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八十一

译论书一 《上李大夫论古篆书》【李阳冰】《与刘禹锡论易书》　　　　　　柳宗元 我看见您写信给董生讨论《周易》“九”“六”的含义，认为这是取老阳、老阴而变化的说法，并把它当作毕中和从一行和尚那里承受的见解，认为它不同于孔颖达的疏解，是新奇的说法。那个董子、毕子在学问上多么浅陋，怎么就贸然这样说呢？他们完全不知道一行和尚承袭的是韩氏、孔氏的说法，竟然还认为是新奇见解，难道不可笑吗？韩氏注释“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说“乾每一爻有三十六策”，这是取揲蓍过揲四分而得九；又说“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说“坤每一爻有二十四策”，这是取过揲四分而得六。孔颖达等作《正义》论说道：“九、六有两种含义：第一，阳可以兼阴，阴不能兼阳；第二，老阳的数是九，老阴的数是六。”二者都属于变爻，《周易》以变爻来占断。郑玄注《易》也称“以变者占”，所以说九、六。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因为过揲为九得到老阳，过揲为六得到老阴；这些在《正义》的《乾》篇中都写得很清楚。周简子的说法也如此，而且更加详备。毕子、董子为什么不看这些书，却凭空沿袭传闻呢？君子求学，如果要提出不同见解，必先把原书彻底研究；研究透彻后仍不能解决，才可以建立正确的说法。如今这两位连韩氏的注、孔氏的《正义》都还没有读过，只是听到道路上的传闻便随意议论，又怎么能知道所谓《易》呢？您取来两家的说法看看，就会发现毕子、董子在学问上浅陋，却贸然如此议论。您所写的书，如果不是元凯兼采三家《易》说的著作，那么您若问“这和颖达的著作相比如何”，这个说法本来就是颖达的说法，并不是一行和尚、毕子、董子能够另立的见解。莫非您只是承袭了他们的错误吗？我看您出入于筮数之学，考核校订《左氏传》，当今世上很少有人像您这样全面求索《易》的。不过，务必要先彻底研究前人的书；发现其中有不可取之处，然后再改正，这才是最好。请慎重，不要急于把我的话当作定论。《答王绩书》　　　　　　　　　杜之松 承蒙您来信，知道您没有屈尊前来，我叹息遗憾哪里能停止！我幸而依仗旧日情谊，本想使您回转高士的足迹，哪里想到康成之道如此尊重，竟不许太守以官职相称？老莱居家，还以同诸侯交友为羞；我久久等待却不能相见，怎么办，怎么办！您独自保持高士的奇行，实在是可庆幸、可庆幸！敬想您筑庐居于人间，在山边扶杖而行；山林沟壑是土地丰美之处，烟霞是性情所适之境。荫息于丹桂之下，借宿于白茅之间，饮一杯浊酒，弹几曲清琴，实在足以自得其乐。这样才是真正的高士，怎么能说是狂生呢？我凭借国恩，滥居贵部之职，官守有期限，想求学却没有机会；我伸长脖颈仰望您的风采，仰慕之情哪里有穷尽！先前因巡视县境，实在想专程拜访您，只是担心敦煌孝廉守着琴书不肯出门，酒泉太守陈列钟鼓却空自返回，所以犹豫徘徊，终于还是驾车离去。我虽然不聪敏，却颇知前贤之言；既然知道道德尊贵，哪里还应有所依恃？难道不能像正平公端正席位、恭敬奉养亥唐那样，或像文侯屈膝、恭敬拜子夏为师那样吗？即使齐桓公德行浅薄，五霸之行也没有疑问；何况拜访故人一次，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借来《家礼》，如今已经读过，内容精要而完备，确实是经传中的典范和闺门家庭的重要训诫。其中丧礼的新义，我颇有疑问，谨列条目请教，详细写在另帖中，想请您在荒宴之余为我考订解释。稍后再详细奉闻。杜之松白。《重答杜君书》　　　　　　　　王绩 某月某日，佐吏杨方来到，奉上您的回信，又承蒙您寄帖询问《家礼》《丧服新义》五条。推求情理、探究幽微，实在不是我这样的乡野之人敢于应答分析的。不过先父遗留下来的旨意，我曾恭敬学习过一些；虽然困顿于荒宴之中，仍记得其中不同寻常的见解。谨借送信使者返回，分条答复如下：三年之丧，是情感和礼制的极致，有正服，也有义服，是根据具体事情制定的。正服的丧服，麻布为三升而已；至于义服，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半。这难道不是因为义有离合的道理，而情没有迁移夺取的法则吗？然而亲属尊卑没有穷尽，冠服和绶带可以相同，亲疏切近之处却可能不同；丧服按正服的一半来制，以表示心意，又有什么奇怪呢？至于父亲给嫡子服丧，独用斩衰服，大概是因为嫡子所承继的责任重大，父亲寄托的感情特别深，不只是亲爱亲属，也是尊重嫡统。至于庶子，既然不承继尊位，即使他有长子，也不参与祖、祢的祭祀，因此不为他服斩衰；其中的义理也就可以明白了。但古代的君臣，有国有家，世代承继宗庙，血食祭祀长存；大宗、小宗，区别清楚。继承祖、祢的关系，也可以由此推知。所以说：天子不使国绝，诸侯不使家绝，这是贵人的宗法。别子作为祖，后代继承他，便成为大宗，这是百代不迁的大宗；父亲已经成为祢，兄长继承他，便成为小宗，这是四代以后就迁移的小宗。承受百代宗庙重任的人，难道还可以不为他的长子服斩衰吗？作为四宗之祖，难道也可以不为他的长子服斩衰吗？只有继承祢位的弟弟，不参与祖、祢之祭；庶子的义理，只适用于这种情况。自秦、汉以来，家国之道废弛，即使有这些礼制，又将在何处施行？到了晋末，中原大乱，骨肉至亲尚且不能相互保全，祖、祢的次序又怎能明白？所以先父献公根据当时的事情创立义例，想使它不违背古制，同时又能在今天施行。他认为如今的封爵还保留着一些古代称号，虽然没有古代的实际内容，却仍有古代的名义。因此，把最初受封的人看作古代的诸侯；诸侯的庶子，就是古代的别子；别子的庶子，就是古代的小宗。即使国破家亡、朝代迁移、市场变换，只要谱牒还保存着，宗族次序就可以推知，都可以依照古制在私人家庭中施行。至于众多耕田的人、广大平民，连自己的族姓都还不能辨明，哪里有空暇顾及宗子、庶子的事情呢？这就是古代先王不把礼制下施到庶人的原因。有什么不可，为什么还要怀疑呢？至于夫妻之道，确实是因义理结合；而家庭和睦，则是夫妻关系的首要之处。所以《传》说：妻子是最亲近的人，是一体的称谓，与天性之亲相等。因此妻子对于丈夫服丧，规定为斩衰，大概是把对父母的重大感情移用过来。

译丈夫对于妻子服丧一年而且执杖，这就超过了为兄弟服丧的功服。前代贤人通达之士，从来没有不同意见。所以说：“妻”就是相齐相配；既已结为夫妻，便应始终相守而不改变。如果妻子触犯礼义而被休弃，这违背了夫妻之道；服满丧期就改嫁，则抛弃了妇人的义理。既然违背道、抛弃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能够保全道义，那么妻子就是天性所亲；为天性所亲服丧，又有什么不合义的呢？把妻子列入正服，正是恰当的。这是先父献公探究《礼记》《左传》等典籍的旨意，阐明后世的过失，敦厚人伦的根本，和睦夫妻之道。难道还有什么可悲痛的吗？明公又说：君臣、夫妻都因义而结合；妻子服正服，臣子服义服，难道君臣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夫妻的感情吗？这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礼制有根据感情制定的，父子、夫妻一类就是；也有根据义理制定的，君臣一类就是。情和义的极致，都在这里终止，所以没有高下轻重的区别，这是很明白的。但礼的作用，是由感情通达到义理，由内在推及外在。感情是人的深心，即使愚者和智者也都有；哪里有愚昧的人会忘记自己的妻子儿女呢？义理是人的大节，是凡人与圣人不同之处；哪里有平凡的君主会忘记自己的臣妾呢？所以感情属于正服，正是妻子儿女发自深心地尊奉丈夫和父亲、服正服的原因。义理属于义服，正是臣妾保存大节、以义服表达对君主尊敬的原因。所以正服、义服的制定，是情感不同而礼制相同。谁说君臣之义要排斥夫妻之情呢？谁说夫妻之情会加厚或损害君臣之义呢？古代君子总是衡量感情而处置，裁断义理而行动。义理可以压倒感情，卫国的石碏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感情也不妨害义理，宫之奇得以带着他的族人离去。所以说：情和义虽有区别，情和义又是相等的。因此情服、义服之中，有正服，也有义服；正服、义服的礼制，没有更厚，也没有更薄。妻子服正服，所以不妨害君臣关系；臣子服义服，所以不伤害夫妻感情。既有伦理又有纲要，哪里还值得迟疑？至于三种殇服，礼书有明确文字，郑玄、王肃、杜预各自申述自己的见解，因此说法纷杂，后人不能判定。不过详细考察各礼书的义理，王肃、杜预的说法较为高明。我过去在隋末，曾见诸贤讨论此事。近来家兄御史也编录诸贤的论说，接续在问答之后。现在抄录这一篇附上，希望您详细察看。至于众子服期年丧，其妻服小功；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他的丧服也为期年。先儒认为他的妻子也服小功，只有王肃认为按照丧服的惯例，旁系尊亲都执丧服。明公认为这比儿媳妇的丧服更重，是礼制上的差别失当。这就是袁准的义理。礼制虽然根据感情，也会因义理而有所屈从。因此，原本无服而后来有服，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兄弟之子的妻子，难道会超过自己儿子的妻子吗？所以说：“兄弟之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这是把亲疏关系牵引而接近，因此不必担心与自己儿子的妻子服制相同。旁系尊亲不敢压过正尊，降低服制大概是为了避开正尊而自服，所以也不必担心超过自己儿媳妇的服制。浅陋地陈述末学之见，哪里能详尽考究呢？又据杨方传达口头指示，借王俭《礼论》来查阅，但家中原先没有这部书。过去在处士程融那里曾见过这部书。看它的著作，动辄多有自以为是之处，周公、孔子的规模，十成中保存不到一成。恐怕不足以玷污大雅君子的视听。以后偶然得到它，当立即专程送去。王绩白。《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柳宗元】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谈论道理的人很多，但大多没有从中正之道出发。他们的言论本来想依据儒术，却迂回迷茫，不知道归宿；有的或许切合事情，却苛刻峻急，不能从容，最终陷入大道的泥淖。更有甚者喜好怪诞、妄加言说，推说上天、牵引鬼神，以为灵异奇妙、恍惚难明，仿佛有所变化却始终无法追究。因此大道不能在天下彰明，求学的人也极少。我自从结交君子，才知道中庸之道的门径、台阶和堂室，逐渐受到熏陶磨砺，接近真正的大道。然而我常想立言作文，又恐怕因此获罪而不敢。如今行动悖谬，被世人认为可耻，身体编入夷人之中，姓名列在囚犯名册上，这是因为大道困穷的缘故。而在现实事务上又没有什么可以施展，所以只好牵强地写成一部小书，记录心中所得。我曾读《国语》，忧虑它文辞过盛而言语庞杂，喜好怪诞而违背常理，道理乖舛；但学者因为它文辞优美，都喜欢阅读。那些潜心诵读、叹息不已的人，甚至把它同六经相比；他们沉溺于文辞，必然相信其中事实，这就会使圣人的道被遮蔽。我不能抑制自己的勇气，准备承受后世的讥讽和愤怒，于是斥退其中不善之处，探究世俗的谬误，共写成六十七篇，命名为《非国语》。书写完成后，我连续多日闷闷不乐，因为大道难以彰明，习俗又不可改变。像这样能够理解我的人，究竟是谁呢？如今凡是接触大道的人，果真都能理解吗？后来来学的人，我还没有见到；难道可以忽略他们吗？所以我想尽力揭露其中的瑕疵，辨明中正之道。我估量能够完成这部书的，除了化光还能是谁？于是派人送去一通，请您稍稍留意，替我完成相助之事。从前致用作《孟子评》，有个姓韦的人告诉我：“我把致用的书给路子看，路子说：‘好固然是好，但过去写书的人，难道像这样摘取前人的话吗？’”韦子认为这话说得好。我说：“致用的意旨在于阐明大道，不是为了抄取《孟子》，而是求诸内心，再向世人表明罢了。”如今我写这部书，比左氏还更明显地取用前人；像这两个人，原本就是世上喜欢议论的人，尚且还这样，何况不如他们的人更多，那么我对世人的期望就更加狭窄了。最终又能怎么办呢？只要不违背圣人的道，并且能够启发明白道理的人，即使因此被后世百世之人责罚，我也会更加不感到遗憾和羞愧。对于化光来说怎么样呢？内心受到激发，外在必然严厉，我想您不必思考就能明白。某再拜。

