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第四十九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以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个。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仲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窬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君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译古今风俗不同，新旧时世所需的准备也不同。如果打算用宽缓的政令，去治理急迫时世的百姓，就像没有缰绳和鞭子去驾驭烈马，这是无知的祸患。现在儒、墨两家都称颂先王兼爱天下，把百姓看作父母一样，怎么证明他们这样说呢？回答说：“司寇执行刑罚，国君因此不奏乐；听到死刑的报告，国君为之流泪。”这就是他们所举的先王例子。如果认为君臣关系像父子关系那样就一定能治理好，推论开来，那就是说没有不孝的父子了。人的情性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了，都受到爱却未必能治理好，即使厚爱，怎么就一定不乱呢？现在先王爱百姓，不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未必不乱，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治理好呢？况且用法律执行刑罚，而国君为之流泪，这是用来显示仁爱，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愿刑罚，是仁爱；然而不能不刑罚，是法律。先王坚持法律，不听任流泪，那么仁爱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是服从权势的，很少能感怀于道义。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阐明道义，周游天下，天下人喜爱他的仁爱，赞美他的道义，而为他服役的只有七十人。大概尊重仁爱的人少，能实行道义的人难。所以凭借天下之大，为他服役的只有七十人，而讲仁义的只有他一人。鲁哀公，是下等的君主，南面称君统治国家，境内的百姓没有谁敢不臣服。百姓本来就是服从权势的，权势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而做臣子而哀公做君主。孔子不是感怀他的道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用道义来说，孔子不服从哀公；凭借权势来说，哀公使孔子臣服。现在学者游说君主，不凭借必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实行仁义，认为这样就能称王，这是要求君主一定达到孔子的水平，而把世间的普通百姓都看作孔子的门徒，这是必然不能实现的打算。
现在有不才的儿子，父母发怒他不改正，乡人责备他不为所动，师长教导他不为所变。凭借父母的爱、乡人的品行、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德加在他身上，而终究不能使他改变，连腿上的汗毛都不改。州县的官吏，拿着官方的兵器，推行公法，来搜捕奸人，然后他才恐惧，改变他的节操，改变他的行为了。所以父母的爱不足以教育子女，必须等待州县官吏的严刑，百姓本来就是骄纵于爱，听命于威势的。所以十仞高的城墙，楼季不能翻越，是因为陡峭；千仞高的山，跛脚的人容易在上面放牧，是因为平坦。所以英明的君主使法律严峻而刑罚严厉。布帛虽然只有一匹，普通人也不肯放下；熔化的金子即使有一百斤，盗跖也不肯拾取。不一定有害，就不肯放下布帛；一定伤害手，就不肯拾取金子。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使诛杀必然执行。因此奖赏不如丰厚而守信，使百姓贪图它；惩罚不如重而必然，使百姓畏惧它；法律不如统一而稳固，使百姓了解它。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改变，执行诛杀不赦免，赞誉辅助奖赏，诋毁跟随惩罚，那么贤良和不肖的人都竭尽他们的力量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百姓有功就封爵，却轻视他的士官身份；因为百姓耕作就奖赏，却轻视他的家业；因为百姓不收敛就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的态度；因为百姓触犯禁令就治罪，却称赞他有勇气。诋毁赞誉、奖赏惩罚所施加的，互相矛盾错乱，所以法律禁令败坏而百姓更加混乱。现在兄弟被侵犯，一定去攻击的，是廉洁；朋友被侮辱，追随报仇的，是忠贞。廉洁忠贞的品行形成，而君上的法律就被触犯了。君主尊重忠贞廉洁的品行，而忘记触犯禁令的罪过，所以百姓崇尚勇力，而官吏不能制服他们。不从事劳力而能有衣食，就称为能干；不建立战功而能尊贵，就称为贤良。贤良能干的品行形成，而军队衰弱而土地荒芜了。君主喜爱贤良能干的品行，而忘记军队衰弱土地荒芜的祸患，那么私人的品行就确立而公家的利益就消灭了。
儒生用文辞扰乱法律，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而君主都礼遇他们，这就是混乱的原因。触犯法律的人有罪，而各位先生却凭借文辞被录用；触犯禁令的人被诛杀，而众侠客却凭借私剑被供养。所以法律所禁止的，君主所采用的；官吏所诛杀的，君主所供养的。法律、趋向、君主、臣下，四者相反，而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所应赞誉的，赞誉他们就损害功业；有文辞学问的人不是所应任用的，任用他们就扰乱法律。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羊，他就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了他！”认为他对君主直率而对父亲不孝，于是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是父亲的暴子。鲁国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次作战三次逃跑。孔子问他原因，回答说：“我有老父亲，我死了没人供养他。”孔子认为他孝顺，提拔他。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诛杀直躬而楚国的奸恶不向上报告，孔子奖赏鲁国人而鲁国百姓容易投降逃跑。上下利益，如此不同，而君主都推崇平民的品行，而想求得国家的福分，必然不能接近目标了。
