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易经解义卷十七

译象虽然极其繁杂，却有至为简约的道理在内部维系；象不正是肖像乾坤所显示的道理吗？有了爻象，就有吉凶之辞；但吉凶必须借助揲蓍之后才显著。有人拿着蓍草来问《易》，参伍错综，通达变化、穷尽数理，效法乾坤的爻象；爻象在蓍卦之内发动，而所遇到的或吉或凶，便在蓍卦之外显现。这就是所谓吉凶悔吝由运动产生。爻象的运动就是变。既然在内部发动而成为变化，此时虽然还没有立即施行于天下，但事业从此可以成就，事情从此可以决定；利用出入、百姓共同参与的功业，已经显现在这里了。然而如果没有圣人系辞加以命定，趋避终究会迷惑，功业也无从显现。因此，功业固然显现在爻象的变化中，却必须得到圣人系下彖辞爻辞的吉凶之辞，之后得失才能明白，从违才能确定。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情，不是全都显现在辞中吗？这种忧世觉民的功劳，确实可以与天地的德相媲美。考察本章“贞一”二字最为精要：“一”就是天命所赋的本性，“贞”就是顺着本性而行的道。乾坤的易简，是性命的根源，也是生成万物的大本。圣人效法天、取法地，树立卦象、系下卦辞爻辞，本来就是希望天下人各自修养自己的道，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最终达到天命。所以，圣人的心意完全包含在象中，圣人的情怀显现在辞中。学习《易》的人，难道可以不神明地领会圣人的心意和情怀吗？天地伟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人民？靠财。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奸为非，就叫作义。这一节说使用《易》的圣人，体会天地造化的心情，把它作为自己的心情，并落实到功业之中。天地无心而成就化育，所以不说情而说德。德的覆盖没有不周遍的地方，所以说伟大的德在于生，意思是使万物完成其生长。位，是人君的君位。“仁”应当作“人”，意思是治理人。孔子的意思是：“《易》的卦爻已经明白显现了，但《易》所以能够发挥功用，在天地就是造化，在圣人就是功业。从天地来说，天地有伟大的德，只在于生养万物。天地之间，各种物类、各种形态无不具备；只是天确实在上，地柔顺在下，寂然无为，而生生不息的机理随处流行，仿佛每天都以生养万物为事，所以生养本来就是天地的伟大德性。从圣人来说，圣人体会天地好生的德性，用它来生养天地所生的百姓；必须亲自承受上天赋予的君位，然后才能赞助化育、治理众生，所以又把君位看作最大的宝物。然而拥有最大的宝物和君位，必须兢兢业业地守护；守护它要依靠人民。士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远近都归心，之后君位才能守住。守住君位依靠人民，还必须休养生息来聚集人民；而聚集人民要依靠财货。家室充盈安宁，乡里富足有余，之后人民才能聚集。” 至于财货用来聚集民众，适宜在于治理它，就应当尊重农业本业、节省多余费用来治理财货。言辞用来教化民众，适宜在于端正它，就应当区别贵贱、辨明名实来端正言辞。民众作奸犯科，适宜在于禁止，就应当申明法令、明确刑罚来禁止。可是这三件事都必须用义来裁制。合乎义，就加以治理，财货便能平衡；加以端正，言辞便能顺当；加以禁止，民众便能改正自己的过错。这样，圣人的功业或许就能与天地的伟大德性相匹敌了。按：《易》这部书，原本是圣人因为与民众共同忧患而作，所以《系辞上传》第一章从乾开始，经由坤完成，归结到乾坤易简的道理；《系辞下传》第一章又从乾的易、坤的简说起，归结到天地广泛生养万物的德性。能够得到乾坤易简的道理，并在天地之间成就其位，是圣人的本体；施行天地广泛生养万物的德性，并把自己的位置看作最重要的珍宝，是圣人的作用。有本体，就能与天地合其德；有作用，就能替天地扩充其功。《系辞》这样说明《易》，是对后世有德有位的圣人寄予希望，正是如此。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适宜生长什么；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他制作结绳而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这一章讲的是圣人制作器物、崇尚取法卦象的事情，其中这两节讲包牺氏在创作《易》以前为民众的生活创制器用，从而开辟获取鲜食的来源。文，指羽毛；与地之宜，指土地适合什么。各本多有“天”字，这里应当是指时令和方位。结绳，是用麻制成的绳网；网是用来打猎的，罟是用来捕鱼的。“盖”是表示推测的语气，意思是大概取法于此，并不是一定取法于此。孔子的意思是说：考察古代，圣人以其德行登上最尊贵的地位，能够创作《易》来为民众创制器用，开始于包牺氏统治天下的时候。羲皇能够藏往知来，心与造化相通，本来已经具备创作《易》的根本了；又从俯仰、远近之间寻求依据，来验证阴阳消长的道理。所以抬头观察天上经纬运行的形象，如日月星辰之类；低头观察大地一定的法则，如南北、高深之类。至于俯仰之间，从鸟兽的纹理上观察，如刚硬的鬛毛、柔软的毛发，也是阴阳；稀疏的皮革、毛色光泽，也是消长。从天地所宜上观察，如春夏是阳气增长，秋冬是阴气消退；高处是阳气增长，低处是阴气消退。近处从自身的形体性情取法，远处从万物的飞行、潜藏、运动、生长取法，阴阳消长的道理无不完备地包含在其中。于是创作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神明的德性不可见，就从健、顺、动、止这八种德性来贯通它；凡是深入而无形的阴阳道理，《易》都与之融会贯通，没有隔阂。万物的情状可以看见，就从雷、风、山、泽这八种事物的情状来类比它；凡是显现而有形的阴阳道理，《易》都与之相似而不相违背。八卦既已形成，各种防范也都显明了。圣人作《易》，难道只是为了制作器物才设置卦象吗？但制作器物的道理总不超出这些。古代禽兽鱼鳖很多而人民很少，所以包牺氏教民众把麻结成绳，制成网罟，在山林中打猎，在河川湖泽中捕鱼，使民众知道获得鲜食的好处。这件事大概取法于离卦。离卦的象是眼睛，离卦的德是附丽，正像网罟的两目相连，而万物附着在网上。按：宓牺最初画出八卦，他的神灵意智本来不需要借助外物形象就能显现，只是借河图中的神物来取信于天下百姓。所以《易》尚未创作时，完整的《易》理已经具备于圣人心中；《易》创作以后，天下的道理都完备于《易》中。书虽然完备万物、使器物发挥功用，圣人并不是先从《易》中取象而后制作，但究竟没有一种道理超出《易》之外，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

译否则，网罟的设置未必不在画卦以前，那么又从哪里取用“两目相连、万物附丽”的形象来求得相合呢？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他砍削木头制成耜，揉曲木头制成耒，利用耒耜和耨的好处来教导天下民众，大概取法于益卦。在正午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的民众，聚集天下的货物，彼此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大概取法于噬嗑卦。这两节讲神农氏教民众种植粮食，使有无相通而不致匮乏。耜是耒的前端。砍削木头使它尖锐，制成耜；揉曲木头使它弯曲，制成耨，耨是用来除草的。孔子的意思是说：包牺氏时代，获取鲜食的来源已经开辟，但粮食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完备。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民众厌倦鲜食而食用草木的果实，于是砍削木头使其尖锐制成耜，揉曲木头使其弯曲制成耒。耒用来运转耜，耜用来翻土，设置耒耨的器具，并教天下民众树艺种植的方法。这件事大概取法于益卦，因为上下两个卦体都是木，取益卦之象。下方的耜负责运动，上方的耒负责插入；上入下动，取益卦之德。天下的利益，没有比耒耜更大的了，也取了益卦的意义。网罟设置后，鲜食充足；耒耜具备后，黍稷丰收，于是货财繁殖起来。但有谷物的人有时得不到鲜食，有鲜食的人有时得不到谷物；缺乏的人无处取得，积存的人无处散发，于是有无不均，民众的供养也可能不足。因此神农氏教民众，约定在正午设市，使道路远近均等、往来行走便利，于是天下民众没有不能到达的。市场各自聚集货物，使各种物品齐备、各项用途满足，于是天下货物没有不聚集的。交换自己所有的，换取自己没有的，交易后离去，于是有无相互补济，彼此相通，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这件事大概取法于噬嗑卦。因为卦德是上明下动：上卦的明象征正午和市场，下卦的动象征民众往来活动。卦名叫噬嗑；民众不从事同一种行业，货物也不只有一种用途，把它们招来聚集，再加以咬合交易，正是噬嗑的意义。按：圣人创制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其功用不止一个方面，而《系辞》必定先说离卦，再说益卦，再说噬嗑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食物和货财是民众生命的根本，生养民众是王政的首要大事。圣王谋求治理天下，没有舍弃这些而先做其他事情的。《系辞》是《大传》留下的训诫，意义深远。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民众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变化教化民众，使民众感到适宜。事物发展到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卦。剖削木头制成舟，削尖木头制成楫，舟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交通不通之处，使人到达远方而有利于天下，大概取法于涣卦。驯服牛、驾乘马，用来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利天下，大概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大概取法于豫卦。