译《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濮阳吴君足下：我写文章已经很久了，但内心轻视它，不以此为务。我认为这不过是博弈之类的技艺罢了，所以在长安时不靠文章取得名誉，心里想把它用于实际事务，以辅佐时政、济助万物为道。自从成为罪人，除了恐惧之外闲来无事，姑且又写起来。不过，辅佐时政、济助万物的道理现在不能施行，就应该留给后世。言语如果没有文采便会滞涩，但这样看来文采本来也是不可缺少的。被拘囚以来，我没有什么可以阐发，蒙蔽覆盖在幽独之中。幸亏足下到来，才有助于我的道。一看我的文章，便觉得心胸明朗、眼界舒展，洞见清楚，就像在深井底下仰望正当中悬挂的白日。足下有这样超逸的才华，却总是以师道自居来督促我，我更加不敢当。我每写一篇文章，足下必定大力光耀、阐明它，这固然又不是我所能安心接受的。关于《非国语》的议论，我忧虑它已经很久，曾经难以向世俗说出。如今趁着闲暇写成它，总担心后世明白言论的人会因此责病我；我狐疑犹豫，藏伏不出达数月，才拿给足下看。足下竟认为恰当，我这才敢认定自己是对的。吕道州善于谈论道理，也同足下所说相似，想来这篇文章大概可以取法吧？写一部书，如果只求文采丰富而不顾事实，再增添虚诬怪异，铺张夸诞，以灿烂文辞诱惑后生，最终导向偏僻之说，就像用锦绣做鞋去踩陷阱一样。如果不明白道理便把这样的书传出，跌倒的人就会很多。因此我特意给它标明纲要，用来告诫那些在中正之道上求学的人。我没有声名而且十分鄙陋，又遭受贬斥侮辱，居处泥涂之中如同蚯蚓蚂蟥；即使发出声音，谁会听它呢？只是依赖世上懂得言论的人作为准绳；那些不懂言论却责怪我的人，我不把他们放在心上。我又怎么敢期望像汉代那样列置官职、建立学校，反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这是因为足下深厚地爱护我，才开始说这些话。先前那一通信已经按照您的话来写，玷污了箱箧和书简；如今这篇在于阐明圣人的道，有足下在，我又能托付给谁呢？宗元顿首。《答杨湖南书》　　　　　　　　　权德舆 出使到达时，承蒙您惠赐《制集序》，打开信函，内容光彩焕发，充盈于耳目之间。文章宏伟华丽、广博厚重，平坦通达而文理明白，如同黄钟和美玉，像高空庆云与天籁；奇异的文采、纯正的声调，铿锵有力而光彩照人，真可以说是作者中的表率，可以同古人并驾齐驱。我欣喜、惊叹、敬畏不已，吟咏感叹而不知厌倦，实在盛美，实在盛美！只是文章的根本与内容不相称，过分的褒饰也不合宜；以这些作为雄文至鉴的累赘，怎么样，怎么样？制诰命令，是古代圣明君王用来发出德音、任命百官的文书。《易》说：“君后用来施发布告，告谕四方。”《书》说：“广泛告知天下。”《诗》说：“谋略宏大，确定命令，远大的谋划按时宣告。”所以《君陈》《君牙》《毕命》《冏命》等篇，都是质直而有文采，简约而真诚，含蓄有光彩而不流于浮泛。汉廷也说：“文章典雅，训辞深厚。”它受到的重视就是如此。可是鄙人却忝列其中，使盛大圣明的文明不能登载于典谟、训诰之中；罪过在于我才薄，难道敢逃避天下士人的责备吗？从前颜氏之子有了过错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从不再犯。我虽然私下知道这个道理，却被职掌诰命所拘束，不能不等到一天结束才勇于退职，天天实践又犯下的过错，终于九年间暴露在四方，被人观看、嘲笑。这就是我在古人面前感到惭愧的原因。我也想到，人活在世上，应当立志于长远和重大的事业，哪里能屡屡这样损耗精神，窃取文字，而力量还不足、志意又达不到呢？即使曾参所说正直诚信、三种有益朋友的道理早已废弃，难道我独自对内心就不感到惭愧吗？昨天休假之余，愚子拿来让我阅读，又因为其中有朝廷内外授受大事、士友升迁任免的年月，于是不再计较文辞美丑，按类别汇编起来。起初不敢把它称作《制集》，只是想保存全部文章罢了。因为篇目很多，便分列卷次；又惭愧地请您为它作序，实在是由于承蒙您的眷顾深厚，心中仰慕文章雄杰，想使夜光珠冠于鱼目之上，永远作为子孙的秘藏，并不敢效法太冲编《三都赋》，求取玄晏为它作序刊行的方法。等到看见您鸿美的作品，无不属于高逸之言，再回想自己的过错并自我责问，已经来不及了。倘使鄙人陷入拿破扫帚自我炫耀的弊病，又使作者蒙受玉杯有底却不能饮酒的嫌疑，那么一次不才便使双方都受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伏惟您家门中的忠节，叙述周详；借小生不成材之作，宣扬先德于不朽。我捧读后感动哽咽，有什么办法能够仰报您铭刻肺腑的恩德呢？即使终身也报答不尽。又何况圣明的德音深厚严密，都是从宫中发出，而中书省所掌管的只是任命官员。如今序中所说，宣扬帝王恩泽，照耀幽滞之人，振举刑典，申明肃杀之威，赞美铺陈宏大，务必把言辞说到极尽；这样一来，在虚美之中又增加了虚美。我所希望的，是把这些过分的言辞全部删去，这才敢接受您的赐作。从前故吏部李员外三次写信给柳秘书，请求为后集作序，这正是贤达之人不能忘怀的事情。但如果夸张的言辞不合事实，像楚、越彼此相隔悬远那样，就会时常受到通达之人的讥笑，反而成为累赘；我这也是替阁下提出良策，不只是为自己打算。左曹许公二十多年来过分赏爱我，我每每把自己比作逐臭的泥土来推辞；如今又遇到阁下，发现这篇文章一向多有昧于义理之处，忽然又怀疑自己。希望您不要因为私情而固执，因而毁坏公正的是非判断。这就是我希望您把它载入文集的缘由。再拜。《上李大夫论古篆书》　　　　　李阳冰 阳冰立志研究古篆，已经将近三十年。看见前人的遗迹，优美固然优美，可惜都只有点画形迹，不过是偏旁部件的摹刻罢了。我遥想圣贤创制文字的用意，于是又抬头俯首观察天地四方。在天地山川中得到方圆、流动和耸峙的形态；在日月星辰中得到经纬、光明回旋的规律；在云霞草木中得到飘散、铺布、滋生蔓延的形状；在衣冠文物中得到揖让周旋的姿态；在眉鬓口鼻中得到喜怒、悲惨、舒畅的区别；在虫鱼禽兽中得到屈伸飞动的道理；在骨角齿牙中得到摇摆、拉扯、咀嚼的气势。下笔能够随意万变，任凭心意形成，可以说贯通天地人的气象，具备万物的情状。常常痛惜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渐远，错误越来越多。蔡中郎把“丰”写成“豊”，李丞相把“束”误作“宋”；鱼、鲁一旦混淆，泾、渭也同流合污。学者代代相承，没有人迁改恢复。每想到这里，我没有一次不是废寝忘食、流泪悲泣，拿起笔来长声叹息。上天将要使这种文化不至于灭亡，所以让我得以领会篆、籀之学的宗旨。大唐圣明的国运建立了这一盛世，上天生下能够克服恢复旧典的君主，君主乐于推行革新法令，以淳厚古道为要务，以文明礼治理政，恭敬地遵循典谟，考察整理这些旧日事迹。

译我实在希望能够刻石书写篆字，把六经完整地书写下来，树立在明堂，成为不可磨灭的典范，名为《大唐石经》，使百代以后不再有所增删改易；仰望彰明圣朝的宏伟功业，效法前代的盛大事业，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阳冰年近五十，离国万里，家中没有隔夜舂米的储粮，出门没有代步的车辆。仰望紫微宫，远在丹霄之外；如果我像犬马一样突然死去，而此志未能实现，必定会辜负圣朝，那就会长久埋没在古学之中了。大夫奉命出入北阙，安抚治理南方，如果有利于国家，专断办理也是可以的。伏望您裁处此事，使我能够把请求题写在文书上。等到了主人那里，寒天已经将尽，昏暗烛光之下，我将奉命书写它。霜深笔冷，还没有穷尽各种字体的形势。如果您归朝奏报之日，能使此事上达天听，这不是小人我所能办成的，而是大夫的功业。可行不可行，伏惟您决定取舍。阳冰再拜。《唐文粹》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二 宋·姚铉编 书四【共十首】论史 《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柳冕】《与马植书》【刘轲】《论史上萧至忠书》【刘子玄】《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王绩】《答王绩书》【陈叔达】《答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答皇甫湜书》【李翱】《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柳宗元】《与史馆韩愈郎中书》【元稹】《答元稹侍御书》【韩愈】《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柳冕】昨天傍晚承蒙您来信询问，又给我看您寄来的关于宇文生的书信。您忧虑深远，推求仲尼之道，体察天地之心，实在很好。来信的主旨，从长远和重大的方面说，已经尽善了。我的愚见，谨将所见所闻全部陈述，奉献给您。宇文生说：仲尼根据旧史修订《春秋》，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如今司马子长却越过孔氏，撰修数千年荒废断绝的史书，又用黄老思想和寄托之说来辅助。仲尼所做的是二，子长所做的是一；仲尼认为困难的，子长却认为容易。美固然美，但我认为还不完备。过去大雅之声衰亡，颂声就停息了；君王的恩泽枯竭，诗就不再产生。诸侯放纵恣肆，处士横加议论，孔子害怕道统衰亡，于是作《春秋》，建立统一的王法。因此记录言语和事迹来作褒贬，穷尽所听所见来写成实录，列举凡例来说明异同。这些就是孔夫子亲眼所见的范围。所以《书》中所记有听闻的异同，是孔夫子所听闻的范围；《书》中流传下来的听闻有异同，是孔夫子所传闻的范围；《书》中不属于这三类的事情，孔夫子就不写。这就是圣人的志意。对于十二位诸侯的事情，圣人认为容易记载；超过十二位诸侯以后的事情，圣人认为困难。这是很明白的。六经的创作，是圣人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帮助治理乱世的。如果不是重大的事情，君子不学习；如果不是长远的事情，君子不谈论。学习重大之道，君子的德行就崇高；谈论长远之道，君子的事业就广大。所以仲尼赞叹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多么崇高啊，他建立的功业；多么光明啊，他制定的礼乐文章。”又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制文采多么繁盛啊！我遵从周礼。”因此编次《书》，就从《尧典》开始；谈论音乐，就赞美《韶》《武》；评论《诗》，就以《周南》为首；修订《春秋》，就用文王、武王之道作为准绳。这样以后，音乐才得到整饬，《雅》《颂》各得其所。至于幽王、厉王、桓王、庄王时期，逐渐衰败倾颓，这些事情就不足以作为征验了。所以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谈说；但杞国的后代不足以作为征验。殷代的礼，我能够谈说；但宋国的后代不足以作为征验。如果有足够的材料，我就能加以征验。”因此，三千弟子中没有人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难道不是因为要先尊崇教化，道理才会高明；先以圣人为师，功效才会加倍吗？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德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晓的，事业就会光大。”您来信又责怪子长，他在自序中说：“孔子去世五百年后《史记》才产生；不是圣人却修撰圣人的名号，是无冕之王的篡臣。” 美固然美，但我认为还不完备。过去周公制定礼制，五百年后孔子修订《春秋》；孔子去世五百年后司马子长修撰《史记》。司马迁虽然没有获得圣人的道，却继承了圣人的志；没有获得圣人的才能，却获得了圣人的旨趣。他自认为应世而生，也确实如此。况且司马迁去世至今已经一千年了，继承他的史书却没有人。称他为应世而生的人，不也是恰当的吗？唉！司马迁承接学术灭绝之后，修复废弃、振兴滞塞，用来论述天与人的关系，贯通古今的变化。如果没有司马迁叙述历史，扩大所听闻的范围，那么轩辕氏以来的道统几乎就要灭亡了。把史事推求并加以扩展，也不能算罪过。况且司马迁的过错，在于不以儒教为根本，不建立统一王法。假使他认为杨朱、墨子也不是圣人，那才是司马迁的罪过；不在于叙述远古、昭示后世。足下难道不这样认为吗？圣人作《春秋》，是用来教人辨别善恶的；修订经典来记录志意，用书法来劝勉，以凡例来说明。圣人担心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担心人不肯学习。如果不把圣人的道理展示给人，圣人就不会再修《春秋》；不把圣人的法则教给人，后世就不会再以圣人为师。所以，寻求圣人的道，在于寻求圣人的心。寻求圣人的心，在于考察圣人的法。所谓法，就是凡例以及褒贬。可是司马迁舍弃了它。《春秋》尊崇古法，而司马迁改变古法，是因为没有以经义为根本。凭司马迁雄健的才华，振作史笔，不虚妄赞美，不隐瞒罪恶，遵守凡例来写作，那么就能同左氏并驾齐驱、争先竞胜了。如果懂得圣人的法，就会知道《春秋》是可以兴起的；知道《春秋》可以兴起，就是君子了吧！宇文生已经接近这一点了。从前仲尼的门人，进入门径以后，才能看见宗庙的壮美；登上厅堂以后，才能听见《雅》《颂》的声音；进入内室以后，才能看见道德的深奥。虽然道有兴衰，人的资质有深浅，但在各自有所获得之处，无不有圣人之道。因此，说话能成为经，行动能成为教，都来自学习；不学习而达到这种境界，是没有的。所以说：不登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大；不临深谷，就不知道地有多广；不游学于圣人的门下，就不知道道德有多丰富。如今大雅已经隐没，贤人也随之消逝。如果不是君子，谁能知道大道呢？宇文生生在当今时代，却行古代的道。君子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志业，也是此人的所得。君子认为这是难能可贵，所以替我向他致谢。谈论大道，不能用浅小的言论来应答；黄钟之声，不能用微末的音调来作师法；圣人之道，不能没有法则。能够懂得这三点，已经很难；能够写文章说明这三点，又更加困难。我才智不足，却勉强发言。顿首。《与马植书》　　　　　　　　　刘轲

