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译天下郡县的刑狱中，是否有冤屈滥刑的？深宫之中，女官进谒是否有过分兴盛的？左右近臣和亲近侍从中，是否有人暗中窃取、玩弄威权的？三边地区的蛮夷中，是否有人暗中谋划兵戈？朝廷内外的奸臣中，是否有人暗自怀有不顺之心？是否有阻塞之人势力昌盛，而下情不能上通？是否大兴土木，进行不急迫的劳役？是否号令屡次更改，赏罚有不恰当的？是否赋役沉重，使百姓困苦，民心有所愁叹？水灾、地震，这两类灾害的应验尤其急迫，难道不是阴盛阳衰到了极点吗？希望陛下深思远虑，防止祸患在尚未发生时萌芽。陛下不要认为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只是天数，日月的亏蚀只是三辰运行的规律。箕子陈述《洪范》、刘向传述五行，都不是空话，关键在于以诚心回应，以德行感通。宋景公只是小国的诸侯，却有不忍把过错推给臣下的话，荧惑星也因此退避三舍。何况陛下圣明，难道肯忽视这些吗？臣希望陛下询问、寻求最正确的言论，改正革除以前的弊病，秘密而深入地推行至诚，以回应天变；什么灾害不能消除，什么福气不能到来呢？臣忝居言官，不敢沉默。【熙宁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上奏神宗论述水灾和地震　郑獬 臣私下看到，去年从京师西南直到海边，土地都发生地震；今年从京师向北直到朔方，又发生大地震，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城郭陷入地下，百姓房屋全都倒塌，大河决口泛滥，灌溉、淹没了冀州一带。这难道是小事吗？地震，是阴气强盛而逼迫阳气；它发生一定有所招致，并不是虚妄的应验。考察古代并以今天验证，似乎可以探究出大略。汉和帝永元二年，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议论者认为是窦太后通过宫闱控制天下。如今两宫不是窦氏一族可比，所以不是为宫闱之事而发。建光元年，三十五个郡国地震，有的地方地裂、城郭毁坏，议论者认为是中常侍江京、樊丰擅自掌握天子权力。如今内省也不是江京、樊丰可比，所以不是为宦官之事而发。晋元帝太兴元年发生地震，议论者认为是王敦拥兵凌驾皇上；晋哀帝兴宁二年发生地震，议论者认为是桓温跋扈、专擅朝政。如今大臣也不是王敦、桓温可比，所以不是为执政大臣之事而发。这几种情况都对不上，那么恐怕将要有兵祸了吗？光武帝时，四十个郡国发生地震，而武谿蛮反叛；晋成帝时，象州地震，而苏峻作乱；近来仁宗时，忻州、代州之间发生大地震，而元昊不向朝廷称臣。用这些事来比较，若不是兵祸又是什么呢？臣所忧虑的，不在河北而在陕西。为什么呢？河北虽然遭受灾害，但南方大丰收，流离失所的百姓携家南下，也可以到那里就食。这只须烦请朝廷告诫敕令当地官员，务必存恤百姓，不让他们饿死在荒野，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至于陕西，自从争议绥州以来，到现在两种意见仍未决定，前后一整年。凡是从京师运送的缣帛、金钱，已经耗费四百万；至于发兵、配备器械铠甲，转运草料粮食以及从百姓那里征发的其他物资，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只是国家耗费四百万缣帛金钱，究竟是要同羌人争夺什么呢？即使得到一个绥州，耗费已经如此，其中的利弊也大体可以看见了。事情不早作决定，祸患哪里只会到此为止？那时将会看到国力在内地耗尽，民间财力在外部困竭，怨言和诽谤一同兴起，奸人乘机动摇局势，将怎么办呢？这不能不深思。听说羌人率领他们少量的军队窥伺我国边境，估计他们携带的粮食和蓄养的牲畜一定不能支持长期驻扎，等到一定时候就会逃走。然而他们多次出兵却不进行攻取，正是为了使我国困疲。他们一来，我军不能不应战；兵马一旦出动，粮草一旦集结，他们又解散离去；过些时候又再来，使我国奔走防备还来不及。这正是落入他们的计谋之中。因此朝廷也应当破坏他们的奸谋，安静地自行守备，不因他们而动；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就会退去，我方也没有损失。这样守备，即使他们来得很多，我方的防备也绰绰有余。世间治世长久而转为乱世，不过一百年；乱世长久而转为治世，也不过一百年，这是大势。本朝艺祖平定四方以来，已经将近一百年。治乱的转折正在陛下身上。臣认为，治理今日的困难，比祖宗时期更难。为什么呢？自安史之乱到五代末年，四方强大的诸侯都已死去，他们留下的都是孱弱的子孙，势力和时势都已穷尽，所以太祖、太宗一兴起便把他们扫除，如同割除草芥，容易施展力量。到了真宗、仁宗初年，百姓已经脱离兵祸，乐于见到太平，所以收获功绩、完成事业，垂衣拱手而天下安治，也很容易。如今陛下不是开国创业之日，而是盛极已久之时，万一逐渐走向衰败，这就是比祖宗时期难以施展力量、困难得多的原因。难道还能不深思远虑，讲求使天下达到治理的方法吗？却想凭戏弄夷狄、取得武功来求治，假如稍有差错，便会形成衰败动乱的形势，能不谨慎吗？如果羌人率众逃走，那么陛下应当采纳正确的意见，早日与他们通好，休养百姓，使他们安居，那么天灾自然会止息；即使每天发生震动，也不能胜过我们。【熙宁元年七月，恩冀州发生河决水灾，又有河北各州军发生大地震；从秋季直到冬季，▯邉尤其严重，甚至有像雷一样的声音，持续一段时间，接连数刻而不停。郑獬八月上奏这篇奏议，当时任翰林学士。上奏神宗论述淫雨和地震　吕公著 臣恭敬地看到，夏秋交替之时，淫雨造成灾害；到了甲申日，京师发生地震。天威并不遥远，谴责告诫十分明显，这确实是陛下抑制欲望、戒惧修省的时候。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的君主，每逢发生变异，有的因恐惧戒惧而获得福祉，有的因轻慢欺诬而导致失败。古代君王知道祸福无不由自身招致，所以戒慎自持、修养德行，以求消除灾变、恢复正常，这是上天的回应，迅速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这就是所谓因恐惧而获得福祉。至于后世，却认为天地灾害都有固定的数命，有的只专门修治表面事务，有的把过错推给下属，于是坐视天灾，不再自我整饬。这就是所谓因轻慢欺诬而导致失败。恭敬地想到，陛下凭圣德在位，将要兴起太平，然而灾害反复发生，大概是上天有意用来警戒陛下的。臣愚昧地认为，必须逐项考察各种政事，纠正尚未纠正的地方，那么灾害就可以转化为福。

译《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 意思是，至诚之道修养于自身，就足以感动人和神。又说：‘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君主能够感动人，然后才能感动上天。人的真情和虚伪最难了解，君主即使以至诚对待臣下，仍担心有人不响应，所以古代君王临朝接物，没有不把这作为大事的。因此群臣都想着竭尽诚意来回应君主，不敢怀藏机心来事奉君主。为了国家忘记家庭，为了君主忘记自身，上下如同一体，至诚之间没有隔阂，像这样而上天仍不喜悦、灾异仍不消除，是从来没有的。《易经·咸卦》说：‘君子应当虚心接受他人。’众人的言论不一致，而最正确的议论难以发现；君子能够不凭自己的意见行事，考察并合并天下的公议，还唯恐不能穷尽天下的善言。然而议论之中，本来就有言论不正却令人喜悦的，也有道理似是而非的；如果不幸先入为主，那么后来即使有最正确的议论，也难以一定接受。因此古代君王革除偏听偏信、独断任用的弊病，不固守先入的言语，所以能够谋虑周全而不遗漏，也不被邪说扰乱。过去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远离佞人。’因为佞人在君主身边，迎合君主先前的意旨、顺承君主的心意，只怕不合君主之意，所以他们的势力必定日久而更加亲近；贤人在君主身边，直言正行，只怕不合于义，所以他们的处境必定日久而更加疏远。这就是孔子想要远离佞人的原因。《尚书》说：‘要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才能保有自己的职位；如果德行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 意思是，天子是臣下接受命令的对象；如果他的德行不能恒常，人们就无所适从。因此古代君王考虑培植可以长久保持的德行，行事不轻易发动；在命令尚未发布时，无不谨慎，命令发布以后，也无不推行。《尚书》说：‘三年考核功绩，经过三次考核，贬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 凭尧、舜的聪明才智，对于群臣能否胜任，也一定要到三次考核、九年以后才决定升降，大概是因为知人极难，而功效又不能立即显现。如果只凭一件事的得失、一个人的毁誉，不等候长久考察，也不探究其他方面，便据此判定臣下贤能还是不肖而决定升降，那么所作的处置未必完全恰当。处置不恰当，就会再次更换；更换太多，人们便怀有苟且的心态，世间也就没有安定治理的实际成效了。过去商宗遭遇鼎中出现雉的异象，祖己训诫诸王说：‘应当以先代贤王为准，端正自己的政事。’灾变发生，本来不是无故发生的，但上天意旨所指向的事情，也确实难以知道。只有君王能够因事修治整饬，以回应上天明白的警戒，那么阴阳精气之间的感应，哪里会有不能通达的呢？然而自汉代儒者以来，谈论灾异的人开始穿凿附会经书的意义，把它牵合到当时政事。君主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只专门防备一件事，假如那并不是灾变发生的原因，岂不是反而违背天意吗？臣因此私下仰慕祖己的义理，不敢采用汉代臣子的说法。希望陛下审察并保留圣意中尚未实行的事情，努力实行；已经实行的，也努力坚持到底，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熙宁元年七月上奏，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上奏神宗论述灾变并非时数所决定　富弼 臣下近年以来看到，灾异频繁发生：天象在上面变异，地理在下面震动，民情恐惧，舆论纷乱。臣奉诏来到京城，又被任用为宰相，虽然蒙恩准假治病，还没有来得及入朝拜见，却坐在私室中，仍如同处在冰渊边缘。何况陛下多次派遣使臣催促臣入朝对答，臣惊惶失措，睡卧饮食都不得安宁。然而臣偶然听到有人在谈论灾异时，所说的话不合正道，臣对此十分忧虑。等到入朝见陛下时，再当面详细陈述，又恐怕耽搁缓慢；救治祸患不能不急迫，施行恩惠也不能错过时机。臣日夜思量，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如今冒昧

