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译还要进一步公布殿最考核标准，激励所属官员；有的地方土地不荒废、劳作有功，就提高其爵位、赏赐；有人游手有余力却不务农，就按照典刑降罪。这样上下自然彼此承接，大事小事都没有隐瞒，肥沃田地荒废后重新开垦，游民流荡后重新归业。上古的风俗，距离今天哪里还远呢？所以说，精确户籍，没有比遵循闾伍制度更好的办法；完备劝课，没有比重申殿最科条更好的办法。至于其中细小的事务和具体安排，还要临时制定条文。退而言之，臣若只遵循空疏昏昧的旧法，对圣明的事业也没有帮助。【淳化二年上奏，当时任将作监丞。】上奏太宗，请求从京东、京西开始实行劝课。陈靖 臣恭敬地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粮食充足，百姓的生计就能协调，百姓安定，国家根本就牢固。因此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古代先王想使百姓生存、使他们粮食丰足，没有比积储粮食、劝勉农业更重要的。农业兴盛，是教化所特别看重的。《王制》说：“耕作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作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按照三十年的平均数来统筹国家用度，即使发生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做到这样以后，天子每天进食才可以奏乐。至于商汤时代流金烁石的灾害、尧时代洪水怀山襄陵的灾害，而国家没有弃民、瘦死者，大抵都是遵循这一道理。臣往年曾陆续进呈《淳化中议》五卷，其中第一卷名为“聚人”，远则从黄帝以来，历述乡井、农田制度的得失；近则从本朝往上，详细论述劝课和图籍制度的是非。后来臣任三司开拆主判及提点百司库务，前后两次上封章，也都议论耕桑的利害。又前年曲从圣意，准许臣回到居处侍奉双亲，臣也曾请示并接受指挥。不久得到古本户籍，去年又恭敬奉行诏命，前往荆湖；又从许州附上奏札，同时请求允许臣回来后另行拟定具体条款，以实行臣区区的心愿。臣之所以勤勤恳恳地不忘农业事务，实在是因为陛下治理天下以来已经二十多年，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每天总理万机，以至于日夜勤劳忘记疲倦，早晚不得安睡。陛下希望天下各国都安宁，但四岳、十二牧所承担的职责，还没有实现尧舜的心愿；陛下希望九种功业都能有条理地完成，但掌管六府三事的官员，还没有达到商、周的治理水平。臣从前任省职时，曾在奏报公事的间隙，恭敬地听到陛下亲口宣示：“耕种农事，是政教的根本。假如有人替官家竭力实行劝课，使百姓安康、天下得到救济，那么盐铁、防酤之类又算什么末节之事呢？”加上前年陛下中宣命令尚方制造农具，分发给各郡，用来教导百姓耕作，这又足以看出陛下的用心远远超过前代贤王。臣因此白天思考、夜里推求，采集古代经验以考察今天，有的取自方策之间，有的采自众多人的议论；其中可以有所损益而用于圣明时代的，臣谨敢在此陈述，等待陛下详细选择。臣谨按，今天天下的土地，除淮海、江浙、荆湖、陇蜀、河东以外，各郡县都处在远方，有的荒废，有的已经开垦。假使劝课一定施行，也不可能当天就见到成效。再说古代强干弱枝的办法，必须先使内地富实；臣冒昧请求以京畿地区为指示范围，南北东西环绕的二三十州，连绵数千里，其中能够耕种的田地只有十分之二三，而这些耕地所收租税又十处中有五处收不上来。其中既有因家破而坐守、逃亡的户，也有懒惰务农、废弃产业的人。家破逃亡的人增多，奸伪之事就天天发生，赋税定额年年减少；赋税定额减少，国家用度就不丰足；国家用度不丰足，各种摊派、定额征敛便无不实行。懒惰务农、废弃产业的人增多，游手好闲者就日益增多，土地的利益便减少；土地收益减少，百姓粮食不足；百姓粮食不足，争斗、盗窃、杀伤就无所不至。这样又怎能达到百姓安康、风俗富足、土地治理、上天成就，使万乘天子端坐而治、朝廷清肃、百官恭敬地各守其职呢？凡是想革除弊病、扩大农业利益，如果不是遇到圣明的朝廷、昭明的时代，谁敢议论这种事呢？臣切见汉武帝时，曾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在外任职，能够实行代田法，尽力教导人民，百姓从中获利。又在孝平帝元始年间，设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分管一个州，劝课农桑。不到两年，确定开垦田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家家给足，户户充裕，国家用度也充盈。况且孝武帝、孝平帝只是汉代中等的君主，尚且能够选拔官员、选择吏员，在当时成就事业；何况陛下深明睿哲、文明有德，远远超过舜、禹？如果能够选拔贤才，责成他们取得功效，那么前代帝王将拿什么来比拟陛下清明的光辉和美盛的功业呢？臣愚昧而无能，想请陛下从大臣中选取一位见识高远、确实能够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人，按照田千秋的先例，只在中书兼任判大司农事。又从朝廷官员和郎吏中选取一位才干精通、能够安抚百姓、役使众人的人，作为副司农，按照赵过在外任事的先例，暂且从京东、京西两路良田肥土、物产丰利之地开始劝课，并兼用转运使的名义。这样贵在事务归于一家，不会另生矛盾。可以考核所属官吏的优劣，也可以统领使臣，分头用心教导百姓努力耕作。臣又常常奉命出入各地，所见抛荒的田地，有的靠近沟渠，有的毗邻城郭，本来可以使国家得到充足的红腐粮食，也可以使百姓家产增至巨万，却都成为一望无际的荒芜污莱。臣也曾详细询问，完全了解到其中缘由：都说朝廷屡次下诏，允许百姓复业，虽然官府免除他们的赋税，却限定了年限。可是乡县之间，实际办理并不简单；每有一户返回本业，就必须申报归业缘由，早晨耕种几尺土地，晚上便被列入差科名册，追呼责问接连来到村中。他们虽获得朝廷赐予的免税名义，但各个时期所花费用却超过租赋的数额。况且百姓逃亡，起初是因为贫困，有的躲避私人债务，有的逃避官府征税徭役，实在不得已才逃，并非乐意这样做。不久被乡里察知，官府便查验追责其财产；有时只剩原来居住的房屋和家中物件，再加上所种树木估价，价值极其微薄，乡官便拿去抵缴税租和债务，家人又争着按折价清偿欠负，根本不顾剩下的东西，家产自然荡然无余。等到日后回来，只能说是复业居住，却已经没有可供使用的财物；想回去耕种，没有农具可取；想长期居住，没有办法经营生计。因此逃亡后不再返回的人，只好到外地谋食；即使返回田里的，也无从下手、无力耕作。

译况且小民陷于困苦祸患，必然会产生奸邪念头；奸心一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果不是圣朝设立法令，贤良官吏尽心尽力，在堤防处遏制流荡，在灾殃中转化出福祐，那么愚昧的百姓，又怎能知道该怎么办呢？臣性情专一，志向坚定，处理事情无论大小，行动都一定希望取得成功。假如陛下果真采纳臣的愚见，希望能够集中力量办理此事；如果在朝廷官员中一时选不到合适的人，臣虽卑弱无能，也愿意接受任用，充当赵过这样的角色，帮助实现田千秋的谋划。又如果陛下不嫌弃臣才非其任，果真授予臣这一职务，那么臣愿意向官府借用各地闲置的田地荒土，招募各地从事末业的游民，以开垦耕种来诱导他们。暂且不论租赋，官府对这些地方本来就如同任其荒废，不妨先让它们不隶属于省司，允许臣另立图籍，便宜行事；按照户等高低，测量土地贫瘠肥沃，分配土地务求适中，考核督促务使他们不感疲倦。又依据各户归业情况和各处授田情况，至于细碎事务，都交由大农议定。除耕田种桑之外，还要教他们植树种菜，有的饲养牛羊，有的繁殖鸡猪；或者在授给田地时，暗中按照井田制度规划；或者在营造房屋时，顺便建立保伍。凡是养生送死所需的物资、祭祀立社所需的费用，都要让他们收积、经营、储备，以便支用；一丝一毫、极细极详的事务，都必须亲自办理，使百姓乐于生存，官吏勤于劝导。等到三五年以后，生计已经建立，有房屋、家室和财产可以留恋，有桑田、土地、园林可以依恋，官府便按田地数量收税，按户数确定征收数额，把农司新登记人口的田地汇总起来，与府中原有户籍的税额合编成图籍，置于有关官司，作为万世宏大的制度，这样一劳而永逸。有人担心新归附的户口大多贫困艰难，心里虽想耕作，力量却做不到；如果官府允许各地预先借给他们和籴价钱，并由农司掌管斟酌筹划，或用来置办合用的耕作农具，或作为购买粮食种子的费用，就必须逐项计算钱数，明确登记贯陌，在春耕时贷给各人，秋收时收取偿还的实价，按照官府所需的斛数，依各地当时估价，分文折纳入仓，清楚登记入账。暂且由农司收管，逐次发文报告三司查阅。三司如果需要收支，就在各地派人交割；仍要核查预借钱数，按折价勾销。若有剩余，就计算数额上缴官府；若有不足，就由农司催促偿还。这也是一种应当采用的良法，是使事情迅速成功的重要期限。臣应当把这些意见作为第一条方案进献。又担心原有纳税户看到新户享受这些优待，便抛弃旧业前来归附；这样既会减少已经核定的赋税额，又会耽误国家军需。臣当然不敢把这件并非自己功劳的事据为勤绩。不过其中有兼并土地的豪富家族，他们一向广占田土；还有因家破而逃亡的人，他们承袭过去的惯例和便利，看到官府实行这种劝课，往往无端生事。有的在农司分配田地时争闹，有的在人户请求田地时纷纷争讼，使法令制度烦乱。因此必须预先确定办法，堵塞他们的奸诈妄为，务必使旧户甘心遵守条贯，新户得到土地而安居，这才是家给刑措的源头、国家富足百姓安康的根本。以后再推广到淮南、江北各道州军，等这里的事情办成，如果有效，也命令那些地方实行劝课。臣又听说，从前周公治理政事，一年便使风俗改变，三年便取得成效，五年便安定下来；郑国子产执政，一年时人还诽谤，三年后人们便歌颂。’《易经》说：“吉凶悔吝，都是从行动中产生的。”如今臣凭着卑微、孤陋的经历，想为国家建立长久远大的制度，实在担心嫉妒、愤恨臣的人多，而帮助成就臣的人少；有人或许会制造沮丧、诽谤、欺诳之说，扰乱陛下的聪明判断。伏愿陛下如白日照临，洞察臣的一片丹心；保存灵验的龟策，体察前人的经验，容许臣辛勤勉励，在此事上竭尽心力。假如三年没有成效，五年仍未安定，国家自有典章法令，微臣也能够预料结果；即使流放到幽州，或被杀于羽山，都是臣甘心接受的，绝无怨恨。不过如果五年以后事情稍有成就，而到那时臣也一定已经衰老羸弱，又担心前途坎坷、来日无多，那么也希望陛下不要加给臣爵位赏赐，只请求赐臣在百越之间担任清闲职务，借给一个贰车之职，使臣能够像狐狸死时还朝向故丘，鸟筑巢不绕开南枝一样，得以死于故土。这样就是陛下对臣的知遇达到极点，臣发誓报答陛下的心意也达到极点了。至于其他事项，如田地的授受、官吏的殿最、创设新法、登记并堵塞旧户的奸伪、确定差徭赋税的等级、权衡储积运输的利害，凡是有可以长久施行的法度、有合于权宜而可以实行的办法，百事千端，无论大小，臣都请求预先听取大农的可否，采纳群臣议论的是非，与众官竭尽公心，共同辅佐陛下。上承神明的教诲，明处有刑法，暗处有鬼神；如果违背这些话，哪里能逃脱自招的灾祸呢？【至道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太常博士、直史馆。】上奏真宗，请求授予陈靖劝农使之职，劝谕百姓耕种荒地。盛梁 臣日前因巡行检查本州户口，进一步查考簿书，发现如今公田、私田的荒地已经达到六千一百七十余顷，秋夏两季正税全亏一十万四千八百贯、石有余。起初臣以为州县官不能安抚百姓，所以乡村百姓暂时流亡；后来朝廷接连下达明白诏令，不停招呼他们回来，但旧有诏书只允许归业户口免除一料苗税。大概由于百姓逃移时，家产、牛畜全已破败；等到回来时，房屋、树木、田园又通常遭到毁伐。土地还没有来得及耕种，巡行催征的人已经来到门前；没有牛羊鸡犬可以增益家产，也没有房屋园林可以留恋，所以常常春天回来、夏天离去，秋天又回来、冬天再逃。如今州县年年虚报户籍簿册，计算总额，空有超过千万之数；真正收到的利益，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十分之二三。臣恭敬地看到江南转运使陈靖，从前在先朝曾陈述农业事务，观察他的举措，颇为懂得事情的深浅。臣希望特降诏书，委托陈靖先行查取江南、两浙公私所有的大块荒田，逐处统计顷亩数目，同时核查征税簿籍中逃移户口的姓名；并且在升州总设置一个劝农司，在官阶名衔中授予他劝农使的名额，再抽调熟悉田农事务的官吏，编成总簿书。况且各地田土高低、肥瘠不同，其中有长期逃移、田垄完全变成丛生荆棘的，也有近年流散、界址已经半数荒凉的；还有平坦白地完全变成林木草莽的，也有依山傍水、颇能获得柴木利益的，因此必须按情况评量，分成不同等级。

译还请求各州县明白悬挂诏令榜文，晓谕各县百姓；并进一步委托陈靖挑选三五名清廉善良的官吏，分赴各州，亲自劝谕乡民。若有大片荒废、百姓逃亡的军州，就委托陈靖亲自前往，召集年高德厚的老人，与亲民守土的官员一同到乡村，略备酒食，传达君父劝课的心意，说明朝廷宽大的恩德。若有百姓原有的庄田长期难以恢复，或是他人的产业一向没有人开垦，除已有人占据并登记为主的以外，不论有税还是无税，不论田属于公家还是私家，乃至有能力经营的僧人、宫观和道侣，都允许按其力量申请土地、丈量地亩并加以耕作；明确减免、废除旧日税名，削去当时的苗税数额，把这些荒地全都改作纳租田。仍允许他们自行选择时机耕作修整，特别免除三年输纳，使他们能够修建房屋、居住生活，饲养猪牛。等到竹木长成，田地见到收益，房屋村落完整，庄稼丰收，贫困就会自然消除，饥寒一并离去，谁还肯再想游荡懒惰、乐于逃亡呢？然后每亩田在秋夏两季共收两贯租利，并且免除各种摊派和旧例差徭。臣所陈述的劝农措施，增加实行则内外都有成效，减少实行也不会损害公私。况且江浙所获得的财物，本来就和其他各路不同，有船只可以运输，有布帛可以变卖。等到事情办成、收益归入官府时，就命令各地州军，每次缴纳租课，都另设仓库收受。遇到灾荒年就买粮充作百姓食物，遇到丰收年就进贡作为军需。有多余粮食足以救济百姓，有剩余财物足以帮助作战。如果江浙能够取得丰厚利益，那么淮甸、荆渚、河北、关西也可以照此实行。至于施行的具体项目、条贯事务、约束的轻重、劝诱的办法，等各地取得各段田地和户口总数并整理齐全后，也请求降下诏令，让陈靖和臣共同讨论筹划，另行制定统一办法，逐步条奏。【咸平五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屯田员外郎、知宣州。奉圣旨命陈靖详细研究盛梁所奏，只能根据江南辖下州军亲自仔细考察筹划，奏报朝廷，不得把公文分发到州县，以免另生骚扰。】上奏真宗，论述盛梁所奏之事　陈靖 臣私下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儿童和妇女都知道这个道理。如今盛梁所陈述的农业事务，很合乎臣一向的心愿，确实是王化的大端、圣朝的急务。然而臣再三思量，不敢预先参与此事，是因为中书札子所下指挥，命令臣根据辖下州军亲自仔细考察筹划，不得发下公文；想来是担心骚扰百姓。况且江南农田长期失去制度，公私弊病的根源十分深重。如今朝廷如果想铲除这些弊病，就必须明白地进行检查责问。若担心会造成劳扰，反而不如姑且因循；事情既然因循，又何必筹划呢？臣曾经考察史书，大略推究兴亡，看到前代贤哲治理远方的高明办法：既不使风俗过于富庶，也不使百姓陷于穷困。风俗过于富庶，就会产生奢侈僭越之心；百姓过于困穷，就会产生怨恨作乱之心。想使奢侈僭越、怨恨作乱都不发生，使富庶和困穷适得其中，没有比全面了解土地的肥瘠、普遍测定租赋的轻重、掌握百姓丁口的多少、物产货殖的丰歉更好的办法。把纲纪掌握在手中，百姓生活的宽裕或困苦又取决于时势，然后才能使四海如同一家，像指掌一样清楚。假如看见严重弊病却不铲除，忽视后患而不考虑，只求姑息，仍然一再推延，臣恐怕百姓会在此事上养成奸诈并习以为常，日后国家施政反而会受到阻挠。臣到任以来，不敢废弃职守。各处逃户的财产以及官庄、屯田，臣先已取得荒田、熟田的顷亩数目；从去年七月以来，又陆续派人办理，在当年之内，除旧有租课外，已经有相当多的剩余收入。至于逃户财产、官庄荒田的顷亩很多，也都可以劝课，等以后有合适机会，再上奏请陛下过目，使利害清楚显明，朝廷能够信实考察。如今奉到的指挥，是根据盛梁请求办理农业事务，命臣考察筹划并上奏；依臣愚见，如果不先取得朝廷的裁决，确实难以轻易陈述。请求等将来臣或有机会到京，再详细分析，等待朝廷裁定可否。【咸平六年上奏，当时任江南转运使。圣旨说，应依照咸平五年十一月四日所下札子的指挥，筹划利害并上奏。】上奏仁宗，请求设置劝农司　钱彦远 臣恭敬地认为，农桑是百姓生存的大事，是国家的急务，也是顺应天时、养育百姓、防御水旱灾害、制服蛮夷的根本。本朝自祖宗以来尤其重视，所以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臣僚、知州、通判，都兼带劝农职名，授予诏勅、缀入官衔，职责在于督促考核；可是近年徒有空文，完全没有劝导的实际，荒地不能开垦，事情出于因循。如今想请求应天府及各州军，在长吏衙门中各设置劝农司，以知州为长官、通判为佐官，并在辖区内各举荐一名清廉强干的官员兼任判官，酌情抽调吏人，先把辖区各县目前已经掌握的开垦田亩、户口数目，以及陂塘、山泽、桑枣、沟洫的总数，编成账籍；还要分别说明现有多少逃移户口、荒废多少赋税田亩、古代水利工程后来毁坏多少。委托劝农官司多方设法，劝课招诱，安定百姓生业，除去长期祸害，兴起长远利益。到年终农闲时，转运司全面比较考核；如果确实增加了开垦田地和户口数目，或流民自行占田，或逃户恢复产业，陂塘灌溉有利，桑枣广泛种植，沟洫得到开辟，赋税增加，丁口繁衍，并且明确登记在户籍中而没有造成烦扰，就保举奏报，朝廷特赐章服，增加他们的秩禄。如果一任从头到尾都有显著成效，就命转运司把考核履历上报京城，交有关部门磨勘；请求因此越级提拔任用，其判官也特别给予磨勘引见。转运司提点刑狱的臣僚每次巡历州军，都必须先检查劝农司的事务，然后才能检查其他事务。如果长吏等因循怠慢，职务毫无声誉，户口大量逃移，开垦田地的数目日益减少，也请求将他们除授为散官、监当，其判官也一并降职黜退。这样才可使天下以农业为根本，百姓生活富足，成为万世的基础。希望下诏命三司检查援用旧有制度，实行赏罚。附黄：唐代开元年间有户八百九十余万，开垦田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如今国家有户七百三十余万，而登记确定的开垦田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中逃亡、荒废的田地不少于三十余万顷，这说明田地没有开垦而游手好闲者很多。【皇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仁宗：论劝农没有比重视粮食更重要。司马光

译臣听说，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是施政的首要事务。饥荒之年，珠玉金银都等同于粪土，只有粮食才是宝物，一天也不能没有。如今国家每次下诏，必定把劝农放在首位；然而农夫一天比一天少，游手好闲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难道不是被利害逼迫的吗？如今农夫辛苦劳作，穿破衣、吃粗粮，来种植各种粮食；赋税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徭役也由他们承担。年成丰收时，他们低价卖粮，以应付官府的需要、偿还债主的索取；年成歉收时，他们流离异乡，辗转死于沟壑。像这样，却想让那些从事商业等末业、坐享厚利、穿漂亮衣服、吃精美食物的人，转而去耕作田亩，实在很难。这样看来，劝农只是言语，损害农业的却是政令。天下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食用粮食的人越来越多，想让粮食不枯竭，怎么可能呢？如今的办法，劝农没有比提高粮食价值更好的；提高粮食价值没有比实行平籴更好的。应当使各路转运使和州军长吏，遇到丰收年能够广泛谋划，把粮食买入官仓；粮仓充满时，若仓储实数比刚接任时增加较多，就奖赏他们；如果没有水旱灾害，也没有增加军队费用，却使储积消耗减少，就罢黜他们。又命令百姓中能够努力耕田、积储粮食的人，不把粮食计入家产财资的数额。这样粮食价格提高，农业得到劝勉；即使发生饥荒，也常常不会有流亡、盗贼的祸患。今年河北、河东防边地区买入粮食，价格已经低得厉害，这也是国家应当留意的事情。【嘉祐六年上奏，当时任同知谏院。】上奏哲宗，请求留意农业政务　范祖禹 臣近来因防备赐诰，暂时到了许昌，亲眼看到京畿地区已经深受雨涝之苦。询问乡村百姓，都说乡里安静，公私事务很少，没有征召和烦扰；只是年成还没有丰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百姓常常缺粮。夏麦收成已经很薄，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收成；秋苗虽然茂盛，却只担心被水涝损害。臣私下认为，陛下怜悯百姓，救济鳏寡，恩德所及，可以说已经非常深厚了；但阴阳之气仍未调和，天人感应尚未相应。若想通过整治政事来应和天意，只希望陛下进一步推行这种仁心罢了。天道并不遥远，关键在于君心能否感通它。君主爱护百姓，天也会爱护百姓；君主爱护百姓，就在于知道他们的劳苦，体恤他们的困穷。天下人中最劳苦、最常困穷的，就是农民。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又说商朝那些安逸的君王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也不了解小民的劳苦。君主不可不知道这些。上天产生时令，大地产生财物，从一粒米、一缕丝以上，无不出自百姓的劳力，然后才被人取用。臣下的俸禄从君主那里取得，所以不可不报效；君主的供奉从百姓那里取来，所以不可不爱护百姓。天子是汇集天下的力量、由天下共同尊奉和供养的，凡是宫室、车马、衣服、饮食、器物和用具，无不是取自天下，都是百姓的膏血。制造它们十分劳苦，完成它们十分艰难；安然享用时，不可不想到它们的来源。想到它们的来源，就会爱惜百姓，不忍心浪费财物；就会忧虑百姓，不忍心劳役民众。以这样的心情施行政事，天下还不能安定，是从来没有的。天下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却全都系于一个君主的心。君心安静，天下就安静；君心不安静，天下也不会安静。朝廷只要恭谨俭约、节省费用，不任意营造作为，常常担心烦扰百姓，天下就会安宁休息。先王难道能够逐一给每个人吃、给每个人穿吗？只是推行他的仁爱之心，修行仁政，使之推及天下，那么受到恩惠的人就广泛了。臣希望陛下每逢进食，就想到天下还有饥饿而不能吃饭的人；每逢穿衣，就想到天下还有寒冷而不能穿衣的人。凡是每一件事，都要如此；只要推行至诚之心来招致和气，或许可以防止上天降下报应，赐予丰年的祥瑞，使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足，这样才是太平。过去汉昭帝在钩盾弄田亲自耕作，这件事很微小，史官仍把它记载下来，大概是因为昭帝想知道农事的艰难，与周公告诫成王的意思相同。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常刻木雕成耕夫、蚕妇，放置在殿廷之中，希望看见它们就不会忘记。自本朝祖宗以来，更加重视农业。太宗曾对近臣说：“耕种劳作的农夫，最值得怜悯。春蚕收成以后，还要投入纺织的功夫，但织成的丝帛却不能供他们自己穿用；田里的庄稼大丰收，填饱他们肚子的也不过是蔬菜和粗粮。假如风雨不合时令，庄稼没有收成，那将怎么办呢？” 真宗在内殿种植稻、麦，亲临观看收割，想了解耕种田地的劳苦，至今仍遵循这种做法。希望陛下深切留意农业政务，并且始终把保全、惠待小民放在首位，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元年六月上奏】营置屯田 何承矩上奏太宗论述塘泊屯田的益处 臣年幼时侍随先父在关南出征，熟悉北方边境道路、河流和平原的形势。若在顺安寨以西开凿易河蒲口，引水向东流到海，东西长三百多里，南北宽五七十里，使陂泽得到水源，就可以筑堤蓄水、设置屯田，用来帮助守卫要害，避免蕃骑奔逃冲突。等到一周年之间，塘泊蓄满关南各处泊淀的水，就播种经营稻田。凡是边缘州军中土地临近塘水的地方，只留下强壮的城防军士，不必烦劳调发军队大规模戍守；收获水田以充实边境，设置险要坚固的防御来抵御边患。春夏督促农耕，秋冬防备寇盗，即使供养军队，也不耽误耕作，不耗费国用，不劳累民力。这样就会使敌弱我强、敌劳我逸，以强者抵御弱者，以安逸对付疲劳，这是制服匈奴的办法。顺安以西直到西山，道路百里以内没有水田的地方，也希望派兵戍守，以训练精锐，选择将领，去除冗员和谬误。边兵不怕少，怕的是骄纵怠慢、纪律不严而且不精锐；边将不怕怯弱，怕的是固执己见、自以为贤而没有谋略；边备不怕敌寇，怕的是防守松懈而设施没有修整。若能使防御发挥力量，掌握制胜的要害，还担心什么边境尘扰不息、边患不能消除呢？况且国家无论有国还是有家，都以兵足粮足为根本。水田兴盛，确实可以限制戎马，节省转运粮食的费用，实在是万世的利益。【端拱元年上奏，当时任淄州刺史兼知沧州事】上奏太宗，请求在河北沿边营置屯田 柴成务

译臣近来就河北沿边州郡请求设置屯田的事宜，已经写成奏状上报。今月二十六日，长春殿召见问对，臣当面接受圣旨，命臣详细列举营置屯田的利弊，仔细筹划，封缄进呈。臣认为，戎狄骚扰边境，是古今常有的事情。驱逐他们，他们就像受惊的野兽和鸟雀一样四散；长期防守，则军队疲惫、费用耗尽。因此可知历代帝王都把戎狄置于国事之外，只设置亭障来遏制其奔突之患，经营耕战来谋求长久之功；这确实是启发天意、扩大远大谋略。谨考察古代井田制度，以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这是一个农夫的田地。九夫合为一井，井地呈方形，边长一里，井田开出四条道路，分给八家，在中央凿井，八家共同使用，这就是一井的制度。一井制度应计算九顷土地，住宅、沟渠和田间水道都包括在其中。先王用它来确定国家赋税并使粮食充足，夏商周三代达到治理之盛，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现在的屯田取法于此，大体上每方四里设置一屯。一屯的田地开十六井，合计各井的住户，应有一百二十八家；每家修筑墙垣，各井划分区域；屯落之外以长沟为界，四屯相连，越多越能成事。这样，地方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可以设置屯田一百区；如果东西延展二百里、南北只有四十里宽，就可以设置五百屯，排列八千井，容纳六万四千家，等同于一个国家三军的人数。用这种制度耕作，劳力平均而功效简易；用来防守，粮食充足而人心齐一。保全民众、守备边境，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考察古人的明显成效，建立圣明时代的宏大制度；事情如果能够实行，敌人就不足为患。至于招纳慰劳流民，维持佃种和守卫的办法，等候批准施行后，再另行制定条文。【淳化二年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奏仁宗，论述招募百姓耕种河东沿边禁地 欧阳修 臣昨天奉命出使河东，考察沿边长久的利害。臣深切看到河东的祸患，在于把沿边土地全部禁止耕种，却允许私下向北界购买斛斗，以此供应边境储粮。其大害有四项。依臣考察，如今若招募百姓耕种禁地，就可以除去四大害，得到四大利。河东地势多山险，道路不通辇运；边地既然禁止耕种，沿边就缺少粮食，每年都要依靠河东一路的税赋和籴买粮食，运送到沿边。百姓被险阻和路远所困，不能运粮，于是携带金银、绢帛、铜钱等物，到沿边以高价私下购买北界的粮食。北界禁止百姓把粮食和马匹向南运入我境，违犯者处死。如今边民冒禁私下交易，时常引发争斗，动辄互相砍杀射击；一旦发生诉讼，便会酿成事端，这是招惹祸患之一。如今我国有土地却不自行耕种，反而偷买邻界的物资来供应自己。如果敌方年年丰收而且放松禁令、不加查察，粮食越过我国边界，那还可以有所指望；万一敌方年成不好，或者他们与我国发生嫌隙，突然严密边界禁令，停止粮食买卖，那么我军就会缺粮。这样，我军的饥饱便系在敌人手中，这是第二害。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的沿边土地既不耕种，荒废而没有固定主人，敌人便能够侵占。从前代州阳武寨曾经为苏直等人争夺界地，诉讼长久不能解决，最终被敌人侵占退却二三十里。现在宁化军天池旁边，杜思荣等人又来争夺侵占，经过多年仍未解决。岢岚军争夺挖掘界濠，幸亏米先疏浚它，又多方用力抵拒，才得以确定界限。这是自己空出土地，引来北方人年年争夺边界，是第三害。禁止肥沃土地耕种，却使百姓困苦于远途运输，这是第四害。臣认为，禁地如果能够耕种，一两年之间便可以不再购买北界粮食；这样，边民没有因争购粮食而招惹祸患的害处，我军没有饥饱受制于敌人的害处，沿边界限有固定主人而没有争界的害处，边州自己有粮食，内地百姓也没有远途运输的害处。这就叫除去四大害而得到四大利。如今四州军的土地有一二万顷，若全部耕种，每年可以获得三五百万石的利益。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令两府商议；如果可以施行，招募耕种和收取税赋的办法，各有具体条目，容臣随后详细陈述。【庆历五年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仁宗，请求拨出河北逃户留下的田地设置屯田 富弼 臣私下听说，河朔的军粮储备每年不少于六七百万斛。历来除了本路赋税收入外，还必须让客商输纳粮食入中，才能充足。如今水灾之后，农民大半流离迁徙，向来肥沃的土地全成了闲田；而且河朔占用的土地极多，也没有办法耕种。臣私下计算，现今能够收到的赋税不过原来的三分之一，其他路拨补增加的也不过十万斛。粮价暴涨，必然没有客商入中粮食的帮助，那么河北每年的军粮储备顿时就要亏损一半以上。即使朝廷竭力救济，臣也知道无法筹办。何况其他路所拨出的物资已经是挪移、截留来勉强供应的，如果再减少两科的拨给，那些地方自身就会空虚枯竭，必定难以继续拨付；民力不得不困乏，国家财用不得不窘迫。臣又估量，河朔流民向东逃到登、莱、潍、密，向南奔往淮、楚、荆、襄，向西到并、代、关、陕，向北投奔幽、燕以及山后各镇，分离四散，无处不到。两三年之间，只有上等有财力的人或许能够回归旧业，其余流浪在外、忘记返回，最终没有归期。河朔逃弃的田地全都荒废，河朔军需没有办法供应。如果不早作筹划，恐怕朝廷财用耗尽，最终难以支撑，这实在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臣曾经查阅史籍，历代备边守戍大多采用屯田。赵充国守卫先零，曹凤守卫西城，诸葛亮守卫魏国，羊祜守卫吴地，当时都是戍守边境，常常军粮很不足，便全部利用营田的利益，于是建立了攻破敌人的功业。何况如今陕西、河北沿边有许多设置屯田的地方，法制大多正在增修，并不困难。臣想请求朝廷指示河北州县，把去年逃户留下的田地，按照所在之处分拨作为屯田；各处抽调厢军供给役使，如果不足就招募流民，每天得到几千人。不必按照招募军人的惯例特别发给衣粮，只需按人数供给口粮，使他们大致吃饱；既然免除冻饿，他们一定乐意耕田。何况他们本来就是农家，不必费力教导劝说；或者再允许他们在收成后，从十分中少量分给一二分作为赡养资财，那么应募的人谁能抵挡这种待遇呢？而且一向经过水淹的田土肥沃浓厚，是平常的十倍，耕作开垦并不十分劳累，只要把种子播下去，就有获得丰厚收成的希望。至于农具和牛畜，也容易设法筹办；如果担心灾害之后难以得到牛畜，只用人力也可以应急。若朝廷严密明确地下令，迅速让人兴办，必然今年秋天就会有收入，一两年以后粮食多得吃不完。等到流民恢复旧业，就逐渐按照他们原来的土地分给他们，那么先前流离的人不必担心不回来。如今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伏望圣上慈悲，早日裁决选择。

译贴黄：臣的职务在京东，本不应当频繁出面请求处理河北事务。只是河北流民大多聚集在京东，像蚂蚁一样聚集，不能没有骚扰。若河北能够招抚诱导流民逐渐返回旧业，京东自然就会平安无事。并且京东现在拨付税赋、运输粮食，救济河北百姓，实在很不容易。若河北逃弃的田地不荒废，百姓自己就能得到粮食，京东百姓也能得到休息。由于这些事情彼此相关，臣因此不顾越职的过错，仓促陈述。伏望圣上慈爱，特别予以体察。贴黄：此事不必指望完全解决问题，只要略有所得，就已经胜过让土地全部成为闲田。经过几年必定会有大量收入；如果考察后认为稍微便利，就必须尽早下达指挥。【庆历七年上奏，当时任知邓州】《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宋赵汝愚编 财赋门 荒政 上奏真宗，请求赈济河北饥民——田锡 臣本月二十五日进呈的密封奏章，是关于霸州、干宁军死伤人户等事的；从二十六日到现在，又据莫州奏报，饿死十六人，沧州奏报全家饿死十七户。虽然已有指挥下达转运司，令其考察，并降低斗斛价格以赈济销售，却还没有看到另行下达指挥。如果有关部门只是这样办理，实在不符合陛下忧劳百姓的心意。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饿死，这是陛下辜负百姓。宰相负责调和阴阳、启发辅导圣德，但恩惠不能下达，王道没有发扬光明，这是宰相辜负陛下。如今陛下为何不仿效禹、汤责备自己的做法，略微降下德音，向发生饥饿杀人之事的州府表示自责，使民心知道陛下忧虑体恤他们，然后开仓赈济、借贷粮食，拯救将死之人？如果仓廪空虚、馈运和边防储备又不足，当天确实没有可以赈济借贷的东西，那就是执政平素不用心造成的。过去伊尹做宰相，以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居为耻；如今饿死的人这样多，正所谓‘还要这样的宰相做什么’。现在陛下可以把这件事按义理当面略加责问宰臣以下，看看他们用什么话来回答，观察他们有没有惭愧的神色、有没有忧虑的神色。等三天以后，或者十天半月以来仍不上表待罪、不上章请求退职，那就是残忍的人，怎么能算良相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六口〕 既然不是良相却还任用他，那就是陛下没有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若不另行进用贤能之臣，恐怕危乱的萌芽将来会滋长蔓延，难以收拾。古语说：‘十户人家的城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如今皇家富有，天下诸国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可以从常参官过去每五日一次转对时所进的言论中观察，凡是有远大谋略、治理国家的才能和事业的人，都可以破格提拔任用；如果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才能，就按礼节让他退下，这也合乎体制。不这样做，臣恐怕国家不能早日达到太平。岂只是不能达到太平，国家的忧患也不只在边防，内地还可能发生叛乱。这是陛下继承先帝、巩固万世基业的紧急事务。所有紧急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希望陛下圣明睿智，详察臣的言论。陆贽说：‘贪图因循的人最终必有大患。’如今如果因循不改、不早作谋划，那么大患就要到来了。臣现在所奏的事情，首先可以降下德音，按照禹、汤自责的意思向上天谢罪，按照尧、舜最仁爱的心意来对待臣下，使发生饥饿的地区都知道陛下忧虑体恤他们。臣身处禁近严密的职位，每天都有所听闻和见到，不敢不奏报。【咸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集贤院权管干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上奏仁宗，请求专门责令守宰捕蝗——何郯。臣听说近日屡次派遣内臣到各路监督州郡官吏捕捉蝗虫。内臣是出入宫廷、受到亲信的人，从情势估量，州县一定会过分迎奉往来，他们的行李也需要人搬运。州郡还有兵士供其役使，至于县邑，就必须差派贫困人户。蝗虫尚未能够除去，百姓却先受到这种劳役，已经造成一项祸害了。比如去年派内臣到蜀地祈雨，所到之处都差派百姓五七十人挑担搬运他的行李。大概地方上不知道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只要看见贵近之臣，就顺势迎奉，不顾劳扰；这并不是内臣一定要求他们这样做。况且捕蝗除害本来属于百姓自身的事务，也是郡县守宰的职责。如今舍弃守宰而不任用他们，反由朝廷派人监督捕捉，就是纵容官府怠慢职守，而不责问他们的职责。伏乞特地下达敕命：凡有蝗虫生长的地方，专门责令知州、通判督促所属县的官吏迅速捕打，并委托本路转运司严格督察。辖区内的州郡等候蝗害全部清除后，每日据实上报。如果已经奏报之后，蝗虫却又滋长造成祸害，就把知州、通判、知县、主簿一并停职罚殿，转运司则贬降差遣。像这样严格督促责罚，官府自然会尽心除害。不知圣意如何，请求迅速下达指挥。现在各处的内臣，仍请求抽回。【皇祐四年上奏，当时任集贤殿修撰、知梓州】上奏仁宗，请求放宽租赋以防盗贼——余靖 臣恭敬地看到，春夏以来，旱情范围极广。陛下忧劳勤勉地体恤百姓，亲自举行祈祷，虽然获得了良好的应验，但夏田已经先受损害了。臣认为，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储蓄。没有三年储蓄，就说国家不像国家。因此即使遇到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百姓也没有面带菜色，是因为有预备灾害的办法。如今官府有很多冗余费用，百姓没有私人储蓄，一年歉收，逃亡者就遍布道路，大概是上下都没有储积的缘故。臣深切认为，当今预备灾害的办法，最紧急的只是放宽租赋、防止盗贼。臣确实知道国家边境战事还没有停止，费用日益增多，不应再削减百姓的赋税，使国家财用更加窘迫；但农民的收成有限，应当根据民力征取，即使稍微减免一些，仍然可以得到几分收入。如今如果一律强行征取，百姓一旦承受不了要求，必然造成流亡之患，那就会永远失去正常赋税。如今京城附近的百姓距离宫禁不远，前来诉说旱灾的人，尚且有一半能够得到申明，另一半还遭压制退回，何况远方百姓，他们必然无处申诉。陕西关以西尤其需要安抚。伏望朝廷特下降诏命：凡遭受旱灾的州军，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实地核查确实旱损夏苗的地方，特别酌量减免夏税的比例，不得容许有人侥幸冒领。这才是实际惠及百姓的效果。如果等到百姓逃亡以后才赈济救助，就来不及了。臣又听说，衣食不足，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使百姓不去做盗贼。水旱灾害之后盗贼滋长，是形势所常有的。近来听说解州、邓州有群盗进入城中抢掠人户，这是都监、押、巡检没有任用得当之人的结果。像这样的渐渐发展，不应让它滋长蔓延。伏乞朝廷重申捕捉盗贼的科条，严格执行赏罚的法典；对于不能捕获强盗的人，不得拿盗窃案件来比照抵折，特意实行勒停、替降的办法，希望他们尽力同心，以挫败盗贼的势头。【庆历三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谏院供职】上奏英宗，论述灾害之后应当除盗——司马光

译臣深切听说，朝廷下达敕令给京西遭受灾害的州郡：如果有人确实因为家贫而偷盗粮食，因而成为盗贼，就减轻罪等判决释放。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如果果真如此，实在很不妥当。臣听说《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讥等，大多是推行宽大的恩惠来利于百姓，唯独对于盗贼反而更加严厉急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饥荒之年盗贼必定增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近年臣曾见州县官吏中有不懂治理体制、专门施行小仁的人；有时遇到凶年发生抢劫粮食的盗贼，稍微加以宽纵，盗贼便公开横行，互相抢夺，乡村大为骚扰，不得不大规模搜捕，重加刑罚，有的处死，有的流放，然后才稍稍安定。如今如果朝廷明白下达敕文，预先说偷盗粮食而因而成为盗贼的可以减等判决释放，就是在鼓励百姓做盗贼。百姓缺粮，官府应当减轻徭役赋税，开仓赈济借贷，救他们免于死亡，不应让他们彼此抢夺。今年府界以及京东、京西水旱灾害极多，即使使用严刑峻法来除盗，仍恐怕春冬交替时饥民聚集呼啸，难以禁止抵御；何况再下敕令加以鼓励？臣恐怕国家起初以宽仁为意，最终却变成残酷暴虐；本意在于救活百姓，结果反而杀死更多人。凡是发布号令，都不可不谨慎；即使有毫厘的差错，造成的危害也很多。如果刚知道它有错误，立即更改，尚且胜过已经造成百姓受害、百姓迷惑而不再改正。伏望陛下迅速命令收回这道敕令，严厉责令京东、京西转运司以及各处受灾的州县，多方筹划粮食，救济饥民。如果有一个人敢抢夺他人的粮食，立即加以擒捕，依法办理。这样，众人知道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这就是保全良民、减少刑狱的办法。【治平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英宗，请求派遣使者救济饥民——韩维 臣私下听说，去年开封府以及陈州、蔡州、许州、颍州，按例都没有成熟收成；今年春天以来，百姓更加困苦。朝廷虽然开仓，转运米谷来加以赈救，但死者多得数不清，甚至有人被遗弃，妇女和幼儿在道路上号哭，骨肉之间互相吞食，僵尸暴露，遍地狼藉。听到这些，实在令人悲痛。臣日夜思考，大概是赈救的办法有所不周全，才到了这种地步：州县没有积储米谷，这是第一项；官吏没有体恤百姓的心，这是第二项；对饲养救济对象的处置不合适，这是第三项；朝廷虽然开仓，但陛下从未下谕表达恻隐悲悯之意，也没有派使者亲临察看，这是第四项。众人议论纷纷，私下奇怪陛下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常常忙到日偏西也不疲倦，至于细小事务无不曲加处理，唯独这件事没有听说有恩德之音表示怜恤。难道是陛下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吗？臣听说众人的议论已经很久，每次想上报，都因害怕越职而停止。如今距离前去收割二麦还有几个月，但死者每天都在增多，臣实在不忍陛下的赤子遇到仁圣的君主，却不能蒙受其恩泽，毫无申诉地死去。臣即使因越职获罪，也不能躲避。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诏命执政选取十几批爱护百姓、能办实事的官吏，召到便殿接见，向他们说明陛下忧劳、怜悯、悲伤的心意，命他们分别出使州县，察看流民，先把现有人数、死亡人数以及当前救济情况详细上报；然后与转运使、提刑、知州、通判等共同迅速商议，研究怎样处置和救养，才能保全百姓性命。到麦子成熟以前，需要使用多少米粮？怎样经营救济，才能不至于断绝？不幸已经死人的地方，由官府负责掩埋，不得暴露尸体。以上各项事务，都允许通过马铺骑马飞驰奏报。陛下应当与二府大臣早晚共同谋划商议，只要国家力量能够办到的，没有一件不去做。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使这些百姓逐渐有生路；否则三四十万人到了四五月间，就都会填满沟壑而死。臣听说，上天之所以保佑、任命君主，是要让他牧养百姓；君主之所以享有至尊地位，是因为有百姓在他下面奉养他；百姓之所以欣喜拥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保护安定他们。陛下刚即位，应当有办法牢固凝聚天下人的心。如果要凝聚天下人的心，以符合上天保佑任命君主的用意，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臣希望陛下竭力实行。【治平二年上奏，当时任修起居注】上奏神宗，请求选派河北监司赈济饥民。司马光 臣私下看到，朝廷派官员在永泰等门拨发粳米；遇到河北路流民经过、追逐丰收之地时，成年人每人发给一斗米，小孩发给五升米。又告谕他们，在京城难以停留居住，应迅速前往附近便利的丰熟州军谋求生存。臣反复思考，这样处置，想以体恤百姓的名义来掩人耳目，或许可以；但实际上恐怕有害而无益。为什么这样说呢？先前有人听说京师散发米粮，河北便有人讹传，百姓于是背着孩子南下。如今如果真的派官员散米，恐怕河北饥民听到消息，尚未流移的人也会因此受到诱引，全都来到京城。京城的米粮有限，而河北流民无穷；不久之后没有米可以发给他们，就免不了聚集饿死，正如前年许州、颍州的情形。今年的禾苗已经遭受旱灾，蝗虫又日益滋生，秋田能否丰收还很难知道。一斗五升米，只能延续几天的性命，哪里能够救济他们的饥荒困厄呢？凡是百姓的情性，见到利益就趋近，见到祸害就躲避。如果京城可以停留生活，即使驱赶他们也不肯离去；如果外州不能使他们生存，即使挽留他们也不会停下。实在不是靠几个人用言语就能劝告明白的，所以臣认为这是有害无益。

译臣听说，百姓的本性是眷恋故土、看重迁徙之难，难道他们喜欢离开乡里、舍弃亲戚、抛下祖坟，流离道路、向别人乞讨吗？只是因为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乱，公家既不肯收购，私人又不敢积蓄，所收的粮食随手就耗散了；春天指望夏收，夏天指望秋成，上下都苟且偷安，只作眼前打算。因此稍微遇到水旱灾害和蝗虫，就已经粮食断绝，公私都空空荡荡，没有办法互相救助。依靠县官供粮，既不能周济；向富室借贷，又没有所得。这种过失在于无事之时没有准备，不在于灾荒之年。再加上监司、守宰多半没有任用合适的人，看到百姓穷困，竟然没有怜悯之心，增加无名赋税，兴办不急迫的劳役，官吏借机作奸，弊端层出不穷。百姓束手无策、计穷力竭，没有办法生活，就免不了产生四处谋生的念头。大体上，他们认为别处一定有富足安乐的地方，有仁惠的政治，可以安居，于是砍掉桑树枣树，拆毁房屋，杀掉耕牛，抛弃祖祖辈辈经营的良田产业，一天之间就把家业毁掉，互相携带着踏上道路。如果到达的地方又没有依靠，使他们进退失望，那么老弱之人不在沟壑中接连死去，壮年人不起来做盗贼，又将归向哪里呢？因此圣王的政治，应当使百姓安居本土、乐于本业，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离散的念头。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依臣愚见，不如谨慎选择公正的人担任河北监司，让他们查察受灾州县中不能胜任的守宰，予以更换；然后多方调拨、融通粮食，使各地都赈济本州县的百姓。如果粮食数量少，不能周遍救济，就暂且先救助本地农民，依据户籍，先从下等人户按次序赈济；这样所发有限，也可以预先安排。如果富室有积蓄，官府给他们发放印券，听任他们借贷粮食，等到丰收之日，由官府替他们收回，表示一定守信，不可欺骗诱导，那么将来百姓就会争相致力于积储。这样，饥民知道有可以活下去的道路，自然不会抛弃旧业、漂泊外乡；留下居住的人既然安定，外出的人就会想要返回。如果每个县都这样做，哪里还会再有流民呢？臣以前曾上言，王者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不可以使恻隐之心只停留在眼前而已。这还只是说河北流民经过京师的情况。臣急切听说，其他遭受灾害的地方，流民也相当不少。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伏望圣上慈爱，依照此法施行。【治平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述河北流民到达京西后请求分给田土。富弼 臣昨天在汝州，深切听说河北流民来到许州、汝州、唐州、邓州一带追逐丰收之地的很多。臣因为朝廷先前允许他们申请官府所属田土，后来却又不许申请，全部必须遣送回原籍。臣调查得知，流民必定很难遣送回去；既然已经流移到这里，又不许他们得到田地，只是让他们狼狈地流落道路，越来越失去安身之处。于是臣专门发公文给本州通判张恂，立即前往州界各县流民聚集的地方，逐一核查人数，分给田土；或者让他们自己砍柴、捕鱼、采集，或者按人数发放官粮，采取各种救济办法，希望能够使他们稍稍存活。这里面只有分给一顷田地一事，违反了朝廷后来下达的指挥。臣本来想上奏等待朝廷裁决，但眼看流民来的人日益增多，深恐救济稍有迟缓，就会转而出现死亡损失，于是暂且按照上述条件施行以后，才写成奏章报告。不久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旨，完全依照奏章所陈的理由办理；后来到达的人，则不得再给田，等到春暖之后劝告他们返回上路。后来才知道其他州军所到的流民，不论新旧，也只准采用原先下达的朝廷指挥，完全不许分给田土。臣当时急于赴召，来不及再次上奏。从襄城县到南薰门共六程，臣看见沿路流民，大大小小的车辆以及驴马载运行李，还有挑担等，接连不断。臣每次遇到成队的老少流民，都逐一询问，并让人陆续抄录登记；仅仅在路上遇到的，大约共有六百多户、四千多人。那些已经在各州、各县、各镇，甚至道路旅店中安顿下来而臣没有看到的，以及臣在许州驿站停留一天期间路上经过而没有看到的，比臣曾经见到的数量恐怕又不少于一二百户、三二千人。总计大约达到八九百户、七八千人。至于先后已经经过的、如今尚未来到的，以及住在唐州、邓州、蔡州等处而臣没有看到的，又不知道有多少。扶老携幼，满路都是；他们面带寒冷饥饿的神色，令人不忍看见，也有人病死，随即埋在道路旁，骨肉亲属相聚号哭后离去。臣亲自见到并询问得知的，多是镇州、赵州、邢州、洺州、磁州、相州所属的下等人户。按十分计算，约有四五分是镇州人，其余五六分是赵州以及邢、洺、磁、相州的人。十户中大约六七户是第五等人户，三四户是第四等人户以及贫弱户和没有土地的流动客户，完全没有第三等以上的人家。臣逐队全部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开乡土、远来别州；其中有很多人哭泣着告诉臣说：‘本来不忍心抛离祖坟亲骨、毁坏家产，只因为灾害使物价昂贵，无法维持生计，担心老人孩子饿死，所以只好到粮食便宜的地方逃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口、七八千口〕 臣又询问得知，有的全家迁离以后再也不回去；也有的只是减少人口，暂时来追逐丰收之地，等到那里没有灾害、粮食价格稍低，就会返回。去年先派人来申请田地的有，买置田土的也有；没有任何准备、听见消息便空手而来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二，其余人都茫然无措，完全没有归宿，只是在路上不断询问哪里粮食便宜，便往哪里去。臣急切听说，有人说朝廷一定会下令遣送他们回原籍；这种说法大概只是那些人拿传闻作借口，并没有亲自看见、亲自询问，只是知道带着车辆行李的人似乎很多，便说他们是上等人户。臣亲自见过有七八辆大车的，大约四五十家、二百多人；有四五辆大车的，大约三四十家、一百多人；有一两辆大车的，大约五七家、五七十人。那些小车以及驴马、担子、行李的队伍，大体都像大车队一样，都是当地乡村相近的邻里，有的出车辆，有的出驴牛，有的出绳索，有的出搭盖物品，互相拼合，各自组成一队出发，所以行李声势看起来像上等人户。如今既然是贫困窘迫之家，已经决意离开乡土逃命、追逐丰收之地，而朝廷却一定要遣送他们回去，恐怕必然会伤害和气。

译臣也详细向他们说明：朝廷担心你们抛离乡土，打算遣送你们回河北，不知你们意下如何？那些男人和妇女都上前回答说：‘即使死在这里，也一定更难回去；况且一路上的盘缠行李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回得去？除非将来那里有可以依靠的希望，才会有人回去。’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臣亲自看见、亲自询问所得，最为详细确实。与那些由外地派来负责考察的人——簿尉、幕职官——相比，他们害怕州府，州府害怕提点刑狱和转运司，提点刑狱和转运司害怕朝廷，不敢据实陈述；有的心存谄媚虚妄，不肯把灾患全部说尽；有的不用心，草率上报不实情况，完全不能与此相比。伏望圣上慈爱，早日下达指挥：京西一路凡流民到达之处，暂且把官府所属的荒闲田地以及现有佃户占用后剩余的无税土地，派遣有责任心、能办事且奉公的官员分散分给他们，让他们各自留下耕种，不得再强行驱逐、遣送回河北。其余的人，或者让他们到人家做客作佣，或者让他们自行砍柴、捕鱼、采集，或者按人数发给官粮供养；再令中书省查考前后条约，迅速严格地下达指挥加以约束。这样最可贵的是趁现在时日还不长，尚未有大批死亡损失，还来得及救济。【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判汝州，奉召赴阙】上奏哲宗，请求预先准备来年救济饥荒的办法 苏轼 臣听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至于救灾恤患，尤其应当及早进行。如果在百姓尚未饥饿时救济灾民，所用物资少而救助范围广，不过是减少上供、出售常平仓粮，官府没有大的损失，而人人都能受到恩惠，这就是今年的情形。如果等到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助范围反而小，以至耗散省仓、亏损课利，官府陷入困境，而已经饥饿的百姓最终仍然死亡，这就是熙宁年间的情形。熙宁年间的灾害，本来由于天旱米贵，但沈起、张靓之流没有在事情发生前奏报，只是设立赏格、禁止粮食外运，富民都争相藏粮，小民没有粮食可吃；等到流民饿死的情况已经发生，朝廷才知道，开始下令从江西转运粮食，并截留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又在巡门发米、拦街施粥，最终仍然不能挽救。饥荒之后又接着发生疫病，本路死亡五十多万人，城郭萧条，田野荒芜，两税和课利都失去了原来的收入。核查熙宁八年，本路发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课亏减六十七万多贯，粗略计算所损失的总数共三百多万石，其余耗散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今天，转运司贫乏得不能有所作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去年浙西几个郡，先遭水灾，后遇旱灾，灾情不比熙宁年间轻。二圣仁慈明智，于去年十一月中旬首先发布恩旨，截留拨给本路上供的斛斗二十万石用于赈济；又在十二月底，减免转运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米的三分之一，共五十多万斛，并把所得钱全部买成银和绢，上供给朝廷的数额丝毫没有亏损县官，而命令下达之日，各处百姓都欢呼起来。官府停止收购后，米价自然下落；又从正月起开仓收购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场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赐予度牒三百道以帮助赈济。本路于是安定平静，最终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事先作了安排。由此看来，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祸福相差竟如此悬殊。想来二圣怀有天地父母般的仁爱之心，见到百姓疾苦，便竭力救助，本来不计较费用多少；而臣愚昧无知，只知道权衡利害轻重，计算斛斗大小，以为这就像百姓之家置办田庄、招募佃客，本来是为了收租，并非为了行仁义，但到了水旱灾年，也一定要免除欠债，借给他们种粮，因为心中实在害怕佃客逃散、田地荒芜，日后的损失必定是今天的数倍。何况拥有天下、统治万民，却不考虑后果吗？臣自去年以来，屡次冒昧向圣上进言，实在是担心陛下的“佃客”逃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米价每斛达到八九十钱，自今年正月以来逐渐下降；到五六月间，浙西几个郡大雨不断，太湖泛滥，到处损害庄稼。六月初，米价又上涨，七月初已达到每斛百钱足陌。如今新米已经上市，但常平官米却不敢继续收购，灾情的发展恐怕会像去年一样。为什么呢？去年的灾害像人刚开始生病，今年的灾害像旧病复发；病状虽然相同，但人的元气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替时雨水调和，浙人以为是丰年，典卖家产、借债出息来经营田地，车水、筑圩几乎到处进行，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眼看就要等到收成，却被淫雨和风涛一下子毁掉，百姓的穷困实在比去年严重一倍。近来将官刘季孙到苏州传达教令，臣秘密命令季孙沿途访察情况；季孙回来对臣说，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造成灾害，又多有大风掀起潮浪，堤堰、圩垾几乎全都破损。湖州的水流入城中，百姓家中积水都超过一尺，这是去年没有的灾情。而转运判官张璹从常州、润州回来，所说大致相同。他说，吴江平望一带水深八尺，有的人全家田苗都淹没在深水底下，父子聚在一起痛哭，只能用船筏捞取，说其中一半还可以炒来吃青穗，另外还可以拿去喂牛。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也已经不是丰年了；何况雨会不会停止还不知道，那么明年的忧患，就不再是今年所能相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去年杭州所管常平米有二十三万石，如今已经卖出十五万石，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伤而免税，和籴又未实行，省仓欠缺数额，以上八万石常平米只够折兑拨作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的米了，只有近八万贯收米钱；但钱不是救济饥民的东西。明年如果米价更加昂贵、钱更加贬值，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熙宁年间，两浙市易司发放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可以借用，但买不到米，因此拖着罗绮、佩着金玉，横尸道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经把常平米买过来了，现存数量极少，熙宁年间的忧患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眼前。臣才力短浅，又加上衰老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忧患都系在臣身上，受恩深重，不敢另行请求调任闲郡。臣日夜思虑，寻求明年救济饥荒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高明策略，只有在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买常平米，准备明年出售。如今浙西几个州的米既然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上供的年度额数斛斗一百五十多万石，两方面争相买米，米价必定大涨，饥荒会更加迅速到来，和籴也无法实行。

