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三第三十八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之。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势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功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已，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间政于仲尼，仲尼曰：“正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间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候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巩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这赐者三，故曰‘正在节财’。”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心，而说之“赔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徒而成邑，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力；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戮；夫差智太宰□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之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选贤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以知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为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清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译有人向齐桓公提出一个隐语难题说：“一难，二难，三难，这是什么意思？”桓公回答不上来，便告诉了管仲。管仲回答说：“第一难，是亲近优伶而疏远贤士。第二难，是离开国都而多次出海。第三难，是君主年老却迟迟不立太子。”桓公说：“好。”于是没有选择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礼仪。
有人说：管仲对隐语的回答没有抓住要害。贤士的作用不在于亲近还是疏远，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君主用来宴乐的人，那么亲近优伶而疏远贤士，并以此治理国家，这并不是真正的难题。处于权势地位而不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却违背常理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去禁止整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去禁止整个国家，很少有人能战胜他。明智的君主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和隐蔽的细微之处，坚决执行法令，即使身处遥远的海边，国内也必然不会发生变故。那么，离开国都到海边而没有遭受劫杀，这并不是真正的难题。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最终杀死了楚成王。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公子根受宠，于是率领东州反叛，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因为晚立太子造成的祸患。如果权势不分散，庶出的儿子地位卑微，受宠的人没有凭借，即使他们身居大臣之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而庶孽不造反，这也不是真正的难题。事物中所谓的难题，一定是借助他人来成就权势，却不让他们侵害自己，这可以称为第一难。宠爱的妾室不让她成为第二个正妻，这可以称为第二难。宠爱的庶子不让他危及正妻所生的嫡子，专听信一个臣子而不敢与君主并列，这可以称为第三难。
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令的关键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处的人来归。”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令的关键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令的关键在于节约财用。”三位君主出来后，子贡问说：“三位君主问夫子关于政令的问题是一样的，夫子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叶都城市大而国家小，百姓有背离之心，所以说‘政令的关键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处的人来归’。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对外阻碍诸侯和邻国的贤士，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得宗庙不打扫，社稷不祭祀的，一定是这三位大臣，所以说‘政令的关键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加固雍门，修建路寝，一天之内把拥有三百辆兵车的封地赏赐给别人三次，所以说‘政令的关键在于节约财用’。”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叶国的百姓有背离之心，却对他们说“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处的人来归”，这就是教百姓贪图恩惠。恩惠作为政令，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有罪的人得到赦免，这是法律败坏的原因。法律败坏而政令混乱，用混乱的政令治理败坏的百姓，没有看到可行的。况且百姓有背离之心，是因为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及。不继承叶公的明察，却让他去使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这是舍弃君主权势所能禁止的，而让君主与下级用恩惠来争夺民心，这不是善于持守权势的做法。尧的贤能，是六代帝王中最杰出的。舜只是一个平民却能使城邑形成，如果尧失去了天下，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人没有方法去禁止下级，却依靠成为舜那样的人而不失去百姓，不也是没有方法吗？明君在细微之处发现小奸邪，所以百姓没有大的阴谋；在细小的事情上执行小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动乱。这就是所说的“在事情容易的时候解决困难，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做大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奖赏，奖赏不依赖君主，而是依靠努力；有罪的人一定惩罚，惩罚不怨恨上级，而是罪有应得。百姓知道惩罚和奖赏都源于自己的行为，所以致力于功业，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太上，下知有之。”这是说最好的君主，下面的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哪里需要贪图恩惠的百姓呢？对于君主没有利害关系的百姓，用“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处的人来归”来劝说，也可以舍弃。
哀公有大臣对外阻碍、对内结党来愚弄君主，却用“选拔贤才”来劝说，这不是根据功劳和战功的议论，而是根据心中认为的贤才来选拔。如果哀公知道这三个人对外阻碍、对内结党，那么这三个人不会一天之内就被罢免。哀公不知道选拔贤才，而是根据心中认为的贤才来选拔，所以这三个人得以任职。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非难孙卿，所以自身被杀；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愚弄伍子胥，所以被越国灭亡。鲁君不一定知道谁是贤才，却用“选拔贤才”来劝说，这是让哀公遭受夫差、燕哙那样的祸患。明君不自己举荐臣子，而是让臣子互相推荐；不自己认为贤能，而是让功劳自然显现。在任职上议论，在事务上试用，在功劳上考核，所以群臣公正无私，不隐瞒贤才，不推荐不贤的人。那么君主何必劳累去选拔贤才呢？
景公把拥有百辆兵车的封地赏赐给别人，却用“节约财用”来劝说，这是让景公没有方法知道财富的奢侈，而只在上面独自节俭，并没有达到贫困的程度。有君主用千里之地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不会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桓公用它的一半来供养自己，这比桀、纣还要奢侈；然而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知道奢侈和节俭的界限。作为君主不能禁止下级而只禁止自己，这叫被胁迫；不能整顿下级而只整顿自己，这叫混乱；不节约下级而只节约自己，这叫贫困。明君使人无私，靠欺诈吃饭的人被禁止；尽力于事务，把利益归于上级的人一定被听闻，被听闻的人一定被奖赏；贪污自私的人被知晓，被知晓的人一定被惩罚。所以忠臣为公尽忠，百姓为家竭力，百官对上级精益求精，奢侈超过景公，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用”来劝说，不是最紧急的。