译以狂妄浅陋的意见上奏，冒犯陛下，恳切希望圣上慈悲，再加裁断选择。臣听说陛下自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每逢发生灾害，就把忧虑显现在脸色上，勤勉地询问访察，以求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确实是修明朝政、答谢上天谴责的办法。然而臣私下听说，屡次有人上奏，说一切灾变都属于时运命数，并非由人的作为造成。不知是否真有这种说法？如果真有，这就是奸邪之人谄媚佞幸的言论，是向上蒙蔽圣明听闻的说法，也就是臣所说的不合正道。陛下聪明睿智，英明圣哲，一定不会相信采纳；但臣又担心奸人巧舌善辩，能够用甘美的言辞打动陛下，陛下一时也可能相信它。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忧恤灾害、救济祸患、答谢上天谴责的心意就会有所懈怠；一旦懈怠，就会亏损陛下的德行，损害陛下的政治，不给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福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前面所说的天象变化、地震，这些都是天下人知道并亲眼看见的，实在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从前孔子编写《春秋》，不记载祥瑞，却专门记载灾异，大概是想警戒君主，使君主因恐惧而修养德行，以应合天地的变化。从未听说把灾异归因于时运命数。到了西汉董仲舒传承孔子《春秋》的学说，回答汉武帝策问说：“臣观察天与人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发生失道败亡的事情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人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人警戒恐惧；还不知道改变，伤败就会到来。”董仲舒是西汉群儒之首，他所陈说的灾异，认为全都由朝政导致，难道是虚妄之言吗？同样也从未听说把灾害怪异归因于时运命数。上天的变化幽深微妙而又高远，百姓有时看不见，也就不知道。至于数路发生地震的异象，河北尤其严重，人人都看得见，又亲身遭受其害，不可能隐讳。因此人民流离逃散，舍弃祖坟，携带家人前往别处，像鸟兽一样离去，茫然不知归宿；因饥饿、寒冷、疾病而死在道路上的人也不少，实在令人痛惜。孟子回答梁惠王说：“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死了，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这同拿刀刺人把人杀死后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附。孟子独自最深刻地领会了圣人之道，劝梁惠王专门崇尚仁政，不要归罪于年成，这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陛下应当深信并实行这一道理，就可以把灾异转变为祥瑞，把祸患转变为大福，使宗庙社稷和百姓得到无穷的福祉，哪里还有尽头呢？至于奸人亏损德行、损害政事、谄媚佞幸而不合正道的言论，绝不能让它在其中混淆视听。臣年轻时读书，也曾颇为探究天人关系的道理，私下觉得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谈论天道，都没有抓住要点。臣现在试着陈述其大概：太极分判以后，便产生两仪；形而上者称为天，形而下者称为地。天地之间，承载覆盖的一切称为万物。万物极其众多，不过不出动物和植物罢了。植物没有灵性，不能运转、使用和创造制作，只有动物具有生命，相比植物较为有灵性。但动物还不能行善作恶，也不能知道喜怒。唯有人又是动物而且有灵性，能够行善，也能够作恶；这些都是每个人自己造成的。人自己行善、自己作恶，这些影响都还小。天地也随之以祸福回应。所以《尚书》说：“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祸。”《易经》说：“行善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庆福；行不善的人家，必定有多余的灾殃。”这里所说的祥瑞和灾殃，只涉及那个人及其家庭。至于所谓能够使人喜悦、使人愤怒的，并不是每个人个人的喜怒，而是天下人的喜怒。天下人的喜怒，实际上取决于帝王的作为。帝王施政和谐，天下人就喜悦；人民喜悦，内心也就和顺。和顺之

译气一旦产生，充满天地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气回应。天地之气和顺，阴阳就调顺，百谷成熟，衣食自然丰足，非正常的夭折横死不再发生；所以百姓达到富裕长寿，常怀安乐健康，即使想让他们作乱叛离，也一定做不到。如果帝王的政治不和谐，天下人就不喜悦；不喜悦就会悲愁、怨恨、愤怒，内心也不和顺。不和之气一旦产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气回应。天地之气不和，阴阳就不顺，百谷不能成熟，衣食不丰足，夭折横死同时发生；所以百姓都贫困离散，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不能相互保全，没有不想作乱叛离的。

译天下人的喜怒之气为什么能够感动天地，以至于使国家必然遭受这样的祸患呢？根本原因在于天地万物都是由同一种气生成的，彼此没有丝毫间隔；只是清气成为天，浊气成为地，清浊二气的余气散布在天地之间，成为万物。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就是人。由此看来，天地万物同属一类，最有灵性的人，难道不能凭借众人的喜怒之气感动天地，从而使国家获得福佑或遭受祸患吗？所以先圣在万物之中唯独把人同天地相配，称为三才。由此可知，人和天地本源相同而末端有别，形体相等而气息相通，不能轻视这一点、把它当作空谈。作为帝王，应当首先用仁政调和人心，使人民安乐而自行稳固、不再叛乱，以此作为国家永久的福祉。舍弃这个办法，却希望天地顺利、五谷丰登、天下无事，绝不可能。《尚书·洪范》的九类大法中，第八类是“庶征”。意思是君主实行恭肃、治理、明哲、谋虑、圣明这五种善道，雨、晴、暖、寒、风五种气候便按时出现，成为吉祥征兆，于是百谷成熟，贤俊之民得到任用彰显，家家平安康乐。君主实行狂妄、僭越、逸乐、急躁、昏蒙这五种恶道，雨、晴、暖、寒、风五种气候便反常失序，成为灾祸征兆，于是百谷不能成熟，贤俊之民受到阻塞，家家不得安宁。雨、晴、暖、寒、风虽然按先后次序来说明，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它们能够成为吉祥或灾祸，只是因为君主行善或作恶，于是有了分别。《洪范》是二帝三王所奉行的常道。后世做君主的人，应当相信并以它为师为尚，不能说那只是陈旧的遗迹而不予信用。相信它就会得到福，不相信它就会遭遇祸。《尚书》又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 《尚书》又说：“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和威严来自百姓的明察和威严。”上天本来没有意志，没有耳目，也没有喜怒和爱憎威严。作《尚书》的人借“视”“听”“聪明”等说法来表达这个道理，所以《易经》说：“圣人用神妙的道理来设教，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只是因为天地人与本来就是同一种气，善恶、动静必然相互感应契合，严密得如同符契相合，连头发丝般的间隙也容不下。不能因为天人与人的形体相隔遥远，就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而不相信。气既然相互贯通，气一发动就会有回应。人有喜怒，上天就像回声一样回应，这也如同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那气息极其微妙，人无法直接看见，只能用芦苇灰来验证，却无不按时应验。天下人喜怒的气息能够感动天地之气，也都会按时得到回应。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实在应当用仁政使百姓心悦诚服，调和民气，使这种气息自然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泽相通。而且这些事物都各有神灵主宰，就一定能够默默观察君主所行的善恶以及人的善恶，助长其自然形成的气息，降下福佑或灾祸，难道不是更快吗？难道不是更值得畏惧吗？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天地的灾变不能全都归因于时运命数，而不修治人事来应对；但原文末句语意有误，似有脱误。所谓时运命数，有时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只有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可以这样说。尧、汤做君主时，必定不会使民心产生不和之气，去感动天地而招致洪水、旱灾。大概尧、汤是大圣人，他们的辅佐也贤能，上下同心协力，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也没有一件物失去其所，所以他们所遭遇的水旱灾害，是不得已而可以归于时运命数的。然而即使有水旱灾害，也没有听说有繁重徭役、横征暴敛、劳扰百姓、惊动众人的事情；也没有听说有流离迁徙、冻饿而死在道路上的人，只听说常有九年的储备，百姓没有面带菜色；天下人奉戴尧、汤，也像没有水旱灾害时一样，爱他们如父母，敬他们如神明，民心和乐，和气丝毫不减。这就是说

译，虽然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却没有受到它的伤害，国家也不担忧危亡。自秦、汉以来就不是这样了。凡是发生灾变怪异，都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能举用正直、罢黜邪曲，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又不能实行善道、施行仁政、取悦民心、调和民气；这是由人事导致天地灾异的必然道理，绝不能归因于时运命数。灾异发生以后，又不能因恐惧而修身反省，实行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办法，坐视百姓弃坟墓、离乡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迁徙，不能互相保全；往往君主只顾君主，臣子只顾臣子，百姓只顾百姓，彼此不相体恤，也不加以救助。百姓既然如此，受到灾害却不悲愁怨怒、不想作乱的就少了；百姓既已怨怒而想作乱，国家却不危亡的也少了。他们既然上下乖离暴戾，不能同心协力，以致灾变伤害百姓、危及国家，竟还妄想把自己造成的灾异比作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归因于时运命数，这是欺骗上天、欺骗百姓到了极点，怎么可以相信呢？大地是最广大、最厚重、最安静而不可动摇的事物。古今当然也有震动的时候，按照震动的大小、远近，必定会有灾患相应发生；然而从未听说几路地方同时震动，而且震动还不止一次，有一天震十多次的；也不是震动一天就停止，有的直到现在超过半年还在震动而没有停止。这难道不是大灾害、大怪异吗？这正是陛下应当彻底追究地震原因，推行至诚、实行至德，思考如何压制平息这种变异，以答谢上天谴责警告的时候。否则，恐怕董仲舒所说的“伤败就会到来”，陛下必将不能避免。陛下即位不久，天下只听说陛下圣明有德、勤俭恭孝，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这场变异不是由陛下造成的。然而陛下如果不替祖宗承担这件事，那么天地的变异又有谁能够承担呢？陛下既然承担了这件事，就应当兢兢业业，早晚忧劳，任用正直之人，兴行正道，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并以坚持不懈来完成它，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因恐惧而修身反省，视百姓如同受伤者，取悦他们的心，调和他们的气，那么天地之气也会和谐而作出回应。如果这样做，还忧虑什么灾异不能平息、人民不能安定呢？那些奸人谋求自身利益而危害国家，罪在当杀而不得赦免。他们的说法，希望陛下断绝它，不再留在心中，不要稍有疑惑；这将成为宗庙社稷的福祉、国家的庆幸，必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假如陛下万一被他们的说法迷惑，把灾异归因于时运命数，内心坦然不以为惧，对有关官署的不称职不加考察，对政事的不公平不加治理，对天下百姓贫困失所不加抚恤，那么天下人心一定更加忧愁怨恨而不喜悦。阴阳之气凭什么和谐，天地的变异又凭什么平息呢？大凡奸邪佞幸之人，阿谀奉承、巧诈善变，善于改变君主的意志。他们的说法眼前虽然令人高兴，最终却对世道没有益处。其志向已经显达的，不过想保住自身和俸禄；尚未显达的，不过想求取进身、使自己富厚，完全不把百姓的祸福、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这可以说是极其残忍的人、极大的奸邪之人。违背上天、残害百姓，背弃公义、抛弃道理，所以臣说他们罪在当杀。这需要陛下详细观察他们的言辞，仔细考察他们的用意，再把他们前后的行为相互参照，那么邪正自然就会显现，必定不能逃过圣明的鉴察。臣蒙陛下召来任作宰相，因为疾病还不能一次入朝面见天颜，却不顾触犯忤逆，竟敢如此恳切地陈说，为什么呢？是因为臣看到如今的灾变不同于寻常，实在担心奸人用圆滑柔顺的言论改变陛下忧劳的志向，安抚陛下自我责备的心，使陛下不能专心救治祸患、抚恤灾害，从而耽误陛下最重大的事情。惟愿圣上慈悲，深入裁察；这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宗庙社稷的幸运。

