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序类

译户部侍郎王见峰七十寿序 见峰王公任我郡司理时，我才四岁。又过了十六年，我才乡试中举。还记得唱《鹿》诗的第二天，全省士子进入大中丞的戟门，进去拜了两拜，起身侍立在两根楹柱之间。我从旁偷看中丞公，只见他风姿仪貌刚劲严肃，顾盼之间雄健坚毅，胡须乌黑，面色润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的人。出来后，同郡两三个人相互告诉说：“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王司理。”我又惊又奇：岁月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的丰姿仪容竟然还这样吗？又过了十六年，我得以见到王公的仲子太仆君，才知道王公的容貌、鬓发、步履和饮食，仍与当年在楚地开府时没有不同。从王公任司理到今天，差不多四十年了；我在这期间由幼孩长到束发，束发长到弱冠，弱冠长到壮年，日月推移，头发也快要斑白了，而王公独独没有改变旧日的样子，难道不是奇异之人吗！”},{ 太仆公又对我说，王公从前梦见一位仙人，穿羽衣而身材短小，传授给他炼丹的口诀；第二天早晨出门拜访朋友，看见朋友墙上悬挂的画轴，仙人的形貌竟十分相像。王公回乡后的第二年，命工匠熔化他任开府时所拥有的铜拳，铸成器物。才过一顿饭的工夫，冶炼工人突然惊叫着逃走，王公前去查看，只见两只铜拳掉在地上，雌雄相合，形成了一座山。山上有山岫、岩石、洞穴、深谷，还有鸾鸟和仙鹤，寿星居中盘坐，众仙环绕排列。沿着山顶走去，只见金母坐在那里，仙女侍立左右。后面有一座洞，大士在洞中入定，所显现的仙灵，手指脚趾都如同活的一样，即使雕刻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这尤其是极其奇幻怪异、无法解释的事。有人说：王公本来就具有仙人的骨相，所以感应到这些奇异征兆。我说：不是这样。《列仙传》中许逊最为显著，他在选择日期筑坛，拜伏在湛母面前接受炼丹口诀时，本应有幽深奇妙的议论；可是当时他所做的，不过是殷勤地反复说明孝道罢了。后来考察许逊所积累的功德，也只是除去贪欲、消除烦扰，劝导率领乡民，并没有什么极其诡异的事。那么，王公之所以能够使容颜长久保持青春、感应到奇异征兆，其中的原因也就可以推知了。当初王公任司理时，侍奉太淑人前往任所。太淑人叫王公到面前说：“司法官掌握三尺法度，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你要谨慎啊。”王公跪着接受教诲。王公每有救活囚犯的事，太淑人便增加饮食作为奖勉；因此王公精心思索，替囚犯寻找一线生路，甚至废寝忘食，说：“我借此手段为人平反，换来母亲膝下的一顿饭。”不久，王公在省中任给事，太淑人常常以忠厚正直教导他。王公每次起草公文，总会想到母亲的话。后来晋升鸿胪，长期没有调任；再次将要升任开府时，又多次把机会让给同僚。过了很久，他才出任湖广巡抚，入朝辅佐计部考核政绩，王公的父母都蒙受皇帝的恩典，于是他感慨叹息说：“我如今差不多可以使双亲荣耀了。然而长期做官，离开母亲膝下，怎样才算奉养双亲呢？”于是拂袖弃官东归，每天侍奉太夫人。又听说王公在早晚省视母亲的闲暇，常常关上门，在一座小阁中盘腿静坐；那阁子仅仅容得下双膝，冬夏都不改变，难道他是在垂帘面壁吗？