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议论

译然而我读宋孝武帝说：“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叶满露，萧萧庭风扬。”意境虽然类似，但雄浑顿挫，超过谢惠连远矣。至于谢惠连“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也不可掩盖。

译○乐天二诗相反

白居易《思竹窗》诗说：“不怀念西窗的松树，不怀念南宫的菊花。只怀念新昌堂，萧萧作响的北窗竹子。”又在《题沈子明壁》中说：“不喜爱你池东的十丛菊花，不喜爱你池南的万竿竹子。喜爱你帘下唱歌的人，容貌像芙蓉，声音像玉石。”两首诗的意思如此相反。

○渊明二诗相反张季鹰诗与渊明类

陶渊明的诗说：“虽然留下身后的名声，生前却枯槁憔悴。死者知道什么，称心如意本来就是好的。”又作《拟古》诗说：“生前有高出于世俗的名声，死后名声流传无穷。”两种意思如此相反。张翰说：“给我身后的名声，不如生前一杯酒。”这与陶渊明前一首诗的意思相类似。

○陈公辅黄鲁直诗

王直方《诗话》记载陈公辅《题湖阴先生壁》说：“身像旧时王谢家的燕子，一年一度来到你家。”王安石见了笑着说：“戏弄你是寻常百姓罢了。”古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在我看来，黄庭坚有诗《答直方送并蒂牡丹》说：“不如王谢堂前的燕子，曾见过新妆并倚栏杆。”如果认为王安石的话是对的，那么王直方未免被黄庭坚戏弄，只是苦于自己不觉察罢了。

○崔李诗语同意异

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的诗句，李白也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的诗句。语句相同而意思不同。

○杜子美鲍照李颀白鸥波浪句

苏轼认为杜甫诗“白鸥波浩荡”，“波”字是“没”字的误写，意思是出没于浩荡的水波之间。然而我看鲍照的诗有“翻浪扬白鸥”，唐代李颀的诗有“沧浪双白鸥”。两位诗人说白鸥而接着说波浪，这又是为什么呢？

○支遁臂鹰走马

《世说新语》记载支遁道林常养几匹马，有人说道人养马不雅。支遁说：“贫道看重它的神骏。”《高僧传》记载支遁常养一只鹰，人问他为什么？回答说：“欣赏它的神骏。”然而世人只称颂他欣赏马，不称颂他欣赏鹰。只有苏轼有《谢云师无着遗支遁鹰马图》诗，所谓：“莫学王郎与支遁，臂鹰走马怜神骏。还君画图君自收，不如木人骑土牛。”

○荆公山谷诗意同事同

王安石《咏淮阴侯》：“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黄庭坚也说：“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座师广武。谁云晚计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两首诗的意思相同。王安石《送望之出守临江》说：“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黄庭坚《黄雀》诗：“牛大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羹。”两首诗使用袁谭的典故也相同。

○陈无己王荆公孙莘老论韩文嗜好不同

陈师道《记秦少游》说：“《元和圣德诗》，在韩愈的文章中属于下品，与《淮西碑》如同出自两手，大概是他年轻时的作品。”然而王安石对《淮西碑》不认为是好的，他的《和董伯懿咏晋公淮西碑佐题名》诗说：“退之的道义尤其俊伟，应当刻在玉版上向东焚烧柴火祭祀。想要编入诗书传给后代，笔墨虽然巧妙终究类似俳优。”而孙觉又说《淮西碑》“序文像书，铭文像诗。”为什么呢？确实知道前辈的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为是

王安石不认为韩愈是对的，所以他的诗说：“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送吕使君潮州》诗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亦勿与为礼，听之汩彝伦。”所以他的《答文忠公》诗说：“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文贵自然

文章之所以贵在对偶，是因为出于自然，不是假借于牵强。潘子真《诗话》记载王禹玉元丰年间用二万钱、十壶酒馈赠吕梦得。吕梦得写启文感谢，有所谓“白水真人，青州从事”，王禹玉赞叹它切合题意。后来毛达可有《谢人惠酒启》说：“食穷三岁，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饯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这是使用吕梦得的话，尤为无功。不仅出于剽窃，而且白水真人是虚设的。至于苏轼收到章质夫的信，赠送六瓶酒，信到了而酒没了。于是作诗寄给他说：“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两句浑然一意，没有斧凿的痕迹，更觉得精巧。

○蓄家妓示客而致祸

蓄养家妓以为欢乐，是主人的本意，然而古今反而因此招致祸患的也有。晋代石崇有妓女绿珠，孙秀派人求取没有得到，于是劝赵王司马伦诛杀石崇。五代安重诲曾经拜访任圜，任圜让妓女出来，善于唱歌而且有姿色。安重诲想要她，而任圜不给。因此两人结怨，安重诲诬陷他谋反而杀了他。

译这两个人都因为把家中的歌妓展示给客人看而招致灾祸。唐人李清在《咏石季伦》诗中写道：“金谷园的繁华属于石季伦，他只能谋划财富而不能谋划自身安危。当时即使他带着绿珠一起离去，也还有无数的歌舞之人。”如果按照李清的说法，那么石季伦、任圜的过失是应当的。等到查看《外史祷杌》中记载潘沆的事情，却又不是这样。潘沆在伪蜀王建手下担任内枢密使，有一位美妾名叫解愁，擅长创作新曲，也精通短诗。王建到潘沆府第，看见解愁想把她夺走，但潘沆不肯。他的弟弟对潘沆说：“绿珠的灾祸，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潘沆说：“人生贵在心情舒畅，怎么能为了贪生怕死而让自己内心感到不满足呢？”人们都佩服他的操守。在我看来，潘沆没有死，不过是侥幸罢了，哪里值得因为他的操守而佩服他呢？

译○江西宗派

蕲州人夏均父，名倪，擅长写诗，与吕居仁交好。夏均父去世六年之后，正值绍兴癸丑年二月一日，他的儿子在岭南见到吕居仁，拿出夏均父所作的诗，请吕居仁作序。序文中对夏均父生平的始末记载得尤其详细。不久，吕居仁从岭南寄居到临川，那是绍兴癸丑年的夏天。吕居仁于是选取近世以诗闻名的二十五人，认为他们都源于黄庭坚（山谷），绘制成《江西宗派图》，夏均父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吕居仁作《宗派图》时，夏均父已经去世六年了。我最近阅览赣州刊印的《百家诗选》，其中为夏均父的诗作序，因而涉及到宗派排列的次序。并且说：“夏均父自己说，以排在末列为耻。”殊不知夏均父已经去世六年，来不及看到这幅图。这种说法的荒谬，大概可以知道了。

