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六
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於禽兽者,智虑。智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聪於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乔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於一国,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佗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尔,非子之功也。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着,人理之所甚丑者。恣口之饮,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诰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视色,至於阏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欲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阏适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恶也,恶夫名声之丑,有所避而不得恣尔。由是尊礼义,矫情性,终於其身,视其外若能恬淡无为者,语其坐驰之情,则其疾俛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志念所在,无所不至,亦无所不为矣。若是则百年之生,内愁其心智,外苦其形体,何生之乐哉?若夫朝穆之所为,则真而已矣。其所谓恣口之饮者,非荒酖于酒也。其所谓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盖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丧,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故恣口之饮,肆情於色,虽名声之丑,曾不遑忧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谓治内而不治外,无愧乎道德,不为仁义之操而敢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真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直而治也。子产方且以乘舆济人於溱洧,为治未免为国人之所非、邓析之所屈。所谓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暂行於一国,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则亦已矣,又以说辞乱其心,荣辱喜其意,则其为诚可鄙,其意为可怜矣。以是相郑而专国之政,虽曰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为治,是殆得之於偶尔,岂其功哉?子产之於朝穆,适居季孟之间,其趋操之不侔,内外之异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为邓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为未察也,故闻子产之言则与子产同其戚;其终於朝穆之道为有得也,故闻子产之言则与子产异其知也。噫,微邓析之言,则后之观朝穆者几不尽同子产之戚而终莫能知其真矣。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产育者无不必致之,犹藩墙之物也。及其游也,虽山川阻险涂径修远,无不必之,犹人之行咫步也。宾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庑之上不绝声乐。奉养之余,先散之宗族;宗族之余,次散之邑里;邑里之余,乃散之一国。行年六十,气干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不为子孙留财。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反其子孙之财焉。禽骨厘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为也,众意所惊,而诚理所取。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译子产采用邓析的话,便找机会拜访他的兄弟,并告诉他们说:“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有智慧和思虑;智慧所引导的,就是礼义。礼义成就了,名声和地位也就会到来。如果触动情欲就任意行动,聪明反而用在嗜欲上,那么性命就危险了。你们接受侨的话,早晨悔悟,晚上就可以享受俸禄了。”公孙朝、公孙穆说:“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已经很久了,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已经很久了,难道还要等听了你的话以后才认识它们吗?凡是生命,难以遇到而死亡却容易临近;以难得的生命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有什么值得反复思量的呢?你们却想尊崇礼义来向别人夸耀,扭曲自己的情性来求取名声;我们认为这样还不如死去。我们只想尽情享受一生的欢乐,穷尽当年的快乐;唯一担心的是肚子已经胀满,却不能放纵口腹饮酒,体力已经疲惫,却不能尽情享受女色。至于名声的丑恶、性命的危险,我们根本无暇忧虑。