这是否就是许逊，还不能知道；但是看王公孝行深厚至诚，又多有世外的缘分，我疑心他必定与许逊有所相合。王公今年正好七十岁，太仆君征及我，来请我写文助酒，于是我拿这番话为王公祝寿，因为要论说斋，固然没有比谈仙更合适的了。通州刺史吴淮浦考核政绩序 刺史在古代相当于诸侯，唐代制度规定，没有任过刺史，不能担任侍郎和列卿。到了宋代，仍然分别派遣朝臣出任州郡长官，可见对刺史一职的重视。如今刺史名义上统辖几个县，但催收赋税、处理文书，与县令所治理的事务本来没有多大不同。他的上级是郡太守，是藩臬诸大夫；左边受到牵制，右边受到束缚，低头跪拜还来不及，于是刺史的地位便开始轻了。通州虽然称为州，却没有藩臬诸大夫层层制约在上面，而俨然可以称为上官的只有府；府又是大京兆，名列卿位，所以刺史所应当低头跪拜的人实在很少。因此，其他州的地位轻，而通州仍然显得尊重。虽然如此，其他州距离都城远的，不少有万里之遥，他们的操守、履历和治理政务，或许还可以修饰掩藏；而通州离皇帝车驾所在之地只有四十里，即使是京畿辅州，也没有比这里更近的。众人的目光明亮灼热，官署的耳朵处处在听，仿佛成百上千盏灯重重照射，人的形貌和行迹哪里能够逃脱？所以说，刺史的难处没有比通州更难的。青门的车马，从这里出发后才分散；四方的船车，集中到这里后才进入京城。往来交错，像织布一样密集。做这里的官，既要在陆路整顿车马，又要在水路约束随从；既要在东边整治厨房，又要到西边安排饭食。即使每次吃饭时，心思也飞驰到城郭之外，到了枕席之间，梦境仍然杂乱着笏板之事。因此，刺史的劳苦没有比通州更劳苦的了。这样极其艰难而又劳苦的处境，按理说应当使人不能专心治理民事。可是吴君却偏偏很精于民事，难道是他的才智、见识和谋虑果真远远超过同辈吗？不是这样。人人都有才智，也不缺少见识和谋虑，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罢了。不善于使用的人，把自己的才智专门用于应酬迎送，把自己的见识和谋虑全部用来防备讥讽毁谤。所以才智和谋虑不得不被耗尽；耗尽之后，就不得不疏略民事。善于使用的人却不是这样：迎送有一定的体制，毁誉有一定的限度，把它们约束在礼法之中，交付给一定的规章。这样心中常常有余暇，精神常常舒适，那么才智、见识和谋虑就不得不有所剩余。有所剩余以后，即使想不把它们专门用于民事，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如今吴君处在耳目森严密集的地方，有足以耗损见识的毁誉；又处在水陆交通全部汇集的地方，有足以耗损才智的迎送。然而他治理民事非常干练，考察各项兴办和革除的事情，都切合利害；无论大事小事全都举措得当，诉讼得到审理，政务公平。神情安适，仿佛任职于清闲偏僻的州，而没有一点仓促、忙乱、紧迫的样子。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善于使用才智、见识和谋虑的人吗？州县没有比京畿更重要的，而通州又是漕运道路的咽喉，是重要中的尤其重要之地。考核功绩、评定劳绩，谁能排在通州刺史之前呢？吴君只管努力，等待着这一天吧。

