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十杂说类

译第二十卷·杂说类 ○论文上 口舌是代替心来表达的，文章又是代替口舌来表达的。这样层层转递、隔着阻碍，即使写得畅达明白，也恐怕不如口头表达，更何况能够像心中所存的那样呢？所以孔子谈文章说：“文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能不能表达清楚，是文章与非文章的区别。唐、虞、三代的文章，没有不通达的。如今人们读古书，不能立即通晓，就总说古文奇特深奥，以为今人下笔不应平易。时代有古今，语言也有古今。今人惊诧为奇字奥句的东西，哪里知道不是古代街谈巷语呢？《方言》说楚人把“知”称作“党”，把“慧”称作“｛言陏｝”，把“跳”称作“｛足析｝”，把“取”称作“挺”。我生长在楚国，却没有听过这些说法。今天的语言不同于古代，这也是一个证明。所以《史记五帝三王纪》把古语改成今字的地方很多：把“畴”改作“谁”，把“俾”改作“使”，把“格奸”改作“至奸”，把“厥田厥赋”改作“其田其赋”，多得数不清。左氏距离古代还不远，但《左传》中的字句从来不像《尚书》；司马迁距离左氏也不远，但《史记》的字句也从来不像《左传》。到了今天，向前推算到前汉，不知相隔几千年了；司马迁尚且不能与左氏相同，今天却想同时像左氏、司马迁，难道不是荒谬吗？中间经历晋、唐，经过宋、元，文士并不少，却没有公然割取古文、掠来据为己有的人。昌黎喜好奇特，偶尔这样做一次，如《毛颖传》等，只是一时的游戏文章；他的其他文章并不是这样。空同不知道这一点，篇篇都进行模拟，还说这是拨乱反正。后来的文人于是把它看成定例，尊奉得像法令一样。凡有一句不像古文的，就大怒，骂作野路恶道。他们不知道，空同的摹拟是一个人创始的，尚且不太令人厌恶；到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越走越低劣，便不值得看了。况且空同的文章还多有自己的意思，记事叙情往往很逼真。他尤其可取的地方，是地名、官衔都采用当时的制度。如今的人反而嫌当时制度不文雅，取秦、汉的地名官衔来修饰文章。读者如果不查《一统志》，几乎不知道那是什么乡贯。况且文章的好坏，并不在地名官衔。司马迁文章的好处，在于叙事如画，议论高超。近来的说法却说，西京以来，封建、宫殿、官师、郡邑的名称不够典雅，即使司马迁再生，也写不成史书。这样看来，他们连司马迁文章的好处都还没有梦见，更何况能够像司马迁呢？有人说：“如果真像你说的，古文就不必学习了吗？”我说：“古文贵在通达，学习通达就是所谓学习古文；学习它的意思，不必拘泥于它的字句。”如今的圆领方袍，是学习古人把树叶缝在身上遮蔽皮肤；如今用五味烹煎食物，是学习古人茹毛饮血。为什么呢？古人的用意在于使口腹得到饱足、使形体得到遮蔽，今人的用意也在于使口腹得到饱足、使形体得到遮蔽，并没有不同。他们摘取古人的字句放进自己的著作，就如同把树皮树叶缝到衣袖中，把毛发血液投入菜肴果核之内。大体说来，古人的文章专门追求通达，而今人的文章专门追求不通达。用不通达去学习通达，这能叫学习古人吗？○论文下 焚烧香料时，沉香散发沉香烟气，檀香散发檀香气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演奏音乐时，钟不借助鼓的声响，鼓也不借助钟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器物不同。文章也是这样。有一派学问，就会酝酿出一种见解；有一种见解，就会创造出一套相应的语言。没有见解，文章就浮泛；文章浮泛，就会千篇一律。