谋议，向庶民谋议，参考斟酌下情，与众人同心同欲，因此事情没有不恰当的，命令没有不能实行的。从来没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工商贾众口一词都认为不可，却只相信两三个人的偏见，仍能成功实现治理的。伏望陛下将臣近来所上奏章拿出来，向中外臣民宣示，让大家共同判断是非。如果臣所说确实正确，请早日赐令施行；如果臣所说确实错误，就不要再派使臣宣召臣，早日收回枢密副使的诰敕，治臣妄言以及违慢之罪，明正刑典。这样才能使是非不至于混淆，使微臣的进退有所依据，不被天下人疑怪。【熙宁三年二月上奏。当时王安石掌权，正在推行新法；司马光已有此任命，因争论新法不被采纳，坚决辞谢而不拜受。其内一状多论新法，见《新法门》】上奏神宗，辞免直舍人院、天章阁侍讲。陈襄

译臣本月十三日在延和殿侍立，又蒙内臣传宣召臣，当面宣谕圣旨，命臣接受任命。臣虽然再三辞谢回避，仍未蒙俞允；又因天章阁侍讲的任命传来，已经下了御批，宣谕责备臣，说明讲解经义有益，也命臣不要辞谢。臣虽然极其愚昧，但承蒙圣恩深厚，在惶恐之际，难以坚决违抗。退下后思量，终究觉得义理上不安，不敢只接受任命。因此臣微薄的诚意还有没有说尽之处，臣不避罪戮，必须再次烦扰天听。惟愿陛下俯察并准许，愚臣将万分幸运。臣听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并不是为了谋求利益。所谓义，就是领取俸禄便忧虑所承担的政事，不因一身的利益而忘记天下的忧患。道能够实行，言论能够被听从，即使给他万钟俸禄，他也不会辞谢；道不能实行，言论不能被听从，就应当辞去臣职而离开。这就是古人决定出仕或退处的原则。如今中原只有一个君主，内外之地没有不是他的臣民；如果舍弃这里，夷狄之国又没有可以前往的义理。因此道不能实行、言论不能被采用时，还能到哪里去呢？必定只能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之位，辞去富厚而居于贫困，辞去内职而居于外任，如此而已。那么，臣今日应当去还是留，本来就可以知道了。从前臣得以在御史台任职，却不能劝谏纠正朝廷的过失；同时进言论事的臣僚都被贬逐，只有臣独自留下而没有离去，这本来已经得罪古人了。在这个时候，臣既然应该辞去大的职位而就小的职位，辞去富厚而处于贫困，哪里应当再冒受恩宠荣华，不按照义理行事？自从听说任命下达、恩宠频繁，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没有不惊骇的，都说臣顾惜利禄，论事时模棱两可，善于迎合君主的意旨，所以才得到这些任命。事情虽然不是这样，但只看臣留下的形迹，哪里能使人不疑惑到这种程度？所以嘴上说它，心里却不存有它，人们就不会相信；心里存有它，身体却不去实行，人们就不会信服。这就是臣今日进退取舍的关键，正在于身体力行，使自己符合义理。《易经》说：‘没有得到增益，反而有人攻击；立心不能恒久不变，凶。’说的就是臣。何况典诰的文辞，是用来宣布王命的；劝讲经籍的义理，是用来启发圣心的。如今臣的言语不足以在君前被采用，臣的行为不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却还想希望自己的号令取信于天下、道义取信于君主，怎么可能办得到？所以臣不敢接受命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前面所说的三道敕书，我都不敢接受。伏望圣上慈悲，早日下令追回并寝止此事。【熙宁三年五月上奏时，任修起居注。起初，防为御史知杂，曾经论说新法不便；后来斥责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同时进言的人刘述等都被逐出，唯独防被升迁，所以极力辞谢。皇上又亲自下诏挽留他说：“朕一向仰慕卿的经学和德行，深深惋惜卿远去，希望卿能在左右参与经筵，逐渐磨砺道义，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如今看到卿送来的奏章，还想坚决辞职，难道还没有完全了解朕的心意吗？”退还他送来的奏章，命他应当赶快就职。】《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门 朋党 上奏宋仁宗，论说公论和朋党取决于皇上的意旨 尹洙 臣听说，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来说，这两种过失是一样的。去年朝廷提拔欧阳脩、余靖、蔡襄、孙甫，先后担任谏官。臣早已知道这几个人贤能，一旦见他们得到任用，既为他们高兴，又庆幸陛下能够发现贤才并任用他们。臣所担心的，只是任用他们却不能始终如一。以陛下明察臣下的睿智，以及欧阳脩等人所受到的深厚信任，难道会有任用他们却不能始终信任的情况吗？臣听说，唐朝魏征死后，唐文皇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赐给他；后来有人说魏征结党阿附，文皇就把碑推倒了。近世君臣相互契合，没有比唐文皇和魏征更好的了。可是间杂的谗言一旦传入，连君臣生死之间的恩情也不能始终保全，臣每想到这里，总是愤慨叹息，不能自已。由此看来，了解和任用贤臣容易，始终信任他们实在困难，难道能不加以考虑吗？近来听说欧阳脩出任河北使臣，臣因为边任事关重大，所以不再以内外任职相疑。现在又听说蔡襄出任福州知州，不知他是因为以侍奉亲人为由自己请求，还是因为获罪被贬斥？如果是因过错被贬，怎么会提升他的官阶品秩？如果是因侍奉亲人而请求，那么蔡襄在京师还不到三四年，已经两次回去省视父母。士大夫离开远方到京师做官，谁不思念父母？难道只有蔡襄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恩吗？那么，蔡襄不应当外调就很明显了。陛下优容谏官，比唐文皇还要宽厚。欧阳脩等人的才干虽然不愧于古人，但他们所施行的事业还远未达到魏征的程度，因此毁谤他们的言论不必等到他们死后才出现。伏望陛下想到：了解他们已经很明白，任用他们已经很果断，而始终信任他们却非常困难；如果这样做，天下就幸甚了。然而臣爱惜欧阳脩等人的贤能，所以惋惜他们离开朝廷，不能充分施展才干。如果陛下待欧阳脩仍和当初一样，那么臣是在称道陛下任用贤才的美德；如果陛下对他们的恩遇已经改变，那么臣就要承担结党的罪责了。如今世人所谓朋党，是很容易辨别的。陛下试着把被提拔任用者的姓名拿去询问左右，说：“某人为某人称誉。”一定有人回答：“这是最公正的议论。”以后那个人或许因某事被疏远，陛下再询问左右，说：“某人为某人营救。”一定有人回答：“这是朋党的言论。”从前被任用的是同一个臣子，如今被疏远的也是同一个臣子；他所受到的称誉和营救也是同一件事，但有时称为公论，有时称为朋党。这样看来，公论和朋党总是取决于皇上的意旨，而不取决于忠诚还是奸邪。这是驾驭臣下的大弊病。臣既然为陛下提出忠言良策，哪里还顾虑朋党的罪责？只是担心一旦被扣上朋党的名义，我所陈述的话就不会被采纳，这又是臣深深忧虑的事。唯愿圣明裁察。【庆历四年十一月上奏时，任潞州知州。起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接受枢密使之职，后来又被夺去，改以杜衍代任。当时富弼、韩琦、范仲淹被任用于两府，欧阳脩等任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说进贤退奸不容易，所谓奸人，大概是指斥夏竦。夏竦抵制此事，而范仲淹等人都是欧阳脩平素交厚友善的人。欧阳脩议论政事，大体不因顾忌形迹而回避，夏竦于是和他的党羽制造朋党之论，把杜衍、范仲淹和欧阳脩指为党人。欧阳脩便作《朋党论》进呈，其中言辞明白切要，深得古今党论的要旨。文中说：“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明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结为朋党。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欢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互相勾连作为朋党，这种关系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彼此保全。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便因志同道合而互相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便同心协力、共同济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实朋党，这样天下就会太平。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这一小人朋党，提拔八元八恺这一君子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治。等到舜做天子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总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而舜把他们全都任用，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亿万，却有亿万颗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有一条心。’纣王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没有结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此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逮捕囚禁，指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释放，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唐朝晚年，逐渐兴起朋党之论。到唐昭宗时，把朝廷的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君主中，能使人各怀异心而不结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纣王；能禁止善人结党而不让他们结成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这些做法都导致政局混乱、国家灭亡。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而不自疑的，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舜也不怀疑他们而把他们全部任用。但后世并不说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他为聪明的圣人，正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三千臣子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比周朝更甚的；但周朝任用他们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嫌多。历代兴亡、治乱的迹象，君主都可以拿来作为借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上奏宋仁宗，请求分别辨明朋党　韩琦

译臣私下听说，已经下诏书申诫朋党，这大概是陛下弘扬善治、劝化浇薄风俗的深意。臣冒昧提出管窥之见，稍稍思考如何开导并帮助圣明。臣以为，自古到今，臣子在朝廷中，有忠贤之人，有奸邪之人，有喜好公正之人，也有挟持私心结党的小人。既然本性不同，他们便各自按照类别相互依附。大体说来，忠贤和好公之人提出一件事、补授一个官职，必定公正地判断是非：正确的就说正确，错误的就说错误，不只是为了私利，因此政治教化可以兴起，国家也能有所依赖。这是善人按同类进用，不能叫作朋党。至于奸邪和挟私之人，提出一件事、补授一个官职，便必定以私心判断是非：正确的说成错误，错误的说成正确，一切只为私利，以致黑白不分，并且蒙蔽君主的听闻，这才真是所谓朋党。圣明的君主应当审察并果断施行。若有这样的朋党，希望陛下严加贬黜，不可一味宽纵，使忠贤和好公之人按同类进用，奸邪和挟私之人因结党而退斥，那么朝廷就会清明，朋党自然平息。若只是施行诏谕，却没有明白区别，臣恐怕天下士大夫从今以后想要办成一件善事、称誉一个善人，都必定再三思量，说：‘会不会留下涉入朋党的迹象？’ 这样就会在半途停止。即使有忠义之人不顾避嫌，办成一件善事、称誉一个善人，如果憎恨他的人向皇上进谗说：‘这只是朋党所为罢了。’那么善事和善人都会被废弃而不予任用。唯愿陛下详细察看并坚决施行，这样天下就幸甚了。【庆历四年十二月上奏时，任枢密副使、陕西宣抚使。】上奏宋仁宗，论说小人想要害忠贤，必定指称他们结成朋党。欧阳脩 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算忠；进谏的话不能触犯皇上耳朵，就不能算谏。因此臣不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祸患，敢于冒犯一人难以触犯的威严。唯望依赖圣明，幸请加以省察。臣看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是陛下平素所委任的臣子，却突然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当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任职，不能完全知道事情，但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小人陷害忠良，他们的说法并不难看清：想要广泛陷害善良之人，不过是把他们指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必定诬称他们专权。为什么呢？罢免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多少好处；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可是善人过错很少，难以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受到知遇并被充分信任，就难以用别的事情动摇；只有‘专权’是皇上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个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并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逐。富弼和范仲淹所受委任尤其深厚，却忽然遭到离间，一定是有人以朋党、专权的说法蒙惑圣听。臣请试着辨明此事。过去范仲淹起初以忠言直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都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成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从他们处理事情的情况就可以看出端倪。杜衍为人清正自守，谨慎遵守规矩；范仲淹则胸襟开阔、自信而无疑虑；韩琦纯正质朴、直率；富弼明敏果断、锐利。四人的性情本来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见解各异，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一致。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极力争辩，要求宽免。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则根据九件事判断，极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的党人，但在争论修筑永洛城一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平素已经了解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为公正的贤人。他们平日闲居时，互相称赞都来不及；为国议事时，则公正地在朝廷上争辩，并不徇私。由此看来，我看杜衍等人确实符合《汉书》所说的忠臣有时意见不合的操守，而小人硬说他们结党，可以说完全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量，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见他们专擅权力的迹象，却只看见他们善于躲避权力。权力凭借名位才能施行，所以喜欢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职位。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时，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召他们。至于富弼，三次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都恳切辞谢。越是恳切辞谢，陛下任用他们的意志就越坚定，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只看见他们谦让退避得太过分，没有看见他们喜欢权力、贪恋官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准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不敢另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没有施行政事，便在天章阁召见他们，赐座并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退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于是又烦劳圣上慈爱，特地下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他们分条陈列大事并予以施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接近一个月后，才敢略微陈述几件事。范仲淹老于世故，必定知道凡事难以仓促更张，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向虽然远大，却大多显得迂缓，只想逐渐推行，长期希望都能收到成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列举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契合，一句话意见相同，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从来没有推辞回避的。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和再三督促，却仍然迟缓，怀疑自己办事不果断。小人巧妙进谗，已经说他们专权，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使，国朝常常派遣大臣担任，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日益衰弱，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敌国乘机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来书言辞侮慢，甚至说出‘贵国的祖宗’这样的话。陛下虽然十分愤怒羞耻，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与之争战，只好委曲心意购买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前往，竭力思考洗雪耻辱；他们沿山临海，不怕辛劳，想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重新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以抵御四夷，没有看见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失。伏望陛下圣德睿智、聪明明察，具有知人的圣明，臣下能否尽皆洞察而不遗漏，所以在千官百辟之中亲自选出这几人，突然加以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群邪必然忌恨；谋臣不能被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人一旦被罢免，就会使群邪在朝廷内部相互庆贺，四夷在朝廷外部相互庆贺，这就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原因。

