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八十三

译《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承蒙您屈尊来信询问，使我豁然独见，认为头发牙齿渐渐衰老，是人情所怜惜的；亲爱的人远道而来，是人情不能忘怀的。君子的话多么伟大，从中可以见到天地的本心。天生下人，人便产生情感，圣人和贤人处在有情感的人性之中已经很久了。如果对仁义无动于衷，就接近于不学了；如果对骨肉亲情无动于衷，就接近于忘恩了；如果对朋友无动于衷，就接近于不讲义气了。这三点，圣人全都明白，也正是在此建立教化。如今的儒者，假如坚持异说，认为圣人没有感情，那就错了。圣人之所以能够无所私情，是因为他们洞见天地的本心，懂得性命的根本，守住穷困与显达的分际，所以能够超越私情而明白仁义之道。片刻忘掉仁义，便是过错；骨肉之恩片刻忘掉，便是乱；朋友之义片刻忘掉，便是刻薄。这三者发端于情感而成为礼，依据礼而成为教，所以礼不过是教导人的情感罢了。您立志于道，因此来信完全归于道，合乎情，尽乎礼，已经达到极致了。从前颜回死了，孔子说“上天要我的命”；子路死了，孔子又说“上天要我的命”，可见圣人很早就不会忘情了。您难道不是这样认为吗？像我柳冕，虽然不能与君子走同一道路，实际上却和君子有同样的心。如今彼此都已老大，又加上离别，何况相隔万里，遥遥无期，难道能够忘情吗？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何况分别十年呢？以前寄给您的拙文，并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而是有一定用意才写的。从前尧、舜去世后，雅诗颂诗才兴起；雅颂衰歇后，孔夫子才出现。没有不由于教化而写成文章、从而成就国风的。因此，君子的儒者，学习是为了求道，说话是为了成为经典，行动是为了施教，声音是为了合乎音律，和谐是为了成为音乐。就像日月附丽于天空，没有不照耀的；像草木附丽于大地，没有不显明的；像圣人附丽于文章，没有不明白显现的。因此，存在于内心叫作志，发言成为诗，称为文；兼有天地人三才而称为儒。儒者的作用，就是文章所说的作用。说话而不能成文，是君子所耻。等到王者恩泽枯竭，诗不再产生，骚人兴起，淫靡华丽之风兴盛，文章与教化便分成两件事。具有扬雄、司马相如的才华，却不懂教化；具有荀子、陈仲的道理，却不懂文章。用孔门的教化来评判，都不是君子的儒者。君子的儒者必定有道，有道必定有文。道超过文章，便是德胜过文；如果不知道道，气势就会衰弱；文章多而道理少，就成了技艺。古语说：“文质彬彬，然后才是君子。”文与质兼备，这才是美。从前子游、子夏的文章与孔夫子的道相通，列在四科的末位，这已经是技艺成就而居于末等了。如果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足以取信。我的志向虽然想恢复古风，力量却不够。所说的话虽然接近道理，文辞却不够文雅。即使想挽救将要坠落的文风，也没有办法。您是儒者中的君子，却屈尊加以赞誉，反而使我更加惭愧。柳冕再拜。

译《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承蒙您上月十二日来信，询问文章之道、将帅之事和朋友之义，这三者都是君子之道，实在很好，实在很好。文章以教化为根本，从人的情性中发出。以教化为本，是尧舜之道；从情性中发出，是圣人的言语。自成王、康王去世以后，颂声衰歇，骚人兴起，淫靡华丽之风兴盛，文章与教化分为两件事。才能不足的人勉强作文，便不懂君子之道；懂得君子之道的人，又以作文为可耻。文章与知道并重，这两者兼备很难，能兼备它们，是大君子的事情。上等的是尧、舜、周公、孔子，其次是子游、子夏、荀子、孟子，再其次是贾谊、董仲舒。日月的光辉，越仰望越明亮；金石的声音，越听越清越。圣人受到这些感发，于是文章产生，教化完成，哀乐显现。等到德行衰落，文章和教化也全都扫地而尽。唉！圣人的道，正如圣人的文章。学习圣人的道却不懂圣人的文章，君子以为可耻；学习圣人的文章却不懂圣人的教化，君子也以为可耻。我跟随君子已经很久，虽然想学习，却还没有做到。我写的文章不足以承受君子的赞誉，然而吟咏尧舜之道，歌舞于沂水、泗水之风，希望或许可以与君子相同。统率三军、掌握万人性命的将帅之职，您确实正在承担。如今国家的忧患，在于军队疲惫；您的忧患，在于形势分散。这本来就是天下的大势。善于做将领的人，要乘天下的形势。只要变化取决于人，就能运用得神妙。形势合拢时，就驱使它们结盟，使它们扰攘而归附桓公、文公，这就是桓文之道；形势分散时，就用力量使它倾覆，使它削弱，这就是申不害、商鞅的做法。这样看来，遇到非常时期，却不能用非常之事来邀取万代功勋，是很明白的。如今您占据亿丈高城，凭借大顺之众，又有桓公、文公的志向。如果不整治军政，合并大势，控制敌人的生死命脉，就不足以停止向东顾虑的忧患。因此老夫前信为您陈述古代的道理，以激发壮心；却承蒙您远道来信，认为我只是听取道路传闻，这实在很不对。《左传》说：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桓公不能救援，桓公便以此为耻。如今您身为大将，实际上控制着东夏，如果有不义之举而力量又不能制止，《春秋》也会以此为耻。国家不富而昌盛，军队不训练而强大，敌人不用谋划便灭亡，那么管仲对齐国就没有功劳，商鞅对秦国就没有能力，张良对汉朝就没有谋略了。广泛求取天下的智慧，尽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业，这才是将帅的根本。较量长短，判定曲直，不过是普通人的行为罢了。古时候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相互成就的。我虽然老了，承蒙与君子交游，和君子走同一道路，见到君子的荣耀，已经三十年了。您的优点也就是我的优点，难道不可以相互成就吗？况且人的寿命谁能达到一百年？岁月有尽头，天地也有终结，只有立德、立言、立功，才可以不朽。圣贤拯救世人，直到死才停止，是因为气概受到感发。所以天下有欢乐，贤人便欢乐；天下有忧患，贤人便忧患。乐毅因此为弱小的燕国解急，报复强齐的仇恨；韩信因此感念曾有人推食给他的恩德，申明战胜的感激之情。意气受到感发，天地尚且相合，何况人与人之间呢？上天正要把重任授给您，您确实要做将领，难道能不为此忧虑吗？唉！立德、立言，我已经没有希望了；立功、建事业，就要靠您去做。美玉可以求得，时机却不能再来，所以古人已经非常珍惜时机了。从前仲尼有大圣人的德行，却免不了成为漂泊旅人的处境，这是因为没有时机；贾生有稀世的才华，却没有辅佐君王建立功勋，这是因为没有地位。如今您遇到非同寻常的君主，统率桓公、文公那样的军队，时机和地位都很优越。如果功业成就于自身，义举震动天下，使天下人都受到您的恩惠，不也是美好的吗！写完信后，我慨然心驰于旌旗战鼓之下。某叩头。《上于襄阳书》 韩愈 承蒙您给我看《文武顺圣乐词》《天保乐诗》，以及蔡琰《胡笳诗词》、迁徙家族跟随并州和写给京兆的书信。从幕府到邓州北境，共五百多里；从庚子到甲辰，共五天。我亲手翻阅，亲眼观看，口中吟咏它们的文辞，心里思考它们的义理，又恐惧又敬畏，忽然像有所失去，竟不知道鞍马劳顿、道路遥远。山涧沟谷的水，深不过一尺；小丘土堆的山，高不过八尺或一丈，人们习惯于接近并玩赏它们。等到面对泰山悬崖，俯视大海惊涛，没有不战栗恐惧、眼花迷乱而失去自持的。眼前所见发生变化，内心所守也随之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阁下具有超卓奇异的才华，蓄积雄健刚劲的美德，浑然天成，没有边际；又贵至宰相，威势震动枢要，成为天子的辅弼、诸侯的师表。因此您的文章言语与所处理的事务相称，显赫如雷霆，浩瀚如银河；正大的声音和《韶》《濩》相谐，刚劲的气势能使金石受挫；内容丰富却不多说一句，简约却不遗漏一个字。事情真实，义理切实。孔子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语。”确实，您是既有德又有言语的人。扬子云说：“《商书》浩大盛美，《周书》严肃庄重。” 确实，您的文章能够既浩大盛美又严肃庄重。从前齐君出行迷路，管仲请求放开老马，让它带路；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让他去向老农请教。马的智慧并不超过管夷吾，农夫的本领也不比孔夫子高明，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圣贤的才能广博，而农夫和老马的知识专门。如今我韩愈虽然愚钝而且卑微，但从事文章确实已经很久了，因此我赞叹王公的才能、称颂大君子的美德，并不算僭越。伏望您详加察看。韩愈恐惧再拜。《寄李翱书》 裴度

译前些时候唐生从滑州来，承蒙您屈尊托他带来书信，又得到您所赐的新作十二篇。我是一个庸俗之人，不能完全看懂。像《愍女碑》《烈妇传》，可以激扬刚烈的教化，在史书中使大义更加光明。《钟铭》说把功绩刻在器物上，难道不是铭文吗？《弟正辞书》说文章不只是一种技艺，这些都可以说是在挽救文章的弊病、扩大文章的作用。很好，很好。然而我了解您，只知道其他方面还不多，只因您敏于学习而终于能作文，并且以六经来匡正自己，所以每当遇到名流称赞您，我便忍不住也要称道。自认为时间越久，越没有愧对您的言辞；私下料想您也会以正直宽厚待我，不会用讨好谄媚来容纳我，所以我不只是叹赏推许您，也想和您商量其中的一点意见。如果您摒弃古今，脱离遗留下来的经籍，那就好比献上一头白猪，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呢？如果您仍有所承继，希望陈述其大概，以便彼此参照会通。我认为三皇五帝的时代，上面垂衣拱手而无为，下面的人甚至不知道帝王的力量；他们的教化渐渐遍及天地万物，却无法传述。夏、殷之际，圣贤相遇，他们的文章存在于盛德大业之中，也很少能够传下来。后来周公遭逢变故，孔子又不当世，他们的文章留在典籍府库中，所以才可以流传。这就是周公、孔子的文章；荀子、孟子的文章，是从旁辅佐周公、孔子文章的。修养自身、治理家庭、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只要有一天失去这些，败乱就会到来。骚人的文章，是发愤之作；其中常常自以为贤，很有些狂放的姿态。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是委婉讽谏之作，自成一家，却不是正大之气。贾谊的文章，是教化成就之文，铺陈帝王之道，明明白白呈现在眼前。司马迁的文章，是裁成事理之文，驰骋于数千年历史，仿佛力量有余。董仲舒、刘向的文章，是通儒之文，阐明经术，穷究天人关系。其余一时擅长美文、声誉流传千载的人很多，不值得一一对您说。然而他们都不是故意使文辞诡异，文辞却自然华丽；不是故意使义理奇异，义理却自然新颖。至于《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等经圣人删定的文章，则更加平易、更加直截。它们大可以弥满天地，小可以进入无间，却没有奇异怪诞的言语；思想随着文章可以看见，事情随着思想可以实行。这就是所谓“文章可以成为文章，却不是寻常的文章”。既然可以作文而作文，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希望后代作者有所裁量取法，却来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您认为应当怎样说呢？说不可以，我不敢这样说；说可以，那么《大学》的道理就是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止于最高的善。能够止于此吗？如果反而超过了它，也仍然等于没有达到。看您近来的作品，大概常常因为当时世俗文章多用对偶骈句、铺缀风云而受到束缚。声律韵脚成为文章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您用雄健的文辞远道寄来，想以此矫正它，这便是把文字当成目的了。文章，是圣人借以通达内心的工具，意思通达了就够，义理穷尽了就够，并不是故意把它写得高深或浅显、详尽或简略。我想舍弃那种做法而采取这种做法，却像缓步行走也不能到达，平常相处也不能说明，又何必远离经术之后，才施展自己的才力呢？从前有人看见小人违背道义，耻于和他有相同的相貌、穿相同的衣服，于是想把眉眼倒置，把衣带帽子反过来，以显示不同。他不知道倒置、反易本身并不是正确的，虽然只是小处有失，却也确实不同于君子了。所以文章的差异，在于气势格调的高下、构思意趣的深浅，不在于割裂章句、废弃声韵。人的差异，在于风神的清浊、心志的通达或闭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希望您高明，稍微采纳我这些浅陋妄说。如果您认为不幸，不愿用苦口之言来改正我的迷惑，那么只是因为我的心思已经荒疏散乱，百事都已停止；但我的心意所在，难道敢对老朋友隐瞒吗？昌黎韩愈，我早就认识他了，内心喜爱他，不觉惊叹赞赏。然而这个人确实是美好的才士。近来有时听同辈人说，他倚仗自己才力绝伦，往往奔放不羁，不用文章建立规范，反而把文章当作游戏，这可以吗？可以吗？如今的作者，赶不上也就罢了；能够赶上的人，应当在这一点上严加防范。您独居多年，劳心深远，隆冬阴寒凝冻，起居如何？入朝侍奉父母晨昏，出外参与帷幄谋划，本来有许多适意之处。昨天您来时，我想趁时机求取进身；过去曾经求取声名，却不敢自高，如今孤独困苦到这个地步，出游做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我不能再跟随老朋友的勉励了，只能安置力量于田园，苟且度过早晚而已。不过等春气稍稍和暖、农事尚未开始时，或许骑着跛马拜访贤大夫，也顺便和您叙谈旧事。在那之前，还希望您寄来书信。珍重，珍重。勉力写信，不能多说。随表兄裴度奉上此简。《叙诗寄乐天书》 元稹 我九岁学习写赋作诗，长辈们常常惊叹我还可以教导。十五六岁时，粗略懂得声律上的毛病。当时是贞元十年以后，德宗皇帝年纪已高，治理政务重在任用人，最不愿意让文法官吏兴起。天下有罪过的人，除非在京城之外，其门第、节度使等职位将要发生变动，十多年不许朝见，死在任所而不能调换的，十人中有八九人。又有豪强士卒在专横刚愎的地方，因为丧失依靠而背叛众人，肆意相互杀害；告变的文书接连不断，使者轮番窥探，随即把情况报告皇帝。天子说：“某个将领凭什么能遏止叛乱？叛乱的众人愿意归附谁，就让谁做他们的统帅。”名义上说是顺应众情，实际上是被逼迫欺诈；因此同意这种做法的，也十人中有八九人。先设置副职，因缘交错而授予官职的，也十人中有四五人。由此诸侯都敢自行设置防御，甚至有人罗列儿孙来巩固自己，有人开导蛮夷来抬高自身。尚书省、寺监的符命文书牢固地锁在几案和楼阁中，严重的甚至拟定防御诏书，把一境看成一室。对下面的人施行刑杀，不比杀戮奴仆牲畜少；又厚加剥夺，美其名为进奉，实际上进献的财物只有应有数目的百分之一。京城之中，亭台宅第、馆舍店铺用曲折的街巷连接起来；侯甸之内，水陆肥沃的田地按乡里计算；其余奴婢财产、维持生计的资具，也都相称。朝廷大臣把谨慎不言看作质朴高雅，按时进见的不过一两个亲信。

译正直的大臣和议论政事的士人常常受到压抑阻塞，宫禁之中有时修缮倾塌毁坏的地方；豪门大族和大将乘机相互煽动，甚至牵连到老子、佛教，土木营造和妖异之风炽盛，习俗却不以为怪。皇上不愿让有关官署准备宫门内细小零碎的需求，于是常常拿钱帛去换取饼食，官吏便借此机会掠夺各种货物，势头大到无法禁止。我当时年幼痴愚，不习惯所见所闻，只是在书传中初步学习治乱的萌芽和渐变，内心震惊得仿佛不能活下去，想把这些写出来已经很久了。恰好有人把陈子昂的《感遇诗》给我看，我吟咏玩味，感情激烈，当天便作《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所以郑京兆对于我来说是外祖父辈的人，深深给予怜爱奖掖，我便把所作呈献给他。京兆翁非常惊异，秘书少监王表当时在座，他回头对王表说：“假使这孩子能活到五十岁而不死，他的志向和道义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可惜我们这些人看不到他的成就。”于是召来几个儿子训诫责备，眼泪也流了下来。我也暗自感到得意，从此更加勇于作文。又过了很久，得到杜甫诗数百首，喜爱它的浩荡无边、处处都能达到，才开始认为沈佺期、宋之问不善于寄托兴致，又惊叹陈子昂还没有来得及兼备其他方面。不几年，我和诗人杨巨源成为好友，每天以作诗为功课；我的性情又偏僻懒散，平时人事稍有空闲便作诗。认识您的时候，我已经有诗数百篇了。习惯成了性情，终于变成一种弊病。每当公事私事使我感愤，道义使我激扬，朋友相互切磋，古今成败，日月流逝，光景的惨淡舒展，山川的优美形势，风云的气色，面对花朵饮酒，欢乐之后的哀伤，阻滞与通达、屈曲与伸展，悲欢离合；以及身体患病、追悼怀念昔日游历，凡是遇到不同于常态的事物，我就想写诗。又不幸在三十二岁时因获罪被贬弃，如今三十七岁了。五六年之间，正是男子心力强盛的时候，我却常常闲居，无事役使；性情又不接近正道，不能淡然忘怀，对于其他欲望又懒于追求，最盛的精气全都倾注到语言中，精细粗疏杂糅在一起，于是写成了许多诗。然而也从未誊写整理。恰好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偏爱我的诗章，认为我很懂得作诗，想全部取去观看。我于是编成卷轴，其中有讽谏之意而值得观赏、文辞又接近古代的，称为古讽；思想也值得观赏而流入乐府的，称为乐讽；文辞虽接近古代而只是吟写性情的，称为古词；体制确实属于乐府，只是摹写物色形象的，称为新题乐府；声调气势通顺，对偶稳妥贴切的，称为律诗，又按七言、五言分为两体。其中稍微保存寄托兴致和讽谏意味、而流入律诗体制的，称为律讽。不幸我稍有伉俪之悲，抚念现在、感伤往事，写成几十首诗，取潘岳悼念亡妻的作品作为题目。又有借以干预教化的作品，描写亲近妇女、晕染眉目、绾束头发鬓发、衣服宽窄长短的尺度以及配色，尤其刻意写得怪异艳丽，因此作艳诗一百多首，文辞有古有今，又分为两体。从十六岁到现在已经是元和七年了，共有诗八百首，按色彩类别相从，合计十体，近二十卷。自己笑它们繁杂紊乱，也不再把它们放进行李。昨天来到京师，偶然在筐箧中找到它们，便全部放置到您那里，也只是略作说明。我听说上等的人立德，其次立事，怀才不遇才立言。一般人最急于求取官位，其次急于求利，最低下的急于求食。我天资不厚，既缺乏完备的德行；命运又不合适，没有遇到可以施展的事业；性情又不聪慧，没有可以垂示后人的言论，孤独勤苦而又狂放痴顽，将近四十岁，求取名声、谋取官位，不过处在第八品，而且冒犯法令已有六七年。刚授任通州时，有熟悉通州情况的人说：通州地势潮湿低洼狭窄，人事稀少，近年又遭荒歉，死亡超过一半；城中没有官吏，市场没有货物，百姓像草木一样，刺史以下的人都按粮食颗粒计算着吃饭；大患有虎豹蛇虺，小患有蛤蟆、蚊蚋、浮尘蛛、蜘蛒、蜂类，都能钻咬肌肤，使人长疮生疤。夏天多阴雨连绵，秋天便患痢疾疟疾；当地没有医生、巫者、药物和砭石，远隔万里，病人有百死一生的忧虑。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厚呢？才智又这样不足，所到之处又这样艰险忧患，这样下去又怎能保持万全呢？您一定还会回到京城，等待将来立言、立事的验证吧？只是恐怕有一天会和那些急于求食的人相互扶持着终老，使您受到天下朋友“还不如我”的讥讽。因此我把所作的文章全部拿出来，留在箱笥中作为污秽之物。与下棋、樗蒲、塞戏相比，还可以说胜过饱食无事。我所作的文章，难道不是又胜过下棋、樗蒲、塞戏吗？昨天行走在巴南道中，又作诗五十一首。文书中找到元和七年以后所作的，接近二百篇，繁多杂乱，不再放到您面前。我所作《寄思玄子》，小时候说自己作文不能充分表达心意，珍重它是因为它启发我的开端，并且记载京兆翁知遇我的缘由。如今又把它抄成古讽中的一首，送到您身边。我年轻时曾向郑先生学习吹嘘之术，因为懒惰而没有完成。如今闲居，想要调养精神、保全和气，以求得内在修养。将来也不再为无用的文章浪费言辞了。劳烦您阅览，或许也可以到此为止了。《答杨中丞论文书》 柳冕 来信谈论文章，完全讲到培养才性的道理，增加作者气势，把这些推广实行，可以恢复圣人的教化，见到天地的本心，实在很好。唉！天地培养才性，万物才得以生长；圣人培养才性，文章才得以产生；风俗培养才性，志气才得以产生。因此才性多而又能培养它，就可以鼓舞天下的气势；天下的气势产生，君子的风范就兴盛。古代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君子的风气就是仁义，小人的风气就是邪佞。风产生于文，文产生于质，这是天地的本性；止于经，这是圣人的道；感动于心，这是哀乐的声音。所以观察人的志意，就能知道国风。等到德行衰落，风雅不再产生，注重形似艳丽的文章兴起，雅颂比兴的意义便废弃了。文章艳丽而工巧，君子以为可耻，这就是文章的弊病。唉！天下的人才缺少已经很久了，文章意趣和气势衰弱得厉害，风俗不能培养人才，已经成为弊病。人才少而气势衰，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因此当代君子学习它的道理，却沿袭它的弊病，不知道这正是病症。所以人才一天比一天耗尽，气势一天比一天衰弱，教化不能兴起，人也一天比一天粗野。正如病人的气息，从强壮变衰弱，从衰弱变衰老，从衰老走向死亡，沉重缠绵地消逝，终身都没有觉悟。

