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七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九 宋代赵汝愚编。儒学类。学校下。上奏神宗，答诏论述学校和贡举的办法。苏轼。臣下恭敬地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核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明察，朝廷有考核实际的政治，那么胥史、皂隶之中也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今天的制度，臣也认为已经够用了。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明察，朝廷没有考核实际的政治，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还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世时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衰废。正当它安定适宜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所以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譬如江河迁移，只顺应它想流的方向加以治理，就容易成功；强行把它不愿流的方向恢复过来，就很难用力。即使三代圣人重新生于今天，他们选举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会有相应的方法，难道一定要依靠学校吗？况且天下本来曾经设立过学校，庆历年间还以为太平可以期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何况如今陛下一定要选取有德行道义的人，要求他们完成九年大成的学业，那就将改变今天的礼制，改换今天的风俗，又要发动民力修治宫室，征收民财供养游学之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员、建立师学，审理狱讼也在这里，谋划军旅也在这里；还要按时考察那些不遵守教令的人，把他们屏退到远方，终身不许与仕进之列相通。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受苦吗？如果想不作大的变更，却希望对时局有所裨益，那与庆历的制度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今天的学校只可以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法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之法，实行了一百多年，国家的治乱兴衰，起初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法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长？所得到的文武长才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情与今天相比，哪一个办得更好？比较这四件事的长短，结论就很明确了。如今议论改革的人，不过提出几端：有人说乡里贡举应以德行为主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代旧例，兼采声誉望实而取消封弥；有人想改变经生朴实的学问，不考帖经、墨义而考大义。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请逐一说明：想要兴起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感化万物，审慎自己的好恶以表率风俗。孟轲所说，君主仁爱，天下没有不仁爱的人；君主正义，天下没有不正义的人；君主所趋向的地方，天下人都会趋向那里。如果想设置科目名目来选取德行，那就是教天下人一同作伪。上面用孝来取人，勇敢的人就割股疗亲，胆怯的人就结庐守墓；上面用廉来取人，就乘破车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德行的弊病，竟会达到这种程度。从文章来说，策论似乎有用，诗赋似乎无益；从政事来说，策论、诗赋同样无用。虽然知道它们无用，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是认为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也不过如此罢了，难道只是我朝祖宗如此吗？尧舜也是这样。《尚书》说：“广泛进奏，以言语陈述；明确考察，以功绩验证。”自尧舜以来，举荐人才何尝不是凭言语？考察人才何尝不是凭功绩？议论者一定想用策论来判定贤愚、决定能否，臣请拿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的，没有超过杨亿的。假使杨亿还在，他也是忠诚清正、刚直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丽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没有超过孙复、石介的。