译伏望陛下以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人，他们被调离时，恩典礼遇都很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之职也并不轻微，只希望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委以信任而不疑，使他们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有所补益。现在西北两敌交战不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谋划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置于闲散之处？伏望陛下早日辨明奸巧，特别加以任用委托，臣将不胜庆幸。臣自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之内七次受到圣恩，后来进入两制，常常想到荣宠深厚，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报效。如今群邪争相进献奸巧之计，正直之士又接连离去，正是朝廷臣子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来逃避罪责吗？臣冒昧竭尽愚昧浅陋之见，唯愿陛下裁择。【庆历五年二月上奏，当时任河北都转运使。】上奏宋仁宗，论说一旦树立彼此之分，朋党就会分裂　张方平 臣观察古今治乱的变化，不过在于上下之间的形势是离心还是同心。上下形势同心，没有大事不能成功；上下形势离心，没有小事不会失败。何况近来的辅政大臣，和皇上犹如股肱同体，应当协力恭敬、同心和衷，怎么能容许彼此异议？臣私下听说中书省在皇帝面前争辩政事，连续多日纷扰喧哗，朝廷内外都惊骇喧腾。就事理而言，其中必有曲直。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它所拟定议论的事情，就要成为命令；不夹杂个人好恶，这才叫作皇极。各自坚持所守，怎么能使政治适合治理？历代败乱的征兆，都是由于朝廷树立彼此之论而已。树立彼此之分，朋党就会分裂；朋党分裂，就会产生胜负；产生胜负，就会发生攻击争夺；发生攻击争夺，败乱便由此兴起。臣希望圣心深深鉴戒于此。由于中书省议论的事情很机密，外间传闻不确，臣不敢据此具体进言，所以只陈述治乱的大体。【庆历六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宋哲宗，进呈欧阳脩《朋党论》　范纯仁 唉！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究竟是谁呢？真是比制造木偶来害人还要恶劣！确实可以说是不仁之人。我曾经到过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碑上，还列出自己的姓名，向世人夸耀。又读《唐实录》，看到文蔚等人所作所为如此，我没有一次不为之流泪。把国家交给别人，还自己夸耀，后来竟然相互拜为宰相，这种事除了小人谁能做得出来？汉、唐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君子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用朋党之禁把天下贤人君子禁锢起来，而立在朝廷中的都是小人，于是汉朝也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以朋党之罪把朝廷士人全部杀掉，剩下的人都是庸弱、不才、倾险之徒，于是唐朝也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君子一向过错少，小人想要加罪于他，有些事情可以诬陷，有些事情不能诬陷，不能遍及每个人。至于把天下所有善人都找出来，按照类别全部除掉，只有指称他们结成朋党才办得到。所以，把他的亲戚称为朋党可以，把他的门生故吏称为朋党也可以；这些人都属于同一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除去其中的君子，只要以朋党之罪加给他们，就没有人能够逃脱。善人因同类相同而彼此喜爱，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到善人的人一定会互相称赞，称赞就被说成朋党；得到善人的人一定会互相推荐引进，推荐引进就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人却不敢称赞，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臣下有善人；看见善人却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见善人。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进用，做君主的便会茫然无措，还有谁和他谋划治理安定的计策呢？所以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要采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在，群小人即使众多，也一定有所忌惮，有所不敢做；只有把国家弄得空空荡荡、没有君子，然后小人才可以肆意妄为而无所不做，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说，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是因为那个国家没有君子；使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则是用朋党之说把君子除掉。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察看吗？《左传》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臣听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因此陛下即位之初，举用几位正直之人，天下喜悦服从，大概有《泰卦》所说拔茅连茹、同类并进的气象；这就是所谓上下交感、志向相同，陛下因而能够裁成天下的教化，太平也可以实现。近来很有一些奸邪之人捏造诽谤，毁辱良善之士，先用似是而非的事情玷污一两个忠臣，逐渐制造朋党的名目，企图把善人一类全部驱逐。如果陛下不能及早辨明，必定会导致邪正难分。若陛下辨识人的明察有所丧失，求治的心意逐渐形成《遯卦》《否卦》的气象，那么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臣也恐怕圣上的功业难以完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只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所以进退百官，全部听取台官、谏官的意见。然而台谏所听闻的事情，未必都是善人所喜爱或憎恶的；凡是弹劾奏报的事情，也应当深入详察。臣又听孔子说：‘众人都喜欢的，一定要考察；众人都憎恶的，也一定要考察。’又说：‘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还不能确定。’‘乡里人都憎恶他，怎么样？’回答：‘还不能确定。不如乡里善人都喜欢他，而不善之人都憎恶他。’大体说来，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那么君子免不了被小人憎恶，所以即使众人都憎恶，也一定要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三正人〕 如果只取信于善人的好恶，那么不善之人捏造的言论反而容易辨明；如果不追究、鉴察先前的言论，就没有办法防止祸患由细微逐渐发展。臣私下看见本朝欧阳脩撰写《五代史》，在《六臣传》后面论及朋党之事，冒昧把它完整抄录进呈。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略加阅览，或许可以仰助陛下广听的万分之一。臣不胜内心激切之至。【元祐元年上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宋哲宗，请求明确说明朋党所在　王存

译本月十八日，臣与三省官员在延和殿共同奏论王觌被罢谏议大夫、改任外地差遣之事。臣听到陛下宣谕说：‘近来朝廷中朋党实在很多。’臣与吕大防等奏请陛下明白告诉我们所谓朋党究竟指什么，使我们知道应当惩戒。后来没有得到宣谕，臣退下后私下又惊恐不安。朋党这种人，附会下属、欺凌上司，扰乱是非，迷惑视听，暗中谋求奸利，是臣下中的大蛀虫，也是历代君主深恶痛绝的。汉朝的党人之事，起初只是甘陵二部，后来逐渐蔓延不止，以至士人遭受涂炭，接近二十年。唐朝李德裕、李宗闵两党互相排斥，共达四十年，几乎危及朝廷和国家。庆历年间也有朋党之论，当时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颇受排挤，还依靠仁宗的盛德才没有导致倾覆和伤害。去年因张舜民被贬，议论政事的人从此分成两党，彼此互相诋毁。幸赖圣明洞察，逐渐加以排斥抑制。如今虽然势头颇受挫折，但余波还没有消灭。臣的职责在于敦厚激励风俗，常常暗自忧虑此事。如今承蒙宣谕说近日朝廷有朋党，却不知圣意是指众官和近侍，还是指执政大臣？如果确实察见了实际情状，也应当明白宣谕内外，严加谴责贬黜。执政大臣同心同德，才能成功办理政务。如果查明有人挟持邪说、结党相互依附，就不能让他一天留在这个职位上。居此职位的人，必须以不疑的态度对待。若心怀疑虑，小人就一定会捏造流言，乘隙而进。倘若陛下包容，不愿公开揭露，而执政者又受到怀疑，各自顾忌形迹，那么对陛下圣政的损害就不小了。臣幸蒙破格擢用，得以参与机要政务，虽然十分愚陋，但还粗知做臣子的进退节操，本来没有贪恋禄位的心。所以早晚勤勉，想要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实在是感荷陛下破格的知遇，想着用什么报答万分之一。因此心中有所怀抱，不敢默默不言。伏望圣上慈爱，趁在延和殿奏对时，明白告诉臣等朋党究竟在哪里，使我们能够反省。如果臣的行迹情状确实涉及其中，愿意接受流放贬黜，以整肃在位官员。臣不胜惶恐之至。【元祐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丞。】上奏宋哲宗，论说不应当区分辨别党人，以免损伤仁政教化。范纯仁 臣昨天在帘前，吕大防奏说蔡确一党的党人势力很盛，希望陛下留意分别。臣奏称，朋党很难辨别，只怕会错误牵连善人。吕大防认为臣的话不对，说正直之人一定会除去奸邪，朝廷难道能含糊不问吗？臣于是说，此事正应当详细审察，不可轻易处理。吕大防也接受了臣的意见，说必须仔细审查。臣于是引用王安石喜好同类、憎恶异己的祸患，再三奏陈。然而臣仍怀着一片诚心，未能稍稍开启皇上的听闻。退下后忧虑警惕，不能自安。但还必须反复陈述，以竭尽愚见，希望有助于圣政，稍稍报答大恩。臣私下认为，朋党的兴起，大概是因为趋向有异同。赞同我的人被称为正人，不同于我的人便被怀疑为邪党。既然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逆耳之言就难以传到；既然喜爱与自己相同的人，逢迎附和的谄媚之臣便日益亲近，以至真假无法分辨，贤愚颠倒，国家的祸患还有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至于王安石自负学术，不能说完全没有知识，只是因为喜欢同类、憎恶异己，终于黑白不分，把吕惠卿引为大儒，把司马光贬斥为异党。直到今天，风俗仍把观望形势当作才能。后来的掌权大臣，实在应当永远把此事作为商朝太甲的鉴戒。恭敬地想，仁宗皇帝的政教施设，实在可以作为帝王的老师；他听取谏言、审慎用刑、任用贤才、容纳众人，正和陛下今日的政治相同。庆历年间，先臣范仲淹和韩琦、富弼同时受到重用，欧阳脩、石介因为夏竦奸邪，便厌恶他的党羽，夏竦一党于是大肆制造诽谤，诬陷先臣与韩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欧阳脩也因此获罪，石介几乎被开棺戮尸。当时朋党之论大为兴起，有识之士都为此寒心。幸赖仁宗容忍掩护两党的矛盾，事情才安然自行消解。这件事至今仍被当作美谈。陛下如果听说后一定会详加思考，那么仁宗的做法，陛下可以取来作为成法。如今蔡确的罪行，自有国家的典刑，不必追究党人，旁及枝叶。臣听孔子说：‘举用正直之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之上，就能使邪曲之人变为正直。’这就是说，任用正直的人，就可以感化邪曲之人为善人。孔子又说：‘舜拥有天下，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会远离。’这就是说，任用仁德之人，不仁之人自然应当退避。何必烦劳区分党人？只怕这样会损伤仁政教化。何况陛下圣度包容，与上天同德，以至公之心克制自己，古今没有可以相比的。此前陛下特地下诏，全部赦免臣僚过去的过错，不再追究治罪，恐怕会损伤天地间和谐的太平之气。从此内外心怀疑惧的人都安定，上下人情融洽，这是盛德之举，实在应当长久施行。臣心中拳拳在念，实在把这件事看得十分紧要。仰望皇上的慈爱，深加采纳，天下就幸甚了。【元祐四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宣仁皇后，论说朋党与同类不同　刘安世 臣曾经在史册中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有的是真正的朋党，却不能除去；有的不是朋党，却不能辨明。这实在是治乱消长的关键，不可不察。东汉衰亡时，奸人先以党锢之事诛杀、禁锢天下贤人，而朝廷中都是小人，所以汉朝因此灭亡；这就是所谓并非朋党却不能辨明。唐朝末世，牛党、李党之人轮流进用，互相诋毁，巧诈倾覆，善人君子被废斥殆尽，所任用的都是庸鄙不肖之人，所以唐朝因此混乱；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朋党却不能除去。君子进用时出于至公，援引同类来报效国家；小人进用时徇私，树立党羽来巩固宠信。君主虽然深深憎恨臣下背弃公义、结成朋党，但小人窥见其中的空隙，隐藏自己的私心，表面上装作可信，反而指称君子援引同类的公心是结党。朋党与同类相似却不同，是非虚实之间差别极小；辨别得不早，就会成为祸乱的开端。这正是正人常常被诬陷、小人常常得志的原因。祖宗远鉴历代弊病，慎重选择作为耳目之官的人，因而开通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之人的门路。近来士大夫的议论稍有朋党的迹象，臣深恐奸人乘主上年少、陛下委任大臣之机，暗中引进邪恶之徒，逐渐排斥正直之士，孤立朝廷的势力，蒙蔽君主的聪明，窃取刑赏的权柄，以满足群小人的私意。这个弊病一旦滋长，就不是国家的福分。臣希望陛下深深阅览前代史书的教训，始终如一，奖掖台谏，以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希望能够破除奸邪的谋划，消除尚未成形的变乱，天下就幸甚了。【元祐四年上奏，当时任左谏议大夫。】上奏宋徽宗，论说不可废去元祐党人　陈祐