砍断木头制成杵，掘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救济，大概取法于小过卦。给木头系上弦制成弧，削尖木头制成矢，弧矢的便利用来威慑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从这里以下，讲黄帝、尧、舜通达变化、使民众得到适宜的事情；这六节都是创制器物来为民众提供便利。刳，是剖削使中间空虚；剡，是削削使末端尖锐。弦是用丝，弦木就是给木头系弦；弧就是弓。孔子的意思是说：神农时代，食物货财充足，民众的生养已经顺遂。然而风气日益开化，人心渐渐启发，质朴简陋的治理不可能长久。等到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兴起，三位圣人又有顺应时代而治理天下的方法。民心厌弃淳朴固陋而思求变化、趋向文明，是时代造成的。圣人顺应时代的变化使它通达，让天下民众勤勉不倦，天天习行其中而不厌倦。但他们通变的方法，也不过是顺着自然的趋势，以自然的道理加以引导，仿佛神妙变化、不可测度一样。因此使天下民众都在神化之中受到鼓舞，并安然接受、认为适宜。正因为适宜，所以民众趋向它而不感到厌倦。三位圣人通达变化、神妙教化到这种程度，难道还有别的术吗？不过是《易》的道理罢了。因为《易》的道理就是天的道理。消长相互推动，盈虚交替运行；时势处在穷尽之时，数理穷尽就一定改变，形势到了极点就一定反转，没有不变化的。变化就随时转移，顺着形势引导，没有不通达的。通达就能在当时适宜，后世也没有弊病，没有不能长久的。三位圣人的通变合乎《易》，也就合乎天。因此民众认为适宜，上天也保佑他们，吉祥而无所不利。试就通变进一步考察具体事情：开始于黄帝，完备于尧舜，确定上衣下裳的制度，把衣裳垂挂在身上，以改变上古简陋的习俗，于是贵贱有别、上下分明，民众的志向由此安定，圣人安静自持、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这件事大概取法于乾坤卦，因为乾以易而知，坤以简而能，乾坤的变化是无为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理，圣人的变化也是无为的。衣裳制度既已确立，远近之地都会向往归附；但恐怕后来河川湖泽阻塞，使文教有所不通，于是剖削木头使中间空虚制成舟，削木使末端尖锐制成楫。舟用来载物，楫用来推动舟，舟楫的便利兴起后，原来交通不通的地方便借此得以通达。这件事大概取法于涣卦，因为涣卦的象是上为巽木、下为坎水，正如船浮在水面上。河川湖泽已经通达，但山林道路仍然阻长，人们就要挑担、磨破脚掌，承受负荷和奔走的劳苦。于是牛以顺从为本性，所以驯服它来牵引重物；马以健行为本性，所以骑乘、驾驭它来远行，天下便享有安然驱驰的便利。

译这件事大概取法于随卦。卦德是下卦运动、上卦喜悦，仿佛物在下面运动，而人在上面感到喜悦。道路既已通达，远近之人交错而来，暴客也可能趁机兴起。于是设置重重门户，在外部抵御；严密敲击梆子，在内部警戒。即使暴客来到，警戒防备也已经严密，我们本来就有办法等待并防御。这件事大概取法于豫卦，取的是预先防备的意义。耒耜开辟了粮食生产的来源，但民众还不知道脱粟的好处，于是砍木制成杵，使它足以舂米；掘地制成臼，使它足以容纳杵。臼的便利兴起后，万民的供养更加得到接济。这件事大概取法于小过卦，因为卦象是上木下土，杵属于木，臼属于土；卦德是下止上动，如同臼停止而杵运动。外有敲梆子防备暴客，内有杵臼使粮食精细；至于危害较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可以凭借来威慑的器物，那么即使有险难也无法守御，即使有粮食也无法食用。于是给木头系弦使它弯曲制成弧，削木使它尖锐制成矢。弧矢的威力所及很远，可以威慑天下不守法的人，不只是设置重门、敲击梆子在内部防御而已。这件事大概取法于睽卦，因为彼此乖离之后，便用威势使其服从。按：天下风气既然趋向文明，人心的嗜欲日益繁多，欺诈虚伪也日益严重；不给他们以利益，就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不以威势震慑他们，就无法禁止他们的暴行。因此，使天下获得利益，是圣人的仁；威慑天下，是圣人的义。仁和义都只是为了使民众得到适宜而已。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露天居住；后世圣人用宫室改变这种状况，屋上有栋、屋下有宇，用来抵御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古代安葬死者，只是用厚厚的柴薪包裹尸体，埋葬在野外，不筑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用棺椁改变这种制度，大概取法于大过卦。上古用结绳治理事务，后世圣人用书契改变这种制度，使百官据此治理，万民据此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卦。这三节讲黄帝、尧、舜改变古代制度来为民众提供便利。栋，是屋脊上的檩木；宇，是椽；丧期，是丧事哭泣的期限；书，是文字；契，是契约。孔子的意思是说：凡是上古尚未完备而又不可缓办的器物，圣人都崇尚卦象而创制其制度；至于上古已经有的器物，如果制度不适用，圣人更一定会依据卦象改变它。比如上古宫室还没有兴起，冬天住洞穴，夏天露天居住，风雨突然来到，民众没有安宁的居所。后世圣人用宫室制度改变这种状况：有栋木直承屋顶，上面有宇向两边下垂，即使有强风暴雨，也不能侵入。这件事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取其坚固之意；宫室不坚壮就不会牢固。宫室完备后，生者得到庇护，死者却没有覆藏之处，又凭什么教民众尽孝呢？古代安葬死者，不过用厚柴包裹尸体，埋在野地，没有封土植树的规矩，也没有穿丧服、哭踊的期限。后世圣人改变这种做法：用棺包围内部，用椁加固外部，作长远打算，不让泥土接触尸体。此事大概取法于大过卦，取送葬死者是大事，宁可过于厚重的意思。上古民风淳朴、事务简单，所以无论大小事情，只用结绳来记载验证，也足以治理。后世风俗逐渐浅薄，欺诈日益产生，于是圣人用书契改变旧制。言语有不能记载的，就写下来；事情有不能凭信的，就用契约验证。由此，百官的功绩和事实可以考察，万民的真实与虚伪可以核验，于是能够治理和明察。这件事大概取法于夬卦，取其明断之意，因为夬能够决断并除去小人的虚伪，防止他们欺骗。按：历代圣人制作器物、崇尚卦象，有时崇尚卦德，有时崇尚卦名，有时崇尚卦义，有时崇尚卦体，有时又崇尚卦道，总称为象。卦不过就是象而已。五位圣人创制器物，并不一定是观玩十三卦的卦象后才制作；孔子说取法于某卦，正是因为日常使用的事物之间，本来就有一个《易》的道理，圣人的作为默默地与它相合，这就是邵子所说的画卦以前的《易》。既然如此，千万世以来利用器物、安身养生、送葬死者的道理，没有一件不是出于《易》，《易》难道只是一本占卜之书吗？所以，《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仿像。彖，就是卦的材料；爻，就是效法天下万物的运动。因此，吉凶由此产生，悔恨和吝惜也由此显现。这一章讲《易》的卦爻不外乎象，人应当观察卦象、玩味卦辞，从而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材，是卦的本质；效，是效法。孔子的意思是说：推究圣人崇尚卦象的原因，就知道羲皇创作图书以后，《易》便由此兴起。《易》有小成，也有大成，不过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阴阳奇偶的形象而已。但象有卦本体的象，也有一爻的象，总之不是拘泥于形迹，而只是仿佛与道理相似罢了。比如阳卦六画的乾卦，从卦来说，是用来象征纯阳至健的道理；从爻来说，则分别象征潜藏、显现、警惕、跃进、飞腾、亢极的道理。阴卦六画的坤卦，从卦来说，是用来象征纯阴至顺的道理；从爻来说，有的象征一阴开始产生，有的象征阴气盛极而亢，阳也各自具备一种道理。举乾坤为例，其他卦都可以类推。这就是圣人创作《易》，设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卦象既已确立，再观察卦象并系以文辞，就有了彖。彖，是说明一卦的材料。比如卦德、卦体、卦变、卦象、卦义，都是卦的材料。卦兼有善恶，卦材善，卦辞也随之说善；卦材恶，卦辞也随之说恶，于是卦象的整体形态便显现出来。

译于是又有爻。爻，就是效法天下万物的运动。比如爱与恶相互攻伐，远处与近处相互取应，真实与虚伪相互感应，天下万物的运动纷纭变化，无法穷尽追问，但都已经具备在爻中。因此圣人把这些一一摹拟，分别写在各爻之下，于是象的这一层意义就明白了。既有卦爻以象来告示，又有卦爻辞来发挥卦象，所以得失的报应由此明白，吉凶由此产生；忧虑和安乐的原因由此清楚，悔恨和吝惜由此显现。因为悔吝是在心中尚未显露，吉凶则是在事情上已经显露。吉的产生，是悔的显现；凶的产生，是吝的显现。总之，系辞是为了充分表达言语，而不外乎确立卦象以充分表达意旨。材是象的本质，动是象的作用，吉凶悔吝是象的征验。卦象一经确立，《易》的道理就完备了。按：宓羲画出卦象时，吉凶悔吝的原因已经明白在心中，只是当时世道浑厚宁静，所以不在文辞中显明，只用卦象来告示。到了中古时期，欺诈虚伪日益产生，凡是卦爻所系的文辞，都是现实事情中存在的，所以圣人系辞来正告天下说：这样做就会悔恨而得到吉祥，那样做就一定会陷于吝惜而得到凶祸。使天下明白趋避的道路，这说明圣人创立卦象、系下文辞，都是因应时代而为社会发挥作用。阳卦为什么多阴爻，阴卦为什么多阳爻？阳卦的画数为奇，阴卦的画数为偶，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呢？阳卦是一位君主统率两位民众，是君子的道路；阴卦是两位君主面对一位民众，是小人的道路。这一章借少阳、少阴卦的卦名，显示圣人尊阳抑阴的意思。君，指阳；民，指阴。孔子的意思是说：乾坤两卦是纯阳、纯阴，卦画没有多少之分。至于震、坎、艮都是阳卦，本应多阳，但它们的卦画却是一阳二阴，所以阳卦反而多阴。这是什么缘故呢？凡阳卦以一个阳爻作为一画，两个阴爻各作二画，合起来就是五画，五是奇数，奇数便成为阳卦。凡阴卦，一个阴爻已作二画，两个阳爻又各作一画，合起来就是四画，四是偶数，偶数便成为阴卦。