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面对往事感慨万千，心中难以平静。平甫去世后，他年幼的孩子还很小，每次走进他的家门，必定感到悲伤凄凉，整天独自坐着，犹豫徘徊后才离开。想离开这里，却又想起平甫临终前的嘱托，怎么忍心说走就走呢！留下来不离开，却又已经没有主人了！这怎么能长久呢？”等等。

译当时，黄景说说道：“造物主不想用富贵来免除姜尧章的苦难，而是让他的声名永远闪耀，这份心意非常深厚。”杨长孺也说：“先父在朝廷任职时，天下的英才云集，数量不少！而在平民中能得到一人，就是姜尧章。”唉！尧章只是一个平民罢了，却能在天地间获得如此盛名，那么高官厚禄、钟鸣鼎食，真可以像破鞋一样抛弃了。

这时，又有一位叫单炜的，字丙文，是沅陵人，博学善文，掌握了二王的笔法，字画遒劲，合乎古法，尤其在考订书法方面特别精通。他通过武举获得官职，仕途做到路分官，在江湖间享有声誉，名士大夫多与他交往，自号定斋居士。他与尧章交情最深，也是一位风雅之士。尧章的诗词已经刊印行世，唯独杂文没有见到，我曾经在亲友间得到他的几篇手稿，还想着如何广泛传播它们。

○白石禊帖偏旁考

尧章考证古物极其精到，有《绛帖评》十卷流传于世，审定深妙，人们佩服他的广博。又曾在旧人家中见到他所写的《禊帖偏旁考》，也很奇特，因此记录在这里，与喜好古物的人共同欣赏。

“永”字没有那一画，起笔处微微转折。“和”字“口”下面的横画稍微伸出。“年”字悬针竖向上凑到顶部。“在”字左边是反剔。“岁”字有点，在“山”字下面，“戈”画的右边。“事”字脚部斜拂不挑。“流”字内部“肱”字处顺势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着横画。“是”字下面的“疋”（音疏）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画略微反卷向上。“欣”字“欠”部右边一笔作章草起笔的样子，不是捺。“抱”字“己”开口。“死生亦大矣”中的“亦”字是四点。“兴感”的“感”字，戈边也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的“不”字下面反挑处有一个缺口。

上述法则还有很多，这里略举其大概。拿着这些法则也足以观赏天下的《兰亭序》了。

○禊序不入选帖

王羲之的《禊序》，高妙千古，却没有被选入官刻法帖。有人说因为“丝竹管弦，天朗气清”有累赘之嫌。不知道“丝竹管弦”不仅见于前汉《张禹传》，而且《东都赋》也有“丝竹管弦，烨煜抗五声”的话。然而这两个字连用，沿用已久。张衡赋说：“仲冬之月，时和气清。”又晋代褚爽《禊赋》也说：“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风摇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自鲜。”何况清明是三月节气，朗就是明，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如果从笔墨的精妙来说，本来应当位居诸帖之首，却不得列入官刻法帖中，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因为它声名显赫，应该单独刊出，不能与其他任氏法帖并列吗？这也是前辈选诗不选李白、杜甫的意思吧，有见识的人试着评论一下。

○淳绍岁币

绍兴年间的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红绢十二万匹，每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每匹重九两）。枢密院派遣使臣四员押送银纲，户部派遣使臣十二员押送绢纲。连同左帑库子、秤子，在上一年的腊月下旬，到达盱眙军岁币库下卸货。随后派遣将官一员，率领士兵三百人，护送过淮河。交割官的正使，惯例派遣淮南漕属；副使，由本军或邻州充任。惯例在岁前三日，先携带银百铤、绢五百匹，过淮河向金人呈样。交币正使，惯例是南京漕属；副使，是各州同知。在所携带的银、绢中，挑选白绢六匹、银六锭，分成三份，命令走马使人，以一份送往燕京，一份送往汴京漕司呈样，一份留在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惯例在开岁三日开始交割，总共不超过两个月结束。起初交割绢时十退九，因为金人秤尺没有标准，又因胥吏需索作难。数月后所需如欲，方才通融，但也十退四五（从初交到结束，总共支给金人交币官吏糜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杂物等都在外，都由淮东漕司出备）。又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每年惯例增添银二百余两，都由淮东漕司承担。凡是我们的正副使以及官吏的饭食之类，都由淮东漕司应办。下至安泊的棚屋、厨房、厕所等，都从盱眙运送竹木到那里建造，金人都不参与。盱眙每天派遣倚郭知县带领夫役过淮河搬运银绢，兼办事务。那些被拣退的，遇到夜晚又搬运过淮河，回到盱眙库交收，劳苦往返如此。况且我们的官吏到淮北岸约二百余步，才到交币所，都徒步前往，雨天泥泞，就提起衣服踩着木屐艰难行走，艰苦不可尽述。

