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势第四十
或曰：天子失道。诸候伐之，故有汤、武。诸候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齐、晋。臣而伐君者必亡，则是汤、武不王，晋、齐不立也。孙子君于卫，而后不臣于鲁，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鲁不得诛卫大夫，而卫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孙子虽有是二也，巨以亡其所以亡其夫，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纣求比士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赵□走山，田氏外仆，而齐、晋从。则汤、武之所以王，齐、晋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后以君处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处，是倒义而逆德也。倒义，则事之所以败也；逆德，则怨之所以聚也。败亡之不察，何也
鲁阳虎欲狼三桓，不克而奔齐，景公礼之。鲍文子谏曰：“不可。阳虎有宠于季氏而欲伐于季孙，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孙，而齐大于鲁，阳虎所以尽诈也。”景公乃囚阳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劫杀之功，则万乘而享大利，则群臣孰非阳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败。群臣之未起难也，其备未惧也。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阳虎贪，知于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合使景公加诛于齐之巧臣，而使加诛于拙虎，是鲍文子之说反也。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而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知微之谓明，无救赦之谓严。不知齐之巧臣而诛鲁之成乱，不亦妄乎
或曰：仁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辞宋，而楚商臣弑父；郑去疾予弟，而鲁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则是皆无贞廉也。且君明面严，则群臣忠。阳虎为乱于鲁，不成而走，入齐而不诛，是承为乱也。君明则诛，知阳虎之可以济乱之，此见微之情也。语曰：“诸候以国为亲。”君严则阳虎之罪不可失，此无救赦之实也，则诛阳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齐之巧臣，而废明乱之罚，责于未然，而不诛昭昭之罪，此则妄矣。今诛鲁之罪乱以威群臣之有奸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孙之亲，鲍文之说，何以为反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已，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围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子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罪臣轻举以行计，则人生危。故灵台之饮，卫候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能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徼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或曰：报恶甚者，大诛报小罪。大诛报小罪也者，狱之至也。狱之患，故非在所以诛也，以雠而已之众也。是以晋厉公灭三郄而栾、中行作难，郑子都杀伯□而食鼎起祸，吴王诛子胥而越勾践成霸。则卫候之逐，郑灵之弑，不以褚师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诛也，以未可以怒而怒之色，未可诛而有诛之心。怒其当罪，而诛不逆人心，虽悬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后，宿罪而诛，齐胡之所以灭也。君行之臣，犹有后患，况为臣而行之君乎诛既不当，而以尽为心，是与天下为雠也。则虽为戮，不亦可乎!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浅矣。”公曰：“奚梦”“梦见灶者，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而梦日也。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或者一人炀君邪则臣虽梦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壅锄，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
译有人说：天子背离正道，诸侯征伐他，所以有了商汤、周武王。诸侯背离正道，大夫征伐他，所以有了齐国、晋国的权臣。如果臣子征伐君主必定灭亡，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齐国、晋国的权臣就不能立足了。孙林父在卫国称君，后来在鲁国却不以臣子自居，这是因为他的君主有失道之处，所以臣子得以专权。不判定那些因君主失道而获利的臣子会灭亡，反而判定那些因君主失道而获利的臣子会灭亡，这是不明察事理。鲁国不能诛杀卫国的大夫，而卫国的君主也不了解那些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林父虽然具备这两种情况，但他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失去了作为臣子赖以侍奉君主的基础。