译不是良医，谁能知道这种病呢？君子学习文章，是为了实行道。您的兄弟二位，是当今的才子，官职虽不算微薄，道却还没有实行，这也是有才者的病。君子忧虑的是不知道自己的病；既然知道了，就不能让病仍然成为病。因此没有病，气势便产生；气势产生，才华便勇健；才华勇健，文章便雄壮；文章雄壮，然后可以鼓动天下的变化，这就是培养才性的道理。将来这件事要由您实行。至于像老夫这样的文章，已经不接近道；老夫的气势已经衰老，内心也不能再勇进，这三者都没有了，又怎能看见古人的文章、论述君子之道、接近先王的教化呢？这实在不能保证。柳冕白。《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专使到来，承蒙您来信并退还拙文。仿佛见到君子，您过分地褒奖我；我没有德行足以承受，实在幸运。孔门弟子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能听到。”圣人的道中，可以努力仰望而达到的，是文章；不可以努力仰望而达到的，是本性。大概说教化从情性中发出、联系国风的，叫作道。因此君子的文章一定有道；道有深浅，所以文章有兴盛衰败；时代有好尚，所以风俗有雅正邪郑。雅与郑，都是从内心发出而形成风气。从前子游、子夏的文章，像日月的光辉，然而列在四科的末位，是技艺成就而居下等。如果文章不足，别人就没有可取之处。所以说话而不能成文，不是君子的儒者；有文章而不知道，也不是君子的儒者。等到德行衰落，文章便逐渐衰败。可惜王公大人的言论，沉溺于淫靡华丽、怪诞的说法，这不是文章本身的罪过，而是作文之人的过失。善于作文的人，发出而成为声音，鼓舞而成为气势；正直，气势便雄健；精纯，气势便产生；使五彩一同运用而气势流行其中。因此虎豹的斑纹灿烂而放光，是因为气势；日月的文采华丽而形成章法，是因为精华。精华与气势使天地受到感应，于是产生变化；使圣人受到感应，于是仁义得以实行。不善于作文的人与此相反，所以变风、变雅便产生了。六艺不能兴盛，教化不能明白，这就是文章的弊病。唉！文章没有穷尽，而人的才力有限。如果力量不足却勉强作文，就会跌倒；勉强造作气势，就会竭尽；勉强炫耀智慧，就会笨拙。因此说得越多，离道越远。既然远离了，也就罢了；但道因而中途废弃，又是君子所耻的。这样就不足以显见君子的道和君子的内心。内心有所感发，文章就不能停止；义理有极其精微之处，文辞却不能达到，那么也不足以承受君子的褒奖。敬叔叩头。《答庄充书》 杜牧 某白庄先辈足下：凡是作文，以意旨为主，以气势为辅，以文辞、文采、章法、句式作为它的兵卫。主旨没有强盛而辅佐力量却不飘逸的，也没有兵卫不华美显赫而庄严整齐的。四者的高下曲折、步调进退，都随着主旨的指向而行，就像鸟跟随凤凰，鱼跟随蛟龙，军队跟随商汤、周武王；腾跃上天、潜入深泉、横行天下，没有不如意的。如果不先确立意旨，只是用文采辞句前后围绕捧饰，那么辞句越多，义理越乱，就像进入闹市，纷纷扰扰，不知道谁是谁，到了晚上散去罢了。因此意旨完全胜过辞句，辞句越朴素而文章越高；意旨不能胜过辞句，辞句越华丽而文章越鄙陋。这说明意旨能够驾驭辞句，辞句却不能成就意旨。大概作文的要领就是这样。看您所作一百多篇，确实先立意、养气，然后才安排辞句。您仰慕古人而崇尚仁义，如果作文不停止，再以学问作为资助，那么赶上古代作者并不困难。如今您认为我没有什么可取，却想命我为您的文章作序，我承受您的厚意，惶恐不安。又看自古以来给文章作序的人，都是后世奉其人为宗师才作的。《诗》《书》《春秋》《左氏》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是这样。古人自身不被时代所遇合，便把志向寄托在言语中，希望言语在后世得到知遇。自两汉以来，富贵之人有千百个；如今看来，他们的声势和光彩，谁能比得上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刘向、扬雄这些人？这些人难道是求取当世的知遇吗？所以亲眼见到扬子云著书，想拿去覆盖酱瓿；扬雄当时也从未自我夸耀。何况如今我和您同生于当世，却想为您没有完成的文章作序，这本来就是不可行的。如果有志向，赶上古人并不困难，只需勉励自己罢了。某再拜。《与贾秀才书》 孙樵 主薮，过去您大概只把我孙樵看作普通人。您的声名和愤激之气如此显著，为什么到如今才在时世中得到施展？等我看了您五通书、五十篇文章，您困顿于上位者之下，也就应当如此了。天地珍惜物产的精华，所以把精金包在砂土中，把美玉封在璞石里。珊瑚丛一定茂盛，深海中的夜光珍珠一定隐藏。骊龙把珍珠藏起来而不自知，积聚起来也不知道停止；不穷尽就会招来祸患，这是天地所憎恶的。文章也是这样：取法浅薄的人，所得一定多；取法深厚的人，自身一定困穷。六经写成，孔子却被斥退而无粮；孟子继承子思，辗转困顿于齐、鲁；司马迁因《史记》获祸，班固因《汉书》获祸；扬雄因《法言》《太玄》而穷困；元结因《浯溪碣》而穷困；陈拾遗因《感遇诗》而穷困；王勃因《宣尼庙碑》而穷困；玉川子因《月蚀诗》而穷困；杜甫、李白、王江宁，也都相继处于穷困之中。难道天地是有意的吗？如今您立言必定奇特，取意必定深刻，剖取精华、剔除华饰，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凭这些文章在当世求取名声，钓取荣耀、谋求富贵，却还想让车子疾驰、让车轮方正。假如您说爵禄不能动心，穷困显达随着时势升降，写成一家之言，自期可以不朽，那就是我孙樵所敢于知道的了。唉！孤独求进的人，忧患在于内心不苦；等到内心苦痛时，又有谁知道呢？古人怀抱美玉尚且哭泣，捧读您的文章，难道能不沾湿眼睫吗？我担心您自以为满足得太浅，又怀疑您的道心不够坚定，因此归还这五通书，不能不说几句话。《唐文粹》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五 宋代姚▯编纂 书七【附录启，共十一首】论文下 《与陆傪书》【李翱】《答李生二书》【皇甫湜】《复友生论文书》【陆龟蒙】《答开元寺僧书》【李翱】《与李生论诗书》【司空图】

译《与王驾评诗书》《答进士王载言书》【李翱】《上杨相公启》【刘太真】《上知己文章启》【杜牧】《上令狐相公诗启》【元稹】《与陆傪书》 李翱 李观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官职却只做到太子校书郎，寿命也只到二十九岁。虽然在当时世俗中有名，真正完全了解他的最高境界的，究竟是谁呢？天地鬼神对善人无情、却不惩罚罪人的说法，确实太过分了！行善的人将归向哪里呢？我写下李观的事迹，赠给兄长；赠给兄长，是因为想到君子能够知遇我。我平生没有机会与李观往来，直到他死后才见到他的文章。曾经感叹，如果李观能够长寿，就不会远远低于扬子云了。写完这篇文章后，接着忽然又像看到了李观的文章，也像在您身上看到了他。因此把《苦雨赋》抄录在前面。当我下笔时，又仿佛吟咏他的文章，那就是李观。虽然他不能长寿，却也没有很远地低于扬子云。抄写《苦雨》的文辞以后，又想起我的朋友韩愈。他的文章不是当世的文章，而是古代的文章；他这个人也不是当世的人，而是古代的人。他的文辞和意旨，即使孟轲去世以后，也没有见到有超过他的。当我下笔时，就像替他人急速书写、抄录、诵读一样，并没有超过。韩愈的文辞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应当把其中一篇题为《获麟词》；其他文章也可以由此类推。穷困愁苦不能没有记述，恰好有一封信寄给弟弟正辞，直到写完后自己也觉得不比平常所作低下，所以也把它赠给兄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也只是希望读到李观、韩愈的文章，求您详细看一看。李翱再拜。《答李生二书》 皇甫湜 承蒙来信，恰好天色昏黑，使者立刻要回去，来不及逐一答复。承蒙您来意深厚，《左传》说：“话说到了却不说，是失去人才。”我粗略写出自己的愚见，回答您，希望您明察。来信所说当今善于作文的人，有的把奇异怪诞放在首位，关键只在于文章是否工巧。思想新颖，就不同于寻常；不同于寻常，就显得怪异。文辞高妙，就超出众人；超出众人，就显得奇特。虎豹的斑纹不能不比犬羊鲜明；鸾凤的鸣声不能不比乌鹊铿锵；金玉的光泽不能不比瓦石耀眼。这不是有意把它们放在前面，而是自然如此。一定要高大峻峭才成为山岳，一定要水势滔天才成为大海。明堂的栋梁一定高到拂过云霓，骊龙的珍珠一定牢藏在深泉。您年轻气盛，本来应当以超拔出众为志向。刚开始学习文章，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力，怎么能立刻说力量不够呢？谋取王业不成，退一步仍可以成就霸业；如果只局限于自我表现，将没有什么胜过弊病了。孔子讥讽那种说自己不能做到的人，正是希望他努力并思考怎样进步。来信所说浮华艳丽、讲究声律弊病的文章，认为不屑于去写，这种态度确实可耻；但我担心您现在还不是这样，也不能自信地实行自己的话。为什么呢？您参加进士科考试，进士科的主考官高高张设科举格法，每年集合考生来考试，他们所录取的，正是您所不愿写的文章。工匠要把事情做好，必须先把工具磨利。您正要砍树，却舍弃斧头，这怎么可以呢？以求取功名为可耻，本来就不应当求取；既然求取了又以此为耻，也是糊涂。如今您已经在求取了，这就像只是涉水却耻于沾湿双脚，怎么能相信自己的话呢？您来信所说的急于制定法令、安定百姓，是在位者的职责，是圣人得势后所施行的事业，并不是诗赋所承担的任务。功业已经成就，恩泽已经流布之后，才作歌咏、记载和颂扬光大的文章。圣人不得势时，才暂且借文章流传后世。如今您刚开始学习，还没有做官，却急于从事那种事业，也太早作打算了。来信中凡是所谓几个问题，似乎有些说得不够恰当，思考也或许过头了；其余都很好。既然承蒙您的厚意，怎敢自此疏懒怠慢？姑且再写这些，等见面时再详尽说明。湜再拜。第二封信 湜启：您的来信辞意很多，志气也很盛，纵论文章，不能说没有用意。像我这样愚钝而困顿的人，竟要同您在这里争论词章，本来就不合适。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能不把它说完，请不要吝惜听取。称它为奇，就不是正了；但也并不妨害正。所谓奇，就是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就是不如通常；所谓不如通常，也就是从通常中超出。既不妨害正道，又能超出常规，即使推重它也可以。这只是总说奇异文章的体制，还不是说文章的过失。所谓文，不是别的，就是语言的华美。它的作用只在于贯通义理，本来不专求奇异，但奇异也无妨。若文章奇特而义理正确，那就尤其难得了。您难道只想取容易做到的事吗？语言本来未必都能贯通义理，而文章之所以可贵，并无别的原因，只是有文章才能流传久远，没有文章就不能流传久远。用不寻常的文章贯通最正确的义理，这才是能够不朽的原因。您为什么这样深深嫉恨它呢？绘画要在最后敷上白色底子，既然称为文章，难道只是草率简略而已吗？圣人的文章，是难以企及的。至于作《春秋》、防夏之类的人，连一句话也无法插入，我哪里敢加以议论呢？自秦、汉以来直到现在，文学最为盛大的人，没有超过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的；他们的文章都奇特，他们的流传都久远。您的文章也很好，但和这几位相比，似乎还没有胜过他们，何必心气这样高呢？

译《左传》说：“话说不出口，是因为羞愧于自身不能做到。” 您自己看自己怎么样呢？《书经》的文章不奇，《易经》的文章却可以说是奇了，难道妨碍义理、伤害圣人吗？像“龙在郊野交战，它的血玄黄；看见野猪背着泥，车上还载着一车鬼；突然来到，焚烧它，烧死它，抛弃它”这样的，是什么等次的语言呢？您轻视宋玉，却称仲尼、班固、司马迁、司马相如为文学家。考察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时说：“即使同日月争光也可以。”您应当见过这句话吧？至于司马相如一类人，连承袭学习他们都来不及，难道是您称赞错了吗？还是您的见识有它所达到的极限呢？还是他们所建立的成就卓然不凡，您不能勉强做到，于是便嫉妒仇视他们呢？这对日月有什么损伤呢？您讥笑“紫贝阙兮珠宫”，这同《诗经》所说的“金玉其相”有什么不同？天下难道有人以金玉作为本质吗？“披薜荔兮带女萝”，这同赠送芍药有什么不同？文章不应当这样解释。难道是说，对三四发怒、对四三欢喜，把从白中产生的看成黑吗？您说：“虎豹的纹理并不奇。”树木的本体本来没有长短，显出形状来才有长短。虎豹的形状相对于犬羊来说不同，所以不得不说它奇。其他都可以照此类推。您又说：“自然不是本性。”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东西不是自然的呢？您又说：“事物同文学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比喻。凡是比喻，必定要用不同类的事物来比，难道可以用弹丸来比喻单独的事物吗？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您称赞知难而退是谦逊；没有困难就退让，才是谦逊；知道有困难而退，是适宜，并不是谦逊。难道仅仅因为见到黄门就能称为贞洁吗？您把一首诗、一篇赋说成不是文章，难道不知道数量少了就不是文章吗？还是说诗赋根本不是文章？如果诗赋不是文章，三百篇就都可以烧掉了；如果篇数少就不是文章，汤的盘铭又是什么呢？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既然已经作了《甲赋》，就不能称作不作声病之文。孔子说“必定要先正名”。您既然不把考取一科进士当作要事，就不应当把进士冠在姓名之前。所谓“焕乎郁郁乎”的文章，说的是礼制，并不只是文字。先前您捧着卷轴来，又谈浮艳声病，似乎是在商量文章文字；关于制度的文章，改日再同您谈。近来的风俗教化日益偷薄，进士尤其严重，甚至有“一谦便是三十年”的说法，争相虚张声势来抬高自己、欺骗自己。诗中还没有刘长卿的一句，已经叫阮籍为老兵了；笔下还没有骆宾王的一个字，已经骂宋玉为罪人了。书法的字还认不全偏旁，就高谈稷、契；读书还不知道句读，就轻视服虔、郑玄。这是当今的大弊病，正应当憎恶；您才华美好，不要像他们那样。

译《左传》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善言。”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大概就是射箭吧？”您来信问我的地方很多，因为知道您是有心求学的人，姑且作这些答复，不能全部说尽，不再一一详述。湜再拜。答友人论文章书　陆龟蒙 承蒙您把近年作者论文章的两封信给我看，让我评说其中的是非得失。我虽然极其愚钝，也不禁胆战心惊、汗流满面，因为看出严厉责难别人很难，招来祸患却很容易。何况我年轻时就不专攻文章，只读古代圣人的书，诵读他们的话，思考并实行他们的道，却始终没有做到。每当反复咀嚼其中的义理，独坐到太阳西斜，案上只有一杯藜羹，却觉得如同五鼎七牢摆在身边，又有钟磬金石、羽籥之乐相伴；我从未请求有关官署考问，希求品评等第；也从未往来王公门下乞求财物来装饰车马。所以我在江湖间写文章，只不过遇到美泉奇石便记下，见到高尚气节便传述，触及离乱祸患便作序，遇到酒器便作铭，简率散淡、诙谐诞妄而无所避讳；又哪里知道文章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您过分听信我的话了；如果默默不答，就不是朋友之间恳切相勉的道理。因此我扶病拿笔，略谈一二：我从小读六经、孟轲、扬雄的书，其中颇有熟悉的；寻求文章的旨趣和规矩，没有超出这些书的。至于诸子和史书，我说：诸子接近经书，经书的语言古奥而含蓄；史书接近《尚书》，《尚书》的语言直截而浅显。所谓诸子接近哪部经书？史书接近哪部《尚书》？《尚书》是记言的史书；史书接近《春秋》，《春秋》则是记事的史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六籍之中，只有《诗》《书》《易》《象》和鲁国《春秋》是经圣人之手的；《礼》《乐》两部记载虽载有圣人的法则，但多出自二戴，不能全部贯通为纯正真实的内容，所以有时会出现抵牾不安之处。大概汉代诸儒争相编撰进献，是为了求得购书之金。记言和记事交错于前后，称经还是称史，不能仅凭体例确定。按经书的解释，全部称为经；若区别开来，《诗》《易》是经，《书》和《春秋》实际上是史。学者不应混在一起说。况且“经解”这个篇名，是戴圣定下的；王辅嗣据此把《易》称为经，杜元凯据此把《春秋》称为经。孔子说“学习《诗》吗？学习礼吗？”又说“《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始而考察它的终结；人们通过《春秋》了解我，也通过《春秋》责怪我”。他从未称它们为经；称为经并不正确，这是圣人有意防止的。大概这是由于周公的谥法中有“经纬天地曰文”的说法，所以有经书，也就应当有纬书。圣人既然作了经，也应当作纬，这好比织布：只有经线没有纬线，能织成布幅吗？纬书尚且不是圣人的书，那么经书也是后人命名的，并非圣人的防范之意，这就明白了。假若把六籍称为经，沿袭这种称法也可以；那么把司马迁、班固的书称为史，为什么竟不加思考呢？六籍之中本来就有经有史，为什么一定要到子长、孟坚的书才称为史呢？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有意空缺的文字。”又说：“质朴胜过文饰就粗野，文饰胜过质朴就虚浮。”还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这些话已经把下笔的曲直和体例的是非都论述辨明了，难道一定要等到班固、司马迁以后才谈史吗？把《诗》《易》作为经，把《春秋》作为史，就足够了，不必到六籍之外去寻找。若说经书语言古奥而含蓄，那么《易》中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第一次占筮便告诉你，重复三次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再告诉你；苦节不可守正”之类，果真全都古奥含蓄吗？若说史书语言直白浅显，那么《春秋》中记载“考察仲子的宫室”“第一次献上六羽”“同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陲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场而撤去籥”之类，果真全都直白浅显吗？经书并不全都含蓄，史书也不全都浅显，这也可以看出来。有人说文章不能用比喻确立标准，就说：“《春秋》不应当只说，否则会使事态滋长蔓延。”又说：“《春秋》记载军旅、盟会，难道不是叙事吗？”还引用《左氏传》的话来证明《左氏》叙事，把它全都称作《春秋》，可以吗？《春秋》是重大的法典，举出凡例来褒贬人物；其中超出周公之法的地方，都取决于孔子的心意，所以防夏一类的人连一句话也无从措置。若只是局限于叙事，那不过是鲁国的史官，谁会把它称为《春秋》呢？我先前自称熟读六经、从中寻求文章旨趣和规矩，真是妄言。又有一篇文章说：“这是文，那是辞。”既然文和辞不同，就是文好而辞差。《易经·系辞》说：“齐同大小在于卦，辨明吉凶在于辞。所以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又说：“观察卦的彖辞，思考就已经过半了。”《易》的辞难道不是文吗？《尚书》记载“帝舜作歌，皋陶于是续作歌，又有《五子之歌》”，这些都是辞。《尚书》的辞难道不是文吗？联缀文辞、比叙事实，是《春秋》的教法。《春秋》的辞难道不是文吗？礼制中有朝聘的辞、迎娶夫人的辞；乐制中有登歌、荐献的辞。礼乐的辞难道不是文吗？《法言》说：“过去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他们，视野顿时开阔。”孟轲的辞难道不是文吗？《太玄》的辞，沉下去可以穷尽地下，浮起来可以到达天际；扬雄的辞难道不是文吗？由此可知，文是辞的总称，辞是文的作用。“上天将要丧失这种文化”以及“上天还没有丧失这种文化”，都不应只称为辞；“吉人的话少，浮躁人的话多”，也不应只称为文。文和辞本来是一回事，只是所适用的地方各有宜当，哪里有什么不同的道路呢？又有人说：“有声病的辞不是文。”声音组成文，就叫作音；五声协调，然后合乎律度。所以《舜典》说：“诗是表达心志，歌是延长言语，声音依从延长的歌唱，律吕使声音和谐。”声音不和谐，就是声病；去掉声病便和谐，和谐就能感动天地、感通鬼神，难道仍不能称为文吗？这就如同绘画、织组、刺绣之中也有精妙之处。我大体解释别人的话，不敢避开浅近的援引和肤浅的爪谈，却自以为已经进入深奥的堂奥。要点只在于举出学者应当知道的事情来加以说明罢了。师道不行，后辈大多拘泥于所学；有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只要有力量就应当拉他出来。若有不同意见，请先观察近来的情形，然后再责罚。答开元寺僧书　李翱