译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平仓有钱却没有米，官吏束手旁观；百姓死亡，而山海之间又连接着瓯、闽，盗贼聚集起来，或者发生意料之外的祸患，那么即使诛杀我们这些臣子，对已经失败的局面又有什么补救？因此必须把实际情况详细上奏。恭请圣上慈悲，详细阅览臣的奏章，下令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两路钤辖司，赶快共同估量明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斛斗，收购米粮以救济饥荒。如果应当准备，就详细列出各州所需数目；臣已经估计杭州需要二十万石，并且要各司分别谋划应当如何办理，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能买足所需。如果各司认为不必准备粮米出售救济，就命令各司分别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出现饿死和流亡，并承担罪责上奏。因为如今已经立秋，距和籴的时日没有几天了，等到估量、往返请示取得批答，深恐来不及办成事情。恳请详察，迅速赐予指挥。附黄：臣听说道，闽中各地灾情尤其严重，盗贼也很多。有人说邵武军有强盗，人数不少，恐怕是廖恩的余党。转运司现已命令衢州官吏就近访察，虽然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万一确有其事，也不能不预先考虑。附黄：臣恭敬查考：唐史记载，宪宗曾对宰臣说：“你们多次说吴越去年遭受水旱灾害，昨天有御史从江淮巡按回来，说并没有达到成灾的程度，这件事可信吗？”李绛回答说：“臣看过淮南、浙东、浙西三道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况且各方受任的，都是朝廷所信任重用的臣子，如果不是事实，哪里敢上奏陈报？这本来就不是虚假之说。御史官职低微，选用的人又不合适，奏报之间，或许会有迎合献媚的情况。何况推诚相待，是君主治国的根本；如果一方歉收，就应当当天救济其饥民贫民，难道还可以怀疑吗？”皇帝说：“先前我没有思考就问了这件事，是我说错了。”李绛等叩头再拜。皇帝说：“今后各道遭受水旱、饥荒的地方，应迅速予以免除赋税、借贷救济。”又查考本朝《会要》记载，太宗曾对宰臣说：“国家的储蓄，是最紧要的事务，因为要用来防备凶年、救活人的性命。前些时候江南几个州恰好遭遇灾旱，我听说后，立即派使者前往，分路赈济借贷，果然听说没有流亡，也没有饿死的人，并且没有盗贼之患。如果没有积存的粮食，凭什么救济饥民？臣近来每次看到邸报，各路监司大多在三四月间先奏报雨水调和、禾苗茂盛，到了发生灾伤时，却一定等到饿死者遍地之后才奏报，这是有关官司的常态，也是古今共同的弊病。” 丰年收成不必事先报知，人人却争相奏报灾伤；这正是应当预先准备、彼此照应而不能不说的情况。如果不是朝廷广泛加以访察，远方的百姓又向哪里申诉呢？【元祐五年七月上，当时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上奏哲宗，论述封还臣僚所议浙西赈济之事。范祖禹 臣恭敬查考：唐代宗大历年间，连绵阴雨损害庄稼，渭南县令却独自声称县境没有受损。皇帝派御史核查实情，发现损失三千多项。皇帝长久叹息，说：“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即使没有受损，也应当说有损失，怎么竟然如此不仁？”于是将渭南县令贬为南浦尉。德宗贞元年间，江淮发生大水，宰相陆贽请求派使者赈济抚恤。皇帝说：“听说受损很少，就议论优厚抚恤，恐怕会滋生奸欺。”陆贽上奏说：“世俗的弊病，大多是迎合谄媚，揣摩上意所喜，就夸大其辞；听到上意所厌恶的，就缩小事情。制定和准备措施失当，常常就在这里出问题。”又说：“所耗费的是财物，所收获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人心，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派使者宣慰抚恤水灾。宪宗元和年间，南方发生饥荒，派使者赈济抚恤。使者将要出发时，皇帝告诫说：“朕在宫中使用一匹帛，都要核算它的数目；只有赈济救助百姓时不计算费用，你们应当体会这个意思。”元和七年，皇帝又对宰相说：“你们多次说淮南、两浙去年遭受水旱灾害，近来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没有达到成灾程度，事情究竟怎样？”李绛回答说：“臣查考淮南、浙东的奏状，都说有水旱灾害，很多人流亡，并请求设法招抚。看奏状的意思，似乎还担心朝廷因此怪罪他们，哪里肯在没有灾害时妄说有灾呢？” 这大概是御史想要作奸谄媚来取悦皇上的意思罢了，希望能够查出他的姓名，依法处置。”皇帝说：“你说得对。国家以人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就应当立即救济，怎么还可以再怀疑呢？朕刚才只是没有思考就这样说了。”于是下令迅速免除他们的租赋。古代的君主听说有灾害，只责怪臣下没有上报；他们救灾时唯恐有人吝惜费用，又担心来不及办理。陆贽、李绛都是贤相，也专门信任守臣的奏报，厌恶有人缩小灾情，以此来缓解君主的忧虑。如今国家建都于汴京，正是为了利用东南漕运的便利；京师数以亿万计的人口，所需粮食以及军队、百姓的供养，都出自两浙，这正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不考虑它的来源？如今陛下一方的百姓，嗷嗷待哺，处于倒悬般的紧急境地，就像婴儿断了乳汁，死亡随时可至；他们正呼天告急，张口等待喂养，以延续朝夕的生命，作为他们父母的君主，怎么忍心吝惜力量而不救助呢？臣仔细看臣僚所说，朝廷已经赐米一百万石、钱二十多万贯，州县也依照条令开仓煮粥煮饭救济，百姓似乎将要稍稍苏息了。臣认为用煮粥救济饥民，是最下等的办法。百姓既已到了聚集起来吃粥的地步，疾病瘟疫将要发生，饥困会更加严重，死者必然很多。这正是灾伤达到极点、应当忧虑的时候，怎么能就认为已经稍有苏息呢？

译又有人说，平民向来习惯夸大虚报，把少说成多，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臣认为，平常年景中略有旱涝而申诉灾伤，侥幸求利的百姓或许有这种情况；如今浙西灾害极大，百姓已经流散乞食，迫近死亡之境，正在这种时候却怀疑他们习惯夸大虚报而不相信，实在太残忍了。又有人说，请求诏令监司、州县详细列出灾伤程度、赈济借贷的办理次序，分别申奏，并惩罚灾情最严重的地方。臣认为，朝廷任用侍从之臣为一路钤辖，又选派监司前往；他们还没有到达灾区、尚未开始办理，朝廷既不凭信钤辖、监司的话，又这样告诫约束监司、州县，臣恐怕官吏束手无策，不能有所作为，上下观望，各自只求苟且免罪。奏报受灾程度稍有夸大、赈济所用物资稍微多一些，这是过失中的小过失，本应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以救活人的性命；如果因此惩罚一名官员，那么从今以后各级官府必定以此为戒，坐看百姓死亡而不敢救助。又有臣僚说，灾情奏报有异同，不可不查察，请求下令钤辖、提刑、转运司以及苏州、湖州等五州，分别列出各州水灾涉及多少县、多少村，有没有房屋漂毁、人口淹死，以及高田没有积水和水退后可以耕种的土地各有多少，并命令他们到实地核实后申奏；不得互相隐瞒、稍有谬妄，违者请求重加贬黜。臣恭敬看到，近日浙西申奏说，自今年正月大雨一直到六月太湖泛滥，苏州、湖州、秀州等州的城市都遭水浸，田地无法播种，房屋漂毁，百姓丢弃田地、卖掉耕牛，四散逃走乞食。臣认为朝廷听到这种情况，应当命令官司像救火、救溺水者一样办理，尚且担心来不及；如今如果再根据这道指挥，要求逐县逐村派人抄录房屋、人口、田土数目，在饥荒之时，这些办理必然会成为扰民之举。一件事情不实就担心受到责罚，整个境内即使百姓都死了，官员未必因此获罪。这样一来，赈济反而会拖延，百姓就更加无从获救。又有人说，近日另派使者支拨斛斗一百万石、现钱和度牒约二十万，这不能说不多；但如果现在尚未播种、今年秋天没有收成，那么今后的赈济日期还很遥远。所派官员与特意派出的使者不同，如果今后的赈济期限很远，这本来就是本司在当地的职责，应当自行设法办理，不必加以约束，以免产生疑惑和观望。臣认为如今水涝刚刚降下，秋田还完全没有收成希望；如果确如臣僚所说，今年秋天没有收成，本路必定还要上奏请求，朝廷也应当继续接济，那么前日所赐的物资就不能算多。何况斛斗只是命令官府收购，官府并不亏损米价；常平仓本来没有直接散发粮食的办法，只有广惠仓允许赈济，不足时才允许通融使用。拨用常平仓、免除五分税的地方，仍不得超过所限定数额的两倍。浙西钤辖司最近才上奏请求不限石数，相关斛斗指挥尚未下达朝廷批文。又奏称夏田原本还没有免税。由此看来，官司守法只会造成赈济不及时，必定不会有超过规定的道理。臣僚又说，请求命令赈济官司办理较大的事项，并申取朝廷指挥；对于紧急得不能等待答复的事情，虽然允许先行办理，也必须立即把统一的办理办法具奏说明，以便朝廷察知其中是否缓急失当，可以及时纠正。臣恭敬看到，英宗时期，臣的叔祖镇出任陈州知州，辞行那天，英宗宣谕说：“陈州连年遭受灾伤，你到那里后要尽心赈济安抚。”臣叔祖镇到州时，正值春耕播种，于是立即打开常平仓，借给百姓种粮。提刑司上奏弹劾官吏，诏令释放，不予追究。陈州到京城不过几天即可往返，然而他仍不先上奏便行动，正是担心来不及办事。神宗时期，西京发生大水，派一名郎官、一名御药院内侍前往赈济抚恤，采取多种办法救济；北京也是如此，从未制定条文加以防范。如今两浙远在二千里之外，事情稍微宽大的，若都要申奏，等到得到答复，已经错过时机。即使规定紧急事务可以先行办理，如果官司畏惧避责，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律上奏请求，不敢专断办理，那么这种办法难道不是反而有害吗？臣恭敬看到浙西钤辖司、转运司前后申奏，说连年灾伤，今年又遭大水，甚至结罪作保，明白具奏请求斛斗、度牒；又说父老称四十年来没有这样的水灾。近来奏报苏州饥民每天死亡五七百人，饥荒和疫病比熙宁年间更加严重。又有湖州奏报，贫民进城后死亡者接连不断，被遗弃的男女，官府正在收养。根据这些情况，灾伤轻重也可以知道了。如今仔细考察臣僚所说，大意只是因为朝廷所赐的钱粮不少，担心灾情没有奏报的那样严重，所以想要查核虚实、惩罚谬妄。但臣愚昧的忧虑是，朝廷已经赐钱粮一百二十万，恩德深厚，又选派监司前往，免得再滥派专使。如今监司才出国门，钱粮刚到本路，便下达这样的指挥加以约束，百姓必定认为朝廷十分吝惜钱粮、轻视抛弃人命。一百二十万已经嫌多，将来距离粮食匮乏还很久，又能有什么指望？吝惜的是财物，失去的却是人心。何况本路有钤辖司、转运司、提刑司，彼此互相监督；而转运司主管财物，不愿多花费，所以自祖宗以来，赈济都交给提刑司办理，大概就是担心转运司吝惜财物。监司、州县遇到凶年饥荒，都是不得已才上报朝廷，难道肯在没有灾害的地方赈济不饥饿的百姓，耗散仓廪，白白损失租税，以招致办理不力的罪责吗？如今只应当告诫各级官司，多想办法，保全百姓性命，放宽对他们的约束，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这样或许能使剩余的百姓早日获得安居。至于没有根据规定发放，白白耗费官府仓粮，救济又不及时，贫弱百姓收粮反而得利，以及兼并之家办理不当等情况，才应当加以约束。但这些本来是监司使者的职责，朝廷也难以在远处替他们具体筹划。如果监司选得适当，这些弊病自然会少；即使真的发生了，民间舆论也会传播，难道可以掩盖吗？台谏足以根据传闻弹劾奏报，朝廷也足以查考按劾，仍然不算晚。如今预先下达这种指挥，只能徒然牵制、扰乱他们的办理。恭请圣上慈悲，以远方百姓的性命为念，不要忧虑官司赈济过多。臣僚所说的那些请求，恭请不要再施行。【元祐六年七月上，当时任给事中】《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七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内帑【封桩库】赵抃上奏仁宗，论述奉宸库估价出售物品一事。臣私下听说，已经下达指挥，要对奉宸库所藏的珍珠、犀角、玉器、丝帛以及珍宝等物估价，派官员设场出售。奉宸库所藏都是朝廷珍秘之物，如今一旦立即估价出售，实在有损国家体统。又会使市井大肆传播、道路纷纷传闻，万一远方夷人听说了，将会认为我朝为什么窘迫到这种地步？何况国家内有省庭的库藏，外有四方的贡赋；如果能够节省削减浮费，日常用度自然可以取得满足，何必轻信浅薄的意见，搜检出售禁庭珍秘之物，白白耗费内帑，动摇人心？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大。臣愚昧地恭请圣上慈悲，为国家爱惜体统，将奉宸库现正估价出售的物品，特别下令停止。【至和二年十二月上，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上奏仁宗，论述内臣私自取出珠子给内人的事。傅尧俞 臣听到传闻，管当内藏库的内臣蔡世宁，把本库的珠子拿给内人看。内藏库是祖宗设置的，用来储备国家经费；即使陛下宣布索取，守库官吏尚且应当坚持不轻易交出，哪里有私自取出给人观看，以求取悦他人、谋求利益的道理？府库之中尚且如此不谨慎，贸易、偷盗之事还有什么不会发生？何况泄漏府库物资有明文条法，罪责不小；物品离开正常存放之处，也自有相应的刑名。请把蔡世宁交给有关官司彻底追究，按照情理和法律施行处置，这样或许可以警戒后来者，不至于遗失、损坏官府物品。【嘉祐六年十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英宗，请求今后谨慎管理奉宸诸库的出入。吕诲 臣恭敬地认为，圣朝承接五代衰败的余局，祖宗在对外平定诸国后，积聚的珠宝全都归入内府。除非国家有大事、表彰赏赐功勋，从未有过丝毫轻率的耗费。其账籍秘密而严密，即使大臣和主管财政的人，也不能知道详细实情；由此可知神宗武略、英明谋划的深远用意。先帝恭谨俭朴、节约用度，天下皆知。然而自至和年间服药以后，府库管理不严，宦官各自专横放纵，耗用一分，却攫取百倍。朝廷内外听说后，无不痛惜。臣近来听到外间议论，说内臣任守忠把奉宸库的明珠三万两、黄金一万两奉送给中宫；任守忠还自行请求酬谢奖赏，并且更加巩固了恩宠。如果确有此事，陛下难道不应想到祖宗艰难积蓄这些财物的用意吗？何况在服丧期间玩赏珍好、奢侈靡费，有损无益。这样的议论，严重玷污了中宫的盛德，也足以看出宦官的狡诈奸恶；这种行为已经暴露，众人都不能容忍。假如让小人得逞，窥伺陛下的空隙，动辄设法取悦，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臣请求今后奉宸诸库必须谨慎管理出入，不让小人窥探，以备国家缓急之需，救济国家大事。恭请圣上留意。【治平元年八月上，当时任侍御史】上奏英宗，请求防止内库出入账目失察，并裁减不当的耗费。吕诲 臣私下认为，祖宗取得天下、平定诸国后，聚集的财货都归入内府。几十年间，天下安定，正是国家富足、军力强盛的结果。所谓内藏、奉宸诸库，不由有关官司掌管，所以外廷臣僚不能知道其收入和消耗的实情；只是担心日久之后，支出费用逐渐扩大，不能再保持当年的盛况。近来先帝封存积留的物品，赏赐给小臣，超过了乾兴年间的制度，接受赏赐的人至今还感到震恐，大概是知道祖宗艰难收聚这些财物的用意，并不认为自己应当虚受。听说宫禁中取用财物仍然没有节制，又有近幸之人借机侵吞，以有限的积蓄供给无穷的费用，一旦四方发生事变，拿什么来支撑应付？陛下刚登基，正应当谨慎守护，修整府库，严密管理收支，这正是时候。臣请求今后内库，除非用于表彰赏赐功劳、借贷补助经费，一切浮泛支出都不要使内库承担，并且要查核出入账目。凡宫禁中索取财宝，无论由内库、外库下发哪种凭证，都必须列明支用者的名目，使年中查核时知道有无过度支用，以便裁减。至于后苑创制的服饰、玩好、器具，以及文思院制造的物品，完工后另行派朝官核验检查，这样就可以杜绝官物被无故损坏、侵吞欺骗的途径，也算是节俭爱民的一项办法。唯愿圣上留意，天下幸甚。【治平元年上】上奏哲宗，请求停止额外封桩。陈次升 臣私下认为，百姓的财力有限，征取不可过多；国家赋税有固定用途，使用不可没有节制。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没有额外征求，州县也没有非法征敛。此后进献求利的臣子不理解这个道理，只求刻削百姓，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每减省一件事务，就根据所减的名目数额，责令转运司封存起来作为上供；另外增加、置办应需物品，又要由州县自行办理。上供项目年年增多，有关部门的财用日益不足。既没有家产可以补助，又没有邻近州县的粮食可以借贷，必然要用各种办法向百姓征取。非法征税难道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人主谁没有恻隐之心，难道没有爱民的意愿？近年来监司大多以搜刮财物互相攀比，大概是迫于年度财计不足，形势所逼，不得已才这样做。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清除搜刮苛刻之弊，崇尚忠厚，天下人无不共同承受恩德，欢欣鼓舞，归心于朝廷，拭目等待太平盛世的极致。然而额外上供的数额还没有革除，臣实在担心将来供应办不成，官司便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如果想避免侵吞搜刮的祸患，又会重新产生这种行为，就不足以符合陛下仁厚的德意。臣请求圣上慈悲，特别下令查核熙宁以来在旧有上供额之外创设、实行的封桩钱物，一并停止，以便使官吏不至于过度征求，百姓也免受骚扰之害。【元祐元年六月上，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请求把封桩钱赐给户部及各路转运司。范祖禹

译臣恭敬看到，近来派户部郎官前往京西，查核转运司财用数目。最近各路常常报告财用不足，朝廷斟酌后予以接济，其余则责令地方办理。如今既然派郎官去查核，必定能查出确切的短缺数目。如果数目不多，朝廷可以予以补助；如果数目很大，不知朝廷能否全部补助，还是只像平常年份那样，酌量事情给予一部分。如果酌量给予，朝廷既然看到了实际短缺却不全部补足，就无法解释；如果全部给予，又恐怕其他各路援引为例，朝廷对天下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若想全部补足，力量或许有所不及；若不全部补足，转运司就无法完成财计，不刻剥百姓又到哪里取钱？这样一来，陛下的百姓必然受害，不能不深思。又，朝廷既把一路财计委托给转运使、副使，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虚实，非要派郎官查核以后才相信，这会使各路使者人人产生不自信之心，每遇短缺便仰望朝廷派官查核，更加不愿承担责任。臣认为这不能成为后世制度，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凡是报告财用不足，只委托转运使、副使查核、具保说明后上奏；如果有不实，就重加贬黜处罚，这样谁还敢妄报？臣认为，如今各路经费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提刑司封桩造成的缺额，以及禁军领取钱帛、斛斗的数额都不少。这些本是户部、转运司掌管的财计，先帝特意命令封存起来，等待边境使用，大概是担心仓促调发不能实行，所以才有这个权宜制度。如今朝廷正致力于安定边境、让百姓休养，封桩之法应当全部革除。臣请求把自熙宁十年开始封桩以来已经起发送往京城的数目，以及截至今天以前尚未起发送往京城的数目，全部赐给尚书户部和各路转运司，以补助经费。如今天下各路大多贫困匮乏，却把财物储存在无用之处，眼看地方困竭而不加救济，这不是调剂有无、使百姓富足的政策。封桩至今已经十多年，一旦拨还各路，必定能稍稍缓解困难，其利弊显然无疑。恭请早日下达指挥施行。附黄：臣担心议论者会说，先帝用这些钱物来备边，如今不应改变。臣恭敬听说，先帝曾经也有过放宽或收紧政策的议论。自古以来的权宜之法，大多不能长久实行；时势不同、事情变化，后人必定要有所更改。三代以来无不如此。如果只收紧而不放宽，不但无法救济国家的急难，也不是先帝的圣意。【元祐四年七月上，当时任谏议大夫】上奏哲宗，再次论述封桩钱。范祖禹 臣近来上奏，请求把熙宁十年以来各路提刑司封桩造成的禁军请受钱帛、斛斗缺额，全部归还尚书户部和各路转运司，以补助经费、缓解困急。臣认为当今的祸患在于天下财力空虚，朝廷不能不替此事筹划。封桩钱和经费同样都出自百姓，都是陛下一家的财物；如果能够有利于国家，又有什么可吝惜的？这就如同把财物从东边调到西边，又从内府拿出来归还外廷。按唐朝制度，天下财赋都收入左藏库，太府每季度把数目上报，尚书省比部复核其出入。到代宗时，租赋全都进入大盈内库，由宦官主持。天子把它作为应付缓急的便利，后来竟不再拨出，把天下的公赋作为君主的私藏，有关部门不能知道其中多少，国家用度也无法计算盈亏，近二十年如此。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在皇帝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大根本，是百姓生存的命脉，天下政治的治乱和国势的轻重都由此决定。”因此，前代历来选用重臣主管财赋，尚且担心不能聚集足够，往往因此失败。国家的总体计划一旦失误，天下就会动摇。先朝权宜地让宦官掌管财赋，丰俭盈亏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便无法谋划天下的利害。请把这些财赋拿出来，归还有关官司，这样以后才可以议论政事。德宗于是下诏，凡是财赋都归入左藏库。杨炎只用几句话就改变了皇帝的想法，议论者称赞他懂得宰相应有的职责，德宗也由此懂得了治国的要务。如今封桩之法还没有达到唐代大盈内库那样的程度，而陛下听取意见、采纳劝谏，远远超过唐德宗的德行。如果大臣有杨炎那样的请求，陛下难道会有不听从的吗？过去先帝有经略四方、经营夷狄的志向，所以另行储藏财物以待使用；如今陛下垂衣拱手守成，志在无为，把财物储藏在这里将用来做什么？从前汉高祖创业，长期奔波于战争之中，每天都无暇自给；文帝亲自实行节俭，鼓励督促农桑，于是高祖的政策，文帝有些不再采用。武帝驱逐攘除戎狄，没有一年不出征；昭帝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于是停止盐铁会议和榷酤。宣帝考核名实，选用郡守，于是武帝的法令，昭帝、宣帝也有不再采用的。臣前面所说，时势不同、事情变化，后人必定有所更改；自三代以来无不如此，并不只是汉唐如此。如今各路困窘匮乏，不能不救济；如果财计穷尽，难道能避免搜刮百姓吗？这就是从这里夺走财物，却又从百姓那里征取。只希望陛下不要疑虑改变先帝的权宜制度，这样天下百姓就大为幸运了。【元祐四年七月上】上奏哲宗，论述封桩钱。王觌 臣恭敬看到，东南各路过去的财用最为充足，所以自祖宗以来，军国费用大多出自东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发运使李溥说：今年春季运输米六百七十九万石，各路分别留存足够三年支用的粮食，又留下准备上供、赈济等用途的米，数目也很多。天禧元年正月，诏令江淮等路特意免除一次上供米。今年春季运输一次，臣私下想，祥符年间各路在上供之外，已经有三年的储蓄；到天禧的赦书又特意免除一次春运，也可以看出真宗皇帝深思远虑，不只是怜悯漕运劳苦，也希望东南各路经常保有充足积蓄。如今东南财用日渐困乏，水灾时本路转运司和常平仓的物资不足以充作赈济，近处从江淮取得，远处从荆湖收购，然后才能勉强使三个州的百姓稍有苏息，这可以说是毫无储备了。淮南去年和今年都没有大的灾伤，转运司却因军粮急缺向朝廷申诉，每年冬天都要借发运司的米二十万石来补充军粮；如果不幸方圆几千里发生水旱灾害，又将怎样谋划？臣近来充任发运使，在任一年多，所主管的六路上供钱粮不能按期完成，应该查问弹劾的转运司官吏共有四路，并不只是今年如此。

译在这以前，各路拖欠的数额也很多，难道那些转运司官吏不害怕因误期、违法而获罪吗？只是因为力量已经不足，即使重重获罪也无可回避。由于这个缘故，各路只顾采取应付责任的短浅办法，没有时间顾及长久增加财用的道路，实在可叹。臣所看到的虽然只限于东南各路，但听说其他路分也大多如此。臣也曾询问转运司财用耗损的原因，虽然不能完全查清始末，但有些明显易见：各路用度日渐扩大，而朝廷封桩的钱物日渐增多。姑且列举几件事来说，选人增加俸禄，各路增加将兵，各路指使、场务、监官增加员额，准备差遣的大使臣增多，这些虽然关系政事，是适应时势的需要，不得不这样做；然而计算费用，都是祖宗时期所没有的。用度日益扩大既然如此，所谓封桩又日渐增多；如卖盐宽剩钱缺额、禁军请受的减省钱、造船钱之类，名目很多，本来都是转运司的钱物，却一概封桩归朝廷的越来越多，转运司怎么能不困窘呢？臣当然知道封桩之物并不是用来供奉游宴、扩建宫室、装饰苑囿、奢侈车马的，只不过希望积蓄稍多一些，以备军国缓急之用罢了。然而所谓积蓄，是指经费之外有余，然后才可以称为积蓄；怎么可以中断有关官司的经费，使其不够使用，却把它称作积蓄呢？如今实行封桩，相关官司不能随意动用，正常经费既然缺少，反而导致每年应当上供的物资公开拖欠，不能供给；又向朝廷借贷，虽然超过期限会被查问弹劾，但最终也无法偿还。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臣恭请朝廷认真研究、深思谋划，凡是上供封桩的物资，把过去祖宗取走的那些都交还给转运司，使其稍微能够自给，这是天下的幸运。【元祐六年九月上，当时任刑部侍郎】常平仓、义仓 上奏仁宗，请求详定常平制度。杜衍 臣听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不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粮食是百姓的性命，不可不替他们储备。每年有丰歉，谷物有贵贱，应当计算成本、衡量收成，想办法及时调节，防止粮食滞积或短缺而获利，应该深入研究其中的方法。前代记载说：“想让人致力于农业，就要让人得到利益，让粮食有归宿；这是说官府依照法令收购粮食。”如今豪强富户趁粮价低廉时大量收购，使从事农业却能力不足的人很快耗尽家财；等到农事不兴，稍有水旱灾害，他们就囤积货物不肯出售，等待价格上涨来谋取厚利。农民只好高价买粮，勉强填饱肚子，来回都受其害，穷困再也没有尽头。即使劝农督课的官员每天到各家查看，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管子》说：“政令有缓急，物价有轻重，君主如果不加治理，储存货物的商人就会在市场上游走，趁人们供应不足时囤积，获取百倍利润。”又说：“有一万户的城邑，必定要有一万钟的粮食储藏，储存的钱财要达到千万；有一千户的城邑，必定要有一千钟的粮食储藏，储存的钱财要达到百万。”由此说来，平籴、常平的制度由来已久，并不是从汉宣帝时期才开始的。国家在各郡设置常平仓，是为了使农民获利、准备饥荒年份。然而如今有名无实，只是因为制度没有确立。臣认为，建立制度在于衡量州郡距离的远近，计算户口的多少，低价收购、高价出售；根据各地饥荒和丰收的差别，实行不同措施；赏罚必须兑现，把考核责任落实到官吏；粮食出入不得堵塞，增减要有制度；本金和利息的数额，不得借给军队使用。在收购粮食的时候，禁止从中争夺利润【六斛四斗为一钟；有一万户的城邑，便有一万钟粮食，那么如今一万户的郡，常平仓就可以收储六万四千斛以上。等到本钱和利息逐渐增加有余，再增加原定的数额。每年有大、中、小程度的饥荒，也有大、中、小程度的丰收，必须经常谨慎察看，以掌握收支的节度。如今如果只建立制度而没有赏罚，法令就无法实行。对于各路州县官吏，应当按照功过制定等级，使他们知道法令必定实行。每当适时收购粮食、紧急出售时，不要让主管部门阻塞拖延，这样利益才可以惠及百姓。丰年就提高市价收购，每斛增加的钱不得超过一十文；饥年就降低市价出售，按三分计算，拿出一分给告发并首倡之人。收购完毕后就不再禁止】至于蜀汉狭窄的地区、交广宽广的乡土，有的交通河川、土地便利不同，有的边郡山险、城邑险要不同，都应分别制定条令教规，以调节粮食盈亏，限定粮食转运交易的年时，防止损失败坏，制定主管人员侵吞克扣的禁令，并用严厉的科条督责；这样贫瘠地区就可以得到充实，饥荒也有所准备。如今却不是这样，九谷在丰年分散出去而不能储存，百姓在凶年困苦而无法救济生产，富足赡养百姓的方法，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如果严令各州郡根据本地粮食和钱财的有无，按照现有常平仓的钱和斛斗，从今以后逐渐按照户口数额收购、转运。运司等不得以运输军需为名，请求借用各处应当储备的钱贯和石斛数额；如果有所缺少，就应当多方筹划供给。倘若完全缺少本钱，实在无法调剂，伏请大大发下诏令，从府库拿出乳香、犀角、象牙、珍珠之类的物品，酌量各处情况减价出售，补充仓本【这些珍异物品，饥荒时不能食用，寒冷时不能穿着，平时却可以用较长时间逐渐出售；如果仓促出售，即使减价数倍，人们也未必购买。因此应当趁着太平丰年出售，用作富国惠民的本钱】这样，对上可以体现皇帝除去奢侈、崇尚节俭的仁德，对下可以成就敦厚根本、惠及百姓的道理。等到州郡有了本钱和利息、增加盈余的地方，就命令外计部门按照远近调剂，使各处都足额。除边远郡和山险地区收储不得超过规定额数外，防路州府也允许趁低价多收购。仍先请求下达指挥，令有关部门把现行常平仓条贯和臣这篇奏札重新详细审定，分别制定具体条款，务必精密而可以长久作为成例；并确定各州军应当收购的统一数额，详细列明后上奏朝廷，再由朝廷裁量酌定并颁行。设置这一制度，大概是为了抑制兼并、惠及贫弱；如果实行一定守信、执行一定坚定，本钱和利息逐渐增加，公私都能获利。相比义社制度另行产生赋敛、官吏侵削，仓促借贷而损害大、利益小，这种制度创始于隋代，唐代戴胄还请求恢复，已经颇为得利；何况兼顾惠农、抑制末业、堵塞牟利渠道的方法，难道可以忽视其名义而不去实行吗？议论者如果说圣朝不应以收取利息为名，那又是不考察实际情况。周公制定百姓借贷之法，以国服作为利息；又规定借贷万泉，收取五百泉利息，这也是按照正当道理取息。只要仓储充足有余、国用富足强盛，即使遇到灾荒，也不至于使百姓贫困消瘦、死亡，那么仁圣养育百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见识浅陋，却冒昧献上微薄意见，冒犯圣颜，内心实在惶恐万分【景祐二年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仁宗，论借支常平仓本钱　余靖

译臣听说天下没有永远安定的形势，没有永远取胜的军队，没有永远富足的百姓，也没有永远丰收的年景。因此古代圣王守持国家有道，治理国家有术。倘若遇到缓急之事，不可以没有准备。臣恭敬地看到，真宗皇帝景德年间，诏令天下按照各州户口多少，酌量留下上供钱，开始设置常平仓，交给司农寺登记入账，三司不干预其出入。每年夏秋两季丰收时，按照市价加钱收购；出售时所得的利息和本利钱，只委托司农寺掌管，三司、转运司不得支用。后来每逢灾伤赈济借贷，使国家有储蓄、百姓免于流散，正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前任三司使姚仲孙，从今年春天以来，在京东等地借支司农寺常平钱，用来供应和买。虽然是借支官钱以供官用，按通常情况看似乎没有妨碍，但从长远经略来看，实在很不合适。臣私下认为真宗皇帝的圣虑深远，冒昧概略地说明。当今天下金钱粮食的数目，各路州军每年的支用之外，全部充作上供和其他路的经费，现存仓库再没有多余盈余。留下的常平本钱和斛斗等，如果用来赈济饥荒，这本来就是皇帝平时已经考虑到的。万一不幸，某一方稍有缓急，赏赐、供给和粮食，仓促之间就可以准备，难道不是先皇暗中把数百万的资财储蓄在四方的吗？如今如果先被三司支用，天下的储蓄就耗尽了。伏请特别下达指挥，命三司把先前借支常平本钱的去处迅速拨还；今后不得再行支拨，并依照景德元年颁下的敕命施行【庆历二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职谏院】上奏仁宗，请求建立民社义仓　贾黯 臣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年成丰收，人民就安乐，父子能够相互保全；一遇水旱灾害，就流离死亡，尸体被抛弃在道路上。打开仓廪赈济，粮食又不够；督促富户出粟救济，财力又不足；从千里之外转运粮食，又来不及应急；迁徙百姓去就食，远近双方都陷入困境。朝廷大臣、郡县官吏仓促之间不知如何处置，等到百姓因饥饿而死亡，已经过半了。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免除；如今不思考预备灾害的方法，只希望年年侥幸五谷成熟，这就是指望得到尧、汤也无法保证的事情。臣曾读《隋史》，看到所谓建立民社义仓，就是在适当时节收取粮食，储藏在百姓中间；这样下可以防备凶灾，上面实际上没有获利。愿意仿照隋代制度，诏令天下州军，遇到年成丰熟时，立法劝导督课，积蓄粮食以备灾荒。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丰年粮食多得散落，应该多取一些而不算暴虐，何况是取来为百姓使用呢【皇祐五年上奏，当时任左司谏。皇帝将他的意见交给司农寺，并命令李充与贾黯共同议论后上报；于是下达各路，考察是否可行，最后认为可行的只有四路。其余地方有人说，这是在税赋之外又增加两重输纳；有人说，恐怕招致盗贼；有人说，已有常平仓可以赡济；有人说，设置仓库会造成烦扰。于是贾黯又上奏论述此事，但议论最终没有实行】上奏神宗，请求天下设置社仓　钱顗 臣听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拥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拥有粮食。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不能说是有准备；家庭没有三年的积蓄，必然说是不足。凡是拥有国家或家庭的人，没有不把储蓄放在首位的。因此管子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看到各地农民，虽然辛勤耕种田地，却不致力于积蓄，一遇水旱灾害，就陷于狼狈，实在值得怜悯。臣谨按隋文帝开皇年间，曾命令天下人节俭并输纳粮食，名为社仓，当时实行后百姓没有饥荒，确实是救济众人的良策。凭臣的愚见，想请求在天下州县中，各乡村仍分别按照旧制设置社仓。丰年秋收时，只在上三等有田的人户中酌量征出斛斗，以备赈济：第一等不超过三石，第二等不超过二石，第三等不超过一石。可以按乡，也可以按村确定数额；仍命众人选择一户有财力的人家，充任社仓甲头，一年更换一次。把聚集的斛斗藏在他家，并详细登记各户实际数目，申报所属官司，由官府判押作为凭据。若有损失，也责令甲头赔补，以求避免侵吞欺骗的弊端。如果遇到荒年歉收，就把粮食全部借给下等贫民，听任他们在来年丰收时由官府索还，仍按原先办法交入社仓收储。等到积聚达到三年，或者一直没有水旱灾害，就把存留的数目登记清楚，贵在经常保持三年的储备。如果没有水旱灾害，一方百姓又受到粮食贵贱、年成丰歉的影响，所征收的很少，所救济的却很多。年长日久，积蓄也会增多，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可以避免流亡的祸患。伏请下达指挥，让各路转运司详细斟酌施行【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开始诏令州县推行义仓法。当时朝廷正在实行新法，州郡急于聚敛。熙宁二年七月，钱顗于是说：齐州征调义仓米，数额太多；曹齐州各县又命耆长代为缴纳，于是诏令停止义仓，已经缴纳的全部发还。到熙宁十年九月，才重新建立】上奏哲宗，请求抓住时机收购常平斛斗 司马光 臣考察旧常平仓法，丰年粮价低会损害农民，所以官府通常在市价上加钱收购，使有储粮的人家没有机会压低价格，农民不必被迫低价出售；凶年粮价高会损害百姓，所以官府通常低于市价出售，使有储粮的人家没有机会要挟抬价，贫民不必被迫高价买粮。使物价保持平准，公私双方都有利，这就是三代的良法。从前有因州县缺少常平本钱，即使遇到丰年也没有钱收购；又有官吏懒惰怠慢，厌烦收买和出售的事务，即使遇到丰年也不肯收购；还有官吏不能察知市上斛斗的实际价格，只相信行人与储粮人家串通作假。收获初期，农民急需钱、争相出售时，官府故意把价格估低，导致官府收购不能全部进入储粮人家手中；直到错过时机，储粮人家仓廪装满，官府才突然按照加价标准收购入官。因此农民出售粮食只能得到低价，官府收购粮食反而常用高价，丰厚利润全归储粮人家。又有官吏虽然想及时收购，但县申报州，州申报提点刑狱司，提点刑狱司申报司农寺，等候指挥；等到回报，往往已经过了几个月，早已错过时机，粮价也贵了数倍，以致州县常平仓的斛斗有的经过多年，在市价标准始终达不到原来收购的价格，无法出售，堆积腐烂。这是法令因人而败坏，并不是法令本身不好。

译熙宁初年，执政者认为旧常平法不好，又把收购本钱作为青苗钱贷给人户，令其收取二分利息，设置提举官督促办理。丰年时农民出售粮食，十成中只能得到四五成的价格；凶年时则宰牛卖肉、砍桑卖柴，把钱交给官府，钱货更加贵重，粮价反而更加低下。朝廷深知其中弊端，所以撤去提举官，命令把多年积存的钱、粮、财物全部登记作常平仓的钱物，交由提点刑狱司交割主管，依照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年各路除了发生水灾的州军外，其余地方多是丰熟之地。现在想特别下达指挥给各路提点刑狱司，趁有这些收购本钱的时候，委托丰熟州县官仔细察看市上斛斗的实际价格，多增加钱数，广泛收购；仓廒不足的地方，就用常平仓的钱增盖仓库；仍命令少收购麦、豆，多收购谷米。南方以及川界低洼潮湿之地，有些斛斗难以长久储存，就委托提点刑狱司酌量各州县应当销用的数目，下达收购数额；等到以后市上物货价格比原来收购价稍有上涨，就立即出售，不得使其积压损坏。仍命州县各自把行人在近十年间记录的市上斛斗价格进行比较，确定贵贱适中的价格标准，然后把各色粮食的价格分为三等：从若干钱至若干钱为中等价，若干钱以上为上等价，若干钱以下为下等价。命令各路临时斟酌增减，务必做到合宜。既然约定了三等价格，从今以后州县每逢丰年、斛斗价格低到下等时，就参照市价酌量增加钱数，开场收购；凶年、斛斗价格高到上等时，就参照市价酌量减钱，开场出售。如果市上现行价格只在中等范围内，就不收购也不出售，更不必申报请求本州及上司指挥，以免有迟滞误时的忧患。仍委托提点刑狱司经常提点察看。若州县斛斗价格已经达到上等却不收购，达到下等却不出售，或者储藏不合规、转运不及时而导致损坏，以及监官不每日入场，导致收购和出售百姓受到阻塞拖延，都应当查问处理。若州县长吏和监官能够用心及时收购、出售，等到任期届满时，按适中的价格把钱与斛斗折算流通；与刚到任时相比，增加盈余达到十分之一以上的，允许在履历上批书，等到到吏部时升半年名次；达到十分之二以上的，允许指射一次家便差遣。这样贵在官吏人人用心，州县都有储蓄，即使遇到连续饥荒，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又能使官府积存的钱逐渐散入民间，可以使物货流通。河北州县中，籴使司现有的斛斗很多；防路州县的转运司在收购军粮的地方，却不收购常平仓斛斗。如果这次指挥中还有没有说尽或不便实行的事项，就委托提点刑狱司逐项筹划，申奏后施行【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尚书左仆射】上奏哲宗，请求不要把常平价格分立三等　王岩叟 臣恭敬看到，昨天颁下的朝廷指挥文书虽然详细，却没有贯通周全。四方来的人，又说其中有不便之处。臣考察常平旧法，只要遇到年成丰收、物价低下，就在市价上加钱收购；如果年成歉收、物价昂贵，就按照市上实际价格酌量减钱出售，这就是常平的意义。如今既然限定必须价格低到下等才允许收购、价格高到上等才允许出售，这就是一定要等丰歉达到十分之后才执行法令。稍微达不到等级，官府就会拘泥文书、束手无策，只能坐看而不敢收购、出售。臣恐怕时间一久，天下救灾的储备会减少，而损害农民的祸患会增多，就离常平法的本意很远了。臣请求依照旧法，不要分立三等，也不必再申报请求本州及上司指挥。其余事项依照新颁朝廷指挥，另行修订颁布。贴黄中说，朝廷近来派遣官员到淮南赈济，已经下达指挥；即使价格属于十分中的价位，或者比平常价格稍高，也权且收购。这已经说明三等价格的办法不便；兼且听说各路州县自从接到诏令以后，往往不能实行。伏望详细酌量，迅速赐下指挥【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哲宗，请求把常平敕令删定为一部书。刘安世 臣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就叫作国家不像国家。大概先王的制度是，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按照三十年的积累推算，就可以有十年的储备。所以尧、汤时代水旱灾害连续多年，而没有贫困死亡的百姓，正是采用了这种办法。三代以后，井田制废坏，便利百姓的法令没有比常平法更好的。从汉代直到现在，没有能够改变它的。只是近世以来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凡是养育百姓的措施，连每月的需要都不能满足，哪里还谈得上三年的储备？因此年成有时歉收，百姓就面有菜色，强壮者转而成为盗贼，弱小者不免饿死。保全民众的方法竟然如此疏略。臣等私下认为，自从罢除青苗钱以后，天下州县都有积存的钱财。朝廷虽又建立常平制度，条目十分详细，但上下因循，未曾留意。既没有统属机构来察看其中的乖谬，也没有赏罚来鼓励或抑制。加上转运司只想姑且缓解眼前急务，多方借贷，使储备日减月削，完全没有足够赡济的期限。如果不惩治革除这些弊端，将会不胜其害。臣伏望圣上慈悲，特别颁下睿旨，把今天以前有关常平的敕令收集起来，严格限定期限，专门委托户部删定为一部书，交付有关部门，全部准备遵守。仍请求下达指挥，把天下现有的常平钱，趁今年秋季丰收之时，命令五路统一收购粟米；其余路分也分别酌量各处可以长久保存的斛斗，广泛收购。仍用本司的钱修盖所需仓廪；一路所有的钱财要均匀供应一路之内，不得偏聚在一州；一州境内，也不得偏聚在一县。各自按照户口多少，确定收购入仓的大致数额。每逢凶年歉收，就依法出售。收购和出售的方法，应当以市价为标准增减；这样官府本钱可以经常保存，物价也不会飞涨。若遇到旱灾、水灾，就能使百姓有所救济，不至于流散。朝廷的恩惠可以持续而没有断绝的忧患，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九年的储备。太平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望陛下推行至诚恻隐的心意，明诏执政大臣协力施行。关于官吏的殿后和最优，也请求斟酌修订。将来颁下诏令以后，如果有人违犯，州县由监司负责监察，监司命户部、御史台察看并上奏弹劾；这样或许能使二圣惠民的仁心，不成为只有善意而没有实效的政策，流传万世，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哲宗，请求拿出内库金帛作为常平收购本钱。范祖禹

译臣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忧患，在于公家和私人都没有积蓄，无法等待水旱灾害和凶年歉收。一时不下雨，百姓就都陷入饥荒并流亡。去年春夏发生旱灾，京西、陕西尤其缺粮，唐州、邓州出现人民相食的惨状，男女被遗弃，流离在道路上；幸存的人吃狗和猪的食物，饥民成群结队抢劫粮米，因犯法而被配流、拘系的人接连不断。幸好后来得到麦子，百姓又有了希望，所以盗贼没有兴起罢了。然而转死沟壑以及被配流到远方的人，已经多得数不清了。仁圣之君在上，难道不哀怜他们并替他们谋划吗？只不过几个月不下雨，恰逢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已经如此。如果不幸又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将用什么来救济他们？从仲夏以来，雨水并没有过多，秋收还有希望。各郡虽有遭受水灾的地方，但大略计算，丰收之处必定比多年平均稍丰；那么公私拖欠的债负催逼民间，百姓又没有办法得到钱来储积，粮价必定低到极点，这就是农民无论丰年还是凶年都陷入困苦的原因。如果不是朝廷广泛谋划，及时收购和出售粮食，就无法平抑粮价、救济百姓。如今各路提刑司积存的常平钱还很多，臣私下恐怕自从罢除、散发青苗钱以来，常平法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臣愚昧，想请求迅速下达指挥，各路提刑司趁今年秋季丰收、谷价低下的时候，把所有现有的钱全部加价收购，使谷价不至于过低而损害农民；来年春天谷价上涨时，再减价出售，使谷价不至于过高而损害百姓。如果只使用常平钱收购，恐怕范围仍然不够广。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拿出内库几十万金帛作为收购本钱，专门用来防备水旱和凶荒，按时收购、出售，那么官府本钱可以经常保存，百姓受到的恩泽也将无穷。救济百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祖宗设置内藏库，本来是为防备军旅和非常之事。仁宗曾拿出钱一百万缗帮助常平收购本钱，这正是仁恩深深结于民心的原因。财物出自百姓，又用来救济百姓，只要使百姓存活、不至于流亡，那么今年春天把钱散出去，明年又有什么忧患呢？没有什么财物会因此耗尽。前年冬天大寒，陛下拿出十万缗赈济贫困百姓；百姓苦于严寒，陛下不忍坐视他们死亡，便捐出钱财给他们，这确实说明陛下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不爱惜。何况收购本钱长期不动，却可以用来惠利百姓，只不过是把内库的钱借给各路，又有先朝的成例，有什么可忌惮而不做的呢？如果认为臣的话有道理，请求尽早赐予施行【元祐四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请求恢复义仓　上官均 臣听说，盗贼增多，常常起因于凶年；凶年物资不足，常常产生于平时没有准备。防备灾害、预防祸患，设置常平仓和义仓，是最好的办法。熙宁十年，开始讲求隋、唐旧制，兴办义仓，命令各人户按照正税斛斗一石，另缴纳五升，准备灾伤时赈济，不得移作他用。这个法令相当周密，因为所收取的很少，而聚集起来的很多；储藏在郡县，灾荒时再分发给百姓。收取得少，百姓容易缴纳；聚集得多，上面足以施予。储藏在郡县，凶年就有准备；分发给百姓，人情也没有怨言。这是隋文帝、唐太宗曾在太平时代实行过的制度，已经有验证的成效。元丰八年，指挥各路把义仓一概废止，议论者至今还为此惋惜。如果认为它扰民，那么所出不过二十分之一；如果担心被挪作他用，当时已经有明确禁令。何况水旱灾害并不固定，饥荒间或发生，打开仓廪赈济每每苦于不足，实行劝诱征集又难免强行取收。与其在仓促之时施救，不如在平时无事时做好准备。如今平籴法已经恢复，只有义仓制度还没有兴办。臣认为，义仓储积在接近百姓居住的地方，饥年赈济就没有长途奔波的劳费，百姓也能得到实际的恩惠。隋代开皇年间，就在社中设置仓库，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臣想请求兴复义仓法，命令在村镇有巡检司舍的地方建立仓廪，以便收储斛斗；其余条例令有关部门进一步修订整治，以备饥年之用，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元祐五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八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茶法 上奏太宗，请求停止榷山行放法　张洎 臣恭敬奉行中书宣谕的圣意，命令臣访察茶法以及榷山、通商各有什么利弊。臣才识鄙陋，却有幸听闻天意，退居衡门之中，实在惶恐不安。谨略为陈述榷山、放法的利弊，以回答圣上的询问，唯愿圣明察看。茶货兴起，时间已经很久；它资助百姓、富裕国家，利润的功效十分广泛。榷山、放法利弊的制度，起源于唐代；创立这种茶法后，流行于天下，与米、盐没有不同，是百姓所需，远近风俗相同。如今献议的人谈论茶货利弊，大概有两方面：一是榷山，二是放法。历代设置制度虽有不同，但概括来说，榷山的弊害深重，放法的利益广泛。然而主管财政的官员一定说，朝廷榷山能获得丰厚利润，如果放开禁令，只会使茶商获利；这大概是老生常谈，也是近世弊法的说法，只会伤害大体，哪里是致力于通晓经义的人呢？现在请允许臣逐条说明。南方国土疆域山泽相连，远方百姓习惯于多经营茶园；对上可以供纳赋税，对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靠此营生取给，完全没有其他门路。等到官府榷取茶山，利益归于公室，百姓衣食的来源日渐削减，采摘制造的劳役年年增加，课额已经逐渐亏缺，刑罚又屡次加到他们身上，以至于卖田卖屋，竭力缴纳课额；物产已经耗尽，死亡又怎能救济？所以产茶之处郡县凋敝、百姓无法生活，完全是由此造成的，这是第一项弊害。实行榷禁的地方，法令非常严酷，哪怕只有铢两之茶，也会触犯法网；公私双方相互追捕骚扰，狱讼纷纷兴起。严重的破族亡家，轻的本人充塞牢狱；州县公务大半都围绕茶事，早晨禁止，晚上施刑，被拘系的人接连不断。户口因此减少，田野因此荒芜，愚昧的百姓陷入无处申诉的境地，狱案牵连、祸患纠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二项弊害。茶货生长在山中，与五谷一样，只要经常爱护培育，就能获得繁茂丰盛。等到朝廷榷取茶山，乡里原有的产业丧失，茶户被寒冷和饥饿所逼，每天都有逃亡的人；茶园落入奸邪之徒手中，每年都有荒废的。年岁渐久，残破更加严重；看着那些有灵性的茶苗，全都变成茂盛的杂草。等到追查催逼、察觉问题时，已经失去了课额；即使想要改弦更张，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三项弊害。臣谨按《唐史》，穆宗朝宫中营造台观，国计不足，王播为了希求恩宠，请求增加茶税。李珏上疏说：“榷率救弊，起于战争；向百姓厚重征敛，实在损伤国体。年终上计，所得利益究竟有多少？还没有见到财物增多，已经说招致怨恨了。”到大和九年，盐铁使王涯才上奏实行榷茶法，江淮之间百姓的茶园由官府自行制造，分别派遣使者主管。百姓公开说：“如果果真实行这个法令，就只有彻底完了。” 他们杀死使臣，进山叛乱罢了。后来甘露之变发生，王涯终于被诛杀。所以史臣说：“王涯想要希求恩宠，使百姓更加困苦；然而他藏身于奸邪之中，与他们共谋而危害国家，难道不是鬼神窥见其恶、夺去其身，使这些祸患降临来惩罚他吗？”前史记载此事，是把它作为鉴戒。国家承受天命、登临帝位，像养育子女一样抚育百姓，恩泽遍及穷荒之地，仁德甚至施及路旁的芦苇。只有茶法还没有调和完善，大中年间改弦更张，正当在今日。如今如果停止榷山制度，实行放法条令，使国家获益、百姓便利，就有五项利益。先王创立制度，贵在能够通行；如果谋求利益而使百姓困竭，政令就滥失了。把榷山这个弊法举而废弃，那么疲敝者可以保全，流亡者可以全部复业；东南郡县百万遗民，生养死葬都能安于旧业，这是第一项利益。制造茶叶的户民既然专心经营茶产，就一定能够经营土地利益，爱护培育茶园，封植枝条，保护山泽；十年之内，茶货就会大为兴盛，贸易流通、农民受惠，国家赋税也会增加，这是第二项利益。榷山既然放开，秘密严密的法网就会减少；爱护百姓而实行义理成为必然，画出法令界限，百姓也将不再触犯；普天下确实可以减少刑法条文，使财用增益、百姓生活丰厚，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这是第三项利益。近来运输茶货，全部由公家承担，往来江湖，沿着漕河、洛水运输；大船巨舰，行程万里，因风涛而沉没，官吏奸盗，导致茶纲失陷，每年都常有这种事。如果实行放法，这些祸患自然消除，这是第四项利益。国家榷买茶货，每年收入无穷，堆积储藏在仓场，充满各州部；等到出售时，大半已经陈腐，积年以后，又多到只能焚烧。如今如果允许放开榷山，任由百姓贸易，那么国家永远不会有废弃茶货，天下都能饮用新茶，公私双方都得到恩惠滋润，确实是重要的道路，这是第五项利益。有人说：“国家制定茶法，已经有多年了；一旦开放贸易，国家财政将大为亏损，供给费用不足，那将怎么办？”回答说：“圣后当政，施政首先惠及下民，将要建立的是无穷长远的利益，不是急求一时的利益。何况这次变法，并没有显示会亏损官府；榷山、放法各有利弊，谨将具体条款列在后面。” 榷山 一、天下郡国出产的茶货品类非常繁多，姑且以湖南一道所产茶货的情况作为估算标准。臣访闻，湖南山色茶每斤官府榷买使用本钱二百二十文，运输费用约耗钱一百文【运输路程稍远的就不止一百文，道路稍近的就不到一百文；如今把道路远近折中计算，一概以一百钱作为标准】官府在产地出售，计算收入九百六十文，除去本钱和包装费用共三百二十文外，应收净利钱六百四十文。淮南、两浙、江南等道的茶货，虽然出售价格标准略有不同，但所收榷茶货的净利，大致不超过这个数。国家榷取的茶货，时间一久，有的只好减价出售；年代久远、陈旧恶劣而不堪使用的，有的只好随时烧掉。现在请朝廷把天下一年所缴纳的茶货计算比较一下：原来使用的本钱和运输钱一共多少，在产地出售所得净利钱一共多少；再从净利钱中扣除逐年减价出售的茶货和官府焚烧茶货的数目，实际净利到底有多少。这样计算下来，所卖茶货除去扣除项目外，每斤所得价格恐怕还达不到六百四十文。放法

译一、国家如果放开榷山，任由百姓买卖，治理财政的方法应当使贸易流通。请在天下各道州府产茶之处，分别于紧要地点设置务局。茶货离开山场时，不论多少，每一大斤茶户缴钱一百文，茶商缴钱三百文；茶商在产地出售时，再缴钱二百文。茶商所携带用来购买茶货的金银、匹帛等，经过原来买茶的地方，运往外州郡；那些州郡也依例纳税。总括来说，官府收入的茶租，与榷山时所得的净利相差不远。有人说，朝廷改变茶法是为了惠利百姓；如果茶商和茶户缴纳的钱过于繁重，难道是惠下之道吗？回答说，榷山时商客购买官茶一斤，计算要用九百六十文；改法以后，姑且估计四百文作为茶本，四百文缴给官府，总计八百文；如果再把多出的 一百六十文缴给官府，也只是达到榷山时购买茶叶的旧额。何况放法以后百姓都能自行取便，既断绝官府上下侵扰，又免去官府陈茶，直接在山场买卖还能得到全是新茶；商贩所得利润确实丰厚，即使再令其缴纳钱财，仍然属于轻税。何况现在茶户卖出茶本，按榷山时的标准尚且不能达到旧额。又茶户把茶卖给官府十分艰苦，有时拿多年陈坏杂物折价支付，有时得到低价的现钱；经过官府层层手续，还常遭克削，茶叶稍微低劣就被焚烧，等到停场时，几乎等同于白白缴纳。如今改法，把茶货卖给商客，姑且可以得到四百文；除去一百文缴官，还剩三百文现钱。与榷山时卖给官府所得的利润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丰厚吗？有人说，官府所取的茶租如果加重，百姓就必须提高茶价；茶价上涨，对人岂不是不利？回答说，茶是天下所需的食物，日常为人所用，与盐、酒相同；即使价格标准有所上涨，也不至于因此受害。过去唐代宰相令狐楚曾上奏茶法说，征赋时逐级增加税额，商人转卖时价格必然略高，这就是钱流出于万国、利益归于有司；既不妨害茶商，也不扰害茶户。详察令狐楚的奏议，道理非常明显：茶价虽上涨，实际有利而无害。如今国家大力改革茶法，完全符合民心；所忧虑的只是赋税收入不能达到标准，或者损害国计。现在放开榷山，其利益十分明显，施行它实在是长久之计。二、榷山时商贩受到艰难阻碍，如今既然实行放法，百姓都可以自行便利。普天下茶货流通，进入公门的利益必定增加一倍。商人到达各州郡后出售茶叶、缴纳钱款【这里按税率缴纳二百钱，不是通常的行商税赋】，应当命令当地税院另设文书簿册，随时收取管理，等到年终上计时考核税课。三、国家供给使用的茶叶不能缺少，应当计算每年支用多少，按照需要保留的数目，命令折税茶户依旧榷纳。或者担心折税茶的数目太大，每年榷纳不完，那么可以根据总额分为几批，命令茶户三年缴纳一次，希望均分劳苦和安逸，长久实行。臣私下认为，治理财政、聚集民众，是圣人的大事业；兴利除害，是拥有国家者的常规。国家承受上天的命令，光大居有中土，协力修治各种政事，至今已经多年。大道衰微而重新兴盛，坠失的典章残缺的制度都得到补足。只有财货这一方面，还没有实行宽缓简约的办法，难道不是因为覆盖天下的责任极大、供给费用十分广泛，要安定华夏，必须依靠财力物力吗？臣认为，这是掌管财政的大臣失于筹划预算造成的。为什么呢？普天之下，内外所需的费用，四海九州的租赋，关市山泽的税率，榷山煮海所获的隐利，一年收入究竟有多少？郊庙社稷的庄严奉祀，少府、中禁的支出，六军和群吏的资给供养，一年支出究竟有多少？掌管财政的大臣如果能够按照经常的制度核查虚实，量入为出，那么国内财货就可以得到均衡节制，天下的利弊就可以得到明察。若是圣朝每年所需的支费无法按照计划计算，却只知道搜刮来困苦百姓、以货殖谋求财利，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何况茶货危害政事，日益加深已经很久，倘若依从变法，谁不是出于至公之心？举而实行，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端拱二年上奏，当时任户部郎中、判考功】上奏仁宗，请求放宽茶禁　张方平 臣等恭敬看到，茶课钱每年应当达到二百四十四万八千缗；嘉祐二年才达到一百二十八万有余，其中作为本钱的只有一部分，又招募人缴钱，账面上都有虚数，实际只有八十六万；另有二十九万有余作为本钱，最后只得到利息钱四十六万九千而已。运输费用的耗费损失以及官吏、兵夫的廪给和各种杂费，也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茶园户缴纳茶税，受到的侵扰日益严重；小民为了逐利而犯法，刑罚案件越来越多，所得利润极少，弊害却极大。应当以至和以后某一年的数额为标准，把所得利息钱平均分配给茶民，任由他们买卖；各地的收取和计算，请派官员询问察看利弊后上报【嘉祐三年，著作郎何鬲、三班奉使王嘉麟都上书请求停止发给茶本钱，放开茶园户贸易，由官府收取税租钱；把各地征收计算的款项归入榷货务，以补偿边境买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财利来源、宽解百姓负担。当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赞成此事。八月，命翰林学士韩绛主管谏院，御史知杂吕景初即在三司设置机构，商议放宽茶禁。十月尚未过半，三司使便上奏此事，于是派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分赴六路。等到回来，都说像三司所议那样实行更为便利。四年二月，诏书说：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同百姓共享，所以百姓富足于下，君主也能在上面富裕；国家没有事情，刑罚也因此清简。自唐代建中年间开始实行茶禁，官民上下都谋求从中获利，延续将近二百年。听说近来茶禁造成的祸患更加严重，百姓受到苛征逼索的困苦，每天只有叹息；官府收受的却是滥恶之利，年年因陈旧损耗而减少。私藏、盗卖而犯法的人很多，施以严刑重诛，实在是感情上不忍。这样一来，江湖之间方圆数千里，竟成了设置陷阱来陷害百姓的地方。朕对此痛心怜悯，念及此事已经很久了，间或派使者前去询问，百姓都欢喜地希望放宽茶禁。每年的税课，按时上交官府；一两位近臣分条剖析了情况，朕仍觉得不够满意，于是又裁减每年输纳的数额，使百姓能有余裕富足，彼此资生；铲除禁令，使商人能够自由经营。历代相沿的弊害，一旦废除，就著为经常之法，不再改制；减损上面的收入而增益下面的百姓，以使吾民得到休息。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借此同奸党勾结，妄自陈述奏议以迷惑官府，一定要依法严惩，不得有所宽贷。后来知制诰刘敞说改为收租钱不便，大意是：从前百姓采摘山林物产，把钱交给官府；如今反而要他们向官府纳钱。收纳之间，利弊有很多。从前百姓犯法贩茶，只是本人受罚；如今却把负担均摊给百姓。