况且,你凭借治理国家的才能向人炫耀,想用说辞扰乱我们的心意,用荣华俸禄诱惑我们的心情,这不是既鄙陋又可怜吗?我们还想同你分别说明:善于治理外在事务的人,外在事物未必得到治理,自己却反而处处受苦;善于治理内在本性的人,外在事物未必混乱,而自己的性情却能安逸自在。凭你的外在治理之道,或许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施行,却不合乎人心;凭我们的内在治理之道,则可以推行于天下,那样君臣之道也就会止息了。” 我常常想用这种方法来启发他,难道反而要用那种方法来教导我吗?子产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邓析,邓析说:“您和真人相处,却还不知道他,谁说您是有智慧的人呢?郑国的治理只是偶然如此,并不是您的功劳。” 解说:放纵情欲于女色,是人情所迷惑执着、也是人之常理极为鄙陋的地方;纵情饮酒,是人情共同的欲望,也是先王所告诫禁止的事。常人的情性,眼睛想看美色,到了遮蔽光明而不能任意放纵时,并不是真能排斥嗜欲,只是害怕性命有危险,受到拘束而不能放纵罢了。嘴巴想吃美味,到了妨碍适意而不能任意享用时,也不是真能忘掉好恶,只是害怕名声丑陋,有所避忌而不能放纵罢了。于是便尊崇礼义、矫饰情性,直到终身;从外表看似乎能够恬淡无为,若谈到他内心奔驰不息的情状,那么他的心念在俯仰之间,已经两次抚遍四海 之外;心志所到之处,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也没有不想做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年的生命,内心忧愁自己的心智,外在劳苦自己的形体,还有什么活着的乐趣呢?至于朝穆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真实地顺从本性罢了。他所谓纵情饮酒,并不是荒淫沉溺于酒;所谓放纵情欲于女色,也不是沉迷于女色而荒唐行事。这是因为朝穆对于世道的安危、人理的得失,早已认识很久,也早已作出选择。为了尽情享受一生的欢快,穷尽当时的快乐,所以纵情饮酒、放纵于女色;即使名声丑陋,也无暇忧虑性命的危险,更无暇顾及。这就是所谓治理内在而不治理外在,不愧于道德,不拘守仁义的操守而敢于实行放纵偏僻的行为。把这种真实的道用于修治自身,再推行开来,天下就可以坦然而得到治理。子产当时还乘车在溱水、洧水之间渡人,因此他的治理免不了被国人非议、被邓析折服。所谓善于治理外在的人,事物未必得到治理,自己反而先受拘束;即使他的办法可以暂时施行于一国,也未必合乎人心,怎么足以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情况呢?不知道也就罢了,却又用言辞扰乱他的心,使他以荣辱为喜怒,那么他的行为实在可鄙,他的心意也实在可怜。凭此辅佐郑国而独掌国政,即使说善良的人服从他的教化,邪恶的人害怕他的禁令,他们起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治理好国家;这大概只是偶然得到的结果,难道真是他的功劳吗?子产对于朝穆,正处在季、孟之间;他们的志趣操守不同,内治与外治的差别竟是这样。所以说,假如道可以拿来告诉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告诉自己兄弟的。至于邓析,他起初还没有看清朝穆的道,所以听到子产的话,就和子产一样为之忧戚;后来他对朝穆的道有所领悟,所以再听子产的话,认识便和子产不同了。唉,如果没有邓析这番话,那么后世观察朝穆的人,几乎都会完全同子产一样忧戚,最终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了。卫国的端木叔,是子贡的后代。他凭借祖先留下的财产,家产累积到万金;不经营世俗事务,任意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凡是百姓想做的、人的意趣想玩赏的,他没有不做、没有不玩赏的。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马、服饰,声乐、嫔妾,几乎可以和齐、楚两国的君主相比。至于情感所喜爱、耳朵想听、眼睛想看、嘴巴想尝的东西,即使来自异域偏远国家、不是齐地所产的,也没有不一定设法得到的,好像只是自家篱笆墙内的东西一样。等到他出游时,即使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也没有不一定到达的地方,好像人走几步路一样。每天到庭中的宾客有上百人,厨房下面烟火不断,厅堂廊庑之上音乐不断。供养自己有余之后,先把财物分给宗族;宗族有余之后,再分给乡里;乡里有余之后,才分给全国。活到六十岁,精气将要衰弱,便抛下家事,把仓库中的珍宝、车服、妾媵全部散尽。一年之内就用完了,不给子孙留下财产。等到生病时,没有储备药石;等到死时,没有埋葬的费用。全国受过他施舍的人,共同出资把他安葬,又把财产还给他的子孙。禽骨厘听说后,说:“端木叔是个狂人,辱没了他的祖先。” 段干生听说后,说:“木叔是通达的人,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他所实行的、所作为的,虽然使众人的意想感到惊异,却确实合乎道理。卫国的君子大多以礼教自我约束,本来就不足以理解这个人的心意。”