译附纸说明：臣认为这篇奏词颇为繁多，但由于内心被真诚激发，只怕陛下还没有赐予信任和察看，所以臣务必竭尽犬马之志，因而不觉言辞过多。然而臣只是直书实情，文字鄙陋拙劣，不敢只在章句形式上下功夫而已。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时时赐览，或许也略有补益。如果陛下不把臣当作狂妄获罪，臣才敢再把管窥之见仰呈圣听。【熙宁元年十二月，富弼已经拜为宰相，因脚病不能入朝，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事得失造成。富弼听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离乱亡国就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进献邪说，所以先诱导皇上，使皇上无所畏惧，让辅弼、谏诤之臣无从施展。我不能不赶快救济。”于是上奏了这篇疏文。】上奏神宗，请求把无灾也当作值得畏惧的事——孙觉 臣私下看到，朝廷自今年以来，四方年成丰收，黄河以北水流顺畅，东西两边境没有警报，上下欢欣，共相庆贺，都认为陛下谦抑自身、修养德行，任用贤能、斥退邪恶，振兴停滞、补救弊病，把这些放在万事之前，所以承蒙上天以德报答，动合圣意，接连降下祥瑞福祉，皇子又降生，这当然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祥瑞，是朝廷最大的福分。然而臣私下听说，楚庄王在上天不显现妖异、土地不产生灾孽时，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莫非忘了我吗？”这是能够向上天寻求自己的过失，安乐时不忘记危险，所以能够成就霸业。臣看朝廷之上，还不能说全都是贤能；四方偏远隐僻之地，还不能说没有事情；号令施政，还不能说完全适当；北狄、西羌，还不能说已经受到恩赐；鳏、寡、孤、独，还不能说已经得到养恤。陛下居于天地之间，拥有四海的广大疆域，治理、教化、政令、刑法大致如此，上天的报答却像处在极其太平的时代，这难道就是所谓饥饿的人容易把任何东西当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把任何东西当饮料吗？人情既然如此，天意也同样如此吗？臣恐怕谄谀之人进献使人高兴的言论，见闻浅陋之士夸耀太平的功业。陛下如果相信并因此自满，臣就担心上天的恩幸不能当作常态；祸患往往隐藏在隐微的地方，却从人们忽略之处爆发。伏愿陛下安乐时不忘危险，存续时不忘灭亡，每天更新盛美的德行，勤俭更胜平常，减少宴饮游乐，节省浮华浪费，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货利益。倘若像楚庄王那样把无灾当作警戒恐惧，并垂示法则给后代，流传无穷，那么华、夷、蛮、貊以及草木昆虫，没有不感到万分幸运的。臣不胜恳切。【熙宁二年十一月上奏，当时任右正言，供谏职。】上奏神宗，论华州山变——吕大防 臣本月某日接到中使冯宗道到来，恭敬奉受圣旨，命臣照管山体崩塌处现存的人户，依次施行存恤救济，相关次第已经奏报完毕。臣这些日子反复思考，圣上的谋虑深远，忧虑远方百姓，以至于疲病、鳏寡之人，都受到恩意。即使是尧、舜用心，也不应超过这里。然而臣愚昧而忠心，私下有三件忧虑，有一件是过度谋划，冒昧把它们列在下面。第一，山变发生的地方，山谷中突然隆起山岭，山高五十多步。臣谨按《十月之诗》说：“隆隆震电不得安宁，以致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岸变成山谷，深谷变成山陵。”诗人哀叹当时的人，为什么竟然毫不知所惩戒？水患发展到淹没大地，山体倾塌，本来也是相应的道理；但诗人仍把它看作大变，哀叹当时的人不因祸患而警惩。如今没有震电使人惊惧，也不是因水而崩摧，不是在山脚塌陷，却迁移到远岸高处，所形成的不仅是山谷；深谷也不只是变成山陵。与诗人记载的情形相比，更加奇异怪异。唐代也有新丰、赤水山丘移动涌起的变故，正值武氏僭越作乱，本来不足论说。如今圣明政治日益更新，皇帝励精图治，而灾害邪气发生，尤其令人惊骇。这是臣第一件忧虑。第一，山变发生的地方，有一块大石自行竖立，高四丈，周长一百七十多尺。臣谨按，汉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行竖立，高一丈五尺，周长四十八围。解说者认为，这是阴类的小人突然兴起的征象。观察如今的变故，超过了前史所记载的情形。这是臣第二件私下忧虑的事情。第一，几年以来，人心汹涌不安，都说有“阳九之厄”。臣谨按班固《历志》所述，经过四千五百六十年，其中有灾的年份五十七年，推算命数的人便取此作为依据。臣认为天命难以知晓，孔子很少谈论它，本来不是众人所能知道的。然而乡里百姓毫无顾忌，私下互相传说，说灾厄必然会到来。臣私下担心奸猾小人乘天地发生变异、民情不安之际，妄图狂作，侥幸求得万一的机会，这是臣第三件私下忧虑的事情。第一，三路以及京东一带民情强悍豪勇，最应当防备。臣看到三路边境一带，有城池、兵器等可以依恃的设施。至于内地州郡，防守器具向来废弛，将帅之臣还没有到任；应当选择三路、京东的守臣，秘密交付方略，以防备戎狄为名义，命令他们修缮城池，讲习整治守备。对于那些州县的政事，只要涉及扰动民情的事情，一概暂缓，留待以后处理，希望使奸猾而喜好作乱的人无从窥探空隙。万一发生缓急，也就有办法应对变化了。这是臣过度谋划的一点。以上谨慎地具陈如前。臣听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在当时保全自己，这是先王兴盛的原因；“我生不能保有，一切命运在天”，这是后世君王败坏的原因。太戊时有桑树、谷树一同生长的祥异，相关典籍说：“伊陟向巫咸赞述，作《咸乂》四篇。”太戊又向伊陟赞述，伊陟作《伊陟原命》。高宗时有鼎中出现雉的异象，相关典籍说：“只有先代至德的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桑树、谷树共同生长，飞鸟聚集，还算不上大的异常；然而君臣相互劝告警戒，反复多次，推究天命，修治政事，以此回应，难道古代明王敬畏上天的办法不就应当如此吗？伏望圣上明察古今，不必等到臣这样盲目狂妄的人来进言，便已能洞察事理的要旨。惟乞陛下仰承天威，俯察时变，为社稷作长远的谋划，天下幸甚。附纸说明：守帅之臣，希望尽早精心选择，必须任用忠义敦厚朴实、能够承担重任并取得长远成就的人，才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至于轻浮俊敏之人，眼前机敏能干，好像可以任用，到了缓急关头一定不能发挥作用。伏望圣上深加察看。又附纸说明：三路内地州军的守臣，只有陕西最不讲求守备。伏望下敕命守臣以防备西戎侵扰为名义，早早命令他们修缮城防。今年内地略有丰收，春初可以兴办劳役。

译又附纸说明：去年庆州叛卒逃散的同党不过几百人，并且逃入山林隐藏，从未侵犯城邑；内地州郡已经各自惊慌失措，由此可知守备一向没有修治。【熙宁五年九月丙寅，少华山前阜显谷岭崩塌陷落，下面东西五里、南北十里的平地溃散裂开，涌起土堆山阜，各高几丈，长得像堤岸；以至于陷没民居六社，共有几百户，林木、房舍也有荡然无存的。邻近山边的百姓说：近年以来，山谷上常有云气，每逢风雨，就隐约有声音。这天夜里刚入黄昏，略无风雨，忽然山上云雾升起，声音渐渐变大，地面于是震动，还不到吃完一顿饭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吕大防因此上奏此文，当时任华州知州。】上奏神宗，答复诏书论彗星——富弼。【熙宁八年十月十二日，诏书说：“朕以寡德浅昧的资质，冒昧承受先帝临终遗命，得以奉祀宗庙；回顾自身德行不足，不能仰合天心。近年来灾异多次出现，山崩地震，旱灾接连不断。如今彗星出现在东方，变异尤其重大，内心浅陋昏昧，怎敢不恐惧呢？已经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担心仍不足以敬畏上天的警戒，因此允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的缺失，朕将虚心改正，希望能够消除上天的变异。”】臣想到自己先前因衰老疾病，加上年纪已经达到规定，不能奔走办理职事，于是请求退休。蒙圣上慈悲，俯从臣的愚拙恳求，退居衡门茅舍之下，闭门自守，断绝私务，早晚等候终尽而已。近来忽然听说特地宣布大赦，出于非常之举；又听说另外降下手诏，允许朝廷内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洛阳城中的士人和百姓欢呼鼓舞，声音喧响道路，传到幽远之处。由此推及，天下人没有不受感动的。臣恭敬阅览大赦诏书和手诏两篇，开头说明彗星从东方出现，昭示上天的谴责警告。陛下仰观天象变化，恐惧自责，深切发布有德的诏言，恩泽遍及四海。臣本来就知道这是出自圣上独断，必定没有左右近臣的助成。臣再次详读陛下的手诏，原来是陛下亲笔所写，并非学士代作。至于近年以来的灾异，如山崩地震、旱灾蝗灾之类，也都前后概括其中，一一归咎于自己，言辞悲痛，深切明白。忠义之士读到它，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又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设置斋醮，屏退侍从，前代帝王禳除灾害、责备自身、归罪自己的办法，陛下全都实行了。因此上天降下鉴察，知道陛下出于至诚，所以星象的变异很快就消失了。臣穿着暖衣，吃着饱饭，安坐享受安逸，灾祸到来时与我毫无关系。一看见圣诏，诏令当天迅速发布，就能感动天地，使谴责性的灾异消退平息，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相随。臣尚且能够跳跃欢欣、手舞足蹈，不知如何表达尽头。至于天下百姓，亲身遭受灾害，家庭蒙受苦难，流落离散，不能相互保全，他们将会怎样欢喜感戴呢？民心既然喜悦，和气充满天地，那么天意不能不早早回转，天灾不能不迅速平息，这是必然的道理。臣私下知道，去年长期旱灾，陛下曾降下手诏，允许臣僚上封事论政。人们正感到喜悦，天天等待朝廷施行措施，却不知是什么人累害圣德，仓促使诏令收回，于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来在三月中回答圣上询问时，略曾提到此事。如今天象变异更加严重，诏命更加恳切，陛下万万不要再重蹈前次的错误。何况诏书说“朝政有缺失，朕将虚心改正”，这足以看出圣上畏惧上天、爱护百姓的心意已经到了极点。然而臣私下听到外间议论都说，天下弊病很多，官家大概多不知道，人人都希望把事情逐条陈述到圣上听闻，希望有所削除改革。如今陛下已经大发圣诏，允许他们直陈，忠诚愤懑的人一定能够不避诛戮，仰竭肝胆，把一切上报圣听。臣希望陛下把群臣的奏章全部取来，不遗漏疏远卑贱之人所上的奏章，在处理万机的空闲时间逐一亲自阅览，选择众说相合的意见，果断而不疑惑，竭力赐予施行，践行虚心改过的承诺。如此来回应天象，面对尤其重大的变异，使恩泽遍及所有百姓，急速得像驿传递送一样，那么人心喜悦，天道顺遂，天人相应，立即达到和平，国家享有无边的福祉，正在这个时候。哪里还会有灾害出现而惊动圣上忧虑呢？万一奸诈之人交相混入宫廷听闻，使陛下稍受迷惑，把忠诚的劝告当作妄说，使恩诏成为空文，上面的利益恩泽不能传到下面，民心又在下方忧愁，那么上天将会说：“这是用空话回答我，到底没有实际效果。”它一定会把今天的喜悦转变为日后的愤怒，灾变发生时，当又超过前日的彗星了。只要以近来的事情来证明，这就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臣冒昧狂妄。惟望陛下深入裁察，为宗庙社稷和百姓谋划，天下将万分幸运。手札子 臣在退休以前，虽然有旧病，筋力还勉强可以任用，尚且不能随官任职。如今退休已经数年，衰老更加严重，退居草野，从未与人交往，荣辱祸福全都不参与。然而臣竟敢以狂妄浅陋之说，冒昧陈述于圣听，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仰观星象变化，恐惧而修身反省，仿佛不能容忍自己。又听说天下百姓已经极其贫困，没有地方申诉，恐怕形成聚众啸乱，成为腹心之患。也担心手诏或许中途被废止，上天的谴责还没有平息，后来又另外产生灾害。臣之所以不顾自身年老多病，勉强写成这篇奏章，希望多少有所补助，以报答陛下大恩的万一，是因为这个缘故。臣闲居终日，同乡野老人相见，民间的弊病充满耳目，都是实情。然而所说的还不到一二成，伏乞圣上略加省察，并稍稍留意。臣又冒昧烦请陛下亲自阅览群臣奏章；如果交给臣僚设置机构办理，臣实在担心他们不能体察圣上的心意和忧劳之切。群臣奏章中的利害如果没有说尽，也担心所委任的臣僚更加有所顾忌观望，甚至隐瞒，或陈说巧言，妄加阻挠责难，从而耽误圣君畏天爱民、不吝改过悔悟的心意。臣本来没有别的心思，所忧虑的就是这些，惟望陛下特别怜察，臣将万分幸甚。【熙宁八年十月乙未，彗星出现在轸宿。】丁酉日，太史令把这件事奏报朝廷。富弼上这篇奏章时，以使相身份退休。上奏神宗，答复诏书论彗星——吕公著