译有时还会被投入刑狱，于是使良民替犯法者受戮，子子孙孙也不知何时才能停止。从前大商富贾为国家转运货物，州郡向他们收税；如今大商富贾不再经营，税额便不能完成，国家用度也将缺乏。这三点，是其中危害最大的。翰林学士欧阳脩也说：“改法有五害。”当时朝廷正排斥众人的意见而推行新法，最终没有采纳刘敞等人的建议。吕陶上奏神宗，论说在蜀中设置茶场买茶不便。吕陶 臣如今将本路设置茶场买茶、运往熙河交换出售，以及把各州茶货全部收归官府、先收取三分利息、随即转卖的情况一并奏报。这些做法导致贫民失去生业，冤屈地陷入刑法，在远方造成的妨害尤其严重。谨将逐条条例列在下面。一、臣伏以国家富有四海，山林川泽的利益大多同百姓共享。自仁宗临朝以来，深知东南数路茶法的危害，于是下诏命有关部门一概放宽禁令，任由通商，使货物和法令流通，这是恩德深厚、圣明时代的盛事，远远超过前代。如今天下茶法已经开放，唯独蜀中实行禁榷，这大概是谋求财利的大臣不知根本和末节，只顾劳民费财而妄自作为，并不是用来安定远方的办法。何况川峡四路所产的茶货，比起北方、东南等地还不到十分之一。日月所照之处，文字车轨都归于一统，法令不应有两套，仁德也不应区别远近，怎么可以各路通商，唯独两川成为禁地？损害国家的治理体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正是最大的祸害。因此臣冒昧先陈述此事，伏望圣上仁慈，特别放宽茶禁，以求法令统一，使远方百姓获得幸福。一、本路既然设置茶场买茶，要运往熙河等地，并且随即收取利息转卖，之后又不许民间私自买卖，于是让各种人等告发捕捉私卖茶叶的人，按照编敕所规定的禁榷茶法定罪。州县承受这一指挥后，后来多次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马吉等人因私自卖茶而被告捕，甚至获判徒刑，还分别追缴赏钱。一路百姓于是产生怨恨诽谤，这都是因为立法过于严苛，伤害了百姓。大凡官府原本拥有的物品，民间私自侵夺其利益，才算犯禁。比如解州有盐，民间私自煎制才叫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私自冶炼才叫私矾。如今川蜀茶园本来就是百姓缴纳两税的田地，不种五谷，只种茶叶，赋税一律折纳【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一匹，三百二十文折纳防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役钱也必须均摊缴纳；自古以来百姓采茶售卖，靠此维持衣食。因为这些茶本来不是官地所产，而是百姓已经拥有的财物，显然与解州盐、晋州矾的情形不同。一旦立法，就必须让百姓把茶卖给官府；如果敢私下交易，便成为犯禁，茶叶斤数稍多，就要判处徒刑，还要没收随行物品，另行追缴赏钱。恭惟陛下仁圣爱护万物的心意，必定不会愿意这样做。伏乞另立条约，以救济苛刻的弊害，免得刑罚案件越来越多，损伤和气。一、本州导江县、蒲村、堋口、小唐兴、木头等镇，各自按照茶马司的指挥，把茶货全部收买入官，现已实行。百姓所受的弊害，大体相同；唯独导江县一处，危害尤其切实。因为这里是西山八州军的险要关口，历来允许茶叶进入城郭和部落，进行交换买卖。那些蕃部没有别的现钱交易，只是把椒、蜡、草药之类带来，在铺户处换取茶货，带回去食用，这叫作茶米。有时生病，也用它治疗，早晚片刻都不能缺少。如今官府要求用现钱出售，蕃部便难以再把椒、蜡等物带到茶场交换购买。如果在铺户处交换，官茶每斤又要收取三分利息钱【官府每斤若用一百文买入，就按一百三十文卖出；若用五十文买入，就按六十五文卖出】，铺户的价格自然上涨，蕃部的买卖就会受到阻隔。何况茂州经历战事之后，人心才开始安定，怎么适宜再使茶货流通受阻，另行产生边疆事端？以上谨将情况列陈如前：茶禁使茶货不能流通，贫民失去生业，刑罚过重，这些在远方造成严重不便的事理，都已经逐条分析如上。臣特别看到，熙宁七年朝廷派李稷、蒲宗闵入川，筹划买茶运往熙河买马等事。当时使者急于求取进用，不察实际情形，便认定每年四十万贯利息钱供给熙河。后来茶叶运输积压，年度税课不足，就设法改为在彭州、汉州每年各收买狭布十万匹，名义上说是折抵运输费用，实际上是把布匹所得的利息充作茶利。后来又担心买布也难以达到原定数额，便请求改为雇船车运送解盐入川。等到盐法难以实行，又请求把川中产茶的地方一并收买。前后错乱失当，不止一件，只是想窃取功劳赏赐，不顾民间的弊病。臣愚昧，伏望圣上仁慈，特别加以察纳，以使远方风俗受到恩惠，百姓得以安生。至于官吏耗费、道路阻滞、税额亏损，所得不能补偿所失，臣不敢喋喋陈说，以烦扰圣听。伏乞将臣这篇奏章交给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筹度利害，特赐施行【熙宁十年三月上奏，当时知彭州陶凡三次论奏，这是第一状】。刘挚上奏哲宗，论说蜀地茶法。刘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斤〕

译园户想增加种植，反而会被增加收购，所以当地俗语说，土地不是生茶，而是实实在在生祸。茶叶开始以收息为名，利息全都出在茶上。后来收购价格越来越低，抽取的利息却越来越多，园户无法承受。因此种茶越来越少，只勉强够应付官府的定额。于是主管茶利息的人认为不能只依靠茶叶，又通过交换其他货物来补足。交换之事，百货万物都买卖，苛刻琐碎、锱铢必较，无所不为；借茶法之名，统称为茶息。商税机构眼看税课流失，却不敢加以论说。至于商人申请茶引，平时还可以分散到各州郡茶区，如今却全都集中到成都一个都场，都场抬高估价来卖给他们；又把平时运往各州郡远近道路的费用统统计入，所以都场收取的利息又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商旅难以通行的原因。官吏把收取利息当作功劳，获得的考第和赏赐很多，能够升官并减免磨勘年限；又把利息定额之外的余钱拿来同胥吏、牙侩分取入己，说这是实行市易法。市易法的赏赐本来就是非法的，但它收取利息还说是同百姓公平交易；茶叶收息却严用重禁，设网罗来获取，实在连市易法的功劳也比不上。为什么偏偏都用同一种办法赏赐？如今一次任期所得分成的钱少则不下数千缗，减免磨勘年限甚至达到三十多年，这是什么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这样的法令也可以说已经败坏了，但朝廷派遣使者却还没有查及此事，难道不是因为蜀地茶法同熙河兰防的经制相互依赖吗？蜀茶的利益供给熙河兰防，占天下茶利的十分之三。熙河兰防的费用没有止境，蜀茶的祸害也就无法停止。然而熙河兰防的费用，今昔并不相同。从前边事之外，前有王韶，后有李宪，掌握军兵、财用的大权；朝廷捐出金帛和商税，数目没有限度，任凭他们自行使用，不归有司管理，也没有防范核计。不只是偏私于这两家；于是阿附苟合的宾客、没有功劳却兴起事端的人、用利益相互交易的人，公开地取用和给予，谁也看不出痕迹。这样，熙河兰防的大笔费用之外，又有资金从这里泄漏出去。如今既然由有司加以控制，没有那两人的横行侵耗，如果再在边防经费之外，把所有虚列名目和滥费一律大力节约，那么蜀茶虽然还不能立即放宽禁令，所谓十分之三的支出，大概一定可以减少。伏望圣上仁慈，选派使者考察茶法中的弊病和欺诈，核计因茶而由国家支出的费用与实际所得利息数额，大幅减少每年收购的定额，适当增加每斤茶的收购价格，削除纳茶时没有名目的钱款，以休养园户；裁减官吏和牙侩的人数，以节省冗余供给；停止利息赏赐和分分钱的弊害，以革除欺诈侥幸，并把此事交给转运司共同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刘挚上奏哲宗，论说蜀地茶法。这样一来，蜀地百姓的困苦差不多就可以得到缓解了。臣任职言路，既然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这些情况，怎敢不立即上奏皇上？不过这只是大略，至于利害的细节，希望诏令使者详细考察【元祐元年任侍御史，二月上奏；当时按察川路茶法，诏令户部郎中黄廉详细陈述利害上奏】。民间听到这个消息，才有了可以卸下肩上重担的希望。后来又改派孙逈、李稷入川考察谋划，开始商议竭力搜刮，于是上言请求准许茶价随时增减。茶法既有增减茶价的条文，那么抽取利息仍照旧办理；由此，息钱、长引两种办法并行，民间反而更加难以应付了。李稷等人又把贩盐所得计入其中，才使数额增加到六十万贯。等到李稷与陆师闵共同办事后，数额又增加到一百万贯。近年以来，陆师闵又请求在定额之外，以一百万贯作为进献，朝廷答应了他。于是他上奏请求在成都府设置都茶场；客商没有现钱买茶的，准许用金银以及各种货物折价交换。于是以折博为名，大量派遣公人、牙人，公开拘拿、拦截民间货物，运入茶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其祸害超过市易。又用官本钱抵押典当各种物品，公然违反条法，欺骗蒙蔽朝廷。茶法从开始实行到现在，法度总共变了四次，每变一次，取利就更加深重，百姓也更加困苦疲惫。然而供给熙河的不过四十万贯，其余的都用来供给官吏以及作无理的进献，以希求恩赏；在损害百姓之外，又辱没国家、伤害教化，甚至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各州通判本来是用来按察官吏和百姓的，各县令、佐也本来是用来抚恤安养百姓的，如今却计算息钱，人人都与牙侩分取利益。

译至于监管茶务的官员，发万防即转一官知县，还可以减少三年磨勘。国家的名位器物，竟轻易授予他人，于是使贪婪冒进日益滋长，廉耻无从树立，实在令人痛惜。又按照盗贼之法，赃物达到二贯，便只判处徒刑一年，并发给告发者五贯赏钱。如今百姓有人用八百钱私下买四十斤茶，动辄就判处徒刑一年，发给告发者三十贯钱。又说到递铺传送文书，凡涉及军机以及非常盗贼之事，急脚递每天行四百里，马递每天行三百里；耽误两天，才判处徒刑一年。如今茶递往返每天行四百里，耽误一天便判处徒刑一年；立法实在过重，只是苟且图自己便利，完全不顾刑罚轻重是否适宜。茶法的制定，都是由倾险的小人主持，他们不懂事体，只因偏远百姓没有申诉的途径，其他主管机构又畏惧顾忌而不敢辨明处理，所以公然行事无道，从开始至今已经十多年了。蜀地百姓泣血，却没有地方控告。臣请求朝廷哀怜偏远百姓，停止实行榷法法令；让平民自行交易，只征收税钱，不发放长引，只令当地场务按数额抽买，以茶折换马匹，只求不损害朝廷的武备罢了。这样就能把百姓从法网中救出来，使他们得以重新生活，用来奉养父母、妻子儿女，实在是万分幸运。如果朝廷认为陕西边事未平，不愿骤然停止茶务，那么臣请求先放宽茶叶专卖禁令，任由百姓贩茶；除正税之外，仍然征收长引钱，一年的收入不会低于数十万贯【按照现今长引钱的数额计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样商旅便可畅通往来，东西各地的货物日夜流转；所得的茶税、杂税钱以及酒课增羡，又可以得到数十万贯【把未实行茶叶专卖以前和实行茶叶专卖以后各年份，从四川到陕西沿途酒税务的岁课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同时裁撤茶递，也不再承担养兵的衣粮以及官吏因茶务所耗费的食钱、息钱之类，这些数额自然也不小；那么茶叶专卖可以废除，是显然容易看出的。若将来西部边境没有战事，然后再像旧日一样废除长引钱，只征收税款而已。然而臣再仔细考察，陆师闵经营茶利，即使任由他搜刮，并且每一项都按数额收足，也不过二百万贯，再没有余利了。若把前面所说的茶引钱、茶税、杂税、酒课等钱约七八十万贯折除，实际只约有一百二十多万贯的利润。若再扣除茶递、士兵衣粮以及官吏因茶务所耗费的约三四十万贯，那就是陆师闵用各种手段非法凌虐平民，最终只得到八十万贯【前面两项钱并且都是从少处约略计算的，所以陆师闵所得利润有八十万贯；如果按实际数目计算，恐怕还得不到这个数】。假如万一四川稍有饥荒灾害，百姓无法忍受而起来做盗贼，或者发生类似淳化年间的情况，臣不知道朝廷将如何用兵、如何杀敌，又如何能够平定下来？如今仅仅得到七八十万贯钱，却把这些严重问题置之不理，臣私下实在感到困惑。臣还听说，陆师闵去年从成都迁到永兴治事，却仍然取用成都的供给。成都府衙前有个叫杨日新的人替他卖酒，到十一月中旬，陆师闵自己察觉这是违法的，才发文给成都府，改为只使用永兴的供给。他违法差遣衙前卖酒，以及多次请求超过成都应供给的物资，却从未被举发查觉；他的贪婪冒进和无耻，竟到了这种地步。也乞求命令所派官员立即进行核实，如果查明属实，请重重加以贬黜谪降，以慰藉远方百姓多年积累的愤恨。贴黄：陆师闵长期擅自主持茶事，欺骗蒙蔽朝廷，奏请之事总能如愿，官吏和百姓都畏惧他。如果留在原职，即使特别派遣使者，也恐怕难以核实情况，实际上会继续危害百姓。乞先罢免陆师闵的职任，以及利州路转运使蒲宗闵的职任。蒲宗闵过去曾与陆师闵一同建议实行禁榷茶法，还曾冒领恩赏，显然会造成妨碍，也乞下令不得让他共同签署核实此事，以便官吏不必担忧事后遭受祸害。臣谨据实报告【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右司谏；诏令将刘挚所论交付黄廉办理，并规定蒲宗闵仍不得参与签署有关核实之事】。黄廉上奏哲宗，论说蜀地茶法。臣奉承使者的诏旨，所到之处访求利害；至于详细考察禁榷茶法，确实发现它对川陕百姓有害。因为官府不推究朝廷立法的本意，只希望求取功劳、侥幸获得赏赐，以多取利益，于是禁网越来越繁密，百姓受到弊害。陆师闵立法最为暴虐，所以取利最多；对上损害国体，对下聚敛民怨。朝廷内外臣僚所说茶法害民的六类事情，都有事实根据。如果立即加以论罪，不如把茶叶全部交给百姓，让园户自行出售，商人自行贩运，官府只收税钱、茶引钱和歇脚钱，并恢复熙宁以前的买马办法，以免交易烦扰和运输劳苦，铲除旧有弊害，一切听从民间便利，不再留下可议之处。如果详细区分公私之间的利害，就应先议论百姓，其次议论商贾，再次议论边防经费；各方面利害都有所在。蜀地百姓共同的困苦是布帛轻而钱重，商旅携带货物，所得利息抵不上费用。如果把边防茶全部减免交给商贾，那么各种货物还不能流通，运输工具也不能突然备齐；不仅园民的货物会积压，断绝他们谋生的道路，假如蕃部市场的交易万一不能接续，也足以损害长久之法。如今如果把十一州的茶交给商贾，再把川陕四路及关中各路也交给他们，那么接受茶叶的地方似乎就可以把川茶全部运销出去，补救蜀民长期的困苦；官府再以合适的价格收购雅州、兴元府所产的茶，用来供给熙州、秦州等地，采取折中的办法以充实边备，按道理是可行的【元祐五年二月上奏黄廉；当时任户部郎中，按察川路茶法。黄廉到蜀后，先奏请停止成都府买马的都茶场，只让产茶州县原来设置茶场的地方继续实行；没有设置都茶场的地方，仍按此前任意贩卖，朝廷准行】。杨时上奏钦宗，请求废止茶盐禁榷法。杨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一日、三二十钱〕

译臣伏见陛下多次颁下德音，希望全部恢复祖宗旧制。崇宁年间纷纷更改制度，其中茶、盐两法对百姓危害最大。禁榷茶法自唐末开始，祖宗也曾实行过。年深日久，流弊越来越严重。仁宗曾诏令有司，平分禁榷茶所得的净利，作为茶租由茶户缴纳，放宽禁令，让百姓自行兴贩；县官只收禁榷茶的利益，百姓可以自行方便，不再有触犯禁令、抵罪受刑的忧患，可说是公私两利。当时诏书说：“私藏、盗贩而犯法的人很多，施以严刑重诛，感情上实在不忍。这是在江湖数千里之地设置陷阱来陷害吾民。”又说：“历代积累的弊害，一旦废除，就著为经常之法，不再改制；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借此同奸党勾结，妄自陈述奏议以迷惑官府，一定要施以明刑，以警戒狂妄谬误。”这样的训诫告谕已经十分恳切，实在是后世子孙应当遵守的。如今茶租钱照旧缴纳，禁榷之法却更加严密，这就是禁榷之上又加禁榷。二浙穷困偏远的百姓，有的整年吃不上盐，但茶却一天也不能没有；一天没有茶，就会生病。从前晚春采摘制造的茶叫黄茶，每斤不过二三十钱，所以贫民能够吃得满足。如今购买茶引的价格已经超过原来的数倍，尚未得到茶叶，民间却按惯例要吃贵茶，贫民尤其受到伤害。禁榷法实行之初，搜刮刻薄的官吏把配卖茶引数量多当作功劳，借此冒领恩赏。后来又以年度税课最高数作为定额，上户有的被摊派到十几道茶引，额外费用动辄一万五六千钱，人们就难以供应了。凡是犯禁榷货物的案件，不得追究货物来历；从祖宗时期直到熙宁、元丰年间，一直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如今唯独茶法允许追究来历，盗卖茶叶的都是无赖小民，一旦被捕，就胡乱牵引来历以报私怨；官府不敢压制，追呼株连越来越广，监狱充满，长时间不能判决，实在令人怜悯。禁榷盐法自汉代就有，并非一日形成。周世宗征伐河东、河朔时，百姓拦路诉说盐法不便；世宗把所得利息分给各户，顺从民愿。熙宁年间有人建议重新实行禁榷，朝廷没有施行。当时神宗正大有作为，凡是能够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做的；如果连这一办法都认为不可行，那就终究不可实行。如今盐利摊派到各户，仍照旧缴纳，又设置官署机构，同其他路一样办理，其危害更加深重。江浙一带春初发放蚕盐，均匀分给百姓作为养蚕缫丝之用，蚕熟之后用绢偿还，还不算过分扰民。如今蚕盐不能按数发放，偿还绢帛却不能免除，这样盐利收入官府已经很多了。山谷中的百姓，家中吃盐的十家不过两三家，州县却均摊盐钞，民间的额外费用同茶引一样。官吏迫于考核黜陟的严厉，都按人口发给盐钞，以充当年度定额，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今朝廷如果不设年度定额，也不比较年度税课，难道不会使持节使者亏损一路的职责吗？他们哪里肯坐视不察？此前确定赋税之后，朝廷曾经不设定额、不作比较，但年度定额大幅亏欠；盐事监司严厉责备州县没有察觉盗卖，导致亏欠。州县为了逃避谴责，不免摊派征收来补足，即使名义上说不作比较，实际上仍然是原来的比较制度。臣认为应当完全遵循祖宗之法，罢除提举茶盐司，让百姓自行便利，不再有摊派的弊害，百姓才开始真正受到恩惠。从前各路所得盐利，通常都达到数十万缗，用来充作经费，所以漕运财计不缺；漕运财计不缺，横征暴敛就不会增加到百姓身上，上下都能富裕。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废除茶盐两法，京城一定会缺乏用度。臣认为并非如此：从前禁榷货务积存的财物，都充作御前使用，户部实际上没有得到多少。如今陛下恭谨节俭、节省用度，一丝一毫也不妄费，哪里用得着这些东西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况且祖宗时期的禁榷货务，盐钞本来就有固定数额，用来备办经费；把它全部实行，也不会妨碍公私两方面。陛下应早日颁下圣明诏旨，废除这两项法令，以使天下获得幸福【靖康元年上奏，当时任谏议大夫】。盐法 余靖上奏仁宗，论说河北禁榷盐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三年〕 张方平 臣私下听说，臣僚上奏请求禁榷河北盐货，以收取遗留的利益。臣认为，自前些年发生相关事务以来，河北百姓被征选为义勇、强壮，又承担各种科率，多年不能休息。臣常为燕蓟之地陷于北方敌国近百年，而百姓忘记南望宋朝之心感到痛惜，这是因为戎狄的法令大多简易，盐和曲都便宜，科役也不繁重。过去太祖皇帝特意推施恩惠以优待河朔，所以允许盐商通行，只令收税。如今如果一下子禁绝，价格一定暴涨；百姓如果产生怨恨后悔，又怎么来得及挽回？何况河朔土地多含盐卤，小民纳税的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只能刮取盐碱煎盐来缴纳两税。如今如果禁止，就必然逃亡；盐价一高，犯法的人一定很多，边民怨恨不满，这不是国家之福。伏乞暂且仍旧允许通商，不要擅自抬高盐价来激起民怨【庆历三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职谏院。此前河北监务在沧州、滨州二州，年度税课九千一百四十五万，以供给一路。自开宝以来，听任民间贸易，官府收取税款，定额为十五万缗。上封者曾请求禁榷以收取遗利，余靖奏入后，这项建议于是停止】。张方平上奏仁宗，论说河北禁榷盐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十一月〕

译臣伏见河北各州所产盐货，自太祖开宝年间颁诏废除禁令、允许通商，只令收税，至今已经多年，百姓享受其中的利益。近日听说臣僚筹划，想把沧州、滨州的盐买入官府，召集商旅到边境缴纳粮草；如果打算禁榷沧州、滨州的盐，就必须禁止各州的小盐，不禁止便会侵夺官府的税利；如果禁止，十几个州军从此一定使百姓受害。为什么呢？河北一路除了沧州、滨州产盐以外，深州、冀州、邢州、洺州等十几个州土地多为咸卤，不能耕种，百姓只能以煮小盐为业，衣食赋税全都依靠这个。若禁绝，一旦穷困百姓失去职业，离散而成为盗贼，所担忧的就不是小事。近来朝廷指挥下达本路都转运司筹度，事情虽尚未实行，民心已经产生疑惑。况且本路各类盐在官府中长久以来都已经分别确定税额，每年所收入的税利也不少。如今即使改用禁榷法，商旅或许不相信而不来缴纳购买，所得年度定额未必增加。又听说都转运使鱼周询已经条列利害加以论奏，也说禁榷法不可实行而应停止。臣请求增加税收。臣认为这件事关系到的利害极大，臣僚请求禁榷盐法，暂且请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如果朝廷已经议定不实行，仍恐怕当地百姓有的还不知道，也乞下令本路各州军告谕百姓，说明朝廷如今比较采用旧例，不再实行禁榷的意思，使一方百姓各自安于自己的生业【庆历六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起初王拱辰任三司使，又建议把沧州、滨州二州的盐全部禁榷；三司将此事交给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鱼周询认为不可行，便说商人贩盐同沿途州县官吏勾结为弊，所收税款十成只有二三成，请敕令州县按十成征收，听任商人到所销售的州县一并缴纳税钱，每年可以得到七十余万缗。三司上奏请求采用他的办法，皇帝说：“使百姓突然吃贵盐，难道是朕的本意吗？”于是三司另立禁榷法，但尚未下达。当时张方平代理三司使，见皇帝时问：“河北为什么要再次禁榷盐？”皇帝说：“只是开始议定立法，并不是再次禁榷。”张方平说：“周世宗禁榷河北盐，犯法就处死。世宗北伐时，父老拦路哭诉，希望把盐课均摊到两税钱中而放宽禁令，世宗答应了，这就是今天的两税盐铁钱。难道不是再次禁榷吗？况且如今尚未禁榷，契丹就常常不断盗卖盐；如果禁榷，盐价上涨，敌国的盐反而更好卖，这是替我国聚敛怨恨，却让敌国获得好处。” 敌国的盐越来越多，不出兵就无法禁止，边境一旦出现裂隙，所得盐利能够补偿用兵的费用吗？皇帝大为醒悟。张方平说：“应当告诉宰相，立即废止此事，不可由有司自行发布。”皇帝非常高兴，命张方平秘密撰写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继到澶州拜迎诏书，替皇帝祭祀佛、老七日来报答皇恩，并且把诏书刻在北京。后来父老经过诏书下达的地方，一定叩头流泪。包拯上奏仁宗，论说陕西盐法，请求仍旧允许通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包拯 臣奉敕命被派往陕西，同转运使和范祥当面讨论盐法的利害。因为臣曾任本路转运使，详细知道此前的盐法。自庆历二年因范宗杰筹划禁榷以后，差遣役夫、兵士、车牛以及各州衙前等运送盐，盐席往往由州官自行设置场所出售，导致兵士死亡损伤，公人家业破败，处处都是。道路上充满叹息怨恨之声，实在不忍听闻。前后臣僚多次说此法不便，请求恢复旧法通商，以救济关中的凋敝，但有司坚持自己的意见，始终不肯施行。近日因范祥再次提出请求，又因叶清臣曾知永宁军，亲眼见到此法祸害严重，于是请求按照范祥的筹划，采用通商旧法，令客商在边境缴纳现钱，收购军粮，免得用虚高的价格把粮食折入禁榷货务，代替官府支出钱财，也可以减轻各种差役和劳扰。这对国家有利而对百姓无害，道理十分明白。但变法开始时，豪商猾吏都不愿意；议论者又担心年度税利比以前稍有减少，于是横加阻挠，要求恢复旧法。如果旧法确实好，恢复它没有疑问，只是恐怕危害会逐渐加深。况且法令有先有利而后有害的，也有先有害而后有利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十月〕 如果恢复过去的禁榷法，虽然可以突然得到数万缗钱，但民力会日益困窘，时间久了无法承受弊害，最终仍不得不随即改法；这就是先得到小利，最后造成大害。如果允许通商，虽然一两年间税额会稍有亏损，但逐渐实行下去，一定会恢复旧日水平，又能免得民力日益困窘；长远来看，其利益将不可胜计，这是先有小害，最后成为大利。况且国家富有天下，应当采取长久之计，怎么忍心为了争取每年几十万缗钱，就不能再延缓一两年等待取得成效，轻信横议？这样不仅会使命令屡次改变、失去对下属的信用，还会骚扰四方，使百万百姓手脚无措。臣仔细审阅范祥前后的奏章，事理相当明白，只是对转运司稍有损失，所以才出现异议。臣并不是害怕往来的劳苦，妄自发表臆见，实在也是替国家爱惜事体，不愿顺从一时小利而招致将来大患。臣请求等到陕西后进行筹度：如果边路近里的州军粮食储备充足，钱物可以调拨，能够实行新法，而公私还不至于遭受大害，那么其中若有不便之处，就同各司把以前的旧法和现在的新法共同从长商议其损益，暂且让它通行。如果边境粮食储备缺乏，公私方面都极为不便，就把具体情况逐条奏明，请朝廷详细斟酌后施行【皇祐元年十月上奏，当时任户部副使。此前御史何郯说范祥改盐法不便，请朝廷派一名精明能干的臣僚前往陕西，令其同本路转运司及范祥当面议论利害；如果新法不可行，就请求暂且一概恢复旧法。于是派包拯到陕西，他更加支持范祥所改的盐法，只请求商人入纳钱财，并在延州、环州等八州军出售盐时都适量降低盐价；进入这八州军的盐则提高价格来出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三年、正月〕 范纯仁上奏英宗，请求降低江淮各路盐价。臣伏见江淮各路的盐价太高，导致私贩盐的人获利越来越多。所规定的刑名又很重，甚至超过首要盗贼的刑罚；而且不区分是否持强、是否盗窃以及获利多少，这就诱使百姓犯法，刑罚也无法禁止。刑罚重，百姓就想苟且免罪而竭力拒捕；不区分强盗和盗窃，百姓知道罪刑相等，就会努力结成群党。这就导致贩盐的人成百上千地结群，州县的力量无法禁止。如果朝廷不另立法制，恐怕他们会互相煽动引诱，群党越来越盛；遇上灾荒年岁，就会变成盗贼。伏望圣上仁慈，下令将江淮、南荆湖、福建等路官卖盐的价格，比照两浙的成例，逐斤降低价格出售；并命三司重新删定私盐条贯，分为两等：凡持杖或不持杖而人数在十人以上的，依照旧条施行；不持杖且不满十人的，一律依照空手盗窃法，按赃物数额定罪。赃物都按各地盐价估定。这样一来，法制公平统一，百姓也会逐渐懂得禁令【治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一岁、万口〕

译又听说离城稍远的地方，贫寒人家和下户人家往往不再吃盐，甚至有“把盐当药看待”的说法。给百姓加价，却让官府获取利息，把这当作奇异的功效，谁做不到呢？即使加到十倍，也没有什么难处。只是百姓将会怎样呢？伏望陛下考虑，河朔是天下的根本，祖宗以来一直把这里视为施惠之地。愿陛下不要把损害百姓当作获利，而要把使百姓受益当作获利，恢复旧日盐法，作为河北数百万百姓无穷无尽的恩赐。贴黄中说，庆历六年曾有臣僚筹划盐法，一年之间仅在旧有数额上就能增加钱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余贯，所得利息可以说很丰厚了。仁宗却不以此为意，反而恻然发出仁德的诏谕说：“朕担心河北军民突然吃到昂贵的盐，可以暂且令其依旧。”直到今天，老人们说起此事仍往往流泪。那道敕书刻在北京的石碑上，现在抄录进呈，希望陛下能够看到仁宗的本意，效法而实行，使盛德更加光大，成为国家无疆的福庆。又说，庆历六年盐税额只有十九万余缗；如今如果依照元丰六年尚未推行榷盐法以前每年所收的盐税作为定额，已经达到三十三万余缗，比旧额也增加了。【元丰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哲宗，论述河北榷盐的危害。王岩叟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下诏，派范谔去考察衡量河北转运使范子奇所奏请的“令盐税按十分之一收取税钱”一事。臣昨天在河北时，也知道有商人向官府请求停止榷买，愿意缴纳加倍的税。这其实是商人担心榷买制度夺取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巧妙地提出这种计策；主管财政的人只知道可以从商人那里多收一倍税钱，以为这是获利，却不知道商人将会再从民间提高卖价作为补偿。臣近来因论述河北盐法榷买不便，特意把庆历六年仁宗的敕书抄录进呈，本以为经过圣上阅览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指挥。如今既然并非如此，按理应当再次陈述。臣以为，仁宗既不实行三司榷买之法，也不采纳都运司增加盐税的请求，只批示说：“朕担心河北军民突然吃到昂贵的盐，可以暂且依旧。”这一句话感动人心，深入骨髓，刻在美玉上，光明如日月星辰。当时计算每年增加的收入将近六十万缗，难道仁宗不知道这是对国家公家利益既广且久的吗？他认为把财物藏在官府不如藏在民间，谋求眼前利益不如谋求长远利益，所以特意舍弃数十万缗无穷的利息，换取数百万家百姓无穷的恩惠。岁月虽然久远，恩德和心意却仍然新鲜。如今陛下刚即位，正应当再次用祖宗的一句话感动、悦服天下，怎么可以因小利而失去人心呢？小利容易取得，人心却难以取得，陛下难道不珍惜吗？假如让这位使者复命，认为增加盐税可以实行，陛下就要采用他的话而增加盐税吗？如果这样，那么仁宗敕书所说的话，黄河以北人人都知道不可违背，却偏偏违背了，陛下将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舆论呢？臣确实知道陛下原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朝廷议论此事的人没有认真思考罢了。况且只从利害上考虑并不是良策，以怨恨替代恩德不是忠臣的劝告。总之，从前的德音不可忘记，今日的民心不可失；至理明明在眼前，完全没有可疑之处。臣请求停止派遣范谔，只以庆历敕书再次告谕提出此议的人，以彰明陛下惠爱百姓的心意，堵塞那些想聚敛财富的臣子的意图。这样不只是河北百姓万分幸运，实在也是天下万分幸运。【元丰八年十月上奏】上奏徽宗，请求停止河北榷盐。上官均 臣私下听说，河北一向不属于实行榷盐的地区。周世宗起初在河北实行榷盐时，世宗北伐，父老们拦在道路上哭泣申诉，希望把盐课平均并入两税，解除榷盐禁令，世宗答应了他们；如今两税中的盐钱就是由此而来。嘉祐年间，三司使王拱辰请求在本路实行榷盐，仁宗皇帝下诏说：“朕不愿河北军民突然吃到昂贵的盐。”诏书下达后，北京父老感念圣恩，聚集僧道举行七天道场，直到今天，北京仍保存着刻有诏文的碑。绍圣四年，因为宣德郎窦讷欺骗朝廷，上奏请求实行榷盐；当时窦讷的岳父、宰相章子厚于是顺从他的请求而施行，已经三年了。臣近来因出使经过河北，州县官吏都认为，自行榷盐虽然官府所得利益很少，而百姓却吃昂贵的盐；有人因犯法受刑，有人因告发而得赏，造成的危害并不少。河北、淮南各路，如北京、澶州、恩州等郡，有很多盐碱地，既不能耕种、不能按常规征收赋税，又要缴纳盐钱。下户贫民取小盐煎制后卖掉，用来供官府和养活家人。如今官府实行榷买，他们既不是灶户，不能擅自取盐煎卖，却仍要照旧纳税，还要另缴盐钱，下户因此更加贫困，往往被迫犯法。一人触犯禁令，还会连累同保的人，共同筹备赏钱。州县督促责罚，即使明知百姓贫困，因为提举茶盐司按照簿册催逼，也不免多年被拘禁。贫民迫于衣食不足，最终必然沦为盗贼。又查问得知，各州郡自行榷盐，官府虽然得到利息钱，但商人稀少，反而会使某些税钱收入受到亏损。总计一路的情况，即使利息钱增加了，民间盐价也比过去贵了一倍，而且盐中常掺和泥土，煎煮不精；至于百姓犯法受刑、被督促缴纳赏钱，危害也不小。再说河北是黄河流经之地，使者和商旅经过道路，百姓每年都要承担各种劳役，比其他路尤其劳苦。近来又因黄河改道决口，淹没田地房屋，加上连续多年的饥荒，流离失所和饿死的人很多。今年稍稍获得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更需要州县官吏共同努力，宽缓体恤。伏望陛下严切告诫有关官司，考察榷盐对公家和民间所得利益的多少，遵守仁宗亲手所下的诏书和德音，废除榷盐禁令，养活贫困百姓，安定巩固根本，以符合陛下怜悯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建中靖国元年上奏，当时任给事中】《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九 宋代赵汝愚编纂 财赋类 新法一 上奏神宗，论述本朝百年太平无事的原因。王安石 臣先前承蒙陛下询问本朝能够享有国祚百年、天下无事的原因，臣以浅陋的见识错误地回答圣上的询问，又因时间紧迫，不敢久留，所说没有全部涉及，于是告辞退下。臣私下想到，圣上问及此事，是天下的福分，而臣竟没有进献一句话，这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冒昧粗略陈述如下。伏惟太祖具有天生的圣明智慧和独到见识，完全了解人物的真伪，作出指挥、任用和托付时总能充分发挥其才能，改变制度、设置措施时总能切合事务需要，所以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顿士卒，对外击退夷狄，对内平定中原。于是减除苛重赋税，停止残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表率。他发布政令、施行政事，总是把安定和使百姓得利作为根本。太宗以聪明英武承继其业，真宗以谦逊仁厚守成，直到仁宗、英宗，也没有放纵失德之举；这就是本朝享有国祚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年数最长，臣当时实际担任侍从官，他施政的始末，臣亲眼见过。现在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陛下详细选择其中可取之处，也足以作为今日施政的借鉴。伏惟仁宗为君，仰畏上天，俯畏百姓；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出于本性，忠诚宽恕、诚实笃厚始终如一。他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争，从未无故杀死一个人；审断案件务求使人得以生存，尤其厌恶官吏残酷扰民，宁可自己屈服、向夷狄弃财，也始终不忍加以兵刑。他处事平允公正，赏罚严明而取信于人，接纳并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而不被偏执片面的见解蒙蔽；借助众人的耳目，选拔举荐疏远之士，并实行连坐之法。因此，从监司官吏直到州县官员，没有人敢残暴酷虐、擅自征发而伤害百姓。自从西夏人归顺，蛮夷便没有发生大的变乱，边地百姓的父子、夫妇得以免于战乱死亡，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正是他从未无故发动战争、无故杀人，断狱务求生存、尤其厌恶官吏残扰，宁可自己屈服并向夷狄弃财也不忍动兵的结果。大臣、贵戚、左右近习，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我约束、谨慎行事，有时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就是刑罚平允公正的效果。招募天下勇猛强悍、横暴狡猾的人充当士兵，军队达到百万，却没有贤能将领统率他们，谋反者往往仍会失败。聚集天下财物，虽然有簿籍记载，交给府吏管理，但若没有能干官吏考核追查，盗窃者往往就会被查出。凶年饥岁，流民充满道路，死者接连倒卧，抢掠者也往往被捕获，这就是赏罚严明而取信于人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近习，没有人能够横行霸道、擅自施行威福、扩张私人货赂；一有奸邪之事，随即就会被上报朝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贪婪邪恶、横暴狡猾的人，即使偶尔被任用，也从来不能长久。这就是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而不被偏执片面的见解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的升迁任用，虽然不可能全都用对人，但当时所谓有才干的人，也很少有被蒙蔽堵塞、不能被发现和举荐的。这就是借助众人的耳目、选拔举荐疏远之士，并实行连坐之法的效果。仁宗升遐之日，天下人号哭悲痛，如同丧失父母。这就是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出于本性，忠诚宽恕、诚实笃厚始终如一的效果。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末俗的弊病，一直没有亲近朋友和群臣共同议政。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女子；出朝处理政务，也不过是有司的琐碎事务。从未像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一样，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并施行于天下。一切都顺着自然形成的情势办理，因而对精神运作的规律有所不知，对名实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察。君子并非不被尊重，但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当的言论并非不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通过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以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官位，却没有由官司考核试用的制度。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调动迁转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众多游谈之士又因此得以混淆真相。那些结交私党、豢养声望的人常常得到显要官职，独立营办职事的人却有时受到排挤压制。因此上下都只是苟且懒惰、求得容身而已；即使有能干的人在职，也无法与庸人有所不同。农民因徭役而困苦，却从未特别得到救济抚恤，也没有替他们选择官员来修治水利、改善土地。士兵中混杂着疲弱老病之人，却从未认真申令训练，也没有替他们选择将领并长期授予边疆统兵之权。宫廷宿卫只是聚集卒伍中无赖之人，仍没有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旧习。宗室则没有实行教训和选举的实际办法，也没有按照先王亲疏有别、恩赏刑罚适宜的原则办理。至于理财，大体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劳勤政，国家却不强盛。幸亏当时不是夷狄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太平超过百年。虽然说是人事，也有上天的帮助。历代圣主相继，仰畏上天，俯畏百姓，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忠诚宽恕、诚实笃厚，这就是他们获得上天帮助的原因。伏望陛下亲具最高圣明的资质，承继无穷的基业，知道天助不能永远依靠，也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天。臣不敢废弃将要说明道理的本分，苟且逃避触犯忌讳的罪责。伏望陛下幸而宽赦臣下，并留心察看，这就是天下的福分。【熙宁元年四月上奏，当时新任翰林学士。此前，诏令安石越次入对，皇上对安石说：“朕久闻卿有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应当不要吝惜地告诉朕。如今治理天下应当以什么为先？”安石回答：“应以选择治国之道为开始。”皇上又问：“祖宗守住天下能够百年没有大变，粗略达到太平，靠的是什么道理？”安石退下后便上了这篇奏疏。第二天，皇上对安石说：“昨天把卿所奏的书看了好几遍，所说本朝的事情可以说大体都讲尽了；谋求治理之道，恐怕没有什么能超出这些。你所列举的各种弊病，一定已经筹划过一两项，请试着详细告诉朕应当怎样施行。”安石回答：“弊病的数目不能全部说尽，希望陛下把讲学作为要务。讲学明白以后，施政措施的办法不用说明也会自然明白。”皇上说：“虽然如此，还是试着为朕说说。”于是安石为皇上略陈施政措施的办法。皇上非常高兴地说：“这些都是朕从来没有听过的，其他人的学问确实比不上这些。可以逐条写成奏书进呈给朕吗？”安石回答：“臣已经论奏过了。陛下把讲学作为要务，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不用说明也会自然明白。”

译“如果陛下选择治国之道还没有明白，臣实在不敢逐条奏陈。”皇上说：“卿今天所说已经很多了，朕担心有所遗忘，请试着把今天回答的话记录下来进呈。”安石答应后退下，最终却没有再奏报。后来政治上的争论，都以这篇奏书为根本，所以一并记录在这里。上奏神宗，请求戒除耳目声色之欲，自我奋勉以成就功业。王安石 臣深切认为，陛下已经按照经书完成了居丧期间对先帝的服丧，现在正是群臣进言劝戒的时候；臣任职近司，职责上应当首先对此进言。臣听说孔子谈到治理国家时，先说“摒弃郑国的乐声”，然后说“远离奸佞之人”。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然后说“任用人只依靠自己”。这是因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致志；能够专心致志，然后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然后才能识别人；能够识别人，然后才能把奸佞之人远远排斥。忠臣良士和有道德的君子大多在此时进用，并且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即使有超越常人的才能，却不能及早戒除耳目之欲，以至于过度而扰乱心中的思考，那么心志就不能专一；心志不专一，就不能明察事理；不能明察事理，邪说和偏邪行为必然会窥伺空隙、乘虚而起。这样到了危乱的地步，难道还困难吗？伏望陛下即位以来，外界尚未听闻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然而孔子作为圣人中的大成者，尚且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又享有天下丰厚的供奉，足以感动和改变耳目的事物实在不少。因此臣预先担忧的事情、陛下应当深切戒备的事情，就应当在这里。上天产生圣人的资质非常吝惜，而人能够遇到圣人的时代也十分困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资质交给陛下，那么人民也将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圣人的恩泽。伏望陛下爱惜自身以成就德行，自我奋勉以成就功业，使后世不失去称陛下为圣人的名声，使天下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希望的事情吗？臣愚昧而诚意不胜恳切，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幸而赐予省察。【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准备推行新法，所以作此奏疏来坚定皇上的意志】上奏神宗，论述王安石奸诈的十件事。吕诲 臣深切认为，大奸之人往往像忠臣，大诈之人往往像诚信之人；只是任用或弃置他们，关系到时局的兴衰。至于少正卯那样的人，才能出众，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行为邪僻却固执坚持，顺从错误却善于文饰，强于记忆而且博学；若不是宣父孔子的圣明，谁能除掉他？唐代卢杞，天下人都说他奸邪，只有德宗不知道，最终酿成大患。这就是所说的识别人很难，即使尧、舜也还为此感到困扰。陛下即位初年，起用王安石，授任知江宁府，没多久又召为学士，士大夫都庆贺陛下圣明，认为提拔有文才的人使他能够发挥作用。等到让他进入宰辅班列，众议并不认为合适；但在权衡轻重之下，果然不能欺骗公正的判断。臣恭敬地看到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怠慢君上，暗中刻毒伤害他人，这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事情。臣略列十件事，都是亲眼所见的实际事迹，希望能使陛下在宫中明鉴下醒悟；即使有一句接近诬陷，臣也万死不逃。安石先在嘉祐年间任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论鹑公一案，他举驳不当，御史台多次移文催促；他谢恩时态度傲慢而不恭敬。随后仁宗皇帝升遐，不久安石遭父母丧，事情于是搁置。安石服丧期满后，借口有病坚卧不起，多次下诏也不肯赴任，直到英宗一朝结束，始终没有出仕。如果确实有病，陛下即位后也应当到朝廷来拜见一次，稍微保存一些人臣的礼节。等到接受任命为知江宁府时，考虑到对自己的安排有利且便利，这才奉命就职；他轻慢君上而无礼，这是第一件事。安石任小官时，每次升迁都一再推辞躲避；从知江宁府改任翰林学士，却没有听说他坚决辞谢。先帝临朝时，他有归隐山林、独自往来的想法；陛下即位后，他却有在金銮殿侍从的欢乐。为什么对前任君主轻慢，对后任君主恭敬？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难道这就是他的本心吗？他喜好名声、急于进用，这是第二件事。他想让君主召见研习经术的人，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常设一员手执经书在前，这本来是进言说理，不是传授师道。安石担任这个职务后，却请求坐下来讲说，想使万乘之尊屈身，自己取得老师的尊位，实在是不懂上下的礼仪和君臣的分别。何况是用明白道德来辅助增益君主的聪明吗？他只是想让君主成就自己的名声罢了，这是第三件事。安石身居政府，事情无论大小，都与同列意见不同；有时因奏对而留下进言，多次请求皇帝亲自批示，从中间插入而压制同列，阻塞公论。这样一来，事情有利就把美名归于自己，事情不利就把怨恨收归君主；以私情蒙蔽公道，这是第四件事。安石自从在纠察司举驳案件，多不合乎事理，与法官争论刑名，意见不一，常常因此怀有怨恨嫌隙。近来许遵错误审断谋杀案件，安石竭力替他辩护。妻子谋杀丈夫，按审问结果本应适用减等科罪，他却挟带私情破坏法律，借公事报私怨；两方面制定意见并作出裁定。只因听说是朋党相附，二府复核详审时也都畏惧躲避，徇私报怨，这是第五件事。安石刚进入翰林时，没有听说他推荐过一个贤能之士，却首先带领同列称赞弟弟安国的才干；朝廷按照状元的恩例对待他，他还认为恩典太薄。主试者判定试卷不优待他，便遭到他的中伤。小恩一定报答，细小的仇怨一定报复。等到他身居政府，才过半年，便卖弄威福，无所不至。从此畏惧他的人勉强低头顺从，依附他的人自行出卖原则以求升进，奔走于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背弃公义、结成死党的风气，如今已经盛行。这是倚仗权势、招揽权力的第六件事。宰相十多天不理政事，却擅自决定官员任免，驱逐近臣出任外官，所任用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他妄称一切都是出自圣意；如果不是这样，就说明是安石在报复仇怨。宰相不亲自书写敕令，本朝旧例从未听说过。他故意显示威势，震动朝廷官员。然而如今政府同列对他模棱两可，宰相又有所避忌，于是他更加专横，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这是专擅威权、危害政事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帝御座前奏对，他只是一味强词辩论。先前他与唐介争论谋杀案件的刑名，竟至于喧哗。

译众人都认为安石不对而赞同唐介。唐介是忠诚刚正的人，致力于守住大体，却不善于凭口舌取胜。不幸因愤懑而生疽病去世。从此同列更加畏惧安石，即使丞相也退缩，不敢与他争论是非。这是任性欺凌同列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考察唐尧之法，敦厚和睦九族，奉养亲长、爱护弟弟，以此教化天下。小人章辟光却进言，让岐王迁居外地；这种离间亲族的罪行，本来就不容诛赦。皇上不久下令把章辟光押送中书，准备治他的罪。安石坚决拒绝执行，仍然进献危言来迷惑圣听，意在离间亲族，于是使此事得以实现。他结交奸邪的迹象非常明显，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的要害在三司。安石身居政府，与知枢密院共同制定三司条例，兵权和财权兼管在手，他掌握权力的轻重由此可知。又举用三个人主管此事，派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名义上说是经营买卖、谋取厚利，实际上是在动摇天下。我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先看到了它的危害，这是第十件事。臣所指陈的事情琐碎浅陋，烦扰陛下的明察，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辩，日久便倚重信任他，无法了解他的真伪，今后也无法辨别邪正。大奸之人一旦得势，贤者就会逐渐离去，动乱便由此产生。臣考察安石的作为，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改作，故意在人前标新立异，徒然用文辞掩饰错误，企图欺骗君上、蒙蔽下属。臣对此深感忧虑，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就是这个人。伏望陛下为此谋划，应当听取众人的意见。如今上天灾异屡次出现，人心尚未和谐，正应当澄清治理，不应扰乱混浊的局面。像安石这样长期居于朝廷，天下必然没有安宁的道理。臣之所以倾尽诚恳进言，不顾横遭祸患，是希望感动陛下的明察，使陛下能够辨别真伪。何况陛下志向刚强果断，能够察知隐伏之事，更应当向士大夫的舆论求证，然后知道臣的话是否正确。然而诋毁攻击大臣的罪责，臣不敢苟且逃避。臣处境孤立危险，如同寄身危地，职分上难以安心，应该再次上章请求避开怨敌。【熙宁二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此前，安石被皇上召见，谈论天下之事。皇上说：“这件事如果不是卿，便没有人能替朕推行；看来终究要以政事烦劳卿。料想凭卿这样的学问，也想有所施设，一定不会坚决推辞。”安石回答：“臣来侍奉陛下，本来就愿意帮助陛下有所作为。然而天下的风俗、法度全都衰败，朝廷中善人很少；君子和庸人安于常规、习于旧事而无所知，奸人则憎恶正直、厌弃正道而有所忌惮。那些有所忌惮的人在前面倡导，无所知的人在后面附和；即使有明白无误而独到的见解，也恐怕还没有来得及成功，就被异议压倒。陛下如果确实想任用臣，应该先讲学，使陛下对臣所学的始末不再怀疑，然后任用臣，这样或许能够取得粗略的成效。”皇上说：“朕了解卿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到今天才了解。然而卿必须不要有所顾虑，专心督促责备朕，使朕大有作为。朕还不知道卿准备施行的事情以什么为先。”安石回答：“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一天，皇上想任用安石执掌政务，曾公亮于是推荐他。唐介说：“安石恐怕难以承担重任。”皇上说：“卿认为他的文学不能任用吗？经术和吏事也不能任用吗？”唐介说：“不是说这些。安石好学却拘泥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会大加变更，必然扰乱天下。”唐介退到中书，对曾公亮等人说：“将来如果安石的话果真被采用，天下受到困扰，各位公卿应当自己知道后果。”安石执掌政务后，皇上问他怎样才能使陕西钱币币值提高，以便积聚边疆粮食。安石回答：“要使钱币币值提高，应当修订天下钱币开合、收敛和发散的法令。”于是他谈到泉府这一官职，说先王之所以设立它来控制兼并、调济贫弱、流通天下财货，使利益集中由一个渠道出入，正是因为有此制度。他的说法是：“国家事务，靠财用来供给。”国家日常经费有固定赋税供给；到了国家有事时，财用就从泉府取得。后世桑弘羊、刘晏大体符合这个意思。但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先王的法令，反而认为君主不应当同百姓争利。如今如果要治理财货，就应当修订泉府的制度，以收回财利的权力。制度一经修订，就必然与流俗的看法不同，于是异议纷纷；陛下必须先作出决断，然后才能施行。这件事需要借助人才，但人才难得，也难以识别。如今让有能力的人理财，十个人中也各有一两个人会把事情办坏。以往只要有人办坏事情，异议便乘机而来制造纷扰。臣认为，尧和群臣共同选择一个人治水，尚且不能保证没有失败，何况所选任的并不止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这种过失？总要先比较它与过去相比的利害得失，不要被异议迷惑。对于办坏事情的人，就依法惩处，同时进一步探究事情失败的原因，用来增补修订法制，这样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皇上说：“过去只要有一个人办坏事情，便把整个谋划废弃，这就是很少能成事的原因。”于是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和安石取来三司有关条例的文书加以审查，把应当施行的事项上奏，另立为一个机构，名叫同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安石于是请求任用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的吕惠卿担任制置司检详文字；前任权大名府留守推官、现任同检详文字的苏辙；权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刘彝；比部员外郎、通判广州谢材卿；太常博士、河北转运司管当公事王广廉；秘书丞、知安远县侯叔献；著作佐郎陈颢；大理寺丞、知开封府仓曹参军卢乘；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权兴化军判官、监建州买纳茶场曾伉，共八人分别前往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的利害。天下正处于纷扰之中，吕诲上奏了这篇奏疏。皇上得到吕诲的奏疏后，便批示送还给吕诲，又派内侍李舜举传达皇上的意思。上奏神宗，论述王安石奸诈的十件事【这是第二篇奏状】吕诲

译臣恭敬地承受陛下的恩慈，派内臣李舜举传达圣谕，说明王安石的事情，臣怎敢不体察圣意，只是震惊恐惧得无地自容。况且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德，家中又有忠贞的传统，只知道以死守节来图报效力。臣私下认为，我朝开国一百多年，四方没有战乱，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然而太平能够长久，事情本来有赖于圣上思虑，因此越是如此，越应谨慎安排。谋划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国家安危在于所倚任的人。任用有旧德的人，推广恩惠和信用；至于各项事务，讲求利弊，关键在于深沉机断、默默运筹，不应留下明显的形迹。因事制宜，修补弊病和废弛之处，上承天灾所示的警告，务求安定，这才是今天应做的事情。王安石本来凭文章才学进身，哪里想到竟然很快成为辅弼大臣？他只是迎合陛下的心意，夸大一时的事情；祖宗的法度，他首先议论变更；天下的财利来源，他都想加以动摇；斥逐近侍，窃取玩弄威权，倾覆危害老臣，企图迅速取得宰相之位。人心十分郁结，公论不能容忍。只有陛下尚未觉悟，信任安石，同他讲求治国之道的要领，进退天下士人。臣恐怕这对盛世没有益处，只会使陛下识人不明而受到牵累。陆象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了它。” 贾谊说：“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这才是真正适合朝廷的议论，可以作为保卫国家的办法。臣伏望陛下深思社稷的重大，辨别忠臣和邪臣；以笃实的诚意回应上天，把国家这个大器放置在能够决定安危的地方。这样垂衣拱手而天下安泰，这是天下的福分。对于安石进献的言论，希望陛下稍加澄清省察。像臣这样的人，长久居于要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国家。陛下不应夺取百姓生存的资财，反而增加无用之臣的权势。即使圣上的胸襟可以兼容并包，公论却不赞同；臣怎敢苟且安处，以致连累朝廷？臣倾尽诚恳进言，只祈求陛下明鉴。【熙宁二年六月上奏】上奏神宗，请求停止均输。陈襄 臣恭敬地看到中书省札子，以及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奏状，请求施行均输法。朝廷于是任命司勋郎中薛向充任江淮制置发运使，负责这件事。又从内库拨出数百万贯钱，让他收购货物、获取利息，以帮助县官供给经费。臣私下认为，兴利求财的办法，不是当今适宜施行的。陛下圣德光明，超过前代；陛下即位之初，天下都认为二帝三王的政治必将在今日施行，怎么适宜先谈求利，以此向四方显示呢？臣身为谏官，如果因姑息而不进言，使陛下处于有过错的境地，就是没有以尧舜之道要求陛下，臣实在感到羞耻。自从先帝留下顾命以来，正值国家多难之际，上有天象灾异出现，下有地震，水灾、民饥的灾害遍及中原；这是上天有意警动陛下，希望陛下恐惧戒慎、修养德行，以保全国家安定。陛下首先应当修整谨慎地办理五件大事，敬慎地处理各种政务，专一修德以享受上天的眷顾，思考一句能够使天下受益的话。还没有做到这些，却想听从有司的意见，施行桑弘羊那样的榷利之术，臣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可取。过去汉武帝承继文帝、景帝恭俭之后，国家用度富足，奢侈之心一产生，便有了轻率对待四夷、发动战争的想法。后来中途因战争劳费，国库空竭，于是任命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设置均输、平准之法，包揽天下货物，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资助一时的急需，最终却使天下人积聚怨恨，给后世留下讥议。这难道是仁政吗？陛下如果认为国家用度空虚、调度日益增加，不实行榷利就无法继续供给朝廷，臣认为并不是这样。陛下尊为天子，富有天下，四海九州的赋税收入并不少，只是承平百年以后因循奢靡，使用财物没有节制，这才造成今日不足的忧患。近来朝廷深刻鉴察其中的过失，亲自命近臣选拔官属，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已经救治了严重弊病。只要命有关部门取来天下财计的簿籍，估量县官供给的数额，使各项制度都做到均衡节约，归于俭约；至于没有名目的费用、不急迫的事务，一律禁止，不得施行。各路财赋有无，令有关部门可以酌情调剂使用；至于采购上供物品，也都可以从价格高处转移到价格低处，从近处采购代替远处运输，只要不损害公私利益而仅为备用即可。此后陛下亲自以恭敬节俭、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作表率，上自大臣下至小臣都畏惧法令、遵守规矩，这样浮滥费用自然减少，财物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何必把调节物价、收聚和散发货物的权力收归公家呢？君主同百姓争夺微小的利益，岂不是失去王政的体统吗？孟子回答梁惠王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讲仁义罢了。没有实行仁而遗弃父母亲人的，没有实行义而把君主置于后面的。”子贡说：“文王、武王的治道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认识其中小的方面。这个道理也不过在于选择它罢了。”凡是借贷钱财、经商贩卖之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特别下令停止而不施行，那么天下就万幸了。【熙宁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此前，制置三司条例司说：“臣等切实观察先王的法令，在王畿以内，赋税收入有精粗之别，以每百里作为等级差别；王畿和诸侯国又各以当地所有的物产作为贡物。后来制定通财移用的办法，以鼓励货物流通。至于治理市场上的货物，缺少的就使它充足，有害的就使它退出。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而不便于百姓使用的货物，官吏便替他们收购，以等待不时前来购买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专利。大概聚集天下民众而治理他们，就不能没有财物；治理天下的财物，就不能没有义。用义来治理天下财物，转运劳逸就不能不均衡，用度多少就不能不互通，货财有无就不能不加以控制，调节物价、收聚散发就不能没有办法。

译如今天下财用困窘急迫，没有余财；掌管它的官员受困于弊法，内外彼此不能互通，盈余和不足也不能相互补充。各路上供每年有固定数额，丰年道路便利，本可以多运送，却不敢超过定额；歉年物价昂贵，供给艰难，却又不敢不足。远方缴纳的物资，运输成本往往是数倍；京师出售的价格，却只有原价的一半。三司发运使只是查验簿书、催促期限，没有权力增减其中的数量。遇到军国大事、郊祀等大笔费用，就派使者搜刮，几乎没有剩余储藏。各路财物平时往往巧妙隐藏，不敢如实报告，以备缓急之用；又担心年度计划不足，便多方实行支移、折变来取得。百姓缴纳租税，有时竟达到原数的两倍；朝廷日常使用的物品，又常常向不出产的地方索取，在不合时令时责令供应。富商大贾于是能够趁公私急迫之时，擅自操纵物价涨跌以及货物收聚、散发的权力。臣等认为，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赋税收入，其职责是管理茶、盐、矾、酒、税等事务，军粮储备和国家用度多依赖其供给。可以借给他钱货，计算其使用中不足的部分，使他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并加以调剂使用。凡是采购、征税和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价格高的地方转移到价格低的地方，从近处采购代替远处运输。还应当预先知道京城库藏各年月现存的确定数额，以及应当共同办理的物品；这样便可以根据方便情况变通调剂。”改变过去积蓄、采购以等待上令的做法，逐渐把调节物价、收聚散发的权力归于朝廷，并控制财货的有无，以便于转运，节省劳力费用，除去重复征敛，宽缓农民，这样或许可以使国家用度充足，民间财产不至于匮乏。至于本司应当设置的官属，允许本司自行辟举；以及应当施行的各项事务，令其拟定条例上报，交由制置司参详施行。皇上听从了。陈襄的奏疏呈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上奏神宗，请求停止均输。范纯仁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敕命，委托江淮发运司施行均输法。这大概是因为制定条例的臣僚不谋求长远，只想希求眼前的功效，略取《周礼》中赊敛的制度和管理市场的办法，便说可以使各种物品价格平均，抑制兼并，以求取陛下的信任。实际上，这是采用桑弘羊经营商贾的办法，把各路的杂货集中起来，贱买贵卖，侵夺商人极微小的利润，从而助长君主奢侈扩张的欲望，实在完全不是尧、舜和三代君王重视农业、养育百姓的本意。臣听说，传记称先王教化百姓说：‘用德义陈示给他们，百姓就会兴起而践行；以恭敬谦逊先导他们，百姓就不会争斗；用礼乐引导他们，百姓就会和睦；把所好所恶显示给他们，百姓就知道禁令。’如今却让贪婪鄙陋的官吏大量招引同类，学习商贾的姿态，用市场交易之道诱导百姓，这本来就不同于先王陈明德义、显示好恶的本意，却想使百姓兴起廉洁之心、知道禁令，是不可能的。况且成汤不经营财货牟利，孔子很少谈利，孟轲也说：‘何必要说利？’圣人并不是认为财利完全不能使用，只是厌恶它诱导民心，滋长贪欲的风气罢了。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喜好。《诗经》说：‘你的教导施行了，百姓全都仿效了。’如果国家得到的是末利，却败坏了风俗，就不是治理天下之道。君王治理百姓，只在于致力于农业和蚕桑，禁止游荡懒惰，开辟衣食的来源，节省无用的费用；上面以俭朴率领下面，下面受上面的影响而勤劳，上下都勤劳俭朴，自然公家和私人都会有余了。如今耕田养蚕的人得不到劝勉，衣食的来源没有扩大，朝廷不首先实行勤俭，百姓大多游荡懒惰，不致力于生财之道，却让小人煽动好利的风气，还想使国家财用充足，这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不仅仅是这样做伤害教化而没有益处，而且还将有更大的危害。百姓是陛下的赤子，教养他们的办法不可不周到。用仁爱抚育他们，就会产生孝顺和慈爱；用利益诱导他们，就会发生争夺。既然如此，所施行的法令、所任用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如今执政者不明察，任用小人，使他们掌握争利的权柄，而这些人一向有贪婪饕餮的行为，多次做欺骗蒙蔽的奸诈之事，必将拿羡余来取悦朝廷，用贿赂结交权贵宠臣。再加上百姓贫困弱小，官吏承受这种风气，君门深重、朝廷遥远，百姓有被搜刮的祸患却无法申诉，有创伤困苦却无法伸张。一旦怨愤兴起，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陛下虽然有惠爱百姓的心意，天下又怎么会因此相信您呢？伏望陛下思考圣人的训诫，摒弃霸者的办法，把农桑作为衣食的根本，把经营货利看作败坏风俗的开端，特地下诏，追改先前的敕令，何况近来东南郡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东南郡县大多遭受水灾，均输法还没有施行，那么朝廷内外的百姓一定都会仰赖陛下的盛德。如果说已经颁行的命令不能立即停止，那么请先罢免薛向，只委托各路监司，只使用常平旧法。凡是物价低廉的，就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物价昂贵的，就以较低的价格发卖；不要强行摊派给民户，不要一味追求羡余利息，这也足以使物价平均、阻遏兼并，又何必过度更改制度，来损伤盛大的德政呢？臣职位忝居言路，爱戴君主的道义十分迫切，既然知道了就不敢不说，说了就不敢不尽言。只希望圣明慈爱的陛下留心听取采纳，那么不只是臣的莫大幸运，实在也是天下的莫大幸运。【熙宁二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知谏院】上奏神宗，论述新法，请求责罚降职　范纯仁 臣自从任职谏垣，竭尽愚拙的心力，实在想稍微辅助圣明的治理，仰报上天赐予的恩德。只是才智有所不及，人的能力也有极限，多次进言反而获罪，最终一无所成。加上执政大臣明知错误仍坚持己见、刚愎自用，自以为无人能比，只想让众人不违背自己，任意行事，完全没有顾忌。至于先朝元老旧臣，都一味沉默不言，因循附和，渐渐心怀恐惧；他们想让事情一定推行，严厉制定法制，极端憎恨不同意见，急于惩治违抗忤逆之人，以致忠臣贤士日益疏远，谄媚奸佞之人得志。陛下没有采纳谏言的美德，百官怀有苟且偷安的心思，众人的怨恨暗中兴起，却没有人敢说话。这种情况将会逐渐发展，本来就不是臣的力量所能挽回的；臣既疲弱无能，罪责实难赦免。伏望圣慈早日施行贬黜责罚，另行选择敢于诤谏的大臣，或许可以防止朝廷失去人心，挽救时弊。这样，大臣有所惊惧，小人不能作奸，全在陛下圣明的决断；只要施行，就不要疑惑。臣激切至极，实在不胜惶恐。【熙宁二年七月上奏】上奏神宗，论述新法，请求早日施行责罚降职【这是第二份奏状】范纯仁

