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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子藏齐东野语三

卷二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12–19 段

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

  军行至富平县,吴▯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敌。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

译互相支援,等待敌军疲惫露出破绽,才可以趁机进攻。王浚没有听从。

军队行进到富平县,吴玠说:“军队要依据有利条件行动,现在地势对我们不利,看不出可以作战。”将要交战时,便假装树立前军都统曲端的旗帜来威慑敌人。娄室说:“听说曲将军已经获罪,一定是欺骗我。”于是率领军队迅速逼近,直接冲击环庆军。赵哲离开自己的部队还没到达,赵哲的军队于是惊慌逃窜,而各路军队全都跟随他们,彻底溃败,陕西因此大为震动。

浚闻军溃,自▯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郭浩据和尚原,而敌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以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敌,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亦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

  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职,福州居住。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敌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

  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铸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谓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而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

  及德视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

  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骨孝>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杀中军统制张景、铃辖乔仲福、刘永衡、前知庐州赵康直、释知庐

译张浚听说军队溃败,从〇州撤退到河池县,又撤退到兴州。于是将罪责归咎于赵哲,将其斩首,责罚刘锡到合州安置,陕西的军队都解散返回各自的本路。〇收集秦凤路的残余兵力,关闭大散关。关师古收集泾原路的残余兵力保卫岷州、巩州,孙渥在阶州、成州、凤州收集泾原路的残余兵力。不久,大散关再次失守。张浚当时只有亲兵一千多人,又撤退到阆州。有人建议迁治所到夔州,刘子羽认为不可。于是发文命令吴〇、郭浩据守和尚原,而敌人再次到来,于是下令迁治所到潼州。军士们都愤恨,撕下他的榜文,这才停止。

《西事记》说:“张浚在富平作战时,金人起初也畏惧他。但张浚急于进取,幕僚多为蜀人,南方人不熟悉军事,想通过一次战役迅速决出胜负,以至于失败。于是逃往兴元,又逃往阆中。陕西各郡,没有被金人残破的,也被溃散的军队攻破了。”

不久,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投降敌人,于是侵犯秦州,又侵犯熙河路,又包围庆州,于是五路全部陷落。张浚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曲端的心腹,怀疑曲端一定知道内情,王庶又不停地诬陷曲端。当时西部很多人上书为曲端诉冤,张浚也忌惮他深得人心,于是在秦州监狱杀了他,当时的人没有不认为他冤枉的,军心因此更加沮丧。

绍兴元年,张浚因为关陕战事失利,上奏章等待治罪,朝野无人敢议论这件事。到绍兴四年二月,张浚回朝,侍御史辛炳才开始指责张浚受命宣抚,轻易丢失五路,导致四川被困。任用刘子羽这类小人,却无辜杀害曲端、赵哲;以至于设立秘阁来推崇儒学,仿照御用规格铸造印章;等到失败之后,被召见却不愿出蜀等罪行。于是罢免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不久又下诏削去官职,在福州居住。

《秀水闲居录》说:“魏公出使陕、蜀,有权自行任命官员直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力超过君主。耗尽蜀地的财富,集结陕西的军队共三十多万,与敌人对抗,一战全军覆没。采用他的属官刘子羽的计谋,将罪责归咎于将领赵哲、曲端,并将他们一并诛杀。将士因此愤怒怨恨而叛离,张浚仅以身免,逃回阆中,关、陕的陷落从此开始。至今谈论最大的败绩,必定说是富平之战。追究责任仅给予轻微惩处,让他居住在福州罢了。”

