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三十上

译论神策军大总管状（张说）。檄文一篇（附）。为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后临朝而移檄各郡县（骆宾王）。露布一篇（附）。讨破朱泚露布（于公异）。论浑瑊、李晟等各军兵马，不要指授作战方略状。陆贽。右件，钦溆奉宣圣上批示：您所上奏关于蕃军退归以及关中形势的意见，理由都切合实际，极大地安慰了我的心。但浑瑊、李晟等各军仍须商议谋划，命令他们进攻。朕正想派使者前去宣慰，您应详细分条陈述，迅速上奏。臣听说，将领贵在独立谋划，军队凭奇策取胜。远距离控制军机，就会失去应变；戎帅听命行事，就没有威严。因此古代贤明君主选择将领而信任他，把军事指挥权分给他，发誓不加干预；授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这样，军队失败就由将领承担死罪，作战胜利就由将领接受功勋。不用刑罚而军纪严整，不劳圣上忧虑而武功建立。对于委任的原则来说，难道不广大吗？对于责成的好处来说，难道不精审吗？从古代以来，帝王能够平定大难、成就大业，都是由于这个道理。有的人却对委任存疑，认为把裁断权交给将领、由自己掌握才是大权；又不明白责成的意义，把听从诏令指挥看作正当。于是将领在原野上交战，决断却要在深宫中作出；军机在片刻间变化，计策却要在千里之外确定。违背命令就失去顺从，听从命令又可能失去时宜；失去顺从，就会挫伤君主的威严；失去时宜，就会败坏君主的军队。任用和舍弃彼此妨碍，做对做错都带来凶险。上面受到牵制的讥讽，下面没有拼死作战的意志。对于分配军权的道理来说，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受到损害吗？对于治理谋划的办法来说，难道不是全都错了吗？自古以来帝王长久制造动乱、繁多施刑、丧失军队、逼迫国土，都是由于这种做法。这个道理的得失，是兵家最重要的关键，对当今事情尤其关系紧要。如今盗贼遍布，皇帝弃都播迁，人心怀有观望形势的动摇，王室又没有足以自我巩固的力量。秦州、梁州回环曲折绵延千里，如果从远处对它们施加威势，力量和形势便无法控制；授予将领专断权，又会因路途遥远而不能精密协调。近来骤然下诏教令各位将帅，事情无论大小都加以规划裁定。等到章表陈述实情、使臣回报时，进退缓急往往全都违背圣上的谋划。难道他们都乐于违抗吗？也是因为传闻同实际指示不同，远距离筹算同临事处理有差异。假使其中确有任性违令、奸诈违法的人，陛下能在这时杀掉他违诏的罪责吗？臣私下恐怕不能。陛下又能夺取他的兵权、更换将帅吗？臣也恐怕不能。这样一来，违命的人既不能果断惩罚，听命的人又未必合乎时宜，只是徒然耗费空言、劳烦圣上思虑，不但没有益处，实际损害反而很多。为什么呢？如今时势正艰难困顿，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弱失势，凡是拿着武器保卫国家的人，都自认为功业出于自己，忠义刚烈发自内心；他们安于自行决断，却以受人牵制为苦。陛下应当俯身顺应这种心情，因势把权力委托给他们，使他们实现所安乐的事情，防止他们所厌恶的牵制；用授予权力的道义来敦厚他们，用亲信来巩固他们。对于他们的功劳，应当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待以异乎寻常的赏赐；其余细小事情，一概不要过问。所赐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措辞以取得尊重，郑重寄托以表示诚意。言语受到重视，君主之道就尊崇；托付出于诚意，人心就会感动。君威尊崇，即使不严厉，众人也会服从；人心感动，即使不下命令，事情也能办成。这样，智者自然施展谋略，勇者自然奋力，小大之人都能竭尽其才，贤愚各自实现心愿；将领自然愿意效忠，士兵自然乐于作战。与那些迫于驱使控制、不得已才服从的人相比，志气岂止强百倍！君上的权力，和臣下特别不同，只有不亲自滥用它，才能真正任用人才。关键在于顺应人情，契机在于通晓时势变化。如今的关键要领，大体都已具备于此；如果陛下能够防备并深入思考，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谨此奏闻。收复河中以后请求停止用兵的奏状 昨天钦淑奉传圣旨，把臣所拟马燧、浑瑊等奏报平定怀光、收复河中的奏状给臣看，并命臣商议应当怎样处置，让钦淑奏报。消灭凶顽，荡平京畿，这实在是圣上宏大谋略和远大功业，也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祚。应当处置的大略，我已经托钦淑口头陈奏；辗转传达，恐怕未能充分表达意思，所以谨再陈述自己的浅陋意见，愿陛下稍加留意察看。臣听说，祸患有时能生出福泽，福泽也能生出祸患；丧失之中有获得的道理，获得之中也有丧失的根由。所以晋国在鄢陵获胜，范燮反而祈求死亡；吴国战胜强大的越国，夫差却由此开启了灾祸。由此可知，祸福不可能永远不相互转化，侥幸也不可以常常希求。处在福中而思虑祸患，福才能保全；见到所得便忘记丧失，丧失必然到来。臣私下担心那些谄媚求宠、[疑“希防”当作“希旨”]的人，以及轻薄躁进、喜欢生事的人，会以凶恶之徒覆灭为幸，揣度英主削平叛乱的心意，必定争相进献甜言蜜语，诱导君主产生贪利欲望，说王师所向无敌，说残余叛党只要举手示意就能平定。请陛下回转蒲坂的兵戈，再次发动淮沂的战事。这种议论一旦开启，必然成为祸乱的阶梯。因此微臣姑且担心由此生祸，还不敢以获得福泽来祝贺。为什么呢？建中年间的灾难，就是值得惩戒的先例。当初或因积累怨恨而不能宽容，或因急于取胜而轻率用兵。所以文喜讨伐泾州上游时，创伤还没有平复；崇义征讨汉南时，新的叛乱又接连发生。抗拒命令的将帅并非没有诛杀，讨伐叛乱的军队并非没有取胜，坚决果断并非不强，赫然发怒并非没有发泄。然而由于没有体恤人，只听说杀戮，有罪无罪都不敢自保，于是心怀怨恨而反复不安的人害怕铁钺接着加身，畏惧祸患、心怀疑虑的人担心彼此受到猜疑和谗毁。于是他们像蝗虫聚集一样抗拒讨伐，像狼回头一样背弃恩德，遍及两河，横贯淮夷，荡平三辅，直逼京城。皇帝的车驾因此两次出行，行宫甚至被叛军包围。当时天下大为震动，人心已经离散，天命连片刻也难以保全，王威不能出一座城池；国家危如累卵，艰难接连不断，像包裹桑枝、缀系旒旗一样摇摇欲坠，幸而没有立即断绝的情况已经多次出现。形势危急困窘，实在足以令人寒心。当时并没有从前熊罴聚集般精锐的军队、雷霆奋发般的声势、武库中锋利的兵器和充盈的国库财赋；朝廷施令统率众人、取得威势平定祸乱，比建中初年又岂不是微弱到了极点吗？然而陛下怀有深切悔过的诚意，颁下非常重大的诏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长期造成乱局，知道急于征发、重重征税会耗尽财物，知道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会招致危险，知道违背众意、强行遂心会积成罪恶，知道百姓困苦到极点会产生怨恨，知道上下郁塞会失去真实的人情。

译恩德的诏书广泛传布，表示与天下重新开始；各地宣扬之时，听到的人无不流泪。即使是凶悍粗暴的坏人，也一定为之抽泣。诚意感动万物，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使怀有枭鸱之心的人发出友善之声，使灾异邪气消散而化为和气。于是奸邪反复之徒改变心意，百姓贤士归附诚心。假王、叛换之徒，削去伪号而请求治罪；窥测形势、首先逃窜的将领，也专一竭诚来效力。流亡、受冻、饥饿的人，希望保全自己的家庭；屯守戍边、征战的人，希望保全自己的性命。将要枯竭的恩德重新厚厚降下，已经断绝的君臣关系又重新连接。天下人心顿然完全改变。从前越讨伐越叛乱，如今一释放他们便全都来归；从前凭百万军队竭尽力量，如今只用咫尺之诏便使教化普遍成功。这就清楚说明，圣王施行治道、使暴民服从，是凭借德行而不是凭借武力；群帅悖逆君主、抗拒天诛，是谋求活命而不是谋求称王，也同样清楚。还恐怕陛下认为臣说得简略而没有明白，请允许臣再追溯根本，详细说明。从前河朔、青齐同恶相互煽动，拥兵据土，改变教化而不肯入朝。陛下以王化不能一同为耻，以奸邪不能制服为愤，于是调发六军神策，以及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士，向北出征；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士向南奋力讨伐。耗尽国家的粮仓财库来供养军队，调集公私的马厩牧场来扩充武力。计算征收遍及万物，征役徭役遍及八方。劳民已经非常严重，声威也已经十分盛大。后来日久年深，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两河的叛寇，祸患有增无减，而国家的根本已经几乎倾覆。等到泾原士卒倡乱，朱泚军队构成灾祸，豺狼盘踞宫禁，[“防貐”字样疑有讹误]在驰道上择取血肉。