○东坡以魏郑公学纵横之术

苏东坡写《谏论》，认为魏郑公运用苏秦、张仪的辩才，作为进谏争辩的方法。并且说：“魏郑公起初确实学习纵横之术，他与苏秦、张仪不同的地方，在于心地端正。”世人有人不认为苏东坡的论断正确。我读魏郑公的《出关》诗说：“中原又起逐鹿之争，我投笔从戎。纵横计谋未能实现，慷慨壮志依然留存。拄着马鞭拜见天子，驱马出关。请缨去平定南越，凭轼去征服东蕃。郁郁地登上高山，出没间眺望平原。古木间寒鸟鸣叫，空山中夜猿啼哭。既伤千里之目，还惊九折之魂。难道不害怕艰险吗？深深怀着国士的恩德。季布不食二诺，侯嬴重诺一言。人生感念意气，功名谁还去谈论。”苏东坡确实没有见到这首诗，大概是他见识高明，有理由推测出真相罢了。由此可知，读书不广博，不可以轻易议论前辈。我后来读《旧唐书·魏徵传》说：“看到天下逐渐混乱，尤其留心纵横之说。”才知道魏公年轻时学习纵横之术无疑。

○圣俞诸公以郭功甫为李太白后身

章衡字子平，在《答郭功甫书》中，大意说：“郑公毅夫，我的叔父表民，以及梅圣俞，都认为郭功甫是李谪仙（李白）的后身。我不知道李谪仙像您年轻时那样，他的风度才情，已经能如此老成吗？”子平之所以这样回答郭功甫的馈赠，不得不如此。然而梅圣俞等人认为郭功甫是李白的后身，从诗文来看，确实不假。因为梅圣俞有《赠功甫》诗说：“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然而苏东坡、黄庭坚不以为然。所以《题功甫醉吟庵》说：“不用骑鲸学李白，东入沧海观桑田。”这大概是有所激愤罢了。而王直方《诗话》也记载苏东坡说郭祥正只知道有韵脚的就是诗。而张芸叟《诗评》也说：“就像大摆筵席，二十四道菜，整天作揖谦让。求其适口的，很少了。”

○张文潜寄意

张文潜说：“过去因为党争的缘故，因此被废黜放逐。每次作诗，常常寄托心意。”有诗句说：“最怜杨柳身无力，付与春风自在吹。”又说：“梧桐直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

○王逸《天问》刘禹锡《问大钧》

王逸《天问章句》说：“《天问》是屈原所作的。为什么不叫问天，因为天尊贵不可问，所以叫《天问》。”我因此领悟到刘禹锡《问大钧》这个题目是不对的。

○诗文当得文人印可

韩子苍说：“作诗文应当得到文人的认可，才不自我怀疑。所以前辈急切地寻求知音。”又说：“诗文要放纵，放纵则奇特。然而不容易达到。”

○韩退之杜子美诗用韵

孔经父《杂说》认为：“韩退之的诗喜欢押韵连句以显示工巧，却不知道重复用韵的弊病。《双乌》诗两个‘头’字、两个‘秋’字，《孟郊》诗两个‘鱼’字，《李花》诗两个‘花’字，《示爽》诗两个‘千’字。”殊不知古代的作者，起初不询问这些。杜甫《八仙歌》两个‘船’字、两个‘天’字、两个‘眠’字、三个‘前’字，《狄明府》诗两个‘诋’字，这难道可以用常规法度来对待吗。

○古文自柳开始

本朝继承五代以来的陋习，文章崇尚对偶，自从柳开首先改变这种风气。起初天水赵生，是老儒生。拿着韩愈的文章几十篇交给柳开，柳开感叹说：“唐代有这样的文章吗。”于是认为文章应当以韩愈为宗，于是改名肩愈，字绍元。也有意于柳子厚。所以张景说：“韩愈之道大行，从柳开开始。”柳开未考中进士时，采集世间的逸事，居住在魏郭的东边，著野史。自号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年龄超过二十岁，仰慕王通的《续经》，因为经籍有缺失其文辞的，就补写它。自号补亡先生，作《补亡先生传》。于是改变旧名与字，认为开启古代圣贤之道于当时。一定要让开启成为道路，所以字仲涂。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当时年龄二十七岁。曾经对张景说：“我对于书只喜爱《尧典》、《舜典》、《禹贡》、《洪范》。这四篇，非孔子不能著述；其余则立言的人可以企及了。《诗》的《大雅》、《颂》，《易》的《爻》、《象》

译（文章）的深刻之处；我却不认为它深刻。”大概欧阳修在许可他人方面谨慎到如此地步。前辈们认为本朝的古文从穆伯长开始，这是不对的。

译○右军承《汉书》误

王彦辅的《麈史》与陈正敏的《遁斋闲览》都记载：“我的叔父王虚中说：‘王羲之的《兰亭记》，文辞非常华丽。但‘天朗气清’，这分明是秋景，因此没有被选入（某些文集）中。’我也认为‘丝竹管弦’，语意重复。”以上都是陈旧的议论。我考证《汉书·张禹传》记载：“后堂整理丝竹管弦。”这才知道王羲之是沿用了《汉书》的错误。

○绛州牧辟张璨推官

张璨，本是农家子弟。三十多岁时才开始求学，于是号称通儒。晚年居住在绛台，恰逢绛州牧的左右亲信中没有优秀的人才，大多扰乱郡政，州牧对此感到忧虑却没有什么对策。有客人向州牧推荐张璨，说如果把他安置在宾客席位上，那么那些亲信不用命令就会自行改正。州牧备下厚礼去聘请张璨，张璨以生病为由推辞。州牧私下感到惊讶，于是托付亲近的人去探问其中的缘故。张璨说：“州牧确实是贤人，只是左右亲信没有才能且品行污浊，玷污了他。我如果接受他的聘请，想要全部清除那些不守法度的亲信，担心无法实行。况且担心反而被这些人出卖，那么我的主张就一定无法推行了。”州牧听说了这番话，再三赞叹赏识。派人对张璨说：“秀才姑且接受礼聘，我能够推行你的主张。”不久上奏任命张璨为绛州防御推官，向来那些不法的人，全部被驱逐。杜绝请托，狱讼没有私心，大家一致称赞治理得好。后唐明宗因此赏识提拔他。历经后汉、后周，官职只做到侍御史。吴子曰：“君主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如果能像绛州的宾主这样，天下难道还有不平的事吗？因此诸葛亮、王猛，虽然凭借偏安一隅的小国，在艰难的时候被任用，最终被天下后世所取法，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李逢吉裴度谏穆宗