译臣昨日上殿递交劄子，承蒙恩命送到中书，臣担心执政者坚持错误，不认为臣的意见正确，在进呈之时恐怕会加以阻止，不让施行。因为臣自从来到谏垣，刚好看见陛下进用富弼、王安石，臣与士大夫私下相互庆贺，认为儒者得到任用，一定会辅佐陛下实行尧、舜和三代的政治，把修养自身、安定百姓作为职责，重振举荐正直、置弃枉曲的风气，先讲道德而后办理政事，先施行教化而后制定法度；改变风俗会像风吹倒草一样容易，施行仁政会比驿站传递文书还迅速，这样就可以拱手垂衣而天下安宁了。如今富弼却因疾病居家，坚决不肯就职；王安石竟拿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上的心意，抛弃旧日所学，希求迅速见效，这与孔子不谈军旅、孟轲以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为可耻的意思大相径庭。他又任用小人，专门兴办财利之事，将使陛下玷污圣德，侵害剥削百姓。臣虽然多次上奏陈述，仍未得到听取采纳，而执政者的意图却更加坚持，所以臣叹息失望，不能自已。观察他们办事仓促、识人不明，必定担心另生事端，辜负陛下的信任倚重。这是臣深深忧虑、过度筹划，也是臣爱君而践行己志、区区不可动摇的心意。如今执政大臣既说臣的言论没有道理，而臣也担忧执政者不能使君主成为圣君。如果臣还处在谏垣之中，议论就没有办法协调辅助政事，岂只是职务废缺，实际上也无法与他们共同任职。伏望陛下体察臣的狂妄愚拙，早日施行责罚降职，使臣得以竭尽犬马之力，另图报效；这样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熙宁三年七月上奏】上奏神宗，论述王安石专权谋利以及任用薛向主管均 输之法不便　刘琦等 臣等遍览自古以来的情形，做君主的没有不因偏听而损失德行的；做臣子的没有不因专权而导致祸乱的。《志》说：‘听取意见却不聪明，这就是不能谋划。’ 这是因为不能广泛阅览、远方听取意见，选择其中的长处加以采用，却沉溺于私爱，甘愿听信谄媚奸佞，妨碍义理的是非判断，只赞赏能言善辩。《洪范》说：‘聪明就能产生谋略；如果听取接受意见有所偏颇，怎么能有谋略呢？’《尚书》说：‘臣下擅自制造福分、施加威权，会祸害你的家，会妨害你的国。’《易经》说：‘有人跟从君王办事，虽无成就，却能有好的结局。’这是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顺从君主的美德，纠正挽救君主的过失；有功却不敢据为己有，有善政就归于君主，所以即使别人知道他贤能，也看不见他的功迹。如果与此不同，就已经不是臣道了，何况把威福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呢？臣等深切看到，陛下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不到半年，朝廷内外人心喧嚣不安。这是因为他专凭胸中臆见，轻易改变法度，完全没有忌惮之心。臣等请略述其情形。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精心处理万机，任用贤能、寻求治理，常常如饥似渴，所以把安石置于政府，必定想使时代达到唐虞之治，使风俗达到成康之盛。如今安石反而拿管仲、商鞅的权诈之术和战国纵横家的言论来取悦陛下。陛下仓促相信了他的话，于是与陈升之共同谋划，侵夺三司的财利，收归自己的功劳；开设机构、设置官职，召来三个人在本司议事，又派八个人分赴天下，惊动众人耳目，动摇人心。他所征辟任用的，都是门下亲近故旧之人，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一类，哪里能够通晓钱谷、周遍了解天下的财利来源呢？又任用薛向为发运使，兼管均输之职。如果确实如诏书所说，‘把贵处的货物转移到贱处，用近处的货物交换远处的货物’，本来或许没有危害。然而让小人去做，给他们货币，让他们任意变易，即使有所收入，也免不了夺取商人的利润。商人既然不再经营，各

译路税课自然亏损；这样先损失每年按时的正常收入，国家的经费又靠什么供给？官司贩卖交易的物品如果有难以售出的，就必须摊派给百姓，让百姓交纳其价钱。物品既然积压堵塞，难以迅速交易，百姓就一定会卖掉田地房屋、破坏家业来应付期限，否则就会有滥用刑罚、过度处罚随之加在他们身上。古人说：‘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力量耗尽就会发生反叛。’百姓既然怨恨反叛，恐怕奸雄之人就能乘机在其中举臂而起。不知道朝廷的意图，果真认为这样做便利吗？何况薛向为人，在所到之处多使用耳目刺探州县的长处短处，进而胁迫控制州县，便把聚敛无道之事交给他们承受办理；那些贪赃、贪婪、畏惧、懦弱的人，没有不低头曲意听从的；那些公正自守的人，必然会违抗他，于是一定会被他从中伤害。朝廷正把兴办这些事情的责任委托给他，万一有人勉强听从，士大夫们就会离心离德，纷纷逃到山林洞穴之中。不知道朝廷的意图，难道又认为这样做便利吗？去年许遵文过饰非，妄议谋杀案件中自首者的审问法，朝廷于是派王安石和司马光裁定。两人的见解不同：司马光坚持最公正的意见，请求依照旧法，不能把谋划作为定罪依据；王安石却任凭一己偏见，改变旧法而创立新议，损害天下的大公。臣等上章抗辩，指出安石的主张错误，朝廷又派吕公著、韩维、钱公辅再次裁定，但三人都附和他的说法。他们不考虑法制难以实行，只求勉强迎合人情。后来进言者仍不停止，朝廷又命密院共同议论是否可行。文彦博等人所定的意见符合公道，陛下便把众人议定的文字交给富弼审看详定。富弼正在休病假，未等他出任，朝廷又反过来施行安石所定的减轻自首刑罚的指挥。实在是因为同列害怕他的强硬刚愎，陛下又被他的浮夸辩说所迷惑，才到了这种地步。小人章辟光妄自进献把歧王府迁到外地的建议，离间陛下友爱亲族的德行，罪不可诛。御史中丞吕诲和臣等接连上章奏请将他放逐，以断绝祸患的苗头。陛下虽然多次答应我们的请求，唯独安石百般阻挠，又迷惑圣听，而陛下以为这是在爱护自己，于是隐忍不办。因此吕诲指斥陈述安石党庇小人的事实，吕诲反而被降职罢黜，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不平。等到吕公著说了一句章辟光的罪行，立即就被贬责。吕诲与吕公著同为中丞，为什么吕诲进言就获罪，吕公著进言就立即施行？如果不是吕公著与安石平生相知、内外呼应，恐怕即使进言也未必会被听从吧？这难道不是威福的权柄不出于陛下，而完全出于安石吗？又如近来任用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与他的兄长吕公弼的职任相妨，臣等也曾论奏，陛下却没有听从。臣切听说，陛下起初想任用司马光为中书检正，安石竭力推荐吕公著，想罢免吕公弼在枢密府的职务。吕公著因为舆论不协调，又在兄弟情义上难以安心，于是也辞职不受。陛下却听从安石的话，于是把二人都任用了，这能算妥当吗？近来又看到中书劄子规定，今后御史中丞可以独自举荐台官，不受官职高低限制，这也是安石的谋划。这不过是想把自己门下的人引荐安置在御史台中，作为自己的帮手罢了。自己有过错，他们就不说；这能算是朝廷的福气吗？何况自祖宗以来，从来没有兄长在枢密府任职而弟弟任中丞的，也从来没有举荐台官不论官职高低、而知杂御史不共同议论的，更从来没有不与学士院轮流举荐的制度。先朝所建立的制度，就是陛下的家法，本来应该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遵守而不丢失。如今一旦相信安石的话，就想事事更改，废弃旧制而不用，实在可惜。以上所列举的事情，难道不是安石专权、陛下偏听吗？臣切见安石的故交、团练副使陆伸叙复为著作郎，颇引起众人议论。因为陆伸

译昨日任柳州知州时，正值治平年间皇帝服丧期间，却让歌妓奏乐饮宴，直到深夜；因虞候和士兵喧闹，陆伸便下令鞭打虞候，以至虞候死亡，情理十分严重。朝廷明有指挥，经过恩典也还没有叙用他，仍不许他任与百姓直接接触的官职。此事与福建路提刑王陶因没有察觉自己的儿子贩盐而被责降为团练副使的情形相同；相比之下，陆伸所犯更重，尚且没有甄别叙用。何况陆伸身为郡守，位列朝官，却不守臣子的礼节，完全没有忠孝的道义，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再求仕进？

译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安石相知，哪里能够这样就恢复官职？安石又举荐亲属王无咎充任国子监直讲。无咎昨天从亳州卫真主簿调任台州天台县令，因为任次在远方而没有赴任；不久以求医为由，后来在常州掌学两年，又被授为南康军南康县主簿；他避嫌不去远方任官，又请求求医，于是来到京师，以聚集门徒教学为名，出入权贵之门，谋求直讲之职。御史孙昌龄迎合安石的意图，奏请无咎不必等到求医期限期满，提前差遣充任直讲。何况流内铨对于求医之人，从来没有预先举荐授予差遣的成例；而且无咎求医以后，本来属于违反选人规定的人，按理应当列入最初的远方路分，如今却得到这样的优厚任命，如果不是安石竭力荐引、曲意为他主张，哪里能够冒受宠幸、侥幸得到不同于众人的待遇？这样的事情，都是安石欺骗蒙蔽、处事不公的罪过。谨按安石自从应试入仕、历任官职以来，凡是著书立说，无不懂得尊崇推重尧、舜之道，用来倡导率领学者，所以天下士人的心无不归向他，认为他贤能，以至于陛下也听闻其名而喜爱他，于是使他位居公府。如今他遇到这样的时势，又得到陛下这样专一的信任，本应当用平日所学的仁义之道启发滋养陛下的心，使圣德更加广大。如今他却一开始就以财利之议务求取悦，言语行为乖戾竟到了这种地步；刚强狠厉、自以为是，又更加严重。不知道安石心中把陛下当作怎样的君主？陛下天资聪颖明悟，是世间罕见的人才，尧舜的至治指日可复。如今他反而用霸国诸侯的办法、唐朝衰世的事情来诱导迷惑圣听，还有比这更不恭敬的吗？孟子说：‘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齐王了；如果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说。’安石却与此不同，他的心意没有别的，不过是想保持俸禄、保住官位，觊觎宰相之职罢了。他奸诈的踪迹，难道还不明显吗？奸诈而专权的人，哪里适合任职朝廷，扰乱国家纲纪？臣等伏愿陛下振作乾刚的决断，早日罢免安石的重要职任，以安慰天下百姓的心。曾公亮身居承弼之位，受到三朝礼遇，本应当竭尽心思、奋身报国；反而有畏避安石的意思，暗中结交援助，相互称誉，以巩固自己的宠荣。以致安石奏对之时，只管放肆强辩，任意发表横议，这难道是执政大臣应有的体统吗？按照祖宗以来宰相的旧例，如果昭文馆大学士休假，集贤院大学士尚且不敢独自施行圣旨，哪里像今日安石任参知政事，傲视同列，旁若无人，任用罢免、喜爱憎恶全由自己决定，败坏中书旧有的规矩，这些都是曾公亮的罪过！何况曾公亮长期阻塞贤能进用的道路，对时政没有补益，也足以罢免。赵抃则像把口袋扎紧、拱手站立，只求模棱两可、随波依违；大臣侍奉君主，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如今河北发生地震，接连多年没有停止；又有星象显示灾异，天下水灾漂没淹死的百姓不计其数。灾变的到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却把它视为平常，安然不以为怪。臣等只是担心事变逐渐增多，使陛下不能安稳地枕席而卧，这都是大臣的罪过！伏望陛下思考国家社稷的长远谋划，使百姓长久安定，委任老成有德之人，疏远迂腐空疏、只会制造事端的人。臣等爱君忧国之情，实在无比深切。【熙宁二年十月上奏，刘琦当时任侍御史，与侍御史里行钱顗、御史知杂事刘述共同上疏；奏疏送入后，三人都被贬为监当】上奏神宗，论述刘琦等被责罚降职　范纯仁 臣今日忽然听到诏令，说台官刘琦等人的言论多有失实，所办事情往往近于求取名声，擅自离开官署，动辄惊扰朝廷听闻等罪，各自罢免御史，降职充任监当。臣在听到命令时，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大臣以尽职为忠，君主以采纳谏言为美。尽职的大臣获罪，忠勤之风就不会得到鼓励；纳谏的风气有所缺失，君主的德行就会受损。因此仁宗皇帝开拓扩大言路，宽容优待诤臣，执政者不敢任意行事，小人不能损害政事，以致太平日久，亿万百姓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从来没有因此变脸。当时吕诲等人与臣同为御史，也曾擅自收受告身，先皇帝都下诏慰谕，将告身封还。这以后吕诲等竭力请求到外地任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本来足以成为万世的光辉。陛下继承先帝事业、承接光明，想要继承先烈，却因为二三位执政不能用正道侍奉君主，导致教化有时失去先后次序，刑罚和赏赐有时违背轻重原则。中书隐藏事情的始末，只造成外界议论喧腾。凡是居于言责之位的大臣，怎么敢不立即论奏？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言事，就等于承认过失可以得到宽宥；但掌权的大臣却坚持错误，搜集罗织他们的罪过，想让他们畏惧退缩，遇到事情不敢轻易议论。这样做虽然对政府一时便利安稳，但陛下将来还能依靠什么呢？况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凭议论得到君主的知遇，专任自己的才能，不了解时务；性情又颇为轻率，轻易相信别人而难以回转，凡是想到便发言，自认为合乎道理。近来因为陛下急切地求取治安，安石不估量自己的才能，想求取眼前功效，忘记旧日学问，舍弃尧舜识人安民之道，讲说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崇尚法令就称道商鞅，谈论财利却违背孟轲，鄙视老成之人为因循守旧，抛弃公正议论而把它说成流俗之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指为不肖，与自己意合的便说是贤能。所以他推荐薛向为通才，指吕诲为无用，致使陛下失去从谏的美德，使时政有拔苗助长的忧患。臣常常失望痛心，所以已经多次陈奏。孟子说：‘不能用舜侍奉尧的方式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不能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陛下具有尧舜的资质，而安石却谋划桑弘羊的办法，实在太不恭敬了。四方百姓尚未安定，安石却想让小人去扰乱他们，这是残害百姓太过分了。再加上曾公亮年老而不退，廉节已经亏损，并且想取得安石的容纳，只是一味雷同附和；过去遇事拘泥文法，如今则一切依从。

译赵抃心里知道这样不对，但言辞辩论比不上安石，凡事不能竭力挽救，只是听说退朝后还有别的话。以上都是陛下的大臣所做，怎么能使政令没有过失？求取谏言尚且担心来不及，哪里有空闲深责诤臣？这是因为看出安石的心意，想要果断兴办事情，所以深深憎恶进言者，借此惩戒后来的人。却不知道成汤归罪于自己而使国家兴盛，禹听到正确的意见便拜谢。有人说：‘周朝圣明的治道衰微以后，就有堵塞河川造成的弊病；秦朝的法令虽然暴虐，却有敢于发怒的百姓。’陛下睿智聪明，洞察古今，怎么可以开启受宠偏听的风气，失去天下人的心？伏望陛下平心静气、虚心纳谏，深切地为国家谋划，赶快收回对刘琦等人的责降告敕。安石不可长久留在中书，恐怕他任性妄为而制造事端，应当迅速解除他的机要政务，或者暂且把他安置在经筵，足以回应朝廷内外的心愿，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样，商汤改过的美德就可以重新在今日看见，尧帝顺从众愿的仁德也不只在古代受到称颂。臣的愿望实在无比强烈。然而臣久居谏职，才智思虑不明，不能挽救尚未形成的弊病，终于使圣明的政事有所损失。即使陛下不怕改弦更张，臣的职事也已经毁坏了，哪里敢再留在谏垣？臣已经居家等待治罪，从本月十日起不再供职。伏乞再次施行贬谪放逐，以此警戒百官。贴黄：今后政府的臣僚每当想为亲友故旧主张事情，只要先与他们共同议论，到了签署敕书的时候再另行回避，那么进言者就没有办法上奏弹劾，陛下难道可以不察吗？刘述正在被审查弹劾，恐怕执政会把拖延之罪加在他身上。刘述既然看见事情有不妥，本来就应当不敢施行下达；这本是尽心办理职务，却恐怕触怒执政。况且王安石过去任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时，也曾封还诏令词头，不肯入宫谢恩。如今却不存忠恕之心，以至于此，也乞求陛下详细察看。【熙宁二年八月上奏。当时知谏院曾公亮、赵抃得到纯仁的奏疏，便上章自劾说：‘臣等深思，在清明之时充任官位，难以逃脱尸位素餐的讥讽；白发之年辅佐朝廷，竟招来蒙蔽奸邪的诽谤。像安石这样的人，学问丰富、辩才胜人，年壮气盛，议论正鄙薄古人，处置事情又肯迎合同僚党羽。以至于山林中尚未求学的人、民间的后生，放弃本有的良心，乐于涂抹附会异端的说法。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纷纷进言，以此求取名声，便足以取得贵显。身居朝廷班序的士大夫，如果不是安石一党，就被指为庸俗官吏；听闻学校中的人，如果不同于安石的学说，就被讥笑为迂腐儒生。可叹古人不能再生，惆怅斯文将要毁灭。’ 臣等仔细观察安石，他平日之间笔墨言辞如同丘明、子产那样有文才；一到有所作为的时候，身心却都像管仲、商鞅。至于忽视祖宗旧例，在朝廷内外肆意巧言诋毁，喜怒由自己决定，任用和罢退他人也由自己决定；把圣明君主当作可以欺骗，把同僚视为无物。台谏官因此对他咬牙切齿，说国家社稷究竟交付给了什么人？士大夫没有不动心的，都说朝廷为什么要任用这样的宰相？做臣子这样侍奉君主，究竟成何体统？臣等并非不能在皇帝面前执笔直书来纠正他的错误，伏身于蒲席草褥之上来排斥他的过失。只是想到陛下正处于深沉静默之中，具有尧舜的中和之德，具备禹、汤与上天相合的恒常德性，宽待臣下而保持君臣体统。臣等徒然夸夸其谈，不能补益陛下的聪明。况且小小的晋都，尚且有辅佐宰相的贤臣，何况赫赫的圣明时代，难道会没有洞察此事的大臣吗？臣愚昧地想到这里，觉得众人的议论都太浅陋。伏乞陛下特地下定雄断，彻底解决群臣疑惑，察明安石妄行错误，以保全国家；赦免臣等在退处以后仍进言的罪过，让我们回到田里。如果仍然怜悯我们微小的冤屈，处置我们到外藩任职，不但可以顺遂众人的心情，也不妨碍贤能之路。这样，臣子始终侍奉圣君，史书就不会把我们附会为结党奸邪；臣子进退去留，也希望世间议论归于正直之道。上奏神宗，请求收回对刘琦等人的责罚降职【这是第二份奏状】范纯仁 臣昨日上奏，请求收回责降刘琦等人的诰敕；臣已经居家等待治罪，以等待放逐诛罚。然而臣爱戴君主的心意尚在，希望能够再陈述一次。因为台官是天子的耳目，将用来监察百官，防止权贵宠臣的过失。如今刘琦等只因说了一句掌权大臣的话，便被罢职、降为监当。如果他们指陈君父的过错，又将用什么法令来惩罚他们呢？况且自先皇帝以来，君主从来不是自己有过失，都是由于大臣举措不谨慎而玷污累及朝廷。君父既然受到别人的玷污，忠臣孝子难道忍心不说吗？陛下不察他们的心意，反而加以贬谪放逐，不只是自毁耳目，也使忠孝之心无法伸张。如今贤士充满朝廷，大半趋附执政。陛下再用法令驱使他们，使他们畏惧大臣，那么执政者任性恣意而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陛下即使想要控制驾驭他们，也必定伤害君臣始终相保的恩义。所以君主虽然应当仰赖执政完成政务，却把督察的责任交给台官；等他们有过错，就让台官弹劾攻击，下可以使大臣知道畏惧，上可以保全君臣之恩。这是自古以来驾驭臣下的重要原则。陛下如果把臣这份奏疏反复考察详究，特意收回对刘琦、刘述二人的责降，以纠正朝廷的过失，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熙宁二年八月上奏。纯仁平素与安石友善，安石执政后多有更张，人心不安。纯仁从陕西被召回时，就对皇上说：‘《尚书》说：“怨恨难道在于明处吗？看不见的地方才应当图谋防止。”希望陛下谋求防止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并加以止息。’杜牧也说，天下人不敢说话却敢于怨恨，这就是看不见的怨恨。等到他任谏职后，所进言的事情大多违背安石的意图。最后他进言说薛向不可任发运使，安石更加不高兴。等到他论奏罢免刘琦的御史之职，并且竭力请求离职，皇上没有答应。他又说：‘臣是言官，进言却不被信任，虽然圣恩深厚，臣越发不敢承受，实在没有脸面居于这个职任。’于是居家等待治罪。《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二 上奏神宗，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吕公著 臣私下认为，三代圣王的政治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病，关键只在于审慎选择救治弊病的方法。国家享有天下已经一百多年，凡是当今可以修复旧制、振兴废弛、兴利除害的事情，本来不止一件。至于近来更改宗室法度、裁省银台奏白、减少外亲奏荐、处置衰老病弱官吏一类的事，朝廷内外的议论谁说不对？只是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本来出于权宜之计，名分不正，终究不能满足舆论。因为筹划更张之事，应当由二府负责；修举职事，应当依靠有关官司办理。如果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本来就不合国家体制。宰相不承担责任，只坐看成败，更不是治理国家、驾驭臣下的办法。况且臣近来已经论奏过，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伏乞罢除，归于中书。其间有可以交付有关官司办理的事项，就交给有关官司办理。【熙宁二年十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起初，陈升之拜相后，便说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署文书，想让孙觉、吕惠卿主持此局，而陈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说：‘臣反复思考此事，只能照旧办理，没有什么可改的。从前陛下让辅臣主持这个机构，陈升之如今虽然已经是宰相，也是辅臣，那么主持它有什么不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陈升之说：‘臣承受宰相之职，没有什么不统辖，所领的职事怎么可以称为司？如果是制置百司条例还可以，如今只是制置三司一官的条例，就不可以。’安石说：‘如今中书支用一百钱以上的物品以及转补三司吏人，都要奏报后才能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为什么却认为不可？’皇上说：‘从前陈升之在密院，如今都在中书，把它合并归入中书，怎么样？’安石说：‘如果另分为一个司，事情容易商议，也能早见成效。如果归入中书，就要等四个人都没有异议，然后起草文字。文字写成后，还必须让四个人逐一审看详定，然后才能发出。至于前来禀报事情的人，也必须等四个人都同意，事情就会积压而难以完成。陛下既然让陈升之与臣共同执政，必然不会怀疑陈升之与臣专擅办事而作奸。况且制置司所奏请的事情，都要经过中书审查复核后才施行，自然不需要并入中书，乞请下达指挥。如今调取三司条例加以审看，具列应由制置的事项上奏，那么制置条例就是君主的职掌。所谓制置条例，就是制定制度。《礼记》说：“不是天子，不能制定制度。”’ 臣不知道让宰相主持制置条例有什么不可以。况且陈升之自认为是宰相，应当称为提举，臣为什么却要按照先例这样做？名义上如果让臣与孙觉、吕惠卿同为一等，也不合体制。陈升之又想让苏颂和孙觉、吕惠卿主持此局，改称看详，或者改称详定。安石说：‘这些都没有义理，不应当改。’二人在皇上面前争论，太阳已经升高仍没有决定，于是都退下。另一天又进对，陈升之坚持认为不应当设置此司。皇上说：‘把它一并归入户房，怎么样？’安石说：‘并归户房，本来当然可以。如今中书事务已经繁多积压，如果再拖延、等待处理制置司的事务，恐怕并入中书的事情都会滞留。等事情办完后，现今的差役、常平、水利事务，再一并归入户房。’天还没有晚，皇上便认为他说得对。上奏神宗，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吕公著 臣近来写劄子说，请求罢除制置条例司，归入中书，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设置制置一司，上面不经政府，下面又不委托有关官司，所以从最初设置机构以来，人心没有不疑惑的。等到看见它开始办事，关于事情的议论一天比一天沸腾。朝廷的大事，没有不出于二府的。如今制置条例，实在关系国家安危、百姓祸福，宰相却不得参与知悉。如果宰相认为可以，就应当与它共同议论；认为不可以，也不应当坐看成败，只在文书末尾签署敕令罢了。至于仓场库务等琐碎利害之事，恐怕也不一定非要执政大臣才能办成。臣又听说，圣人的政治贵在显明仁德、暗藏功用；管仲不过是霸者的辅佐罢了。即使他制定法令，尚且说‘法令制定之后，邻国都不知道’。如今朝廷的处置，实际上还没有使利益惠及百姓，却先设置一个机构，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能安定，恐怕不是周密考虑所得的结果。乞请检视臣先前的奏疏并予以施行。【熙宁二年十月上奏】上奏神宗，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陈襄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正道常常存在于公正的议论中。公议废弃，正道就可能消亡。人人都有判断是非、赞成或反对的心，这大概出于合乎理义的本性，即使圣人也与此没有不同。正在判断是非、赞成或反对时，如果内心没有达到有所偏好或厌恶的程度，他所说的话就没有不公正的。即使普通男女的愚见，尚且有可取之处，何况士君子呢？那些统治君民的人，每当施行一项政令、建立一件事情，往往自以为思虑非常精密、议论非常成熟，听到别人的话却不加省察，还把它当作流俗之论，这实在是太不思考了。所以天下的公议，常常产生于好恶尚未发作之前，却在是非彼此争胜之后丧失。作为君主，不可以不察知这一点。自己认为对的，天下人可能认为错；自己认为错的，天下人可能认为对，这些都不能预先知道。一定要等天下人都认为错了，然后才舍弃它，那其实是众人舍弃了它。因此君主从人们那里取用意见，不论贵贱、亲疏、贤愚，只怕谋划的人不多、议论的人不广；正道存在于哪里，议论就应当从哪里来。古代天子听理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典籍，史官献书，太师进箴言，盲乐师吟诵，官府众人传诵，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戚补察过失，乐官和史官教诲，年长有德者修正，然后君王斟酌采用，因此事情施行而不违背正道。

译周厉王暴虐，派人监视诽谤，召公因此进谏而厉王不听，终于造成流亡的祸患。周宣王即位后，任用方叔、召虎为辅相，修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留下来的风气，雅正之道又得以施行。所以他的政事好的地方，诗人赞美它，如《云汉》《崧高》一类就是这样；不好的地方，诗人也有时加以箴戒，《庭燎》就是这样；有时加以规劝，《沔水》就是这样；有时加以教诲，《鹤鸣》就是这样；有时加以讽刺，《祈父》《白驹》一类就是这样。因此天下诸侯重新尊奉周王室，王室得以中兴。把话说给君主听，其取舍与国家兴亡能够产生如此明显的功效。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感叹忧虑地寻求治理，只怕一句话没有听到、一件事没有听闻，亲自下诏询问政治上的缺失。每逢在便殿，召见询问群臣的意见，直到太阳西斜，仍命百官轮流奏对，使他们能够以封事上报。向前代君王寻求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像陛下这样兼收并听、如此勤勉的。然而兴办事情、改作制度，只有圣君也会觉得困难。王安石近来设置条例一司，失于听信过度；事情不由宰府办理，谋划不涉及士民，年长有德者不能参与知悉，台谏也不能议论，所采纳的建议只有门生和属吏的意见而已。天下即使有关于是非的议论，也一概不听；事情施行之日，朝廷内外没有不愤然非难、说不可行的。这是因为把责任专委于一二人，却不采纳众人意见的过错。《易经·蛊卦》说：“甲日以前三天，甲日以后三天。”终结之后必有新的开始，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意思是，遇到有事情要办时，君主想要创立制度、发布命令，必须在开始时先周密审慎地考虑，还要谋划如何使事情最终完成，就像天道运行四时而成就万物变化一样。怎么能只凭一两个大臣的主观意见来议定天下的法令呢？陛下即使想听从他们，那又把天下怎么办呢？从前子产辅佐郑国，郑国有人在乡校聚集，议论执政大臣，然明请求毁掉乡校，子产制止了他，说：“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息，议论执政做得好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就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它呢？”孔子听说后说：“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韩愈为此作颂说：“果真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的君主，使上下四方通达交畅，恩惠施及无边。”大概是惋惜他没有遇到这样的君主。韩愈又说：“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能继承这样的人呢？”我思念古人，大概是为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人而悲伤。伏望陛下恢复正道，实行周宣王那样的政治；要求近臣以子产的用心办事；不要任凭一个人的私见，不要废弃天下的公论。每办一件事都一定要征询众人的意见，每施行一项政令都一定要顺应百姓；废除诛求百姓的法令，以安定人心；召回被放逐斥退的大臣，以开通进言之路；使百工、群吏都能够依据职掌提出意见，规劝并补救君主的过失，这样就可以避免偏听偏信、错误行事的祸患了。《易经》说：“在郊野与众人同心同德，亨通；利于渡过大河。”意思是，与自己同心的人范围广大，没有私相系恋和吝惜，那么道路就会光明亨通，可以成就大事。伏望陛下留心听取采纳，这是天下的福分。【熙宁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苏轼上奏神宗，论述新法 臣近来不自量愚昧卑微，冒昧上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具的事。臣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便在私室中席藁而坐，等待斧钺诛杀。可是侧耳听候十多天，威严的命令并没有到来。臣询问府司，才知道购买灯具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仅赦免了臣，而且还听从了臣的意见，惊喜超过了预期，以至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有过错就立即改正，采纳善言像水向下流一样迅速，这是尧、舜、禹、汤勉强自己努力实行的事情，却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是这次购买灯具的小小过失，哪里能够累及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迅速改变命令，片刻也没有耽搁，这就叫作智慧超过天下，却能听从最愚昧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向一个匹夫屈服。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汤武，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置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虏屈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力量，至于其他便不再顾虑。近来臣知道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购买灯具更重大的，却独独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圣人不赞成；交往尚浅却言语深切，也是君子所戒惧的。因此先试着谈论小事，而重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到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这就等于已经允许臣继续进言了。既然得到允许却不把话说完，臣就有罪。因此愿意把话全部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仅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凭借的：臣下凭借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凭借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凭借的是什么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百姓聚合起来，就拥立君主；百姓离散，就成为仇敌。聚合与离散之间，丝毫也不能差错。因此天下人归附，就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就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借的，只有人心而已。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灯没有油就会灭，鱼没有水就会死，农夫没有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无法逃避的灾祸。这件事之所以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假如不是喜欢祸乱、喜好灭亡，或狂乱失常、丧失心志，那么谁敢任意放纵自己的胸臆，轻率地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有盟誓的文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用财物赂伯石来安抚世卿大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

译孔子却说：“取得信任以后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害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众人的议论，虽然能够迅速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他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了天下，很快也会失去。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没有免于负罪出逃；诸侯不接纳他，秦国把他车裂示众，秦人也没有为他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落到这样的结局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因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讲仁义，却因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事情本身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内心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诸桓，未必完全正确，但既然众人乐于接受，国家便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入朝，未必完全错误，但形势有不得不如此之处，结果反而造成危难和耻辱。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平和谦易、能够得到众人拥护却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果断、专断自用却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管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等官员；至今经过百年，从未发生职事缺失。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称为“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名年轻人在宫中日夜研究谋划，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事情开端宏大，百姓确实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全都惶惑。贤能的人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解释，免不了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心意揣度朝廷，于是加以诽谤，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论财利，说执政大臣身为天子的宰辅却管理财物。商人不再经营，物价飞涨。近的从淮甸，远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准备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的深山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军官和吏员的廪禄，这一类说法多得无法尽数。更严重的甚至认为将要恢复肉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就惶恐不安。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都不予理会，只说：“我们没有这件事，也没有这个意图，何必顾虑人的议论？”人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属实，但只要有相似可疑之处，就会招致诽谤。一定是有人贪利，然后别人才能怀疑他偷盗；一定是有人好色，然后别人才能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这样的工具，却讳言它所做的事情；有了这个名称，却推辞它的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辩解，即使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招揽人，百姓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这个名称，就是求取财利的名义；六七名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取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林野，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打猎的。”还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行逃散。亲自操持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来捕鱼的。”还不如丢掉网罟，让人们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邪恶以招来和气，恢复人心而安定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比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假如废除它后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除去，那就不要废除；如果废除它后天下喜悦、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又没有什么不可，那么为什么苦苦不肯废除呢？陛下想要革除积弊而制定法令，就必须让宰相充分讨论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做吗？如果一定要立法，就不能不由中书省充分讨论，也不能不让宰相参与。这一机构的设置，岂不是冗余而且没有正当名义？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时，史书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唐代房玄龄、杜如晦时，传记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称道文帝、景帝；贤者都称道房玄龄、杜如晦。大概就是事情已经建立而不显露痕迹，功业已经成就而人们却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夸耀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还没有取得一分，声迹却已经传布天下，像泥潭中争斗的野兽一样混乱，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想使国家富足，只要选择三司的官员和漕运使、副使，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研究，经过多年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百姓也不会知道其中的痕迹。只是恐怕立志不坚定，半途而废。孟轲说：“前进得太猛的人，退得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进行。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希望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可采用。《尚书》说：“谋划要征询卿士，直到庶人，众人完全一致同意，才达到大吉。”如果反对的人多而赞成的人少，那么不行动还可获吉，行动就会招致凶祸。如今宰相和大臣既然已经辞免，不愿办理这件事，那么外面的议论必然也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用这件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心承受这个名声而不肯辞去，臣实在不能理解。君臣为了此事日夜忧劳已经一年了，可是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剃度了五千多人而已。把这当作办法，谁不会呢？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法典。汉武帝派绣衣直指使，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开横行，才由于没有办法而采取的措施。实行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还可以同文帝、景帝相比，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事，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办事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察，直到萧齐仍沿袭不改。因此这个弊病没有革除，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谈论此事，认为这类使者早晨辞别宫禁出发时，神态便已经不同；晚上住宿州县，威势和福祸便随之施行；驱使驿站传递，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疲劳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任命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抚携来户口，检查责问隐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后来相继被罢免。虽然因此获得八十多万户，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皇帝旨意，把主户当作客户，把少数报成多数。等到朝廷让百官在尚书省集议时，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相关传记读一读，看看他们所做的是否正确。近来均税、宽恤等事，官员车马相望，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的错误，而天下至今仍以此为诽谤的依据。

译还不到几年，是非就会清楚，我恐怕后人看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低而权力重。身份低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有时会招致侮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功劳，必须制造事端来搪塞责任。陛下即使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按君主明令行事，而按君主的意图行事。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一致而厌恶异议，既然意旨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百姓从此不得安宁了。至于要办理的事情，连行路的人都知道它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有人类以来，就不适合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们的禾黍长大。”什么时候说过能使我们的粳稻长大呢？如今想筑堰使水变清，种一万顷稻田，必须修筑千顷规模的堤堰；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如果因此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派人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的认为陛下有意大兴土木，上面耗费府库，下方夺去农时；堤防一旦开掘，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的人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救呢？天下长期太平，百姓和万物繁衍生息，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还想凭空寻访水利，就像没有向导而追逐鹿，岂只是白费劳力，必定还会造成很大的烦扰。凡是所谋划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人提出，小的就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就根据才干加以录用。如果有官府或私人阻挠破坏，一律黜退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力不能胜任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以说重，惩罚可以说轻。然而始终不说，如果有人妄自申报，或者官府、私人误行工程，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轻浮平庸、浮浪奸邪的人就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工程成功便有赏，事情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即使知道其中疏漏，难道还能不立即施行吗？还是会压下退回，在各地追集老少，查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被扰得一空。只要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然暂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破坏的罪重，而误兴工程的过失轻。人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堤塘和堰坝，多被附近百姓侵占耕种，年代久远，已经同永久产业没有区别。如果想要恢复，必定要全部追查收回，人心或许会动摇，这很不是良善的政治。又有好打官司的党徒和多有怨恨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堤渠，图谋毁坏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别人的旧业，说成官有堤塘；冒认租佃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多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一件事情，为什么偏要实行这个办法呢？自古以来役使民众，必定使用乡户，正如吃东西必定使用五谷，穿衣必定使用丝麻，渡河必定使用舟船，行走陆地必定使用牛马。其间即使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能够长期实行的。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人服役，就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地、晋地的枣栗，岷山、蜀地的芋头，便想废弃五谷一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的坊场官卖，用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再没有酬劳。长期服役所得本来就少，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衰敝就可想而知。士大夫舍弃亲属、丢下坟墓，到四方任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寻求快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民间凋敝得太严重，厨传供应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试着考虑到这一点，必定不肯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都要处死。然而逃亡的军人常常遍布天下一半地区，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又该怎样治罪？势必比逃军罪轻，那么逃亡一定比今天更加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难道不也会难以管理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大体上可以雇人代役，但至于所雇之人逃亡，乡户仍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这样一来，雇人之责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各种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定额，那么租、调和庸已经都包含在两税中了。如今两税照旧征收，又想再征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会为后世考虑，怎么能在两税之外另生出一个税目呢？万一后世不幸有贪欲很多的君主，又有搜刮聚敛的大臣辅佐，庸钱不废，差役仍旧实行，使天下人怨恨，那么追究它的来源，必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又想让坊郭等第的城市居民与乡户均摊役务，让品官、势要之家与普通百姓一起服役。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土地不种植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自我辩解的理由。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劝他们务农却不努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无法谋生，只好离开去经商，形势本来就会如此，又何必再称作役务来征发呢？况且一年的役务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役工钱是三百钱。如今世上三大户所承担的役务，从公卿以下都不能免除，他们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钱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事事都有成例；事情如果百姓不喜欢、习俗不安宁，即使有经典中的明确文字，也不能补救由此产生的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户，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困的。古代的君王首先要救恤他们，而如今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而尚未灭亡的家庭，就是家中有成年男子却仍然十分贫困的家庭。假如让这种状况延续几年，他们必定会成为成丁而服役，直到年老死亡。官府拥有四海的财富，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孟子说：“第一个制作土偶来陪葬的人，他恐怕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鲁国制作丘甲、按田地征赋，都是因为它们作为加重百姓负担的开端而特别记载。青苗钱从前一直有禁令，如今陛下却首先立为成法，每年照常施行。即使说不许强行摊派，几代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能由陛下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这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换，朝廷已有明文规定，主管官员也常常奉行；然而买绢从来没有不折纳盐，粮草从来没有不折纳钞钱的。

译由此可知，所谓不许强行摊派青苗钱，也只是一纸空文。就像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军，当时诏令和安抚晓谕明白说永远不派往边疆，明载在简册中，像盟约一样可靠。到了如今，时间还没有过去多久，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用它代替还归的东军，有人想用它抵换弓手，原有的约束已经难以依靠，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这道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愿意申请的人户，也一定都是孤贫而无力的人。如果自己有余力，怎么会愿意同官府打交道呢？这类人受到的鞭打催逼一旦加急，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会把差役均摊给邻近的保甲，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所守的是约束，而所惠及的范围很广。假设有一万个户口的县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平稳。一个市场的价格平稳了，一个地区的百姓自然就能得到满足。没有人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每户借一斛粮，那么千户以外的人，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一向担心太少；如果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来用于借贷，那么收购的粮食又够多少呢？由此可知，常平法与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并存。毁掉那个而成就这个，所要防备的事情反而更多，既亏损官府又伤害百姓，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仔细考虑，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必定首先要询问众人。人人都知道陛下正想竭力推行这件事，必定会说这种法令有利而无害。以臣的愚昧看来，恐怕不能据此作为凭证。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臣在陕西时，曾参与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常常亲自前往，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承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求得宽容。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觉察？南诏的失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也只是希望陛下审慎地听取情况罢了。从前汉武帝时，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增多，最终发展到动乱。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们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依从他们而给予方便，天下人归心，于是相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这种说法还很浅显，只说把贵的货物运到便宜的地方，把近处的货物运到远处。然而大规模设置官员，发出许多缗钱，豪商大贾都心存疑虑而不敢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与商人争利，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卖货物，变卖一旦实行，就没有听说过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经营的事情，曲折复杂，难以实行。商人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则到期以后才收取货款。他们通过多种方式相互周济，委曲周旋、彼此融通，成倍的利润就是这样取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定先设置官署、安置官吏，文书、廪禄等费用已经很大；没有优良货物就不出售，没有贿赂就不能办成。因此官府收购的价格一定比民间更高。等到官府出售时，弊病又同前面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来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旦发出，恐怕就无法再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收商税的数额所受损失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个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私下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他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称为自己的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法说成实行青苗法的功劳，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利益，这同那个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陛下洞察天机，圣明的谋略如同神明，这件事如此明显，难道会不明白吗？陛下必定认为既然事情已经实行，就不想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自己立场不一、用人不能坚持，所以拖延岁月，希望能防止万一。臣私下认为这是错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想要恢复六国，高祖说：“好。” 于是催促刻印。等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后，汉高祖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快去销毁印信！”刚说好不久，接着又改口斥骂。刻印、销印，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什么时候损害过汉高祖知人的英明？这恰好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以就施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行为，没有什么能超过它。那些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所以陛下才坚持己见、不顾一切，期望一定实行。这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名的人所说的冒险侥幸之论。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妙空泛的言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抱守空名而招来实际祸害。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的凝聚人心，指的就是这个。士人进言的人已经不少了，可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逐一告诉陛下吗？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国运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弱，也不妨碍国家存在并长久；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浮薄，即使强盛富足，也不能挽救国家短命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应当看轻、什么应当看重了。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为国家弱小就放弃道德，不因为国家贫困就损害风俗。聪明的人观察一个国家，也依据这一点来判断。齐国极其强盛，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会有篡夺和弑君的臣子；卫国极其弱小，季札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时，楚国大夫逢滑就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却不知道国家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玄龄知道它不能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朝见呼韩邪单于，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却因苟且偷安而使王氏的祸根滋长。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于唐宪宗、唐武宗，却因销毁兵器而引发庞勋之乱。因此臣希望陛下努力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足如隋，强盛如秦，向西夺取灵武，向北收复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能长久还是短命，却不在这些方面。国家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强力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会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

译不得已需要用药，就选择品类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药，这样五脏调和，寿命就会长久。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谨慎节制的功效，拖延吐故纳新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等药，损伤真气、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空虚，倒下死亡也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同这个道理没有不同。因此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苛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忠厚之人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好像迟钝；然而他们最终不肯用那些取代这些，是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所防的大祸很大。曹参是贤相，说：“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笑谢安只清谈而耽误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严刑峻法的官吏，两代就灭亡了。”刘晏任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进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喜好财利的党徒互相效仿，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初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以道德宽大为本，推广皇帝的意旨，因此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致传播，天下人都寄予希望，几乎可以赶上贞观。等到卢杞任宰相，便劝说皇帝用刑名法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最终发展到皇帝流离播迁。我仁祖皇帝治理天下时，持法极为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法；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有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蓄。只是因为德泽深入人心，风俗还崇尚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人如同失去父母一样悲痛，国家长久发展最终必定要依赖这些。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君主。如今议论的人没有察觉这一点，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务不能振作兴办，就想用苛细监察来矫正，用才智标准来整齐官吏，招揽新进而勇猛锐利的人，企图一切迅速见效。还没有享受到好处，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处处协调，谁能没有过失？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分苛察就不会有可用之人。如果陛下多方包容，人才还可以逐步选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都不能自安，只求苟且免罪，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分，也难道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命看守虎圈的啬夫，张释之认为他只是口才锋利、会损伤风俗，便加以劝止。如今如果因为口舌伶俐、应对敏捷就选取士人，因为应答迟钝就罢退人才，因为虚浮夸诞而没有实际就认为善于文章，因为矫激而不肯出仕就认为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逐渐消散。自古任用人才，必须让他历经各种艰难考验；有卓越非凡的器度，必定要有已经验证过的功劳。一方面，是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道事情艰难，不轻易发动事情；另一方面，是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众人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刘备任黄忠为后军将军，诸葛亮担心这样做不妥，因为黄忠过去的声望本来不属于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必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因此提出意见。凭黄忠豪勇的资质，凭刘备君臣之间的情谊，尚且需要考虑这一点，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本意，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但他请求担任属国官，想用这种办法牵制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过去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类似贾谊的人吗？他提出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那很疏略，却还想用来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兵器是凶器，轻视它的危险，正像赵括轻率地对待秦军、李信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使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加精密。只可惜贾谊早死，这是意料之外的事。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周勃和灌婴难道是遮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汉文帝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愤懑而死，政令纷纷更改，天下骚动不安。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办法也穷尽了。汉文帝与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体而言，名位、器用、爵禄，是人们争相追逐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以后再升迁，以表明它们需要长期努力且难以得到；这样人人安于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大量打开突然升迁的门路，使人能够获得意外的机会，那么公卿和侍从的职位，几步之间就可以谋求。已经得到的人既不肯把这种机会自称为侥幸，未得到的人就一定都以沉沦为叹息。这样使天下循常资历选用的人常常产生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辱，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敦厚，怎么可能呢？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荐举并经历多种险阻，逐项考核，即使其中有一件事情不顺利，也常常终身被弃置。如今却凭一个人的荐举就授予京官，尚且担心不够相称。章服随即发给，那么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长期等待才得到职位的人，怎么能够心服呢？至于按常规候选的人，不是任县丞就是任县令，人员多而职位少，早已成为忧患，不能再打开许多门路来迎合投机取巧的人。如果投机取巧者侵夺得太厉害，老实笨拙的人就会更加困窘无聊，这两方面的利害如此明显，不能不察看。所以近些年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投机进取的士人越来越多。惟愿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来三司献议，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提前依次选取职位，以酬劳其功，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和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据职位，按常规候补的人等待职位不是会更加困难吗？此外，主管发运、均输、巡视农田水利，以此振作监司的体制，使人人都怀有进取之心；用来轮流召对的人，希望凭此符合期望而迅速升迁；考核上奏的人，希望列为优等而快速发达，彼此争相较量，以力量自夸，以言辞争名，结果名实就混乱了。惟愿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志，使奸邪无从凭借，而百姓的品德归于敦厚。臣所希望的敦厚风俗，指的就是这个。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彼此权衡：像周、唐，是外重而内轻；像秦、魏，是外轻而内重。内重未必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却必定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国家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先立法来挽救弊病。我国把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以古代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

译祖宗之所以深谋远虑、预先筹划，本来不是小臣凭主观臆测就能完全知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官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是圣人防患过甚的深谋。历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抗争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人。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进言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得到超常升迁。允许台谏官根据传闻进言，却不让长官约束；只要关系到风采声望，不问尊卑都可以进言。言论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政务，宰相就等待获罪。因此仁宗时期，议论者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旨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台谏官固然未必全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全都正确；但是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在奸臣刚刚萌芽时将其折服，从而挽救内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出现时，用台谏官制止他尚且有余力；等到奸臣已经形成势力，即使用兵戈来取缔也未必足够。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养猫来除鼠，不能毫无防备；养不能捕鼠的猫，蓄狗来防奸，也不能在没有奸臣时养一条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向上体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备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从小时候所记得的事情，以及听长者谈论的事情，都说台谏所讲的，通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建立称亲之议，这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礼典中的明确文字，只是因为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能认可，当时台谏官便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诽谤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台谏官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很失望。弹劾的威势积累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发振作；声望风采消沉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起的地方。臣恐怕从今以后会习惯成风，台谏官全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小人可以同他共事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得到以后，又担心失去。如果一味担心失去，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臣刚读这段话时，怀疑说得太过分，认为鄙陋小人害怕失去，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自己的权力，于是拥立秦二世而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于是误导唐德宗而使天下再次动乱，才知道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造成的祸患却竟达到危亡国家的程度。孔子这话，确实一点也不过分。因此我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日一定要有敢于舍身犯颜直谏的士人，这样到了危难之时，才或许有舍生取义、守节而死的臣子。如果平日尚且不能说一句话，那么临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守节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与人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表面苟同，却不能真正和谐。所谓和，就像调和羹汤；所谓同，就像把水混在一起。孙宝曾说：“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尚且彼此不悦，这一点在经典中都有记载。”晋朝王导可以说是元老重臣，他每次与宾客谈论事情，满座都称赞好，唯独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致谢。假如人人说话都没有异议、意见都完全相合，只是一唱一和，那么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混在其中，君主又凭什么能够察觉？臣所希望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并不是敢于一概诋毁新政，也不是故意提出不同意见。像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缮器械，检阅操习鼓旗，这些都是陛下谋划极其明智、意志刚决果断的表现，既然舆论也已认可，臣岂敢再有异议。至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都认为有问题的事，谁会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放纵地游乐。” 舜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饮酒。”成王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竟没有因此治他们的罪，反而把这些话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的三句话，朝廷从来没有这些问题，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万一确实有相似之处，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然而臣为自己谋划，实在可以说是愚蠢了。拿蝼蚁一般的性命去试探雷霆之威，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哪里能多次得到赦免？严重的会身首异处、家门败坏；轻的也会削除名籍、流放荒远，流离在道路上。虽然如此，陛下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一向深信自己的判断。从前臣参与议论学校贡举，首先违背了大臣们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放逐，哪里敢奢望保全自己？可是陛下唯独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召见臣对答，和从容交谈了很久。后来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天生具有圣知之性，文治武功都是上天赋予的，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不必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求治太急，进用人才太过锐进，听取言论太无原则。”陛下又命臣详细说明其中的缘由。陛下点头说：“卿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认真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只是今天才蒙陛下宽容，陛下容忍臣已经很久了。难道会在开始时容忍臣，到最后反而不赦免臣吗？臣正是倚仗这一点才敢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臣的人已经很多，怨恨臣的人确实也不少，他们必将用苛深的文法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办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臣不怕死亡，只担心天下人把臣当作戒例，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所以才反复思量。臣连续一个月昼夜不息地思考，奏表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两三次。臣感念陛下肯听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上了这些意见。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一片愚忠，最后赦免臣。【熙宁二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上奏神宗论青苗法　　　　　　李常

译臣恭敬地看到，陛下焦心劳神，常常忙到很晚才进食，忧虑防护百姓，寻求使他们富足安定、得到休养的方法；然而进献建议的大臣措置失当，设立法令并派遣使者，遍布天下，开始说是补助耕作、收敛谷物，最后却说要收取利息，导致百姓疑惑恐惧，骚动不安，再也不相信朝廷有爱民之心，只说朝廷不过是巧立名目搜刮罢了。陛下即使想推行不忍伤民的至诚之心，百姓又从哪里知道呢？臣听说，在薄凉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其弊病尚且会变成贪暴；如今却在贪暴的基础上制定法令，还会有什么好处呢？臣深入体察民情，广泛访察民俗，大家都说，即使这种办法本意是取民所愿，也难免使人误以为钱财容易取得，因而奢侈妄费，不考虑日后向官府偿还的困难，临到期限就会窘迫。何况如今官吏专求功效，千方百计欺骗百姓，其中最严重的，是使善良百姓躲避申请缴纳的费用，虚报认领一贯钱，实际却缴纳二分利息。臣考察三代以来，下至近古，从未听说过想求天下太平、辅养百姓，却制定出这样弊害严重的法令。如今百姓家产空虚困乏已经到了极点，苛刻搜刮、巧取豪夺，使他们日益陷入困穷；困穷到了极点，就只能去做盗贼。陛下登临天下之位还不久，恩德泽被百姓还不深，辅佐大臣却制定这种法令，使毒害流布海内，大小人心惊恐煽动，仇视上级；如果不早些阻止，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这就是臣日夜忧虑恐惧、恳切不止，多次冒着受斧钺诛杀的危险，上奏惊动天听，愿请将这一切停罢，以安定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指挥施行，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将臣前后论述青苗钱的札子全部下交有司施行。【熙宁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神宗论青苗法【系第二状】李常 臣谨按《前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每逢兴建或创制什么事情，一定要援引古代传说和经典文辞。国师公刘歆说：“周代有泉府这一官职，收取滞销货物，买进人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治理财货、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法，各种传记也都有有关斡旋之法。如今开放赊贷，推行五均，设置各种斡旋机构，是为了调剂百姓、抑制兼并。”于是他在长安和五都设立五均官，把长安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的都市长都改称五均司市，称为“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分别以东、西、南、北为称号。每处都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之中，能够采掘金、银、铜、铅、锡，捕取龟、贝的，都要向司市、钱府自行申报，顺应时令取得。又依据《周官》向百姓征税：凡田地不耕种的，叫作不殖，征收三夫的税；城郭中的住宅不种植树木作物的，叫作不毛，征收三夫的布；百姓游荡无事可做的，征收一夫布一匹。不能缴纳布的，就让他们到县官处做杂役，由官府供给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泽中采集各种物品、鸟兽鱼鳖和百虫，或从事畜牧的；妇女从事桑蚕、织布、纺绩、缝补的；工匠、医师、巫师、卜者、祝者及其他方术之士；商贩、商人坐店经营，以及在里区设店、求见官舍的，都要各自在所属县官处申报所从事的行业，扣除本钱后，计算利润的十分之一，并把其中一分作为贡税。敢不自行申报，或自行申报却不如实的，所采集经营的全部财物都没收入官，并让其到县官处服役。一年之中，各司市通常在四季的仲月，核定所掌管物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各自以此作为本市的平价，不受其他地方价格拘束。百姓买卖五谷、布帛、絮绵等民生日用而滞销的物品，均官要考察核实，按其本来价格收购，不许折算成钱。各种物品价格高出平价一钱，就按平价卖给百姓；价格低于平价的，听任百姓彼此交易，以防止物价过高伤害百姓。百姓想祭祀或办理丧事而没有费用的，钱府用收取的工商贡税赊借给他们：祭祀不得超过十天，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百姓有时贫困断绝，想借钱经营产业的，由均官接受申请，扣除费用后，计算所得，收取利息不得超过年利十分之一。官吏如果用苛暴手段树立威势，借机触犯禁令、侵害剥削小民，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生存，就会起来做盗贼。到王莽尚未被诛杀时，天下户口已经减少了一半。臣恭敬地看班固叙述王莽事迹，详细情况就是这样。他所施行的措施，大概都略微取法先王，而他起初提出的说法也并非不美。可是后来错乱乖谬，以至于使百姓无以为生，稍一动手就触犯禁令，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生存，并且起来做盗贼，最终因此败亡，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志向在于谋利。假如一心只想着获利，即使完全效法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王，所制定的法令仍然不可实行，何况只是借用他们的话来欺骗世人呢？孔子说：“依据利益行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这就是明白的验证。如今青苗法与王莽的事情没有差别，逐渐违背了起初爱护百姓的本意，一切只谈获利而不顾其他，这就是臣知道它再也不能实行、希望将其罢除的原因。臣愚昧，实在担心陛下没有把班固所记载的始末全部看过，谨慎地抄写其中大略，不怕再次烦扰天听，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别赐暇反复阅览，深切鉴戒。青苗法，恭请早日下诏停止废罢，天下将十分幸运。《易经》说：“不远离正道，很快就能复归，不会留下悔恨，大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熙宁二年十二月上奏】《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三 上奏神宗，论述王广渊通过和买强行摊派并收取利息的事情。李常 臣近日听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把陈汝义进献的羡余钱五十万贯，随着和买绢钱一起分发下去，如今却命令每贯缴纳现钱一贯五百文；在通常税赋折科、放买之外，又取了这二十五万贯。大凡凭借转运使的权势，压临郡县，用鞭笞强迫百姓交出利息钱，即使利息加倍也还罢了。然而这件事如果不惩治，臣恐怕奸邪逐利的小人会争相以搜刮为业，不顾贫困巷里的家庭日益破败、百姓日益困穷。陛下的德政将无法继续下达到民间，祸乱就要发生了。如今中下等户有田不过二顷，二顷的收成不过一百斛，一家数口一年所需的粮食，超过一半要拿去缴租；肥田、婚丧、疾病等费用，全都依靠谷物。如今又强迫他们拿出钱来，而钱不是农夫平常所有的东西；若不拿粮食换钱，就只能卖掉田地取得，或者夺取口粮，或者断绝生计。使百姓的生计到了这种地步，却希望民间安居、盗贼不作，实在困难。臣私下听说，御史程颢已经曾经进言，请交有司施行。【熙宁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此前熙宁二年六月，京东转运司说，正值春季农事兴起而百姓贫困，又有兼并之家趁人急迫而借钱给他们以谋取利益。此前曾有诏令，把本路钱帛一百万赐给河北，应留下一半借给贫民，年终可以取得利息二十五万。】中书认为，以前每年借给百姓一千钱，收取一匹绢；如今应不再收绢，只收绢的价钱，所得利息应为本金的一半，交转运司施行。神宗批示说：不必每年预定所能得到的利息钱数，倘若遇到蚕丝收成不好，必然会强迫百姓认缴定数；可以诏令转运司，百姓愿意缴纳绢的，也听任他们随税缴纳，不得强行摊派。到这时，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听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去年因和买绢，多次把数日的任务摊派到民户头上，每一千钱购买一匹绢，后来却规定买绢和纳税绢每匹都缴钱一千五百文，又把粟豆钱摊派给上等户。王广渊妄自迎合朝廷意旨，所以才造成这种说法。转运司分析情况上报，王广渊说，分发粟豆钱本来是为了救济民间贫乏，都是依照百姓愿意和买，和过去没有强行摊派一样。王安石替他向神宗说，王广渊在京东的功绩情况，并且说：王广渊为人是否诚实固然难以知道，但他看见陛下想要求取功绩实效，便能趋赴执行以迎合圣意；古代设置官职，本来就要晓谕君主的意旨和好恶，使百姓避开或实行相应的事情，恐怕不应因为他迎合上意就治罪。于是把王广渊搁置不问。下诏说，常平新法已经实行，粟豆钱今后不要再作为买绢的本钱发放，拨隶北京，封存利息钱，缴入内藏库。上奏神宗论变更旧制　　　张方平 臣蒙恩得到朝廷召对，如今已经奉命辞行。臣私下认为，凭自己孤陋的才识，偶然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蒙受的眷顾恩遇远异于常人。如今承蒙特意召来，怎么敢默默无言地离去？因此冒昧进献愚忠，仰望补益天听。臣听说，人心本来危险，祸患往往产生于被忽视之处。发动变化很容易，使之安定却实在困难。禁卫六军、边防三路，安抚防御的办法和良好制度都已具备。民心和军务，是国家的根本；一动一静的关键，关系国家安危。如果民心动摇，军事行动兴起，防范考虑一旦失误，安抚整顿就不容易了。祖宗的谋略功业、国家的大计，是极应谨慎重视的。只有这两件事，不是小事，不能随意改易；即使发现利弊，也要容许从容更张。百姓好比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军队好比火，既可以焚烧万物，也可能自焚。焚溺的灾害，应当在祸患形成以前预防；等看见形势已经造成再回头，就已经晚了。等祸害形成后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臣下的职责，进退出处本来有常规。国家的大业，是天下最重要的器物，好比军需辎重，怎么可以轻率地离开？愿陛下思考如何把国家重器置于安稳之地，审慎考虑如何使自身处于牢固安全之处；在不拘泥于附和意见之外广泛听取意见，在事情成败得失尚未显现以前采纳公议；深察军民之情，厚重谋虑国家，使人人安于本业，上下之间没有怨恨。天下之下，都会欣然拥戴盛德；陛下高拱坐在朝廷之上，便能保有泰山一样的安稳。朝廷尊严，国体平稳；顺应祥和之气，万物嘉生就会顺利成长。即使退下来接受诛杀，也是臣甘心情愿的。【熙宁三年正月，张方平从西京留守任上入朝觐见，授任判都省，坚决辞辞不受，于是改任知陈州。入朝辞行时，进上这篇奏疏。】上奏神宗论王广渊因青苗法收取利息，李常等 臣等恭敬地看到，河北提举常平广惠仓王广廉近日来到京师，宣称青苗新法已经晓谕河北，收取三分利息。又听说制置条例司想把这项办法推行到全国，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大略听说它收放钱的办法，说下等户恐怕无力偿还，不敢轻易发放；上等户中却有十分之七八愿意领取。如果这样，就和立法的本意相违背了。新法本意是打击兼并、惠助贫弱，如今下等户得不到钱，反而资助上等户有余财，这就是帮助大商人蓄积家产，以便趁百姓困乏时牟利，哪里还能说是调节轻重、盈虚的方法呢？何况朝廷诏令说：“一切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不从中获利。”这也正是先王散布恩惠、兴办利益，用来补助耕作、调节收敛多寡、抑制豪民兼并掠夺的意思。如今才实行几个月就收取三分利息，和诏旨相差太远。日后奸吏借机利用，和聚敛之臣一起日益刻剥百姓，那么利息即使超过加倍也未可知。刘歆为新莽开设赊贷、推行五均，弊害最终导致亡国，但他还说计算盈利所得，收取利息不得超过年利十分之一。《周礼》说，凡百姓借贷，以服役所得作为利息。郑康成的注释也引用王莽的制度来解释。

