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八说书类
卷之十八说书类○读《中庸》友人问:「如何是天命之谓性?」余曰:「此中须细思,当自得之。」友人不省,数日又来,问曰:「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爱亲敬长,即是良知,夫非天命乎?」余曰:「圣贤说的,多是以第二门引入。且孟子说得甚明白,他说孩提既长,不说纔出胎之赤子。正以纔出胎之赤子,尚不知爱亲敬长也。天命无一息不流者,如何断灭于初生之时,而发见于孩提稍长之后?盖爱亲敬长,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又曰:「赤子初生,便能视能听,能吃能动,此不待稍长而能之者,吾以为定是天命之性。」余曰:「此由出胎后根尘相对而后有,不是父母未生前消息也。如有目合色然后视,有耳合声然后听,有舌合食然后吃,有身合触然后动,所谓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者是已。若父母未生前,也无眼耳,也无身,也无舌,也无色声味触,不应天命之性一向断了。姑无论父母未生前,恐你见以为迂而不信,即如你熟睡不作梦时,也不视听,也不吃,也不动不应,天命之性至此断了?尽视听等亦只是率性之谓道耳,非天命之性也。」友人又曰:「能视能听的固不是天命,只始视听之时,随感随应,不待安排,不识不知,自然而然,此安得非天命之性?」余曰:「因有色声视听,然后说个不识不知,自然而然,此即从缘生,即是有对待的。非绝待真心,即非是天命。邓豁渠云:『一等认不识不知,自然而然者,此是认识神作元明照』。恰中你病,盖此等亦是率性之谓道也。」友人又曰:「然则声色俱无,视听双泯,一念不起时是耶?」曰:「天命是无一息不流的,不可不视听时便有、视听时便无也。不可不起念时便有、起念时便无也。且人固未有一念不起之时,即有一念不起之时,亦属想元。不见<楞严>以精明湛不摇谓之想元,属之识阴。所以道纵饶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叩击以无亏,触波涛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如汝所认,是以想元识阴,生死岸头事,而属之天命之性也,误矣。盖此亦只是率性之谓道耳。」友人曰:「我说许多,俱道不是,怪底慧可曰:『觅心了不可得。』大颠亦曰:『无心可将得。』我知之矣。了不可得的,将不得的,便是天命之性耳。」余曰:「你此说全是全不是,何也?觅固不可得,不觅时岂是无耶?将固不得可,不将时岂是无耶?且所觅所将之心,正是你所认情识之心耳。若天命之性,性一切心,体一切用,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横贯宇宙,竖穷古今,岂为你所无乎?可见你所说者,亦只是率性之谓道也。」友人曰:「俱舍此何以见天命之谓性?」余笑曰:「俱舍此何愁不见天命之性?」友人不省,谩曰:「如子之论,天命率性,话作两橛矣,恐亦不然。」余曰:「天命率性,难说是同,难说是异,你自辨取。」数日后,又来问余。余曰:「至此却不能说,然不得已为你说个譬喻:三四月间,万树千卉。红者红,紫者紫,青者青,白者白,争妍交艳,那一件不仗赖春的气力。然花卉有许多种色,春却没许多种色。如今要说花卉红白青紫种色不是春不得,要说即是春不得。要知春无一处不有,又无一处可见。考亭诗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你把前种种认作天命,便是将万紫千红认作春了,怎奈不识东风面何?你若真是彻的人,就把土石瓦砾尘埃野马糟粕矢溺等,总属天命之性亦得,又何妨将前种种所见说为天命耶?仰山答僧曰:『问诸方老宿,向汝指那个是性。语的是耶?默的是耶?总是总不是耶?若认语的是,如盲摸象耳鼻牙者。若认默的是,是无思无念,如摸象尾者。若道总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总不是,抛本象,落在空见。若汝透得四句,不要摸象,最为第一。』然仰山此语,亦只道得一半。」不睹不闻,此性体也,即天命也。你起心拟戒慎恐惧,便是睹闻,便违却本体。违却本体,便是不戒慎恐惧矣。夫君子非无睹也,即睹而未尝睹也。非无闻也,即闻而未尝闻也。夫即睹而未尝睹,即闻而未尝闻,方于天命之本体无乖违处,其戒慎恐惧孰甚焉。天下无一人无喜怒哀乐者,亦无有一人有喜怒哀乐者。其喜怒哀乐无一时非已发者,亦无一时非未发者。可见人人中,人人和,人人率性,何尝有一人离道者哉?然人人有喜怒哀乐,易知也;人人无喜怒哀乐,难知也。皆已发,易知也;皆未发,难知也。欲知端的,须真参始得。