译臣当面奉受圣旨，计划与左正言任伯雨共同商议，论列宰臣韩忠彦援引元祐臣僚的事情。查核元祐臣僚：刑部的岑象求、贾易；工部的丰稷、赵叡；太常寺的张耒、杨康国；吏部的黄庭坚、晁补之；考功的刘唐老；司勋的陈察。这些人才都足以任用，只是事迹接近嫌疑罢了。如今若加以论列，交付三省处理，免不了改易他们的职位；这既不是关系利害的大事，徒然留下区别党类的名声。天下人还会妄自猜测朝廷要驱逐元祐党人，重新恢复绍圣时期的政治，于是不同的议论像蜂群一样兴起，彼此以爱憎相互攻击，必定又成为将来的祸患。如今绍圣时期的人才并肩在朝廷，一概不加追问；元祐臣僚才十几人，却动辄攻击他们，这就是在朝廷之上公然树立党派了。【元符三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宋徽宗，请求警戒朋党的弊病　商倚 臣曾听说，自古朋党之论一旦兴起，没有不成为朝廷祸患的。臣不敢远引汉、唐败乱的事迹来作为今日的警戒。臣私下观察绍圣、元符年间，朋党之说相互兴起，难道是朝廷本来想这样做吗？也是因为有些倾覆危害、变诈诡谲之士，每天把飞箝捭阖作为手段，奔走于一两个权臣的门下，陈述谋略、献纳计策，按照对方的心意求取契合，竭力希望得到宠信利益，终于使士大夫遭受的祸患几乎波及半个朝廷，官班因此几乎空虚。五六年之间，天下多有变故，君臣没有一天得以闲暇，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崇尚简静的治理，让天下休养生息，改革各种事务只求便利安定；进用群臣，不分新旧；任用贤人而不三心二意，斥退邪人而不迟疑。因此朋党之论没有经过攻击就自行消散，天下士大夫才得以安枕而眠。近来陛下下明诏，说治理政事、选取人才，不分彼时此时，又以建中靖国元年作为年号纪年，陛下急切求得治平的心意，由此大概可以看见。然而臣私下听说近来的士人中，有些乘时逐利之徒，窥伺府第，出入权门；有的巧妙编造谗言来中伤别人；有的妄自制造虚假声誉来推荐同类；有的倡导异同之论，暗中迷惑皇上的听闻；有的散播反复无常的说法，暗中煽动掌权大臣；有的坚持不同意见，想要混淆人物的正邪；有的施展曲折的辩说，想要改变朝廷的好恶。他们借助浮泛的议论夺取正当任用，以私意扰乱公正的转运，使是非颠倒，把虚假说成真实，哪里顾得上纷扰混乱的祸害？他们只希望互相迎合依附来求得进身，朋党逐渐形成，必定败坏风俗；如果不加以禁止整饬，哪里能达到安静安定？臣希望陛下听取意见时，圣心先想到这一点，并且下诏中书门下特别加以告诫勉励，同时在朝堂张榜公布，希望能够稍稍安慰朝廷内外士大夫疑惧不安的心，使善人君子可以立足，那么中正平和之道还担心不能建立吗？唯愿陛下明察。【建中靖国元年九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宋钦宗，论说朋党应当及早辨明　余应求 臣曾观察李德裕、李宗闵各自分立朋党，彼此倾轧，由小事发展成大祸，由私心损害公义，最终酿成牛李之祸。唐文宗忧患此事却不能除去，常常叹息说：‘除去河北的贼容易，除去朝廷的朋党困难。’臣认为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就像冰炭、薰莸不能并存一样。因此君子得势便斥退小人，小人得势便排挤君子，这是形势所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英明的君主能够辨明其人是贤能还是不肖，其事是为公还是为私，其言是真实还是诬陷，其心是忠诚还是奸邪，那么君子和小人自然分明，朋党也就不值得忧虑了。唐文宗是昏暗的君主，不知道察看这一点，却忧虑不能除去朋党，难道不是荒谬吗？国家自元祐、绍圣以来，朋党之论兴起，几乎已有四十年，但还只是借政事意见的异同来给人命名。近几年尤其严重，不问人的贤能与否、罪行轻重，凡是执政大臣所援引的人，都指为某一党，所以有蔡党、王党的名目，彼此互相诋毁，轮流进退，不再顾及国家的大体，只怕自己一党的势力不能扩张。更严重的是，蔡京一门之中，父兄子弟之间竟然还各自划分党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这个弊病不除，祸患非常大。陛下禀承英明睿智的资质，振作刚断的精神，辨别忠邪，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必定不会疑惑犹豫；这正是君子之道增长、小人退避的时候。从今以后群臣谁还敢结党呢？然而考察师友的言论，揣度世人的情势，都说一两个新进的大臣与此前掌权的人，议论不可能完全没有不合，趋向不可能完全没有差异，已经出现争分彼此的言语和相互隔阂的迹象。如果这样逐渐发展下去，怨恨嫌隙日益加深，他们不但不能专心辅佐陛下更新政治，臣还恐怕小人的朋党日益壮大，而君子孤立无援，朋党之祸又超过从前。伏望陛下及早辨明，破坏党派、拆散群聚，不要让它滋生蔓延，臣将不胜幸甚。【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宋钦宗，请求分别辨明邪正，消除党羽 杨时 臣曾考察汉、唐灭亡的原因，它们开始时都是由于朋党。欧阳脩说得好：‘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究竟是谁呢？真是比制造木偶来害人还要恶劣，确实可以说是不仁之人！所谓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自从蔡京掌权，开始提出朋党之说，用来斥逐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使人不敢进言，然后便可以肆意妄为，无所不做，逐渐造成前日的祸患。上皇晚年才醒悟这是错误，把士大夫中的贤能之人列入党籍，明白写在诏书中，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是陛下应当深深鉴戒并继承实行的。近来听说士大夫之间又有人用朋党之说欺骗圣听，有的指称为蔡党，有的指称为王党，有的指称为李党。在二十多年之间，这几个人确实掌握国政；天下士人如果不做官也就罢了，只要在朝廷任职，都是他们推荐引进的。不是蔡京一党，便是王黼一党；不是王黼一党，便是李邦彦一党。如果把他们全都指为党人而驱逐，这将使国家空虚而无人可用。这种说法如果真的实行，士大夫所受的祸患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国家的安危也无法预料。然而臣私下认为，朋党之论之所以兴起，或许也是有原因的。蔡京的罪过超过王黼，而李邦彦动辄为自身谋划，首先设计逃跑之计，割让土地、捐弃金帛，以亲王作为人质来主持和议，罢免李纲而接受誓约文书；他误国的程度也与蔡京、王黼没有不同。

译如今王黼已经伏法诛杀，而蔡京父子只逃窜到湖外，蔡京彦仍未被罢黜惩责，公议还没有得到满足。这就是议论此事的人怀疑他们另有党羽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圣明裁断，把蔡京父子和蔡京彦一并严正地处以典刑，流放到岭海一带，这样或许可以符合公众的议论。其中凡是被蔡氏、蔡京彦任用的人，也应一视同仁：察看其贤能者加以任用，不贤者罢去，分别邪正，消除党羽，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却一概说他们是党羽依附者，这一定是奸人想要中伤善类，不能不加以察察。朋党造成的祸害，古人论说得很多了。只有欧阳修所撰《五代史书》，论述最为详细恳切，谨录下进呈，恭请陛下详细阅览。【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五代史书》已见前文，范纯仁缴还奉行】《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纂 百官类 轮流应对 上奏英宗，请求命朝臣轮流应对　司马光 臣私下见到，祖宗时期曾多次命朝臣轮流应对；有时遇到灾异，更广泛地寻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年间，询问访求尤其急切，诏书说：“即使言辞涉及诋毁攻讦，也可以宽容优待；缺乏辞藻文采的，也准许直截了当地陈述。”当时群臣上书议论政事的，每天不少于一百多封，朝廷每每告诫敕令閤门，命其迅速递进。又诏令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细审定后上报。之所以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考察当时政事的得失，也是为了观察群臣的才干和能力。因此，太宗时得到防凖，真宗时得到张知白，他们都是因为上书议论政事而被突然提拔任用，后来成为宰相，并且都留下了著名的事迹。景德元年六月，宫中发出朝士边肃等二十四人的姓名，命令在崇政殿召见应对；在外地的则通过驿站召赴京阙。此后他们逐渐得到进用，多成为名臣，这些都是近来的可以取法的事情。陛下登基不久，恐怕还没有全面了解群臣的才干和能力，臣想请陛下依照祖宗旧制，每逢内殿起居日，常命两名朝臣轮流应对。其余在京以及外地的臣僚，有想上书议论政事的，各所在官司都不得阻塞拖延。他们一定会欣然奉命，各自竭尽胸中所知，然后由陛下亲自省览，必定会有所收获。如果上书的人稍多，陛下不能逐一全面阅览，就请选两名见识思虑明达、用心公正的近臣，先行详细审阅，只求道理切实恰当，不取文章辞藻华美；把奏章分为若干等级，各自用贴黄摘录事情要点，放在陛下面前，然后奏报御览。陛下再按照圣意选择其中好的，特意命令召来应对，亲自当面询问访察。如果确实有可取之处，所说的事情就予以施行，并且在宫禁中登记记载姓名。每逢有重大而棘手的公事，试着委任给他们办理，等到果然有成效，再加以升进任用。这样天下的人才都在陛下眼前，可以任用驱使；即使是尧舜的时代，嘉言得到采纳，贤才没有遗漏，也不过如此。否则，如果只是因循旧例、徒作虚名，所上奏章未必得到省览，即使省览了也不加施行，那么对事情没有益处，还不如不做。【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下诏命臣僚各自上密封奏事，并且依次轮流应对。应对　范纯仁 臣近来曾上密封奏章，请求下诏命两制及三司副使以上的臣僚逐人各上密封奏事，并命各司主判、常参官等依次轮流应对，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恭敬地想，陛下刚刚临朝即位，天下人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观望圣明教化，正应当广泛阅览群臣的建议，通达下情，使四方的利弊一定都能上达，使群臣的能干与否都能被看见，然后才可以施行顺应民心的政令，恢弘太平的风气。本来不应把听取阅览当作烦劳，也不应因言论多而感到厌烦。何况自古以来就有以言语敷陈奏报的制度，也有官师互相规劝的告诫；瞽者作诗，乐官诵读箴言，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都是为了深入采纳众人的言论，以辅助当时政务。近世又有百官轮流应对的制度，本朝历代圣主都曾实行，并不是臣愚昧至极而独自提出这种主张。臣希望陛下体察广开视听的道理，顾念群情被阻塞蒙蔽的弊病，把臣所奏交付中书门下审核施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治平三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神宗，请求趁轮流应对召见询问政事，以考察他们的才能和能力。杨绘 【治平四年十一月四日诏书说：朕想到自己德行浅薄，刚刚登上大位，想使四方华夏安定下来，却像面对尚未渡过的巨大河流一样茫然。我的聪明所能达到的地方，当然不能洞察万事的细微之处。即使早晚辛劳，又将凭什么挽救百姓的过失呢？孤独忧惧地处在忧患之中，几乎已经拖延多年。回顾善政日渐衰微，害怕皇家的事业不能继承。于是因星象变化显现，恭敬接受上天仁慈的谴告。气机相互感通，阴阳失调错乱，星象屡次变化，地震也不得安宁。朕深切听闻，周成王敬畏上天的明示，十分赞美大禹拜受言论的美德。告诫你们群臣，早晚在朝廷办理政事，特意举用旧有章法，使之实行轮流应对。还担心满朝的士人不知道朕虚心求言的心意，应当确立明确的科条，或许可以招来正直的议论。凡是能够弥补朕自身的缺失，规劝时政的不足，斥责在位者的阿谀偏私，纠正朝廷中的结党比附，陈述治理国家的紧急事务，贡献抵御敌人的秘密谋略，疏通人情被阻塞蒙蔽的根源，挽救民力困乏穷困的弊病；以及台省官职尊崇严整而吏治日益泛滥，赋税收入日益增加而国家用度日益亏损；有的改变浇薄讹伪的风俗，有的辨驳刑名法制的得失，有的议论当今所崇尚的事情，有的陈述往事中可以引以为戒的事情；号令有尚未取信之处，恩泽有尚未推究遍及之处，都应当极力论列，以符合朕彰明政教的本意。】文章写得多的人，不要脱离事情本身；言辞少的人，只要直截了当地陈述即可。把这道诏令公布告知内外，所有人都要体会朕的至诚心意。命御史台每逢起居日，让百官轮流应对。臣私下认为，君主最难做到的事情，大概就是知人吧？人的内心藏而不露，不能只察看他的言论是否可取，一定要观察他的行为，一定要用事情来试验他，然后才能得到并任用他的才能。《虞书》说：“四方的贤才，都是帝王的臣子；只有帝王才能举用他们，以言语敷陈纳谏，以功劳明辨众人，以功绩给予车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说，百官轮流应对已经十多年没有实行了，陛下即位后首先恢复这件事，这确实是广开视听、兼听众议的方法。然而，究竟只是取得这个名声，还是要取得实际效果呢？如果只求名声，那么把它写入史册、传布四方，也足以成为美谈。如果求实际效果，那么现在轮流应对的人，前一天进入上閤奏报，到应对那天在陛下面前拜了两拜便退下；他们所奏的事情中有可取的，或许是借他人之手写成的，如果因此就提拔任用，那么虚伪混滥的人又凭什么加以辨别呢？臣请求先观察他们的言论；如果有可取之处，就在轮流应对时召见他们，询问具体事情，考察他们才能的真伪。既然审定确实可以任用，也不能仅凭言论就立即提拔，应当先命他们办理事情，观察其才能，等到实际任用有成效后再提升职位。这样，以言语敷陈奏报、以功劳辨明众人、以功绩给予车服的制度，就又能在今日实行了。【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请求收取百官的轮流应对奏章和密封奏章，留在宫中亲自采择。王存