有人说：君臣之间的职权是有分别的。臣子能够夺取君主权力的，是因为得到了宰相的协助。所以，超越本分而夺取权力的，会被众人所夺回；辞去本分而夺取权力的，会被民众所给予。因此，夏桀索取岷山的美女，商纣王剖取比干的心脏，天下百姓就背离了他们；商汤改变名号，周武王承受辱骂，四海之内就归顺了他们；赵氏逃往山中，田氏在外服侍，齐国、晋国的势力就顺从了他们。那么，商汤、周武王之所以称王，齐国、晋国的权臣之所以立足，并不是必然依靠他们的君主，而是他们先获得了民心，然后才以君主的身份治理国家。现在还没有获得民心，却行使君主的权力，这是颠倒道义、违背德行的。颠倒道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背德行，是怨恨聚集的原因。不明白失败和灭亡的原因，为什么呢？
鲁国的阳虎想要吞并三桓，没有成功就逃往齐国，齐景公以礼相待。鲍文子劝谏说：“不可以。阳虎在季氏那里受宠，想要攻打季孙，是贪图他的财富。现在国君比季孙富有，齐国比鲁国强大，阳虎会施展所有的欺诈手段。”齐景公于是囚禁了阳虎。
有人说：拥有千金的家产，他的儿子却不仁义，这是因为人们急切追求利益。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争夺君位而杀死自己的兄长，这是因为利益巨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那样的亲情。凭借劫杀建立的功业，就能拥有万辆兵车并享受巨大的利益，那么群臣中谁不是阳虎呢？事情因为细微巧妙而成功，因为粗疏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发动祸乱的时候，防备还没有产生恐惧。群臣都有阳虎那样的野心，而君主不知道，这是细微而巧妙的。阳虎贪婪，天下皆知，想要攻打上级，这是粗疏而笨拙的。不使齐景公诛杀齐国那些巧妙的臣子，反而使诛杀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说法反了。臣子的忠诚与欺诈，在于君主的作为。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忠诚；君主懦弱而昏暗，群臣就欺诈。了解细微情况叫做英明，没有宽恕赦免叫做严厉。不知道齐国那些巧妙的臣子却诛杀鲁国造成祸乱的阳虎，不也是荒谬的吗？
有人说：仁义和贪婪不同心。所以公子目夷辞让宋国君位，而楚国的商臣弑父；郑国的去疾让位给弟弟，而鲁桓公弑兄。五霸兼并土地，如果用齐桓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那么这些人就没有贞洁廉正了。况且君主英明而严厉，群臣就忠诚。阳虎在鲁国作乱，没有成功就逃跑，进入齐国却没有被诛杀，这是纵容作乱。君主英明就诛杀，知道阳虎可以助长祸乱，这是洞察细微的情况。俗话说：“诸侯以国家为亲人。”君主严厉，那么阳虎的罪过就不能放过，这是没有宽恕赦免的实际表现，那么诛杀阳虎，是为了使群臣忠诚。不知道齐国那些巧妙的臣子，却废除了惩治祸乱的刑罚，追究尚未发生的罪行，而不诛杀明显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诛杀鲁国造成祸乱的罪人，以威慑群臣中有奸邪之心的人，从而可以获得季孙、孟孙、叔孙的亲近，鲍文子的说法，怎么能说是反了呢？
郑伯打算让高渠弥做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不听。等到昭公即位，害怕高渠弥杀自己，辛卯日，昭公杀了高渠弥而立子亹。君子说：“昭公知道所厌恶的人了。”公子围说：“高伯大概会被杀吧，报复厌恶太严重了。”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也是反了吗？昭公遭遇祸难，是因为报复厌恶太晚。那么高伯死得晚，是因为报复厌恶太严重。英明的君主不预先怀怒，预先怀怒，那么犯罪的臣子就会轻举妄动来实行计谋，那么人生就会危险。所以灵台饮酒，卫侯发怒却不诛杀，所以褚师作乱；吃鼋肉羹，郑君发怒却不诛杀，所以子公杀君。君子举出“知道所厌恶的”，并不是说报复太严重，而是说：知道得如此英明，却不实行诛杀，以至于招致死亡。所以“知道所厌恶的”，是用来显示他没有权谋。人君不仅不足以看见能力，有时也不足以决断。现在昭公看见厌恶却拖延罪行而不诛杀，使高渠弥怀着憎恨、恐惧死亡以侥幸求生，所以不免被杀，这是昭公报复厌恶不严重。
有人说：报复厌恶严重的，是用大诛杀来报复小罪。用大诛杀来报复小罪，是刑罚的极端。刑罚的祸患，不在于用来诛杀的理由，而在于以仇敌之心对待众人。所以晋厉公灭了三个郄氏，栾氏、中行氏作乱；郑子都杀了伯有，食鼎起祸；吴王诛杀伍子胥，越国勾践成就霸业。那么卫侯的被逐，郑灵公的被弑，不是因为褚师不死和公父不诛，而是因为不可以发怒时却发怒，不可以诛杀时却有诛杀之心。发怒针对应当受罪的，诛杀不违背人心，即使预先怀怒有什么害处呢？没有确立罪过，即位之后，追究旧罪而诛杀，这是齐胡灭亡的原因。君主这样做，臣子还有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诛杀既然不恰当，又以尽忠为心，这是与天下人为仇敌。那么即使被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卫灵公的时候，弥子瑕受宠，专权卫国。有个侏儒拜见卫灵公说：“我的梦很浅薄。”卫灵公说：“梦见什么？”回答说：“梦见灶，就是拜见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拜见君主的人梦见太阳，为什么拜见我而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个物体不能遮挡。君主普照一国，一个人不能阻塞。所以将要拜见君主而梦见太阳。灶，一个人烧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了。或许有一个人阻塞君主吧？那么我虽然梦见灶，不也可以吗？”卫灵公说：“好。”于是去除了阻塞，罢退了弥子瑕，而任用了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于梦以见主道矣，然灵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壅锄，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爱而用所贤也。