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七馆阁文类

译《刻文章辨体序》古人所说治理国家的大业、永垂不朽的盛事，大概不就是文章吗？所以，机密由龟马显露，基础由三坟五典创立，这说的是文章的起源；铺陈辞藻便使天地增光，抒发情感便使丘陵生韵，这说的是文章的作用，却还没有说到文章的体制。如今建造房屋，宗庙与寝室不同，寝室与正堂不同；而宗庙、寝室、正堂之中，椽与榱不同，节与棁不同。它们各有体制，木匠本来就不能不按照各自的结构来运用匠心，何况所谓治理国家的大业、永垂不朽的盛事呢？我姑且不谈庖牺以前的事，只论那些清楚显著的文章，便没有比《诗》《书》更早的了。至于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诗这一类，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这一类，源于《书》。源于《诗》的，不能归入《书》这一类；源于《书》的，不能归入《诗》这一类。这就像宗庙不同于寝室，寝室不同于正堂。它们的体制彼此分离，还比较容易辨别。至于骚不能归入赋，赋不能归入乐府，歌行不能归入近体诗，诏不能归入檄，笺不能归入疏，状不能归入志，这就像椽不同于榱，棁不同于节。它们的体制既有区别又相互接近，不可不辨。至于各种文体之中，尊卑有不同，吉凶有不同的情状，朝廷与民间有不同的姿态，远近有不同的用途，疏密、繁简也各有适宜，这就像榱、椽、节、棁因时制宜，在长短、宽窄、大小上有所不同。它们的体制最为接近，也最容易失去本来面目，因此不可不辨。所以，如果不深入思考文体，凭主观臆测写作，那么《渔父》《卜居》的精深高远，就会被看作不合骚体、赋体；“落霞孤鹜”这一篇，就会被看作伤于俳谐；“黄鹤”“白云”这样的句子，就会被看作近似古体。更何况其他粗劣的文章呢？如今天下的人手握夜光之宝，家中藏有连城之璧，却大多害怕结撰文章，只流传景物、车辙和鸣声。自己凿造一间厅堂，竟妄称独自能够通晓千古；完全舍弃渡河的津梁，竟妄称可以凌驾百代。把古人的体裁一概视为陈旧无用之物，却不知道破坏规矩就不会成为圆形，削去曲尺的准绳就不会成为方形。即使沉思能够超出天地之外，酝酿构思在万物形数之前，最终也只是任性自用，离文章的本色反而更远。那么吴公《文章辨体》的刊刻，怎么可以停止呢？我又听说：胡宽营造新丰，直到鸡犬都各自认识自己的家，但终究不是真正的新丰；优伶模仿孙叔敖，拍着手使楚王惊讶，但终究不是真正的孙叔敖。这难道不是只得到外在形似而失去真实境界，拘泥于表面而遗失精神情态吗？这部书所编的文章，虽各家说法不同，却没有一篇不具有古人不可磨灭的精神，难道只是具备文体形式而已吗？后世如果有人能够继承并阐明作者的意旨，修治古人的文体，同时努力抒发自己的精神，既不脱离也不机械合并，既能接近又能有所距离，那么大概可以说是深明文体，而且也不会违背编者的本意。这就要靠后来的读者了，这就要靠后来的读者了！全编从古歌谣起，到祭文止，共五十卷；外集从连珠起，到辞曲止，共五卷。性习解 谈论人的本性，应当以孔子的说法为折中。他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很远”，这大概是千古以来论性学说的契券吧！只是后世的论者，不免有异同。主张性相同的，有子舆孟子性善的说法；主张性不同的，有荀卿性恶、杨雄性善恶混、告子以水喻性以及佛氏以作用说性的说法。可是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很远”，岂不是处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之间，执持两端的说法吗？