解曰:子贡,以货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货殖,财积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舍,满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夫以子贡之富,丰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终其身,无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为子孙无穷之计也。噫,孙子非汝有也,认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体绝甘,约已之养,以货殖见弃於圣人门,务求适其适,可不为之大哀耶?为端木叔者,藉其先赀,初不知货殖之勤,而有万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无不为而无不玩,其适意而志得,拟齐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气干之将衰,又能散其有而尽之。以俗观之,薄於子孙之遗甚矣。其后受其施者相与反其子孙之财,是亦不为无所遗矣。噫,为木叔者,其生也,无货殖之累而尽一生之欢,其死也,不为子孙留财而不失子孙之财,其所行所为,是乃众意之所惊而诚理之所取,诚理所在,非圣人不足以尽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惊其神也。意狂圣异域,奚啻天壤?达而以为狂,惑亦甚矣。杨子谓大圣为难知,不以此欤。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於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於其间乎?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难形,形终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寿之大齐也,得百年者千无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况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属我;察其生之忧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内,五情之好恶汩於中;汝身之中,四体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间,万事之苦乐交於前。一日之变与一月之化不异也,一岁之迁与百年之变不殊也。既闻而知之,既见而识之,既更而历之,又安以久生为哉?虽然,死之与生,犹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厌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乐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为沟渎之自经也。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尽,不为吐故纳新之寿考也。虽无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寿,亦不厌也。虽无心於速亡,有若颜之夭,亦顺化也。无不废,无不任,如斯而已。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解曰:於易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盖益必有损,损终必益。损益,盈虚消息之理也。若夫万物之生,均舍至理,无欠无余,增之一毫,性无余地;损之一毫,性无余物,则益之而损,损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乱孰甚耶?唯无以损益为者,则物我兼利之道也。《庄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农氏之时,民皆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可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时,则至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於肌肤,肌肤微於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佗事。
译解说:子贡,是用经商积聚财富而使自己受累的人。当他经商积财时,财富积累起来却不敢使用,牢牢记在心中而不肯舍弃,满心忧愁焦虑,只求增加财富而不停止,可以说是忧苦了。凭子贡的富有,即使住丰屋、穿美服、吃厚味、享姣色,终身也没有什么不足。他之所以不断求取更多,是为了给子孙作无穷的打算。唉,子孙并不是你的所有物,你却认作自己的所有物,也太迷惑了。又何况他劳苦身体、断绝甘美食物,约束自己的供养,只因经商积财而被圣人之门所鄙弃,仍努力追求适合自己的享受,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至于端木叔,凭借祖先的财产,起初并不知道经商积财的辛劳,却拥有万金的家产;既然已经拥有,又能够使用,因此任意追求所爱,没有不做的,没有不玩赏的,心意满足、志愿得偿,几乎和齐、楚的君主一样。不仅能够使用财产,等到精气将要衰弱时,又能把所有财产散尽。从世俗眼光看,他留给子孙的财产实在太少了。但后来受过他施舍的人共同把财产还给他的子孙,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留下东西。唉,作为木叔,他活着时没有经商积财的劳累,尽情享受一生的欢快;死时没有给子孙留下财产,却没有失掉子孙应得的财产。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众人意想所惊异而真实道理所取法的。真实道理所在,不是圣人就不能穷尽,所以拘束于教条的人免不了惊异于他的精神。心意上的狂人与圣人竟处在不同的境界,哪里只是天地相隔那么远?把通达的人看成狂人,迷惑也太深了。杨子说“大圣人最难了解”,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孟孙阳问杨子:“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认为生命尊贵、爱惜身体,希望求得不死,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不死的。”又问:“希望长久地活着,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长久不衰的生命。