译卷之十八,说书类 ○读《中庸》友人问:“什么叫作‘天命之谓性’?”我说:“这其中必须仔细思考,应当自己有所领会。”友人不明白,几天后又来问:“孟子说,孩提之童没有不知道爱护自己父母的;等到长大,也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兄长的。爱亲敬长就是良知,难道不就是天命吗?”我说:“圣贤所说的,多是从第二层门径引人入道。况且孟子说得很明白,他说孩提之童长大以后,并没有说刚出生的赤子。正因为刚出生的赤子还不知道爱亲敬长。天命没有一刻停止流行,怎么会在初生时断绝,到孩提稍长以后才显现呢?爱亲敬长,是顺应本性的道,而不是天命本身的性。”我又说:“赤子刚出生,就能够看、能够听、能够吃、能够动,这些并不必等到稍微长大才会,我认为这才一定是天命之性。”我说:“这些是出生以后根与尘相对才产生的,不是父母未生以前的消息。比如有眼睛与色相接合,才有看见;有耳朵与声音相接合,才有听见;有舌头与食物相接合,才有吃;有身体与触觉相接合,才有动作。这就是所谓由尘境发生知觉、因根而有相状,相状显现却没有自性,和交芦相同。” 如果父母未生以前,既没有眼耳、身体、舌头,也没有色声香味触,那么天命之性不应当一直断绝。姑且不说父母未生以前,恐怕你会认为这太迂曲而不相信;即使像你熟睡而不做梦时,也没有看、没有听、没有吃、没有动,难道天命之性到了这时便断绝了吗?即使是看听等,也只是顺应本性所称的道,并不是天命之性。”友人又说:“能够看、能够听固然不是天命,只是在刚开始看听的时候,随着感受便随即回应,不须安排,也不必认识思考,自然而然,这怎么会不是天命之性呢?”我说:“正因为有色声和看听,然后才说不认识、不思考、自然而然;这就是从因缘而生,是有所对待的。不是绝对无待的真心,就不是天命。邓豁渠说:‘有一类人把不认识、不思考、自然而然认作本体,这其实是认识之神在起元明照用。’这正切中你的病根,因为这些也只是顺应本性所称的道。”友人又说:“那么,声色全无、看听俱息、一念也不起的时候就是天命吗?”我说:“天命是一刻也不停止流行的,不能因为没有看听时便说它存在,有看听时又说它不存在。” 也不能因为不起念时便说它存在、起念时便说它不存在。况且人本来没有一念不起的时候;即使有一念不起的时候,也属于想元。《楞严》不就把精明澄湛而不动摇称作想元,归入识阴吗?所以说,即使像秋潭中的月影、静夜里的钟声那样,随着敲击而不减少,触及波涛而不散失,仍然是生死岸头的事。像你所认取的那样,把想元、识阴这种生死岸头的事归属于天命之性,是错误的。这也只是顺应本性所称的道罢了。”友人说:“我说了这么多,都被说成不对,难怪慧可说:‘寻找心,终究不可得。’大颠也说:‘没有一个心可以拿来。’我明白了。那不可得、不可拿取的,就是天命之性。”我说:“你这话全对,又全不对,为什么呢?寻找它固然不可得,不寻找时难道就没有了吗?拿取它固然不可得,不拿取时难道就没有了吗?况且所寻找、所拿取的心,正是你所认作情识的心。至于天命之性,是一切心的性、具备一切作用,产生天地、产生人和万物,横向贯通宇宙,纵向穷尽古今,难道会成为你所没有的吗?可见你所说的,也只是顺应本性所称的道罢了。” 友人说:“既然都应舍弃,那么从哪里看见天命之谓性呢?”我笑着说:“正因为都舍弃了,何愁看不见天命之性呢?”友人不明白,勉强说道:“照你的说法,天命与率性成了两截,恐怕也不对。”我说:“说天命与率性相同,难;说它们不同,也难,你自己去辨别吧。”几天后,他又来问我。我说:“说到这里本来不能说,但不得已给你打个比方:三四月间,万树千花,红的红,紫的紫,青的青,白的白,争相妍丽,互相艳美,哪一样不凭借春天的力量?然而花草有许多种颜色,春天却没有许多种颜色。现在若说花草的红白青紫不是春天,不行;若说它们就是春天,也不行。要知道春天无处不在,却没有一处可以单独看见。