这都是数理自然的奥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参与的。然而数没有不根本于理的，从卦数所呈现的现象来推究与它相合的道理，便知道卦画所在就是德行所在。它的德行又有公私、邪正的不同。阳道尊贵而统率阴，有君主的象；阴道卑贱而跟随阳，有民众的象。阳卦一阳而二阴，象征一位君主统率两位民众。以一位君主统率两位民众，其道广大而合乎公义的正道，这是君子的道路。阴卦一阴而二阳，象征一位民众面对两位君主。这种道路狭小而属于私事的变化，是小人的道路。既然如此，多阴的是阳卦，多阳的是阴卦，难道不是一定的道理、自然的数理，以及圣人扶阳抑阴的深意寄托在其中吗？向来君子虽然人数多，如果小人掌权，卦象就属于阴；小人虽然人数多，如果君子掌权，卦象就属于阳。小人受君子制约，国家就能治理；君子受小人制约，国家就会混乱。小人受君子制约，有时还能改弦更张，改变道路来迎合君子的心意，尚且可以担任一官一职、发挥一些才能；君子受小人制约，却很难败坏操行、丧失节度来迎合小人的作为，必然逐渐形成彼此倾轧的局面。这就是治乱分化的原因。《易》的泰卦不说有君子而无小人，而说内卦为君子、外卦为小人。既然如此，只要处置得宜、使用得当，即使小人又哪里足以造成祸害呢？《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都顺从你的思想。”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下万物同归于一个道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归于同一终点，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了。寒气离去，暑气到来；暑气离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了。离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信；屈信相互感应，利益便由此产生。尺蠖屈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用；使所用的事物有利而安顿自身，是为了崇尚德性。超过这个境界以后，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 这四节引用《咸》九四的爻辞，说明天下感应的道理。屈伸的机理都出于自然，其中没有容纳人为思虑的地方。思，是心的作用；虑，是谋划、揣度事情。致，是达到极点。《咸》九四以阳爻居阴位，不能守正固守，想凭私情感应而损害大公，所以爻辞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都顺从你的思想。”孔子解释它的意思是：天下极其广大，万物一感一应、相互往来的情形，本来就是天下自然的道理，并不妨碍我空虚的本体，那么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运用我的思虑呢？天下的道理源于太极，本来同归于一；但一涉及具体事物，所感应的对象很多，道路也各不相同。究其根本，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却相同，天下没有两个不同的道理。道理根植于人心，本来是一致的；但既然接触事物，所应对的方面分开，思虑也有百种。究其根本，思虑虽有百种，所达到的却是一个目的，天下没有两种心。既然道理没有两个道理，心也没有两颗心，那么顺着道理去做，依循本心去处理，就足够了。的确，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运用我的思虑，而要心意纷乱呢？试从天运来观察：由于太阳离去，月亮便来到；由于月亮离去，太阳便来到；两个光曜相互推移、相互替代，于是光明产生而不穷尽。

译由于寒气离去，暑气便来到；由于暑气离去，寒气便来到；两种气相互推移、相互接续，于是一年形成而不缺失。日月寒暑的离去，不需要思考便离去，是气机消退而屈；日月寒暑的到来，不需要思考便到来，是气机增长而伸。一屈一伸，就是造化不断相互感应的机理，光明产生、岁时形成的利益也由此产生。这样看来，屈伸往来，哪一种不是感应自然的常理呢？从天运推及物理，没有不是如此的。比如尺蠖行走，如果没有屈曲，就不能伸展；它屈曲时，自然含有求伸的道理，不需要思虑便会伸展。龙蛇在冬天，如果不蛰伏，气息就不能保全自身；它蛰伏时，自然能够保全自身，不需要思虑便能存身。难道只有事物的道理如此吗？考察圣人的学问，也有自然的机理。天下事物的感应各不相同，而心能够裁制它，就是义；心所感应的事情并不一致，而义能够随时变通，就是神。精细研究义理，达到入神的境界，对于事物应当如何处理，没有不能洞察的，达到神妙的境地；此时心不向外驰逐，所入的道理不再外出，这是内在的屈，而见理清楚透彻，自然能够把内在道理推及外在作用，这就是屈之感而伸。原文末“既”疑为残句。既然足以施用，而且所用无不有利，那么应对事情、接触外物时，就能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迎着刃口解决问题，而自身所履行的道路无处不安稳。这是外在的伸；行动得宜，自然能够增进、崇高其内在的德。这是伸的感应又回到屈。屈伸往来，没有一处不是相互滋养、彼此发动的道理。功夫在这里下，效果在那里显现，又哪里容得下我的思虑来扰乱其中呢？义求精纯，作用求有利，这一机理掌握在自己这里，是可以知道的。从这里出发，内外之间相互滋养、彼此发动，自然有想停止也不能停止的趋势。至于这以上的境界，只能等待天机自然到来，绝不是人力可以增加的，又哪里是我所能知道的呢？这是穷尽天地的神妙，与不可测度的造化合一，共同藏身于同一境域；通晓天地的变化，与有次序地推行变化的事物相契合。开始是入神，到这里神妙已经穷尽；开始是可以知道，到这里知识已经转化为神妙。这一切都由于德性盛大，所以能够如此穷神知化。难道只是使德性崇高而已吗？相互滋养、彼此发动的机理，反复纯熟，达到无知无为的境界，是往而屈；神化合一的妙处，遗忘再遗忘，达到自然自致的境界，是来而伸。这也都是感应自然的道理，不是思虑所能达到的。按《咸》的卦象，以虚为义；在极虚之中，没有不相同的，也没有不归于一的。然而把它推及晦明、寒暑、往来、屈伸的道理，就会发现同一之中存在极其不同的方面，一致之内存在极其不一的方面。神化正由此产生。所以又从精研义理、便利施用推及穷神知化，说明所谓同，必须以贯通为条件；先把不同归为同，然后这个同才可以贯通；所谓一，必须以会合为条件；先把不一归为一，然后这个一才可以会合。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就是这样。至于世俗学问的失误，固然忧患在于思虑纷乱；异端之学又错误地执着于“何思何虑”，流入虚无寂灭之中，这样将凭什么施用、崇德而穷神知化呢？所以九五的志向，最后也与“憧憧”同样受到戒惧。《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是自己应当困顿的地方却偏要在那里困顿，名声一定受辱；不是自己应当凭借的地方却偏要在那里凭借，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见到呢？” 这一节引用《困》六三的爻辞，用来告诫小人不应当压制、陷害君子，否则只是自己招来忧患。《易》困卦六三，以阴柔的本质，上面压制九四，下面压制九二，想困住别人，最后反而困住自己，所以爻辞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的解释是：困卦六三以阴柔居不中正之位，是没有才德的小人。它处在九四之下，九四刚健坚固、厚重不屈，足以压制六三，有石头之象。六三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却想倾覆陷害九四，想乘其空隙夺取其地位，这是在不该困人的地方困人，必然导致公论不赞同、名声受辱。它又处在九二之上，九二刚强英锐、难以亲近，不甘心依附六三，有蒺藜之象。六三不衡量对方的实力，却想盘踞在九二之上，想凭借权势钳制对方，正是在不该凭借的地方凭借，必然罪恶贯盈、灾祸来到而自身危险。名声既已受辱，自身又处于危险之中，死亡已经不远了。虽然上六是它的正应，有妻子的象征，但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能拥有妻子呢？所以说不能见到妻子，说明上六虽然与六三亲近相应，也不会真正成为六三的助力。按：君子有不幸的困厄，并不是自己招致的，身体虽然危险，名声却不会受辱；小人想要凌驾于君子之上，最终一定会陷入自身困境，以至于名声受辱、身体危险。哪里比得上安守本分、谨慎自守，使自己和他人都能保全呢？《易》不仅替君子谋划，也已经把替小人谋划的道理说尽了。《易》说：“王公在高墙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矢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再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出动就能有所收获。这说的是先成就器具再行动。” 这一节引用解卦上六的爻辞，说明君子应当善于收藏自己的才用。藏，是收敛而不显露的意思；括，是结住、阻碍；成，是完备无缺。解卦上爻居公孤之位，却能够解除六三的悖逆邪恶，所以爻辞说：“王公在高墙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的解释是：隼是凶猛而有害的禽鸟；弓矢是射禽鸟的器具；射隼的人，就是手持弓矢射隼的人。解除悖逆的任务，大概只有君子能够承担。君子怀有治理国家、救济世人的才能，这就如同把有利于施用的器具藏在自身，收敛锋芒，不抢先也不落后，等待时机成熟才行动，那么他的器具早已完备，有什么不利呢？正因为先收藏而后行动，所以行动自然有利，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一出动，凶猛有害的东西就被除去而有所收获。解卦上爻的话，正是说王公能够善于收藏自己，以成就其器具，谋划万全，行动没有阻碍，所以捕获隼而无所不利。按：君子对待小人，通常疏忽；小人窥伺君子，通常严密。君子必须收藏器具、等待时机，使小人不疑惑、不猜忌，然后才能趁时制伏小人。