郑子都贤庆建而壅焉，燕子哙贤子之而壅焉。夫去所爱而用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已也。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已，则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贤尚之，所味不必美。晋灵候说参无恤，燕哙贤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贤不必贤也。非贤而贤用之与爱而用之同。贤诚贤而举之，与用所爱异状。故楚庄举孙叔而霸，商辛用费仲而灭，此皆用所贤而事相反也。燕哙虽举所贤而同于用所爱，卫奚距然哉则侏儒之未可见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见之后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已，则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则虽炀已，必不危矣。
难势第四十
慎子曰：尽龙乘云，腾蛇游务，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蛇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应慎子曰：尽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今云盛而蛇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干，蛇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传翼，将尽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传翼了。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顾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比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未有位也，而语尊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者，誉其□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之子□，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道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译有人问：侏儒善于借助梦境来显现君主之道，然而灵公却不明白侏儒的话。除去堵塞言路的奸臣，斥退弥子瑕，而任用司空狗，这是抛弃所宠爱的人而任用贤能的人。郑国的子都贤能却堵塞了庆建的进言之路，燕国的子哙贤能却堵塞了子之的进言之路。那种抛弃所爱而任用贤能的做法，难免会让一个人蒙蔽君主。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损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如果不增加智慧却让贤能的人蒙蔽君主，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问：屈到喜欢吃菱角，文王喜欢吃菖蒲腌菜，这些都不是正统的美味，而两位贤人却崇尚它们，所以所喜欢的味道不一定美好。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哙贤能子之，这些都不是正统的士人，而两位君主却尊崇他们，所以所贤能的人不一定贤能。任用非贤之人而称其贤，与任用所爱之人是一样的。如果贤人确实贤能而举荐他，这与任用所爱之人是不同的。所以楚庄王举用孙叔敖而称霸，商纣王任用费仲而灭亡，这都是任用贤能之人而结果却相反的情况。燕哙虽然举用了贤能之人却等同于任用所爱之人，卫奚距难道也是这样吗？那么侏儒的话就不可信了。君主被蒙蔽却不知道被蒙蔽，看到侏儒之后才知道被蒙蔽，所以斥退蒙蔽君主的臣子，这是增加了智慧的表现。说“不增加智慧而让贤能的人蒙蔽君主，那就一定危险”；而现在既然增加了智慧，那么即使有人蒙蔽君主，也一定不危险了。
《难势》第四十
慎子说：龙乘着云，腾蛇游于雾中，云散雾消，龙蛇就和蛇蚁一样平凡了，这是因为失去了所凭借的东西。贤人如果受制于不贤的人，是因为权势轻、地位低；不贤的人如果能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重、地位高。尧作为平民，不能治理三个人；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扰乱天下；我由此知道权势地位足以依靠，而贤智不足以羡慕。弓弩弱而箭射得高，是因为有风助推；自身不贤而命令能执行，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教导隶属的百姓而百姓不听，等到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命令就执行，禁令就停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众人，而权势地位足以使贤人屈服。
回应慎子说：龙乘着云，腾蛇游于雾中，我不认为龙蛇不依托云雾的权势。虽然如此，抛弃贤能而专门依靠权势，足以治理好国家吗？我没有见过。拥有云雾的权势而能乘游其中的，是因为龙蛇资质美好；现在云盛而蛇不能乘，雾浓而蚁不能游，是因为蛇蚁资质浅薄。现在桀、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以天子的威严作为云雾，而天下不免于大乱，是因为桀、纣资质浅薄。