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干官权安节担任岁币使，金人的正使一毫不取，拣退的银绢很多，逼迫他携归，安节坚决拒绝，金人甚至派遣甲兵逼逐。安节不胜愤慨地说：“宁可死在这里，不能交割，发誓不回去，即使露宿不吃火食也没有关系。”声色俱厉。金人估计不能夺

译最终他按数收受了（货物），交付公文后返回。寿皇得知此事，高兴地说：“安节在那边边境能这样，很值得器重。如果不是遇到这件事，哪里能了解他。”于是任命他为盐六部门的官员。当时通判扬州的汪大定，也一同参与了这次差事，颇有功劳，也受到了奖赏提拔。

译如果是在正旦、皇帝生日时派遣使者，每次的礼物包括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包括绵茸背、紧丝捻金线、青丝绫、樗蒲绫、线子罗）。另外还有龙脑香、香茶等物品，以及私人馈赠的香茶、药物、水果、币帛、杂物等，都不计算在内。如果是派遣泛使，那么这些礼物的数量都要加倍。还有出发时副使携带土特产的费用（正使五百贯，银和绢各一百两、匹；副使四百贯，银和绢各一百两、匹。另外还有公使局的药费等钱，上节银各五十两、绢十匹，中节银和绢各十两、匹，下节各五两、匹）。还有朝辞和回程时宣赐等费用（正副使各金二十五两，并配有腰带、笏板、马匹。回程时茶药各二两，银盒以及泛赐等物品不计在内）。如果在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赐御筵每处花费钱一万八千五百多贯，而沿途应办的费用又不包括在内。如果北使前来，赐予的费用更是不可估量（宣和甲辰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绿矾二十万栲，栲按惯例分五批运送交纳。又代为缴纳燕京税物，包括绵丝杂物共计一百万贯，其中丝绵都要求是燕京土产。绍兴壬戌年初议和，岁币银和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现在每年各减少五万两、匹）。到了兀术病重之际，告诫他四行府的统帅说：“江南连年供应岁币，耗尽财赋，怎能不加重向百姓征收？不合理地扰乱，人心离散怨恨，叛乱灭亡是必然的。在那里的人都还知道有这种情况，为我们着想的人，又该怎么做呢！”

当时聘使往来，道路上交错繁忙。凡是经过盱眙，惯例都要游览第一山，酌饮玻璃泉，在石壁上题诗，以记录岁月，于是成为惯例，镌刻题名几乎写满。绍兴癸丑年，国信使郑汝谐的一首诗说：“忍耻包羞事奉北庭，奚奴得意掌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刻写，却向都梁记录姓名。”可以说是知言了。唉！开拓边境的费用固然无穷无尽，而和戎的费用也不容易，我因此详细记载下来。

○书籍的厄运

世间万物没有聚集而不散失的，而书籍尤其严重。隋朝牛弘请求开辟献书之路，极力论述废兴，阐述五厄的说法，那么书籍的厄运已经很久了，现在暂且摘取大概来说。

梁元帝在江陵收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朝只有贞观、开元时期最兴盛，两都各聚书四部达到七万卷。宋朝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存的尤其比前代兴盛，现在可以考证的，《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多卷，其余不能全部统计。南渡以来，又增加集录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余卷，这些都是收藏在官府里的。

至于士大夫家中所藏的，在前世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于聚书八万卷，唐朝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多卷。宋朝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都号称藏书丰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多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多卷，而类书浩博，像《太平御览》之类，又不计算在内。其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也都有一二万卷，然后无不遭受兵火厄运的。

至于我们家乡旧家如石林叶氏、贺氏，都号称藏书多，达到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都号称藏书丰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也都散失无遗。近年只有直斋陈氏书最多，大概曾经仕于莆田，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并且仿照《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最近也散失了。至于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都是蜀人，号称史家，所藏僻书尤其多，现在也已没有剩余了。

我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其酷爱，甚至卖掉郊外的田地来供给笔墨纸张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多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多种，放置在书种、志雅二堂，日常从事校雠，居然达到聚金之富。我年轻时遭遇时局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此考证今昔，有感于斯文，为之流涕。因此书写以记录我的过错，以显示给子孙看。