译大舜除掉四凶，孔子诛杀少正卯，都是不动声色而在极短时间内成功，大体都遵循这个道理。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不看见利益，就不会勉励自己行仁；不受到威慑，就不会因不仁不义而受到惩戒。先施以小的惩罚而使他得到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戴刑具，伤灭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节引用噬嗑初九的爻辞，说明君主应当惩戒小人，使他们远离罪过。孔子的意思是说：仁存在于内心，内心最怕的是没有羞耻。小人只是不以不仁为耻，所以内心陷入不仁；义表现在事情上，正因为他们不以不仁为耻，所以做事常常不怕不义的名声。既然不知羞耻、不知畏惧，内心便荡然无所顾忌，不受名教约束而无所不为。然而小人虽然愚昧，起初并不知道仁义有什么利益，也不知道不仁不义会造成深重的祸害。如果用利益诱导他，用祸害警惧他，他趋利避害的情感一定会有突然悔悟的一刻。所以看不见利益，就不会勉励自己行仁义；看不见威势，就不会因不仁不义而受到惩戒。利益与威势，正是人君惩罚告诫的重大权力。开始时在小人面前惩罚他轻微的不仁不义，最终就能在以后警戒他更大的不仁不义，这就是惩罚和告诫能够造就小人福分的原因。《易》说：“脚戴刑具，伤灭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小惩而大诫。按：天下的小人，并不一定生来就是执迷不改的人。大多是向前没有所羡慕，退后没有所畏惧，于是流于极端邪恶而没有止境。如果掌握国家的人早早明确劝善惩恶的法典，那么这个时代就不会遭受佞邪小人的祸害，小人也能够因此得到福分。最终一定能够达到刑罚搁置而不使用的境地。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所以不去除。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刑具，伤灭双耳，凶。” 这一节引用噬嗑上九的爻辞，说明善恶要看积累，而祸患的机缘往往潜伏在被忽视的小事中。孔子的意思是说：善是成就名声的契机，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名；恶是毁灭自身的媒介，不积累就不足以灭身。小人不知道小善可以积累而达到大善，只认为它对名声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又不知道小恶可以积累而达到大恶，只认为它对自身没有伤害，所以不去除。善既不做，恶又天天积累，于是污秽的德行显著传闻开来，渐渐无法掩盖；恶达到极点、罪过极大，哪里还能够解脱呢？《易》说：“戴着刑具，伤灭双耳，凶；这是由伤灭脚趾发展而来，因为不加防范，最终到了伤灭双耳。”这样怎么能不凶呢？按《旅獒》的训诫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筑九仞高的山，最后因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汉昭烈帝告诫儿子说：“不要因为善小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恶小就去做。”都是说由积累小事而达到大事。至于圣贤的学问，尤其谨慎于隐微之处，在无人处也不感到惭愧，又哪里会等到小善小恶已经显露之后才战战兢兢呢？孔子说：“危险，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灭亡，是因为只保守已有的存续；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所以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灭亡，已经治理时不忘混乱，因此自身能够安稳，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仿佛要灭亡了，仿佛要灭亡了，才能像系在繁茂桑树上一样牢固。”这一节引用《否》九五的爻辞，说明人君常存戒惧之心，才能长久享有天位，使国势稳固而不倾覆。孔子的意思是说：凡是谋划事情，都应当考虑得最周全；存心处世，贵在保持不足和警惕。所以必须使自己的心好像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正是安定其地位的原因；使自己的心好像面临灭亡，这种灭亡意识正是保全其存续的原因；使自己的心好像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意识正是保持治理的原因。君子深刻鉴察其中的道理：即使海内安宁，可以说是安定了，也常常忧虑地位不可能长久，安定时不忘危险将至；宗庙巩固，可以说是存在了，也常常忧虑这种存续不能一再侥幸，不忘灭亡或许会来到；纲纪整饬，可以说是治理了，也常常忧虑治理不能只靠现状，不让混乱的苗头逐渐萌发。既然不忘有危险、有灭亡、有混乱的时候，就一定会谋划使国家安定、保存、治理的防备措施，因此自身的地位能够安稳，国家也能够保有长久存在和长期治理。《易》说：“仿佛要灭亡了，仿佛要灭亡了，才能像系在繁茂桑树上一样牢固。”玩味这句爻辞，更应当增加警惕。按：唐尧、虞舜时代可以称为极盛时期，然而禹仍有关于怠慢游乐、骄傲暴虐的戒诫，益仍有关于懈怠荒废、放纵享乐的箴言；至于伊尹警戒太甲不要长久舞蹈、沉溺歌乐，召公训诫武王不要玩物丧志，贾谊在文帝朝廷陈述《治安策》，魏徵在太宗时代上《十渐疏》，李沆处在真宗太平之日却只谈水旱盗贼，耶律楚材在太祖开创之初却每天以百姓的安危忧乐进言，这难道是故意把话说得过分吗？正因为他们每天忧虑混乱和灭亡，所以能够使国家长久保全。既然如此，“其亡其亡”这两句话，难道不是真正适用于万世有天下者的金玉鉴戒吗？孔子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尊贵，智慧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小却承担重大责任，很少有不遭受祸害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用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秽，凶。”说的就是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责任。这一节引用《鼎》卦九四爻辞，说明小人不衡量自己的才能和德行，却贪图高位、谋求功业，必然会导致国家覆亡、自身丧命。孔子的意思是：凡是身居职位，必须看自己的德行；谋划事情，必须看自己的才智；承担责任，必须看自己的力量。如果德行浅薄，职位也应当卑下；才智浅小，谋划也应当小一些；力量微薄，承担的任务也应当轻些。这是通常的道理。假如一开始不能审察自己的德行浅薄，却贪图尊贵的职位；职位得到以后，又不肯估量自己的智力有所不足，反而谋划大事、承担重任，发表好大喜功的言论来掩饰自己的愚昧、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么失败很快就会显现，职位也会随即丧失；不仅自身和名声都毁掉，国家的饭锅也会因此倾覆。《易》说：“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这是说，职位虽然尊贵，但才能德行不足以胜任其职责。考察古代圣贤出仕或退处的时候，他们必先在内心衡量自己，再在外部观察君主；即使职位卑下、俸禄微薄，也一定要能够胜任事务，然后才领取俸禄。何况身负国家重任，事情关系到民众和国家，怎么可以不自我衡量，贸然处在高位呢？然而任用人才是君主的职责，因此也应当辨别才能、授予官职，不要让人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讽，这正是《大传》反复告诫的道理。

译以上六节，有五节讲的是小人的事情。《困》卦的第三爻，是小人图谋君子的情形；《解》卦的上爻，是君子图谋小人的情形；《噬嗑》卦的初爻，是小人的邪僻行为尚未得逞；《噬嗑》卦的上爻，是小人已经陷入大恶；《鼎》卦的第四爻，是小人为家国留下祸患。圣人有时对他们表示警戒，有时替他们庆幸，有时给他们指示，有时对他们怜悯，有时替他们忧虑，总是希望他们安守自己的本分，不要成为天下的祸害。治理小人的人，难道不也应当懂得妥善处理他们的方法吗？孔子说：懂得事物的先兆，这不是神明一样吗！君子同上层交往不谄媚，同下层交往不轻慢，这就是懂得先兆吧？所谓“几”，是事物发动时，在吉凶显现之前先出现的征兆。君子见到先兆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石头一样坚定，哪里还用等上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就可以看出来了。君子懂得隐微，也懂得显著；懂得柔顺，也懂得刚强，是众人所仰望的人。这一节解释《豫》卦六二爻的意义。孔子的意思是：人在处理事情、与人交往时，其中一定有先行发动的征兆。人的心最为神妙，本来没有不能照察的事情；只是内心有所蒙蔽，才会在先兆出现时不知道。假如内心空明，没有私念物欲，自然一接触事物就能觉察，没有不知道先兆的。能够认识到先兆，这不是神妙吗？上下之间的交往，无不有先兆存在。同上层交往固然贵在恭敬谦逊，但谦逊过度，就接近阿谀附和而成为谄媚；同下层交往固然贵在和易平等，但和易过度，就接近轻薄亲狎而成为轻慢。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握隐微和显著之间的分寸。只有君子同上层交往而不至于谄媚，同下层交往而不至于轻慢，对于事理一定的权衡，能够审察得极其精细，行动又没有丝毫过失，这才是真正懂得先兆。所谓“几”，就是天理开始萌动，发动得极其微细，只是出现征兆而尚未显著。假如顺应这个先兆，就没有不吉利的；它是吉利在先的显现。众人不能察觉，只有君子能够看见。君子一见到这个先兆，立即行动而趋向它，哪里会等上一整天呢？因为稍微迟疑拖延，就会错失先兆，也会违背吉利的方向。《易》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这是说，人不能迅速趋赴先兆，是因为内心沉溺于物欲，不能静心观察，又陷于犹疑迁延，不能果断。