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徽第十五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是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庆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而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秆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到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隋峻裕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已视，天下不得不为已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庆而聪明之势与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欲，君臣庆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欲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已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译国家如果有专权擅断的臣子，那么群臣就不能竭尽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进献忠诚，各级官吏就不能奉行法令来建立功绩了。凭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人们总是趋近于安乐有利的地方，远离危害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现在，那些竭尽力量来建立功绩、耗尽智慧来进献忠诚的臣子，自身困顿而家庭贫困，父子遭受祸害；而那些谋取奸利来损害君主、用财物来侍奉显贵重臣的人，自身尊贵而家庭富有，父子蒙受恩泽；人们怎么能舍弃安乐有利的道路而走向危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像这样有过失，而君主却希望臣下没有奸邪、官吏奉行法令，这不可能实现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君主左右亲近的臣子知道坚守正直诚信不能得到安乐利益，一定会说：“我用忠诚守信来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谋求安乐，这就像盲人想要分辨黑白的情形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如果用正道教化、施行正理，不追求富贵，侍奉君主来谋求安乐，这就像聋子想要辨别清浊的声音一样，更没有希望。这两者都不能得到安乐，我怎么能不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做奸邪私事来迎合权贵呢？”这必然不顾念君主的道义了。那些各级官吏也知道方正廉洁不能得到安乐，一定会说：“我用清廉来侍奉君主以谋求安乐，就像没有圆规曲尺却想要画出方圆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如果遵守法令、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职以谋求安乐，这就像用脚去搔头顶一样，更没有希望。这两者都不能得到安乐，我怎么能不违背法令、施行私利来迎合权贵呢？”这必然不顾念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以私利迎合权贵的人多，而以法令侍奉君主的人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面孤立无援，而臣下在下面结成朋党，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杀害齐简公的原因。
那些掌握治国术数的臣子，能够效法合乎法度的言论，对上阐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困住奸邪的臣子，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合乎法度的言论在前面得到效验，那么赏罚就一定会在后面实施。君主如果真正通晓圣人的治术，而不苟同于世俗欲望的言论，根据名实相符来确定是非，通过参验考察来审察言辞。因此，左右亲近的臣子知道虚伪欺诈不能得到安乐，一定会说：“我不去除奸邪私利的行为，竭尽力量智慧来侍奉君主，而是通过相互勾结、胡乱毁誉来谋求安乐，这就像背着千钧重物陷入不可测的深渊却想活命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各级官吏也知道谋取奸利不能得到安乐，一定会说：“我不以清廉方正来奉行法令，而是怀着贪污之心枉法来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陵的顶峰、坠入峻谷的底下却想活命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安危的道理如此明白，左右亲近的臣子怎么敢用虚言迷惑君主，而各级官吏又怎么敢贪婪地盘剥下属呢？因此，臣子能够进献忠诚而不被蒙蔽，下属能够坚守职责而不抱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能治理齐国，商鞅之所以能强大秦国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戴他的方法，而不依赖别人因为爱戴他而为他做事。依赖别人因为爱戴他而为自己做事是危险的，依赖自己不可不为的权势才是安定的。君臣之间并没有骨肉亲情，如果正直之道可以获得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如果正直之道不能得到安乐，那么臣子就会行私利来干求君主。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置利害之道来昭示天下罢了。因此，君主虽然不用口去教导百官，不用眼去搜寻奸邪，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好才算是明察，也不是耳朵像师旷那样灵才算是聪听。眼睛如果不依靠法度，而只依赖视力来求明察，所见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耳朵如果不依靠权势，而只依赖听力来求聪听，所听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英明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看，天下不得不为自己听。所以君主身在深宫之中却能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人不能蒙蔽他、欺骗他，为什么呢？是因为昏暗混乱的方法被废弃，而明察聪听的权势被确立了。所以善于利用权势的国家安定，不善于利用权势的国家危险。古代秦国，君臣违背法令而顺从私欲，所以国家混乱、军队软弱而君主地位卑微。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易俗以彰明公道，奖赏告发奸邪、抑制工商而奖励农耕。在这个时候，秦国人习惯旧有的欲望，认为有罪可以免除，无功可以获得尊贵显达，所以轻率地触犯新法。于是，触犯新法的人惩罚重且必定执行，告发奸邪的人奖赏厚且必定兑现，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的，受刑的人很多，民众怨恨而各种过错日益增多。孝公不听信这些怨言，于是推行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定被诛杀，而告发私奸的人很多，所以民众不敢触犯，刑罚无处施加。因此国家治理得好而军队强大，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隐匿罪行的惩罚重，而告发奸邪的奖赏厚。这也是使天下必定为自己视听的方法。至于治理国家的法术已经明白了，而世俗的学者却不知道。