译贺邑邹太孺人节寿序 邹氏自庄简公出仕成为名臣以后，家族的声望才开始显著。庄简公为人宽厚深沉，没有严峻刻薄的气质；他的子孙传到三代，越来越繁盛，先辈的规矩至今没有废弃。他们都穿着宽大的衣服，缓步而行，谈论诗歌，讲说礼法，把邑中其他姓氏看在眼里，真像乌衣巷的王氏、谢氏一样。可是他的流风余教，又有不只在男子中遵行，而实际能够在闺阁中实行的，那就是他曾孙金吾君的母亲太安人。太安人出身名门，年轻时成为大姓人家的长媳，对上侍奉公婆，谨慎掌管家中门户钥匙；辅佐丈夫，帮助他在灯下读书。大家庭里的兄弟往往多达十几个人，容易争执，妯娌之间尤其如此；稍有不合，天天喧闹得像群鸦聒噪。但太安人以含蓄沉默、温和善良相处，所以始终没有人说她的坏话。我的小叔父的夫人，就是太安人的妹妹，也淳厚笃实，完全不知嫉妒，她们的柔顺美好大致相同，大概是天性如此。金吾君幼年丧父，太安人守护着他，母子形影相吊。祖上做官并不富裕，孙子又多，分家以后，家境更加衰落。太安人辛劳地主持家政，教育儿子成人，使他成为邑中的诸生，希望他能够考中一第。后来没有考中，于是凭借先人的荫恩补任黑衣之职。然而金吾君慷慨直率，无愧于名门子弟，这些全是太安人的教导。太安人先前居住在官署，年老后厌倦京城，于是回乡。金吾君也随之回去，想到母亲年老，不愿再出仕。太安人责备他说：“你家世代承受朝廷恩泽，难道要比羽林孤儿还不思竭力侍卫、积累勤劳、取得功名，以免败坏家声吗？如今却絮絮叨叨，像小孩子一样哭泣。况且你认为我老了吗？我在灯下还没有停止纺织，走路不用拐杖，牙齿还能够咬碎爆豆。赶快整理行装，不要为我担忧！”金吾君于是勉强出仕。如今太安人年将八十，本来仍然饭量很好，身体无恙。可是金吾君却独自忧伤地说：“一个官职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即使母亲不想让儿子回来，我又怎么能长久居住在外呢？”于是暂时丢下官帽，兼程赶路，希望能够赶上祝寿举杯的日期。我于是说，太安人的寿命大概还没有尽头。她淳厚的德行和深厚的善行，在自己身上积得很多；而她年轻时守寡，将近四十年，孤独困苦；儿子虽然做了一个官，却处在闲散之地，清贫而没有丰厚俸禄来奉养母亲，她从上天得到的福报实在太少。桃李虽然繁茂，一早开放，傍晚就凋落；松柏经历霜冻雪剥，长久以后仍然青翠。太安人经历了百般苦难，积累了丰厚的德行，却得到这样微薄的报偿，造物者难道始终不报答她吗？难道要用桃李那样的报偿来报答她吗？既然这样，又将用什么来报答她呢？就是寿命，也要不到百岁不会停止。所以我说，她的寿数还没有尽头。如今我堂上有两位长辈，从我年幼到长大，抚养我、教育我，视同亲生父母并不只是相近而已。她们年纪都已七八十多岁，即使我的父母能够尽力孝养，我和兄弟三人却都留在京城，不能每天侍奉在她们膝下。如今看见金吾君穿着斑斓衣服南归，真像神仙出游一样。送夹山母舅赴太原任职序 我们县自洪武、成化以来，考中科举的人并不少。有德行和事业的士大夫，也同样不少；唯独风雅这一门，像杂草丛生，尚未开辟。士人从蒙学直到白头，书箱里只收藏一部经书，以及被烟熏过的《指南》《浅说》几册罢了。能够背诵十科策论几段，以及程墨后场几篇文章，就已经趾高气扬，大步行走，自夸说学问深奥广博。而乡里的小孩子也敬畏他，不亚于敬畏扬子云。我还是诸生时，在石浦讲习学业。有一位年老的宿儒来访，看见案头摊着一册《左传》，惊讶地问是什么书，难道混在应试八股文章里吗？有一天，我偶然兴起，写了一首小诗题在书斋墙上，塾师大骂道：“你想学成七洲吗？”我们县只有这个人会作诗，人人都嫉恨他，反而特意把他举出来作为戒例。因此，全县求学的人把诗文称为“外作”，所谓外，就是厌恶它妨碍正业。至于佛教、道教的经典，则一概看作妖书。偶尔有一两个人想通晓其中的道理，大家就骂得比对盗贼还厉害。这些鄙陋的风俗，大概是我二十年前亲眼见到的。如今乡里三尺高的孩子所吟诵的，不是两汉文章，就是六代文章。不要说举业文章，就是日常书信往来也都颇有古意。《道德经》《南华经》以及佛教经典，也多有涉猎。