唉，孟子专门谈理来维系世道，杨雄、荀卿等专门谈气来迷惑世人，而孔子则把理与气合为一体，一句话就完备地说明了性的全部内容。现在试着观察婴儿，他们的天性通常还没有受到过多损伤：固然有醒悟聪慧的，也有懵懂而难以教喻的；固然有彼此嬉戏而谦让的，也有聚在一起便争夺的；固然有触犯他而脸色不变的，也有一碰就发怒哭泣的。可是他们见到父母，哪有不在膝下感到温暖安慰的？见到兄长，哪有不欢喜而显露喜色的？同一个婴儿，有聪慧有懵懂，有顺从有争夺，姿态纷纷不同，怎么能说他们相同？但又没有不爱父母、没有不敬兄长的，怎么能说他们不同？大概他们的不同出于气，而他们的相同出于理。把理与气合起来说就是性，把同与异合起来说就是接近，所以说性彼此接近。等到稍稍长大，才开始沾染世俗滋味；沾染世俗滋味以后，才开始分出不同的道路。理能够制约气的人，成为圣贤；气消灭了理的人，堕入愚昧狂妄。这是逐渐熏陶造成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依旧不变，所以说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很远。如今，明珠隐藏在水底，水清澈的，光彩立即可见；水稍微浑浊的，光彩半隐半现，澄清它就可以看见；水最浑浊的，如果不长久澄清，光彩就会隐藏起来。因此，轩皇能够遵循齐国之道，尧具有钦明之德，舜具有深明睿智，这就像水的本质原本清澈。商汤每日自新，周文王光明盛大，这就像水的本质稍微浑浊却能够澄清。太甲刚即位时败坏法度，在桐宫悔悟，最终继承先祖功业，这就像水的本质原本浑浊却能长久澄清。至于桀、纣残暴，盗跖肆意凶横，这就像水的本质越来越浑浊、越来越被搅扰。这就是性与习染的验证。总而言之，水可以分为清浊，却不能说本来没有明珠；人的资质可以分为昏暗和明白，却不能说本来没有义理。因此孔子论性，所说的话并没有遗漏义理，就像谈水没有遗漏明珠，这难道不就是所谓一句话完备地说明了性的全部内容吗？虽然如此，孔子只是直接举出性的整体，后世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却借着它相似的地方来宣扬性恶、性善恶混、杞柳以及作用等说法。性恶、性善恶混、杞柳、作用等说法兴起以后，后世那些任凭胸中臆想行事的人，又借着它相似的地方来为自己谋便利；这样无所顾忌地行事所造成的祸害，将会有什么尽头！孟子对此深为忧虑，所以单独取理义之性，每天向人高声说“性善，性善”。这句话表面上似乎稍稍违背了性相近的宗旨，实际上暗中是在辅翼孔子的学说。所以先儒说：“孟氏对圣人之门的功劳，说也说不尽。”这真是懂得论性之道啊！后世谈论人的本性，必须合并孔子、孟子的说法，然后性学才能像日月一样显明地流行。

译○《文中子》序 如今人们正甘心享用海味，如果给他们调制粱肉端上去，就会认为味道淡薄，不合口味。然而海味终究不能填饱空腹，不能不舍弃海味而改吃粱肉，为什么呢？因为粱肉的味道没有奇异之处，但最终有益于实际应用。大概我起初得到六子之书来读，读到《庄子》《列子》时，精神振动，心中艳羡。后来读到《文中子》，觉得淡泊而难以入口。反复寻绎多次以后，才不忍释手，完全改变了对《庄子》《列子》的偏爱。如果所谓味道没有奇异之处而最终有益于实际应用，正如粱肉一样，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唉，唉！自从宣父孔子的微言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抽绎其中的义理。