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八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为善射，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则其中在我，而甘蝇、飞卫之巧可能也。治国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时，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体已着，则虽察之无益矣。列子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故不班白语道矣，一本作失而况行之乎？解曰：色盛者骄，力盛者音，是少壮之时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语道？至於班白，则欲虑柔而体将休焉，故可与语道而行之也。虽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与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虽壮而不骄，虽耄而不耗，其於语道，无往而不暇矣。故自奋，则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则孤而无辅矣。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故治国之难，在於知贤，而不在自贤。解曰：不为事任而村者尽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为谋府而智者用其谋，故智尽而不乱。虽以尧舜之聪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治国之难，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贤之行为哉？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解曰：刻玉为楮，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则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叶，造化之运，阳气潜回，焂然周天地，遍万物，荣枯而拆甲，雕刻众形而不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仅得食於宋国耳，况於巧不尽若宋人者哉？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解曰：圣人之於辞受无所苟也，非其道，虽身死而不受也，宁以妻妾之奉而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难。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於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趣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於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则勿重言。解曰：齐之国氏，宋之向氏，其贫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国氏之道也。北宫子，西门子，其造事之穷达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异也。若鲁之施氏、孟氏所业既同，则非若国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宫子、西门子德命之厚薄也。齐因太公之俗，继以管晏之治；卫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卫多君子。而齐卫之国所务者仁义而已。楚居蛮夷，武王尝欲以敝甲观中国之政，庄王观兵於洛郊而问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蚕食六国。秦楚之王所务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卫之术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齐，故无适而不利。孟氏亦以干卫之术而之秦，适秦之法而干卫，则亦与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术耶？故施氏以为其无适时之智，孟氏亦释然无愠容矣。仁义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权强国之术浅，故罪止於刖耳。虽然，投隙抵时，应事无方者属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无奈何者，则二氏之穷达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称其言者，盖《说符》之论不离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穷达一切委之於命，则学者将趋於聚块积尘之无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废适时之智。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仰天而笑。公问何笑。曰：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窃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师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译解释说：射箭如果不是事先有所预期而偶然射中，就不能算善于射箭，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射中。