讨伐河朔的军队，布满道路却退了回来；宗庙郊社附近归顺的军队，只顾守垒也来不及。到了这样的乱局，天下沸腾；假如有图谋夺取帝位的豪雄，有图谋窥伺上天、篡夺天下的大奸，乘此灾乱间隙而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接受朱泚的人全都自行收敛退缩；朝廷内部没有非分的议论，外部没有越境侵犯。等到听说上天降下恩泽、洗涤瑕罪，诏书恢复爵位，他们竟一点也不迟疑，望见风向便诚心投降，争着驰送表章，只怕落在后面。考察他们平素的志愿，这一点从此就可以看清了。这些人都是借助兵乱来求生的流民，留恋土地、苟且求安的人；贪生怕死，是万物蠢动的最大常情；畏惧危险而寻求安定，是万物共同的本性。拥有天下而把百姓视为子女的君主，应当以天下人的欲望为欲望，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本来就应当满足他们的愿望，除去他们的畏惧，供给他们的需求，使家家安宁，人人都能遂愿。家中如果安宁，国家也会安宁；百姓如果能够遂愿，君主也会安宁。这就是说，喜爱生命并把这种爱施及万物，才是使自己获得生存的办法；施给万物安定，才是使自己获得安定的策略。把别人救出死地，却希望自己长久生存，从古到今没有这种道理。把别人置于危险之地，却希望自己长久安定，从古到今也没有这种道理。因此从前的圣王知道活着的人所喜欢的事，自己也喜欢它；所以与人共同求生，上下的生存之乐都能得到。圣王知道安定是人们所获利的，自己也以此为利；所以与人共同求安，家庭和国家的利益都能保全。如果有人反常违理，昏昧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察看他强悍抗拒的原因，从内部反省自己安抚驾驭失当之处。修治近处以招来远方，检点自身来率领众人。所以《尚书》说：‘只应当因干戈而反省自身。’又说：‘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后有苗便来归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就是证据。如果有人不明白怀柔之道，只致力于攻取，不考察教化还没有到达，不忧虑诚意感化还没有使人信服，只知道施加严厉威势，只知道放纵愤怒，把人看作禽兽，暴露在荒野之中；轻视人如同草芥，用锋利的刀刃任意杀戮。叛乱者不肯归顺，就下令进行讨伐；讨伐不能取胜，就将要议定刑罚。这会使背负罪衅的人害怕必死的诛罚，使奉命出征的人担心无功受责。编户百姓因困于纺织劳作和赋税而想要变乱，士卒因害怕死亡而思念归乡。各种人心彼此冲突，乱局哪里会有安定之时？一个人不服从，整个境内都遭受灾殃；一境不得安宁，天下都会受到扰乱。兵祸交结，变乱从各方面兴起。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招来，国家分裂崩溃而不能守住，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了。’这大概是必然不变的常理，是极其正确的格言，足以作为明亮的镜鉴、神妙的龟策，贯穿百代君王而不可改变。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能不害怕吗？道理有必然性，不同道路最终会归于同一轨道；言语有极正确的内容，不同朝代也会像符契相合一样应验。近来东北叛徒废止进贡，断绝朝贡。陛下愤怒他们违抗命令，大举动用兵甲。直到现在，逆贼朱泚诱骗奸人、乘机发动，所防备的敌寇还远隔河山，意料之外的戎兵却已经在都城发动。萧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正得到验证了吗？世代典籍所垂下的训诫既是如此，近来的事实又明白验证了这一点。因此诏书叙述衰败痛苦的情状，悔恨征伐之事；这样便把各种罪恶归咎于自己，颁布明确诚信来昭示天下。过去的过失全部受到惩戒，最大的罪过也都得到宽宥；用减省赋税来约束百姓，用停止战争来发誓。于是亿万百姓和四方叛乱将帅，感念陛下自我更新的诏旨，喜悦陛下盛德的言辞，改变面貌、改换言辞，暂且修行臣下之礼。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和秘密谋划，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一定会聚集党羽商议，侧耳听闻，观察陛下所做的事，考察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言语和行动相符，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如果行动与言语相背，忧惧祸患的心态就会重新兴起。自从京城安定，皇帝车驾返回，正赶上怀光接着作乱，朝廷又进行讨伐；所谓停止战争的话，我们一定就会永远收复山东。各路将帅之所以不敢发言，大概是因为河中靠近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把它剪除罢了。如今如果调转车驾、移动旌旗，又指向淮西，淮西的元凶必定会欺骗胁迫同恶之徒，离间新近归附的军队，对他们说：‘奉天停止战争的诏旨，只是因为形势窘急才这样说。朝廷稍稍安定，必然又会诛伐。’这样一来，朱泚灭亡而怀光被杀，怀光被杀而希烈被征讨，希烈如果平定，祸患将依次临到我们。那些平素积存疑虑、怀有旧日罪责的人，怎么能不因此动心？所以心一旦动摇，就会充满丧身灭族的忧虑；

译忧虑一旦充满，就会担心唇亡齿寒的祸患。同样患难的人，即使像胡人与越人那样彼此相隔，也会互相怜悯；忧患相同的人，不必招邀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青齐本来就会响应，建中年间的灾祸势必重新兴起。国家刚刚重新建立，群凶刚刚稍微歇息，就接连前来鸣叫挑衅；如果逐一出兵讨伐，我们的力量还来不及应付；如果放任不管，盗寇祸患就会更加严重。臣愚昧地认为，这个祸患并不小，只是不知陛下准备以什么办法应对。若已有办法，悔恨过去还来得及；如果还没有办法，愿陛下不要轻易改变主意。凡是谋划长远结果，都在于谨慎开始；祸患的机关一旦发动，就很难再追回。臣请大略陈述当今维持和驾驭局势的适宜方法，只愿圣主审察选择。君主的大权，在于恩惠和威势；二者必须同时施行，废弃一个都不可以。有恩惠而没有威势，别人就不会畏惧；有威势而没有恩惠，别人就不会怀服。如果只知道恩惠可以使人怀服，却废弃取得威势的手段，那么施加的恩惠恰好只能显示软弱，别人又有什么可怀服的呢？如果只知道威势令人畏惧，却遗漏施恩的德行，那么施加的威势恰好只能招来敌人，别人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宣施恩惠来培养威势，蓄积威势来尊重恩惠。威势能够得到培养，就不会受挫；恩惠受到尊重，就能成为恩德。因此恩惠和威势彼此蓄养，威势和恩惠相互施行。君主想要使远方的人柔服、使强暴者归服，如果不明白谋划的关键，就无法做到。如今皇运中兴，上天降下的灾祸将要悔改；朱泚逆贼苟且占据上国，怀光窃据中原，两年还未满，便先后被斩灭。这实在是众多奸邪惊心的日子，也是天下万物改变看法的时候。威势已经施行，恩惠还没有普遍浸润，实在应当上承天意，下收人心：布施体恤百姓的恩惠来助成威势，乘着消灭盗贼的威势来施行恩惠。河中的污乱党徒，全部宽宥，不再追问；淮西僭越叛逆的罪过，也一并与之更新；免除、宽贷疲惫的百姓，停止战事，遣散战士；符合往年停止战争的诏令，以彰明大君宽容污垢的盛德，以传播仁爱，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又说：‘君王的心意是多么一致！’这样，威势不用施加，人们却像敬畏神明一样畏惧；恩惠无需耗费，人们却像亲近父母一样怀服。凡是被胁迫而心怀恐惧的人，一定会说：‘淮西僭逆的罪过尚且要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患呢！’凡是被胁迫而与叛党同恶的人，一定会说：‘河中的污乱党徒尚且得到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罪过呢！’凡是疲惫困苦、希望安定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战无不胜的军队，却抑制而不任其驰骋，这确实是要停止征伐了！’ 凡是凋敝残破、盼望得到治理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战胜、痛恨乱贼的愤怒，却忍住而不发泄，这确实是体恤隐微的人了！’天下人心如果这样，而祸患仍不停止、治道仍不能施行，那是不可能的；臣所不敢保证一定会服从的，只有希烈一人罢了。推究他的私心，并非不愿意服从；想到他的隐秘忧虑，也并非不后悔，只是因为猖狂而失策，已经窃取了大名，虽然承受陛下保全宽宥的恩德，却不能不在天地之间自己感到羞惭罢了。