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他们就是迂阔矫诞的人，又怎么能把他们施用于政事之间呢？从唐代到今天，以诗赋成名的名臣数不胜数，他们对天下有什么负累，为什么一定要废掉诗赋？近年来士人编纂经史，缀辑时务，称为策括待问，条目搜集得大致完备，到临场时剽窃改易，前后拼凑来欺骗有司，有司也无法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成功；没有声病、对偶的限制，所以考察起来难以精确。用容易学成的文章交给难以考察的官吏，其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弊法；虽然其中有凭名声取人的情况，能够压服众议的优点，也有贿赂公开流行、权要请托的弊害，而且使恩惠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了中叶，结成朋党；通榜取人，又有什么值得尊崇的呢？诸科举人大多出自三路，能写文章的已经改为进士，通晓经义的又已经成为明经，剩下的都是质朴愚鲁、不能教化的人。至于人才，各有一定的分量，施用于政事之后，能干与否自然显明。如今进士日夜研治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以说很博学了；至于临政，何曾使用过其中一二分？回头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类人分别注释策问，粗略懂得大义，再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疏阔了。所以臣说，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希望陛下留意那些重大而长远的事情，真正想要登用俊杰贤良、黜退庸碌邪曲、总揽各类人才、治理天下事务，关键在陛下和二三位大臣，直至各路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官。区区法令与此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度，仍不敢不把这些告诉陛下。王衍喜好庄子、老子，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逐渐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治因此至今仍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性命之理，认为真正能够懂得的人很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是我们能够听闻的。”性命之说，连子贡都没有听到，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这可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奉为圣人，市上出售的书，不是庄、老之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大无边而没有实指，无法穷尽；看他们的神态，超然无所执着而不可测量。这难道是真正如此吗？大概只是中等资质的人性情安于放纵、喜爱荒诞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齐同，把毁誉看得一样，轻视富贵，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之人的名器、爵禄就都没有用了。陛下又何必使用他们？何况那些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取佛老言论来欺骗世人的人呢？臣希望陛下明诏有司，以实学考察他们；博通经史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及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文章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会逐渐敦厚，学术接近正道，或许可以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重蹈衰末时代的风气【熙宁二年五月上奏，当时任直史馆判官诰院】。上奏哲宗，请求罢除上舍考试中的糊名法。彭汝砺。

译臣下恭敬地看到，国子监考试上舍，依照铨试的例子办理。臣下私下想到，自从王者的事业消歇以后，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在天下彰明，学习的人只讲言辞而达不到道，于是实际内容就丧失了。道开始重新推行时，陛下奉天明命，奋然振作，革故鼎新，放弃淫辞，黜退邪说，用经术造就士人，使学士大夫知道根本所在。然而风俗仍然日渐衰靡，没有恢复忠厚，这难道只是风俗尚未形成吗？也有原因在于我们选取人才所用的私法还没有完全革除。科举兴起已经很久，沿袭了千年，却想在很近的一时之间改革，臣本来就知道困难。但事情也应当逐步进行。如今天下士人有的聚集、有的离散，而品行才能的实际情况不是能够仓促察知的。臣认为应当从学校开始，法度的推行由近及远，所以又应当从太学开始。考试官按品行才能决定差等，虽还不能完全达到古制，大概也接近可行了。如今上舍尤其能够影响四方，比其他时候更应当谨慎选择并加以任用。糊名法似乎不是朝廷培养德行义理的本意。