如果内心坚定得像石头一样，没有欲望而宁静，坚确不移，那么事理就会确定，智慧就会圆融，操守坚定，行动果断；由此可以看出他不会等上一整天。天下的道理，有隐伏微细的，也有明显彰著的；人处理事情，有谦顺柔和的，也有勇决刚强的。人懂得这些，才会懂得先兆。如今君子既懂得微细，也懂得显著；既懂得应当柔顺的地方，也懂得应当刚强的地方。这四方面都懂得，就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所以成为众人所仰望的人。这才是真正所谓懂得先兆的神妙。考察《系辞》解释《豫》卦六二爻的说法：“上交不谄，下交不凟”，是因为《豫》卦九四不中不正，是《豫》卦的主爻，初六与它相应，六三与它相比，都是对九四谄媚；六二居中得正，自守其位，在初六和六三之间，同上交往不谄媚。初六说“鸣豫凶”，是因为它不中不正；六二虽然与初六相比邻，却居中得正，不轻慢下交，这就是“下交不凟”。这就是所谓懂得先兆。由此可知，《易》的道理不外乎懂得先兆，但懂得先兆确实很难，必须先在内心修成宁静自守的功夫，然后才能以光明照察事物，得到义理的精微，处理事情、交接人物而没有丝毫差错，行动与吉凶的先兆相应，才是懂得先兆的君子。孔子说：“颜氏的弟子，大概接近道了吧？有不善的念头，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实行。”《易》说：“不逺复，无祗悔，元吉。” 这一节解释《复》卦初九爻的意义。“颜氏之子”指颜回。“庶几”是说接近道。孔子的意思是：人自从继承善性、形成自己的本性以来，本来只有一个善；只是后来受到气禀和物欲的拘束蒙蔽，才逐渐失去本然。只有圣人的心纯粹是至善，与道合为一体；贤人的心恢复了本来的善，接近于道。像孔门弟子颜回，他大概接近道了吧？颜回不一定要等到出现明显的过错，在念头刚刚发生时，哪怕稍有杂念，已经不是继承善性的最初状态，也就是不善。颜回在不善的念头发动时，当下就能知道，没有蒙昧而不能察觉；有了不善，从来没有不知道，不必等到迷失以后才觉醒。知道这个不善的念头发动，立即在先兆处克制它，不稍作迟留便立即改正；知道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实行，并不是过了很久才回头。《易》说：“不逺复，无祗悔，元吉。”这是因为初九一阳返回，是复卦中最早的复归，所谓“不远处便复归，不至于产生悔恨，大善而吉”，正是颜氏弟子的学问。由此可知，人性的善，要以能够复归为功；复性之学，以知和行为要。有了不善却不知道，不能说是有行；知道不善却又去实行，不能说是真知。像颜子的学问这样知行合一，大概就是恢复本性的功夫吧？天地之气交互密合，万物因此变化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因此化生。《易》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这是说要专一。这一节解释《损》卦六三爻的意义。“絪緼”是浓厚密合；“醇”是凝聚厚实；“搆”是交合；“致一”是专一。孔子的意思是：造化的生机和人类的作为，无不由两者合为一体，以完成变化、成就功用。试观察天地，本来是两个方面；等到二气相交，阴阳絪緼浓密、没有间隙，就由二而合一，于是万物由气化生，变得醇厚而不涣散。男女本来也是两个方面；等到形体相交，阴阳施受，精气感通，就由二而合一，于是万物由形化生，生生不息。天地男女所以能够成就化育、醇厚、产生万物的功效，是因为絪緼、搆精，专一而不分。 《易》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损去一人，是留下两个；得到朋友，也还是两个。两者相互配合就能专一，若有三者便会杂乱，不能成就功效。损去其中一个，使我们两个人能够使彼此专一，这就是所谓“致一”。考察《损》卦，从卦象来说，三阳三阴，地在中爻，上下都是天，有天地絪緼的象；从上下两个卦来说，少男在上，少女在下，男止、女悦，有男女搆精的象，所以用天地男女来说明。六三与上九相应，志气专一，所以说“致一”。而本卦六爻之间的应与关系，也都是阴阳相配，无不是致一。这是造化的生机和人事的功用所不能超出的道理。

译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先使内心平易，然后才发言；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方面，所以能够保全。处在危险中而行动，百姓不会跟随；心怀恐惧而发言，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关系却有所求，百姓不会给予。没有人帮助他，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易》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这一节解释《益》卦上九爻的意义。“动”是指施行政治事务；“易”是坦率平易；“语”是发布号令；“求”是征取赋税。孔子的意思是：获得益处的方法在于有恒。比如面对百姓治理政事，虽然有行动，君子却不急于行动；应当去除私欲、遵循义理，使自身安定，做到大中至正，毫无偏颇，然后对万事万变审慎思考，考虑周全后再行动。发布号令，虽然有发言，君子却不急于发言；应当平和情绪、抑制意气，使内心平坦舒适、从容不迫，毫无乖戾，然后做到有体有要，因时制宜地发言。制定国家用度，虽然有所求取，君子却不急于求取；应当把百姓当作子女，确定彼此的交往，使上下感通，毫无猜疑，然后衡量土地、制定赋税，依照各自的分际去征取。安定自身，使内心平易，确定交往关系，君子修养这三方面，获取益处的方法就完备了。因此行动时百姓喜悦，发言时百姓信服，求取时百姓愿意给予；不必刻意求益，自然就会得到益处。如果义理不足以制服欲望，就是危险；处在危险中而行动，是自己处在可危的境地，却突然想要驱使百姓，百姓谁会跟随？内心不足以制约意气，就是恐惧；心怀恐惧而发言，是自己实际上没有德行，却用空洞的文辞发布命令，免不了使人产生恐惧和疑惑，百姓谁会响应、奉行？虽然有上下相临的名分，却没有彼此感通的情意，就没有交往。没有交往关系却有所求，是恩惠没有施加，却徒然责求回报，百姓又有谁会帮助并供给他？到了没有人帮助他的地步，就不只是得不到帮助而已；他还会亲自发动，夺取财物，同百姓争夺施舍，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这就是《易》所说的“莫益之而或击之”，因为他立心不能持久，所以凶。使下者得到益处，是君道恒常的原则。有恒是益的根本。《益》卦上九，阳爻居益卦之极，求取不止，专门谋求自身利益，于是失去了恒。没有恒，就没有益。这是周公用来告诫聚敛财货者的话，孔子又详细解释，使后世君子知道以建立恒常之心来取得益处。孔子说：“乾坤，难道是《易》的门户吗？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阴阳合其德性，而刚柔各有形体。用它们来体现天地的事业，贯通神明的德性。” 这一章说圣人依据阴阳创作《易》，阐明造化的道理，向人显示人事的得失。这一节说卦爻的画从乾坤产生，在道理上完备，在作用上精妙。“物”是说有形有质；“撰”犹如事业。有形可供摹拟叫作“体”，有道理可以推究叫作“通”。孔子的意思是：《易》从乾坤开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由乾坤的变化产生的。那么乾坤不就是《易》这部书中各卦各爻的门户吗？一阴一阳就叫作道。阴阳不可直接看见，圣人画奇数爻为乾，以象征阳的刚健，所以乾是阳类之物；画偶数爻为坤，以象征阴的柔顺，所以坤是阴类之物。从阴阳的德性说，阴与阳相合，阳与阴相合，彼此交错往来，二者互相配合，德性就相合了。从阴阳的形体说，刚自为刚，柔自为柔，各自形成自己的质地，二者相对而立，形体就成立了。由此，凡是可以看见的形状，如雷、风、山、泽之类，《易》都一一取象，无不描绘它们的相似之处，这是天地的事业通过《易》而得到体现。凡是可以推究的道理，如健、顺、动、止之类，《易》也都一一显发，无不阐明其中的精妙，这是神明的德性通过《易》而得到贯通。总的说来，《易》所说的不过是阴阳往来而已，六十四卦所说的也不过是乾坤往来而已。说它们相合，却未尝不是分别的；说它们分别，却未尝不是相合的。圣人创作《易》，依据阴阳自然的往来、自然的分合，为它陈列数理、完备义理，体现天地、贯通神明，而不超出阴阳这两类事物。这就是乾坤作为《易》门户的原因。《易》所取的名称虽然纷杂，却没有逾越；考察它所取的事类，难道是因为处在衰世的用意吗？这一节说《易》的卦爻辞不超出阴阳的变化，也因时势而创作。“越”是逾越；“类”是事类。孔子的意思是：自太初以来，只有阴阳二者；但随着义理和数理发展到不可胜数，于是一个卦有一个卦的名称，一个爻有一个爻的名称，有时说物象，有时说事变，所取名称可以说纷杂地出现了。但总不超出阴阳的变化，所以名称虽然纷杂，却从未逾越阴阳。可是考察这些事类，它们用来穷尽万物变化，似乎并不是上古民风淳朴、无知无欲时代的言语。因为文王、周公看到中古以来人心日益浇薄，迷乱错误越来越严重，于是撰系卦爻辞，显示吉凶的道理，忧虑后世的用意十分深切。这难道是衰世的用意吗？由此可知，圣人的制作随着时代而变化。伏羲画卦时，凡事物的变化已经全都包含在卦中，只是上古质朴，不需要费力言说；到了后世，人情物态无所不有，文王、周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忧虑得深，所以说得详细。《易》的道理并没有多余的隐秘，只是时代使它不得不这样。《易》彰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察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使隐微的显现，使幽深的得到阐发；使事物各有恰当的名称，辨别万物，端正言语，判定辞义，这样就完备了。这一节承接上文“杂而不越”，进一步说明《易》的道理是完备的。考察《本义》的说法，“而防显”恐怕应当作“防显而开”，其中的“而”也可能有误。“彰”是明白；“阐”是发明。孔子的意思是：《易》既然纷杂而不逾越，那么道理就没有不完备的。天道已经发生的情况叫作“往”，《易》的卦爻所显示的阴阳消长之理，都能够把它彰明出来。人事尚未发生的情况叫作“来”，《易》的卦爻辞对于尚未显现的吉凶悔吝之先兆，都能够加以察知。日常行为所呈现的是显著的，《易》就把它的根源推究到幽深的理数，使显著的事情达到微细之处，因为人事本来根源于天道。百姓不知道的是幽隐的，《易》就从显著的事情中发明它的端绪，使幽隐的道理完全得到阐发，因为天道要落实于人事。天下不能混乱的是名分，《易》对于君臣、父子之分，贵贱、上下之等，都使它们各得其位。天下不能混淆的是物类，《易》对于乾为马、坤为牛、离为火、坎为水之类，都分别辨明它们的相似之处。为了说明卦爻的义理，就有言语；《易》的言语都以典常之道为根本来发明，无不合乎中正，这就是言语的端正。

