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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大易通解》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大易通解》共十五卷。本书由本朝魏荔彤撰写。魏荔彤字念庭，是柏乡人，大学士魏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镇道。这部书是他罢官以后所作的。他论述画卦，认为它与河图、洛书只能说在道理上相通，不必牵强附会。他又认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并不是生成卦的次序。他论述爻，也兼谈变爻，认为占筮时两爻变，以变爻中的上爻为主；五爻变，占不变的爻；四爻变，占两个不变的爻，仍以下爻为主；其余情况，占本爻及其象辞。至于上经以乾、坤开头，中间以泰、否相变；下经以咸、恒开头，中间以损、益相变，这尤其把握住了上下两篇的枢纽，颇有见地。只是他不赞成先儒扶助阳、抑制阴的说法，反复辨析，大意是说：阴阳之中都有过与不及，也都有中正平和的德性；都有美善和凶恶的品类，也都有邪正，不能说阳一定是君子、阴一定是小人，阴阳之中都有君子和小人。阳的美德是刚健，凶德则是暴戾；阴的美德是柔顺，凶德则是奸佞。阴阳两方面的君子都应当扶助，两方面的小人都应当抑制。阴阳二者，是同一理、同一气；调和刚柔，减损过与不及，务求达到像天地运行变化那样均平的状态。这正是四位圣人先于民众而使用《易》、赞助天地化育的本心，也是《易》所以创作的原因。这样说未免有意标新立异；然而他在其他方面探究《易》理，达到精微之处，也多有阐发。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大易通解》原序 所谓“通《易》”，就是求得通晓《易》的道理。《易》理从来没有不寓于天地气化之中；既然有《易》理，就寓于《易》的象数之中。卦爻辞和《十翼》所传的道理，起初寓于象数；既然有了卦爻辞和《十翼》，道理又显明在辞传之中。要寻求通晓《易》理，若不由传求辞、由辞求卦爻象数，就没有办法得到进入其中的津梁。古往今来著书解释《易》而得以流传的，已经不止几十上百家了。自从有了程子的《传》和朱子的《本义》，其余的我都放下不论。放下它们，难道果真都没有可取之处吗？遵循它们，难道果真都深合四位圣人而没有可议论之处吗？这要等到有心得的人，才会对这些话有所体会。至于那些只凭耳食、随声附和的人，又何必谈论呢？科举家甚至连经文都不能全部诵读和省察。我家世代传承这部经书，它本来就是开辟以来的第一部书，又保存着高祖、曾祖父亲手留下的遗迹。因此，自从我进入家塾以来，近五十年不敢稍稍离开案头。况且我愚钝不明，常常从事筮揲，知道《易》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先于民众而为其谋利；它的变化万端而根本一定不移。《易》真伟大啊！上下千古，贯穿其中的是同一个道理，统摄其中的是同一元气，怎么会有兴盛衰替呢？因此我从多方面探索，幼年曾经遍读当时的解说，大多只是照样仿做。所解释的《易》理不能同内心相融合，勉强得到贯通的，大约十之七八。于是我专心研读宋儒邵、周、程、朱诸家的著作，他们阐发《易》理，未尝不明白。然而不能使宋儒所说同四位圣人垂示的道理相互融通，勉强凭自己的心得得到贯通的，仍不过十之四五。这样看来，是我的愚钝确实到了极点。但我始终不能放下心中的疑问，恰好又遇到罢官，忧患无法排解。我想到自己是被放逐废弃的人，所说的话不足以流传，那么何妨依据内心所明白的，探求《易》理中尚未明白的地方，只专门记录自己认为已经明白的内容。于是把群书全部搁置，只依据四位圣人的卦爻辞和传，表述其中的象数，疏通其中的义理，务求使义理根源于象数，使辞传本出于卦爻。先求四位圣人前后相同的道理，再求六十四卦根本出于八卦，八卦根

译本出于四象，四象根本出于两仪，两仪根本出于太极的一理。从错综之数中求卦，从参伍的变化中求爻。然后在卦爻的变动中探求贞、悔，反复体玩；在辞传的言语意义中探求顺逆、从违。久而久之，似乎豁然开朗，整部《易》的道理仿佛贯通为一。于是知道以前不能凭心得到贯通，是我的心没有通晓《易》理，并不是当时解说杂乱驳杂，也不是宋儒各家学说彼此离合的问题。《易》的道理原本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的道理原本存在于我的心以及万事万物之中。用我心中的道理去贯通天地万物和事务的道理，能够得到其中至一的道理，那么《易》所讲的道理同我的心一定有相互贯通的原因了。卦爻辞传，是四位圣人把天下万物和事务的道理彰显在《易》中，本来是要使学习者凭心中的道理旁通曲喻，完全获得天下万物和事务的道理，并把它们同《易》贯通，这样才能迁善改过，知道顺从正道必定吉祥、违逆正道必定凶险。不在心中求得心得，又从哪里学习《易》呢？既然如此，我便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易通》，所谓“通”，只是通晓自己内心所能通晓的道理罢了，并不敢拿去问世；把它存放在家塾，让子孙守护它、作为传承经学的书，也就可以了。虽然如此，《易》中的理与数必定相互应合；所说的“通”，没有固定的方所和形体，但其中也有一定的法则。现在试着逐条说明。河图、洛书的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一点。先天画卦、定位，与河图的道理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二点。后天建立卦位、确定方位，与河图、洛书的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三点。先天、后天的卦位，其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四点。《易》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确定的。六十四卦归根于八卦，八卦归根于四象，四象归根于两仪，两仪归于太极。从分别刚、柔开始，直到归根于乾、坤，其中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五点。卦有错卦，如乾、坤等卦；有综卦，如屯、蒙、需、讼等卦；还有内外卦相互交变，如咸、恒、为、损、益等卦。其中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六点。每一卦有六爻，完备三才的道理。每一才、每一爻，都同卦构成体用关系。其中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七点。卦因爻的变化而有贞、悔，爻也因自身的变动而有贞、悔。不论一爻变动，还是直到六爻全部变动，贞、悔卦爻的理数都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八点。《彖辞》和《象辞》有相合之处，有的是说明同一个道理，有的是另行申说一个道理，理数都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九点。《彖传》以及《大象传》《小象传》，同《彖辞》《爻辞》有相合之处，有的是说明同一个道理，有的是另行申说一个道理；其中理数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十点。《系辞传》上、下篇虽然好像是孔圣人观玩《易》理有所心得，随时记录下来，然而其中原本自始至终贯通为一。它的言语和意义，同卦爻、彖、象有的相互解释，有的进一步发明，理数都有相互贯通之处，这是第十一点。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言意不能穷尽的，就到象数中求取；象数不能穷尽的，就到神明中求取。圣人穷极深奥，研求隐微；君子知道达到极点，能够达到极点，就可以同几微相通；知道终点，能够守住终点，就可以保存义理。学习《易》的人，平时居处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易》中的理数，自然会同人的心志相通，仿佛四位圣人恍然来到面前告知，这是第十二点。至于达到神妙而明白的境界，使之贯通，就在于学习者本人了。其次，触类旁通、引申发挥，也可以贯通到无穷，又怎么能够全部列举呢？如果确实能在这十二条中，探求自己尚未贯通的地方而得到贯通，也可以说是用心学习《易》的人了。只是世间那些儒者志在求取俸禄，本来不必完全