挥动麈尾、提笔作文，往往很有情致。衣冠礼制和文化风物，几乎可以与三吴相等了。宗道兄弟三人在京城游学，能够同海内士大夫交往，二三位名流都不因他们局促浅陋而抛弃他们，反而推举他们列入大雅之林。他们的朋友互相取笑说：“南平只是一片黄茅白苇之地，怎么能产生你们三个人呢？”这话错误地以为开辟荒芜、改变风气是我们兄弟的功劳，却不知道教化陶冶、熔铸人才，全是舅氏惟学先生的力量。先生年轻时跟随方伯公在四方做官，专门搜取奇异的书籍和秘传文章带回来。回乡后，便和驾部弟关起门来读诵。驾部公考中之后，先生在城南搭茅屋，名为阳春社。一时间，后来进入社中讲习学业的人多如树林，不肖的兄弟我也是其中之一。自从有了这个社，人们才知道程墨以外还有大量书籍，科名以外还有大学问。先生又能够掌握品评人才的权力，鼓舞诸位士人。士人们不分昼夜地用力，搜寻考察，广泛阅读，以求在先生那里获得名声、确定身价。因此几年之间，风雅之道大为振兴，每家都握有灵蛇，每个人都掌握夜光珠。若为先生立尸主祭并祝祷，先生应当列在首位。只是宗道这些人得到了先生那种使手不龟裂的药，先后受到收录；而先生自己却免不了从事漂洗丝絮的劳作。因此，先生的遭遇如何，是否遇合，都不足以概括先生的一生。先生从前任嘉祥县令，嘉祥不讲文学，比我们县还严重。我听说嘉祥的士人近来已经颇知读古书，所作举业文章也惭愧地有了文采，其他鄙陋风俗也逐渐改变了。然而先生治理这个地方，不过几个月而已。贤人所到之处，片刻之间就能形成教化，难道不是奇异的事吗？如今太原是晋地著名的封疆大邑，《图经》称其士人穷究理学，学习辞章；先生到那里治理，就如同让造父驾驭麒麟和骏马，风俗教化很容易成功，何止比嘉祥加倍。况且石室、风谷就在封域之内，实在是仙人的洞府、区域中的幽深胜境。先生治理百姓的闲暇，可以带着当地士人，提鞋登临游览，讲论道理、研习经义；幽深的岩洞和陡峭的石壁上，必将墨迹淋漓。从今以后，风雅之道要向西传播了。

译牟镇抚序 我年轻时在石浦读书，和龚五舅、六舅读书的地方相邻。牟子是六舅的内弟，也在那里读书。两家之间的墙翻过去就能越过，我们每逢闲暇，必定隔着墙交谈。当时牟子年纪很小，眉目清秀，拿出的文章也明白晓畅，我心想，他在文章方面大概可以有所成就。可是牟子精悍强健，膂力很大，长枪、短兵器、拳术搏击等技艺都很精通。他喜爱武艺胜过文章，而他的武艺也比文章更加精巧，我以为他凭武艺成名并不困难。然而牟子当时正在学习应试举业，并不是看不起武艺。后来我由隐居出仕，在金门沉沦了将近二十年。而车子跟随夹山三舅来到京城，在尘土飞扬中奔走，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我问他做什么营生，他说：“儒业没有成功，于是离开去做掾史。如今来京城按惯例参加转任考核，希望能得到一个官职罢了。”唉！牟子年轻时义气豪放，天下的事情虽然难以预料，但何至于连一个青衿之士都吝惜不给他呢？人的升沉实在太不可测了。于是我问他说：“你从前所学的举子业还记得吗？”他说：“忘了。”“你从前所练习的长枪、短兵器技艺还在吗？”他说：“这些当然还在。”于是我和夹山舅替他谋划说：“做掾史的道路有限，还不能让你的才能充分施展。如今天下多事，凭你的拳术和勇力，为什么不借助现行条例，出卖武功爵，积累任日和功劳，可以由小校升到大帅，这条道路没有限制，而且又能发挥你的长处，非常便利。况且长刀大剑，远远胜过老儒生手中的毛笔，更不用说区区刀笔吏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并不是虚话。” 