译您起初没有因为我古拙而抛弃我，也没有用今人的姿态责备我；能够抛开铅粉黄饰等外在修饰，直接从古人的心来探求我的内心。您是在当今实行古道的人，即使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君子，幸亏您没有因为表面关系而把我当作朋友，我是什么人，怎敢不用真心同您相交呢？况且古人相知就在于此。如今我对您还不免有所忌惮，本来就有您尚未了解我的地方，更何况同您当面相见，难道能同路人有所不同吗？本来没有不同。只是遗憾共同居住时，我口头上没有能够谈到这些，后来又停止交往，虽然平素所崇尚的东西都积蓄在心中，终究没有在内心显露出一丝一毫。每次相见，内心何尝不感到不足，就像饮酒的人腹中已经装满，想吐出来却没有成功一样。存之认为我说得像这样吗？如果认为像，那么我就不得不向存之倾吐了。二十年前，我才去掉儿童般的心性，准备立志于天下四方，像学习登山的人一样，不因一筐土而停止，仰望高峻的山峰，发誓不让丘陵般的小成满足自己的心志，要走完中道。志向尚未确定，恰好遭遇上天责罚，重重遭受凶祸；在日月照临之下，只有形影相伴。存之在我处于这种时候，应该怎样理解我的心情呢？假如我将耗尽余生，融入广大化育之中，有人评论我，来用古道开导我，并且说：‘你的自身还没有在当世立足，你的名声还没有在人间扬名，你将要死了，难道唯独不害怕圣人的经典和戒诫，使你立身扬名的意旨落空吗？’ 我猛然惊恐，震动骇怕了很久，说：‘如果没有先生，我差一点就得罪圣人了！’唉，圣人的话就是上天的警戒，上天的警戒怎么可以违背呢？过了几年，我从洙水、泗水渡到淮水，抵达长江，经过洞庭，越过三苗之地，经郴州向南，经过浈江，漂浮在沧海上，抵达罗浮山，才在寿春得到杨生为师。杨生是以传授经典为道的人。起初我认为三代圣王已经死去，但他们的道全都保留在《春秋》中；《春秋》的道，我不下床也要寻求它。求得之后，必定思考我所要传授的内容，不使它失去本旨。每问一卷书，讲解一部经，解释一篇传，我怀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仿佛环绕坐在身边，借杨生的口来表达他们的心意。近来几年，精力已经耗尽，希望像金口木舌一样传扬教化，来完成自己的学业。虽然还不能说对古人没有惭愧，但对于圣人的道，并非没有勤勤恳恳。后来我又说：‘把这些作为驾驭言辞的儒者，哪里比得上成为实行大道的儒者呢？’把它储存在心中，有了经典便在事务上实行；有古道在身，难道不胜过堆满桌案、充满书架，只在笔砚之间勤苦吗？只是想到过去的事情，我还没有进入孔门的宫墙，却自以为同颜回、子贡相上下；传授经义的人，家家都自以为是卜商、言偃；执掌史笔的人，人人都自以为是司马迁、班固。这就是我愤懑苦思的原因。我想以圣人的作为为准绳，像南宜僚解开纷争那样解决问题，衡量事物的轻重，使后世知道圣代曾有谯周这样的人。这就是我内心所积蓄的志向。元和初年，我才下罗浮山，越过梅岭，泛舟赣江，漂过鄱阳湖，又到达匡庐山。匡庐有位隐士茅君，腹中装满古今史书，而且能够说出史书的优劣、赘疣和蠹弊；谈到经书的文辞、圣人的言语，历历清楚，就像指点手掌一样。我又跟随他加以阐明，就好像把人从井中救出放到泰山顶上，他的见识不能说不宏大。只是长恨司马子长说自己能够提挈诸位圣贤，难道不是这样吗？假如渐渐接近司马子长的言论，我一生的困厄穷困，将会磨砺我的心志，这也是上天的安排。既然上天有意，我独自遭受祸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先使我的眼睛失明才去作《国语》，先使我的脚被砍断才去作《兵法》，先遭受宫刑才去作《史记》呢？我因此忘却自己的愚昧和盲目，于是有《三传指要》十五卷、《汉书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监》一卷、《三禅五革》一卷。每撰写一部书，何尝不是深入精研、潜心思考，绵延联结其旨意纲统？或许有人在大君面前鼓吹说：‘真是优秀的史官啊！’ 又说：‘上古的人已经不能够彰明道理了。’我究竟怎么样呢？有了解我的人，愿意以不止于今人的标准期待我，存之确实会这样认为吗？这就是古人所以愿意以死来报答知己的原因，实在是难事。如果这并不难，又为什么一定要以古人来期待今人、以古人来对待今人呢？又从《史记》和《汉书》以来，执掌史笔的人，我全都知道他们。说东汉史，有陈宗、尹敏、伏无忌、边韶、崔实、马日磾、蔡邕、卢植、司马彪、华峤、范晔、袁宏；说《国志》史，有卫觊、缪袭、应璩、王沈、傅玄、茅曜、薛莹、华覆、陈寿；说西晋洛阳史，有陆机、束晳、王诠，以及王诠的儿子王隐；说江左史，有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何法盛、臧荣绪；说宋史，有何承天、裴松之、苏宝圭、沈约、裴子野；说齐史，有江文通、吴均；说梁史，有周兴嗣、鲍行卿、何之元、刘璠；说陈史，有顾野王、傅宰、陆琼、姚察，以及姚察的儿子姚思廉；说十六国史，有崔鸿；说魏史，有邓渊、崔浩、崔浩的弟弟崔览、高允、张伟、刘横、李彪、邢峦、温子升、魏收。说到《北齐史》，有祖孝徴、陆元规、汤休之、杜台卿、崔子发、李德林、林子、百药；说到《后周史》，有柳虬、牛▯、令狐德棻、岑文本；说到《隋书》，有王师邵、王胄、顔师古、孔頴逹、于志宁。李延寿说：“皇家受命以来，有温大雅、魏郑公、房梁公、长孙赵公、许敬宗、刘▯之、杨仁卿、顾▯、牛鳯，以及刘子▯、朱敬则、徐坚、吴兢。其次参与修撰的人，也大多近在耳目之间。唉！从东观到武德以来，其中作者遗留下来的稿草，有尚未流行于当时的，也有修撰尚未完成的，听说都收藏在史阁中，本来不是外学之人所能考究的。我虽没有成为良史的声誉，至于实录的品评、增删、详略，也各自有新的见解，难道就没有像班固、司马迁那样文质相称，像董狐那样留下直笔的吗？大概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见到。常想以《春秋》的条理贯串全书，删补冗余和缺漏，采集众家优长，成就一家完备精善的著作，正如采葑菲不嫌弃它的根茎，穿狐裘不因羔羊皮袖子而舍弃它一样。这样的话难道还不多吗？认为值得保留的，就把它保存下来，至于能不能完成，只看我的力量和志向如何罢了。” 从前阮嗣宗嗜好饮酒，当时便授予他步兵校尉之职，虽然并不是他的实际任职，却尊贵而又称心。如今我嗜好读书，比嗣宗嗜酒还要厉害，而且使我的腹中空虚，仿佛一路乞讨食物；至于有实际内容的书却要保存下来，这该怎样安置我呢？

译《传》不是说过吗：“心志已经通达，名声和荣誉却没有传闻，那么您身边还有什么可以遗留下来呢？” 这正是保存这些东西的人应当为之动心的地方。即使俸禄不够丰厚，孤独软弱之人的名声也不够美善，但在庐山之下还有知交，拥有田一成、耕牛两具、供役的童仆，以及杂书万卷，也足以修养高尚情操、颐养精神。诚然知道自己不是大丈夫，但所立的志向本来也不失为谷口的郑子真。谨将这些话告诉您，请您谋划此事。某再拜。” 论史上萧至忠书　　　　　　刘子▯ 我自从防名入仕以来，列身朝廷任职，三次担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刻成国家典籍，留给后来的读者，这是什么缘故呢？静下心来想一想，大概有五个原因使它不能成功。是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能立言不朽，收藏在名山之中，从未听说要借助众人的功劳，才说完成了著述。只有后汉的东观，聚集了众多儒者，而著述没有主宰，条理章法也无法确立，因此伯度惊讶其不真实，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张、蔡二人当代指责它，傅、范两家后世讥笑它。如今史司取士的人数比东京多一倍，人人自比荀氏、袁氏，家家自称有政、骏之才；每当想记一件事、载一句话时，都互相停笔相视，含着笔却不敢下手，所以开头虽然可以预期，何时完成却遥遥无期。这是第一个不能成功的原因。前汉郡国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集中到公府，然后上交兰台。因此史官所修撰的史书，能够据此记载事情、编成传记。自从近古以来，这个办法不再实行，史臣编录材料，只能自己询问探访；左右二史缺少注记，皇帝起居和百官仪仗，许多家族也很少能通行其行状；向州郡求取风俗资料，所见所闻不够详尽；到台阁的簿籍中考察沿革，又很难查见。即使让尼父重新出现，仍然只能凭管中所见来成书，何况我才力中等，哪里能够实现广博地了解万物呢？这是第二个不能成功的原因。从前董狐记史，公开给朝廷看；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拿着简册就前往。可是近代的史馆，都与禁门相通，幽闭在九重宫禁之中，想使人不能看见；探究其中的意义，大概是为了杜绝因顾及颜面而隐讳，也防止各种请托拜谒。然而如今馆中的作者，多得像树林一样，都希望长篇发言而无人听见，防止祸从口出。倘若五始刚刚写成，文字中有一个字加以贬斥，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内外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蘸墨，士大夫们就全都看见了。孙盛如实记录，因此招致权贵之家嫉恨；王韶直笔书写，因此被贵族仇视。人的常情，能够不害怕吗？这是第三个不能成功的原因。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宗旨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诲，以防止近处不通、远处不知为主；《春秋》的义理，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抑制处士而推崇奸雄；《汉书》则压低忠臣而粉饰君主的过失。这些都是前代贤者得失的范例，也是良史判断是非的准则，作者们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作注记，多听命于监修。杨令公实行的办法是，效法《春秋》便说必须使用直截的言辞，宗法《尚书》便说应当多为恶行隐讳；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意旨难以施行；一个国家有三个主政者，又该听从谁呢？这是第四个不能成功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设置监修史书的官职，虽然没有古代的成规，但考察它的名义，还是可以说清楚的。所谓“监”，大概就是总领的意思。比如创制纪传、编排年代，年份要有起止界限；改革传记、叙述事情，事情有详略之分。有的可以删略却没有删略，有的应当记载却没有记载，这是失去了删削的职责。连缀文辞、比类事实，劳逸应当均衡；挥笔奋墨，勤惰必须相等。哪一卷哪一篇，交付给这个职务；哪一纪哪一传，归给那个官员。这就是考核分配的道理。这些都应明确制定条文，审慎划分范围。假如人人都想着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负责监修的人既不作出指示，修撰的人又没有遵守奉行，于是使人争相采取苟且的态度，只求互相推诿逃避，坐看时势转变，徒然拖延岁月。这是第五个不能成功的原因。所有这些不能成功的地方，实际造成的流弊很多。用一句话概括，举出三个方面便可以反省其余；而如今的舆论和众人的议论，怎么能嘲笑我编次史书而没有名声呢？近来我恭敬地看到明公您，总是急切地劝导诱掖，勤恳地督促考核。有时说典籍的事情重大，要努力用心；有时说岁月已经久远，什么时候才能停手？我私下认为，纲纪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却徒然勤于督课，即使以刺骨的刑罚威逼，以悬金的赏赐勉励，最终也不能成功。《论语》说：“既然尽了自己的力量来担任职务，不能胜任就应当停止。” 我过去所以向知己吐露心怀，屡屡指责诸位公卿，多次推辞执笔修史的官职，希望停止记言的职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今朝廷号称得到人才，国家称说士人众多。蓬山之下，贤良正直之士并肩而立；芸阁之中，英俊奇伟之才接踵而来。我已经像刻鹤那样徒劳无功，笔下还没有获得麟史之誉，只是白白耗费太官的膳食，徒然领取长安的俸米。请求以本来的职务回到旧居，多多谢绝文书征召，避让贤者所应走的仕进之路。只有明公您哀怜我并答应我。与陈叔逹重借隋纪书　　　　王　绩 久已听说您所撰写的《隋纪》，抄写都已经完成了。先前舍弟和家人前往，也都带信请求借阅，您却始终没有交付。难道是连城之璧，要等楚文王来了才肯进献；崩山之曲，要等钟子期来了才演奏吗？应当是您如今身着左貂右蝉的服饰，荣居东省之冠；掌持酒壶、背负玉玺，声望重于南宫。早晚出入丹墀之间，揖让行礼使身价更高；往来于青▯之中，举步停顿都增添光彩。住进高屋、乘坐华车，回头看着蓬蒿便转移了眷恋；鸣钟列鼎而食，想到藜藿便改变了交往。是不屑与骄贵者交往，于是竟忘了从前的友好吧。我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却栖迟于山林丘壑，幸而喜悦于尧舜的遗风，得以保全箕颍隐士的操守。虽然心中所托付的志向仍然存在，我所奉行的道也还在远方；但出仕和退处既然不同，仪容形貌也难以相见。因此希望凭借鳞羽般的使者传达心意，仿佛能够亲承您的容颜。盼望观览您的著述，必然欣然称意。您裁定国家典籍，褒贬人物伦理，是想让当时的人得到明镜，使后世千年都能从覆车中吸取教训。所以本来应当把它留给爱好此道的人，难道只是想传给子孙吗？如今却反而牢牢封闭，严密锁藏。天下人的期望，难道可以这样吗？我的亡兄芮城，曾经主持著述史书的事务。大业末年，他想撰写《隋书》，不久遇到丧乱，来不及完成。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完成他遗留下来的功业，搜集整理散失的材料，尚存几十卷。从开皇初年开始，到大业初年为止，都是亡兄防止散失、保存下来的遗稿。大业以后，记载时事的材料就缺失了。我虽然想接续完成，却没有什么可以凭借、采择的资料。因此更加想看到您所撰写的作品。请还让来人前去请求交付，不要再三推辞。王绩白。答王绩书　　　　　　　　　陈叔逹