所以极其高兴的人必然笑得跌倒，极其悲哀的人必然号哭痛苦，极其愤怒的人必然大声怒吼、震动天地，怒发冲冠。只有戏场上的人，心中本来没有值得高兴的事，却要勉强发笑；也没有值得悲哀的事，却要勉强哭泣。他们势必要借用摹拟。如今的文士浮泛空虚，原本从未真正做成一门学问，叩问他们胸中，也茫然没有一丝见解；只是看见古人有立言不朽的说法，又看见前辈有能诗能文的名声，便也想拿起笔、铺开纸，进入这个行当，连篇累牍，只求别人称赞。凭着茫昧的胸襟，却妄想写出宏大文章，若不是到左氏、司马迁身旁乞讨，搜集他们残余的汁水，盗取他们遗留下来的渣滓，哪里能写满篇卷呢？把古语陈句抹去，试着看他们各人的一篇文章，几乎免不了一片空白。他们可惭愧到这种程度，却还向人宣称自己引述古代词语、记载当今事情，这就叫作作文。那么，《二典》《三谟》难道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吗？而其中所引用的，究竟是哪一代人的语言呢？我年轻时喜欢读沧溟、凤洲二位先生的文集。这两部集子的佳处固然不能掩盖，但他们持论大错，迷惑误导后来的学者，有些地方不能不加以辨析。沧溟在赠王序中说：“考察古文、修饰文辞，宁可在道理上有所缺失。”孔子所说文辞要通达，正是要通达这个道理；没有道理，所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不要说《典》《谟》《论语》《孟子》，即使诸子百家，哪一家不是在谈道理？道家阐明清静之理，法家阐明赏罚之理，阴阳家叙述鬼神之理，墨家揭示节俭兼爱之理，农家叙述耕作蚕桑之理，兵家陈列奇正变化之理。汉、唐、宋各位名家，如董仲舒、贾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诸公，以及本朝的阳明、荆川，都胸中充满道理，文章随之而出。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竟强行诬赖古人没有道理呢？凤洲《艺苑卮言》的说法无法一一驳斥，他在赠李序中说：“六经本来已经把道理的聚集处说尽了，再没有话可说。”沧溟强说古人没有道理，凤洲却不允许今人有道理，这是什么说法？这不过是一时的遁辞，姑且用来解释一二个识者对摹拟的讥笑，却不知道它流毒后学，使人狂妄陶醉，直到今天也无法开导。然而这种弊病的根源并不在摹拟，而在于没有见识。如果胸中确实有所见解，充塞于内，那么连墨都来不及研磨，笔也来不及挥动，像兔子跃起、鹘鸟扑落那样迅疾，还唯恐有所遗漏，哪里还有闲暇引用古人的词句呢？所以学者如果确实能从学问产生道理，从道理产生文章，即使驱赶他去摹拟，他也做不到。○论大人小人

译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朱熹解释说：“君子之儒是为了自己，小人之儒是为了别人。”子夏是笃实守信、谨慎遵守的人。为别人做事的人必然不会谨笃，谨笃的人必然不会为别人。果真按照朱熹的解释，难道是对症的药吗？我的意思应当说：君子之儒是为了别人，小人之儒是为了自己。完全只为自己便狭隘，而为了别人便广大。所以孔子曾说：“拘谨固执的小人啊！”拘谨固执，就是只守着自己的人。又说：“大人的学问在于亲近百姓。”亲近百姓，就是做一个为别人的人。比如一家之中，婴儿挤满房间，都在哇哇啼哭；然而征集饭食、索取衣服并给他们吃穿的，是他们的父兄，因为婴儿弱小而父兄强大。所以我所说的小人，并不是指那些徇私谋利的人。徇私谋利的人，应当叫恶人，哪里只是小人呢？我所谓小人，是斤斤计较、只守着自己的人。除了自身之外，便把别人看成胡人、越人；除了保全自身全部的名节之外，便没有学问。