牟子听后沉吟了很久，过了几天才作出决定。于是他放弃掾史一职，依照条例出任卫镇抚，事情办完后将要回来了。我又把他叫来劝说道：“要成就天下的大事，靠的只是志向。过去马伏波看见飞鸢不断坠落水中，尚且不能忘记少游乡里善人的话，何况软弱的人呢？天下害怕做事、畏惧离开家乡的人，没有比楚地更多的，荆地人尤其如此。公安离郡城不远，我做秀才时，见同伴到荆地参加考试，人人都同妻子诀别，眼泪交错流下。每次参加省试，都像要去遥远的异域，刚出门便生病；不需要用药，一进门病就好了。人人都是这样，并不只是读书人如此。所以荆地的人即使有绝技，也终老于田间。为什么呢？因为儿女之情太多，纵横天下的气概太少。如今你既然有志于建立功名，就应当赶快用刚刀割去儿女情态，有空便阅读古代兵法，练习你所熟悉的技艺，乘时赴会，像猛禽飞出一样，百步之内也不停留。或者参加武科，或者投身军旅，都一定要期望成功，这样天下的事情才有希望。如果只是想守着祖坟，骑着驴马，使乡里人称你为善人，像马少游所说的那样，那就很不可取了。牟子，你要努力！” 为徐母沈夫人五十寿辰作序 本朝的宰相事业，以精明而宽大著称的，当推华亭徐文贞公。他的子孙传了几代更加繁盛，佩玉鸣珂的声音接连不断，而且全都贤能，没有败坏家族声誉。所谓“泰山的土壤，确实能生长松柏”，真是如此。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教，逐渐施及整个家族。即使内宅中绿窗青闺里的女子，她们的妇德和妇行，也有许多值得称述的，哪里只是男子如此呢？文贞公的儿子奉常仰斋公的妾，今任台中司检的宾夫的母亲沈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夫人出身名门，嫁给奉常公时，正室已经去世，于是代行主妇之事。当时文贞公正掌握枢机，奉常公任尚宝，父子都在京城做官，家务十分繁杂。夫人辛劳主持家政，对上侍奉公婆，对下辅佐丈夫，都能使他们满意。奉常公奉诏修建万寿宫，早出晚归，十分劳苦；夫人调配饮食，整治衣服器用来等候他，所以使他没有劳苦之忧。有一次天气寒冷，冰封断水，工匠没有东西吃，夫人对奉常公说：“为什么不立即把雪放进灰烬中化成水呢？”照她的话去做，果然办成了。她的多智多谋，大多就是这一类。夫人聪慧明敏而又柔顺，完全没有嫉妒之心。奉常公的姬妾侍从很多，夫人独自以退让相处。就连奉常公也说：“沈氏大概会得到丰厚的享受吧？”不久夫人接连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宾夫。宾夫出生后由没有儿子的姬妾抚养，那名姬妾待他稍微严厉，夫人反而独自高兴地说：“正好可以借此教育我的儿子。”宾夫长大以后，交往的多是名士，每当有人来访，夫人便准备酒饭使他们欢聚。她曾对宾夫说：“我和你约定：如果你带着轻薄放荡的朋友和游冶之人来，我就在门上加锁；如果文士来，我即使典当首饰也毫不吝惜。我希望你像洁白的丝线接近朱砂和蓝靛那样，亲近正人而受其熏染。”宾夫恭谨地接受教诲。宾夫年轻时聪颖奇异，既然内心受到慈母教诲，更加勤奋学习，发而为诗歌，格调韵味很不寻常。因为不能安分守己地只做经生，所以志向没有实现，便凭借先人的荫恩出仕。过了很久，他参加铨选，本来可以得到奉常属官一职，继承父兄的官职；但想到母亲的话，便退处在不与人争竞的位置，所以只得到台检一职。宾夫居住在京城，交游多是有德的长者。我在黄太史家举行文酒聚会时见到宾夫，看他温文退让，不像富贵人家的公子；他又拿诗给我看，我十分惊讶。