后来,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划分陕、蜀的地盘,责成各位将领防守。从秦凤路到洋州,命令吴〇主持,屯兵和尚原。从金州、房州到巴达,由王彦主持,屯兵通州。从文州、龙州到威州、茂州,由刘铸主持,屯兵巴西。从洮州、岷州到阶州、成州,由关师古主持,屯兵武都。不久关师古战败投降敌人,从此便丢失了洮岷之地,只保留了阶州、成州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张浚上奏刘光世在淮西,军队没有纪律,罢免他为少师、万寿观使,把他的军队隶属都督府。命令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庐州节制,并且任命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手。郦琼与靳赛,都是以前的强盗,与王德向来不和。王德威名一向显著,军中称他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对张浚说:“郦琼等人畏惧王德如虎,现在却让他凌驾其上,这是促使他们叛变。”张浚不以为然。又与岳飞商议说:“王德,是淮西军队所信服的人,我想让他做都统制,而命令吕祉作为督府参谋统领他们,怎么样?”岳飞说:“王德与郦琼向来不相上下,一旦让王德凌驾其上,势必争斗。吕尚书虽然是通才,但书生不熟悉军事,恐怕不足以制服他们。”张浚说:“张宣抚怎么样?”岳飞说:“暴虐而缺乏谋略,况且郦琼等人向来不服。”张浚说:“那么就是杨沂中了。”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等人相当,怎能驾驭他们?”张浚愤怒地说:“我本来知道非太尉不可。”岳飞说:“都督以正道询问我,我不敢不尽我的愚见,难道是以得到兵权为念吗!当天请求解除兵权,拿着剩余的俸禄。但张浚最终还是实行了,郦琼等人恐惧得不敢喘气。

等到王德在教场视事,各位将领拿着兵器用军礼谒见拜见。郦琼登阶说道:“平时侍奉太尉不周到,今日乞求做一床锦被遮盖。”王德向来粗犷勇猛自负,竟然不说出一句话安慰抚慰他们,于是牵马离去。于是郦琼等人更加恐惧,互相勾结上奏章,请求回避王德。

张宗元知道这件事,又对张浚说:“既然已经这样,现在只有始终任用王德,或许可以镇守,不然,变故将要发生了。”张浚不以为然,于是上奏召回王德。任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扎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〇为副手,都驻扎庐州。并且命令郦琼率领所部军队前往行在,意图夺取他的军队而诛杀他。张宗元在文德殿下听命,对人说:“这是促使郦琼等人叛变。”恰逢吕祉又秘密上奏罢免郦琼的兵权,书吏朱照泄露言语给郦琼,于是叛变的阴谋才决定。等到金字牌飞速报信,吕祉坐在厅堂,听到有大声如骨箭劈裂,从戟门随着牌子而来,打开查看,是三使的除授文书。吕祉拍案叹息说:“庞涓死在这棵树下。”立刻发生混乱,于是捆绑吕祉,以及杀害中军统制张景、铃辖乔仲福、刘永衡、前知庐州赵康直、释知庐

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

译赵不群统领的州郡,率领其部下七万人全部叛变,归附刘豫。到达淮河岸边后,便杀害了王祉和康直,释放赵不群让他回去。李浚于是急忙派遣张宗元出使去招抚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未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

  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扌求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能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

  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

  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

  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

译张浚于是上奏章引咎自责,台谏官员纷纷上奏弹劾,说:“张浚轻率而缺乏谋略,愚昧而刚愎自用。德行不足以使人信服,却只倚仗他的权势;诚意不足以统领众人,却专任他的权术。高兴时就像发怒,发怒时又像高兴;即使原本没有猜疑二心的人,都使他们产生猜疑二心的念头。给予时暗中剥夺,剥夺时暗中给予;即使原本没有怨恨的人,都使他们产生怨恨的意思。没有战事时,就张显威风、倚仗权势,使上下产生隔阂之情;遇到紧急时,就用甜言蜜语,使将士产生轻慢侮蔑之意。郦琼因此产生怀疑,率领数万人叛逃。然而张浚平日看待百姓如同草芥,使用钱财如同粪土。耗尽百姓的膏血用在军中,曾经有什么补益呢?陛下还想观察他后来的成效,臣认为张浚的才能,也就这样罢了。”当时司谏王缙,则认为罪责在于刘光世,参政张守期极力请求不要减损(张浚的职位)。都官郎官赵令衿,则请求留任张浚,陈公辅则说不能因为将帅而罢免宰相,于是罢免张浚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