古人有话说：“制止责骂是为了助长责骂，助长责骂是为了制止责骂。”又说：“劝人不可以直指他的过错，必须先赞美他的长处。人高兴时言语容易听进去，发怒时言语难以听进去。”确实啊，这些话。唐穆宗像孩童一样昏庸地统治天下，不容许轻易责备。看他的良心，难道没有勉强的道理吗？崔发驱赶拉扯宦官，因此被关进监狱，不因为郊祀赦免而原谅。台谏官如李勃、张仲方争论赦免的事，都不被听从。等到李逢吉从容地说：“崔发驱赶拉扯宦官，确实是大不恭敬。然而他的母亲八十岁了，自从崔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应该怜悯顾念。”皇上怜悯地说：“近来谏官只说崔发冤枉，不曾说他大不恭敬，也不曾说他有老母亲。像您所说，我为什么不赦免他呢？”立即释放了他的罪责。后来穆宗想幸临骊山温汤，李绛、张仲方屡次劝谏都不听。张权舆在殿下磕头，认为周幽王幸临骊山，被犬戎所杀；秦始皇葬在骊山而国家灭亡；明皇在骊山而安禄山作乱；先帝幸临骊山而寿命不长。皇上说：“骊山如此凶险吗！我应该去一次，来验证他们的话。”最终幸临骊山，回来对左右说：“那个磕头的人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呢？”又后来想幸临东都，宰相和朝臣劝谏的很多，皇上都不听，决意一定要去，已经命令度支计算路途费用，裴度从容地说：“国家本来设立两都，以备巡幸。自从多难以来，这事就废弛了。现在宫阙营垒，百官官署，大多已经荒废倒塌。陛下如果想巡幸，应该命令有关部门在岁月间慢慢加以修缮，然后才可以去。”皇上说：“从来议论事情的人，都说不应去，像您所说，不去也可以。”于是停止工程。穆宗是一个人，考察这三件事，劝谏的有时不被听从，有时开始拒绝最终听从。由此说来，穆宗难道是不懂事理的人吗，取决于劝谏的人能否得当罢了。从前李克用作为一个藩镇。性情尤其严厉急躁。左右有过错，无论大小必死。大将盖寓能揣测他的心意，委婉言辞补益，没有不听从的。李克用有时因非罪怒将吏，盖寓必定假装助长他的怒气，李克用没有不释放的。盖寓也知道这个道理吗。

○人臣用心当以范尧夫为法

南唐江文蔚，屡次升官至御史中丞。性格刚直，不依附权贵。每当将要上奏疏，必定不过问家事。先买好小船，作为被贬谪的计划。最终因为对仗弹劾冯延巳、魏岑违背旨意，被贬为九江幕职。范尧夫上章言事，没有回复，有人看见他说：“听说相公上章后，已经准备好远行，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尧夫说：“不是这样，纯仁所说的，希望主上听从并实行。怎么敢为难说的话，来求取名誉呢。”人臣用心，应当以尧夫为法则。像文蔚买小船，只是浅薄的男子汉罢了。难道符合孔子因小罪而行的意思吗？

○陆喜言之繁

陆喜说：“孙皓无道，肆意暴虐。如果像龙蛇一样隐藏身形，沉默身体，潜伏而不被任用，趋向不可测度，这是第一等人。避开尊贵居于卑下，俸禄代替耕种供养，玄静守约，冲淡退让，这是第二等人。刚直体国思治，心里不推辞尊贵，以方正被忌惮，执政不畏惧，这是第三等人。斟酌时宜，在乱世中依然显达，心意不忘忠诚，时常贡献微小的益处，这是第四等人。温和恭敬修谨，不做谄媚之首，没有什么补益，从容保持宠幸，这是第五等人。超过这些的，不值得再数。所以第二等以上，大多沉沦而远离悔恨；第三等以下，有声望地位而接近灾祸。因此深识

译君子，是隐晦自己的名声而践行柔顺之道。”有人对吴子说：“陆喜的话，难道不是说到极点了吗？”我说：“这话为何如此繁琐呢。难道没有孔子的话吗：‘殷商有三仁，微子离开，箕子沦为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因此把微子排在第一位。所以《诗经》称赞仲山甫‘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而圣人对此有所取法。我所以说：这话为何如此繁琐呢。”

译○ 苟晞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高祖比裴度

人有幸运与不幸。苟晞是汉朝的忠臣，而杜牧写文章讥讽他说：“苟晞平时为曹操出谋划策，曾经把汉高祖比作曹操，那么他与曹操作对就没有疑问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况且元稹《上裴晋公书》中说：“日前阁下正平定淮、蔡，独自担当重任。起初以追赶韩信、拔除吕蒙为急务，本来就不是叔孙通推荐儒生的时候。”既然这样，那么元稹确实曾经把高祖比作裴度了。然而说元稹劝裴度造反，可以吗？

○ 王公进退自安

世人说祸福由天决定，这是不对的。我观察元和、奉元年间儒者郭景初善于论命，说富弼甲辰年正月二十日巳时出生，四十八岁时，从三公之位请求外任，任亳州知州。神宗后来召他入朝为相，他始终不肯再入朝。不到六十岁就辞官退休，避开申酉年禄绝的运势。保养精神元气，活到八十多岁，直到甲戌年运才去世。王安石辛酉年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出生，五十八岁时，从首辅之位请求外任，任江宁府知府。接着请求退休，以避开午年禄败的运势。安闲保养性情，又延长了近十年的寿命才去世。苏颂庚申年二月二十二日巳时出生，七十四岁拜左相。几个月后请求外任，任陈州知州。接连请求退休，以避开丙戌年火库禄衰的运势。七十九岁时依然健康安宁。王珪癸亥年正月十一日申时出生，六十六岁拜左丞，次年请求外任，任汴州知州。接连请求退休，以避开晚年勾绞杀亡神的灾祸。最终得以善终。元祐年间的臣子，只有苏颂和王珪没有遭受贬谪，是因为他们请求退隐得快。苗授任殿帅，己巳年出生，六十岁建节，六十一岁坚决请求外任，任潞州知州。接连请求退休，以避开巳年禄绝伏吟的运势。健康安宁六十七年，没有出巳年运。甲戌年，又被召为殿帅，次年去世。由此看来，王公大臣的进退，可以自我保全安宁罢了。

