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五

译解说说：道本来没有名称，名称是在万物形成、数目确定以后才产生的。聪明人厌恶事物纷杂错乱，不得已顺应事物，勉强给它们命名罢了。名称不是自然本有的，凡是在可以命名的范围内的东西，都不过是虚伪。虽然如此，名声用来取得信实，必定要依凭真实；真实不能自行显现，也必定要借助名声。君子并不厌恶循名而求实，只厌恶固守名声而妨害真实。那些悠然度日的人不知道身体并不属于自己，所以活着时竞逐富贵；不知道子孙并不属于自己，所以死后还争逐虚名。起初是追逐名声来求取真实，最后却变成追逐名声而妨害真实。若认为真实不需要名声，那么管氏的奢侈为什么没有给子孙带来益处？若认为名声不等于真实，那么田氏的宽厚施舍又怎么会因此取得齐国？大概名声不能完全去掉，也不能刻意追逐；追逐名声，真实就会毁坏；真实积聚起来，名声自然就会树立。若只追求今生，那么伯夷、叔齐的退让就不如尧、舜的虚伪；若将要抚恤自己的后代，那么管仲的奢侈就不如田氏的宽厚施舍。若想名与实两全，哪里做得到呢？列子并不是看重世俗所谓的富贵，也不是不知道尧、舜、伯夷、叔齐并未刻意求名，而名声却归于他们，成为天下后世共同赞美的对象。只是即使是圣人应对世事，每天与人交接应酬，名声也已经产生，同样落入可以议论的范围了。列子说这些话，是希望学习者致力于达到道的无名境界而已。如果有人在仁义礼教上矫揉造作，以窃取当世的虚名，那么他不但得不到名声，反而连同原有的利益也会失去，还不如盗窃财物的人至少能够在今生放纵自己的情性。这大概是不得已而矫正偏差的话吧。杨朱说：“人的寿命以一百年为最大的限度。能活到一百岁的人，一千人中没有一个。即使有这样一个人，从婴儿被抱着直到昏聩衰老，已经占去将近一半。夜间睡眠所消磨的时间，白天清醒时所遗漏的时间，又占去将近一半。痛苦疾病、悲哀苦楚、死亡丧失、忧虑恐惧，又占去将近一半。计算十多年中，能够安闲自得、没有一点忧虑的时间，也不过片刻而已。那么人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快乐呢？不过是为了美食厚味，为了声音和美色罢了。然而美食厚味又不可能永远吃得满足，声色也不可能永远玩赏听闻。还要受到刑罚和赏赐的禁止与诱导，受到名声和法令的进退驱使；慌慌张张地争夺一时的虚誉，谋求死后的余荣；拘拘束束地顺从耳目所见所闻，爱惜身体和心意的是非取舍；白白失去当年的最大快乐，不能在一时之间任意放纵自己。这与重罪囚徒被层层镣铐拘束，有什么不同呢？” 解说说：人的一生即使有一百年，也会被忧患摧残；阴阳从外部侵害，嗜欲从内部蛀蚀，没有什么能够强固坚实，反而生出疾病和烦恼。夜间睡眠而精神劳苦，白天醒来而形体受役。计算人的一生，怎么能在片刻之间没有一点忧虑呢？然而，这一点忧虑，存留它就会忧惧，放下它就会安逸快乐；存留还是放下，在于自己。人之所以总是走入忧患的境地，难道是甘心忧患吗？是因为把美食厚味、声色看作快乐，所以争逐声誉、谋求荣名，谨慎对待耳目，爱惜自己的判断取舍，拘拘束束、慌慌张张，受到刑赏的禁止和诱导，受到名法的进退驱使，每天陷入忧患却自己不能醒悟。这样看来，人的一生既不能从内心得到天乐，也不能在一时之间任意放纵自己，两方面都失去了，这同重罪囚徒被层层镣铐拘束有什么不同呢？庄子也把这说成是久病、长期困厄而不能死去的人。列子这样用心，难道是想使百姓放纵于声色的享乐吗？只是深深鄙弃那些慌慌张张争逐虚誉、对自身毫无益处的人，认为还不如放纵摆脱束缚而趋向今生的快乐。这也许是矫正偏差的话吧。太古时代的人，知道生命只是暂时到来，也知道死亡只是暂时离去，所以任心而动，不违背自然的喜好。对于自身当下的享乐，并不加以舍弃，因此不受名声的诱导；顺着本性游行，不违逆万物的喜好，因此死后的名声也不是他们所求取的，刑罚也不能加到他们身上。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都不是他们所计量的。解说说：死亡和出生，不过是一去一返罢了。太古时代的人，大朴尚未分散，浑然的本质没有受到人为虚伪的雕琢，所以能够推究本始、返回终极，懂得死生的道理。于是任心而动，顺性而游，无论到哪里都安然自得。性对于心是本体，心对于性是作用；离开了性，然后才说任心。因此任心而动，就是能够不违背在自己身上的自然喜好。