译臣恭敬看到本月十三日的诏书，允许朝廷内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臣家世代承受国家深厚恩典，陛下即位执政之初，首先被选拔提升，从外藩召入翰林，因而在陛下左右，天天口头陈奏、亲手上奏，多次进献愚忠，也颇蒙采纳。如今虽然散处闲居外地，但臣爱君忧国的恳切之心，从未敢忘。臣看到陛下敬畏上天警戒，焦心劳神而情意恳切，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听晏子说：“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扫除污秽。”考察传记记载，都把彗星看作除旧布新的征象。上天显现威严，本来不会无缘无故。莫非陛下的仁恩德泽还没有遍布天下，而政令措施中使百姓受苦的事情很多吗？为什么上天的谴责警告这样明显呢？陛下既然有恐惧修省的话，就一定应当有除旧布新的实际行动，然后才能回应上天、感动人民，使变异消除平息。伏望陛下留意察看。臣私下观察，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早上朝、很晚退朝，励精图治处理各种事务，规模大概宏大长远，本来就是要达到尧舜和三代的政治，以光大太祖的事业，难道只是做一个拘守成法的小小守文之主吗？然而陛下临朝以来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很久，在朝廷任职的人却越来越乖戾不和；正直敢言的人遭受祸患而被放逐，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人则结党而升迁。对外，郡县政务纷扰，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田野间充满忧愁叹息，向上冲犯和气；百姓扶老携幼，流离道路；官仓、粮廪所在都缺乏，又没有办法扩大赈济，以至于骨肉相食、辗转死于沟壑的人很多。上下彼此蒙蔽，左右前后没有人敢于直言，陛下有治理的愿望，却没有达到治理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是负责政事的臣子辜负了陛下的高远志向。为什么这样说？邪正、贤能与不肖，本来应当有明确判断。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举荐某人，说他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又驱逐某人，说他是天下最邪恶的人；前后反复纷乱，使圣上忧虑受到玷污的事情，大概不止一件。既然对人才反复无常，那么在政事上乖戾而不能审慎决断，也就可以知道了。陛下难道没有察觉吗？何况有一两个人，在尚未进用之前，天下本来都知道他们是奸邪小人，只因一时迎合附会，便竭力推进任用；这就是最终连累陛下识人明察的原因。自古君主委任臣下而责求成效，也有这样的例子，如齐桓公；这是因为他辛劳求取贤才，却能安逸地任用他们。如今却不是这样，水旱失时、人民困乏时，没有人替陛下分担焦虑劳苦；戎狄强悍不驯，边疆发生战事时，陛下不得不晚食。何况又加上天变、地震的异象呢？还没有看到陛下任用人才得当。古代治理政事而起初不顺应民心的，也有这样的例子，郑国的子产就是。子产执政第一年，众人歌唱说：“谁杀死子产，我们就跟他一起干。”三年以后又歌唱说：“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呢？”如今陛下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就政事，至今已有七年，众人的歌唱却同七年前没有不同。陛下虽然也考虑到这些，最终却没有彻底改变，恐怕是左右臣下蒙蔽陛下，使天下的事情不能被陛下听闻。臣私下思考，陛下自登上尊位以来，对上奉养两宫，仁爱孝顺极其深厚；对下直到诸王和历朝贵主，没有不极尽恩惠礼遇的。陛下春秋正盛，没有声色方面的过失；孝友恭俭出于天性；宫中的事情，别人没有非议。然而德泽唯独不能遍及百姓，是什么原因呢？臣听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治乱取决于任用什么人。所以皋陶告诫舜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愿陛下把知人、安民放在首位，除旧布新，以回应上天的警戒，那么转灾为福，立即就会应验。臣前日在朝廷，曾蒙陛下询问。当时议论的人说，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朝廷任用人必须遵循资历等级。臣明确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振兴政治、补救弊病，是君主首先应办的事务；任用贤能，也不应只计较年资，只要出于至公之心，合乎适宜就可以。臣今天所说的，也不是说现行法令都不可实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扩大自己的聪明，接纳正直之士，公正听取、全面观察天下的议论，事情中好的方面固然应当保留，不好的方面就应当削减。如果确实不便利，不要因为已经实行便害怕改口；有可取之处，也不要因为属于不同意见便废弃。这样就不劳烦陛下过度费神，也不惊扰众人的耳目，而各项事务有条理，百姓安定，然后才可以充足兵粮，抵御外来侵侮。臣自从离开国都以来已经六年，从未有一句话上达圣听；即使私居接见他人，也从未轻易议论时政。今天之所以冒昧进献愚拙的诚意，实在是担心陛下如果不在这个时候醒悟，日后即使想要改变，除非有奇谋高策，也不容易做到了。【熙宁八年十月上奏。当时任提举中太子宫。吕公著说“陛下垂拱仰成，近年以来”，大概是指熙宁二年二月以后，王安石开始执政。】《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宋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宋代赵汝愚编纂 天道门 灾异十 上奏神宗，答复诏书论彗星：三项主张、九条建议。吕大防 【元丰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中书省诏令说：“朕凭借寡德浅昧的资质，得以奉祀宗庙，早晚敬畏，不敢安宁，希望能够仰合天心，感通和气，把福泽施给百姓。然而太史占候说，天象显现谴责，正值孟秋癸未日，彗星出现在西方。灾异到来，必定有其招致的原因，难道是朕的德行不够，刑法政令有违背事理的地方吗？官吏不善，百姓或许失去职守吗？长久思考这些过失，朕十分恐惧。从本月戊子日起，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朝廷内外臣僚都允许直言朝政缺失，朕将虚心改正，希望符合古代先王端正政事的意思。”】臣恭敬看到七月二十六日的手诏，因为彗星出现在西方，陛下责备自身、引咎自责，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以端正政事。臣恭敬诵读，感动抽泣，认为天道难以知晓，不可暗中揣测。如今圣心恐惧退让、克制谦抑，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不避讳直言的朝廷，远远超过前代。臣愚昧不肖，虽然镇守外藩，也不敢不披露肺腑之言，略作万一的补益。伏惟圣明察看。臣私下认为，当今政事的急务，姑且陈述三项主张、九条建议，冒昧上达圣听。第一是治理根本，第二是放缓末务，第三是采纳言论。治理根本有三条适宜之策：第一，应当养育百姓。汉朝传国到汉昭帝时，已经六代，藩臣变乱、外戚祸患多次发生；唐朝传国到唐明皇时，也已经六代，出现了像汉朝那样的变乱，又有大盗之患。如今大宋统治天下，陛下继承帝位的世数与汉、唐相同，却没有发生一方之患，可见已经获得人心。如果不是历代圣君德泽深厚地涵养百姓，视百姓如同受伤者，爱护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又凭什么能像这样牢固地凝聚民心呢？自从陛下颁行新政以来，参考古今，制定成良法，使百姓便利的地方并不少；但民情忧戚不安，并不认为安定。推究根源，大概是由于朝廷的安排，大多急于满足公家的需要，却把民间事务放在后面。” 我私下观察先王的政治：君上忧虑臣下越深，臣下报答君上就越厚。所以《诗经》说：“快快发动你们的私田，最终耕作三十里。”这是君上忧虑臣下的诗；又说：“先下雨到我的公田，进而也下到我的私田。”这是臣下报答君上的诗。上下之间的感情，彼此亲近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怨恨、憎恶和不顺从，怎么会从中产生呢？所以马周回答唐太宗时说，贞观初年，一匹绢可以换一斗米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陛下忧虑百姓；五六年后，一匹绢可以换十几斛粮食而百姓却怨恨，是因为他们知道陛下不再忧虑百姓。这话非常重要，与今日的情形很相似。臣试举一两件事：免役钱本来是按规定征收，以便支付雇役费用，官府并不从中获利；如今各地却大量积存，以至于一县之人，缴纳的占一半，贫弱的占一半，而征取仍不停止，遇到水旱灾害也从未减免，贫苦下户也从未得到借贷或免除，这是百姓忧惧不安的一件事。市易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便利百姓经营，其中也有官府获利的成分。百姓在艰难急迫、贫乏无力的时候，如果同向富户借取相比，利息并没有加倍。但有些官吏不善，乘百姓危急之时不断搜刮，只想收取盈余、取得偿还，不顾事情应有的体制和法令的本意。有的诱骗陷害无赖子弟，使其家产败尽；有的借给百姓钱物时故意抬高估价，巧取利息。同一件货物，也有早晨以高价卖出、晚上又以低价买回的情形。这也是百姓忧惧不安的一件事。保甲制度，是先王以什伍编制教导百姓的方法，并不只是为了充当军队。如今有关部门只把坐作进退、射艺精粗当作急务，却不问推行保甲、考察奸盗、去恶奖善的本意。而且富人安逸，穷人劳苦；有时遇到饥荒，就会有百姓流散、无法召集的忧患。这也是百姓忧惧不安的一件事。这些问题都只是法令尚未完备，或者官吏奉行法令不谨慎造成的过失。凭陛下的圣明加以修正，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第二，应当重视教养士人。舜制定九德，周文王培育人才，周公设置三物，都是先王实际教养士人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按才能选用士人，却没有听说按德行晋升；只听说按文章辞采选拔，却没有听说按品行进用。臣私下认为，如果不大幅改变现行办法，最终就不能得到教养士人的实际效果。怎么改变法令呢？应当责成郡县和监司保举并担保士人的才能品行，把他们提升到尚书省；由尚书省分别考察他们所学所知，然后任命职务。这样士人就会勉励向善；不专门以文章辞采设置科目，士人的学业就会崇尚根本。只要这样一改法令，天下就会遵从。凭陛下的圣明加以修正，不出五六年必定会收到成效。第二，应当重视粮食。自古以来国家的祸患，没有不是因百姓饥饿而兴起的。如今各县官府积存的钱财，绳串都已经朽坏，而粮仓竟然连半年所需的储粮都没有，实在令人忧虑。自从常平法实行以后，各部门都只计算自己的利益，所以转运司只有租税征收的收入而已。每年的收入既不足以充当经费，因此对于储备粮食的计划，虽想趁粮价低时买进，也无暇实行。常平法虽然有折纳、收购粮食的办法，但官吏大多不能推行。万一方圆千里发生水旱灾害，那么积存的钱财再多也将无济于事；强壮的百姓会聚众为盗，弱小的百姓则流离失所，死于沟壑而无人救济。臣近来曾上奏趁丰年积储粮食的建议，很合乎时机，也可以长久实行。伏望陛下裁断察纳。这些问题都只是法令尚未完备，或者官吏奉行法令不谨慎造成的过失。凭陛下的圣明加以修正，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对于缓办末务，有两件事：第一，应当缓办治理夷狄。中国是根本，夷狄是枝末。先王的政治，是以内诸夏为中心而外御夷狄。夷狄的国家，若在声教所及的范围内，所以舜命官员治理扰乱华夏的人。然而，不成为中国祸患的夷狄，王者是不去治理的。有人认为夷狄之地可以开辟并设置郡县，夷狄之民可以让他们改穿冠带、承担赋役。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四海九州如此广大，却想靠沙漠不毛之地来增加财富；