○ 解释“四十五十而无闻”

《论语》说：“四十、五十岁而没有名声，这也是不值得畏惧的了。”解释的人虽然很多，都没有领会其旨意。我考察，曾子所著《修身篇》说：“年龄在三十、四十之间而没有技艺，那就真的没有技艺了。五十岁而不以善行闻名，那就真的不闻名了。”于是知道《论语》所说的“无闻”，是指不以善行闻名。

○ 歌、行、吟、谣的区别

《西清诗话》说：“蔡京曾经对我说：‘你知道歌、行、吟、谣的区别吗？近来的人不明白这个，作歌却写成行，制谣却写成曲的很多。而且即使有名句秀句，也苦于不得体。就像人眉目美好，却颠倒位置，可以吗？’我退下来读杜甫的各种作品，默默有所契合，只在心里说，不曾对别人讲过。”我考察，《宋书·乐志》说：“诗的流派有八个名称，叫行、叫引、叫歌、叫谣、叫吟、叫咏、叫怨、叫叹，都是诗人六义的余绪。”既然这样，那么歌、行、吟、谣的区别，难道是从杜甫开始的吗？

○ 论“皇”字

《太平清领书》，是汉朝于吉所传，他的老师宫崇所写。其中说“皇”字：“一日而王。一，是天，天是数一。天得到日，昭然大明就称王。所以造字，一与日、王合并，成为皇字。”我认为不对。夫“王”字，贯通三才而统一，那么天的意义已经完备了。所以字书只说从自、从王。“皇”，是王所从出的本源。宫崇是主观臆断，不可取。

○ 杜子美《杜鹃》诗用乐府江南古辞格

鲍彪《诗谱论》，引用东坡先生说：“王谊伯认为杜子美《杜鹃》诗前四句，大概是题下注错了。而说这四句指严武、杜克逊等人。而鲍彪认为郑公去年已经去世，等到崔宁此时正扰乱西川。不应该近舍崔宁而远谈郑公，又不应该有刺史，难道实指有无杜鹃吗？”以上都是鲍彪的说法。王观国《学林新编》说：“子美绝句说：‘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这首诗正与《杜鹃》诗相类似，乃是一种体式。”以上都是王观国的说法。我曾经认为王氏很得当，只是不曾援引古人为证。况且《乐府》有《江南古辞》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是用的这种体式。

○ 解释“风马牛”

洪龟父诗：“鸿雁书远空，马牛风寒草。”我对下句完全不解。考察，《左传》说：“您处在北海，我处在南海，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罢了。”考察，服虔说：“风，是放牧。牝牡相诱称为风。”《尚书》称“马牛其风”。《左传》所说的“风马牛”，指马牛放牧逸散，牝牡相诱。孔颖达说：“大概是边境的细微小事。说此事不相及，所以用来比喻不相干。”而洪龟父用在这里，为什么呢？

○ 革己日乃孚

朱子发《解革己日乃孚》说：“先儒读作已

译“事之已”的“已”，应当读作天干“戊己”的“己”。十天到庚日就发生更替，“更”就是变革的意思。从庚日到己日，十天就圆满了。己日，就是圆满之日。”这种说法很恰当，只是没有文献依据。我查考，《周礼》记载：“悬挂治象，经过十天就收敛起来。”解释的人说：“从甲到癸，是十天。从子到亥，是十二个时辰。”现在从庚日到己日，就是十天圆满了。所以孔颖达说：“浃就是周匝、圆满的意思。”

译○论马牛称匹

《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年，马和牛都是一百匹。”有人说，“牛也可以称为匹”，这是不对的。《司马兵法》说：“一个丘出兵马一匹，牛三头。”那么牛应当称头，不应当称匹。现在这里称匹，是合并在一起说的，经传中的文字大多像这样。《易·系辞》说：“用风雨来滋润。”《论语》说：“买来的酒和肉脯不吃。”《玉藻》说：“大夫不得建造车马。”《曲礼》说：“猩猩能说话，也不脱离禽兽。”这些都是取其一端而省略文辞的做法。

○辨四族

东坡先生《辨四族》说：“司马迁多见先秦古书，所以他的话有时可以考证，用来纠正汉代以来儒者的错误。四族的人，如果都是穷凶极恶，那么在尧的时代就必定被杀了，不需要等到舜的时候。屈原说：‘鲧因刚直而丧身’，那么鲧大概是刚强而冒犯上级的人罢了。如果四族的人都是小人，那么怎么能改变四夷的风俗呢？由此看来，四族都不是被杀死的，也没有被废弃。只是被迁到远方，成为边远地区的君长罢了。《左传》的话，都是后世流传的错误。如果尧朝中有大奸臣而不能除去，那么尧就不配称为尧了。”以上都是东坡的说法。我按，《左传》说：“颛顼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导，不懂言语。告诉他则顽固，放任他则喧嚣。傲慢狠毒，违背明德，以扰乱天常。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祷杌。”《左传》所说的“傲慢狠毒”，就是屈原所说的“刚直”。大概屈原取用了这个意思。祷杌，就是鲧。《左传》所说的“投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就不是被杀死了。难道东坡另有见解才这样说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

○臧文仲家有宝龟

《礼器》说：“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中不藏龟，不藏圭，不建台门，说的是名分相称。”臧文仲家中有守龟，名叫蔡。文仲三年出现一次兆象，武仲三年出现两次兆象，孺子容三年出现三次兆象。文仲是卿大夫，而家中有宝龟，可以吗？这就是孔子不赞许的原因。