相处久了，才知道这是母亲教导的结果，于是我们共同称赞夫人的贤德，说她大概可以和孟母、陶母相比。又过了几个月，正逢夫人五十岁生日，宾夫于是请我说：“我没有办法使母亲荣耀，只有请明公写一句话，借此助我举杯祝寿。”我深知夫人的贤德，便不再推辞，于是对宾夫说：“不必说夫人贤德应当长寿，安静应当长寿，仁慈应当长寿；仅仅说她教导宾夫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却不能享受其报偿，难道合乎道理吗？”如今宾夫初次出仕，而夫人距离百岁仅有一半年岁，正如行走千里之人刚刚迈步。从今以后宾夫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尊贵，夫人的寿命一天比一天增长。等到宾夫身居崇高显赫的地位，光耀祖先，再献上期颐之觞，这些事情难道还用占卜才能知道吗？如果这样，那么宾夫的富贵和夫人的寿数都还没有尽头。我所说的还不止这些，这里姑且写下大意，作为率先祝贺的话。

译贺阳曲金令君父母荣封序 世间的福分有三种：长寿、富贵、子孙；但世上从来没有能够三者兼得的人。所以白发苍苍、年老长寿的人，多是手拿绳索、靠吃野草度日的人；佩金带紫、身居富贵的人，多有事业受挫、人才被弃的叹息。至于年老而身居轩冕、既富贵又长寿的人，也未必有儿子；有儿子，也未必贤能。大概福分是善行的结果，善行是福分的原因。善行有偏有全，所以福分有优有劣。若论封公金翁的福分，那几乎是完整的。金翁早年擅长文章，屡次考试名列高等，在东序领取廪饩，眼看将到贡期，一天忽然翻然醒悟说：“我们父子研习经生之业，我幸而考中，挑灯苦读的辛劳也已经得到回报了。为什么还要想着一个老博士，在帖括文章之间自我苦熬呢？”于是辞去青衿身份，悠然游走于乡里。每逢风清的早晨、月明的夜晚，徜徉于泉石之间，一杯酒一首诗，具有古代高逸之士的情致。家中有贤德的妻子，夫妻相敬相伴直到白头；即使说她们的德行可以比拟孟母、梁鸿之妻，陶渊明、瞿硎先生的共同隐居，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有儿子霜镡君，奋身考中甲第，初次出仕任花县县令。起初任太原县令，政绩卓异。台使认为他的才干不能局限于太原，便上奏调任汾阳。太原士民如同饥饿时失去乳汁，整个县的人都像孩子一样哭泣，前往宫阙请求留下他，仍让他治理原来的县。到了己亥年春天，他的声誉更加显赫，最终调任阳曲。阳曲是晋地的大县，靠近省城城郭，事务繁多而复杂。可是霜镡君越是在纷乱中，才干越加锋利；身处繁忙之中，反而更加从容。他的神明清正可比浚仪，礼让风俗可比雍丘。因此全县到处都有祭祀祝颂之声，街巷中歌谣沸腾。他多次惊动考察荐举，终于得到皇帝的恩诏，封赏金翁与儿子的官阶，母亲封为孺人。金翁因贤能的儿子而显贵，夫妻又一同长寿；就世间的这些福分来说，也几乎完整了。有人说：“金翁的福分，大概只是偶然遇上罢了。就像风吹落花，落在锦褥和泥土上，哪里有什么因由呢？”我说：“不是这样。”有人说：“金翁能够节制保养，所以长寿；能够以正道教育子弟，所以显贵吧。”我又说：“不是这样。”有人说：“金翁和孺人天性慈悲，平日常吃蔬菜素食；只是祭祀供养时势必需要肉食。然而早晨的鸭、夜里的鲤鱼，也不过是在屠门购买罢了。他们自出生以来，从未亲身践踏血气之类的生命；他们长寿而显贵，或许正因为如此吧？”我于是叹息说：“金翁的福分，确实完全由此而来。”我每次读佛教经典，其中所说的禁戒很多，唯独把杀生之业列在最前。因此世上有持不杀戒的人，自己长寿，子孙兴旺。