只要对别人有利而会损害自己的名声，就决不去做；即使对别人有千万分的利益，而对自己的名声只有一两分损害，也决不去做。人的一身包容六合的广大，聚集众多人物而成为一个大形体。如今总是不把心思放开，让精神游行于其中，偏偏只认从头到脚七尺之身为自我；每天把包罗天地万物的东西关闭起来，把它们当作隔绝防护自己的屏障，偷偷摸摸地躲避毁谤、逃避讥笑，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顺从小体而不顺从大体”。即使想不称他为小人，也不可能了。所以大人，譬如海洋，里面有种种变化、种种蛟龙、种种珍珠宝物，然而粪土和腐尸也混杂其中。小人，譬如一尺深的水潭，清澈明净、一眼见底，即使放进一条小鱼，也仍然惊恐不安。然而世人只看见海洋的浑浊，却看不见它变化的广大；只取一尺水潭的清澈，却不知道它完全没有用处。这就是大人被世间弃置的原因。所以春秋时代，接舆、长沮、桀溺一类人成了小人，而孔子周游列国则是大人。战国时代，陈仲子一类人成了小人，而孟子有几十辆副车、几百名随从，能够接受诸侯的币帛聘请，才是大人。然而孔、孟这两位大人，当时本身也免不了受到季路、彭更的怀疑；接舆、陈仲子在百代之后，尚且还有好事者把他们收入《高士传》。大人实在难以被了解，而小人却容易被记述啊！汉、唐以来，大人之学比不上孔、孟；但若比较同一时代地位相当的贤者，小人的品格也未必不是相隔悬殊。因此，在叔孙强直言劝谏的时候，有张子房这样的人成为大人；在顾厨挑起祸患的日子，有陈太丘这样的人成为大人；在裴炎当廷争辩的时候，有狄梁公这样的人成为大人；在谢、刘离开国都的时候，有李文正这样的人成为大人。他们迎接四皓、吊唁张让、褫去裘衣入朝以及同逆竖周旋的时候，与他们并肩共事的人，谁不厌恶他们作伪，斥责他们谄媚奸佞，辱骂他们污秽浑浊？可是最终他们对挽救当时的艰难局势大有帮助。那些在旁边愤怒辱骂的小人，也暗中承受了他们覆护的恩惠，却并不知道。这实在和小孩子吃饱熟睡、不知道那是大人赐予的恩惠没有不同。然而，我所说的小人，是真正的小人。如果表面上树立名节，暗中猎取显赫富贵，那又是小人中的罪人了。○论用才 君子中有才能的，如张子房、诸葛孔明、谢安石，以及房玄龄、杜如晦、韩琦、范仲淹诸公。君子中没有才能的，如万石君父子、卢怀慎、王介甫诸公。小人中有才能的，如韩非、商鞅、桑弘羊诸公。小人中没有才能的，不值得谈论。有才能的君子如神龙，飞上天空、驾着云雾，恩泽滋润万里；没有才能的君子如仙鹤、孔雀，放在园林中，足以点缀景色；有才能的小人如骏鹰快马，可以攻击狐狸、捕捉兔子，承担重物、到达远方；没有才能的小人，则像普通的羽毛、冗杂的毛发，遍地都是。大体说来，神龙难得，而仙鹤、孔雀、鹰、马在人间并不少。因此，养鹤的方法，只是把它安置在茂林修竹、清流环绕的地方；饲养鹰马的方法，是多给它们粱肉，使它们竭尽力量，同时谨慎地加上绦带和缰绳，防止它们飞走奔驰。然后让它们攻击狐狸、捕捉兔子，驮负重物、远行千里，便没有不称心的。至于普通羽毛、冗杂毛发，它们平平常常生于天地之间，任凭它们自行生死，不必过问。所以清雅的台阶和高贵的官秩，就是林木清水；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就是粱肉；法令制度，就是绦带和缰绳；艰难的地方、边远的要冲，就是搏击和负载的任务。所以孟子说：“尊重贤者，任用能者。”所谓尊重，就是用礼数隆重对待；所谓任用，就是授予事务和权力。他又说：“贤者处在官位，能者担任职务。”官位是虚位，职务是实职。自古以来对待贤能的方法，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把清高自守的人放在艰难之地、困在边远要冲，就像驾着鸾车却放走仙鹤，反而希望它捕获禽鸟；把能够长途驾驭、远行任事的人安排在卿寺中的闲散部门，就像捆住鹰的翅膀、绑住马的脚。