○王观国辨柳子厚不取童谣

王观国《学林新编》，辨析柳子厚非议《国语》说：“献公问卜偃：‘攻打虢国在什么月份？’回答说：‘童谣中有记载。’子厚非议说：‘童谣不值得采纳，君子不谈论它。’观国按，《诗经》《尚书》中有说古人的，有说夏谚的，有说周谚的，这些都与童谣同类，大概是君子的言论。只是假托为古人、夏谚、周谚、童谣罢了。所以《诗经》三百篇大多是由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作的。如果他的话有理而不违背道义，即使是童谣又有什么妨害呢？”以上都是观国的说法。我按，《列子》记载：“尧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好不好，亿万百姓愿意拥戴他还是不愿意拥戴他。于是询问左右，外朝及在朝的大臣，都不知道。尧于是微服私访到康衢，听到儿童唱谣说：‘养育我的百姓，没有不遵循你的准则。不识不知，顺从帝王的法则。’尧高兴地说：‘孩子，谁教你说这些话？’儿童说：‘听大夫说的。’大夫说：‘这是古诗。’尧回到宫中召见舜，于是把天下禅让给他，舜不推辞而接受了。”柳子厚认为童谣不值得采纳，本来就已经错了。观国驳斥他，不能引用这个例子，却暂且用夏周之谚来辩驳，又多么浅陋啊！

○淮水竭王氏灭

内翰汪彦章写《汪及之种德堂记》说：“过去王祥、王览，在东汉末年，兄弟隐居三十多年，以孝友闻名于世。到了晋代子孙极其繁衍壮大，历经六朝直到隋、唐数百年，谱牒不能传承才停止。所以谚语说：‘淮水枯竭，王氏灭亡。’淮水本来没有枯竭的道理，而王氏至今还有人。”我按，《南史·王悦之赞》说：“过去晋初渡江，王导占卜他的家世。郭璞说：‘淮水流尽，王氏灭亡。’”看来自晋代以来，王氏冠冕不绝。大概也是人伦所得，难道只是晋代禄位所传的吗。等到陈朝灭亡那年，淮水确实枯竭了。往日的人物，扫地而尽了。这乃是兴亡的征兆，已有前定。上天所要废弃的，难道是智识所能谋划的吗。然而陈朝灭亡那年，淮水确实枯竭了。而汪氏认为淮水确实没有枯竭的道理，为什么呢？难道汪氏偶然忘记了么？况且“淮水流尽，王氏灭亡”的话，是郭璞的言辞。本载于《晋书》，也不是俗谚。

○《尚书》孔臧以多为少

《毛诗》太史公以少为多

没有依据的事情，都不能作为可信，所以古人警戒议论。如《尚书》一经，太常孔臧曾经以多为少。《毛诗》一经，太史公曾经以少为多。怎么看出来的？《尚书》有一百篇。自从秦焚书以来，汉初寻求它，只得到二十八篇。所以孔臧《与孔安国书》说：“《尚书》二十八篇，前世认为对应二十八宿。”这尤其可笑。至于汉、魏诸儒，马融、郑康成、王肃、

译杜预等人，都怀疑经传所引用的《秦誓》，因为它的文辞似乎浅显直露。等到晋元帝渡江时，豫章内史梅赜才献上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其中包含《秦誓》三篇，凡是记传中所引用的，全都具备。这是孔臧把多的当作少的了。《左氏传》记载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赏周乐。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召南》，又为他演唱《邶》、《鄘》、《卫》，又为他演唱《王》，又为他演唱《郑》，又为他演唱《齐》，又为他演唱《豳》，又为他演唱《秦》，又为他演唱《魏》，又为他演唱《唐》，又为他演唱《陈》，又从桧以下没有讥讽的了，又为他演唱《小雅》，又为他演唱《大雅》，又为他演唱《颂》。那么乐工所演唱的诗风十五国，其名称与《诗经》相同，只是次序稍有不同罢了。由此可知在孔子以前，篇目已经具备。他所删削的，大概也不多。又因为传记所引用的逸诗很少，知道原本就不多的缘故。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却说：“古代的诗歌有三千多篇，孔子去掉重复的，选取了三百零五篇。”这大概是太史公的错误，把少的当作多的了。

译○北方重视同姓

世人把同宗族的人当作骨肉亲人。《南史·王懿传》记载：“北方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有从远方来投靠的，没有不竭力供养的。王懿听说王愉在江南显贵昌盛，是太原人，于是远道而来归附王愉。王愉接待他非常冷淡，王懿因此告辞离去。”又查，颜之推在《家训》中说：“凡是宗亲的辈分，有从父（堂兄弟），有从祖（再从兄弟），有族祖（三从兄弟）。江南的风俗，从此往上，官职高的通称为尊长。昭穆辈分相同的，即使相隔百代仍称兄弟。如果对外人称他们，都说是族人。河北的士人，即使相隔二三十代，仍称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曾问一个中原人：‘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不知道有族人？’那人回答说：‘骨肉容易疏远，不忍心说族人罢了。’”我看南北朝的风俗，大体上北方胜过南方。距今又过了几百年，这种风俗依然如此。

○万乘的读音

天子拥有万乘兵车，各种经书的音训都读去声。我读晋代傅玄的《汉高祖画赞》说：“显赫的汉高祖，接受天命如龙兴起。五星协调象征，神母告知征兆。讨伐秦朝消灭项羽，如太阳升起。超越出身卑微，光辉地占据万乘之位。”这里也可以读平声。

○郑谷、胡少、荆公、张说的诗

郑谷的《送春》诗说：“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告别我苦吟的身。与你一夜不必入睡，未到晓钟敲响还是春天。”胡少的诗说：“含酸的梅子渐渐生出仁，黄莺老去花飞踪迹已陈旧。一夜南风吹动斗柄，明天烟柳不再关乎春天。”确实知道才力不相等。然而胡少之意也本于荆公的诗：“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验东方北斗杓。”荆公的诗又本于张说的《守岁》诗：“愁心随斗柄，东北望回春。”

○一则仲父二则仲父

王立之《诗话》说：“有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可以对‘千不如人，万不如人’。”我认为“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可以对“千冯道，万冯道”。苏子由《和东坡定惠院月夜诗》中有云：“娄公见唾行己干，冯老尚多谁定骂。”自注说：“千冯道，万冯道，这话是旧传。”然而五代有“一则任圜，二则任圜”的话，这也可以对。

○诗因助语足句

卢延逊有诗说：“不同文赋易，为有者之乎。”我认为不对。曾见张右史记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举登第，作诗多用助语补足句子。有《送人应举诗》结尾说：“上林春色好，携手去来兮。”又《赠人落第诗》说：“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勉哉藏素业，以待岁之周。”说这种格律古所未有。我因此知道延逊的诗未尽善。