○雷书

神奇而不可命名，变化而不可预测的，没有比雷霆更甚的。《淮南子》说：“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电。”所以先儒解释说：“阴气凝聚，阳气在内而不得出，就奋击而为雷霆。声音，是阳；光，也是阳。光发出而声音随之，是阳气奋击欲出的气势。”有人问世间所得雷斧是什么东西？回答说：“这就像星陨而为石一样。”

译源于天的，是气而不是形体，偶然坠落到地上，就形成了形体。”有人问：为什么有人因为行为不善而被雷击死呢？回答说：“人作恶会产生恶气，霹雳是天地间的怒气，这种怒气也属于恶气，怒气与恶气相互感应，所以如此。”有人问：为什么雷会劈开山、毁坏房屋、折断树木、杀死牲畜呢？回答说：“这是因为气郁结而发怒，正当它奋力击打时，偶然遇到这些事物，就会遭到雷击了。”

译邵雍曾经问程颐说：“你认为雷是从哪里产生的？”程颐回答说：“从它产生的地方产生。”那么，先前儒者所说的，并非不精密详尽，但我仍然认为有不可理解的地方：

大中祥符年间，岳州玉真观被火烧毁，只留下一根柱子，上面倒着刻有“谢仙火”三个字。庆历年间，有人拿这几个字去问何仙姑，何仙姑说：“谢仙是雷部中的鬼，掌管在世间施行火刑。”后来有人在道藏经中找到了关于谢仙的事迹，验证后认为他确实神奇。又如在吴中慧聚寺大殿的两根柱子上，曾经因为雷击，出现了天书“绩溪火”三个字，其余像符篆一样无法理解。到了近年，德清县新市镇觉海寺佛殿的柱子，也被雷击，上面有直径五寸多的字，像是汉隶字体，写着：“收利火谢均思通。”又写着：“酉异李氵勺火。”这是亲眼目睹者所得到的。又如在宜兴善权广教寺殿的柱子上，也有雷书写的“骆审火及谢均火”。华亭县天王寺也有雷书写的“高洞扬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共十一个字，都是倒着写的。其中“令章”二字特别奇崛劲健，类似唐代人的书法，那么雷神中真的有姓谢的吗？最近丁亥年六月五日，雷击众安桥南的酒肆，桌子间有雷书写的“［1234］［1234］永”三个字，这类事情很多，实在难以推测，这就是所谓神奇而不可知的吗？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并非是不谈论，大概是有不容易谈论的地方罢了。

○贾相寿词

贾师宪掌权时，在湖山之间隐居治理，建造厅堂叫半间堂，又整治园圃叫养乐圃，然后说是为了奉养父母，其实他是倚仗权势巩固地位，想罢休也不能罢休。每年八月八日他的生日，各地来献颂词的人数以千计。全都让翘馆的官员誊写考核，以评定甲乙等级，一时传颂，为之纸贵，但都是调弄辞藻的呓语。偶尔得到几首入选的词，戏笔写在这里。

陈惟善合《宝鼎》词说：“神鳌谁断，几千年再、乾坤初造。算当日，枰棋如许，争一着吾其衽左。谈笑顷，又十年生聚，处处（〇风）葵枣。江如镜，楚氛余几，猛听甘泉捷报。天衣细意从头补，烂山龙、华虫黼藻。宫漏永、千门角钥，截断红尘飞不到。街九轨，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锁。好一部、太子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舄绣裳，消得道斑烂衣好。尽庞眉鹤发，天上千秋难老。甲子严头才一过，未说汾阳考。看金盘、露滴瑶池，龙尾放班回早。”

廖莹中群玉《木兰花慢》说：“请诸君着眼，来看我，福华编。记江上秋风，鲸〇涨雪，雁徼迷烟。一时几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争睹阶符瑞象，又扶红日中天。因怀，下走奉〇〇，磨盾夜无眠。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〇太平世也，要东还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

陆景思《甘州》说：“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看斗米三钱。论从来活国，论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间民一饱，余事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砌兰、长倚北堂萱。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

奚［1234］倬然《齐天乐》说：“金飘吹净人间暑，连朝弄凉新雨。万宝功成，无人解得，秋入天机深处。间中自数，几心酌乾坤，手斟霜躇。护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银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觅个，冲澹襟宇。帝念群生，如何便肯，从我乘风归去。夷游洞府，把月杼云机，教他儿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与。”