况且世俗的愚昧学者，都不了解混乱的实情，大多诵读古代的书，来扰乱当代的治理；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的陷害，又妄加非议有术之士。听信他们言论的国家危险，采用他们计策的国家混乱，这也是愚昧到了极点而祸患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们与有术之士都有谈说的名声，而实际上相差千万倍，这就是名同而实异的情况。世俗愚昧的人与有术之士相比，就像蚁穴与大山相比，相差太远了。而圣人，审察是非的实质，洞察治乱的实情。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端正严明的法令，陈列严厉的刑罚，用来挽救群生的混乱，去除天下的祸患，使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人不暴虐少数人，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幼孤得以成长，边境不被侵犯，群臣相互关怀，父子相互保全，没有死亡被俘的祸患，这也是功劳极其厚重的表现啊！愚昧的人不知道，反而认为这是暴政。愚昧的人本来想要治理好国家却厌恶治理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事物。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严厉的刑罚，是民众所厌恶的，却是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怜悯百姓、减轻刑罚，是民众所喜欢的，却是国家危险的原因。制定法律的人，必定违背世俗，而顺应道德。懂得这一点的人，与道义相同而与世俗不同；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与道义不同而与世俗相同。天下懂得的人少，那么道义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了。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亲身衣之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战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教，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妨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妨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各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活，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欲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已出，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庆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窬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肿□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饥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译身处不合道义的地位，遭受众人的诽谤，沉溺于当世的言论，却想面对威严的天子而求得安宁，这难道不是很难吗！这就是智者之所以至死也不在世上显达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位宠妾叫余，春申君的正妻名叫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于是自残身体给春申君看并哭泣，说：“能成为您的妾，非常幸运。虽然如此，侍奉夫人就不能侍奉您，侍奉您就不能侍奉夫人。我身体不贤，力量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形势不能两全，与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在您面前赐我一死。妾如果得到赐死，若再蒙您宠幸，希望您务必明察，不要被人嘲笑。”春申君因此相信了妾余的欺诈，从而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让她的儿子成为继承人，于是撕裂贴身衣服给春申君看并哭泣，说：“我得到您宠幸的日子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现在却想强行与我争斗。我与她争执，以至于撕裂了我的衣服，而这个孩子不听话，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春申君大怒，杀死了甲。所以正妻因为妾余的欺诈而被抛弃，儿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死。从这一点来看，父子之间爱护儿子，尚且可以因为诋毁而受害。君臣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而群臣的诋毁之言，不仅仅是一个妾的口舌，为什么还要奇怪贤圣之人被杀戮呢！这就是商鞅之所以在秦国被车裂，吴起之所以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的人固然不想被诛杀，没有功劳的人都想尊贵显赫。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予没有功劳的人，而诛杀必定施行于有罪的人。既然这样，那么有智谋权术的人，本来就是左右奸臣所害的对象，不是英明的君主就不能听取他们的意见。
世上的学者劝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来困住奸邪的臣子”，而都说“只要仁义惠爱就可以了”。世俗的君主喜欢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因此大的方面国家灭亡自身死亡，小的方面土地削减君主地位卑微。用什么来证明呢？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说的仁义；哀怜百姓而不妨碍诛罚，这是世人所说的惠爱。如果有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能得到赏赐；如果不妨碍诛罚，那么暴乱的人就不能制止。国家里有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的人，那么百姓就不会在外致力于对抗敌人斩首立功，在内不急于努力耕作，都想要行贿财物侍奉富贵之人，做私下的善事树立各自的声誉，以获取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所以奸邪私心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徒众越来越强盛，不灭亡还等到什么时候！严厉的刑罚，是百姓所畏惧的；沉重的惩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陈列他们所畏惧的东西来禁止他们的邪念，设置他们所厌恶的东西来防止他们的奸诈，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起。