考亭的诗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你若把前面种种所认作的东西当成天命,就是把万紫千红当成春天了,怎么能认识东风的面目呢?你如果真是彻悟的人,那么连土石瓦砾、尘埃、野马、糟粕、屎尿等,都归属于天命之性也可以;这样一来,又何妨把前面种种所见说成天命呢?” 仰山回答僧人说:“你向各方的老宿请问,他们指给你哪个是性?说话的是吗?沉默的是吗?说全是,还是说全都不是?如果认定说话的是,就像盲人摸到大象的耳朵、鼻子或牙齿。如果认定沉默的是,就是无思无念,像摸到大象的尾巴。如果说全都是,就像摸到大象的四只脚。如果说全都不是,便抛弃了本来的大象,落入空见。如果你能透过这四句,不再摸象,那才是第一等。”不过,仰山这番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不看不听,是本性的本体,也就是天命。你一动心去设想戒慎恐惧,便已经成为看听,便违背了本体。违背本体,便是不戒慎恐惧。君子并不是没有看见,而是虽看见却未曾看见;并不是没有听见,而是虽听见却未曾听见。只有既看见而未曾看见、既听见而未曾听见,才与天命的本体没有违背之处,这样的戒慎恐惧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天下没有一个人没有喜怒哀乐,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喜怒哀乐。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一刻不是已经发出,也没有一刻不是尚未发出。由此可见,在每个人之中都具备和,人人都顺应本性,什么时候有一个人离开过道呢?然而人人都有喜怒哀乐,容易知道;人人都没有喜怒哀乐,却难以知道。都是已经发出,容易知道;都是尚未发出,却难以知道。想知道真实究竟,必须真正参究才行。
或问曰:纔起念去戒慎,便是不戒慎了,便是睹闻了。纔起念去致中和,便是不致了,便是不中和了。要不去戒慎,不去致,又坐在无事甲里,这也不得,那也不得,将如之何?余曰:你此问极妙。不睹也,不闻也,中和也,只你如今这也不得,那也不得的,不欠一分毫。你只管这也不得,那也不得,便是戒慎恐惧致中和家具工夫也。一日失脚踏到底,方知余言不谬。知愚贤不肖,皆不得与于道。然<费隐>章却言夫妇之愚不肖,可与知能者何?我知之矣,愚不肖少情识,而贤知者多意见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几离之矣乎?嗟夫!此道人人圆成,岂有一时一刻不明行于天地间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一知味则须臾转凡而成圣,不知味则自心本圣而堕凡。知之所系,大矣哉!君子之强,惟致中和之圣人能之。故和而不流和字,中立不倚中字,即首章所称中和耳。和者已发,已发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发,未发则四空无着,意识不能缘,情念不能到。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随所遇之有道无道,一无所变迁。非圣人其孰能之?故曰:「强哉矫」。费隐二字,善状道体者无逾此。他书赞道体万万言不能尽者,独以二字该之,何其妙也。何谓费?夫妇鸢鱼,可与知能焉。何谓隐?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所不知不能,又何以为圣人?<关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楞严>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谓圣人也欤!「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凡物以彼载此,以此载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盖有二,故可载可破也。而道岂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载之破之。读释典者,至芥纳须弥,毛吞巨海,转法轮于微尘里,现宝刹于一毛端,辄诧以为奇。