译贤弟千牛和家人带着典琴来到，屡次承蒙您寄来美好的书信，索取下官所撰的《隋纪》。虽然承蒙您厚重的眷顾，我却闷闷不乐而自觉惭愧，实在害怕拿着郄克那样的玉璞，进入邯郸的集市，演奏曹国、郐国那样的音乐，经过茎英之肆。因此迟迟没有回信，私下思量了十来天，总觉得自己的见识浅陋，只好违背您先前的命令。如今奉到来信，您的责备更加深重，既以骄傲鄙陋斥责我，又因封藏不发而加以讥刺；您想给我加罪，难道还找不到理由吗？这正好说明您一定要让我交付。完全不知道贤兄芮城曾有撰写《隋书》的工作，既然您已经打算继承完成，就必然需要考察查寻。我谨依照您的高明意旨，抄录后迅速寄送。不过我虽不才，也颇听闻君子关于史书的议论。曾认为，以礼治理国家，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载，所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谓“言”，是申明树立德行、功业的意思；所谓“事”，是叙述树立德行、功业的事迹。这样可以彰明劝善惩恶，可以辨别是非。若不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牵涉到天道人事的兴废，古代的君子何曾取用褒贬的著作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从圣人之言泯灭，大义乖离衰落，三代的教化被甲兵扰乱，六经的学术被焚烧的余烬所埋没。做君主的崇尚空洞的名声来向天下夸耀，做史官的重视虚浮的粉饰来谄媚一时。下至司马迁，直到班固，都有著述，希望接近圣贤。但他们对于斟酌典谟、表彰幽微而濒于断绝的事，尚且不能触及其门槛。魏晋之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中原动荡，史学之道也就停止了。然而一个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总有可以建立的事业。假如能够居于郊外祭祀天地，建立社稷，树立师长，抚恤百姓，即使山河再次分裂为五，星次分为三部分，国家的规模和典章制度难道就全然没有意义吗？这就是贤兄文中子知道事情应当如此。恐怕后世的删削编修会陷入繁琐琐碎，宏大的纲领和正确的典制反而晦暗不明，于是创作《元经》来确定真正的正统。至于获麟之事，又哪里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呢？叔逹是亡国遗民，幸而依靠前代的功业，在隋朝末年，滥居贵郡长官之职，因受到善意诱导，颇能认识大道。至于梁、魏、周、齐之间，亲耳亲眼接触过的前辈故老，风流人物的名声和实际，我都能够知道；士大夫的衣冠和道义，歌谣至今还在。近来皇帝建立最高的权威，君子之道得以通达，我借助时运来到，冒昧地充任近侍。朝廷事务稍有空闲，便以典籍自娱。我阅读后魏、周、齐的纪传，考察下官所听闻和亲眼见到的事实，绝不因个人喜怒而随意取舍，也不任凭感情叙述是非曲直；对于浮泛杂乱的褒贬，不阿附朋党来叙述当时的声望，把爵禄当作荣耀；谈论陈国的史事，也不把狡诈诡谲当作能事。至于秘密维护王道、暗中救济百姓的事情，既然不被知音了解，便都沉没而没有记载；贪图救存、抄写自己的祖父、冠冕、子孙、婚姻等事，只把它们作为谱牒的凭证罢了。难道不可悲吗？风俗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人伦和王化，都已经完备地列在《元经》中，但宏大的谈论和精深的议论，有的也不能舍弃。因此薛记室和贤兄芮城，常常为魏、周两朝的史书感到悲哀，各自撰写《春秋》。近来重新研读，真是优秀的史书。古人说：“经过高唐的人，学习王豹的歌唱；游历睢涣的人，学习藻饰文采的功夫。”我私下考虑，隋氏统治三十六年，其中成败、好坏，我亲眼都看见过，实在担心后来的作者又沿袭从前的弊病。因此姑且趁着掌管酒壶的闲暇，撰写《隋纪》二十卷。文辞奔驰流离，内心实在惭愧；记事简明扼要，却是我曾经有过的志愿。孔子说：“我想只把它写在空泛的言语中，不如把它附着在实际事情上。”也许接近这个意思吧？谨凭借往日的情谊，把它拿来玷污您的清览。您应当积聚兼金，用来购买并抄录散失的资料。又担心您撰写纪传，需要准备不同的见闻资料，现再附上王胄的《大业起居注》一并寄去。答韩愈论史官书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面前：承蒙来信谈论史事。您把信寄给刘秀才的信稿也给我看了，直到现在才见到信稿，我私下心中很不高兴。我过去同退之谈论史事时，实在大错特错。如果像信中所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怎么会探询宰相的意旨，认为只是想借修史的荣耀来成就一个韩退之吗？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适合虚受宰相的荣耀，随后冒然居于史馆，接近宫禁机密之地，领取俸禄、享受供养、役使人员，掌管旧例所用的纸笔来写私人书信，并拿这些供给子弟的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当这样。而且退之认为修史记事会招致刑罚祸患，所以躲避而不肯任职，这尤其不对。史官因为史书上的名义涉及褒贬，尚且害怕，不敢下笔。假使退之做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对人的褒贬和成败就更加显著，所应有的恐惧也会更大。那又将要得意洋洋地进入御史台府，享用美食、安然坐着，只在朝廷上行走呼喊而已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使退之做宰相，天下士人的生杀、出入、升降、黜退都由他决定，仇敌就会更多。那又将得意洋洋地进入政事堂，享用美食、安然坐着，只在内廷和街道上行走呼喊而已吗？这同不做史官却以史官的名号为荣耀、以史官的俸禄为利益，又有什么不同？您又说，不是遭遇人为的祸患，就是受到上天的刑罚。如果因此责怪前代那些修史的人，那也太糊涂了。凡是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义正直；道义如果正直，即使死了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它，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困顿，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因为撰写《春秋》的缘故；即使当时不撰写《春秋》，孔子仍然会因不得志而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载言语、书写事情，仍然得到机遇并显达。又不能把《春秋》说成是孔子的累赘。范▯悖逆作乱，即使不做史官，他的宗族也会被诛灭。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下属，崔浩沽名求直而同暴虏相斗，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做法。左丘明因疾病失明而离职，是不幸；子夏不任史官也失明，不能把这件事当作戒惧的根据。其余的人也没有超出这个道理。退之应当遵守中道，不忘记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使自己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有不能正直、不能守中道；刑罚祸患不是应当恐惧的。凡是谈到近二百年来文士和武士的人，大多确实是这样。如今退之说“我只是一个人，怎么能把事情说明白呢？”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替今天职务的人又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是一个人”，那么最终谁能够编写纪传呢？

译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勉不敢懈怠，那么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今天职务的人，也都各自根据自己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勤勉不敢懈怠，或许就不会失坠，最终还可以有明确的记载。否则只是听信人的口头传说，常常出现不同说法，日久之后，所谓磊磊然高耸于天地之间的事迹，未必不会沉没，并且混乱杂陈而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于此的人所能忍心任其如此的。如果果真有志向，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促之后，才去履行官职的职责吗？又说到鬼神之事，渺茫荒诞，无法作为准则，明智的人不谈这些。以退之的智慧，竟然还害怕这种事。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好议论像退之，慷慨自称正直、意气勃勃也像退之，尚且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唐朝的史书最终还有可以托付的人吗？有英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又得到像这样的史才，却仍然不能成功，实在令人痛心！退之应当重新思考可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身离去，又何必说将要做而还要谋划呢？如今应当做却不做，反而诱导史馆中的其他人和后来的年轻人也不做，这已经是极大的糊涂了。自己不勉力，却想勉励别人，实在困难啊！” 答皇甫湜书　　　　　　　　李　翺 承蒙来信，读到您寄来的文章，文辞高雅，义理正直，我欢喜欣悦无比，其中有足以启发我的地方。自从与您分别以后，我没有开口谈过文章，并不是不喜爱文章，而是因为所说的话没有益处，众人也不相信，只足以招来诽谤；对人事有所触忤，又对道没有彰明的帮助，所以不说。我到了越中，已经得到一个官职三年了。才干十分浅薄，恩泽不能施及他人，每月耗费官府的钱财，自己估量最终没有什么补益，只会增加拖累；想请求罢职离去，却还没有得到许可，因此感到惭愧。我本性不懂得谄媚奉承，又不能委曲自己侍奉权贵，因此不能列名于士林；您也抱负不得施展而困居在外，所以略微说些话。凡是古代贤人圣人能够在当时得到职位、使道行遍天下的，都不写书，因为他们的事业保存在制度之中，足以自行显现。那些写书的人，大概是道德积累充足，却在当时遭受困厄摧折，身份卑微、处境低下，恩泽不能润及万物，担心自己的思想和事业羞耻地灰飞烟灭，又没有圣人为他们阐明，所以借助空泛的言辞，评定一代的是非，使其传到无穷后世，并在后世自我光耀，于是往往有人著书。我近来写成了《唐书》，史官才力浅薄，言辞鄙陋浅显，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等烈圣的明德，使后代读者看到的文采还比不上周、汉的史书。我认为西汉十一位皇帝中，高祖从平民起兵而平定天下，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这是东汉所不能相比的；其余皇帝中，只有文帝、宣帝两位较为优秀，而惠帝、景帝以下，也并非都比东汉明帝、章帝贤明。前汉的事迹之所以清楚地流传在人们口中，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事简明高妙，所以学者喜爱并学习他们的文章，读得很熟。您读范▯《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隠《晋书》，与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著作那样熟悉、生疏程度如何呢？所以，熟读的书，其中的事迹就彰明；少读的书，其中的事迹就昏暗，读得熟还是不熟，取决于文章辞采的高下，这是必然的道理。唐朝拥有天下，圣明的君主接续周、汉的盛世，可史官叙事竟还不如范▯、陈寿所写的，更何况哪里足以比拟、企望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文章呢？这正是我感到羞耻的地方。如今我虽然有幸得到时势的际遇，即使具有著述的才能，只要自己的道术已经能够施及世人，也就不肯再著书了。我私下估量自己没有朝廷官位，幸而有余暇，而文辞句法又足以称颂圣明盛世，记述一代功臣贤士的行迹，使它们清楚地流传后代；自认为能够使这些事迹不至湮灭，便不敢推辞，所以想要删定国史，成就一部不可刊削的著作，采用仲尼褒贬的用心，以天下共同认可的是非作为根本。众人党同伐异所说的“是”，我未必认为是；众人党同伐异所说的“非”，我未必认为非。假使我的书写成并流传开来，那么那些身居富贵而功德没有显著于世的人，未必不能在后世声名显赫。那些身处贫贱而道德完美的人，未必不能在无穷的后世显赫光耀。韩退之所说的“在死后诛讨奸邪谄谀之徒，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正是我柳宗元的心愿。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比肩左丘明、司马子长，但您看看我叙述高愍女、扬烈妇的文章，难道全都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吗？仲尼说过：“难道没有博弈这类事吗？做它，也还胜过什么都不做。”我所做的事虽然对人没有益处，但与博弈相比，仍然胜过博弈。您认为怎么样呢？古代的贤人圣人，遇到合乎仁义的事，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献和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又说：“我想不说话，天又说过什么话呢？”孟轲说：“我没有遇到鲁侯，是天意。臧氏的儿子，怎么能使我不能遇到鲁侯呢？”司马迁说：“成就一家之言，把它藏在名山之中，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我不推让，也不算是大的过错，幸望您不要见怪。《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柳宗元】。《与史馆韩愈郎中书》【元稹】。我私下认为这些内容足以取信于人，并且已经把他的逸事按事实写出，不能再详述了。柳宗元叩头。《与史馆韩愈郎中书》【元稹】。