古代苍颉造字时，自己环绕的叫做私，违背私的叫做公，公私的相背，苍颉本来就知道了。现在认为公私利益相同的，是不明察的祸患。那么为平民打算，没有比修养道义而学习文辞更好的了。修养道义就被人信任，被人信任就接受事务；学习文辞就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显贵荣耀：这是平民的美事。然而没有功劳而接受事务，没有爵位而显贵荣耀，有这样的政治，那么国家一定混乱，君主一定危险了。所以不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存在。斩敌的人受奖赏，而推崇慈惠的品行；拔城的人受爵禄，而相信廉洁仁爱的学说；坚固铠甲磨砺兵器来防备危难，而赞美儒生的服饰；用农业使国家富裕，依靠士兵抵御敌人，而尊重有文辞学问的人；废弃尊敬君主畏惧法律的百姓，而供养游侠私剑之类的人。实行这样的措施，治理强盛是不可能得到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侠客，危难到来时使用武士，所利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利的。所以从事事务的人简化他们的职业，而游学士人一天天增多，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众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士，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而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爱，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孔、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宝，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斩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群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徼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衔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衔亡于衡也。使周、衔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其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取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译况且世人所说的贤人，是指贞正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者，是指微妙深奥的言论。微妙深奥的言论，是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知晓的。现在把它作为众人的准则，却用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知晓的东西，那么百姓就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它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肉食，粗布短衣都穿不全的人不会去等待华丽的刺绣。治理国家的事情，紧急的尚且得不到，那么次要的就不是所应致力追求的了。现在所治理的政治，民间的事务，连夫妇都能明白的道理却不采用，反而仰慕上等智慧者的言论，那么对于治理国家就适得其反了。所以，微妙深奥的言论，不是百姓所应致力追求的事情。至于那些贤良贞正诚信的行为，必定会推崇不欺骗的人；不欺骗的人，也有不欺骗的方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丰厚的财富来互相利诱，没有威势来互相恐吓，所以寻求不欺骗的人。现在君主处于控制人的地位，拥有一国的雄厚实力，有重赏和严酷的刑罚，能够掌握权柄，凭借明察术数的照耀，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君主，哪里还需要不欺骗的人呢？现在贞正诚信的人不足以填满士人的行列，而境内的官吏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贞正诚信的人，那么人就不够做官的了。人不够做官，那么治理国家的人少而扰乱国家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方法，是统一法度而不寻求智慧，巩固权术而不仰慕诚信，所以法度不会败坏，众官吏也没有奸诈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论，喜欢它的辩才而不追求它的恰当；对于行为，赞美它的名声而不责求它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谈论的人致力于辩才而不切合实用，所以推崇先王仁义言论的人充满朝廷，而政治仍然不免于混乱；修身的人竞相追求高尚而不切合功效，所以智士退居岩穴，归还俸禄而不吝惜，而军队仍然不免于衰弱。军队不免于衰弱，政治不免于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百姓所赞誉、君主所礼遇的，都是导致国家混乱的方法。现在境内的百姓都谈论治国，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作的人家家都有，而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谈论耕种的人多，拿起农具耕种的人少；境内都谈论军事，收藏孔子、孙武兵书的人家家都有，而军队却越来越衰弱，谈论作战的人多，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君主使用百姓的劳力，不听他们的言论；奖赏他们的功劳，必定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百姓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种用力很劳累，而百姓去做，是因为：可以由此致富。