且谓吾儒不能尔也。独不观中庸曰:「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顾少逊于释迦也耶?道即是人,人即是道。不可以人别求人,不可以道别求道。纔拟心为道,便与当人远之远矣。故曰不可以为道。然所谓人者何耶?岂其耳目口鼻而谓之人乎?岂见闻觉知而谓之人乎?然除此毕竟那个唤作人?于此不知,而言为道,俱妄作耳。率乎天命之谓性者,所谓素也,所谓易也。素者,无缘饰之谓。易者,平常无奇之谓。瞥生意见,便是外不是素,是险不是易。里中学者多认释典「不可得无心无相」之类,以为极则。不知此犹权说,非了语也。古人道圣心无有取相之知,故云无知,非谓无真知也。何者?般若灵鉴,无种不知,不同太虚一向无知也。余尝言第二月非有,而本月非无。影象非有,而镜非无。翳非有,而目非无。非有既不立,非无亦何存。既非非无,亦非非有。到此说有说无,俱为戏论,惟在学者默契而已。于此有疑,则吾孔子之论具在:「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即云不可见闻,则全消影响;体物不遗,复是阿谁?孔子此处为人吃紧,急着眼时,已迟八刻,况复卜度,剑去久矣。哀公问政,盖问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迹耳。非所以迹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敏政,而政之在方册者,特蒲芦耳,犹言土苴也。人道极于知天。何谓天道?诚是;何谓人道?诚之者是。人道尽,而行政自敏。若九经之数布在方册者,直蒲芦耳。此章之大意如此。哀公问政,而孔子论学。今世士人歧政学为二端者,曷省焉。先儒谓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夫曾点之所志,漆雕开之所未信,皆此人道。得此大者,而政其绪余矣,故曰已见大意。诚不可言说,不可形容。孔子不得已说个不勉不思从容,已是勉矣思矣,不从容矣。此个境界,岂复耳目心思之所能测,况可容择与执耶?乃诚之者,无端于无拣择中而生拣择,于无可执持中而欲固执,若不十分用功,安能消镕其情妄哉!故下文遂有博学等功。或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何异于择执乎?几求之于耳目闻见矣。曰:此所谓以楔出楔者也。至于明强与诚合一,然后自知前者功力总不相干耳。譬如置物箧中,已忽忘之,远搜垣墙之内殆遍矣;一旦复得于箧中,政不关搜寻之力也。然非搜寻之极,何以得箧中之物。故学问思辨,圣人为下学方便门,百倍其功,自当神解。有所在则有所不在,无所在则无所不在。至诚心,绝妄缘,无所在矣。是以灵知周遍,无所不在也。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纔有所在,便成渗漏。渗漏则不尽矣。
译有人问:“刚一动念去戒慎,就已经是不戒慎了,就已经成为看听了;刚一动念去达到中和,就已经没有达到,就已经不中和了。若不去戒慎、不去追求中和,又坐在无事的圈子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怎么办?”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极妙。不看、不听、中和,就是你如今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状态,一点也不缺。你只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戒慎恐惧、致中和的全套功夫。等有一天你失足而直达根底,才知道我的话没有错。” 无论聪明还是愚笨、贤能还是不肖,都不能参与于道。然而《费隐》章却说,夫妻中愚笨不肖的人,也有可以知道、可以做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明白了:愚笨不肖的人情识较少,而贤能聪明的人意见较多罢了。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却又说“不明白、不实行”,这不是几乎离开道了吗?唉!