译臣私下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大体遵循祖宗旧例。下诏命百官在起居日轮流应对，诏令反复恳切，把弥补圣上自身缺失、规劝时政不足、斥责在位者阿私、纠正朝廷朋党作为首要任务，推行至诚以招来正直议论，追慕夏禹拜受言论的美德，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德政，不是群臣所能轻易做到的。自从诏书下达至今已有四年，轮流应对的人本来很多，却没有听说有一句话能够启发圣听、使一件事情在当时得到推行，难道是他们的言论全都不值得采纳、事情全都不值得施行吗？从前有君主谋划事情而且正确，群臣没有一个能赶上他，退朝后却面带忧色地说：“我在朝廷提出谋议，群臣没有一个能赶上我，我的国家恐怕危险了！”如今在朝廷的臣子议论政事四年，最终没有一项值得采纳，这实在是朝廷应当深为忧虑的事情。假如万一他们的言论有可以收录的，却没有被省察，那么陛下如此反复恳切地求言，恐怕就失去了至诚的本意。陛下日理万机，百官的密封奏事本来难以全部阅览。近来命馆阁臣僚分别阅看，再交给近臣详细审阅并总括选择其中可取与否，这是陛下谨慎听取采纳、不把一己所见当作明察的做法。然而议论的人仍认为，判定群臣言论是否可取，应当由君主自己作出，不应让臣下预先参与。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停止让近臣详细审阅，而把全部奏章交给中书执政大臣。中书执政大臣未必有空全部阅览，于是交给属官；属官又未必能够详细选择，于是有时又委托外廷臣子判定可否，层层转交，反复改变轻重。群臣如果确实浅薄不足以仰望圣颜，那么在陛下听取言论的体制上也就显得太轻慢了。古代圣王向樵夫询问，选择狂夫的话，难道认为樵夫、狂夫的思虑胜过圣王吗？只是为了广泛询问、兼听各方，以招来善言。善言并不是难以得到，难的是让人敢于说出来。所以要先取得信任然后才进谏，认为可以说才开口。假如确实有人这样自处，轮流到朝廷应对，所说的话深切而恰当，但陛下听览有所不及，却一律把他们的密封奏章交给公府属官，甚至交给外廷小臣来判定可否，那么他们会感到羞愧悔恨到极点；对于后来的人，谁还肯振作精神、竭尽诚意，输献深切恰当的言论呢？况且臣下进言，没有不希望君主亲自阅览、并因此产生担心日后祸患之心的。如果知道陛下不必亲自阅览，而全部送交中书，那么谁还会弥补圣上的缺失、规劝时政的不足？如果知道自己的言论必定暴露在公府属官和外廷臣子面前，那么谁还敢斥责在位者的阿私、纠正朝廷中的朋党呢？这样一来，诏书所求取的，恐怕就成了空话。臣希望陛下收取百官所上的密封奏章，把其中能够弥补圣上缺失、规劝时政不足、斥责阿私、纠正朋党的，留在宫中亲自采择；必须交给外廷办理的，删去奏章上的姓名。其余关于建言功利、但不涉及大体的，选择两制近臣详细审阅其可否。若所言果然对时政有利，就交付中书施行，使内外都清楚知道陛下前日的诏书出于至诚，即使是细小的善言也全都采纳而不厌弃，那么必定会有忠诚深切的言论接连而来。臣见识疏浅愚钝，不懂得避忌，希望陛下留意裁察。【熙宁四年上奏，当时任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上奏哲宗，请求恢复轮流应对制度　曾肇 臣恭敬地看到法令条文，规定臣下可以议论时政的缺失以及公私事务的利弊。臣听说，帝王即位之初，必定要用办法顺应天下人的心意，回应内外的期望；做这件事是有次序的，关键只在于知道要领。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仰承先帝遗命，登上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太皇太后陛下暂且顺应权宜，参与谋议军国事务。现在正是华夏和蛮貊之人洗心革面、睁眼注视、殷切观望听取的时候。端正根本、谨慎开端，确实就在今日。臣愚昧，贸然不自量力，敢于陈述内心。希望陛下留意听察，臣就非常幸运了。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继位以来，忧劳勤勉，恭谨节俭，一天比一天谨慎。神明的功业、圣人的德行充满天地，本来不是臣的言语所能大略形容的。陛下继承先帝的事业，责任重大。然而四海如此广大，万事如此繁多，亿兆百姓如此众多，不可能挨家挨户地亲自接见。要想通达天下的情实、成就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就在于广开言路。言路广开，人人就能尽情陈述。人人能够尽情陈述，那么上面没有不能听闻的事情，下面没有不能通达的意愿。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安乐疾苦、群臣的忠诚奸邪和贤能不肖，即使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宫门、不离座席，也可以周遍知道、完全看见。然后考察政令中正确有效的，就努力实行；治理安排还未周全的，就加以增减修订。百姓所希望的，就给予他们；百姓所疾苦的，就为他们除去。彰显忠臣，斥退奸邪；任用贤能，退黜不肖。这样，上面的恩泽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才能上闻。百官有司奉行法令、遵守职守，尊贵者不因地位崇高而敢于放纵，卑贱者不因疏远而敢于欺瞒。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端坐而不妄为，天下就治理好了。只依靠自己的聪明，观察越详细，受到的蒙蔽反而越严重；凭借众人的聪明，所看得就长远，所听取就周全。所以先王设置进善之旌，树立敢谏之鼓，陈设诽谤之木，又让瞽者献书，乐师进箴言赋诗，盲者诵读、乐官进谏，近臣尽力规劝，亲属辅助监察。他们难道是自己的聪明不够吗？是知道任用自己不如任用众人。舜继承尧，所遵守的原则是一样的；但舜刚接受命令，就开辟四门，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因为他认为继承太平之世的君主，耳目尤其不能不扩大。夏商周三代以来，咨询访求、采纳意见，本来不止一条途径；但近世曾经实行、祖宗已经试验过的制度中，命百官轮流应对，实在是今日的要务。从前唐太宗刚即位，延请接见群臣，有的讨论往古成败，有的探究民间利弊。

译每当谈到农事的艰难，上下就互相规劝，努力遵守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君臣就感叹不已，商议停止或减轻赋税徭役，所以能够开创基业、垂留传统，成就贞观之治。下至唐代宗，每逢在紫宸殿听朝，常规定三人奏事。敢于进言的人，奖励他尽力规谏；不进言的人，责备他隐瞒沉默。因此陆贽说：“即使谏言没有被听从，也暂且不会深深触怒君主；如果确实有所阻塞，最终也会得到上达。”周世宗即位之初，也延请群臣让他们陈述当世的事务，所以能够对外增强兵威，对内修治政事，而显德年间的政绩在五代中独居高位。先帝熙宁初年，也下诏命百官依次应对。旧例距离今日并不远，施行起来也不困难，这就是臣愚昧而恳切地对陛下寄予希望的原因。如今学士大夫遍布朝廷，人们心中有想法，都愿意尽力陈述，只是担心询问求取还不够广泛，听取采纳还没有达到罢了。陛下大大发出恩德之音，下达体恤恳切的诏令，使他们极力陈述而没有任何忌讳，那么谁不会踊跃振奋、竭尽所知，来补助陛下耳目的万分之一呢？陛下察看其中恰当的言论，予以采纳施行，并用赏赐来鼓励；言论不恰当，或者过于攻讦直露的，就宽厚包容而不加罪责。不能只是发布一纸空文、因循旧例罢了。这样，四海之内就会知道陛下有喜好询问的美德，也确实听取言论，忠诚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每天都能上达，而阿谀奉承、阻塞蒙蔽的私心无法施行。天下的实情，哪有还郁结阻塞而不能伸张的？天下的事务，哪有还懈怠废弛而不能振兴的？所以臣愚昧而过分筹划，认为今日的要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至于广泛收取耿直敢言的人，充任陛下耳目；命令左右侍从之官，责成他们讨论政事、献纳意见，这些都是朝廷一向讲求的事情，不待臣说明陛下也全都知道。臣恭敬地想，陛下圣虑深远，无所不周；像臣这样卑微的人，不懂得国家大体，只是因为世代蒙受国恩，兄弟都承蒙先帝破格收用，不能不怀着犬马般的私情，贪图自我效力。愚者千虑，或许有一得，冒昧进献狂妄浅陋之见，触犯典刑。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用心，宽赦臣僭越轻率的罪过，臣就非常幸运了。【元丰八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户部郎中】上奏哲宗，请求审慎议定轮流应对的制度，范百禄。臣恭敬地听说，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下诏：从今以后，每五日举行一次内殿起居，翰林学士以及文班常参官轮流应对，都必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紧急事务，或者刑狱冤枉滥用、百姓疾苦，全部访察后上报。事情有重要紧急的，准许不按规定时间到京阙上章，不必等待轮流应对。随后又命尚书省召集官员讨论其中可以实行的就施行，为百姓求得治理的心意，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真宗皇帝下诏命有关官司记录轮流应对章奏副本，留在宫中听取言论；择取善言的志向，可以说是勤勉了。祖宗对于轮流应对，勤恳周到达到如此程度。如今一年之中，皇帝临朝的次数有限，臣僚轮流应对每次只有二人，总共不过十多人。即使人人都了解情况并发言，所说的都被采用，也不过十几件事罢了。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然常有太祖为民求治的心意、真宗听取言论择取善言的志向，然而在这件事上古今有所不同，心意和实际行动还不能相提并论。弥补缺失、拾取遗漏，必须依靠从旁广泛通达众人；广泛阅览、兼听各方的志向，还不能完全达到前代所闻的程度。臣虽然非常愚昧，却私下痛惜言路还不够广，又担心人情习于沉默。假如有所听闻，却积累成阻塞蒙蔽，后果就更严重了。臣希望陛下效法尧向众人询问，实行舜从众人那里取用意见，使四方之目都能明察，众多言论都能通达，那么时政的得失就可以周遍知晓，朝廷的紧急事务也能得到些许补益，刑狱的冤枉滥用、百姓的疾苦，必定不会阻塞在上达圣听的道路上，并且有助于增益圣德。孔子说：“四方有了败坏的事情，君主一定要先知道。”这样才可以说是百姓的父母。如果不周遍地向人询问、听取众人的议论，凭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臣希望陛下以仁慈之心诏令有关官员，审慎议定轮流应对的制度，完全遵循太祖、真宗的旧章，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上奏哲宗，请求下诏使天下人都可以直言，并实行百官依次应对。曾肇 臣听说，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君主，想要收拢权柄、整顿政事，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就一定会公开听取、同时观察，大大开通言路，使朝廷政事的得失、百姓民情的利弊、百官的忠奸贤愚全都上达，然后虚心审察，用古代义理衡量，参照时势变化；凡出于天下公议、没有违背前代道理而可以施行于后世的，就决断后实行；凡出于一己私意、对前代没有根据、对后世有害的，就贬斥而不采用。凭借这些来治理天下事务、应对万物变化，所以能够所作必成、所求必得。古代兴起的君王之所以功业施于一时、恩泽及于后世，没有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亲自具备至高的德行，开启宏大的明智，正要早起晚睡，总揽权柄纲纪，改革时弊，以此作为志向，然后发出恩德之音，下达明确诏令，使人人都能直言时事，没有任何忌讳，以扩大圣明、疏通阻塞，正是这个时候；可是内外寂静无声，未听说有所咨询访求，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议论的人有的说：如今天下没有事情，朝廷清明，陛下遵循旧章，已经足以称为治理得好，还要对言论做什么呢？臣私下思考，这话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为什么呢？舜继承尧，遵循的道理没有不同；当尧年老而舜摄政时尚且如此，舜仍开辟四门、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到他任命九官时，天地人神、草木鸟兽等各方面的政务无不被举述办理；最后又任命龙担任纳言。这说明即使以舜的盛德，处在极其太平的时代，为了通达天下的实情，仍不敢不把言论视为急务，何况德行还没有达到尧舜的盛美，时代还不如唐虞的太平呢？只是臣下掌握权力后，有时会被一己私心蒙蔽，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于是设置许多关卡，堵塞进言的道路，把耿直正论说成偏激，把因循沉默、求得容身说成忠厚；这只是掌权办事者的便利，并不是朝廷的忠实谋略。从前汉宣帝初年，上书的人都写两份封奏，掌管尚书事务的人先拆看副封；如果所说不善，就搁置不奏。到魏相执政时，奏请取消副封，天下的实情才都能上达，汉宣帝因此知道百姓疾苦，成就中兴功业；魏相因此总领众职，被称为贤相，也是因为能够去除阻塞蒙蔽。陛下如果没有有所作为的志向，那就罢了；假如有这样的志向，却不广泛开通咨询、访求、采纳意见的道路，臣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臣愚昧，希望陛下明确诏告天下，人人都可以直言；又诏令百官依次应对，晓谕他们陛下以至诚求助的心意，要求他们尽忠而不隐瞒。言论有益，就不只是采纳任用，还要加以赏赐；言论没有益处，就一概包容，搁置不问。