况且如果让尧凭借权势来治理天下，他的权势与桀的权势有什么不同呢？桀的权势是用来扰乱天下的。权势这种东西，并不能必然让贤人使用，而不贤的人不使用。贤人使用它，天下就治理好；不贤的人使用它，天下就混乱。人的本性，贤人少而不贤的人多，如果用权势的利益来救助乱世中的不贤之人，那么用权势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种东西，是利于治理而利于混乱的。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插上翅膀，它将飞入城邑，挑选人来吃。”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就是给老虎插上翅膀。桀、纣建造高台深池来耗尽民力，设置炮烙来伤害民心，桀、纣得以肆意妄为，是因为南面称王的威严为他们插上了翅膀。如果桀、纣是平民，还没开始行动就会身受刑罚了。权势，是滋养虎狼之心而成就暴乱之事的东西，是天下的最大祸患。权势对于治乱，本来没有固定的位置，而说权势足以治理天下的人，他的智慧所达到的境界很浅薄。
良马和坚固的车，让奴仆驾驭就会被人嘲笑，让王良驾驭就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不同，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被人嘲笑，那么技巧与笨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家职位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鞭子，让尧、舜驾驭就天下治理好，让桀、纣驾驭就天下混乱，那么贤与不贤相差太远了。想要追求速度到达远方，不知道任用王良；想要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就是不知类推的祸患。尧、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
再次回应说：他认为权势足以依靠来治理官员；客人说“必须等待贤能才能治理”，这是不对的。权势这种东西，名称统一而变化无数。如果权势必然顺应自然，那么就不必谈论权势了。我所谈论的权势，是指人为设置的。尧、舜生来就在上位，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这是权势治理的结果；桀、纣也生来就在上位，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这是权势混乱的结果。所以说：“权势治理的不可扰乱，权势混乱的不可治理。”这是自然的权势，不是人为所能设置的。像我所说的，是指人为所能设置的罢了，贤能有什么用处呢？怎么证明它是这样的呢？客人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他的盾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刺穿它’，过了一会儿又称赞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穿。’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人不能回答。”认为不可刺穿的盾，与无不刺穿的矛，在名义上不能同时成立。贤能的道理不可禁止，而权势的道理无不禁止，用不可禁止的贤能与无不禁止的权势，这就是矛与盾的说法。贤能与权势不相容也很明白了。
况且尧、舜、桀、纣千世才出现一次，这是接踵而生。世间的治世在中间不断绝，我所谈论的权势，是针对中等情况而言的。中等情况，上不及尧、舜，下也不至于桀、纣。抱守法度、处于权势，就治理好；背弃法度、放弃权势，就混乱。现在放弃权势、背弃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到来才治理好，这是千世混乱而一世治理。抱守法度、处于权势而等待桀、纣，桀、纣到来才混乱，这是千世治理而一世混乱。况且治理千世而混乱一世，与治理一世而混乱千世，就像骑着骏马和劣马分道奔驰，相差也很远了。抛弃矫正木材的工具，去掉度量的标准，让奚仲造车，也不能做成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权势、舍弃法度，尧、舜挨家挨户去说服并辨析，也不能治理三家。权势足以使用也很明白了，而说“必须等待贤能”，这也是不对的。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犹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犹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耳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问辩第四十一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难至察，行难至察，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问田第四十二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屯伯；公孔□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堂溪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事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定法第四十三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译况且，一个人绝食一百天等待梁肉来吃，饥饿的人就会死掉；如今等待尧、舜那样的贤人出现才去治理当世的百姓，这就好比等待梁肉来救饿死之人的说法一样。有人说：“良马和坚固的车子，让臧获（奴仆）去驾驭就会被人嘲笑，让王良去驾驭就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正确。等待越地擅长游泳的人来拯救中原溺水的人，越人虽然擅长游泳，但溺水的人却得不了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也就像越人救溺水者的说法一样，其不可行性是显而易见的。良马和坚固的车子，每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水平的驭手去驾驭，追求速度、到达远方，是可以做到的，日行千里也是可以达到的，何必一定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驾驭马匹，如果不让王良去驾驭，就一定会让臧获搞砸；治理国家，如果不让尧、舜去治理，就一定会让桀、纣搞乱。这味道不是饴糖和蜂蜜，一定是苦菜和亭历（一种苦味植物）。这就是积累辩辞、背离道理、失去方法，只关注两端的议论，怎么可以用来驳难合乎道理的话呢？客人的议论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问辩第四十一