译前些日子您命我作《开元寺钟铭》，说想借助文章，希望使钟铭不朽并流传后世，这确实充分体现了您知遇我的心意。可是，李翱既然学习圣人的心法，就不敢在真正懂得圣人之道的人面前推辞。当时您命令我作铭时，我已经反复思考过了。如果我为这口钟作铭，是要阐明圣人之道，那么对释氏没有益处；如果我顺从释氏的教法来写，那就严重欺骗天下人了。这样一来，我先知先觉的文章又有什么可贵呢？我的文字必定流传后世；后世有像仲尼那样的圣人读到我的文字，就会严厉责备我。我畏惧圣人。古代有许多铭文：汤的盘铭，辞句如此如此；卫国孔悝的鼎铭，辞句如此如此；秦始皇帝的峄山铭，辞句如此如此。刻在盘上，就叫盘铭；刻在鼎上，就叫鼎铭；刻在山上，就叫山铭。盘铭的辞句可以移到鼎上，鼎铭的辞句可以移到山上，山铭的辞句可以写在碑上，只是所记载的对象不同罢了。到了蔡邕的黄钺铭，也只是把功劳记在黄钺上罢了。或刻盘，或刻鼎，或刻峄山，或刻黄钺，它们的意旨和语言都相同，并不像《高唐赋》《上林赋》《长杨赋》那样专门作赋。近代文士却不是这样：作铭作碑，大多歌咏器物的形状，与古人所作的不同。他们作钟铭，就一定歌咏钟的形状、声音、耗费财物的多少以及熔铸的辛劳，却不是为了在器物上刻下功德、把劝诫留给后人。推究这一类文章直到极端，可见他们实在很不懂君子之文。然而他们所作的文章，在当时也都享有盛名，天下人都说好。我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的东西，能不能胜过天下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天下人都把自己不知道的说成好，那么我独自知道的东西又怎么能说是好呢？即使如此，我仍要顺从自己的内心，以此顺从圣人罢了。阿谀世俗、随从时俗，是我不忍心做的。所以久久没有接受您的嘱托。我的心意正如前面所说：您若一定要我为这口钟作铭，就应当顺从我的内心和我的道；这样，您的钟铭必定能流传后代。若要依从世俗所谓的作法，那么天下愿意写文章的人很多，何必借重李翱的文字呢？希望您仔细思量。正午时分我经过淮水向南，写信来表达心意，也借此告别。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 文章难，诗尤其难。古今用来比喻诗的很多，但我认为必须辨别其中的滋味，才可以谈诗。江岭以南，凡是足以满足口味的东西，如醋，不是不酸，只是停留在酸而已；如盐，不是不咸，只是停留在咸而已。中原人用它们充饥却很快停止，是因为知道咸酸之外还缺少醇厚美味。江岭南方的人习惯了那些味道而不能辨别，也就不奇怪了。诗贯通六义，那么讽谕、抑扬、深沉含蓄、渊深典雅，都在其中。然而直白铺陈所得，若仅凭格调自称奇特，前人的诗集也不专门擅长这一点，何况更差的呢？王维、韦应物的诗清澄淡远而精致，格调就在其中，难道妨碍求道吗？贾岛确实有警策的句子，但看他全篇的意思却很贫乏。大体上，若只是依附寒涩，才显得有才气，也说明诗体不完备，何况更差的呢？唉，近而不浮浅，远而不枯尽，然后才可以谈韵味之外的旨趣。我年轻时曾自负，时间久了却越来越觉得有所欠缺。不过在早春时得到过这样的句子：“草嫩侵沙长，冰轻着雨消。”又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上句说“隔谷见鸡犬，山苗接楚田”。又有：“雨防吟足思，花落梦无憀。” 在山中得到过：“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有：“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在江南得到过：“戎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有：“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有：“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在塞下得到过：“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在丧乱中得到过：“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有：“鲸鲵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在道宫得到过：“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幽。”写夏日景色得到过：“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在佛寺得到过：“松日明金像，苔龛响木鱼。”又有：“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在郊野原野得到过：“远坡春早渗，犹有水禽飞。”上句说“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在乐府诗中得到过：“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在寂寥中得到过：“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在惬意舒适中得到过：“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 即使希望它不至于陷入浅薄枯竭，也没有废弃作者受到讥责的可能。七言诗有：“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有：“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又有：“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又有：“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上句说“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又有：“殷勤元旦日，欹午又明年。”上句说“甲子今重数，生涯只自怜”。这些都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大概绝句的创作，本来就要达到极致；除此之外还可以千变万化，不知道为什么神妙，却自然神妙，哪里容易呢？如今您的诗，在同时代人中本来就已使人难以相比；如果再以全面美好为工巧，就知道什么叫滋味之外的意味了。请努力。某再拜。

译与王驾评诗书 您的末技已经很精工，虽然得到贤哲的称誉，却还不足以使自己相信，必须等到同类推许，才能神采飞跃、面色扬起。如今献艺的人却相反，就像去看医生却讳言自己的病，只怕对方善于辨察药物会攻治自己的病。他们以欺骗众人为能事，谁也不能振作起来，真可悲啊！而且各种技艺中最精工的，没有超过文章；能在诗中不朽的人，比其他技艺更少，怎么可以轻易比较呢？唐国初年，主上喜好文章，典雅风流特别兴盛；沈佺期、宋之问兴起之后，江宁出了杰出之才，李白、杜甫宏大奔放，达到极点。王右丞、韦苏州趋向清澄高远，如清沅之水贯通流达；大历年间十几位诗人，又次于他们。可惜力量强而气势弱，不过是都市里的豪商罢了。刘梦得、杨巨源各有胜处；贾岛、无可、刘得仁等人，时时得到佳妙的意境，也足以洗涤烦闷。此后听到的诗就更加狭隘浅薄了。然而河汾之间盘结郁积的气势，应当会有后继之人。如今王生居住在那里，长期浸润其中，他五言诗的长处在于构思同境界相融，这正是诗家所推尚的；那么前面所说必须得到同类推许，哪里只是神采飞跃、面色扬起呢？战乱中独居，所得诗稿还有几百篇，他的勤奋也达到极点了。我近来又亲自编成《一鸣集》，并且说“撑裂雷霆、撕破月亮，使作者的肝脾都受到震动”，也足以证明我的话并非惭愧失当。答进士王载言书　李翱 翱顿首。您不因为我卑贱而一无可取，反而陈述心中所想，先给我写信，并说：“我的才艺和志趣不能被时代弃置，若要寻找知己，问谁可以呢？”大家都告诉您：“李君吧！”告诉您的人错了，您因此相信他们，也错了。果真如您所说，即使一个人道术完备、德行具足，尚且不值得劳驾您厚重的托付，何况像我这样多病少学的人，哪里能承受您所期待的博大深宏呢？即使如此，您的心意盛厚，不能不答，所以冒昧略陈所听闻的道理。修养自身没有比恭敬更好的，自我责备没有比严格更好的，接待众人没有比宽宏更好的，用心没有比正直更好的，增进德行没有比勇敢更好的，接受益处没有比选择朋友更好的，好学没有比改正过错更好的。这是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观察人的方法有三种：用利益逼迫他，以考察他的邪正；把事情交给他，以察看他的厚道浅薄；用谋略询问他，以观察他的智慧和才能。贤与不肖就可以区别了。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排列天地，确立君臣，亲爱父子，区别夫妇，明辨长幼，使朋友相交，这是六经的纲领。它浩大如江海，高峻如丘山，光明如日火，包容如天地。摘取篇章、称述歌咏，津润奇丽，这是六经的文辞。创制意旨、造作语言，都不互相师法。所以读《春秋》时，仿佛从未有过《诗》；读《诗》时，仿佛从未有过《易》；读《易》时，仿佛从未有过《书》；读屈原、庄周时，仿佛从未有过六经。因此义理深，意旨就远；意旨远，义理就清楚；义理清楚，气势就厚重；气势厚重，辞采就盛美；辞采盛美，文章就精工。好比山有恒山、华山，水道有济水、淮水、黄河、长江。它们相同之处在于都从源头流到海边；它们的曲直、浅深以及颜色黄白，却不必相同。又好比百种杂货，它们相同之处在于都能使肠胃饱足；它们的味道咸、酸、苦、辛，却不必相同。这是因学习而获得认识的道理，也是创制文章意旨的总原则。天下谈文章有六种说法：偏爱奇异的说“文章只要辞句奇险罢了”；偏爱义理的说“文章只要叙述意思通顺罢了”；沉溺时俗的说“文章一定要对偶”；被对偶之说困扰的说“文章不应对偶”；喜爱艰深的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浅易”；喜爱浅易的说“文章应当通顺，不应艰深”。这些都是感情有所偏滞而不能流动，不懂得文章的根本。有些文章义理不以说理为主，语言也不在于教诫劝导，却辞句奇丽。《剧秦美新》《王褒僮约》就是这样。有些文章义理往往正确，但辞章却不工整，《刘氏人物志》《王氏中说》以及俗传的《太公家教》就是这样。古人只求把文章做到极工，并不在意辞句是否对偶、容易还是艰难。诗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不是对偶。又说：“遭遇忧患已经很多，受到侮辱也不少。”这难道不是对偶吗？《尚书》说：“我痛恨谗言，灭绝正道，使我的众人震惊。” 《诗经》说：“那柔嫩的桑树，在它下面聚集众人；采摘它的枝叶和枯病，这就是下等人。”这并不浅易。《尚书》说：“确实恭敬而能够谦让，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 《诗经》说：“十亩之间啊，采桑的人从容自在啊，走着同你一道回来啊。”这并不艰深。学者不知道其中的门径，却作出前面所说的种种议论，不是我敢听闻的。六经以后，百家之言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都足以自成一家文章，成为学者归依的对象。所以义理虽深、道理虽正确，辞章不工整，就不能成为文章，也不能流传。文章、道理、义理三者兼备，才能在一时独立而不在后代泯灭，才能必定流传。仲尼说：“语言没有文采，实行就不能远行。”子贡说：“文饰如同本质，本质如同文饰；虎豹的皮革，和犬羊的皮革没有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陆机说：“害怕被别人抢先超过我。”韩退之说：“只求务必除去陈旧的话。”假如要叙述笑的样子：说“莞尔”，就是《论语》说过的；说“哑哑”，就是换一种说法；说“粲然”，就是谷梁子说过的；说“攸尔”，就是班固说过的。说“冁然”，就是左思说过的。我再这样说，与前面的文字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创造语言的总原则。我之所以不合时俗而学习古文，是因为喜爱古人的品行，爱慕古人的道。所以学习他们的语言，就不能不实行他们的行为；实行他们的行为，就不能不尊重他们的道；尊重他们的道，就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礼。古人相互交往有等级，重视其中的义理，分别写在经传中，完全可以详细辨明。老师对门生，就直称姓名；对朋友，就称字而不称名；在老师面前称朋友，即使是朋友也称名。孔子说“我同颜回谈话”，又说“参啊，我的道一以贯之”，又说“像仲由这样的人恐怕不能得到善终”。这是老师称门生姓名的证明。孔子在郑国，把子产当兄长侍奉；在齐国，把晏平仲当兄长侍奉。

译《左传》说：“孔子认为子产有四种君子的道。” 又说：“晏平仲善于同人交往。”子夏谈到交友过失。子张问：“子夏怎么样？”曾子说：“子张仪表堂堂。”这是朋友之间称字而不称名的证明。子贡说：“我端木赐，哪里敢希望赶得上颜回？”又说：“颛孙师和卜商，谁更贤能？”子游说：“有澹台灭明这个人，行走不走小路；这是在老师面前称朋友，虽是朋友也……”称名的证明。孟子说：“天下公认的尊贵有三种：德行、爵位、年龄。怎么能因为只占有其中一种，就怠慢另外两种呢？”您的信中写：“韦君词，杨君潜。”我不知道您的德行同二位相比谁在前谁在后。可是您年纪小、官位低，却把他们都直称姓名。《左传》说：“我看见他同先生并肩而行。” 我私下担心您没有思考，竟陷入这种错误。韦践之写信给我，屡次称述您的优点，所以我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以答复您深厚的情意。我想您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冒犯。李翱顿首。上杨相公启　刘太真 太真启：前些日子承蒙您曲加裁处，命我献上过去所学的文章。我想到年轻时僻居江边，只泛泛窥看经典，不能究明根本。天宝年间，曾遇到故扬州功曹、兰陵人萧君，谈到文学，他答应亲自教授我；但由于家贫世乱，没能完成学业。后来到外府服役，所任职务琐细，虽然怀有求学之心，却没有机会受到启发。即使想奔赴前贤的墙门，向文章作者学习风度，稍稍涉及边缘便停滞，望见端倪便自行迷失。常常刚得到一句合意的话，想成就一篇文章的义理，却又失掉了，遗恨和惭愧暗自藏在心中，不觉拖延长久，因而犯了久久怠慢您的命令之罪，怎能不承担厚颜的惭愧？谨呈上近来所记录的三十余篇，重新反省自己后，又惭愧惊惶得汗流满面。恭惟相公掌持人文而任宰相，施展上天赋予的盛美，从六籍中发明道理而立言，穷尽天地人的深奥义理，协助君主使万物化成。您悬置衡器以决定轻重，手持墨绳以审察曲直。小人既没有学术，又没有才干，形神低弱憔悴，年老鬓衰。又想到近来曾蒙您召见询问，启发蒙昧却总是答非所问，庸劣无能，终究没有给您任何补益。如今又拿这些浅陋之作来蒙尘明鉴；相公若姑且接纳其中的瑕秽，我岂不是更加重了自己被嫌弃斥退的罪过吗？假使在壮年求仕的时候，能够到您的门馆趋谒，承受您这位贤哲工匠的深厚仁慈，接受君子的善意诱导，即使我愚顽鲁钝，或许也能有达到道的希望。如今已经过了五十岁，又增加了四岁，学习已经困顿，力量也不足；遇到伯乐反而厌恶长鸣，看到姬、姜这样的美人便自行退缩而显出自己的丑陋，这大概就是小人的命运吧。不敢多说，谨此启告。上知己文谨启　杜牧 某启：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伏惟侍郎是文章宗师，因此谨慎地献上七篇，供您过目。想到元和年间的功德，人人都应当歌咏记述，所以作《燕将录》。往年讨伐的道理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所以作《罪言》。自从艰难以来，士卒和服役之人多有凭借兵力成为天子、诸侯的，所以作《原十六卫》。诸侯有的倚仗功劳而不懂古道，以至于反复叛乱，所以作《与刘司徒书》。处士这个名称就是古代巢父、许由、伊尹、吕尚一类人的称号，近来往往有人自称处士，所以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年间大规模兴建宫室、扩张声色，所以作《阿房宫赋》。我在终南山下有一所房子，曾经有耕田著书的志向，所以作《望故园赋》。虽然还不能深入窥见古人，但同他们揖让、谈笑，也多少确实能分别出他们的形貌。贞元四年以来，我一直在大君子门下，恭敬地承受关于政务和文书的指教约束，从此永远不再执卷求学。上都有旧宅，只有书籍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屋，颇有水木景致。将要带着农具、笔砚回到那里，趁年龄和头发还强健，希望有所成就。将来捧着作品到您门下拜访，作为正式拜谒的先导，或许希望得到一次奖掖。如今所献上的文章，只会增加轻慢冒犯尊严的罪过，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希望您稍稍借给我一些责罚，便是生死之中的最大幸运。上令狐相公诗启　元稹 某启：我起初并不喜爱文章，只因做官没有其他技能，勉强参加科举考试。获罪被谴责、弃置之后，自以为已经废弃困顿、潦倒失意，不再想凭文字在人前闻名。哪里知道好事之人挑剔搜寻我的粗劣尘秽之作，反而郑重地听说相公在朝廷上谈到我的诗句。昨天又当面承受您的教诲和约束，命我献上旧文，我战栗流汗，惶恐惭愧，无地自容。我从御史府被贬到外地，已经十多年了；闲散放诞，无事可做，于是用力写诗，日积月累，有一千多首。其中有感于事物、寄托意旨的诗，可以充作盲人乐师采诗讽谏之作，也有能够通达的。只是言辞直露、气势粗豪，害怕获罪，所以本来不敢在人前陈述。只有在杯酒之间的闲暇时光，才屡屡写些零碎篇章，自己吟咏畅怀。但我认为律诗体格卑下，格调力量不能张扬；如果没有姿态，就会陷入流俗。常想做到构思深刻、语言浅近，韵律声调新颖，对仗没有差错而风情自然深远。然而我还不能做到。江湖间有许多新进小生，不知道天下文章有宗主，胡乱相互模仿，又随着模仿而失其本意，于是写出支离浅薄的词句，也都称作元和诗体。我又同同门友人白居易交好；白居易很能写诗，其中尤其喜欢驾驭文字，穷尽声韵变化，有时写千言，有时写五百言的律诗，彼此投赠。我自己审度不能超过他，常常故意排用旧韵、另创新词，名叫次韵，大概是想用困难来挑战他。江湖间写诗的人，有的互相仿效，有的力量不足，便弄到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脚相同而意思相同，和前一篇没有差别，却也都称为元和诗体。掌管文章的人考察诗风变坏的原因，往往把责任归到我身上。我曾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值得自己辩明。听说相公记得这件事已经几十天了，我实在害怕粪土垒成的墙被大厦遮护，使它不再崩坏，永远成为筑墙人的错误。于是冒昧抄写古体诗歌一百首、一百韵；两韵律诗又一百首，共五卷，恭敬地写信跪呈。或许希望在您建造大厦有余暇时，赐我一看，知道我这个小生在章句之中，栋梁椽檩等材料都曾经经过衡量，那么十多年辗转困顿，也不算没有用心。文辞浅陋，冒犯尊严，伏候刑书，不敢逃避推让死罪，死罪。《唐文粹》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六 宋代姚铉编

译书八【共十一首】荐贤四篇 上宰相荐皇甫湜书【韦处厚】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李翱】荐齐孝若书【令狐楚】荐樊衡书【崔颢】师资七篇 与李勃书【田弘正】与叚校理书【刘岩夫】答人求文章【柳宗元】上韩吏部书【林简言】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崔元翰】答韦中立书【柳宗元】答复杜温夫书 上宰相荐皇甫湜书　韦处厚 宰相阁下：伏惟燕国张公张说登朝辅佐圣明，使天下达到安宁，推诚求取人才，虚心接纳贤者。房太尉从平民之身在您门下振起，张曲江从蓬门寒户在岭南得到发扬；后来继承传播美名，承袭佩带相印，能够大力成就功勋德业，不辜负您的荐扬。后世朝廷所仰望的人，因而得到兴起和劝勉。之所以不多举其他人而推举燕国公，是因为他混居众人之中，同后辈并列；若建造高大的栋梁，树梢细小便显得轻微；若雕琢玉器，蒙昧的玉石尚未发光。器物已经光彩，就把它拿到耳目之前；名声节操流传后世而没有匹敌，身后名节都盛大，在身世之后施用，追慕古人而独绝无伦。这哪里是推算策数、考察步法的结果呢？难道是预先隐藏往事、预知未来的征兆吗？大概是综合尺牍片言，再通过考察事迹、确定形貌而作出的判断；这是五行灵异之气聚集的精华，也是文章由心灵塑造出来的形貌。诚意居业，能使隐微转为显著；观察内心、选择方法，能使粗疏渐入精微。依照这个来求取人才，就能坐在一室内决断天下，站立当世而判断百代以后的事情。方法既已确定，道理也就十分明白。我私下看见前进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岁，学问穷尽古代训诂，文辞秀美而有人文气象；脱落章句的束缚，简略排斥枝蔓；广泛涉猎百家而旁览群书，又加以裁折，使之归于正道；把六义装入胸中疾驰，用讽诵使之合于雅正。如果坚定自己的操守，就不会因众口喧嚣的讥讽而恐惧；修养自己的实践立场，就不会被纷纷而来的虚誉所诱惑。孟轲排斥杨朱、墨翟的用心，扬雄尊崇孔子、颜回的志向，既已确立于形迹，便果断地付诸将来。至于用心与论旨相合，执笔撰写简册，排斥诸子百家的杂说，辨析九流的纷乱，摘取其中的错谬驳杂，使之趋向平正的道路；考察、阐明义理的脉络，疏通训诂文辞的波澜，没有不踏上正道的，超越寻常而曲折畅达。精心校置于石渠阁的著述，一定有刘向为之刊正；群言列于东观，一定有班孟坚为之编成；汉代把史事施用于奏议，一定有贾谊为之向诸生作全面的对答。上天既然把明智赋予这样的人，如果反而使他们走上险路，不能安坐车中驱驰，那么他们必将混同于天池中的鸟翼。吞食沆瀣之精气，执掌弓弩丝绳的人随即来引导他们，事情到了那时本来就来不及了。倘若能够到门下游学，您相信他的才能，相公便可获得推行公义的声誉，也有选取奇才的实际功绩，后进之士就十分幸运了。舍人的车夫，不过是卑贱的差役，尚且能够完成扫门相迎之事；祢衡雕琢辞章，不过是微薄的技艺，尚且能够得到非同寻常的荐举。如今某承蒙您的恩顾，实在胜过舍人一类的人。皇甫湜积蓄的才华志向，本来远胜于祢正平的器量。处厚身居胜过舍人的地位，却不能通达胜过祢正平的心意，正切望凭借私情投靠您的门馆。明察的人看来，这其中的羞惭不止一端。恐怕我的愚昧浅陋不能尽意，谨慎地整理这封书信，连同论赋共八首，用来请您判断可否；冒昧触犯您的威严，内心实在惶恐战栗到了极点。荐举所知之人于徐州张仆射书　李翱 翱再拜。齐桓公不疑忌他的臣下，信任管夷吾，于是称霸天下，攘逐戎狄，匡扶周室，使亡国复存，使荆楚归服，使诸侯臣服，无不达到。信任竖刁、易牙，齐国便发生动乱；二人死后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相即位，兄弟相继而立，延续了好几代。桓公信任臣下，原则只有一个：所信任的是贤人，德行就能感通天地，功业能够惠及后世；用非其人，就连善终也不能得到。识别人确实不容易，难道只有霸主如此吗？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帝尧在位时，贤能和不肖之人都立于朝廷，尧能够识别舜，于是放逐驩兜，流放共工，诛杀并流窜鲧，举用三苗，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都被提升到高位。所以尧去世三年，四海之内停止奏乐，后世众人都称颂他为帝尧。假使尧不能识别舜，反而把驩兜、共工一党尊置朝廷，而不能任用禹、稷、皋陶等二十二人，那么尧将连齐桓公都不如了，哪里还能够说“尧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道，他的德行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用语言称说。《春秋》说：“夏灭亡项国，是谁使它灭亡的？”其实是齐国灭的，为什么不说“齐灭项”呢？这是为桓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这明明是灭掉别人的国家，桓公有什么贤德可说呢？君子憎恶恶行，是从恶行的开始便憎恶；喜爱善行，是乐见善行的最终结果。桓公曾有继绝世、存亡国的功劳，所以君子为他避讳。继绝世、存亡国，是贤者所做的事。任用管夷吾，所以能够继绝世、存亡国。任用竖刁、易牙，就不能做到。假使桓公起初不任用管夷吾，后来又没有竖刁、易牙争夺权势，导致桓公不得安葬、齐国发生混乱，那么他就只是幽王、厉王一类的诸侯罢了。开始任用贤人，终身替他隐讳过恶，君子喜爱任用贤人就是这样。起初不任用贤人，以至于终身，只希望后世侥幸替自己掩饰过错，那就不行了。那么居于上位、把德泽流布给百姓的人，应该劳心于什么呢？应该劳心于选择贤人，得到合适的人，提升任用他，使天下人都受到他的教化罢了。如今天子的众位大臣，拥有千里土地，谁比得上您这样喜爱贤才而不知疲倦呢？您所得到的贤人也大概很多了。其中有可以访求却尚未能够取得的人。陇西李观，是奇才。我听说您已经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来得及，李观便病死了。昌黎韩愈，得到古文的遗风，明白治乱根本的由来。我听说您也知道他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还没来得及，韩愈便被宣武军节度使留住了。李观、韩愈都是豪杰之士。像这样的人如果不按时出现，自古以来天下也有数百年没有这样的人才。您都能认识他们，却都没有能够任用他们。翱实在替您惋惜。难道只是翱一人惋惜吗？后世读前代史籍的人，也一定会有很多替您惋惜的。这里有平昌人孟郊，是坚贞之士。我听说您过去就认识他。孟郊写五言诗，从前汉李都尉、苏属国以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的体制，他都能兼备。李观在荐孟郊给梁肃补阙的书中说：“孟郊的五言诗，高妙处在古人中无人能比；平实处又胜过二谢。”韩愈送给孟郊的诗说：“作诗三百首，幽远得如咸池之乐。”那两个人都是懂得诗文的人，难道会欺骗天下人吗？孟郊贫困饥饿，不能安顿奉养父母，走遍天下也没有遇到知己。他作诗说：“吃荠菜连肠子都觉得苦，勉强歌唱声音也没有欢乐。出门就处处受阻，谁说天地宽广？”他的穷困实在太严重了。凡是贤人奇士，总因自负才德，不肯苟且迎合世俗，所以即使见到他们，也很难真正了解。见到了却不能了解他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不知道他的贤能。