最终使两种人的长处都被埋没，国家一点好处也得不到，难道是上天生下这两种人的本意吗？然而心术可以伪装，才能施展和错置却难以作假，所以有才能的小人往往容易看出，无才能的君子却常常难以识别。后世过分相信德行而过分怀疑才能，重视无用而轻视有用，推崇虚名而排斥真实，提拔名声而贬退实绩，这不是古人考察才能、授予官职的意义。○不肖 君子不拘泥于一器一能，天下人都说我所说的道大而近似“不肖”。不能成器、不像样，这是衣冠之中的蛀虫，是乡里所鄙弃、品评人才者所抛弃的东西。然而大才、全才不幸也有类似之处，若不是真正有眼光的豪杰，哪里能在外表男女、善恶的表象之外识别他们呢？不过，不成器而又不拘小节、近似不肖的人，所谓大才，世上并不常有；与他们相近的，就是汉武帝所说的“跅弛之士”。这类人往往狂妄放任，不受规矩约束，也不是凡俗的眼光能够随便赏识的。比如陈平在一县之中人人都讥笑他；罗友喜欢窥伺别人祭祀，前去乞讨剩余的食物；狄梁公在朝堂上纵情赌博，剥下佞幸的衣裘；张齐贤上前向群盗作揖，乞食并接受金钱；寇莱公飞鹰走狗，以至于他的母亲投钟自尽、血流满地。唉！这些行为，似乎不能拿去对致堂诸公说了。

译○读子瞻《范增论》苏轼《范增论》说：“范增离去是对的；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范增。”又说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宋义时离开。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宋义承接危败局势而制定的策略很粗疏，而且刚愎自用，任凭他继续做下去，必定会把事情弄坏。项羽杀他，并不算过分，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两虎不能同时生存，在宋义、项羽相持之时，项羽不杀宋义，宋义必定会杀项羽，事情迫在呼吸之间，不能迟疑。项羽却在片刻交谈之间，立即斩杀上将，犹如晴空霹雳，使人来不及掩耳。诸将大腿发抖、汗毛竖立，都不敢支吾抵抗。当时楚兵还没有到达巨鹿，脚还没有踏入秦关，项羽却已经气势压倒天下了。范增是有功名的士人，遇到这样的英杰，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君主，为什么还要说离开呢？救赵之战中，范增作为末将安然无恙；杀宋义的计谋，难道不是范增教给项羽的吗？看鸿门宴上范增多次举玉玦示意，足以知道他决意杀沛公，也当然知道他决意杀宋义。至于范增毒疽发作而死，实在是他自己造成的，不是项羽的罪过。哪有做臣子的，在君主面前拔剑撞击盾牌，大骂“竖子”，而君主不勃然大怒的？可是项羽竟没有发怒，仍像原来一样对待他，这说明他是多么了解、信任范增啊！后来项羽怀疑范增，是被陈平的奇谋诡计所迫，并不是项羽本来的心意。范增性情刚强凶悍，稍微受到侵犯怠慢，就会怒气冲天、瞪裂双眼，气愤地要求离去。假如他能够忍耐一朝一夕，陈平的谋略就会暴露。陈平的谋略一旦暴露，项羽对范增应当会更加厚待；那时楚兵正强，君臣谋略相合，秦国这只鹿还不知道会落到谁手里。可是范增竟禁不起匹夫的愤怒，毒疽发作而死，这又是为什么呢？何况项羽倚重范增为谋主，即使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计策，也不能说不是知己。士人应当为了解自己的人而死。即使项羽大事不成，也应当和他一同白头到老，怎么忍心甩手抛弃他呢！苏轼不但赞成范增离去，还惋惜他没有早些离去，这是什么道理？