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二十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幸臣谏曰:人所忧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诛。有齐子亦欲学其道,闻言者之死,乃抚膺而恨。富子闻而笑之曰:夫所欲学不死,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术者亦有矣。卫人有善数者,临死以决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问之,以其父所言告之。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与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解曰:《庄子》曰: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献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故卫之善数者以次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传而不可受,唯可传故能行者不可无其术,唯不可受故或有其术而不能行。列子之着书,亦此类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与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书,将使觉者用其言,行其术,而与其道无差耳。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於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解曰:《阴符经》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为空,适以害物。天地之於万物,圣人之於百姓,辅之以自然,而无爱利之心,一视以刍狗者,盖此道也。齐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於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解曰:《庄子》曰:万物与我为一。故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同者,徒以状而见疏耳,岂相为而生之哉?太古神圣之人其於异类,会聚而训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与人不殊远也。后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谓为人而生物,则蚊蚋之噆肤亦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鲍氏之弱子,为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无间於少长,若鲍氏之子,可谓千人之遇矣。齐有贫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遂适田氏之厩,从马医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戏之曰:从马医而食,不以辱乎?乞儿曰:天下之辱,莫过於乞。乞犹不辱,岂辱马医哉?解曰:役马医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齐之贫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众莫之与,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贫如此,故虽有戏之以荣辱,不足以动其心矣,又况於真能辩荣辱之境者,其视得丧利害如何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解曰:遗契不足以政富,犹陈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读书,轮人所以释椎凿而上问,以谓古人之糟粕也。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其邻人遽而伐之。邻人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乃不悦,曰: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与我邻,若此其险,岂可哉?解曰:邻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为薪而言也,因请以为薪则践可疑之涂矣。其人遂以为险,特不知果邻父子险耶?亦其人自险耶?要之,险不险在我而已。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作动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解曰:邻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虑内藏,则见其无为而不窃鈇也,猜虑一释,则见其无窃鈇者。由是观之,万物分错,皆自吾心为之耳。学者苟能诚其意犹亡鈇者,则无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意之所属着,其行足踬株埳,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解曰:《庄子》曰:至人无已。不知道者认有於我,顾视吾之一身,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欤?胡不观诸白公胜?邪虑内藏则至於忘,颐颐之忘,将何不忘哉?又况内能致道,则形躯合乎大同,而无已者其理亦昭昭矣。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解曰:见物犹攫金,则物外无道;见道犹攫金,则道外无物。列子之书终於此者,盖八篇之训皆假物明道也。后之读其书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见不见之问耳。说符解