生命不是因为看重它就能保存,身体也不是因为爱惜它就能长久。况且长久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五情的好恶,古代和今天一样;四肢身体的安危,古代和今天一样;世事的苦乐,古代和今天一样;治乱的变化,古代和今天一样。已经听过了,已经见过了,已经经历过了,活一百年尚且觉得太多,何况长久活着的苦处呢!”孟孙阳说:“既然这样,迅速死亡胜过长久活着;那么踏上刀刃、投入汤火,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了。”杨子说:“不是这样。既然活着,就放下成见,任凭生命自然运行,穷尽自己想要的东西,以等待死亡;将要死亡时,也放下成见,任凭死亡自然到来,穷尽自己所趋向的道路,以归于终尽。没有什么不放下,没有什么不任其自然,何必在其中计较快慢呢?” 解说:受局限于有生之物,生命不会难为形体,但形体最终一定会衰败;受役使于变化之中,变化常常流转形体,形体怎么能够长久?所以一百年是长寿的大致极限,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人,一千个中也没有一个。按道理有时尚且不能长久活着,何况能够不死呢?究竟生命是存是亡,起初就不属于我;考察生命中的忧患,却因此希望长久活着。当你有生命时,在形体之内,五情的好恶在心中翻涌;在身体之中,四肢的安危从外部逼迫;一生之间,万事的苦乐交相出现。一天的变化和一个月的变化没有不同,一年的迁变和百年的变化没有差别。既已听闻并知道,既已看见并认识,既已更替并经历,又怎么还要长久活着呢?不过,死亡和出生,如同那边的早晨与傍晚,活着有什么值得欢喜,死亡有什么值得悲伤?也不能因为活着没有什么值得欢喜,就厌弃长久活着;也不必因为死亡没有什么值得悲伤,就乐于迅速死亡。所以得道者对待生死,既然活着,就放下成见、任其自然,穷尽自己的愿望以等待死亡,不会投沟自杀;将要死亡时,就放下成见、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所趋向的道路而归于终尽,不会靠吐故纳新来求取长寿。虽然无心于长久活着,却像彭祖那样长寿,也不厌弃。虽然无心于迅速死亡,却像颜回那样早夭,也顺应变化。没有什么不放下,没有什么不任其自然,如此而已。杨朱说:“伯成子高不肯损失一根毫毛来使天下获利,舍弃国位而隐居耕作;大禹不肯让自己一身得到私利,以至于身体的一部分偏枯。古代的人,即使损失一根毫毛可以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做;即使把天下的利益都奉养一身,也不肯取。人人都不损失一根毫毛,人人都不使天下获利,天下就治理好了。” 解说:《易》说,损下益上叫作损,损上益下叫作益。大概有所增益必然有所损失,有所损失最终必然有所增益。损益,是盈虚消长的道理。至于万物的生成,全都舍弃而依从最根本的道理,本来没有不足也没有多余;增加一根毫毛,性分便没有多余的余地,减少一根毫毛,性分便没有多余的东西。那么增加它反而造成损失,损失它反而造成增加,二者都不合适。名义上说是在治理,实际上造成混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只有不以损益作为的人,才是物我双方都获利的道路。《庄子》说,从容成氏到神农氏的时候,百姓都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以自己的习俗为快乐,以自己的居所为安,直到老死也互不往来;这可以说是人人不损失一根毫毛,人人不使天下获利。像这样的时代,就是极其完美的治理了。” 禽子问杨朱:“拔下您身上的一根毛来救济全世界,您做不做?”杨子说:“天下本来不是一根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确实能够救济,您做不做?”杨子不回答。禽子出来后把这话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您不了解先生的心意,请让我告诉您。假如损伤您的肌肤就能得到万金,您做不做?”禽子说:“做。”孟孙阳说:“假如砍断您的一节肢体就能得到一个国家,您做不做?”禽子沉默了一会儿。孟孙阳说:“一根毛比肌肤微小,肌肤比一节肢体微小,明白了吧。然而一根根毫毛积累起来才成为肌肤,肌肤积累起来才成为一节肢体。一根毛本来就是一身万分之一的东西,怎么能轻视它呢?”禽子说:“我不能用这些话来回答您。既然这样,用您的话去问老聃、关尹,那么您的话是对的;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是对的。”孟孙阳于是回头和他的门徒谈论别的事情。
解曰:世之语杨子者,以其道主於为我,因谓虽技其体之一毛而济天下,亦所不为也。《列子》称其言,则异此矣。杨子之言,盖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济,一毛既不足以济一世矣,又安以假济为言乎?禽子之问亦不豫矣,故杨子不应。夫杨子之设心,以谓一毛之於肌肤,虽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肤固一毛之积,均我体则均所爱矣,奈何轻一毛而重一节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轻於一毛,则天下有余治哉。杨子之爱一毛者,非爱一毛也,爱其身也。人皆爱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积而至於现身而不之觉矣。人於爱身则是之,於爱一毛则非之,弗思甚也。尝观人之有生,贵则治贱,卑则事尊,终身役役,无非为物,曾无一毫之为己,曷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为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则我奚为而不自为耶?且将以为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为人哉?列子深丑夫世之逐万物而不反者,故其书每托於杨氏为我之言。