译通晓我所谓的“通”。子子孙孙，好好收藏这部书，也不要忘记这些话。雍正二年甲辰嘉平月，鄗南魏荔彤念庭氏谨慎题写于京口寓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大易通解》卷首 江常镇道魏荔彤撰 《易经》总论 夏、商、周三代都有《易》以及《世谱》等书。神农又称连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夏代的《易》叫《连山》，商代的《易》叫《归藏》。或许前代曾有这些书吧？然而《周礼》没有记载，群书的记载又不足以作为凭据。自从有了《周易》，夏、商的《易》便废失了。如今有宋代贤者的《程传》和朱子的《本义》，汉儒的注疏也都被搁置了。《本义》本于《程传》，《程传》已经说明的地方，《本义》多不再解释。各卦的《小象传》，《本义》大多一句也不置，因为《程传》已经说明了。现在连《程传》也将被搁置。大概世间的学问本来就鄙陋，连经文尚且不能遍读，何况其他内容呢？至于象数，原本不是朱子所禁止的，他只是不让人拘泥于象数而牵强附会罢了。像乾为马、坤为牛之类，固然不必专门执着；像乾为天、坤为地，也属于象数，难道是朱子没有说过的吗？如今却专门谈义理，不讲象数。《易》的义理，本来就是从象数中产生的。在有《系辞》以前，是没有文字的《易》，那时义理是体，象数是用；有了《系辞》以后，象数反而成为体，义理因辞而显明，又成为用。如今的学者完全从文字中寻求义理，难道不是只有用而没有体的学问吗？所以朱子说：“还没有系辞的时候，占筮者就能从卦爻中知道吉凶。” 这说的是义理，还是说象数？如果不从象数中寻求义理，占筮者又从哪里知道吉凶呢？况且文王、周公两位圣人，在还没有系辞以前，如果不是依据象数，又凭什么来系辞呢？由此可见，象数之学一定不能废弃。圣人创作《易》，是为了先于民众而供其使用，本来就是使占筮者通晓心志、确定事业、决断疑惑。卦的体，是象；爻的动变不可预测，正因为爻有动变，才形成卦的体。所以象中的爻有九、六，而没有七、八；七、八不动，便没有这样的爻，也就不为它系辞。即使六爻全部不动，在开始揣摩推演时，也都是依靠爻来确定卦。不过卦确定以后，就以卦为体，以爻为用。所以启蒙说：“凡是占筮得到卦，必须观察整卦；这是由体推求用。”于是如今的占筮者稍微知道遵守这一说法，凡三爻动变，就兼看贞、悔二卦；至于一爻、二爻动变时，就应当占贞卦的爻，四爻、五爻动变时，就应当占悔卦的爻，但他们都把卦象置之不论。卦为体而爻为用，哪里能有用而没有体呢？这难道是能够遵守启蒙说法的人吗？因此论述此事时，不要说贞、悔二卦，即使卦象也都应当反复体玩。即使一爻动，贞、悔二卦的本爻也都应当参看体玩，为什么呢？因为凡有动变，本来就是由贞变为悔；既然有贞、悔，就有出入往来，其中的理气难道不相通吗？《系辞传》说：“平时居处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 “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所谓动，是本卦的爻；所谓变，是之卦的爻。因此参看体玩贞、悔二爻，也是圣人留下的训示。推而广之，从两爻动直到六爻全动，都不超出这个道理。这不只是启蒙和先贤的说法，《系辞传》还说：“拟议而成就它的变化。”大概贞爻是变，悔爻是化，必须兼顾变化，才能贯通其象义，使意义显明。只有六爻全部不动时，才占本卦的《彖辞》，这就是《系辞传》所说的：“观察它的彖辞，思考就已经过半了。”对于爻的动变，参看贞、悔二卦的本爻，其中也有各自形成的义象，不能同其他卦贯通；但多数是全卦的主爻，或者某卦必须合六爻才形成象义，所以偶尔会有不能相合的情况。比如中孚以三、四两爻作为全卦之中，大过以初、上两爻作为本末，它们各自形成象义，不同其他卦贯通；但一定也有相通的意义。仔细体玩贞、悔二卦，自然可以得到，不能全部列举。应当参看的内容，不能因为这些情况就废弃那些不易相合的内容；何况参看体玩本来就是触类旁通、引申发挥，可以达到无穷，没有固定方所和形体，也不妨害正义和象义，怎么能说这是牵强附会呢？伏羲画卦是否本于河图？朱子也没有确切的论断。《系辞传》所说“圣人取法于它”一句，也是孔圣人推论的话，并没有专指画卦而言。其中所说“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不全是指河图。因此，河图同八卦方位，只能说它们在道理上相通，这就是“取法于它”的意义。所谓神物，是圣人所兴起的；如果伏羲没有圣德，不能兴起神物，即使河图出现，也不能认识它的神妙。学习《易》的人，应当就先天、后天圣人的卦画和象数，探求河图、洛书的相通之处，不必硬说伏羲、文王画卦定位确实完全遵循河图、洛书。学者对于有文字的《易》，本来以象数为根基，却偏偏不求明白象数；对于没有文字的图书，却任意作各种牵强附会，以为这样就能通晓《易》的神明，却不知道这样究竟对四位圣人是否有益。学者没有不说要遵从朱子、专门谈义理而不谈象数的。朱子从未有过这样的论断，于是这种风气流为章句俗学，心思只在科举，连义理也不曾真正求得明白。这就是所谓半途而废。至于专心研究河图、洛书，却按照个人私意安排，把它们分成几十种图，最终对于卦爻的象数毫无阐发，只是搜求隐秘、故作怪异罢了。这两种人都不是真正学习《易》的人，对自身和世事没有益处。卦的定位，不外乎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象数取自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显明的内容足以穷尽天下最深奥的道理。爻则由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变化本来不可测，其所取的象数也随着变动而不可穷尽。因此卦爻名称十分繁杂，却从未超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些大的象数，也从未超出刚柔本于一体的根本道理。谈象数的人，应当从这里寻求义理，所以不必拘泥于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之类，而各种意义也都包含其中。既然这样说，象数废弃了，义理又从哪里产生呢？所以有动就有变，有变就有以德性为体、以变化为用的关系，这些都在象数中。周公所系的爻辞，比文王所系的卦辞更为艰难；文王承担了安逸的部分，周公承担了劳苦的部分。因此卦辞较为平易，而爻辞有时较为艰险。只有把它们同贞、悔二卦的爻相互参看，明白其中贯通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由变化而使之贯通，那么即使辞有艰险和平易之不同，也都可以贯通而穷尽其变化。