译从前有人说自己知道使人不死的方法,燕君便派人去向他学习;事情还没有办成,传授此事的人却死了。燕君非常愤怒,准备杀掉派去的人。燕君的宠臣进谏说:“人所忧虑的,没有比死亡更急迫的;自己所看重的,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怎么能使君王不死呢?”于是燕君没有杀他。有个齐国人也想学习这种方法,听说传授者死了,便拍着胸脯怨恨不已。富子听说后笑道:“他想学习不死的方法,那个人已经死了,他还在怨恨,这就是不知道学习的道理。”胡子说:“富子的话不对。凡人有掌握某种技术却不能施行的,也有能够施行却没有相应技术的。卫国有个擅长计算的人,临死时把解答计算问题的方法告诉了儿子。儿子记住了他的话,却不能施行。别人问这个儿子,他便把父亲所说的告诉对方。提问的人采用他的话,施行了那种方法,和他的父亲没有差别。既然如此,死去的人为什么不能说出使人活下来的方法呢?” 解说说:《庄子》说:“假如大道可以献给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献给君王的。”所以,燕国那位君王不能使人不死,是因为献给他的道本来就不能使人不死。《庄子》又说:“假如大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传给子孙的。”所以,卫国那个擅长计算的人把方法依次告诉儿子;儿子虽然记住了他的话,却不能施行。然而,大道可以传述,却不能被直接接受;正因为可以传述,所以能够施行的人不能没有相应的方法;正因为不能被直接接受,所以有的人虽有方法,却不能施行。列子撰写这部书,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大道不能直接告知,也不能直接交给别人,所以不得已寄托在书中,使觉悟的人运用其中的话,施行其中的方法,与大道本身没有差别。邯郸百姓在正月初一早晨向简子献上斑鸠,简子非常高兴,重重地赏赐他们。有宾客问其中的缘故。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是为了表示有仁恩。”宾客说:“百姓知道君王想要放生,所以争着捕捉斑鸠,因而死掉的反而很多。君王如果真想使它们活下来,不如禁止百姓捕捉。先捕捉再放生,这种恩惠抵不过造成的伤害。”简子说:“对。” 解说说:《阴符经》说:“恩从害中产生,害从恩中产生。”把仁爱当作空洞的善意,反而正好会伤害万物。天地对万物,圣人对百姓,都是顺应自然去辅助它们,而没有出于偏爱的利害之心;对一切一视同仁,如同对待刍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祖,供养着一千名食客。席间有人献上鱼和雁。田氏看着它们,便叹息说:“上天对百姓真是厚爱啊!它种植五谷,生养鱼鸟,都是为了供人使用。”众多宾客像回声一样附和他。鲍氏的儿子年仅十二岁,也在宾客的行列中,进言说:“不如您说的那样。天地和万物同我一起生存,彼此同类。同类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只是凭借形体大小、智慧和力量相互制约,轮流相食,并不是为了彼此而生。人取来可以吃的东西食用,难道是上天本来就为了人而生出它们的吗?况且蚊蚋叮咬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不是上天本来为了蚊蚋而生人、为了虎狼而生肉吗?” 解说说:《庄子》说:“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禽兽的智慧有自然的一面,与人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形貌不同,才被人疏远罢了,难道它们是为了彼此而生的吗?上古神圣之人对待异类,能够与它们会聚,并像教导人民一样教导、接受它们,因为它们的心智与人相差不远。后世才开始凭形体大小、智慧和力量相互制约,彼此相食。假如因为人吃肉,就说万物是为了人而生,那么蚊蚋叮咬人的皮肤,也可以说万物是为了蚊蚋而生人了。田氏有一千名食客,却还不如鲍氏这个年幼的孩子,因为他很早就有了认识。由此可见,真正知道大道所在的人,不分年长年幼;像鲍氏的孩子这样,可以说是一千名食客中的奇遇了。齐国有个穷人,常在城市中乞讨。城里人嫌他来得太频繁,大家都不肯给他东西。于是他到田氏的马厩去,跟着马医做杂役,借此获得食物。城中的人嘲笑他说:“跟着马医讨饭,难道不觉得耻辱吗?”乞丐说:“天下的耻辱,没有比乞讨更大的了。乞讨尚且不算耻辱,难道做马医的杂役还算耻辱吗?” 解说说:做马医的杂役所受的羞辱胜过乞讨而求食;然而,齐国这个穷人起初并不是因为不堪乞讨的羞辱才改变志向,只是因为众人都不给他东西,所以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他能如此安于贫困,所以即使有人拿荣辱来戏弄他,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何况是真正能够辨明荣辱境界的人,他看待得失利害又会怎样呢?宋国有个人在路上行走,捡到别人遗失的契券,回家后把它藏起来,暗中数着契券上的齿记,对邻居说:“我富起来是可以等待的了。” 