大体说来，范增只是一个性情急躁偏狭的人，终究不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张良用黄石公那种柔顺的道术，辅佐汉高帝忍受耻辱，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凭范增好强逞气的性情，辅佐项羽那种沉默而暴烈、动辄呵斥怒喝的人，不可能有所成就。可是苏轼说范增若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也说得过头了。论留侯、邺侯的行迹 留侯、邺侯的智谋相等，即使一生的行迹，也有许多相合之处。两位侯爷都是儒者，能够在帷幄中谋划，料敌如神，这是第一处相合。留侯学习辟谷、导引以使身体轻健，邺侯也辟谷、导引，骨节珊然，人们称他的骨骼为“锁子骨”，这是第二处相合。汉朝改换太子，留侯使太子地位安定；唐朝改换太子，邺侯使太子地位安定，这是第三处相合。吕后强迫留侯进食，代宗强迫邺侯吃肉，并替他娶妻，这是第四处相合。留侯遇到黄石公授予预言，成为帝王之师；邺侯遇到懒残，懒残对他说：“不要多说，领取十年宰相之位。”这是第五处相合。两位公都保全了身后名声而死，这是第六处相合。两位公实在难以分出高下。然而，做留侯容易，做邺侯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留侯所说的话都被采纳，所出的计策都被听从；邺侯却忧虑谗言、害怕讥刺。一次在杨国忠手下遭遇厄难而保全自身，第二次在李辅国手下遭遇厄难而保全自身，第三次在元载手下遭遇厄难而保全自身，第四次在常衮手下遭遇厄难而保全自身。若没有盖世的智慧，他能免于这些祸患吗？总之，两位公大概都是神仙来人世间游戏的，不是凡俗的骨相所能达到的。论谢安矫饰性情 谢安石在新亭从容镇定，以及与人围棋赌墅等事情，我年轻时常常佩服他的气度，却又责怪他是在矫饰。如今才知道，安石的高妙之处，正在于能够矫饰自己的感情。如果出于自然，有什么困难呢？譬如辩才滔滔如悬河，却突然闭口不言；酒量能饮一石，却忽然停止饮酒，这才显出定力。若本来口吃而不说话，厌恶醉酒而不饮酒，谁做不到呢？况且自古以来的英雄，没有不经过矫饰而成功的。怯懦的人矫饰怯懦，终于达到勇敢；勇敢的人矫饰勇敢，终于达到怯懦。违逆本性才能成就，顺着本性便没有功效，这类事情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就像荆轲、韩信这些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吗？可是勾践发怒呵斥时，他们却隐默逃走；市井之人窘迫羞辱韩信时，他便匍匐从人的胯下爬过去。这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把勇敢矫饰成怯懦吗？至于安石，则真正能够把怯懦矫饰成勇敢。佛教也称之为“无生法忍”。所谓忍，就是矫饰。贫穷的人必然忧愁，要用矫饰来达到快乐；富贵的人必然僭越，要用矫饰来遵守礼法。这就是圣人的道。人容易自高自大，要用矫饰使他谦下；人容易争强好胜，要用矫饰使他柔弱。这是老氏的学说。这样看来，谢安石的矫饰，我还担心他做得不够，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译读《渊明传》口舌爱美味，四肢爱安逸，这是人的本性。然而住在山林水泽中的清静之士，不嫌弃吃脱粟粗粮；吃肥美甘甜食物的人，却必定要冒着严寒外出，顶着暑热奔走，承受拜迎起居的劳苦。这口腹和身体的两种本性为什么会这样互相妨碍呢？人固然喜欢安逸，却也厌恶饥饿，从来没有厚待四肢而薄待口腹的。