即使他不顺从命令，这样也只是一个孤立的独夫；对内没有理由发动兵马，对外没有同类可以求援，他的计策不过是厚待部下，苟且拖延岁月。即使想要横行，形势也必定不至于成功。陛下只需命令各镇各自守住疆界；他既然气势被夺、计策穷尽，就成了牢狱中的囚徒，不因人祸，也会受到鬼神诛罚。朝廷只管崇尚德行来等待他，臣本来就知道他必定逃不出所预料的结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使敌军屈服’吧！如今如果不顾时机和方略，又兴起战争，亵渎威势而轻视恩惠，舍弃容易而趋向困难，就是放弃明确诚信而专务愤怒，给敌人提供借口、给盗寇增添援助，使困穷者无暇得到体恤，使劳苦者不得安居；国家的安危或许就难以保全。这关系到成败、治乱，愿陛下把它看得困难而慎重对待。臣这点冒昧上奏、担忧爱惜之情就在这里。如果陛下能够过分地采纳臣狂妄浅陋的意见，不疑虑所实行的办法，臣谨当草拟招抚晓谕的文辞，详细陈述防备御敌的谋略，恭敬等待陛下宣示许可，然后才敢上奏。谨此奏闻。当初，收复城池以后，请求不要诛杀凤翔军将赵贵先的奏状。钦溆奉传圣旨说：先前朕和卿商议，想宽恕赵贵先的罪过；朕今天早晨又询问诸将，他们都说贵先顺从朱泚，就是叛逆之人，应依照通常刑法处置，不可宽免。众人的意见如此，看来很难释放，卿应当知道。臣愚昧地认为，贵先跟从叛逆，按法律本来不容宽赦；但贵先保全自身的缘由，按情理却可以宽恕。陛下所议论的宽宥，是推究他的情由；诸将所请求的诛杀，是根据法律。根据法律除去君主的恶人，是臣下通常的心志；推究情由来安定众人的危疑，是君主的重要权力。君臣之道既然不同，通达处理的方法也各有差异；双方的话都有道理，所处的立场各有适宜，事情即使相互比较也不妨害，这就叫作各得其宜。先前襄城告急，诏令陇右发兵，齐映率众向东进发，贵先就是他的部将。当时军队到达昭应，恰好遇到皇帝车驾前往奉天；齐映奔驰返回凤翔，贵先独自留守营幕，进则没有总帅，退又被乱兵阻隔，于是被叛贼朱泚招诱，朱泚欺骗他说要共同迎接皇帝车驾。朱泚当时叛逆的形迹还没有暴露，贵先怎么能不跟从？既已受到诱骗而留下，随后又遭到劫持控制，身体被束缚而担任伪职，士兵被编入凶徒之中；即使身在叛贼阵营，也没有受到真正任用。事情始末，天心明察；臣又亲自听承陛下的德音，并非只是听传闻，他的实际情状，颇值得哀怜体恤。他所应当承担的罪责，只有不能守节而死这一点罢了。贵先如果能够为节义而死，就是忠烈之士，本来会得到褒奖表彰，哪里还需要靠宽免来保全？凡是审议狱讼，大概都因为案情有疑；罪行有疑，应当从轻，这确实载在法令典章中；被胁迫而从逆者不加治罪，也记载在圣王的谋议中。何况怀光还没有消灭，希烈仍然强盛，遭遇诱骗胁迫的人，确实很多。如今京城刚刚平定，皇帝的治道重新开始，正是污浊风俗接受教化的日子，也是圣王布施德泽的时候；所使用的刑法，尤其应当审慎。一轻一重，治乱就由此产生。用恩德宽宥他们，改过自新的人都会想着归顺；用法律断罪他们，心怀恐惧的人只会姑且设法偷生。众人的心因此苟且，贼势就会牢固；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却要留下多年忧患。如果只是顺从匹夫的议论，免得兴起亿万人的战争，这样筹划，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从前安禄山、史思明猖狂作乱，士人官吏受到污染；肃宗兴复大业后，多次颁降赦书，罪责只追究首领，其余一概不问。河朔遗留下来的叛党，既听闻德泽广大覆盖，又庆幸被胁迫受污能够得到原谅，人人都自责埋怨，后悔归附国家太晚。等到三司审查，罪责接连依照严刑办理，没有得到赦免的人又觉得计策得逞。庆绪将要消灭却又重新结集，思明已经归附却又重新携贰，祸乱的根苗逐渐滋长，直到今天仍然成为祸害。

译难道不是因为任用执法官吏而损害权变之道，不能忍受小的事情而扰乱大的谋略吗？从前汉高帝平定四方后，看见诸将往往私下交谈，谋划反叛，便问张良：‘这该怎么办？’张良说：‘陛下最痛恨的人是谁？’高帝说：‘雍齿，他和我有旧怨，而且多次使我陷入困境。’张良说：‘如今赶快封雍齿为侯，人人自然就会坚定安心。’高帝采用张良的计策，诸将果然安定下来，都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患呢？’大概谋划成就霸王之业的人，不会被通常制度束缚；安抚反复不安的人，不应总想着旧日的瑕疵。如今陛下有汉高帝那样的英明，赵贵先并没有像雍齿那样的旧怨；何不施展威势而又怜悯保全他，以此平定危疑，彰明宽恕而施行盛德？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还要劳神犹豫吗？微臣这番恳切上言，是在为将来的大计奠定基础。凡不是首恶，都愿意从宽处理；这样或许能使背负牵累的人无不闻风向化，消除奸凶诱惑人的计谋，打开判乱者投降归附的门户。这一大计不可错失。陛下先前的意见本来很好，伏望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谨此奏闻。论请不要替换凤翔节度使李楚琳的奏状。钦淑奉传圣旨说：李楚琳担任凤翔节度使，最终仍须另行议论更换；有人上奏，请求等朕到达凤翔时选择一人替代楚琳担任节度使，另授楚琳一个官职，便随朕回京。既然迎驾诸军声势很盛，借此替换也是权宜之计。卿商议看是否稳妥。臣听说，王者有所作为，首先怀抱长远谋略；谋划必须能够流传，事情必须能够继承，不因眼前利益而苟且取得，不乘一时便利而侥幸成功，所以君臣上下才能相互连接，治道才能长久。李楚琳本来是作乱之人，乘国家危难而放纵奸恶，杀害国君而篡据其位，按典法本应沉入污水之中。只是当时祸患很多，来不及讨伐，便授予他旄钺，又接连给他宠荣。到了南巡之时，他颇能保全表面上的顺从，使道路没有阻塞，也确实有所依赖。虽然屡次加授爵位官命，实在不是出于本心；然而王者的话一经说出，就不可更改，即使缺少君臣之恩，也还必须依礼处理进退。如今如果借皇帝出行的威势，凭借迎驾甲兵来更换他并带回京城，这若说是除乱，便是不武；若说是务求治理，便是不诚。祸变频繁兴起，已经很久了；背负罪衅而占据职位的，难道只有一人？在这种时候巡幸之后，今后将进入何处？用这种方式安抚驾驭，谁还敢怀服？从前汉高帝假称出游而擒获韩信，功臣相继反叛，天下几乎危亡，征伐纷纭直到高帝去世；侥幸行事不可为，就是这样。陛下难道不认为最重要的是至诚吗？议论者说这是权宜之计，臣却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权宜这个词，取义于秤和秤锤；秤衡量轻重，秤锤调整分量，所以权放在秤上，物品多少就能得到准确衡量；权施于事情，义理的轻重就不会差错，其趋向在于合乎道理。必然要取重舍轻；至于长远的疑虑，则应趋于轻处而避开重处。如果不是圣哲，很难穷尽其中精微，所以圣人重视权变，才说：可以和他同往合乎道的道路，却未必可以和他确立不变的原则；可以和他确立原则，却未必可以和他运用权变。这是说知晓时机很难。如今刚刚平定大乱，将要重新修复天下通衢；皇帝车驾所经过的地方，首先施行胁迫夺取之举，换掉一个将帅，却损害万乘之君的义理；得到一方之地，却结下四海的疑虑。这就是把该轻的看重，把该重的看轻，称作权变，难道不是反了吗？把违背正道当作权变，把任意权术当作智慧，君主这样做一定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一定祸及自身。历代之所以多有丧乱、长期滋长奸邪，正是由这种错误造成的。韩信的才略当世无双，而且已经背负嫌疑、遭到告发；放纵他足以扰乱区域，除掉他可以安定国家，虽然侥幸擒获，仍被认为当时处置失误，后来又遭受战争之害，百代都流传其诈术的讥评。何况李楚琳只是军伍中的普通人才、厮役养卒中的卑贱之人，只是趁时局扰乱，得以放纵猖狂，并没有坚守险要、歼灭敌人的雄才，也没有出奇制胜的谋略，颇像狐狸和老鼠。乘着黑夜张狂，等到晨光升起，势力自然就会蜷缩。如今郊外和京畿已经安定，武卫正严密；汧陇镇压在西面，邠泾扼守在北面。回头看凤翔，就像放在手掌之中；凭李楚琳微弱的才能，处在掌握之地，即使让他跳踉，又能做成什么坏事？愿陛下暂且致力于宽宏，普遍安抚反复不安的人，催促车驾迅速停留，记录功劳，犒赏勤劳，施布大赦的恩典，发布革新政治的命令。然后征召韦皋、楚琳，使他们入朝分别担任文武职务；选择有大功、久负声望的人，命他总领岐陇军队。这样李楚琳承受诏命，必定欣喜荣耀，奔走奉行尚且来不及，哪里敢生出芥蒂？又何必劳烦诛除？处置得当，万无一失。何必仓促妄动，不作长远谋划？仰望陛下明察，请再详细考虑。谨此奏闻。