顺性而游，然后才能不违逆万物的喜好；而且行动有时会受到逼迫，不如游行那样舒适。任心而动，不舍弃自身当下的享乐，这是不被近在眼前的名声诱导的善处，所以不受名声驱使；顺性而游，不谋求死后的名声，这是不被近在眼前的刑罚牵制的恶处，所以不受刑罚加害。像这样的人，看待死生的变化，简直 就像夜与旦的自然交替一样，又哪里有空计较名誉的先后、衡量寿命的长短呢？杨朱说：“万物不同的地方在于生，彼此相同的地方在于死。活着时有贤与愚、贵与贱，这是不同之处；死了以后都归于腐臭、腐朽和消灭，这是相同之处。虽然如此，贤与愚、贵与贱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腐臭、腐朽和消灭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生并非自己所能掌握的生，死也并非自己所能掌握的死；贤并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贤，愚也并非自己所能决定的愚；贵并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贵，贱也并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贱。然而万物在生上同等，在死上同等，在贤上同等，在愚上同等，在贵上同等，在贱上同等。活十年也要死，活百年也要死；仁人圣人也要死，凶恶愚昧的人也要死。活着时是尧、舜，死后都只是腐骨；活着时是桀、纣，死后也只是腐骨。腐骨是一样的，谁还知道其中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应当趋向今生，哪里有空闲顾虑死后呢？” 解说说：生死交替更换，起初并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小智之人把自己局限在偏见中，在相同之中妄自看出差异，又根据差异建立所谓相同，因此生死相同或不同的问题就昏乱纷扰而无法辨明了。杨朱想把生死变化等同起来，所以就依据世俗所见，说生是不同的，说死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必定归于无所谓相同、无所谓不同。若仓促地把至道所谓的“一”告诉他，他就会在似是而非、疑惑混乱之间更加迷乱，最终无法解除疑惑。这正是圣人一贯善于救治人的方法。况且，要把万物的变化归为齐一，必定以尧、舜、桀、纣为例，是因为要消除世人的重大疑惑，就应当用狂暴与圣明的极端，以及天下万世共同相信的人物来说明。又说尧、舜与桀、纣相同，并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尧、舜应对世事的行迹，因时制宜、随变而动，不能免于有所牺牲和顺从，那么他们的行迹怎么能不共同趋向腐骨呢？至于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正是孔子所说的“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称说”的境界，又怎么能与桀、纣一同腐朽呢？” 杨朱说：“伯夷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夸耀清高的名声而放任自己，终于饿死。展季并不是没有情欲，只是夸耀贞洁的名声而放任自己，终于使宗族绝嗣。把清白真实看成善，造成的错误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译解说说：人活着，由情感而产生欲望，由欲望而发动爱好；如果有欲望却没有办法节制，就会使嗜欲充盈、好恶增长，性命之情便会受到损害，这就是所谓把错误当作善。若所自矜持的是清正，就能够抑制情感、节制欲望，怎么能说是把错误当作善呢？虽然如此，伯夷、展季既然拥有夸耀清正的名声，又存心矫正偏差、挽救弊病，那么他们的行迹不免带有过度之处，这也同样是被情欲役使。放任这种做法，以至于饿死、使宗族绝嗣，那么称之为把错误当作善，不也可以吗？所以圣人顺着中道作为常法，不做过分的事情。杨朱说：“古语有这种说法：活着时彼此怜惜，死了以后彼此舍弃。这句话说得很彻底。