译孔圣人的《象传》往往另行申说一个道理；就是《彖传》，也不完全只解释《彖辞》。朱子说：“不能说孔子的话就是文王的话。”这确实深得《易》的道理。他又说：“后天的学问，任凭各人阐明自己的见解；以后还会发现《本义》没有穷尽的地方，后来的儒者不妨各自探求最正确的见解。”懂得这些，才是真正能够遵从朱子，才可以称为通达的儒者。《易》就是变易、交易。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不易。变易，是变动而成为爻；交易，是摩荡而成为卦。但变易之中也有交易，交易之中也有变易。卦和爻本来不能分开：卦就是爻的体，爻就是卦的用。因此交而变、变而交，交变无穷，而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不过八个；八个不过刚柔、阴阳两个；两个也不过是一个。就一个事物而言，形成一个；即使万物，也各自形成一个。所以称为不易。由不易来探求变易、交易，是一本而万殊；由变易、交易来探求不易，是万殊而一本。这就是整部《易》的大体用。自从有天地以来，一切都是用。自从有《易》以来，所说的都是天地的作用。因此求《易》必须从卦入手，求卦必须从爻入手，求爻必须从动变入手，这都是由用反过来求体，所以说《易》是逆数。然而体难道不能求吗？不是的。探求并明白它的用，正是为了求得同它的体相合。天下没有无体而有用的事物。从体去求，有时不能知道、不能看见；从用去求，反而能够得到它的体。所以学习《易》，一定要先在最精微处穷究义理，然后在极尽变化处穷尽性，在最神妙处穷究天命。《卦大象传》都是君子学习《易》的切要之处，尤其切实地落实在身心、言语和行动上。我希望学习《易》的人，一定先由明白《传》来明白经文。《系辞传》上下篇是用来说明全《易》的理数的；每一卦的爻、彖、象传，是用来说明卦爻的理数的。如果不先熟悉《系辞传》上下篇，就难以得到经文简易的理数；不先研究卦爻诸传，就难以明白卦爻变化的象数。义理如果不落实于《卦大象传》，学习《易》就没有下手的功夫。因此，三位圣人的创作，全靠孔圣人的述作来集其大成。而且这些内容同后世学习者的距离较近，所以可以在身心、言语和行动之间逐步体会而进入。如果只是耳闻目见、记诵的学问，或者只为科举事业，也就没有办法同他谈论《易》了。《本义》对卦爻多谈乘、承、比、应，这只不过取象数的一个方面罢了。如果专门讨论这些，也仍然像拘泥于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之类一样。至于当位与不当位，三奇三偶的爻处在三阴三阳的位置，以此论定是否得当，也不过是取象数的一个方面，同样不可拘泥。其中所说的当位与不当位，往往另有象数和义理的意义。即使说“得中”，也不可拘泥于一定是二、五爻；说君臣的位置，也不可拘泥于一定是二、五爻。各自另有象数和义理，于是便另有位置，另有“中”，另有臣，另有君。所以说：“《易》不可作为固定的典常准则，只能随着变化所适宜的情况而行。” 乾是刚健，坤是柔顺。这类内容是八卦的德性，德性就是本性。情包含在性之中，所以称为八卦的性情。八卦没有知觉意识，哪里会有性情？然而八卦所代表的是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的象数。八卦本身没有性情，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都是气。气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下形成形；有象有形，于是才有性情。所谓气形成以后理便赋予其中，难道只限于人和物吗？从产生人物的方面来说，本来就是这样。天地和六子的性情，也在象数之内。万事万物的道理，也在卦爻象数之内。因此舍弃象数，就没有办法知道义理。先天卦位是：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兑在东南，震在东北，巽在西南，艮在西北。《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说得很详细。后天八卦是：乾在西北，坎在正北，艮在东北，震在正东，巽在东南，离在正南，坤在西南，兑在正西。《说卦传》“帝出乎震”一章说得很详细。先天卦位相对待，其中“数往者顺”一节说明后天的流行；后天卦位流行，其中“对待于神”以及“妙万物而为言”一节说明先天的对待。传对经的解释，本来是明白的。后来参照邵子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说明卦生成的次序，于是使《传》反而不明，经也就不能明白。再参照朱子关于左右分数、顺逆的说法，邵子生成卦的次序也不明白了。后世的君子、儒者不从圣人之传中寻求经义，却从宋代贤者的各种学说中寻求经义，这等于驱使圣人之传屈就宋贤的说法。我希望天下学者以宋贤的说法来求经，哪里比得上从《传》中求经确切？不必用圣人之传来附会宋贤的说法。因为邵子的学说，是借《传》来说明自己的横图，并不是用横图解释“天地定位”一章的圣人之传。朱子引用横图来解释这一章，所以邵子生成卦的次序同伏羲确定卦位，今天看来必定不能相合。《御纂周易折中》认为朱子另有用意，又说他所讲的左旋、右旋同历家的说法相反；还说已生成和未生成的卦，是在讲气化，这些都只是使用含蓄的言辞。我曾经读《本义》，不明白，便到《启蒙》中寻找；《启蒙》也不明白，但也没有人敢说它不明白。《御纂周易折中》独有见地。我谨慎地记录自己阅读《启蒙》的心得，把错误的说法附在卷末。三代以后，圣人的精微本意应当到医、卜一类的书中去寻求。这听起来像是有意激发人的话，实际上却是极为正确的话。医、卜所说的内容，多在阴阳变化；能够在象数中求取义理，就可以得到圣人的精微本意。如今读《易》的人，竟不知道寻求圣人的精微本意，难道可以说医、卜是小道吗？我幼年时曾专心研究这两种小道，确切知道它们的道理同《易》相通，并不是小道。因此我敢于积累数十年的心力来解释《易》：能够用《易》来卜，卜就如同神明；能够用《易》来医，医也同样如同神明。《易》本来没有哪一件事不包含其中。没有哪一种事物的道理不完备于《易》中，而医、卜只是其中运用得最切近、最恰当的方面罢了。朱子注《论语》，说小道就是医、卜；但《启蒙》的话对卜说得很详细。由此可见，医、卜二者并不是小道。

译夏、商、周三代都有《易》。《周礼》说：“它的经卦都是八个，它的别卦都是六十四个。”意思是夏代《连山》以艮为首，殷代《归藏》以坤为首，《周易》以乾为首，各自依据三统建正来确定卦首。这也是汉儒的说法。而且夏、商两代《易》的名称，也没有确切的论定。卦名则自汉、宋以来，都认为确定于伏羲。伏羲时代已经有文字，取代了结绳记事，或许卦名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然而三代所列的首卦既然不同，卦的次序也必定大不相同，只是都无法考察了。既然有了《周易》，孔圣人便遵从它，夏、商的《易》已经废失。这些事情都同学习《易》、获得益处以及修养身世没有关系；有疑问的就保留疑问，不必怀疑的也就不必多疑。履、同人等卦的卦辞，连在上文一起才成为完整文句。朱子回答有人提问时，认为有的地方是遗漏了字，有的地方是连上文成句。既然伏羲时代已经有卦名，那么这里应当是连上文成句，并不是遗漏了字。这件事稍微关系到《彖辞》，所以必定遵从朱子的一种说法来确定。由此可知，在还没有系辞以前，古人可以凭卦爻象数知道吉凶，但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做到。古代的大卜世代守其官职，一定有家族相传的学问，占筮者到他们那里咨询，由大卜替他决断，只是不能像圣人系辞那样详尽、确切罢了。既然如此，文王、周公所系的辞，也属于述说而不是创作。自从有圣人系辞以后，天下后世才开始人人都可以使用《易》，圣人的功劳真是广大啊。《易》以“日”“月”二字组成文义；天地既然分开，水火也就判然有别。日月是天地阴阳轻清之气所形成的形体，都属于极其变易、交易而最终归于不易的事物。这个字义，三代共同拥有，想来也是伏羲所命名的。只是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说到。邵子的八卦横图，是用来说明卦生成的次序的；想来伏羲画卦时，确实就是这样画起的。程传的说法与此不同，是因为《程传》所说八卦相荡，指的是六十四卦的象义；邵子所说刚柔相摩，指的是八卦的象义。两位贤者本来不必相互商量，也不妨各自建立一种说法；归根到底都没有超出《系辞传》的两句话。这样说来，朱子所说两位贤者的不同之处，也自然是相同的。《系辞传》本来就有两种说法：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邵子学说所依据的；又如“兼三才而两之，所以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这是程子学说所依据的。因此两种说法可以并行而不相冲突。邵子的学问，终究偏重于数；程子的学问，终究偏重于理。《系辞传》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里吧？”又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这两句话已经把《易》的体用说尽了。“内里”是一个整体，屋门却是两扇门。从一个整体中出来成为二，进而成为四、八、六十四。每一个事物也无不包含两个，两个也只不过是一个。因此谈论卦，必须明白它的根本：乾以坤为根。