从橐《陂塘柳》说：“指庭前、翠云金雨，霏霏香满仙字。一清透彻浑无底，秋水也无流处。君试数，此样襟怀，顿得乾坤住。闲情半许，听万物氤氲，从来形色，每向静中觑。琪花路。相接西池寿母，年年弦月时序。荷衣菊佩寻常事，分付两山容与。天证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语。瑶卮缓举，要见我何心，西湖万顷，来去自鸥鹭。”

郭应酉居安《声声慢》说：“捷书连昼，甘雨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平生事，想〇氐和天语，不遣人知。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阉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并且用对偶语说：“彩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衮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所谓三月三，大概是颂扬他庚申年〇草坪之

译捷，而归舟乃是舫斋的名字。贾某非常高兴，从仁和知县被任命为告院官员。不久后他对客人说：“这首词固然好，但失之于过于轻浮戏谑，哪里会有穿着彩衣的周公呢？”

译○事圣茹素

我家住在济南历城，曾祖父少师遭遇靖康年间金兵入侵的灾难，全家十六人都四处逃散。祖父独自逃入空谷，白天潜伏，夜间行走。有一天，遇到追兵骑兵在后面追赶，自己估量无法逃脱，于是急忙窜入一座古祠，迅速伏在佑圣神像的座下，旁边没有遮蔽物，也不过是等待死亡罢了。不一会儿，金兵大肆搜索，即使是枯井、树林草丛、房梁之间，都极其仔细地搜寻，但在神座之下，起初并不知道有人。等到抵达杭州，全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丢失一个人，这难道不是神灵保佑吗？到如今，我们家世代侍奉佑圣非常虔诚。凡是神灵降临的日子，斋戒一定谨慎。这是为了报答神恩并告诫子孙，不是世俗祈求福田利益所能比拟的。

○笏异

汪伯彦最初在维扬被任命为宰相，正在上殿谢恩时，笏板掉落折断，皇帝赐给他另一块笏板，这不是吉兆。不久，发生了南渡的动乱。

金渊叔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奏事完毕下殿，与御史台官员刘应弼相遇。忽然他手持的笏板发出清脆的声音，看它，上面有像线一样的纹路，上下贯通，好像掉在地上摔裂的样子，非常不可测度。刚退朝，刘应弼的弹劾奏章就已经发出。原来在下殿相遇的时候，正是白简（弹劾奏章）刚刚呈上的时候，可以说很奇异了。当时是淳熙甲辰年。

○三教图赞

理宗朝，有待诏马远画《三教图》。黄脸的老子盘腿坐在中间，犹龙翁（老子）严肃地站在旁边，我们的孔子却在前面作礼。这大概是内廷故意让他画这个，来侮辱圣人。有一天传旨，让古心江子远写赞文，也是故意以此戏弄他。江子远就写道：“释氏盘腿而坐，老聃在旁边斜视，只有我们的孔子，惊吓得倒在地上。”于是大大符合圣意。他的言辞也可以说是微妙而委婉了。

○捕猿戒

邓艾征讨涪陵，看见母猿抱着小猿，邓艾射中了母猿。小猿为母猿拔出箭，取树叶堵塞伤口。邓艾叹息，把弩投入水中。

范蜀公记载吉州有个捕猿人，杀了母猿剥皮，连同小猿一起卖给龙泉萧氏。给小猿看母猿的皮，小猿抱着皮跳跃呼号而死，萧氏的儿子为此写了《孝猿传》。

先父以前任鄞江太守，属县武平向来出产金丝猿，大的难以驯服，小的则被母猿抱着不放。法律规定先用药箭射死母猿，母猿中箭后，估计自己无法逃脱，就用乳汁洒满树林叶子间，给小猿喝，然后倒地而死。于是剥下母猿的皮痛打它，小猿急忙悲鸣下来，束手就擒。大概小猿每晚必须睡在母猿皮上才能安心，否则无法养育。唉！这就是所谓兽类外形而有人心的吗？捕捉它们的人太不仁义了。所以先父在任期间，每次严格禁止捕猎。

○火浣布

东方朔《神异经》记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燃烧。其中有老鼠重达百斤，毛长二尺多，细如丝，可以做成布。老鼠常住在火中，有时出来，用水追赶浇它才死。取它的毛缉织成布，如果有污垢，用火烧洗，烧了就干净。又《十洲记》说：“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以织成火浣布，有污垢，烧就除去。”说法不一。魏文帝曾经著论，说世间说的异物，都不一定真有。到明帝时，有人带着火浣布来，于是删去了这篇论著。由此可知天地之间有什么没有的？耳目没有接触到，本来不可以断定一定没有。