译论神策军大总管功劳的奏状　张说 尚书、兵部臣听说：春天主管生长繁荣，秋天主管杀伐。如果始终只有杀伐，就不能完成一年的功业；施行仁德就顺利成就，施行暴虐就会残败断绝。如果一概不分邪正，就不能建立大中之道。因此春秋依次运行，就能沟通天地元气，使生气充盈；德治和刑罚同时施行，就能合于王道而建立常法。乱由此可以除去，兵也不能废弃。尧、舜、禹、汤的德行，统摄元气、建立法则的君主，有的制备五种兵器，有的张设九种征伐，大概都是想排除奸寇、保全民众，补足雍熙之治尚未普及之处，辅助声教尚未到达之地。既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那究竟是什么呢？伏惟皇帝陛下，广泛取法天地，正直光明与日月相配，陶铸六合，表率端正万邦，发扬高祖、太宗的光辉，奉承肃宗、代宗的伟业。自从继承大业前人的基业，高居清明宫阙，四海承受统一整齐的风教，天下有生之物无不得到安遂。边鄙有时发生干戈，于是设置军队，以求有征讨而无战争；许、蔡一带等待首领被诛，陆梁之徒背命妄诞；泾原发生肘腋之间的变乱，逆贼朱泚因此投身凶恶的德行，借助奸徒的羽翼，迷惑我天下百姓，窃夺我们的神器，聚集成为兴起污秽的东西，腥污宫闱；又散布成为旬始那样的妖星彗孛，侵犯星辰运行的次序。先皇怀柔河朔，施恩保佑下民，记录他们顺从教化的功绩，优厚地以登贤之礼相待；恩泽深厚广大，聚集于平民之家，名位显赫，又给他们增修资质，希望改变他们的桀骜，使其逐渐归于大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却没有想到恶木会生出砍伐后残留的枝桠，疯狗会向豢养它的主人狂吠。近来正值皇帝车驾顺道出行，停驻在郊外，而朱泚却聚集凶恶、号召丑类，阻兵而残忍，长戈指向宫阙，流箭射向天子；像老鼠啃噬一样穿透高墙，像蝎尾蜇刺一样毒害王师。他的罪过超过后羿、寒浞，恶行积满，像枭獍一样凶残。因此四方都愤怒，九服喧腾；想要拔剑的人挥袖而起，争着磨刀的人不约而同地汇聚。适逢叛贼窥伺间隙、暗中施行凶谋，既暂缓雷霆般的诛罚，便延长了片刻生命。臣因此恭敬承受圣上谋算，奉行上天的讨伐；整理衣冠登坛，申明君臣的大义；举行祃祭、祭享社神，借助神灵在幽冥中的赞助。本月二十五日，臣总领军队，直趋都城；掠过浐水一带扬旗，在苑囿旁下营。军士如山岳云气舒展，营木如森林排列；蓄养威势、积聚锐气，径直歼灭凶恶首领；击鼓息旗，尚且不把小利放在心上。叛贼起初侵犯时，已经略加扫除；本以为他们气势已尽，前来归降，谁知还敢像尸体一样盘踞固守。敌人若可以放纵，军队何必这么多？到二十七日，臣在中军部署诸将，召来胜利之风于大旗之下；战鼓尚未敲响，人心已经粗猛奋发；军令先行，军纪便凝重严肃。人人怀有报国之心，争相磨砺报仇雪恨的刀刃。臣知道军队可以任用，于是继续长驱直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三人〕 五月二十八日寅时，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军副元帅都知兵马使吴诜、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营都知兵马使检校刑部尚书孟涉、右厢兵马使郭审全、权文成、神策行营商州节度都虞候彭光俊等，在牙旗之下接受命令，在辕门之外分别指挥。将士们跃马争先、鼓足勇气，免胄出发；夹着水道陆路，左右旋转抽击；抵达丘陵后逐渐广泛布阵。声势充塞天地，气势雄盛如钲鼓。军队布置在光华门外，把精锐全部投入神策仓。东面的城垣盘绕倾塌化为尘土，滋水干涸成为平地。左军还没有离开旧营垒，前军偏师已经长久逼近贼军锋刃。仿佛从天而降，又像从地中出现。贼将姚令言、张云等，心怀轻浮狡诈，口头还凭借气势凌人、强作忠诚；论谋略力量则有所不及，倚仗乱局，贼人的意气却似乎有余。势头像暴风奔驰，人数如蝗虫聚集；横向排列成坚固阵势，旁边连接高冈，仍然张开踉跄挣扎的鳞甲，又举起螳螂般的手臂。衙前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将兼御史中丞史万顷等，彼此约誓，又汇合军队声势；指挥军队，像兕牛发威；将士感激奋发，仿佛风云也为之变色。于是先登上前进攻，深入敌阵合力攻击；七路擒敌之军连续发动，快如流星；两翼向旁展开，像云气聚合。霜刃交相先发，闪耀如火；鼍鼓腾起声响，震动轰鸣。贼军正如土崩瓦解，我军便如雷霆猛击，乘着他们跌倒倾覆之势，直到上兰，擒取那巨大的首恶，直通宫禁之中。贼军的心腹段成谏已经生擒；贼军的羽翼沈厚运，也终于被制伏而决定死生。因此他们有的系颈求生，投下兵器乞求投降，在荒野之间奔逃，在旌旗麾下震慑。臣认为他们虽然沾染了污浊风俗，从前实际上都是平民，所以推以最初一样的赤诚之心，施行始终如一的王化。姚令言等竭力抵抗王师，退却后又重新集合；恶鸟将要坠落，还回头顾念危巢；妖狐将被擒获，仍然守着旧穴。从卯时到酉时，他们前来抵抗而又再次进攻；喧哗叫嚣之声，仿佛山岳倾倒、河流决口；战鼓鼙鼓的气势，像雷霆争斗、雷声奔驰。风神屏翳吹起直向敌人的风，火神回禄煽动燎原的火焰。战马奔驰还没有停止，士卒的愤怒还没有舒展；军队已经从北向南进发，最终载着尸体、斩断首级。又命决胜军节度使、工部尚书唐良臣，右军兵马使、御史大夫赵光诜，义武军兵马使杨万荣，左步军使孟日华，马军将田子奇、霍去傲、郝觐，华州左厢兵马使马英，右先锋兵马使董玼，神策军商州节度兵马使…… 骆宾王 伪周的武氏，性情并不温和谦顺，出身其实十分卑微。过去她曾充任太宗的才人，因更换衣服而进入内宫侍奉。到了晚年，她扰乱春宫，暗中隐瞒先帝与她的私情，阴谋图求后宫的宠幸。她一入宫门便遭人嫉妒，容貌如蛾眉，却不肯向别人退让；她善于掩饰防范、制造谗言，又特别能以狐媚迷惑君主。她把元后的地位践踏在翚翟之服上，使我们的君主陷入聚麀之乱。加上她心如毒蛇蜥蜴，性情如豺狼一般，亲近狎昵邪僻之人，残害忠良，杀害姐姐、屠戮兄长，弑杀君主、鸩害母亲。人神都对她憎恨，天地也不能容纳她。她还包藏祸心，窥伺窃取帝位。君主所宠爱的儿子，被幽禁在别宫；奸贼的宗族亲党，却被委以重任。唉！霍子孟已经不在，朱虚侯也已经亡故。燕子啄食皇孙，使人知道汉朝的国运将要终结；龙涎玷污帝后的征兆，使人看出夏朝的朝廷正在迅速衰败。敬业是大唐的旧臣，是公侯的嫡长子，承奉先君遗留下来的事业，承受本朝深厚的恩德。宋微子因此兴起悲痛，确实是有缘由的；袁君山为此流泪，难道是徒然的吗？所以我气愤激发，志在安定社稷，趁天下人失望之际，顺应四海之内共同推戴的心意。于是举起义旗，来清除妖孽。南面连接百越，北面直达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的红粟，仓库中的储粮多得没有穷尽；江浦的黄旗，匡正复兴的功业还会遥远吗？班超的声威一震动，北风便兴起；宝剑般的气势冲天而上，南斗星也仿佛被压平。发出怒喝时山岳崩塌，叱咤之际风云变色。凭这样的力量来制服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摧毁；凭这样的力量来谋求功业，什么功业不能成就？诸位有的居住在汉地，有的与周王室有亲属关系，有的在朝廷言语之间接受重托，有的在宣室承受先帝遗命。遗言还在耳边，忠诚难道能忘在心中吗？坟土还没有干，六尺之孤又托付给谁呢？如果能够转祸为福，送走过去的事情、安置好当下，共同建立勤王的计划，就不要辜负大君的命令。将来各种爵位赏赐，都可以指着山河为誓。假如你们留恋困守的城池，在歧路上徘徊，坐视而不察先前防备的征兆，必然招来后来者的诛讨。请看今天这天下之中，究竟是谁家的天下？《破朱泚露布》　于公异

译尚书省兵部臣下听说：春天主管生长繁荣，秋天主管杀伐。如果始终只有杀伐，就不能完成一年的功业；施行仁政就顺应自然并取得成功，施行暴政就会使万物凋零断绝。如果把邪正混为一贯，也就不能建立中正之道。因此，春秋按时运行，就能通达元气，使充盈之气成为万物生长的根本；德政和刑罚一同施行，就能符合王道而成为常法。祸乱由此得以清除，兵力却不可废弃。尧、舜、禹、汤的德行，以及统摄元气、建立法度的君主，有的设置五兵，有的施行九伐，大概都是想排除削平奸贼盗寇，保护安定百姓，补足雍熙盛世尚未完全达到的地方，辅助声教尚未遍及之处。既然有这些道理，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广泛取法于乾坤，贞正光明可与日月相匹敌，陶铸、化育六合，表率端正万邦，发扬高祖、太宗光明伟大的功业，承继肃宗、代宗盛大的功烈。自从继承前代的大业，居处高明清静之位以来，四海之内承受统一整肃的教化，所有有生命的万物无不得到顺遂。边远地区有时兴起干戈，于是设置有征讨而不交战的措施；许、蔡地区等待诛杀首领，陆梁之徒背叛妄言，泾原又发生了近在肘腋之间的变乱。逆贼朱泚因此投身于凶恶的德行，借助奸徒的羽翼，迷惑我们的百姓，图谋盗窃我们的神器，聚集成污秽之物，腥染宫闱；又散布成旬始那样的妖星孛星，侵犯星辰运行的次序。先皇安抚怀柔河朔，施恩保佑下民，记录他们顺从教化的功绩，优厚地用登贤的礼遇对待他们；恩泽深广，遍及平民之家，名位显赫，又加以阘葺之质，希望改变他们的桀骜，使他们逐渐归于大和。殊不知恶木也会生出槎枿一样的枝杈，疯狗也会对豢养它的主人狂吠。近来正值銮舆顺时出行，驻跸于京城郊外，而朱泚却聚集凶徒、发出丑恶的号令，凭借军队而安于残忍；长戈直指宫阙，流箭射向皇天，像老鼠啃咬一样穿透高墙，像蝎尾施毒一样毒害王师，罪过超过后羿、寒浞，恶行多得如枭獍一般。于是天下各方愤怒，九州之内喧腾；想要以剑报仇的人挥袖而起，争相磨刀的人不约而同地聚集。正逢贼军窥伺时机、暗中筹划凶谋，既然暂缓了雷霆般的诛罚，便姑且延续片刻的性命。臣因此恭敬承受圣明的谋算，奉行上天的讨伐；提衣登坛，申明君臣之间的大义；在军前举行祃祭、享祀土地神，借助神明幽微的赞助。