此道在每个人身上都圆满具足,哪里有一时一刻不在天地间显明、运行的道理,只可惜人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知道滋味。”一旦知道滋味,就可以片刻之间由凡人转为圣人;不知道滋味,即使自心本来是圣人,也会堕为凡人。知与不知所关涉的事情,实在重大啊!君子的刚强,只有达到中和的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和而不流”的“和”、“中立不倚”的“中”,就是首章所说的中和。和属于已经发出,已经发出便容易流失,如今却不流失而返回它的源头。中属于尚未发出,尚未发出时四面空寂、无所执着,意识不能攀缘,情念不能达到。君子安住其中,不依靠任何一物;并且无论遇到的是有道还是无道,都完全不改变。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所以说:“强哉矫。” “费隐”两个字,最善于描绘道的本体,其他说法没有超过它的。其他书用千万句话赞叹道体也不能说尽,唯独用这两个字概括了它,多么精妙啊!什么叫“费”?夫妻、鸢鸟、游鱼,都可以知道、可以做到。什么叫“隐”?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既然有所不知道、不能做到,又凭什么成为圣人?《关尹子》说:“不是有一种道理不可知,而是不可知本身就是道;不是有一种道理不可思,而是不可思本身就是道。”《楞严》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懂得这个,才懂得“不知不能”正是所谓圣人吧!“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分破它。”凡是事物,总是用那个承载这个,用这个承载那个;用那个分破这个,用这个分破那个。因为有彼此两个方面,所以可以承载、可以分破。道难道也是这样吗?它不只是不能说成二,甚至不能说成一,又怎么能够承载或分破它呢?读佛教经典的人,读到芥子容纳须弥山、毫毛吞下大海、在微尘里转法轮、在一毛端显现宝刹,常常惊叹为奇迹,还说我们儒家做不到这些。难道唯独没有看见《中庸》说:“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分破。”还有什么神通能超过这句话,反而比释迦牟尼逊色吗?道就是人,人就是道。不能离开人另去求一个人,也不能离开道另去求一个道。刚一动心去拟求道,就已经离真实的人远之又远了。所以说,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外在的道来追求。然而所谓人,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耳目口鼻就叫作人吗?难道是见闻觉知就叫作人吗?可是除去这些,究竟哪一个才叫作人?对此不明白,却说什么求道,都是妄自造作罢了。顺从天命而称为性,就是所谓质朴,也就是所谓平易。质朴,是没有人为缘饰;平易,是平常而没有奇特。忽然生出个人的意见,便是向外驰求,不是质朴;便是走险求奇,不是平易。乡里的学者多把佛典中“不可得、无心、无相”一类说法当作究竟,却不知道这仍是权宜的说法,不是究竟的话。古人说圣人的心没有取相的知,所以说无知,并不是说没有真实的知。为什么呢?般若的灵明鉴照,没有一种事物不知道,不同于太虚那样一味无知。我曾说,第二个月并非真实存在,而本月也不是不存在;影像并非真实存在,而镜子也不是不存在;眼翳并非真实存在,而眼睛也不是不存在。既然“非有”不能成立,“非无”又如何存在?既不是非无,也不是非有。到了这里,说有说无都成为戏论,只在学者自己默默领会罢了。对此还有疑问,那么我孔子的论说明明具在:“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见,体察万物而又没有遗漏。”既然说不可见、不可闻,那么一切影响都消失了;既然又能体察万物而不遗漏,这究竟又是谁?孔子在这里说得极其紧要,等到你真正睁眼看时,已经迟了八刻,何况再加以猜测推度,早已像剑落水后才去寻找剑的记号了。哀公问政,大概问的是政事的迹象。因此孔子说“文王、武王的道,布列在方策上”,说的只是政迹。至于产生这些政迹的根本,难道不在于人吗?