译郎中退之足下：我和前任襄州文学掾甄逢交游友善。甄逢是已故刑部员外郎甄济的儿子，天宝年间隐居在卫州的青巗山。采访使苖公等五人都把他的情况上报推荐，共征召他十次，他都不肯出仕。最后又以左拾遗的官职授予他。恰逢安禄山入朝上奏京城之事，便在皇帝面前恳求，希望让甄济担任宾介。玄宗批准了他的奏请。安禄山返回到卫州，派太守郑遵意到山中传达命令，并停止行程住了两夜等待他。甄生担心不能免祸，于是假装声音嘶哑，又隐居在青巗山。过了一年，安禄山叛乱，当天就派伪节度使蔡希德，封缄刀刃逼迫召见，并且说：“如果不能强行带来，就砍下他的首级示众。”后来甄生被禁闭起来，一言不发，伸长脖子承受刀刃，神气平和、脸色镇定，好像甘心接受一样。蔡希德认为他有义节，便释放了他，安禄山最终也没能使他屈服。安庆绪继承叛贼之势，把他囚禁在东都安国观。代宗收复洛阳后，甄生躺在一张方床上，前往元帅府。到那里后，他号哭扑地，自行惩责，代宗为之变了脸色，于是命令用驿传车马把他送到长安。肃宗认为他的操行高尚，便让他住在三司治所，并命令那些跟随叛贼的官员囚徒惭愧地向他拜见。受到污染的人没有不俯伏仰叹的，当时都恨不得立即死在那片土地上。况且辩明所应跟从的道路，在居易的时代；坚守正直的操守，在利仁的时代；即使如此，仍然是心胸狭窄、见识浅薄、懦弱软弱的人所不肯做的，大概是因为违拂他人的心意困难，而躲避伤害自己的念头太深了。何况天下已经大乱，君王的恩泽已经枯竭，死于忠义的人未必显达，跟从叛乱的人未必受诛，却还要说“眷恋本朝，甘心承受刀刃”，实在太难了！因此，天下太平时便做三公九卿、鸳鸯、鹭鸟般显贵的人，世道变乱时却变成蛇、猪、獍、鸮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个。像甄生这样，官帽不加在身上，俸禄不进到口中，天宝末年，不过是青巗山中的一个男子罢了。等到发生叛乱，他便伸长脖子承受刀刃，决定以死相守而不回头，说：“不因为忠心未被显扬就废弃忠义，不因为叛乱者未被诛杀就跟从叛乱。”参合古今的士人来看，大概万中只有一个。我曾读过有关的记载，只因有缺漏而没有写入，谨慎地把所听到的补备下来，大概是想请执掌史事的人编录这种义烈，使它永远流传后世。甄逢出生那年，颜太保、崔太傅都作歌诗来赞美这位贤者，后来还会有人为甄生叙述其一生的始末。甄逢长大以后，在襄州宜城耕种祖先留下的田地，读书作文，不到州县拜谒。年成歉收时，他努力耕作、节省用度，以供养亲族；年成丰收时，就把多余的财物施给邻里乡党中不能自己维持生活的人。前后几次拿出家财，为朋友排解患难，因此以义行闻名。襄州刺史上表推荐他为文学掾，他才开始被吏职所羁绊。我仰慕他的声望已经很久，于是和他交游。甄逢常常为他的父亲没有被载入史书而感到冤屈，想要抱着这份冤屈到京师去向负责史书的官员申诉，大概已经定好了出发的日子。我根据愚见推测，甄生骑着短腿的马，身体疲惫，言语简略而且独自出行，将来如果不被傲慢的门吏排斥，就会被掌权者以迟疑的态度对待，原本就没有办法进入。于是我把他无法进入的情势告诉甄生，并且告诉他，主持这件事的人以同我交游为辱，希望得到那份冤屈的事实。甄生深深地相信并礼待我，因此停止了行程。后来我又想到，在卑微低贱之中尚且希望把所听到的事情献给执事，难道不是既愚蠢又僭越吗？然而在被讥笑之余，幸望您垂察。不再详说，我拜了两拜。《答元稹侍御书》【韩愈】。九月五日，韩愈叩头致意。微之足下：前些年承蒙您来信，谈到甄逢的父亲甄济认识安禄山，知道他必然反叛，于是就假装失声，离开了他。安禄山反叛后，有了伪号，又逼迫召他前去。甄济至死坚持不肯起身，最终没有在安禄山父子手下受到污染。您又谈到甄逢懂得读书，严格修身立行，勤劳自给，不求助于州县，还拿出多余的财物救济他人的急难。您因此同他交往，想让甄逢父子的姓名事迹保存于史官的记载中。您因为抗直、喜欢建功立事而受到称许，即使被排斥不能立于朝廷、失去职位，也不为自己后悔，反而更加坚定地喜好办事。微之啊，您难道真是安然并且乐于这样做的吗？我谨慎地详细考察了您所说的内容，并按照史书的体例加以核对。像甄济这样的人，本来就应当附载在史书中。如今甄逢又能够修身立行，有幸得到各州大臣的推举，使他的先人之事彰明于天下人的耳目，传达到天子那里，追赠他的父亲为第四品官，显赫得令人惊异。甄逢和他的父亲都应当载入史书了。甄济、甄逢父子，自从我们这些人开始阐明《春秋》、赞美君子、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以来，便一直如此。假如确实能够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那么天下人都会舍弃恶行而趋向善行，善人也能得到自己的位置，这功效实在很大。您同甄济父子都应当连带被载入史书。您要勉励甄逢，使他始终如一地修养自身；而且您年纪还强健，后继者也能继承德行，将来一定会被大书特书，反复记载，而不只记载一次罢了。我既然承蒙您的嘱托，又执笔等待记录。韩愈再拜。《唐文粹》卷八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三。宋代姚▯编。书五【共十一篇】。论述选举的文章五篇。《与权德舆书》【柳冕】。《答柳福州书》【权德舆】。《上宣州高大夫书》【杜牧】。《上礼部权侍郎书》【独孤郁】。《答独孤秀才书》【权德舆】。论述进谏的文章二篇。《与人论谏书》【杜牧】。《与李谏议行方书》【孙樵】。论述仕进的文章一篇。《答孟郊论仕进书》【独孤郁】。论述虚无的文章一篇。《与郑驸马书》【张说】。《论法乘》一篇。《与济法师书》【白居易】。

译《论服饵》一篇。《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事书》【柳宗元】。《与权德舆书》　柳冕。柳冕敬白：从前仲弓问怎样处理政事，孔子说：“先任用各部门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的政务，在于选拔士人。因此，夏、商、周三代崇尚德行，尊重教化，所以那时的人贤能。西汉崇尚儒学，阐明国家治乱的道理，所以那时的人明智。东汉崇尚章句之学，以师承传习为重，所以那时的人能守持名节。魏晋崇尚门阀氏族，所以那时的人夸耀门第功勋。隋朝崇尚吏治，重视官职地位，所以那时的人很少有廉耻。唐朝承袭隋朝的法度，没有改变这种治理原则，这是上天留待圣明君主来加以纠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进士通过诗赋来取士，不把治理之道放在首位；明经以墨义来考试，不以儒学本意为根本；选官以书判成绩来评定高下，不尊重人的品德才具。因此，吏治之道支配天下，天下人奔走竞争而没有廉耻，也是因为教导他们的人还没有尽到责任。阁下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近来有关官署考试明经，奏请每部经书考问经义十道，其中五道全部抄写疏文，五道全部抄写注解。那些能够阐明圣人之道、穷尽六经意旨，却不能背诵疏文和注解的人，便一概弃置不用。恐怕有清明见识的人将没有途径进身，而腐儒庸人却可以与他们并肩登第，这不是失当吗？阁下如果能够从容地向圣明的君主说明此事，逐渐革除其中的弊端，奏请分为两等：凡能通晓六经的义理、符合先王之道的，列为上等；凡精通背诵经注的，与精通背诵经疏的，列为次等。不属于这两等的，列为下等，这不是很好吗？况且，通晓六经的义理、符合先王之道，是君子之儒，是教化的根本；通晓六经的注解和六经的疏文，是小人之儒，是教化的末流。如今把章句之学放在前面，把君子之儒放在后面，却想求得有清明见识的人，不是很困难吗？所以天下如此广大，做官的人如此众多，而人才凋零、廉耻不兴，也在于取士的办法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若真能革除弊端，尊重根本，把君子之儒置于只重实际操行的士人之前来选用，使他们进入仕途，他们就是有清明见识的君子；使他们立于朝廷，他们就是王公大人。一年得到一二十人，十年得到一二百人，三十年得到五六百人，那么天下的人才不就兴盛了吗？从前唐尧、虞舜的盛世，也不过有十六族而已；周朝兴盛时，也不过有十位贤臣而已；汉朝称王天下时，也不过有三位杰出人物而已；唐太宗圣明时，也不过有十八学士而已，难道很多吗？如今天下的人才仰首思考治道，把这种风气推行扩大来影响天下，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纷纷归附而来。这样便是通过主管官员教化天下的士人，难道还会没有廉耻吗？柳冕叩头。《答柳福州书》　权德舆。来信询问此事，表达的爱重情意十分殷切深厚。仆以先师回答仲弓关于主管官员的说法来作答，又说要通过主管官员来影响天下，这确实是大君子谈论治理之道的话。如今取士的权力在礼部、吏部，按照资格拟定官职，再奏请郎官考核区别，失去了权衡轻重的根本，岂不是太严重了吗？至于礼部求取人才，还像是实行“仁由自己做起”一样，却又受到时俗风气的影响，哪里能够自行振作呢？我曾读到国子祭酒刘秩的奏疏说：“太学设置官职，职责在于造就士人；士人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时世没有贤才，这是我的罪过。”每次读到这里，心中总是十分仰慕他。当时他身处国学，似乎位居闲散之地，却正因为缺乏贤才而在内心自责，慨然上奏，这就是君子的心意，也是君子的话。何况凭我这样才能低劣的人，惭愧地担任礼部官职，为时世求取人才，哪里敢轻率从事？然而连续两年参加计偕考试，其中有许多是亲友旧交，因此进士初试榜上有名的有，帖经落第的有，对策落第的有，最终及第的也有。我不因私情损害公事，不因声名废弃实际，不敢自以为是，也不向别人打听。两汉设置科举，本来以射策为根本，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之类的人，都痛切地谈论治理之道。近来承袭学习绮丽浮靡的文风，过分沉溺于雕琢文字，世俗称作甲赋、律诗、骈俪偶对。何况十多年间竟达到高官显职的地位，教化所系如此，难道可以这样吗？因此，两年以来我参与考察对策，不询问名物，不考查深奥隐微的内容，只求通晓治理之理，只求能够辨明疑惑而已。那些只会熟习常见文辞而力量不足的人，便不能在这里应答，所以有时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希望他们日后有通达的见识和美善的文章，可以持守稳重、不随意改变，而不使他们全都取决于拘谨琐屑的科第。明经考试询问经义，有些人侥幸答中了自己记得的内容，便不停地书写；让他们解释、疏通经义，他们却像面对墙壁的木偶一样，于是仍被列为上等，这也没有办法。近来我把考问的内容分作几类，让考生书写并解释经义；至于经疏和经注，只要删取其中的要点，能够通晓几句话的人，虽然对义理还昏昧而未能穷尽，却可以录取；写了几纸却仍被黜退的人，虽未尽善尽美，也算稍稍取得了一些成效。至于来信所说，通晓六经的义理、符合先王之道而不拘泥于注疏，即使设置学究一经的科目，每年取一人，我还担心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况且明经是士人出仕进身的主要途径，注疏还可以作为考察验证的凭据。否则，倘若主管官员任凭个人情意高下其手，既失去了末流，又得不到根本，那就会一无所有了，岂不是这样吗？古人说：“勉强实行正道，德行就会日益增长，并取得很大的功效。”《中庸》说有困厄而努力实行的，有勉力而实行的。我虽然愚笨不敏，哪里敢忘记努力实行的道理呢？大凡人的常情，容易被近来的习俗所胜，忙忙碌碌地受见闻驱使，急急切切地追求仕进，只求躲避祸患、安于时俗，让自己安处闲适直到老死，便以为是得计了；哪里还会像阁下谈论的那样，揣摩古今风俗，整饬教化，探究根本、追溯源头、考察终始，以长远的谋略驾驭天下呢？这就是鄙人所以感慨万分，反复诵读来信而不知不觉忘记时间的原因。来信又说，三代、两汉直到近古，所崇尚的各不相同，难道是古代的教化相隔太远而无法恢复吗？还是因为风气逐渐衰微，而执掌权柄的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呢？鄙人愚顽固陋，恭敬地等待您其余的高论；趁此机会自行抒发意见，惭愧不安，实在无以复加。权德舆再拜。《上宣州高大夫书》　杜牧。