姑且不说《庄子》《列子》诸人，他们放言纵论，如汪洋横流；白马先生逞才辩说，雕龙先生振发奇论，湘累屈原铺陈文藻；到了陈、隋之际，吟咏花鸟，唱和月露，生在这样的时代，谁能不受其风气浸染！而王仲淹却能够抗手回归正道，正襟危坐谈论圣道，续写《诗》《书》，端正《礼》《乐》，修订《元经》，赞明《易》道。如今看《中说》中记载的讲论劝勉之言以及出处行迹，都完整存在。它的文辞简约而完备，深沉而通达，精微而明白，曲折而恰当。旁观之能阐明大义，暗中宣扬教旨，娓娓然有洙泗之间孔门讲学的口吻！它用来洗涤挽救衰败的习气，使当时贤者受到教化熏染，涤荡千古积弊而使之空除，彰显我道而使它流行天下，难道可以说这全是宋儒的力量吗？恐怕王仲淹已经是开端了。况且温彦博、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只取用其中的粗浅部分，就使李唐国祚如磐石般稳固；假如仲淹本人最终实行十二策，其使天下获得太平的功效，哪里说得尽！我本来就说它的学说没有奇异之处，但最终有益于实际应用，不能同《庄子》《列子》相比。如今天下的学士喜欢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把《庄子》《列子》看作海味，沉溺其中，却轻视洙泗正论，认为它没有用处。这种风气如果不止，将成为晋朝挥麈清谈诸人的源头；它腐蚀世道、荡乱人心，哪里会有尽头！所以我从诸子之中选取像《文中子》这样尊奉洙泗之学的书，交给刻工刊刻，用来教化天下。但我并不是说它就等同于圣人之书，只是认为它也可以作为学习圣人的凭借。

译○拟《翰林院学士题名记》明朝兴起二百多年间，担任翰林学士的，像刘、宋诸公以下有若干人；无论善恶，都不应该湮没而没有记载，所以把他们的姓氏题写在石碑上，某承受简命来撰写这篇记。某私下认为，翰林难道不是古人所称的天禄、石渠之府，金马著作之庭吗？而所设置的官职中最为尊崇的，没有比学士更高的。天子有时坐在细旃之中，学士们佩玉锵锵地侍立其间，时时提出劝善纠过的意见来启发滋养圣心，这是极其重要的职位。自从总管诏令制作，掌管黼藻丝纶以外的一切簿书、期限、会计事务，都不得混杂其中，这是极其清贵的职位。崇尚文治的君主，时时以温和的语言询问慰劳，对学士格外礼遇，即使各部寺的卿官也不敢相比，这是极其荣耀的职位。士人隐居穷巷，凭章句学问发迹，等到担当国家重任，享有极清贵、极显赫的地位，如今又将名字刻在贞石上，这就可以不朽了。然而在高大的碑碣之间，姓氏依次排列：地位尊崇的升为辅相，次一等的也成为卿和清贵部门的长官。其中固然有德行卓异、名闻天下的，像威凤祥麟一样，世人争先看到他们的名字便感到快意；也有在世间建立了显著功劳的，众人指着他们的名字，额手称颂，愿意世世代代祭祀祝祷；又有雕琢文辞、绣饰文章，灿烂如春花，后人诵读他们的一两句文章，把它们看作吉光片羽；又有贪图美食安坐，耗费太仓粮食，立即取得公卿辅弼地位，行为在内廷外衢都没有可称道之处，也没有丝毫功效；又有张扬胸臆、逞强自负，聚敛贿赂、积累污秽，排斥陷害贤能豪杰，以至于如今听到他们的姓氏，还觉得像园中的狼鸱，恨不得把它们驱逐。德行像麟凤的是最高一等，在世间建立显著功劳的是次一等，雕琢辞章的是再次一等，贪图享受、安坐取禄的是下等，张扬自负、营私害贤的更是最下等。唉，唉！这块碑一经刻成，最上等的名声固然更加彰显，最下等的名声也更加显著。假使最下等的名字更加显著，哪里比得上隐居穷巷，还足以藏拙呢？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极其重要、极其清贵、极其荣耀，反而最难做到；而所谓可以凭借它寄托不朽的名声，却容易因此加速朽坏，难道不可畏惧吗？