译如今却让人缴纳十分之三的利息，又超过亡新时的制度一倍了。既然允许一年借贷两次，那么利息就会达到十分之六，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诗经》说：“竟然这样搜刮，收集怨恨还把它当作德行。”凭陛下的睿智圣明，有志于恢复三代的隆盛，如果生财有道、用财有节，臣恐怕天下财物充足堆积，多得无法计算；但王广廉这类小人却开端制造事端，笼络天下财利，一旦使百姓负担沉重到无法生活，怨恨上达朝廷，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浅吗？臣愚昧，恭敬希望陛下把王广廉交付司法处理，可以惩罚擅自发号施令的官吏；明白诏令有司推究法令本意，告诫所派提举官不得强迫百姓，一切听从百姓意愿。倘蒙圣慈明察，知道此法难以仓促推行，暂且只在河北、陕西几路试行，臣将不胜庆幸。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不可以仓促治理。【熙宁三年正月，和右正言孙觉一同上奏。起初诏令分发青苗钱，听任百姓方便，不得强迫；可是提举官只以分发得多为功。又因为富户不愿领取、贫户想要领取，于是便按户等高下分别摊配。又命令贫富相兼，十户结为一保。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二第五等一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民间喧哗，都认为不便利；王广廉入朝奏报，却说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于是进言的人便交相攻击他。上奏神宗论青苗法　　　　　　陈襄 臣近日上奏说，各路分发青苗钱的官员中，有人制造事端、扰害百姓，擅自违背朝廷诏旨，请求特别予以降职罢黜；对于已经实行分发的青苗钱，只命令交纳本金；尚未分发的地方，一律停止拨付等事，至今还没有看到朝廷诏旨施行。臣仔细考察条例司原先下达的指挥，是把常平、广惠改成青苗法，申明并严格赏罚，督责州县，谨慎办理发放和缴纳。虽然名义上说是优待百姓、救济贫困，实际上却和民间放债没有区别，不过是诱使百姓借贷以获取利息罢了。这难道是圣明的陛下所应当做的吗？即使国家府库空虚、财用不足，也不至于像经营小民那样放出本钱收取利息，把事情做得如此卑弱不堪！如今听说，各路派出的官吏因为看见朝廷重视财利，无不迎合风向、希求旨意，务必刻剥百姓，以侥幸求得酬赏、避免罢黜责罚；有的收取三分利息，有的把陈旧物品折算成高价来兑换发放，有的不顾百姓贫富，一律强行摊派。事情一开始就这样，后果可想而知。臣恐怕此法一实行，就会扰动天下，贪图锥刀般微小的利益，却失去亿万百姓的民心，遗祸的开端未必不是从这里开始。何况兴办事情、改变法令，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计，上有公卿谋议，下有台谏纠察，怎么可以只由条例司一个机构独自专断，使陛下陷于有过，并使百姓不得安宁？如果只图一时利益，却向天下收集怨恨，这不是小事。臣请求把朝廷内外臣僚前后上奏的关于常平、青苗等法不便的章疏，以及臣前次的奏状，一并下交中书、枢密院共同审查，决定可否实行；并下交两制臣僚分析利害上奏，使陛下能够听取天下公议，知道这件事难以实行，特别赐令停止，以安定人心。【熙宁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神宗论新法　　　　　　范镇 臣私下认为，常平仓始于汉代盛世，物价低时就提高价格收购，担心伤害农民；物价高时就降低价格出售，担心伤害百姓。它最接近古代制度，即使唐尧、虞舜的政治也无法改变它。而所谓青苗法，是唐代衰乱时期所实行的办法。所谓青苗，是禾苗还青、尚在田中时，就压低价格估算其价值，收敛尚未完成，却一定要求偿还，这是盗跖的办法。如今用盗跖的办法来改变唐尧、虞舜也不改变的政事，正是人情不安、朝廷内外惊疑的原因。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振作精神求治，理应先用道德安定民心，再使四方夷族服从。有司却忙忙碌碌地追逐财利，使朝廷内外人心惊疑不安。臣恐怕四夷会因此窥伺我朝。近来天降大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这些都是百姓劳苦的征象。臣恭敬希望陛下观察天地的变异，停止青苗之举，把农田水利归还州县，召回使者，以安定民心、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熙宁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论新法范镇【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诏令各路常平、广惠仓发放青苗钱，本来是为了救济贫困，并且听取百姓自愿。如今担心官吏不能体察这一意旨，追逼召集、平均摊配，强迫勒索，反而变成骚扰。命各路提点刑狱官体察察看，发现违犯者予以禁止，并列名上报。凡敢阻挠压制愿意申请的人，也照此查办处罚。】臣恭敬看到，近来中书下发札子四十道，分送各路，约束分发青苗钱，不得强行摊配民户，并召集自愿者，这只是特别重申前面的诏令，并不是臣先前所奏的主张。陛下憎恶富人多取利益，于是改为少取；少取和多取，仍然像走五十步与走一百步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买东西，其中一人从旁边压低价格来竞争夺取，人人都知道厌恶这种做法，何况朝廷呢？朝廷行事，非王道不可实行，难道要去做市场交易中人们所厌恶的事吗？过去下等户中借贷取息的，大概一千户才有几十到一百户；如今又把他们全部驱赶着来领取钱，这样天下下等户就全都借贷取息了。天下下等户既然都借贷取息，心里就常常害怕官府责令偿还，没有一刻能够安心。况且开始把钱给他们时，人人都愿意得到；等到责令偿还时，哪里能像发放时所希望的那样容易？臣恐怕官仓的钱一旦发出，如果像借粮一样不能按时收回，公文往来会越来越密集，天下就会多事。贫富不均已经很久了，贫者大概占十分之七八，是什么原因呢？是力役、科买等负担造成的，不是富民取得太多。富户才占十分之二三，如今既要剥夺他们的利益，又要责令他们担保；下等户逃走后，就向富户索取偿还，这是促使富户变穷。

译贫者已经贫困，又促使富者变贫，万一契丹背弃盟约，秉常侵犯边境，驱使贫民与他们防守抵御，难道不危险吗？而使富民富足有办法，在于节省费用；节省费用有办法，在于减少兵力；减少兵力有办法，在于逐步进行，十年之间每年就能积存缗钱五百万。不断积存，把它用于国家，国家用度就会充足；用它治理百姓，民力就会宽裕。何必急忙派使者聚敛财物，向天下百姓招致怨恨呢？宋朝兴国一百一十年，即使三代太平时期，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长久，这是为什么呢？祖宗的规模在于州县：州把生杀之权交给州官，县把赋役之权交给县官；担心其中或有失误，于是设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来按察纠举他们，委任谨慎而慎重的办法已经到极点了。如今一下子派遣数十名使者分头扰乱他们的权力，还想使天下人心不惊疑，可能吗？可是进言的人竟说富人会动摇，又建议设立赏格来捕捉拘系他们，这就是禁止人们议论。禁止议论的事可以在这个时代实行吗？这也和兴利之臣的做法一样。臣没有进言的职责，但陛下近来诏书反复叮咛，如今这件事关系更大，臣不敢沉默。恭请陛下查阅臣以前的奏章，停止青苗钱，把农田水利、差役归还州县，并召回使者，天下将非常幸运。【熙宁三年正月上奏】上奏神宗，请求停止青苗法及各路提举官。韩琦 根据转运司和常平广惠司的公文，发放青苗钱时，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必须由第三等以上有物力的人充任甲头；第五等和客户不得超过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每户不得超过三贯文，第三等每户不得超过六贯文，第二等每户不得超过十贯文，第一等每户不得超过十五贯文。如果发放的钱之外还有剩余，对第三等以上的民户，由本县衡量其物力，在现今规定的钱数之外再增加发放。如果还有剩余的钱，若坊郭民户确实有自己的产业可以作抵押，愿意借取官钱的，仍须五家以上结成一保，依乡村青苗钱的条例发放，借款不得超过产业抵押价值的一半。各县不得躲避收发钱的麻烦，任由各种人煽动民户，却声称不愿申请领取。要各县官吏用心晓谕；如果不愿申请领取，就写具结罪文状，通过马递上报本司，以便选派清强官员前往晓谕民户。如果后来又愿意申请领取，对本县有关人员一定另行处置，事情稍重的，一定要写明缘由上奏。凡夏秋收成后应缴纳所申请的超过本钱的谷物，如果物价稍贵而愿意缴纳现钱，应当根据市价减去部分钱数，但仍按原来申请的钱价计算，十成中不得超过增加三成。例如一户申请借得一贯钱，若缴纳现钱，不得超过一贯三百文。臣私下认为，国家颁布号令、制定法制，必须使自己的言语可信，并让百姓得到实际利益，这样四方听闻之后，谁不会欣喜归服？臣详细考察熙宁二年的诏书，重点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之家趁百姓急迫时谋取加倍利息；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公家不从中获利，说的正是符合先王散布恩惠、兴办利益、抑制百姓被兼并的意思。如今却从乡村第一等以下各户都立下借钱的数额，三等以上还允许增加；坊郭有产业抵押的户，也依青苗法发放借款。乡村上三等和坊郭有产业的户，本来就是从来兼并土地之家，如今却都能多借钱。每借一千，命令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放债收息，和最初诏书抑制兼并、救济贫困的本意完全相反，想让百姓信服也不可能。又规定乡村保必须由有物力的人充任甲头，虽然说不得强迫，但上户既然有物力，必然不愿申请；官吏担心保内下户不能偿还，难道能免得了强行差他们充任甲头，以准备代为赔偿吗？又严厉责令各县，凡有人不愿申请，就要结罪上报。如果选派官员晓谕后，竟有人愿意申请，那么有关人员还要另行处置，或者写明情况上奏。官吏害怕提举司掌握升降黜陟的大权，又担心选派官员晓谕时，难道不会有贫穷轻浮放荡的人愿意申请吗？为了避免被搜查追究，就必然会实行摊派发放。况且下等户看见官府发钱，谁会不愿申请？然而各户夏秋都有税赋，又有预买和转运司和买两种绢，以及历年拖欠、借贷麦种钱等，名目很多。如今再增加这一项收取利息的青苗钱，愚民一时借取很容易，到缴纳时就非常困难。因此自从法令制定以来，一路上下官吏都惶惑不安，人人都说，如果不强行分发，上等户必然不愿申请；接近下等的户等和没有产业的客户，即使有人愿意申请，也一定难以催促缴纳，将来必然会有督促索取，以及勒令有关书手、典押、耆长户和同保人等共同赔偿的祸患。大凡兼并之家放出的钱，虽然利息稍厚，因为有欠债官府不许受理，往往旧债还没有偿还一半，早已又借到新的钱。兼并之家既有资本，所以能够使债务相因，经过岁月逐渐收取。如今官府贷放青苗钱却不是这样，必须在夏秋随税缴纳；只有灾伤达到五分以上，才允许延至下一期催还；如果连续两期遭灾，那么官府必然没有本金继续发放，官本因而逐渐亏失，其害处如此明显。还有因这件事产生的烦费虚扰，我不敢一一陈述。去年河朔丰收，常平仓买米每斗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文左右；如果乘时收购，等价格上涨时卖出，不但符合古制，也没有本金亏失的弊病，同时百姓得到实际利益，官府也足以取得盈余。

译如今各仓正有粮食买入，提举官却急忙命令停止，原来是想把粮食全部拿去充作青苗钱，指望取得三分利息，把它算作自己的功劳。县邑小官哪里敢不奉行，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给百姓留下长远祸患呢？各路实行的情形，大概一定都是这样。朝廷如果说陕西曾经发放青苗钱，官府有所收益，百姓也认为便利，那是因为转运司军储有缺，正逢从冬天到春天雨雪及时，麦苗茂盛，确定可以成熟，临时实行，尚且可以。如今却派官员设置机构，作为每年春夏常行的法令，又收取三分利息，怎么能同陕西的权宜办法相比？何况最初诏令只是准备先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实行此法，等取得成效、安排有序后，再命各路实行。如今这三路正担心无法奉行，朝廷却突然在各路遍派提举官，以至于西川、广南也都设置使者。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日夜忧劳，振作精神求治；何况承接祖宗百年仁政之后，百姓渐受德泽，只知道宽松安定，从未受到过分扰乱。陛下只要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率先天下，常常节省浮费，逐渐淘汰冗员冗食，自然国家用度不会不足，何必让兴利之臣纷纷出外，以至于远近人心疑惑呢？希望圣明的陛下再赐下广泛访察；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请求把各路提举官全部罢免，只委任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熙宁三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判大名府。神宗亲自把韩琦的奏疏拿在袖中，出来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身在外地，仍不忘朝廷。朕起初认为这可以有利于百姓，没想到竟然这样害民，发布命令不可不审慎。况且坊郭怎么会需要青苗钱，难道使者也强迫他们领取吗？”王安石进言说：“只要听从他们的愿望，即使是坊郭户又有什么妨害？”于是针对韩琦的奏疏说：“陛下修订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比如桑弘羊笼络天下货物财利来满足君主私欲，这才是所谓兴利之臣。如今陛下设置官员为天下理财，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怎么能称作兴利之臣呢？”神宗问：“坊郭户发钱怎么样？”曾公亮、陈升之都认为不应发放。王安石说：“之所以给坊郭户发钱，是因为常平本钱多半已经足够用于农田所需，有余钱便用来救济市场上的困乏之人，又用来扩充常平储备。扩充常平储备是为了防备百姓遭遇灾荒，我不知道在道义上有什么害处。”】曾公亮说：“坊郭上等户没有用钱的需要，下等户却难以缴纳。”王安石说：“既然取决于自愿，没有需要的自然不会发放；既然有保甲制度，难以缴纳的人自然也不会被责怪。”陈升之说：“只是担心州县为了避免麻烦而索取，于是强行摊派给上户。”王安石说：“强行摊派确实恐怕会有，但等到严厉实行罢黜，惩处一两个人，这种弊害自然就会断绝。像河北路，我却担心不能强行摊派。”听说韩琦亲自劝谕各县，说百姓都不愿投递申请状，只有一个县起初认为不便，后来任司录的陈纮劝说譬喻道：“如果朝廷重新派人来查问，而百姓反而说愿意申请，那怎么办？”于是便不敢投状。假如河北一路有一个人不愿意，韩琦一定会接受他的状子上报。如今韩琦亲自入朝奏报，却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可知百姓并不认为不便，提举官也不敢强迫勒索。可是神宗最终仍对韩琦所说有所怀疑。王安石说：“臣认为这件事很小，利害也很容易明白。即使州县强迫上户领取十五贯钱，又一定要求缴纳三分利息，一户所增加的不过三贯钱。借此扩充常平储蓄，以等待救济百姓灾荒，比起前代科征百姓缴米作为义仓米，未必不是好事。” “何况又不允许强行摊派，有什么害处呢？只是陛下过分劳烦圣心忧虑罢了。”臣议论这一件事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可是陛下仍不能没有疑虑；如果这样一件事还会被异论迷惑，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办成？神宗说：“一定要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取并加以衡量。”文彦博、吕公着也认为不可，只是心里反对而已。唯独韩琦肯于进来说这些，真是忠臣。王安石说：“事情确实应当把人们的真情假意、事情的是非都考察清楚。如果不能深入察明真伪是非，只是一味多采纳人的意见，恐怕不只是常平之事不能办理，而是件件事情都无法办理了。”第二天，王安石便称病不出。下诏把韩琦的奏疏交给三司制置条例司。上奏神宗，请求罢免提举官吏并停止发放青苗钱。吕公着 臣私下听说，近日朝廷内外臣僚多次上章请求罢免此前派出的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吏，并停止向民户发放青苗钱，直到现在还没有施行。臣恭敬地思考，朝廷之所以特意派遣使者颁行新法，本来是想惠恤百姓，并不是为了剥削下民、奉养上级。朝廷的本意固然非常好，然而朝野沸腾，都认为不便，大概是因为朝廷前后的处置互相违背。比如起初的敕令只在河东、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来却忽然继续派遣官吏遍行天下。所派官吏往往多不是合适的人，如苏涓、王广廉、皮公弼之流，夸大事势，必定要制造事端来邀功；朱经、李元瑜之辈，才能低下而庸劣，到处被人轻视嘲笑。其中取利的条款日益增加，惠民的本意逐渐丧失，所以人心动摇，日益不安。臣请求此前派出的官吏一律罢归；青苗钱暂且只在靠近京城的一两路，专门委托提刑司或转运司斟酌发放，务求惠及百姓，不必取利。等发放一两年，如果看出对公私都无损害，确实有救济好处，再推广到各路也不算晚，同时人心也会自然信服。如果一两年间百姓仍认为不便，朝廷也应当改弦更张，不可一定要延续以前的错误。这样，人心自然安定，人人都能得到适当的安排。【熙宁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再次论述青苗钱　　　吕公着 臣近来已经写过奏札，说明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只是权宜之计，应当撤废；各路发放青苗钱，违背了原先颁下的敕令禁防，以及派遣提举官等不当之处，也都应当追回收回。昨天臣也曾当面奏陈，只是没有料到这些措施仍会施行。臣私下思量，近来朝廷很有一番变更，其用意虽然是想便利百姓，然而其中的事理难道能全部恰当吗？如果能够广泛采纳群臣意见，凡有不便之处，不怕改作，那么善事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若举措已经失误，人心已经动摇，却只凭朝廷威势，想压过众多人的议论，恐怕坚持得越久，众人的情绪就越发不安。等到迷误之后才改正，所造成的损失就多了。伏望陛下特赐查核，将臣前次奏章交付施行【熙宁三年二月上】上奏宋神宗，请求撤罢条例司和常平使者 司马光

译臣承蒙圣恩，授任枢密副使，陛下又多次派遣陈承礼等催促臣就职，恩德浩荡，天高地厚，即使臣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然而臣深切考虑，陛下任用臣的用意，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情，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臣侍奉陛下的心愿，也不过是竭尽愚拙之力，以辅助圣德的万分之一。如果陛下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那就是把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如果只是以俸禄官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救济百姓的患难，那就是窃取朝廷的名器来肥私一身。臣实在担心上面有损陛下大公无私的德行，下面又妨碍臣一向的操守，这就是臣屡次违背诏命、不敢恭敬接受任命的原因。臣看陛下天性英明，励精图治，想得到良策来更新天下，可是谋划政事的大臣不能仰承圣意，思虑不成熟，议论不精详，只看眼前的小利，不顾长久的大害。他们忧虑政事不能治理，却不能辅佐陛下修明祖宗的法典，反而变乱先王的政令刑法；担心财利不足，却不能劝陛下恭谨节俭、节省费用，反而派遣聚敛之臣搜刮百姓。设置官职，就用冗官增加冗官；制定法律，就用苛法加重苛法，使四海震惊，百姓骚扰不安，却还要固执地推行，不肯自己承认错误。臣先前曾上疏说不应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说天下事务应当交给转运使、知州、知县办理，不应另外派遣使者在其中扰乱。臣又曾借在经筵侍坐的机会说，发放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天下，以提举、管当常平仓、广惠仓、考察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实际上专门负责发放青苗钱。臣私下怀疑自己见识浅薄，不足以了解天下变通事务；又怀疑是因为臣的话激怒了谋划政事的大臣，使他们更加用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如今施行才几个月，朝廷内外沸腾，都认为发放青苗钱不便，这以后臣才敢开口再说。那些说青苗钱不便的人，大多只知道所派使者有的年轻位卑，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凌辱州县，骚扰百姓，只是在议论今日的危害。臣所担忧的，却是在十年之后，不是今天。百姓之所以有贫富之分，是因为他们的才性有愚有智而不相同。富人见识稍长，考虑深远，宁愿劳筋苦骨，穿差衣、吃粗食，始终不肯向别人借债，所以家中常有余财，不至于窘迫。贫穷的人懒惰苟且求生，不作长远考虑，除了喝醉一场之外，再没有什么余钱。急迫时便向别人借债，债务积累起来无法偿还，以至于卖妻卖子，受冻挨饿，尸体填满沟壑，却不知道自己悔过。因此富人常常借钱给贫民来使自己富足，贫民常常向富人借贷来维持生存。虽然彼此苦乐不均，但还能够互相资助来保全生命。如今县官却自行出借生息钱，春秋两季贷给百姓；富裕的人都不愿申请，贫穷的人才想得到它。提举官想以发放得多作为功劳，所以不问百姓贫富，按照各户等级强行摊派给他们。富户所得债务仍然很多，贫户所得债务稍少，多的达到十五缗，少的也不少于一千钱。州县官吏害怕拖欠成为自己的罪责，必定让贫富户相互混合共同组成保甲，又让富户充当首领。贫户拿到钱，随手就花光了；将来粮食稍有歉收，二税尚且不能缴纳，更何况利息钱，本来就无法偿还。官吏催逼得紧，他们就逃散到四方。富户没有逃走，就独自偿还几家所欠的债，力量耗尽仍不能偿清，官府必然替他们暂缓搁置。春债还没有完，秋债又来了，年年加深，债务越来越重。或者遇到凶年，百姓流转逃亡、死亡；幸而遇到丰收之年，州县官吏又一起催收多年所欠的债务。这是使百姓即使遇到丰收也永远没有恢复、得到休息的时期。贫民耗尽之后，富民也会变贫。臣担心十年以后，富民将没有剩下多少了。富民既然耗尽，如果不幸国家边疆发生警报，兴兵动众，所有粮食、布帛和军需费用将从哪里取得？臣不知道现在天下所发放的青苗钱总共有多少万缗。若民力已经枯竭，再加上水旱灾害，州县官吏果真有仁爱百姓之心，怎么能不替他们向朝廷请求，乞求趁郊祀赦令把这些债务免除呢？朝廷自祖宗以来一直用仁政养育百姓，难道会坐视百姓流亡死亡，却一定要追究他们所欠的债吗？形势上不得不听从请求者的话。这样一来，官钱数千万缗已经发放出去而不能收回了。官钱既已发放，百姓又困穷枯竭，只让闾胥、里长在催收时得到一些索取财物的资助，这能称为良策吗？况且常平仓是三代圣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是只有李悝、耿寿昌才能创行。粮价低时不损害农民，粮价高时不损害百姓，百姓依靠它得到粮食，官府也收取其中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近来之所以毁坏废弃，是因为官吏没有选用得当的人，并不是制度本身有过失。如今听说条例司把常平仓的钱全部作为青苗钱，又把常平仓的粮食换成转运司的钱，这是想彻底毁坏常平仓，专门推行青苗法。国家每逢凶年，供应军粮尚且不能满足使用，本来没有多余的粮食来救济饥民，所能依靠的只有常平仓的钱粮。如今一旦全部作为青苗钱发放出去，将来如果遇到丰年，用什么钱来平价收购粮食？如果遇到凶年，用什么粮食来赈济供养百姓？臣私下听说先帝曾经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钱，帮助天下常平仓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从前天下常平仓的钱粮总计约有一千多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部发放出去，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法，再想收聚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臣所说的发放青苗钱的危害还小，而毁坏常平仓的危害尤其大。现在国家每逢有重大支出，三司不能供给时，陛下就取内藏库的财物来补充。那内藏库，是祖宗历代积聚下来、用来防备军旅和非常之事的财物。假使其中的财物常常像泉源一样流出库中而没有枯竭的时候，那还可以；如果本来都是从百姓那里搜敛来充实的，就总有耗空的时候。从前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工匠说价值百金，汉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我为什么要修露台呢？”太宗时，兖王曾经修筑假山，召集属官设酒观赏，翊善姚坦独自低头不看；兖王强迫他观看，姚坦说：“我只看见血山，没有看见假山。”

译兖王惊讶地问他缘故，姚坦说：“我在乡间时，看见州县催收赋税，里胥来到家门抓人，父子兄弟被送到县里鞭打，鲜血流满全身，忧愁痛苦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这座假山都是百姓租赋所造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太宗也正在修筑假山，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命令毁掉假山。如今陛下命薛向到江淮办理贸易，给他一二百万缗钱，又发放数千万缗青苗钱，其余五十万、三十万缗，本来就不值得计算了。这样用于修露台、筑假山的费用，不也太多了吗？陛下的聪明、仁爱、节俭，本来不比汉文帝和太宗差；然而把抛弃财物看得如同粪土，大概是不知道这些财物的来源，全都是百姓的膏血。陛下如果始终相信条例司的话，推行下去而不肯改变、遵循旧有制度，十年以后，富户已经耗尽，常平仓已经毁坏，国库又已空虚；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饿死的人遍野，再加上四夷侵犯，边境告急文书接连送来，战车堵塞道路，攻城不停，转运粮饷不休，到那时，百姓中瘦弱的若不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若不聚集成为盗贼，还能到哪里去呢？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赤眉、黄巾，唐朝的黄巢，都是穷困百姓所造成的。大势一旦失去，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妥善收拾残局。臣私下想到，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经历风吹雨打，跋涉山川，冒着箭矢和石块的攻击，为子孙成就光明盛大的事业，这是多么美好的功业。陛下试着取出臣所进献的历年图来观看，从周朝末年至本朝初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间战乱离散、天下动荡的时期本来就很多。至于天下内外没有事情，不见兵革，持续一百多年，像本朝这样盛大，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这就是臣尤其替陛下痛惜的地方。《尚书》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在于王宫和诸侯国君的宫室。” 臣仔细观察如今的情形，四夷亲近归附，边疆没有惊扰，五谷调和成熟，盗贼稀少，这本应是天下和乐安宁的时候；可是朝廷内外人心惶惶，人人不得自安，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朝廷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各路又有提举、管当常平仓、广惠仓的使者，争相进献谋划，各自夸耀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小民的祖业，搜刮财利，以求取恩宠，并不只是青苗钱这一件事。至于想按田亩收钱、雇人充役，决开汴水来种稻并灌溉民田，以及想排泄三十六陂的水，招募人耕种，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道路上的人都共同非议嘲笑，条例司却自以为是高明奇特的办法，把它交给常平使者，必定要在天下推行。恐怕这些兴作不停的事情，都将像青苗法一样危害百姓。所以无论大小官民都惶惶不安，不敢自我安定。如果不罢废这个机构，百姓必然没有休息的时期。陛下如果确实明白觉悟，采纳臣的意见，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追回各路提举、管当常平、广惠仓的使者；已经发放的青苗钱，命令州县官在丰收之日催收本金，不再收取利息；尚未发放的，不得再发放。常平仓的钱粮依旧封存登记，命令提点刑狱司负责管理，那么太平的事业就可以恢复原状了。这件事明白如黑白，容易如反掌，陛下为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这样一来，即使臣把官爵全部辞纳，只要能够做一个太平时代的百姓，安度余年，那就是极大的幸运。如果臣的意见不足以采纳，陛下即使引荐臣而把臣置于二府，也只会使天下人指责臣是贪图荣耀、冒受宠幸的人；不知道陛下将拿臣来做什么呢？臣不胜恳切而狂愚的诚意，惟请圣明裁断【熙宁三年二月上，司马光恳切辞谢枢密副使的奏章，共上六七次】上奏宋神宗，封还罢免司马光枢密副使的奏札。范镇 臣接到中书省送来的司马光奏札，奉圣旨，依照他的请求收回枢密副使的敕告，仍旧供职，并送学士院颁下诏旨。臣看司马光说，他近来曾上疏请求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并追回各路常平、广惠仓使者，却没有听说朝廷稍微加以采纳，只听说条例司更加掌权，催促发放青苗钱更加急迫，朝廷内外的人情更加惶惶不安。在这种时候，臣凭什么心情敢当此高位？臣私下认为，姚元崇用十件事要求唐明皇，唐明皇全部采用，因此开元年间的政治终于达到太平；如今司马光只是针对一件遍及天下、想要除去其危害的事情，在尚未接受任命时提出意见，而陛下却要收回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诏命，臣考察其中的义理，私下实在不安。前些日子臣在延英阁进读时，吕惠卿说青苗钱都是民间自愿申请的；假如让臣替富户作保，保任九家下户，让官府向他们取债，那么臣实在不愿意。以臣的心情来推测天下人的心情，恐怕相差不远。还请陛下宣问二府大臣以及左右侍从之臣，这话是对还是不对？天下人心究竟是不是这样？如今臣所陈说的，大体与司马光相同；既然司马光被收回新的任命，那么臣也应当受到加罪责罚。所有应下送学士院办理的文书，臣还不敢发下施行，谨慎地一并封存呈纳。伏望陛下特赐详察【熙宁三年三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兼银台司】上奏宋神宗，论罢司马光枢密副使一事，范镇封驳司认为不当。孙觉 臣前日在延和殿当面奉受圣旨，讨论修改青苗法、恢复常平旧制，又听说陛下担忧各路提举官不是合适的人，有意更换，臣内心十分喜悦感叹，认为朝廷内外的议论正希望如此，而圣谕也说到了这一点，真是臣等所盼望的，也是四方百姓的幸运。臣翘足抬首，等待陛下的恩德诏令。昨天又听说罢免司马光的枢密副使，罢免范镇的通进封驳司。如果是因为司马光争论青苗新法、拒绝接受诏命任命，范镇又随之附和，封驳纠正而不肯下发，那么这就是青苗法的议论仍然坚持得很牢，而延和殿的宣谕或许也没有果断实行吗？臣曾多次奏闻，青苗新法只是很小的事情，只因大臣研究不详，议论不审，仓促苟且地办理，扰动天下，所以人心不安，争论像刀锋一样纷起。在这种时候，即使有好的谋略和法令，也难以推行。何况考察古制而有差误，施用于今天又不恰当，措施错乱竟严重到这种程度吗？为什么因为难以施行的法令而厌恶别人议论它，以至于罢免一名枢密副使，贬黜一名封驳司官员，传闻流布四方，损害难道不大吗？后世记载下来，又将以什么作为法则？从前周成王剪下一片桐叶戏弄叔虞，史佚便顺势封他为诸侯，说：“天子没有戏言。” 西府枢密院的重大地位，哪里只是像封赐一个国家那样？司马光正直诚信，难道只是可以和叔虞相比吗？诰敕的严肃性，本来更不能和一片桐叶相比。陛下如果有戏言的过错，那么号令所覆盖的地方，就会让人把它看成空虚无用的文书；诰命所施加的任命，也会向人显示这是可以任意玩弄、更改的东西。

译《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当执行，不应当收回。” 《周易》说：“汗出而发布重大的号令，命令既已施行又重新收回，就像汗流出之后不能再收回。”这样怎么能使人相信命令，却又诛罚那些懈怠的人呢？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本来就是希望人们守住自己的官职，士人称职尽责。范镇封驳诏命，有见识的人没有不认为正确的；既然不能听取采用他的意见，为什么又要罢免他的职任呢？《左传》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官职。” 范镇能够守住自己的官职，这正说明封驳司用人得当。却突然罢免他，难道是因为担心他不顺从自己吗？不顺从陛下的人往往得到宽容，不顺从执政大臣的人却总是被斥退。臣担心君主的权力有可能转移到臣下手中。失职的人本来是法令要诛罚的，守职的人却又被朝廷抛弃。难道陛下将要任用那些固守俸禄、保全官位、苟且容身、充数任职的人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本应进用的人反而听任其罢免，本应任用的人反而跟着遭到贬黜呢？臣认为陛下造成今天的纷乱，那么朝廷群臣往往请求离去又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青苗新法人心不安，所派使者多不是合适的人，大臣提出建议却不被听从，言官竭力争辩却不被采纳，以至于罢免执政大臣的新任命，贬黜责罚宫禁近臣中守职的人，又根据传闻推究弹劾谏臣，朝廷内外沸腾，惊动四方。臣深切担心其他变故会因此相继发生，国家的治乱将从这里分开。伏望陛下以圣慈采纳群臣议论中的长处，振作刚健果断之意，逐步恢复常平旧法，全部罢除提举等官，自然人心重新安定，朝廷内外恢复如初【熙宁三年三月上，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二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四 上奏宋神宗，请求罢除提举常平仓的官吏 吕公著 臣近来两次写奏札说，请求罢除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吏，却没有看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朝廷自从颁行这项法令以来，朝廷内外议论的人都认为它本来不是为了惠民，实际上是想搜刮财利，人心忧惧，舆论沸腾。朝廷因为法令既已施行，害怕改作，一直到取来大臣的奏章，逐条加以疏驳，巧言辨说，公布告知天下。其余朝廷内外的官员，有的因为有所论列，有的因为没有立即奉行，也都想加以弹劾审问，专门凭借朝廷威势来堵塞众人的嘴，因此近来人心更加不安。臣私下思量，陛下自即位之初，慨然有大有作为的志向，规模本来想远超近古；然而今天所施行的，不过一两件末节之事，就已经大大轻率地失去人心了。即使法令的本意是好的，它的施行设置本来也未必完善，何况无论智者愚者，都认为不便。伏望广泛采纳公议，全部罢除各路派遣的提举官，交给提刑司或转运司办理，并且先在两三路斟酌发放，等看到对百姓没有危害后再推广；这样不只是这项法令可以推行，其他措施也都足以取得人们信任。如果百姓始终认为它有害，朝廷立即为之改正，也还不至于祸害天下。臣先前的奏章，伏乞查核后交付外朝施行【熙宁三年三月上。当时御史中丞王安石在皇帝面前读吕公著的奏章，说：“常平法为什么会使人心忧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陛下即位以来，询问采纳人们的意见很多，过去也曾有人说和买绢以及旧有的陕西青苗钱法是否损害百姓；只有江西用盐折纳和买绢钱一事，进言的就不止一人，凭这个可以说明青苗法和和买法并不使百姓受苦。如今常平借贷钱法所取的利息都比旧青苗法和和买法少，其中防范骚扰、为人提供便利的地方很多，为什么竟至于使人心忧惧呢？”又读到“取来大臣奏疏逐条疏驳，巧言辨说，公布告知天下”，皇帝说：“这样的话，韩琦怎么能不动心呢？”王安石说：“朝廷制定有道理的法令，藩镇却逐条疏驳，而执法之人反而不认为这是错误；方镇提出没有道理的奏章，朝廷反复晓谕，而执法之人

译却说这是巧言辨说，这就是不合道理的政治。言事官本应逐条辨论其中的错误，以启发陛下的聪明才智。如今只说是巧言辨说，却不指出辨说有什么不当，其中的情形就可见了。”】上奏宋神宗论新法　苏轼 臣听说，益戒告禹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恶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要像任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殽地败军之后悔恨痛切，亲自发誓自责，孔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自古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能像流水一样接受劝谏，不害怕改正过错，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帝王中最杰出的人。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犯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后人人都仰望。”圣贤的举动，明白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有对有错。邪正二字就足以说明一切：正的就任用，邪的就罢去；对的就实行，错的就停止。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就像饿了必定吃饭、渴了必定饮水一样，难道还能另造出一套道理，曲意加以粉饰，就能欺骗天下吗？《尚书》说：“与治理走同一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不灭亡的。”陛下自去年以来所施行的新法，都没有走治理天下的道路。设置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实行均输法，使四海骚动，行路之人怨叹。从宰相以下都知道这是错误，却不敢争辩。臣愚昧不懂避忌，先前上疏详细论述过这些事情，只是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故相、旧臣、藩镇和侍从官纷纷争相进言不便，以至于台谏中有两三人，本来是与新法大臣结交、彼此唱和、内外相应的人，却也不能不说一句它的错误；难道不是舆论沸腾、形势紧迫而无法停止了吗？如果不是见利忘义、身处其中而毫不怀疑，谁肯始终胶着固守，不愿自行洗刷污秽呢？像蒲师孟请求免去提举，胡宗愈不愿任检详，都像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人心畏惧厌恶，竟到了这种地步。近来朝廷内外都欢呼传言，陛下已经有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互相庆贺，如同遇到盛大赏赐。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恩德诏令，涤荡悖谬偏僻的措施，追回使者，罢除条例司。如今侧耳听察陛下的作为，大概不过是让监司体察量度强行摊派罢了；同尚未觉悟相比，差别究竟有多少呢？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哥哥的胳膊不能扭断，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邻家的鸡不能偷，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应当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这项法令可以先在三路试行，臣认为这项法令好比医者使用毒药，拿人的死生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却可以拿毒药给他们试验吗？今天的政事，小范围施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范围施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竭力推行而不停下来，混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臣不敢故意发表危言来耸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系的人，不过四类：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类人只要有一类失去人心，就足以发生变故。如今陛下一举同时触犯了他们。青苗、助役法实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法令发布，商人就无法经营，于是百姓开始忧虑。合并裁省各军，逼逐老弱病残，以至于戍兵的妻子和士卒混杂居处其中；贬降军人，甚至有如降为配军；迁徙到淮甸，近似流放；年龄将近五十岁的人，人人心怀忧虑，于是军队开始怨恨。朝廷内部不敢向元老大臣、侍从官谋议，却专门任用新进的小生；朝廷外部不向守令、监司责成，却专门任用青苗使者，又增置许多闲散机构，用来排斥老成之臣，于是官吏开始离心离德。陛下亲临殿前选拔士人，天下称为龙飞榜；其中一名进士刚刚中选，就首先削去旧日恩遇，表示不再任用。削去的虽只是一人，但士人无不惆怅怨恨，是因为陛下有厌弃轻视士人一类的意思。如

译今议论者又想逐渐减少进士，专门选取明经之士；虽然尚未形成成法，但小人趁机掌权，自以为有功，彼此煽动摇惑，说此事一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

译如今进士占天下士人的一半，自二十岁以上的人，便不能背诵经注义理，去学习明经之学；如果法令一旦实行，士人都会怀有被废弃的忧虑，而人才的长处短处终究不在这里。从前秦朝禁止民间藏书，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乡，陈胜、吴广一起起兵，导致秦朝灭亡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失去学业，失去了归宿罢了。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还没有看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愿意舍命效死的人必然很少。到了那时，不知那些希求迎合、苟且容身的人，能够替陛下收拾动荡、制止土崩瓦解吗？去年各军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卒乐于合并的情况告诉陛下；近来被遣散停职的军人李兴告发，虎翼军吏用钱行贿，以求不被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愿意。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往往都像这样。因此凡是说百姓乐意申请青苗钱、乐意缴纳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强行摊派果真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本来就不应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收不回来，州县官吏就不能免于责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强行摊派，那么后来愿意申请的户口必定难以追收；前面有禁止强行摊派的规定，后面又有钱款陷失的责任，做陛下的官吏，岂不是很为难吗？所以臣认为，既然实行青苗法，就不应禁止强行摊派，这是形势必然如此。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够迁就义理、改正过错，以达到太平。然而近来的事情，却有文饰过错、坚持错误的风气，这就是臣愤懑叹息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从前贾充执掌政事，天下忧惧，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无不相互庆贺，屈指计算日子，盼望政治焕然一新的变化。而冯紞之流却互相传话说：“贾公被远远放出去了，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共同献计，贾充又被留下，因此西晋的祸乱就在这里形成了。自古以来，只有小人最难以除去，为什么呢？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就会受到破坏，所以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贤者也将以此观察陛下进退取舍的决断；如果再一次失望，那么知道羞耻的士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他们都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苟且求安、贪恋俸禄而不忍离开吗？臣狂妄放肆、不知谦逊，已经多次触忤陛下，不敢再期待宽恩，只能俯伏伸颈等待诛杀【熙宁三年三月上，当时任直史馆、开封府推官】上奏宋神宗论新法　范镇 臣认为陛下以一人之尊居于天下士民之上，所依靠的是纲纪。纲纪，不过是上下尊卑的分别罢了。如今朝廷内部，中书省的政务归于条例司；朝廷外部，转运、提点刑狱以及州县的权力又被提举常平、广惠仓司夺去。上下尊卑的分别受到如此侵扰，陛下的纲纪还凭借什么呢？况且法律是用来向天下显示信用的。陛下最初的诏令说：“公家不从中谋取收入。”如今河北提举司却按照第一等户等发给不同数额的钱，并且都命令缴纳三分利息，这难道是公家不从中谋取收入吗？诏令又说：“不愿意的人不得强行摊派。”如今上等户既被命令缴纳利息，又被命令为贫户作保，难道不是强行摊派吗？近来的诏令命令各路提点刑狱严加察访，又命开封府审问吕景。各路提点刑狱难道肯为陛下察访吗？法令如此，却想让天下取得信任，是不可能的。外间议论纷纷，都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天子开设课利场；百姓即使极其愚昧，也不能不感到畏惧。伏乞查核臣前面两道奏章，罢除青苗钱，追回使者，把农田水利、差役事务归还州县，以端正纲纪，以平息百姓的议论，使天下获得幸运。臣不胜区区愚诚【熙宁三年三月上，当时任翰林学士。此前侯叔献多次督促办理开封府界县镇事务，吕景发放青苗钱。吕景认为京畿各县都有屯兵，每年征收的课利钱仅能供给各军俸给，没有余钱。条例司又另外把购买陕西盐钞的钱十五万贯作为青苗钱，吕景说府界各户目前已经有五十多万石借粮被搁置，如今又发放十五万贯青苗钱，恐怕民力承受不了。王安石大怒，命开封府审问吕景，所以范镇上奏这道奏章。王安石说：“范镇所说天子开设课利场，如果不是陛下略微看到《周礼》中有这样的制度，那么难道不应当以此为羞耻吗？前代君主有几人能依据《周礼》决断政事？这正是流俗之言常常胜过正理的原因。”然而，以《周礼》决断政事，是学习周公的次一等境界。真正学习周公的人，仰观天，俯察地，从中考察人事；只要合于道理可以实行，即使周公未曾有过这样的做法，也一定会去做。这才是真正学习周公的人。”王安石强词争辩、粉饰奸邪，大多都像这样】上奏宋神宗，论条例司统一申明青苗事务。韩琦 【熙宁三年三月四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说：群臣多次说常平新法不便，现在统一申明法令，请求敕令各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晓谕所属官吏，使他们知道法令的本意。有一位进言者说，原敕令说“公家不从中谋取收入”，如今河北提举官却命令收取三分利息，这是对百姓失信。本司现在查考《周礼》，泉府之官的条文说，借贷者取息最高达到二十五分，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得。如今常平新法预先发放青苗钱，只约定在谷物成熟时按照适中的物价偿还；成熟时物价高，就允许按量减价纳钱，也就是说尚未确定应纳的实际数额。因此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超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体不得超过二分，各路所规定的数额以河北最多。但说不得超过三分，并不是规定一定收取三分利息。如果物价低平，就有应当缴纳实物、不收利息的情况，或者只收一二分利息，随着时价多少互相补偿；与《周礼》规定借贷百姓取息的固定分数相比，已经不算多。近来又命令预先发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也不得超过三分。既然比《周礼》所收更少，与原条文中想要扩大储蓄、酌量减少时价的指挥并不违背，当然没有失信的道理。

译又据《周礼》，国家事务的财用都从泉府之官的赊贷利息中取得；如今常平钱不归三司管理，专门用来救济百姓的困乏断绝。与周公的制度相比，它并不是用来取得国家事务的财用，所以说“公家不从中谋取收入”。有一位进言者说，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的有物力户，都是从来的兼并之家，如今却规定给他们借贷一定的贯、石，这难道不是压制兼并的意思吗？又因为河北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上等户一定不愿申请，官吏既然担心贫户不能缴纳，难道能不差遣他们充任甲头，以准备代为赔偿吗？又提举官严厉责备州县，如果百姓不愿申请就结罪申报；如果选派官员晓谕后百姓又愿意申请，就应当另行处置。州县官吏害怕提举官晓谕之后，或许必须强行发放摊派。本司现在查考，乡村上三等户、城郭有物力户，也有缺乏的时候，向人举债，难道都是兼并之家吗？如今把钱贷给贫民，有余力时也供给这些户，使他们免得向私家借取一倍利息，这正是原敕令压制兼并的意思。河北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是为了查验防止浮浪之人；如果有上户肯作保，就不是浮浪之人；如果没有上户肯作保，就不许支给，何必再实行强行发放摊派？如果说上三等户一定不愿申请，就必须差遣他们充作甲头，那便是强行勒逼，属于违法。今年开封各县，很有三等户愿意申请，这就不是强行勒逼；由近处推知远处，事情的道理就可以明白。至于提举司的约束，只是防止因循怠惰、逃避事务、破坏法令的人，并不是逼迫他们一定强行摊派。提举官如果有的急于求利，暗示州县强行摊派，那么各路还有安抚、转运、提点刑狱等官，他们受朝廷委任，地位都在提举官之上。如果有州县官员故意毁坏新法，或者曲意顺从提举官的意旨，暗中强行勒逼百姓，就应当检举，依法施行，并且把事情经过详细奏报，怎么能因为官吏违法，就想废除法令呢？有一位进言者说，百姓各有本户税赋，又有预先购买绸绢的负担，再加上这一重预先发放青苗钱，那么百姓负担就不轻了。本司现在查考，百姓税赋以外，各路按照旧例征收的名目确实很多；然而在缺乏钱粮时，免不了向私人借债，所付利息常常达到本金一倍，这正是贫民越来越困苦的原因。如今贷给他们常平本金，正是用来救济他们的急难；又规定在粮食成熟时考量斗斛和物价的贵贱，然后让他们缴纳现钱，利息比原本金不得超过二分，这是使他们免于向兼并之家借取一倍利息，百姓还有什么负担不起的呢？有一位进言者说，只要亲自实行节俭，节制平常的浮费，自然国用不会不足，何必让兴利之臣四处出动，以致远近产生疑虑呢？本司现在查考，先王的政治没有不把粮食和财货作为开始的；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大体多是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尤其困苦，朝廷只要有徭役加派，平时又没有准备资助；遇到额外的用度，有时免不了向上等户强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来供给暴急的命令。如今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农田水利、差役事务，完全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本来不是让他们剥削百姓来帮助君主供给私费，怎么能说他们是兴利之臣，从而使远近产生疑虑呢？有一位进言者说，如今常平仓一千多万缗，发放为青苗钱，百姓所欠的钱财已经使财力耗尽，再加上水旱灾害，不得不替他们搁置债务，因郊祀赦令而免除；十年以后，一千多万缗发放出去而收不回来。常平旧法完全符合古制，没有造成损失的弊病，不应当变更。本司现在查考，常平新法预先发给价钱，又命令公人作保认领，还必须十户以上组成一保；像河北还须保内有一名三等户，这些本来是为了防范不能备办钱粮的情形。如此施行，却没有听说有拖欠而免除、放弃追收的情况；常平新法如果不是官吏故意阻挠破坏，就不可能单独导致官物陷失。新法中同时保留了旧法，但旧法在广泛储蓄粮食、抑制兼并、救济贫弱方面仍不完备，又没有专门负责的官司，所以各路通常都按高价收籴粮食，以至有的地方数年间都不能实行出籴，毫无救济振恤的作用。再者，在粜籴之时，官吏奸弊百出，因此必须参照《周礼》的赊贷法，增修新法，专门设置一司负责提举、察访，这并不是废除旧法、违背古制。有一位进言者说，新法不应把条约公开说明利息。本司现在考察《周官》贷给百姓的制度，明白说以国服作为利息。圣人立法，只是向天下表示诚信，按照正当的道理取息，并不是把它作为私利，这在道理上有什么嫌疑而不能明白写入条约呢？又有人说，坊郭户既然没有苗税，就不可以借贷。本司现在考察常平旧法，也把粮食粜给坊郭之人；如今如果把多余的粮食散给农民，却仍不许坊郭之人借贷，就是让常平仓积存多余粮食，而唯独使坊郭之人不能蒙受朝廷救济的恩惠。《周礼》贷给百姓的制度，并没有都邑和乡野的限制；现在的新法只是取法《周礼》中太平时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散青苗钱的条贯。如今新法刚刚施行，官吏不能体会朝廷立法的本意，不能公正地推行，有的把钱和粮食强行摊派给百姓，有的因为从中取利、容易催收，专门贷给财力强的户，有的不能及时发放和收纳，纵容公吏索取，导致百姓白白耗费钱财；有的不给民户估量财力，发放的钱粮过多，造成难以催收；有的不能防范、查察，令游荡之人冒充一保之人申请官物，造成难以催收；有的拖延不及时催收。这些本是州县官吏懈怠、借机作奸，不能归咎于法律。请下令各路安抚、转运、提防、刑狱、提举官经常认真察访，依条施行；命令主管官员据案取证并加以防察，重新严加黜罚。安抚、转运、提防、刑狱、提举官如果失于举发察觉，以致朝廷访察而查得属实，也应酌情处罚，依次按朝廷法典施行。皇帝听从了。

译臣近来因为河北路派遣官员设置机构，在春夏两季发放青苗钱，公开收取三分利息，损伤国体，上下都知道这样不便。但制置条例司由大臣主持，人人心中非议，却不敢公开说出来。臣蒙受先帝三朝顾念，又职任安抚，实在不忍随声附和、默默不言，于是详细陈述其中利害始末，请求广泛访察，只希望陛下豁然醒悟，赶快改正，使天下欢欣歌舞，不让圣明成为盛德的累赘。老臣献上忠心，难道还有别的用意吗？如今制置司把臣所说的都认为不当，将臣的奏章逐条驳斥。臣请求再下敕令给各路以及直指挥进奏院，把中书省晓谕的札子颁行天下。臣详细看制置司驳斥的事项，删去了臣原奏中重要紧切的话，只举出大概，专门使用片面言辞、曲意措辞来阻挠刁难；又引用《周礼》以国服为利息的说法，替其荒谬妄说作文饰，上欺骗圣上的听闻，下愚弄天下百姓，将使人不敢再说它不对。臣悲痛愤懑至极，必须再次逐条辨明，希望陛下亲自阅览，然后交付中书、枢密院审看，送御史台召集百官定议。如果臣所说不当，甘愿接受流放和诛杀；如果制置司处置失当，天下必受其弊，就请依照臣前次奏章，全部罢去各路提举官，只委托提防刑狱司，依照常平旧法施行，以安慰众人的心。制置司有一条说：《周礼·泉府》的官员，对于向官府借贷的百姓，收取利息最高达到二十取五，国家的财用就从这里取得。如今常平新法按照《周礼》贷给百姓收取利息，已经规定了分数，并不算多；遇到物价极贵时，也不得超过三分，比《周礼》所收的还少。臣认为，《周公》制定太平之法，必然没有剥削百姓、收取利益的道理。只是汉代儒者距离圣人久远，解释或有不同。考察《周礼·泉府》：泉府掌管把市税收来的布帛，用来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和滞积而妨碍民用的货物；按照价格买入，登记物品并写明价格，以等待有急需时来买的人，各按其本价出售。臣认为，周代制度是百姓有货物在市场上无人购买，或货物积滞而妨碍民用时，官府便按时价买入，登记物价以告示百姓；如果有人急需，就按官府原先买入的价格给他，这就是所谓王道。经文又说：凡是赊欠，祭祀不得超过十日，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郑众解释说：赊，就是赊买；因为祭祀、丧事的缘故，向官府赊买物品。贾公彦疏解说：赊贷给百姓，不收取利息。经文又说：凡百姓借贷，要和主管官员辨明，以国服作为利息。郑众解释说：所谓借贷，是指从官府借取本钱，所以有利息；使百姓不以所借之物获利，而以所借国家出产的物品作为利息。假如本国出产丝絮，就用丝絮偿还；本国出产絺葛，就用絺葛偿还。臣所说周代制度中有从官府借取本钱的情况，也不是为了向百姓求取利润，只是让他们把所借的钱转换成应缴纳的国服，用它作为利息，这就是所谓王道。但郑康成解释说：以在国事上承担的赋税作为利息。若从官府取得园圃、场圃的田地，借贷一万泉钱，那么约定缴纳五百的利息。臣认为，《周礼》中园圃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的赋税是二十税五。漆林是自然生长的，并非人力耕作，所以税重。康成于是依照这个制度，说从官府借钱，如果取得园圃之地、借一万钱，就缴纳五百利息。贾公彦因此疏解说，近郊十一税一的，一万钱约定缴息一千；远郊二十税三的，一万钱约定缴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一万钱约定缴息二千。臣认为，照这样说，就应该按漆林的征收标准，借一万钱缴息二千五百。然而当时未必真是这样。如今发放青苗钱，春季借一万钱，半年内就令其缴纳利息二千；秋季再发放一万钱，到年终又令其缴纳利息二千。这就是说，借一万钱的人，不论土地远近，每年都要缴息四千。周礼规定最远的地方缴息二千，如今青苗钱收取的利息还超过周礼一倍。那么制置司所说的“比周礼取息也不算多”，也是欺骗圣上的听闻，而且以为天下人都不能辨别。况且古今制度不同，贵在适合当时。周礼所记载的制度，有些不能施行于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如果说泉府这一职掌今天可以施行，那么前面所说的由官府购买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和民间积滞的货物，等百姓急需时按原买价卖给他们；百姓遇到祭祀、丧事，就从官府借取物品，限定十日、三个月归还官府而不取利息——制置司为什么不把这些周公太平时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全都申明而施行呢？难道可以只提出注疏中贷钱取息这一件事，来诋毁天下人的公论吗？郑康成又注说：王莽时期，百姓借贷来经营产业，只计算盈利，所收利息不超过每年盈利的十分之一。贾公彦疏解说：王莽时期虽然计算本金多少来确定数额，但到催收赋税时，只根据盈利多少来收取。假如借一万金每年获利一万泉，就催收一千；获利五千，就催收五百；其余也都根据盈利，按十分之一催收。臣认为，王莽时期官府贷出一万钱，年终获利一万钱，只令缴纳一千；如果获利更少，缴纳的利息就更少。与今天青苗钱收取利息相比，反而宽松少取。王莽以后，从两汉直到唐代，再没有听说有借钱收利息的制度。如今制置司面对像尧舜一样的君主，不以上古二帝三王的道来辅佐圣政，反而借钱取利比王莽时期还重。这是天下人不得不指责为错误的地方，也是老臣不能不辨明的。何况今天天下田税已经很重，本来就不是周礼什一税的制度；此外每亩还另有农具钱、牛皮钱、盐钱、曲鞋钱之类，总共十多个名目，称为杂钱。每逢夏秋征收时，官府又把绸绢、斛斗折合估价，令百姓用这些杂钱折纳；每年还把官盐散给百姓，称为蚕盐，折纳绢帛；官吏又有预买、和买绸绢。像这类加派不能全部列举，都是周礼田税什一之外的加征之物，取利已经很厚，损害农民已经很深。怎么还要引用周礼以国服为利息的说法，说发放青苗钱收利息是周公太平时代已经实行的制度？这就是诬蔑圣典、蒙蔽圣明。老臣不得不为此长叹而痛哭。