以前温陵有个海商船漏，搜查他的口袋，得到一匹火鼠布，于是拘禁在郡库。凡是太守喜欢新奇事物的人，一定割取少许回去作为玩物。外祖父曾经任郡守，也得到一尺多。我曾经亲眼见过，颜色微黄白，很像木棉，丝缕蓬松，像蝴蝶纷飞的蜂黄一样。每次用油腻洗涤，投入炽热的火中，过一会儿，布和火同色。然后取出，就洁白如雪，完全没有损坏，后来被人强行取走。（有人说，石炭有丝，可以织成布，也不畏火，不知道是否真的。）

○历差失闰

咸淳庚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来定为闰十一月，已经颁布历法，而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臧元震，上书禀报朝廷，并且制作《章岁积日图》，极力陈述置闰的错误。

他的说法认为历法以章法为重，章岁为重。大概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而十九年为一个章。一章必须置七个闰月，必须第七个闰月在冬至之前，必须章岁到朔同日，这是纲领。《前汉律历志》说：“朔旦冬至，称为章月。”《后汉志》说：“至朔同日，称为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这一年十九年，名叫章。”《唐志》说：“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这章法不可废弃就是这样。现在颁布庚午年历，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实在不明白。私下认为庚午年的闰月，与每年的闰月不同，庚午年的冬至，与每年的冬至又不同。大概从淳熙壬子数到咸淳庚午，共十九年，这是章岁，其十一月是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算，那么闰月应当在冬至之前，不应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那么冬至应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应当在三十日。现在如果以冬至在

译之前的十一月三十日，这就意味着章岁与朔日不在同一天了。如果将闰月安排在冬至之后，那么在十九年之内，就只有六个闰月，又缺少一个闰月了。况且通常一个章，总共六千八百四十天，其中加上七个闰月，扣除小月，累计天数为六千九百四十天，或者六千九百三十九天，只有一天的出入。现在从淳祐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开始计算，十九年到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应当是冬至，总共六千九百四十天。如今造历的官员将闰月安排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那么这一章只有六个闰月，再增加六个闰月扣除小月后，实际累计只有六千九百十二天，比起前后章岁数的天数，实际缺少二十八天，历法的差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天正冬至，是历法的起始，必须从冬至后累计三年的余分，然后才能设置第一个闰月。现在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距离第二天丁卯，只有四个时辰。况且还没有完整的正日，怎么会有余分？况且没有余分，怎么会有闰月？那么下一章的开头，计算就不行了，其错误可想而知。现在想要改正庚午历，却有一个说法，简单而容易实行。大概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一大一小，这是平朔；两大两小，这是经朔；三大三小，这是定朔，这是古人常行的方法。现在如果能实行定朔的说法来改正，那么应当将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将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那么丙寅日冬至就可以作为十一月初一日，却将闰十一月初一的丁卯作为十一月初二日，差不多依次提前一天，直到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为大月。这样，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那么至朔同日了，闰月既在冬至节前，那么十九年七闰了。这是古人所说的晦节没有定数，随着时节消长，上符合履端的开始，下得到归余于终，正是这个意思。大概自古以来的历法，实行久了，没有不出现差错的，既然出现差错，没有不改正的。汉代历法五次变革，而《太初历》最精密，《元和历》最差。唐代历法九次变革，而《大衍历》最精密，《观象历》最错误。本朝开国以后，历法共改了九次，而没有不优于《纪元历》的。中兴以后，历法共改了七次，而没有优于《统元历》的。况且后汉元和初历法出现差错，也是十九年没有得到七个闰月。虽然历法已经颁布，也进行了改正，现在何必吝惜于改正呢。

译于是朝廷将此事下达给有关官员，派遣官员陪同元震前往蓬省，与太史局的官员辩论校正，太史局官员理屈词穷。朝廷采纳了元震的说法并加以改正，因此将《会天历》改为《承天历》。元震升迁一级，担任太史局判官，邓宗文、谭玉等人则分别被降职，程度有所不同。