译任用了他却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能，就等于没有任用；让他充分发挥才能却容许谗人从中离间，也等于没有让他充分发挥才能。所以，见到贤人能够识别，识别后能够任用，任用后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又不容许谗人从中离间，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如今有两个人，一同前来：其中一个是贤士，另一个是普通人。接待他们的礼貌没有更加尊崇，那么贤士就会离去，而普通人却会天天来。何况如果接待普通人的礼貌更加优厚，那么善人还会求什么而来呢？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喜爱美色那样喜爱德行的人。”圣人不喜爱美色而喜爱德行，是最高的一等；虽然喜爱美色却不如喜爱德行，是次一等；德行和美色同样喜爱，又次一等；虽然喜爱德行却不如喜爱美色，是下等；最严重的是不喜爱德行而喜爱美色，那就无可救药了。有人告诉说：“某处有个女子，是倾国的美色。”天下人一定会竭尽力量去求取她，毫不吝惜。有人告诉说：“某处有个人，是国士。”天下人却不能立刻前往拜访他。难道这不是不喜爱德行而喜爱美色吗？贤人就应该有别于天下普通人。孔子讲述《易》，制定礼乐，删定《诗》，编次《书》，创作《春秋》，是圣人。他在百代以前奋然兴起，他所教化的人，如果不遵循他的道，就是夷狄之人。如今孔子的庙还存在，然而即使贤者也不能每天前往拜谒，因为它对人的益处很少。所以，对人没有益处，即使是孔子的庙，也不能早晚侍奉，何况天下人呢？如果有求于人，却不能以礼对待善人良士，那还不如不求。唉！人的寿命长短，无法预先知道。孟郊将要被别人得到，在世上建立很大的功业，还是会短命而死，这两种情况最终有一种落在孟郊身上，都是无法知道的。将来您再替他惋惜，就没有止境了。您终究不能得到而任用他，即使悔恨又有什么办法呢？“翱是穷困卑贱的人，说话直率而不谦让，本来不该冒昧到这种地步。”只是为了维护道的存在罢了；说话不直，就不足以伸张道。我并不是喜好多说话的人。翱再拜。荐举齐孝若书　令狐楚 某官到来，承蒙您屈尊下问。您让我举荐一位可以担任掌书记的人，我认为军中的书记，是节度使的喉舌，要根据事情撰写言辞上达，思虑必须符合天子的心意；又要发布号令下行，务求使人心悦诚服，实在不是轻易能够专任的职位。我私下见到前进士、高阳人齐孝若，字考叔，二十四岁，学业必定专精，文章都典雅端正，词赋很精美，章表尤其刚健；眉目疏朗，风姿秀美，外表看似坦荡，内心却十分谨慎。您如果把他召入幕府，列在宾佐之中，让他驰写一纸檄文、飞传一封书信，他一定能应付马上发生的紧急事务，求取并表达心中所要表达的话。采撷芳草、收割楚荆，并不舍弃幽僻远方的人才，何况孝若是相门子弟，又以射策考中甲科，家居在君侯教化所及之地，也已经几年了。不劳费重金便得到至宝，实在很好，实在很好。雄伟的都城、宏大的府署，人才如林，您最了解的人，确实就是此人。请允许我为阁下说明他的情况，至于任用还是舍弃，请您明察裁决。荐樊衡书　崔颢 相州是先王的旧都，西山雄伟高峻，足以产生秀异的人才。我私下见到本县人樊衡，三十岁，精神清朗，才智能力无与伦比。虽然只是白面书生，却有雄健的胆略，深刻的见识足以匡正时俗，长远的谋略足以安定边塞诸族。他藏才不用、守道自持，已经有多年了。如今国家封禅泰山、刻石表彰功德，是世所罕见的机会，凡有生命之类无不欢跃。何况诏令征召隐逸之士，各州贡举才德出众者。樊衡遇到这样的时机，真是千载一时。君侯又亲自执玉，陪同銮驾登临日观峰。这个州是著名的藩镇，一定应当有所荐举。在应当荐举的人中，除了樊衡还能有谁？希望您不要舍弃贤才，赐给他甄别奖拔，使他能够奔赴盛大的礼制场合，声名上达天朝。樊衡将凭借这个时机建立声名、树立功绩，报效国家、荣耀家族，也使当代士人知道人才出自君侯门下。崔颢不胜区区之诚，冒昧请您知悉。俯伏在阶下，徒增战栗汗颜。与李勃书　田弘正 弘正敬重执事的心意，积累了二十多年，最终却没有机会亲自向您表达；只是整日诚恳相待，常常害怕空自老去而没有得到老师，内心实在不能安定。自从前前年入朝拜见，得以在道路之间向您展拜，当时苦于事务牵累，又没有机会尽情陈说，过去积蓄的思念，在心中更加不能满足了。执事把古今仁义发挥为惩恶劝善之心，岂只是当世士君子所依赖，恐怕也是姬公、孔子的心意，等待执事来使它明白于世。每次阅读前后史册，记载您的所作所为，古代贤者也有可以无愧的了。弘正近来奉到制书，将离开魏地前往镇所，想到所受宠荣已经到了极点，能不十分忧惧警惕吗？况且自从二镇发生叛乱、破坏常道以来，已经六十多年了。河北之地，是教化不能推行的地方；冀、赵、魏、常山，又是河北尤其严重的地区，日积月累，最终成为匪类之人的天下，实在可悲。我睡觉吃饭时常常想到这些，认为像您这样具有经世济民而不受拘束的才华，能够推行朝廷的教化，改变粗犷鄙野的风俗。弘正庸陋空虚，却冒昧地不自量力，想请君子屈尊，为邑人启发茅塞；仰望执事坐在师氏的席上，使鄙人修习手执扫帚迎宾的礼节，那么先前的羞惭或许可以稍稍遮掩了。不知道执事是否会屈尊前来就任呢？还是因为感到羞耻而不肯前来呢？如今我已经虚设副职的位置了。君子光临，古人有功成之后不居其功、退而得到合宜归宿的事，我已经吟咏它很久了。倘若您最终不拒绝我至诚的心意，那就十分幸运了。与段校理书　刘岩夫 人把心意藏在内心，无法测度。摇动舌头在口中，谁不会说仁义呢？清浊混杂，真伪难以辨别。如今即使有人剖露心肠给众人看，某也一定会笑他而不相信，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虚伪的人多，真实的人少，何况仅凭区区文字就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吗？我之所以长久积蓄心意，不敢轻易奋发，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幸而因执事稍稍垂顾，因为不同于众人，所以得以尽情陈述我的愚见，希望您详细察看。某七岁接受教诲，开始学习继承先业，到如今十六岁，还没有见到成熟的成效。我的性情本来懒惰，要强行改变十分艰难，不能竭尽力量、鞠躬尽瘁地奉行先圣之学。然而我常说，男子出生时悬挂弓矢，表示将要在四方有所作为，本来不能同女子儿童并列，犹豫因循以至终身无成。我常想奋力冲出尘埃，冲破涛浪，展翅飞上云汉，使名字流传竹帛，以为伸展手臂便可取得。却不知道世道狭隘，宫门九重而阻隔深远，这是做不到的。又想隐藏才器而不求使用，洗涤内心杂念，天未明便调理修养，甘愿入夜吟诵编简，探求圣贤的思想，探究情性本源；白云飘在天空，空船漂浮在水波上，尘世的机心不再张开，言语和沉默任其自然，清澄地保全自己的愚拙，做唐代一个闲散之人，而家世有清白的风操，又不能不恭敬承受严厉的教训，这也做不到。

译又想在公卿面前卖弄长舌，闲暇时模仿蘧蒢、戚施那样以媚态取悦别人，拱手站在下流之中，阿谀逢迎、随波逐众，好的说好，不好的也说好，巧言如流水，使自己处于安逸之地；可是愚拙孤僻已经成为习惯，勉强改正反而感到痛苦，这也做不到。这三种迷惑，使内心不能屈服，志向不能调和，歧路难以预期，岁月却容易老去，实践的道路上茫然自失。执事能够在清流中洗濯冠缨，通晓古事而又多闻博识，请试着为我指明要道，使我鞭策跛马赶上去。某再拜。答人求文章书　柳宗元 古今都说文章难作，您知道它为什么难吗？并不是说比兴不够，开拓得不远，钻研锤炼得不精，斑驳瑕疵没有除去。得到它很难，认识它更加困难罢了。假如文章获得了高朗的境界，探究了深奥的意义，即使有些芜杂累赘，也不过像日月有蚀、大璧有瑕，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宝呢？况且自孔子以来，这条道路大为开辟，各家修习、人人努力，耗尽精神心力的将近千年了。其中耗费简牍、劳用心神的人，哪里数得清？能够登上文章名录、流传到后代的，超过几十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裁取锦绣，互相攀附日月，居于万物之中而自显雄姿，雄视百代之后？但大多只是被鼓动而不能成功，徘徊不前，力量困窘、形势穷尽，只好吞下志向而死去。所以说，得到它很难。唉，道的显明与隐晦，关系于幸运与不幸；言谈的善辩与木讷，关系于升沉；鉴赏的偏颇与平正，关系于好恶；交游的广泛与狭窄，关系于屈伸。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在其间奋发的人，究竟合于道还是不合于道呢？还不能知道。又有很多人崇尚古人而鄙薄今人，肩挨肩、足接足。大抵生时不遇，死后才声名流传的人很多。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流行，司马迁活着时《史记》却没有得到振兴。那两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名声还不太显著的人呢？有文章不能传到后世，声名终于断绝于天下的。所以上文说，认识文章更加困难。写文章的人又有很多人搜取、猎捕前人的作品，伤害文史，抉取其中的意旨，抽取其中的华采，放在唇齿之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出，发出金声、闪耀玉光，欺骗聋人瞎子，求取一时的声名；即使最终沉沦被弃，他们窃夺正声、扰乱雅正，对人的危害已经很大了。这就是文章难作的原因。我近来听说您想看看我的文章，回去打开袋囊箱笥，编排其中的芜杂污秽，心跳气促，思绪交集于胸中，不知其中谁好谁坏，所以长久搁置而没有送去。现在送去，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等，共四十八篇，合为一卷，想来可以让您管理书籍的苍头吟诵它。敲击土鼓、拍打瓦缶，其中必定有所选择，只看您的鉴赏如何罢了。请您归来后用一个字表示褒贬。上韩吏部书　林简言 有人以儒学为业，和孟轲同时代出生，却没有拜孟轲为师，不能听闻大道，阁下难道不替他惋惜吗？又有人和扬雄同时代出生，却没有拜扬雄为师，不能听闻大道，阁下难道不替他惋惜吗？有学习琴的人，问他所学，一定说：“我师从某某，传承的是师旷的技艺。”有学习射箭的人，问他所学，一定说：“我师从某某，传承的是濯孺子的技艺。”假使这两个人还没有达到古人的水平，然而也没有人敢随意评判他们，因为他们所传承的技艺有根据。假如他说：“我自己就能做到，并不是从别人那里传授来的。”人们一定知道他的琴音粗俗，他的技艺也平庸。唉！圣人之道和琴、射之道相距很远，而学习琴、射尚且能这样自己学习，何况圣人之道呢？距离孔夫子已有一千多年，孟轲、扬雄也已去世，如今能够得到圣人的遗意、传述圣人之道的，只有阁下。现在人们希望投奔阁下的门下，就如同希望投奔孟轲、扬雄的门下。我有幸以儒学为业，和阁下同时代出生，阁下却无限制地关闭门门，使我不能听闻您的道，为异代之人感到惋惜。与常州独孤使君书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书郎中使君阁下：天的文采，表现在日月星辰；地的文采，表现在百谷草木。生长于天地之间而又肖似天地的圣贤，更得到天地灵秀和平纯美之气，所以都内含文采、流传文章，能够裁成万物，教化天下。治理清平的君主，必定用文德使时代达到和谐；辅佐他的臣子，也用文章之事帮助王政。唐尧、虞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法度制度和礼乐都保存下来；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一类人，则有诰命、谋议、训诫、歌颂流传下来。后来卫武公、召穆公、尹吉甫、仍叔所作的诗，都列入《雅》。孔圣人没有显赫官位，却通过修订《春秋》、讲述《诗》《易》，使事情返回正道，把治国之道寄托其中；而没有官位的臣子左丘明以及防风氏、夏禹一类的人，又加以叙述和赞助。由此推论，作为天子的大臣，阐明王道、裁断国事，如果不通晓文学，就是浅陋；士君子立身于世、升居朝廷，却不由文章和德行来成就自己，就是偏僻。然而后世的文章忧患在于放纵于浮华虚空，奔驰于怪诞迂曲，道于是隐没了。应该得到明智的师长，表明并端正文章的根源，然后教化才能淳厚。阁下继承三代的文章，传播六学的典章训诫；您的高论精言、正辞雅意，温厚纯正、深沉润泽，广大宏丽，道德仁义灿然明白，都可以作为根本。求学的人像风驰云集一样来到，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大概可以趋向正道。像元翰这样的人，只凭先人留下的事业，不敢另立异说；做事不迁移到别的方面，但自己的专愚朴拙，难以成为工巧之文，竭尽精神、劳累气力，也没有什么可供采择。唯独喜爱阁下虽然处在尊贵地位，却有孔仲尼诲人不倦的美德，也想把平素所论述撰写的文章献给阁下。然而还没有机会，不料文章流传到朋友那里，暴露了它的可笑鄙陋，您却盛意称赞叹赏，屈尊加以招纳。只是想到自己狂放简陋，哪里承受得起？如今谨慎地另献五篇，希望您稍加察看。倘若再褒奖其中一个字，也超过得到拱璧的利益；假如赐下一句话，就好像蒙受华衮的荣耀。不再详说，元翰再拜。答韦中立书　柳宗元

译宗元启：承蒙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道德修养不深，学业十分浅近，环顾自身所学，没有发现可以成为别人老师的地方。虽然曾经喜欢谈论、写文章，却很不以自己为是。没想到您从京都来到蛮夷之地，竟幸而看得起我。我自己估量，本来没有什么可取；假使有所可取，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给普通人做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尊奉老师。如今世上听不到有老师，一有便群起嘲笑，认为是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流俗，冒犯嘲笑侮辱，招收后学，写作《师说》，于是厚着脸面做老师；世人果然纷纷惊怪聚集辱骂，指指点点、牵连附会，增添出许多言辞，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居住在长安，饭还来不及煮熟，便又匆匆忙忙往来东西，这样已有好几次了。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成群吠叫，是因为吠叫它们所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经常下雨，很少见太阳，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曾以为这是夸张的话。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南越中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了好几天，没有雪才停止；这样以后，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比作蜀地的太阳，您又想让我成为越地的大雪，不也是要使我困苦吗？不仅使我困苦，也会使您困苦。然而雪和太阳本身有什么过错呢？只是吠叫的是狗罢了。估量今天天下不吠叫的人有几个？又有谁敢在众人面前炫示怪异，以招来喧闹和愤怒呢？我自从被贬谪以来，志向思虑更加减少；居住在南方九年，又增加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哪里能够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沸腾、搔扰我的心呢？那样我一定僵卧烦闷，更加不能忍受了。平日里在外面遭受非难和议论已经不少，不只是不能做别人的老师罢了。又听说，古代重视冠礼，是要尊重成人之道，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事。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实行冠礼；礼成第二天，他到朝廷外庭，举笏向卿士荐言：“某家的儿子已经加冠完毕。”回答他的人都茫然无措。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板退立，说：“这关我什么事？”庭中众人都大笑。天下人并不因为郑尹做得不对而替孙昌胤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所说拜师，大多就像这种情形。您的品行厚重、文辞深厚，所作文章都宽宏地具有古人的形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又能增加什么呢？假如只是我的年龄比您大，而我听闻道理、著书立说的时间并不比您早，您真想往来谈论所听闻的道理，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心中所得全部陈述出来；您只要自己选择，取某件事、舍某件事，就可以了。若要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力不足，而且又畏惧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因此决定不敢这样做。您从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述出来，不是为了在您面前炫耀明察，只是想观察您的脸色，看看您真正的好恶如何。如今您来信所说的都过分称赞，您确实不是谄媚吹捧、虚妄誉人的人，只是对我爱重太深，所以才这样罢了。我起初年少时也曾写文章，以辞藻为工巧；到年长以后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当然不是追求光彩灿烂、声调铿锵、专务文采和音律便算有才。凡是我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却不知道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道。您喜爱道而认可我的文章，或许您在道上并不远了。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用轻率的心态挥笔，怕它轻薄浮掠而不能留存；从不敢用怠惰的心态改变，怕它松弛而不严整；从不敢用昏乱的心气写出，怕它昧暗混杂；从不敢用自矜的心气创作，怕它傲慢骄纵。压低它，是想使它深奥；扬起它，是想使它明白；疏通它，是想使它通达；裁削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想使它清明；坚固保存它，是想使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助大道的方法。以《书》为根本，是为了求得质实；以《诗》为根本，是为了求得恒常；以《礼》为根本，是为了求得适宜；以《春秋》为根本，是为了求得裁断；以《易》为根本，是为了求得变动。这就是我取道之源。参照《谷梁氏传》来磨炼气势，参照荀子、孟子来舒展枝脉，参照庄子、老子来放纵文辞的端绪，参照《国语》来扩大情趣，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来显明简洁。这就是我旁推广引、融会贯通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凡像这样做，究竟对不对？究竟有没有可取之处？您幸而观察它、选择它，有余力时请告诉我。假如您赶快来扩大这条道，您若没有所得，便是我有所得，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得它的实际内容而舍弃拜师的名义，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吠，也不被外廷的人嘲笑，那就幸运了。复杜温夫书　柳宗元 宗元启：两个月来，承蒙您三次来信，每封都超过一千字，意思似乎责望我不回信、不引用称誉您的文章。我确实有过错；可是您又送给我十卷文章，唉，也实在太多了。文章多而来信频繁，我不回信、不称誉，您本来应该自己反省，却反而来追问、责怪；见面时频频行礼、频频询问，我最终难道还能没有话说吗？您十卷文章，我已经大略看过了。我的性情愚钝迟滞，有很多地方还不能完全理解，哪里敢武断说是或非呢？您的信送到我这里，必定说“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哪里承当得起呢？比拟一个人，必须比拟于同类，您凭直率的本性来请我评判，本来不应有谄谀。如今道理不幸被说成这样，竟说“周公、孔子”，我难道能不惊怪并怀疑您悖乱浮夸、没有任何尺度吗？因此更加不回信。您来到柳州拜见一位刺史，便把他比作当今的周公、孔子；离开我这里到潮州的两个州郡，又得到两个周公、孔子；到了京师，京师中以文章辞藻树立声名的显贵之人多到数千，也应该得到成百上千个周公、孔子。为什么您的胸中纷纷扰扰，有这么多周公、孔子呢？我虽然年少时就写文章，却不能刻意雕琢，提笔落墨，心意畅快便连续写下去，意思尽了便停止，也没有什么师法。立言写物，从未求超过别人，也不能明白辨析您的才华，只看见您使用虚字不合文法，难道这就是您所说的答复吗？