此后,进言的人不停止,于是下诏削去张浚的官职。不久御笔批示“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极力请求解救他,改任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并且为张浚安排言官到外地去。

《退朝录》说:“绍兴二十年,张浚再次上疏议论边防事务。高宗对汤丞相说:‘张浚用兵,不仅我知道,天下人都知道,像富平的失败,淮西的军队,其效果可以看到了。现在再次议论用兵,极为制造事端。’于是又有永州的任命。”

《挥麈录》说:“淮西军叛乱后,冯楫启奏说:‘像张浚这样的人,应当再把军事机要托付给他,或许能收到后来的成效。’高宗严肃地说:‘我宁可亡国,也不再用这个人了。’于是直到高宗朝结束,不再起用他。”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任命张浚为枢密使,仍然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任都督荆、襄。张浚入朝觐见后,屡次上奏想要先夺取山东。当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都是魏公的门生,交口称赞他的谋略。只有左仆射史浩不以为然,说:“长期驻军在外,守备首先空虚。我们能够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他们难道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除山东的危急吗?只应当固守要害,制定不可被战胜的计策。必须等到两淮没有招致敌人的忧虑,然后才可以前进。如果顺从诸将的虚勇,收取无用的空城,敌人离去就在朝廷论赏,敌人到来就仅仅保全山寨,这有什么好处呢?”

接着主管殿前司公事的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也上奏请求领兵进取。史浩说:“两位将领擅自请求作战,难道督府的命令有不能执行的吗?”督府批准派遣李椿写信给张浚的儿子说:“复仇讨贼,是天下的最大正义。但必须正名定分,积蓄威势观察敌方的破绽,然后才可以图谋。现在计议不出自督府,而出自诸将,就已经是运送尸体的凶险了。况且藩篱不坚固,储备不丰富,将领多而没有才能,兵力弱而没有训练,节制不公允,议论不统一,他们安逸我们劳累,即使偶有收获,得到土地不能守住,也不值得夸耀。”武锋军都统制陈敏说:“盛夏兴师,恐怕不是时候。又听说金朝重兵都在大梁,一定有严密的防备。万一深入,我们是客他们是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已不同,胜负的形势先就显现了。希望稍微缓一缓。”张浚都不听从。

韩元吉用长信投给张浚,谈论和、战、守三件事。大略说:“和谈固然是下策,然而今天的和谈,与以前的和谈不同。至于决战,哪里容易说呢?现在旧兵疲惫而没有恢复,新兵弱小而没有训练,所依赖的是一两个大将;大将的权谋智略既然不显露,有先前在尉桥的失败,有最近在顺昌的挫败,何况渡过淮河向北,千里而攻打别人呢!非韩信、乐毅不可。如果是这样,那么坚守尚且有余。然而他们再来进攻,怎么能不战?战而胜,江淮可以守住;战而不胜,江淮固然还在,谁来守它呢?所以愚臣希望朝廷以和谈作为疑敌的策略,以坚守作为自强的计策,以作战作为日后的图谋。自从金主亮贼死后,他们曾经先派遣使者到我们这里,又一再给我们写信,他们的诚信还是欺诈,固然不可知,而在我们这里也应当在诚信与欺诈之间对待他们。大概没有夷狄想要停战,而中国反而想要用兵的。”等等。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都认为不如积蓄威势观察敌方的破绽,等到万全然后行动。也不听从。于是请求即日下诏驾临建康,以成就北伐的功业。史浩说:“古人不把贼寇留给君父,必须等到皇帝临江然后成功,那么哪里用得着都督呢?”