译制置司有一条说，提举官约束州县，收纳钱财不得超过三分、二分；这是因为担心收纳时斛斗价格加倍，州县酌量减少钱数并不多。如果物价低平，也有应当收纳本色粮食而不收利息的情况。臣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小麦最不适宜长期储存，自来常平仓不收籴小麦，是怕积存后损坏。今年雨雪应时，麦价必定低贱，提举官一定不肯让百姓缴纳本色小麦，因为收下本色小麦后就无法变卖转运；如果交给转运司兑换价钱，各处军粮中支用小麦的极少，必然难以兑换。既然难以兑换，就会占压本金，下次便没有钱发放给民户。臣由此知道，制置司和提举官本来就没有让百姓缴纳斛斗粮食的意思，所以才另开出允许缴纳现钱这一条门路。将来他们只会说百姓愿意缴纳钱和利息，不容许缴纳本色粮食；这样百姓就只能卖掉麦子缴钱，难道不是祸害百姓吗？只希望陛下早日明白臣所说的道理。制置司有一条说：“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有产业的户，也有缺乏资财的时候，向人举债，难道就是兼并之家吗？”臣认为，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城郭中有产业的户，并不是臣个人才知道，他们向来就是兼并之家，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如今制置司说他们不是兼并之家，只是想多向他们发放青苗钱，从而获得更多利息。青苗钱的诏令本来是务求救济困乏，却把钱贷给这等户，天下人就会明白朝廷专门以取利为目的，实在有伤国体。制置司如果说周官有贷给百姓的制度，按照正道取利，在道理上没有嫌疑，那么如今兼并之家通常开设质库、设置课场；如果担心他们收取百姓加倍利息、伤害贫弱小民，各地都可以由官府自行开设，以抑制兼并。然而自前世以来，只因厌恶这样做太接近衰败削弱，不忍实行。如今青苗钱这件事，难道不也接近这种做法吗？制置司又说：“每保必须有一名上三等户。”这是说用来检察防范游荡之人；其中强行抑配的形势，不用臣说也已经很明白了。又说：“如果说上三等户一定不肯请领，等到差遣他们充任甲头，那自然就是强行勒索、违法。”这又完全没有察知事情的形势和人情，其中有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况且青苗法在朝廷内部有大臣竭力主持，事情势在必行；在外又有专门差遣的官员，只把发放钱数多作为职责。办理此事的州县官吏，往往把强行抑配改说成百姓自愿，这是因为形势使他们不能不害怕，而人情又使百姓不能不服从。监司官员对于事情的形势和人情，难道又和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吗？宫禁深远，陛下哪里能全都知道？只希望陛下早日明察。制置司有一条说：先王的政治，没有不以食货为开端的；设置官员，大多是为了农事。近世以来，农民仍然困苦，朝廷遇到非正常的用度，有时免不了向上等户强行借取钱物，百姓典当、卖掉田产产业，以供给暴虐的命令。如今设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任农田水利差役使者，正是为了这些事情，本来不是要让他们剥削百姓来供皇帝的私费，怎么能说他们是兴利之臣，以致引起远近疑虑呢？臣详细看制置司明白提出贷钱取利的制度，说按正道取利在道理上没有嫌疑，那么这不是兴利又是什么？至于东南所差遣的均输官，也都是兴利之臣。况且西川四路乡村百姓多有大姓，一姓所拥有的客户，动辄就是三五百家，他们向来靠衣食借贷生活。如今如果派遣官员设置机构，再把青苗钱贷给他们，那么客户在主户那里本来就不能不借贷，又必须再承担一重官府利息；其他百姓本来就不愿请领青苗钱。又如广南路土地广阔、人烟稀少，水乡的风俗是粗略足以维持生计，如今也设置官司贷钱取利，所以对远方百姓尤其不便，怎么能不说会引起远近疑虑呢？国家疆域极其广阔，一方发生水旱灾害，是时常难免的；然而国家从未不借给粮食和种子，竭力实行救荒政策，以救济百姓，所以饥馑之人能够复苏，流亡的劳役百姓能够重新安定。自祖宗以来，可以说仁政已经充分施行了，却从未向上等户强行借取钱物。只有英宗以及陛下即位初年，天下各处都有优厚赏赐，朝廷从京师调拨补应尚未及时，所以曾有两三路的州军向坊郭富民筹借，但也立即运还。如今制置司却把这件事指为暴虐的命令，颁布到天下，这是只知道主张青苗法，而不顾毁谤非议严重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惊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制置司有一条说：“常平旧法也把粮食粜给坊郭之人。《周礼》贷给百姓没有都邑、乡野的限制，如今新法只是取法《周礼》中太平时代已经实行的制度，并不是专门采用陕西青苗钱的条贯。”臣详细考察，制置司这种说法尤其不真实。自来常平仓遇到年成不好、物价稍高、应当降低原价出籴的时候，乡村就下达到各县，取得各乡近于下等户的姓名，印发关子，令他们持关子到仓中，每户买三石或两石；坊郭则每天卖给浮居户，每人五斗或一斗。因此百姓得到实惠，对救济饥荒十分有帮助；臣从未见过坊郭中有财力的户来常平仓零散购买斛斗粮食。这显然是制置司借青苗之名，想多借钱给坊郭有产业的人，以图取得更多利息，又假称这是《周礼》太平时代已经实行的制度，说没有都邑乡野的限制，来文饰自己的曲说。只希望陛下深思其荒谬。臣近来以内藏库的绢二十万匹作为河北常平的本钱，转运常平仓司于是向制置司申报，招募愿意请领的人依照青苗钱法办理。制置司发札子依照申报施行，坊郭户愿意的也听其请领。真定府请求绢三万匹，还没有来得及运取，常平仓司便派殿侍康承丙到所属县催促。真定府认为这是张扬声势、骚扰地方，告诫康承丙不要下达给县里的文牒。常平仓司追回了文牒，臣据此察看。于是臣记录上奏，希望朝廷看到它造成的祸害有多深。后来依据中书札子，康承丙原是皮公弼等请求充任差使、办理事务的人，并且屡次命令提防刑狱司察访所散发的青苗钱，不得强令或抑配；一有这种情况就立即禁止，详细列出主管官员姓名，写成奏札告知臣。臣查核得知，转运司先前把绢配卖给坊郭户，每匹估价一千五百三十文，按一千六百文计算，限半年缴纳钱。下等户还有卖掉家产才能补足缴纳的。如今提举官以绢二十万匹为本，每匹上等绢按一千三百五十文计算，每千文取利二分，每匹已经是一千六百一十文；下等绢按一千三百文计算，加上利息也是一千五百六十文，并且随税一并缴纳。这样在一百多天内就要缴足，和转运司的卖价相差不远，对农民难道不是祸害吗？

译又派遣使臣督促逼迫发放，县邑小官只求免除过错，便把强行摊派说成自愿，怎么能够辨明呢？制置司虽然由大臣主持，但终究是作出决定的机构。如今直接下令允许把绢依照青苗法散给乡村户，坊郭户愿意请领的也听其请领，那么这就是一个向来没有经过正式决定的机构。事情不关白中书、枢密院，也不奉圣旨，竟然可以直接施行；这样一来，中书省之外又有一个中书省了。中书省办理事情也必须进呈，或等待皇帝批准，从来没有直接处分的；只希望陛下察知他们的专擅。这样看来，在外守职的臣僚，谁敢不服从？愿陛下早日明察，使事情归于政府处理，这样对国体才便利。熙宁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判相州。此前韩琦上奏说到康承丙的命令，王安石认为朝廷差遣康承丙往来办理真定府事务，不应擅自阻止他。知府吴中复应当查勘。曾公亮等说：皮公弼不应派遣指使干预百姓事务，应当查勘。如今却查勘吴中复，难道不是颠倒了吗？王安石想发札子告知皮公弼、吴中复。曾公亮等说：这是韩琦奏请治提举官之罪，为什么反而发札子给吴中复？王安石说：应当发札子让韩琦知道。曾公亮等认为不可以。陈次升说：君主应当像天地一样，哪里应当拘泥地同人争辩是非？王安石说：“起初中书省认为皮公弼等人应当弹劾，甚至牵连到陛下；后来明白皮公弼无罪，才说：‘君主不应当辨明是非，辨明是非只能施用于皮公弼，却不能施用于韩琦，那又怎么能成为天地？’皇帝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话，发札子送给韩琦，所以韩琦又有了这篇奏章。” 韩琦向宋神宗论述条例司统一申明青苗法的事情。孙觉 臣私下看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把统一申明的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使他们知道法令的本意。其中凡是论述收取、发放、出入钱粮的弊端，区分城郭和田野百姓，担忧将来陷入祸患，其利害关系十分明显、人人都能知道的，臣都暂且置而不论。至于援引经义来附会先王的典章，想从细微处防止祸患、杜绝后患，却将因此招致怨恨、招来灾祸的，臣可以为陛下极力陈述。这些条款有三项，谨慎地列在下面。一项新法说，《周礼·泉府》认为，百姓借贷，利息最高有二十取五，并说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由此取得。如今不过收取三分；仅就向百姓借贷收息而言，已经不算多。现在常平的物资不由三司掌管，与周公的制度相比，既不是为了取得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所以说公家并不从收入中获利。臣认为，周家统治天下，纲纪严密，法律制度极其周详，大事小事、详略轻重都有条理，事情的本末先后都有次序。所治理的大事不拘泥于细节，应当后做的事不放在根本之前，所以它的制度从治理土地开始，效果达到天下没有一个人被冤屈。这种积累，是从文王、武王、周公三位圣人开始的；向上取法尧、舜以及夏、商遗留下来的制度，反复损益、补缀完善，到了周代才完备。唉，这也真是难以成就啊！周代的法制已经如此详细完备了。百姓养生送死已经没有遗憾之后，先王又担心祭祀、丧纪以及不可预知的贫乏断绝，所以为他们建立赊贷制度，从暗中帮助他们，用来预备百姓的艰难，把周密补救的心意显示出来。按当时情况考察，四民似乎都各有职业，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懒惰游荡之民。今天官府九职中第九项却是闲民，没有固定职业，随着需要转移、承担事务；这说明周代法律虽然严密，先王仍担心有所疏漏、有人脱漏，所以又设置闲民之职，以容纳转移职业的人，也如同赊贷制度是用来救济非常情况。赊贷不能只是白白给予，必须让借贷者用国服缴纳利息，其中又寄寓着勤于谋生、节省费用的意思，用来等待那些懒惰者改过。至于“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由此取得”，大概是说泉府所掌管的事项，例如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积而妨碍民用的货物，有买入、有发给，再连同赊贷制度一并施行。如果专门从泉府取得国家财用，那么冢宰所掌的九赋之类将用来做什么呢？至于国服利息，解释者说得不明白，先郑、后郑各有一种解释。康成说：在国家政事中取得园圃、场圃的田地，借贷一万泉钱的人，一期缴息五百；这就是一年之中借钱一万而缴纳五百利息，即十分取一。又说：王莽时百姓借贷经营产业，只计算盈利所得，收取利息不超过一年盈利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王莽时虽然按借贷数额确定标准，但到征收催缴时，只根据盈利多少；假如借贷十万，年获利一万，收一千；获利五千，收五百，这就是只计算盈利所得，收息不超过年利的十分之一。康成虽然引用载师所说园圃、场圃的制度作比较，最后却以王莽时的制度为依据；他的意思大概是周代制度也应当如此，不应当周公收取利息反而比王莽时更重。王莽贪暴混乱、最终败亡的制度，尚且不至于按本金计算利息。怎么能说这是《周礼》太平时代的制度，而收取的利息却厚重到这种程度呢？何况载师所掌的赋税，从园圃、场圃二十税一，到漆林二十税五，共有五等；漆林的税最重，是因为末业妨碍农业，所以用重税抑制它，使人归向根本的农业。如今因为农民贫乏断绝，想要补助耕作、帮助缴纳赋税，却要按二十取五来收息，以此同漆林的税相比，那么农业和末业就没有区别了，这与《周礼》的本意相差太远。何况《周官》记载治理制度十分详细，如果一定要全部施行，也应当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比如赊贷制度，刘歆在新朝已经施行过，却没有成功。王莽灭亡虽然不专门是因为此事，但这也是导致灭亡的一条道路。因此臣认为，圣明时代讲求治理，应当讲求先王那些章明显著、已经试行而有效的制度，推行它们；不应当拿令人疑惑的文字和空虚的说法，苟且用来谋求治理。

译一项新法说，实行它是为了救济贫乏断绝、抑制兼并，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人所忧虑的事情。然而臣认为，做这件事有施行的次序，效果不可能立即显现。如果扰乱纲纪，颠倒先后，只把救济贫乏、抑制兼并作为目的，那么治理一定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长久。为什么这样说？西汉时所忧虑的是诸侯土地过大、超过制度限制，无不以皇帝的制度自居，自行像天子一样行事，擅自给人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屋车；到叛逆的苗头萌发，便从内部窥伺京师。这种形势，不只是兼并者放纵，也不只是贫弱者贫乏断绝。然而贾谊处理此事，不过是想多建立诸侯国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晁错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却削削诸侯的土地，导致七国之乱，汉室几乎灭亡。后来主父偃终于采用贾谊的主张，推行推恩令，分封诸侯的子弟和国邑，于是诸侯逐渐削弱，京师因此尊崇。所谓安危的关键，难道不在谋划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却因为青苗这件小事，招致天下人的议论，使老臣被疏远而意见不得听取，辅臣拖延而不肯就职，门下省执奏而不肯施行，谏官请求治罪并要求离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好事也难以保证施行，何况又是像前面所说的那些疑文空说呢？臣听说，夏代的贡法，其传承从尧舜以来，可以说是很好的。到了周代不能施行，就改变为助法。所以古书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至于文王、武王、周公，难道是故意抛弃、毁坏前代的制度吗？只是时代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人的情况有不能强求的地方，不得不舍弃先圣的制度而顺从近世，抛弃古法而顺应人情。舜的时代尚且有苗族不服从，禹还要出兵征讨，形势就像翻倒泰山压碎鸡蛋一样。益进言一句，便使军队回还而修养德政。以舜、禹这样的圣人，仍不能没有错误的举动。他们之所以使后世难以企及，是因为能够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众人，只求合乎正确的道理。如今赊贷制度，在周代实行，不过如同贡法那样本来很好。议论者纷纷发言，又不只是益的一句话。然而有人牢牢关闭、坚决拒绝，反而替它作辩解，必定要坚持本不必坚持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臣深切忧虑奸邪之臣乘着人情汹汹，争着上奏章、递奏疏，动摇朝廷。对外以钩直取名，实际上在暗中结党联络；小则希望取得权位、窃取贵势，大则怀有不可测的奸谋。朝廷建立法令、兴办事务，不同大臣和正直之士商议，却一心排斥他们的意见、贬斥他们的忠言，就会使奸邪小人得以施展心志，日夜增饰造作，侥幸等待局势发生变故。这样流传到四面八方，惊骇震动天下，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一项新制说，周礼中所说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是从泉府官的赊贷利息中取得的。如今常平的物资不由三司掌管，专门用来救济百姓的贫乏断绝；与周公的制度相比，既不是为了取得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所以说“公家并不从收入中获利”。臣认为，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叹息说：“这样下去一定会制作玉杯。”后来果然因为奢侈而亡国。孔子说：“制作草扎的殉葬人是善，制作陶俑的人是不仁。”因为陶俑近似真人，后世便有用真人殉葬的事。仁圣之人防微虑远，思虑真是深远啊！如今把泉府这种含义不明的制度，施行于皇上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时代，虽说只取二分利息，是要广泛发放、分散利益，补助耕作和缴纳赋税的贫乏。然而臣私下深深担忧，使者不一定都是合适的人，州县不能深知朝廷深微的本意，便借机作奸、聚敛钱财、希求功绩，那么单弱的百姓就可能受到它的祸害。宫禁深处、相隔万里，怎么能察知这些情况呢？如今朝廷清明，法令完备，而负责漕运的臣僚迫于财赋不足，州县官吏害怕监司责骂，尚且公然进行搜刮，制造出百种千名的名目。朝廷明明有收取利息的条文，庸俗官吏不能通晓经义，那么臣又深深怀有箕子的私忧和孔子的远虑。凭陛下天生的睿智明察，以仁慈宽恕推行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而创行新法，臣恐怕万世以后会失去它的本来面目，出现剥取百姓皮肉、敲取骨髓来满足皇上要求的人。那样就会像制作玉杯而导致亡国、使用陶俑而发展到真人殉死一样，难道可以不深深防范事态的渐变吗？以上臣所逐条陈述的三件事，并不是只想同提出建议的大臣争论胜负、逞口舌之强。只是对内竭尽臣微薄的愚忠，对外采纳众人的正当议论，不敢用虚浮的言辞和滥泛的说法来使圣听疑惑、误判。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疑虑，立即罢除这项制度，不要使天下人怀疑朝廷是为了取利；不要使小人得意、君子的正道消退；再从容讲求治理之法，使世道达到太平。这样不只是臣的极大幸运，实在也是四海百姓的极大幸运。熙宁三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财赋类 新法五 李常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 臣听说《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君位？靠仁。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用，使言辞合乎正道，禁止百姓做非分之事，这叫义。”自从伏羲以来，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以仁德守住君位、以财用聚集人民、以义理治理财用的。知道不靠仁不能守住君位，那么凡是设置法度、发布号令，如果不仁就不能施行。知道不靠财不能聚集人民，那么家户众多、鳏寡贫穷，连食物都不足，就无法使他们安定。知道不靠义不能治理财用，那么租赋收入、收取和发放的方法失当，就不能施行。从设置网罟、制作耒耜，到划分井田、牧地，按十分之一征税，这些制度必定以仁为根本，养育百姓必定以丰足财用为基础，治理财用必定以义为原则；上下彼此充足，治道就成功了。所以孟子说：“治理国家，一定要说任用仁人贤者，遵守礼义，然后才有政事；有了政事，财用就会充足。”既然如此，政事不与仁人贤者共同谋划，不完全依据义理，就不能施行。治理财用却不遵循仁和义，那么上面会匮乏，下面会困穷。所以古人说：“君王治理天下，是要引导利益并把它布施到上下各方。”后世圣人不再出现，仁德恩泽逐渐衰微，暴君污吏只知道使上面丰厚、使下面刻薄，剥削百姓来放纵欲望；赋税征敛已经很重，徭役已经到了极限，却不思考公家用财的范围日益扩大，应当自我节制、减少开支，反而巧立名目搜刮，以满足自己的心意。所以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无不讥刺沉重的赋税、惩戒过度的征取，主张爱护百姓；它们不担心不能增加君上的财用，却担心刻薄百姓。因此说：“百姓富足，君主谁会不足呢？”又说：“财富散给百姓，百姓就聚集；财富聚在君主手中，百姓就离散。”后来冉求把赋税增加到往日的两倍，孔子便想击鼓讨伐他，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从前夏桀极力耗尽众人的力量，极力割取夏邑的财富，后世谈到暴虐搜刮，必定考察他，说“大桀小桀”。商纣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财物，使巨桥的粮食堆满。周厉王任用荣夷公，独占天下的利益。秦朝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耗尽天下资财来供奉其政权。此后从汉桓帝、汉灵帝直到隋、唐，那些恶政弊法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吗？这些都是法度号令不以仁为根本，租赋税收不以义为准则，又不能分散利益、保全百姓，因而导致灭亡、败乱的明显结果。臣实在非常愚昧，只能粗略分辨义理；我只知道使风俗富厚、厚待百姓、救恤鳏寡、帮助贫乏断绝，是先王的道路；不知道欺骗百姓、蒙蔽世人、实行刻剥百姓、困苦民生的事情，竟能成为太平之世的道路。臣又愚昧昏昧、不够敏锐，不敢把不合义理的事情当面揭穿，起初实在没有料到王安石以文学闻名天下，实行义理而得到皇帝信任，却不以仁为根本发布号令，不考察义理来治理财赋，反而辅佐陛下实行这种使百姓受害、招致怨恨的办法。诏命开始颁布时，臣还认为他确实有意怜悯百姓、考察古制来立法。等到他的党羽和搜刮刻剥的小人公开宣扬取利的分数，臣才明白他只是略微假借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志向在于聚敛。臣起初担忧朝廷的好恶，便直言议论此法必定不可施行。后来大小官员惊疑，远近议论沸腾，弊端天天显现，人人都能指出它的不对。那时曾公亮、陈升之、赵抃都位居百官之首，亲身辅佐大政，首先主持这项议论；曾公亮没有坚持自己的操守，台谏官有的因职事阻隔而不能进言，有的暗中窃取符契、表示附和，而四海万里，百姓受到的祸害没有地方申诉。陛下不认为臣无能，把臣置于谏诤的行列，不知是想让我随声附和、闭口不言，姑且充数居位吗？还是想让我竭尽忠诚、用尽思虑，挽救和纠正朝廷的缺失呢？臣对于安石虽有旧交之谊，但如果怀有私情而不说话，谁肯替朝廷进言呢？如今安石不思考诗人讥刺搜刮、因此招致怨恨的道理，不思考《易》象所说增益下民、因此人民喜悦的道理，也不思考以强恕改过、舍弃自己而听从众人正言的君子之道，反而天天同他的党徒吕惠卿等暗中筹划、窃取计谋，想文饰自己的过错，打算靠口舌争胜。难道公共议论还会再以社稷安危为忧虑吗？臣切实听说，他们把坚持正论的人说成同流俗，把忧虑国家的人说成震惊君师，把百姓的愁叹说成出自兼并之家之言，把卿士共同的议论说成源于怨恨嫉妒之口；又妄自援引经文来附会自己的说法，说周人国家政事所需的财用，是从利息钱中取得的，却不知道泉府实际上是接受市人所缴的五布。臣考察《周官》，周代用来补助国用的办法有九赋，用来征收财货；有九贡，用来取得诸侯国的财用；又用九式来均衡、节制开支。太府用关市之赋供给君王的膳食服用，用邦中之赋供给宾客，用四郊之赋供给稍秣，用家削之赋供给匪颁，用邦甸之赋供给工事，用邦县之赋供给币帛，用邦都之赋供给祭祀，用山泽之赋供给丧事，用币余之赋供给赏赐，却没有说用贷给百姓的利息来供给国家财用。如今说周代国家政事所需财用取自利息钱，已经是欺罔了。对上是迷惑陛下的聪明，对下是欺骗天下人的耳目，并且给后世留下笑柄，实在令人痛心、叹息。臣又看《周礼》之所以一定要贷给百姓，大概是先王推行至仁、爱惜万物、曲折周全的深厚用意；之所以让借贷者缴息，是不让他们侥幸得到财物后懒于劳作。周人划分井田、牧地，六乡以五家为比，设比长；五比为闾，设闾胥；四闾为族，设族师；五族为党，设党正；五党为州，设州长；五州为乡，设乡大夫。六遂也是这样。大小相互统属，上下相互察看，使彼此互相保全、爱护，互相安葬、埋葬。

译每个男子、女子分得田地一百亩，鳏寡孤独的人又有固定的粮食供给；再按十分之一征税，应该没有一个人会不足。只有死亡、丧事、疾病、冠礼、婚礼之类，是他们不幸而无法得到救济的事情，偶尔会有贫穷而不能周转费用的人。于是命令泉府官员掌管这些事务：祭祀、丧事可以赊借，耕田的人可以借贷。那时，百姓每天都受到君上的仁德，完全知道君上对百姓贫富有无的关怀；下民像孩子依靠父亲一样，上面像父亲养育孩子一样。在乡、遂、闾、井之间，贫乏而需要借贷的人，一年也没有几个。唉，先王对待百姓，周转曲折、周密体恤的心意，可以说已经尽到了。这就是所谓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婴儿，所谓没有一个男子得不到安置。因此孟子能够完整地说明太平政治时代的事情，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供给不足。”又称引夏代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帮助？”由此可知，补助救济的仁政并不只是周代才有。如今却不是这样：田地没有多少的限制，百姓没有贫富的固定标准，官吏不了解自己的百姓，百姓不信任他们的上级。租税收入如果不行贿就不能缴纳，催征赋税如果不施加鞭笞就不能办成。税收重重加派，百姓害怕公家，像鸟兽躲避罗网一样。▯政令不统一，官吏残害百姓，就像张网捕猎鸟兽一样。百姓离散居住，既没有比闾、族党这样的邻里组织相互编伍，也没有胥长、师正这样的基层官长相互统属。他们又愚昧顽钝，不能作长远打算；贫穷下层的无赖之人，习惯成为逃亡者，知道只要千百人为群、十五人为保，拿着一纸借券就能空手得到钱，因此不愿借贷的人也很少。等到他们拿出贿赂，带着粮食去市场进行防▯易，除去随意挥霍的部分，真正能把钱拿到家里并用于田间劳作的，也没有几个。到了偿还时，百亩田地的收入，除二税和徭役之外，还有支移、折变、配买、和市、贷粮、麦本。如今又要缴纳青苗钱的本金和利息。到期不足，就卖掉衣食所需的财物；还不足，就卖牛和农具；再不足，就卖田地；还不足，就卖妻子儿女。有的逃离乡里，有的成群起而成为盗贼。这就是臣前些日子所上札子所说的：即使一概向百姓取财，也不免使他们容易得到钱，肆意妄费，不计较日后缴纳官府的困难，而在临时催逼时陷入窘迫。如今即使只取愿意借贷者，尚且如此，何况迎合小人和害怕获罪的官吏把事情办错方向呢？这种祸患，比前者还要大百十倍，也不同于向兼并之家借贷所造成的祸患。凡是百姓向兼并之家借贷的，大都是邻里近村的人。他们前来借贷，确实都是因为贫困饥饿、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能够勉强度过早晚，备办农事，就不会前去借贷。放贷的家庭，也都是平日确实贫乏困绝而且一向讲信用的人，确实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资助耕作收获。如果是想要满足口腹奢侈、从事饮博取利、做犯法之事，就不会借给他。由此看来，每年向人借贷的，也没有多少。然而青苗法恰恰只会误害那些挥霍妄为、没有长远考虑的穷民。如今法令宣称取息有利，实际上正是用来困害他们的。过去子产曾乘坐公车，在溱水、洧水之上接济过路人，孟子说：“有恩惠却不懂得治理政事，因为他只知道逐一讨好每个人。”如今制定法令，竟免不了逐一使人受害，难道可以吗？何况主持此意又在于积聚财物呢？如今党护、蒙蔽掊克之小人，公开鼓吹取息获利的言论纷乱不已，却想让天下官吏不去迎合上意、不强迫百姓，臣不相信。王广渊，过去条例司称他是公正、能干、明敏的人。前些日子他奉命试行义仓法，竟拦截齐州运税的百姓，让他们先到义仓，然后再纳税。于是便妄称百姓认为此法便利。臣担心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有的为了迎合上意，搁置二税，反而催逼青苗钱，最后用鞭笞来督促租赋。▯▯之众，怎么承受得了呢？臣担心不必再贷一两次，天下就会崩溃。古人说：“个人专门谋取利益，尚且称为盗贼；君王这样做，更是少有不成为盗贼的。”孔子说：“按照利益行事，就会招来许多怨恨。”《诗经》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能自行确立法度。”又说：“百姓贪于作乱，宁愿受荼毒。”如今税役苛重，百姓贫困空乏；即使官仓有尚未充实的忧虑，公帑有不足的担心，也不思节省用度、爱护百姓，重视农业、抑制工商末业，却想以欺诈诬罔来谋取利益，就像割伤肌肤肢体来防止口腹饥饿一样，其不可行是很明显的。过去魏文侯的租赋比平常增加一倍，有人来道贺，魏文侯说：“如今户数没有增加，租赋却每年翻倍，这就像反穿皮衣、背柴薪的人，只知道爱惜皮毛，却不知道皮都磨损了，毛也就无所依附了。”这话说得很好。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又说：“怨恨难道只在明处吗？应当预先考虑那些尚未显现的怨恨。”我面对亿兆百姓，凛然就像牵着将断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难道能不畏惧吗？如今陛下想劝励农桑、兴修水利、减省徭役、恢复常平制度，这是先王不忍伤害百姓的仁心。然而献议的大臣，却只拿这些事情来制造纷扰，蒙蔽惑乱圣听。如果真有志于朝廷和国家的人，没有不为此忧虑勤劳的。《诗经》说：“百姓也已经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得安康。惠及京畿之地，以安抚四方。”臣希望陛下下诏天下，全部停止青苗法；慎重选择转运使，并长期任用天下县令。让各路分别上报十几年间任县令而在百姓中有政绩的人，逐步替换现在无能的县令，再授予他们所谓农田水利、徭役、常平等事务，让他们各自讲求办法、付诸施行；宽缓期限，给他们以多年时间，再考核其政绩。这样四海万里，没有地方不蒙受陛下的恩德。如果臣又听说，过去鲁国想实行田赋，季孙派冉有去询问孔子。孔子说：“如果想实行这个办法，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姑且强行实行，又何必来询问呢？”臣愚昧至极，反复恳切陈说这些道理，深切希望陛下鉴察先哲之言，彻底考察如今受弊害的风俗，凭独断决策，在一朝之间废除青苗法，另行讲求治理国家的道理，给百姓留下福祉。倘若只取其聚敛钱财的意图，苟且强行实行，那么臣的话就是最迂腐、疏远、偏僻、滞塞的妄言，是在妄自讥刺时政；擅自不参加朝参，又多次违背圣旨，罪过就太大了。这样的人哪里还适合继续任职？请早日放逐臣，臣将不胜荣幸。【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左正言】吕公着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

译臣屡次具上札子，说近来派遣提举常平广惠仓的官吏不当，各路发放青苗钱，违背最初颁下的敕令禁约，尚未停止施行。臣听说《易经》说：“以喜悦来先使百姓，百姓就忘却劳苦。”又说：“感动人心，天下就会和平。”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君主，没有不先取得人心而能成就事业的；也没有靠朝廷威势胁迫百姓、靠口舌辩说压倒众人而最终能够得到人心的。陛下凭聪明睿智的资质，承接祖宗长期积累的基业，尚未有所作为时，四方已经自然欣喜拥戴。到如今所施行的措施，事情本身竟浅薄末小到这种地步，然而民情却汹涌到如此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没有。陛下本应审慎察看，主持议论的大臣却认为这是流俗的浮议，不值得顾虑。臣深切认为，人心最为危险难测，是圣人所畏惧、最难安定而容易动摇的，今天尤其严重。如果不幸有奸邪叛乱的阴谋窥伺间隙，那么对陛下的威势和德望必然有所削弱，而且不可挽回。况且如今所谓豪杰俊才、多才之士，遍布显要职位，都是陛下与执政大臣平日共同精心选拔的；可是他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项举措错误。难道平日所谓贤人，如今竟全都变成不肖之人了吗？由此看来，也不能一概说这是流俗的浮议。即使朝廷的处置已经尽善尽美，也应反复思考、唯恐有所遗漏，设法使人心归附顺从。何况今天纷纷扰扰的局面，实在是朝廷自己造成的。比如转运使、提点刑狱官，都是陛下选拔的，委任他们掌管一路政务，难道一路的政务都可以依靠他们办理，唯独这几件事却不值得信任吗？即使认为这些人不可任用，也应立即罢免其职，另选能臣。如果认为他们可以任用，就不应另设提举官；这正是各路监司因此离心的原因。何况国家制定法律，本来是想便利百姓，然而竟使人心违背、怨恨，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是善于治理国家吗？臣仔细观察，陛下每次召见群臣、讲求政事，常想把各方面情况都考虑周全，务求公平恰当。况且如今众人所议论的事情，确实关系国家安危。如果继续下去，使民情更加扰乱，陛下必定难以强力主持；唯有及时回头改正，或许还不至于祸及百姓。况且臣之所以区区进言，也不只是舍不得这一件事，实在担心人心既已离散，陛下的志向最终也必然疑惧动摇，那么今后朝廷就难以再有所作为了。伏望陛下查考臣屡次上奏的意见，早日赐予施行。【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御史中丞】张戬上奏宋神宗论新法。臣私下认为，天下人的议论难以掩盖，最大的公正在于圣明，行动必定遵循道理，不偏向任何一方，只与正义相合。过去有人建议某事，说便利便试行；如今已经知道有害，就改正并停止它，这是顺应天下人心、成就天下事务。过去认为不对而今天认为正确，有什么可害怕改正的呢？所以说：不要主观臆断，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又说：时机适合行动就行动，时机适合停止就停止，这是《大易》随时而变的道理，贵在顺应时势。陛下有什么利益可求呢？只求合乎义而已。如今众人的意见违逆失和，天下骚动不安，而王安石还想掩饰错误，所持见解十分狭隘，听信奸邪小人，竭力排斥正当议论；这就是臣一定要据理力争的原因，即使死了也必定这样做。合乎义的事如果难以顺从，形势就没有两立的余地了。【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奏宋神宗论新法。臣近来多次上奏，请求停止预先发放的青苗利息，并裁汰提举官。这些事情日夜盼望，却还没有施行。臣切切认为：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成形时看见端倪，聪明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如今事情的是非道理已经明白易知，如果不趁此机会迅速决断，必然留下后悔。等到后悔后再改，危害已经很多了。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人心；治乱的关键，取决于事情的开端。众人之心违背离散，那么即使有言语也无人相信；天下各方和谐协同，那么所做的事一定能够成功。本来不能靠威势强力取胜，也不能靠言语争辩求胜。近来听到的情况尤其不妥。我看到制置条例司上疏驳斥大臣的奏章，举劾不奉行法令的官员，只会使中外的民情更加惊骇。这是举出一端而使公议全部受挫，因为小事而先行撼动人心。权衡轻重，还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臣切切认为，陛下其实已经明察事情的状况，彻底知道是非，在圣心中并非吝惜改变；只是执掌政事的大臣仍然固执坚持，必定导致舆情大为郁结，众议更加喧嚣。如果想强行推行，必定很难最终成功。伏望陛下奋发圣明威断，在成败尚处关键时审慎决断。与其成全一项错误而使天下万方废弃，哪如广施恩德而更新众人的志向？请从外部裁减使者带来的扰扰，赶快推行停息取利、施行仁政的办法。何况粜籴之法同时实行，储蓄的资财自然会扩大。朝廷在举措上并没有失误，议论又有什么理由沸腾呢？伏乞陛下查考臣所上奏言，早日赐予施行，则天下幸甚。【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宋神宗曾将程颢的奏疏给王安石看，并说：“程颢到中书省，我大略把方镇诋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法意的情况告诉他，不能说这是驳斥大臣的章奏。程颢却说，大臣论列事情应当有所包容；这话尤其不合道理。如果不申明法意，使中外都明白，那么就是放纵邪说欺骗百姓，使诏令的本意更加不能让天下知道。这样一来，异议又凭什么平息呢？”】孙觉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臣昨天离开贡院，就已经具奏禀报。青苗新法，中外人情都认为不便利，这件事应当由圣心早日作出决定。如果迟迟不议论更改，就要给国家制造事端了。臣出于愚拙的忠心，认为陛下上承祖宗的重任，又拥有四海的财富；即位三年，德泽还没有施及下民，却借着惠民的虚名，收取利息的实际利益，主次颠倒、施行失当，号令反复不一，使中外更加疑惑。牵强附会经义，反而形成穿凿之说，以至大臣离心，议论此事的臣子扼腕叹息。近来有人上书建言并请求离职，远处有人抗章请罪。如果这样长期不停止，内外言论协调附和为一体，那么陛下的法令将被阻隔而无法施行；若诛罚他们，就会多得无法胜数；若不诛罚，法令便会废弛，皇帝的威权也会被夺去。如今提出建议的人只想让法令一定施行，却不顾给后世留下祸患。臣曾说，陛下应当以朝廷为中心，不偏不倚，那么利弊一言就可以决定。将来各路转运使，如范纯仁一类，必定不肯奉行新法，以响应提举官的命令。各路安抚使、知州，如韩琦一类，必定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来顺从制置司的意图。各州知县，如姜潜一类，必定不肯毁弃自己一向的操守，来满足管当官的私意。

译各路之中只要有一两个人这样做，时论一定会一致称赞他们。喜欢求名的人乐于树立异议，中等资质的人又以赶不上为耻，人人互相仰慕而这样做，那么陛下的法令就会被阻隔而无法施行。臣不知道陛下将要把这样的人一个个诛杀吗？还是考察是非后依法处理呢？如果将考察是非，那么法令中有“听凭情愿”的条文；别人不情愿，我怎么敢强迫呢？这样一来，法令不能强加于人，其势必然折损而不能长久。用不能长久的法令加在百姓身上，而它不便利的事实，又会在一两年之后显现出来。臣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忌惮迅速改正，而一定要等到它自行败坏呢？法令到了自行败坏的地步，天下所受的损失难道还小吗？孟子说：“爱护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就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仁爱；以礼待人，别人却不回应，就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恭敬。”如今新法虽有善意，然而百姓既不亲近，也不回应，那么也应当反省自身罢了。古书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时预先说出，往往被认为是空话；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说也来不及了。”臣今天这片区区之心，正是属于这种情况。伏望陛下留意采纳。【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右正言、权修起居注。当时姜潜任陈留县知县才几个月，青苗息钱的命令下达后，姜潜拿出钱，把命令张贴在县门，又转贴到乡村，每处三天，没有人前来，于是撤去。】他张榜告诉属吏说：“百姓不愿意，钱就不要擅自发放。”府寺怀疑姜潜阻塞政令，命令属吏审查验证，结果全都与他说的一样。姜潜知道自己必定不能免罪，便称病离职。孙觉上奏宋神宗，请求辞免体量府界青苗钱。孙觉 臣接到中书札子，奉圣旨指挥，与府界提点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员一同，到府界各县体察衡量近来发放青苗钱的情况，查明是否确系人户自愿请领，还是追呼强迫摊派。臣听说府界百姓居住接近京城，习惯于期待皇帝的恩幸和曲法赦免，夏秋二税、贷粮之类，蠲免或缓征停征，每年通常都有，所以水旱灾伤一两分，已经有七八分被免除了。如今青苗本金虽听说大多已经发放，但百姓沿袭旧习，仍希望最终能够得到蠲免，所以刚开始请钱时还看不出危害；然而到了催促缴纳的时候，必定要用鞭笞、杖打，然后事情才能办成，这是必然的道理。府界共有十七县，开封、祥符的户口大致相等；然而开封发放的仅三千余缗，祥符却发放三千余贯。由此推断，足以看出各县若能体察朝廷的意旨，以救济贫弱为务，同时又担忧强迫摊派造成的弊端、将来催逼驱迫而难以收齐，那么发放数额就应当有所节制。至于陈留一文钱也没有发放，这又说明百姓实际上不愿与官府交往；如果不是官府劝谕召集，就没有人前来。何况大户本来并不缺乏，却白白因为官府发钱而要他们作保；下户不敢不请领，下等贫民大多贪图得到钱，却又苦于没有保人；有的虽有保人，请领的钱又不多。往来道路的费用和发放过程的扰扰，十成中已经耗费了两三成；而下户所有的田地不能达到百亩，收入能有多少？在租赋之外再缴纳青苗钱，有时甚至要缴几石，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如果官府允许用钱缴纳，又用期限逼迫百姓，那么麦价就会大幅降低；百姓又只得低价出售麦子，以所得价钱偿还官府。这样一来，下等人户一年的收成，竟不足以抵偿他们所欠的债务。何况府界历年借贷粮食的旧欠已有四十余万石，而去年秋天催收的才达到七十余石；麦租等钱共有一万二千余贯，去年秋天才缴纳六百余贯。由此可见，府界百姓已经习惯于接受恩贷，官府发放时非常容易，而征收时却很困难。如今圣上颁下的指挥，却命令臣体察人户是否情愿请求领取；若有追逼呼叫、强行摊派的情况，那么臣先前所引用的开封三县的情形就可以看到了。何况臣前后所上奏论列的，都说法令不够严密，所请求派遣的使者又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屡次引用“作俑”的说法，以说明将来的祸害。如今圣上的指挥却又让臣遍行各县，并且要臣同提防、提举等官员联署上奏；谏官负有充当耳目、了解情况的职责，凡是听到和看到的都可以陈述，圣上又一定要按照事实追究罪状，这正是所谓会受到牵连的官员。臣听说古代设置官员，有负责进言的，有负责执行的，所以进言的人不责求他一定能够实行，执行的人也不责求他能够进言。臣在谏省充数任职，是以进言为职责的，又怎么能够把其中一两件事亲自实行呢？臣恭敬地希望圣上体察臣微薄而诚恳的心意。如果臣所说的是正确的，就希望陛下采纳并实行它；如果臣所说不对，本来就逃不过诛责谴罚。关于体察衡量青苗法的指挥，望赐令停止。谨具状辞免此事，奏闻陛下。【熙宁三年三月上。起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都认为开封府界发放常平钱，确实有强迫摊派，宋神宗想派李常、吕惠卿出去查办此事，曾公亮等认为不可，于是作罢。不久，朝廷士大夫中说有强迫摊派的占十分之八九，宋神宗又想派孙觉、陈升之去，曾公亮等仍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并说：“孙觉不肯去。”王安石说：“孙觉虽然心怀奸意，但见识事情迟缓；如果没有人劝说开导他，就应当肯去。”宋神宗说：“孙觉近在这里，我现在召来问他。”曾公亮等奏事退出到中书省，宋神宗批示说“刚才已经当面告诉孙觉”，孙觉非常高兴地接受命令，于是诏令孙觉与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共同体察有无强迫摊派，奏报朝廷。不久张戬等人说不应派孙觉，孙觉也上疏辞行，宋神宗批示：“孙觉上殿时说岂敢不敬奉诏命，当天就整治行装；现在却反复如此，交给中书省审问弹劾。”后来王安石独自进对说：“只应责罚降职，不必审问。”起初想削去孙觉修起居注的职务，令他回馆供职，王安石说不如给他一个小州或军，于是有了广德的任命。】吕公着上奏宋神宗，论述不应轻易丧失人心。

译臣私下思考，祖宗承接五代的动乱而拥有天下，其中法度草创，本来也未能完全赶上古代。至于以简约对待下属、以宽厚统御众人、好生的德行广泛深入民心，即使汉、唐盛世也没有超过它的。因此国家建立百年，民心欣然拥戴；即使遇到灾荒饥年，百姓流离乃至死亡，也没有背叛之心，实在是因为仁恩厚德足以深深凝结人心。只是时日已经长久，事情有时会产生弊端，这就是陛下临朝奋发、想要惩治革新的原因。然而施行安排没有得到正确方法，才实行一两件，末节小事就已经很大程度违拗众心，因此内外离心离德，人人危惧。臣切以为，祖宗以来所以深得人心，是经过艰难积累形成的，本来不是一日之功；如今怎么可以因为一两件末节小事而轻易丧失人心？人心一旦动摇，就不容易重新收回；后来即使有善政，也难以施行。何况正处于上下危疑之际，人心难以安定而容易动摇，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伏望陛下仰思祖宗先烈，俯察世情，凡有所施行，都务求仁厚，不要流于刻薄而招来众怨；这样人心喜悦，天意也会顺从。【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御史中丞】吕公着上奏宋神宗论新法，请求出任外职。臣近来两次亲手上奏，因为前后论说政事未能得到朝廷施行，又因多病早衰，请求补任外郡，或者主管南京留司御史台。一次接到中书札子，奉圣旨不准。臣切以为，臣子事奉君主，不可以没有道义；君主任用臣子，也应当合乎礼制。臣虽然愚昧浅陋，陛下却过分听信，任用臣为御史中丞，居于掌管进言之长。如果朝政没有在国家体制上造成违背，也没有造成损害，臣难道敢贸然上奏陈述，突然谈论去留吗？只是自从擅自设立制置条例司以来，政令出自多个部门，名分不正，所以有识之士都已经为此忧虑。但臣当时也不敢再三进言，还希望借此或许能够有所兴革。自从增设提举官四五十人，把青苗法颁行天下，条文诏令纷乱纠结、彼此违背，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人，没有不讥讽议论的。然而朝廷之上却想一定靠威势强力压服众人，以至欺凌旧臣、打击进言者，聚敛钱财的意图显露于四海；奉公忧国的士人，没有不怀着愤怒而深深叹息的。臣既然身居此职，按道义不能沉默，所以屡次请求进见，接连上密封奏章，反复陈述，希望停止废罢此法。陛下虽然心里知道确实如此，却犹豫不决，始终未能决断。臣的意见既不被采纳，又不能引退避居，那么事奉君主的道义，岂不是有所亏损吗？如果朝廷还没有赐予体谅准从，臣所请求的事情本来就不敢停止，只等到祸患积累深重之后才施行谴责，那么对于陛下任用臣子的礼法，难道不会有过失吗？何况臣体弱多病，不能胜任显要职位，伏乞陛下查考臣先前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熙宁三年三月上】赵抃上奏宋神宗，请求停止条例司及提举官。赵抃 臣近来因为制置条例司派遣四十多名使者乘驿马奔驰天下，民情惊扰，舆论喧哗，多次具奏陈述，并且几次与宰臣等当面上奏，请求罢免各路提举官，把常平等事务一概责成监司办理。有明确的赏赐和惩罚，谁敢怠慢呢？然而王安石强词辩说、刚愎自用，动不动就愤怒争辩，把天下的公论说成流俗的浮议，顺着错误替它文饰，违背众意欺骗百姓。近来制置司所差的官员，如张次山、吴师孟、范世京等七八人，都恳切辞职、勇于退避，唯恐不能得到准许。这些重要显要的职位，是人人想要的，他们却不愿接受，大概是知道事情完全违背常理，不敢担当。昨天王安石又举荐西川、福建四名提点官，他们的态度也如此；他想阻止烦琐的言论，正所谓厌恶醉酒却强行饮酒。近臣、侍从、台谏官极力陈说制置司不便，司马光又因罢免枢密副使的命令，中外人情无不惊骇。李常居家待罪多日，孙觉、张戬、程颢三人分别在中书省与王安石论辩陈奏，又都曾上殿请求罢去言职。今天吕公着、范镇都请求出任州郡。朝廷事务有轻重，国家体制有大小。若论财利，在事务中是轻的；天下百姓人心的得失，才是重的。若论提举官，在国家体制上是小事；而禁近之臣和掌管耳目之臣的任用取舍，才是大事。如今不罢财利之事而丧失天下民心，是舍弃重要的而取得轻微的；不罢提举官而抛弃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去大的而得到小的。如今中外人情如此汹涌不安，更请陛下斟酌事情的轻重，顾惜国家体制的大处，罢去轻微、小的事项，把祸患变成福祉，这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参知政事。起初，王安石居家请求离职，宋神宗想停止青苗法，赵抃请求等王安石入朝休假时自然罢去；等王安石入朝谢恩后，却更加坚持，赵抃大为后悔，于是多次具奏论述新法不便，并请求罢免，后来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苏轼上奏宋神宗，请求缴进拟写的御试策问。臣接到宣命，奉派赴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臣切实看到，陛下开始改革旧制，用策问考试众多士人，厌弃诗赋中无益的言语，希望寻求山林隐士般质朴正直的议论。圣德广大，中外欢悦。然而应试举人不能推究体会陛下的本意，都只考虑个人得失，不敢指陈朝政的缺失；而那些阿谀奉承、顺从圣旨的人又大多取得上等名次。陛下向士人所求的，实在深切；可是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形却如此，臣对此深感悲痛。科场文章关系风俗，天下人会把录取的文章全都当作法式，把弃取的文章全都当作戒鉴。过去祖宗朝崇尚辞藻声律，词赋的工巧便极尽其能。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在世上盛行，而诗赋几乎熄灭。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受影响改变的。如今刚开始用策问取士，而甲科士人中有许多靠谄谀取得名次，天下人观望风气，谁敢不这样做？臣担心从今以后，彼此仿效成为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无法恢复。正直之人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再是词赋与策论交替兴废所能相比的。因此臣不胜愤懑，退下后拟写了一道进士对御试策问。臣学术浅陋，不能完全了解当世最紧要的事务，只把所听闻、所见到的写下来，用来推广圣上的言论，或许能略有补益；又用来开示四方，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的言论，风俗即使已经败坏，也还可以稍加挽救。所撰写的策问，谨慎缮写后进呈。【熙宁三年三月上，时任直史馆、判官诰院】拟写的御试策问。

译臣对：臣看到陛下发布德音，下达明诏，以天下安危的重大计策为念，向平民士人征求意见；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急切，喜爱人才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办法接受这些意见。礼书说：“甜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文采。”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能被接受。臣私下观察，陛下先入为主的言论已经成为事实，内心把人分为邪正两党，听到功利之说便因此激发欲望；这样即使有皋陶、益、稷替您谋划，也无从进入圣听，更何况疏远愚陋之人呢？这正是臣大为恐惧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致过失、触犯禁忌而丧失性命，那不是臣所顾虑的。圣旨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秩序。”臣认为陛下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所以所作所为才会如此颠倒失序。如果确实明白，为什么不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呢？百官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逐一督促责备他们吗？万事各得其序，难道是圣王件件亲自整顿安排吗？不过是根据人的能力任用其职，依据职位让他办理事务罢了。官员各有固定的职守，这叫作职；政事有先后次序，这叫作序。如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犯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使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治理；刑狱旧法不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却由执政大臣的意旨决定；边疆大事不责成统帅大臣办理，却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已经失去职守了。王者所应当先重视的是德，所应当后置的是刑；所应当先重视的是义，所应当后置的是利。陛下却把次序颠倒了，可以说万事失去了秩序。然而这还只是较小的方面；更大的问题，是中书省失去了治理政务的权力。宰相的职务，古代是用来论道理、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让宰相奉行条例司的文书罢了。过去丙吉任丞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和，过失在我们这些臣子；汉宣帝认为这话是轻视丞相，终身都薄待他。如今政事堂上愤怒争吵、彼此抵牾，流传到都邑，成为人们的笑谈，让天下人看了怎么办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把中书省治理政务的权力归还，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秩序就会依次恢复。圣旨说：“有所不做，就能做成；有所不革，就能革除而无人不服。”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天下的福气。今天的祸患，正在于事情尚未成功就贸然去做，众人尚未心服就急于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不在于是否有权势；使人心服在于真诚，不在于言语。道理所在，用它来实行就能成功，用它来禁止就能停止，用它来奖赏就能使人受到鼓励，用它来说服就能使人相信。古人之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安抚之便归附，使发动之便和谐，都是因为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君主的权势、赏罚的威势来使它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劈开；然而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以砍缺，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只要道理所在就能成功，不合道理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取利息，与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却要责怪它不能成功吗？礼书说：“微小的事会显现，真实的情况无法掩盖。”这样看来，陛下如果真心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百姓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百姓也不会服从。况且有些事情绝对无法欺骗：官吏收受贿赂、枉法办事，人们一定称为赃；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拿来，人们一定称为盗。既然事实如此，就不敢推辞那个名称。如今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为放债取利，可以吗？凡人行善，不是自己夸耀而是别人称誉；做恶，不是自己诋毁而是别人毁谤。如果行善的人必须自己说明，别人之后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劳累不堪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纷纷扰扰，无法胜数，于是让两三个大臣把巧妙的辩说发挥到极致，来替这些做法回答千万人之口，援引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百姓解释告谕。难道百姓如婴儿、鸟兽，可以用漂亮话和小伎俩来迷惑吗？况且事情尚未成功就贸然去做，其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众人尚未心服就急于改革，其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一定容易成功，轻率发动就多半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谨慎稳重，那么多次施行就多次成功，不但百姓相信，陛下自己也会相信自己，日益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发动，那么每次举措都失败，不但百姓不相信，陛下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日益怯懦。唐文宗起初采用训诂注释之学，志向难道浅薄吗？一遭遇重大变故，便忧愁沮丧、意气消沉，再也不能振作。文宗也并非德行有失，只是喜欢兴作而缺少谋划。谨慎稳重的人开始时似乎怯懦，最终一定勇敢；轻率发动的人开始时似乎勇敢，最终一定怯懦。从前横山地区的人，没有一天忘记归属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夺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实在是因为还没有安排好成功之后的善后办法。近来边疆大臣不考虑后果就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师不利，内库的费用就以数百万计，关辅地区的百姓也被转运军需困苦不堪。两年过去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再谈这件事了。由此看来，夺取横山的功业，是边疆大臣贪图速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的青苗政令、助役法、均输法，以及搜集军队、征发士卒的命令，全都仓促轻率地推行，比前些日子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人们的议论、越发坚持，等到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必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祸患在于乐于因循旧习，却把改作新事看得很重。如今陛下正值春秋鼎盛，上天赐予您智慧和勇武，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群臣不能用谨慎稳重来辅助您，用淳朴厚实来培养您，就好像乘坐轻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奔驰，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喂饱马匹，等待东方天亮，再在九轨宽道上徐徐前行，现在还远未晚。

译圣旨说：“田地开辟了，沟渠水道治理好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这是百工和有司的事务，哪里值得劳累陛下呢？”陛下掌握纲要，治理根本，恭敬自守、无为而治，万物就没有不顺其理、得以生长或死亡的。至于百工和有司的事务，连宰相都不屑于亲自办理，何况陛下呢？圣旨说：“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大乐教，治理足以施行刑罚，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兔头、葫芦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扫净地面来祭祀也可以侍奉上天。礼制不完备，不是贫穷的罪过。”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谓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和睦，士人就会乐于归附。”刘向说：“众贤在朝廷和睦，万物就在野外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并不和睦了。这个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反过来寻求根本原因，却想用强力压服众人。强力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如此了。古代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仍然敢于触犯。如今陛下亲身践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为了止息众议，不过是把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全部驱逐，换一批人任用罢了。陛下一定不忍实行秦朝禁止私下聚众议论的禁令，也不会实行东汉禁锢党人的法令；这样士人还有什么可害怕的，为什么不敢进言呢？臣担心被驱逐的人没有停止，争论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纷纷的言论互相攻击，一定会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大乐教，岂不是很疏远目标吗？古代求得治理，是为了安置刑罚、不再滥用刑罚；如今陛下求得治理，却想以刑罚为目标，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臣知道这种说法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他说治理国家要重刑，也就不奇怪了。有人又认为，书中称赞唐尧、虞舜的盛世，却说刑罚没有小事；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求对此加以辨析：夏禹时死刑条目有二百种，周公时死刑条目有三百种，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混乱吗？秦朝诛灭三族，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混乱吗？把刑罚推到极端，天下幸而大治；假如有一天还没有安定，陛下将改变今天的刑法而采用刑罚的极端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叛乱呢？只是听到这种说法而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然能把陛下迷惑误导到这种地步。“赦免过错，即使重大也不应轻易治罪；惩罚故意犯罪，即使轻微也不能宽纵”，这是用刑的通常道理。如今仍然遵守这个道理，难道不正是唐尧、虞舜的盛德和周朝的盛治吗？当初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意图并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正如如今法令所谓“夜聚晓散”，如果后世不知道其中详细缘由，只听说这句话，难道凡是夜间互相往来的人都要抓来杀掉吗？有人相互饮酒，却动辄把人杀掉，即使夏桀、商纣那样暴虐，也不至于此，难道能说这是周公所实行的吗？圣上的诏旨说：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救治它们的方法必有本有末，施行措施也必有先后。臣请求先谈其中的根本和应当优先施行的事项，请陛下选择。如今救治弊病的方法，必须先建立事业。建立事业的根本，在于识别人材。那么施行措施的适当次序，应当先考察大臣是否具有识人的明智。古代想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智。如果没有识人的明智，就只能遵循规矩、恪守法度，以求少犯过失；这两种人都是明白自己的能力而安于本分的人。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勉励而做到，唯独识人的明智不能学习，必须出自天赋。像萧何识别韩信，难道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和识人明智来说，他的短处正在于此，所以错用了马谡。而且孔明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因此终身不敢任用魏延。我仁祖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法令处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一概按公议处理。事情议定并见成效之后才实行，人经过试用之后才任用，始终不追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没有足够的识人明智。古代行医的人，听声音、察气色，能够透彻观察五脏，所以他们治疗疾病时，甚至有剖开胸膛、剖决脾脏、洗涤肺胃这样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如今没有识人的明智，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并放宽法度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这同拿刀杀人又有多少区别呢！房琯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被人当作笑谈。陛下观察如今的大臣，他们是善于识人，还是不善于识人呢？近来提拔任用许多人才，都是同他们建造房屋、握手交往的人，必须先结交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大概是认为这些人能够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有坐稳席位，就有许多人一齐攻击他们，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竖起。陛下以此验证，他们不善于识人也已经很明显了。幸好今天天下无事，意见不同的议论不过是扰乱圣听罢了。如果边境发生警报，盗贼突然作乱，成败转瞬之间，变故迫在呼吸之间，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而联合、忽而离散，临事便瓦解，再也无法识别和使用，岂不是要误害国家社稷吗？华佗这样的人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但天下从未因此废弃医学；萧何这样的人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但天下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识人明智的辅佐之臣。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能诏令左右近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上的诏旨说：自从有人民以来，称得上治理最好的时代，必定说是唐尧、虞舜和成王、周公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事迹，都是可以看见的。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大臣，共同为国家忧劳勤勉，使一代的功业得到光荣，虽然未能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能够成就事业，也必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请详细说明这些情况。臣认为这是说不尽的。他们施政设置的具体方法，各自因应当时情势，无法一概而知。能够知道的，是他们必定敬畏上天，必定听从众人的意见，必定效法祖宗。因此古书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的意志如此明显，天命并不容易保持。’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光明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致就是这些，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时，樊世、仇腾、席宝都不高兴；魏征劝唐太宗实行仁义，封伦却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议而自行其是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陛下所谓贤明、忠诚而有智慧的人，难道不是指这类人吗？臣愿考察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再在今天寻找这样的人：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谋取私利吗？

译魏征难道曾经借钱取息吗？况且那些不高兴的人不过几个人，本来就不会妨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心的人都在怨恨，有口的人都在毁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使一代功业得到光荣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诗经》说：‘百人聚集在一起，没有不能攻破的，何况是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认为不对，而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要到哪里才可停留。《诗经》说：‘譬如那随水漂流的船，不知道将漂到哪里；心中的忧愁啊，连片刻的安睡也顾不上。’区区忠诚之心，只有请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奏回答。【熙宁三年三月上奏。神宗把苏轼的答策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也是很有才华的人，只是所学不正，如今又因为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言辞竟放纵到这种地步，多次请求罢黜他。’曾公亮说：‘苏轼只是持有不同意见罢了，没有可以治罪的地方。’】《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四 宋·赵汝愚编 财赋类 新法六 上奏宋神宗，请求不要责令分析青苗法中虚报认纳二分利息的情况。李常 本月十九日，臣接到中书省札子，奉圣上诏旨，命臣分析究竟是哪些州县，使善良百姓逃避缴纳结纳费用，虚报认纳每贯一百文，以缴纳二分利息，并上报朝廷。臣认为，谏诤之官是朝廷的耳目，事情无论大小，都允许根据传闻上言。陛下不认为臣无才，使臣充任谏省官员。臣所论青苗钱之事，是因为立法不善，危害很大；不如省察、停止并废罢它，却反而命臣分析各州县的情况，这叫不从根本上纠正问题，却去攻击枝末：对上辜负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对下废弃臣作为谏官应守的职责。如果认为臣见识不明、言事无状，那么重重治罪、放逐远方，臣又怎敢推辞？对于这项要求分析的指挥，臣不敢奉行诏令。何况臣居家待罪，已经很久了，多次违背诏旨，不能供职。伏望圣上慈悲，早日赐臣贬谪流放，以警戒那些狂妄讥讪的人。【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此前李常曾说，青苗钱的散发毒害遍及四海。事情发展到最后，神宗询问李常的奏疏应如何处置。王安石说：‘李常说有善良百姓不肯纳钱，只虚认二分利息，可以命李常分析究竟是哪些州县这样。’曾公亮、陈升之都说：‘谏官允许根据传闻上言，怎么可以命他分析？’神宗说：‘众议这样汹涌，究竟有什么意图？’王安石说：‘因为有些大臣也许能够在内暗中诱导台谏，在外勾结方镇，那么不必担心没有众议。’】曾公亮说：‘王安石身为执政，也见过执政大臣暗中诱导谏官吗？’王安石说：‘臣哪里能知道这些？只是正直的人就不可能被诱导，邪恶的人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曾公亮说：‘王安石只是想让自己的议论获胜罢了。’最终还是命李常分析。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　陈襄 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应当有犯颜直谏而不隐瞒的原则。冒犯君主的脸色、违逆诏旨，以招致君父发怒，难道是臣下所希望的吗？只是道义上有可以说的话却不说，并不是爱护君主的道理。这就是臣冒死也不敢隐默的原因。臣近来认为青苗法造成骚扰而不便，想请求停止废罢，以安定民心，但没有承蒙批准施行。陛下天性聪明，本来已经明白醒悟，只是因为王安石坚持议论不变，不愿重重违背他的意愿，因而对众人的议论喧嚣不加听察。事情可行的，就搁置不问；不可行的，却无所不行。难道不是制定条例的大臣为了自求安稳，巧妙编造饰词，欺蒙圣上聪察吗？近来韩琦上言说，河北发放青苗钱，规定每贯收取一百文，按照等级平均发放，河北百姓同其他路相比，却独取三分利息，显然是提举官违背条例强行摊派，而朝廷却没有贬黜责罚。韩琦的论列足以说明此事不便，朝廷却特意搁置不施行。吕景说畿县百姓拖欠官府财物，尚有五十多万，不应再给他们预支，确实担心亏损官府本金，朝廷却反而命人查勘。擅自强行摊派的人既然没有获罪贬黜，那么贪婪刻薄的官吏就会无所不为；不忍心骚扰百姓的人反而遭到弹劾，那么作为百姓父母官的官员，又能把手脚放在哪里呢？所以臣先前说：‘这项法令一实行，就会使天下骚动’，正是指这种情况。陛下近来任命司马光为枢密使，朝廷内外都欣然接受，都认为陛下知道司马光的意见是对的，也已明白制置司的做法是错误的。如今又突然罢免他，难道又认为司马光的意见错了吗？一定是因为他进言而不肯接受。然而司马光之所以不肯接受，是因为陛下不实行他的意见。知道他的意见却不采用，他尚且可以离职，又何况已经接受任命呢？如果想任用他，只要实行他的意见就是了，有什么吝惜而不做的呢？轻率地进退大臣，在天下失去诚信的号令，不是所谓命令发出便不收回的道理。李常的职责是担任谏官，既然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就不敢不说。事情即使并不完全属实，也符合舆论。何况国家旧制本来允许根据传闻上言，若命令他分析详情，就是想逼他离职，借此堵住进言者的嘴，恐怕不是对待谏臣应有的体制，也不是扩大言路的办法。这几件事，虽说是圣上暂时的考虑失误，难道不也是听信错误造成的吗？《礼记》说：‘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正当；心中有所喜好享乐，也不能保持正当。’这也在于陛下追究并纠正它。《尚书》说：‘改正过错而不吝惜，这是商汤的德行。’ 自从陛下亲临政事以来，事情没有过度举措，唯独任用王安石之后，才有这样急剧的更改。圣人施政，自有法度：合乎道的就采用，不合乎道的就去除；任用天下群才，采纳天下公议。尧、舜和三王的治理，完全可以指日而至。又何必迁就一个士人的偏执议论，来给百姓留下祸患呢？制置条例司所制定的事项，如果有可以施行的，请只交归三司审度施行。青苗法若能早日赐令停止废罢，天下就十分幸甚了。【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　郑獬 臣私下看到，朝廷对青苗法不是没有反复叮咛，而是不想强迫百姓，希望让他们自行决定。因此臣奉行时，也不敢强迫百姓，只在各县张榜，召集愿意申请的人。过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前来，这显然不是他们自愿。常州、润州、苏州、秀州一带都如此。近来提举官进入辖境，所经过的各郡才依次发放，眼看将要到达杭州。杭州百姓听说后，都相互告知并以此为忧。张榜数月，没有一个人愿意申请；提举官一日进入境内，郡县便彼此迎合，把全体百姓都交给他。这难道不是强迫百姓吗？这难道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两浙现在正遭荒歉，处处只能吃酒糟；温州、台州发生大疫，十人中有七八人死亡。将来丰歉还不可知，又加上增加和买绢、设置场务收买绢，商贾往来受阻，物价不能上涨。如果再发放青苗钱，那么从百姓那里索取的东西，岂不是太多了吗？百姓得到几百钱，随即也就花光了，根本不顾日后缴纳本息。如果到期缴纳不足，陛下难道会宽免他们吗？一定要全部收取；若一定要全部收取，就非依靠酷吏和苛法不可。于是鞭打、拘禁来督促他们，就会看到他们拆掉房屋、卖掉妻子儿女，实在走投无路，便离开乡里逃亡。