译天下百姓和士人如此众多，却想把穿左衽、说难懂语言的人当作人口来增加数量，只看见会耗费损害所重视的东西，却没有看见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前代曾经防守失守的土地，如果不是当地民众主动归附，也不足以动用军队去经营。第一，应当缓办用兵。军队，是先王治理国家所用的手段，却不是最优先的事务。卫国国君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却回答应先讲俎豆礼仪的事情。因为礼教还有未修治之处，却先把军旅之事放在前面，那么谈论治道就失去了次序。如今刑法政务虽在讲求，却不能说已经完备；礼乐虽在修明，却不能说已经尽善；教化虽已布施，却不能说已经完全推行。因此今日的政治，还有比用兵更应优先的事情。这些并不是可以废弃的事务，只是陛下施行时有先后次序罢了。凭陛下的圣明，留心考察并分别安排，应该没有不能得到适当次序的。关于广泛采纳意见，有四件事：第一，应当拓宽进言之路。古代群臣人人都能进谏，所以说：“工匠掌管技艺事务，也要进谏。”工匠尚且能进谏，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所谓七名诤臣，是指在位者都能进谏；能够进谏而且遇事一定据理力争，必须有七人之后才算完备。如今陛下虚心接纳臣下，从未大声疾色，但进谏的人却从未闻名于天下；能够进谏并且一定力争的人，也从未见到有这样的人。唐太宗当时正处在隋朝灭亡之后，人才很少，却有许多进谏的人充满朝廷。如今陛下承继累世文明昌盛的局面，却使史官的笔下没有记载进谏诤言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缺失了应有的典章。第二，应当放宽侵犯职权的处罚。凡是臣子在外任职，看到有不便于百姓、有害于政务的事情，大事就报告朝廷，小事就凭自己的职权处理，这才是正确的。如今一概禁止，不许彼此越职处理，那么朝廷必定有听不到的事情，百姓也必定有因官员失职而受苦的事情。第三，应当宽恕诽谤之罪。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改革天下事务，没有不受到世人毁谤的。以盘庚的明智、周公的圣德，尚且不能避免，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因为普通人通常不能通达义理，喜欢因循守旧而害怕变革。改革开始时，他们还没有看到好处，就一齐非难它。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只须宽恕他们无知而加以宽容，难道值得同他们较量长短是非吗？所以汉文帝深知其中道理，只是直接免除他们的罪，使他们得以宽容自处罢了。如果设置严厉法令来防止诽谤，虽然可以很快止息，但愚昧庸常之人的性情，是自己不知道言语的过失，却反而非议君上。第四，应当容纳不同意见。古代帝王礼服上的纹饰，一定有黼纹，是取其两种纹样相背而又能共同构成政事的意思。两种纹样彼此相背，甚至把它刻在自身衣服上，每天穿着来作为警戒，可见君主驾驭臣下时最深的戒惧，在于喜欢意见相同而厌恶意见不同。舜征伐三苗，禹认为可以，益认为不可以，但并不妨碍他们一同担任九官。周公辅佐成王，召公不高兴，但并不妨碍他们共同辅政。《十乱》《洪范》中说，谋划要征询卿士的意见，那么三公的意见也有不被采用的；《周官》中说，要征询万民，那么卿士的谋划也有不被采纳的。只有这样，才能通达众人的心志，辅佐成就大业。如果只取意见相同的而舍弃不同的，就会如晏子所说：“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不只是这样，如果希望人人意见相同，就一定会有人用虚妄欺骗来附和；如果厌恶不同意见，就一定会有人诡诈顺从、当面附和，以免被视为异议。假使臣下都怀着虚妄欺骗、诡诈顺从的心来侍奉君上，恐怕不是朝廷的利益。臣私下听说，有议论者一定要使廷臣没有不同意见，才称作“一道德”。说这话的人似乎没有思考。所谓以一道德来统一风俗，是说典常教化不能不一致。如今政事各有不同，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有的有损，有的有益，却一定要把它们统一为相同，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那些厌恶不同意见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认为异议会阻挠议论、妨害事务，所以才厌恶它吗？如果引导臣下发言，而取舍决定权在我，那么即使有阻挠议论、妨害事务的话，也会被我舍弃，当然不能成为祸患。这些事情都没有难以改变的形势，而且确实可以很快见效，关键只在陛下去实行罢了。像前面所陈述的，是陛下政事在外部表现出来的情形，臣才能够推测而陈说。至于陛下圣明本性的深邃防微、君德的崇高深厚，只有防微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深厚才能通达天下的心志，臣愚昧浅陋，无法测知。伏愿陛下仰观天意，旁考古义，摒弃奇异的议论而采用中正之道，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丰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直舍人院。】邢恕上奏给宋神宗的答诏，论述彗星，提出三说九宜。邢恕 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实在是上天赐福给宋朝而降生的明圣之主，具有超卓绝异的资质。自从在宫中培育德行以来，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众人的口中都在传述。等到初次继承皇位，举动都遵循礼法，侍奉顺从两宫，亲自照料左右，诚心孝道无所不用。远近内外，所有臣民，没有不以陛下为榜样的。太皇太后去世后，陛下号哭悲恸，哭至泣血，百官在位，也不觉流下眼泪。入宫临丧出来后，彼此转相告知，有见识的人叹息，长者也感慨。山陵封土之后，表面上虽改变丧礼而遵从吉礼，陛下内心的悲哀却没有减退。宫中实际上服丧三年，早晚思考治国，亲自处理政事。大小臣僚，都各自履行职责。十四年来，没有一天稍有懈怠。后宫宴饮游乐、声色嗜好，没有听说过；园囿射猎、车马驰骋，也没有临幸过。如今正要开辟天地，赶上帝王的步伐。陛下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个人。陛下的用心和施政手段，哪里还需要询问呢？近年以来，威权和福柄都由陛下亲自发出，只要有所指示，无不服从；陛下还未发出声息，众人就无不响应。声威显赫，气象巍巍，朝廷更加尊严。四方万里之内，盗贼消除，乡里安定。陛下如果真能凭借这些美好，守住这些善政，依靠这种形势，利用这个时机，用它向上符合天心，就可以使寒暑调和、风雨按时、日月星辰运行合乎法度。

译用它向下顺应地理，就可以使五谷成熟、百草茂盛、山川安宁。至于景星出现、卿云显现、甘露降下、醴泉涌出，也可以使凤凰、麒麟都出现在郊野沼泽。天与人的关系，形体和气息有相互贯通之处，变化动静有相互感应之理。用诚心感格上天，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秘密地与大道同在，那么上天的回答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彼此契合就像符节相合一样。这样还有什么灾祸不能消除，什么异常不能去除呢？至于祈祷禳灾的小术数，哪里值得一提？从前宋景公不过是一个诸侯，说了一句人君应有的话，三颗荧惑星就为他退避三舍。何况陛下仁爱圣明、智勇兼备，处在面南而王的地位，不走出殿堂之上，却能广泛治理海内；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陛下，没有一个百姓不是陛下的臣民呢？用诚心感动上天，不过片刻之间；用德行使星象退避，不过转眼之间。这就是臣竭尽心志和思虑，不顾自身愚昧，也不避开招致嫉恨的嫌疑，愿意把自己的诚恳全部陈述出来的原因。伏望陛下留心加以察看。臣是疏远卑微的小臣，从未有机会每日仰望圣颜、承受圣上的教诲。然而偶尔跟随公卿大夫之后，私下听那些进见后退下的人说，都认为陛下的才华高于天下，智慧超出万物。陛下既精通六经，又广泛熟悉前代典籍，旁及诸子百家；典章制度、律令敕式，没有不精通的。对于工艺、器械、计算，以及米盐等细务，没有不精密熟悉的。神妙的机智和上天赋予的辨识力，变化无穷。臣下退朝以后，很少有不感到惭愧失措的。人的内心一旦畏惧怯弱，智谋和勇气就都会废弃。即使是早晚出入宫禁、上下殿阶、亲近熟悉陛下的臣子，尚且局促惭恐，只顾答应听从还来不及，不能提出任何意见来启发圣意、建言明理，以补益万一，何况那些孤单卑贱而又疏远的人呢？虽然苍天高不可攀登，日月可以仰望却无法超越；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也不是人人都能听闻。然而普通男女对于圣人之道也有所知，如果有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表达出来，君主就无法与众人共同成就功业。大舜有大智慧，却从耕田、烧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一件不是取用他人意见来成就善政。孔子有圣人之德，对于审理狱讼、撰写文辞等可以同别人共同完成的事情，也并非只有他一人擅长。那么所谓圣明智慧，哪里曾经遮蔽众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或完全包办众人所知道的事情呢？应当利用众人的见解并妥善处理，使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众人的共同认识并加以选择，使一定依从正确的意见。用尽天下人的才能力量，穷尽天下人的思虑，仍然会有做不到的地方，然后圣人再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那么对待臣下的方法就完备了，所得的成果就广博了，自己所要持守的原则也就简约了。事情一旦有了成效，其长处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天下人就没有不振作起来共同实行的。对于才能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地方，把它交给天下人的思虑；对于思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天下人就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何必耗损血气、疲惫精神，把一切事务都亲自处理于宫殿之中，然后才算做得好呢？臣私下仰观，陛下的天德常常似乎高远得太过，有时不能向下接近臣民；朝廷办理事务常常似乎过于迅速，而谋划又常常担心不够广博。即使陛下聪明睿智，所办百事百事成功，愚人的千虑之中也有一得，仍恐怕有所遗漏。何况有时细小的缺漏刚刚出现，略加弥补还没有完成，诏令已经颁布，机势已经发动，那么谁敢挺身而出，冒险面对不可测度的威势，在事情既成之后轻率议论呢？况且陛下登临四海最尊贵的地位，承袭五代极盛的治业，又有冠绝古今的声誉和超越世俗的功业，这正是国家全盛光大的时候，也是君子应当重视消长盈虚规律的时候。想来陛下或许有时会因此自负，这正所谓太阳到了正中就要西斜，月亮满了就要亏缺，盛衰损益的转机，或许就在这里。因此《易经》的《明夷》卦教人在治理众人时要内藏光明，《既济》卦教人在事情成功后思考祸患、预先防备；这就是古代先哲帝王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太平时不忘动乱，每日更新自己的德行以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的道理。从前唐太宗自负自己的文武才略，认为自己实际上兼具将帅和宰相的才能，却不知道帝王自有帝王的体制；身兼将相并不足以称能，不如汉高祖那样豁达，亲自告诉群臣：“我不如张良、萧何、韩信。”当时彗星也曾出现变化，唐太宗因此醒悟，说：“我自以为三王以来拨乱反正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我，所以自负骄矜，轻视天下士人。上天显现这种变异，难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吗？”认为古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而轻视当时的人，就会使君臣上下的情感不能相通，从而什么弊端都可能发生。只有唐太宗能够知道悔改，又有魏徵、王珪、刘洎、马周等人轮番劝诫进谏，后来贞观之治才差不多接近三代的风气，彗星也不能成为灾害。何况陛下盛德至诚，自从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深深自我引咎以来，已经让正直的言论得以传入，放出宫女以防隔绝堵塞，虚心克制自己，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难道只是唐太宗所能相比的吗？这样就可以收回目光、反省听闻，心境澄静而与神明同在，默默与天地造化为友，端坐拱手而不营求，安闲自得；把事务交给有能力的人，委任官员并责成其成事，对人情真伪的变化、事务万物的到来，都有道理可以衡量，有节度可以察验，不劳心而成事，不施威而使人感化，同时享有尧舜的美名，长久保有乔松般的寿命。向上可以奉祀宁安的七庙，慰藉并解除皇太后的忧心；向下可以使群臣得到恩惠，并把福泽赐给苍生，那么还有什么变异值得忧虑呢？臣又听说，只有德行才能感动上天，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天地最大的德行在于使万物生长，董仲舒也说：“刑法以杀戮为主，德行以生养为主。”因此修养德行没有比爱惜生命更重要的。近年来朝廷屡次兴起诏狱，见识深远的人私下揣度陛下圣意，认为陛下是要使百姓极度畏惧，彻底查清事实。等到陛下亲自在便殿裁决时，有时也会释放舍弃一些人。郡府奏报复审死刑案件，大多依从宽宥而留其生，并不一定专门想求得杀戮。然而审理狱讼的官吏、掌管法令的官员，只看见追捕拘拿没有停止，恐怕不能不妄自猜测朝廷是在偏私营救，因而希望竭尽力量以获得秉公办事的名声，并设法逃避宽纵放出罪犯的责任，于是必然会越来越苛刻周密，真正从轻放出的人很少，而误判入罪的人却会出现。等到上奏请求裁决时，刑讯锻炼已经完成，罗织罪名已经明白，囚犯即使心中有郁结冤抑也无法伸诉，朝廷即使想施加宽厚，也无从下手，这难道是国家的本意吗？御史台、寺监等机构深严隐秘，若不是有关事务和职守相牵连，外人本来难以知道详情。然而法令是针对有罪者设置的，为的是让恶人知道畏惧。如今无罪的人有时不能自保，善良的人也感到恐惧了。这正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臣知道京师长期习惯于安逸，大体已经松懈；过去那些显贵近臣又习惯于恩宠，不知道畏惧法令。如今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有意督察过失、整饬训导，这本来是对的。然而纠正弯曲贵在直截，若纠正过头而过于直截，就只是变成另一种偏曲罢了。孟子说：“如今和杨朱、墨翟辩论的人，就像追赶逃跑的小猪；小猪已经进了猪圈，还要再把它赶进去。”假使从今以后各部门都无不整饬严厉，显贵近臣更加遵守约束，但仍不停地追究，那么这也属于过分直截、反而继续驱赶的情形。