译为了说明吉凶的缘故，就有辞；《易》的辞都根据得失的情形加以判定，没有回旋疑惑，这就是辞义的决断。总之，《易》的道理精微可以达到无形，粗显可以达到有象，没有什么不完备。归根结底，它之所以完备，就是因为阴阳这两类事物能够体现天地的事业、贯通神明的德性。乾坤难道不正是《易》的门户吗？《易》所取的名称很小，所取的类别却很大；它的先兆深远，辞文华美；言语委曲却合乎义理，所陈述的事情铺陈广泛却含有深意；它依据人的疑惑来帮助百姓行动，以说明过失与所得的报应。这一节承接上一节说明道理的完备，并详细论说其中的精妙。 “肆”是陈述；“贰”是疑惑；“报”犹如回应。孔子的意思是：《易》的辞义纤细详尽，没有遗漏；它所取的名称有时很小，但所取的类别都根本出于乾的阳、坤的阴，范围多么广大！天地阴阳、道德性命，散见于各卦各爻之中，它的先兆多么深远！它所系的辞纵横交错、灿然明白，文采多么华美！一般说话委曲婉转，未必都合乎义理；《易》的言语也多有委曲，却恰好合于义理的极致，何其委曲而又中正！这是为了引导人遵从。一般陈述事情，往往没有隐藏而不显露的；《易》对于事情，无论大小、本末，无不包括，铺陈得极其广泛；然而至高的道理贯穿其中，不容易窥测，何其铺陈广泛而又深藏不露！这是为了启发人的思考。《易》把道理说得如此曲尽精微，是因为后世民心不古，真情伪态、爱憎相互攻伐，吉凶混杂，疑惑纷然，不知道应当趋向还是躲避。圣人根据人们疑惑的心情，想要帮助他们弥补行动上的不足，所以创作《易》来判定吉凶、告诉人们，说明过失与所得的报应，使人知道应当趋向和躲避；帮助百姓摆脱沉溺，关键就在这里。圣人为百姓忧虑的心意深远啊！由此可知，乾坤两个卦已经包含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周公所作的卦爻辞，就是使伏羲所画的先天卦象完全表达其意，又使后天的道理完全用言语说明，因此圣人开明万物、成就事务的功绩并没有不同。《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意识吧？所以，《履》是德行的基础；《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坚固；《损》是德行的修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辨别德行的处境；《井》是德行的根基；《巽》是德行的裁制。这一章说，《易》中有处理忧患的方法，在于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这两节先推究《易》兴起的缘由，于是列举九卦的德性来说明修德的次序。“中古”指文王时代，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撰系卦辞。孔子的意思是：《易》从羲皇开始，流传已经很久了。然而夏、商末年，道统中道衰微，《易》重新兴盛，大概就在中古时期吧？当时文王凭借盛德却遭受大难，于是推演《易》的六画卦，撰系彖辞，用来垂教万世。他内心戒惧，深思变化，大概正是出于忧患之心吧？因为以忧患之心创作《易》，所以处理忧患的方法没有比《易》更完备的。概括说来，这种方法不如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而修德又有次序，大致可以从九卦中看出。德行没有比建立基础更优先的，必须谨慎落实于实践，使身心受到治理，才能逐步积累。《履》不就是德行的基础吗？德行基础刚刚建立，只要有骄傲亢奋的念头，就会毁坏，必须用谦退来守护，使它有所执持而不丧失。《谦》不就是德行的把柄吗？既然有了执持，还必须在念头萌发时时时审察先兆，反复回归于善，以保存、涵养德性的本体，所以《复》是德行的根本。根本既然在自己身上，却不能长久守护，即使得到也必然失去；还必须守护它，使其恒久不变，才会安定坚固而不动摇，所以《恒》是德行的坚固。可是守持虽然坚固，私欲或许还没有完全去除，《损》就是惩治愤怒、抑制欲望，去掉本来不应有的东西，于是德行得到修养。可是修省虽然严格，天理或许还没有完全纯粹，《益》就是改正过错、迁向善行，使本来固有的德性充实起来，于是德行得到充裕。德性达到充裕，就可以在所处的境遇中自我验证。处在困境时，凡是进退、言默、取舍、辞受之间，最能观察德行。合乎义就是对，违背道理就是错，这就是《困》作为辨别德行的地方。德行达到能够处困的程度，就可以施及外物。人的性体始终安定，前后一致而不改变，同时又能应对无穷的变化，就像井水滋润万物而井本身未曾移动，所以《井》是德行的根基。到了这一步，凡是事情到来，都能够以心顺着进入其中的道理，并且裁量得当。事情和道理的细微曲折，如果心不能顺应深入，所见必然不够彻底，难免在细微先兆处发生差错；只有顺应而能够深入，才能使裁制变化达到精妙，这就是《巽》成为德行裁制的原因。以上九卦，都是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以处理忧患的方法。总之，圣人的德行纯粹而且不停止进步，内心与《易》的道理相合，从平常处世到处理忧患，无不是完整体现《易》的道理。难道只有这九卦才是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事情吗？孔子只是针对处理忧患的方法，举出与此相近的例子来说，作为万世学习《易》的人应遵循的法则，使人可以看见德行有其先后次序，而它的作用没有不完备的。《履》平和而达到极致，《谦》尊贵而光明，《复》从细微处开始却能辨明事物，《恒》处在纷杂中而不厌倦，《损》开始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而充裕且不靠人为造作，《困》处于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而能施及万物，《巽》称量适宜而不露痕迹。《履》用来使行为和谐，《谦》用来制定礼制，《复》用来自我认识，《恒》用来专一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这一节说卦德的精妙，并由此显明圣人运用《易》的方法。“物”指众阴；“设”是施为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易》以九卦作为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次序，而这些德性兼具体用、样样完备，本来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履》的道理，使君臣上下各得其所，固然因此和谐；而在平易近情之中，无不是天理民彝的标准，因为它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增加。《谦》的道理，以谦卑自我约束，固然从不把自己置于尊贵之处，但内心越收敛，声望越崇高，自然光明显著而不可遮掩。《复》以一阳在群阴之下发动，善的端绪极其微细，似乎容易被外物混淆，但义理和欲望的界限判然分明，难道不是能够辨明事物吗？事变到来时纷杂不一，常常容易使人厌倦懈怠；只有德行能够持久，才会即使处在纷扰中，所守仍然恒定，哪里会厌倦呢？《损》以惩治愤怒、抑制欲望为主，其功夫开始固然十分困难；但克制治理长久以后，逐渐达到私欲负累自行消除，后来怎么会不容易呢？《益》以迁善改过为主，其势头固然不断增长而充裕；但积累的根基都是自己本来具有的，哪里需要依靠人为安排呢？身体虽然处在困境，道却不随之困顿，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这就是处于穷困却能够通达。

译立足于不动，却能够应对天下的变动；施及万物而没有穷尽，这就是《井》安居其所而又能迁移施用。至于以《巽》应对事情，能够衡量万物的适宜程度，称量事物而公平施行，却不显露外在的痕迹，这就是所谓称量适宜而隐微不露。卦德的精妙如此；观察它们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行为如果不依礼，就会达到乖戾的地步；只有出于自然的节文，才有从容顺适的美好，这就是行为和谐的原因，除了《履》还能靠什么呢？行礼如果没有节制，也会成为空虚的形式；只有以谦卑逊让来实行，自然合乎规范的节度，这就是礼能够得到制约的原因，除了《谦》还能靠什么呢？善的端绪存在于一个念头之中，能够警醒地自我觉察，从此善的先兆日益增长，《复》确实是培植德性的途径。德行在始终之间纯一无间，不被事物夺取，《恒》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欲望一天天增长，对德行的危害很大；能够把它远离，就不会在细微处发展到横行无忌。修德的道路在于运用《损》，德行得到修养，对身心的利益怎么会有穷尽呢？使这种利益兴起，积累就会从此日益增高。修德的道路在于运用《益》。运用《困》的方法自处，就能尽到自己的本分，随遇而安，自然没有容纳怨尤的地方，这不就是减少怨恨吗？运用《井》的方法来对待外物，就能安定而善于思虑；事情来到面前，自然不会混淆是非的正理，这不就是辨明义理吗？至于内心柔顺而深入事理，就与道合为一体；即使处在变化的事情中，也能委曲周全、合乎适宜。这就是权变得以施行的原因，也是《巽》作用的极致。卦德的作用如此，若不是圣人能够完全具备这些德性，怎么能够处在忧患中而从容自如呢？考察《易》卦中的《屯》《坎》《蹇》，都有处理忧患的意义，这里却没有提到。圣人处于平常还是处于变化，总不过是修养德行罢了。像《履》《谦》《复》《恒》等卦的德性，难道要等到遭遇艰险困难以后才努力实行吗？如果从忧患来说，处在困境而不失其亨通，仅《困》一个卦就已经用之不尽了。这一章随意举出九卦，正是为了显示圣人的体用无不完备，而《易》的道理无论用于何处都适宜。《易》这部书不可离弃；它所说明的道理屡屡迁变。