译到了这个时候，陛下怎么忍心对饥饿瘦弱的百姓施加鞭打来追讨债务呢？如果放缓而不处理，那么朝廷就会无缘无故把数百万缗钱丢进粪土之中，损害国家，这也不是小事。还没有看到青苗法有什么利益，它的危害已经这样严重，难怪天下议论纷纷。臣起初不敢上奏，是因为臣在杭州，一定能够替陛下守住立法的本意，不敢强迫百姓以迎合时势。如今臣已经改任知青州，正要离开这里，而提举官又到了，准备同各县合议施行。臣实在不忍看杭州百姓无辜而遭受刑网，所以不能自我克制。伏乞陛下指示两浙路：已经发放的地方，依照条例施行；尚未发放的地方，特赐停止废罢，使一路疲惫的百姓能够远远沾受圣恩。【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以翰林侍读学士任知杭州，调任青州但尚未成行。】上奏宋神宗论青苗法　文彦博 臣忝居三公之位，职责在于论说治道，事情有所听闻，却深深损害圣上政治；如果沉默不说，就是辜负陛下眷顾倚重之恩。近来朝廷内外喧传，各路发放青苗钱，实在很不方便。臣此前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如今访察得知原委，深感惊骇；没有比这更不近人情、更有损圣化的了。臣认为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让圣上知道吗？众人都说是朝廷主张，各路派出的官员又承受诏旨和风声，对州郡施加威势、行使恩威，所以没有人敢向朝廷进言。臣曾看到河北转运司张榜公布对提举常平官的约束条目，说所发青苗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必须由第三等以上有财力的人户充任甲头。这是担心将来收纳不足，强令上等户填补缴纳。又想把钱发给坊郭人户，所贷钱不得超过其产业抵押价值的一半，却仍称为青苗钱，发给坊郭户，完全是广泛图取利息，不顾义理。这难道是常平散敛的旧法和朝廷救济百姓的本意吗？这种方法在乡村百姓中施行，是等到夏秋收成后折还粮食、丝帛，才叫作举放；如果只令百姓用现钱缴纳本金和利息，就叫作课钱。这样新债抵偿旧债，拖延多年，各种折还始终不能足额完成，而且有利息的债务，官司还不许受理。如今竟由官府亲自做这种事，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难道在圣朝可以公开实行这种法令吗？这实在严重违背义理。何况听说乡县百姓中有十分穷困急迫的，都愿意申请钱，暂时聊以救济窘急，今后一定难以偿还。这本是下层百姓一向的情形，州县既然把它列为拖欠，就必然发散催促，追赶传呼、鞭打责罚，无所不用。又听说州县百姓还积欠许多税租、借粮以及预支绢钱，将来一并催收，靠什么来偿还呢？发放的官钱又会成为积欠，提举官希望得到旌赏，只求办成并获取功利，剥削下民来讨好上级，哪里顾惜百姓？州县承受这种风气，也不敢申诉纠正。臣担心由此造成烦扰，必定会引发事端。对于所有提举官，请下令本路查勘核验事实，特依朝典惩处，以警戒不合义理而聚敛的臣子。

译《尚书》说：‘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 臣不敢用遥远的事情来作证明，姑且说唐玄宗开元末年任用宇文融、杨慎矜、王鉷等二十多人，以及唐德宗建中初年采用赵赞、陈京的办法，百般搜刮聚敛，剥削百姓，使百姓把怨恨归于皇上。当时执政大臣和议政官员认为这些人奸佞结党、以财利讨好皇上，正受到宠信，所以不敢明说他们的错误。只有张说、陆贽苦苦进言，却没有被听取，反而遭到疏远排斥，最终导致安禄山之乱和泾原军乱，几乎没有不由此而起的。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这话确实不假。如今朝廷清明，内外安定；以天下之大，财赋收入同祥符以前相比，增加甚至达到一倍，也可以说已经没有遗漏的财利了。如果只是因为用度稍微不足，就应当减省节约冗费，省罢不急的事务，不做无益之事，以节俭来救济，向百姓显示不奢侈，百姓自然会富足；君主还同谁一起不足呢？《易经》说：‘用制度节制财用，不伤害财力，不危害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治理之道相合，灾祸就不会兴起；同祸乱之事相合，灾祸就不会灭亡。陛下看开元末年和建中初年，所采用的宇文融、杨慎矜、赵赞、陈京的办法，究竟是治理之道，还是制造祸乱之事呢？这本来不用说也可以知道，确实可以作为圣朝的借鉴。近来朝廷内外上言兴利之事的臣僚很多，大多是迎合时势、希求侥幸进用，妄自作为的人很多，只会徒然造成纷乱，必定很少能成事。伏愿将这些一概罢除。唯有内外掌管财计的臣僚尤其要慎重选任；州县长官应当任用忠诚、谨慎、廉洁的人，台阁近臣不可任用奸邪结党之士。这样即使不刻意治理也会自然得到治理，太平可以期待。陛下可以垂衣端坐、安然拱手而使天下化成。臣愚昧而不知避讳，出于至诚，冒昧把这些话上报，越发惶恐，惭惧失仪至极。【熙宁三年上奏。当时文彦博任枢密使，多次说青苗法不便。神宗说：‘我派两名中使亲自询问民间，百姓都说很便利。’文彦博回答：‘韩琦做过三朝宰相，陛下不相信他，却相信两个宦官吗？’王安石每次有中使传召或赏赐，所赠物品必定加倍超过旧制，暗中结交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因此能够牢固保持皇上的宠信。神宗派这两人暗中察看府界发放钱的事情，他们回来报告说百姓都愿意，没有强行摊派的，于是王安石更加坚定地推行此法。】上奏宋神宗论新法，不敢到御史台供职。张戬 臣近来请求罢除制置司和各路使者，并说发放钱财、收取利息会造成危害，还说王安石处理政事乖谬，只顾聚敛财富，好胜而坚持错误，刚愎自用一天比一天严重。吕惠卿阴险刻薄、奸诈凶恶，却仍留在君主身边；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人，心里明知这些做法不对，却犹豫不决，观望回避，面对危局不能扶持。等到臣见识昏昧、不知察觉时机，进言又不能使君主醒悟，这些都成为获罪的理由。臣请求严加惩罚等事，也都没有施行。如今最大的恶行尚未清除，横征暴敛尚未废除，不正当的机构还存在，无名目的使者正在扰民。臣从本月十二日以后，再也不敢到御史台供职，居家等待治罪。【熙宁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已经上疏后，又到中书省据理力争，言辞语气非常严厉，王安石大怒，张戬于是降职为知江陵府公安县。】上奏宋神宗论新法，请求降职责罚　程颢 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平易简约，施行时顺应事理，这样政事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就像大禹治水，顺着水势去做，不强行制造事端。舍弃这种方法而走向艰险阻塞，就不足以称为智慧了。自古以来兴起治道，虽然有专门任用、独断决策而能够成就功业的情况，但从未听说辅弼大臣各怀心思、彼此乖违而不能一致，国政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和人心都共同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如今施政安排失当，阻挠废弃公议，一两个大臣实际上没有长远谋略，以卑贱压制尊贵，以邪恶妨害正道呢？这些都不合天下之理，不应当取得成功，也是有智慧的人不能实行的。即使侥幸因此使小事略有成效，而兴利之臣不断升进，崇尚德行的风气日渐衰落，也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还不顺利，地震连年发生，四方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仰察天意、俯察人事的地方。臣任职无能，议论又没有补益，希望陛下准许臣先前的奏章，早日赐臣降职责罚。【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权监察御史里行，因此罢职，改任权发遣京西路同提举刑狱。】上奏宋神宗辞免提刑职　程颢 臣承蒙恩典，任命为权京西路提刑，已经倾吐恳切诚意，不敢接受，只愿接受流放贬谪。每天盼望得到批准，又不避烦扰圣听，冒昧再次陈请。臣出身于闲散之列，过分承蒙陛下提拔，置于言官职位。臣自从供职以来，每当有所论列，只知道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把炫耀自己、夸示众人作为事情。陛下明察臣的愚直，常常加以宽容，所以臣经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臣知道君主不应自以为圣明，因此从未说过谄媚之言；知道臣下按义理不能有私交，所以不敢采取阿党之计。在明处是陛下，在幽暗处是鬼神，臣微薄的诚心实在仰赖它们照察。然而臣学术浅陋，智识疏浅，只有捧土填海的心愿，丝毫没有挽回天意的力量。近来竭力陈述时政的过失，并论说大臣的错误，不能补益圣明，这是臣荒废职业；既已上章自我弹劾，便退居家中等待命令。哪里想到刑书尚未正式下达，恩典却过分颁给臣，使臣稍微知道廉耻，就一定不敢承受这种耻辱；如果臣见利忘义，厚着脸皮接受它，陛下有这样的臣，又将怎样任用呢？何况台谏的职责，是朝廷纲纪所凭借的；如果不论言论是非，人人都能进职或离职，臣恐怕纲纪从此松弛废坏。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仍敢冒死请求。伏望陛下发出白日般的明察，施行严霜般的刑罚，把臣投放到荒远边地，这实在是臣甘愿接受的本分。【熙宁三年四月上奏。神宗对王安石说：‘人情这样纷纷扰扰，怎么办呢？’王安石说：‘陈襄、程颢专门结党支持吕公著，完全没有实际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如今正当邪说纷纷之时，却任用陈襄为知制诰、程颢为提举刑狱，又称赞他们平正。这些人若依附吕公著而使自己的意志得以施行，天下的利益就都会归于他们。如今既不能得志，又没有失去陛下的奖用，他们怎么肯退让听命而不作奸呢？’于是任程颢为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上奏宋神宗论王安石　李常

译臣听说《易经》说：‘君王的臣子艰难尽忠，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臣自认为狂妄昏愚，冒犯违逆天威，已经多次如此。然而臣反复陈说的诚意之所以不能停止，是因为切实信奉《易经》的道理，知道臣下有犯颜进谏而不能隐瞒，不知道自身是否能够保全。臣并非不知道早晚会被诛杀，只是不忍心把尚未尽说的心意藏起来，留下无穷遗恨，因此请求略陈一二，请陛下裁择。臣看到陛下即位不久，就从江湖之间起用王安石，还没有几次召见，便让他参与机密政务。当时朝廷内外相互庆贺，认为三代的盛治很快就可以实现。王安石于是首先提出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天下人开始议论他身居大政而专掌有关机构的事务。然而善良的士人还多少宽宥他，认为他先要解决国家公家的不足，将辅佐陛下以仁义管理财赋、实行节俭，先让天下人按照道义交纳财物，按照礼制奉养，重重削减浮费，谋求使仓廪充实；至于教化的事情，还可以以后再说。不久又提出均输的主张，制定青苗法，天下人已经十分惊骇，但善良的士人仍没有深加议论，认为他的志向在于便利百姓，调剂贫富有无，远远仿效先王补助耕作、帮助收取赋税，按道理说没有什么嫌疑。等到下诏收取利息，牵强附会经义，说周公曾以利息资助国家，利息利害已经明白，却仍坚持不改，即使善良的士人也不再认为这是对的，直说他是在欺骗迷惑朝廷，使天下人愚昧盲从。之所以议论交相兴起而无法压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义与利的道路不同。起初说是仿效古人来实行义，所以君子还多少宽容他；最终却不顾一切地贪图利益，即使普通人也没有人赞同他。等到他提出七条难题来拒绝批评者，言辞迂曲，道理乖僻，天下人更加知道他的心思全在这里，不再有真正的义理，只是想文饰过错、求得胜利，难道还会把百姓生死和国家安危放在心上吗？如今条例司对于浮费没有任何节制削减，却天天制定欺罔百姓的法令；均输官不能调通天下有无，反而百般谋取利益；提举官奉行青苗法令，把百姓推入困穷。陛下本来曾说过：‘天下沸腾，百姓骚扰。’政治没有比无限度剥削百姓更残酷的，灾祸没有比明知错误却不改正更大的。古代亡国的事情，大概没有不是逐渐从这里开始的，唉！如今的弊病，难道难以挽救吗？只要改正它罢了。从前周公大概也有过错。孟子说：‘他的过错，人人都看见；等到他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孔子也曾自责过错，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又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又说：‘有过错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王安石不知道考虑这些，陛下又跟着他而不醒悟，是什么原因呢？臣也略微听说他坚持错误而不改正有三个原因：不能承受怨恨和士大夫的讥议，却仍不改，这是第一；心胸狭窄而自信，喜欢谄媚，厌恶诚实正直，于是始终不认为自己错了而不改，这是第二；依靠小人，小人每天挤满门庭，自己的进退荣辱又都系于事情的成败，他们争相说谄媚的话使他高兴，说愤怒的话使他恼怒，使他坚持得更加牢固，以求必胜，不问义理所在，于是更加不改，这是第三。这三点都是王安石自己造成的。承受弊害的是陛下的百姓，应当忧虑的是陛下的社稷。这就是臣私下为陛下感到困惑的原因。陛下仁慈明察、睿智聪颖，早已听闻治道的要领；还未壮年即统治天下，享有祖宗长期安定的基业，看到图籍和账册，悲悯百姓还没有得到安宁；召见卿士，感慨人才不足，正想把天下英俊之士全部收罗，共同讲求太平之术，创立可以继承长久的事业。如今却同王安石一起固守这点弊法，又想让卿士大夫迎合他的心意、顺从诏旨而奉行；不这样做的人，便加以放逐。这样不只是王安石辜负陛下任用他的意旨，陛下也辜负了天下人当初拥戴王安石的本意。臣不知道陛下是甘心于这些办法能够获利，所以竭力推行，还是只喜欢它们顺合自己的心意而厌恶违逆，或者是曲意迁就王安石而姑且实行呢？臣请求分别陈说这三点，以及各种苛刻搜刮、巧取削夺之事为什么不可行。臣以前论列已经很多，不必等再次说明才能明白。如今陛下深居九重，难道能完全知道百姓的困苦吗？难道认为家家户户都温饱、仓中有余粮、箱中有余帛，就可以任意施用权术、从他们那里搜取吗？四海之内都是陛下的赤子，难道要仿效管仲，凭借齐国千里之地去欺骗邻国百姓吗？何况方法疏略、谋虑浅陋，实行后往往还会留下后患。如今中下等人户，农桑所得刚够缴纳赋税的，到处都是。年成不好、收入不足，不能吃草根树皮的人已经很少了，难道还忍心用巧取财物的办法虐待他们吗？如果陛下甘心于这种办法可以获利，臣姑且只从利益方面来说：百姓承担两税，就像人终身患病一样。夏税缴纳常常拖到九月、十月，秋税缴纳常常拖到第二年四月、五月；秋税还没有完，夏税又开始催征了。每次催征而百姓缴纳不足，县令害怕超过期限受责，必定强令吏人代为缴纳，然后再用鞭打追还。这并不是县令懈怠失职，而是百姓贫困，不能逼迫他们仓促办齐。两税危害百姓已经如此，青苗钱又能及时收取吗？何况十八路地域广大，一年之中必定有三路遭遇虫灾、蝗灾、水灾或旱灾，那么拖欠、亡失、停阁和失收的钱数不会少。又如果不幸遭逢大饥荒，百姓抛弃田产、流离失所，起来成为盗贼，所谓本金和利息又哪里还会存在呢？假如一年贷出一千万钱，所得利息才二百万，臣恐怕二百万利息还不足以弥补失收的数额，难道还能指望用利息钱来充实国家用度吗？即使单从获利来说，也明显看出不可能获利，更何况它违背义理、损伤教化、残害百姓、损害万物、收集怨恨而招致动乱，这些危害哪里能一两句话说尽！陛下即使甘心于它的利益而竭力推行，也可以清楚看到它毫无益处。如今朝廷担心财用不足，却没有听说陛下以节俭率先天下；一座宫殿的费用有时以百万计算，一次宴饮游乐的费用有时以数万计算，却想从困穷百姓那里一点一滴地搜取，偏听偏信、独断任用，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一概不采纳，又将把提出异议的人全部诛罚驱逐。这是想让上下彼此附和、大小官员结党，没有一句不同的话，难道陛下认为这样是朝廷的福分吗？不是。孟子说：‘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直言劝谏的士人，国家常常就会灭亡。’

译又有称颂文王德行的话说：‘因为有直言敢谏的人而昌盛。’古代所说群贤在朝廷和谐相处，以及舜任命九官、群臣济济而和睦至极，并不是指众人雷同、结党迎合君主心意。过去齐景公对梁丘据说：‘梁丘据和我相和。’晏子说：‘那只是相同，不是和谐。’齐景公说：‘和与同有区别吗？’晏子说：‘和就像调羹一样，君主说可以，其中也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进言其中不可以的地方，以成就可以的地方；君主说不可以，其中也有可以的地方，臣下进言其中可以的地方，以去除不可以的地方。’古代君臣以提出可行意见、替换错误意见为和谐，并不是一味附和。君臣之间既然不能如此雷同，卿士大夫在朝廷任职时就当尽力任职，退居时就当彼此辅佐、讲习学问，又怎么能够结党阿附呢？周公侍奉召公时，曾经使召公不高兴；孔子任用子路时，曾经显出愤怒；子夏谈论子张时，也曾经不予认可。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军司马，韩厥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反而认为值得庆贺；左雄推荐周举为尚书，周举弹劾左雄的罪过，左雄自己还认为这是识人。吕公著、孙觉和王安石，都是平日相互友善的人，难道愿意一旦之间就突然断绝关系吗？只是朝廷的事情不能因私人交情而废弃公议，也不能违背正道来结党阿附；这才是朝廷乐意得到王安石、也应当愿意听到的意见。前些日子孙觉奉诏出外巡按，并不是因为认为青苗法可以实行；后来他设法回避，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认为不用等到前往各地，便已经知道这项法令不可实行。陛下要原谅他的用心，还是要把他当作有罪之人吗？吕公著，陛下已经任命他为御史中丞。臣虽不知道他的详细言论，但关于祸乱的苗头、危亡的渐变，连御史中丞都不能说，谁还能说呢？如今摘取他造请辞官时的话来治罪，臣恐怕上下都相互顾忌回避，大小官员都观望不前，彼此都被迫闭口沉默，陛下的聪明也不再能够广泛听闻了。陛下即使认为孙觉反复无常、吕公著诬陷方镇而治他们的罪，天下人却都会说陛下是因为他们违逆诏旨，也因为他们违逆王安石的心意。如果陛下的心意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只是想曲意迁就王安石而勉强推行，那么还有更令人惊骇、更令人深忧的地方。王安石心胸狭窄而自信，渐渐违背义理，把一定推行为目标，把取得胜利当作事情，不再顾念百姓的生死、社稷的安危。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必定使其获罪而排挤驱逐；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不问才能如何都提拔任用。臣不知道陛下背靠屏风面向南方，继承祖宗百年的基业，总掌四海九州的命运，难道要把它作为王安石坚持错误、争强好胜的资本，把庆赏刑诛的权柄作为他树立朋党、报复怨仇的工具吗？臣实在替陛下深感不取。近来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条例司和常平使，说如果可以罢除，那么天下百姓都蒙受其恩泽；如果不能罢除，那么天下百姓都遭受其祸害。如今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都系于王安石的一句话。果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这项法令施行与否，连陛下也不能独自决定了。何况王安石忽视事务而轻信别人，徒然怀有愤怒争胜之心，乘其性情上的蒙蔽而暗中诱导他的人，正是吕惠卿。如今王安石的喜怒好恶、政事的取舍，都只听吕惠卿，那么百姓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就不只是系于王安石的一句话，也系于吕惠卿了。唉！古代陪臣掌握国家命命、政权下移到大夫手中，难道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吗？司马光当然不是狂妄悖逆、毫不思考，才说出这种话的。陛下难道不把它作为忧虑吗？唉！社稷是重大的宝器，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实在不可轻忽、轻易改变守护之道。从前诗人哀伤周王室大坏，不过说：‘竟有这样强横的人，竟有这样贪婪的人，竟有这样身居高位的人，竟有这样掌握职事的人。’陛下试着观察今日，这四类人难道很少吗？《诗经》说：‘不亲自主持政事，最终使百姓劳苦。’又说：‘盗贼般的言论非常甘美，祸乱因此滋长。’臣愿陛下以独到的智慧洞察这些事情，以心中的原则作出决断，广泛采纳舆论，周全遵循最高的道理，专取先王之道，改变谋划以求长久之治，不要被盗贼般甘美的言论所诱导，残害困顿的百姓而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样岂只是臣的幸运，也是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孔子说：‘遇到事情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没有办法了。’这是说有智慧的人能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察觉，明察的人能在形迹尚未显露时看见，不要等到无可奈何的悔恨来到、大为惊骇之后才设法补救。臣是鄙陋粗野之人，甘愿安于贫贱，自去年夏天以来，四次请求出任外职，都没有得到批准，反而错误地承受任用，又没有能够回避。臣回顾自己，狂妄讥讪的话已经很多，如今又发泄愤懑，把肺腑中愚直的诚意全部说出，期望到死才停止。假如陛下最终仍不认为臣的话正确，愿意惩罚任用臣的过失，早日赐臣流放或诛戮，臣将感到非常幸运。【熙宁三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上奏宋神宗，请求由皇帝亲自选择台谏官　司马光 臣痛切地看到，近来台谏官上言制置三司条例司祸害百姓以及吕惠卿奸邪的，大多受到责罚降职，有的还被加上恶名。例如吕公著辞职时的奏辞，被说成诬告方镇有谋划除掉奸恶的阴谋，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没有不惊愕的。臣深思朝廷的用意没有别的，只是想惩戒后来的人，使他们不敢再进言罢了。国家设置台谏官，是作为天子的耳目，只是担心政事有过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横放纵、左右近臣奸邪，而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听到这些情况。如今台谏官稍微有些怀抱刚直之志，畏惧天下公议，忧念朝廷，怜悯百姓，冒犯大臣，讥刺左右，陛下便治罪驱逐他们，还让大臣自己选择亲信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万一新任者又触犯公论，便又驱逐；这样一定要等到得到庸懦阿谀、不知廉耻、依附下属而欺罔皇上、背弃公义而死守党羽的人才肯罢休。若言路上全是这种人，那么宫门之外、陛下耳目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即使有最大的事情，陛下又从哪里知道呢？这样难道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吗？晏子说：‘君主认为可以，臣下也说可以；君主认为不可以，臣下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去调和水，谁还能吃得下呢？

译如今陛下让大臣自行选择台谏官，大臣又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留下，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罢黜，那么陛下只与大臣二人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再设置台谏官呢？况且，条例司危害百姓，吕惠卿奸邪，天下人谁不知道，只有陛下和王安石还没有察觉罢了。难道还可以因为他们排斥、驱逐防谏之臣来助长他们的威势和权福、成就他们的气势吗？臣实在替陛下寒心。如今已经被驱逐的防谏官，臣不敢挽留；只希望陛下亲自选择公正刚直的人，布置在言路上，以使四方之目更加明察、四方之耳更加通达，不要让他们被群臣蒙蔽欺骗，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蒙受陛下过分的恩典，不敢闭口沉默；即使死在仇人手中，也胜过窃取俸禄、苟且偷生的人。【熙宁三年四月上，时任翰林学士】陈襄上奏神宗论青苗法 臣近来认为青苗法扰民为害，想请求停止条例司因立法错误而推行的制度；朝廷内外议论此事的人已经说得很详细，所以臣不再逐一陈述，以免烦劳圣听。只是如今天下百姓日益凋敝，财力已经耗尽，除二税之外，还有各种没有名目的科派征敛，何止十种以上？如果再散发青苗钱，实在恐怕百姓承受不了。陛下以至仁之心求得治理天下，凡是想要变更法度，都是为了百姓；哪有拿取百姓的脂膏作为贷款利息，却说这是周公已经试行过的太平之法的道理呢？陛下的本心必定不会这样。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误导陛下的是王安石，误导王安石的是吕惠卿。凭陛下的聪明观察天下的议论，这项法令的利弊本来已经明白可知。为什么安石在前面坚持强辩来迷惑陛下，惠卿在后面策划诡计暗中帮助他，又加上那些反复无常、结党营私的小人，随时观望风色：平日面对公论，都知道这项法令不对；一旦受到利益诱惑，又说这项法令是对的。这即使是陛下这样的至圣之人也难免被迷惑，即使臣等这样的至忠之臣也免不了被指为朋党。近来谏官李常因进言获罪，尚且命令他申辩说明；孙觉因奏对反复不定，被降职外调；御史中丞吕公著以下的人，都被说成不称职，请求予以责罚降黜；唯独臣还迟疑未敢请求，是还希望凭犬马般的忠诚使圣意醒悟，允许把青苗法交给百官讨论。如果臣等所说不对，臣等甘愿被远远流放，以警戒妄言之人；如果臣等所说正确，那么也请求特别将安石、惠卿贬黜，以向天下谢罪。【熙宁年间四月上，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不久，朝廷特意召陈襄到中书试任知制诰，陈襄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实行，辞谢而不参加考试，请求出任外官。王安石请求任命他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诏命尚未下达，神宗批示另行推荐，于是罢去知杂事，改任同修起居注】欧阳修上奏神宗论青苗法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新制散发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都议论说不便，多次请求停止，到现在还没有得到陛下的察知。臣因为年老多病、昏聩健忘，虽然不能详尽陈述利弊，但只要有所见闻，怎么敢不说？臣现在有几件请求施行的事项，谨分条列举如下。一、臣私下看到议论的人说，青苗钱向百姓取息，实在烦扰，于是圣上慈爱百姓，命有关部门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曲折，向朝廷内外申明，以表明朝廷本来是出于惠民的心意。然而告谕之后，士大夫的议论反而更多了。至于乡野百姓，愚昧无知，固然不知道《周官》所说的泉府是什么，只看见官府放债，每一百文钱要收二十文利息罢了。因此，申明告谕虽然烦琐，却不能使他们明白。臣也认为，同样都是取息，不允许取三分却允许取二分，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拿五十步嘲笑百步。依臣愚见，如果一定要让天下人明白取息并非朝廷本意，就请除去二分利息，只让百姓偿还原数本金；这样才算真正不取利息。二分利息如果认为所得很多，本来就不应多取于民；如果认为所得不多，那么小利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何必因为这点小利使圣政蒙受牵累。一、臣查考原先颁下的指挥：如果灾害达到五成以上，那么夏料青苗钱改在秋料缴纳，秋料改在次年夏料缴纳。臣私下认为，年成丰歉本来不能预先确定，其中丰年常少，凶年常多。如今颁下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一料遭灾罢了。如果刚遇到丰收，却必须把两料钱一并催缴，那么农民永远不会有丰年了。至于收成不好但没有达到灾伤比例、应当按本料缴纳的人户，有的无力缴纳，有的顽固狡猾而拖延不纳，本料尚且没有缴清。如果又让他们领取下一料应散发的钱，就会积压得越来越多，必然难以催收。臣现在请求：人户遇到灾伤而本料尚未缴纳的，以及人户无力缴纳或顽猾拖延不纳的，都不再发给下一料的钱。这样，人户可以免于积压拖欠，州县可以免于鞭打催逼，官钱也可以免于积欠损失。一、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多把强行摊派给人户视为祸患，所以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反复约束州县官吏，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然而各路都有提举、管干等官来往催促，必须把钱全部散发完才肯停止。由此看来，朝廷虽然命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百姓，但州县请求钱款后，提举等官又催促全部散发；因此提举等官把不能催促全部散发视为失职，州县官吏也把没有散尽钱款视为怠慢无能。上下不得不相互督责，是形势使然，各自都不得已。这样看来，实在难以只责怪州县强行摊派。依臣愚见，请先罢去提举、管干等官，不让他们催促督察，然后才可以责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散发的钱，应依百姓情愿，专门委托州县办理，愿意领取多少就散发多少，不必一定全部散尽，也不必一定让州县每户百姓都领取。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以上谨将意见列陈如前。臣年老衰病、昏聩，不能深刻认识并作长远考虑。关于青苗法的议论，早已喧腾不息；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停止的，不可胜数。他们陈述的长远利害，想来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只要有一天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群臣的意见，收回新制，一概停止，使公私都得到便利，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如果朝廷内外的言论虽然很多，仍不能感动圣听，那么现行法令中还有三件尤其关系眼下利害的事情。像臣分条陈述的这些意见，恭请圣上慈悲，特别裁择。【熙宁三年五月上，时任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七 吕诲上奏神宗论新法 臣听说，忠臣即使身在田亩之间，也不忘记君主；何况臣充任近臣之列，名义上是谏官，即使居于被贬谪之地，仍然分担着君主寄托的责任，与那些身在田亩、同朝廷关系疏远的人相比，怎么能不有所不同呢？萧望之身虽出任外官，心仍在王室，这也正是臣区区志向的写照。臣自夏天得病，久而未愈，因此上陈奏章，请求任闲散官职，不等到年老退休，也愿意交还政务。臣本来是不自量力地忧虑国事，只是一心爱戴君主；进身时不能被采用自己的意见，退处时又不能辞去俸禄，愤懑忧虑长期积聚，实在有所要发泄，所以愿借驿传送上奏章，稍稍表达愚忠的一点心意，希望上动天听，生死听凭陛下裁决。臣常常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听到道路上的流传，说朝政每天都在更张，圣上的身体很少听闻安宁，人心也不欢悦；造成这种情形，必定是有原因的。臣听说，政事是君主用来收敛自身、藏身于无形之中的东西，它根本出于天。天有恒常的规律，交错运行而降下命令；日月星辰在外面发出光辉，阴阳寒暑按时使万物生长、肃杀。看不见天运行的声息气象，而一年的功业自然完成。圣人把自己隐藏在形迹之中，是效法天的常道。虞舜高居岩廊，实行无为而百姓自然教化，就是得到了这个道理。周文王恭敬谨慎，常常忙到日过中午还顾不上吃饭；其中有隆盛与衰杀的不同，也有劳苦与安逸的差异。至于把衡石般的文书逐一称量、亲自操劳心力，甚至超过限度，难道是帝王所应做的事吗？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天性聪慧，才华高出天赋，见识足以防范细微，明察足以洞察幽隐；帝王的事业、古今的成败，陛下本应掌握其中要领，却劳心焦思，常常唯恐来不及，似乎还没有达到治国的要道。难道是圣上的功业只能独自运作，而辅佐襄助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吗？臣听说，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艰难危险，下顺人心，上合天意，建立一件事、创立一项法令，传给子孙，期望流传无穷，所以思虑应当周详。守成的君主享有安逸，继承先志、继述先业，使前人的盛德光明显扬、伟业发扬光大，每天都更加谨慎，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因此成王继承王位后，遵循文王、武王的道路，发扬他们美好的功业和盛大功烈，不敢独自把这些名声据为己有，所以《周颂》说：“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意思是思念先王的德行，奉行并继承它，上天欣然享受祭祀，鬼神也会保佑。陛下求治确实十分迫切，但用心过度；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听说过显扬先帝的盛大事业，反而争相说旧制度不可用，致力于变更一切该变更的东西；有的又无法实行，于是士人百姓无所信任，彼此争论是非，人心纷扰不安。陛下舍弃先前已经成就的事业，却徒然造成这种纷纷扰扰，实在可惜。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只在于审慎确定所崇尚的东西；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厉行。如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来尊崇王室，小臣便得以凭借智谋计策谋求自身，迎合时务。近来新进用的人，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见，随便提出一点小意见，便得到巨大利益；他们争先恐后地奔走竞争，唯恐落后，都自称不同于世俗，于是说自己是贤人，办事必定标新立异。是非相反，谈论军事的人把发动事变、抢夺财物说成防御戎敌的策略，谈论财利的人把聚敛剥削说成惠民的办法，欺罔皇上的言论，大多属于这一类。一旦有人指出其利弊，便立即被贬黜驱逐。这不过是用严酷的法令来巩固新法，使士人不敢公开议论；对盛德的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更严重的是，东南均输之法，过去张林曾把这种办法献给汉朝，送交尚书商议时，众人都说不便，汉武帝不听，穷兵黩武，算缗、舟车以及盐铁专卖等禁令便由此产生。当时正逢大旱，百姓都说只要把桑弘羊烹杀，天就一定会下雨，可见他们的怨恨。汉孝昭帝即位后，霍光执政，一切宽缓放松，众人的心意于是融洽，史书记录下来，千古都认为是正确的。自从青苗息钱在各路散行以来，借给百姓时利息极重，收取时却说很少，只是施行不当，公私两方面都受损，徒然引起怨恨，众口一词。如今又按五等民户籍和坊郭户的等级，以及僧道、官户的例子，一律征收免役钱；废除衙前役，夺取酒坊，以雇役钱为名，实际上是把利益笼括进公府。诏令一下，人心震动，因为这是一种强行聚敛，百姓几乎无法生活。各路监司和提举官分别巡行州郡，虽然说是商量，实际上表示一定要实行；官吏畏惧威势，屏息自保，哪里还有人公开说出意见来考究利弊？彼此猜疑议论，层层造成纷扰。平时十户中有一两户服役，其他七八户便可以安闲休息；如今徭役不能减少，空缺者还要帮助负担费用，劳役均摊了，却看不见有人因此得到安逸。我朝制定这项法令已经一百多年，富裕强健者承担力役，贫困者于是得到安息；损有余以补不足，正是得到了治理的方法。百姓欢悦拥戴，仁惠深入骨髓。如今一旦变更，大家都不知如何应对。由此看来，旧法并无弊病，新法尚未安定，主张变法的人没有考究利弊，自己尚且不能取信，想让百姓欣然服从，不是很困难吗？这岂只是妄自作为、制造事端，实际上是在向天下招致怨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孟子所说的：国君想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想使我的家族获利，士人和百姓想使自身获利，这就是上下交相争利，国家就危险了；要谋求治理，必在仁义而已。董仲舒说：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唯恐还不够的，是君子；惶惶不安地求取财利，唯恐还不够的，是小人。没有实行仁义却忘记亲人的人，也没有实行义却不爱君主的人。小人一见利益就忘记道义，哪里会有爱君之心呢？见识浅薄的人考虑不能长远，却急于改作以求取眼前利益。古语说：“利益不到十倍，不要改变；通常的利益不到百倍，不要改变旧业。庶人尚且戒备轻率举动，何况天下这样重大的事情呢？”《易经·革卦》说：“到了己日才取得信任，利于守正，悔恨消失。”意思是没有到己日便取得信任，变革就不恰当；悔恨和羞辱都产生于行动。变革恰当，悔恨才会消失。《恒卦》又说：“过分深求恒常，凶。”意思是圣人长久坚持正道，天下才能教化成功；如果一开始就过分追求深远恒久，探求过深，使事物没有余地，便会损害正道，没有任何好处。比如总管粮谷的机构，没有比三司更重要；掌管国家用度的，必然要依赖冢宰。如今一两个大臣主持制定三司条例，十多个小官参与议定法律，三司的主判官却只知道奉行。

译宰相不谈论政令的得失，只在其中圆滑应付，接到黄纸札令便安然不以为意。每次颁下制令，人们都惊骇；士人在朝廷议论，百姓在市场怨恨，商人在道路上毁谤，甚至流传到四方夷狄之地，难道不会使人产生轻视汉朝那样的意思吗？近来听说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邹何为御史里行，他们都指出条例损害公义的事情，坚决辞谢，于是罢免了成命。谏官接连进言，也被贬官，有的居家罢职，闭门等候治罪。臣僚进言的人很多，陛下却更加坚持。古人说：“臣下专制君主，叫作不忠；儿子专制父亲，叫作不孝。”又如阴阳和谐，不能只增长一类；甘露和及时雨，不偏私于任何一物；统治万民的君主，不应偏袒一个人。如今竟有这样专制君主的臣子，朝廷内外都忧愁，希望陛下醒悟，同正直之人谋划使天下安宁富足的办法；不要像饥饿哭泣的孩子等待哺乳、酷热难耐的人等待洗浴那样，使天下急切等待。臣反复思考，专制君主的人必定有控制君主的谋略，利用君主的人必定有利于自己的手段。前代何尝没有这种人，国家安危只在君主如何任用罢了。臣请用战国时前人的事迹说明这一点，作为祸乱的借鉴。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能任意纵横，反而说天下是束缚自己的桎梏，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能督责臣下，却反而使自身劳累于天下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如果说尧、禹勤俭节制，把自己束缚起来，那就实在是大错。韩非说：“节俭守义、实行仁义的人站在朝廷上，荒淫放纵的享乐就会停止；善于陈说、讲明道理的臣子在身边进言，放纵散漫的志向就会收敛；刚烈之士以死守节的行为显现于世，淫逸安乐的忧患就会消除。所以贤明的君王能够排除这三类人的影响，只掌握君主之术，用来控制听命顺从的臣子，并修明自己的法令，因此自身尊贵而权势重大。”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秦孝公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商鞅说：“百姓不能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评论最高道德的人不会与世俗相合，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圣人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守旧法；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利，就不必遵循旧礼。”秦孝公被他说动，于是改变秦国法令。李斯说：“阐明申不害、韩非的权术，修治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明、权术清楚，而天下仍然发生动乱，这种事我还没有听说过。这就叫督责；督责有法度，所求的事情就能办成；所求办成，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君主就享有丰厚快乐。所以一旦设置督责之术，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群臣百姓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敢谋求变法呢？”这四个人都崇尚权术欺诈，轻视仁义，严峻刑罚，重视督责，厚重聚敛以毒害百姓，放纵威势以强盛国家，迎合君主的过错，只看重利益，当时还都自以为对国家有功。那些爱戴君主、接纳忠言并随声附和的人，不是谄媚奉承，就是因为畏惧；他们使平庸的君主相信并迷惑于自己的说法，甘心受其控制，最终使国家陷入奸谋之中。像这样，能说他们没有才干吗？然而他们本来以周公、孔子的道术立身，后来夺取卿辅之位；等到得到君主信任，反而使用申不害、韩非严酷的法令统治天下，百姓怨恨愤怒，自己也免不了遭到杀戮，家国一同灭亡，他们的愚蠢可想而知。再如汉平帝时期，王莽专擅政事，表面上谦恭有礼，招纳延请贤士，内心却深沉险恶，窥伺玩弄神器；以王寻、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主管击断政务，平晏掌管枢机，刘歆掌管文章，孙建充当爪牙，都凭才能置于显要职位。王莽外表严厉，言辞正直，每当想有所作为，便暗示党羽让他们出面进言，最终走向覆亡。这是由于他偏听偏信，不明白机诈和权柄过重的危害，朋党彼此分裂牵制，势大难以控制，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也是不得已然。由此可以知道，大奸臣乘时窃取名位器物，最终甚至偷窃国家的事，哪里数得清呢？霜降于草上，坚冰的形成确实是有渐进过程的。况且天下是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陛下现在应当审慎考察措施安排的得失，对奸邪之人盗弄威福的行为不可不察。像宰相这样的职位，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下在内整饬百官，在外威服四方夷狄，难道可以一天空缺其位吗？陈升之离开原来的台职后，竟然也没有人补任，这是因为奸人有所觊觎。自从青苗钱规定取息以来，进言的人接连获罪，主张此议的人难道不知道罪轻而贬谪重吗？不过是要固守这项法令罢了。把灰尘丢在道路上，便用深文苛法绳治，这正是商鞅立法的用意，如今又看到了。此前御史一出巡淮南、浙西，两路便有两起案件追捕骚扰，牵连的人不下千人；又有几十名提举小使分布在外，名义上说是提举常平仓廪，实际上承担的是防察之职。臣恐怕诉讼会因此增多，必然使群臣百姓补救过失还来不及；这样善人就会离心，忠臣就会缄口，君主在上孤立无援，而天下就危险了。即使把山林川泽的利益、锥刀末节般的小利，全部用巧法笼括起来，一点不遗漏，宝货堆积，府库充实，陛下不过是营造宫室，扩充嫔妃，沉溺宴饮游乐，增加赏赐，强盛甲兵，轻视戎虏，心满意足罢了，这确实是快乐。然而若说尧、禹勤俭自守、约束自身，也就应当如此。与其把财富藏在天下百姓那里，哪里有比这更广大的财富呢？然而天下百姓把全部利益都送给君主，未必就会束手走向沟壑。一旦怨恨兴起，百姓啸聚山谷，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况且百姓就像水，既能承载舟船，也能倾覆舟船，难道可以忽视吗？臣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信任险诈的言论，竭力阻止忠直正当的议论；即使只是小过错也害怕改正，难道要终于坚持错误而不再回头吗？如果一定认为帝王的举动没有比这更正确、因而不应悔改变更，那么仲虺告诫成汤时不是说过：“任用人只凭自己判断，改正过错不要吝惜”吗？秦穆公悔过并发誓，孔子也称赞他。《易经》说：“乾德不可为首”，大概是说不能再有比尊刚更高的地位。臣过去忝任风宪官，曾奉陛下询问：“所谓有才，是准备重用他；臣只举荐某人的才艺能力优长，却没有看见他经世济民的谋略。”后来朋党势力过盛，条例之权过重，以至臣获罪出任外官。多年以来，臣只听见朝廷议论纷纷，颇与先前奏章所说相合，陛下应当也还记得。《尚书》说：“了解人是困难的，即使尧、舜也以此为忧。”翼奉说：“治道的关键，在于辨知人的邪正。人如果确实趋向正道，即使愚笨也可以任用；如果心怀邪念，越聪明反而越有害。”人情没有不爱自己的；但不知道爱自己的人，才是不懂得自爱。如今和陛下一起谋划治理的人，都是没有经过考验的人，其中谋求自身、希图宠幸的超过一半；他们把天下的怨恨都归到圣上身上，这难道叫作爱自己吗？臣私下认为，忠臣不躲避诛杀，所以敢于直谏；难道只是厌恶活着、想要死去，才与常人不同吗？

译如果果真因此死去，足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如果能够活下来，则成就君主接纳善言的美名。这样生死两方面都有所得，臣在进言之前就已经作了决定。因此臣敢于区区进言、不忘记君主，完全是出于忠诚。仍希望千虑之中或许能有一得，得到挽回天意般的幸运。臣恭请陛下详细阅览统治国家的事业，彻底明白深远的道理，效法上天成就一年的功业，效法政事收敛自身、稳固根本。高居岩廊，扩大虞舜无为而治的教化；思念我的皇祖，推行周成王居父丧时的忧惕之心；号令在尚未取得信任前要谨慎，言语行动对于过度举动要谨慎，赏赐不要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不要加在无罪的人身上。谋求任用老成之人，排斥浮华诡诈的议论；罢除制置条例司，废除各路提举官的职务。明白诏告天下，以安抚慰藉群情。安排国家这个大器时审慎选择安危所在，用忠信的实际行动结纳百姓，熏陶万民，自然就会和谐融洽。凝神清静，难道不是美好的吗？经典说：“富贵不能使其自身获利，所以能够保全国家社稷。”这大概是谨守的极致。唯愿陛下明察。臣迂阔的言论本来不值得采纳，只敢希望陛下广泛咨询，辨明其中是否恰当。如果不当，臣身受斧钺之刑，也是臣应得的本分。冒犯圣上，臣惶恐至极。【熙宁三年上，时任知邓州】司马光上奏神宗，请求免除永兴军路的青苗钱、免役钱 司马光 臣奉敕充任永兴军一路安抚使，私下看到陕西百姓，自从城、绥州以来，供应各种科派摊派以及转运税赋，送往靠近边境的州军；近来又有环庆方面的事务，加上今年大旱，五谷不熟，已经听说有不少人户流离迁徙。国家现在应当急切地保存抚恤百姓，使人户安定聚集。臣看到先前散发的青苗钱，给贫困破败的百姓造成的祸害不小；臣已经多次上言，不敢再烦扰圣听。如今又听说议论的人想让州县把各种服役人员一时罢免，由官府雇人供职，却让人户均摊确定免役钱，随二税缴纳，甚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也都一律出钱。如果果真施行这项法令，危害一定比青苗钱更严重。为什么呢？上等人户向来不服役，有时可以休息；如今每年出钱，就永远没有休息的期限了。下等人户以及单丁、女户等，向来没有差役，如今却全都要出钱，这就是使孤贫鳏寡之人也不能免除负担。若钱少，就不足以雇人，公家的事务便会缺员；若钱多，就必须加重向百姓征敛，众人的心中都会忧愁怨恨。自古以来，徭役都出自百姓，如今突然改变它，还没有看见这样做的好处。况且受雇的人都是流浪无业之人，让他们看守官府财物，必然会侵盗；让他们办理公事，必然会营私舞弊；事情败露后就挺身逃亡，没有田宅宗族的牵累。提出建议的人也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行，于是说如果雇用召募的人不足，就依照旧例轮流差役；又说只要各地规定的雇钱足以办完差役，自然会有人来应募。如今既然没有人应募，必定是因为钱少、不足以充当差役。这就只是有免役的名义，实际上差役仍未免除，不过是无缘无故把税额普遍增加数倍罢了。青苗钱用债务贷给百姓而收取利息，已经是困扰百姓的法令；如今又让百姓横遭数倍的税负，百姓哪里有不困顿跌倒的呢？富庶地区尚且不能承受，何况陕西连年供奉边防，民力已经凋敝，怎么可以再做无益的事情来扰害他们呢？恭请圣上慈悲，特别免除永兴军一路的青苗钱、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门供给边防费用；其余路分则请由朝廷裁量。【熙宁三年十月上。此前，熙宁二年三月，神宗阅览内藏库奏报，得知有衙前役夫跋涉千里运送七钱黄金，库吏以手续艰难推阻不肯接受，役夫过了一年还不能回家，神宗对此十分伤痛，于是下诏命制置条例司讨论规划。十一日，条例司上言：考察众人的议论，只有让百姓出钱雇人服役这一说法，大家认为便利，符合先王让百姓出财来供养在官庶人的意思。应当把原先乡户承担的差役，全部折算为减省赋税的钱，召募百姓代替服役，用所征的钱给付雇佣费用；希望选派官员分赴各地，把条目交给他们，广泛听取全部议论。奏报获准。】于是向各路发布条文告谕说：“衙前役既然采用重难分数，凡是过去用来酬劳衙前的买扑酒税场等，一律由官府自行出卖，把所得钱发给厢镇场务这一类人员，作为酬劳奖赏。衙前役不应让百姓买占的，就按照旧定分数登记投名。衙前的酬劳奖赏，凡是衙前部送水陆运输，过去由官府按规定占用物资数量，以及领取仓、驿、场务、公使库事务，还有办理其他事务而多受劳扰的；如今都应节省使用，不得浪费。至于承符、散从官等各种繁重差役，以及远道迎送等过去苦于烦费、补偿不足的情况，如今应当改革法令、革除弊病，使人不再困苦。既然减少衙前役的滥用，重难差役就会更多减少；役名中可以省去承符、散从官等过去名额很多却并未全部实际服役的人，今后应当削减其定额。凡坊郭户以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中有产业财力的，过去没有差役，如今应当让他们出钱，帮助招募人员服役。以上这些，就是所谓条目；都交给管当官，分别由监司、州县议定。”过了很久，司农寺说：“已经颁下的诏令，只是笼统下达到州县，让他们陈述所见。官吏既不能完全了解法令本意，又被众多议论所迷惑，像许多人在路边商议造屋一样，难以成就。希望由司农寺申明所下条约，发文给各部门共同审议，先从一两个州开始，等到办成后，再令各州军仿照施行。” 于是提举府界公事赵子防把这项法令上奏，皇帝将其下发给司农寺；邓绾、曾布再次讨论，才开始实行。府界于是把这项法令颁布到天下，免役法大概就是从这时推行的。免除永兴军知军职务】司马光上奏神宗论王安石

译臣没有才干，远在群臣之下。预见事情不如吕诲，公正耿直不如范纯仁，敢于进言不如苏轼，果断勇决不如范镇。吕诲在安石刚开始主持政事时，就已经说安石奸邪，认为他必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安石不过是不明事理而又固执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那样。如今看安石引进援助亲信党羽，盘踞重要职位，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牢牢占据权力和宠信，常常把自己的意旨暗中赞助给陛下，甚至从宫中发出手诏来决定外朝政事，使天下的威福归于自己，而一切诽谤议论都归于陛下。臣这才知道自己的预见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一向与安石交好，安石从众官之中被破格提升到清要职位；纯仁和程颢看到安石的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交、废弃公议，极力指出他的过失。臣与安石一个南方、一个北方，取舍道路不同；臣平素与安石交往疏远，安石平素待臣淡薄，只因曾多次同僚共事，臣私心仍眷恋不舍，不忍轻易绝交，又因循拖延此前的进言直到今天。这不是臣辜负安石，而是臣大大辜负陛下，这一点远不如纯仁和程颢。臣充任两制，经历侍奉三朝；按国家大义说是君臣，按恩情说如同骨肉。如今看到安石专擅放纵自己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累卵般的危险。臣畏缩怯懦、顾惜自身，未能早日替陛下把这些事情辨明说清。苏轼和孔文仲都是疏远的小臣，却敢于不避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和对策，指出安石的过失；他们因此丢官获罪，却毫无顾虑。这一点臣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安石迷惑陛下，把奸佞说成忠诚，把忠臣说成奸佞，把对说成错，把错说成对，愤懑不平，便上奏章极力进言，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诋毁，闭门居家。臣却顾惜俸禄职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于方镇，这一点臣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处在职位上的人必定要忧虑自己的职事，享受俸禄的人必定要承担相应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盗窃。臣虽无能，但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让自身做盗窃之事。如今陛下只相信安石的话，安石认为谁贤谁就贤，认为谁愚谁就愚，认为谁对谁就对，认为谁错谁就错。谄媚依附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诘难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臣的才识本来就是安石认为愚笨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安石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话，正是陛下所说的谗邪之言。恭请陛下依据圣恩裁处臣的罪责；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依照范镇的例子让臣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熙宁四年二月上，时司马光由永兴军调任知许州，坚决请求留在台职，尚未得到答复。】此前熙宁三年，参加制科考试的有五人。孔文仲在对策中指出当时的弊病，言辞最为切直，考列第三等。神宗把他的对策给王安石看，安石看后厌恶他，秘密上奏皇帝，命令流内铨发布告示，把孔文仲发往军州任团练推官，回到本任任职。他对策的大意说：天下的治道有三种，叫作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术。用道德统一天下，用仁义使民性淳厚，这是王道；以仁义施政，却夹杂功利，这是霸道；专门使用权谋，不顾道义，这是强国之术。考察这三种道路实际产生的效果，王道施行于数千年之后，百姓歌咏、敬畏、爱戴，深深扎根于民心而不忍舍弃；霸政只能影响自身一代，到子孙时代就会废弃不讲；强国之术则使百姓看待君主如同仇敌一样痛恨，一旦窥得机会，便会共同践踏、借机倾覆。三种道路得失的报应如同黑白分明，然而世上的君主实行王道的少，趋向霸道和强国之术的多。为什么呢？王道所作的影响深远，不能在仓促之间取得成效；霸政和强国之术虽然弊害深重，却能在眼前见效。人的常情，是轻视长远效果而看重速成，这就是失去正确趋向的原因。臣切实观察近来朝廷内外的议论，再考察陛下心意所趋，拿古代的道理来衡量，不能没有疑问。况且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尊重义而不尊重利，为什么却把兴利放在首位？仁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彰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利，为什么却把追求功效作为一贯目标？万事之所以成就，正在于需要长久缓慢，为什么却以急迫为期限？四方之所以敬畏爱戴，是因为和乐平易，为什么却用威刑驱迫他们？臣希望陛下豁然大变，去实行众人不能做到的事，卓然自立，去达到前代不能达到的境界；尊崇王道，轻视霸道和强国之术。凡有违逆心意的话，一定要到道理中寻求根据；凡有顺合心意的话，一定要查找其中不合道理之处。取其精纯而舍弃驳杂，掌握根本而治理繁琐。这些都是王道的办法。又说：臣听说，迎合耳目一时的娱乐，却成为心腹长久的祸害，是柔弱顺从、逢迎取悦的人；即使把他们铲除，也常常忧虑仍有遗漏。违逆一日的心意，却成为百世的利益，是刚正、方直、忠谠的人；即使不断培养他们，也常常忧虑还嫌不足。古代圣人屈己守谦，和颜悦色、谦逊自抑，加以慰劳，厚礼招致，用劝勉帮助，以最高的奖赏酬答，都是为了培养天下刚正忠直的节操，使他们整齐地站立在朝廷，成为国家宗庙社稷的福气。所以伏在宫门求见、趋赴鼎镬进谏、拉住衣服牵挽栏杆、撕破麻制诏书、封还诏书这一类事情，每天都有而不认为奇怪，正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招来下面的实情。臣希望陛下容忍近臣献言，开怀接纳远臣议论政事；重视谏诤的职任，以帮助扩大见闻；补充掌管宪法纪纲的官员，以振兴法纪；又加以谦逊自抑、宽容借重，深深培养刚正忠直的气节，如汉高祖对周昌、晋武帝对刘毅那样，然后才可以得到天下忠直之言来辅佐治道。不然，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徒然召集来询问臣下，又怎么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所以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衰微、阴气盛大的表现。有人却说日食只是历法中通常记载的现象。臣请求辨析这一点：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形成一次交会，交会之后才发生日食，这是历法家的说法。然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都还没有达到一次交会便发生日食，这是历法不相符合的第一点。两汉的政事，西汉强盛，东汉衰弱，大致都只有二百多年；但西汉发生日食四十五次，东汉发生七十四次，日食的疏密正与政事的盛衰相应，却没有固定数目，这是历法不相符合的第二点。因此，日食不能托言为历法现象，其根本是阴气盛大的应验。阳气浮行而成为天，主宰活动；阴气凝聚而成为地，根本在于静止。所谓发生变动，是阴气越过本分而与阳气相抗。

