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第四十六
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在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策，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治；治所治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
译理好；必定实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能效力。民众效力、官吏治理好，那么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那么军队就强大，霸王的事业就成就了。霸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挟持最大利益来听政治国，所以他任用的官吏符合才能，他的赏罚没有私心。让士民明白这一点，尽力效死，那么功业可以建立，爵位俸禄可以获得，爵位俸禄获得，富贵的事业就成就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挟持最大利益来做事，所以他们行事至死不渝，尽力而不期望回报。这就叫做君主不仁，臣子不忠，却可以成就霸王之业。
奸邪必然被知晓就能防备，必然被诛杀就能停止；不被知晓就放肆，不被诛杀就横行。把轻薄的财物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即使是曾参、史�也是可疑的；把百金悬挂在集市上，即使是强盗也不取。不被知晓，那么曾参、史�在幽暗处也可疑；必然被知晓，那么强盗也不取集市上悬挂的金子。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增加守卫并加重罪行，让民众因为法令禁令而停止，而不是因为廉洁而停止。母亲爱护子女超过父亲，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中执行的效力是母亲的十倍；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护，但命令在民众中执行的效力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累爱护而命令穷尽，官吏使用威严而民众听从，严厉与爱护的策略就可以决定了。况且父母对于子女所要求的：行动，希望他们安全有利；立身，希望他们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有危难，就使用他们的死力；平安无事，就竭尽他们的劳力。亲人用深厚的爱护关系子女于安全有利而不听从，君主用没有爱护的利益要求民众的死力而命令得以执行。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加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厚爱，子女多败坏，是因为推让爱护；父亲薄爱而教以鞭打，子女多善良，是因为使用严厉。
现在家人治理产业，互相忍受饥寒，互相强迫劳苦，即使遭遇军旅的危难，饥荒的祸患，能穿暖衣吃美食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互相怜惜衣食，互相给予安逸快乐，遇到天灾饥荒，嫁妻卖子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所以法令作为原则，先苦而后有长远的利益；仁爱作为原则，眼前快乐而后陷入困境。圣人权衡轻重，拿出最大的利益，所以用法令的互相忍受，而抛弃仁人的互相怜惜。学者的言论都说：“轻刑。”这是导致混乱灭亡的方法。凡是赏罚必须实行的，是为了劝勉和禁止。赏赐丰厚，那么想要的东西就能迅速得到；惩罚沉重，那么厌恶的事情就能紧急禁止。想要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与想要的相反，怎能不厌恶？想要治理的人必然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所以想要治理迫切的人，他的赏赐必然丰厚；厌恶混乱迫切的人，他的惩罚必然沉重。现在采取轻刑的人，他厌恶混乱不迫切，他想要治理也不迫切。这不仅是没有方法，而且是毫无作为。所以决定贤与不肖、愚与智的策略，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重刑，不是为了惩罚罪犯。英明君主的法令，是衡量标准。治理盗贼，不是治理已经受治的人；治理已经受治的人，那是治理死人。惩罚盗贼，不是惩罚已经受刑的人；惩罚已经受刑的人，那是惩罚刑徒。所以说：加重一个奸人的罪行而制止境内的邪恶，这就是治理的方法。重罚的是盗贼，而恐惧的是良民。想要治理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疑虑呢？至于厚赏，不只是赏赐功劳，又劝勉全国。受赏的人贪图利益，未受赏的人羡慕功业，这是报答一个人的功劳而劝勉境内众人的方法，想要治理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疑虑呢？现在不懂治理的人都说：“重刑伤害民众，轻刑可以制止奸邪，何必一定要重呢？”这是不考察治理的人。用重刑制止的，未必能用轻刑制止；能用轻刑制止的，必然能用重刑制止。所以上层设立重刑，奸邪就全部制止，奸邪全部制
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对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译止，这哪里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奸邪所获得的利益微小，而上层施加的惩罚巨大。民众不会因为小利而承担大罪，所以奸邪必然制止。所谓轻刑，是奸邪所获得的利益巨大，而上层施加的惩罚微小。民众羡慕利益而轻视罪行，所以奸邪不能制止。所以先前有谚语说：“不跌倒在山上，却跌倒在蚁丘上。”山很大，所以人们顺从它；蚁丘微小，所以人们轻视它。现在轻刑罚，民众必然轻视它。犯了罪而不诛杀，这是驱使国家抛弃它；犯了罪而诛杀，这是为民众设置陷阱。所以轻罪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之家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知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也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鸟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吸其方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八说第四十七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智。