作战的事情很危险，而百姓去做，是因为：可以由此显贵。现在修习文学，练习言谈，就没有耕种的劳累而有致富的宝物，没有作战的危险而有显贵的尊荣，那么谁不去做呢？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巧而只有一个人从事劳力。从事智巧的人多，那么法度就会败坏；从事劳力的人少，那么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天下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没有简牍上的文献，以法度作为教化；没有先王的言论，以官吏作为老师；没有私剑的护卫，以斩首立功作为勇敢。这样境内的百姓，那些谈论的人必定被法度所斩杀，从事劳作的人归于功劳，勇敢的人尽力于军队。因此没有战事时国家富足，有战事时军队强大，这就叫做称王的资本。既积蓄了称王的资本又承受敌国的侵扰，超越五帝、比肩三王的，必定是这种方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人在国内放纵恣肆，言谈的人在国外谋取权势，内外互相勾结作恶，来对付强大的敌国，不也很危险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事的人，不是属于合纵连横的党派，就是有私仇的忠诚，而借国家的势力。合纵，是联合众多弱国来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来攻打众多弱国；都不是保持国家的方法。现在臣子中谈论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遭遇敌人而遭受祸患。”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好处，就会献出地图而委托，交出玉玺而请求出兵。献出地图那么土地就被削减，交出玉玺那么名声就卑微，土地被削减那么国家就削弱。名声卑微那么政治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横，没有看到它的好处，却失去了土地、扰乱了政治。臣子中谈论合纵的人，都说：“不救援小国而讨伐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失去天下那么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那么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国未必有实际好处，就会出兵而对抗大国。救援小国未必能保全，而讨伐大国未必没有疏漏，有了疏漏就会被强国控制。出兵那么军队就会失败，退守那么城池就会被攻下。救援小国实行合纵，没有看到它的好处，却失去了土地、失败了军队。所以侍奉强国，那么就在国内让有外权的人做官；救援小国，那么就在国内让有权势的人谋求外利。国家的利益还没有确立，封地和厚禄就到了；君主虽然卑微，臣子却尊贵了；国家土地虽然被削减，私家却富有了。事情成功，就凭借权势长久显贵；事情失败，就凭借财富退居在家。君主听信臣子的游说，事情还没有成功爵位俸禄就已经尊贵了；事情失败了却不诛杀，那么游说之士，谁不为了侥幸而施展游说呢？所以破国亡主的君主听信言谈者的浮夸言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不明白公私的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恰当，而且诛罚不一定紧随其后。都说：“外事，大的可以称王，小的可以安定。”所谓称王，是能攻打别人的人；而安定，就是不可被攻打。强大，就是能攻打别人；治理得好，就是不可被攻打。治理得好和强大不能从外部求得，而是内部政治的结果。现在不在国内实行法度权术，而在外部追求智巧，那么就不能达到治理得好和强大了。
俗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是说资本多就容易成功。所以治理得好和强大就容易谋划，弱小混乱就难以计谋。所以在秦国使用的计谋十次变化很少失误；在燕国使用的一次变化很少成功，并不是在秦国使用的人一定聪明，在燕国使用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治理和混乱的资本不同。所以周国背离秦国实行合纵，一年就被攻取；衔国背离魏国实行连横，半年就灭亡。这是周国因合纵而灭亡，衔国因连横而灭亡。假使周国、衔国缓和合纵连横的计谋，而严格治理境内的政治，明确法度禁令，确定赏罚，尽地利以增加积蓄，使百姓效死来坚固城防，天下得到他们的土地，那么利益就少，攻打他们的国家，那么损伤就大，万乘之国，没有谁愿意在坚固的城池下自取困顿，而使强敌裁制自己的弊端，这一定是不会灭亡的方法。舍弃必定不灭亡的方法而追求必定灭亡的事情，是治国者的过错。智谋在外部受困而政治在内部混乱，那么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窍。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窍矣。窍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作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蠢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显学第五十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不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进则怒于诸候，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暂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用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译百姓的谋生打算，都是趋利避害、追求安稳便利而躲避危险祸患。现在让他们去攻打作战，前进就会死在敌人手里，后退就会死于军法诛杀，这就危险了。抛弃自家的生计而必须承受战马劳顿之苦，家庭贫困而君主不予论功行赏，这就祸患了。危险和祸患所在的地方，百姓怎么能不躲避呢？所以他们依附权贵豪门而保全自己的家室，家室保全了就能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安稳了。通过行贿巴结当权者就能求得利益，求得利益就私下安稳，私下安稳就是利益所在，怎么能不这样做呢？因此国家公民少了，而依附私门的门客多了。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政令，使得商人、工匠和游手好食的人减少并且地位卑微，以此来减少人们从事本业（农业）而趋向末业（工商业）的诱惑。现在世上的宠幸近臣的请求得以实行，那么官爵就可以买卖，官爵可以买卖，那么商人和工匠的地位就不会卑微了。奸邪的财物和货物能够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那么商人就不会减少了。聚敛财富比务农获利加倍，获得的尊贵超过耕战之士，那么刚正不阿的人就少了，而商贾之民就多了。