译“夫”是表示疑问的词，“矣、尔、焉、也”是表示确定的词。如今您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应该考察前代文人使用这些字的情况，和我所说的相类，并且希望您慎重思考，这也算一种益处。庚桑子说：“葫芦、蜀鸡、鹄卵之类，我都取它们。”您离开我到潮州去拜见刺史，最终能够受到教化吗？然而世上寻求知音的人，一遇到自认为知音的人，或许写十几篇文章，便一定急忙前往京师，不顾日月、冒犯风雨，奔走拜谒门户，希望侥幸得到知遇。如今您的年纪并不很小，却从荆州来到柳州，又从柳州准备经过道州、连州去拜见潮州刺史，路途已经遥远而深入了，那么您的志向果真与别人不同吗？况且您相貌堂堂，像个大丈夫；目光端正，形体正直，心中没有歧路，这种资质确实可以，唯独要谨慎地充实它。谨慎充实自己，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您不应怨我，赶快到这两个州去取法。时时思考我的话，并不是我有意拒绝您。孟子说：“我不屑于他的教诲，这也就是在教诲他罢了。”某启。《唐文粹》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七 宋　姚铉　编 书九【书信六首】自荐 上张燕公书【房琯】止裴度相公书【元稹】上郑相公书【欧阳詹】上宰相三书【韩愈】上张燕公书　房琯 我私下认为，当今天子英明、臣子忠诚，四海安定、天下清平，若向宰相求取进身，反而谈论朝廷的缺失、百姓的艰难，就太妄妄了。房琯只是有话却不能自己明说，积聚在心中的忧思无从消散；这也等于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所以愿意到相公门下陈述。有人议论相门深重，卑贱的士人很少能够到达；进言的人不少，不合适的便被废弃退回，又想到机会只在十天之内。若借助他人来作容身的凭借，便羞于不能特别通达；若想直接带着心意前往，又害怕被轻视遗忘。因此自以为奇特的办法向您陈说，希望被您看作不同寻常，冒昧沿用旧礼，献上这块美玉，希望执贽列位的人能开启这封书信；书信写尽，便想见到您本人。至于轻率好奇、故意行怪、轻易触犯德行的事，我房琯不敢这样做，希望左右明察。房琯曾听说，从前的布衣士人也是卑贱的身份，但君主若降尊一人，三公便尊崇他，是想借此分别贤愚，并以此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房琯自料必定不能对盛朝有所损益，只是徒然仿佛有英哲之人的踪迹，反而辱累珪璋般的德行，希望左右出于公心选拔人才，房琯便借此私情进身；至于我的私情，谨敢最终说明。房琯过去被先相国弃置委弃在蓁莽之下，随着外物迁移，与农夫没有区别；不忍困窘，于是以从灾害中获得收成的心情自处，想恭敬地遵循先人的遗谋，才说出先前的话。箱笥中有相公的著作，也有先君的鉴戒；我把它们约束成文章，依靠它们来扶助信用。若遇到古道便相合，若遇到今人便相违，有人说它不对，有人说它对。请我方的明哲工匠来裁定这种困惑。然而我身处下流而没有声名，上士还不足以成为先君的继承者，不能拜见先君的朋友，更何况贵贱不同使彼此隔绝呢？我深深想到真正能够通达音旨的人很少，恐怕再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一时竟忘了相国是如此富贵，而房琯是如此贫贱，便期望相国说：“人以道义来求我，我不应因贵贱不同而拒绝他；假如宣父有相国的尊贵，他难道会拒绝防风氏、夏禹一类的人吗？”这种心意如果千年只施行一次，难道房琯就能承受吗？我又见《礼经》说有难于进取、容易退处的，是告诫人不要贪求；起用人来求学，是劝勉道德。房琯趋向仁者，却久久不能前往，为什么呢？身上只穿粗布衣，乘坐的不是车马，守门人斥退我，车夫排拒我；在长街高门之外，突然拜见左右，便近似于申诉求告，哪里像是闻道之士呢？所以先献玉和书信，来表明我的心意；倘若您垂下善意诱导，使我得以登门，假借您温和的容颜，赐给我清闲的宴饮，使我观看宗庙，旁观百官，先请教做人处世的纲纪，次及作文的利弊，然后陈述百一之戒，讽诵《南山》之诗，醉心于您的德泽以抒发诚意，再俯身告退，这就是房琯的愿望，我不敢忘记。假如在当天得到您的取用，允许我在一年之内再次厕身法曹、舍人之列，听闻诗礼之教，那么作为人子的愿望就完成了，哪里还有遗憾呢？至于箱中有衣裳，天上有秩序，圣明君主在上，谁不想像房琯这样呢？今天我还不敢生出这样的心思，倘若将来显露之时，得到左右器重，也愿意从燕国公门下起身，使众人另眼相看。贪恋于竭尽鄙陋的心志，不觉说了太多话，妨碍您清闲的私宴，忧惧危疑而失去措置。倘若左右垂赐无穷的恩惠，降下不可测度的礼遇，赐给几句话的答复，再加派一名使者，那么相国可以保全爱护下士的声誉，小人也能获得被知遇的荣耀。光辉照耀我的微贱身躯，声价传遍众多士人；我姑且修饰这副琐陋的容貌，等待您的车驾到来。上裴度相公书　元稹 通州司马元稹谨再拜献书于相公阁下：日前相公任洛地属官时，稹有幸陪侍在道路之间；我没有以平庸妄言请教章奏启事，却私下听说阁下因为文皇帝敕命任起居郎，便把“居安思危”四字写在笏板上作为最高警戒。如今陛下正处在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的形势，阁下又东征归来，还有比这更安定的吗？但思危之心难道可以废弃吗？何况如今四座府邸同时开放，扫门求见的宾客争相到来；碣石一带的余灾尚存，约束自身的措施还不牢固，推食握发的心意，难道可以立即转变为高枕击钟的安逸吗？得到人才便能治理国家的说法，确实是老生常谈；但说到切近之处，就像饥饿的人想要吃饭，不可以因为厌恶陈旧俗语而不说。像稹这样没有学问、见识浅陋的人，又怎敢向阁下引用古代事例作譬喻呢？只是我还记得近来故裴兵部选用人才时，甄别考察精审明净，被称为名流。等到他做了宰相，安排各类人才，使栋梁、椽子、屋檩都各得其用，人们反而颇为狭隘地责难他。至于激浊扬清，也没有什么爱惜吝啬。因此，他执掌政务不到一月，阁下便从外署起为起居郎，韦相从巴州任知制诰，张河南从邕州幕府任御史，李西川从饶州任杂端，掌握机密、辅佐政务的地位，有一半用到了合适的人才。像故韦纁和稹等人，虽有疑忌和阻碍，仍被安置在朝廷官班中的又有十多人；随后排斥异己的强敌，援引心腹至交。当时一两年之间，几乎使奸邪无路可走，而正道已经有了根本。等到山东发生灾乱，皇上以军务询问他，他却回答说，除了禁止暴乱、使百姓安息之外，不能有所辅助来彰显威势，所以朝廷廊庙中的谋略并不完全由他一人主持。这是因为廉正善良、精明能干的人才，早已熟悉于他的心胸；而能驾驭奔马、乘木筏渡水的人才，他却从未在左右加以考察衡量。和阁下今天的雄才大略相比，他还差得远。然而他去世以后，虽然没有李严、廖立那样令人怀念的人才，但十年之内，预备担任将相、号称名卿的人很多，他引荐人才的功劳，唉！即使比作子皮、叔牙，也不是小功。日前阁下正办理淮蔡之事，独自掌握锤炼裁决之权，内含深谋，外排群议，开始时把追赶韩信、援救吕蒙作为急务，本来不是叔孙通荐举儒生的日子。如今殊勋已经建立，至德教化正在推行，也应当想到魏郑公所说守成的艰难，再三诵读文皇帝关于居安思危的诏令吧？以愚见推测，要使人不怨恨，没有什么比升迁授官合乎常规更好；要使人竭尽忠诚，没有什么比把他们从水火中救拯出来更好。什么叫升迁有常而不使人怨恨呢？

译从省官的说法说，就是由后行升为前行；从御史台的说法说，就是由监察御史转为殿中侍御史。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怨恨；如果能这样，怎么会怨恨呢？什么叫救拯而使人竭尽忠诚？稹也不敢把这件事推给别人。即使像小生这样平庸而昏昧，本来比不上官班中的同辈，难道还敢自谦说不如郎吏中最末等的吗？假使元和年间，第一年做拾遗，第二年做补阙，不到三四年做员外郎，再过三四年做正郎，那么执掌国家的人即使早晨用诏书许诺他，晚上又许诺给他专席，厚待固然厚待了，但突然要求他剖肝沥胆、像奴仆一样出力，也很难啊！到了谋划不当、困顿在沟渠之中的人，已经十年了。假如有人舒展他的拘挛，使他置身于奔走效力的队伍中，他也不敢吝惜气力，不肯把心思交给和、扁这样的名医。那就像龟鳖有水、鸟兽有森林一样，什么时候会因水和树木而惭愧呢？假如有人把它捆住关进笼子、锁起来关在栏槛中，那么把它放出、投放到自然中的人，它一定会啁啾鸣叫、回头恋慕，以此报答那个人，报答他使自己免于灾难。如今天下之人困病在沟渠中，困顿在笼槛里，盼望阁下医治、养育、投放、释放他们，难道只是小生一人吗？况且从前阻碍阁下和小生的人，难道不是因为阁下笏板上写有“居安思危”四字，把它视为触犯忌讳，又对皇上说河南的掾尉并不是贬官吗？如果不是裴兵部一再为我说明，元稹终身老死于贫贱，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假如阁下还要在外任上迟疑二三年，那么在少阳期待您的时候，当然无法奉行您惶惶不安的命令，来全面了解他的巢穴。当初讨平元济之战开始时，又怎能在圣上面前确定已经制成的册文，在众人议论中排除尚未成立的疑问呢？如今，天下人难道会不相信阁下的才略，却因为局势足以牵制您，而私下怜惜您的志向和力量吗？何况如今陛下宽仁执政，四海都在与人重新开始，特意颁下包容污垢、舍弃瑕疵的诏书，并把根据才干任用贤能的权力交给了阁下。阁下如果不能洗涤旧日的牵累，彻底消除嫌疑，像抖落尘土一样抛弃仇怨，像救济饥饿者一样爱护士人，使那些倚仗才华而品行浅薄的人能够从烦辱中自我赎免，使那些因才能而被忌恨的人能够在通达的道路上施展力量：上可以符合圣君与天下一同革新的美德，次可以扩大阁下喜爱善人、救助他人的道术，使千百年后的人说阁下和裴兵部彼此较量长短，也足以成为贤相了。这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况且陛下刚开始统治天下时，和得到上天长久照耀以后相比，应该更加光明。哪里会有裴兵部在前面防止群才施展，便一概实行；阁下在后面防止群才施展，便一概废弃的道理？阁下承受恩泽之初，正值美好谋略大为振兴的时期，也应该更加宽广深厚。又哪里会有因为救免裴寰的罪、改授刘禹锡的官职，就把振兴天下困顿滞塞之人的事情全部改易；而实行使恩泽如汗水流布的条令，却又处处困难的道理？我虽然极其愚钝，也不敢这样认为。我自从十年来遭遇许多变故，每当想给故旧写信，尚且不敢把实情全部陈述出来。难道不知道干犯宰相会有不可测的罪祸吗？请您仔细思量。与其死在南方瘴疠之地，自己题写一张“不遇”的榜文，不如比照玷污尊贵之人、伏地等待严刑，二者并没有不同。我姑且借助与您相善的关系，封缄献上浅陋的诚意，翘首等待刑书，不敢逃避推辞。不再多说，元稹叩首。给郑相公的信　　　　　　　　欧阳詹 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恭敬地斋戒沐浴，封缄书信，再拜，派遣家中子弟送到相公车下，希望能够赶上这样的时机：当今皇上圣明睿智，辅相贤能明察；可以施行的已经施行，可以停止的已经停止。那些尚未施行、尚未停止的，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思考，而是还不到可以施行或停止的时候。我这个愚昧之人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也只能在知道之后、思考之内罢了，又哪里敢妄言？如今有所言说，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人有各种品行，精通万事，内心叩击潜声如鸣，外表听来却没有声息；并非不愿被任用，只是别人不用他；并非不愿被表彰，只是别人不表彰他。即使在太平时代，老死而不得志的人，十个有十个，百个有百个，千个有千个。我将有十个、百个、千个这样的人。怎么知道呢？只是因为我从近处就看到了。我曾读《论语》，读到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今天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可悲的是，当时求学的人不从所学之道行事，反而夸耀自己的所学。我不敏锐，却深切地为这种情形悲伤。何况我禀有羔羊、鸿雁那样的性情，未经训导而敬慎顺从、和谐合于教化的，大约十人中只有四五个；我洁身自持，敬畏他人，安守拙朴，起初以孝悌忠信约束自己，遵守礼法、依循仪节。人生本来就应当这样：广泛闻知，游习六艺，践行仁义，修饰文辞；并不是因为有所作为才故意这样做。幸而生逢清明的时代，朝廷依照这些来任用人，我恭敬地趋赴考选条目，希望得到铨选。我五次参加礼部考试，才考中乡贡进士；四次参加吏部考试，才授任四门馆助教。【我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都没有考中；一次平选被驳回，又参加平选，才授任四门助教。】一个人有各种品行，接近于精通万事，留心于万事；不做官便罢，既然做官，就希望登上高远的仕途，施展平素所积蓄的才学，在后代留下名声，在当时传播美名，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斗粟、几匹帛来御寒暑、供朝夕生活。以斗粟、几匹帛为利益，并非可以没有；但它将使接近于修养百行、留心万事的人有所区别。我难道不是这类人吗？还是羡慕那类人呢？我所企望的是高远的仕途。唉，四门助教受四次考核的限制，按五次选授、十年才升迁一官；从此依照资历逐级升迁，才能得到太学助教，其考选年限又和四门助教一样；如果如此，就是二十年了。从此再依资历逐级升迁，才能得到国子助教，其考选年限又和太学助教一样；如果如此，就是三十年了。三十年间还没有离开助教之官，而人的寿命活到百岁，七十岁已经很少见。我如今已经四十多岁，再过三十年，便是一生也看不到高远的仕途了。何况三十年以前，谁知道自己是生是死呢？即使平素积蓄的才学，也可能已经埋在黄泉之下了。我思量自己、比较他人，因此知道各种品行 修养得很高，万事都精通；内心叩击潜声如同鸣响，外界却听不到声音。并不是不愿意任用他，只是别人不用他；并不是不愿意表彰他，只是别人不表彰他。即使在太平时代，老死而不得志的人，也有十个、百个、千个。唉，如今高高悬置爵禄，广泛设置名位，实际上是等待具有德行和办事能力的人。所谓德行，就是孝悌、忠信；这些不可能在公堂上片刻之间考察出来，必须逐渐从父母兄弟的言语中观察，从州闾乡曲的声誉中考察。我是远方人，父母兄弟在万里之外，州闾乡曲在三江以南，孝悌的名声无法传入朝廷，忠信的声誉也无法通达宫阙。所谓办事能力，就是主持政务、承奉职事；不可能身处空闲、没有职任便能呈现，必须在施行政令、裁断事务的功绩中表现，在服役办事、任用人才的成效中显现。我是闲散官员，所谓政令裁断，不过是一个月两次到官署办公；所谓办理事务、任用人才，不过是两次陪同祭奠出行而已。主持政务的功绩无法列入考课项目，承奉职事的成效也完全无法显现于选拔人才的考察中。即使有颜回、闵子骞的德行，冉有、公西华的学问，宰我的政事才能，孔子的文章，也只能到此为止罢了。但父母兄弟只能彼此知晓，州里乡曲只能彼此称许；身处海边山口，这个拳拳自守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译大田收获之后，若还有遗留的一把禾秆，便是滞留的穗子。一万把禾秆中也难有一把，一万穗中也难有一穗。我难道就恰好属于那一个吗？况且天地赋予飞鸟翅膀，一定同时给它羽毛，大小相称，使它能够飞翔；赋予走兽足，一定同时给它蹄掌，长短相当，使它能够行走。如果给了翅膀却不给羽毛，或者给了羽毛而大小不相称，一飞就会坠落；如果给了足却不给蹄掌，或者给了蹄掌而长短不相称，一走就会跌倒。赋予翅膀却恰好遗失羽毛而坠落，赋予足却恰好遗失蹄掌而跌倒，那就如同没有赋予它翅膀和足一样。那些庸愚而不了解造物限制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并不觉得奇怪；那些明智贤能、深究事理根源的人，又会怎样看待天地呢？况且国家以德行勉励人，用爵禄赏赐他，必定使爵禄与他的才德相称，使他能够推行大道；以办事能力激励人，用名位赏赐他，必定权衡其轻重，使他的自身获得荣宠。如果以德行勉励却不给爵禄，或者给了爵禄而分量不相称，道路就会受挫；以办事能力激励却不给名位，或者给了名位而轻重不相称，自身就会受辱。勉励他却恰好使他受挫，激励他却恰好使他受辱，那就如同没有勉励、没有激励一样。那些庸愚而不了解政治教化限制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并不觉得奇怪；那些明智贤能、深究政治根本道理的人，又会怎样看待国家呢？我家世代居住在闽地，到了吴地，便断绝了同乡之人的关系；从吴地到楚地，便断绝了同方之人的关系。经过宋国，取道郑国，越过周地，到达秦地。朝廷中没有一个有一命之官的亲友，路途中没有值得回头相看的旧交，就像孤根寄生在无人耕种的田地里。人人耕耘锄草都顾不到，家家灌溉也沾润不到。它若能得到灌溉而枝条成形，开花结果，难道不是上天至仁的恩泽、厚地无私的阳春吗？相公就是上天的甘霖，辅佐厚地使万物生长。您将怎样安置我呢？举荐善人而不遗漏隐僻之处，任用能人而充分发挥其才器，这才是真宰相的职责。从唐代到虞舜，有这样的人；从夏到商，有这样的人；从周到秦，有这样的人；从汉代以来，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人。到了本朝，也可以一一数出。相公能把我作为您门下举荐人才的开端吗？认为似乎善良的便提拔，真正善良的人就会到来；认为似乎有才能的便考察，真正有才能的人就会前来。古人这样做，天下便归附仁德。相公实行它吧，实行它吧！如今仍可效法古代，只是路途遥远，仓促冒昧前来，我惶恐再拜。给宰相的三封信　　　　　　　　韩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伏在光范门下，再拜献书给相公阁下。《诗经·菁菁者莪》的序说：“菁菁茂盛的莪草，是乐于培育人才。君子能够长久培育人才，天下就会喜乐。”诗中说：“茂盛的莪草，在那大丘之中。既已见到君子，快乐而且有威仪。”解释的人说：“菁菁，是茂盛的样子；莪，是萝蒿；阿，是大丘。意思是君子长久培育人才，就像大丘培育萝蒿一样，能够使它茂盛起来。‘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是天下赞美君子的言辞。”诗的第三章说：“既已见到君子，赐给我百朋。”解释的人说：“这是称多的言辞。意思是君子既然长久培育人才，又应当授予爵位、任命官职来赏赐他们，用丰厚的俸禄使他们获得尊贵。”末章说：“漂浮的杨木舟，沉的载，浮的也载。既已见到君子，我的心就安宁了。”解释的人说：“‘载’是承载；‘沉浮’是所承载的东西。意思是君子对于人才，没有不收取任用的，就像船对于东西一样，浮的、沉的都承载。‘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是说如果这样，天下人的心就会赞美他。” 君子对于人，既要长久培育他，又应当授予爵位、任命官职来使他尊贵，同时对于他的才能没有遗漏。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把天下让给他也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这些都是圣人贤士所说的极其充分、极其正确的道理，是古今都应当效法的。那么，谁能够教育天下的人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宰相吗？幸好如今天下无事，各级官员各守职分，钱粮、甲兵方面的问题不至于送到朝廷，在论道治国的闲暇时间，除了这件事，应该没有更大的事情了。如今有个人已经二十八岁，姓名还没有出现在农工商贾的名册上，他的事业就是读书作文，歌颂尧舜之道。他每天鸡鸣便起，勤勉不懈，也不以谋利为意。他所读的都是圣人之书，杨朱、墨翟、释氏、老氏的学说没有进入他的心中。他所写的文章都依据六经的旨意而成，抑制邪说，扶持正道，辨明时俗所迷惑的事情。居处穷困简约，有时也写些感慨激愤、怨恨不平、奇异怪诞的言辞，以求被天下人知晓，但也不违背教化。妖妄淫荡、阿谀佞幸、夸张虚妄的言论，绝不出现在其中。他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有一次考中；三次参加吏部选试，最终都没有成功。九品官位，难道还能指望吗？一亩大的住宅，难道还能拥有吗？惶惶不安地在四海之内无处归依，忧惧不安地饥饿却得不到食物，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已经濒临死亡反而更加坚定。得到安置的人竞相嘲笑他，他几乎要放弃旧日所学而改图新的道路，想找老农、老圃来拜师；想到自己的根本志向将要改变，半夜里眼泪鼻涕交错流到脸颊，即使这样也还不足以符合诗人和孟子所说的情形吗？或者说，长久培育他使他成才，也就可以了；教育他使他成才，也就可以了。又听说古代君子辅佐君主时，一个人没有得到合宜的安置，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如今有个人七岁便学习圣人之道，以此修养自身，积累了二十年，却不得已在一天之内毁掉它，这也就是没有得到合宜的安置。伏想如今有仁德的人处在上位，如果不去告诉他便离开，那就是果断地自我放弃，也是不以古代君子的道理来对待我们的宰相，这怎么可以呢？还是应当前去告知。假如不能实现志向，那就是命运如此，也就可以离去了。《洪范》说：‘凡是那些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要记挂他们。如果他们不合于中正之道，也没有遭受罪过，君主就应当接受他们，使他们安定，并和颜悦色地说：‘我所喜爱的是有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些都是赞助善人的言辞。又听说古代有人自己进身求用，而君子并不拒绝他。