这是说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又各自形成一个。《系辞传》下篇第四章说得很明白，只是人们自己不能体会罢了。四位圣人创作《易》，对于阴阳二者，从来没有丝毫偏重或偏轻的意思，就像天地一样。天地的气化，从古到今，阴阳总体上是均平的；即使有一时的过与不及，通盘计算起来仍然是均平的。为什么呢？阴阳虽然分为两个，是圣人有意把它分开；天地本来无心，哪里曾有阴阳呢？不过是一气不停地运行罢了。其中的往来出入，也不过是一气的屈伸开合，并没有两个气，怎么会不均平呢？把这个同那个比较，是两个，所以有时会偏斜；一气贯通，哪里会有偏斜？即使从人的德性来说，阴阳均平，就是正性；形成于人身，就是中，就是德。如果有所偏斜，过和不及也都同时涉及气质。美善的，是高明、沉潜一类；不完全美善的，是刚而猛烈、柔而懦弱一类；邪恶的，是刚而暴虐、柔而阴险刻薄一类。均平就是中正的德性，偏斜就是过与不及的德性，太过分就成为恶德性。孟子说性都是善的，哪里会有恶呢？只是他不知道，所谓性善，是根据“继之者善”而言；所谓性和气质有恶，是参照“成之者性”而言，也就是兼取气质来谈性。孔圣人所说的“上智与下愚不能改变”，也是就德性而言，因为没有偏斜，得到中正，便是完美的德性；但若参杂气质，阴阳都可能有过与不及的问题。再从人的品行来说，就有君子、小人的分别。君子有阳德，也有阴德；得到中正的，都是君子。小人有阳恶，也有阴恶；形成偏斜的，都是小人。人的品行表现在外，德性存在于内；外在品行的形成，是由内在德性的确立决定的。由此说来，阴阳都有善恶，为什么偏偏要树立扶阳抑阴的说法？为什么说到复卦就喜悦，说到姤卦就愤怒呢？试看乾、坤、泰、否、剥、夬、复、姤八卦，阴阳总体均平，圣人有相互调和的意思，并没有专门崇尚扶助或抑制某一方面的心意。我已经在各卦中详细论述过，现在又在卷首总的论述一遍。《序卦传》所排列的，专门讲相承相接的气；所谓相承相接，就是授受。因此《序卦传》说：“以某卦承受它。”至于错综，则在《杂卦传》中说明。我因而想到，后天圣人排列各卦，本来根源于先天；《序卦传》的次序也自然根源于先天。孔圣人在《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中已经说明了。上经以乾、坤开头，就是天地定位；中间用泰、否相互交错，以水火结束上经，说明有天地以后，首先生成的是水火。下经开始叙述山泽、风雷；下经以咸、恒开头，是因为山泽通气、雷风相互迫近。中间用损、益相互交错，到了下经末尾，又以水火相交作为既济、未济。水火彼此不相伤害。这样总束上下经，都是以两卦相错相综，终始循环运行。这同《序卦传》所说单线相承，是另一层意义。这也是根本依据于《系辞传》所说：“乾坤，大概是《易》的内里吧？是门户吧？”以两者为体，以两者为用，所以可以以相错相综作为根本和承接。其中也有相承相接的意义，《序卦传》已经说明；有未尽之处，再加以申说，否则不必妄自增添。因为《十翼》诸传都各自另申一层意义，不只是《序卦传》没有谈错综而已。后来的学者只知道《序卦传》，不知道错综的贯通关系，不在《杂卦传》中研究，所以不知道循环运行，却把《序卦传》当作全部意义，难道不是失去了圣人在《说卦传》中所说的宗旨吗？

译上下经确实应当分成两编，并不是因为竹简繁重。宋代贤者已经多有论述。合看上下两编，都是以乾、坤两个纯卦为首；其中三阴三阳的卦、四阴二阳和四阳二阴的卦、五阴一阳和五阳一阴的卦，各自分列其所承继的卦，都是循环运行、以乾坤为根，以说明体用，这是立卦本来的象义。卦的象义明确以后，变动的爻各自随着本卦形成象义，同时还兼有贞、悔二卦的爻各自形成的象义。虽然说占《易》贵在由爻求卦，但无论错卦还是综卦，都是分根于乾坤；阳以阳为贵，阴以阴为贵。先明白卦的象义，然后才可以依次观察、体玩爻的象义而有所获得。因爻求卦，是由用求体；因卦明爻，是由体推用。这也是从“乾坤，是《易》的内里吗？是门户吗？”两句话中用心探究而得到的方法。虽然称作“承继”，似乎也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但分根于乾坤，都是极为恰当、不可改变的道理。学习者也在于明白卦体的象义。说“承继”，是本于《说卦传》的错综关系，和《序卦传》所说的不是正义一样。把它作为另有这一层意义来观察体玩就可以了。《序卦传》在《十翼》之中，《说卦传》也在《十翼》之中，都是孔圣人所作，怎么可以认为《序卦传》是对的而《说卦传》是错的呢？所以两种说法不妨同时保存。八个经卦的名称，《说卦传》有专门的训释。乾为天，坤为地，这是它们的体象；乾为刚健，坤为柔顺，这是它们的性。又何必多加一句赞语呢？学习者解释它们的象义，天就是乾的象，健就是乾的性。圣人创作《易》，用来象征天；学习者解释《易》，那么用天来象征乾也就可以了。圣人以健作为天的性情，学习者以健作为乾的性情也可以。圣人心中明白其中的道理，把它写入卦中，确定名称、取定意义；学习者根据圣人的卦象和系辞，寻求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就可以了。都应当从可以明白的地方入手，去求取原本不易明白的地方。乾这个名称本身无法直接解释，但观察天就可以明白；乾所取的意义无法直接解释，但观察天气运行刚健不止，就可以明白。圣人把天画成卦，系上卦辞，用来昭示天下后世。学习者也只须观察天，把它同圣人的卦和辞相合，以求明白其中的象和义。虽然还不能立即说是穷极深奥、研求隐微，但通过观察、体玩、思索，自然会有所心得。不必在圣人确定名称、取定意义之外，采用许多比喻和拟议。说到乾，其他各卦都可以类推。八卦确定名称、取定意义，有圣人的卦辞可以用来探求，已经能够明白了。然而这八种事物是怎样形成的呢？也一定要从先天圣人的卦画推求到后天；圣人文王、周公从未明说，只有《十翼》中孔圣人的训示，有说明这八种事物理气的地方，大体在解释先天、后天卦位的“天地定位”和“帝出乎震”两章。现在把这些内容总合起来论述。乾就是天，这是气形成象；它的性情是刚健，这也是理赋予它的；它统摄天、资始万物，是它的功能。乾同坤合德而生六子，并且把坤包含在自身之内，从而形成这个大的整体；这一切都是一气的运行，而理主宰于气之中。分开来说，有乾就有坤；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坤就在乾之内。这一乾的大圆象，就是太极的大圆图，地和万物都包含在其中。问它从哪里来？就是周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然而太极之外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无极，无极就寓于太极之中。无极以理为主，主宰气；太极以气为主，包含理。所以《易》说太极，也可以不说无极。有乾这一层，又有本源于太极这一层，就足以说明天地的体用。乾之所以象征天，成为《易》的首卦，是因为它统摄天；统摄天，也就是统摄《易》。为什么三阳称为乾，三阳重叠以后仍然称为乾呢？伏羲画卦时，从太极分出动静、阴阳，成为一奇一偶，这是乾坤的根本。各自再加上一奇一偶，便得到少阴、少阳四象，这就是水火的根本。再各自加上一奇一偶，三画的卦便完备，风雷、山泽也都形成了。邵子把生成卦的次序制成横图，程子称之为“加一倍法”，这就是八卦的根本。因此八卦就是天地气化的始终，是由刚柔相摩而形成的。把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就是万物气化的始终，是由八卦相荡而产生的。有了万物，就有万事产生；这就是乾坤既是《易》的内里，又是《易》的门户。上经以这两个卦为首，其中的道理和气，作为体、作为用，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坤就是地，是气形成形体的结果。它的性情是柔顺，也是理赋予它的。它柔顺地承顺于天、资助万物生长，是它的功能。它同乾合德而生六子，包含在天之内，处于天之下，独自形成一个事物，是天下第一大的物体，悬置于天之中。这些都是天的气，向四面充满周遍，又由天气从中贯通而形成地的气。它至为柔顺的道理，也寓于气之中。分开来说，坤形成形体而与天相配；合起来说，仍然是天气凝结、承载的结果。这就是坤的象；地与乾相配，从而生出六子。六子生万物，万物生万事；坤是六子以及万事万物的根本。三画的坤重叠成为六画的坤，同乾一样共同递相生成，共同相互摩荡。虽然都是天的理气，但坤具有自己的形和性，又自成一个理气系统，所以同天交错相配，排列在乾之后。