回答三位君主一句话而三位君主可以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下级所说的。了解下级明察，就能在细微之处禁止；在细微之处禁止，奸邪就不会积累；奸邪不积累，就不会结党营私；不结党营私，公私就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对外阻碍、对内结党的祸患。了解下级明察，就能看到清廉；看到清廉，惩罚和奖赏就明确；惩罚和奖赏明确，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一句话而三位君主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下级所说的。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闲，遣吏势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则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左右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尝、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尝、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在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
或曰：昭王之间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尝、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如耳、魏齐，及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窬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定赏罚，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难四第三十九
卫孙文子聘于鲁，公登亦登。叔孔穆子趋进曰：“诸候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也。今子不后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过也。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孙子必亡。亡臣而不后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译郑国的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的里巷，听到妇人的哭声，便抚着驾车人的手仔细倾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去查问，原来是这妇人绞死了她的丈夫。过了几天，驾车人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子产说：“她的声音充满恐惧。”大凡人在对待亲爱的人时，刚生病时是担忧，临死时是恐惧，死后是悲哀。现在她哭的是已经死去的人，不悲哀反而恐惧，因此我知道其中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治理，不是多事吗？奸邪一定要等到耳目所及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能发现的奸邪就太少了。不依靠有固定职掌的官吏，不考察相互参验的政治，不确立法度，只凭竭尽聪明、劳损智虑来发现奸邪，不是没有方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慧有限，有限不能战胜众多，智慧不足以完全了解事物，所以要借助事物来治理事物。下属众多而君主一人，一人不能战胜众多，是说君主不足以完全了解臣下，所以要借助人来了解人。因此形体不劳累而事情得到治理，智虑不费心而奸邪得以发现。所以宋国人说：“一只麻雀飞过后羿，后羿一定要射中它，那么后羿就自欺了。用天下作为罗网，那么麻雀就不会逃脱。”了解奸邪也有大罗网，只要不遗漏其中一条罢了。不修明法度，而用自己的胸中揣测作为弓矢，那么子产就自欺了。老子说：“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说的就是子产吧。
秦昭王问左右的人说：“现在的韩、魏和当初相比，哪个更强？”左右回答说：“比当初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如何？”回答说：“比不上。”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尚且对我无可奈何。”左右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的估量错了。六国时期，知氏最强，灭掉范氏、中行氏，并率领韩、魏的军队去攻打赵国，引晋水灌城，城墙没被淹没的只剩三板。知伯出来，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坐在右边陪乘。知伯说：‘起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人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交接，而知氏就在晋阳之下被瓜分。现在大王虽然强大，不如知氏；韩、魏虽然弱小，也不至于像他们在晋阳之下那样。这正是天下人要用肘和脚交接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误，左右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错。大凡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依靠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也无可奈何，何况孟尝君、芒卯、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权势可以侵害，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不肖之徒，以及魏国还能侵害他。那么受害与不受侵害，在于自己依靠什么罢了，何必问呢？自己依靠不可侵害的权势，那么强与弱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失误在于不依靠自己，而问别人怎么办，不受侵害是侥幸了。申不害说：“失去了法度而寻求信用，就会疑惑。”说的就是昭王吧。知伯没有法度，跟随韩康、魏宣而图谋用水灌灭他们的国家。这是知伯国家灭亡、自身死亡、头颅被做成饮杯的原因。现在昭王却问谁比当初强，他是害怕有水灌灭国家的祸患吗？虽然有左右的人，但不是韩、魏的这两个人，哪里会有肘足交接的事呢？而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况且中期所主管的，是琴瑟。弦不调，演奏不精，是中期的职责，这是中期侍奉昭王的原因。中期善于承担他的职责，还没有使昭王满意，却去做他所不知道的事，难道不荒谬吗？左右回答说“比当初弱”和“比不上”就可以了，说“确实如此”就是谄媚。申不害说：“治理不超越官职，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知道却还说。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误，左右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错。
管仲说：“看到可以做，喜欢它要有证据；看到不可以做，厌恶它要没有形迹。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不讲信用，那么即使没见到的事情，他们敢做吗？看到可以做，喜欢它没有证据；看到不可以做，厌恶它没有形迹。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不讲信用，却要求没见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宽敞的庭院和严肃的居所，是众人恭敬的地方。在私室独处，是曾参、史鳅所谨慎的地方。观察人们恭敬的表现，不是真情实意。况且君主，是臣下所装饰的对象。好恶在于所见，臣下装饰奸邪来愚弄君主，是必然的。英明不能烛照远处的奸邪，发现隐微之处，而等待观察装饰，确定赏罚，不是弊端吗？
管仲说：“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在厅堂说话，充满厅堂；这就叫天下之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在厅堂说话充满厅堂，不是特指游戏饮食的话，一定是指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著在图籍上，设立在官府，而公布给百姓的。术是藏在胸中，用来应对各种情况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没有比显扬更好的，而术不想要显露。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那么境内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只是充满厅堂；运用术，那么亲近宠爱的人也没有听见的，不可能充满室内。而管仲还说“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在厅堂说话充满厅堂”，这不是法术的话。
难四第三十九
卫国的孙文子出使鲁国，鲁君登车他也登车。叔孔穆子快步上前说：“诸侯会盟，我们国君未曾排在卫君之后。现在您不排在国君一等之后，国君不知道有什么过错。您请稍微安坐。”孙文子没有推辞，也没有悔改的神色。穆子退下后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身为臣子却不排在国君之后，有过错而不悔改，这是灭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