译某叩头再拜。自从前五年起，执掌政事的人上奏说：“科举考试的选拔，应当给予寒门士人。凡是世家子弟，议论认为不应让他们进身。”这些话传入皇上的耳中，也牢牢记在皇上的心里。皇上坚持，下面的人执行，坚固得像金石一样。作为世家子弟的人，像鱼潜伏、水草逃遁一样，再也没有进入仕途的道路。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设置科举，是圣祖、神宗用来选拔贤能人才的，难道要计较他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士人吗？古代急于求取士人，甚至从盗贼中取用，从仇敌中取用，从夷狄中取用，难道要计较他们的来历吗？何况国家设置取士的科目，却使世家子弟不能通过它出仕吗？如果认为科举出身的人浮华轻薄，不能任用来治理国家，那么本朝自房梁公以下，有大功、树立大节的人，大多是科举出身。如果认为世家子弟生长于富贵之家，不懂治国之道，不能给他们美好的声名，也不应让他们得到优良的仕途，那么自尧以来，圣人、贤人也大多是世家子弟。这些事情，无论进退、取舍，都没有依据。我之所以愤懑不平而不能明白，正是因为这个。尧，是天子的儿子；禹，是公子；文王，是诸侯的孙子和儿子；武王，是文王的儿子；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孔夫子，是天子的后裔；宋公，是传至六代的大夫的儿子。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社稷，往往延续数百年；其中的贤良大臣，多出自公族以及卿大夫的子孙。鲁国的季友、季文子、叔孙穆子、叔孙昭子、孟献子，都出自三桓。臧文仲、臧武仲出自公子彄；柳下惠出自公子无骇【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称公族，以祖父的字作为氏，展禽就是这样】。宋国的贤臣，多出自戴、桓、武、庄公的族属，其中最著名的，华元、子罕、向戍就是。卫国的贤臣，也多是公族以及卿大夫的后裔；其中最著名的，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都是公族。子鲜是公子；史狗、史鱼、甯武子，都是卿大夫的后裔。齐国的晏婴，是晏桓子的儿子；曹国的子臧，是公子；吴国的季札，是王子；郑国的贤臣，都出自公孙、公族，其中最著名的，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产、子张、子太叔就是。楚国的贤臣，子囊、子西、子期都是王子；子庚是王孙；卿大夫的后裔中，斗氏生有令尹子文，后来又有斗辛、斗巢、斗怀【楚昭王返回国都时，这些人都有大功】；蒍氏生有蒍贾、孙叔敖【蒍艾就是孙叔敖】；防氏有防启彊、防子凭、防俺、防罢。屈氏生有屈荡、屈到、屈建、子木。战国时期有昭奚恤，也是公族；屈原是屈氏的后代。这些人的祖先都在武王、文王时期为楚国奠定基础，使楚国成为霸主；楚国任用他们的子孙，社稷延续了九百多年。至于晋国，国势最强，贤臣尤其多：有赵氏、魏氏、韩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栾氏、郤氏、祁氏；他们的祖先都是晋武公、晋献公、晋文公时期勤劳有功的臣子。晋国任用他们的子弟，召集诸侯会盟，前后将近三百年。到了六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都是王子王孙。齐国又有司马穰苴，也是王族。汉、魏以下直到本朝，公族子弟、卿大夫的后裔，被史书记载为伟人的，数不胜数，无法一一论述。圣贤和有才能的人，在子弟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说科举出身的人浮华轻薄，不可任用，那么本朝房梁公玄龄就是进士，他辅佐太宗共二十一年，是唐朝的重臣。与伊尹、吕尚、周公、召公相比，郝公处俊也是进士，后来做了宰相。高宗当时想把帝位让给武后，处俊说：“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陛下个人所有，只能传给子孙，不能私自交给皇后。” 高宗因此停止了这件事。来济、上官仪、李玄义也都是进士，后来做了宰相。来济与太尉长孙无忌、河南褚遂良共同排斥武后，后来突厥攻入边塞，来济免胄作战而死。上官仪起草废黜武后的诏书，李玄义帮助处俊进言：“不能把帝位交给武后。”侍中娄师德也是进士。吐蕃强盛时，他任监察御史，响应征求勇士的诏令，亲自穿皮裤，率士兵屯田，积粮八百万石；二十四年间西征，军队从不缺粮。他推荐狄公为宰相，又从房陵迎取中宗，立为太子。汉阳王张公柬之也是进士，八十岁时仍任宰相，驱逐并杀死四王，亲手扶持社稷，将政权交还中宗。郭代公元振也是进士，镇守凉州近十五年，向北击退突厥，向西赶走吐蕃，控制土地一万里，掌握三十万兵力【此处缺文】；使敌人战战兢兢，不敢动摇唐朝社稷。魏公知古也是进士，后来做宰相，破坏太平公主的谋划，辅佐玄宗。魏公死后，宋开府哭着说：“叔向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士，兼有二者的，大概就是魏公吧！”姚梁公元崇登第后，下笔成章，一举及第便辅佐玄宗开创中兴事业；三十年间，天下几乎没有一个人因诉讼入狱。宋开府璟也是进士，他与姚崇相互唱和，共同促成开元时期的太平。刘幽求考中制策科，和玄宗徒步诛灭韦氏，拥立睿宗；苏氏父子也都是进士。大许公苏瑰在武后朝酷吏横行之时仍不失正直，在中宗朝又在韦后党羽中诛杀反贼郑普思，小许公苏颋辅佐他。玄宗朝称为“苏、宋”的苏颋，以及张燕公说，都是考中制策科的人；他们排斥张易之兄弟，赞成睿宗请玄宗监国，最终诛灭太平公主，招揽文学之士，设立内学馆。玄宗喜好书籍、崇尚古制，在中泰山封禅、祭祀后土，也有张燕公的作用。张曲江九龄也是进士，他排斥李林甫、牛仙客，斥责张守珪没有斩杀安禄山；后来被贬谪到南方，年纪还不到七十岁。张巡也是进士，三次考入判等科；他率九千兵守卫睢阳城，整整一年抵御十三万贼兵【出自《天宝杂记》】，使贼军不能向东推进一寸，从而保全了江淮。元和年间，宰相、河东司徒兼中书令裴公也是进士，裴公又两次考中宏辞、制策科。贞元年间，河北反叛，齐、蔡也反叛，接着蜀地也反叛，吴地也反叛；其他尚未反叛的地方，都上下打量朝廷，冷眼观察，窥测朝廷力量的强弱，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译司空开始担任宪宗的宰相后，废除了权贵宠臣的爪牙，使他们不能扩张势力；把各项政务收归主管官署，命令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不再由军士推举【最初从抚州任命袁相为滑州节度使，滑州三个月没有主帅，三军也没有发生变乱，宪宗这才相信了这一办法；从此不再沿用贞元旧例，而以行军副使、大将军担任节度使】；提拔长期沉滞的人才，使他们各自回到应任的官职【开州起用唐舍人为职方郎中、知制诰，饶州起用李赵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他们在贞元年间都被迁逐十多年，其他类似被贬谪的人也都应当重新任用】。然后向西攻取蜀地，向东攻取吴地，天下抬头仰望，才重新见到光明。裴公安抚魏博，使田氏把六州全部归还朝廷。元和年间，在洛阳都城附近剪除蔡州的凶恶叛贼，招降常山，扣留其两个儿子来牵制他的心志，夺取十三座城池，使他不能与齐州交战设防，于是诛杀师道，河南全部平定。当时，天下几乎达到了太平。这十九位公卿，都是国家与之共同经历存亡、安危、治乱的人。由此看来，科举选拔的人才又怎么样呢？至于有人以智慧建功于一官，以忠诚成就一节，以德行和文章著名的，更是数不胜数。董生说：“《春秋》的义理是，改变古制就要受到讥刺。” 傅说告诫高宗说：“应当以先王留下的成法为鉴，这样才能长久没有过失，所以殷道才重新兴盛。”《鸿雁》赞美周宣王能够恢复先王的道路。西汉的魏相辅佐汉宣帝实现中兴，只是奉行汉家的旧制度而已。姚梁公辅佐玄宗，也只是努力推行贞观时期的法制罢了。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背弃根本、抛弃古制而能够实现大治的。昨天我有幸读到三郎秀才的新文，共十篇；几天来一直拿在手中读，丝毫不觉厌倦。文章的旨趣和崇尚，都以仁义为根本，归结于忠信；加上文辞绮丽而刚健丰茂，明净得没有一点尘俗气。何况您还有诚实、明达、宽厚的声誉，在千人之中尤其突出。假使您在前五六年就考中进士，如今本可以出入谏官、御史之列，帮助圣明的天子治理国家了。古人说：“三个月不能做官，就要互相慰问。”哪里有连续五六年选取进士，却设置罗网一般的阻碍，像防范盗贼一样的道理？谈到子弟们，他们个个哽咽失声、压抑郁闷，只想着摆脱布衣身份，和下士同列；可是这条道路无从通达，古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我因为读到三郎的文章，不觉愤懑激发，略说大意，冒犯尊严之处，实在惶恐。某再拜。给礼部权侍郎的信　　　　　　　独孤郁 贞元十三年八月某日，独孤郁谨在舍人三兄阁下面前奉上此信。郁因为世交旧谊，得以拜见并叙谈。故交大贤对待郁，也不把郁当作普通朋友来交谈，眷顾之意十分明显。郁在两年间困顿沉滞，默默无闻，遭受挫折、颓丧失意而不感到欢喜；这不是因为失意，也不是因为怨恨别人，而是因为将要借这件事责备自己，所以不高兴。譬如豫章树生长在丛生的弯曲小树之间，樵夫看到它，也一定会感叹；如果有人竟不感叹，那么他自己与那些弯曲小树也相差不远了。珍珠美玉混杂在砾石中，儿童玩弄它，也会感到惊异；如果有人竟不惊异，那么他自己与砾石也相差不远了。镆鎁剑埋在铅制钝器之中，低劣的工匠看见它，本来也会知道它非凡；如果有人竟不知道，那么他自己与铅制钝器也相差不远了。毛嫱走在宿瘤之后，有眼睛的人看见她，自然就能分辨美丑；如果有人不能分辨，那么他自己与宿瘤也相差不远了。假如它确实与弯曲小树、砾石、铅制钝器、宿瘤之类截然不同，就不可能逃脱普通人的眼光，何况能逃过良工巧匠和有识之士的眼睛吗？如今礼部侍郎的眼睛，本来就是国家良工巧匠和有识之士的眼睛。两次选拔都没有中选，这简直已经成了弯曲小树、砾石、铅制钝器、宿瘤，哪里只是与它们相差不远而已呢？这就是我因这件事责备自己而不高兴的原因。有人劝我说：“如今的道路崇尚显露，你之所以不能振作，是因为过于隐晦。你的才学藏得太深。你明明有高耸入天的才材，却把它隐藏起来；有照乘之珠，却把它密藏在匣中；有能够切玉的锋利，却谨慎地把刀藏在鞘里；有倾动全城的美貌，却深藏在帷幕后面。即使让离娄左手拿着明珠、右手擦拭眼睛，逼近来寻找你，也本来不能发现。你为什么不把树移到露天，让它显出光彩；把刀锋亮出来，展示你的才貌，使有识者看见后惊异呢？他们的劝告，本来也是郁我所不能做到的。”如果我本来没有才能、没有珍宝、没有锋利、没有美貌，那么把这些东西遍示于有识者眼前，只是自己宣扬自己的短处。如果我本来有才能、有珍宝、有锋利、有美貌，那么即使只向一个人稍微显示光彩、锋芒和才干容貌，也足以使他惊异；不惊异的，正说明这四件事果然没有什么足以超出普通人的地方。郁我只是性情直率而拙朴；像您这样的伟大贤者，与我本来就差别悬殊，我尚且不能急于求成，何况那些平庸之人呢？我平日行走在同辈之间，常常斟酌他们的言语，不论好的还是差的，都自行调节盈亏、消长自己的旨趣；稍有值得惊异的地方，便不敢不对认可它的人说出来。如今的后学者或许会叹息说：“唉，后来的人究竟要归向哪里呢？” 这话本来不是宜长者应当听到的，却也不是宜长者不应当听到的。如今朝廷中的先达，弊病在于不能公正；有的虽能公正，却不能用力推动。读到士子的文章时，赞美、称许、感叹，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其中善恶、轻重、进退，心里其实已经分辨清楚了，这就是他们公正的地方。可是很少有人明知某人一定优秀，便鼓励和推动他，仿佛这话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一样；这就是他们虽公正却不能十分有力，因而使那些惶惶不安的人无所适从。那些才能更低的人也说：“如今在位的人，难道没有公心吗？难道没有公心吗？”即使有一项长处，也从来不肯称赞，心里想着：“这不关我的事。”又担心同他交谈的人与自己意见不合，反而纵容这些人暗自认为没有名声也不算耻辱，于是相互选择歧路、趋向邪途，纷纷聚集在主司门下。亲近的人只要能够获得声誉，便不追问他获得声誉究竟是因为贤能还是不肖，而一群人都跟着去了。这实在是当今浮躁求进、苟且求得的风气。朝廷中的大贤如果主持公道，指出人才的姓名，推动并纠正他们，使有善长者得到扶助和振作；对虽有善处但尚未完备的人，予以决断、引导，使天下士人都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怎么能说“这不关我的事”呢？假使一个人说“不关我的事”，十个人说“不关我的事”，整个朝廷都说“不关我的事”……