解说说:捡到遗失的契券并不足以使人富有,就像陈旧的言语不足以使人得道。这正如齐桓公读古书,以及轮扁放下刀凿而上前询问,认为古人留下的只是糟粕一样。有个人家里有一棵枯死的梧桐树,他的邻居老父说枯梧桐树不吉祥,邻居便立即把它砍掉了。那位邻居的父亲于是请求把树拿来当柴烧,这个人便不高兴,说:“邻居的父亲只不过想要柴烧,所以才教我把树砍掉。和这样的人做邻居,竟然如此阴险,难道可以吗?” 解说说:邻居的父亲说枯梧桐树不吉祥,未必是因为想要柴烧才这样说;但后来请求把它当柴烧,就走上了令人怀疑的道路。那个人于是认为他很阴险,只是不知道究竟是邻居父子真的阴险,还是这个人自己心存险诈。总而言之,是否险诈,只在于自己罢了。有个人丢失了斧头,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他看那孩子走路的样子,像是偷斧头的;看他的脸色,像是偷斧头的;听他的说话,像是偷斧头的;看他的动作和神态,没有一处不像偷斧头的。不久,他在自己的山谷中挖掘时找到了斧头。后来他再看见邻居家的孩子,觉得他的动作和神态没有一处像偷斧头的了。解说说:邻居家的孩子一直是原来的样子;只是丢斧头的人把猜疑藏在心里,于是看见他的一举一动都像偷斧头的;猜疑一旦消除,就看见他没有一处像偷斧头的人。由此看来,万物之间的分别错杂,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学习的人如果能够像丢斧头的人那样,诚实地正其意,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不会离开大道,外物又怎么能够从哪里进入他的心呢?白公胜忧虑发生叛乱,退朝后站在那里,倒拿着杖策,杖头的尖刺穿入下巴,鲜血流到地上,他却毫无知觉。郑国人听说后说:“连下巴都能忘掉,还有什么不能忘掉的呢?一个人的心意如果专注在某件事上,即使行走时脚被树桩和坑洼绊倒,头撞到竖立的木头上,自己也不会知道。” 解说说:《庄子》说:“至人没有自我。”不明白大道的人,总认为有一个“我”;回头看看自己这一身,百骸、九窍、六脏全都具备,怎么能够没有自我呢?为什么不看看白公胜呢?邪僻的忧虑藏在内心,就会达到遗忘的程度。连下巴都能忘掉,还有什么不能忘掉的呢?何况内心能够达到大道,形体就会与大同相合;所谓没有自我,其中的道理也就明明白白了。从前齐国有个想要金子的人,清早穿戴整齐到市场去,正好到了卖金子的地方,便抓起金子就离开。官吏把他抓住,问道:“人都在那里,你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金子?”他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眼里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 解说说:看见外物还要抢金子,就是把大道排除在万物之外;看见大道还要像抢金子一样执取,就是把万物排除在大道之外。列子的书以此结尾,大概是因为八篇的教诫全都借助外物来阐明大道。后世读这部书的人能否有所悟,也在于是否有欲望、是否能够看见这个问题上。《说符解》。
语道之体,不立一物,离於言说;语道之用,不废一物,寓於形数。有形斯有名,有数斯可纪。成亏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终之可验,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阴阳;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刚;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义。如影之於形,枉直随形而不易;如响之於声,高下在声而不差。神农有炎之德,备此而已;虞夏商周之书,载此而已;法士贤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杨朱》而上既已尽言至道之极矣,必终之以《说符》也。夫所谓至道之极,岂徒为是窈冥昏默而已?,将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为《说符》之事也。故《说符》 之义,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处世者在于重道,为治者在于知贤,应事者属乎智,持胜者本於道。治国先有治身,远怨由乎谦下。利出者实及,怨往者害来,故贤者慎所出。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慎为善。凡其所言,皆世道安危,人理之得丧。凡其所为,皆言之所能论,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说符》,不足以为道也。虽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说符》终训。《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为自天出而之人也。《说符》言人事之显合验於至道之妙,是为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环之循运而无积,其际不可终,其道不可穷,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尝考列子之书,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体可得而言矣。天道之运必先於《天瑞》,圣人之应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黄帝》次《天瑞》,《穆王》次《黄帝》 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业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开其端,则不复纯常而终至於弊,有黄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后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子之元圣删诗定书击易作经,则帝王之功业不白於后世矣。