有人问：“辩难是从哪里产生的？”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察。”
问的人说：“君主不明察因而产生辩难，为什么呢？”
回答说：“明察的君主治理的国家，命令，是言语中最尊贵的；法律，是事务中最适宜的。言语没有两个尊贵，法律不两种适宜，所以言行不遵循法令的一定被禁止。如果那些没有法令依据却可以用来应对欺诈、应变、生利、揣度事务的言论，君主一定会采纳其言论并考察其实效。言论得当，就有大利益；不得当，就有重罪。因此愚笨的人畏惧罪责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也没有借口争辩。这就是没有辩难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有命令，而百姓用文学（儒家学说等）来非议它；官府有法律，而百姓用私人的行为来矫正它。君主反而轻视自己的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间多文学的原因。言语和行为，是以功效作为靶子的。磨砺箭矢却胡乱发射，其箭端未曾不中中秋毫，然而不能称之为善射，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置五寸的靶子，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后羿、逢蒙不能一定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标准，后羿、逢蒙以射中五寸的靶子为巧；没有固定标准，就以胡乱发射而中中秋毫为拙。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以功效作为靶子，言论难以达到明察，行为难以达到明察，这就是胡乱发射的说法。因此乱世听取言论，以难以理解作为明察，以博学多闻作为善辩；观察行为，以脱离群体作为贤能，以冒犯上级作为刚直。君主喜欢善辩明察的言论，尊崇“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定法术的人，确立取舍的标准，分辨辞令争论的言论，却没有人为其纠正。因此穿儒服、佩带剑的人众多，而耕战之士稀少；坚白无厚之类的辞藻盛行，而宪令法律衰息。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难就产生了。
问田第四十二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者不沿袭下层的途径而直接面见君主，圣人不建立功绩而直接接近上级。现在阳城义渠，是明智的将领，却被安置在屯伯（低级军官）的职位上；公孔□回，是圣明的宰相，却被关在州部（低级官吏）的岗位上；这是为什么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君主有法度、上有术数的缘故。况且您难道没听说过楚将宋觚而失去政事，魏相冯离而亡国的故事吗？这两位君主被声词所驱使，被辩说所迷惑，不在屯伯的职位上试用他们，不在州部的岗位上考察他们，所以有失去政事、亡国的祸患。由此看来，没有屯伯的试用，州部的考察，难道是明君的防备吗！”
堂溪公对韩非说：“我听说服从礼制、辞让，是保全自身的术数；修养德行、退让智慧，是顺遂人生的道路。现在先生制定法术，设立度数，我私下认为这对自身危险而对躯体有害。用什么来证明呢？我所听说的先生之术说：‘楚国不用吴起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商君之法而富强。这两个人的言论已经恰当了，然而吴起被肢解而商君被车裂，是不逢盛世、不遇明主的祸患。’逢遇是不可必定的，祸患是不可排斥的。舍弃保全顺遂的道路而肆意从事危险的行为，我私下认为先生不可取。”韩非说：“我明白先生的话了。治理天下的权柄，统一百姓的法度，是很不容易处理的。然而之所以废弃先王的教化，而实行我这个卑贱臣子所主张的，我私下认为制定法术，设立度数，是利于百姓，便利众人的道路。所以不畏惧乱主暗上的祸患，而一定思考用来统一百姓的利益，这是仁智的行为。畏惧乱主暗上的祸患，而躲避死亡的祸害，知道明哲保身而不见百姓的利益，这是贪婪卑鄙的行为。我不忍心做贪婪卑鄙的行为，不敢伤害仁智的行为。先生有爱护我的意思，然而有大大伤害我的实质。
定法第四十三
问的人说：“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言论哪个对国家更紧迫？”
回答说：“这是不可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死；严寒的隆冬，不穿衣服也会死。问衣食哪个对人更紧迫，这是不可缺一的，都是养生的器具。现在申不害讲术而公孙鞅立法。术，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循名责实，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法，是宪令公布在官府，刑罚深入人心，奖赏在于慎重守法，而惩罚加在奸邪违令的人身上，这是臣子所师法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弊；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作乱，这不可缺一，都是帝王的器具。”
问的人说：“只有术而没有法，只有法而没有术，为什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