我虽然不擅长章氏《元纪》中的历法推算，但用杜预的《长历》来考证《春秋》中的月份和日期，虽然非常精密，但其设置闰月的法则却与此不同，我私下对此存有疑问。比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五年、七年也都闰十二月，这仍然是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如庄公二十年设置闰月，其后则是二十四年直到二十八年，都采用四年一闰，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僖公十二年闰月，到十七年才再次闰月；二十五年闰月，到三十年才再次闰月，大抵是五年一闰，为何更加疏漏呢？如定公八年设置闰月，其后则是十年，直到十二年、十四年，都采用两年一闰，难道不是太频繁了吗？闵公二年辛酉已经闰月了，僖公元年壬戌又闰月，僖公七年、八年，哀公十四年、十五年，都连续几年设置闰月，为何更加频繁呢？至于襄公二十七年，一年之间，突然设置两个闰月，大概是因为十一月月亮位于申位，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所致。既然已经察觉其错误，所以前一个闰月建酉，后一个闰月建戌，以符合天时的正朔。然而在此之前，二十一年已经有闰月，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闰月。历年总共六年，设置闰月三次，为何会在此时漏掉两次闰月，却突然设置两个闰月呢？近的相隔十余个月，远的相隔二十多年，其疏密程度几乎无法理解。难道另有其他推算方法吗？还是因为不明白设置闰月的法则才导致这样呢？一并记录在这里，以请教有识之士。

●卷十三

○汉代更改秦历开始设置闰月

我曾经考证过《春秋》设置闰月与以前不同的情况，后来阅读程氏的《考古编》，说汉初不仅沿袭秦代的正朔，也沿用秦历以十月作为岁首，不设置闰月，应当闰月的年份，大抵将余日归到年终作为后九月，《汉纪》、《表》以及《史记》，从高帝到文帝，记载后九月都相同，这是未曾推算时节确定闰月的缘故。到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而仍然历经十四年，到征和二年，才在四月之后记载闰月，难道是史官漏记了吗？还是从此开始设置闰月呢。我因为他的说法深深怀疑，精心思考其中的缘故，大致得到了说法。

大概不记载闰月的原因，也是偶然因为当时没有可记载的事情罢了。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所记载的事情到夏天就停止了，是因为这一年秋天、冬天没有可记载的事情。定公十四年，到秋天就停止，也是因为这一年冬天没有可记载的事情。鲁国史官记载事情的方法，大抵如此，其余闰月也是这样。看文公六年，《经》记载闰月不告月，《春秋》记载闰月，才在这里出现。再用杜预的《长历》考证，从隐公到哀公总共经历了三十多次闰月，到这里才记载，难道能说在此之前，都是史官漏记，或者难道说，从此才开始有闰月吗。现在汉代记载事情，正是效仿《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都只到秋天，太始元年则只到夏天，都是因为其后没有事情可记载，所以不记载罢了。那么闰月不记载，也是这样吗？大概三年一闰，五年两闰，是古代的历法。如果说从此开始设置闰月，那么应当从此之后三年、五年，接连记载。然而从征和二年到后元元年，应当设置闰月却不记载，从后元二年到昭帝始元元年，才因为事情而记载。其后应当闰月的年份，又都不记载，由此知道不记载的，是偶然没有事情罢了。那么并非史官漏记，也并非从此设置闰月。虽然如此，这不是我的臆测，再用《史记·历书》证明，从太初更改历法到征和年间，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都有闰月，那么知道我的话似乎可信。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是朱夫子拟仿经书的作品。然而其中不能没有错误，而学者又跟着为之解说。著书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随意列举几件事与志同道合的人评论，不敢指摘前辈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北齐高纬，在六月游览南苑，随从官员冻死的有六十人，见于《本纪》。《通鉴》记载说：“赐死。”赐，乃是冻的讹误罢了。《纲目》却直接记载说：“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说其原因，错误很大了。尹起莘于是为之解说曰：“这是朱子书法所寄托的。”并且引用《孟子》杀人用木棍与刀与政治的说法，固然很好，然而实际上则是《通鉴》在前面误写，《纲目》在后面承袭罢了。高纬荒淫游乐无度，不避寒暑，随从官员冻死的尚且六十人，那么其余的可想而知了。据事实直书，其罪行自然显现，何必掩盖其实情呢！

又郭威弑杀两位君主，《纲目》在隐帝处记载杀，在湘阴王处记载弑。尹起莘又为之解说云：“这是两位君主有罪无罪的区别，这是书法所寄托的。”然而都是弑君，隐帝即位已经几年，湘阴王还未成为君主，不应书法倒置如此，恐怕也是误写罢了。

又隋开皇十七年，诏令各官署论处属官的罪过，听从律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