是则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来,传道之序无余蕴矣。列子抑虑后世(原缺)变之不齐而支离於道也,故假《汤问》以尽其变,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万物之变,其为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设《力命》之问答,要其终归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杨朱》之篇,则遣万物之虚名而要於道之极致,道至於此则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终无也,故以《说符》终焉。由是观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为《天瑞》一,入焉而为《说符》是乃传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谓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为子列子者,盖以其为子矣,与孔子同,异乎诸子之子也。后之不达其书之况者,因谓不与帝王同道,而以其经并於诸子,是直用管窥天,其见者小耳,何足道哉?学者宜尽心焉。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二十竟
译谈论大道的本体,不能树立任何一物,超离于言语之外;谈论大道的作用,却不能废弃任何一物,而寄托在形体和数理之中。有形体就有名称,有数理就可以记载。成败的不改变,如同符契相合而可信;始终可以验证,如同符契相合无差。没有什么比天更神妙,而天道与阴阳相符;没有什么比地更富足,而地的道理与柔刚相符;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伟大,而帝王的德行与仁义相符。它如同影子依随形体,曲直随着形体而不改变;又如同回声依随声音,声音高低不同,回声也不会差错。神农、有炎氏的德行,具备的就是这些;虞、夏、商、周的典籍,记载的就是这些;法士、贤人的言论,阐明的就是这些。因此,列子的教诲,从《杨朱》篇向上已经把至道的极致全部说尽了,所以最后必定以《说符》作结。所谓至道的极致,难道只是幽深昏默而已吗?它还要使人由此感通而通达天下万事的规律,这就是《说符》所要说明的事情。所以,《说符》的意义在于:对自己要有尺度,对他人要有考察;处世在于尊重大道,治理在于知道贤人,处理事情系于智慧,保持胜势以大道为根本。治理国家要先治理自身,远离怨恨要依靠谦下。利益从自己这里出去,实际利益就会来到;怨恨向外发出,祸害就会到来,所以贤人谨慎对待自己所发出的东西。名声并没有约定要带来利益,利益却会归于他;利益并没有约定要引发争夺,争夺却会找上门来,所以君子慎重地行善。凡是它所说的,都是世道的安危和人理的得失;凡是它所做的,都是言语能够论述、心意能够考察推求的事情。因此,谈论大道却不涉及《说符》,就不足以称为大道。虽然如此,列子以《天瑞》作为首篇,以《说符》作为最后的教诲。《天瑞》就是自然之符,《天瑞》讲天道的奥妙,以及它如何与生化相符,这是从天道出发而落实到人的方面。《说符》讲人事的明显表现如何与至道的奥妙相互验证,这是从人的方面进入天道。大道的运行,如同圆环循环运转而不留下停滞;它的边际无法终结,它的道路无法穷尽,永远生化不息,不过如此。我曾考察列子的书,从《天瑞》以下的篇章次序,可以看出大道本体的道理。天道的运行必先见于《天瑞》;圣人应对世事,没有比帝王更大的,所以《黄帝》接在《天瑞》之后,《穆王》接在《黄帝》之后。三代的君王中,没有谁超过文王、武王;到了穆王,王业就衰败了。这里不说王业的兴盛而说它的衰败,是为了说明:大道的奥妙一旦开启了开端,就不能再始终保持纯正,最后终究会走向弊病;前面有黄帝的治理,后面必然有穆王的弊病。既然已经有帝王的治理,如果不是孔子这位根本的圣人删定《诗》、整理《书》、考订《易》并作经,那么帝王的功业就不能在后世彰明。这样看来,帝王之道的集大成者、阐明帝王伟大成就的,只有孔子,所以《仲尼》接在《穆王》之后。由仲尼以来,传授大道的次序就没有遗蕴了。列子大概又担心后世万物变化不齐,因而支离大道,所以借《汤问》来穷尽万物的变化,使人不因外物而妨碍大道。总的说来,万物的变化没有不出于力量的,其最终结果没有不受命运制约的,所以设置《力命》的问答,归根到底是要归于自然,只是不希望人把命运的决定权交给外在事物罢了。至于《杨朱》篇,则遣除万物的虚名,归结到大道的极致;大道到了这里,就已经达到极致、完备无缺,不能再有所增加。然而大道又不能最终没有具体表现,所以用《说符》作为结尾。由此看来,列子的教诲,从大道向外展开就是《天瑞》,从万物向内归入就是《说符》;这正是传承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的人,也就是所说的古代博大真人。他自称为“子列子”,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子”,与孔子相同,而不同于诸子称“子”的情况。后世不能通达这部书的境界,便认为列子与帝王不走同一道路,把他的经书列入诸子之中;这简直是用竹管窥看天空,所见太小了,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学习的人应当尽心于此。《冲虚至德真经解》第二十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