译这就是所谓“我所喜爱的是有德，你就赐给他福禄”。又听说上面设置官职、制定俸禄，必定是寻找合适的人来授予，并不是苟且地羡慕他的才华、使他本人富贵，而是要使用他的才能来治理；不能任用他的，便是明理而不能任用、或不明理的人。下面修养自己、树立诚信，必定要寻求相应的职位来居处，并不是苟且地被利益役使、以名声为荣耀，而是要把自己多余的力量推及他人，救济他们的不足。这样说来，上面寻求人才，下面寻求职位，彼此相求而目标是一致的罢了。假如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上面的道路不必使下面的人为难，下面的道路也不必使上面的人为难；可以举荐的就举荐，不必等他自己来举荐；可以进用的就进用，不必对他自己求进而感到嫌疑。又听说上面教化下面，得到正确的方法后，劝善和赏赐不必遍及天下，天下人也会跟从；所谓顺应人们想做的事情而加以推行，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天下不通过吏部而做官进身的人，几乎没有。皇上感伤山林之士中有遗逸未用的人，多次下诏内外群臣，到四海旁求儒士，可是他们大概都没有来到。难道是没有这样的人吗？也是因为他们看见国家不用非常之道礼遇他们，所以不肯来罢了。那些隐居闲处的人也是人，他们耳目鼻口所欲求的东西，心中所喜爱的东西，身体所安适的地方，难道会和一般人不同吗？如今他们之所以厌恶粗劣的衣食，使身体困苦，与麋鹿相处、和猿猴同居，本来是自认为不能随时俗俯仰，所以甘心自我隔绝而不后悔。可是他们一听说国家的仕进之路，必须先由州县举荐，然后升到礼部、吏部，用华丽雕琢的文章考验他们，再根据声势关系的顺逆、章句的长短来考核；符合程式的人，才得以列入低级士人的行列。即使有改变风俗的方法、安定边疆的谋略，不通过这条路稍稍进身，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得到任用。他们只怕进山不够深、入林不够密，踪迹隐晦不明，唯恐被别人听闻。如今假如听说有人凭一封书信进见宰相求取仕进，而宰相不以此为辱，反而向天子推荐他，授予爵命，并把他的文章传布四方，那么枯槁自守、沉沦困顿、才气雄伟、心胸宽广通达的人，一定会心中振动，庄严地戴好帽子，纷纷前来了。这就是所谓劝善赏赐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人都会跟从，也就是顺应人们想做的事而加以推行。伏望您查看《诗》《书》《孟子》所指示的道理，思考培育人才、赐予福禄的意义，考察古代君子辅佐君主的方法，不计较士人自我进身、自我举荐的过错，思考设置官职、制定俸禄的本意，用来招致山林中隐逸未用的士人，使天下奉行大道的人知道归向。小子不敢估量自己平常所写的文章，随即选取其中还可以的若干篇，抄录在另一卷中，冒昧请您赐览。冒犯尊严，我伏地等待罪责。韩愈再拜。过了十九日，再次上书。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对相公阁下说：我上书以及所写的文章，后来等待命令，一共十九天，没有得到答复，恐惧而不敢逃避，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又斗胆把自己置于不可预测的责罚之下，希望说完自己的意见，向您求得答复。我听说，正投身水火之中的人求别人救免，并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慈爱，才呼喊并盼望他们；如果旁边有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即使是他所憎恶的人，只要还没有达到希望他死亡的程度，他也会放大声音，急切呼喊，盼望这个仁人来救他。那个在旁边能够帮助他的人，听见声音、看见情形，也不只是因为父兄子弟慈爱，才前去保全他；即使有所憎恶，只要还没有达到希望他死亡的程度，也会狂奔而去用尽气力，沾湿手脚，烧焦毛发，救他而不推辞。像这样，是为什么呢？因为形势确实危急，情状确实可悲。我努力学习、竭力实行已经多年了。我愚钝，不管道路艰险平坦，行动起来就不停息，以至于走进穷困饥饿的水火之中。如今既危险又急迫，我已经放大声音急切呼喊了。阁下大概也听见并看见了。您将前来救全我吗？还是安坐着不救我呢？有人来对阁下说：有人沉溺于水、焚烧于火，有可以救他的办法，却最终没有救他。阁下还认为这样的人是仁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君子所应当为之动心的。有人对我说：你的话说得对，宰相已经知道你了。如果时势不允许，那又有什么办法？我私下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不懂得时势。实在是因为你的才能不足以承受我们宰相的举荐罢了。至于所谓时势，本来就是在上位的人造成的，并不是上天造成的。前五六年，现任宰相曾经荐举人才，还有出身平民而受到拔擢的人，和现在难道是不同的时势吗？况且如今节度观察使、防御营田等各类小使，还可以自行举荐判官，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的人都没有区别，何况宰相是我们的君主所尊敬的人，却说不可以吗？古代进用人才，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掌管仓库的人中举荐。如今平民虽然卑微，也还足以和他们相比。我的情意迫切，言辞窘迫，不知道怎样裁量措辞，也只希望您稍稍垂怜体察。韩愈再拜。

译过了二十九日，再次上书。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对相公阁下说：我听说周公担任辅相时，急于见到贤才，正要吃一顿饭，却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正要洗一次澡，却三次握住头发。当时天下的贤能人才都已经被举荐任用，奸邪、谗佞、欺诈负恩之徒都已经被除去，四海都已经没有忧患，处在荒服之外的九夷八蛮都已经前来宾服进贡，天灾、时变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都已经消散，天下所说的礼乐刑政教化等制度都已经修治完备，风俗都已经敦厚，动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程度都已经适宜，吉祥征兆、美好瑞应以及麟凤龟龙之类都已经全部出现。然而周公凭圣人的才干，依靠叔父的亲情，他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又完全清楚显著到如此地步。他所求见、希望进用的士人，难道还有比周公更贤的吗？不仅没有比周公更贤的人，难道还有比当时百官更贤的人吗？难道还有什么谋议能够补益周公的教化吗？然而周公求取人才却如此急切，只怕耳目有所听不见、看不到，思虑有所不能达到，从而辜负成王托付周公的心意，也因为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而有负于成王。假如周公有这样的心，而当时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没有完全显著如此；又假如他没有圣人的才干，也没有叔父的亲情，那么他将连吃饭和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哪里只是吐哺握发、勤劳不止而已呢？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今天，歌颂成王的德行、称述周公的功劳仍没有衰减。如今阁下担任辅相，也接近这种责任了。天下的贤才难道都已经被举荐任用了吗？奸邪、谗佞、欺诈负恩之徒难道都已经被除去了吗？四海难道都已经没有忧患了吗？处在荒服之外的九夷八蛮难道都已经宾服进贡了吗？天灾、时变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难道都已经消散了吗？天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的制度难道都已经修治完备了吗？风俗难道都已经敦厚了吗？动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难道都已经适宜了吗？吉祥征兆、美好瑞应以及麟凤龟龙之类难道都已经全部出现了吗？那些求见、希望进用的士人，即使不足以企望达到盛德，至少比于百官，难道都在他们之下吗？他们所陈说的，难道全都没有补益吗？如今即使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应当引见他们，考察其才能而决定取舍，不应只是默默不理。我等待命令已经四十多天了，两次上书而心意仍不能通达，三次到达门前却被守门人拒绝。只是因为我昏昧愚钝，不知道逃避退去，所以又谈起周公的事情。阁下也请察看这些情况。古代士人三个月不能做官，宰相便加以慰问，所以出使到国境之外一定携带礼物。古人之所以看重自我进身，是因为在周国不能实现志向，便离开周国；在鲁国不能实现志向，便离开鲁国；在齐国不能实现志向，便离开齐国；还可以到宋、郑、秦、楚去。如今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合为一个国家，除了在这里求取平治，便只能成为夷狄；离开这里，就等于离开父母之邦。因此，士人想推行大道，不能得到朝廷任用，就只能归隐山林。山林，是士人独自修养善性、而不忧虑天下的人能够安居的地方；如果有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安居于此。所以我每次自我进荐而不知惭愧，书信屡次上呈，脚多次走到门前而不知道停止。哪里只是这样而已，我还惴惴不安，唯恐不能走进大贤门下，因此感到恐惧，也只希望您稍稍垂察。冒犯威严尊贵，惶恐不已。韩愈再拜。《唐文粹》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八 宋代姚铉编

译书十篇【附牋共十五首】自我荐举 给王仆射的信【卢肇】给冢官的信【沈亚之】给座主的信【刘轲】给李侍郎的信【王昌龄】给中书权舍人的信【陈岵】给中书张舍人的信【邵悦】给李谏议的信【沈亚之】给雍州高长史的信【李峤】给韩荆州朝宗的信【李白】献给南海崔尚书的信【刘蜕】给节度使的信【房鲁】给京西节度使的信【韩愈】给江西李大夫的信【皇甫湜】给崔华州的牋【李商隐】给京西幕府的信【刘蜕】给王仆射的信　　　　　　　　卢肇 上天不会自己显明，所以垂示日月；圣人不会自己治理天下，所以把政务交给公卿。日月之所以成就上天的文采，是因为它们无所偏私地照耀；公卿之所以成就天下的文治，是因为他们没有私心。替上天施行光明，替皇帝推行德政，这就是公卿与日月同体的地方。然而日月从不偏私于白天或黑夜，按次序显示明暗，依时运行；人一出生便仰戴它们，本来不必惊动耳目、伸长脖子踮起脚来盼望。到了德行高厚的人，重新在将要断绝之际恢宏纲纪，世人无不拭目倾听，等待他的声名教化。这样一来，他虽然和日月同体，世人盼望他的心情却超过了对日月的盼望。我伏想如今文治教化的形势高高耸立，却将要倾颓，圣上有一天警醒地想到高祖、太宗经天纬地的辛勤功业，想把美名建立于千万代，其方法只在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关键又不超过选择士人的贤能与否。因此，衡量天下人的德行，没有比仆射更高的；考察天下人的学问，没有比仆射更深的；观察天下人的文章，没有比仆射更丰富的。兼有这三种美德，然后在朝廷上询问，使人向仆射请教，俯身来主持此事，其实际意义不只是把泰山的重量移来镇压它。既然如此，那么参加贡士考试的人，哪里敢轻率进身呢？我本来孤苦卑贱，生长在江湖之间，自从懂得读书以来，私下有高尚的志趣，窥探深奥、探求幽微，长久而不疲倦，近二十年以贫困苦读来激励自己。我伏想正值太平之时，不列入兵役、农人、商人的行列，能够尽情施展志向，便想显扬自身、光大门第，把全部心力用在清明时代，以终其一生。于是我在士林中怀抱志愿，等来到京城，两次考试都被黜退；观察时势、揣度事情，发现得到任用的人未必全都贤能，落选的人未必全都愚笨。心想随着天下贡士一同进退，大概可以没有罪过。如今却没有料到遇到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仆射如同日月照临，多数士人无不屏住呼吸，人人都像抱着罪过一样自责。即使王门公族中稍稍读过文学的人，也还对此忧虑警惕。启发仆射德行的，是文才机锋；您一定能够得到天下苦心求学的人而进用他们，然后辅佐、振兴盛明的事业，成为皋陶、伊尹那样的人，使万物繁茂生长。不然，怎么会时隔二十多年又重新匡正人才呢？由此可知，上天把德性启示给仆射，正在这个时候。我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沿墙边窥望一下，那便是终身没有暗自企望的机会了。谨将愚拙之见陈述出来，伏望您特别因为文章的光明而俯身照察我，幸甚，幸甚。并献上拙劣赋一首，冒昧玷污尊严，实在惊惧至极。给冢官的信　　　　　　　　　沈亚之 我伏想，杰出大木生长起来，高大远超寻常，足以填谷、肩负山岳；可是大谷还不足以容纳它的根，长虹还不足以覆盖它的花。上天珍惜它的形体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使它得到安居之处并集中用于实际功用吗？等到它没有遇合，只能白白遭受风摧霜枯，蒙受烟尘、老于云雾而已。至于普通的木材，树干不过一丈，枝条不过一尺，叶子纵然伸展，根也不能踏压土地的表面；生长不到十年，便各自遭受斧斤砍伐而成为有用之材。为什么呢？因为承受了众多气息，所以容易长成极好的材料；又因为可供众人使用，所以容易被工匠买取。它们居住在林中，彼此扶持，如同策杖之木，心意自得；仰视杰木，却不知道彼此相笑，认为它只是平凡的树桩而没有用处。等到有一天获得际遇，被贤能工匠看中，采来修饰，跨在两座柱础上成为百根栋梁，承担如此重任。修长的木材、巨大的树干，不容易自己达到这种地步；贤能的工匠、优秀的匠人，也不容易容纳它们。如今阁下怀有多方面才能所形成的强盛德行，行动总能与智慧相合，可以说是遇到了好时机；承担难以承受的重任，安然处在适宜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得到了任用。如果能够察识出类拔萃的人才，将来安置他们，然后再安排众多普通人才，使各方面都完备，那么贤能工匠的名声自然可以建立。古代贤士居于职位时，洗去污垢不等到洗完澡，充饥不等到吃完饭，做到一半便起身，唯恐时间不够；这些都是为了在众多才能中探求善才，思考如何授予爵位、供养贤士的办法。如今却不是这样。做公卿大臣的，必定庄严居处、深沉观察，以此自我矜持、培养自己所进用的人；只有神情柔和、说话迟缓、视而不见却善于谄媚的人，才被称为厚德。因此，把见识多说成诬妄，把知识广说成逞强，把改过向善说成放纵，把坚持节操说成欺诈，这些人都被斥退，没有人能够称许他们。等到有一天拿着尺牍，掌握机要事务，却茫然不知道从何做起，便使身边平庸的胥吏得到机会来侮辱、役使他。他并不是不想胜任，大概是事业所报本来就这样。如今西戎进逼求和，调动军队防守边疆，连年不止；崤山以东的盗贼士卒，杀害侮辱守边官吏，至今没有听说他们被平定，实在可叹。假如皇上要从中选择前往治理的人，阁下想一想，公卿大臣中又选择谁呢？我确实不才，七岁起两次做官，也没有超过九品官的行列。我专心思考，探究古代贤臣智辅用以教化天下的道理；至于喜爱仰慕贤哲，忘掉私心而不改变，这一点是从本性中得到的。我斟酌山岩般贤者、众圣所立言的道理；至于书写得失，完备地说明治乱，叙述往事、记载未来，这一点是从文章中得到的。我学习名将霸帅整治暴乱的办法；至于整顿军旅、陈列军队，周旋应对百般变化的形势，分开如受惊的鸟，集合如凝聚的云，这一点是从军师那里得到的。这三方面都以根本功业为基础，然后再发展末端枝绪，并不是毫无期望，也只是希望成为一根普通的栋梁之材，承受横跨的杰出梁木，站立在巨大的柱础之上。只是看看世上那些手持斧头的人，哪里足以测量、雕琢这样的材料呢？我听说“戎镜”包藏太阳的光辉，白天用它照耀，便能引燃火炬、升起火焰；放在阴暗处看它，又和一块幽暗的圆铜有什么不同？然而谁能觉察呢？谁能觉察呢？只要得到照应，便会生长。我也承蒙光明照耀，只因所怀抱的书信文章多有鄙陋，又没有完全表达心志，触犯了清严的威仪，罪责无从逃避，谨再拜。给座主的信　　　　　　　　　刘轲

译刘轲于本月十日恭敬接到榜文，限期缴纳杂文一卷。又听说每年参加科举的人，有的可以用书信来陈述志向。刘轲只是愚直鲁钝，祖居山野，尚未熟悉进退取舍，惶恐屏息。伏望您宽厚明察，稍稍静心考察并接纳。刘轲看到，如今参加科举的人争相求取声誉，任凭能够褒贬是非的言辞；而我知道，轻重最终必定要由掌握衡器的人来判定。即使挨家挨户地考察，也曾不足以增加半铢两的分量；如果任意高低评定，早已取决于迎合自己的人的议论，那就是有司偏私于自己，而不是有司公正对待自己。刘轲愚钝，怎敢不以此规劝？刘轲本是沛地之上的耕田人，世代以儒业为本而从事农业。天宝末年，家中流离到边地，户籍迁到南方边远地区。边地人喜欢学习、玩味学问，与沛地的风气不同，但我也未曾停止耕作、放弃学习。我和边地人同列，并且说：“说话忠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夷狄之地也可以通行。”所以居处边地如同居处沛地。贞元年间，我才勉强能够手执经书跟随老师学习。元和初年，才在庐山南面搭建草庐，每天都有除草、挑土筑墙的劳作；即使狂风暴雨，也不废弃用力深耕。有时在农事园圃的空闲时间，把书堆积在窗下，每天与古人一起磨炼、研究前人的思想。岁月久远，渐渐形成了嗜书的癖好。因此写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翼孟子》三卷。虽然不能流传于当时，但在日月无私的照耀下，也不会被抛弃了。流逝的光阴自然急迫，我孤独地度过一生。有一天和朋友商议，裹足向西来到京城；京城广大，居处却没有环堵之室，百官众多，亲族却没有瓜葛。这样又怎能在幽僻鄙陋之中发扬声名光彩呢？我虽然不愿让那些褒贬人物的人来衡量我，难道不愿让掌握衡器的人来斟酌我的价值吗？这就是刘轲半夜愤激，愿意和贫寒士人同列的原因；希望有人能在幽僻处拔取芳草，不因它孤独秀美便遗漏；不要在沙中只拾取黄金，不要因为泥土而弃之。我不取法阁下自己所说的这番心意，还应当怎样回答呢？我曾读史书，为卞和献玉的故事而感慨：玉璧一定要献上，不至于三次被刖足，也不至于第二次被刖足；一定要献上，不至于第二次，几乎就不会再遭刖足了。伏蒙阁下以清明的德行重视人才，镇定群体的疑虑，手中掌握衡器和明镜，贤者与不肖者、轻与重的区别，都希望得到一定的判断，使退下的人没有委屈的言辞，进用的人没有侥幸的说法。这样做不只是我们这几类人的期望，也正应当使公器充实、承受百般俸禄，难道只是为了区区世人吗？刘轲出生十分卑微，甚至不如鱼鸟。鱼鸟是微小之物，尚且能够依傍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泉水来增厚生命；何况我禀受乾刚坤顺之气，难道不能在大贤君子的门下显达吗？刘轲再拜。给李侍郎的信　　　　　　　王昌龄 王昌龄恭敬地拜手奉上书信，致于吏部侍郎李公座右：道只有一个，昌龄有自己的心志，明公有鉴察之明，这三点已经确定了。又有元气潜行，万物相互鼓动，顺应时势便顺利，遭遇困难便困顿，这也属于命数。如今有人或许诡诈放纵、旁涉杂取，自以为承担了任用人才的责任；但发自内心却不合于道，内心不正便没有什么能通达，即使极愚笨的人也知道不可，何况贤能智慧之士呢？这些事情，就昌龄的心来说，并不是不知道；就明公的鉴察来说，也不是不明白。只是明公能够以极其虚静的心接纳，昌龄才敢以不虚妄的心进言，所以还不便绝望，愿意到您这里陈述。如果明公认为这是偏僻曲折之见，置之于法度之外，那么昌龄便不能认识自己的命分，只能成为从前那样的过客；乘时而不利，行动便遭困厄，至虚之心不接纳，无妄之言不进用，这就会使天下士人永远断绝对明公的希望，难道只是小人如此吗？起初听说明公能够举大体、不崇尚小节，竭尽智慧亲附贤能，贯通大道而选择人才，也因此能够坚定地镇定外物，使天下欣然归附。于是那些穷居独处、尚未被任用的士人，将要遁迹幽隐、守持贞正而远去，不知明公将怎样对待他们？夷吾穷困，乐毅羁旅，孔明亲自耕作，子房涵养志向；这四位贤人在尚未遇合时，正因为不得志，本来就不能低头局促地行走，和众人在吏部官署门前争论得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即使让这四位贤人生在清明时代，却没有得到任用，那么他们还不如普通士人，也应当和众人从四方前来，恭敬地站在明公门下；不知明公将怎样安置他们？伏望明公坐在堂上荫庇之处，知道日月运行的次序；看见堂下的士人，知道四方的贤才。至于那些人，终究不会自我改变。伏望明公仔细察看。上天生出贤才，一定有圣明时代任用他们。任用于天子，先要经过铨选衡量，那么明公主持天下人才进退的事务，是天下人所由而行的道路，怎能不慎重呢？唉，掌握衡器取士，专门依据文章墨迹，本来就不够周全；何况文章的体制气势，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如果不能相互容纳，便会显得非常迂阔，一时不合就立即抛弃它，我恐怕会损伤探究幽微的明察，结下志士的怨恨，实在可怕！又有一种人，胸怀宽广而没有显露的光明，精诚能够洞察万物，大事上不能施展，小事上却困顿于章句；这大概就是屈寸而伸尺、小的方面有所委屈而大的方面保持正直，君子会这样做。假如这种人木讷自守，默默退去，明公不认为他贤能；那么小人敢于端正脸色、鼓动口舌，想在明公面前伸张所谓大直，明公能够容纳他们吗？他们所说的正直究竟是什么呢？明公如果认为群体荐举自有通常格式，只顾把富贵放在心上，完全不肯低头俯视，那么明公和近代那些符合古人表面形式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不仅是高明贤者的宽宏器量，我也知道这一点。明公过去还没有担任这个职务时，难道不是说过：‘伊尹这个人，舍弃正道而任用巧诈；我既然做宗臣，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掌握升降进退，正在今天。’吗？伏愿您暗中运用心中的明镜，使没有人能够逃脱真形；振兴、拔擢非同寻常的人才，以资助天下的中枢。既然这是明公的论断，那么受到振拔的人也会登上高入云霄的地位，并且一定会推举同类，来光大王国。由近及远，谁会说他们不应当任职呢？一旦成为国家的元龟，自然可以使这种政治数千百年不衰。请您慎重对待，不要让小人的言论摇荡惊骇，使君子和悦地等待贤俊。昌龄长久处在贫贱之中，所以深知危苦之事。天下本来有长吟悲歌、无处立足的人，上天的造化偶有缺漏，又何必吝惜补足它呢？假如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国家，昌龄愿意挽起衣袖走在前面，为国家作为国士而被任用。整理纷乱事务、治理最急迫的问题，正是我甘心去做的。昌龄难道不想解下尘世身份，置身青山，俯身饮白水，饱受道义滋养，然后拜见王公大人，以希望获得大的际遇吗？每当想到自己的力量和供养不足，便不觉独坐流泪，吃豆羹、背米奉养父母。唯愿明公顾念我，直接料定我不能不谋求仕进的起点。正因为明公深切顾念我，投桃报李、徇行义理，并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昌龄常在闲暇日子里撰写《鉴略》五篇，用来究明识人的道理，准备等待日后的命令，以此冒昧玷污您的清德。给中书权舍人的信　　　　　　陈岵