知道射中的原因，那么能否射中就在自己掌握之中，就可以达到甘蝇、飞卫那样的技艺。治理国家、修治自身也是如此。能够考察存亡的原因，所以用道驾驭时势，常存而不亡。如果存亡的形态已经显现出来，再去考察也没有益处了。列子说：容貌正盛的人容易骄傲，力量正盛的人容易逞强，还不能同他谈道。所以头发尚未斑白时，不宜同他谈道；另一本作‘失’，何况还要实行道呢？解释说：容貌旺盛的人容易骄傲，力量旺盛的人容易逞强，这是年轻壮盛的时候；外物会攻伐他，所以德性也随之衰退，怎么可以同他谈道呢？到了头发斑白的时候，欲望和思虑柔弱了，身体也将要休息，所以可以同他谈道并实行道。虽然如此，这只是就人受大化役使而言。也有顺应大化却不随大化一同变化的人，他们始终不失去赤子之心；即使壮年也不骄傲，即使年老也不衰耗。对这样的人来说，谈道没有什么时候是不从容的。所以一旦自逞其能，别人就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了。别人没有可告诉他的，他就孤立而没有辅助了。贤者任用他人，所以年老而不衰弱，智慧用尽而不混乱。因此，治理国家的困难，在于知道任用贤人，而不在于自以为贤。解释说：不把事务交给人承担，人的力量就会尽情发挥，所以年老而不衰；不把谋划全部据为己有，而让有智慧的人运用其谋略，所以智慧用尽而不乱。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尧仍以不能得到舜为自己的忧患，舜仍以不能得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患。治理国家的困难不过如此，怎么能仗恃自以为贤的行为呢？宋国有个人替国君用玉刻成楮树叶，三年才完成。叶尖、叶柄、枝梗以及细微的锋芒都刻得繁密润泽，混杂在真正的楮叶中，无法分辨。这个人于是凭借技巧在宋国取得俸禄。列子听说后说：假如天地生长万物，三年才能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所以圣人凭借道的化育，而不凭借智巧。解释说：把玉刻成楮叶，混入真正的楮叶中而不能分辨，可见人的智巧竟能达到与造化相近的程度。然而刻玉的人三年才做成一片叶子；造化运行时，阳气潜藏回转，顷刻之间周遍天地、遍及万物，使万物荣枯、破壳而出，雕刻出各种形态却不显得巧作；况且像宋人这样的技巧，也只能靠它在宋国取得俸禄，何况那些技巧还不如宋人的人呢？所以圣人凭借道的化育，而不凭借智巧。列子生活贫困，面容显出饥色。有客人把这件事告诉郑子阳，说：列御寇大概是有道之士，却住在您的国家而贫困，您莫非是不喜欢贤士吗？郑子阳立即命官吏送给列子粮食。列子出来见使者，拜了两拜，辞谢不受。使者离开后，列子进屋，他的妻子望着他捶胸说：我听说做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如今您面带饥色，国君因为过失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却不接受，难道不是命运吗？列子笑着对她说：国君并不是自己了解我。他听了别人的话送我粮食，等到将来要治我的罪时，也同样会听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然作乱杀死了子阳。解释说：圣人在辞谢和接受方面从不苟且；不合乎道，即使要丧身也不接受，难道会为了妻妾的奉养而接受吗？正因为这样处世，所以免于灾难。鲁国施氏有两个儿子，一个喜欢学习，一个喜欢军事。喜欢学习的用学术游说齐侯，齐侯接纳了他，让他担任各位公子的老师；喜欢军事的到了楚国，用兵法游说楚王，楚王喜欢他，让他担任军正。他们的俸禄使施家富足，爵位使亲族荣耀。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所学相同，却陷于贫困。孟氏羡慕施氏的富贵，便跟随他们，请教求取功名的方法。施氏的两个儿子如实告诉了孟氏。孟氏的一个儿子到了秦国，用学术游说秦王。秦王说：如今诸侯以力量相争，所需要的只是兵力和粮食。若用仁义治理我的国家，那是灭亡之道。于是把他阉割后放逐。另一个儿子到了卫国，用兵法游说卫侯。卫侯说：我是弱国，夹在大国之间。大国，我侍奉它；小国，我安抚它，这是求得安定的方法。若依靠兵权，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若把你完整送回去，让你到了别的国家，必将成为我的大患，那就更不能轻视了。于是砍断他的脚，把他送回鲁国。孟氏父子回来后，捶胸责备施氏。施氏说：凡是得到时机的就昌盛，失去时机的就灭亡。你们所学的道理同我一样，但功效却不同，是因为失去了时机，并不是方法本身错误。况且天下的道理没有永远正确的，事情也没有永远错误的。前些日子所采用的，如今有的可能被弃置；如今所弃置的，后来有的又可能被采用。采用或不采用，并没有固定的是非。能够利用空隙、顺应时机，针对事情采取没有固定形式的方法，属于智慧。如果智慧确实不足，即使你学问广博如孔丘、谋略高明如吕尚，到哪里去又不会陷于困穷呢？孟氏父子释然了，不再有恼怒的神色，说：我们明白了，不必再多说。解释说：齐国的国氏、宋国的向氏，他们贫富不同，是因为向氏不明白国氏致富的道理。北宫子、西门子，他们做事有成有败，是因为德命的厚薄或许不同。至于鲁国的施氏、孟氏，所学既然相同，就不像国氏、向氏那样道路不同，也不像北宫子、西门子那样德命厚薄不同。齐国承袭太公的风俗，又有管仲、晏婴治理；卫国自康叔、武公以来继承修治政事，所以卫国多有君子。齐、卫两国所致力的只是仁义。楚国处在蛮夷之地，楚武王曾想凭破旧的铠甲观察中原政事，楚庄王又在洛水郊外观兵并询问周鼎；秦国自秦孝公以后，逐步蚕食六国。秦、楚两国君主所致力的只是兵力和粮食。施氏若用孟氏用来事奉卫国的方法去事奉楚国，用事奉秦国的兵法去游说齐国，就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顺利。孟氏若用游说卫国的方法去游说秦国，用适合秦国的方法去游说卫国，也就会和施氏取得同样的功效了。为什么要把这些方法调换呢？所以施氏认为孟氏父子没有适应时机的智慧，孟氏也就释然而没有恼怒的神色了。仁义是治理国家的盛德，所以他们因此获罪；兵权是强国的浅近手段，所以他们的罪只止于被砍脚。虽然如此，能够利用空隙、顺应时机，针对事情采取没有固定形式的方法，属于智慧；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智慧无可奈何的地方，那么这两家的成败也只是命运罢了。列子称述这个故事，大概是因为《说符》的论述不能脱离事物形名的验证和法度。如果把万物的成败一概归于命运，那么学习的人就会走向把自己看作土块尘埃、无所作为的道路，而这并不是道。所以这里特别没有废弃适应时机的智慧。晋文公出兵赴会，想要攻打卫国，公子锄仰天大笑。晋文公问他为什么笑。他说：我笑邻居有个人送妻子回娘家，路上看见采桑的女子，便喜欢她而同她说话。然而他回头看自己的妻子，也有人在招引她了。我私下笑的就是这件事。晋文公领悟了他的话，于是停止出兵，带领军队返回；还没有走到国境，就有别的军队来攻打晋国北部边境。