本月二十五日，臣总领军队，径直奔赴都城，稍稍靠近浐水便扬起旌旗，俯视苑囿而扎下营寨；土山如云舒展，木栅像树林般排列。我们养成威势、蓄积锐气，只等直接消灭凶贼首领；即使击鼓收旗，也还觉得只是小利。贼军当初侵犯时，已经被大略铲除；本以为他们气势已尽、会前来归顺，哪里还敢像尸体一样僵卧着固守？敌人如果可以放纵，那还要军队做什么？到二十七日，臣在中军会合诸将，在大纛旗下召集胜利之气；鼓声尚未响起，人心已经粗厉勇悍；庚日之前，军令已经凝重严明。人人都怀有报国之心，争相磨砺诛伏仇敌的刀刃。臣知道这支军队可以任用，于是继续长驱直进。五月二十八日。寅时，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军副元帅都知兵马使吴诜、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营都知兵马使检校刑部尚书孟涉、右厢兵马使郭审全、权文成、神策行营商州节度都虞候彭光俊等，在牙旗之下接受命令，在辕门之外分掌旌麾。将士们跃马乘车、奋勇争先，免去头盔便出发；他们夹在川陆之间，或左旋、或右抽，抵达丘陵后渐渐分布开来，声势充塞天地，气概雄壮如钲鼓。军队陈列在光化门外，把全部锐气用在神策仓。东面的围墙缭绕崩塌，化为尘土；滋水干涸，变成平地。左军尚未离开旧营垒，前军偏师已经逼近贼军锋线。军队仿佛从天而降，又仿佛从地底涌出。贼将姚令言、张云等，心怀轻佻狡诈，言语间还凭借凌厉气势逞强；他们的谋略和力量本来不足，却依仗作乱，贼军的气势似乎仍有余力，形势如暴风奔驰，人数如飞蝗聚集，横向列成坚固阵势，侧旁连接高冈，仍然张开困顿挣扎的鳞甲，又举起螳螂般的手臂。衙前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将兼御史中丞史万顷等，彼此约誓，又汇合军中声势；他们指挥军队，军士便如兕牛发威；将士们受到感动激励，风云也为之变色。于是先登上前进攻，深入敌阵合力攻击；七路擒敌之势接连发动，快如流星，两翼从旁展开，像云气聚合。霜刃交错，闪耀如霍；鼍鼓声腾起，震响如雷。贼军正像土山崩塌，我们便如雷霆猛击；乘着他们跌倒之势，进军到上兰，擒取那些巨鲸大鳄般的贼首，直通宫禁之中。段成谏作为贼军的心腹，已经被生擒；沈厚作为贼军的羽翼，最终被决定了死命。所以他们有的被系住脖颈求生，有的投下兵器请求投降，在苍茫原野之间奔逃，在旌旗军威之下震恐。臣认为他们虽然沾染了污浊的风俗，从前实际上都是平民，便仍像起初一样推以赤诚之心，以始终如一的态度施行王化。姚令言等人拼力抵抗王师，退下后又重新集结；就像恶鸟将要坠落时还回望危巢，妖狐已经被擒还要守着旧穴。从卯时一直到酉时，他们来拒战又再次进攻；喧闹叫喊的声音，仿佛山岳倾倒、河水奔泄；战鼓的气势，仿佛雷霆交战、雷声奔驰。屏翳向敌军发动狂风，回禄煽动燎原的火焰。战马奔逸尚未停止，士卒的愤怒尚未舒展；他们已经从北面进军到南面，最终载着尸体、斩断敌首。又命决胜军节度使、工部尚书唐良臣，右军兵马使、御史大夫赵光诜，义武军兵马使杨万荣，左步军使孟日华，马军将田子奇、霍去傲、郝觐，华州左厢兵马使马英，右先锋兵马使董玼，以及神策商州节度兵马使出战。贾慎、金左都虞候张望都等率领骑兵和步兵担任副攻，气势均如破浪前进，进攻十分果决。河东军虽然凭借武库中的各种兵器，依仗宫墙万雉之固，但到这里被剪除殆尽，刚想乘势凌犯，才发现缺少铸造兵刃的锋利器具，已经失去了藩篱般的坚固防守，于是便生擒了伪署侍郎董奉、中书侍郎平章事蒋镇、右仆射平章事张光、兵马使李希倩等人。逆贼朱泚与同谋作恶的姚令言、张芝等人骑轻马逃走，臣已经派兵马使李希奇追捕他们，估计很快就会诛灭。臣私下认为，这些贼人包藏反叛的阴谋，参与并助长凶恶的德行；他们的气息如同妖氛，心肠如同豺虎，背弃先皇养育教化的恩德，伤害陛下深沉无为的治理。汉代的王莽、董卓，也没有这样大的罪恶。或许这是上天的意旨，在大唐中兴之时加以警戒，并把光明启示给陛下；否则，为什么王师奋发进击，势头如从高处倾水一般不可停留，丑类仓皇奔乱，功效比折断木杖还容易，却仍然逃脱了严密的罗网，还能保全一辆车轮呢？现在正是应该消灭敌人的时候，更应派出骑兵追击逃亡者；暂且停留，是因为还没有把这些人的肢体分裂，也还没有立即剖腹取出肝脏来祭天。应当使亿万百姓尽情欢喜，涤荡宗庙社稷的深重耻辱，立即将他们斩首示众，以申明刑法。如今宫禁已经肃清，寝园已经修整并前往拜谒，钟簴没有移动，宗庙形貌仍旧如初。这大概是天子宫阙所显示的祥瑞，也是列圣神灵雄伟的都邑；神灵扶助将要倾覆的基业，上天降下丰厚的福佑，否则，哪里能避免毁坏倾圮、崩裂剥落的祸患呢？

译这些全都是上天降下鉴察，陛下的睿智思虑广泛施行，在事情发生之前掌握用兵的要领，在谋略范围之内规划宏大的事业；重新造就可以封爵的太平风俗，牢固建立收兵不用的功业；崇尚武力而兼用文治，销熔刀锋、铸造箭镞，使天下安闲得如同华胥氏之梦，和乐得如同葛天氏之风。臣错误地任职于台司，幸而恰逢统率军队；我缺少尹吉甫那样文武兼备的才能，也没有郄縠那样通晓诗书。这些功劳全是诸将同心协力、众位统帅竭尽力量取得的，不是臣的微薄功绩，臣哪里敢自夸自大！臣不胜庆幸畅快之至，谨派某官奉上露布奏报。《唐文粹》卷三十上。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三十下。宋代姚铉编。制策一。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刘蕡》。朕听说古代圣明君王治理天下，清静无为，端坐而执掌政权，使百姓的心志归于简朴，在不劳扰的情况下凝聚并运用日月般的功业；确立根本来厚待百姓，推行诚信来建立中正之道。由此天与人相通，阴阳调和，风俗达到仁厚长寿，万物没有灾病。唉！盛大德行所达到的境界，实在高远得没有人能够企及。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质朴与文饰交替补救，但各种虚伪日益炽盛，风俗教化渐渐衰微。自汉代以来，足以作为征验的更是少之又少。朕回顾自己昧于治道，恭敬地承受宏大的基业，奉行先王的谋训，不敢荒废安逸；任用贤才，勤勉自励，早起晚食，哪里敢说能追及三皇五帝的远大轨范，只希望继承祖宗的宏伟事业。然而内心仍有不能通达之处，施政仍有不能取信于民之处，从中央到地方，缺失的政事因此越来越多。所以人民不能遵从教化，时气有时闭塞困厄，旱灾年年不断，播种耕作错过时令，国家粮仓很少储蓄，缺乏九年之储。官吏治理事务多端，是因为没有三年考绩的实效。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本应让人由此观察治理，却有豪强狡猾之徒越过法度。太学是阐明教化源流的地方，本来希望由此改变风俗，却有学生懒惰荒废学业。各郡本应颁布条令，却有人触犯禁令仍未断绝。百工本应遵守法度，却有过分巧诈的技艺仍未停止。风俗败坏，教化像风一样飘散，日积月累的错误终于成为祸害。至于选择官吏来救济治理，若只听人言，便难以辨别枝叶；若用礼法防范臣下，臣下内心的羞耻又不会显露。至于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政令繁杂而治理成效很少。朕想彻底弄清这些谬误，使天下达到太平，心中对此充满忧虑，就像涉渡深渊。因而先前诏令有关司广泛延请各位贤士，希望开启长期蒙昧的智慧，达到时世和谐。诸位大夫都通晓古今，胸怀安定济世之志，来到朝廷等待询问，以满足朕虚心求教的心意，一定应当指出治理上的缺失，辨明政务的弊病，说明纲纪条文紊乱的原因，考察百姓富足所急需的事情。用什么办法革除过去的弊病？施加什么恩泽惠及天下？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接近古代的治理？遵循什么道路才能使和气充分充盈？请推究根本源流，写成条目回答。至于管仲调节轻重的权术，哪一点有助于治理？严尤平定天下的策略，哪一点合于时宜？元凯考核官吏的办法，什么应当放在首位？叔子克敌平乱的事业，应该以什么为务？请推究这些龟鉴，选择中庸之道，以期获得治理的声誉。朕将亲自阅览你们的回答。穿着粗布衣服的士子沐浴斋戒，俯伏在朱红宫庭之下，恭敬地叩首上言：皇帝陛下，臣确实没有才德，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却因为没有职位而不能施行；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表达。但是心中怀着愤懑郁结，只想有一天能够发泄出来。臣常想同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同商人们在市场上讨论，得以把意见传达给皇上，使君主心中有所醒悟，即使因此获罪于妖言，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陛下以至高的德行继承兴盛的事业，以大明之光照临天下，询问过失，访求谋略，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选举能够直言极谏的人。