如今文运兴盛，天下安宁，充任词臣的没有不是一时的名公大儒；至于所谓最下等的人，他们一定不肯去做，也就不用说了。愿诸位更加发扬光大美德，宣扬畅行仁恺恩泽，向上承受君主的倚重扶持，向下成为楷模典范，以免有愧于太上皇的事业。只是如果不致力于宣扬严师、济世安民，只是一味积累岁月作为功劳，那么就是我所说的品等下者。即使不是这样，而每天只做探究纲要、钩取精微、挥笔吟诵、吐纳珠玉辞章来炫耀自己，那么也只是我所说的次一等。难道朝廷清华之选，竟然也是为了这样的刻石题名吗？某叩头恭谨记述。○忠、清、仁辨 有人说：孔夫子大概从来不难于谈论仁吧。所以对于人的过错，他观察其中的仁；对于乡里的美善风俗，他称许其中的仁。即使像管仲那样任用权术、挟持权数的人，他也急切地称许其仁。齐国、楚国的两位大夫已经被称为忠、清，却唯独吝惜不称他们为仁，为什么呢？回答说：在一时之间评论事情，宗旨在于宽恕；为万世确定品第，法则就必须严明。宽恕是说行为的表象，严明是说内心。若说到内心，那么暗中另有企图而表面假托善行的，不是仁；暗中趋附而表面假托清正的，不是仁；即使没有趋附和规避，只要还没有忘记自己在追求不趋附、不规避的名声，也不是仁。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所作为、有所求取。因此周公旦称颂召公的德行，说明他忠诚，天下人相信他的仁，不是因为相信他表面上的明保行迹。伊尹能够面对千乘之国而不顾恋其清正，天下人相信他的仁，不是因为相信他不顾恋的行迹。周公旦、伊尹虽然出于无所求取，所以即使周公摄政时一度被怀疑不忠，伊尹五次就任时一度被怀疑不清，也终究不妨害他们的仁。齐、楚两位大夫未必出于无所求取，所以他们的忠可以仰望，他们的清可以称述，足以使一世惊叹赞美，却终究不敢相信他们的仁。假如只相信他们的行迹，而不考察他们的内心，那么漆身隐于赵国都市的人，算仁吗？在于陵灌园的人，算仁吗？甚至像食桃、请求殉死、躺卧终南山以求捷径的人，也可以隐藏自己不肖的内心，混在仁者之中吗？圣人对此深为忧虑，所以对于齐、楚两位大夫，只给他们忠、清的称号，却吝惜以仁相称。这本来是严察他们的内心，担心他们的忠清不真实。又有人说：如果确实是真忠、真清，可以称为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仁的本体无所不包，忠与清只是仁中的一项。如今有一棵树，花、果实、枝、叶都依附在它上面，指着一片叶子说“树就在这里”，可以吗？有一座山，丹砂、花草、石头生长其中，指着一块石头说“山就在这里”，可以吗？所以仁居于一切善的首位，总括各种行为；它的广大如天覆盖万物，它的流行如河流奔涌。无不忠，却没有“忠”的专名；无不清，却没有“清”的专名。把局部的忠、清拿来比拟仁，正如树的一片叶、山的一块石一样，怎么能够穷尽仁呢？不然的话，圣门中的高足弟子，由可以治理赋税，求可以从政，赤可以立于朝廷，雍可以面南而王，他们已经受到称赞而说不尽了，可是一说到仁，为什么都说“还不能确定”呢？那么齐、鲁两位大夫止于忠清，忠清不能穷尽仁，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以后才知道，圣人不只是严于考察内心，也精于论定仁，这又是朱子所谓“未发”之意吗？○评《春秋》列国大夫的优劣 要评论三代以后的人，实在困难啊！除了壁中书所记载的以外，载入各国史册的人，难道没有光彩照耀后世、使人称颂不已的吗？然而尺许的美玉若有方寸的瑕疵，就难以成为完整的材料；开始驾车时像丝带般柔顺，再试验几次却多有跌跤，就难以善终；长于堵塞洞穴，却短于冲击城池，就难以担当大用；外表像鸾凤，内心却像蝮蛇猛禽，就难以保持纯白。