解曰：人之心见，不殊远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将骋己之志而不顾人之情，是亦感矣。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於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解曰：恃伺察者得盗於既盗之后，明教化者禁盗於未萌之先。既为盗矣，仁将焉在？故郄雍之视盗，则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耻，故用随会知政，则群盗奔秦焉。夫使群盗去而奔秦，犹治水者之以邻国为壑也。以道治天下，则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羡志不存，夫孰为盗？晋国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遂而语诸道也。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鼉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解曰：忠则从水之道而不私，信则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则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复出也。《黄帝》篇尝言此，以为顺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为忠信。错其躯於波流者，盖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验，故云忠信。孔子尝语子张，谓忠信虽蛮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识之也。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八竟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九宋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上进说符中白公问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解曰：音之之所不能该，则识无与焉。可言则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盖形声既见，虽若淄渑之合，疑难辩矣，易牙能尝而知之。故白公方问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应矣，言之不可隐也如此。然而无心於言者，虽言而无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则不微矣。故有言则有为，有为则有争，我以怨往，彼以害来，犹争鱼逐默之濡走，其势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谓者，不以言言也，无言则无为矣。视彼浅知之争，直若蛮触耳，不亦末乎？白公虽闻孔子之言，其终死於浴室者，岂非以父之雠故不得已欤？赵襄子使新秆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来谒之。襄子方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卒取亡焉，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为能持胜。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胜者，以强为弱。
译解释说：人的心思相差并不遥远。我想要的，别人也会想要；我知道的，别人也会知道。将要放纵自己的意志，却不顾及别人的心情，这也是自取感伤。晋国深受盗贼之害。有个叫郄雍的人，能够观察盗贼的相貌，从眉毛眼睛之间察知他们的情状。晋侯让他察看盗贼，千百人中没有一个遗漏。晋侯非常高兴，把这件事告诉赵文子说：我得到一个人，就能把全国的盗贼全都查出来了，何必还要用许多人？赵文子说：我们的国君依靠窥察来捕获盗贼，盗贼反而不会减少，而且郄雍一定不得善终。不久，群盗谋划说：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就是郄雍。于是共同盗窃并残杀了他。晋侯听说后大为惊骇，立即召见赵文子，把这件事告诉他，说：果然如您所说，郄雍死了。但是，今后用什么办法捕盗呢？赵文子说：周地谚语说：能够察见深渊中鱼的人是不祥的，能够推测隐匿之事的人会遭祸。况且国君想要使国内没有盗贼，不如选拔贤人任用他们，使上面教化明白，下面教化流行，百姓有羞耻心，那还会做什么盗贼呢？于是任用随会主持政事，群盗便逃往秦国。解释说：依靠窥察的人，只能在盗贼已经作盗之后捕获他们；彰明教化的人，则能在盗贼尚未萌发之前禁止盗行。既然已经成为盗贼，仁义又在哪里呢？所以郄雍察看盗贼，最终不得善终。教化已经施行，百姓懂得羞耻，所以任用随会主持政事，群盗便逃往秦国。让群盗离开晋国而逃往秦国，就像治水的人把邻国当作沟壑一样。