皇上拿这件事问史浩,史浩陈述三种说法说:“如果下诏亲征,那么无故招致敌兵侵犯边境,怎么应对呢?如果巡边犒劳军队,那么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给费用之外,朝廷自己用缗钱一千四百万,现在怎么接续?如果说移动车驾,想要奉德寿一起出行,那么没有行宫;如果陛下自己出行,万一金朝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怎么处理呢?”孝宗大悟,对张浚说:“都督先前往巡视边防,等到有功绩,朕也不惮前往一次。”张浚愤怒地说:“陛下应当以马上成功,岂

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

译如果贪图安逸而错失战机。”等到退朝后,浩对浚说:“帝王的军队,应当确保万无一失,怎么可以拿它去冒险以求侥幸?皇上承受着两百年基业的托付,汉高祖是从亭长那样的卑微地位、在败亡之余起家的,怎么能相比呢?”

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Θ▯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朔庭,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

  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

  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

  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

  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少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

  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

译不久,又在殿上辩论,张浚说:“中原沦陷已久,现在不夺取,豪杰必定会兴起并夺取它。”史浩说:“中原一定没有豪杰,如果有,为什么不起兵灭亡金国?”张浚说:“他们民间没有一兵一卒,不能自己兴起,等待我的军队到达,作为内应。”史浩说:“陈胜、吴广能用竹木兵器灭亡秦国,他们必定等待我的军队到达,就不是豪杰了。如果有豪杰却不能起兵,那就是金国还有法制来维持,不可以轻易夺取。现在不深思,将留下后悔。”又上疏极力劝谏说:“靖康之难,忠臣孝子,谁不痛心疾首?想着要在北方敌营杀敌,来洗雪大耻。恭敬地揣想皇上的心意,寝食不忘。然而近处安定可以安抚远方。如果大臣不依附,百姓不信任,就轻率采取这个行动,怎么保证一定胜利呢?如果作战胜利,那么一举就能扫平敌营,难道不痛快吗?如果不胜利,那么就会使国家遭受重大耻辱,给外敌提供借口,陛下能安心在深宫吗?太上皇能安心享受天下的奉养吗?这是我吃饭不香甜,睡觉不安稳的原因。张浚是老臣,考虑应当周到。却沉溺于幕下新进之人的计谋,被北方人欺骗迷惑的说法所眩惑,所以我有此请求。德寿宫难道没有报复之心吗?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各自拥有重兵,都是西北的战士,燕、蓟的良马;然而与他们较量胜负长达五十年,还不能收复尺寸之地。现在想用李显忠的轻率,邵宏渊的缺乏谋略,却想要取胜,不是很难吗。只应当训练士兵,准备器械,巩固边防,积蓄财赋,宽缓民力,十年之后再用兵,那么前进有开拓国家、报仇雪恨的功劳,退守没有劳师费财的祸患,这是我平素的志向和天下的大计。”

不久,督府缺乏费用,想从百姓那里征收,史浩说:“没有给百姓施恩,就加重征收,恐怕盗贼未必能消灭,百姓贫穷先自己成为盗贼。一定要向百姓征收,我应当请求退休。”皇上为此给予五百道虚告,并且用一年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增加军费。史浩又从容地对张浚说:“兵少而不精锐,两位将领不可依靠。况且现在二十万人,留在江淮驻守的有多少?说十万。再计算守卫船只和运输粮食的人,各两万人,那么战斗的士兵才六万人罢了。他们害怕这个吗!况且淄、青、齐、郓等郡,虽然全部收复,也没有伤害他们。他们如果用重兵侵犯两淮,荆、襄作为牵制,那么江上危险得像堆叠的蛋一样。都督是在山东呢?还是在江上呢?”像这样诘问辩难共五天。又委婉地劝他说:“平时愿意执鞭跟随而不可得,有幸共同承担重任,却屡次议论不同,不仅为国家百姓考虑,也为相公考虑。明公以大仇未报,决意用兵,这确实是忠义之心。然而不观察时势就轻率行动,这是徒然羡慕复仇的名声罢了。如果真的想建立功业,应当借以数年,先做不可被战胜的打算,等待敌人可以战胜,才是上策。明公四十年的名望,如果一旦失利,该怎么办呢?”张浚说:“丞相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我老了。”史浩说:“晋国灭吴,是杜预的功劳,而当时归功于羊祜,因为规模出自羊祜。明公能先建立规模,使后人借此有功,这也是明公的功劳,何必亲自去做呢?”张浚沉默不语。