译这样，远近的人都知道陛下确实求取言论、明察听取言论，谁不会感激奋发，响应陛下的要求呢？不过，四海如此广大，士人百姓如此众多，不可能人人都明白义理。正当陛下虚心自谦、向下询问时，难道没有人乘隙钻空，用奸邪言论和私下说法迷惑扰乱圣听吗？这只在陛下听取采纳时加以辨别罢了。孔子说：“将要叛变的人，言辞惭怍；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支离。善良人的言辞少，急躁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浮泛；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孟子说：“偏颇的言辞，可以知道他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可以知道他陷入什么境地；邪僻的言辞，可以知道他背离了什么；逃避的言辞，可以知道他困窘在哪里。”孔子、孟子辨别言论，所用的不过是这些方法。人与我以言语相接，不能使他们的言论完全相同，却能使我们不被他们迷惑，是因为辨别有方法。辨别有方法，即使奸邪私说纷纷陈列在面前，怎么能够改变我的意志呢？如果因为害怕言论迷惑扰乱，就废止咨询访求，这和因为担心噎住便废止吃饭有什么不同？臣愚昧，任职从官，调任经过五郡，在道路上传闻，人们都说陛下天资圣明，辅以果断，志向将要在天下有所作为，于是日夜侧耳等待德音，可是时间已久仍没有听到什么。臣于是借蒙赐予应对的机会，首先冒昧把这些意见进献给陛下。希望陛下留意采择。【绍圣元年闰四月上奏，当时授任知杭州，经过京城】上奏徽宗，请求修订轮流应对的制度，下诏命百官和百姓尽力陈述时政。政　曾肇 臣恭敬地阅读《诗经》《尚书》，看到周成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叹息着求取辅佐，反复多次；群臣进献规诫，也都至诚恳切，没有任何避讳。然而考察当时，仍处在除去丧服、朝见宗庙之后；等到康王继承王位，从乙丑日到癸酉日，才九天时间，君臣就相互训诫告勉，仿佛唯恐来不及。诗书所记载的当然不是空话，而康王连续处在丧服之中，上下如此急切地互相告诫，难道不是因为天子的地位极其尊贵，守住它极其困难，敬畏戒惧尤其应当从开始做起吗？所以即使在居丧期间，也虚心接纳善言，不敢自满。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聪明、恭谨、节俭，天资早熟，孝友慈仁，都表现在言语行动中。自从居住在王邸以来，虽然还没有施行什么政事，天下已经称颂，认为是贤明的君主。等到登上帝位几天，政事的张弛、废置出于独断，却无不曲尽事物实情，大大慰藉民众期望，于是天下又欢呼，认为是英明的君主。这确实是宗庙社稷的福气，也是夷夏百姓的庆幸。然而臣认为，四海如此遥远，不是一个人的视听所能周遍；万端政务如此繁多，也不是一个人的思虑所能全部应付。必须集合天下人的眼睛替陛下观察，集合天下人的耳朵替陛下听闻，集合天下人的心替陛下思考。这样，陛下即使不亲自观察也能明察，即使不亲自听闻也能聪明，不必亲自思虑、不必亲自作为而天下就能治理。这件事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开通言路。言路开通，上面没有不能听闻的事情，下面没有不能通达的情实。用它来振兴整顿破败，免除百姓疾苦，考核才能，辨别忠奸，完全由陛下想要做什么，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从前舜继承尧，遵守同一原则，却仍然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等到禹继承舜，也拜受昌言。汉宣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时，就下诏让百姓上书，并取消副封，以防止阻塞蒙蔽。唐太宗刚即位，孙伏伽因小事进谏，太宗厚加赏赐并勉励他，以此引导进言的人。至于本朝，可以说政治太平，但祖宗以来多次下诏命百官依次应对；神宗在熙宁初年举而实行，以兴起功业，成为后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远观舜、禹、成王、康王所实行的制度，近取神宗先例，修订轮流应对的制度，下达不必避讳的命令，明确诏告百官，下至百姓，使他们能够尽力陈述时政，没有任何隐瞒；然后陛下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施行，并以赏赐回报：大的加授爵位俸秩，小的给予金帛。言论不足采纳，像狂妄悖谬的，一概搁置，不以此治罪；或许可以鼓动天下敢于进言的气势，疏通发泄郁结壅塞的情绪。当今最先要办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陛下赶快实行。【元符三年二月十九日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徽宗，请求因日食命百官轮流应对 江公望 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即位三个月，就下诏命内外文武群臣直言时政；到十一月，又下诏书，每逢起居日，轮流命百官应对。当时日食出现在第二年元旦，所以神宗敬畏天威，询问政事缺失，以图消除灾异，扩大自己的聪明，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德政。如今连续多年发生日食，都在正阳之月；考察前代记载，恐怕不是小小的变化。陛下去年已经曾下诏求言，唯独轮流应对的制度缺失，尚未讲求实行。臣愚昧，希望陛下趁这次日食，特别降下恩德之音，每逢起居日，轮流命百官应对，或许上可以仰承上天反复的警戒，下可以疏通人情的阻塞，以追承先帝志向，扩大圣德；趁此机会修举旧例，正是在这个时候。恭请陛下留神详察，迅速赐令施行。【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见面谢恩辞行 上奏仁宗，请求准许边臣经过京城时入朝觐见。韩琦 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每逢外任调动臣僚，往往派往边地担任委任职务，其中有些人要经过京师，多数都陈请入朝觐见，按例却都不能获得允许。难道不是朝廷认为请求觐见的人只是想陈请恩泽、希望得到赏赐，所以一概不准许，只让他们把所见所闻写入递章上报吗？臣私下认为，臣僚长久任职外地，一定有平素积累的见解，希望能够一见圣颜，陈述事情的始末；道理既然能够周全说尽，事情也一定更容易施行。陛下如果因此勉励他们，责成他们效命，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忘却生死，思考如何报答陛下宠遇的深厚。如果另有陈请，也在朝廷审察是否可行，必不会容许他们侥幸。何况如今正是西部边疆整备防御的时候，朝廷以此调赴边任的臣僚，本来就应当下诏命他们入对，慰劳后再遣行；哪有边臣到达京城，却不让他面见天颜、使他自行陈述，反而还要加以阻遏的道理？这实在不是国家抚慰驾驭将帅的方法。臣希望今后凡是调任边地、受命担任职务的臣僚，因经过京城而请求入朝觐见的，都赐恩准许。如果因此妄行陈请，那就由朝廷审断，决定不予施行；怎么可以防范小的弊端，却失去大的体统呢？臣还听说，新近任命的知渭州张元经过京城，多次上状陈请觐见，尚未见到允准，也希望陛下特别赐予准许。【宝元二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供谏职】上奏仁宗，论张耆等请求免除赴衙辞行谢恩之礼 贾昌朝

译臣恭敬地看到，护国军节度使兼侍中张耆赴任河阳，武胜军节度使高化赴任相州，请求免除赴衙辞行之礼。河阳节度使杨崇勋恢复平章事职位，也请求免除赴衙谢恩之礼。又听说上述官员都请求只在后殿见面谢恩辞行。按照近来的制度，臣僚入宫谢恩辞行，都应当在前殿，并且要到正衙。除非因为休假或故障；如果事情紧急，有时才允许在后殿，或者免去经过正衙，这都属于临时特别批准。张耆等人身居节度使之位，长期离开朝廷，辞行觐见却不经过前殿出入，也不到正衙；有的只是扶着行礼拜见君主，有的只是作揖接受赏赐。既然声称衰老患病，却又冒然接受宠荣。即使圣上眷顾优待老臣，特别推行不同于常规的礼数，也应当自我避让，以表示恭敬谨慎。怎么可以随意上密封奏章，自己请求得到优待便利呢？如今国家在外抵御边寇，正任用武臣，更应当同时向他们显示恩德和威严，不可专门使用姑息办法。还恐怕文武臣僚从此更加轻慢朝廷的礼仪。【庆历二年五月上奏，当时权任御史中丞。诏令：从今以后，凡臣僚入见及辞谢，如果遇到休假或故障而不在前殿御前举行，就依旧制一并放到外朝办理；如果事情紧急，准许在后殿见谢辞行并免去经过正衙，但必须是临时特别降下朝廷批准，不得擅自上章陈请，并且要把规定张贴在朝堂】上奏仁宗，论请求登殿，三班之外也应听许谏臣求见应对。钱明逸 臣恭敬地看到閤门仪制规定，每日登殿不得超过三班。由于三司、开封府每天都有公事需要登殿，除他们之外，只有审刑院或大两省的班次可以上殿，其余全都被隔绝在外。况且谏臣的职责在于进谏诤言，大体涉及朝政得失、诏令赏罚；如果稍微耽搁片刻，事情就已经施行，随后再改变，便有损国家体统。臣请求今后谏臣因本职事务求见应对，即使已经超过三班，也应听许登殿陈奏。【庆历四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英宗，请求恢复知州入殿　吕诲 臣听说，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时，一定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的来由，退下后再察看他的行为，以检验他所说的话；如果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一定要知道其中原因，这最切合治国之道。本朝旧例，主管百姓的官员及通判以上官员拟定任命时，先召见，仍在中书省呈验本人；任期届满替换回朝的知州，准许登殿陈说三件利国便民的事情，这就是察言观行的制度。近来召见、呈验照旧，但不曾亲自询问，中书省也不核验实际情况，陈说三件利便之事也一并废止了。天下郡守不得其人的，有十分之五六，难道是圣朝求治的本意吗？疏远的臣子，有的人终身不能接近圣颜、伸陈一言来抒发平素积蓄的见解；想使君臣之道相互联系、上下之间的诚意相互沟通，不也很困难吗？臣希望今后凡是拟定任命为知州的人，在召见之日命令其登殿，由陛下亲自有所询问，审察其为人；仍令中书省核验他是否合适，然后授予职任。任期届满替换回朝的，依旧准许陈说三件利便之事，因而总括核查，必定能够得到实际情况。【治平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诏令：从今以后，郑州、兖州、曹州、蔡州、襄州、邢州、同州、青州、寿州、胡州、明州、宣州、河中府等知州知府辞见，准许登殿】上奏神宗，请求察官依照谏官的惯例登殿应对 张戬等 臣等每逢因本职公事想登殿陈奏，都必须先上奏等待朝廷批准；获准登殿后，还要等待班次，动辄经过十多天。倘若遇到朝廷政事有缺失，或者听到外部事务，关系到机密和速度、不容许延误的事情，这样拖延，就已经来不及了。何况来回等待答复，必定要经过中书省；万一事情涉及执政大臣，或许还会遭到阻挠压制。掌管耳目的官员，即使想应急陈奏上报，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年间的诏书规定：有诏令不当、官司牵涉私情、措施安排不合适、刑罚赏赐超过制度、索取征求没有节制、冤屈滥刑没有得到伸理的，都交给谏官奏论，御史弹劾举发。这大概是因为台谏的职责相同，既然言责相等，那么进见期限按理也不应有差别。为什么唯独御史受到隔绝疏远的待遇呢？臣请求朝廷推究天禧诏书的本意，使察官依照谏官的惯例行文通知閤门，立即准许登殿应对。如果所说事情紧急，又请求优先登殿，贵在遇到事情能够入朝报告，不必担心错失时机。【熙宁二年十月，张戬与程颢同任监察御史。皇帝下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都准许直接通知閤门登殿】上奏哲宗，请求命台谏优先登殿　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事情机密的，不能只用口头陈述；内心精微的，也本来很难用文字全部写尽。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其中真情和虚伪形态万千，取舍有两条道路；一旦判断失当，罪咎就会由此产生。朝廷增设谏官，实际是掌管陛下耳目之任。天下所有事情，没有不可以进言的。如果忠贤之人尚未进用，奸佞之人尚未除去，刑罚赏赐失于适中，政令违背常规，诸如此类，都可以上报，使谏官每日入对，在圣颜之前献纳意见，即使如此还担心论奏有所未尽。何况宫门深重，遥远得如同霄汉；假如只让我们递上密封奏章，不能亲自面见圣颜，那么事情的机密、内心的精微，凭什么能够全部通达呢？自从陛下临朝以来，除执政大臣外，其余人都不许登殿。臣因此于去年十二月上奏请求登殿，至今还没有得到允准的诏令。臣又听说旧例是改元以后允许臣僚登殿，如今已经改元了。希望此事出自陛下圣断，查考旧例，早日赐下指挥，命台谏优先登殿：对上可以扩大陛下的聪明，对下可以尽到愚臣的职事。贴黄：因为增设谏官职任，本来就是想扩大陛下的聪明，哪有不许登殿的道理？臣私下担心奸臣故意设置阻塞，使天下的事情不能一一上达。希望陛下仁慈，特别赐予明察。【元祐元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哲宗，请求命台谏优先登殿，孙觉