就像表随着景象，必然相符，这是必定的道理。如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同样具有一个生命。人不过是胎生一类，却天天把这四类生命赶进刀砧、汤火之中，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一年之间，它们的怨恨何止千千万万；人的福分怎么能不因此逐渐损耗呢？持不杀戒的人，一生所救活的生命，应当有百千万亿，数量不可称量。难道有百千万亿、不可称量的各种生命，含着恩德、怀着感恩，却不能资助一个人的福分吗？所以于英因养鲤鱼而得道成仙，刘守因放鱼而延长寿命；有人因饥饿时救活一只麻雀而世世代代位列三公，有人救助成群的蚂蚁而立即考中上等功名。由此推论，救活一尺长的鱼、保全一寸长的鸟，都能得到殊胜的报应，绝不会白费。何况终身持守不杀戒，所受的福报哪里有穷尽呢？金翁夫妻一同长寿，又因儿子显贵，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又听说霜镡君做县令时，把四境百姓都看作自己的子女，笞打和刑罚都很轻，从未妄加施用；救活饥饿贫困的人，不可胜数。他施行于政事的，大体就是封公不杀生的教诲。金翁只能够救活动物，而霜镡把这种德行推广来救活百姓；金公的仁德施行于一家，霜镡的仁德施行于一个县。霜镡从今以后，地位会更加通达显赫，用来救济百姓、利益生灵的事情，应当更加广泛。由此看来，金氏的福分大概还没有尽头。我的舅父夹山先生，以及某君、某君，因为霜镡君的父母一同长寿并受到封典，来索取我的文章作为祝贺。舅父既然有命令，我岂敢再说自己不善作文，于是推述金翁获得福分的原因来答复他们。

译嘉祥县志序 文学和政事分成两条道路，已经很久了。即使是在洙泗之乡、素王孔子的门下，也各有所偏长，不能兼擅。不要说政事，即便文学这一条道路，也又分为两支：有记叙事实的文章，有谈论义理的文章。左氏传述圣经而以事为主，曾氏传述圣经而以理为主。那两位君子，难道是有意各自开辟门径吗？也许是理与事相差很远，势必不能在一部书中相互显现罢了！即便如此，假使让曾氏奋笔为《春秋》作传，我知道他并不难办到；但若把贯通万事的一贯秘窍、正心诚意的深奥旨意，交给左氏，责令他传述解释，只怕他会收拢手指，推辞说来不及吧？我的舅父惟学先生，在束发年纪时就拿笔谈论文章，言辞咄咄逼人，令人惊异。他抛弃旧有的脂粉，留下芳香，熏陶滋润后进；后进借此成名的很多，我是不肖者中的一个。庚辰年，我跟随舅父进京参加会试，初次聚集在仪部门。门外的书商摆列店铺，争相售书，舅父却只买大儒语录和一两部佛教经典带回去。我在旁边看着偷偷发笑，心想这与炎热月份贩卖棉絮有什么不同？落第后和舅父一同回去，住在旅舍中，舅父忽然向我感叹荣名的虚浮、生命的脆弱短促。我猛然起身，惊问：“既然名声虚浮、生命脆弱，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舅父急忙取出先前买的书给我看：“你不要忧虑，只管仔细读这些书；七尺之躯和百年寿命，也不能限制它。”我在二十年中如同醋瓮里的鸡，直到这一天才知道瓶瓮之外另有天地。钻研磨炼至今，又过了十七年，才从覆压之中挺身而出，看见日月的光辉。我的迟钝就是这样。而舅父领会、契合曾氏之学，已经很久了。嘉祥本来就是曾氏的父母之邦，舅父运用曾氏的学说，治理曾氏的乡土，一年之后就治理得大为成功。诉讼公堂寂静无声，放下帘子焚香。