禽子终不能达其况,方且谓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是特见大禹墨翟之迹尔,非特不知杨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佗事,以其言之不类也。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於河阳,陶於雷泽,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钧不才,禅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穷毒者也。鲧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官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於宋,削迹於卫,穷於商周,围於陈、蔡,受屈於季氏,见辱於阳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籍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於倾宫,纵欲於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於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於死矣。解曰:舜为帝之盛帝,禹为王之首王,周公之忠圣,孔子之明道,皆圣人之极致,天下万世莫不尊亲者也。而舜之穷毒,禹之忧苦,周公之危惧,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书,稽之孔子之言,其理为不诬,谓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为溢恶之言矣。至於桀纣之逸荡放纵,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肆情於倾官,纵欲於长夜,此可谓熙熙然足於从欲之欢矣。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而谓之四圣;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谓之二凶,四圣被万世之虚名,二凶享当身之实利。实固非名之所与,名固非实之所取,要其所谓毁誉,徒传于万世之下,毁誉之者,何能知其前?为其毁誉者,亦何知於后?虽有毁誉,与株块何以异哉?谓美恶为同归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圣之名,趣二凶之实也,使求道者审名实之俱非,知忧喜之均累,故以天下万世之所同是非者为言,俾之遗圣人之迹而求圣人之道也,且为四圣者,乐天知命,未始有忧,其所谓穷毒忧惧,皆不得已而应世,与民同吉凶之患,而忧民之忧尔。其所以有圣智之名者,亦人与之名而弗拒尔。必知此而后知列子之言,是乃与四圣同道者。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六竟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十七宋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上进杨朱下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也?对曰: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棰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棰而随之,则不能前矣。且臣闻之: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鹊高飞,不集污池,何则?其极远也。黄锺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谓矣。
译解说:世人谈论杨子,因为他的道术以为我为主,于是说即使损伤身体的一根毫毛而能救济天下,他也不肯做。《列子》所记载的杨子言论,却不是这个意思。杨子说,大概是因为一个世界如此广大,必定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一根毫毛既然不足以救济一个世界,又何必拿“假如能够救济”来发问呢?禽子的问话本来就不恰当,所以杨子没有回答。杨子的心意是认为,一根毛和肌肤虽然在多少上不同,但肌肤本来就是一根根毫毛积成的;既然同属我的身体,就应当同样爱惜,怎么能轻视一根毛而看重一节肢体呢?如果能使人人尊重生命、重视根本,不轻视一根毫毛,天下难道还会缺少治理吗?杨子爱惜一根毫毛,并不是只爱惜一根毫毛,而是爱惜自己的身体。人人都爱惜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爱惜一根毫毛;不爱惜一根毫毛,积累起来直到伤害整个身体,却还没有察觉。人们认为爱惜身体是对的,认为爱惜一根毫毛是错的,真是太不思考了。我曾观察人的一生:身份尊贵的治理身份卑贱的,身份卑贱的侍奉身份尊贵的,终身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外物,竟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想,我的生命究竟是以我自己为主,还是为了别人而生、让别人役使我?如果生命在我自己,那么我为什么不替自己做主呢?况且如果将来是为了别人,那么我连自己都不能治理,又凭什么去为别人呢?列子深深鄙弃世人追逐万物而不能返归自身,所以他的书中常常借杨氏之口说出为我的话。禽子始终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还说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就对了;这只是看到了大禹、墨翟的事迹罢了,不仅不知道杨子,也不知道大禹、墨翟。