译有了天地以后，二气分化为四象。二气中较轻清的，凝结成日月，在天上形成形象；较重浊的，凝结成水火，在地上形成形体。圣人创作《易》，取其象而确定名称，于是称为坎、离。坎是险，离是明。说的是它们的性情；象和形都是气，而险与明的道理也寓含在气中。天地形成以后，首先生成这两种事物；它们彼此相对交错，也如同天地一样。所以月亮没有太阳就不能明亮，水没有火就不能温暖；然而太阳没有月亮也无法继续发明，火没有水也无法滋润干燥。这就是水火并不相害，而以交错作为相交之理气。圣人取象来画卦，以二阴夹一阳画成坎，表示坎的阳体藏在阴用之中；以二阳夹一阴画成离，表示离的阴体藏在阳用之中。坎的德性称为险，但险而不盈；已经平和而达到极险的是阴，而其根本却在极平的阳。离的德性称为明，但柔顺依附于刚强；达到极明的是阳，而主宰它的却是极暗的阴。推而论之，火向上炎，本于天的阳，是阳的作用而以阴为体；水向下润泽，本于地的阴，是阴的作用而以阳为体。所以坎、离虽然位于乾、坤之间，实际上是天地气化中最轻清、最先生成的部分。因此，在天上形成形象的日月，必然依附于天；在地上形成形体的水火，也必然依附于事物，才能生成万物。这就是《易》先有乾、坤，随后有坎、离的理气。山、泽这两种事物，泽本于天，山本于地。地阴达到极点而生阳，山所以从地上隆起，是因为以地的两个阴爻承载天的一个阳爻，而止于阴，所以取象为山，定名为艮。天阳达到极点而生阴，泽所以从天而降，是因为以天的两个阳爻承载地的一个阴爻，而在阳中喜悦，所以取象为泽，定名为兑。所谓止，就是使其安定；所谓说，就是使其和谐。安定则阴不僭越而凌驾于阳，和谐则阳不亢盛而欺侮阴。这就是山泽通气：由艮卦下部的阴气通达上部的阳气，形成泉泽；由兑卦下部的阳气通达上部的阴气，形成雨泽，都是山泽通气的象义。至于艮以止为德，凡是气的止息都归属于艮；止所以成为节制，运行至此便止，是阳为体而阴为用。兑以说为德，凡是气的和悦都归属于兑；说所以能够保全事物的生成，是阴为体而阳为用。这就是艮、兑的理气。风、雷这两种事物，风本于天，雷本于地。地阴达到极点而生阳，阳从地中升起而成为雷；天阳达到极点而生阴，阴凝聚在阳中而生成风。这就是伏羲画卦时，以二阴伏在一阳之下形成震卦，以二阳压在一阴之上形成巽卦，用来表明它们的象义。然而雷穿透地阴而出，风驱散天阳而起，都是阴阳相迫。只是雷穿透阳气，所以推动阴气；风冲破阴气，所以调和阳气。因此二者虽相迫，却始终能够彼此补济。至于震以动为德，凡是气的运动都属于震，甚至阴气也依附于震而表现为运动。巽以进入、前进为德，凡是气的前进都属于巽，甚至阳气也依附于巽而表现为前进。震以阳为体而用在穿透阴气，即是阴的作用；巽以阴为体而用在运行阳气，即是阳的作用。这就是震、巽的理气。有了天地水火四象以后，由四象生成八卦，于是又有山、泽、风、雷四种事物；它们都是阴阳交替生成的，正如横图所显示的次第。实际上，是因为看见天地间本来就有这样的理气，所以取其象义而创立卦并确定名称罢了。八卦不谈五行，恐怕不能算是通论。河图、洛书都排列显示五行之数，《易》既然与河图、洛书相通，就不能说它不谈五行。就乾卦来说，姤卦初六变为巽而成为乾，爻辞说“系于金柅”；鼎卦六五变为离而成为乾，爻辞说“鼎黄耳金▯”；噬嗑卦六五变为离而成为乾，爻辞说“得黄金”。《说卦传》又说“乾为金”，怎么能说它不谈五行呢？再如兑属于金，困卦九四爻辞说“困于金车”，也是取兑的象。况且文王把兑安置在图书所说的金位，《说卦传》说“说言乎兑”。虽然说兑属于泽，但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不能说泽在四时都有，而兑独以“说”来表达万物，这不是秋令肃杀干燥的作用，又怎能使万物端正性命而成就和悦呢？所以《传》又说“兑，正秋也”。此时雷收伏于泽，泽也不再按时降下。可见“说”不能专指雨泽，已经很明白了。朱子对金生水的说法有所怀疑，但雨泽出于天，泉泽出于山；天本来就是金，艮山中的宝藏兴起，难道不是金吗？兑又代表刚卤，刚卤在地中是阴中的阳；正如山中生出金银，是阳中的阴。所以“山泽通气”也包含这一层意思，并不只是说山中出云而降雨。艮土在山中生金，金气在山外生泉泽；把刚卤、金银合起来看山泽通气，把雨泽、泉泽合起来看金生水，那么兑为金的道理就更加明白了。震、巽属于木。《风雷益》卦《彖传》说“木道乃行”，这与震相合；巽卦用来说明木。至于它属于土、属于水、属于火，也不必再说了。由此可见，不能说八卦不属于五行。八卦所对应的五行中，水、火各有一个，彼此体现阴阳刚柔；震、巽两个木卦，分别体现木的阴阳刚柔；乾金统摄兑金，坤土统摄艮土，虽然也分别体现阴阳刚柔，但兑、艮统属于乾、坤。因为艮就是地的显现，兑就是乾的收藏。【山中有兑，是因为有天金之气，所以能生云而成雨泽，并且贯通泉源而成水泽，所以说兑就是乾的收藏。】我曾画过一个大圆图，天包在地的外面，地悬在天的中央，水、火、金、木各居一方，这叫作六合。其实只是天包容一切罢了。五行都是一气所生，分开便成为五行，合起来仍是一片天气，图中所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太极图，但所取的义理不同：太极图讲的是生成之处，这幅图讲的是生成之后的成就之处。五行虽然各有生成的次第，但一生成便同时生成。天地一出现，阴阳便分开，阴阳一分，水火也就生成了。于是水与土相合而生木，火与土相合而生金。金是土内部柔和之中所含的刚，是由地二生火所炼成的。最先生成的东西最轻清，所以水必须依附土、火必须依附木，才能形成形体。后生成的东西较为重浊，所以金、木可以自行形成形体，但也不能离开土。木生成较早；金虽然能自行形成形体，但离开水就会枯竭，离开土就会腐朽。金生成较晚；木离开土也能自行成形，但得到火才有用。因此木较轻清，金较重浊。于是二与五的精妙之气相合凝聚，生成万物。自然界中，生成时是同时生成的，但生成的先后次第也不能不加以讨论。

译《易》一定要讲象数，是因为道理就在象数之中。《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属于象数，道、神属于道理；所谓道理，就是不离开阴阳，却也不混杂于阴阳之中。天地的气化如此，人的性与形也没有二致。形上、形下以及道、器，也没有二致。道就是理：从体上说是理，从作用上说是道。《易》讲的是天地万物的作用，所以常说“道”而少说“理”。理就是天命所赋的性，道就是遵循本性的道路。天地气化的流行、人世事物的由来，全都属于道，而主宰它们的是理。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仍然兼说理与气；至于“阴阳不测之谓神”，似乎偏重于理这一方面。器用来承载道，象因器而产生；但象用来表现道，道又从理而产生。所谓义，就是道所适宜的表现。义为什么又能与仁相配呢？仁就是性的理。程子说：“仁就像百果中的果仁，其中保存着生机，种下去还会生长。”性的理就是仁，也正是这个意思。事物有终有始，这是生；生意却没有终始。人有生死，性理却没有生死。把本性的理称为仁，把在行动中使事情合宜称为义。告子认为义在性之外，只是从事物方面谈义，不知道事物的道理都具备在我的性理之中。如果我的本性中没有理，又凭什么能够得到事物的理呢？所以义也必须与仁相合：把我心中的理推及应对事务、接待外物，处处都得到适宜，这就是义。仁义相合，道才可以遵循，德才可以成就。佛教也看见性没有生死，但把知觉运动当作性，这正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他们不知道知觉之中有理存在；知觉本身是虚的，要靠理使它成为实，不是只把灵明而虚寂的东西当作性。因此最终流于空虚寂灭，不能用于天下后世。试想佛教的说法：这个心就是性，而性本来一无所有，那么凭什么应对事务、接触外物呢？凭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呢？所以它不过是自行了断生死而已。程子说，佛教是以一己之身的狭小见识，妄测天地不变的道理。老庄之学也看见性没有生死，但又不同于佛教：它说心就是性，性本来一无所有，也说性是应对世事的根本；但它认为仁义都是人为造作、有所作为的行为，不是无为之为。与佛教相比，老庄之学稍微能够应对事务、接触外物，所以老子的术数还可以用来治理天下。然而圣人运用它，是遵循本性而成为道；普通人不能这样运用，没有仁义就无法修道。这样的教法，天下后世怎么可能人人都完全遵循本性而成道呢？