译要给三代以来的人品加以褒贬，也实在困难啊！我没有时间逐一详论，只评论那些较为显著的：如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晏子顺应君命而又能权衡君命，赵衰、狐偃跟随公子重耳而使他成为霸主、称雄西晋，先轸在城濮战胜敌人，孟明视三次失败后终于建立功勋，士燮忧虑内政而先使国内安定，赵武不轻易动用兵甲，荀罃在绛地与戎族和好，向戌忧虑国事，屈到谋划对付楚国，百里奚使秦国显达。国家重视善于谋划的大臣，怎么能舍弃这几位大夫呢！季友在鲁僖公时匡救危乱，宁武子在卫成公时平定祸乱，华元在宋桓公时折冲御敌。国家重视平定祸乱的大臣，怎么能舍弃这几位大夫呢！蹇叔劝止袭击郑国的军队，子革陈述《祈招》诗，史鱼以尸谏使君主醒悟，他们大概都有古代贤臣犯颜进谏的遗风。鲍叔牙荐举管仲，子皮荐举子产，公叔荐举子游，他们大概都有古代荐贤的遗风。至于目夷以宋国相让，子臧以曹国相让，季札以吴国相让，难道就是所谓把国家看得轻如鞋子吗？他们大概是廉正安静的士人。孔父嘉为宋督而死，仇牧为南宫长万而死，荀息为里克而死，难道就是所谓把赴汤蹈火看得甘甜如饴吗？他们大概是守死节义的士人。至于柳下惠在治乱之世都能出仕，蘧伯玉进退取舍随时而行，士会在国内没有隐瞒的私情，他们不又是世人所称的真正贤良之士吗？这些大夫本来都是国家栋梁，也都是朝廷照耀史册的人物。然而深入考察他们一生的作为，多有美德却不能遮掩瑕疵；开头骏发有为，却经不起后来的跌跤；有才干，却有时受困于不能担当大用；品行驳杂，有时违背纯洁无瑕。因此，要给三代以来的人品加以褒贬，实在困难！然而我私下认为，比较一个人在家国中的功用，应当先看功勋；给一个人定品，应当先看操行。评论功勋，有谁比得上尊奉天王、排斥戎族后裔、不必歃血结盟就能把诸侯掌握于股掌之上的人吗？评论内心，有谁比得上不以污辱君主为羞、不怨恨被遗弃不用、即使三公之位也不能夺走其操守的人吗？所以评论功勋，应当以管仲为首，狐偃、赵衰次之，叔敖、百里奚等再次之。评论内心，应当以展禽为首，子产、蘧瑗、季札次之，士会、士燮等再次之。总括列国大夫来看，我所褒扬的人还算优异；但就我所褒扬的这些人而言，管仲、展禽尤其优异，而管仲器量小而留下讥议，展禽不恭敬而引起讥刺，其他人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要做到才干不受困窘，内心不相矛盾，表里都醇厚，才华与实际功用都纯粹完美，这种人或许存在于三代盛世，在春秋时代却难以评论。我本来就说：要给三代以来的人品加以褒贬，实在困难。○救荒奇策如何 近来天灾接连发生，万民嗷嗷待哺，东南苦于水灾，西北困于旱灾。山西、陕西之间，人们甚至吃土石来延续片刻生命，哪里还用说家中空无所有呢！天子忧劳得晚餐不食，公卿拍着大腿忧虑，筹划能够使百姓苏醒复生的办法，不难付出辛劳、沾湿手足去谋划。但二三位台谏官员屡次上呈密封奏章，也不过不能超出免税、赈济两项建议。我读《周礼》中的荒政，认为能够救济今日缓急的，没有比散利更好的，没有比减轻赋税更好的。散利就是今天的赈济，减轻赋税就是今天的蠲免。蠲免、赈济这两项建议，即使让管仲、晏子筹划，让贾谊、晁错精于计算，计策也一定会出于此。然而最终不能救济百姓的急难，为什么呢？因为拘泥于形式而不能变通，只追逐名目而实际执行很少。