所以动乱国家的习俗是：那些做学问的人，推崇先王的道统来借重仁义，讲究华丽的服饰和修饰辩辞，以此来质疑当世法令，使君主的心意产生二心。那些游说的人，凭空捏造名号，借助外部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私利，而抛弃国家的利益。那些佩剑任侠的人，聚集门徒党羽，树立节操，来显扬自己的名声，而触犯五官的禁令。那些侍奉权贵的人，聚集在权贵门下，耗尽财物贿赂，利用权贵的推荐，而推卸战马劳顿的功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的器物，聚敛不费力的财富，积蓄货物等待时机，来与农夫争夺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铲除这五种蛀虫之民，不供养刚正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有破亡的国家、被削灭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显学第五十
世上的显学，是儒学和墨学。儒学的极致，是孔子。墨学的极致，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的儒学，有子思的儒学，有颜氏的儒学，有孟氏的儒学，有漆雕氏的儒学，有仲良氏的儒学，有孙氏的儒学，有乐正氏的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的墨学，有相夫氏的墨学，有邓陵氏的墨学。所以孔子和墨子之后，儒学分为八派，墨学分裂为三派，取舍相反不同，却都自称是真正的孔子和墨子。孔子和墨子不能再复活，将让谁来判定世上的学问呢？孔子和墨子都称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舜。尧、舜不能再复活，将让谁来判定儒、墨的真诚呢？殷、周七百多年，虞、夏两千多年，还不能判定儒、墨的真伪；现在却想要在三千年前审定尧、舜的道统，大概是不可能确定的吧？没有参验却必定认为正确的，是愚蠢；不能确定却据为己有的，是欺诈。所以明辨依据先王，必定推崇尧、舜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诈。愚蠢欺诈的学问，杂乱相反，英明的君主不接受。
墨家安葬死者，冬天穿冬衣，夏天穿夏衣，桐木棺材三寸厚，服丧三个月，世俗的君主认为节俭而礼遇他们。儒家倾家荡产安葬死者，服丧三年，极度哀毁扶着拐杖，世俗的君主认为孝顺而礼遇他们。如果肯定墨子的节俭，就要否定孔子的奢侈；如果肯定孔子的孝顺，就要否定墨子的悖逆。现在孝顺、悖逆、奢侈、节俭都存在于儒、墨两家，而君主兼而礼遇他们。漆雕派的议论，不因脸色而屈服，不因目光而逃避，行为弯曲就违背奴仆的意愿，行为正直就进谏而触怒诸侯，世俗的君主认为廉洁而礼遇他们。宋荣子的议论，设定不争斗，获取不追随仇敌，不以牢狱为羞耻，受到侮辱不以为辱，世俗的君主认为宽厚而礼遇他们。如果肯定漆雕的廉洁，就要否定宋荣的宽恕；如果肯定宋荣的宽厚，就要否定漆雕的暴戾。现在宽厚、廉洁、宽恕、暴戾都存在于这两个人身上，君主兼而礼遇他们。自从愚蠢欺诈的学问、杂乱相反的言辞争论，而君主都听从他们，所以海内的士人，言论没有固定的术数，行为没有恒定的议论。冰和炭不能同在一个容器里长久共存，寒和暑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问不能并存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兼听杂乱学问谬误行为同异之辞，怎么能不混乱呢？听信行为像这样，对于治理百姓就必然混乱了。
现在世上的学士谈论治国的人，大多说：“给予贫穷的人土地来充实没有资财的人。”现在人与人相比，没有丰收年份旁门左道的利益而独自能够完备供给的，不是勤劳就是节俭。人与人相比，没有饥荒、疾病、祸患罪过的灾殃而独自贫穷的，不是奢侈就是懒惰。奢侈而懒惰的人贫穷，而勤劳而节俭的人富裕。现在君主向富人征税来布施给贫苦人家，这是夺取勤劳节俭者的利益而给予奢侈懒惰者，却想要寻求百姓勤劳工作而节约用度，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个人在这里，正义地不进入危城，不处于军旅，不拿天下的大利交换他腿上一根毫毛，世俗的君主一定跟随礼遇他，看重他的智慧而推崇他的品行，认为他是轻视外物重视生命的士人。君主之所以陈列良田大宅，设置爵位俸禄，是用来交换百姓的性命。现在君主尊贵轻视外物重视生命的士人，却想要寻求百姓冒死效命而重视为君主做事，是不可能的。藏书简，习谈论，聚集门徒役使，穿着儒生服装而议论学说，世俗的君主一定跟随礼遇他们，说：“敬重贤士，是先王的道统。”官吏所征税的，是耕种的人；而君主所供养的，是学士。耕种的人重税，学士多赏，却想要寻求百姓勤劳工作而少言谈，是不可能的。树立节操参透明理，执守操守不侵犯，怨言超过耳朵，一定跟随用剑，世俗的君主一定跟随礼遇他们，认为是自好的士人。斩首的功劳不赏赐，而私斗的勇气尊贵显赫，却想要寻求百姓快速作战抵御敌人而没有私斗，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就供养儒侠；危难到来，就使用甲士。所供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不是所供养的，这就是混乱的原因。况且君主对于听信学问，如果认为他们的言论正确，应该任命他们做官而任用他们；如果认为他们的言论不正确，应该罢免他们而停止他们的学说。现在认为正确，却不任命他们做官；认为不正确，却不制止他们的学说。正确而不任用，不正确而不制止，这是混乱灭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