译春雷响起，龙蛇便不能安居蛰伏之处；贤人得到任用，君子便想着在大道上奋发有为。时机到了，气机发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因此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后生，愿意有所陈述。伏想如今献书的人，谈论取士的得失、宣扬盛大功业的宏美，已经很多了。在裁量取舍之下，本来应当有所存留。我浅陋无知，只陈述自己所怀抱的见解，尚且不能合乎心意，哪里敢妄加称说来造成繁文呢？然而志向苦切的人，声音必然悲哀；气节正直的人，言辞必然端正。如果考察它而不被迷惑，听取它而没有遗漏，那么伯牙就不会摔破琴，卞和也不会抱玉哭泣了。阁下继承宗族文章和祖先德业，声名完备，道德显著，手执礼物、沿墙而行，像我这样仰望您的人本来就很多。门屏之内都是故交，我不敢把这当作自我满足。先前我在病中请求拜见，往往因自己的愚钝衰弱而疑惧。还记得我曾对善人说：‘遇到长者的眷顾，本来就不应有戏言。’辜负了您的知遇和顾念，局促惭愧而不知所措；衣服都染成京城的尘土，经历了七个星霜，料想将要听任命运，才整理归乡的行装。恰好有一个外缺的举人解送到来，像鸟羽一类的人，志气还在，想参加明主主持的考试，却不能自己决定。友人樊生替我谋划说：‘您和元宗简不要参加其他解试，去参加明主主持的考试，这件事您应当慎重处理。’李行举却不是这样想的。假如让您做主考官，像您这样背负耻辱的人，您将替他伸雪吗？我说：‘替他伸雪，参加行举之日去应试就可以了。’有个叫姚衮的人说：‘道途困穷而内心安泰的人，神明会帮助他；世俗改变而志向坚定的人，义理会归附他。时运的通塞，不是智力所能决定的。您处在困厄之中却如同处在安泰之时一样，长久以来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如今主考官正以公心任用人才、惊醒拘守俗见的人，您把淮阴侯所受的羞辱看作贤能之人的遭遇，而不是韩信的罪过；是否贤能、是否有损益，和一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只愿听到您最后的指教了。’严考功接纳樊衡时，认为取用樊衡虽难却不会留下后悔，黜退樊衡虽容易却会留下遗憾，所以特意扩大取士名额来容纳他。直到今天，人们不说樊衡辱没了科第，却说严考功懂得主考官寻求人才的道理。伏想阁下虚心求才，应当比严考功更加如此。我哪里敢希望达到樊衡那样呢？只是畏惧，不敢多说。死罪，死罪。《上中书张舍人书》　邵悦 某日前承蒙您当面询问我家所有的玫瑰，怎敢不供奉上呈，因此献上几株，只请您宽恕数量不多。这种花曾经开得明丽娇艳，可以放在近阶之处，芳香充满庭院。即使萱草能使人忘忧、合欢能消除愤怒，也没有什么能胜过它。花卉正因为明丽芳香，阁下不怕烦劳而采集栽植，那么士人中有才华、有技艺的，也必将竭尽力量搜求，人人都会相互庆贺，都对明公怀有希望。我还担心花卉移植之时，或许会有天灾阻碍它生长，于是询问种树栽花的老者，寻求培育的方法。老者说：‘按照我的浅见，首先务必要把握时机，只要在春天移栽，估量土地使它安置得当，顺应阴阳，使它遂其本性。根茎尚未牢固，就用肥沃的土培护它；枝叶尚未茂盛，就用寒泉灌溉它。这样枝叶扶疏、繁茂映照，红艳的花朵就可以供人观赏了。’看老者所做的事情，这个道理确实如此。然而我实在以臃肿拙陋的姿态，希望依附在玫瑰之后，培土灌泉，除了明公还有谁能这样做呢？美好的时机正在这里，请不要把我远远弃置。不再多说。某叩头。《上李谏议书》　沈亚之 某年某月某日，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沈亚之再拜献书给谏议阁下：我常有与庸常之物混同的悲哀，不能自行申明自己的浅拙，实在太苦了。因此，祥瑞禽鸟一类，凡是普通鸟羽都把它混同；神奇灵芝一类，腐朽的菌类都把它混同；美好的蕙草一类，杂乱的柴草也把它混同。不仅把它们混同，还要蒙受它们的芳香而夺去它们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美善的东西少，而平庸的东西多。何况世俗的眼光，有几个人能够在这里辨别清楚呢？寒暑交替变换，这些都不是金石，怎么能自行长久存在于时代之中呢？一旦失去别人的顾视，被认为与庸常之物相混，最终就会随着风雨一同衰老了，能不令人痛惜吗？我姑且借这个比喻，希望得到您的最后指教，实在荣幸。楚王有一只鼎，吃用了十多年，身体却没有肥胖。左右近臣害怕了，楚王说：‘主管膳食的人不能调出我这只鼎的滋味。’国人也说：‘主管膳食的人不能调出大王这只鼎的滋味。’楚王更换并驱逐主管膳食的人，一共十人，鼎的滋味反而更加不美。楚王感到羞耻，于是下令全国说：‘有谁能使我的鼎味调和，使我的身体安适，我就封他为三公。’楚地有位贤能的处士，听到后响应命令而起身，年老的人们结伴为他送行，说：‘去吧，正是去掌管鼎。’然而楚王说：‘如果要仰仗您来调味，您凭什么满足我的要求呢？’ 处士回答说：‘大王一定要把鼎交给我，我的能力非常优长。治理鼎的职责，不过是约束水量、控制柴薪，烧火而观察文火武火的使用罢了。至于调和各种滋味，其中有花椒、桂皮、梅、防风、盐、肉酱等物，要在我总合众种材料、用心调和之后，才能成功，这就是我的功劳。’楚王的身体不肥胖，又何必等待呢？楚地老人说：‘这本来就是如此。真货假货杂在一起出售，沿着门户叫卖，祈求有人购买的，十件中有九件是假的。花椒、桂皮虽然质地相类，却未必都有馨香辛辣；梅、防风虽然质地相类，却未必都有苦味酸味；盐、肉酱虽然质地相类，却未必都有咸味。材料全都具备，却不能成为滋味；一旦把它们集中投入鼎中，鼎必然空虚。您怎么能够总合这些材料的力量，使它们成就于大王呢？前面那些主管膳食的人之所以被驱逐，难道是因为各种材料的职责并不适合他们吗？既然如此，那么您的明察足以辨别真伪，您的智慧足以疏导事物，您的才华确实能够储藏真实、积蓄适宜的材料来供给使用，那么后来那些辛香馨美的人才，以及椒盐肉酱般的有用之才，一定会越过海洋、翻越陆地，奔赴您的指挥之下。这是百代都应遵循的准则，哪里只是使楚王的身体肥胖呢？’然而如今阁下既然已经涵泳于道德，储蓄了辅助调味的人才，必定是早有根基的。但在纷纷杂乱的真伪之中，您的清明领悟难道不会劳累吗？小子确实不足以奉陪应答，不能拜见您，已经很久了。希望借您的左右之人传召我，使我稍稍得以在您面前停留，能够进献我所要说的话，那就非常荣幸了。伏愿您降下尊意加以察看，不以我为罪，谨再拜。《上雍州高长史书》　李峤

译八月十五日，三原县尉、赵国李某谨再拜奉书给长史明公左右：曾听老师们说：‘《易经》称颂君子，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因为君子随着时势消长，顺从道义的盛衰。所以退处时，就闭门守玄，坐守虚白；如龙盘曲、如凤耸立，桂树郁茂、兰花芬芳，下可生发川岳之气，上可发显星辰之象；出仕时，就施展光彩，吐露文采和质实，风云相互召应，日月争相发光，抚持八翼而登上太阶，手提七星而斟酌元气。这样才能始终亨通吉祥，进退都合乎利贞。’李峤正处在清明盛平的时代，推究出仕与退处的分别。沧州近在身边，却没有征召我接受嘉遁之爻；宫门大开，我却没有列入通达大道的行列。回顾自己曾经希望取得尺寸之进，追逐斗升之禄，和仆役为邻，以奔走服役为事，在尘垢之下盘旋，在藩篱之间蹒跚。我的微小心愿，也可以说已经看得清楚了。或者说，贫贱实在需要使人降低志向，颠沛流离却不能违背仁义。因此我整夜辗转反侧，一天之内多次反省，害怕这些话有所玷污，将使微薄的德行受到牵累。至于施行有文采而无弊害的政事，获得美玉却丧失珍宝的议论，我愿意服膺并从旁周旋，希望能够因此闻名通达。然而我守着愚直，任凭这种笨拙的困难，进门没有替我说话的同伴，出门也很少有人为我求声援。我平生所作的琴曲，只有用下调来表达哀情；往日的朋友交游，哪里有一个真正有识见的中等人物？我的确近似幽兰芳蕙，却实在有愧于枯木朽株。自从有幸忝列幕府班次，得以参与听闻卑微事务，接受您周密雅正的教训，承受您肃穆清正的风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曾越过严整的次序，趋近您的下风，希望听到您言语中的芳音，等候您眉宇间的阳和之气。然而堂上有百里鬷明，却没有撤去礼器的机会；门下有三千毛遂，却没有脱颖而出的地方。虽然愿意剖露心胆，进献诚意，但您如云汉般遥远，风流也随之隔绝。我这个客人果真有才能，就不会辜负弹剑而食的待遇；士人的才难以尽数，又有谁知道执矢之人的技艺呢？这正是古人所以慷慨于神交、殷勤于知己的原因。伏想君侯每日如日门飞翔照临，如在天池振翼；厨房里陈列铭鼎，庭院中排列歌钟；吐露绵延不绝的言论，树立堂堂正正的声望。河阳春树，在文苑中开放四面照耀的光彩；洞庭秋水，使心中明镜清澈而容纳九流。至于树立标准、安排尺度、权衡万物的道理，萧公的谋略还没有探究宏远的规度，孟子手持筹算也没有达到精微的数理。等到您登上金阁，排入玉堂，获得九五之位的赏识，与二八之士并列；有时奏陈正直的言论，俯伏丹墀而敞开心意，于是能够使天意回转；凭借紫枢而目送，南宫的机密官署也会因您的出入而生光。西京作为神圣的辅弼之地，号令一出便能形成风俗，您本来已经是振翅如鹭、文采如群龙的人物了。我的家乡本在燕地以南，君侯过去治理赵地以北时，我背着书、怀着名刺，正要前来行维桑之礼，承受您以华美礼物相待。您乘翘车屈尊来访，推荐像错薪一样的人才；您的慈爱和蔼，确实充分给予了丰厚的恩惠，我至今不忘。等到我脱去布衣进入仕途，调任农事之下的小县，仰望东壁的光辉，仍然像贫女从前的邻居；后来在西江激水求进，已不再得到达人从前的恩惠。我的鄙陋本质没有改变，您提携奖掖的恩情却已经不同。从前的姜桂，早早得到凭借土地生长的机会；如今的桃李，反而因为默默无言而受到弃置。难道不是时运使有才者得以通达，却使命运阻塞者不能通达吗？如今我的任期所剩无几，解下头巾、脱去官服的日子也到了，便应当整理衣襟，穿回初服，收拾拙陋之才，追随在后。何去何从？不再让龟策判断吉凶，任凭万物自开自落，听任天地决定荣枯。本来应当闭口吞声，消灭身影、削除踪迹，不干扰您的政务，不烦劳左右之人的听闻。只是遗憾多年勤劳诚恳，却始终不能通达您的丹心；服膺道义多年，最终白头竟成了笑谈。这就是我徘徊在岔路口、反复思索蓬乱心绪，提笔执简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引进过去、接纳未来，是江海所以深广；减损上位、增益下位，是乾坤所以光大。因此，虚心求取人才，能够屈尊而伸张道义；广泛接纳的仁爱，有时能够敞开心怀而容纳万物。若是宫墙高峻，内室幽深而门户紧闭，使想要仰视的人隔得越来越远、看得越来越少，使仰慕之心所面对的高度越来越高、希望越来越断绝，那么用来接待宾客的礼仪就会因此失去位置，用来扫除迎客的工具也会因此无门可入。恐怕仰慕道义的人会想着像黄鹤一样高举远去，企望光明的人也不再来作真龙之游。希望君侯发扬古人的风范，申明礼遇国士的情分，凭借白璧般的契合相待，用黄金般贵重的言语接纳他们。不要忽视当年相求之意直到终年，那么您的恩德就会重如熊掌，府中会有许多以取义为重的宾客；您的礼遇若轻如鸿毛，节度使府下就会有追随您而舍生的人了。冒昧陈献狂妄之言，只请君侯择取。《与韩荆州朝宗书》　李白 我听天下善于谈论的人聚在一起说：‘活着不必封为万户侯，只愿认识韩荆州。’人们对您的景仰，竟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不是因为您有周公的风范，亲自实行吐哺握发的礼节，使天下豪杰俊士奔走归附吗？一登上您的龙门，声誉就会增加千倍。因此那些如龙盘、如凤逸的士人，都想在君侯那里取得声名、确定身价。希望君侯不要因为他们富贵就骄傲，不要因为他们寒微贫贱就轻视，那么三千门客之中就会有毛遂，使我能够脱颖而出，我就是那个人。白是陇西的平民，流落在楚汉之间；十五岁喜好剑术，遍访诸侯求取任用；三十岁写成文章，历次拜访卿相。虽然身高不满七尺，但心志雄视万人，所有王公大人都称许我的气节义气。这些往日的心志行迹，怎么敢不全部向君侯倾诉呢？君侯的文章制作可与神明相比，德行事业感动天地，笔力参赞造化，学问穷尽天人之理。希望您幸而敞开心怀和颜容，不要因我长揖行礼而拒绝我。如果您用盛大宴会接待我，任我畅谈清论，请给我一天时间写万言文章，我可以倚在马前等候，很快就能写成。今天天下人把君侯看作文章的主宰、人物的权衡者，一经您的品评，就成为佳士。而如今君侯难道要吝惜台阶前一尺之地，不让白扬眉吐气、激昂于青云之上吗？从前王子师任豫州刺史，还没有下车就征召荀慈明，下车以后又征召孔文举。山涛任冀州刺史，甄拔三十多人，其中有人任侍中、尚书，这是前代所称美的事。而君侯也曾推荐严协律，使他入朝任秘书郎。在此期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等人，有的因才名而被知遇，有的因清白而受到赏识。我每次看到他们衔恩感身、忠义奋发，便因此感动，知道君侯把赤诚之心推入诸贤腹中，所以我不愿归附别人，而愿意把自身托付给国士。倘若遇到急难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敢效死以报！况且人不是尧舜，谁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的谋略筹划，哪里敢自我夸耀？至于我所作的文章，积累起来已有成卷成轴，若想拿来玷污您的视听，又恐怕只是雕虫小技，不合大人的品味。如果您愿意赏观我的浅陋之作，请供给纸墨，再配一个抄书人；然后我退回去打扫闲轩，缮写呈上。希望青萍宝剑能在薛烛、卞和门下结成美名、提高价值。幸望您对地位低下的人大为奖掖润饰，请君侯加以考虑。《献南海崔尚书书》　刘蜕

译所谓大丈夫，难道是上天特意造就的吗？不过是因为他进取时能给天下带来利益，退处时能留下百世声名，显达时成为诸侯的老师，默默无闻时也能成为后世的法则罢了。退处和沉默，是为了避开世人；在得时之际退处和沉默，反而是自我进取。进取和显达，是为了必定实行自己的志向；没有得到时机却进取显达，就是失去志向。凭借雄才盛德，不能不同时拥有时机。因此没有时机就不能施行，有了时机而志向没有实现，也不能施行；志向实现了却还没有得到天下信任，仍然不能施行。身居上位的人有不能施行的事情，所以身居下位的人才有翻墙堵窗而自行逃遁的，难道只是退处沉默而已吗？如今天下百姓不敢争夺一亩一垄，四方夷狄不敢侵犯边陲。自元和以来，国家没有伤害一个人，没有损失一支箭，虽然有小人玩弄兵器，也从未有弓弦穿皮、铠甲受损的忧患。不久便被诛杀伏法，然而阁下难道能说没有时机吗？从前雍丘不能凭才华通达，便请求讨伐吴蜀来证明自己；班超不能守着家传儒业，后来才得到校尉的官职。文士在清平时代不得志，也免不了拿起弓箭、穿上铠甲。如今仕进由文章学问，显著官职也出自清要显达之途，难道阁下还说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吗？南海确实是掌管财货税收的地方，那里有金珠、贝甲、修长的象牙、纹理斑斓的犀角等货物；如果不是德行茂盛、声名廉正的人，国家通常不会把这种地方交给他。阁下难道还说自己没有得到天下的信任吗？在这种时代，士人也本来不应因为天下广大就使自己感到局促而安置自身，不应因为天下的道义广大就自负而认为没有人了解自己。因此，送礼请托、请求介绍，便不忍去做；守着媒介等待介绍，或许又会自我抛弃，所以退处沉默的人不得不自我进取。阁下认为这就是时机吗？还是认为还不是呢？唉！我刘蜕生在这个时代已经二十四年，虽说天下有向南的道路，却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我；虽说天下有向东的道路，却不能为我打开进身的门径。伏腊祭祀所需的粮食都不足，冬夏常常苦于皮肤皲裂和潮湿。然而我顺应时势著书，已经写满十卷，自以为今世若不能有所获得，后世必能有所获得；在人那里若不能有所获得，鬼神那里必能有所获得。如今我精力疲惫而天下人讥笑我，天色已晚而驿舍又关闭了。如今阁下却只是翻墙堵窗而已。即便如此，等到阁下进取能够给天下带来利益、又显达而成为诸侯老师的时候，怎么还能有翻墙堵窗这种说法呢？所以我先自行弃绝，面向南方再拜，至于困穷和通泰，实在是满怀诚恳而不能自胜，时机是否到来还未可知。谨献上旧日投刺的书一卷，因为它最接近我的真实情感；杂歌诗一卷，因为其中颇有逸闻旧事。伏愿您全部赐予观览，不要怕受到嘲笑。《上节度使书》　房鲁 如今君侯垂着金印、系着紫绶，居于内署时厅堂高达数仞，侍婢姿态娇美，穿着罗纨，耳边佩戴珥环，能够发出声响、呈现姿态的人有数百；居于外任时，防卫排列、重重门户紧闭，武士勇毅，手执弩箭、拥持斧钺，等待指令的人有数千。君侯目光如飞鸿，气势如横空的彩虹。然而献书求见的士人穿着布衣，身边只有蒙尘的饥童，骑着无色的跛驴，竭尽疲力而来求见，若确实志向事业不感惭愧，神气容色自然可以自若；而且把求见寄望于您作为心愿，也不能不对自己的愿望感到惭愧。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饮浓酒、吃肥肉、穿鲜丽衣服、拖曳华服、指挥军队、乘坐骏马。他们所希望的，大概是砥砺品行、树立声名的士人；若不是依附青云的士人，怎么能施展于世呢？他们惭愧的并不是穿布衣、吃粗食、带着饥饿的童仆、骑跛驴。他们所惭愧的，是‘他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商人居住在市场中，藏起自己的货物，等待有人来求购，即使对方是显贵之人也必定恭敬；但如果请商人说出货物的价格，他就把价格抬高说‘一定要这么多’，这样求购者大多不能稍稍减价而成交。等到有人拿着货物，挨家挨户自己叫卖说‘某物是好东西，某物是好货’，准备出售时，即便是小孩子也会厌恶地看他；问他价格是多少，叫卖的人还会把价格压低，必定比原价低下十之七八，只是戏弄罢了。如果金玉确实是他的货物，只应当把它盗取来藏置才合适；然而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那是因为他并不主动追求这种求售的方式。士人向人求进也一样。士人并不是不能隐居山林、与麋鹿为群，脱离世俗的姿态；只是又想到孔子曾经多次受到阻拦和驱逐，仍然不足以求得道的施行，那么学习孔子的人，又怎么能傲然自得，只求独善其身呢？这也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富贵之人能够趋奉求见贫贱之人，人们一定不会说他是假借声势，也不会说他谄媚逢迎，更不会说他谋求私利。贫贱之人趋奉求见富贵之人，上等的人说这是借助声势，中等的人说这是谄媚逢迎，下等的人说这是谋求私利。况且从书传中看到称说当时英豪才智之人的，有的说他们礼敬士人，有的说他们喜爱宾客，有的说他们推荐宠幸后辈；至于称说穷困而守节仗义的人，不过是说他们不向富贵者谄媚、不因贫贱而忧愁罢了。如今的君侯不仅不礼敬士人、不喜爱宾客、不推荐宠幸后辈，而且根本无意于接纳求见的贫贱之人；贫贱之人来求见，往往获罪，已不止一两次了。只有阁下具有古代英豪的气概，必定能够招来穷困之士；大道一旦施行，恩泽就会遍布四海，否则便只能卷起云气退守一丘。阁下应当知道我的心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对阁下有所觊觎；您姑且看看这些话究竟如何，这个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其余的事情，等候在您的棨戟之前；某再拜。《与京西节度使书》　韩愈 韩愈再拜：布衣士人身处穷困卑约之中，如果不借助王公大人的势力，就无法成就自己的志向；王公大人功业显赫，如果不借助布衣士人的声誉，就无法扩张自己的名声。因此布衣士人虽然十分卑贱却不谄媚，王公大人虽然十分尊贵却不骄傲；双方的情势相互需要，先后又彼此资助。如今阁下是天子的爪牙，是国家的屏障，威势施行如秋霜，仁德施行如春风；戎狄丢弃铠甲远远逃遁，朝廷可以高枕无忧，这难道辜负了大丈夫平生的志愿吗？这难道辜负了明天子非同寻常的知遇吗？何其显赫，何其雄壮！功业日益更新，声名随风流布，理应使海角欢呼，使高谈阔论的士人奔走天下，使仰慕道义的人有的愿意快马传递文书，有的愿意手执一戈，把君主安置在唐尧虞舜的境界，收复河湟之地。然而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大概也有原因：难道不是您对待士人的方法还不够厚，礼遇士人的礼节还不够优吗？请允许我粗略说说其中的事情，请阁下仔细听取。士人前来，必定是有所求于阁下。贫贱者向富贵者有所求，正是合宜的事。阁下的财力不可能遍施天下，选择人的贤愚并按厚薄等级给予，是可以的。