只有人道存在,政事才会自然敏捷;方册上记载的政事,不过是蒲草和芦苇罢了,也就是土渣草芥。人道的极致在于知天。什么叫天道?就是诚;什么叫人道?就是实行诚。人道完备了,施行政事自然就敏捷。至于九经等条目布列在方册上的内容,简直只是蒲芦而已。这一章的大意就是如此。哀公问政,孔子却谈论学习。如今世上的士人把政事和学问分成两端,为什么不省察一下呢?先儒说曾点、漆雕开已经看见了其中的大意。曾点的志向、漆雕开尚未完全相信的,都是这个人道。得到了这个大的根本,政事不过是它的余绪,所以说他们已经看见了大意。诚是不能言说、不能形容的。孔子不得已说成“不勉强、不思虑、从容而行”,其实一经说出,就已经有勉强、有思虑,也不再从容了。这个境界,哪里是耳目和心思所能测度的,何况还能容许选择和执着呢?然而实行诚的人,却无端地在没有选择之中生出选择,在没有什么可执持之处想要固执;如果不极其用功,怎么能消融自己的情欲妄念呢?所以接下来的文字便有博学等功夫。有人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与选择和执着有什么不同?这几乎也是在耳目听闻见闻上求取了。”我说:“这就是所谓用楔子拔出楔子。等到明、强与诚合而为一时,自然会知道前面的功夫其实全不相干。譬如把东西放在箱子里,后来忽然忘记了,几乎把墙里墙外都搜遍;一旦在箱子里重新找到,正与搜寻的力量无关。然而如果不把它搜寻到极点,又怎么能找到箱中的东西?所以学、问、思、辨,是圣人给下学所开的方便门;把功夫做上百倍,自然会得到神妙的领会。” 有所着落,就有所不在;无所着落,就无所不在。至诚之心断绝虚妄的攀缘,便无所着落。因此灵明的知觉周遍一切,无所不在。所以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刚一有所着落,便形成遗漏,有了遗漏就不能完全实现本性。
尽人物性,参赞天地,以相求之,则孔子歉矣。不知即今人日用,元与人物天地毫无隔阂,又何疑吾孔子之赞化育、参天地乎!第众人由之而不知,所以觉与人物天地不相关也。仙家谓七情皆还丹,禅家谓无明即佛性。故由化识乃为智,识即智之地也。由克己乃复礼,己即礼之地也。由致曲乃能诚,曲即诚之地也。故曰曲能有诚。曲者,不诚也。致者,致不诚以复于诚也。今人以物与人曰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自者全体现成,不假求索。若求之趋之,是从他觅,非自也。无怪其转疏转远耳。今问于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为人,我能见闻觉知而为人。」不知此等皆因缘而合,缘尽而散,毕竟只同于龟毛兔角耳。人所谓有而不知,其实无也。诚之在人,如空在诸相中,春在花木里,抟之无形,觅之无踪。人所谓无,而不知其实有也。盖耳目口鼻见闻觉知,全仗诚力,无诫则无物矣。譬如无空,安能发挥诸相;非春,岂能生育万物?考亭解至诚无息曰:既无虚假,自无间断。可谓简切。即今耳目闻见是虚假,心意抟量是虚假,拟心去妄存诚亦是虚假。盖此个都是仗境托物而生,境物非常住,此个安得无间断?余闻认识神为德性者,喻认贼作子;认德性为德性者,喻认奴作郎。夫认奴作郎,则其卑德性也甚矣。认德性有何过,而至卑之若此?盖德性巍巍独立,不与诸缘作对,不与万物为伍,本自尊也。直是亲近不得,奔凑无门。你若拟议如何是德性,便将驴前马后汉指作本来人,彻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污染。如何即得不污染?须是道问学始得。何故?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大哉仲尼之圣,然非自为大也,第祖述尧、舜耳,宪章文、武耳,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耳。曰祖述,不敢作也。曰宪章,不敢悖也。曰律曰袭,不敢违异也。岂惟孔子不自为大,即天地亦不自为大,圣人律之袭之,正律袭其不自为大者耳。譬如天地无不持载矣,覆帱矣,四时日月错行代明于其间矣,并育并行不相悖不相害矣。何其大也。而岂天地之自为大哉,秋毫皆德为之耳。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夫天地不自为大,而以德大。