以愚人之所愍，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得议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吏，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之也疑；赏功以观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译现在的学者都只谈论书本上的颂扬之语，不考察当世的实际情况，说：“君主不爱惜百姓，赋税经常沉重，那么用度不足而百姓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他们认为只要使百姓财物充足并加以爱护，即使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们之所以承受重罚，本来就是在财物充足之后；即使财物充足而后厚加爱护，然而减轻刑罚，仍然会导致混乱。当家的人疼爱儿子，财物充足够用。财物充足够用，就会轻率使用；轻率使用，就会奢侈放纵。亲近爱护他，就不忍心管教；不忍心管教，就会骄横放肆。奢侈放纵，就会导致家贫；骄横放肆，就会行为暴虐。这就是虽然财物充足且爱护深厚，却因减轻刑罚而产生的祸患。大凡人生在世，财物充足就会懈怠于劳作，君主软弱，百姓就会放肆地做坏事。财物充足而勤劳耕作的，只有神农；君主治理软弱而行为端正的，只有曾参、史�2。百姓赶不上神农、曾参、史�2，这是显而易见的。老聃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因为害怕危险和受辱而不追求满足之外东西的，是老聃。现在认为使百姓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百姓都当作像老聃那样的人了。所以夏桀地位尊贵在天子之上，却仍不满足于尊贵；富有四海之内，却仍不满足于珍宝。君主即使能使百姓富足，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于做天子，而夏桀未必认为做天子就足够了，那么即使使百姓富足，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英明君主治理国家，顺应时势来招致财物，评定赋税来均衡贫富，厚加爵禄来尽用贤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使百姓通过劳作获得财富，通过办事获得尊贵，因过错接受惩罚，因功劳获得奖赏，而不考虑慈惠的赏赐，这是帝王的政治。
人们都睡觉，就看不出盲人的缺陷；人们都沉默，就看不出哑巴的缺陷。让他们睁眼观看，让他们回答问题，那么哑巴和盲人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不听他们的言论，就看不出没有治国方略的人的缺陷；不任用他们做事，就看不出无能的人的缺陷。听取他们的言论并考察是否恰当，任用他们做事并责求功效，那么没有方略和无能的人就暴露无遗了。想要得到力士却听他们自己说，那么平庸之人与乌获就无法区别；给他们举起鼎俎，那么疲弱和强健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官职，就是检验有才能之士的鼎俎，任用他们做事，愚笨和智慧就区分开了。所以没有方略的人因不被任用而得以隐藏，无能的人因不被任用而得以隐藏。言论不被采纳却自我文饰以显得辩才无碍，身体不被任用却自我修饰以显得高尚。世俗的君主被他们的辩才所迷惑，被他们的高尚所蒙蔽而尊崇他们，这是不需要观看就认定眼睛明亮，不需要回答就认定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盲人的缺陷就不会被发现了。英明君主采纳他们的方略必定责求实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追求功效，那么虚妄陈旧的学问就不会被谈论，夸耀欺诈的行为就不会被粉饰了。
第八篇 第四十七
为老朋友徇私情叫做“不抛弃朋友”，用公家的财物分施给别人叫做“仁人”，轻视俸禄重视自身叫做“君子”，歪曲法律偏袒亲属叫做“有德行”，抛弃官职宠信朋友叫做“有侠义”，背离世俗逃避君主叫做“高傲”，争辩违抗命令叫做“刚强之才”，施行恩惠收买人心叫做“得民心”。不抛弃朋友的，官吏就有奸邪；仁人的，公家财物就受损；君子的，百姓就难以役使；有德行的，法制就毁坏；有侠义的，官职就空缺；高傲的，百姓就不事生产；刚强之才的，命令就推行不了；得民心的，君主就孤立了。这八种人，是平民百姓的私誉，是君主的大败坏。与这八种相反的人，是平民百姓的私毁，是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国家的利害，而采用平民百姓的私誉，想要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的。
任用人才做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治国方略来任用人才，没有不失败的。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辩才智慧就是品行高洁。任用人才，就是让他们拥有权势。有智慧的人未必可信，因为他们的智慧多，反而迷惑了他们的诚信。凭借有智慧的人的计谋，占据拥有权势的地位而为他们的私利着急，君主必定被欺骗。因为有智慧的人不可信，所以任用品行高洁的人，让他们决断事务。品行高洁的人未必有智慧，因为他们洁身自好，反而迷惑了智慧。凭借愚笨的人所怜悯的，让他们担任治理事务的官职而为他们所认可，那么事务必定混乱。所以没有治国方略来用人，任用有智慧的人君主就被欺骗，任用品行高洁的人君主的事务就混乱，这是没有治国方略的祸患。英明君主的道理，是卑贱的人可以议论尊贵的人，下级必定批评上级，用事实来参验，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敢欺诈。计算功劳而给予奖赏，衡量能力而授予事务，考察开端而观察过失，有过错的人受罚，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所以愚笨的人不能担任事务。有智慧的人不敢欺骗，愚笨的人不能决断，那么事务就没有失误了。
明察事理的人然后才能了解他，但不能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都是明察事理的。贤能的人然后才能实行，但不能作为法律，因为百姓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明察事理的人，扰乱世道而最终不能决断，虽然明察但不能作为官职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贤能的人，鲍焦抱树枯死，华角投河自尽，虽然贤能但不能作为耕战之士。所以君主所明察的，有智慧的人就竭尽他们的辩才；君主所尊崇的，有才能的人就竭尽他们的行为。现在的君主明察无用的辩才，尊崇远离功利的行为，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博学辩智像孔子、墨子，孔子、墨子不耕种，那么国家得到什么呢？修孝寡欲像曾参、史�2，曾参、史�2不作战攻伐，那么国家得到什么利益呢？平民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劳作而养足，不做官而名声显赫，这是私利；停止文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统一功劳，这是公利。制定法令来引导百姓，却又崇尚文学，那么百姓所师法的就是疑惑的；奖赏功劳来观察百姓，却又尊崇品行高洁，那么百姓生产获利就懈怠。崇尚文学以疑惑法令，尊崇品行高洁以背离功劳，想要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