陶渊明在柳树下徘徊，在窗前高卧，身体确实安逸了；可是米缸没有储粮，三十天中只能吃九顿饭，他的口腹怎么办呢？如今考察他的始末，他曾任州祭酒，又两次参军于建威军，还三次出任彭泽县令，和世人一样奔波求取俸禄，以满足口腹而已。看他自我推荐的话说：“姑且想以弦歌教化，作为营造三径的资财。”得到公田后，又急忙命人种高粱，以求酿酒一醉。由此看来，陶渊明哪里是把粗茶淡饭看作清高，厌恶吃肉才逃离官场呢？他疏放粗朴的性情，不能忍受拜迎起立；他懒散的本性，也不习惯处理文书。即使想不归隐，继续贫穷，贫穷而饥饿，也做不到。苏轼把《归去来辞》概括改写成《哨遍》，开头说：“为了口腹而弯腰，因嗜酒而弃官，口腹和身体彼此拖累。”可以说把情形说得十分贴切。譬如好色的人，不幸生来身体清瘦羸弱，一放纵欲望就会死去；即使想不独自睡觉，也做不到。这是因为他的性命比色欲更紧迫。陶渊明解下官印归去，还可以拄杖耕种田地，拿钵乞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若长期做县令，那就会像韩退之所说的“勉强压抑着去做，必定会发狂得病”，没有不丧身失命的。那么，陶渊明只能说是能够审察事情的缓急、辨识事物的轻重，看事情透彻、在出仕和退隐之间决断迅速的人罢了。至于萧统、魏鹤山等诸位所称许的，实在过分了。陶渊明是通达的人，也不会肯接受这种不近人情的赞誉。然而自古以来的高士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正是在于看事情透彻，出仕和退隐决断迅速。为什么呢？看事情透彻是见识，出仕和退隐决断迅速是才干；他的隐伏的见识和才干尚且如此，等到时机到来而出仕，他的见识和才干就可以推知了。若按萧统、魏鹤山等人所说，不过是厌恶喧嚣而趋向清静、厌弃华丽而喜爱淡泊的人罢了。世上也有天性孤高纯洁到这种程度的人，但不是君子所看重的，哪里足以和陶渊明相比呢！俭约 卢怀慎供养自身的用具，只有一只布袋，拿席子遮雨。范蜀公与他同游时，各自带着茶具出行。温公用纸做茶帖，蜀公用一个小黑木盒子盛放。温公惊讶地说：“景纯竟然有茶具！”杜衍的住宅低矮简陋，招待客人大多使用漆器，有客人当面称赞感叹。杜衍便命人把所有白金制作的宴饮器具取来陈列在客人面前，说：“不是我没有，只是向来不喜欢罢了。”这三位公，都是天性俭朴，并非故意矫饰。第五伦身为二千石官员，妻子却还免不了自己烧火做饭；王良身为司徒，却让妻子拖柴，这些事我就无法理解了。至于冯道住在茅庵里，睡在一捆柴薪上，因为忧虑而归返乡里，亲自砍柴烧火，清苦到了极点，好像淡泊无欲的人；可是他侍奉四姓，奉事十位君主，忍受不能忍受的耻辱，却不忍心丢弃一个官职，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亲眼见过乡里几个人节俭吝啬的事情，实在可笑。其中一人凭财力在谷升村称雄，平时只吃稀粥，却唯独能优厚地供给插秧的雇工；然而每顿饭只给一粥一酱。雇工吃完离开后，鸡在桌边留下了粪便，那人看见后叹息可惜，以为是酱，竟拿舌头去舔。另一个是和我同村的人，手中积有千金，病得很重，却不肯服药。亲友劝他，他沉吟了半天，才回答说：“我听说葛道人制的药特别有效，只是价格太高了，实在没有办法；不如暂且服些陈旧的打茭草药吧。”不久就死了，听到的人都大笑。这些人哪里懂得珍惜福分的道理，不过是想给儿子积攒财产罢了。可是有个某子甲喜欢放债，收取的子钱极重，家产积累到万金。年老了还没有儿子，每天吃两顿粥，隔一天吃一次干鱼，和众人一起做杂役，全身瘦黑。这样的人，是珍惜福分，还是愚蠢呢？我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