用道治理天下，百姓安居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行动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和无欲相同，这叫作素朴。羡慕和欲望都不存在了，谁还会做盗贼？晋国当时正依仗窥察，所以只是针对它的过失加以挽救，使它懂得治理政事罢了，并不是最终把它说成道的境界。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车行到河桥时停下来观看。那里有高三十仞的瀑布，水流回旋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鼋鼉不能居住；有一个男子正要涉水而过。孔子派人沿岸阻止他，说：这里的瀑布高三十仞，水流回旋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鼋鼉不能居住；恐怕很难渡过去吧？男子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终于渡过去出来了。孔子问他：你有什么技巧吗？有什么道术吗？你能够进去又出来，靠的是什么？男子回答：我开始下水时，先以忠信自守；等到出来时，又仍然依循忠信。忠信使我的身体处在波流之中，而我不敢使用自己的私意；能够进去又出来，就是靠这个。孔子对弟子说：你们记住这件事。水尚且可以凭忠信使身体亲近它而渡过，何况是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解释说：忠，就是顺从水的规律而不妄自作为；信，就是安然处于水中而不疑惑。这样一来，他出入水中时，虽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能够如此，这就是能够进去又出来的原因。《黄帝》篇曾经说过这件事，认为这是顺应性命之理而自然如此；这里则把它说成忠信。所谓让身体处在波流中，大概是因为忠信就是性命之理。前一篇阐明帝王之道的自然，所以说性命；这一篇阐明事物之理的验证，所以说忠信。孔子曾经告诉子张，说忠信即使在蛮貊之国也能实行；他主张忠信的话不止一处，所以在这里也让弟子们记住。《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十八完。《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十九。宋代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敬献。《说符》中。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同他说隐微的话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吴国善于潜水的人能够把它取出来。白公说：如果把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淄水、渑水混合后，易牙一尝就能辨别出来。白公说：人果然不可以同他说隐微的话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是应当称作懂得言辞真意的人吗？所谓懂得言辞真意的人，并不是靠言语去说明言语；争夺鱼的人会被水沾湿，追逐野兽的人会快步奔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样。所以上等的言语要除去言语，最高的作为是无为。那些浅薄智慧所争的，不过是末节罢了。白公迫不得已，最终死在浴室里。解释说：声音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地方，认识也就无从参与；能够说出的就能够被认识。我因为有所知而能够言说，对方因为有言语而可以被认识。既然形貌和声音都显现出来，即使像淄水、渑水混合那样难以分辨，易牙也能一尝而知。所以白公刚向孔子询问隐微之言时，孔子已经知道他的意图所在而不回答；言语不能隐藏真意，竟到了这种程度。然而无心于言语的人，虽然说话也等于没有说话；有意要用言语表达的人，想要隐微反而更加显露。因此，并不是言语不能隐微，而是一旦存心想隐微，就不能隐微了。有言语就有作为，有作为就有争斗；我带着怨恨而去，对方带着伤害而来，就像争鱼的人被水沾湿、追兽的人奔跑一样，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至于所谓懂得真意的人，并不是靠言语去说明言语；没有言语就没有作为。看那些浅薄智慧的争斗，简直像蛮触两国的争战，不是末节吗？白公虽然听到了孔子的话，他最终死在浴室里，难道不是因为父仇而不得已吗？赵襄子派新秆穆子攻打翟国，取得胜利，攻下左人、中人两城，派使者来报告。赵襄子正在吃饭，却面带忧色。身边的人说：一天就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事。如今君主却面带忧色，为什么呢？赵襄子说：江河那样大的水势，也不过三天就会过去；狂风暴雨也不会持续一早晨，正午的太阳也不能停留片刻。如今赵氏的德行没有积累到可以施行的程度，一天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就要临近我了。孔子听说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忧虑，是昌盛的原因；喜悦，是灭亡的原因。取得胜利并不难，守住胜利才难。贤明的君主凭借这个道理守住胜利，所以福泽能够延及后世。齐、楚、吴、越都曾经取胜，最终却取得灭亡，是因为不懂得守住胜利。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守住胜利。孔子的力量足以推开国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闻名；墨子在守城和攻城方面，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兵力闻名。所以善于守住胜利的人，总是把强大表现为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