○林子中论坡诗失为臣体

东坡《赠传真妙善大师惟真诗》，先说“平生惯写龙凤质”，后说“尔来传写亦及我”。林子中说失为臣体。我认为论诗岂能这样呢。

○阿谀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曾与僚友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全忠独自说：“这树适合做车毂”，众人不应。有几个游客起身应和说：“适合做车毂。”全忠勃然大怒厉声说：“书生辈喜欢顺口讨好别人，都是这类人。车毂宜用夹榆，柳木怎能做！”回头看左右说：“还等什么？”左右数十人附和说宜为车毂的，全部被扑杀。我看唐太宗厌恶宇文士及谄媚他喜欢嘉木，太宗是英明君主，本来应该这样。那朱全忠一个凶人，尚且知道以顺旨为可杀。而世上的小人，正以阿谀为保身的良策，为什么呢？

○袁天纲相武后

唐史记载武后幼年时，母亲抱着她见袁天纲，谎称是男孩。天纲看她的步态和眼睛，惊讶地说：“龙瞳凤颈，极贵的征兆。如果是女子，应当做天子。”这种说法失于不择，大概是取《谈宾录》的过错。天纲看人祸福，每见于十年之后，即使时日不差。谁说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称。

○周幽王击鼓而褒姒笑

《吕氏春秋》记载戎曾侵犯周，幽王击鼓，诸侯都到，褒姒大悦而笑；王想让褒姒笑，多次击鼓，而诸侯到无寇；等到真寇至，击鼓而诸侯不来，于是被戎所灭。我曾看宋景文《雁奴说》，王荆公《雁奴诗》。然后知道幽王者，是自为雁奴乎。《史记》以为举烽火。

○梅圣俞孙绰哀诗

江邻几《杂志》说：“梅圣俞至宁陵，寄诗云：‘独护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河水终有竭，泪泉常在眸。’彦猷持国讥作诗早，俞应之以蓼莪及傅咸赠王何二侍中诗。”以上皆江说。余谓不独此，晋孙绰作《表哀诗》，其序云：“自丁荼毒，载离寒暑，不

译孙胜痛哭哀号，写了一首诗，说：“我冒犯了居丧期间不娱乐的讥讽，以此来抒发那无穷无尽的悲痛。”所以洪玉父因为黄鲁直在母亲丧期，坚决不写诗。黄鲁直不写诗，是因为那些诗并非思念双亲之作；孙绰写诗，是因为那是思念双亲之作。由此可知，圣俞在丧期较早地写诗，有什么妨害呢？他说“敢冒谅暗之讥”，那么即使是臣子，也可以处于谅暗（居丧守制）之中。

译○诗有夺胎换骨，诗有三偷

洪觉范在《冷斋夜话》中说：“黄庭坚说：‘诗意无穷，而人的才力有限。以有限的才力，去追求无穷无尽的诗意，即使是杜甫、陶渊明，也不能做到完美。然而，不改变原意而重新组织语言，叫做换骨法；模仿原意并加以形容铺陈，叫做夺胎法。’”我曾认为觉范不学无术，所以常常说些妄语。况且黄庭坚作诗，号称“一洗万古凡马空”，怎么肯教人把抄袭蹈袭当作正事呢？唐代僧人皎然曾说：“诗有三偷：偷语是最迟钝的贼，如傅长虞的‘日月光太清’，陈后主的‘日月光天德’就是如此；偷意，事情虽然可以蒙混，但情理上不可原谅，如柳浑的‘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沈佺期的‘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就是如此；偷势，才思巧妙，意境精妙，略无痕迹，大概是诗人中偷狐白裘的高手，如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就是如此。”既然皎然尚且知道这些弊病，谁说像黄庭坚那样博学的人，反而会提倡不改变原意，以及模仿原意，从而犯下迟钝之贼和不可原谅的情理错误呢？

○辨唐彦谦、苏子瞻诗用“三尺”字

叶少蕴在《石林诗话》中说：“杨大年、刘子仪都喜欢唐彦谦的诗，因为他的诗用典精巧，对偶亲切。黄庭坚的诗体虽然与他们不同，但并不认为杨、刘有过错。比如唐彦谦《题高庙》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常常称赞不已，多次展示给学诗的人作为范式。‘三尺’、‘一抔’，虽然切合题意，但语言都是歇后语。‘一抔’之事没有两样，或许可以省略‘土’字。至于‘三尺’，则有‘三尺律’、‘三尺队’等说法，难道仅仅指剑吗？‘耳闻明主’、‘眼见愚民’，尤其不成话。我多次听到朋友转述黄庭坚的话，意思不可理解。苏轼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也有同样的毛病。‘六钧’可以省略‘弓’字，‘三尺’不可省略‘剑’字，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以上都是《石林诗话》中的话。我查考，《高祖纪》说：“皇上骂他说：‘我凭借布衣身份，提着三尺剑取得天下。’”又《韩安国传》说：“高帝说：‘提着三尺剑取得天下的，是我。’”颜师古注说：“三尺，指剑。而流传的俗本有的说‘提三尺剑’，‘剑’字是后人添加的。”既然这样，《石林诗话》中却有歇后语的说法，为什么呢？

○董十郎儿

天下的事情，大多在贫贱感激之中成功，或者在富贵安乐之际失败，道理无可怀疑。苏秦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值一提。假使他拥有二顷田地，他还能佩戴六国相印吗？何况是治理天下的人呢。所以中兴比创业更难，这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宣帝、光武帝之所以在汉朝独享盛名，是因为这两位君主都起于民间。董敦逸，是吉州永丰县村落人。哲宗朝时，任吏部侍郎。他招募寄居在太学的同乡，用来教导孩童。孩童学业不精进，董敦逸责备他们。他自己说：“我年轻时进入太学，吃荠菜盐酱过了好几年。现在你们像这样，怎么能有所成就呢？”他的同乡回答说：“您说错了。侍郎是董十郎的儿子，贤郎是董侍郎的儿子。以此比较，本来相差百倍了。”我曾经喜爱这话有道理。古语说：“这话虽然小，却可以比喻大道理。”董敦逸出身寒门，父亲排行第十。