因此它也不能成为一种使自己和万物都成就、而圣贤与凡庸都可以共同认识和实行的道路。至于陆王之学，在儒学内部另立异说，只是为了纠正俗学只从事口耳之学、而不用心思考的弊病。圣贤之学从来没有不排斥道听途说，也从来没有不轻视博闻强记、而重视以一贯通万事。只是不能对尚未博学而想求简约的人讲一贯，也不能对从未考察事物、穷究道理的人突然谈性与天。试想陆王所主张的这种说法，是通过学习而知，还是不学习便知？如果有人从未从事学习，却能谈尊德性、致良知，那也不过是一两个禀赋特别的人；他们连名物象数的道理都不能获得，又凭什么防护、穷究我心中的理而得到贯通呢？其实他们也要从学问入门，却在进入内室后反过来挥戈，矫枉过正，怎么能使天下后世都不学习而能够认识、实行呢？所以佛、老、陆、王之学，都不能长久广大地实行。《易》这部书广大无边，可以与天地相配；变化通达，可以与四时相配；阴阳的义理，可以与日月相配；简易之善，可以与最高的德相配。然而谈到静时，必定要求诚实谨慎；谈到行动时，必定要求恭敬守信。这些都是下学阶段切实的功夫。由此而求，都可以上达，并且谈论道、谈论神。试看圣人传文所引用的内容，从“拟议以成变化”到前后十九条爻辞，以及反复申明乾坤六爻的象义，是多么切近、详明，没有一句不是学习《易》的人可以认识、实行的。这就是简易之善与最高德性的相配。圣人的书到了《易》，神妙化育而又切实中正，能够如此适合下学；那些主张异说的人，难道都把这些看作俗学吗？《易》因为面对最为幽深难测之理而有卦，穷尽天下最精微的事物；因为面对最为剧烈的运动而有爻，穷尽天下最变化的事物。精微与变化达到极点，进而达到最神妙的境界，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然而穷极深处、研求几微，正是下手实践的切实功夫。所以圣人作《易》，以崇尚德性、扩大事业为宗旨，直到尊崇效法天道、谦卑取法地道，已经达到极致。但这也不过是成全并保持本性，作为进入道义的门径。切实、中正，容易知晓，也容易遵从；这正是它可以广大而长久的原因。这就是称为“易简”的道理：天下的理因此得到，人也能够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位置。《易》这部书，把天地气化、性命以及事物的道理全都具备了。学习《易》的人必须分为三层来学习：认识天地自然的气化，这是第一层；认识人性以及事物本然的道理，这是第二层；占筮者面对事务、接触外物时应当知道并遵循的道理，这是第三层。没有卦、没有爻，就不是这样。这是学习《易》最切实、最应该下手的功夫。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能够一以贯之，下学的功夫也仍须先求入门。这也正是从穷极深处、研求几微开始。学习《易》的人穷极深处、研求几微，很容易接近穿凿附会；引申推广、触类旁通，也很容易接近傅会牵强。怎样辨别呢？只要顺着最为平易、最为简约的道理，穷研就不是穿凿，引申就不是傅会。凭借个人私见，才会产生这两种弊病，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所谓会通的说法，就是圣人的《序卦传》，尚且不能固执地用它来求一贯，何况是学者的说法呢？能够用易简之理加以贯通，才是一贯。易简本于健顺，健顺本于奇偶，奇偶本于一元。无论说是气还是理，都贯通为一体。所以我所说的乾根、坤根，就是用易简贯通全部《易》。相继的意义，是各以阴阳、奇偶之数相同者作为承继；也就是刚归于刚、柔归于柔，类聚群分，总归于奇偶罢了。但也不能固执地认为会通之外别无其他。为什么呢？会通之道不是下学入手的功夫，不妨等待有这样的人，能够达到神而明之的境界；先从易简求易，学问就已经完成过半了。易，就是平易；简，就是简约。这是下学阶段切实求易的门径。存心如此，行事也如此，我知道对于广大精微之理的会通，也一定会由此逐渐获得。乾卦生出三个儿子：震、坎、艮。

译坤卦生出三个女儿：巽、离、兑。六个子卦之中，都有父母卦本元所寄托的爻：震、巽在初爻，坎、离在中爻，艮、兑在上爻。由此可知，六十四卦本于八卦，八卦本于阴阳二体；把根源分别归于乾、坤的说法，是有来由的。至于乾、坤两卦，则以中爻作为本元，因为变化从中爻开始。今天流行的《易经》，是汉儒费直传授给郑康成的版本。汉初的《易》有六家，并没有费氏《易》。自郑康成为六经作注，费氏《易》才开始列入学官；把《孔传》合在文王、周公的辞文下面，也是从郑康成开始的。费氏《易》共十二篇：文王所系的卦辞称为《彖》，孔子的传称为《彖传》；周公所系的爻辞称为《象》，孔子的传称为《象传》。再合入孔子《系辞》上下传、《文言》、并序、《说》《杂卦传》，共十二篇。《大象传》就在《小象传》之内。宋代吕汲公在蜀地刊刻，晁氏景迂抄本收藏在家中。朱子因表彰吕东莱的音训，认为这种编排始于晁氏；实际上元丰年间已经有吕汲公的定本了。然而三位圣人的言论，读者都能够分别辨认而汇编在一起，以便查寻省览。像淳于俊的说法，也未尝不能说明经传的象义。何况乾卦编次为十二篇的数目已经很明显，照现在的本子编次也可以。我曾听说五行的道理，只有水是阳中的清，火是阴中的清；它们是由阴阳二仪最初变化而成的有形而无质之物，所以不能自行形成其物，必须借助其他事物相合才能形成。木则是阳中的半清半浊，金则是阴中的半清半浊；它们也是阴阳二仪所生，凭借半清半浊而形成形与质，能够自行成为一种事物，但也必须借助其他事物生长，才能成就自身。至于土，则是阴阳二仪中最清的气形成天，最浊的气凝聚成形并成为质的产物。正因为它的本源浑浊，所以生育万物而不可测。水不能自行形成，和土相合才成为事物；它依附于所克之物，是因为阳的清与阴的浊相合而形成形体，只有和浊气相合才能成形，只有本来清纯才没有质。火也不能自行形成，和木相合才成为事物；它依附于所生之物，是因为阴的清与阳的半清半浊相合而成形，只有与阳的半清半浊相合才能成形，只有本来清纯也同样没有质。木则兼须依附水和土，才形成形质；因为它一半清而依附水，一半浊而依附土，所以不能离开水土而生长。金则单独依附土，由土形成形质；因为它一半浊，又依附于浊气，所以可以离开土而自行形成。木的清气多、浊气少，所以虽然有形有质，却不能离开使它生成的水土；金则浊气多、清气少，所以能够自行形成形质，但必须离土得到火，才算完成。至于土，它能够自行形成并生育万物，不是由其他事物所生，所以它的形质凝厚坚实，配合天而资生万物。水必须依附于所克的土而成物，是阳依附于阴；火必须依附于所生的木而成物，是阴依附于阳。一阳一阴相合才能成物，只有阳不能生，只有阴不能成。金依附于所生的阴土，两种阴气怎么能生成事物呢？有了火，金才得以形成；三阴聚集而阳居其中，仍然是阴阳配合而成。木则依附于所生的阳水和所克的阴土；一阴二阳参杂其中，仍然是阴阳配合而生。木不能离开水土，金虽然能离开土，却终究不能离开火：一个是三阴聚集而阳居其中，一个是一阴二阳参杂其中而生。阳主生，阴主成，这就是五行生成的道理。追溯其开始：有天地之阳，就有水；有水，就有木，这是天地、水、木依次生成的次第。有天地之阴，就有火；有火，因而有土、有金，这是天地、火、金依次生成的另一种次第。虽然一种生成便没有不生成的，一种存在便没有不具备的，但事物按照这种先后次第相生的道理，不能当作通常所说的五行相生。五行相生，是在同一时刻总体上来谈的。○通常所说的五行相生，是后天的流行。前面所说五行的生成，是先天的对待。天与地相对待，水与火相对待，金与木相对待。地就是土，土与天相合而生成其余四行。既然有先天五行，就必然有流行，因此才有后天五行。○先天的五行中，木必须兼依附水和土；水太多就会腐朽，土太多就会枯槁。金为什么单独依附土，却又兼受火的资助？因为没有土就不能生成形，没有火就不能成就质。水为什么依附土？没有土就没有可以规范、承载它的形体。火为什么依附木？没有木就没有可以依附、离合的对象。必须从对待方面来谈，才是五行的开端。至于后天流行的五行，固然人人都知道，但其中也有未尽之义。金生水，很难说明。山泽通气，水出高源。山是水的源头；山为艮，泽为兑。山的气上升而成为泽，土生金，金生水，这就是金生水的说法。再者，乾是天，乾又属于金，是泽所由施行的根源。谁能说八卦不谈五行呢？困卦外卦九四的爻辞说：“来徐徐，困于金车。”困卦外卦为兑体，所以说“金车”。如果不谈五行，兑为什么说“金车”呢？如果把金熔化成为水，那么它所能成为的水有多少，怎么能够用来说明天下的水呢？○天、地、水、火、木、金，共有六数。天在上、地在下，水在北、火在南，木在东、金在西，这是造化开始时的大六合。自从有了先天、后天八卦的方位，六合图的形态，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这叫作对待。至于天在外运行，地在中央耸立，春夏秋冬四时运行，这叫作流行。月令又增加长夏，用来寄托土位。五运各分七十二日，土居中央之运而不动，寄寓在四运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土，正如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地来承载天、覆盖万物。五行流行的理气，在这里就更加清楚了。再者，五运之中也没有一时不存在五行。比如十干、十二支循环运行，以六十时辰成五日，五日成一候，三候成一气，二十四气成一年，六十年成一元，都是五行不断交替生成。它与邵子所说的元、会、运、世，也可以互相参照。于是万物的生死、万事的顺逆，随着它们所处的时机而成就，跟随变化而变化，哪里说得尽呢？这就叫命，这就叫道。认识它的叫知命，通达它的叫达道。