况且朝廷废除诗赋、废止制科，是想依据实际情况取士。如今如果仍这样做，就只是考察他的文辞罢了，与凭言辞取人有什么区别呢？论选拔士人：学校若不遵循科举的通常办法，恐怕所选的一定不是合适的人。如今如果这样做，那么不肖之人也可以侥幸取得资格，这同科举又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六经的学说明白如太阳，即使老人和小孩，也都可以凭借义理之学自立，文章不足为忧。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的实际才行还没有相称而已。臣想请把内舍上舍的考试都按照文章和品行一并考察：辞理优长、才行超卓的列为一等；推恩行义、品行没有瑕疵的列为一等；如果有过失，即使文章合格，也不予录取。上舍合格者所得到的恩典，不过是免去解试，有的最终得到一个官职；但这样能使人人都知道自爱并且奋发修德，所施加的恩典虽少，所影响的范围却很远，这才叫作重要的办法。逐渐施行，长期坚持，古代的情形或许可以恢复。臣曾经任职学官，对事情的始末略有了解，像臣所说的办法，众人不能废弃。如今之所以采用封弥、誊录，是想像内舍那样办理，恐怕舆论难以一致，所以不敢独自承担责任；朝廷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私下有所疑虑。臣认为，陛下兴办学校，正要追复三代的美政，如果制定政令、创立制度，却又同后世科举没有区别，那么失误就太多了。人的品行和才能需要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其中涉及的是非关系很多，也不是一个人所能专断的。如果确实发现有人营私舞弊，只应黜逐这个人罢了，不可以因为个别人不合适就废弃整个制度。臣想请只令有关人员秘密考校，以求防止专擅；或者由一名台谏官到场监督，以防止私下议论。其他方面如果按照内舍考试的体例办理，那么学校兴办起来，就不至于有废弃法制的过失了。【熙宁九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奏宋哲宗，请求取消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的禁令。刘挚。臣私下认为，学校的制度，主要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不是用来施行刑法的地方。众人共同居处、聚集在一起，如果加以统率使他们整齐有序，确实不能没有法令。然而，为学校制定的法令，应当保存礼义的精神，这才可以。近年以来，太学屡次酿成大案，而这些事情全都出于诬陷冤枉。于是有关官署借此制定法令禁条，繁琐苛细而严密。士人在其中求学，转身抬脚，往往就触犯法网；约束他们比治理狱讼还严，条目比防范盗贼还多。上下互相猜疑，只求苟且免罪。先王的用意、以礼义防范人的原则，大概已经完全丧失了。况且法令中有一件极为可怪的规定：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使教诲无从施行，质问无从提出，只允许博士每月巡视所属的斋舍而已。有人说这样做，是因为请教者在众人面前回答，足以作为证据，以防止私下请托、杜绝贿赂馈赠。唉，学校的政令难道不是大大违背了先王的本意吗？像这样禁止私下请托和贿赂馈赠，真的能够彻底杜绝吗？而且斋舍数目不一，也不能按照经学分别安排。于是便让人兼任巡视，例如《周易》博士有时巡视讲授《礼》的斋舍，礼学博士又巡视讲授《诗》的斋舍。往往到了所在之处，学生只是恭敬地行礼请教，彼此作揖应答，有时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就退下了。过去设置学校、实行教养的办法，是师生相互问答，使学生因求知而困惑、因启发而通达，彼此反复详尽地讲论，谆谆善诱；它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疏远，方法也不是这样乖戾。先王对待天下人，若以长者君子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臣民必定会以长者君子的品行来回应君上，这才有礼义。若以小人和犬豕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将把自己当作小人和犬豕来行事，回应君上的行为也不可能合乎义理。何况是在学校之中呢？太学自行设置三舍法以来，冷落至今，未曾按照法令选拔、成就一个人。难道真是没有人才吗？只是主管者鉴于前些日子的祸患，害怕获罪、躲避毁谤；士人即使有豪杰、拔萃的才能，又有谁敢评定品第，把选拔人才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将他们置于上等呢？这就是先帝有兴贤育才的美意，而有关官署却用法令损害了它。臣愚昧，想请圣上详细斟酌，取消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的禁令；对于教诲和请教，听任他们在学校中往来。至于私下有请托、求取或接受馈赠的行为，自当依照律令敕条处理。仍请首先施行此事。至于现行的太学各种条制，交给国子监的长官、副长官及其属官详细审察，删省其中过于繁琐严密的部分，取其适合今日施行、便利今日执行的内容，酌情增减，制定为具体条文，呈报礼部。礼部再行详细审定，呈报三省，听凭圣上裁断。【元祐元年二月上奏，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宋哲宗，请求选择有声望的老师主持太学。朱光庭。