○蔡元长欲为张本

自古以来的奸人，保全自身的计谋无不周到。然而祸患到来，最终出于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恶逆积累太多，天地鬼神所不容，他们的计谋只是徒然巧妙罢了。宣和四年，金人攻打大辽，派遣王纬来请求出兵。宰相王黼主张同意，任命童贯为宣抚使，蔡居安为副使。蔡京作诗送行，其中有句：“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蔡京作这首诗，大概是想为日后败事找借口罢了。殊不知政和年间，蔡京首先提出接纳燕地的建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作为谋士，又想用妖人王仔息穿着锦袍铁帻，担任大将。计议已定，恰逢王仔息犯罪被杀，于是作罢。王黼所做的事，不过是推行蔡京的意图，世人可以完全被欺骗吗？蔡京起初用“绍述”两个字，挟持上下，擅权很久。知道公议不能长久压抑，宣和年间，开始让他的儿子蔡约，招致学习蔡京学说的人。因此杨中立、洪玉父等人都在中都做官；又让他的门客著《西清诗话》来记载苏轼、黄庭坚的话，也是想为日后找借口罢了。最终祸起朔方，终究未能幸免，难道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的计谋只是徒然巧妙吗？

○欧阳公论冯道乃壮岁时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至于柳下惠、少连，则是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管仲降低志向，辱没身份，不是圣人不足以了解他的仁德，那个元结哪里足以评论他呢。寻求后世之人，狄仁杰、冯道差不多可以相比。狄仁杰则人们没有异议。冯道自从被欧阳修诋毁，所以学者一律不再分别，可惜啊！只有富弼、苏颂、王安石以大人称颂他。大概欧阳修

译撰写史书时，他正值壮年；如果晚些时候再写，一定不会这样。前辈说韩魏公在庆历年间和嘉祐年间的施政举措，好像出自两个人之手，这难道是年老与年轻的差异吗？欧阳修出仕与隐退的经历与韩琦相同，他评论冯道，我认为应当以庆历、嘉祐两朝的变迁为例。那么冯道这个人，或许就能从欧阳修的评论中获得一些可取之处了。

译○苏轼诋毁程颐不如欧阳修

善于对待石介、江邻几

苏轼先生才气冠绝一时，从未轻视他人。所以他自称憎恨程颐的奸诈（见于他的奏议），又讥讽程颐是“糟糠堆里的叔孙通”（见于孙君孚《谈圃》）。然而评论者认为这话说过了头。所以吕原明在《家塾记》中说：“元祐初年，苏子瞻与程正叔关系不和睦”；又说：“（苏轼）不如欧阳永叔善于对待石介。”在我看来，难道只是对待石介如此吗？江邻几与欧阳修交情深厚，晚年撰写《杂志》，对欧阳修的诋毁尤其猛烈。梅圣俞为此向欧阳修进言，而欧阳修始终不加追究。江邻几死后，欧阳修去吊唁，痛哭流涕。并且告诉他的儿子说：“先父的墓志铭，我会承担撰写责任。”所以欧阳修为江邻几写的墓志铭，没有一个字贬低他。前辈说：“这不仅看出欧阳修能包容人，又让天下后世读欧阳修的文章，知道欧阳修与江邻几始终如一，从而不会相信那些诋毁的话了。”《孟子》说：“用善道培养他人的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信服。”说的就是欧阳修啊。

○高祖任用张良、陈平、韩信

宋景文公说：“有人讥讽汉高祖，说没有张良、陈平就不能得到天下，宋景文公说不是这样。张良、陈平没有高祖也不能被任用。只有智谋高于张良、陈平的人，才能听从他们的计谋。至于项羽不能任用范增，所以失败了。”我认为宋景文公只知其一。难道没听过韩信的话吗？当韩信被擒时，两人互相评论长处。韩信说：“陛下不善于带兵，但善于统领将领。”唉，不知道高祖胸中，能容纳几个韩信呢！

○论《易经》

宋景文公说：“刘齐善于谈论《易经》。他说：‘六十四卦，本源在于乾坤，所以各卦中都有乾坤的意象。孔子叙述乾为玉、为金，坤为牛、为马之类，本是解释其他卦所引用的，并非凭空而言。王弼不能说‘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我认为刘齐说王弼不能说‘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对的。然而王弼曾说：‘触类旁通可以作为它的意象，符合义理可以作为它的征验。义理如果在刚健，何必一定是马呢？类别如果在顺从，何必一定是牛呢？爻辞如果符合顺从，何必一定是坤卦才为牛；义理如果应当刚健，何必一定是乾卦才为马？’那么刘齐的说法，其实就是王弼的说法。

宋景文公又说：“王弼注解《易经》，直接抒发胸臆，不如郑康成等人有师承渊源。有人说：‘为什么能自立一家？’宋景文公说：‘王弼抛弃了易象和互体，专门依附小象，推衍成文，因此众儒不能非议。’’我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易经》这本书，它的道有四个方面：意、言、象、数就是这些。有了数然后才有象，有了象然后才有意，有了意然后才有言。现在舍弃象数而用言意来论述《易经》，这就像剪断根本，却要求枝叶繁茂，可以吗？《易经》的道理，在六经中尤其简奥。大概《五经》只讲人事，而《易经》则天地人三才具备。只是汉代儒者象数的余绪，流变为灾异祥瑞刻薄应验的说法，所谓做得过头的，后世因此深深排斥它。如果论述《易经》而舍弃象数，那就是错误的。那么王弼，难道就是所谓做得不够的人吗？

○张伯玉写六经阁记取王弼传《易经》之意

古人确实有不可及之处。王弼传述《易经》，在初九“潜龙勿用”下注解说：“文言已经完备了。”世俗浅陋的人，往往诋毁他没有发明新意。我曾见蜀人李畋著论，认为“王弼所传止于四字。大概是因为《易经》的宗旨，不敢随意使用自己的意思，想要尊崇大道。”这才知道前辈用心如此。我曾听吕居仁说，曾子固起初任太子州司户时，当时张伯玉任太守。欧阳修与王安石等人全都推荐他，张伯玉却对他毫无礼数。一天，张伯玉在设厅摆设大宴，召见子固。只有宾主二人，也不交谈一句。随后召子固到书房，对他说：“人们认为您是曾夫子，必定无所不学。”子固推辞回避后退出。一天，张伯玉请子固写《六经阁记》，子固多次写作，终究不合他的心意。于是对子固说：“我试着写一下。”随即让子固代笔写道：“六经阁，诸子百家都在其中，不书写，是为了尊崇经典。”（文字太多不记载）这才知道张伯玉的意思，是取李畋阐发王弼传《易经》的意思。张伯玉，字公达，是范文正公的门客。所以这样表明自己，向子固展示，是因为子固年少恃才傲物，私下用不识字来诋毁他，张伯玉有所耳闻，所以如此。