译天在上、地在下，木在东、金在西，火在南、水在北；六合大圆图与太极图一样，都是另立象而取义的图。伏羲八卦方位也是圆图，但把上天下地改变为乾南坤北：把南方作为天的最低处，把北方作为地的最高处，以此确定方向、端正位置，仍然是上天下地的象。然后把四行变化为六卦：以兑、离、震起于东南而止于东北，以巽、坎、艮起于西南而止于西北。从南到北，是从天开始而止于地的象。兑居东南，是泽在东南裂开之象；艮居西北，是山在西北高耸之象；离居东，是太阳初升于东；坎居西，是月亮初起于西。月在三日开始在西方显明。震居东北，是雷在寅卯时发作；巽居西南，是风在申酉时止息。这些都没有离开天地以及四行相对待的象。所以变化为八卦，是已经由体推衍出用。至于文王八卦方位，也是圆图，但又把天地等变为六卦。因为他认为天地也只是万物中的一种事物，于是把坎水置于北方，以艮土维系它；水土必须相依附才能成物，这也是理气，此为冬令。把震雷、巽风两个木卦置于东方和东南方，作为时令中的春令。把离火置于南方，以坤承载它；火必须依附木，随后归于土，这也是三行相承而后成物的理气，火土又分别是夏令和长夏之令。把兑泽、乾天两个金卦置于西方和西北方，作为时令中的秋令。坎、艮之间，是历元开始的地方；在贞下起元的冬季，又开始进入春季。这就是八卦由对待转为流行。再以先天八卦为体来说明作用，体与用在天时人事中交替生成，便更加清楚、切实了。所以六合圆图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图。伏羲卦图依据六合圆图之体来说明作用；文王卦图又依据先天圆图之用来建立其体，并再次说明其用。懂得这三层体用关系，才可以谈五行八卦。○从人物方面来论，五行的对待，是一生成便同时生成的；这就是周子所说的“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气因此形成形体，理也同时赋予其中。五行的流行，则以人的呼吸最初与天地之气相通为开始：气化为水，水生肾；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又与天地之气相通而生成。人得到五行的完整，万物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调养的人长寿，不能调养的人早夭。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大年”之论、孟子养气之学，以及孔子“仁者寿”的说法。五脏主宰五志，具备五德；能够修养它们的人贤明，不能修养的人愚昧。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大知”之论、孟子“践形以尽性”的学说，以及孔子关于“命与仁”的少数论述。先天五行，前面说得似乎还不够简明，现在再约略说明：有天地之阳而生水，就是月；水土相合而生木。有天地之阴而生火，就是日；火土相合而生金。这就是天地五行：土寄居于四行而与天相配，共同形成六合大圆图的理气。有了这种对待，才有交替生成的五行，进而发生流行。伏羲八卦的对待，实际上以六合圆图为体；文王八卦的流行，固然以伏羲八卦为体，但不知道实际上六合圆图才是伏羲八卦体中之体。这样说更加简要。后天五行交替相生，根本上是以六合圆图中对待的五行为体，而以流行为用。这样看来，六合圆图就是天地的开始、《易》的元始了吗？六子卦的初爻都主导发动，震、巽就是这样；中爻都以静为体而主导发动，坎、离就是这样；上爻都主导静止而不发动，艮、兑就是这样。但静止而不发动的，又是发动的根本。因此六子卦的阴阳动静循环往复，没有终点。乾、坤不用自身而运用六子卦；运用六子卦，同时又以乾、坤的无所作为作为作用。这里附带说明这一点。

译阴阳扶抑论 阳与阴在太极之中本来是一气，既分为阴阳两仪以后，以阳统摄阴。然而阳从来没有不根于阴的；一方为根、一方为统摄，原本是均衡的，不需要扶阳抑阴。至于彼此为根、相互生成，以及往来出入，也都是极其均衡的。其中有太过或不及，是气化运行的变化，失去中和罢了，不过是暂时偏离常态；从总体贯通来看，仍然适合均平。圣人虽有裁成天地、调和阴阳的能力和事业，也是因为天地气化中阴阳偏胜到了极点，应当重新恢复均平，所以才产生圣人，使其完成确立位置、养育万物的功效；否则圣人也不会出现。因此，圣人是否出现、道能否实行，都可以说是天运。关于治乱，看一看孟子论治乱的话就可以知道。有人彰明其道，如羲、文；有人阐明其道，如周、孔；都是天运处于中和之时，圣人恰好出生，建立德业。因此四位圣人前后遵循同一准则，共同著成一部《易》，使人明白阴阳消长、盛衰交替，从而使进德修业常常保持中和。阴阳二者，既是一种理，也是一种气；调和刚柔，减损太过、补益不及，务必要使其常常如同天地运行变化均平之时。这是四位圣人在民众之前发挥作用、赞助造化的心意，也是《易》所以创作的原因。后世儒者不知道这一点，认为一定应当扶阳抑阴；我已在《易通解》中加以论辨。有人劝说道：“扶阳抑阴的说法，朱子在坤卦初爻下面论述得很详细，似乎不能废弃。”否、泰、剥、复固然是天运的自然变化，圣人作《易》，实际上确有扶阳抑阴的意思。正如古今治乱虽也由于气数，圣人却希望拨乱反治。再如吉凶也有一定的命数，圣人希望人趋吉避凶，所以见到复卦就喜悦，见到剥卦就忧虑，这就是圣人的情感。如果只取均平，《易》也可以不必创作了。我听后只是口头应承，心里却并不完全同意，因为这其实是没有深思。阴阳内部各自都有善的征兆和恶的征兆，也都有美德和凶德；在天运自然中，阴阳本来各有太过与不及。既然说不需要扶抑，那么人世间的治乱原本就随天运而行。即使说圣人拨乱反治，也不能说是扶阳来成就治道、抑阴来平定乱局。比如尧时的洪水，圣人拨乱反治，使禹治理而平定它，可以说是扶阳。汤时的旱灾，圣人拨乱反治，汤亲自祈祷，却不能说是扶阳，只能说是扶阴。再如尧取代挚、禹取代鲧，可以说是扶阳；汤放逐桀、武王诛杀纣，以仁除暴，也只能说是扶阴。即使从趋吉避凶来说，扶阳抑阴也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定论。阳有所不及时，应当扶助；那么阴有所过盛时也应当扶助吗？阴有所不及时，应当抑制；那么阳有所过盛时也应当抑制吗？为什么卦爻之中，象数、卦辞、传文都不专门讨论阴阳，而都以得位、得中为贵，却不一定喜阳而忌阴呢？所以坤卦初爻固然告诫要防备坚冰，乾卦上爻也同样告诫可能有悔。复卦固然表现天地之心，姤卦也表现刚柔相遇。其他卦、其他爻更是举不胜举，没有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世人都把阳看作君子，把阴看作小人，所以扶阳抑阴的看法才牢不可破。不知道坤卦的黄中，为什么不能称为君子？大壮卦的“用壮”，为什么反而称为小人？泰卦六二以三阳为主，为什么赞美它“朋亡”，这样才可以崇尚中行？萃卦六二以三阴为主，为什么反而说“引吉”，诚信才适宜用禴祭？这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不能专门把阳看作成德而希望它结党，也不能把阴看作败行而希望它孤立。然而难道君子就不该亲近、小人就不该疏远吗？不是这样。阴阳之中都有太过和不及，也都有中正和平；德性都有美有凶，品类都有邪有正。不能说阳必定是君子、阴必定是小人。