译阳与阴，正是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的象征。君子之道增长，阳气就以祥瑞显现；小人之道增长，阴阳就以灾异显现，这是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必然征兆。天下一切事物，有旧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迟钝有善辩，有躁动有安静；相对而言，在上而偏向上者都是阳，是君子之道；在下而偏向下者都是阴，是小人之道。上面的偏向应当过分厚重，下面的偏向应当经常削减；本应厚待的却薄待，本应削减的却增益，就会阴盛阳衰，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增长，弊害最终达到不可扶持的地步，这一点不可不察。至于旧臣劳苦后必然迁升，新来的人却必然得到亲合；大臣模棱两可，小臣固执持议；老成之人沉沦隐伏，年轻弱少的人被简拔；方正刚直者被疏远，柔顺谄谀者被亲近；能言善辩者得到任用，迟钝謇涩者遭到斥退；锐意进取者受到褒奖升迁，默守本分者反被遗落，阴盛阳微的变化，没有比这些更明显的了。天地告诫的意思，不能说不明白，希望陛下思考应对的方法。又说：官员各自守住职分，叫作名；职事各自办理，叫作实。丞相、辅弼的职责，应当责成他们论道德、调和阴阳；掌管财计的职责，应当责成他们疏通有无、充足国用。谏官应当以直言陈说政事得失来接受责成，御史应当以弹劾、纠正过失违失来接受责成，侍从应当以竭尽规谏、进纳教诲来接受责成，将帅应当以安定边疆、击退敌寇来接受责成，职司应当以治理一郡一县来接受责成。这样按照官员的名分来责成其官职，依据实际情况来督察其职责，那么各项功绩还会有不能完成的吗？从来没有这种事。如今大臣下至兼掌财政之权，小臣有时侵夺将帅的权力；侍从官进谏和承担言责，不能畅所欲言；职司和守令不能专心治理本职，还没有见过这样却能没有虚假弊病的。朝廷在内外设置百官，都是为了治理天下万事，并不是只徒有空名而交付给他们。想要树立一项事业，就重设一个官职；想要治理一项政务，就重派一名使者，还没有见过这样能够取得成效的。又有人说：“陛下爱护百姓，希望他们富裕，却不足以用来使国家富裕；派遣使者宣扬惠民教令，反而恰好足以造成弊害，这大概是失去了事情先后次序的缘故。”事情有开始酿成祸患的，法令也有开始产生弊病的，并不是说事情一开始、法令初行时就立即如此；只是积累日久，弊害和败坏不断聚集，祸患才会发生，这是必然的趋势。我曾经考察过，富国的议论并不是在国力丰盈的时代兴起，反而多产生于战争之际。王者总揽天下，能够使民心归服、使国家体制受到尊重的，在于我方道德的盛大，并不在于财货的丰盈。因此，钜桥的粮食虽然积聚很多，商朝却不能据此长存；敖仓的粮食虽然充盈，秦国却不能守住天下。这并不是没有财货，而是道德没有建立，因而失去了天下人心。鸟到了困窘时就啄人，兽到了困窘时就扑击，人到了困窘时就会欺诈。陛下的百姓，可以说已经困窘了。前代所谓不设限度的赋税，大的征取山海之利，小的征取草木之利，这些利益全都已经收入官府，而且如今仍在实行。希望陛下慢慢思考减省费用、节约用度，使百姓财力得到宽缓，使百姓劳力得到休息。倘若像大禹那样俭居卑宫、厌恶华美服饰，像汉文帝那样穿弋绨、着革舄，以恩泽施于天下，也许就不至于极度匮乏；若反而又开泉取息，派遣使者加重征收来求得富民，宣扬惠民之名，难道还能实现吗？上奏神宗，论说亳州青苗案，请求只追究并降责自己。富弼 臣恭敬地因为本州发放青苗钱和粮斛一事，朝廷设置专案审狱进行推问查勘，州县官吏都不敢顾惜罪责。臣已经三次上章，请求只治臣一人的罪而加重责罚，特赐宽免；至于其他官吏，臣在第三次奏章中又请求，凡是在青苗事务上有各种违犯，无论轻重，臣也应当一并承认。近日又听说，勘院推究职官时，有人把简帖交给外县官员，命令他们不要发放青苗钱粮，现正在办理文书往来。臣私下观察，朝廷竭力推行发放青苗钱粮，必定认为这对天下有利；然而据臣所听闻，四方议论此事，都认为害处多而好处少，所以臣愚昧的想法是不愿发放。又因为臣忝居长吏，不想公开执行废格新法；将来到了应当发放夏料的时候，便准备指挥州司依照旧例办理。臣私下担心各县立即发放，于是查得主管钱粮的官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都曾到各县防备，并且遍识知县、县令。臣因此命令他们秘密写信，不得发放；还再三叮嘱他们说明：如果贸然广泛发放，将来百姓逃亡迁移，带走官府的本钱和粮斛，县司上下的公人必定要摊派赔偿。况且徐公衮、石夷庚都曾执意覆奏说，这样恐怕会造成不便。臣当即斥退了他们。二人既不敢违背臣的指挥，也曾通过书信传达臣的意思，告谕各县，于是也不敢发放。前些日子没有发放青苗钱粮，其罪责绝不在别人，而是臣专门主张此事，情状十分清楚；所以臣此前已经三次上章奏请只追究臣一人而加重责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关于臣如今招认的罪犯，以及先前三次奏章中的情理，也一并请求下达推院，令其据实查取审勘。臣深切考虑，臣这样做本来是想大致保全事情的体面：如果公开指挥州县不得发放，就是明显违背朝廷新法；如果立即依法命令全部发放，又恐怕今后催督不能前进，必然导致百姓逃亡，反而使贫困下等人户受害，又使县司上下公人无辜遭受赔偿，二者都不方便。所以臣到了期限仍按条法办理，是为了避免背负废格新法的名声；又秘密告谕县官不许发放，是不想使贫民逃亡，也不致使县司公人赔偿家产，似乎可以两方面都得到便利。如今朝廷既然命令彻底追究，臣也必须据实尽情申陈，因为实在是不得已。臣现在姑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知道它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久、越来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译何况自从最初施行此法以来，内外大小臣僚以及被贬逐者、台谏官，纷纷论列，已经把弊病说得十分详尽；又听说后来产生的弊病越来越多。臣因年老多病、昏聩闭塞，不能一一分条上奏。只是请求圣上慈悲，检阅汇集前后臣僚论说青苗事务的文字，召集百官议定，这样便可以看出它的利害。臣如今这样略为辨明，只是因为朝廷正在根勘，所以难以保持沉默，并不是强行文饰自己，苟且求得免罪。此次本州不发放青苗钱粮，都是臣独自决定并甘愿承担的，应当接受严厉谴责，即使死去也没有悔恨。至于徐公衮以下的州县官吏，只是有不应当听从臣指挥的过错，还希望圣上慈悲察明他们的情由，除此之外并没有深重罪责，特赐宽恕。【熙宁四年二月上奏，富弼当时任亳州知州。此前，干当淮南路常平司赵济说：富弼以大臣身份废格新法，法令施行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如果置之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诏令江淮发运司派官员弹劾亳州所属各县官吏阻挠愿意请求青苗钱的人户，把事情经过上报。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说：亳州知州富弼责令防城官吏发放常平钱谷，擅自追捕县吏并重笞他们，又派人拿着小札，命令尚未依照提举司文书施行。本州签判徐公衮写信告谕各县，使它们不要奉行诏令，请求彻底根治。诏令把案件送交亳州推勘院，至于富弼，只命令在案卷之后一并收捕治罪后上报。富弼于是上了这道奏章。上奏神宗，论说王安石　杨绘 臣深切认为，知人的困难，即使圣人也难免有所失误。像尧做君主，可以说是圣人了。禹说：“能够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适当的人，只有帝尧也认为困难。”既然明智而有恩惠，又何必忧虑驩兜？为什么要流放有苗？为什么畏惧花言巧语、好声好气而心术邪僻的人？这说明尧也难以真正知人。像孔子做老师，可以说是圣人了。他说：“只凭言辞取人，会错失宰我；只凭相貌取人，会错失子羽。”那么孔子也难以知人。知人的方法，古代圣人都认为困难而且不能避免失误，那么现在的人比不上古代圣人，难道能自以为知人没有困难、不会失误吗？然而如果参考众人的意见，不因个人的爱憎来判定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那么知人也许就能少有失误。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明的德性如天赋自然，具有知人的明智。只要知道某人贤能，就会任用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天下百官众多，难道都能出自陛下亲自知晓吗？那么责任必然在宰相。如今担任宰相的，只有王安石。臣认为他的文章、德行、政事，确实足以担任宰相；只是就知人的方法而言，恐怕未必能够没有失误。以臣愚昧的观察，他的失误只在于凭个人爱憎判定人的贤能与否。臣请求用过去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吕公著，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贤人；有一天吕公著说青苗法不便利，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于是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不贤之人。陈升之，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贤人；有一天陈升之请求罢除条例司，王安石便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不贤之人。韩绛，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贤人；有一天韩绛在陕西张榜议论助役钱，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于是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不贤之人。薛向，王安石起初喜爱他，于是竭力推荐他，认为他是天下贤人；有一天薛向说助役钱不便利，王安石最终便憎恶他，已经阻挠、弹劾他了。如果不是因为相距较远，必将进一步竭力排斥他，认为他是天下不贤之人。至于李常这一类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起初顺从我，王安石就喜爱、推荐他们，认为他们贤能；后来违背我，王安石就憎恶、排斥他们，认为他们不贤。知人的方法，难道是这样的吗？不过过去的事情不值得再议论，臣所忧虑的是将来。王安石如今已经担任宰相，地位比过去更加尊贵了。这样一来，他的势力逐渐集中而且专断了。人们知道顺从他的人能够得到进身之路，那么刻薄的人就会望风而来；人们知道违背他的人会招来愤怒，那么阿谀奉承的人就会登门依附。靠阿谀奉承而被任用的人，只图谋富贵，必然不可能是正直之人；靠刻薄而受到知遇的人，只专门追求沽名激进，必然没有爱护他人的道义。触犯他的人日益离去，顺从他的人日益增多。触犯他的人日益离去，其中或许有坚守正道的君子；顺从他的人日益增多，其中或许有诡诈随俗的小人。陛下任用安石到了这样的程度，而安石又不能知人，喜爱顺从自己的人，憎恶违背自己的人，也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陛下维护安石，他也未必会做错事；但万一发生擅权专横的事情，既然依附他的人众多，又没有人敢违抗他，那么陛下从什么地方了解实情呢？即使安石确实没有做错事，万一有考虑不周的政事，施行后对当时造成危害，又有谁敢同安石说明呢？看他喜爱顺从自己的人而竭力推荐，憎恶违背自己的人而不肯任用；即使有人敢于进言，安石难道肯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回头改变吗？这样上面使陛下孤立，下面使臣下受控制。臣所忧虑的，就是将来会发生这种情况。臣希望陛下体察到安石在知人之道上还没有完全做到，所有官员的除授任用，不要只相信他的爱憎，而应当再参考众人的意见，那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在接受任命为御史中丞以前，从来不敢把一句话上奏让陛下知道，实在是知道陛下对安石信任深厚，只是徒然招致执政者的憎恶。如今既已受命为御史中丞，就不怕诛杀和贬谪而进言，这是臣的职责。臣常听说安石门下的人议论，只要稍微有违背安石意思的意见，便彼此称为流俗之议。以今天的情况看来，流俗之议怎么可以忽视呢？不要让后人看待将来的情形，或许像我们今天看待去年一样。边疆事务是外患，民政事务是内患；外患如同皮肤上的病，内患如同心腹之病，难道可以说一定不会发生吗？臣认为从今以后，只有顺从安石的人，而不会再有违逆他的人，这与过去不同。请求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天下百姓为念，不要过分违背安石一人的意志。所有官员的除授任用，如果有还没有发现某人知人的优点，请求参考众人的意见，或者由圣上亲自裁决。【熙宁四年四月上奏，当时代理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说新法　张方平

译臣谨按，内外臣民各有职事，越过职分进言，国家有固定法令。臣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言之责，却擅自进言，衡量臣的狂妄愚昧，这确实是有罪。然而臣私下想到，近来因年老多病，不能胜任官事，陛下不忍心废弃臣，亲自选择适宜的地方，使臣得以安养。临辞行那天，臣当面承受陛下的恩德之音，陛下认为大臣的议论都应当替国家谋划，不应因身在内外而有所顾忌、有所隐瞒。古人说：“虽然你的身体在外，心却没有不在王室。”臣敬惟圣德广大，没有不能包容的。可是臣到任以来至今一年，心神和视力昏乱模糊，病情有增无减，所以曾请求苟延余生，求归还乡。区区诚意，久已提出却未获允许。陛下看到臣的志气衰弱到这个地步，难道还会认为臣有意辨明是非、同世俗争论吗？因此对于政事得失，臣已经很久没有参与。今天臣私下有所思虑，上对陛下参考官吏的情况，下替陛下考察百姓的情形，而国家安危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臣自念身受圣朝历代盛衰休戚的牵连，实在与国家同其安危。志气和力量虽然衰弱，但在道义上不能再沉默。然而臣想要说的，并不是要远引古事，也不是要预先探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来使陛下的聪明受到迷惑。这些事情都是陛下曾经亲自尝试过的，也是臣愚昧而有幸听闻的。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是有所建设，往往都符合上天的心意。起初议论修建山陵时，深切防止费用过于广泛，推明先帝薄葬的诏命，以此诏告有关官司。四方听闻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后来一年之内，广泛颁布号令，劝勉率领宗族，崇尚孝悌的行为；勉励州郡，把农桑之政放在首位；恢复转对制度以扩大言路；议论徭役以宽缓民力。盛大的德政，不能全部记载。当时正值天下经历大变之后，人人都急切希望听到德音，以忘却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百姓都获得福泽而安宁。纷乱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怨恨的声音也没有在乡里听见。陛下从容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令人喜悦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时的政事，有什么值得后悔遗憾的？依臣看来，不但陛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认为那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安定的需要。《易经》说：“容易就容易被人知晓，简约就容易被人遵从；容易被人知晓就会使人亲近，容易被人遵从就能建立功绩。有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绩就可以扩大。”假使陛下推行这条道路，始终不改变，那么臣认为长久而盛大的功业是可以取得的。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心超过适当限度，奸臣乘隙得以进用，邪说开始议论开拓边疆，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羌人的计策。陛下用金帛供给他们，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不到长远的祸害，轻率出兵深入，结怨于西戎，侵夺尺寸无用的土地，徒然耗尽内府历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敝，小则使将士死于仇敌。西部边境骚乱不安，陛下第一次后悔了。然而陛下天资英明果断，具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量，即使军队和官吏失误违法，建立功业的意图也未曾稍微衰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这种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主张。陛下乐于听取其中的利益，却没有时间深入追究它的祸害，于是全盘采纳。设置条例司，寻求天下遗留的财利。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出台。从此以来，所有变革多得无法尽数。其中最大的，第一项是常平青苗，第二项是保甲与并营，第三项是出钱雇役，第四项是保甲教阅。这四项同时在天下推行，官吏疑惑，军民愤怒，进谏争辩的奏章交相上达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胜其烦，为此在朝堂上长叹，每天忧闷得不吃饭。然而还侥幸希望它们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坚决维护，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停止。保甲并营的弊害，最先显现；武夫凶悍，对此怨恨最深，造成的祸患也最急。陛下知道它不可行，于是增加发放每月粮饷，又收纳退伍士卒，以顺应他们的心意，这样陛下第二次后悔了。然而军中的议论仍然喧嚣不安，陛下虽然施恩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认为这是恩惠，反而说陛下是害怕他们。后来不幸边臣筹算失误，再次引发戎患；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安定，反而致力于扰乱；临行派遣执政大臣，把边疆事务交给他，多给金帛，预先写好诰敕，以促成其深入敌境的计划。在这个时候，天下人心都知道此举必然失败。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事都能办成、万无一失。后来出兵进入无人之境，在不能守卫的地方筑城，使腹心地区困乏疲弊，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致使秦、晋百姓父子离散，尸横遍野。戎人乘机袭扰，已经修筑的城池受挫后随即倾覆，救援的军队接连溃败叛散，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此后才下达罪己诏，流放元宰，以向西部两地谢罪，这样陛下第三次后悔了。这三件事在陛下尚未后悔时，陛下也认为是对的吗？认为不对吗？陛下违背众人心意，推行而不顾后果，一定是认为对，而不是认为错。然而最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恐怕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吧？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冒犯的，是军队；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冒犯军队、轻侮邻国了。冒犯军队、轻侮邻国，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变化来得慢而祸患很大。变化快而祸小，是瓦解的忧患；变化慢而祸大，是土崩的祸患。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后悔了；土崩的祸患，陛下还没有认为值得忧虑。这就是臣寒心的原因。《易经》说：“错误尚未远去就能回头，不至于悔恨，大吉。”说的是事情尚未败坏时。陛下如果不醒悟它的错误，必定要等到失败后才后悔，像前面三件事那样，那么陛下回头已经太晚，悔恨也会很大。况且臣观察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后悔的事情，也只有三项：青苗、助役、保甲。这三项的弊病，臣不再说了。为什么呢？论事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是一个人。

译百姓毁坏肢体，熏灼耳目，嫁女后被迫分居，低价出卖田地房宅来求得脱免，这样的事并非只有一家。陛下也应当知道了。若仍徘徊而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累怨恨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逐渐蔓延扩展，消灭后又重新出现；英雄乘机而起，振臂一呼，就可以聚集上千人的队伍。像这样，胜广之类的人形成势力，这就是所谓土崩的形势。臣恐怕陛下到了这一步，即使想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即位初年的政事同今天的事情拿来比较：天下纷扰不安，哪里比得上今天严重？群臣异口同声地争论，哪里比得上今天众多？陛下听取阅览奏章而疲倦，哪里比得上今天繁多？后悔自责，哪里比得上今天迫切？陛下如果确实这样比较，不等臣把话说完，得失就可以自己判断了。况且即位初年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天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时的本心，而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虽然如此，臣私下听说，如今道路上的人都说陛下已经后悔了。后悔却不改变，并非陛下的本意，而是被提出建议的臣子所迫。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成功，便改变说法而随从众人，那么君主就可以据此测知他的深浅。君主能够测知臣下的深浅，那么任用或舍弃他的命令就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感到不便的地方。臣深切痛惜陛下为社稷谋划，想要改正过错以安定天下，却有把持权力、贪恋职位的大臣坚持此事而不肯放手。陛下聪明睿智，官员的废置任免都可以自己决定，却唯独为此郁郁不乐。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意，因此虽然势力疏远，言辞却很恳切，惟愿陛下明察。【熙宁四年五月上奏，当时由陈州学官苏辙代作。《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六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八 上奏神宗，论说助役　杨绘 臣私下认为，尧、舜做君主，禹、皋陶做臣子，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的治理境界。然而考察《尚书》，皋陶向舜陈述谋略，而禹也称赞帝尧，他们认为困难的事情，只在知人、安民两项而已。安民就能施惠，难道不是治国之道的首要任务吗？何况这里说的是京畿地区的百姓呢？臣私下看到，近日东明等县约有一千数百名百姓到开封府申诉，诉说因超升户等第而征收助役钱的事情。开封府不肯接收诉状，却说没有收到朝廷诏书和司农寺的关报。百姓既无处申诉，于是冲入宰相府。宰臣王安石告诉他们说：“这件事宰相府原本不知道，等候指挥，不会让你们超升户等第。还要问问你们来时知县知道吗？”他们都说不知道。到了十五日，百姓聚集到御史台前。臣因为御史台没有按例接收这种诉状，便寻找机会告谕他们散去。退下后访查，才知道司农寺超升户等第的缘由：是不依照各县原来确定的户等第次，而是由司农寺按照现有户口、品量家产来均定助役钱数，逐户下达，命令各户按户力次第重新升降，另行制作簿册，依照条限晓谕人户知悉，必须在农事开始前办完。臣如今举一个县来说明。比如酸枣县乡村第一等，原来申报一百三十户，如今司农寺下达的数目却要二百零四户，也就是提升了七十四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二百四户〕 第二等原来申报二百六十户，如今司农寺下达三百零六户，就是提升了四十六户。第三等原来申报三百三十九户，如今司农寺下达四百五十九户，就是提升了一百二十户。臣私下认为，凡是户等第的升降，大概应当根据人户家产的高下，必须凭借本县的实际情况；本县又必须凭借户长、里正的调查；户长、里正又必须凭借邻里的了解，从下到上才能得到真实情况。如今却由司农寺预先划定数目，命令本县按这个数目定簿，百姓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呢？譬如腰带之所以成为腰带，是因为要围在腰上；鞋子之所以成为鞋子，是因为要穿在脚上。腰带的长短必须随着腰部的肥瘦，鞋子的宽窄必须合乎脚的大小。如今如果腰带太长有余，就增肥腰部来把它填满；鞋子太窄不够，就削小脚来迁就它，可以吗？超升户等第以便多征助役钱，同这有什么不同？何况京畿是天下的根本，不能不牵挂圣上的思虑。按照这一次的次序，人户纷扰，诉状和申诉急迫而不能平息；即使想委托府界提点官吏用威势压制来制止，臣私下恐怕就像河道被堵塞后突然决口一样，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难道能不加以考虑吗？从来安排民政事务，何曾不是从州到县，哪里有把文书直接下达到县而州府却不知道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户〕 臣详细推究司农寺不关报开封府的意图，显然是自知所做的事情在道理上不妥，希望各县畏惧权威而不敢提出异议。如果关报开封府尹，或许会引起争执，使事情的体制更加复杂，妨碍施行，所以才公然不顾，直接下达到县。况且如今已经是农事月份，怎么还说一定要在农事以前办完？难道是想随着夏税一起催促征收吗？臣又访闻，中书现在派孙迪、张景温到各县核量，还命令各县把不愿出钱的人户另列一项登记。臣私下恐怕将来会用重役困苦那些不愿出钱的人户，以此威胁他们，谁还敢不服从？臣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京畿百姓一向受到骄纵优养，如同婴儿。如今已经被团保之法牵连，此法又仓促暴急地施行，使他们惊惶不安至今。如果又不停地欺凌，所造成的忧患就不小了。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对待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诗经》说：“商邑安定严整，四方都以它为准则。”《春秋》把中原视为内，把诸夏视为外，难道可以不努力使他们安定吗？如今判司农寺事的是邓绾、曾布，一个担任知杂事，一个担任都检正。若不是臣来进言，还有谁敢替陛下进言呢？【熙宁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神宗，论说助役　刘挚 臣听说孟子说：“只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政事。”意思是君主即使有仁爱之心、仁爱之声誉，如果不依据先王之道制定良好的法度来推行，也难免使百姓不能受到恩泽。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极其诚恳地希望治理好国家，忧虑挂念百姓，认为天下的徭役法长期以来失去公平，所以慨然有意使它大为均平。然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制定法令，很没有能够上合诏旨、下合人情的地方，臣请求说明。它的法令说：按户收钱以助役，由官府自行雇人。臣认为其中的问题说不尽，姑且略陈十项危害。天下户籍分等，分为五等；天下有十七路、三百多个州军、一千二百多个县，所有户籍的虚实、徭役的轻重，大都各不相同。如今收钱并以户等作为标准，那么这些所谓不同，不是一项法令能够完全齐一的。如果随着田产的肥瘠，因地制宜，每一州每一县、每一乡每一家各自制定办法，就会错杂纷繁、数目不同，又由谁来总管统一？这不符合所谓划一的原则，这是第一项危害。新法担心旧户籍等第不真实，所以命令评量家产、另立户等，以确定钱数。然而旧户籍既然不可信，那么现在重新评量，又怎么能保证没有错误？这不但会造成骚扰和弊病，也会使富户有时缴得少，贫户有时缴得多，这是第二项危害。上等户一向少，中下等户一向多；上等户承担的徭役次数多而且沉重，所以有些人反而把如今缴助役钱看作幸运；下等户承担的徭役简单而轻微，所以都把如今缴助役钱看作不幸。优待富人而使穷人困苦，并不是立法的本意，这是第三项危害。新法之所以命令评量家产、另立户等而不采用旧簿，是因为想多收雇役钱，又担心上等户太少，所以临时把一些户升降补入高等，以充足配定钱数。疲惫困乏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近日府界的情况已经验证了这一点，这是第四项危害。一年中有丰歉之别，而役夫人数却有固定数额；助役钱不能缺少，这样一来，助役钱就不像税赋那样有缓征、减免、停放的期限，这是第五项危害。夏、秋两税，农民所有的只是丝绢、麦、粟之类，而助役法都要使用现钱，所以必须随时变卖货物；又迫于期限，价格必定大跌。即使允许用实物代替钱，也还会有退回挑拣、积压滞留以及借机索取的祸患，这是第六项危害。两税以及科买、贷责等名目已经很多，平时没有灾害尚且感到困苦，不能办完公私费用；如今又兴起庸钱，耗尽百姓所有，恐怕这些人不会乐意并愿意继续务农。天下户口必然日益减少，情况轻的会离开去做商贾、客户、懒散游民；有的父母兄弟不能相互保全，有的触犯法律禁令，分散而降入下等户；严重的就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第七项危害。有侥幸取利之心的人又能够钻营关系，空谈法令本意而虚收钱财；大概就像近日两浙把科征的钱数增加一倍，想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却使国家承受聚敛的毁谤，这是第八项危害。既然做了百姓，就应当服役于公家，这就是所谓受人治理、侍奉国家的普遍道义。何况乡县定期轮流差役，互相替代，上等大役即使最迅速的，也还要十多年才轮到一次；至于下等役，往往要一二十年才再次轮到。如今让大家一概出钱，由官府自行召募雇用；雇人的价钱不高，就不足以招募；价钱不低，又不足以供给。价钱定得低，法令可能无法施行；价钱定得高，百姓又承受不起，这是第九项危害。役夫必定应当使用乡户，大概因为他们有固定产业，就必然懂得自我约束；性情愚朴诚实，也很少欺骗公家。旧法即使有代替姓名的办法，乡人仍然自行承担责任。如今既然改为雇募，恐怕只能得到轻佻狡猾、浮浪奸诈的人；那么像府库、场务、纲运等凡是主管财物的事务，他们不但不会尽心守护，也恐怕县官的财物经不起他们盗用和冒领，罪案就会每日上报。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吏之类，职责在于捕察盗贼、发布文书、追督公事；恐怕遇到盗寇时会畏惧逃避，因办事而产生骚扰奸弊，并且舞弄文书、买卖狱讼，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这是第十项危害。百姓可以安定，不可以任意扰动；财物可以流通，不可以耗尽。以臣浅薄的见闻，所列举的危害已经如此之多；民间议论沸腾，其中还有大于这些的危害，只是臣不敢说出来，那又怎么会有穷尽呢？然而臣曾替陛下广泛访察并深思熟虑，大概天下的差役没有比衙前更沉重的。如今司农寺新法有一项说，乡户以后不再抽差衙前，原来登记的长名人等仍听任依照旧法；官府把天下各处官卖酒税坊场以及州县坊市人户应出的助役钱，拿来酬偿衙前的重难差役。臣认为这项办法似乎可以实行。不过坊市十等户向来已经承担官府配买物资，遇到饥荒盗贼、河防城垒和缓急征发时，郡县也要依靠他们；如今很难再让他们在这些负担之外平均出助役钱。过去官府把场务交给衙前，折抵差役时往往高估价格，并没有完全亏损官府实际数额。如今既由官府自行拘收，再按私下价格召人买卖，收入本来就多；又应当把原来衙前承担的各种事务裁减节省，使官府没有旧日的糜费；到支给酬劳时再稍微优厚其数，人情一定乐意承担。这样可以宽免乡户的重役，也似乎没有伤害百姓的事情。臣请求陛下把这一条路的办法诏令有关部门详细讲求；如果各路坊场钱数能够办妥，并且足以从本路召募雇用衙前、给予酬劳奖励，那么请求详细列出条目，先行施行并观察效果。经过两三年，看到了它的利益和成效，其他徭役法的更改就不难了。至于助役钱的法令，臣恳请陛下早日作出圣明裁断，一概停止议论，以使天下得到幸运。更改法令、创制制度，可以逐渐进行，不可以急暴施行。何况想要内自京畿、外至海边，一律按户收钱，可以说是重重聚敛；又想逼迫急促地完成它，使百姓怎么能够自保？陛下怎么能不慎重对待这件事呢？【熙宁四年六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分析曾布札子　刘挚

译臣近来曾上奏，论说助役法有十项危害。如今奉到圣旨，批示送交司农寺。又因曾布札子列举条款加以诘难，奉圣旨命令臣分析说明。臣私下认为，助役法由大臣在中书主持，中书属官和御史知杂事在司农寺筹划；又有大臣选择的监司、提举官在各路推行。上下布置，势力如此，可以说容易施行了。然而日久年深，仍没有可以作为法令的定论，原因是什么？只是不顺应民心罢了。百姓不愿意的事情，古今从来没有能够凭势力强行办成的。因此即使命令使者奔走道路，在内接受指示、在外施加压力，但他们的谋议彼此参差，条制各不相同，纷纷扰扰，连自己都不知道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施行；那么这项法令的利害，已经明白得如同抬头看天了。臣是负有进言之责的人，所以此前采集内外士人和百姓的意见，向陛下陈述；司农寺的辩解既然如此，陛下认为臣的话对吗？如果认为对，事情已经尽在臣前面的奏章中，可以回头查看；陛下认为臣的话错吗？那就贬斥罢黜臣便是。即使再让臣说明，也不过是前面所说的十项危害，因此臣不再逐条陈述。不只是徒然浪费言辞、掩饰过错，烦扰混乱圣上的听闻；风宪之官难道可以同有关部门争论是非胜负，像市井之人争吵一样彼此喧嚷吗？这样岂不是辱没了陛下耳目之官的职责？如果说臣等险恶偏邪、欺骗妄诞，那么上有陛下的明察，下有内外公议可以检验。所谓心中有趋向和背离：臣所趋向的是公，所背离的是私；所趋向的是义，所背离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臣。如今只是辨明助役法的利害，却无缘无故提出趋向、背离的议论，用朋党之意引导诱惑天下人，这是令人惊骇的。所谓臣曾经没有畏惧顾忌，那么陛下的法令就是臣所畏惧的。陛下容纳忠直之言，臣身为御史，实在不敢隐瞒实情而自行避讳。如今司农寺想使臣畏惧、顾忌权臣，这确实是臣办不到的。臣恳请陛下把臣前后论说助役的奏章同司农寺的言论，一并宣示二府大臣、内外百官，以考察是非。如果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就请求迅速罢除助役法，以安定天下人心；如果臣稍有欺骗蒙蔽，就请求重重施行流放贬逐，以向专权之人谢罪，并警戒妄言者。【熙宁四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神宗，分析曾布札子【这是第二道奏状】刘挚。臣昨日接到圣旨批示发下司农寺曾布的札子，责问臣所说的助役之事，随后已经详细陈述分析，上奏报告完毕。臣私下认为，人的耳目对于人身来说，凡是事物经过，必定看见、听见，从而传达到心中；心必然接受它。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反而怀疑自己能够视听的道理。先王因而设置谏官，使他们代替天子的耳目，内外彼此信任，就像一体之中各部分相互发挥作用一样。他们所说的话，即使直率也一定容纳，即使很多也一定接受，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治理；否则就会反过来。诽谤木、谏鼓没有设置，是危险混乱的国家；鼎镬、斧锧不在，是圣明的朝廷。恭敬地说，陛下亲自具备最高的圣德，喜好询问、乐于采纳善言。凡是召见臣下，即使是卑微的官员、小吏，也必定温和恭敬、和颜悦色地诱导他们畅所欲言，这是尧舜的盛德。然而到了我们这些臣下依据职事进言时，却让有关部门令我们分析说明，这件事中外都知道，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司农寺倚仗宠幸来防止改革，大臣设法来蒙蔽陛下的耳目罢了。臣因事献上忠言，斗胆说一句：如今天下的形势，陛下认为安定吗？没有安定吗？治理好了吗？没有治理好吗？如果认为还没有安定、没有治理好，那么以陛下的睿智，言语行动、起居日常，亲自履行德礼，早晚勤勉精进，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而天下仍不能达到安定治理，这将是谁造成的呢？陛下即位后，专心考察任用、责成臣下，倚靠他们来期望太平，而把实现太平看作自己的责任，获得君主专擅政权的，是王安石。三四年之间，政令开合、局势动摇，天地之内，竟没有一个百姓、一件事物能够安处其所。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天下才开始有了聚敛财富的疑虑；青苗法的议论尚未得到认可，均输法就施行了；均输法正在扰乱民众，边境的谋划又发动了；边境的祸患尚未平息，漳河的工程又兴起了；漳河的危害尚未平定，助役法又兴起了。其间又兴修水利，使百姓劳苦却没有功效；又推行淤田，耗费很大却没有成效；又裁并州县，各路无不强迫百姓来响应命令；又兴建东西二府，使财力极度困窘。宫禁之旁，斧斤砍伐连续不断，将近一年仍未停止。议论财利时，商贾、市井、屠户、贩夫都被召到政事堂；征取利益时，甚至连历日也由官府自行贩卖。由此推行下去，无法一一说尽。古代贤人侍奉君主、推行治道，必定循序渐进，逐步而持久地完成，至于设施安排也都有次序。如今几十、上百件事情交相兴起、同时施行，想在短短几年内改变天下；使者往来奔走，穿梭于州县之间，小人依附权势，在内外奔走助成，以至于轻易使用官爵名器，混淆贤能与不肖，把忠厚老成的人排斥为无能，却任用轻浮少年、机敏巧辩之人，认为他们可以使用；遵守正道、忧虑国事的人被称为流俗，败坏常道、残害百姓的人被称为通晓变通。能够依附自己的人，不按次序就提拔他，说：“我正在提拔人才。”不肯来投靠的人，就以沽名为由斥责，说：“我正在执行法令。”凡是政府谋划议论、安排筹划、官员任免升降，都只同属官曾布商议决定，然后才下笔。同列大臣要到曾布之后才得知，所以奔走求告、乞求请托的人，使曾布门下像集市一样。即使如此，还有比这更关系国家根本、更严重的事情：祖宗历朝的旧臣，被防范、刻薄、鄙弃，离去的几乎已经没有了；国家百年来形成的成法，被铲除、废弃、扰乱，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陛下难道不奇怪，天下所谓的贤士大夫，近年来相继被迫离去的有多少人了吗？陛下也曾察看过这些吗？疏远旧臣，是因为权势地位上没有人能够与自己抗衡，自己的权力便可以保住；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说：“凡是要害职位，都可以任用我门下的人。”废除旧法，就说：“如今用来控制天下的，都是我所创立的，陛下一定会长久任用我，听凭我收放变化。”唉，这才是事情的实情；但对外的名义却说是“革除弊病、振兴治理”。因此陛下乐于听到这个名义，却难以察觉其中的实情。

译赏罚、号令，是陛下用来磨砺天下、鼓动四方，使人受到劝勉并产生信任的手段。如今有这样的人，能够玩弄公务来倾陷功勋旧臣，制造大案来驱逐官吏，这样做是对的吗？如果是他的职分，为什么还要越级任用他担任职司呢？赵济就是这样。又有这样的人，以渭源田产之事欺骗蒙蔽，开始已经因此获罪，最终却又因此增加官秩，王韶就是这样。程昉处理漳水之事而兴起大工程，使一方困苦却没有成功；赵子几挟带私情而违法禁令，查办官吏以防止百姓发言；这些人全都置之不问。这样就是把本应由圣人施加的惩罚反而施加成了赏赐，而本应依法诛罚的人却没有受到惩罚。京畿县邑的百姓因助钱之事上诉，陛下批示命令召问其是否出于自愿；东明知县因为不能禁止百姓上诉而被弹劾。陛下又批示纠正弹劾擅自升迁户等的事情。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独断而作出的善政，但中书都阻格不予下达，这就是陛下的命令不能施行。西征军队没有功劳，却说这不是朝廷原本的谋划。天下只看见供给军队的费用以千万钱计，从京师运出；空有名义的诰命，快速下达到西路；又命一名知制诰到将帅幕府，专门代替天子发布言辞，使回报、答复和号令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如果认为这些不对，为什么不制止它？等到事情失败了，却说这不是政府的谋划。耗损费用数千万缗钱，秦、晋之人肝脑涂地，失去军队之心，结下边疆的祸端，却不自行请求承担罪责，反而使陛下发布中诏责备自己，压下徽号而不接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疾首？至于助役法，臣已经说过了。它的条文制度细密繁琐，臣虽然未能全部看到，但臣大致始终认为：在天下百姓的赋税、借贷、债务，以及公私利息之外，又无故制定法令，提升户等，使他们一概交出缗钱，这些都不是作为百姓父母、爱护养育民众根本所应做的事。因此臣称它为聚敛，并非妄言。陛下如此重用、信任辅臣，而辅佐君主的办法竟是这条道路，这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大臣。如今既然颠倒荒谬、违背错乱，败坏扰乱纲纪，知道天下不能容忍，害怕陛下心意回转醒悟，便认为即使中外士人畏惧躲避、不敢发言，尚且敢于发言的，也只有御史因为有职分在身。因此又使司农寺蒙蔽天听，编造偏颇的言辞，命令我们分析说明，以摧折台谏风宪的体统，阻塞言路，使他们忧惧而苟且容忍、闭口不言，或者想挑动他们说出危急激烈的话，随后借机排挤驱逐。他们不知道忠臣节士即使遭受杀戮、侮辱也不害怕，只是为了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如今羌夷的疑虑尚未消除，反复不定的军队尚未安定，三边的创伤、疲惫、溃败尚未痊愈，河北大旱，各路大水，百姓困苦、财力耗尽，县官府库空虚；圣明的君主恭敬勤勉、思求治理，这是天下各方都知道的事，而身居辅弼之位的人却正想蒙蔽上天的聪明，使下情不能上达，他们是什么心思？臣希望陛下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顾念天下生灵的危苦，稍稍改变一些思虑，收回威权权柄。臣深恐将来有人专擅权力、放纵心志，做出陛下不能忍受的事，最终必然损害君臣之间的恩义；这样，今天养成他们，恰恰就是在害他们。至于冯京、王珪同列参与政事，都模棱两可、只求自保，不能扶持倾危、挽救危局；即使心里明白事情不对，也不加以挽救纠正；对于自己的进退，又含糊犹豫、不能决断，这些都不是所谓辅臣应有的体统。臣在四海之内孤立无援地独自进言，陛下过分听信，任命臣掌管风宪。臣私下常思考：近年台谏官屡屡因为进言而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全都对事情没有补益吗？难道他们都愿意说攻讦、激烈、危险、直率的话来为自己博取名声，以便被排斥吗？臣曾认为，想要议论政府之事，就好比治理湍急暴烈的水流，可以顺着道理逐渐疏导，不可以筑堤堵塞、激怒水势；那样不但难以取得功效，祸患也会更加扩大。所以臣自从任职以来，私下仰慕君子的中正之道，希望言语直率却不违背道理，言辞顺畅却不屈服自己的志向，或许可以使臣下愚昧的心意稍稍觉悟，使天听有所了解，也不敢任性逞强。然而臣若像浅薄之人一样，因为一言一事便轻率决定去留，就会导致圣明朝廷屡屡驱逐进言者，却没有任何补益。臣想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下也希望能够长久任职并建立功名。两个月之间，才上了十多道奏疏，其中谈到助役法的，只有三疏。正值天下多事之时，而臣的言论简略迟缓，又不足以使陛下感悟，那么臣辜负陛下已经很多了。没有料到大臣的愤怒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命令我们分析说明的事情，前代没有，祖宗朝也没有，近年以来竟制定出这种办法，来摧折进言者的气势。正当陛下勤勤恳恳听理政务、喜欢采纳谏言时，大臣所作所为却让人无法正眼相视，这正是激发臣狂直而不能沉默的原因。伏愿陛下深刻察看事物的变化，任用安定宁静的大臣，以使百姓得到休息；有所施行安排时，以大小、缓急作为先后次序，以义与利、经与权辨明本末。今后凡有向陛下进献可否意见的人，乞请设法诱导扶持、奖赏鼓励他们，停止命令分析说明，以尊重朝廷威严，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臣无法抑制自己恳切、愤懑、爱护君主而等待治罪的心情。【熙宁四年七月上奏。此前曾布上疏驳斥杨绘、挚等所说差役不便之事，王安石想写札子给杨绘、挚，命他们分析说明。杨绘详细抄录前四道奏疏为自己辩解，挚上了这两道奏疏。张琥认为杨绘的罪轻于挚，挚的言论尤其无状。王安石说：“挚狂妄愚昧而容易看透，杨绘狡猾奸诈而难以察知，古人所谓的壬人，即使尧舜也应当畏惧，陛下不可不察。”于是杨绘、挚都被罢免。杨绘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郑州，挚监衡州盐仓。】上奏神宗，请求尊崇任用忠诚、朴实、仁厚的官吏 王存

译臣接到御史台的告报，得知应当轮流入对，臣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施行得怎样；这是最正确的论断。陛下自即位以来，克制自己，专心一意，忧劳于各项政务，从未沉溺于宴饮游乐；提拔任用有才能的人，修订明确法度，有勤勉不倦的心志；对内治理财货，对外彰明威武，有驾驭长远、控制边远的谋略。考察前代求治的君主，规模宏大、如此勤勉精进的，看不到一两个；按理说应当使天下震动振奋，奔向太平。然而施行多年，人心仍未安定，众议也不一致，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所制定的法令还没有使民心明白，而负责执行法令的人又不能得到舆论认可吗？陛下也何不反过来寻求其中的原因呢？治理贵在合宜，不必舍近求远；做事只求符合道理，不必尊古而轻今。祖宗的法制施行已经一百多年，固然有衰败、偏颇、弊病而未能振举的地方，陛下加以整顿振兴，这是应当的；先王的善政中有些可以施行于今天，而祖宗尚未及实行，陛下举而推行，这也应当。然而议论者竟认为本朝的法令低下狭隘、已经崩坏，必须全部改变原来的制度才算治理国家，臣恐怕这是好议论的人说过头了。古人说过：“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这句话是说，即使有好的法令，也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执行。臣私下看见，近年来提拔任用的人才，施惠有余而忠诚朴实不足；执行法令的官吏，彼此以刻薄暴虐相胜，却没有仁厚之名。群情疑惑而横议兴起，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这样看来，所谓执行法令，恰恰足以败坏法令。臣担心轻薄的风气互相煽动，渐渐成为风俗。如今卿大夫聚集朝廷，谈论刑罚却不涉及德政；士人和平民在下面交相议论，谈利益却不涉及义理。朝廷进用的人是贤能还是不肖，关系到风俗；风俗是厚重还是浅薄，国家的盛衰也会随之而来。仰望陛下，发扬尧舜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的美德，体察仲尼审察言论、观察行为的明察，深深压制巧佞、险薄的风气，尊崇任用忠诚朴实、仁厚的官吏，使大宋的风俗比三代更加淳厚，使陛下的德化与尧舜二帝相提并论，岂不是盛事吗？臣愚昧而不懂得避讳，伏愿陛下宽赦臣并省察这些话。臣不胜恳切。【熙宁四年上奏，当时任馆阁校勘。】上奏神宗论王安石　王岩叟 臣听说，事情紧急，就不能慢慢行动；内心痛苦，就不能用缓慢的声音说话。今天天下的事情紧急，臣的内心已经痛苦，难道还忍心慢慢行动、缓声说话，而忽视君主与父亲的忧患吗？臣写这篇奏书，唯恐别人知道，并非为了盗取名声；今天的事情，唯恐君主和父亲不知道，臣不躲避祸患。假如陛下自己对百姓没有心意，臣即使怀抱忠心，也只能作罢。但臣暗中听闻天下有深识之士相互谈论说：“田猎游乐的快意，声色的愉悦，浮华事物的玩赏，喜悦时就过度赏赐，愤怒时就施加过重刑罚。即使是古代历经艰难、年老于国事的人也难以避免这些，而我们的君主正值盛年，面对太平无事的天下，竟能不因田猎游乐而快意，不因声色而愉悦，不以浮华为玩赏，赏赐不因喜悦，刑罚不因愤怒，忧劳恭俭，只把不能达到尧舜三代的盛治看作急务。这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然而却有人违逆常理，蛊惑败坏万事，来损害陛下的盛德，使四海内外不能看见日新月异的光辉，不能一同登上尧舜三代的境域。这正是忠臣义士捶胸咬牙的原因。臣谨察王安石，他的本性不是忠良，内心不能通达大道，只会写空洞文章欺骗世人，谈论高远的道理来求取君主欢心，可以说是借凤凰的羽毛来文饰猫头鹰的叫声。人们把他看作凤凰，臣却认为他是猫头鹰。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存心，是求得治理；而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却是招致混乱的根本。陛下把心腹之事托付给王安石，而王安石却没有把心腹之事奉事陛下。他自行搜求死党，占据所有重要职位。司农寺的曾布，强悍而险恶刻薄；中丞的薛绾，柔弱逢迎而暗中进谗；向某人，剥削下民、依附上司；起某人，狠毒深刻；绛某人，苛刻谄佞；绎、琥，险恶乖僻而嫉妒；定、秩，包藏奸恶；埛、确，狂妄荒诞而轻佻狡猾；子厚、将，阿谀逢迎而善于巧辩；宦官程昉，暴横残忍，荼毒一方，威势所到之处，没有人敢指斥；唯有惠卿，是奸邪之才，又位居其党羽之首。虽然他正在守丧居家，但中外仍然畏惧他，就像他还在朝廷一样。他手下那些如蜮、狐狸、山鬼般的人，夜间在洞窟中号叫，以恐吓动摇人心，到处都是，不值得一一向陛下说明。王安石从未出于公心为朝廷寻求一个贤良之士，所以天下说他没有以心腹之事奉事陛下，并不是妄言。陛下知道把权力交给他，却不知道交给他的过失；知道以诚信对待他，却不知道信任他的蒙蔽。交权给他的过失，使他难以控制；信任他的蒙蔽，使陛下容易受骗。三四年来，天下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王安石。福气随着他的喜悦而来，灾祸随着他的愤怒而至。四方之人像哑巴一样不敢吐气，以至于青天白日之下，他公然施展奸谋、攫取权力，来削弱王室，却丝毫不怕人；这就是臣不能慢慢行动、缓声进言来告知陛下的原因。臣知道王室建立起来十分艰苦，成就它十分困难，陛下难道不为祖宗爱惜它，却容许别人毁坏它吗？臣请求为陛下指出其中最大的危害；至于各种事情交相兴起、扰乱万类，臣还来不及一一列举。王室之所以尊贵，虽然因为君主尊严，更因为不敢轻易把名器授予人。如今街巷之人，早晨游走于私门，晚上就佩金带朱了。他在万乘君主身旁取得名器，竟然毫不顾忌，王安石可以说是凌辱王室。王室之所以尊严，是因为老成之臣在身边，忠直之臣立于朝廷。如今却离间老成者，抛弃驱逐忠直者，只为陛下招引顽童、进用柔佞之人，王安石可以说是使王室卑下。王室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纲纪振举、法度修明、赏罚公正。如今他却扰乱纲纪、毁坏法度、颠倒赏罚，王安石可以说是使王室衰弱。

译王室之所以安定，是因为能够使百姓有余力，并且以自己的生活为乐。如今从百姓那里征敛的事务繁多，对百姓督促得急迫，向百姓夺取的东西几乎没有留下，人人忙于求生还来不及，王安石可以说是使王室陷于危险。王室之所以光明，是因为民情不会堵塞在上面听不到，能够兼听万里之外的情况。如今朋党邪臣把它堵塞，有的甚至就在车驾所到的京城之下、国门之外，而君主和父亲却不知道；百姓像初生孩子一样哀号，申诉控告却无路可走，王安石可以说是遮蔽了王室。忠臣义士谈到这些，往往声泪俱下。臣知道陛下正倚仗王安石期望太平，一定认为臣的话不对，但希望陛下暗中选择一两个正直之人，以其他事情出使四方，暗中采集公议；再选一两个亲信到都城访问，使他们把众人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那么一定会有比臣所陈述的更严重的情况。臣还担心他们未必敢把真实情形告诉陛下，因为这些事情为亿万百姓共同憎恨嫉妒；只是陛下沉静凝神，独自没有听到罢了。臣每次想到奉天的变乱、卢杞被养成的事情，就没有不替陛下寒心的。因此，百姓怨恨而君主不知道，是天下最深的忌讳；把危险当作安全，是天下最深的祸患，希望陛下念及这些，不要忽视。臣曾读《易经》，读到孔子《杂卦传》说“亲近的人少，就是旅卦”，不觉替君主和父亲掩卷哭泣。只有天下忠诚守信的人才值得亲近。陛下试着察看如今左右前后的臣子，他们都是忠信的人吗？不是吗？是为权臣所用，还是为陛下所用？他们只是彼此结党，逢迎陛下、窥伺陛下、蒙蔽陛下，以便成就权臣的地位罢了，而君主和父亲独自处在群邪之中，这可以说是亲近的人太少了。为什么陛下以面南而王的尊贵地位、拥有天下的势力和众多士人的盛况，却自称像一个旅人呢？陛下学识贯通古今，难道独独没有看见朱温的事情吗？他先使唐昭宗孤零零地寄身于汴人之间，然后发动叛乱。只有天下最明察的人，才能在祸患尚隐微时看见它，并在祸患尚未壮大时破除它。希望陛下稍稍转变天意般的决断，用明察照见这些，国家社稷就幸运了。陛下如果眷恋王安石的贤能，认为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不静下心来暗中思考，亲自使用他呢？从任用他到现在已经四年，他对陛下有什么益处？在天下成就了什么功劳？给百姓施加了什么恩惠？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法令？提拔到各个职位上的人有哪一个贤能？投放到四方边远地区的有哪一个不是奸佞？陛下心思通达、目光明察，难道还不能清楚觉察吗？难道要等臣一一指出那些人、逐条列举他们的事情吗？或许陛下这些年来竭力排斥天下的议论，支持这个人，如今因为最终没有成效而感到惭愧，所以不果断罢免他吗？这又正是臣认为丝毫不会损害陛下明察，反而足以显示陛下圣明的事情。前些日子听见天下称誉他就任用，今天看见天下怨恨他就舍弃，这就是根据天下人的意见任用他，也根据天下人的意见舍弃他。陛下有什么私心呢？不出反掌之间，就能由否转泰、转危为安，圣人的能力，谁能超过这呢？希望陛下幸而考虑臣的话，不要再疑惑。况且自古以来，贤王英主与人共同取得天下、守护天下的，无不是中原的伟人。如今陛下坐拥中原，却不与中原端厚之士共同治理，反而只引进远方荒僻之地奇异邪僻、轻浮浅薄的人来商议大计，臣深切担心中原豪杰会在山林间讥笑陛下。凭陛下这样的天资，又如此自我砥砺，如果真正得到忠贤之士并任用他们，尧舜三代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天下什么时候没有真正的贤人？只是今天选取他们的方法不对罢了。真正的贤人不把能言善辩当作才能，不把文采当作高明，不把聚敛财富当作智慧，只能平心正意，深思远谋，为社稷作长久打算罢了。他们难道肯屑于谋求眼前利益，以至于误害百姓吗？然而这样的人谁不想被君主和父亲任用？只是以从权臣门下出仕为可耻，所以迟疑退缩，不肯出来。他们难道曾有片刻忘记陛下吗？陛下豁然作出英明决断，重新收回君主的权力，诛杀大奸、放逐群恶，使内外一并清明，然后发布半纸诏书向天下谢罪，说：“听任了他们。”偏偏大事几乎已经失去，天意启发了我的明察，使疑惑蒙蔽彻底扫除。如今如果愿意重新同士人和百姓亲近，就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激发忠义，在灾祸将要兴起时消除它，尧舜的治理就在眼前，难道不值得为陛下祝贺吗？如果不留意于此，臣不忍心说将来的事情了。希望陛下明察。【熙宁五年上奏，当时主管北京国子监。】上奏神宗论市易法　文彦博【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书说：天下商旅的货物运到京城，大多被兼并之家困扰，往往折价损失而失去生业；至于行铺和小商贩，也被强行压价取利，以致多数陷于穷困。应当从内藏库拿出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师设置市易务。商旅货物滞留在民间而卖不出去的，由官府收购；根据抵押物的物力多少，平均分配赊贷请求，规定期限交纳钱款并收取利息。其具体条约，交给三司和本司官员详细制定后上报。市易法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臣近来因到相国寺行香，看见市易务在御街东廊设置了数十间[原文“义子”]，前后堆积着果实，每天派官员到那里监督出售，分取牙人所得的中介利润。况且对果实瓜蔬的利益，竟争夺锥刀般微小的利润，竭尽民力来专求利益，所得没有多少，只是白白损害大国的体统，徒然聚集小民的怨恨。遗下的禾把、滞留的禾穗，寡妇靠什么生活？何况那里靠近都亭，又是敌国使者住宿之处，难道没有窥探我国的人吗？这将被外夷轻视。伏乞严厉敕令有关部门，催促下令停止罢除，使丝毫的余利均分给下层百姓，恩惠普遍沾润，一定能够招来和气。【熙宁六年正月上奏，当时任枢密使。】上奏神宗论市易法【第二状】　文彦博

译臣近来曾说，市易司在御街东廊设置[原文“义子”]，派官员监督出售果实，分取牙利，损害大国体统，聚集小民怨恨，请求停止罢除。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没有听说施行，也没有看到询问责问，不知道圣意认为怎样？退下来反省自己僭越狂妄，越发惶恐。臣私下担心陛下认为这件事小，所以不值得顾恤；但臣愚昧地认为它所造成的损害很大，绝对不可施行。臣之所以竭尽言辞，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况且京城庄严整肃，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宫阙之下，是天下观察政治形象的所在。如今竟由官府经营商贸场所，公开收取牙利，《易经》所谓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的道理，难道像这样琐屑吗？《周礼》的泉府，收取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于民间而有用的货物，等待不时之需而购买，各自按照原来的价格，也不像这样专门谋求利润。凡是衣冠之家到市场上谋利，缙绅清议和众人都不能容忍。堂堂大国，难道可以大张旗鼓地谋求利益，却不被舆论非议吗？这就是在市场垄断处谋利的事情，孟轲以此为耻，臣也以此为耻。臣又不忍心聚敛小民，希求进用而妄自作为，侵夺贫弱百姓，使朝廷历代声誉蒙受玷污，内心无比愤闷，所以斗胆多次进言。伏望圣慈俯察详择，如果认为臣所说不当，臣甘愿接受诛罚责斥。【熙宁六年正月上奏。文彦博的奏疏送入后，王安石对皇上说：陛下近年放贷给百姓的粮食达到二百万，支给军队一年的粮食十斗，增加的费用也有数十万缗。】以至于增加选人的俸禄、增加吏员的俸禄、供给押运纲运使臣的费用，也有一百万缗。天下无论愚人还是智者，谁不知道由此看出陛下并不以经营货利为务？既然费用这样多，难道还会为了果实收取几千缗利息而谋求利益吗？只是因为小民长期困于官府的索取，又受到兼并之家压迫，所以才制定法令罢了。文彦博所说的意见于是被搁置，没有答复。上奏神宗进呈流民图　郑侠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发生大蝗灾，秋冬严重干旱，直到现在仍不下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都来不及播种。十天以来，米价暴涨，众人忧惧惶恐，十人中有九人害怕死亡。正值春季，却砍伐树木、竭泽捕鱼；大力支用官钱，百姓只求得到一升米；草木、鱼鳖也没有能够生长繁衍的。蛮夷轻慢放肆，竟敢侮辱君主和国家，都是由于中外臣下辅佐陛下不合于道，才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认为，灾患有可以导致它的途径，却没有可以立即看见的形态；它的形成有渐进过程，但到来时却像疾风暴雨，无法再抵御。等到血流满地、借尸而卧，才知道丧败，这是愚夫庸人的见识，自古至今都有。圣明神武之君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谋划防范，并把灾祸转为福祉。如今的形势仍然可以挽救，希望陛下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各有司所施行的搜刮掠夺、违背道义的政令，一概废止。这样或许能尽早招来和气，上合天心，调和阴阳、降下雨露，以延续万民垂死的生命，并使宗庙社稷获得亿万年无疆的福祉。君臣相遇相知，贵在彼此知心。凭臣的愚见，深知陛下爱护养育百姓，胜过爱护自己的孩子，所以自从即位以来，凡是有利于百姓、便利于万物的政事，没有不毅然主张并施行的。陛下的心愿，也是想使人人长寿富足，使他们达到尧舜三代的盛治。难道只是为了充实府库、盈满仓廪，最终以富足强大向天下夸耀吗？可是中外臣下完全不阐明推行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肆意贪取残害、剥削割裂百姓，从肌肤侵害到骨髓，使百姓极度困苦而无法生存，坐视他们死亡却不加怜恤。陛下的存心如此，群臣的所作所为却这样，不知道君臣相遇相知究竟想做什么？难道只是每天越级提升百官资序，便意气指使而已吗？臣又认为，什么时代没有忠义之士，什么朝代没有贤德之臣，只在于君主驾驭任用他们的方法如何。古代有人身处山林田野，仍不忘记君主；砍柴者、挑担者、贩卖者，普通男女，都想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君主。如今陛下的朝廷，台谏官默默无言，只占着职位而不敢发言；事情发生后甚至百般躲避，不肯担任这种职务；而左右辅弼之臣又都贪婪卑猥、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怀抱道术、具有见识的士人都不愿同他们说话。不知这是时势使然吗？还是陛下有办法使他们变成这样吗？如果认为是时势使然，那么尧舜在上，便有夔、稷；商汤、周文王在上，便有伊尹、吕尚；直到汉唐的明君和我祖宗的圣朝，也都有忠义贤德之臣，分布在内外各处。君臣之间，应该像心腹和手足一样。君主在上面倡导，臣子在下面响应；君主从内部发动，臣子在外部应和；美好祥瑞的德政向下浸润，甚至影响昆虫草木，千百世之后，人们无不仰慕它。唯独陛下以仁德圣明临御，以抚养百姓为心，而群臣响应陛下的方式却是这样。难道不是时势如此，而是陛下驾驭臣下的方法不够明察吗？陛下用爵禄、名器来驾驭天下忠良，却使他们变成这样，这非常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在路旁得到一顿饭，便慌忙想着报答；终身在父亲那里吃饱，却不知道感恩，这是庸人的常情。如今领取俸禄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按照臣所听闻的道理，却不是如此。君臣的道义，就像父子的伦常。因此领取君主的俸禄，就应当忧虑君主的事务；凡此都是把侍奉父亲的孝心转移到这里来做事罢了。至于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尸祝不替庖人做事，各守自己的职分，不互相侵犯越权；但如果国家的好坏，明明知道却不说，难道君主忧虑、国家危急时，群臣竟然饱食终日、满足旁观，把它看作路人的事情而不去救助，说“我们各有职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我的忧虑吗？所以要知道，朝廷设置官职，职位有高低；臣子侍奉君主，忠心不能有两样。与其得罪有关官府，哪比得上不忠于君主和父亲？与其苟且容身于当世，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顾万死，冒犯天门，向陛下申诉，是因为上面敬畏天命，中间忧虑君主和国家，下面顾念百姓。至于臣自身，即使粉身碎骨如同一只蝼蚁，也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臣切实听说，南征西伐的人，都把胜利的形势、山川的地形绘成图来进献；料想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抵押妻子、卖掉儿女、流离逃散、砍桑伐枣、拆毁房屋、拿到城市出售，向官府输送钱粮，慌忙奔走仍供给不足的情状绘图进献。先前臣不敢把所听闻的全部情况上报，只谨慎地把在安上门每天所见的情景绘成一图，实际上百不及一。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目，已经足以令人叹息哭泣，何况数千里之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呢？如果陛下看了这幅图而施行臣的话，十天不下雨，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杀臣，以正欺骗君主、蒙蔽上天的罪；如果稍有济助，也请求依法惩处臣越分进言的罪刑。【熙宁七年三月上奏。当时郑侠监掌京师安上门，带着奏疏和图到閤门投进而未被接受，于是就在本门勾取马匹，递送到银台通进司，奏报为紧急机密之事。】

译奏疏送入后，神宗读完，反复观看那幅图，长长叹息了好几次。当初韩维在延和殿应对时，神宗说：“很久不下雨，朕日夜焦虑劳苦，该怎么办？”韩维说：“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减少膳食、避开正殿，这只是遵行旧例，恐怕不足以回应天变。” 《尚书》说：“只有先使君王受到感化，才能端正他的政事。” 希望陛下痛切地自我责备，下诏广泛寻求直言，以打开堵塞蒙蔽；大规模发布恩令，对某些赋税债务加以减免，使人们知道陛下体察民情。到这时，韩维又说：“近来京畿内各县催逼索取青苗钱非常急迫，往往鞭打百姓来足额取钱，甚至砍伐桑树作为柴薪，以换取钱货。旱灾之时，又遭受这样的困苦。发动甲兵，使士民陷于危险，把财物耗费在荒远夷地，朝廷处理时毫不迟疑，执行得非常迅速；至于减免租税、宽缓拖欠，以救助忧愁困苦的良民，却迟迟不肯发布命令。希望陛下自己奋发作出英明决断，即使施行得过度而养活百姓，也胜过施行过度而杀害百姓。”神宗受到感悟，当即命韩维起草诏书。二十八日，诏书发布，民情大为喜悦。三天后下了大雨，从郑侠上疏到下雨，才达到浃辰，即十二日。四月初七日早朝，群臣已经庆贺下雨，神宗拿出郑侠进献的图，向宰执大臣展示，并且责问他们说：“你们每次都说法度修明，礼乐兴行，百姓万物康宁富足，即使唐尧、虞舜、三代也没有超过。如今外面的事情竟然这样，是怎么回事？”丞相以下都谢罪。这一天有批示，赦免郑侠擅自发马递的罪。王安石于是调任定力寺，寻求外放的党羽不高兴，争相向神宗进言。有人认为郑侠心神狂乱，诽谤毁坏良法；有人认为他擅自发出马递，惊扰皇帝，请求追捕交给有关部门审讯定罪。御史台直接请求把郑侠交给御史台推问弹劾，于是有批示下达开封府，将郑侠拘取审问。】《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宋代赵汝愚编 财赋门 新法九 上奏神宗，应诏书要求陈述朝政的缺失。司马光 臣接到西京的公文，得知三月三十日的诏敕。朕涉世理政的时间还很短，对于达到治理境界还很昏昧，政事失去适中，因此触犯了阴阳和谐。于是从冬天直到春天，旱灾肆虐，四海之内受灾的地方很广。间或下诏命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开正殿，希望以此弥补过失、消除灾变，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仍未得到上天的休美回应。下面的百姓哀号，大命将要终结；朕半夜起身，震惊恐惧，不能安宁。长久思考自己的过失，却不知道它从哪里产生。难道是朕听取、采纳意见不合于道理吗？审理狱讼没有符合实情吗？赋税征收失去了节度吗？忠诚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堵塞在上面，阿谀奉承者却制造蒙蔽来成就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美好的祥气长久不能应验呢？应令中外文武臣僚，都可以用实封上奏直言朝廷的缺失，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寻求其中正确的意见，以辅佐政事治理。三公九卿等大夫，务必尽心彼此警戒，共同成就朕的意愿。臣恭敬读到诏书，喜极而泣。从前成汤以六件事情自我责备，如今陛下以四件事情寻求谏言，圣人的作为虽处不同时代却相互符合。诏书中所说的，都是今天最深重的祸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还能够再说什么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 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又能够果断立定志向而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所改变，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异不会像太戊时的桑谷、高宗时的鼎雉、成王时的雷风、宣王时的旱魃一样，反而成为宗庙和百姓的福祉呢？但是自从诏书下达以来，臣不知道中外臣下是否有人针对当前的急务、百姓的疾苦，竭力为陛下分辨明白地进言？大概一定有，只是臣还没有听到。臣私下不自量力，想到父子二人承受国家深厚恩典，充任侍从之职，从前在朝廷时，曾妄以狂妄浅陋的意见玷污圣聪。后来因疾病衰老，自己请求担任闲散官职，已经四年不敢再参与国家议论。幸而遇到陛下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