变化运动而不停留，周遍流行于六个虚位之间；上下没有固定，刚柔彼此更易；不能用固定的典要拘束它，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对外内之际知道戒惧；又明确说明忧患及其缘故，使人即使没有师保，也像面对父母一样。开始根据卦爻辞来揣度其中的道理，后来便有了常法。假如不是这样的人，《易》的道理不会自行流行。这一章专门论说玩味卦辞、观察变化作为学习《易》的方法，并对学习它的人寄予深切希望。“逺”犹如忘记；“不可逺”犹如不可离开。“不居”犹如不停留。“六虚”指六个爻位，爻尚未形成时叫作虚。卦虽有六个位次，但刚柔爻画往来如同寄寓，并非实际固定存在，所以称为虚。“出入”从卦的内外体来说：出，是从内向外；入，是从外向内。“方”是道。孔子的意思是：圣人创作《易》，书中所载都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是人生平常生活片刻也不可离开的，怎么可以离弃呢？《易》以中正有常的法则为基础，却随着时势而运动变化；它所说明的道理不断迁变。道不外乎阴阳，阴阳变化运动而不停留，通常周流于六个虚位之间，有时由上而下，有时由下而上，因此上下没有固定。有时柔爻来到下方来文饰刚爻，有时刚爻上升来文饰柔爻，刚柔彼此变易，这难道可以用固定的典要拘束吗？只能随着时势变化，以顺从道而恰好适宜罢了。《易》既然只随着变化而适应，所以卦体的一出一入，都有道理确定而不可逾越的范围，受到一定规矩的约束，这就是所谓法度。法度所在，使人知道消长盈虚的道理，懂得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适宜；无论出外还是入内，都警惕地知道戒惧，不敢妄自逾越，这种教化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在出入有法度之中，又特别说明忧患之事以及导致忧患的原因，一一详细切实地展示出来，使人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闲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无不诚惶恐惧；即使没有师保来警戒，也庄严得像父母在上面临视，不敢轻忽，于是在知道戒惧之中又更加戒惧。《易》给人的指示如此深切，怎么可以离弃呢？所以善于学习《易》的人，开始由已经发生变化的卦爻辞来揣度卦爻的道理，于是出入的法度、忧患的缘故，都有确定方向；原本不能用固定典要拘束的，现在也有常法可以遵循实行了。然而，人由卦辞通达到变化，在无定之中寻求有定的本体，在不变的道理中发挥极其变化的作用，这在于人能够神明地理解它，并推类扩充；假如不是这样的人，《易》的道理虽然每天存在于天下，难道能够自行流行吗？古人创作《易》，是为了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通过参伍、错综，确实能够穷尽天下的变化，成为义理类别所依归的根本。这就是所谓百姓日常使用它却不知道。若不是能够穷极深奥、研求先兆的智者，就不能由卦辞得到它的意义，也不能穷尽《易》的精妙。这一道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等待合适的人来领会。《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概括事情的终结，以此作为卦体的本质。六爻彼此交杂，只是因为时位和事物不同。初爻的情况难以知道，上爻的情况容易知道，这是因为一个在本始，一个在末终。初爻的辞用来模拟其情状，上爻的辞在最后完成其终局。至于把事物交错陈列、把德性发掘出来，辨别其中的是与非，如果不是中间四爻，就不能完备。唉！只要概括地看存亡吉凶的归宿，居然就可以知道了。智者观察卦象和卦辞，思考所得就已经超过一半了。

译这一章专门论说爻画的意义来启示人；这四节首先说明建立卦体、产生爻的意义，又分析六爻的内涵，揭示其中的要领。“质”从卦体说；“时”指六个位次的时位；“物”指阴阳；“中爻”指卦中间的四爻。 “象辞”统论一卦六爻的体。孔子的意思是：《易》这部书，卦体建立而爻随之产生，因此能够以完整的体而发挥精妙的作用。然而卦有固定的体，爻却没有固定的作用；推究一画的开始，概括六画的终结，那么内外、刚柔无不完备，卦的本质就建立了。卦有六爻以后，有时阴爻居阳位，有时阳爻居阴位，彼此交杂而形成作用，于是只是六个位次的时位不同，事物也就不同。阴阳各自因时而成，哪里有可以固定执取的形体呢？所以从初爻、上爻和二爻所显示的时位与事物来说，初爻的道理隐微而难知，上爻的道理显著而易知。初爻是卦的根本，性质尚未显明；上爻是卦的末端，性质已经显著，这是本末的区别。正因为难知，所以初爻所系的辞必须取其象和占来极力模拟；正因为易知，所以上爻的终局只需依据初爻的象和占来完成，不必再烦琐拟议。初爻和上爻既然足以包括始终的时位和事物，至于阴阳幽深错杂的事物，则交错陈列出来。刚柔中正的德性，则发掘出来。事物有纯有杂，就辨别事物中的是非；德性有合宜有不合宜，就辨别德性中的是非。这样才能类比万物的情状，贯通神明的德性，说明得失的报应，确实不是中间四爻就能完备的。总的说来，六爻完备以后，天道的存亡、人事的吉凶之理也就具备了。唉！人只要概括地把握存亡吉凶的归宿，那么六爻的意义自然可以洞然明白，没有疑惑。何况智者能够在事情尚未显形时看见它，即使不必遍观六爻，只要观察卦首的彖辞，存亡吉凶的道理已经具备于全卦之中，大概已经得到，继续思考就超过一半了。总之，天下人并不都能知道这些，所以圣人创作《易》，既设立卦体，又陈列爻辞，把天道的消长、人事的得失全都阐发得详细明白，使天下后世知道应当趋向和躲避；这就是圣人建立开明万物、成就事务之极功的地方。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声誉，四爻多有恐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远离阳刚，最终要归于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三爻与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因为贵贱的等级不同。这两节又进一步申论中间四爻的意义。“近”是说四爻接近君位；“柔”指六，“刚”指九。孔子的意思是：《易》卦爻意义的内涵，固然没有不完备的道理；再从二爻、四爻来说，二爻与四爻都是阴爻，同样具有柔顺的功用，但所处位置不同，所以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声誉，四爻却多有恐惧。因为四爻接近五爻，行动就有逼近上位的嫌疑，所以多有恐惧。但说到柔顺之道，必须依附阳刚才能自立，处在远处就难以获得援助，本来不利于远离阳刚。二爻柔顺而远离五爻，最终却能归于无咎，并且多有声誉，是因为二爻居下卦之中，柔顺而得中。观察二爻多有声誉，是因为得中；那么四爻多有恐惧，难道只是因为接近君位吗？再从三爻、五爻来说，三爻与五爻都是阳爻，同样具有阳刚的功用，但所处位置不同，所以三爻多凶险，五爻多有功绩。因为五爻是君位，尊贵者独自掌握施行之权；三爻是臣位，卑下者有难以自行专断的形势，贵贱的等级不同。总之，三爻、五爻都是阳位，如果以柔爻居之，懦弱而不足以有所作为，三爻固然多凶，五爻又怎么能够多有功绩，少有不危险的呢？只有以刚爻居之，强毅才足以有所成就；五爻固然多有功绩，三爻也不至于多凶，哪里会有不能胜任其事的呢？远近、贵贱属于事物；刚柔、中正属于德性；恐惧、声誉、凶险、功绩，是辨别是非的结果。只有中间四爻把这些都具备了，学习《易》的人实在不能不对此用心。观察孔子的话，可以看出臣子应当以刚健中正的德性辅助君主有所作为；君主承担天下的重任，统治亿万百姓，事务极多，更必须刚健奋发，在上位有所作为。这样臣下贤良，众多事务就会安定，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它包含天道，也包含人道，还包含地道。把三才各自分成两爻，所以有六爻。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叫作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叫作物；物彼此交杂，所以叫作文；文位不合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这一章说《易》具备天地人的道理。“变动”是指卦体的变化，不是指阴阳老少的变化；“物”是指阴阳；“不当”是说爻不居当位。孔子的意思是：《易》这部书，从总体来说浑然广大，没有任何范围不能包括；从条理来说细密周详，没有遗漏，而且完全完备。天下的道理，天地人三才就可以概括。卦由三画组成时，上画有天道，中画有人道，下画有地道，因此三画已经具备三才。又把三才各自分成阴阳两方面，所以有六画。这六画并不是别的东西：上面两爻就是天道兼有阴阳，中间两爻就是人道兼有仁义，下面两爻就是地道兼有柔刚，确实是三才之道。道的变化运动没有停留，例如乾卦六画中的潜、见、惕、跃、飞、亢，各自得到卦体的一方面，这都是道的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远近、贵贱的等级，排列森然，区别清楚，所以称为物。刚爻间杂于柔爻之间，柔爻间杂于刚爻之间，六个位次交错陈列，经纬灿然，所以称为文。这些文位中，有柔爻居刚位、刚爻居柔位而未必当位的情况，也有纯刚纯柔而各爻位置未必都合当的情况，所以吉凶由此产生，成为人事得失的象征。这就是爻、万物、文辞以及吉凶，都是道所由出的地方，也是三才所统摄贯通的内容。《易》实在广大而无所不备啊！按：孔子把天地人与三者称为三才。“才”这个字，是说它们能够有所作为，成为万物所凭借、所受益的对象。天地以覆盖、承载万物为功，圣人承接天地而成就万物，使万物都能各得其所，所以《中庸》说，至诚能够尽知人物的本性，并可以参与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这大概就是统摄三才、建立天下准则的意义吧。