臣私下认为，奠定国家太平基础的事情，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培养天下人才使其成才，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朝廷务求广泛搜求人才，却不预先加以培养，那么从哪里能够得到人才呢？如今京师太学和州郡学校，虽然名义上说是兴办学校、选拔贤才，却没有实际培养人才的措施。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没有名师。所谓名师，就是经学造诣足以穷尽圣人深意，品行义理足以成为众人的表率，又能以至诚之心把教导培养学生作为自己的责任。过去仁宗朝时，下诏让胡瑗主持太学，当时天下学者一致受到感召，因此成就的人才很多，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能够继承他的人。难道国家这样大、四海这样广，竟没有这样的人吗？问题在于没有访求罢了。如今学校之中，看不到用礼义教导培养学生，只看到用苛细的禁令约束他们所学习的经术、所修养的品行，那么谁来阐明道理？谁来作为示范？学官们只顾自己，忙于实施苛禁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讲求礼义呢？这实在不是把学校作为天下首善之地的做法。如今朝廷所革除的弊政，尚未听说已经完全清除；所修明的善政，也还没有听说多少。臣认为，所应修明的善政，莫先于设置名师、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京师成为首善之地，天下自然会受到风化。

译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下诏命大臣广泛寻求真正的儒者，选择天下共同推重的人，让他主持太学，以教导培养学生为己任；废除三舍法中有弊病的制度，去掉一切苛细禁令，专心用礼义教导培养学生。这样，众多士人自然可以成就为人才，为陛下奠定太平的基础。臣愿陛下对此留意，天下幸甚。【元祐元年闰二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上奏宋哲宗，请求废除三舍法。王岩叟。臣听说，有些法令，立法的名义很美好，实行起来却很艰难；有些事情，立意本来很好，施行起来却产生乖戾的结果，三舍法就是这样。三舍法确立后，虽然有才能高、能力奇特的人，却没有见到能够通过它取得功名的，反而产生了奔走竞争的弊端。奔走竞争的弊端产生，私下行贿受贿便随之发生；私下行贿受贿发生，诉讼案件的祸患便兴起；诉讼案件兴起，防范猜疑的禁令便越来越繁多。博士劳累于文书簿册，诸生困顿于条文法式，学校不再具有浑厚地培养士人的本质，学校的风气也几乎要停息了。这是有识之士共同叹息的事情。臣私下认为，学校是用来汇聚各种人才、愉快地教育培养他们，以安定他们的志向事业、培养他们的声誉，使他们从容舒缓地等待成才的地方。如今却在科举之外另开许多求取功名的途径，使他们的心志支离、争端激化，让利害得失天天在胸中交战，损害培养德性、修习善道的淳厚本意，这不是加强教化、成就人才的办法。臣愚昧，请圣上鉴察已经造成的弊端，废除三舍法，开放先生与弟子相见的禁令，向学士大夫显示义理；讲解之外，只按照过去的办法，以公试、私试评定等第高下，就足以奖励才气、振励风俗声誉，使众多士人欣然从师学习。这样，太学应当可以恢复雍容和乐、平易宽厚的美好风气，成为四方仰慕效法的榜样。【元祐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上奏宋哲宗，详细审察三学条制。程颐。一、三学制度。详细审察旧制度：公试、私试、上舍考试、补入内舍，大概没有一个月不举行，全部采用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的办法，烦劳和费用多得无法计数，对求学者却没有什么益处。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如今每月都让学生竞争，实在不是教育培养的办法。现在制定法令，把考试改为考课，不再考定高下，只轮流召请学生，当面考察，批评指正他们的不足，以求确有益处，使求学者不失学校的体统。旧制度考察品行和学业：不触犯刑罚算作品行，考试列入高等算作学业；有注官、免省试、免解试三等的表彰和提升。现在不采用旧的考察办法，只在内舍中推选才学、品行和义理为众人所称道的人，升入上舍。上舍中学业、品行和才能器识足以为当世所用的人，由长官、副长官写明他的品行才能，报告朝廷。一、三学制度。详细审察太学旧制度：博士二人共同讲授一部经，以及《论语》《孟子》；又设置学谕，分头讲授。圣人的道理虽然只有一个，但各家治经的方法各不相同。两名博士共同讲授一部经，学生所从学的便不一致。现在制定法令，设置博士十人，其中六人分别讲授六经，其余四人分别讲授《论语》《孟子》。讲完一部大经的人，改为讲授一部小经，各经轮流互相讲说。专治一经的人，也允许改学其他经。一、律学制度。详细审察设置律学的本意，大概是想让将来做官的人懂得处理政务的方法；尚未出仕和还没有官职的人，应当暂且专心学习经术，并且都令其进入太学，这才符合学习古道后入仕的意义。现在制定法令，规定到了吏部的人才允许进入律学。一、武学制度。详细审察武学所学习的经书，其中《三略》《六韬》《尉缭子》内容鄙陋浅薄，没有可取之处，现在删去；改为增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中关于用兵的内容。一、三学制度。详细审察旧有条制：有期亲和尊长的丧服在身，不许参加科举；后来修改法令，即使祖父母服丧，也允许参加科举。尊敬祖先的道义，是人道的根本；如果允许服丧期间谋求进取，便会严重损害义理。现在制定法令，规定学生遭逢祖父母之丧，发给长假，让其服丧；贡举的条贯，也请朝廷一并修改。