译《尚书》说：“宽厚而有节制，从容而又和谐。” 《易经·节卦》说：“苦于过分节制，就不能守持正道。”先王用来防范约束群臣，从来不是没有制度；但一定要宽缓，使臣下赴事立功时有余地，从容行事而不迫促急遽，所以能够和乐而不憔悴。节卦所讲的，正是君子用来制定礼数法度、评议德行的道理。然而如果到了过分、超过适中的地步，苦涩而不甘美，就不可以普遍实行并长久维持，也失去了它所以为正的意义。因此先王评议治道先从自身做起，制定法令则以百姓为对象。陛下天纵的才华和日益增进的德行，考虑事情没有不周全的，意志也从不懈怠；凡事都用来考核臣下的能力、督责政务，对群臣寄予厚望。可是经过岁月磨炼，很少有不出现破漏倾覆的，失去原本操守的；行为义理有时会跌出规矩法度之外，责罚呵斥也会超出尺度范围。《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诗经》说：“四匹马奔驰不息，六根缰绳如同飞驰。”臣认为陛下洞察事机，掌握随时处置的适宜原则，必定能够像王良、造父驾驭马匹一样，根据缓急控制放纵，使事情归于和平；这些道理，陛下本来已经在精神和心术中领会了。然而臣只是根据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情况来谈，不能不说些过虑的话。审理狱讼的官吏和执掌法律的官员，都由陛下控制；陛下按照自己的好恶看待他们，是否宽赦体恤，全在一念之间，容易得就像翻手一样。至于大规模兴兵，把百姓投入刀锋箭镞之间、置于弓矢滚石之下，让他们以死相争，一旦失败而不能振作，即使有仁爱智慧之心，也不能挽救已经造成的祸患、消除已经发生的灾难。因此帝王的军队，必须以万全为条件；进攻不一定非要攻取，不可轻率劳师动众；交战不一定非要取胜，不可轻率接战交锋。这样做，是为了养成国家威势，保全人的性命。近来泸南的军事行动，出兵并非没有名义；凭借陛下的威武，将吏鼓舞勇气，军士思奋争先，从计谋上比较，似乎像老成之人的策略；又像小孩子角力，显出绰绰有余，又像孟贲徒手撕裂侏儒，檄文飞驰、锋刃相接，似乎万全必胜而且独自取胜。然而臣只是从传闻中听到，不知道是否属实。我认为蛮夷边境多是山林，险阻重重，道路狭窄，溪涧隔绝，官吏士卒只能像羊肠曲折、鱼贯而行，难以轻易前进。当地瘴疫很多，使人头痛发热，呕吐泄泻、霍乱，而中原人不习惯当地水土；如果蛮夷稍有狡黠，听说大军将到便逃遁不出，结阵抵抗而无法进入，日子一久，进军拖延，士卒暴露在外，疾病死亡的人很多，粮饷又可能供应不足，军队疲惫、器械破损，逐渐造成迁延不决。否则，叛逆之徒上下共同求生，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附近各部族相互呼应，有唇齿相依的援助；却把勇猛的熊罴之士调来，轻率地使用他们的锋芒。让他们同猿猴般的蛮民在崎岖狭窄、泥泞低湿、阴暗茂密的地方争逐，只求侥幸取得片刻胜利。即便是厮养、下等士卒中有一人不适合在队伍中作战，即使能够斩下敌方首领的首级、捉拿他的党徒，也仍不如多作谋算、从远处驾驭，以全面控制其弊端。如果军队疲倦而归，蛮夷或许会联合各部，呼啸着一同出动。蜀地狭窄而人口稠密，即使遇到大丰收，粮食仍然不足。近年钱财积在官府，市场上的货物少而更加昂贵，米粮没有增加却更加低价，于是农人困苦了。蜀地用来作为与蛮夷界限的凭借，是山林。如今太平日久，虞衡之属的禁令不再讲求，边界上的百姓私下互相交易往来，常常有防守小路被暗中打通；所以号称险狭的地方，如今大多可以通行牛马；原来可以作为屏障阻塞的森林，如今也都被斧斤砍伐殆尽。倘若不幸遇到年成饥荒，粮食不足，钱财又不能大量取得，本末两方面都会困乏，山林阻隔的防备也没有了。倘若再有奸民为外敌乡导，内外一同发动，郡县又缺乏守备，那么唐代的南诏以及前代的均顺，难道可以归罪于他们没有能力吗？古人说过：军队是凶器，一方有急难，四面都会响应。如今蜀地虽然号称富饶，是朝廷的外府，但从内外轻重比较来看，它只相当于手足和枝梢末端。五路是天下的腹心和根本。河北、陕西、河东，又都控制连接着戎虏之地，按义勇、保甲名籍计算，精锐士兵不少于七八十万。因此三路尤其是天下的屏障。祖宗宽待边地百姓，赋税有时还不到应纳数额的一半；河北尤其放宽盐禁，确实是知道天下一旦有急难，三路最能承担重任。三路不动摇，天下的形势就常常安定，其他地方也都可以坐享其利。所以，亲自封守疆界、捍卫壁垒，运送资财粮饷，多次踏入危难之地的人，就应当优先要求他们出力而缓征其财；守护坟墓、安居乡里、不懂战斗之事、不知死亡忧患的人，就应当优先要求他们出财而减轻其出力。把利害相互权衡，使劳逸相互均衡，使勇怯强弱相互资助，使多寡有无相互补济，本来就没有既要求全部承担责任、又能只得到利益的道理。祖宗当初平定天下时，承担战事的都是脸上刺字的士兵，本来还没有义勇、保甲，却尚且这样体恤他们，何况是今天呢？确实应当先选择三路的守令，优厚地制定劝勉奖赏的办法；稍微称职的，暂且让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能够抚慰安定百姓，使百姓安居田里；趁农闲时训练他们学习战守，免除拖欠的赋税，放宽劳役，使他们平日没有被追逼劳苦的叹息，这样在紧急时就可以要求他们效死；如果果真得到民兵的实际力量，西北的敌人也将畏惧朝廷的威势。百姓确实愿意效死，敌人确实畏惧威势，那么边境就不会震动。兵器不必磨损，不过在几席之间、樽俎之旁，就可以挫败四夷。趁他们混乱灭亡的时候，抓住时机，利用空隙，以道德鼓舞他们，以仁义征服他们，以恩惠信用诱导他们，就可以使他们用箪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王师，扶老携幼归附圣德。连鞭打都不施加，何况要动用刀刃见血吗？如今面对天变，陛下过度地自我抑制损减，既能反省自身，又能巩固团结百姓，斟酌轻重的适宜程度，谨慎安排施行的先后，那么夏、辽的不同部族以及蛮貊荒远之民，都可以使他们归命向化。何况宫殿之内，左右近臣，常伴陛下、负责宿卫的臣子呢？至于推广类似的道理，修举施恩布泽的政令，以引导和迎来祥和之气，只在陛下选择决定，并非小臣所能一两句话说清。臣身为近臣，住在辇毂之下，首先听到诏书的声音，冒昧地先于众人进言。陛下若赦免怜悯而不诛杀臣，使有言论能力的士人能够接续进言，那么四海九州如此广大，内外臣民如此众多，正值九德之士共同任事的时候，怎么知道不会有人陈述世间事务，穷尽天人关系，通达古今之宜，足以回答圣心、抑制阻塞星变呢？这样臣对于国家还算有所补益。【元丰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馆阁校勘。】上奏给宋神宗的答诏，论述彗星，提出三说九宜。吕大钧

译臣恭敬地拜读诏书，陛下敬畏天变，引咎自责，多次求取美善的言论，以更新盛德；诚意恳切悲悯，发自内心，原本就是为了消除灾变、除去邪恶。何况进谏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取，恩泽又施及下民，必定将感召和气，充溢而化为吉祥。臣愚昧，遗憾自己没有精深的见识和高明的学问来启发天听，只是有两件浅近的见闻，或许可以稍微补益万一。伏惟圣明的君主留心裁察，臣就感到万幸。臣听说《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古代先哲帝王，即使自身清明，贤能之士也都在官位上，仍然孜孜不倦，礼聘臣下，共同讲求至道的要领并推行它。至道的要领，没有比尧舜所说的话更切要的。他们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句话极其简要而重要，古代君主没有谁能够完全实行，所以常被中等才质的人忽视，只有最圣明的君主才能勤勉实行。既然如此，人心就是君主每天运用、随时发出，以应对万事万务的东西。它的神明状态恍惚不定，出入没有固定时刻，在内心发动而显现在外部；邪正纷杂，顷刻之间变化万端，它如此危险，怎么能不日夜存养安定，使它感应事物、应对变化时没有差错呢？道心，是人心默默体认并亲身践行、用来树立根本的东西。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无论人数多少、地位高低，无论彼此还是我，都没有不把道心体现出来作为自己的内心，并在其中涵养保存，以生发自己的诚意。道心幽深昧暗，难以用言语说明，只有以忠信默默体认，才差不多能够接近它。稍有不明白，就会离散而不能专一；它如此微妙，怎么能不在闲暇安居时寻求、推明它，克制自己而体察万物，常使内心纯一，使仁义礼智自然从心中生根，纯厚和善的气象显现在外，然后才算真正得到它呢？所以言语行动的发出、政令的施加，开始时似乎出于善意，最后却常常流为不善。这些都是因为人心不能安定而容易变化。诚意所存、义行所履行，开始时似乎充实完备，最后却常常发展到天下不能成为一家、中国不能成为一人的地步。这些都是因为道心不明而容易丧失。由此说来，这两种心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是体和用的区别罢了。使人心专一归于道心，人心自然就不危险了；使道心落实于人心，道心自然就不微暗了。如今正值陛下振作精神、反省自身的时候，臣认为应该广泛延请有德有义之士，积蓄精力、深思熟虑，共同讲求至道的实际，使浩然之气充满天地，那么还担心深明睿智不能产生、光明德性不能畅达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浅近见闻。臣又听天下众人说，陛下亲自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天都没有空闲，但有关部门奉行办理的事情大多不尽合理。陛下谋划远方事务，军政得到整顿，然而将帅出征却常常不能说明出兵的道理；陛下勉励奖拔人才，选择任用并寄予重托，但有时又没有选得合适的人。陛下优厚宽容议论政事的臣子，从未严厉责罚他们，可是近来内外臣僚望风畏怯，没有人敢进言。青苗法、免役法，本来是为了宽减民力，但下等百姓日益困顿憔悴。常平法储备钱粮，本来是为了充足国用，但有关部门的日常经费却日益窘迫。训练整顿保甲，本来是为了禁止暴乱，但盗贼仍然如故。增设官署机构，本来是为了革除弊病，但文书反而更加繁琐。过去遇到年成歉收、粮价昂贵时，小民常常以支付加倍利息的方式借粮，也还能勉强自给；今年丰收，官府以低息借贷，百姓却束手受困。过去富商大贾强行掠夺小民财物，小民还不至于特别困苦；如今实行市易、均输、平准，百姓的负担反而更加深重。这些都是臣近来亲眼所见的事情。然而推究其根本，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并实行道心的实际，所以才看见如今的弊病。《传》说：“只有道聚集于虚静之心。”陛下既然已经明白发布德音，虚心对待万物，那么道理难道还难以知晓吗？古人说“只看实际力行得怎么样”，这全在陛下一念之间，难道可以不深思吗？【元丰三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宫邸教授。】上奏宋哲宗，论述严重旱灾。刘挚 臣恭敬地看见，自入冬以来一直没有雨雪，亢盛的阳气造成灾害，受灾范围很广，群情哀号，惊恐忧虑，四处张望。考察经典根源，可以说是极大的异常。人的气与天地阴阳之气，彼此出入流通、相互往来。下边的人情和顺，上天的运行就顺畅；人事在这里乖违，上天就在那里显现变异。这就是所谓天人相互关联的关系。因此圣人侍奉上天，知道上天并不遥远，应该以同类的行动来感应它；凡是祈祷禳灾，都认为只是末节小术，而专门修治政事来回应上天。臣私下认为，陛下把国家委托给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仰赖他们成就政事，与他们共同承担休戚、荣辱，不正是这些大臣吗？如今朝廷之上，大臣有八人，情意志趣互相乖离，谋划意见不能一致，没有同心同德的节操，却有分立朋党、怀有二心的意图。所以议论政事时，彼此排斥、推诿，相互激怒争斗；他们的话往往传播到朝廷内外，以致政令阻塞而不能下达，文书拖延而不能施行，官爵滥授给没有名望的人而不合典故，公道被权贵近臣阻遏，却只施行于疏远之臣；私邪之人结党相附，上下隔绝而相互闭塞。何况正值皇帝陛下深沉静默、居丧谅闇之时，又是太皇太后陛下从宫中发出诏令之际，朝廷政权全在大臣手中，而大臣又如此不和，因此天下只听到偏颇邪僻的事情，却看不到和善的政治。政事不和，民情就不和；民情不和，天地之气就会错乱乖戾，从而产生这种灾变。《尚书》说：“恭敬严肃，按时降雨。”《五行传》认为，冬季旱灾是政令舒缓、懈怠所导致的。如今上下可以说不够严肃，朝廷的政务可以说骄纵怠慢、废弛不振，号令可以说反复不一、不能振作。古代遇到水旱灾异，把责任归在调和阴阳的官员身上，所以罢免三公来承受谴责。如今这一年将要结束，旱情如此严重，越冬麦子还在田野中，没有雨水滋润；春气一旦相乘，就会发生疫病，百姓一年的性命大事，难道能不考虑吗？又过了一个月，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辉，风尘雾霾昏暗遮蔽；考察占验，都不是小的变异，而上面的人却安然不以为怪，这正是朝廷内外恐惧不安的原因。伏望圣慈深刻反省上天警告的意思，下察朝廷乖违暴戾的变化，特地下诏命大臣修整政事。凡是伤害百姓的赋税征敛、尚未妥善的法令，都一定要解除并重新制定。至于裁决狱讼中的私人冤枉，催促各部门办理拖延的事务，进用忠良，斥退阿谀之人，疏通壅塞蒙蔽，去除猜疑二心，务必以至诚办理实际事务，对上堵塞上天的谴责，对下拯救百姓的生命，那么和气的感应将会很快得到，不会过一日。臣不胜心中恳切忧国之情。贴黄之外的议论，都说朝廷自从升祔之后，政事懈怠松弛，不如从前；这大概是有原因召致旱灾的，并不是空话。【元丰八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上奏宋哲宗，论述华山崩摧。梁焘