译如果没有一件事是我的责任，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是我的责任；如果没有任何事是我的责任，天地之间岂不就要因此寂寥了吗？从前孔子整理《诗》《书》《礼》《乐》，用来教化齐国弟子，并传播到天下。假使孔子也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么今天怎么能全部听说七十弟子的贤能和《诗》《书》《礼》《乐》的盛大呢？七十弟子也说“这不关我的事”，又有谁来传播孔子的圣德，使它达到这样广大呢？如今文章也是如此，朝廷先达也是如此，后来的显达者也是如此。如果彼此都不传播，人的文化、礼义以及认识已经失去的道路，岂不是将要完全断绝了吗？郁我不肖，却承蒙大贤厚重的心意；我并不是又敢用虚假的比喻来推荐自己，而是想请大贤从众多贤才中加以选择，使七十弟子一类的人也能把大贤比作孔子，这样可以吗？答独孤秀才书　　　　　　　权德舆 承蒙您四日前来信问候，并且寄示新文，文章宏博、峻拔、奇异，具有立言传世、影响深远的旨趣。信中对我的惠爱，细致周详而深厚诚挚，非常好，非常好。凭您的才华、志向和年纪，这三方面都很充足，又以美好的声誉自我振作，正如从高处倾倒水一样顺利；像大冶和良工那样，一定会有不曾预期却自然到来的成就，何况您还日益进步、不断更新呢？豫章、珠玑、镆鎁、毛嫱，终究不必担心把它们隐藏在匣中、鞘中、帷幕中会成为祸患，也不必担心被弯曲小树、砾石、铅制钝器、宿瘤遮蔽；只是显露有迟有早罢了。来信说：“只要有一个人惊异，也已经很多了，难道还要同普通人比较吗？”这话确实说得对。您又说：“先达的弊病在于不能公正，有的虽公正却苦于没有力量。”如今那些随波逐流的人，有的辨别事理不够周到，但只要善意对待他们，等到他们传播声誉、延请名望时，便一个个闭口结舌；这大概是世人的通病。像我这样的人，只是力量不足，也害怕招引奔走，成为通达之津梁和岔路；至于私下爱护某些人，那就更少了，又怎么能够废弃这种风气呢？从古以来，未显达者希望显达者帮助自己，哪一次不是这样呢？先师孔子和七十弟子所相提并论的话，我哪里敢当呢？反复读信三遍，惭愧得无言表达心情；其他敬慕和重视之情，等以后见面再详谈。德舆顿首。与人论谏书　　　　　　　　杜牧 我愚昧疏懒，不懂得其中的机括，只喜欢读书。读得多了，每当看到君臣之间治理与祸乱、兴亡与进谏的道理，便遥想那些人物，拿起笔和墨，希望君主一旦醒悟就达到治平；如果不醒悟，就烧身灭族，只有这两种结果。我没有想到其中的中间道路。从秦汉以来，这种情况成百上千，不可尽数。然而因为愤怒进谏而激起动乱、产生祸患的，接连不断；能够接受进谏、悔过并施行正道的，不足百人中的一个。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言辞迂曲险峻，指斥、影射丑恶之事，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迂曲险峻的话接近荒诞妄说，指斥丑恶足以激怒人。拿荒诞的说法、激怒人的言辞，以卑下侵犯尊上、以臣下干犯君上，于是进谏打猎，打猎反而更加厉害；进谏杀人，杀的人反而更多；进谏宫室营造，宫室反而更加高大；进谏不要任用小人，小人反而更加受宠。观察进谏者的用意，不过是想同被谏者争一场是非、发泄一番怒气罢了，根本不管其他，因此每每在原有事情上更加添油加醋。现在有两个人，彼此的道理还没有相互信服，甲对乙说：‘你喜欢吃某种东西，千万不要吃；如果再吃，必定会死。’乙一定会说：‘我已经吃了很久了，你要替我死吗？那我一定加倍吃它。’ 如果甲这样对乙说：‘你喜欢吃某种东西，最好少吃一点；如果吃多了，必定会生病。’乙一定会因此感谢他，并减少食量。为什么呢？迂曲险峻的话，人总想反着做；平常合理的话，人一定相信。这就是普通人的心理，世人大多如此。因此，因进谏而产生动乱的事情，接连不断。汉成帝想乘楼船经过渭水，御史大夫薛广德进谏说：‘应当从桥上通过。陛下如果不听，我就自刎，用血玷污车轮；陛下也就不能进入宗庙了【不能进入宗庙祭祀】。’皇帝不高兴，张猛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乘危险之船，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取。’皇帝说：‘开导人不应当这样吗【意思是说，进谏的话应当像张猛这样详尽而妥善】？’于是就从桥上通过。近来宝历年间，敬宗皇帝想去骊山，当时进谏的人很多，皇帝心意未决，拾遗张权舆伏在紫宸殿下叩头进谏说：‘从前周幽王到骊山游幸，被犬戎杀死；秦始皇葬在骊山，国家灭亡；玄宗皇帝在骊山营建宫殿，安禄山就发动叛乱；先皇帝到骊山游幸，寿命也不长。’皇帝说：‘骊山竟然这样凶险吗？我应当亲自去一次，来验证你们的话。’几天后，皇帝从骊山回来，对亲近宠幸的人说：‘那个叩头进谏者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呢？’ 汉文帝也对张释之说：“把话说得浅近些，不要发表过于高深的议论，要让它能够实行。”如今人们平居无事，在朋友、亲属之间互相切磋、规劝、教诲，尚且应当旁征曲解，耐心反复地讲说，使对方乐于去掉不善，乐于实行善行；何况处在君臣尊卑之间，却想凭激切的言辞来希望推行正道、实现治理呢？所以《礼》中称有五种进谏，而直谏是下策。几个月前我看到报文，得知皇上阅览了阁下的谏章，并赐给您钱帛；但文书放在偏僻而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其中原因。近来在一位游客那里，才看到阁下的谏稿；文章明白、辨析清楚而又委婉，进退出入都有根据。我们的君主圣明，理应因此动心。我把它拿在手中读了几天，品味不够，且拍手、且欢喜、且欣慰，三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不能自止。我们的君主听到进谏，既已经实行，又重新加以宠赐，诱导能够进谏的人，这正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心意。这样的消息传到远方，正应当为我们的君主拍手称庆。阁下凭忠孝和文章立身于朝廷，勇于进谏，而且深明进谏之道，果真能够辅佐我们的君主，光大先世的德业。我承蒙阁下深厚的爱护，希望将来能够借助阁下的了解而稍有进步；能不因阁下的喜悦而使自己也更加喜悦吗？我们的君主今天读一篇奏章就实行其中的意见，明天听到一句话就加以采用，贤才忠良之士密集排列在朝廷，那么大家就会振作志虑，各尽胸中的抱负；文祖、武宗的事业，上穷苍天，下尽大地，日出月入，都可以扫除尘垢，使它恢复原初的盛况。我即使不能得到任用，也只是在一个官职、一个机构之中，在箱笼、文书、簿籍之间养活妻子，终老此身。能够写作歌诗，称颂仁圣天子治理天下的作为，也就绰绰有余了，难道还不能自我安慰吗？所以得到阁下的一篇谏章，拍手、欢喜、欣慰三种感情交织，实在不是虚言。应当就是这样。没有机会当面赞叹这件事，只能写在纸上，不觉说得繁多。某再拜。与李谏议论进谏方略书　　　　　　孙樵

译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日食的奏书，认为国家设置谏官，是期望改变君主错误的心意；不能因为君主一次不接受自己的意见就怠于进谏，如果仍不听，就应当接着以死相争，这难道不是谏官的职责吗？您身居谏官之职，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吗？开元年间，难道只有谏官才能进言吗？只要立身于天子朝廷的人，都可以张口振舌，在君主面前争辩，因此自贞观以来，开元时期的政治最为修明。到了李林甫卖弄智术来巩固权势、施展欺诈使皇上听不见真话，于是束缚群臣的嘴，捆住谏官的舌头，还用法律陷害敢于直言的人。从此李林甫的恶行越来越严重，却再也听不到；安禄山的叛逆秘密进行，也再没有人知道；天宝年间的政治由此荒废。如今下面没有李林甫阻遏进谏的权力，上面有开元时期君主虚心纳谏的作为；这样，凡是立身于朝廷、侍奉圣明君主的人，都可以说明是非，不顾时俗禁忌，何况您官称谏议呢？如果您不能进言，那就应该辞去谏议之官、逃避俸禄；官阶优厚、职位尊贵的人难道还少吗？今年三月，皇上曾想营建修治国门，您尚且进谏使他停止。如今又下诏营建废弃的寺院，以安置、恢复群僧，三年之间，砍伐的斧声不会断绝。估量它的经费，难道只会比国门工程多一点吗？考察它的急务，难道只会比国门工程更紧迫吗？为什么您在修治国门时知道进谏，在修建佛寺时却缄默不言？对小事勇敢，对大事怯懦，这难道是谏议大夫的职责吗？我认为，使百姓受到最大祸害的，不过是群僧。武皇帝发愤将他们铲除，希望使疲惫的百姓获得生路。如今天下百姓喘息未定，国家又想兴建已经废除的僧侣势力，使百姓更加困苦，将凭什么使人民走向繁衍富足呢？我不懂时势，私下里却有愤懑和勇气，因此写成奏书一篇，说明群僧成为大害的原因，以及百姓再次深受困苦的根源；没有途径上达天听，便借此托付给您进献。倘若您认为我的文章还不算狂妄，请试着入朝替皇上说明其中大意。答孟郊论仕进书　　　　　　独孤郁 某谨回信说：天下长期以来苦于没有人进言了。您屈尊赐给我高明的言论，用来坚定我的志向，这也是在勉励天下人的心志，哪里只是对我一人的幸运呢？这篇文章的利益又哪里只是对它本身呢？言语难道只有一种作用吗？明知有恶却不说，就是使天下做恶的人不去想到应当畏惧后果；明知有善却不说，就是使天下行善的人不受鼓励、不去仰慕。这两点，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我曾经谈论过这些，怎么敢不据理相争？只是这番话直指困厄、衰败之处，您所听到、看到的，即使想凭此激昂地评议天下，又有谁会听从我的话呢？您知道我要出外做官，来询问我说：“这次出行，是为了自己效劳，还是为了别人效劳？”您的用意很深。古人说：“做官不是为了贫穷。”又说：“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自己的义。”我虽然不肖，难道只会为了衣服饮食、犬马声色、房屋居室而使自己琐屑忙碌吗？难道我要沉沦、被困、遭受坎坷，就只抚慰自己的身体吗？如果我要奋飞腾达，那么您所说的任官授封，难道是要为我个人解决饥寒吗？古人又说：“亲戚处在高位，是因为有力量主持事务。”您所说的亲戚，哪里比得上我自身呢？您所期待的我，难道是希望我以曲意徇私来背弃义吗？天下的君子，本来就应当有办法凭自己的力量立身。如果确实有才华卓异的人，我有幸听到他的声名，哪里敢不踊跃地同他谈论大道呢？何况是没有隔阂的亲戚呢？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借助，那么即使我能够使他富贵，尚且不答应，何况还要妄自替其他人这样做呢？您又说：“不等待职位便发表言论，是大道的言论。”这确实对。古人有平民在道路上诽谤，商人在市场上议论，砍柴者也可以进献狂妄之言。您考虑到我性情柔弱，想要辅助我这颗愚钝的心，使我和主公共同主持天下，这是正直、诚实、博闻多识的益处。我多么幸运啊！难道您要责备我一定要有声望，把至公之道当作货物，在天下人中间进行交易吗？这又怎么可能呢？从前张安世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录尚书事时，曾经推荐过一个人；那人来道谢，张安世非常恼怒，说举荐贤能、进用人才难道有私心吗？于是拒绝接受道谢。有个郎官功劳很高却没有升调，自己前来陈说，张安世回答说：“你的功劳高，圣明的君主知道；为臣者只管奉行职事，为什么要说自己的长短呢？”坚决不答应。不久，这个郎官升任幕府长史，临行辞官时，张安世问他有什么过失。长史说：“将要成为圣明君主的股肱，却没有人可以推荐。” 评论这件事的人认为这是在讥刺。张安世说：“圣明的君主在上，贤能与不肖分明可见，臣下只需修养自身而已，哪里需要知道君主的意图再去举荐呢？”他隐藏自己的行迹、远离权势，就是如此。推举、宣扬贤哲，本来是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的职责。然而富平侯阴阳二人任用此道，我不敢承当。像我这样琐碎微小、正处于困顿之中的人，怎么能把上官和他人的职责反过来当作自己的责任，又凭什么许诺给别人呢？东野您用心良苦，希望彼此有所照察；只愿不要用僭越的方式对我寄予过高期望。某顿首。与郑驸马书　　　　　　　　张说 晚间我寻读《庄周》一书，它把天地看作国家，把道德看作自身；老子的房门窗牖、孔门的门槛界限，都足以反复说明孝慈、孕育仁义的道理。然而晋朝的贤士却尊崇浮华虚无，废弛礼乐，他们所遗失的东西，距离真正的道理将更加遥远。老子说：“归根叫作静，复归本命就能知道常道；复归本命接近于无，知道常道便能认识存在，若只凭外在见闻便会走入邪途。”这正是返照自身。孔子说：“穷究神妙、认识变化，是德行盛大的表现；神妙本不可穷尽却能穷究它，便是神妙与我相合；变化本不可测知却能知晓它，便是变化为我所用。”只有这两个意义，庄子也未能一开始就把它们说尽。若不是荥阳那位深明道的人，谁能轻易引导人理解这个意思呢？与济法师书　　　　　　　　白居易