拘泥不变、实际执行很少，即使恩诏时常下达，每天把少府的钱财成批运到郊外，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私下筹划，蠲免的策略有一条，善于实行蠲免的策略有三条；赈济的策略有一条，善于实行赈济的策略有六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天下灾害严重，各郡县税收中应当留存的部分已经免征，但应当起运的部分还没有全部豁免。百姓空着肚子，孤苦遗民连求生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力量办理这些呢？所以应当减少起运的赋税。听说州县有不肖的官吏，虽然黄封诏令已经下达，白纸公文仍然催征；瘦弱不堪的百姓，腹中连半粒粮食也没有，手脚却仍被束缚在刑具上；他们借朝廷宽大的恩典，来谋求润泽私囊的便利，而他们的姓名竟然还有没有列入抚巡官员弹劾文书的，真是又贪婪又狡猾！所以对苛征的查察应当严密。百姓正连粗劣食物都吃不饱，大官们却乘坐华丽车辆，带着盛大的车马仪仗，耀武扬威地行走道路；使者乘轻车出行，到达后馈赠充斥，供张丰盛，这些不是百姓的脂膏，又靠什么供给？所以官员守职时的自奉应当俭薄。这就是善于实行蠲免的三条策略。偏远幽暗的草屋全都依靠内府财物救济，势必容易耗尽；如果把各州县的库藏和赎锾全部拿出来，供给州县贫困的人，很少有不能得到救济的。所以从朝廷直接赈济困难，从州县赈济容易。一个县之中、一个乡里之内，难道没有富有钱财而乐于施舍的人吗？所以命令上面赈济困难，命令百姓彼此自行赈济容易。乡里富厚的人，捐出若干百，就赐给绰楔表彰；捐出若干千，就授给爵位；捐出若干万，就厚加爵赏。富民难道有不竭尽财力赶来参与的吗？所以强迫他们赈济困难，劝导他们赈济容易。偏远山里的百姓，离城一百里，早晨起来裹着粮食，跛行赶到城中，奸猾的小吏还要拿捏他们，若不稍微送些贿赂，就不能直接领取赈济，实在得不偿失。应当命令廉洁公平的老年乡民，和乡里富有而乐于施舍的人，一同到他们的聚落中招集并发放救济；办得公平的给予奖赏，徇私的给予惩罚，没有不受到救济的。所以让百姓迁移到粮食所在地就食困难，把粮食运到百姓所在地就食容易。也可以按照乡里的大小设置若干灶，让公正的老年乡民和富民煮粥，每天供给百姓，务求便利就近。百姓没有柴薪和取水的烦劳，就能吃饱。因此，散发粮食给百姓尚且困难，煮粥供养百姓尤其容易。珍珠不能当衣服，玉不能充饥，有些地方米粟完全断绝，人甚至抱着玉璧死去。所以即使得到州县官吏和富户的赈济，拿着钱去买粮、转运粮食仍然困难。因此，让百姓自己用财物换粮困难，由官府替他们转运粮食并发给他们更容易。以上这些，都是善于实行赈济的策略。俗话说：“船在河中失事，一壶水也价值千金。”弥补危急缺口的小计，大体就是这样，难道还称得上奇策吗？先儒说得好：“有能够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如今法令并不是不清楚完备，但州县的官吏把一纸旧文书当作尺度，反而堵塞皇上的恩泽，这有什么用呢？所以关键在于天子清净心志、节省用度，凡是内府供应的一切，都要查考祖宗制度，丝毫不增加。上面断绝多余的费用，公府就有余钱可以容易地赈济；私人之家也不必滥取，蠲免也就容易。抚巡诸臣又看见皇上的意旨，谁敢不坚守《羔羊》所称的节俭操守，以玷污官员的箴规？一两个奉行不谨慎的官吏，还将被解职离去，不再成为蠹虫。否则，我不知道果真有什么奇策能够救济百姓！○士人应先有器量见识，然后才有文艺