活着时彼此怜惜的道理，不只是感情上的怜爱；勤劳可以使人安逸，饥饿可以使人饱足，寒冷可以使人温暖，困穷可以使人通达。死后彼此舍弃的道理，并不是不彼此哀悼；只是不给死者口中含珠玉，不让死者穿华美的锦衣，不陈设牺牲，不设置明器。” 解说说：设置后王、君主和公卿来治理天下百姓，希望他们不要懈怠于自己的职位，这就是活着时彼此怜惜的道理。至于死后就从简了，即使有贤良的朋友，也不过以长久叹息来哀悼，这就是死后彼此舍弃的道理。杨朱说：“晏平仲向管夷吾询问养生之道。管夷吾说：‘放开它而已，不要堵塞，不要阻遏。’晏平仲说：‘具体怎么做呢？’夷吾说：‘任凭耳朵想听的去听，任凭眼睛想看的去看，任凭鼻子想趋向的去趋向，任凭嘴巴想说的去说，任凭身体想安适的去安适，任凭心意想做的去做。耳朵想听的是声音，却不能听，叫作阻塞听觉；眼睛想看的是美色，却不能看，叫作阻塞视觉；鼻子想趋向的是椒兰，却不能嗅，叫作阻塞嗅觉；嘴巴想说的是是非，却不能说，叫作阻塞智慧；身体想要的是美食厚味和安适，却不能顺从，叫作阻塞适意；心意想做的是放纵闲逸，却不能实行，叫作阻塞本性。这些阻塞，都是废弃、虐害生命的主因。除去这些废虐生命的主因，安然自得地等待死亡，无论一日、一个月、一年、十年，都是我所说的养生。拘守这些废虐生命的主因，收敛而不舍弃，忧惧不安地追求长久生存，即使百年、千年、万年，也不是我所说的养生。’” 解说说：列子向老商子学习，三年以后，心里不敢思虑是非，口中不敢谈论利害；这样，对于嘴巴想说的、心意想做的，都不能任意施行，所以老商子见到他，才第一次舒展眉颜而笑。到了九年以后，心中横行所思，口中横行所说，于是能够任意施行，放纵而不堵塞、不阻遏，所以老商子认可他在内外两方面都进步了。所谓任耳听、任目视、任鼻趋向、任身体安适，也不过如此，并不是说尽情玩赏声色、嗅闻香味，去触犯人情所厌恶的事情，然后才叫作任性。能够达到这一层，就是所谓闻道。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所以即使只活一日、一个月，也足以称为养生，又何必忧惧不安地追求长久生存呢？这是列子论说养生的最高道理。管仲、晏子、曾西所不曾做到的事情，哪里足以使他们进入这一道理呢？晏平仲的猪肩肉甚至盖不住豆器，这是亲身节俭的人；管夷吾有三处归邑，又把反坫置于堂上，这是喜好奢侈的人。晏平仲和管夷吾的问答，本来就应当如此。两人的问答，好比果蓏的道理，其中的话恰好有与道相合之处。因此列子取用他们的说法来寄托至道，并不是要学习者去做管仲、晏子所做的事。” 管夷吾说：“我已经告诉你养生之道了，那么送死该怎么办呢？”晏平仲说：“送死从简罢了，还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呢？”管夷吾说：“我本来就想听听这个。”平仲说：“死了以后，哪里还由我作主呢？把尸体烧掉可以，沉入水中可以，埋葬可以，暴露在外也可以；穿着柴草做的衣服丢弃在沟壑里可以，穿着衮裳、绣有文饰，安置在石椁里也可以，只看遭遇如何罢了。”管夷吾回头对鲍叔、黄子说：“关于先死的道理，我们两个人已经达到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一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 解说说：得道之人对于送死，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连璧，把星辰当作珠机，把万物当作斋送之物，那么他所遭遇的事情，还有哪里去不得、不能接受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九年、一日、一月〕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五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六。宋代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进呈。《杨朱》中。子产辅佐郑国，独掌国家政务。三年以后，善良的人服从他的教化，邪恶的人畏惧他的禁令，郑国因此得到治理，诸侯都害怕它。