译臣私下听说华州上奏，郑县境内小敷谷的山崩塌损坏，压覆了居民。臣考察《春秋传》说：“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山川发生变异，圣人把它看作最重大的警戒，深深感到畏惧。”然而灾变到来，有时考察人事能够与之相符，有时考察君主德行却不相类似。总的来说，都有上天的意思，只看当世君主用什么来回应天意。回应得合乎道理，就能转祸为福；回应失当，就会反而由安定转为危险。《诗经》说：“百川沸腾，山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这是与人事相符的灾变。然而周幽王竟然不以此为警戒，所以诗人悲哀地说：“为什么竟然没有受到惩戒？”《尚书》说：“浩浩洪水正在造成灾害，水势广大，包围山岭、淹没丘陵，浩荡滔天。”这是与君主德行不相类的灾变。然而帝尧自己把它当作警戒，所以命令禹时说：“洪水正在警告我。”臣私下伏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尊重任用年高有德的贤哲，提拔尊崇才俊良能，接纳天下善言，常常像唯恐来不及；革除天下弊病，只怕不能彻底。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来体察，抚慰他们、惦念他们，超过父母对待婴儿的程度。四海内外，万物的情状和人的心意，都和乐舒缓，真是巍巍太平的景象。本来应当有美好的祥瑞接连到来、交相应验。如今反而出现山崩的异常，这是为什么呢？臣看见上天的心意仁爱陛下，想要深厚地保佑圣明的政治，使德政日新又新，以盛大无穷的美善，所以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先深深显示警告。愿陛下仰思天心，在内心自我激励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本来就应当时时战战兢兢、无不畏惧，难道在言语行动之间还有忽然不恭敬的地方吗？”公正的言论、正直的道路，本来没有隔阂，上下已经相互沟通，难道还有邪僻言辞和邪说，颠倒是非，扰乱我的明见吗？正人君子本来都在朝廷并进，朝廷已经清明，难道还有不肖之人混杂其中，扰乱我的真实判断吗？天下本来已经安定，难道还有积久的蠹弊和深重的弊病，远处难以照察、隐藏而不知，有的想改却又保存下来，有的已经除去却又重新产生，足以触动百姓忧虑吗？四境本来已经安静，难道还有爱惜虚名而甘受实际弊病、以此养成后患，却没有采取最上策的地方吗？爵位赏赐本来不能说不谨慎，但那些因姑息而损害公道、因僭越差错而扰乱正道的情况，能够一概断绝吗？刑罚赏赐本来不能说不公平，但应当治罪却放纵、应当正直处理却反而枉曲的情况，有没有未被察觉的呢？政令本来不能说不明白，但烦琐而缺少要领、轻率发布又轻易反悔，以致迷惑百姓听闻的情况，是否经过审慎思考呢？劳役本来不能说没有节省，但使用得不切实际、分配偏颇而不均的地方，是否已经追究到底呢？郡县的治理本来不能说没有整饬，但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阻塞皇恩使它不能流布，损害百姓的地方，是否已经完全知道呢？臣仰愿陛下因天降的警戒，对于上述各类事情更加用心。臣愚昧，不胜恳切之情。从前梁山崩塌，晋侯用驿马召见伯宗，伯宗把重黎之后的人的话告诉晋侯，晋侯听从并以此自责，《春秋》认为这是贤明的。晋侯不过是列国的君主，梁山也只是一个国家所仰望的山罢了，它发生变异，尚且能够急忙召见贤者来谋划，何况陛下拥有天下之大，华山又是五岳中如此尊崇的山呢？难道可以不畏惧上天的威严，思考用什么来回应这种变异吗？伏惟陛下鉴戒周幽王的过失，体察帝尧的话，采纳晋侯的善行，广泛借助贤人的谋议，修整政事，以回应上天的警戒；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贴黄：臣下私下思量，华山是西方的镇山，国家依靠它来获得安宁。如今华山崩塌摧毁，必定有上天的意旨。愿陛下深切地反省并警惧，不要把这件事看得轻忽，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元年十二月，侍御史王岩叟同上奏给焘，当时任右谏议大夫】上奏哲宗，论说旱灾是上天对不肃敬的惩罚——王觌 臣听说《尚书》说：“吉凶并不僭越，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灾祸和祥瑞，取决于德。”君主的德行，应当与天地相配、与阴阳相协调。因此灾祸和祥瑞的到来，都随着君主的德行而变化。古代的君主每当见到灾异，便退下来反省自己，以修养德行，这样才可以把灾祸变为祥瑞，把祸患转为福气。臣近来看到，自去年以来旱灾屡次发生，今年春天进入夏天，亢旱的阳气尤其严重。陛下焦急劳苦，忧伤怜悯，专心祈祷，凡有神祇无不祭告；又倾尽仓廪积蓄赈济饥民，减少土木工程以减轻徭役，亲自审录囚徒，赦免过失、宽宥罪犯，按理应当可以招来雨水了，可是雨仍然没有降下。那么，上天的意旨也一定另有所在。臣谨按《洪范》所说的五事，第一是容貌。容貌要恭敬，恭敬就会表现为肃敬。显现祥瑞时，就说“肃敬而按时降雨”。君主外在既有恭敬庄重的容貌，内心必定有肃敬钦慎的情意，然后施行于政事，样样都以肃敬钦慎为主，那么百官群吏、四方万里，没有谁敢不肃敬，上天也会以按时降雨来回应。这就是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恭敬地说，陛下自春夏以来，凡是可以招致雨水的事情，没有不讲求的，可是雨仍未应验。想来，实行肃敬钦慎的道理，或许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吧？陛下的起居、言语和沉默，大多在深宫之中，非臣这样的愚臣所能看见。至于表现在政事上的情况，臣可以据此进言。京城中的官员，安闲自养、只求积累声望的很多，而法纪渐渐毁坏；各司的吏员，骄横怠慢、轻视法令的很多，而鞭打惩治很少涉及他们。这是京城官吏不肃敬。监司擅自以为朝廷厌烦督责，便把苟且简略当作合时宜；郡县擅自以为朝廷以宽大为主，便把放纵松弛当作得计。这是监司、郡县不肃敬。国家中的凶恶之人，本应诛杀或流放，以彰明国家刑法的，有时却被大臣的言论阻挠；百姓中的大害，本应贬黜削夺，以解除民众怨恨的，有时却被掌管典籍文书的小吏拖延。这是刑罚不肃敬。命令发出就只应执行，不应反复收回。如今发布号令，有的过几天就追改，有的过几个月就变更，这是号令不肃敬。广西新州的战事，因为兵将邀功，导致无事而被杀的人有一千多人，远方百姓含冤无处申诉，却长久不纠正其罪，这是军政不肃敬。河北塘泊一带的险要之地，因为黄河横流上涨，数百里都变成平地，敌骑到来将可通行无阻，却没有人承担实际责任，这是边吏不肃敬。凡政事不肃敬的，大致都像这样；却想求得所谓应时而降的雨水，不也很困难吗？