【元祐元年五月上奏，当时任崇政殿说书，奉诏与孙觉、顾临共同审察国子监、太学条制后上奏】上奏宋哲宗，请求任用被荐举的士人担任学官，请求废除考试法。王岩叟。臣恭敬地认为，砥砺名节、磨炼品行，以等待被世间任用，是士人自我立身的方式；培养士人的节操、成就他们的美德，并以此改变天下的风俗，是朝廷对待士人的方式。臣私下看到，从太学直到州郡，学官制度都要求通过考试才能任职。四方士人局促地忙于投递试卷，琐屑地钻研程文，不怕路途遥远、长期滞留，难道这真是他们的本意吗？只是俸禄和做官逼迫他们，不得已而已。这实在不是尊重师道、推崇儒学风气、爱惜士人节操的办法。《礼记》说：“道德和学术受到尊重，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如今立法如此，使人人都自行求取老师的名位，却想让天下百姓知道敬重学习，恐怕不可能。臣愚昧，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废除这项法令，完全任用应诏荐举的士人担任内外学官，以提高教导人选的地位，作为天下的劝勉。附奏：如果能够特别下令废除考试，改用荐举，请求每年命令近臣和各路监司分别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由朝廷考察后任用。武学的学官，也请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元祐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左司谏，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上奏宋哲宗，请求遵循祖宗旧例亲临视察学校。范百禄。臣恭敬地思考，二圣临朝以来，朝廷清明，天下安定，边疆平息了兵革的灾祸，田野乡里没有狗叫示警的忧患，老人和儿童都安乐地生活；这种德政的光明盛美，同古代的太平相距还有多远呢？推究其中的原因，实在是由于一切举措设施大都遵循祖宗的典章旧例，所以才这样，天下人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没有不知道的。这样的丰功美绩，哪里能够一一说尽？唯独亲临学校视察的举动缺少而尚未举行。臣恭敬地看到，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二月，建隆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都曾亲临国子监。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八月亲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召从臣登上讲堂，命直讲马龟符讲说《论语》一篇，赐给龟符三品服。恭敬地思考祖宗尊崇儒学、师法古人、亲自教化天下的心意，就是如此。如今陛下天性高明，近于圣人，每天都在道义上进步；圣德光明、事业兴盛，与自然之理相合，圣学的积累可以说勤奋而不知疲倦了。然而，那些穿戴整齐、举止有法的士人，带着书籍来京城观光求学，从四方万里之外跋涉而来，游学京师，分别居住在学校中，却从未听到一次皇帝车驾的声音，也未曾望见随从车驾扬起的尘土。难道是因为陛下专心于讲筵、游心于经史，而祖宗以来直到天圣年间的旧例，还有来不及顾及的地方吗？

译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官署，查考并举用祖宗亲临学校视察的旧例，等待处理万机事务稍有空闲时，亲临学校察看；命诸儒、博士横陈经书进讲，以向天下显示文明教化，这难道不是盛事吗？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明察，宽恕臣狂妄僭越，天下幸甚。附奏：《礼记·文王世子》说：“天子视察学校，大清早击鼓召集众人，用来警示众人。众人到齐以后，天子才到，于是命有关官署举行仪式，兴办祭祀的礼序和节次，祭祀先师、先圣。”有关官署办完事情后回报天子。注说：“这是让有关官署代理办理此事，举行通常的礼仪祭祀先师、先圣；天子不亲自祭祀，是因为视察学校的礼仪如此，并不是为了向他们报答。”【元祐元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宋名臣奏议》第七十九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第八十卷。宋代赵汝愚编。儒学门 贡举上 上奏仁宗，请求改革科举法令，由州牧、郡守和监司荐举士人。富弼 臣恭敬地认为，选取士人的方法，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夏、商、周三代和两汉专门考察人的品行和实际才能，所以风俗淳厚，各项职务都能得到妥善治理。隋唐时期，完全采用文章辞藻来取士，以篇章和赋文相互比较高下，以声誉相互推重，公卿将相都由此产生。本朝沿袭隋唐的制度，以进士科取人，只选取文辞华美者，不考求实际品行；虽然间或设置制举，大体上也以研习章句为要务。因此，选取得越谨慎，失去真正人才的情况反而越严重。况且从陛下即位以来计算，已经二十多年，所取得的人才不少于三千余人，其中确实能够成为著名公卿、伟大贤才的没有几个。近来臣私下看到朝廷想要选拔一两个良吏，却始终没有能够找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入仕之初只取空洞的文章，不求实际才能，实际施行便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如今天下事务繁多，边境尚未安宁，如果不寻求人才，将凭什么成就事业？