译《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末世、周朝德业昌盛之时吧？又大概与文王和纣王的事情有关吧？所以《易》的文辞含有戒惧之意。处于危险的，可以使它转为平安；轻忽怠慢的，可以使它走向倾覆。《易》的道理极其广大，天下万物无不包括在内。始终都存有戒惧之心，根本要义就在于没有过失。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这一章原是说《易》兴起于文王，并阐明它用来教导人的宗旨。孔子的意思是：“《易》的来源久远了；它重新兴起的时候，正当殷朝末世、周朝德业昌盛之时，而它所涉及的事情，正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吗？末世时，人的欺诈虚伪日益盛行；周有盛德，则《易》的道理得以传承。文王凭借圣人的盛德，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于是处在忧患之中而作《易》，所以所系的文辞都含有戒惧的意味。凡是对危险有所戒惧，就能使人平安、亨通、得利、获吉而无咎；轻慢怠惰，就能使人倾覆，产生悔恨、羞吝、凶险和祸害。这是出于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仿佛有某种力量使它如此，所以说《易》的道理极其广大。考察天下万物的道理，平安没有不由危险中产生的，倾覆没有不由轻慢中产生的；祸福的由来都有必然性，谁能废除它呢？所以文王作《易》，不过是教人心存戒惧，始终如一；这样归根结底就会无咎而平安，不会倾覆。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也就是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意，保存在《易》书之中。按：孔子又曾说：‘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各物的资质而厚待它；栽培的就培育它，倾覆的就覆灭它。’《尚书·仲虺之诰》也把‘培植有礼之人，覆灭昏乱之人’作为‘慎终如始’的警戒。这与这里所说的‘危险转平安、轻慢致倾覆，始终存戒惧’在意义上有相互发明之处。” 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危险。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能够使人心中喜悦，能够研察诸侯的思虑，能够确定天下的吉凶，能够成就天下勤勉不倦地趋吉避凶之事。因此，天地的变化和人的言语行为，吉祥之事都有征兆；观察卦象可以知道器物，推察占筮可以知道未来。天地安排了各自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所不能完成的功业；人可以谋划，鬼神也可以谋划，百姓都能参与并获得这种能力。这一章总说作《易》教人的功效。这四节中，先说圣人在心中体会乾坤易简的道理，因此不用占卜也能知道吉凶；其次说圣人作《易》以成就天地的功用，并使百姓都能参与这种能力；这都不超出易简的道理。“德”是乾坤蕴藏于心的方面，“行”是乾坤显现于事情的方面。“侯”字是衍文。“亹亹”是不断趋吉避凶、勤勉不倦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易》不过就是乾坤罢了。就其纯粹合于道理的一面说，称为乾；乾自强不息，是天下最刚健的。以这种最刚健的德性表现在行动上，容易的事情固然容易，即使困难的事情也没有不能化难为易的，所以恒常显得平易。易本来没有危险，因此一切危险的苗头，都能用坦荡明白的心去照察而有余裕；不用等到陷入危险才知道，自己就能看见危险而不陷进去。就其顺从道理的一面说，称为坤；坤安静守正、无为而治，是天下最柔顺的。以这种最柔顺的德性表现在行动上，简单的事情固然简单，即使烦杂的事情也没有不能化繁为简的，所以恒常显得简约。简本来没有阻碍，因此一切阻碍的苗头，都能洞察清楚；用谦卑、简约、敬慎的心来处理，就不会受阻。不必等到遇见阻碍才知道，自己就能遇阻而不困。可是，这种知险知阻，难道只是知道而已吗？” 正因为这样，才具有相应的能力。圣人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心与道理相互契合，融洽于内心，难以用言语形容；因此能凭借易简使心中喜悦。到了应对事情时，又依据道理审察思虑，精细明晰于内心而没有杂乱，因此能凭借易简研察各种思虑。正因为心中喜悦，所以吉凶的道理本来都藏在我心中，危险与否没有不能预先知道的，吉凶难道还会不能确定吗？正因为能够研察各种思虑，所以趋避的苗头都被我的思虑秘密察知，危险与否没有不能预先判定的，勤勉趋避之事难道还会不能成就吗？既然能够使心喜悦、研察思虑，确定吉凶、成就勤勉趋避，那么这种自然的知觉还可以进一步推演。因此，在天道方面，有盈亏消长而形成变化；在人事方面，有言语沉默、行动静止而产生言行，这是道理明显的一面。至于天道和人事各有吉祥之事，就必定有祥瑞来显示感应：变化有吉，就有祥兆显现在所垂示的卦象中；言行有吉，祥兆就表现在四肢的行动中，这是道理隐微的一面。对于圣人来说，道理明显的一面，是循着事迹观察变化，把它的象与已经发生的事情相比拟，于是确定不变的道理，也就是所谓器，便能周遍知晓而不出差错。道理隐微的一面，是穷究幽深、察知隐情，把占验推及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未来先兆的苗头，也就是所谓来，便能预先知道而不迷惑。既然如此，圣人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不用占筮就能知道吉凶的程度，百姓又从哪里能够参与这种能力呢？试看天地设定位置，每天把易简的道理明白地显示给人；如果不能使人都凭易而知险、凭简而知阻，那么天地的能力仍有缺陷而没有完成。只有圣人阐明这个道理，画卦系辞，作成《易》书，补助天地所不能完成的地方，教导万世而没有穷尽，才能成就天地的能力。由此，人想要确定吉凶、成就勤勉趋避之事，先通过人谋审察是非而决定趋避；如果还不能确定，就再拿蓍草询问《易》，继而借助鬼谋，这样吉凶可以确定，勤勉趋避之事可以完成。圣人知险知阻的能力，百姓虽然愚昧，也都能参与其中。这就是圣人完成其功用的地方。总而言之，所谓成就能力，就是以《易》的易、简来成就它；所谓参与这种能力，也不超出凭易知险、凭简知阻的能力罢了。八卦用卦象告知，爻辞和彖辞用事物的情状说明。刚柔交杂地处在各爻之中，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卦爻的变动是从利害方面来说的，吉凶则随情状而变化。因此，爱与恶相互冲突而产生吉凶；远与近相互取合而产生悔吝；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或者互相伤害，因而既有悔又有吝。将要背叛的人，说话带着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离分歧。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不实，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

译这三节中，前两节说圣人完成天地之能，使人通过占筮知道吉凶；最后一节借人的言辞来说明卦爻的文辞。“告”是告知险阻，“言”是说明险阻。“相攻”是两种情感相互冲突；“相取”是勉强结交；“叛”是背离正理；“疑”是对可否不能确定；“枝”是像树枝分叉一样两端不一；“失其守”是没有操守。孔子的意思是：圣人完成天地之能，究竟是怎样的呢？天地的精微，不画卦就无法显示先天之理；画出八卦，有时以纯阴纯阳的卦象告知，有时以阴阳相杂的卦象告知。卦画中所蕴含的道理，不系辞就无法阐发后天之事；系上爻辞、彖辞，有时说明卦的整体情状，有时说明某一部分的情状。卦象所告知、文辞所说明，不过是要使人知道险阻，从而趋吉避凶罢了。那么吉凶从哪里看见呢？卦爻中刚柔杂居，例如初、三、五为刚，其中有时杂有柔；二、四、上为柔，其中有时杂有刚。刚柔杂居而当位、中正，就是顺理而有所得；杂居而失位、不中正，就是逆理而有所失。吉凶难道不是由此明白可见吗？不过，这些吉凶由卦象和文辞显现其体，还必须通过变爻占筮来通达其用。刚开始揲蓍求卦时，阴阳老少正在变动而尚未确定，虽然卦爻还没有形成，趋避的利害已经包含其中。说吉固然是有利的，说凶而使人避开凶险，也同样有利。等到求卦已经完成，占断已经明白，于是吉凶便分定了。卦爻的情状有消长、得当与失当的不同，文辞的吉凶也因此而定；这不就是随情状变化吗？情状如何变化呢？例如卦爻中正而相互应与，这是爱相互作用，情意相合而道理顺畅，所以产生吉；如果不以中正相互应与，这是恶相互作用，情意乖离而道理相悖，所以产生凶。吉凶随着爱恶的情状而变化。至于吉凶尚未判定，称为悔吝；吉凶刚开始萌发，称为利害。那么它们又从哪里产生呢？以远相取合，情意虽合却有疏远之弊；以近相取合，情意有时乖离而嫌于轻妄，悔吝不就是由此产生的吗？以真情相互感应，交往合乎道义，所以产生利；以虚伪相互感应，结合出于私邪，所以产生害。利害不就是由此产生的吗？悔吝和利害，也随着远近、真伪的情状而变化。总之，凡《易》的情状，固然以接近而相得为可贵，即使彼此遥远而不能相得，也未必有害；只有接近而不能相得，才会因恶相攻而导致凶，因虚伪相感而导致害，并因以不善相取而导致悔吝。悔吝、利害都属于吉凶，分别推究其情状就是这样，所以说‘吉凶随情状而变化’。” 由此可见，圣人作《易》以完成天地之能，而众人必须通过占筮来知道吉凶，就是这个道理。所谓‘随情状而变化’，难道只是卦爻的文辞如此吗？即使普通人的言辞，也可以看出来。道理存在于人心，本来很难完全遮蔽。背叛正理的人，内心多有惭愧，所以言辞惭怍；道理有可有不可，怎么可以迁就呢？怀疑正理的人，内心多有迷惑，所以言辞枝离。德行深厚的吉善之人，涵养深、戒备周全，不轻易发言，所以言辞少；没有德行而浮躁的人，轻浮浅露，说话不由衷，所以言辞多；诬蔑善人、把善说成恶的人，毁誉失当，所以言辞浮游而不实；失去自己所坚持操守的人，精神气势沮丧，所以言辞屈抑而不能伸展。这些都是人的言辞随情状而变化的表现。由人的言辞推知卦爻的文辞，险阻自然没有隐藏的情状。这就是圣人得以完成其能力、百姓得以参与其能力的地方，所凭借的都是知险知阻罢了。按《洪范》说：‘惟有皇天建立天下的大中，凡是众民，都不会陷入罪咎。’这大概就是作《易》教人的意义。《日讲易经解义》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日讲易经解义》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