我由此明白仁义爱惠不足以使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治理国家。没有鞭子马鞭的威严，没有嚼子木头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马匹；没有圆规曲尺的法度，没有墨线的端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做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灵活，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实现治理。现在世俗的君主都轻视放弃重罚严诛，施行爱惠，却想要成就霸王的功业，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明确赏赐设置利益来鼓励百姓，使百姓因为功劳得到赏赐而不因为仁义得到恩赐；用严刑重罚来禁止百姓，使百姓因为罪行被诛杀而不因为爱惠被赦免。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抱希望，而有罪的人不侥幸。依托在坚固的车子和良马之上，就可以陆地克服山坡险阻的祸患；乘坐船只的安稳，持有船桨的便利，就可以水上渡过江河的困难；掌握法术的权数，施行重罚严诛，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拥有法术赏罚，就好像陆地上行走拥有坚固的车子和良马一样，水上行走拥有轻便的船只和便利的船桨一样，乘坐它们的人就能成功。伊尹得到它，商汤因此称王；管仲得到它，齐国因此称霸；商鞅得到它，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通晓霸王的权术，明察治理强盛的方法，而不被世俗的欲望言论所牵制；恰逢当世英明的君主的心意，就有直接任用布衣之士，立为卿相的地位；身处职位治理国家，就有尊崇君主扩大领土的实际效果：这就叫做值得尊贵的臣子。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到管仲，立为五霸之首，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到商鞅，土地因此扩大，军队因此强大。所以有忠臣的君主，对外没有敌国的祸患，对内没有乱臣的忧虑，长久安定于天下，而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谓的忠臣。至于豫让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劝说君主使他明晓法术度数的道理以避开祸患，对下不能统领驾驭他的民众以安定国家。等到襄子杀死智伯时，豫让于是自毁面容，毁坏自己的容貌，以为智伯向襄子报仇。这虽然有用残刑杀身来为君主博取名声的行为，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毫毛末端的益处。这是我所轻视的，而世俗的君主却认为这是忠义而推崇它。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而他们不接受，两个人饿死在首阳山。像这样的臣子，不畏惧重诛，不贪图重赏，不能用刑罚禁止，不能用赏赐驱使，这就叫做无益的臣子。这是我所少而摒弃的，而世俗的君主所多而追求的。
谚语说：“癞痢头怜悯国王。”这是不恭敬的话。虽然如此，古代没有虚假的谚语，不可不考察。这是指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说的话。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的臣子，即使年长而有美德，大臣仍将得势专断君主决断，而各自为他们自己的私急。并且害怕父兄豪杰之士，借君主的力量，来禁止诛杀自己，所以杀死贤能的年长者而立年幼弱小者，废黜正直的人而立不义的人。所以《春秋》记载说：“楚王子围将要去郑国聘问，还没出境，听说国王病了而返回。于是进去问病，用他的帽带绞杀了国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而庄公与她私通，多次去崔氏的家。等到庄公前往，崔子的党徒贾举率领崔子的党徒攻打庄公。庄公进入室内，请求与他分国，崔子不允许；庄公请求在宗庙自杀，崔子又不听；庄公于是逃跑，翻过北墙。贾举射庄公，射中他的腿，庄公坠落，崔子的党徒用戈砍杀庄公而死，而立他的弟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在赵国用事，饿死主父百日而死，卓齿在齐国用事，拔去齐王的筋，悬挂在宗庙的梁上，隔夜而死。所以癞痢头虽然肿胀溃烂，上比于《春秋》，还没到绞颈射腿的地步；下比于近代，还没到饿死拔筋的地步。所以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心中的忧惧，形体的苦痛，必定比癞痢头更严重。由此看来，即使“癞痢头怜悯国王”也是可以的。
亡徽第十五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用时曰，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餐贪而无厌，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宾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庆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轻其适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携；国推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它，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雠，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乡曲之善举，官职之劳庆，贵私行而贱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子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优，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间服侵等，宫室供养大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胥公孙与民同门，暴傲其邻者，可亡也。
亡徽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徽之君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译亡徽第十五
凡是君主国家小而家族势力大，权力轻而臣子权重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轻视法度禁令而致力于谋略算计，荒废国内事务而依赖外交援助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群臣崇尚学问，门客喜好辩论，商人向外积累财富，小民倚仗权势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喜好建造宫室台榭池塘，讲究车马服饰器物玩好，喜好劳役百姓，挥霍浪费财物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迷信时日，侍奉鬼神，相信占卜，而喜好祭祀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听信爵位高低而不等待考察验证，任用一个人作为进言门户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官职可以通过重金求得，爵位俸禄可以用财物买到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心思迟