译某月某日，弟子太原白居易，致信济上人的侍者。昨天顶礼拜见时，我没有把愚见讲完，谈到佛法时，有些尚未明白的地方，约定再作详细讨论。如今经典中还有没有理解的地方，大致有两点，想当面请教问答；又恐怕彼此匆忙，语言不能说尽，所以粗略写在文字中，希望您详细阅览，恭候回信，以开启我未能领悟的地方。所盼，所盼。佛以无上的大智慧观察一切众生，知道他们的根性有大小不同，于是用方便智慧讲说方便之法。因此对一阐提说十善法，对小乘说四谛法，对中乘说十二因缘法，对大乘说六波罗蜜法，都是针对病根投下良药。这大概是方便教中不可更改的经典原则。为什么呢？如果对小乘人说大乘法，他的心就会狂乱、狐疑而不信，这就是所谓不能把大海容纳在牛蹄印中。如果对大乘人说小乘法，就像把污秽的食物放进珍宝器皿中，也就是所谓他自己没有创伤，不要伤害他。因此《维摩诘经》总括其义说：“作为大医王，应当根据病情给药。”又《首楞严三昧经》说：“不先思量应当说什么法，而是随着对方的情况为他说法。”正是这个意思。还担心说法的人不能顺应众生的根性，所以《法华经》又戒告说：“如果只赞叹佛乘，众生就会沉没在罪苦中，不能相信这种法；因为破坏正法、不相信正法，所以会这样。” 佛不只是担心说法者不能救治众生的病，也担心听法者不相信佛法而沉入罪苦之中。那么佛的嘱咐难道还不够郑重周详吗？为什么呢？《法王经》说：“如果确定众生的根基，给小乘人说小乘法，给大乘人说大乘法，给一阐提人说一阐提法，这是断绝佛性、灭除佛身；说法的人应当经历百千万劫，堕入各种地狱，即使佛出世，也还不能出来。若来生为人，就会缺唇无舌，得到这样的果报。为什么呢？众生的本性就是法性，从本以来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怎么能在其中分别病和药呢？”又说：“在各种法中，如果说有高下，就叫作邪说；他的口应当破裂，舌头应当裂开。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的心垢是同一种垢，心清净也是同一种清净。众生若有病，应当是同一种病；众生需要药，应当是同一种药。如果说有许多法，就叫作颠倒。为什么呢？因为妄加分别，拆分善恶之法，破坏一切法；随机说法，反而断绝佛道。”这又是清楚而不可破坏的道理。《金刚经》又说：“这种法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这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三昧经》又说：“都以一味之道，终究没有小乘，也没有各种杂味，就像一场雨滋润万物。” 根据后面这三部经，它们的意思同前三部经非常相反。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说应当依据《维摩诘经》所说，佛对富楼那说：“应当先入定，观察这个人的心，然后再说法。”又说：“不观察人的根性，就不应当说法。”富楼那具有通达的智慧，又亲自奉侍如来，是大弟子，尚且还不能观察、知道人的内心，何况后世五百年末法时期的弟子，难道都能先观察、知道人的内心，然后再说法吗？假使能够观察、知道人的内心，如果对方发的是小乘心，却对他说大乘法，可以吗？如果不能观察对方的心，却按照自己的意思说法，又可以吗？不能观察而默然不说，又可以吗？如果说应当依循经义而不依循言语，那么上面六部经的意义彼此相违，将要依从哪一部呢？如果说应当依循了义经，那么三世诸佛的一切善法都从这六部经中产生，哪一部又能称为不了义经呢？何况各部经中，与《维摩》《法华》《首楞严》的说法相同的并非一部；与《法王》《金刚》《金刚三昧》的说法相同的也并非一部，无法全部列举。因此在这两种意义中各举三部经；这六部经都是上人平常讲说、诵读的，所以如今特意引用它们来请问，其中一定有深奥的旨趣。如今假设有人忽然向上人请问佛法，上人有时能够观察、知道他的内心，有时不能观察、知道他的内心；究竟应当根据病情给药来为他说法，还是应当按照同一种病、同一种药来为他说法？如果根据病情给药，就有高下，也有杂味，这就反而违背《法王经》等三部经的意义，难道只是违背经义而已，还会获得上文所说的罪报。如果按照同一种病、同一种药来讲法，就必定要说大乘；大乘就是佛乘。如果赞叹佛乘，却又不随顺对方的情况，也不能救治他的病，就反而违背《维摩诘经》等三部经的意义，难道只是违背经义而已，还会使众生沉没在罪苦之中。六种说法都是如来说的，而如来说的是真语、实语、不欺诳之语、不异之语。如今顺从这一边就违背另一边，顺从另一边就违背这一边。假如有人来问，上人将用哪一种法回答呢？这是我尚未明白的第一点。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以及病、苦、忧、悲、苦恼。五蕴、十二因缘，大概是同一个法，也是同一个道理。简略地说就是五项，详细地说就是十二项。虽然名称和数目有多少不同，但在次序转移、彼此合贯的条理上是一致的。如今五蕴中依次是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中却是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相续而缘，一边把色放在行之前，一边又把色放在行之后。正常的次序既不相同，倒置的次序也不同。如果说这是佛有意按次第说的，就不应当如此杂乱；如果说佛只是偶然这样说的，又不应当称作因缘。既然不论前后次序，那么其中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我尚未明白的第二点。上人年高德厚，是后学的宗师；在出家人中，又以说法作为佛事，一定能够精心研究这两个义理，将它们合起来加以贯通。仍希望您把指示说明写在信中，因为我想把它收藏在箱笥里，永远不忘。其余疑义，也将继续写信请问。居易顿首。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事书“柳宗元”

译我说：先前之所以送给你石钟乳，是因为它并不好；听说子敬服食的也属于这一类。又听说子敬有时愤懑烦闷、举止躁动，这应当是因为没有得到石钟乳的精华，反而被粗糙、矿质、燥烈、强悍的成分所伤。我担心会损害子敬醇厚美好的性情，使他继续沿袭错误，所以特意殷勤地告诉你。后来又收到你的信，承蒙你引用地理来加以验证，写了几百字，认为只要是土地所产，就都是好的、没有不可服用的；恐怕事情并不是这样。说到土地所产的东西，本来大多有好的，少数有不好的，不能因此说它们全都没有不可用的。草木生长依赖土地，然而即便是同一类草木，也有的生长在山的向阳面或背阴面，有的靠近水，有的依附岩石，它们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何况钟乳产于岩石，岩石的精细粗糙、疏松致密，往往相差很大；洞穴土壤的上下、土层的厚薄、石头的高低又不可知，因此依附其上而生成的钟乳，本来就不可能性质相同。从精密的石中生出的钟乳，流出时油然清澈，光明耀眼；孔窍光滑平正，肌理细密润泽，服食后能使人容光焕发、温润柔和，气息通畅，能调理胃、疏通肠道，使人长寿康宁，心平意舒，快乐融融。从粗疏低劣处生出的钟乳，则冲突突兀、凝结涩滞，忽大忽小，颜色像枯骨，有的又像死灰，沉滞憔悴而不发光；纹理丛杂、齿状重叠，沉重浑浊、顽劣质朴。服食后会使人身体僵滞、心情抑郁，泄火生风，咽喉受阻、肺部发痒，幽闷而神志不聪，心烦易怒，肝气上逆而刚烈，不能保持和平，所以君子对此必须谨慎。应当取用颜色美好的钟乳，却不能只相信它产自某地，就以此求取最精良的。总之这样做，是因为庆幸子敬服食的钟乳近来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还可以停止服用。假如只要是土地所产就没有不可用的，那么东南的竹箭，即使旁生枝杈、弯曲不直，也都可以用来穿透犀牛皮；北山的木材，即使奇形怪状、树液流失、中空而立、已经枯死，也都可以用来建造高百尺的楼观、渡过深千仞的渊谷；冀州北部土地所产的马，凡是体形高大而颈项短、拘挛跌跛、蹄薄而拖曳的，也都可以承受百钧重量、奔驰千里；雍州的土块璞石，都可以用来做砥石；徐州的粪土，都可以用来封筑大社；荆州的茅草，都可以用来缩酒；九江的乌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泗水边的石头，都可以用来击磬。若是这样而不造成大错的，实在太少了。放在人身上也是这样：鲁国早晨饮酒、让羊开毂而转动车轮的那些人，都可以做老师；卢地那些沽名钓誉的人，都可以做名医；西施故里的丑陋而受刖刑的人，都可以充当侯王；山西那些轻浮冒失、贪婪残忍的人，都可以开凿凶门、控制关外；山东那些幼稚愚蠢、朴拙鄙陋、只会努力从事农桑、看守枣栗的人，都可以在朝廷上参与谋划。如果这样做，便是颠倒伦常、违背正道，严重得很；这与把粗劣石钟乳当作良药又有什么不同呢？正因为如此，医书中说到丹砂，常用“像芙蓉而有光”来形容；说到当归，说它像马尾、蚕首；说到人参，说它像人的形状；黄芩像腐烂的肠子，附子有八个角，甘遂有红色的表皮之类，不能全部列举。如果只要产地适宜就一定是好药，那么医书应当说“生长于某地”，而不应当说“某地所产的某药才好”。医书的注释又说：“始兴所产为上品，其次是广、连两地；除此之外就不必服用。”这正是因为始兴所产的最好。如今我再三说明这些，只是希望得到它的精华，以巩固子敬的寿命，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药石和医术。如果是为了服食药物，就不应当不顾自身利益、姑且只求胜过别人，夸耀辩才博识；我并不认为子敬会这样，这一点显然无疑。所以把我的话全部说完。某谨白。《唐文粹》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四 宋代姚▯编纂 书六【共十一首】论文上 《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答荆州裴尚书论文书》《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与于襄阳书》【韩愈】《寄李翱书》【裴度】《叙诗寄乐天书》【元稹】《答杨中丞论文书》【柳冕】《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答庄充书》【杜牧】《与贾秀才书》【孙樵】《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柳冕 叩头。分别以后已经九年，我也已经老大了。平生喜好文章，如今老了，兴致也尽了；每天又被外界事务扰乱，写成了两大卷文字。有些是不得已而作，有些是有所作为才作。既然写成了，其中颇有接近教化的内容，谨录下呈上，希望您读完后姑且一笑。文章产生于情感，情感产生于哀乐，哀乐产生于治乱，所以君子感受到哀乐便写成文章，以此了解治乱的根本。自屈原、宋玉以后，感于哀乐而失去了雅正；魏晋以来，感于声色而失去了风教；宋、齐以后，感于物色而失去了兴致。教化兴亡以后，君子的风范也就尽失了，所以那些淫靡华丽、专事形似的文章，都是亡国哀思的声音。自孔夫子以来直到梁、陈，文章三次变化，终于衰弱。唉！《关雎》兴起，周道便兴盛；王者的恩泽竭尽，诗便不再产生；如果诗重新产生，王道也就兴盛了。上天大概是想借此开创过去的乱世，兴起圣唐的治世，恢复三代的文章吧？老夫虽然知道这些，却不能把它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不能达到那种境界，更何况如今已经衰老了！哪里还能鼓舞作者的气概，完全发扬先王的教化呢？这件事要靠您来恢复并实行，鼓舞它，使它重新产生。柳冕叩头。《与徐给事论文书》文章以教化为根本，表现治乱，联系着国风。因此，存在于君子的内心叫作志，表现为君子的语言叫作文，论述君子的道叫作教。《易经》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天下。”这就是君子的文章。自屈原、宋玉以来，作文以哀艳为根本，专事夸张诞妄，失去了比兴的传统，丧失了古义。即使扬雄、司马相如注重形似，曹植、刘桢具有骨气，潘岳、陆机文辞藻丽，但文章写得多而实际作用少，也不过是一种技艺，君子是不做的。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便写《大人赋》来讽谏。武帝读后，飘飘然产生了凌云的气概。所以扬雄批评说：“讽谏固然是讽谏了，但我恐怕它免不了也在劝诱皇帝。”大概文章有余而质实不足，就会流荡；才华有余而雅正不足，就会放荡。流荡而不能返回正道，使人产生淫靡华丽的心思，这就是文章的弊病。扬雄虽然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真正实行它的，只有荀子、孟子、贾谊、董仲舒罢了。我自从任职以来，被外界事务触动，因感触而应发，不知不觉写成了文章。用意虽然想恢复古风，却赶不上古人，因此不足以评论古人的文章。唉！古人的文章已经无法赶上了。想要了解古人的内心，难道要靠文章吗？如果没有文章，又不能了解古人的内心。所以我还不能完全不说话，也正是因为志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