译臣前些时候在先帝祔庙之后，曾写具札子请求赐下指挥，允许臣僚奏对，或许可以使人情不至于阻塞隔绝，至今还没有奉到圣旨。臣私下认为，人情一旦阻塞隔绝，乖离疑惑的祸患就会产生，假窃盗乱的灾祸很容易发生；《易经》中说，乾下坤上为泰，泰就是上下交往而志向相同；坤下乾上为否，否就是天地不相交而万物不通。如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统摄万国，以上天临照四方，即位将近一年了。群臣能够仰望圣颜、聆听德音的，只有三省、枢密院的大臣八人罢了。假使这八个人聪明有余，所作论议都恰当，中立而不依附，方正而不阿私，那还可以；万一其中有一人不能胜任，言语又曲折反复，无法在文字中显现，而御史不能请求应对，谏官不能登殿陈述，那么陛下凭什么知道这些情况呢？况且设置谏官，本来就是以拾遗补阙为职责，秘密启奏、登殿陈述正是他们的职分。如今一概必须具写章疏札子，然后才能上达圣听，那么他们就和普通百官没有区别了。臣希望陛下仁慈，特许谏官、御史登殿奏事。贴黄：臣私下认为，谏官、御史是陛下寄托耳目、了解下情的官员。如今已经很久没有下令指示允许他们上殿，这就好像亲自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臣深恐小人因此得志，肆意妄行而无所顾忌。恳请早日下达指示。臣又私下认为，自太皇太后、皇帝陛下临朝以来，除了执政官以外，还从未召见对答过众官。臣认为，今天的执政官，也就是前日的普通官员。难道可以说普通官员之中，德性和才器都一定在执政官之下吗？臣认为，趁他们上殿奏事之时，了解其才能的长短，也可以为日后选拔任用作准备。【元祐元年二月上，当时任给事中】上奏哲宗，请求依照旧制允许臣僚上殿 苏轼 臣恭谨考察唐太宗所著《司门令式》说：“如果有无门籍的人，有紧急事情要奏报，都命令监门司和仗家引导其入内奏报，不许阻拦。”臣由此知道，英明的君主务求广泛听取意见，深防耳目闭塞；即使没有门籍的人，尚且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外被引见。祖宗的制度是：两省、两制的近臣，六曹、寺、监的长官和副长官，有所要奏陈的，以及掌管大藩镇、奉命出使各路而入朝辞行或觐见的，都可以在殿上奏事。其余小臣和平民，也时常特别召见询问。这不只是为了沟通下情、了解外面的事情，也是为了考察群臣才能如何、实情与伪饰，并非随意而已。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只有执政官每天能够上殿；除此以外，只允许台谏官和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多人。天下如此广大，事物变化如此复杂，绝不是十多人所能全部了解的。假如这十多人不幸不是合适的人，百姓的利弊疾苦不能如实报告，那么陛下就会以为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可说，岂不是危险吗？其余臣僚虽被允许上书言事，但奏书一送入禁中，就像到了天上一样，既不反复诘问，又怎能完全了解利害的实情？何况天下的事情有些不是文字所能记载的，内心精微的想法，口头尚且不能全部说尽，更何况文字呢？恭敬地想，太皇太后凭借盛大的德行临朝，每件事都自我抑制，以谦逊自守、不居功自处为美德。不过，明察四方、广听各方意见，以防止政令壅塞，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计，难道可以因为谦逊，便很少同群臣接见吗？如今正是天下多事之时，饥荒、盗贼、四夷的变故、百姓劳苦、官员冗滥、将领骄纵、士卒懈怠、财用匮乏等弊病，多得数不清。而政令从宫帷之内发出，由朝廷大臣在庙堂决定，就更应当开辟兼听广览的途径，同时避免专断和壅塞的嫌疑，这不是小事。希望圣慈再同大臣商议：除已经允许上殿的台谏官、开封知府以外，其余臣僚中，按照旧制可以请求间接奏事以及出入辞见、允许上殿的，都恢复祖宗旧例，那天下就大为幸甚了。【元祐二年五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上奏哲宗，请求依照天圣旧制召见臣僚对答。孙升 臣愚昧无能，惟恐再次误承恩命，又玷污言职，早晚思虑，恐怕无法尽职负责。孟子说，尊敬自己的君主，没有比陈述尧舜之道更好的了。臣恭敬地承受二圣临朝以来的仁厚恩泽，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微小的虫豸，远至幽僻荒远之地，也无不爱戴，鼓舞欢欣。自三代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美好的治理。臣私下认为，最完善的治世应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处于安定时考虑危险，防微杜渐，这正是今天应当做的。尧舜凭借聪明、文思、睿智、文明的德行，却还一定要说要使四方的眼睛都看见、四方的耳朵都听见，又说要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这都是为了扩大耳目、防止壅塞。耳目壅塞对国家的伤害，祸患极大。陛下深居九重之内，仰仗辅弼大臣成就政事；一日万机的细微事务，四海九州的广大地域，天下的利弊，百姓的休戚，以及安危、治乱的关键，如果圣明睿智不能通达了解，耳目怎能不扩大，壅塞的祸患又怎能不防范呢？天圣年间太后垂帘听政还不久，臣僚上殿仍同平常礼仪一样。如今二圣临朝已经五年了，而这项制度仍缺失、没有实行，朝廷内外私下都有疑虑。士大夫怀着忠心、抱持义理，希望能看到帘幕揭开，亲自陈述内心不可不说的事情。四海九州的利弊休戚，有些陛下无法听闻，壅塞的祸患不可不防，治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戒慎。臣恭敬地想，太皇太后的睿智足以洞察事理，可以彻底判断群臣的意见；皇帝陛下的圣德日益增进，也应当逐渐熟悉各种政务，收集天下人的耳目来形成自己的聪明，兼听四海的见闻来帮助听察。这是尧舜首先重视的事情，也是圣明政治不可延后的事情。恳请明发诏令给有关官司，依照天圣旧制召见臣僚对答，一切如常规办理；这实在是继承尧舜首先重视之事、明察四方广听意见的举措。希望圣慈稍加留意听取，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徽宗，论述裁减、停止监司和守臣上殿 曾肇

译臣听说，朝廷政事以百姓为根本，而同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没有谁比各路监司和州中的长官更甚。祖宗以来，一向重视选择这些官员，所以监司辞行、觐见时，都可以上殿；州长官人数很多，不可能人人召见，便选择各州重要、事务繁重的地区以及沿边守御之地的长官，允许他们上殿。天下大约有三百多个州，而州长官能够面见圣颜、亲自接受训诫敕令的，还不到一百人，并不算多。近来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得知知州、知军辞行觐见时应当上殿的，裁减了一半；在这一半中，又削减了朝辞上殿的二十二州；能够辞行觐见上殿的，才二十三州而已。绍圣四年，文臣一路兵钤以及监司任职都必须上殿，这项指示又废止不行，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理解。祖宗一定命令监司、知州、知军上殿，难道是随意的吗？观察他们的相貌，就能看出疲弱、衰老和疾病，没有什么可以掩饰；同他们交谈，就能了解才能高下、品行邪正，没有人能够欺骗。因此可以据此考察执政大臣用人是否得当，精粗得失没有看不见的。担任监司和州长官的人，奉命出行，亲自听到圣上的教诲，那么人人都明白朝廷的意旨，知道上级有所防备时应当遵守；政事办成回来，亲自面见皇帝，就能人人各自陈述所知，口头说明指示和筹划，使上下之间的情况没有不沟通的。不只是这样，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收揽威权，是君主的重要权柄；召见臣下、不断咨询而不厌倦，是君主盛大的德行。祖宗以来之所以不怕日暮仍然劳苦、不厌烦接待臣下的繁忙，大概是有道理的。如今陛下刚登上宝位，正应当振作精神治理天下，每天接见群臣，以扩大耳目、沟通众人的意志，却突然有这样的变更，臣愚昧，私下恐怕四方听说后，有人会认为陛下厌倦咨询，有人会认为陛下轻视士人；而担任监司、州长官的人，也将苟且因循，没有自我奋勉的志向，这不是尊崇美德、兴起治功的办法。自古以来，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帝王，没有不广泛召集群臣、广泛询问、兼听各方意见的；对于治理百姓的官员，尤其重视。汉宣帝每次任命刺史、郡守、国相，总要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任职的缘由；退朝后再考察他们的行为，用来验证他们的话。如果名声和实际不相称，一定要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官吧？”所以西汉二百多年，只有宣帝一朝循吏最为兴盛。汉代的刺史，就是今天监司的职务；汉代的郡守、国相，就是今天知州、知军的职务。宣帝之所以能够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成为汉代贤明的君王，根本就在这里。凭陛下的英明圣德，正要建立德业，比拟三王的盛治，像宣帝那样做起来非常容易。臣愚昧，愿陛下近遵本朝成法，远考汉宣帝旧事，出自圣意，重申命令辅弼大臣：从今以后，监司、知州、知军辞行觐见上殿，一律依照旧制办理。京城内监司和各路兵钤，仍依绍圣四年的指示；其余则依今年六月十六日诏书施行。这样上可遵循祖宗典制，下可留给子孙法则。对于政体来说，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略，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七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八 宋代赵汝愚编 儒学类 学校上 上奏真宗，请求申明太学制度的议论——孙何 臣听说，《尚书》称说教育贵族子弟，有虞氏的庠、辟雍等制度；《周易》记载以宾礼接待士人、使士人辅佐君王，有乡里推举、民间选拔的制度。这些都是用来推行王道教化、培养做官的人才、收罗英雄、陶冶风俗的。一定要先在太学受到推重，才会在朝廷获得声誉。从古至今，这个道理没有改变。东汉时学生有三万人，李唐时学生有八千人。皇上所选拔寻求的人才，一定从这里产生；也有规定每年贡举，选择当时的英才。有的由州推荐，称为茂才；有的由公车署宣布为有道之士。县里按次供给饭食，使他们能够随计吏一同赴京。诏令虽频繁下达，中选的人却很少。到了设置孝廉名额、开设进士科，仍然都是从年高德劭者中聘取，或由太守召用。上、中、下等郡，荐举人数各有差别；其余人都要附入学校读书，才有资格上报姓名。后来礼部主持选士，士风日益浇薄，世态也日益衰败。在儒学宫中轻视古道，在京城府第中羡慕旁门。庸劣之士开始进入学校，英豪之流却一概奔向京兆府。后来兵戈接连兴起，原有制度无法保存，弦歌诵读的意义全都消亡，郡县学校也全部废弃。追究其中原因，也不是没有缘由。大概是因为最初制定法令时，纲目条文过于疏阔：六馆升降，任凭门第高低限制；两京荐举评论，曾没有科禁来整顿改革。于是使浅薄庸俗之风煽动成为习俗，外地完全没有学生，京城地区全都称为乡贡。下至工商等各类人等，才来游学太学。臣广文恭敬地看到，近来颁降的明确法令，是为了惩治科场长期积累的弊病，建立贡士的新规。又申明命令有关官署，录取人数取十人中的二人。违反者就依法治罪，法令一经颁布必须执行。这实在是圣哲教导人的方法，也是朝廷划一施行的法令。然而臣认为其中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请为陛下陈述。凡事的治理都归于根本，事情都有它的源头。将要陈述挽救弊病的谋划，必须提出从长远考虑的意见。况且学生抛弃根本的现象如今越来越多，学校不加修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国家如果一定要为孤寒而进的人开辟道路，为他们打开最公正的门路，不如再次举明法令，重新严格要求经术，使寒微而才俊的人由乡里选拔上来、声名上达，使世代享有禄位之家的人从成均出身而出来做官。太学不得补录庶民的子弟，神州不得从贡举乡士的门路进用。出身贵显、穿着绮罗的人，如果由府署送来，送者有罪；出身草野、穿着布衣的人，如果由监司、牧守举荐，监司、牧守就罢官。至于外郡，有些县人口繁多、物产富庶的，应按照旧典重新设立学官，使之选拔年高而有学问的儒者和博学多才的学生，充任博士、助教；精心加以考课和试验，公正地荐举延聘。年终仍依照新条，限定人数发解。即使有超出众人、品行特别的人才，或能防止流俗、堪称英才的人，不是由乡学荐举，也允许通过公议选拔。所得人才受到荐举贤能的赏赐，荐举非其人的人则获误举之罪。对于寻常资质的人，一概依照上述法令办理；只有改变贵显之家子弟容易取得功名而又能长久实行的旧习，政治措施才在于改革并重新整顿。臣认为，这项法令一经施行，就可以使儒学重新振兴，哪里只是按四科取士，必然会达到与三代相同的风气。有人反驳说：“今古情况不同，质朴与文饰交替使用，只要追求最高的技艺，不必拘泥于前人的说法。”这又是街巷之人的议论，是浅陋儒生的见解。既然以文章取士已经有失误，那么取士方法不合适，弊病将怎样挽救？如今士子名义上称为乡举，实际上是自我推销，把贽礼投到郡府的门下，在公卿的宅第求托关系。他们缀辑文辞、比附事例，合乎格式的不过是雕琢辞藻、寄托传记之类的小技；抛弃经学而进入仕途的，也没有超出章句训诂的范围。如果不把他们收归学校教育，而任由州里自行选拔，实在担心日后会更加形成轻薄的风俗。这件事关系重大，只有陛下特别明断，才能施行。臣最初出身时，也曾由府解送入仕，难道敢于忘记自己的根本，竟贸然陈述这个谋划吗？只是亲眼看见士风轻浮，心里知道选举失当而泛滥，因此冒着不可预测的罪责，把狂妄之人的话全部说出。【咸平元年上奏，当时任右司谏】刘敞上奏仁宗，请求各州分别选拔教官。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颁下诏令，改革贡举的条约，想让四方游学的士人各自回到乡里，使有关官署能够观察他们的品行、听取他们的言论，彻底杜绝滥进的弊病；这实在是上合近古制度、下合当时情势的做法。然而臣仍然认为，如果一定要使人安居本乡，各自都有恒常的心志，使他们逐渐受到仁的熏陶、受到义的砥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那么不如开设庠序来收容和养育他们，设置师长和弟子来教诲他们，以每月考察、按时考试来劝勉他们。教化确定、风俗形成之后，贤能与不肖自然立即显现，真才与伪才也不会混杂了。如今州郡幸而都有学校，学校也都有学生，但最终仍然忧虑没有老师来教育他们，只让掾曹兼领这件事；职掌既不专一，教育的用途也不明白。自古以来掌管儒学的官员不兼任治理百姓的职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臣想请求：州郡凡有学校的地方，听任长吏各自奏请选拔一名教授，在以前任职的判司、主簿、县尉中，选取文章品行足以做人师表的人充任；仍命令以四年为一任，和按考核计算官资、俸禄的官员相同。这样，掾曹所管的学校就有固定的老师，教育就有固定的事业，士子们也会争相勤勉了。对于朝廷长期培养人才的本意，这确实没有违背。如今想让游学士人回到乡里，却不为他们设置学校，就无法收纳他们；设置学校却不给他们安排老师，就无法率领教导他们；安排老师却不建立课试、讲习的制度，就无法使教育取得成效。这三件事如果只是名义存在而实际上已经废弛，那么求学的人就不会归来；即使想分别贤能与不肖、振兴礼让、崇尚乡党的教化，也不可能做到。只希望陛下裁决准许。【嘉祐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扬州知州】程颢上奏神宗，请求修治学校，把它作为王道教化的根本。程颢 臣恭敬地认为，治理天下，应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没有达到非常淳厚的程度，人情也还没有完全趋于美善。士人缺少谦让退处的节操，乡里没有知耻自守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而奸邪仍不能禁正，官员虽然冗滥而人才却不足，这大概都是因为学校没有修治、师儒没有受到尊崇，因而没有办法用风教劝勉、培养磨炼他们所造成的。臣私下认为，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远，师道没有建立，儒者的学问几乎要废绝熄灭。只有朝廷崇尚并推行教育的原则，才可以不久便恢复古道，使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假如老师所传的学问不正，那么道德从什么地方统一起来呢？如今人们固守私见，各家自成不同学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再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道理不能明白、不能施行，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应当先以礼征召近侍和贤能的儒者，让他们分别举荐各类人才，以及百官、方岳、州县的官吏，都尽心推求访察。凡是能够明白先王的道德、学业充实而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志向坚定、喜好学习、才质良善、品行修洁的人，都把姓名上报。对于那些志行高洁、远离尘俗的士人，朝廷应当以厚礼延请聘用。其余人才则命州县备办资送，使他们集中到京师，安排在宽敞清静的馆舍中，丰厚地供给他们廪饩，并[原文“防”字疑误]根据其家庭贫富供给所需。应由贤能的大臣主管这件事，使群儒早晚共同讲明正统的学问。