求取人才的根本，唯有科场最为重要。科场的法令施行已久，完全革除就会使众人惊骇；不革除又会缺少人才。臣希望今后科场考试以‘防论’为先，按照应当录取的人数，暂且取其中一半；其余一半，诏令天下各州在境内搜访土生土长的人，他们一向受到乡里推重，或者德行纯厚，或者志向节操正直刚强，或者学问见识广博敏捷，或者才智谋略周详明达，或者有才干能够治理百姓，或者熟悉军事能够抵御敌人，凡属这一类人，都命各州官吏共同考察访求。确实符合上述条件的，就备列姓名上奏，同时按照州郡大小限定人数，令长吏以礼相送，使他们年终集中到都城，朝廷再加以考核试验，衡量高下后分别提拔任用。如果荐举不当，就明确执行降职罢黜；如果所荐之人确实合适，就优厚地给予酬赏。从前汉代尚书令左雄提出并确立孝廉荐举法，颁行到各郡国。当时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人，都因错误荐举而获罪，被罢黜免职；只有汝南的陈蕃、颍川的李膺、下邳的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授任郎中。从此以后，州牧、郡守都畏惧战栗，没有人敢于轻率荐举。东汉得到人才的盛况，只有这一时期最为突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努力实行此法，不出几年，就应当能够把天下有实际才能、实际品行的士人全都召集到朝廷，遇到缓急事务便可任用，各项政务都能得到治理，又何必担忧缺少人才呢？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办法取士，那么不增加取士人数，却能得到更多真正的人才。至于明经科的选试，尤其没有法度。臣请求今后不再比较答卷字数，专门以经义是否合格作为标准，并且考试时试策论三道，以此决定高下；每次录取的人数只取原定人数的一半，自然能够得到人才，也不至于造成官员冗滥。【庆历元年上奏，当时任右正言、知制诰】上奏仁宗，请求荐举并推行具有实际品行和才能的士人　吕诲 臣私下认为，科场自从数年以前开始，录取人数减半，取士极为艰难，但后来应试的人却越来越杂滥，其中确实有许多具有实际才能和品行的人被遗漏。先朝曾诏令各路以礼送遣具有实际品行的士人，当时被荐举的人中虽然有一两个名不副实、荐举过滥的，终究比按照通常科举途径取士得到的人才稍多一些。如果这项科举不废除，确实可以起到劝勉作用。臣希望请求诏令天下郡守，经常认真搜访有学问见识、通达明敏、品行清白的人，把他们作为有名望的人荐举给监司；再委托提刑司、转运使司共同甄别考察，确实可以任用的，便以礼送遣到朝廷。其‘防试’暂且沿用旧制，入仕后不必给予优异待遇，只赐予出身即可。如果荐举荒谬妄误，也应当严加责罚。这样实行长久之后，得到的人才一定会很多。【嘉祐五年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上奏仁宗，请求荐举孝廉，并重新制定明经科的考试格式。司马光 臣私下认为，选取士人的原则，应当把德行放在首位，其次是经学，其次是政事，最后才是技艺。近世以来，专门崇尚文章辞采。文章辞采只是技艺中的一个方面罢了，不足以概括天下士人。国家虽然设置了贤良方正等科，实际上都只是取用文章辞采而已。近来因祫享赦节，诏令天下士人，有一向德行高尚、兼通学术、长期受到乡里推重的人，便委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一同搜访，每路各选二三人，并由当地长吏联名具结，担保举荐，报告朝廷。所举之人，朝廷命本州供给资费、护送来京；到京后住在太学，待遇十分优厚。考试时，不糊名，也不另行誊录。后来入选补官的人，都超过了人们的期望。这确实符合先王选士的原则。臣认为，国家将要革除积久的弊病，建立太平的基础，天下士大夫都会纷纷受到风气感召而趋向正道。施行不久，忽然听说朝廷把这一切都废止了，没有人不惆怅失望。臣实在愚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假如是因为所举之人多数并没有真实的才干德行，那么就应当治举荐者的罪，再另行搜访，怎么可以因为一两个人举荐失当而废止天下举贤之事呢？这就像因为有人溺水便废弃天下的船只，因为有人噎住便废弃天下的食物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况且世人的毁誉，有时出于爱憎，即使圣贤也不能自行避免。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恐怕国家也不能据此遥相判断是非，立即施行黜免或升迁。即使这个人平日的行为确实有所亏缺，古代有人从渔盐中被举用，有人从盗贼中被举用，难道不能容许他们改过自新，却终身弃置他们吗？况且人的品行和才能，各有长处短处；如果不弃其小瑕而录用，却因为一项过失便废弃他，那失去的人才就太多了。臣愚昧地认为，天子拥有四海，必定要采纳举荐者的话，授予被举者爵禄。如果不严加禁止约束，以防举荐者徇私，那么请托、欺瞒、舞弊就会无所不至。臣私下认为，孝是士人最尊贵的品行，廉洁是官吏最重要的职责。因此汉代举士，都采用举孝廉的办法，实行时间最长，得到的人才也最多。臣想请准许：天下知州、知府、军、监任内，各听举孝廉一人；大藩听举二人；转运使、提点刑狱任内，听举三人；都必须到任满一年以上，才可以上奏举荐。乡举里选虽然是古法，但如今任官的人不能长期任职，对士人的平日品行有时不能完全了解。如果本部没有可举的人，就允许举荐其他部的、自己一向了解的人，以补足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