红色公文满案，他握笔迅速书写，吏胥在旁边窥视，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个月后，把所写的文字汇集起来，灿然成编，便是这部县志。我这才得以展开阅读，心胸开阔，眼目明亮，读到《儒林传》时更觉得精妙。读到议论曾氏学说的地方，更加惊叹不已。为什么呢？天地之间只有这一种学问；而自《春秋》以来，也只有这一线学术传承。生在千古之后，回溯议论千古以来最微妙的学脉，心和眼稍有凝滞蒙蔽，哪里敢轻易放置一个字？可是舅父纵情议论，畅谈不止千言，仿佛数清家中藏物一样，完全不用推测。即使是两位贤人的精神生动地呈现出来，这个义理深邃幽微，又哪里只是谈论一部县志呢？即使翻阅寻究左氏之书，也少有这样的微言。大概我的舅父从曾氏那里获得了心传的宗旨，所以鸣琴而治理曾氏的乡土，执笔而辨析曾氏的学说，无非都是同一个道理。哪里能看出文学与政事不同、记事与谈学不同呢？从前周王西狩获得麒麟，实际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县名叫嘉祥，用来彰明祥瑞。如今这个地方又有这样一部奇书，留存在天地之间，这才真正是圣明时代的祥瑞，麒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是不肖的宗道，充任史局官员，没有案牍簿书的劳苦，所负责的仅仅是史事。如今参与修订正史，才力短浅，思路艰涩，拿着笔抬头望屋，不知如何下手。舅父在堆积的案牍中，只把史法略施于县志，关系却如此重大，使我读后惭愧得汗流至脚后跟。《北游稿》小序 有人说：“丘长孺是游荡闲适的公子。”有人说：“长孺不是游荡闲适的公子，他胸中积聚着很多郁结，只是假托游荡闲适来消磨它们。”我说，前一种说法只得到了丘长孺的肉，后一种说法得到了丘长孺的骨，却还没有触及他的内在心腑。这个人的心腑包裹得非常严密，非得饮用上池水才看得见。既然看不见，长孺就只能是一个游荡闲适的公子，哪里有什么郁结呢？至于我，则看见了长孺的骨，也看见了长孺的心腑，还看见了真实存在于心腑之外的长孺。长孺在心腑之外的境界，恐怕连长孺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交游又怎么会知道呢？对于长孺自己不知道、交游也无从知道的地方，只有我完全知道并深加论说，那么听见的人不会认为我荒诞，必定会认为我夸张；不如姑且谈论他的诗。他的诗不是汉魏人的诗，不是六朝人的诗，也不是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人的诗，而是丘长孺氏的诗。不是丘长孺的诗，就是丘长孺。虽然如此，用这来评论长孺的诗，用这诗来评论长孺，都还在他的心腑之内，仍是长孺自己能够知道的。诗本来就不能完全代表长孺，而长孺自己能够知道的，也不能完全代表长孺。今天早晨起床梳洗完毕，《北游稿》寄到了。我读了一遍，便写下这几行。砚台冻住了，人也懒怠，不知道这样是否就可以称作《北游稿序》，又不知道是否就能算是回应丘长孺。即使想写信，也不过是“什么时候再向北游历”五个字罢了。万历丙申冬日。这封书信原本是随意随手写成的，非常不整齐；可是淑正[新安詹濂字]却把它抄得这样整整齐齐，反而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家中三弟在家读书作文，学习做一个忠厚的人，也是一件快事。麻烦你不要写信，我却又写下这几行，真可笑，真可笑！宗道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