译这种道统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万物的道理。它的教育从小学阶段的洒水扫地、待人应答开始，培养人的孝、悌、忠、信，使其行止周旋合乎礼乐。至于诱导扶持、激励磨炼、逐渐陶冶而使人成就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阶段次序。它的要旨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直到教化成就天下；从乡里普通人开始，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凡是学问和品行都合乎这一标准的，称为成德之士。再其次，选取才智见识明达、可以逐步趋于善道的人，使他们每天接受所学的教育，时间稍久，便举荐其中贤能杰出的人，以备任用高等职位。选择那些学业极其明通、德行道义足以受人尊敬的人担任太学之师，再次一等的人则分别教授天下各地的学校。从藩府开始直到各郡，选取愿意求学的士人和百姓中的俊秀之才入学，都优厚地供给廪禄，并免除他们本人的差役。凡是需要供养父母和骨肉亲属的人，也应通融让他们有充分的闲暇往来，以便考察他们的品行。凡是大为不遵从教诲的人，就斥退他们去服役，并逐渐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太学和州郡。郡学要选取学业道德成就足以做人师表的人，让他在学校任教。县学依照州郡学校的制度办理。将来，千户人家的乡一直到党、遂等基层单位，都应当修建庠序制度，为学校设置老师。对求学者按次序加以考察。县令每年和学校的老师依乡饮酒礼访察、[原文“防”字疑误]接见本乡父老；学生们共同推举经学明通、品行修洁、才干足以任职的人，提升到州学，以考察他的实际才学。对于学业荒废、品行有亏的人，罢免遣返，并追究有关官员和教师的罪责。升入州学而合格的人，免除其家庭所承担的差役。郡守每年又同学校教师举行乡饮酒礼，大规模地从士人中依照经义、品行、才能三项选拔人才，宾礼兴举到太学。太学再集中教育他们；其中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以及才能低下的，罢免遣返，把责任归于郡守和学校教师。升入太学的人，也允许按时返回乡里，之后再回到学校。太学每年把贤能的人上报朝廷，称为选士。朝廷以经学询问他们，考察他们的言论；让他们任职试用，以观察其才能；然后辨别评定等级，授予官秩。凡在郡县学校学习的人，都必须满三年才可以充任被荐举者。由州郡升入太学的人，一年之后即可被荐举。若有学业品行特别卓异、众人都信服的人，即使没有在学校学习，或虽在学校而时间不长，也可以列入名额加以评议荐举。选士的所有办法，都以品行端正清白、居家孝悌、有廉耻和礼让、学业通明、通晓治理之道为标准。在州县学校的，先由乡里长老推举，再由学校众人推举；在太学的，先由同学推举，再由博士推举。学校教师和州县长官，不得有人专门徇私；如果不据实举荐，怀有奸心、欺瞒上级，教师和长官都削除仕籍，终身不予录用。举荐失当的人也剥夺两级官阶，不得以遇赦或离职来论免。州县长官到任办事不满半年，一律不得荐举士人。教师都依据学生学业成就的分数来实行奖惩。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要入学：在京师的进入太学，在外地的进入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凡应当得到补荫的人，都依旧制办理；只是没有经过学校选拔的，不授予官职。每年各路分别上报本路国子中的优秀者，升入太学；升入后不合格的，追究监司和州郡教师的罪责。太学每年把国子中有学术、才干的人上报朝廷；他们在学校中宾礼兴举、考试的办法，都同选士一样。国子从入学起，无论在京师还是外地累计达到七年，或者在太学学习五年、年满三十岁而学业仍未成的，辨别为两等：上等的允许授予筦库一类的职务；除非后来学业修进、符合选士评议的标准，否则不再让他治理百姓。下等的遣返回乡；即使年限已满而愿意留在学校，也听其自便。那些在外地学校学习七年仍未通过内外选拔的，都送到太学，按上述分为两等的办法加以考察。国子中严重不遵守教令的，也斥退罢免。凡有职任在身的人，其学业、才行应当荐举的，由各路和近侍官员上报，安置在太学；对他们的评议考试也依照选士的办法，选取贤能者加以进用。凡是国子中已有官职的人，入选后增加其官秩。臣认为，既要一律用道德仁义来教育培养，又要专门依据实际品行、才能和学问来升进任用；去除声律小技、糊名、誊录等弊病，一概革除没有义理的弊端。这样不出几年，求学的人就会完全改变。岂只是得到的人才逐渐增多，天下风俗也将日益趋于醇正。王道教化的根本，臣认为没有比帝王之道更重要的了。愿陛下特别留意，万世实行。【熙宁元年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答诏论述学校和贡举的制度 吕公著 臣恭谨考察《学记》说：古代的教育制度，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王制》规定乡里评议优秀士人，升送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升入学校，称为“俊士”；乐正推崇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育，依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王，再升送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定可以任官的人才，评议进士中的贤能者，报告给王，然后确定评议等级。等级确定后才授予官职。《周礼》规定，乡大夫每三年举行大考，考察人的德行、道艺，举荐贤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属吏及乡众，依照礼仪以宾礼接待他们。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及群吏把贤能者的名册献给王，王拜两拜接受，登记在天府。自尧舜和三代以来，培养士人、选取人才的方法，虽然随着时代而有增减损益的不同，但教育一定以学校为根本，升进一定由乡里开始，这是六七位圣人都没有改变的制度。到了秦汉以后，圣王的遗迹已经消失，凡所谓掌管礼乐教化的官职，也都废绝了。至于设置科目取士，则各自出于一时的苟且权宜。

译国家承受了这种极大的弊病之后，又因循拖延而无暇制定新制；虽然天下学校也曾多有修建，但取士的道路不从学校出发，却想让人主动求学，不也很难吗？至于科举制度，专门以进士、经学取士，大体都只是沿袭唐制罢了。上面取士，是要用他们治理事务、管理百姓；可是取人的办法，却不过是用辞章、记诵之学来考试，这实在也是背离目的。如今如果确实不能革除苟且的弊病，兴复已经废绝的制度，却希望贤才增多、风俗逐渐改变，最终也不可能实现。所以臣私下认为，贡举的弊病不可不改革，学校制度也应当逐步恢复。进士、经学已经实行很久，有关官员习惯于考试的格式，士人也熟悉通过科举进取的办法，可以逐渐去除，却不能立即废止。不如先建立学校，同时并行实行。学校每年录取的人逐渐增加，科举每年录取的人逐渐减少。这样不到十几年，士人就都会通过学校进身。所谓学校制度，就是天子在京师建立太学，选取道德足以为天下师法的人主持；从开封府到天下州县都建立学校，选取道德足以做人师表的人主持。然而学校教育是统一道德、使风俗一致的根源；如今如果人人自行施教，就会教师各持异说、学生各有习俗，所以应当广泛选取天下所谓有道德、可以做人师的人，先集中到太学。让他们讲议教育的方法，由朝廷依据道理衡量其得失。讲议确定之后，再选取其中正确的，把他们安置在重要的州府，主持当地学校。其余州郡，就交给转运司和知州、通判，在本州及所属县中选择一名经术通明、品行素来著称的人，主持州学。如果本州没有合适的人，就由转运司在同一路的州县中选拔任命；同时让他到朝廷设置的学官那里，在本路的藩府接受朝廷规定的教育方法。若本州有士人道德足以做人师而不愿出仕，就交给本州和转运司遣送赴阙；应当考量其是否合适，特别授予官职，专门任命他在本地主持学校，并且仍要到太学接受教育方法。所谓贡举制度，天下士人都必须由本县公吏等人联名立下罪责担保，证明其在乡里的平素品行，然后才能进入州学。州学每年贡士，按照州府大小确定名额：大郡贡二人；小郡中士人极少的地方，两年或三年贡一人。由知州、通判和主持学校的官员，在学生中选择入学一年以上、经学明通、品行修养良好的人，贡举给朝廷，升入太学的由官府供给食粮。太学每年在学生中选择到太学居住一年以上、经学明通、品行修养良好、通晓世务而可以治理百姓的人七十名，进送朝廷。其中上等的，交给中书门下根据才能量授官职；次等的，送流内铨依照名次授官。按一年贡举七十人、三年贡举二百人计算，那么以后科场中进士、经学在南省奏名的名额，可以各自减少一百人。两年以后，入学的人增多，各州贡举的人数可以增加一倍；太学三年可以增加到四百人，那么进士、经学奏名的名额又可以各自减少一百人。再实行三年，科举就可以全部停止，而士人的进身全都出自学校。到太学学习满一年以上，经术和品行列入下等，或者经学虽稍有通达但行为有过失的，一律罢免遣返回本州，一次不得参加选拔；愿意回去的也听其自便。从太学罢归、但品行没有过失的人，都不妨碍后来参加选贡。天下知州、通判和掌管学校的官员所贡士人中，上等的记为最，在任期间全都记为最的，特别给予表彰奖赏；列入下等的记为殿，在任期间全都记为殿的，应当施行重罚。本郡士人确有经学和品行，却被掩蔽而没有举荐的，交给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御史台查察上报，应当施行重罚。又考察《舜典》所说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王制》所说乐正推崇四术、设立四种教育，以及教育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以及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都来接受教育。《周礼》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制度，用来治理和教育建国之子的弟子。古代四民各有职业而不相混杂，所以士人的子弟通常仍然成为士人。大概因为治理事务、管理百姓都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职业，所学所行平日常见，便容易学会。因此，王者对于教育，没有不把国子作为首先要务的。庶民如果不是特别秀异、远超常人，就不能成为士；士人的子弟如果没有经过一贯的教育培养，也不能任官。臣认为，凡是已经有官职的人，都必须进入国子学；选取道德足以做人师表的人主持国子监，每年选学生十人或十五人，报告朝廷，升入太学，依照各州贡士的办法办理。进入太学后，学习满一年以上，由太学官选取经学明通、品行修养良好、通晓世务、可以治理百姓的人，使天下士人共同进送朝廷。如果在国子监学习一年以上仍未被选中，愿意出仕的，就由学官保举其经义略通、品行无过、年龄符合标准的人，报告朝廷，移送审官院、流内铨，依照无出身人的惯例差遣授官。如今科举制度既然还不能立即废止，就必须暂时作出安排。考察进士科，起于隋朝而盛于唐朝，起初还专门考试策问。到唐中宗时才增加诗赋考试，后世于是不能改变。根据言辞取人，本来就不足以看出人的实际才干；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考察言论。因此古人把这种做法比作鸿都门学所作的篇赋，像尚方制作的技巧玩物一样，有识之士都知道它对世事没有用。臣认为，从今以后，下一次科场的进士科可以取消诗赋，改用经学：先考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考策论。到有关官司那里考试，本来仍不能完全得到人的实际才能；然而既然设置这种办法，人们就会渐渐尊崇经学。如今建立学校，将要用经术教育培养士人，以经学代替诗赋，也是逐步改革的一种方式。又经学一科，虽然来源大概很远，但唐朝以后才增加填帖考试。因此应考这一科的人专门致力于记诵，甚至对于章句、音切也未必能够分辨清楚。然而举荐任用他们时却说这些人可以治理百姓，不必等到有见识的人才知道这是错误。臣认为，从今以后，下一次科场的明经科只用正文进行填帖考试，不再考注文，并增加大义考试。这样应考明经的人会逐渐增多，各科的弊病也会自行消除。【熙宁二年五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答诏论述学校和贡举的制度 司马光