说君子应当交往并亲近，小人应当严防并疏远，这样说是对的；但不能说阳就应当扶助，阴就应当抑制。所以阴阳之中都有君子和小人，尤其应当辨别清楚。阳的美德是刚健，凶德则是暴戾；阴的美德是柔顺，凶德则是奸佞。阴阳两方面的君子都应当扶助，两方面的小人都应当抑制。比如乾、坤的二爻都是君子，应当扶助；乾、坤的上爻都是小人，应当抑制。其余各卦各爻都可以类推。如果一定说扶助只在阳、抑制只在阴，那么同人卦五阳一阴，为什么卦辞没有完全的美善？谦卦五阴一阳，卦辞反而全都吉祥呢？试从人的德性、行为和义理来谈：做君主的，有阳性美德，如尧、舜；也有阴性美德，如禹、汤。做臣子的，有阳性美德，如稷、契；也有阴性美德，如蘧伯玉、甯武子，他们都是君子。做君主的，有阳性凶德，如桀、纣；也有阴性凶德，如周赧王、鲁哀公。做臣子的，有阳性凶德，如羿、奡；也有阴性凶德，如费无极、伯嚭，他们都是小人。能够在这里辨别精确，才可以说好恶判断正确。如果不论善恶、不分君子小人，只专门讨论阴阳，就会在这两种气相合相得、建立天地、生成万物的道理中存有偏见，破坏均平的造化，丧失中和的道理。历来结党为祸、制造恶事，常常是由小人激成，而小人又往往由君子造成；《易》本来是为君子有所作为而作，后儒却因此提出扶阳抑阴的说法，难道不是辜负《易》了吗？所以我对大《易》圣人所阐明的均平中和之道有所体会，才冒昧地不赞同扶阳抑阴的说法。有人说：“《易传》说：‘阳一君二民，君子之道；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这难道不是把阳当作君子、把阴当作小人吗？而您却说自己的说法本于大《易》，岂不是太荒谬了吗？”我又只是口头应承而心中不完全同意。这是《系辞传》第四章的话，孔子是在阐明开头两句“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意义。上古时代，德性与地位不分离，所以尊崇德性就以尊贵地位来称呼，叫作君子；中古以后，德性与地位不相称，于是分出君子、小人的名称。一种说法论德性，另一种说法论地位。所谓阳卦多阴，是以阳为贵重，阳所代表的是有地位、居上位者的道路；至于阴卦多阳，则是以阴为贵重，阴所代表的是没有地位、居下位者的道路。这里的君子、小人是贵贱的称呼，不是贤能与奸邪的名称。阴阳、君臣是一定的纲常，如同夫妇；然而二者从来都彼此相配，所以君臣的称呼不得不以阴阳来分别。但贤奸的名称，就不能概因阴阳而混同拟定。何况上古不只是君臣同一德性，而且君民同一心，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也不过是阴阳彼此互为轻重罢了。因此既有君贵民贱的常义，也未尝没有民贵君轻的变义。

译这样说来，大《易》无非是在讲均平中和。秦、汉以后，君主骄横、臣下谄媚，上位亢盛、下位衰败，难怪这种议论难以施行。试着把全经中的阴阳相通、相反、相复相对照，考察天地刚柔的气化及其象辞吉凶，详细寻求它们与人事行为、出藏的相同和不同，就会知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头到尾都尊重均平、鄙弃扶抑，没有第二种意思。我姑且因友人摘录提示而谈到这里。《大易通解》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大易通解》卷一 江常镇道魏荔彤撰写 【乾下乾上】▯【乾、坤二卦彼此相配又相错，用来配合并生成八卦和六十四卦，所以列在经文开头。坤也由乾生成，所以乾又排在坤之前。】乾卦以及一切卦，都从爻开始；一切爻，都从刚柔开始。伏羲画卦，首先有一个奇爻，随后有一个偶爻。偶爻也由奇爻而来。虽然说刚柔彼此配合，但实际上坤也统属于乾。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看见天包容在地的外面，地悬处于天的中央，原本是一个整体，所以画一个奇爻来象征它。然而一个整体内部又分开，象与形分成天和地，已经明显区别了。于是又画一个偶爻：开始画奇偶时，偶爻就在奇爻之内；后来再画一个偶爻，使象和形分开，于是天与地相配，奇与偶相配，刚柔才开始分为二。为什么不说阴阳而说刚柔呢？其中的意义很细密。伏羲画卦，本来是从现成的天地中取得象义；先有天地，后有圣人。但圣人却能凭借聪明睿智，通达天地尚未形成以前的气与理。于是从天地的作用出发，画成卦爻，用来说明天地的本体。阴阳是体，刚柔是用。阴阳既然已经分为二，为什么又说是体呢？因为就刚柔来说，阴阳是体；就天地而言，天地原本是一气一理，阴阳又成为作用。为什么称为阴阳？阴在阳之前；那么说刚柔时，难道刚在柔之前吗？阴是静的本体，阳是在天地已经形成之后表现为运动的作用。这就是周子所说“静以生动”之说的根本。等到阳发动而刚健，这便成为体；阴又从阳中生出，所以地统属于天，柔统属于刚。阴又成为用，阳又成为体。究其根本，不过是一气罢了：由静而生动，就是刚；由动而返静，就是柔。气所在的地方，就是理所在的地方；理不离开气，却主宰着气。所以说阴阳时，先说阴而后说阳，是在说天地动静最初的体用；说刚柔时，先说刚而后说柔，是在说阴阳往返流行的体用。由此体用互为根本，发展到由二而为四、为八，就是伏羲以刚柔二者相互摩荡而形成的，是根据天地之气化建立经卦。又发展为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便是伏羲以八卦相互荡动而形成的，是根据万物万事之气化建立别卦。也无不由体生用、由用又生用，体用没有穷尽，其象和义也没有穷尽。邵子的横图以二推为八，说明刚柔相互摩荡；程子的传以三加三，说明八卦相互荡动。朱子《启蒙》推演到四千九十四卦，又推演到无穷，也不过是说此气此理由一而发展为无穷罢了。这是伏羲圣帝最初画定卦爻时所依据的象和义：以气为根本而形成象，以理为根本而显示义。把象义与理气合在一起，理气便成为道，所以《易》是记载道的书。然而，既然说到道，就已经是天地的用。因此，《易》是圣人说明天地之用，给天下后世看，使人由用可以观察它的象、称说它的义，从而探求天地那不可命名的理、不可形象的气。画卦既然从一个奇画开始，再配上一个偶画，于是便从阴阳中命名其象义为刚柔；一刚一柔必然相互交合、摩荡。因为它们原本是一气，不能不有屈伸往来；既有屈伸往来，就必然交合而相互生成。伏羲观察到这一点，于是在一奇一偶上又各自形成一个奇偶。由一而成二，由二而成四。二是刚柔，四是刚柔的老少。以老为体，以少为用。老仍是前面的一奇一偶，少则是老所生的。但少若不变，必须等到成为老之后才变。少是刚柔尚未达到极点，所以不变；老是刚柔已经达到极点，所以必然变化。变化就是刚变为柔、柔变为刚；名称虽叫变化，实际上又是在老少之中生出老少。于是二变为四，四变为八，也就是四生出八。刚柔相互摩荡，到八卦而三画的经卦形成。这难道是凭空虚拟气象吗？其中都有理可以取义。于是，以刚奇、柔偶的一画累积为三画而成为纯卦，象征统摄阴阳的天地；再依次生出四卦、八卦，以三画中刚柔多少的累积，象征天地气化所成的水火风雷山泽。以天地建立体，以六子实现用。天地之用既然分别寄托在六子之中，那么天地二卦以建立体而不作为用，统摄六子，合为八卦。天地之用又与六子共同在流行之间实现作用，合六子而为八。这八经卦以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命名并取义，其根本是一气一理，是由一分为二、由二分为八的始终过程。八经卦形成以后，又相互荡动，于是形成六十四别卦，以穷尽万物万事最幽深、最活跃的变化。究其根本，也不外乎阴阳刚柔不能不交合。卦由相互摩荡发展到相互荡动，建立八卦之体，施行六十四卦之用。每一别卦都是两个经卦相互荡动而成，也同样具有体用。于是把两个经卦的三爻合成别卦的六爻，以包摄三才的理气，穷尽万物万事的象义。所谓兼备三才而各重一层，所以成为六爻；这六爻并非别的，就是三才之道。《系辞传》说得非常明确。从一画为奇，累积到三画都为奇，在八经卦中，便以纯阳的理气象征天，并命名其义为干。把它重叠起来，到别卦六画都为奇，仍是纯阳的理气，所以仍象征天，命名其义为干。为什么有三画，又有六画？三画卦只能穷尽天地的理气，六画卦才足以穷尽万物万事的象义。因此，六画之中各以两画象征天、人、地，又在这两画中区分阴阳，交替运用柔刚，所以《易》以六位成章。所谓兼备三才而各重一层，是说理义；分阴阳、用柔刚，是说气象。因此，卦一定有六爻，理气、义象才都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