译仁爱恩惠难道不能招来雨水吗？可是为什么肃敬钦慎才可以招来雨水呢？大概是因为先有肃敬，仁爱恩惠才能施行。朝廷不肃敬，小人就会肆意妄为，下面就会有受到他们祸害的人。政事不肃敬，万事就会毁坏，百姓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计。像这样，朝廷将要忙于应付混乱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仁爱恩惠？何况还能感动上天而招来雨水吗？只有肃敬钦慎，政事才会修治，仁爱恩惠才能施行，这才是招致雨水的途径。既然如此，言语行动不可不肃敬的，臣愿意亲自实行；政事不可不肃敬的，臣愿意深思谋划。希望这样可以防止雨水仍然不能降下。【元祐二年四月旱灾严重，王觌说：陛下如果一定想以此感动上天的意旨，就请下诏责备自己，说明自己未能以肃敬钦慎招致“不肃敬”的惩罚。然后诏令三省振举朝廷纲纪，除去残害百姓的人；诏令枢密院严整边防、治理军政；诏令六曹、寺、监修治职事，收敛胥吏；诏令御史台举劾不称职者；诏令监司察看放纵松弛的情况；诏令郡守戒饬苟且懒惰。凡是政事不肃敬的，都予以整顿振举。这样做后如果雨仍不降，臣甘愿接受严厉诛罚，作为妄言者的警戒。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又上奏了这篇奏疏，当时任右司谏】上奏哲宗，论说水旱灾害，请求准许群臣当面进见陈述政事。苏辙 臣私下看到，近两年来民气没有和顺，上天的意旨没有顺遂，灾害接连而来，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淮南发生饥荒，以至有人互相吞食；河北百姓流离迁徙，道路上络绎不绝。京东困苦疲敝，盗贼成群而起。两位圣主遇到灾害，忧虑恐惧，打开仓廪来救济百姓的困乏。仅这三路所发放的粮食，已经接近二百万斛了。过去赈济抚恤，从未见过有这样的规模。然而民力已经困竭，国家财用已经耗尽，而旱情还没有停止。夏麦收成无望，秋季庄稼尚未结粒。几个月以后，公私都将无以为继，群盗蜂起，这是势在必然的。臣不知道朝廷将怎样应对这种局面。臣私下看到，太皇太后陛下清正自守、奉行法度，对万物一视同仁；皇帝陛下恭敬沉静、安宁庄重，一举一动都遵循礼义。皇天后土都明察这片心意，但和气却没有应验，臣深深不能理解。不知陛下曾经探究过其中的道理吗？臣听说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和畅，雨泽才会到来。君主广泛听取意见以接纳臣下，臣下尽情进言以奉事君上，上下相互沟通防察，和气才会到来。如今两位圣主居于帷幕宫禁之中，早晚能够共同谋议的，上面只有执政大臣，下面只有谏官、御史，不过十几个人罢了。其余侍从近臣，即使是六部各官的长官，也都不能进见，更何况那些较为疏远的人呢？臣认为群臣的见识和谋虑有深有浅，各人的好恶也不相同，所以必须兼听并广泛阅览，然后才能完全了解众人的实情而得到事实。如今陛下听取意见既不广泛，那么所施行的事情就不能不偏颇。听取意见狭窄，办事偏颇，阴阳之气就会亢盛隔绝，和气不能显效，这是必然的道理。臣考察祖宗旧例，百官有司都可以因职事进见答对，从容地接受询问，以完全陈述实情。如今两位圣主临朝统治，四方百姓引颈期望天下得到治理，而陛下却谦恭退让，疏远群臣，不履行君主应做的事情，于是使百官不敢以职事请求进见。臣认为应当趁此时机，明白颁下诏书，准许百官当面奏陈公事：对上可以尽知群臣意见的异同，对下可以考察人才的贤能与否。民情不被堵塞，天道必定顺应，那么久旱的灾害或许就可以平息。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德，近来又听到诏书引咎自责、避居正殿以外、减少平常膳食、分别命令臣僚并起群望，内心惶恐不安，不敢安闲宁处，所以冒昧推究天意与人事如影随形、相互感应的道理，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只愿陛下宽恕臣愚昧僭越而简略的言论，赐予采纳选择。【元祐二年四月上奏，当时任中书舍人】上奏哲宗，论说阴雪——苏辙 臣私下看到，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阴冷的降雪接连发生，疲困的百姓受冻挨饿，困顿而死在道路上。圣上的心情忧劳，能做到的救济没有一件不做到。朝廷曾命有司发放内库的钱，拿出司农寺的粮食，耗尽太府寺的炭，来救济他们的急难。仍然不够，于是释放狱中的囚犯，停止征发役夫，凡是可以惠及百姓的事，没有不做的。然而上天的意旨仍不顺遂，雨雪依旧。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曾考察先儒关于五行的学说，认为耳朵听不聪明，叫作“不能谋虑”，它的过失是严寒，它的惩罚通常表现为寒冷。所以周朝末世，政事宽缓而国势微弱，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上天便以温暖回应；秦朝末世，刑法严峻、横征暴敛，天下百姓战战兢兢地站立，上天便以严寒战栗回应。因此周朝灭亡时没有寒冷的年景，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景。如果这些话确实如此，那么朝廷的政令难道是失于急迫了吗？臣私下考虑，两位圣主临朝以来，革除弊端、去除烦苛，施加恩惠、减免赋责，所作的安排虽然没有完全恰当，但百姓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却很多。如果说政令急迫，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不会相信。既然如此，阴雪所对应的过失究竟在哪里？臣听说商高宗时期，有雉在鼎上鸣叫，他的臣子祖己已经告诫他说：“只有先端正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所谓端正政事，并不是指固定的一件事，而只是根据政事的错误来加以纠正罢了。所以臣私下推求古代的事例，认为上天大雷电并刮大风，成王便以反省应对；周公辅卫国时发生大旱，卫文公便以讨伐邢国应对。亲自任用三公，并不是用来止风的；出兵攻伐他国，也不是用来求雨的。他们既然这样做而毫不疑惑，上天也像回声一样回应，确实是因为行动合乎当时、针对当时的事情。臣私下考虑，近来天地的变化，常常有半年苦于旱灾、半年苦于阴冷，阴阳之气一旦有所偏差，便逐渐蔓延泛滥而不能恢复正常。如今雨雪已经很大，长久不能停止，那么到了春夏之交，又将再次发生旱灾。这种情况，大概有某些原因导致。古代施行政事，德治与刑治并用，宽与严相互补济，使天下百姓既感受恩惠又畏惧威严，民气充盛而天地也随之协调，所以阳气不过盛，阴气也不失常。近年以来，朝廷的政事专把容忍取悦作为首要事务，上下互相观望，渐渐变得完全一样。监司之臣把不拘捕有罪者当作贤能；郡县官员把宽免租赋、放纵酒税当作优厚。至于省、台、寺、监，也没有听说有端正自身、治理政事、办成事务并获得声名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朝廷正把是非一概容纳，把不办事当作安静，把不分辨黑白当作宽大，所以到了这个地步。

译臣私下考虑，朝廷的本意起初大概是想用宽大来治理百姓，却不知道奸臣猾吏乘此机会侵害虐待小民，这种弊端数不胜数。名义上似乎接近宽大，实际上却是虐害。陛下如果确实想消除并扭转这种变化，应当训诫敕令大臣，使他们遵守法度、树立纲纪，赏赐必信、惩罚必行，使群臣都凛然知道有所畏惧。如果朝廷没有偏颇过甚而不加举治的政令，那么阴阳失常、逐渐蔓延泛滥、离去后不再返回的气象，应该可以得到遏止。否则，即使掏空府库、耗尽仓廪来赈济贫穷，打破牢狱、焚烧鞭笞刑具来放纵罪犯，臣恐怕上天的意旨也不容易扭转。臣在地官任职，以管理簿书、米盐为职责，越出职分进言，罪在不赦。然而陛下近来从疏远外任之地提拔臣而任用，短短两年之间使臣做到这个职位，难道只是想责备臣拘谨琐细、只以办理吏事来效力吗？因此臣冒着万死献上意见，只愿陛下裁断选择。【元祐二年二月上奏，当时任户部侍郎】上奏哲宗，论说年年旱灾、地震和星辰陨落——刘安世 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五年，承顺天意、顺应地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德泽广泛流布，施及四方之外，百姓欢欣鼓舞，歌颂都来不及，本来应当阴阳依次调和，风雨按时降下，各种福应都相互响应，百种嘉物繁盛昌茂。然而年年歉收，和气被郁塞，百姓饥荒流离，灾害颇多。今年春天又有旱灾肆虐，京畿和西路的两季麦子收成无望，农民哀号，而且已经面带菜色。虽然陛下悲悯地忧念此事，凡神祇无不祭祀，疏通审理在押囚犯，按照宽典减罪，但广施的恩泽终究还没有完全到位。又屡次听说陕西、河北发生地震，大星白天坠落，光芒照亮天空，十天一月之间，巨大的异象接连出现。臣听说天人相互感应之际，精气与邪气能够彼此激荡，善恶能够相互推移，事情发生在下界，天象便在上界发生变化，阴阳的道理各自随着感应而回应。阴气感应，就会使静止的东西发生动荡；阳气被遮蔽，就会使光明的东西变得昏暗；水旱灾害也随着同类而来。这些都是上天仁爱君主，先降下灾异进行谴责告诫，使君主警惧而修身反省，不至于因失道而败亡。臣私下认为，上天的本体虽高远，却能听见卑下之情；明主应当厌恶虚文而崇尚实际。与其采用祈禳的小技巧，不如谋划消除灾变的大道。愿陛下早晚都敬畏戒惧，反躬修行，特地下达明诏，以此责备自己，又准许内外臣民极力陈述政事的过失，专门委托近臣考察寻求其中的适当之处，以便施行有益的政令，希望下情不至于壅塞。对于各路遭受灾害的州县以及流民所到之处，都请委任守令多方赈济，不要让他们因饥寒而死亡；再申明敕令，要求沿边帅臣和捕盗官吏经常切实警戒防备，以防意外。今天以前内外营造土木的工程，如果不是紧要急切的，都请停止；分别命令监司按察巡视；对于仍在狱中的案件，公卿、辅弼和同僚应共同恭敬协力，思考天变，开通众多正直之人的进言道路，堵塞群小枉曲之人的门径。这实在是备御灾害的良法，应对变化的要务。从前宋景公不过是小国诸侯，却有不忍把灾祸转移给人的诚心，说出了君主应说的话，三颗荧惑星便为他退避。陛下圣明，只要发自诚心，专心感通上天，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臣任职谏官，每天听到陛下焦虑劳苦，便冒昧效尽愚忠，希望能稍有万一的补益，只愿圣慈略加采纳，臣实在非常幸运。【元祐四年三月上奏，当时任左正言】《宋名臣奏议》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宋代赵汝愚编 天道类 灾异八 上奏哲宗，论说日食——梁焘 臣听说，太阳是众阳之长，是君主的象征。太阳以清明普照为德，却不能容忍被遮蔽、亏损、侵扰和掩盖成为祸患。一旦发生这种变化，君主的德行就会受到损伤。可是从今年春天以来，浑浊的雾气遮蔽天空，六十多天之间看不见清明的景象。偶尔能够仰望到一次洁净明亮的天空，万物欣欣然繁荣，人也感到喜悦。如今又在五月初一发生日食，这种变化也已经太严重了。《诗经》说：“那月亮发生月食，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日食，怎么会不是不善之兆呢？”《左传》说：“月食并非正常现象，但与日食相比，还算是常见的。日食就是不善，因为它预示君主有过失，并不是太平的象征。”臣私下为陛下忧虑，也把这件事当作对陛下的祝贺。自古衰败混乱的国家，必定有日食、星辰变化，而日食最为严重，这就是臣忧虑的原因。自古圣明昌盛的君主，遇到灾害变化，便整饬自身、敬畏戒惧，以诚心回应上天，最终能够扭转灾咎而不损害圣明，这就是臣祝贺的原因。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上帝眷顾的天命，早早拥有天下；又与明文皇太后共同临制四方，退让谦恭，从不专断，言语行动合乎礼法，没有听说有过失的举动。为什么上天的鉴察如此明白，显现警戒如同警报；失道败法度的君主，实在可畏。或许陛下正值盛年，处在崇高富贵的地位，修养心性的道理还没有特别加以用力，所以天心降下谴责告诫，希望陛下整饬自身、敬畏戒惧，以诚心回应，这样就能消除灾害而聚集福气。臣愿陛下思考消除灾变的道理，从而使上天满意。消除灾变的办法，没有比修养德行更重要的；修养德行的关键，没有比增进学问更重要的；增进学问最有效的办法，没有比专心致志更重要的。志向专一地用来行善，气就会安定，性情就会复归本善，聪明日益开启，真正积累、长期用力，就会成为圣人而且更加圣明。这样便可以迎接天地的恩赐，发扬祖宗的美德，使灾害不产生、祸乱不发生，安然高坐，坐享古代帝王隆盛的祥瑞。董仲舒曾说：“上天仁爱君主，想要制止他的混乱；除非是极大地违背正道的时代，上天无不想扶持他、使他保全安定，事情只在于努力罢了。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亮；努力实行正道，德行每天增长，就会大有功绩。这些都可以使人恢复正道并取得实际成效。”《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