仲尼亦不自为大,而以天地之大为大,所谓律之袭之也。盖德生天地,生圣人,而天地圣人何庸心焉。是以毫厘有心,天地悬隔。何谓大德小德,所谓诚也,诚固非有心之所能合也。唐虞盛世,尊亲只海内人民耳。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则极天际地,不止中国矣。凡有血气,则蠕动之属咸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亲,岂非学者之所深疑者哉?或者曰:此论其理耳。夫理外无事,事外无理。且所谓理者,毕竟何如是理,请更思之。余里中有作此题者,中四股云:「圣人与物,性一而类殊。类殊,故百千其族而不可穷。性一,故圣人建大德于万类识中,而万类自生成于圣人心内。物与圣人,体合而形离。形离,故竭有形之泽而不入。体同,故以一圣人摄众有情,而物无遗类;以众有情归一圣人,而圣无遗泽。纵彼无知之甚,而所欲知趋,所恶知避,岂不全具圣心之造化耶!夫其能全具圣心之造化也,则所称尊亲之至者,曾不是过矣。纵彼纤细之甚,而方温思出,方秋思入,岂不同游圣心之化育耶!夫其能同游圣心之化育也,则所称尊亲之实者,曾莫逾此矣。以上则莫尸其功,以下则莫知其赐,谓曰配天,不亦宜哉!」此文虽失时义矩矱,然庶得此题之髓矣。无所倚者,不倚心思知虑,不倚耳目闻见。人之所恃者,只此心思知虑、耳目闻见。今皆不用,又将何者去经纶,去知,去立。尝闻木末虫无所不缘,惟不能缘于火焰之上。心意识无所不缘,惟不能缘于般若之上。心意识不缘处,便是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处也。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将聪明睿知去知他,便是倚聪明睿知,若不聪明睿知,又怎领得,其惟固聪明睿知者乎!固者,收敛弢藏之谓也。<中庸>始揭天命之谓性,而结之以无声无臭,是岂学者情量所能推测者哉!其惟至德能拟之,而固聪明睿知者能知之。德而曰至,聪明睿知而曰固。你拟以小知小解去凑泊,不啻远矣。
译如果说要穷尽人和万物的本性,参与赞助天地化育,再以此相互求取,那么孔子反而有所不足。却不知道如今人的日常运用,本来就与人、物、天地毫无隔阂,又有什么可怀疑我孔子赞助化育、参与天地呢?只是众人顺着它运行却不知道,所以才觉得自己与人、物、天地没有关系。仙家说七情都可以成为还丹,禅家说无明就是佛性。所以由转化识念,才成为智慧,识念正是智慧所由产生之处;由克制自己,才恢复礼,自己正是礼所由恢复之处;由致力于曲折处,才能够达到诚,曲折正是诚所由达到之处。所以说“曲能有诚”。“曲”,就是不诚;“致”,就是把不诚推究到底,以返回诚。如今人们把物给予人叫作致。诚,是自己成为诚;道,是自己成为道。“自”是本体全然现成,不借助寻求索取。如果要去追求、奔赴它,就是从外物那里寻找,不是“自”了。难怪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遥远。如今问人:“你凭什么称为人?”他一定说:“我有耳目口鼻,所以是人;我能见闻觉知,所以是人。”却不知道这些都是因缘聚合而成,因缘尽了便消散,最终只同于龟毛兔角。人们所说的有而自己不知道,其实是无。诚存在于人,如同空存在于各种形相之中,春存在于花木之内;想要抓取它却没有形迹,寻找它也没有踪影。人们所说的无而自己不知道,其实是有。耳目口鼻和见闻觉知,全都凭借诚的力量;若没有诚,便没有任何事物。譬如没有虚空,怎么能显现发挥各种形相;不是春天,哪里能生长养育万物?考亭解释“至诚无息”说:“既然没有虚假,自然没有间断。”可以说简明切要。即使是当下的耳目闻见,也是虚假;心意的揣度思量,也是虚假;动心去除妄念、保存诚心,也还是虚假。因为这些全都凭借境界、依托外物而生,而境物并非永恒常住,这些作用怎么能没有间断呢?我听说把认识之神当作德性,好比把贼认作儿子;把德性本身当作德性,好比把奴仆认作郎君。把奴仆认作郎君,已经把德性看得极其卑下了。德性本来就是德性,这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这样贬低它呢?因为德性巍然独立,不与各种因缘相对待,也不与万物同列,本来就是尊贵的;只不过无法直接亲近,也没有奔趋接近的门径。