孟孙阳于是回头和他的门徒谈论别的事情,是因为禽子的话与他们所说的道理不相类。杨朱说:“天下的美名都归给舜、禹、周、孔,天下的恶名都归给桀、纣。然而舜在河阳耕作,在雷泽制陶,四肢身体不得片刻安宁,口腹不得享受美食厚味,父母不爱他,弟妹不亲近他。到了三十岁,未曾告知父母就娶了妻。等到接受尧的禅让时,年纪已经大了,智慧也已经衰退。商钧没有才干,于是把帝位禅让给禹,忧戚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与人共同困穷受苦的人。鲧治理水土,功业没有成就,被杀死在羽山;禹继承事业,替父报仇,只顾荒废自己去完成治土功业,经过家门不进去,身体一边偏枯,手脚长满老茧;等到接受舜的禅让后,住简陋的宫室,穿不华美的礼服冠冕,忧戚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与人共同忧愁劳苦的人。武王死后,成王幼弱,周公代行天子的政务。邵公不高兴,四国散布流言。周公居住在东部三年,诛杀兄长、放逐弟弟,才仅仅保全自身,忧戚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与人共同处于危险恐惧的人。孔子通晓帝王之道,响应当时君主的聘请;在宋国被人砍伐树木,在卫国被抹去行迹,在商、周之间困厄,在陈、蔡被围困,受到季氏的压抑,被阳虎羞辱,忧戚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与百姓共同仓促不安的人。这四位圣人,活着时没有一天的欢快,死后却有万世的声名;声名本来就不是实际所得。” 即使称赞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和土块草木有什么不同呢?桀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尊的地位;他的智慧足以抗拒群臣,威势足以震动天下,任意享受耳目所能得到的快乐,穷尽心意思虑所想做的一切,快乐自得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与百姓共同放逸的人。纣也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尊的地位;威势无处不施行,意志无处不被顺从;在倾宫放纵情欲,在长夜恣意纵欲;不因礼义而使自己受苦,快乐自得地直到被诛杀。这是天与百姓共同放纵的人。这两个凶恶的人,活着享有顺从欲望的快乐,死后却背负愚昧暴虐的恶名。实际本来不是声名所能给予的,即使毁谤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称赞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和土块有什么不同呢?那四位圣人虽然是天下美名的归属,终身苦劳,最终同样归于死亡;那两个凶人虽然是天下恶名的归属,终身享乐,最终也同样归于死亡。解说:舜是帝王中最盛大的帝王,禹是王者中最早的王者,周公是忠诚圣贤,孔子是彰明大道的人,都是圣人的极致,天下万世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然而舜的困穷受苦、禹的忧愁劳苦、周公的危险恐惧、孔子的仓促不安,考察虞、夏、商、周的典籍,查验孔子的言论,事实并不虚妄;说他们忧戚不安直到死亡,并不是过分贬低的话。至于桀、纣的放逸纵恣,任意享受耳目之娱,穷尽心意所想做的事,在倾宫放纵情欲,在长夜纵欲,确实可以说是快乐自得、满足于顺从欲望的欢娱。天下的美名归给舜、禹、周、孔,称他们为四圣;天下的恶名归给桀、纣,称他们为二凶。四圣承受万世的虚名,二凶享有当身的实际利益。实际本来不是声名所能给予的,声名本来也不是实际所能取得的。归根到底,所谓毁誉,只是在万世之后流传;毁誉的人哪里能知道前人的真实情况?替前人作毁誉的人,后人又哪里能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即使有毁誉,和土块有什么不同呢?说美与恶最终同归于死亡,不也是恰当的吗?列子说这些,并不是想让天下人舍弃四圣的声名而追逐二凶的实际享受,而是让求道者审察名与实其实都不足以执着,知道忧与喜同样会成为负累。所以他拿天下万世共同认定的是非来说,使人遗忘圣人的事迹而探求圣人的道。况且四圣乐于顺应天命、知晓命运,本来未曾有忧愁;所谓困穷、忧苦、危惧,都是不得已而应对世事,和百姓共同承受吉凶祸患,只是忧虑百姓的忧虑罢了。他们之所以有圣明智慧的名声,也只是别人把这个名声给予他们,而他们没有拒绝罢了。一定懂得这一点,之后才能懂得列子的话;这正是和四位圣人同一道理的人。《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六完。《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十七。宋代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进呈。《杨朱》下篇。杨朱拜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梁王说:“先生有一个妻子、一个妾,却不能治理;有三亩园地,却不能除草;却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这是为什么?”杨朱回答:“您见过放羊的人吗?一百只羊聚成一群,只要让一个五尺高的孩子拿着鞭子跟随它们,想往东就往东,想往西就往西。假如让尧牵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随它,那么羊就不能向前走了。况且我听说:能吞下船的大鱼,不游入支流;鸿鹄高飞,不停在污浊的池塘,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目标极其远大。黄钟、大吕不能随着烦杂的乐曲起舞,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声音疏朗宏大。将要治理大事的人,不治理琐细事务;成就大功的人,不去成就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