臣既然有幸被选中，专门承受这次大问，怎敢不尽心竭力地陈说？至于皇上所忌讳的事情、时令所禁忌的事情、权贵宠臣所避讳的事情，以及有关部门所能裁夺的事情，臣愚昧而不了解大体，只希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的朝廷有敢于直言而遭杀戮的人；这才是天下的幸运，并不是臣所期望的结果。臣谨冒死回答。臣以为，圣策中追念古代先王的理念，向往清静无为的教化，希望沟通天人以使风俗和谐，调和阴阳以滋养万物，这正显示了陛下仰慕治道的深切。臣认为，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只在于陛下以什么办法实现它。圣策中说承受宏大基业而不敢荒废安逸、奉行先王训诫而没有懈怠，这显示陛下忧劳到了极点。至于任用贤才、警惕自励、早起晚食，就应当罢黜左右近臣中纤巧谄佞的人，进用辅佐君王的大臣。至于追踪三皇五帝、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就应当鉴戒前代的兴亡，明察当时的成败。内心有不能通达之处，是下面的情实被阻塞而不能向上通报；施政有不能取信之处，是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向下普遍施行。想使人民受到教化，在于先修养自己；想使时气和顺，在于顺遂人的本性来引导他们。救治旱灾，在于表达精诚；广泛播种耕作，在于考察百姓赖以取得食物的劳作。国家粮仓储蓄很少，根本原因在于冗余食禄的人仍然太多；官吏治理事务多端，根本原因在于选任不当。豪强狡猾之徒越过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学生懒惰荒废学业，是由于学校主管废弛。各郡有人触犯禁令，是由于授任不得其人；百工过分巧诈，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圣策中有选择官吏以救济治理的心意，有增加财富、发布号令的感叹，这正显示了陛下教化的根本。况且根据人的行为来进用人才，枝叶哪里还难以辨别呢？用礼法防范臣下，臣下内心的羞耻哪里还会不显现呢？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就可以罢斥游荡懒惰之人；想到政令繁杂而治理成效少，关键在于考察政令是否真正施行。广泛延请群贤，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臣既然来到朝廷等待询问，又怎么敢吝惜性命？圣策中有求贤并指出缺失的话，有审察政务、辨明弊病的命令，这显示了陛下勤于访求的心意。若能实现臣排斥奸邪豪强的志愿，弊病就会革除于以前；遵守陛下安定济世的方略，恩惠就会惠及下民。邪正的道路分明，古代的治理就可以接近；礼乐的方术显著，和气就能够充盈。至于管仲的办法，并不是皇王的权术；严尤所陈述的，也不是最高的策略。元凯所优先做的，不如唐尧的考核功绩；叔子所致力的，不如虞舜舞干戚以示威而使天下归服。况且这些都不是大德之中的中庸之道，不能作为上圣的龟鉴，又哪里值得臣向陛下陈说呢？但有些事情关系到安危的征兆、存亡的变化，臣请求披露肝胆，为陛下辨明并郑重陈述。臣前面所说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关键只在于陛下慎重思考并切实实行，自始至终都不懈怠而已。臣谨按《春秋》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把“元”加在岁首，把“春”加在王者名下，是说明王者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开始。又举时来终结一年，举月来终结一时；《春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首月，是为了保存时序，说明王者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终结。君王一举一动有始有终，都必须效法天道，因为天道运行不息。陛下既能谨慎开始，又能谨慎结束，勉力修治，勤奋施行，就可以执掌政权而处于简静，无为而无所不主宰了；就能广立树立根本的大业，崇尚建立中正之道的盛德。又哪里会有三代循环的弊病，逐渐使巧伪日益炽盛呢？所以臣说：“只在于陛下以什么办法实现它。”臣前面所说“任贤自励、早起晚食，应当罢黜左右纤巧谄佞之人，进用辅弼大臣”，正是因为陛下忧劳到了极点。

译臣听说，不该忧虑却忧虑，国家一定衰败；应该忧虑却不忧虑，国家一定危险。如今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的计策、社稷安危的方略来向臣下询问，臣不知道陛下是认为布衣之臣不足以决定大计吗？还是由于万机劳苦，使圣虑有所未及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该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呢？臣认为陛下所应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危亡，天下将要倾覆，四海将要动乱。这四件事正是国家已经显露的征兆，所以臣说圣上的思虑应当首先及于这些。帝业既然经过艰难才建立，本来就不能轻易守成。太祖开创根基，高祖勤勉完成功业，太宗安定事业，玄宗继承其明德；到了陛下，已二百多年，其中圣明相继，扰乱接连发生，却从来没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继承兴盛其美业的。哪怕有一天不加思虑，也会颠覆国家重器，使宗庙蒙受耻辱，成为万古遗恨。臣谨按《春秋》说：君主之道，在于体察元始而居于正位。从前董仲舒曾大略向汉武帝说过这些道理，其中还没有完全说好的地方，臣可以为陛下补足并加以论述。继承前代而不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其开始；最终一定记载，是为了端正其结束。所以做君主的，发言一定要是正直的话，行事一定要走正道，居处一定要在正位，亲近的一定要是正人。又按《春秋》：阍寺杀死吴王余祭，《春秋》记载阍寺的名字，是讥刺他疏远贤士、亲近刑人，已经有不合君道的行为。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辛劳，牢记《春秋》关于继承前代、端正始终的戒训；要彰明法度的端绪，就应当发表正直言论，履行正道；要杜绝篡弑的逐渐形成，就应当居于正位而亲近正人，远离刀锯刑杀之徒，亲近刚直敢谏之臣，使辅相得以专心任职，使众官得以守住职分。为什么却让身边五六个人掌握天下大政，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以威势震慑朝廷，权势倾覆海内，使群臣没有人敢指出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心志？祸患在宫墙之内酝酿，奸邪在帷幄之中滋生，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日重生。这就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的原因。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周王不说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端正其终结，后君便不能端正其开始，所以说“定公没有正月”。如今忠贤之臣不能成为心腹，阍寺却专有废立的权力，使先帝不能端正其终，使陛下不能端正其始。何况皇太子还没有确立，郊祀还没有修举，将相的职权没有归于正位，名分应有的秩序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危险的原因。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的义例是，双方互相杀害本不记载，而这里记载，是因为特别重视他擅自使用周王命令。上天所授予的是天命，君主赖以存在的是正道。掌握天命却丧失它，是不成其为君主；侵夺天命而擅自专行，是不成其为臣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臣谨按《春秋》：晋国赵鞅带着晋阳的军队叛乱进入晋国，记载他回归，是因为他能够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使君主安定，所以《春秋》称许他。如今威权柄政日渐衰微，藩镇之臣跋扈，有人不懂人臣的节操；如果首先作乱的人以安定君主为名，却不推究《春秋》的深意，举兵的人以驱逐恶人为正义，那么政令刑法就不由天子掌握，征伐也必定出自诸侯，这就是海内将要动乱的原因。