你若动心去猜想什么是德性,便把驴前马后的人认作本来的人,已经把它彻底看低了。所以德性本来尊贵,只是不要污染它。怎样才能不污染?必须从道问学才行。为什么?正如万古碧潭中空界的月亮,反复捞取,才应当知道它本来不可捞取。仲尼的圣德多么伟大,然而他并不是自己以为伟大,只是承继、阐述尧、舜的道统,取法、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上承天时,下顺水土。说“祖述”,是说不敢自作;说“宪章”,是说不敢违背;说“律”、说“袭”,是说不敢违异。岂只是孔子不自以为伟大,天地也不自以为伟大;圣人取法天地、顺应天地,正是取法、顺应天地不自以为伟大的地方。譬如天地没有什么不承载、覆盖的,四时和日月在其中交替运行、轮流照明,万物一同生长、一同运行,互不违背、互不伤害,这是多么伟大!可是难道天地自以为伟大吗?连秋毫般细微之物也都是德造成的。所以说:“小德如河流般流行,大德敦厚地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天地不自以为伟大,而是因为德而伟大;仲尼也不自以为伟大,而是以天地的伟大为伟大,这就是所谓取法天地、顺应天地。因为德生成天地,也生成圣人,而天地和圣人哪里用得着存心造作呢?因此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存心,便与天地相隔悬远。什么叫大德、小德?就是所谓诚;诚本来不是有意存心所能契合的。唐虞的盛世,所尊敬、亲爱的人只是天下百姓罢了。太阳月亮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遍及天涯地角,并不只限于中国。凡是有血气的生物,包括蠕动之类全都在内,并不只限于人;那么为什么说“没有不尊敬、不亲爱”的呢?这难道不是学者深感疑惑的地方吗?有人说:“这是在论说其中的道理。”道理之外没有事情,事情之外也没有道理。况且所谓道理,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请再仔细思考。我乡里有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中间四股说:“圣人与万物,本性相同而类别有别。类别不同,所以有千百种族类,无法穷尽。本性相同,所以圣人在万类的知觉中建立大德,而万类自己在圣人的心中生成。万物与圣人,体同而形异。形体不同,所以竭尽有形的恩泽也不能进入其中;本体相同,所以用一个圣人统摄众多有情,万物没有遗漏的种类;又使众多有情归于一个圣人,圣人的恩泽没有遗漏。即使它们无知到极点,所想知道并趋向的、所厌恶并躲避的,难道不都完整具备圣人心中的造化吗?它们既能完整具备圣人心中的造化,那么所谓尊敬、亲爱的极致,确实没有超过这一点。即使它们微小到极点,春天正要温暖时便想出来,秋天将至时便想进去,难道不也是一同遨游于圣人心中的化育吗?它们既能一同遨游于圣人心中的化育,那么所谓尊敬、亲爱的实际内容,确实没有超过这一点。对上来说,没有谁能独占这功劳;对下来说,没有谁知道这恩赐,说它与天相配,不也很恰当吗!”这篇文章虽然失去了时文应有的格局法度,但大概得到了这个题目的精髓。无所依凭,就是不依凭心思、知虑,也不依凭耳目、闻见。人所依靠的,只是心思知虑和耳目闻见。如今这些全都不用,又凭什么去经营筹划、去认识、去建立呢?我曾听说,树梢末端的虫子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攀缘,唯独不能攀缘到火焰上;心意识没有什么不能攀缘,唯独不能攀缘到般若上。心意识不能攀缘的地方,就是经营大道、建立大本、认识化育的地方。既然说“哪里还会有所依凭”,如果要用聪明睿智去认识它,便是依凭聪明睿智;如果不依靠聪明睿智,又怎么能够领会它呢?难道只有本来就具备聪明睿智的人才能做到吗?“固”,就是收敛、隐藏的意思。《中庸》开头揭示“天命之谓性”,结尾却以“无声无臭”收束,这难道是学者的情识和度量所能推测的吗?只有至德才能仿佛接近它,只有把聪明睿智收敛隐藏起来的人才能知道它。德而说“至”,聪明睿智而说“固”。你若想用小聪明、小理解去凑近它,那就相距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