译臣接到御史台的牒文，奉敕令条文规定：天下学校和贡举的制度，应当令两府、两省的待制以上官员，御史台、三司、三馆的臣僚，各限一个月，具备议论状文上报奏闻。臣听说《诗经》说：“没有什么比人才更强，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意思是说，想使天下强盛，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得到人才并让他们任事，四方就会顺从。臣私下认为，取士的弊病，自古以来还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三代以前，取士无不以德行为根本，从来没有专门崇尚文辞。汉代开始设置茂才、孝廉等科目，都命令公卿大夫、州郡举荐有经术、德行的人，再用策问考察治理之道，然后授予官职，所以当时的风俗敦厚而崇尚名节。到了末世，虽然上面的政治衰败，但下面的风俗仍然清正，这是因为取士的方法一向重视奖勉德行。到了魏晋以后，重视博通才干而轻视坚守节操，社会习尚浮华，旧有风俗更加败坏；但所举荐的秀才、孝廉，仍然根据经术取用。州郡都设置中正官，品评士人的才干品行；一次言语或行动上的过失，有时终身成为牵累，士人仍然小心谨慎，不敢放纵自己。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唐朝又增加明经等科目，于是秀才、孝廉制度遂告断绝，只剩进士、明经两科；士人都自行投递文书求试，不再让别人考察举荐了。进士科起初只考试策问，到了长安年间、神龙时期，又增加诗赋考试。于是进士专门崇尚缀辑文辞，不以经术为根本；经学明通的人也只停留在背诵书文，不懂得义理。至于德行，更没有人过问。从这以后，儒雅的风气日益衰败，做士人的人狂妄躁急、险恶轻薄，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弊病积累日久，难以承受，于是又设置誊录、封弥的办法，大概是朝廷苦于难以控制，有关官员又急于谋求自身便利。想要搜罗天下贤能俊杰，却把他们的姓名遮掩起来考察；即使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德行，如果不能作赋、写诗、议论策问，也不免被摈弃而成为困穷之人；即使有盗跖、庄蹻那样的品行，只要擅长作赋、写诗、议论策问，也不妨碍取得高等名次、做上美官。臣所以说“取士的弊病，自古以来还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并不是虚妄之言。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圣明，深知贡举的极大弊病，慨然发愤，郑重诏令群臣，使大家能够广泛议论利弊、另立新规，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议论的人有人说：“古人实行乡举里选，如今想了解士人的德行，应当交给知州、知县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保后荐举。”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士都由本国人担任，尚且担心处士的德行无法详细了解，所以又选择乡里的贤者，让他们担任闾胥、比长，从防长到比长，早晚观察士人的所作所为，然后士人德行的美恶才没有人能够隐瞒。如今知州、知县，所管辖的是来自四海九州的各种人；任期长的三年一换，任期短的几个月就更替，有的人刚到任便遇上科场，要立即责成他了解所属地区士人的德行，确实很困难。又如开封府参加举荐的人，通常不少于几千人，而开封府的狱讼十分繁多，知府从早到晚耳朵没有空闲听，眼睛没有空闲看，又哪里有余暇让他考察几千人的德行呢？议论的人又说：应当去掉封弥、誊录，把考察文章交给有关官司，再参照实际品行来取士。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士人的德行，知州、知县尚且不能了解；有关官司居住在京师，一旦聚集天下士人，又凭什么办法了解他们呢？其办法不过是根据众人的毁誉来决定。孔子说：“众人都喜爱他，一定还要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还要考察。”众人的毁誉，难道足以完全反映实际吗？如果一定这样实行，臣看见爱憎会彼此兴起，毁誉交相发生，请托公开进行，贿赂向上流通，诽谤诉讼一起兴起，案件纠纷没有止息，最终必然纷乱混杂朝廷；朝廷一定会厌烦苦恼，又重新使用封弥、誊录制度。封弥、誊录本来就是为防止这几种情况而设置的。就好比修筑堤防来阻挡洪水一样。如今不截断水患的源头，却只拆掉堤防，那么洪水横流的祸患就更加无法挽救了。臣虽然极其愚昧，平生也曾竭尽思虑，想稍稍挽救这些弊病；如今冒昧陈述两条办法，请陛下俯察裁择。臣听说，上面所做的事情，是下面所归向的。国家向来用诗赋、策论取人，不询问德行，所以士人求取仕进，每日每夜勤勉不懈，专门把学习诗赋、策论作为事情，只怕不能胜过别人；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也不过如此。如今如果改用德行取人，士人致力于德行也会像这样。德行确实是风俗清浊的源头；历代沿袭错误而没有醒悟，必定要等到圣朝才能纠正。德行修养在内心，蕴藏在自身，即使家人也有不知道的，何况州县，何况朝廷，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所以一定要等到明智公正的臣子了解并举荐他们，然后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得到授官任用。然而举荐制度一旦实行，干请请托确实不可能完全没有；关键在于，举荐不合适的人，国家就用严法加以惩治，不施加恩典宽免，这样苟且徇私的人都会知道害怕。况且国家既然依据德行取士，那么那些贪婪狡猾、轻浮躁急，依附权贵、歪曲道理求取进身的人，都会被清议贬斥，被当时社会抛弃；即使有人举荐他们，也一定不会多。臣下愚见，希望今后凡属被举荐的人，令升朝官以上每年举荐一人；任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年举荐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官，每年举荐二人。除本人亲戚，以及曾犯实刑或私罪情节严重、曾受罚赎，以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已有明显劣迹的人不得举荐外，其余都可以举荐。还要在举状中明白写道：“臣如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此人有学术和节操，请求赐予召试。”如果举状上报以后，后来发现有前后各种违碍之事，举主都依律文办理；贡举中举荐了不合适的人，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按公罪、私罪定罪。接受财贿而举荐的，按枉法论罪。各次举状都要及时送交礼部贡院，登记造册。如果应当举荐而不举荐，年终由贡院查核姓名，上报，请求严加惩罚。朝廷每逢三年举行一次贡举，令贡院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查核选择，取举主最多的人列在前面【举主人数相同，就按举状到省的月日先后排序；举主曾犯赃罪，或现被停职、闭系、身亡，或超过应举人数的，一律不采用】，取其人数为每次科场南省奏名人数的两倍，列具姓名上奏，请求下令本贯发遣他们赴阙。

译他们的本贯不再另行考试，只须具状申报，解送贡院，并分别发给公凭，令他们赴贡院照验，限于十一月内收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由贡院考试【考试官或由朝廷临时增派】。进士试经义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不再试诗赋和论。明经、九经等诸科，试本经以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帖经、墨义一概不试。对策和大义只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丽工巧；只有回答经史荒谬、时务疏阔的，立即黜落。奏名人数依照科场旧制【合格人数不足旧定数额的，也听其自然】。到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次高下，只以举主多少为先后；举主人数相同，就按举状到省的月日先后排序。举人所呈家状，以及授官后吏部发给的告身，都必须列明最初举主的人数和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节严重或赃罪重大，其举主都减一等论罪；未及第的人减三等论罪，并且都不因去官或遇赦而免除。这样一来，群臣不敢挟带私情妄加举荐，士人都会崇尚经术、重视并珍惜操守，士风就会大为改变了。朝廷如果不能实行这种保举法，其次不如修订学校法来选取人才。臣下恭敬地看见，庆历以来，天下各州虽然都设立了学校，但大多选用丁忧或停职闲居的官员担任师长，借学校供给来扩展私人的恩惠，只聚集在任官员和市井豪民的子弟十几人，让他们在其中游玩嬉戏，白白耗费粮食，从未讲习。谨慎自守的士人多以此为耻而不入学，间或有二千石官员自称能够兴办学校，也不过大修房舍，增置庄田，广积粮食，多聚学生，以此博取虚名。至于那些自称能够立教的人，也不过严管出入，节制游玩，教人抄录经史，剽窃时文，日夜学习诗赋论策，以求取得科名罢了。这难道是先王设立学校的本意吗？这样要修明圣道、培养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当然已经很疏远了。臣希望从今以后，天下州学只许设置教授一人，委托本州长吏在当地现任官员中选择没有过犯、有节操、能够讲说经书并为众人信服的人，举荐上奏，补任教授。如果本州没有这样的人，就上奏请求下达铨司选派。委托铨司在现有待选官员中考察选择进士、明经、诸科出身的人；历任没有犯赃罪和私罪，能够讲说经书的，奏请补任各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考试讲书和经义】。应举人初次入学的，都作为外舍生；除参加听讲和公试外，不得在学校住宿吃饭。教授每天讲书完毕，取出在学诸生的姓名写在签上，混放在筒中，抽取三人，问他们所听书中的三个疑义，让他们当众解说；通晓的登记在册，粗略的不用追问，不通的要受罚。每月举行两次公试，各自考试所学习的应举科业，委托教授考定优劣等第，列具姓名张榜公布后，也登记在册。有过犯的，小过罚钱；中等过犯降等【即由内舍高等降为中等，中等降为初等，初等降为外舍生；外舍生无等可降的，勒令出学】；大过犯斥退出学，也登记在册。每逢春秋释奠礼结束，委托教授选择外舍生中入学已满半年、从上次释奠以来讲书多能通晓、公试多列优等【姓名列在前面的就是优等】且过犯情节轻微而少的，升入内舍，作为初等生，才开始允许在学中住宿吃饭。再从初等生中选拔升为中等生，从中等生中升为高等生，都依照外舍生的办法办理。若有两人以上难以比较决定，就特意令他们讲书并考试所学，以此裁决；都必须具状申报州府，由知州、通判进一步审查复核，确认确实公平妥当后，才发给牒文补授。如果后来有过犯而降等，原来的牒文立即毁掉涂抹。教授在选择、纠察以及升降等第方面如果有不公，委托知州、通判察觉查问，上奏请求将其冲替。开封府的举人过去没有府学，也令他们寄寓国子监受教。国子监学生必须确实是品官子弟，才可以依条例入学。其教学、考试、选拔、升等之法，都与外州相同；由直讲比拟教授，判监、同判监比拟知州、通判。国子监、开封府及各州军内舍高等生的名额，都用本处解额的一半【解额有奇数的，入学等生名额例如解额三人，就以二人为高等生名额】；其中等名额为高等的两倍，初等名额为中等的两倍。人数不足就空缺，不得超过名额补人。遇到诏令下达、开放贡举时，委托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查核；高等生补入已满半年以上的，列具姓名，结罪保明上奏【开封府学生只委托判监、同判监保明】，并发给公凭，准许免解，直接参加省试。高等生占用不完解额，才允许本处其余举人取解。中等、初等生在取解时，另立名号，每七人取一人奏名。这样，举人也会逐渐趋向经术、崇尚德行义理。经术深浅，不是程序化考试所能了解的；品行义义的好坏，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察知的。如今让他们在学校中学习两三年，经过多次选择，升到高等，又占用解额，妨碍众人进取之路。如果高等生经术方面讲书常能通晓，文艺方面屡次列入优等，过犯全都轻微而少，品行又为众人所信服，那么与糊名誊录、只考察一天所试赋诗论策偶然有所长处便录取的人相比，差距实在太远了。何况近年来举人中有些毫无品行才能，却偶然遇到恩泽，侥幸获得免解的，多得数不清。如今高等生的品行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只裁减他们一次解额，难道值得惋惜吗？这就是学校法。如果朝廷又不能这样做，只在旧条例中随意挑出几件稍加改变，那么对取士之道并没有什么益处，只会徒然增加烦琐苛细，不如完全遵循旧制更好【熙宁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