第二天召见,张浚上奏说:“史浩的意思不可挽回。恐怕失去机会,只有陛下英明决断。”于是 bypass 三省、密院,直接发檄文给各位将领出兵。德寿宫知道后,对寿皇说:“不要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一定误了大计。他专门把国家的官职财物做人情。”不久,史浩在官署中忽然得到邵宏渊等人遵命出兵的文书,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史浩对陈康伯说:“我们都兼任右府职务,出兵却不能参与,那么还要那些宰相做什么!”史浩于是极力请求罢免回乡,于是出任绍兴府知府。临别时,又说:“希望陛下审度事势,如果一次失败之后,恐怕最终不能再指望收复中原了。”

张浚到达扬州,集合江淮军队八万人,实际可用的六万,分属各位将领,号称二十万。任命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从定远出兵,邵宏渊为副使,从盱眙出兵,张浚亲自渡过淮河视察军队。李显忠收复灵壁县,打败萧琦。邵宏渊到达虹县,金军抵抗,恰逢李显忠也到达,于是收复虹县。泗州知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一并投降。两位将领于是乘胜进军,攻克宿州。捷报奏上,李显忠晋升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晋升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这时,李显忠的名声在邵宏渊之上。

当时符离府军中,还有金三千多两,银四万多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多石,布袋十七万条,衣带、枣、羊、盐各一库,酒三库。于是放纵亲信部曲,任意搬取,剩下的,才用来犒劳军人,三个士兵共一缗。士卒怨恨愤怒说:“得到宿州,赏三百,得到南京,须得四百。”不久又出战,把钱全部丢弃在沟壑中。因此军心愤恨咒骂,人无斗志。

张浚于是写信,命令邵宏渊听从李显忠节制,邵宏渊不高兴。不久又命令李显忠、邵宏渊共同节制,于是完全没有体统了。孝宗听说后,亲手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

,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

译朝廷内外振奋鼓舞,十年来没有比这更辉煌的胜利。因为盛夏时节士兵疲惫,急忙召李显忠等人回师。在命令尚未送达之际,忽然报告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的大军即将到达。正值夜晚,军队尚未整顿,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先率军逃归,接着逃归的有宏渊的儿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两位将领都无法制止。于是李显忠、宏渊的大军连同民夫等十三万人,在一个晚上彻底溃败,武器装备和粮草物资,被丢弃殆尽。士兵们都挥动空拳,甩开双臂向南奔逃,被践踏或因饥饿困顿而死的人,数不胜数。两位将领逃窜,不知下落。

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崤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

  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

  及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黜。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少孰多。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尽信乎?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

  ●卷三

  ○绍熙内禅

  绍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贵妃黄氏有宠,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斋宫,乘间杀之,以暴卒闻,上不胜骇愤。及行礼,值大风雨,黄坛灯烛尽灭,不成礼而罢。上以为获罪于天,且

译张浚当时在盱眙,距离宿州还有四百里。传闻金兵即将到达,于是急忙渡过淮河进入泗州,随后又退守维扬。处境窘迫恐惧而无计可施,于是解下所佩带的鱼符,假借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派他出使金国求和。僚属极力劝阻,认为不可。于是上奏请求退休,又请求派遣使者求和。孝宗愤怒地说:“刚战败就求和,这是什么举措!”于是下诏罪己,其中有说:“我的明察不足以洞察万里之外的情况,智慧不足以选择三军的统帅,号令已经违背常理,进退失去法度。”又说:“穿着素服哭悼崤陵之战的军队,不敢废弃秦穆公的誓言;尝胆雪会稽之耻,应当怀着勾践的图谋。”张浚降职为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属官各削去两级官职。邵宏渊降五级官,又责授靖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南安军。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筠州,又再次责授莱州团练使,安置在潭州。弃军而逃的各将领,依次降职贬谪流放,程度不等。