因此樊哙推门而入、流泪陈情，袁盎拦住车驾直言抗争，京房激愤而死，窦武不顾自身而终至丧命，这些都是陛下明知的。臣谨按《春秋》：晋国狐射姑杀阳处父，记载为襄公杀他，是因为襄公泄露机密，不能守住秘密谋划的关键，阳处父因此遭到杀害，所以《春秋》非难襄公。上面泄露自己的内情，下面的人就没有谁敢尽情表达意见；上面泄露事情，下面的人就没有谁敢尽情发言。所以《左传》有“造膝诡词”的说法，《易》有“失身害成”的戒训。如今公卿大臣并非不想为陛下陈说，只是担心陛下忽视而不采用。陛下忽视而不采用，就一定会泄露他们的言论；臣下既然进言而没有得到施行，就一定会遭受祸患，这恰好足以钳制直臣的口舌，加重奸臣的威势。因此想要尽说自己的言论，就有失身的恐惧；想要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就有损害功业的忧虑。所以他们只好徘徊郁塞，等待陛下醒悟，然后再尽力进献辅益。陛下为什么不在听朝之余，时常驾临便殿，召见当代贤相和有旧德的老臣，访求扶持危局、应对变化的谋略，寻求安定衰败、挽救动乱的办法，堵塞阴邪的道路，屏退轻薄亲狎之臣，制止侵凌逼迫的心思，恢复清除宫门的职事；该戒备的就戒备，该忧虑的就忧虑。既然前面没有得到治理，就应当在后来治理；既然没有端正开始，就应当端正结局。这样就可以防守奉行典谟，能够承继宏大基业，最终取得任用贤人的功效，不再有早起晚食的忧劳。臣前面所说“追踪三皇五帝、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应当鉴戒前古的兴亡，明察当时的成败”，说的就是这个。臣听说尧、舜做君主时，天下大治，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五官、四岳、十二牧，不错失所举荐的人，不让他们改变职守，也不侵犯他们的职权。任官只看才能，身边只用贤人。元凯在下位，即使地位卑微也一定举荐；四凶在朝，即使势力强大也一定诛除。考察他们造成安危的结果，明确取舍的标准。到了秦二世、汉元帝和汉成帝，都希望安置国家如同唐尧虞舜，使自身达到尧舜的境界，最后却都败亡，是因为看不见安危的征兆，不懂取舍的道理，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贤，不远离谗佞。希望陛下察看唐虞兴盛的原因而在前面以此为法，鉴戒秦汉灭亡的原因而在后面加以戒惧。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百官中没有贤士；如今纲纪还没有断绝，典章刑法仍然存在，谁不想献身成为王朝之臣，致力于使时代达到太平？陛下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又有些人任官却没有相应才能，近侍却不是贤人，他们的恶行像四凶，他们的诈术像赵高，他们的奸邪像恭显，陛下又为什么顾忌而不除去他们呢？国家重器自有归属，天命自有分定，祖宗宗庙自有神灵，忠臣自有一片忠心。陛下可要牢记啊！从前秦朝灭亡，是失于强暴；

译汉朝灭亡，是失于微弱。强暴，贼臣就会害怕获罪而加害君上；微弱，奸臣就会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臣近来看到敬宗皇帝没有预料到类似秦朝灭亡的祸患，没有剪除它的萌芽。伏望陛下深切忧虑汉朝灭亡的祸患，堵塞它逐渐形成的趋势，那么祖宗的宏伟事业就可以继承，三皇五帝的远大轨范也可以追赶。臣前面所说“陛下内心有不能通达之处，是下情阻塞而不能向上通报；施政有不能取信之处，是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普遍下达”，还可以这样说：百姓有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没有途径知道，那么陛下虽然有爱民如子的心，百姓也没有途径相信。臣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却不记载谁攻取它，是因为梁国自行灭亡；这是由于它思虑昏乱、耳目闭塞，上面施出恶政，人民和盗贼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正是它自取灭亡。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存百姓。如果百姓不能保存，那么即使有社稷也不能稳固其重要地位；如果社稷不被重视，那么即使是国君也不能保全其尊贵。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实际情形。百姓是陛下的亲生孩子，陛下应当命令慈爱仁厚的人亲近他们、养育他们，像保傅保护太子那样，像乳母哺育婴儿那样，像老师教导学生那样。因此，人民对上面的统治者本应像敬奉神明一样恭敬，像爱戴父母一样亲爱。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宠幸的人分掌各曹，补授官职，任用卒吏，招致宾客，凭借财货，借助权势；大的统领藩镇，小的担任州牧郡守。他们居于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绩，却有贪暴饕餮的言论；居于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操守，却犯有奸诈欺罔的罪行。因此人民对上面的统治者像怕豺狼一样畏惧，像憎恨仇敌一样憎恨。如今海内困穷，到处流离逃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者不能生存，年老和患病者不能得到供养。再加上国家的权力和军队的权柄专在左右近臣手中，贪官聚敛财物来巩固宠幸，奸吏乘机钻营而玩弄法律。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九天，下入九泉，使鬼神为之怨怒，使阴阳因此错乱。宫门深重而百姓不能申诉，士人无处归附教化，百姓无处归依命运，官府混乱、人民贫困，盗贼一齐兴起，土崩瓦解的形势，危忧就在朝夕之间。倘若再不幸因而发生战争，接着又遇到灾荒，臣恐怕陈胜、吴广不会只是兴起于秦，赤眉、黄巾也不会只是产生于汉。因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激愤扼腕、痛心泣血，正是因为如此。既然这样，百姓有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致使陛下的施政不能取信于人，内心的意图不能传达下去，确实就是这个缘故。臣听说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改定制度七十多项，他的心意十分诚恳，声誉也非常美好，然而纲纪一天比一天紊乱，国运一天比一天衰弱，奸邪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是因为他不能选择贤明之人任用，失去了掌握权柄的能力。自从陛下登上皇位以来，忧劳于亿万百姓，多次降下恩德诏令，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叹、庆幸自己又从死亡中复生的人。希望陛下慎终如始，以满足天下的期望，实在应当把国家权力交还宰相，把军权交还将帅，去除贪臣聚敛财物的政策，消除奸吏钻营玩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士，只任用正直之人；对内宠和便佞之臣不要听信；选用清廉谨慎的官吏，选择仁慈惠民的长官，以利益使百姓敏捷，以和气使百姓温暖，用孝慈教导他们，用德义引导他们，消除耳目闭塞，沟通天下的实情，使万国欢悦安康、百姓得以苏息，那么内心就没有不能通达的事情，施政也没有不能取信的地方了。臣前面所说想使人民受到教化，在于先修养自己。臣听说，德是用来修养自身的，教是用来引导别人的。修养自己，人民不用劝说就会自然归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引导别人，人民就会敦厚地实行并率先跟从。因此君子希望政令一定施行，就用自身作表率；希望人民跟从教化，就用正道驾驭他们。如今陛下以自身作表率，政令却未必实行；用正道驾驭人民，人民却没有跟从教化，难道不是因为建立教化的原则还没有穷尽其方法吗？建立教化的方法，在于君主用明智的制度来制定，臣下用忠心来执行。君主能够知人，是明智；臣下能够匡正时政，是忠诚。知人就能任用贤才、除去邪人；匡正时政就能巩固根本、守住法度。贤才不被任用，即使重赏也不足以劝善；邪人不被除去，即使严刑也不足以禁止罪恶。根本不牢固，人民就会流离；法度不遵守，政事就会离散；想使教化一定达到、风俗一定改变，是不可能的。陛下能够斥退奸邪，不偏私左右近臣；举用贤正，不遗漏疏远之人，那么教化就会浸润朝廷。