然而子产有个哥哥叫公孙朝，有个弟弟叫公孙穆。公孙朝嗜好饮酒，公孙穆嗜好女色。公孙朝的房舍中，聚集着千钟酒，酒糟堆积成封，离大门百步都能闻到酒糟酒浆的气味冲鼻。他正沉溺于酒时，根本不知道世道的安危、做人处世的得失、室内财物的有无、九族亲属的亲疏、死生的悲哀和欢乐；即使水火、兵刃交错出现在面前，也不知道。公孙穆的后院，排列着数十间房屋，里面都选取年幼、柔弱娇美的女子充满其间。他正沉溺于女色时，屏弃亲近之人，断绝交游，逃入后院，以白天满足夜晚的欲求，三个月才出来一次，心意仍然不能满足。乡里有年轻处女姿色姣美的，他必定用财物贿赂而招来，用媒人引诱挑逗，得不到才肯罢休。子产日夜为此忧愁，秘密拜访邓析，和他商议说：‘我听说修养自身可以推及治理家庭，治理家庭可以推及治理国家，这是由近及远的道理。我治理国家，国家已经得到治理；但家庭却乱了。这种方法难道颠倒了吗？将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两个弟弟？请您指教。’邓析说：‘我对此感到奇怪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先说。您为什么不趁早治理他们？用性命的重要性去晓谕他们，用礼义的尊贵去诱导他们呢？’ 子产采用邓析的话，趁机拜访他的兄弟，并告诉他们说：‘人比禽兽尊贵的原因，在于有智虑；智虑所要遵循的，是礼义。礼义成就了，名声地位就会到来。若触动情欲而行动，聪敏都用在嗜欲上，性命就危险了。你们若接受我侨的劝告，那么公孙朝早上就会悔悟，晚上就能享受俸禄。’公孙朝、公孙穆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些，也早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难道要等你说了以后才认识吗？凡是生命，难以遇到；死亡，却容易到来。以难得的生命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有什么值得反复思量的呢？你想抬高礼义来向别人夸耀，矫饰情性来求取名声，我们认为这样还不如死去。我们只想享尽一生的欢乐，穷尽当年的快乐；只担心肚子胀满而不能任意饮酒，体力疲惫而不能尽情享受女色。哪里顾得上忧虑名声丑恶、性命危险呢？况且，你凭治理国家的才能向万物夸耀，想用言辞扰乱我们的心，用荣禄诱惑我们的意志，不也鄙陋而可怜吗？我还想同你分别说明：善于治理外物的人，外物未必能治理好，自己却反而交相受苦；善于治理内心的人，外物未必混乱，自己的本性却能安逸。凭你的治理外物之道，法令可以暂时施行于一个国家，却未必合乎人心；凭我们的治理内心之道，可以推行于天下，君臣之道就会止息了。’ 子产辅佐郑国，独掌国政；三年之后，善良的人服从他的教化，邪恶的人畏惧他的禁令，郑国因此得到治理，诸侯都对它感到畏惧。然而，子产有个哥哥叫公孙朝，还有个弟弟叫公孙穆。公孙朝嗜好饮酒，公孙穆沉迷女色。公孙朝的屋里聚集着千钟酒，酒糟堆积成丘，离门还有百步，就能闻到酒糟和酒浆冲鼻的气味。他正沉溺于酒时，根本不知道世道的安危、为人处世的得失、家中的有无，以及九族亲属关系的亲疏、生死离别的悲欢；即使水火兵刃交错逼近眼前，他也全然不知。公孙穆的后院有数十间相连的房屋，里面都选取年幼而姿态柔美的女子充满其中。他正沉溺于女色时，拒绝亲近亲属，断绝交游，躲进后院，以白天来满足夜晚的欲望，三个月才出来一次，心意仍然不能满足。乡里若有美丽的未婚女子，他一定要用财物收买、招引她们，又通过媒人挑逗引诱，得不到便不肯罢休。子产日夜为此忧愁，暗中拜访邓析，与他商量说：“我听说，修养自身就能治理家庭，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这话说的是从近处推及远处。我治理国家，国家已经得到治理，可是家庭却混乱了。这其中的道理难道相反吗？将用什么方法来挽救这两个弟弟呢？请您教导我。”邓析说：“我对此感到奇怪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先说。您为什么不趁早治理他们，用生命本性的重要性去开导他们，用礼义的尊贵去诱导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