不久设置宣抚司,允许其便宜行事。没过多久,又让张浚都督江淮军马,随后又入朝担任右仆射,仍兼任都督。二年三月,又下诏让张浚到淮上视察军队。张浚又谋划大规模出兵,皇上不听从。四月,召他回朝。罢免江淮都督府,张浚也罢免宰相职务。

等到和议即将达成,张浚坚持认为不可。汤思退于是向皇上禀报张蕴古求和的事,因此张浚的议论于是被罢黜。不久,金国纥石烈志宁送信议和,其中有说:“先前,出兵走诡道,袭击我的灵壁、虹县,用十余万人,窃取两个小邑。主将气势骄盈,率领众军直抵符离,帅府派兵进讨。凭借天威,得以完全制胜,所杀超过适当限度,其余众军溃散逃走。计算得失,孰少孰多。如果认为符离之战,还是因为兵少导致失败,那就请倾尽全国之众,来迎接我军。”等等。这一年八月,张浚去世。

《赵鼎传》说:“赵鼎再次拜相,已过一个多月,有人以没有施设作为为言。赵鼎说今日的事,如同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害,元气必定耗损,只应当静下来镇守。张德远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他的效果可见,也足以作为警戒了。当时议论回临安,赵鼎上奏恐怕回銮之后,朝廷内外认为朝廷没有恢复之意。皇上说:‘张浚措置三年,竭尽民力,耗费国用,何曾得到尺寸之地,这种议论不值得忧虑。’”

《刘氏日记》说:“孝宗刚即位,张魏公当权,独独把恢复的任务托付给他,他承担下来不推辞,朝廷没有人敢违背。魏公向来轻率锐进,这时大家都认为他必定失败,只是不敢说罢了。等到征辟查〇、冯方为属官,这两个人尤其轻率锐进,朝廷担忧他们,于是让陈俊卿、唐文若参预军事,大概是这两个人厚重详审的缘故。周益公当时任中书舍人,唐文若来告别,益公握着文若的手,让他告诫魏公不可轻举妄动。后来魏公知道了,非常怨恨益公,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轻举妄动而败事。”

《何氏备史》说:“张魏公向来轻率锐进好名,士人稍有虚名的,没有不被他笼络的。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人中好功名富贵的,没有不趋附他门下的。而且他的儿子南轩,以道学倡导名声,父子成为当时的宗主。在朝显官,都是他的门人,都自诩为君子。稍有指责他不对的,就视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全部覆没,朝廷没有一人敢言其罪。直到四年,辛炳才言其罪,也不过是落职,在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这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于是上疏其罪,不久又把言者逐出朝外。等到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蓄的兵财,扫地无余,反而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没有虚度一日。隆兴初年,大政事没有比符离之事更重要的,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提及,公论在哪里呢?假如魏公未死,和议必定不能达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的了。”

《涧上闲谈》说:“近世修史,本于实录、时政纪等,参以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然难以尽信;至于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以尽信吗?与其取志状的虚言,反不如取野史、传记中或可信者。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于说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而正当大军悉溃,又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

●卷三

○绍熙内禅

绍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次祭祀圜丘。在此之前,贵妃黄氏有宠,慈懿李后嫉妒她。到这时,皇上宿于斋宫,乘间杀了她,以暴卒上报,皇上不胜骇愤。等到行礼,正值大风雨,黄坛灯烛尽灭,不成礼而罢。皇上以为获罪于天,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