用敦厚根本来劝导人民，划分职责而奉行法令，修养自身并推及他人，从宫中开始而在外部完成，那么教化就会施行于天下。臣前面所说想使时气和谐，在于顺遂人的本性来引导他们，是要把人民引入仁厚长寿的境界。想使人民仁厚长寿，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建立，财用就节省；财用节省，赋税就减轻；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裕了。教化修明，争竞就会停止；争竞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会安定。人民富裕了，仁义就会兴起；人民安定了，长寿就会产生。仁寿之心在下感发出来，和平之气在上得到回应，所以灾害不发生，吉祥不断到来，四方安定，万姓都能顺遂。臣前面所说救治旱灾在于达到平和而精诚的境界。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有忧恤百姓的心志；鲁文公二年之中只记载一次不下雨，是因为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所以僖公竭尽精诚，旱灾没有伤害万物；文公没有怜恤之心，灾异便形成灾害。陛下如果确实有忧恤百姓的心，就不会有形成灾害的变故。臣前面所说广泛播种耕作在于考察百姓赖以取得食物的劳作。臣谨按《春秋》：做君主的必须按时察看百姓所勤劳的事情。百姓勤劳于力役，耕作建筑就会减少；百姓勤劳于财货，贡赋就会减少；百姓勤劳于食物，百事就会荒废。如今财货、食物和人力都已经困于劳作，希望陛下废止一切不必要的事务，以扩大三时农务，那么播种耕作就不会错过时令。臣前面所说国家粮仓储蓄很少，根本在于冗余食禄者仍多。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春秋》讥刺鲁国没有九年储蓄，一年歉收百姓便饥饿。

译臣希望斥退游荡懒惰之徒，使他们专心耕种；节省不急需的费用，以供养百姓，那么粮仓储蓄就不会匮乏。臣前面所说官吏治理事务多端，根本在于选任不当，是因为国家选取人才不能尽其才，用人又不明白要领。如今陛下用人，只求名声而不求实际，所以人们竞相进取，也只致力于末节而不致力于根本。臣希望考核实际功绩，确定升迁次序的制度，那么官吏事务多端的弊病就会止息。臣前面所说豪强狡猾之徒越过法度，是由于内外法律不同，因为官府禁令不统一。臣谨按《春秋》：齐桓公与诸侯结盟没有记载日期，唯独葵丘之盟特意记载日期，是赞美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率领众人奉行王朝官府的法令，所以《春秋》详尽记载。官职，是五帝三皇所建立的；法律，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律应当统一，官职应当正名。如今又分为外官、中官，设立南司、北司的机构，有人在南司犯禁便逃到北司，有人在内廷依法受刑便逃到外廷破坏法律；法律从多个门道发出，人民无所适从，实在是因为军队和农业的势力不同、内外法律不同。臣听说古代依据井田制制定军赋，错开农事来修治武备，规定封域内卒乘的数目，命将帅列于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途，可以保卫安定国家，遏制乱谋。到了太宗皇帝开始建立国家典章，也设置府兵，减少台军、卫军，使文臣武将共同掌管；闲暇的岁月便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因此修复古代制度，而不废弃旧有事物。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知道兵籍，只是奉命入朝；大将不掌管军务，只是供养功勋、享受封爵。如今军队的仪容归合于中宫的政务，军法附属于内臣的职权；他们头戴武官冠帽，把文官视同仇敌；脚踏军门，把农夫看得如草芥。他们的谋略不足以剪除凶逆，诡诈却足以左右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扰乡里。拘束藩镇之臣，侵犯宰辅，毁坏王朝法度，扰乱朝廷常经；张扬武夫的威势，对上用来控制君父，借天子的命令，对下驾驭英豪；有藏匿奸邪、窥伺事变的心，却没有持节赴难、以死报国的义，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防范吗？臣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均衡兵农之功，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内外的法律，恢复军卫的职守，整治各省署的官员，近则崇尚贞观的规范，远则恢复成周的制度。从京畿开始施行于下属国家，从天子开始而通达诸侯，这样就可以制服豪强狡猾之徒的强横，不再有越过法度的忧患。臣前面所说学生荒废学业，是由于学校主管废弛，大概是因为国家重视官禄而轻视才能，把事务放在前面而把品行放在后面，所以各级官员缺少通晓经学的学问，诸位学生也没有进修学业的心思。臣前面所说各郡有人触犯禁令，是由于授任不得其人。臣认为，刺史的职任关系到治理或动乱的根本，也关系到朝廷的法制。权力可以抑制豪强狡猾，恩惠可以惠及孤寡，强力可以抵御奸贼，政令可以改变风俗。对于将校中曾经参加战阵的人和功臣子弟，可以各自酌情给予酬赏；但没有治理百姓办法的人，不应授予刺史之官，这样就能杜绝触犯禁令的祸患。臣前面所说百工过分巧诈，是由于制度没有建立。请用官位爵禄来规范器用、车服，禁止人民把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之物蓄藏在私家，那么扰乱人心的奇巧之物就会没有了。臣前面所说辨别枝叶，在于考察言论而询问行为；臣前面所说使羞耻显现，在于引导德行而整齐礼法；臣前面所说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可以罢斥懒惰游荡之徒，前面已经说明。臣前面所说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少，关键在于察看是否施行。臣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出，臣下奉行它；无论有所损益，最终都应确定保留或废止，若有过失，罪责不可赦免。如今陛下政令繁多而治理成效少，恐怕是掌管和执行这些政令的人有所蒙蔽欺骗吧？臣前面所说广泛延请群贤，希望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言论，来到朝廷等待询问，那么臣这样的小臣哪里敢吝惜性命呢？臣听说晁错为汉朝制定削弱诸侯的策略，并非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忠臣的心志、壮士的节操，只要有利于社稷，死了也没有悔恨。臣如今并非不知道言论一发出祸患就会响应，计策施行而自身就会被杀，实在是因为痛惜社稷的危难、哀怜百姓的困苦，哪里忍心姑息当时的禁忌，私自窃取陛下一时的宠命呢？从前关龙逢死去而启发了殷朝，比干死去而启发了周朝，韩非死去而启发了汉朝，陈蕃死去而启发了魏朝。如今臣来到这里，有关部门也许不敢推荐臣的言论，陛下又无法察知臣的心意，退下之后必然会死在权臣手中。臣有幸能够在地下随这四位贤人交游，本来就是臣的愿望。只是臣不知道，杀害臣的人，在臣死后将由谁来启发呢？至于君主的缺失、政教的弊病、往日的弊端，臣已经说过了。至于把恩惠施加给下民，分条说明接近古代的治理，使天下达到和平，就在于陛下实行它而已。然而上面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臣亲自承受圣上询问，怎敢不逐条回答？即使以臣的愚见，也认为这些还没有穷尽教化的大端和皇王的重要道路。希望陛下侍奉天地，以教导人民敬畏；奉祀宗庙，以教导人民孝顺；奉养高年，以教导人民敬长；养育百姓，以教导人民慈爱；调和元气以滋养万物，以仁寿之道播扬太和之气，这样就可以逍遥无为，垂衣拱手而使教化成功。至于思考陶铸天下的道理，就在于选择宰相并任用他，使他掌握造化万物的权柄；思考保全安定的功业，就在于选择将帅并任用他，使他修治分掌一方的职责；思考百种制度尚未端正，就在于选择百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专心守持各自的职事；思考百姓的忧愁痛苦，就在于选择长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明白惠养百姓的方法。这样自然会使所说的话足以作为天下的教诲，所做的事情足以作为天下的法则，仁爱足以劝人行善，义正足以禁止罪恶。又何必早起晚食、劳神费虑，然后才能实现治理呢？谨此回答。《唐文粹》卷三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