缓而没有成就，性格软弱而缺乏决断，喜好厌恶没有定见，而没有确立主张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贪婪而没有满足，亲近利益而喜好获取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喜欢华丽言辞而不符合法度，喜好辩论而不追求实用，沉溺于文辞华丽而不顾及其功效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浅薄而容易被看透，泄露机密而没有藏匿，不能周密，而泄露群臣言语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凶狠刚强而不和善，固执拒谏而喜好争胜，不顾国家社稷而轻易自信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依赖外交援助而轻慢邻国，倚仗强大国家的救援，而侮辱被压迫的国家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客居他国的士人，大量财富在外，上面参与谋划计策，下面干预民事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百姓信任宰相，下级不服从上级，君主喜爱信任他们而不能奖赏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国内杰出的人才不被任用，而寻求国外的人士，不根据功劳考核试用，而喜好根据名声声望来选拔任用，客居之士崛起显贵而凌驾于旧臣之上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轻视嫡妻正室，庶子与之抗衡，太子未定而君主去世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心胸狭隘而无悔改，国家混乱而自我夸耀，不估量国内资源而轻视邻国敌人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国家小而不自处卑位，力量少而不畏惧强国，无礼而侮辱大国邻邦，贪婪固执而拙于外交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太子已经确立，却从强敌那里娶妻作为后妻，那么太子就危险了，像这样群臣就会改变想法；群臣改变想法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怯懦而防守薄弱，早见危机而内心柔弱，知道有可行之事，决断却不敢实行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君主出逃在外而国内改立君主，作为人质的太子未返回而君主改立儿子，像这样国家就会离心；国家离心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挫辱大臣而轻慢他们，刑罚杀戮小民而违背常理，心怀愤怒想着耻辱而专门习练，那么贼寇就会产生；贼寇产生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大臣权力双重，父兄势力众多强大，内部结党外部援助以争夺权势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婢妾的话被听信，宠爱的玩伴的智慧被采用，内外悲愤而多次施行不法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轻慢侮辱大臣，无礼对待父兄，劳苦百姓，杀戮无辜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喜好用智巧矫正法度，时常用行为混杂公事，法度禁令变更，号令频繁下达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没有坚固的地势，城墙恶劣，没有积蓄，财物稀少，没有守战准备而轻易攻伐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君主寿命不长，君主多次去世，婴儿做君主，大臣专权，培植客居之士作为党羽，多次割地以维持外交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太子尊贵显赫，门徒众多强大，与大国交往多，而威势早具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性情狭隘而心急，轻率急躁而容易冲动，心中愤恨而不考虑前后后果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君主多怒而喜好用兵，轻视根本教化而轻率战攻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贵臣互相嫉妒，大臣权势隆盛，外部借敌国之力，内部困害百姓，以攻击仇怨，而君主不诛杀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君主不贤而侧室贤能，太子轻贱而庶子刚强，官吏软弱而人民桀骜，像这样国家就会躁动；国家躁动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隐藏怨恨而不发泄，悬置罪责而不诛杀，使群臣暗中憎恨而更加忧惧，而长久不可知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出军命将权重过大，边地任守地位太高，专断擅命，径直行事而不请示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后妻淫乱，主母蓄养秽行，内外混通，男女无别，这叫两主；两主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后妻卑贱而婢妾尊贵，太子卑下而庶子尊贵，相室轻贱而典谒重要，像这样内外就会背离；内外背离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大臣非常尊贵，偏党众多强大，阻塞君主决断而专擅国政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私门之官被任用，马府之世被贬黜，乡曲之善被举荐，官职之劳被奖赏，贵私行而贱公功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公家空虚而大臣充实，正户贫困而寄寓富有，耕战之士困顿，末作之民获利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见到大利而不追求，听到祸端而不防备，在争守之事上浅薄，而务以仁义自饰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不为君主尽孝，而羡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从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言辞辩驳而不守法度，心智聪明而无术数，君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亲臣进用而故人退避，不肖用事而贤良优闲，无功贵而劳苦贱，像这样下级就会怨恨；下级怨恨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父兄大臣禄秩超过功劳，间服侵等，宫室供养过于奢侈，而君主不禁止，那么臣子之心就无穷尽；臣子之心无穷尽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公胥公孙与民同门，暴傲其邻的人，是可以导致灭亡的。
亡徽，不是说必定灭亡，是说其可以灭亡。两个尧不能互相称王，两个桀不能互相灭亡；灭亡，称王的契机，必定是其治乱，其强弱相胜的。树木折断必定是因为有蛀虫，墙壁毁坏必定是因为有缝隙。然而树木虽有蛀虫，没有疾风不会折断；墙壁虽有缝隙，没有大雨不会毁坏。万乘之主的君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徽之君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