○苏轼知味李公择知义

苏轼在资善堂中，极力称赞河豚的美味。李原明问他的味道如何？回答说：“值得为此死一次。”李公择尚书，是江东人，却不吃河豚。曾说：“河豚不是忠臣孝子应该吃的。”有人拿这两人的话问我，我说：“从苏轼的话来看，可以说是知味；从李公择的话来看，可以说是知义。”

○著述须待年老

前辈未曾敢自我夸大。宋景文公曾说：“我对于写文章，好像蘧瑗。蘧瑗五十岁，知道四十九年的错误；我六十岁，才知道五十九年的错误。这差不多接近大道了吧？”又

译（他）说：“我每次看到以前写的文章，都厌恶它，一定想要烧掉丢弃。”梅尧臣说：“您的文章进步了，我写诗也是这样。”所以欧阳修晚年编修《唐书》时，才领悟到写文章的艰难。并且感叹说：“如果上天能给我更多的寿命，我还希望等到年老时才能完成。”南城人李泰伯为他的文章作序，也说：“上天是要让我长寿吗？我现在的作品本来还不足以称善。”大抵都像这样不自满，所以他的文章卓越地自成一家。欧阳修的话说得好：“著述必须等到年老，勤奋积累应当从年轻时开始。”难道欧阳修对此也感到有些后悔吗？

译○太祖推崇佩服桑维翰

太祖曾经与赵普商议政事，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太祖说：“哪里能找得到像桑维翰那样的宰相，与他谋划呢？”赵普回答说：“即使桑维翰在，陛下也不会任用他，因为桑维翰贪爱钱财。”太祖说：“如果任用他的长处，也应当庇护他的短处。读书人眼界狭小，赐给他十万贯钱，就会把屋子塞满了。”我按：后晋灭亡不久，所以太祖推崇佩服桑维翰，应当有他的理由。如果桑维翰得以被任用，难道完全在赵普之下吗？我曾经因为太祖推崇佩服桑维翰的缘故，去考察桑维翰的本传。他的议论都被欧阳修删去了，无从得知。后来读孔氏的《续世说》，记载后晋出帝初期，逐渐任用景延广。桑维翰担心与契丹关系破裂，上疏说：“议论的人认为陛下对契丹有所供给，称之为耗损；有所谦卑退让，称之为屈辱。微臣的看法，则说不是这样。况且汉高祖是英雄，尚且向冒顿输送财物；唐太宗有武略，尚且向可汗称臣。这叫做通晓权变，善于屈伸。所损失的微小，所获得的利益巨大。如果因此交战，造成裂痕，从此年年调发军队，日日转运物资，使天下的百姓困苦，使国家的府库空虚，这才是耗损，不也太严重了吗？兵器既已举起，将帅专权。武官功臣，过分求得姑息，边疆远郡，得以骄横傲慢。外表刚强内心软弱，上级凌驾下级衰败。这才是屈辱，难道还少吗？”所记载的只有这些，议论虽然不能全部看到。他揣度事势，深刻显著明白，有能超过他的吗？这就是太祖推崇佩服他的原因。

○繁钦论鼓吹崔令钦教坊女善歌

陈后山说：“繁钦与魏文帝讨论鼓吹乐说：‘气息在内部潜转，哀伤的声音在外部激发。大的不亢奋超越，小的不幽微散乱。’”不如唐代崔令钦的话。崔令钦记载教坊任智方的四个女儿都善于歌唱，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楚哀婉，收敛浑然一体，三姑子仪态闲适平和，旁观者好像她的心意不在歌唱上；四姑子发声遒劲润泽，虚静好像从空中传来。崔令钦在唐代不以文章闻名，像这样的话可以称之为文章了。

○贵在富下

《司马季主传》说：“《传》说：‘富有处于上位，尊贵次之。’”《系辞》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尊贵在富有的下面。我曾经记得钱希白著书，有人叫王令，遇到鬼胡元春。王令询问将来的禄位寿命，胡元春笑着说：“阴间的功德与天爵都高。人间的爵位，是末节小事。《尚书》五福，不提及禄位，这是深奥的旨意，不是老夫所能知道的。”我才知道尊贵在富有之下的原因在此。

○颜鲁公失言

颜鲁公将要死时，斥责李希烈说：“我年龄将近八十，官位太师。我坚守我的节操，死而后已。”我曾经说：颜鲁公的节操，虽然可以与日月争光也可以，但不能不在言语上失误。如果年龄没有达到八十，官位没有达到太师，节操可以不竭尽吗？齐、梁以来，看待更换君主如同下棋，士人很少懂得节义。褚渊做齐司徒，贺客坐满座位。褚渊对萧衍说：“如果彦回做中书郎而死，不应当成为一名士吗？”名声德行不昌盛，竟然还有百岁的高寿。唉，如果像褚渊所说，国家依靠老成的人什么呢。

○张华死有余愧

人臣侍奉君主处于高位，事情关系到国家，即使以死力争也可以。我看到古今具备礼仪法度，写文章具奏章的人很多。晋代张华被逮捕，说：“关于讨伐赵王伦的议论，臣劝谏的奏章还在，可以复查。”张林说：“劝谏而不被听从，为什么不离职？”张华无言以对。我认为张华如果死后有知，是有余愧的。

●卷十一记诗

○题寝宫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韩子苍说：“这首诗题写在寝宫，不署名。应当表彰并把它拿出来。”

○闲燕堂联句

王仲至与秦少游拜见恭敏李公，在闲燕堂吃饭，即席联句说：“黄叶山头初带雪，绿波尊酒暂回春。”（钦臣）“已闻璧月琼枝句，更看朝云暮雨人；”（观）“老愧红妆翻曲妙，喜逢嘉客放怀新。”（钦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时再问津。”（观）

○青州从事

皮日休《谢人送酒》诗：“门巷萧条空紫苔，先生应渴解酲杯。醉中不得亲相问，故遣青州从事来。”晋代桓温有主簿，善于辨别酒味。以好酒为青州从事，说青州有齐郡，意思是酒力到脐。韩子苍谢《信州连鹏举送酒》诗说：“上饶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铃阁昼闲思老病，故教从事送春来。”韵意都相同，应当有辨别其优劣的人。

○程夫子范使君

韩持国闲居颖昌，程伯淳从洛阳前往拜访他，当时范右丞夷叟纯礼也居住在颍昌。持国曾经戏作诗给两位公看说：“闭门读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颐我未能忘世事，绿尊红妓对斜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