译士人应当戒除有意炫耀才华，因为其中自有运用才华的根本。有意炫耀才华，根本就会被拔除，精神泄露在外，而才华也会变得琐碎奔忙，对天下没有丝毫用处。只有杜绝机心、保全贞正，在深沉寂静中凝神安定，即使自己收敛才华，最终也不能不显露出来。大概根本树立了，它的作用自然无法隐藏。比如花萼繁茂，人们看见树木开花，但种树的人从来不是先浇灌枝叶，而是先浇灌根部；丹红、绀青、碧色交相辉映，人们看见房屋华美，但营造房屋的人从来不是先修整椽栋，而是先营造地基，为什么呢？因为培植在根本。美玉蕴藏在石中，不必剖开，山色自然润泽；明珠含藏在深渊中，不必采摘，河川自然妩媚；莫邪宝剑藏在匣中，不必拿出来使用，精光自然闪烁，使人不敢正眼看它，为什么呢？因为有根本存在，它的作用自然无法隐藏。可是近代的文士没有窥见这个根本，喋喋不休地每天把自己的浮末当作珍宝，并向人炫耀。一句偶然合宜的话，便气势凌厉；几组词语偶然会意，便傲视千古。他们认为除了左丘明、屈原以外再没有人格，除了辞章以外再没有学问。所以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铺陈文藻，而听到他暗中接受财物的行为的人都羞得汗流满面；扬雄苦心经营《太玄》，而诵读《美新》文章的人都羞惭无颜；祢衡在《鹦鹉赋》中卖弄笔墨，而诵说他在江夏遭遇灾难的人都不忍再开口；杨修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斗捷逞才，而想到他临死悲叹舐犊之情的话的人都惊魂不安；谢灵运在《登池上楼》等篇中吐露奇辞，而听到他谋划叛逆的人都觉得言谈污秽。下至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也都因此背负时俗、招致祸患，难道是他们的才华不足吗？是根本没有树立。根本没有树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器量实在狭小，见识实在卑下。所以君子不把文艺挂在口头，而先培植根本。他凝聚精神、收敛心志，回转神光向内观照，收起锋芒而藏住声名。他的器量如同能载万斛的大船，没有什么不能承载；如同高山巍然耸立，没有什么能够摇撼震动；如同大海吞吐百川，不会干涸也不会盈满。他的见识如同登上泰山顶峰而远望，尺寸之间可以看见千里；如同明镜清水，细小的芥子、眉毛、胡须都清楚显现，不遗漏任何形状。又如龟卜蓍筮一样，对于古今的得失、凶吉、长短，没有不能预见的谋略。所以当他收敛光芒、涵养沉默时，退居自守，仿佛不如田间老农、乡野之人，胸中没有任何才能；等到不得已发出声音，开口说的全是经世济民之道，咳唾之间便成为谋略；发出的声音如玉磬美玉般清越，写出的文章如龙虎般光彩；与星日争辉，与天地同样长存。哪里能同那些拿着笔管写文章、夸耀骈俪辞藻、铺陈月露之景的人相比呢？他们就像涂抹糠屑、烹煮土羹一样，对缓急事务毫无补益。从前咎繇、禹、伊尹、仲虺、召公、毕公这一类人，都具备明圣显美的德行，他们的器量见识深沉浑厚，没有边际可测。然而如今读他们的训诰、谋议、典章、诗歌，为什么又那样典雅宏伟呢！千百年以后，人们端正身子拜读吟诵，不敢只把他们看作文人，同时又争相推尊他们为万世文章的祖宗。这就是我所说的根本一旦树立，作用自然无法隐藏。譬如麒麟的仁、凤凰的德，每天都化为灿烂辉煌的文采，成为天下祥瑞。而司马相如以下那些有意炫耀才华的人，和山鸡披上凤凰的羽毛、犬羊长着麒麟的脚趾有什么不同？人们反而把它们视为怪异而驱逐，或者拿去卖钱，哪里看得到它们的文采呢？可见器量见识与文艺表里相互需要；器量见识轻薄的人，连文艺也会一并失去。虽然器量见识应当放在首位，但见识尤其重要。见识不宏大深远，器量必然浮浅；要包容一世的胸襟气度，本来就依赖能够明察六合的见识。怎样才能扩大见识呢？回答说：用致知使它开阔，用无欲来涵养它，大概就可以了！这又足以补充“行俭”“未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