译假如贤者来到，阁下就接见他；愚者来到，不能得到接见，那么贤者没有不来的，而愚者会日益远去。假如愚者来到，阁下给他千金；贤者来到，也同样给他千金，那么愚者没有不来的，而贤者会日益远去。想要使对待士人的道理完备，不过如此；想要考察士人的贤愚，不过在于精细鉴别、广泛采纳罢了。自己精细鉴别，本来已经可以得到十之七八；再从众人那里广泛采纳意见，那么百人之中也没有一两个会被遗漏。如果果真实行这种办法，我将看到天下的竹帛还不够书写阁下的功德，天下的金石还不够歌颂阁下的仪容。愈是布衣士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够写文章，二十五岁在春官考试中考取进士，以文章声名闻于四方。前代的兴亡，我没有不放在心上；当代的得失，我没有不留意。我曾认为天下的安危在于边疆，所以在六月动身前来观察军队。到了这座都城，徘徊不能离去，实在是仰慕阁下的道义，希望在台阶之下稍稍停留，望见君子的威仪。我住了十天还不敢进见，实在害怕阁下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那样即使杀身也不足以消除耻辱，只能留下无穷的悔恨。所以先陈述这封书信，说明我前来的用意。阁下千万不要把我当作狂妄之人，而应按照礼节使我进退。幸甚，幸甚！韩愈再拜。《上江西李大夫书》　皇甫湜 那些居住蓬屋、穿着白衣的士人之所以勤勉自身、劳苦心志，辛勤忙碌，离开家乡，辞别父母，甘愿忍受穷困饥饿、乐于承受离别，难道还有别的事情吗？不过是坚定地守持道义，求得知遇罢了。有职位的人之所以声名美盛、功业茂盛，光辉显著、保全宏大，使功勋不断、名声无穷，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乐于培养人才、得到贤人罢了。人如果没有知遇，即使贤能如孔子，也会穷困而死、道术受阻，何况不如他的人呢？没有得到人才，即使圣明如唐尧，洪水不能平息，凶患也不能除去，何况不如他的人呢？所以在上位者对于人才、在下位者求取知遇，彼此需要如此迫切，却又如此难以相得，为什么呢？大概是在位者身处高位，听取意见深远；在下者行动卑微，行迹低贱，双方情势不同，出仕与退处相距悬殊，所以如此。何况上位者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求取人才；下位者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屈身。这就是彼此需要如此迫切、却如此难以相得的原因。我皇甫湜自从学习圣人之道，口中诵读，心中铭记，只是遗憾如今人们对待士人的情分，不过重视虚华；如今士人对别人所求的情分，不过计较毫末。上下相互鼓动，波浪彼此翻涌，把特立独行的人混入浑浊的众人，把怀抱奇才的人困于缺少卓识；智慧和愚昧相混，古代的道理不能施行，所以我奔波劳碌、居处不安，仍然郁闷而无言。我私下认为，阁下具有周公、召公那样的才能，处在周公、召公那样的职位；独具智慧而杰出，勤勤恳恳向下询问，收纳接待人才而广泛观察。从长江以西，潜藏的恩泽和才华都将传播到天下，浩浩荡荡、喧腾盛大。因此我发愤前来，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仰望阁下的光辉，窥见阁下的深高，领略天下豪杰的风采，以快慰平生的心愿罢了。伏愿您降低尊严，抽暇阅览，裁定其中可取与不可取而决定取舍，不要因为我的浅陋而考察我的言辞，只观察我的志向而不记录我的过错，那就非常荣幸了。谨献旧文十篇，先作为未能当面执贽的礼物，冒犯您的左右，在旌门之前惶恐不安。《上崔华州书》　李商隐 中丞阁下，愚生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五岁诵读经书，七岁学习笔墨，起初听长者说：学习道理一定要寻求古人，写文章一定要有师法；我常常郁闷不快。退下来自己思考说：所谓道理，难道只有古人所说的周公、孔子能够实行吗？大概只是我与周公、孔子都亲身实行它罢了。由此我认为，实行道理不受今古限制，于是只管挥笔作文，不避讳取用经史，也不顾忌时世。百经万书，品类不同、流派各异，又哪里能在心里分别出我是它们之下的呢？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我五年后才开始被故贾相国憎恶，第二年因病没有应试，第三年又被当今崔宣州所不取。在这五年之间，我不曾穿着整洁衣冠、带着文章去拜访别人求取知遇；一定要等到他们恐怕不能认识我的面孔、恐怕不能读到我的书，然后我才出来。唉！我的道可以说是坚强了，也可以说是困穷了。能够安济我的魂魄、安养我的气志，使我的坚强得以成就、使我的困穷得以消除，只有阁下可以寄望。我把从前所作的文章全部拿来呈露在您的左右，只恐怕其中的心意仍未能完全宣泄，所以又有这一番话。某再拜。《与京西幕府书》　刘蜕 汉武帝听到《子虚赋》，起初遗憾没有和司马相如同时代，后来又感到欣喜。那样的人活在世上，即使居住蓬蒿之间，名声也能传到天子耳中；富贵本来就不值得怀疑，他后来得到爵位土地，也本来不必担心其规模太大。如今考察他的本传说：‘官位只做到使者，居家时起初十分贫困。’唉！有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华，又有像汉武帝那样喜爱人才的人，然而仍然不能通达的原因，我刘蜕知道了。当时汉武帝把四境安危放在心上，中原疲耗衰弱，爵位土地用来酬答谋臣，金帛用来供给战士。即使欣赏一篇《子虚赋》，本来也不能减少十个人的口粮，这就是应当如此了。我刘蜕生在如今这个时代，天下无事，以文章争胜，取得第一本来是可以的。唯独我居家十分困窘，比司马相如未仕时还要白身困苦，大概没有别人了。司马相如先凭《子虚赋》被天子听闻，如今却不是这样；假如能使藩镇大臣听到我的文章，那么这个人自然不会被废弃而老死。唉！时代不同了，事情却仍像古代。司马相如的时代，即使遇到天子，也不能立刻得到富贵；在如今的时代，若遇到藩镇大臣，便足以使才能得到叙用。伏想执事以文学显名，对于用士的得失没有不放在心上，您认为小生这些话怎么样呢？《唐文粹》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八十九 宋　姚铉编

译书十一【总共十三首】激发八 《上崔相公书》【吴武陵】《再答张仆射书》【柳冕】《上韦右丞书》【刘轲】《与田将军书》【独孤郁】《移陆司勋沔书》【欧阳秬】《与李渤拾遗书》【卢坦】《移成均博士书》【皮日休】《与孺颜上人书》【沈亚之】哀呜三【附列国】《上李门下书》【柳宗元】《上吏部裴侍郎书》【骆宾王】《代荀卿与楚相春申君书》【附刘轲】忿恚二 《与吏部孙员外书》【陈章甫】《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上崔相公书》　吴武陵 某年某月某日，谨向相公阁下奉上书信：从前有幸在东掖侍坐，私下听到您的高论。我所要做的事情大略没有遗漏，唯独未能把贤士大夫荐举到朝廷，是我的遗憾。武陵实在愚钝，不觉暗自欣喜，以为明哲之人的通达，必定将和别人共同实现；只是遗憾当时相公还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如今您熔铸生民，鼓动万物，九州的士人都侧耳听、拭目看，认为荐举善人、黜退恶人是大尧的功业；相公难道也要辜负他们的希望吗？从前管夷吾为桓公招致隰朋、甯戚、东郭牙、宾胥无、王子成，分派他们各自主管事务，并且说：‘想要治理国家，五个人都在这里；如果将要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夷吾在。’这是因为他不想独占自己的才能。先相国在位一月，而所荐举的人也有数十上百；如今不知道相公荐举了谁、黜退了谁？从秋天到春天，不只一月，难道天地之间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是相公有所等待吗？有人说：‘明主正当春秋鼎盛，正在有自己的爱好，升平的规划还不能施行。’这又是普通人的议论，不值得作为证据。君主只怕没有所爱好，假如有所爱好，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假如君主喜好打猎，正直之人难道就没有会打猎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君主喜好宴饮游乐，正直之人难道就没有会蹴鞠、拔河的吗？顺着君主的爱好而引导他办理政事，就可以潜移默化。有人凭歌谣进言，有人凭烹调膳食进言，相公难道认为不是这样吗？如今两河地区残余的祸患，条理还没有理顺；北方胡虏傲慢，西方戎人猖狂。三关可以收复，五城可以治理，河岸可以耕种，漕运可以停止。相公难道独独丢下这些事情，却在朝廷中悠闲自得吗？难道还要再用岁月取得贤相的职位，然后手持旄钺出镇地方吗？百姓可怜，功业可惜。伏愿相公超越群士的爱好，姑且为此踌躇思量，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我刚从北方来，得到边地的事情，谨分条另写在状中，轻率地冒犯尊严。武陵再拜。《再答张仆射书》　柳冕 承蒙您回信答复，知道您认为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难易，都应当一概进言。进言后往往被采纳，采纳后却中途改变。因此您说我的言语有进退之心，是错的。进言不能被采纳，进谏反而使君主发怒，这是国家的祸患；进言就被采纳，采纳后又中途改变，正说明这是可以进谏的，又有什么祸患呢？所以臣下劝说君上，所忧虑的是君上的志向不坚定，而不是没有时机。谋略合于天意，天就给它时机；谋略合于人心，人就给它时机。天尚且不会违背它，何况人呢？伊尹背负鼎俎，五次向商汤进说，他的道理才得以施行，这是天给了他时机。商鞅以强国之策三次游说秦孝公，他的功业才得以建立，这是人给了他时机。譬如堆山，堆积土石超过九仞，功业才会完成；如果只等待天时，功业就不会成功。愚公的志向是移山，他一定能够移山，所以天地的心意和人的心意相距不远；人能够感动上天，关键就在内心。过去犬戎灭周，申甫使周室复兴；无知扰乱齐国，管仲使齐国称霸；晋室中断，王导使它兴盛；太平年间法纪受扰，姚崇、宋璟使之挫败。他们谋划如神，任用他们也如神。因此贤人君子匡正挽救时运，有那样的才能就必有那样的志向，有那样的言论就必定会有相应的事业。事情临到眼前便退缩，君子是不这样做的。如今一句话还没有施行，您的志向就衰退了，这是没有志向。所以君子即使可以踏过利刃、奔赴鼎镬，也不能夺去他的志向。如今既有职位，又有时机，一次不动，就再进言；再进言仍不动，就三次、四次进言；这样连天地都可以感动，何况人呢？天地之气相合，君臣之气也就相合，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柳冕再拜。《上韦右丞书》　刘轲 右丞阁下，我切切仰慕您的风采已经多年了。身为布衣、头戴儒冠，读书耕田，劳苦身心，寻求古人的道理，不能说不多；考察当今的事情，极尽耳目所闻所见，也把古代的一半道理参合在心中。古代实行它是那样，如今沿袭它又是这样，本来不必占卜蓍草、灼烧龟甲，吉凶已经可以在其中预见了。小生敢于推举天下忠诚、激切、敢于进言的士人，姑且试着把心中之事进献给您。阁下知道一个士人的进退，关系天下人的进退。如今天下寒门士人中，有卓然挺立、才华出众的，有的能够用黄老之术进言，有的能够用儒术进言，有的能够用刑法进言；他们都想贡献一种奇策、提出一种方案，使掌管教化根源的人睁开眼看见四方之事。阁下知道天下也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却没有时机，就等于没有这样的人；有他的言论却不施行他的主张，就等于没有言论。这就是治理时代很少、升平之运不能到来的原因。古代的大臣不只是向君主进谏，臣下之间也彼此进谏，君主也接受进谏，所以说：‘只有伊尹亲自和商汤在一起，彼此都有同一德行。’这就是能够开启圣明的听闻、通达上天视听的原因。从前贞观初年，天下人把希望寄托在房玄龄、魏征身上，太宗果然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开元年间，天下人把希望寄托在姚崇、宋璟身上，玄宗也几乎像太宗一样。如今阁下的车辙马迹所到之处，相距近得几乎不满尺寸，天下人把希望集中在您身上，纷纷指望您掌持大权，因为它就在您的掌握之中。阁下知道人意也参合于天意吗？先于上天行动而上天不违背，那么自古以来辅佐天下的人，方法虽然不同，等到成功时却是一样的。从前汉孝惠帝时，有像曹参这样的丞相，用黄老之术施行教化，天下清静；汉孝武帝时，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人，用儒术治理天下，天下也得到治理；汉孝宣帝时，有魏相、邴吉这样的人，用刑法约束臣下，实在可称为中兴。阁下如果想实行黄老之术，那么馆舍之下难道没有胶西的盖公吗？如果想实行儒术，那么门下难道没有平津侯公孙弘的宾客吗？如果想实行刑法，那么与您议论的人中难道没有张汤、杜周、严延年那样的人吗？这三类人才，都在于阁下所喜好并施行的方向。横放一根木头来支撑明堂，它的力量固然很多；但木梁下面有柱子，柱子下面有石头，石头下面有土地，累积这三种东西，木梁的力量才能形成。所以《太玄》说：‘高大的山不会崩塌，是因为群土坚固。’这说明上下层级之间有相互扶持的道理。如今人们期望阁下挺立一身而支撑天下，这是必然的。

译只是我不知道支撑栋梁的柱子是谁，柱子下面的石头和土地又是谁。这正是小生为自己的私心而急切忧虑的地方。我常常担心如今那些想要做丞相的人，逐渐造成一种局面：积聚众人的希望，使大家必定说某公一定会成为宰相。诏书尚未下发，门却已经关闭加锁。这样难道能说是疏导万物的情状、通达一人的聪明吗？况且一个人的耳朵，要等待宰相才能听聪；一个人的眼睛，要等待宰相才能看明。宰相的耳目，也要凭借天下的士人。可是又说：‘这个人哪里比我贤能？他的言论又有什么补益呢？’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上面昏暗，下面聋聩’。我曾经试着论述：天下的形貌和声音，即使有离娄的眼力、师旷的耳力，也仍然不能看遍、听遍，何况闭上眼、捂住耳朵，却想通达天下的视听，不是很难吗？所以说：‘耳目在天下，聪明在宰相。’这就是尧把耳目寄托给舜，禹时称赞舜具有聪明、文采、思想的原因。假如不把天下作为自己的聪明耳目，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这样的道理，也是阁下不愿听到的丑闻。因此我援引前代事情来进言的用意，实在是希望阁下践履宰相之位，使如今的谈论者说：‘房玄龄、魏征的道术在我们的君主身上，他一定会成为太宗。’ 这就是我区区的内心情意，姑且把它进献给您。心中伏惟您宽宥我的愚拙，舍弃我所坚持的意见；蒙受恩惠。某恐惧再拜。《与田将军书》　独孤郁 天子赏赐将军的功勋：将军从裨校起，统率十万军队，所得待遇包括授予麾幢、节符，佩带黄金印的官职有好几种。在京城祭祀祖先，开辟东宅，设置驷马之门，号称公侯。将军的子弟、姻亲和族人，也都因将军的缘故做了显要官职。将军的功勋和声名，可以说是盛大而美好了。然而我听古人说：“成功不能长久，身处高位也很困难，而且万事忌讳过于盛大。”从前周公凭至圣的德行建立太平功业，因为成王年少，心中不忍而离开，召公便面露不悦。为什么呢？因为形势逼迫，不能没有嫌疑。因此，连圣人处在这种地位都很困难，何况不是圣人呢？所以范蠡、留侯知道这个道理，便离去以远避祸患。从前李斯替秦国攻破山东诸国，擒获诸侯，尊奉秦王为天子，秦始皇任命他为丞相，在秦廷任事的显贵之人，只有李斯一人。李斯不知道盛满之势不可长久，最终被秦国擒获。韩信替汉王诛灭赵、魏，攻破齐、楚，尊奉汉王为天子，汉王割地封他为荆王，汉将中的显贵，也只有韩信一人。韩信不懂得谦抑退让，一旦流言传出而受到猜疑，最终被吕氏诛杀。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善于经营自身以求进取，却不善于保全自身。所以他们起初都有周、吕那样的功勋，最终却遭受夷三族的诛戮。为什么呢？因为一味求进而不知道退让。如今皇上封您为公、为王、为十万户侯，使您子孙相传；在家可以成为防、龙，在外可以成为桓、文。即使让召公不露出不悦之色，您难道还不比周公贤明吗？如今那些游宦之士，辛苦撰写数千万字，才得到一个官职，俸禄不过二三万钱，随从不过一两个人。任期满了应当罢官，却依依不舍不愿离去，难道不是顾念其中的利益吗？何况有的人逢上时局变化，便占据方圆千里的土地，掌握生杀大权，不觉炎凉更替，歌童侍儿、俳优始终不离身前，以各种娱乐来满足心情，只怕不能使自己欢快，胸中没有一点忧虑可以钻入，难道不愿长久留在那里吗？只是顾念形势不允许，所以才离开。因此尧让出天下却长久拥有天下，孙叔敖三次离职也不后悔。希望将军不要接受吴张玄的言说，采纳马援、邹阳的劝戒，思考留侯、陶朱公的举动，明白韩信、李斯的迷误，建立窦融在河西的功绩，考察郭、马、李、高几位贤人的事迹，推究孙叔敖三次离去的美德。从前蔡泽游说范雎时，拿商鞅被车裂、白起被杀来说明，以此牵连并夺取范雎的相位。范雎接受他的劝说而回乡，让相位给蔡泽，并不是不知道蔡泽的真实意图而仍接受交换，大概是因为审察事情的道理，知道它必然如此。如今我来这里，并不是处在纵横家的时代，难道我是蔡泽一类的人吗？既不是来夺取您的职位，又哪里是想卖弄口才、炫耀于世呢？只是因为爱惜贤人的事业罢了。希望将军不要猜疑。调任陆司勋沔的书　　　　欧阳秬 某月某日，欧阳秬致书郎中阁下：百个女子放荡，只有一个女子贞洁；放荡的人纷纷而行，反而讥笑贞洁的人。假如这个贞洁的人起初贞洁后来却放荡，那么她怎么能承受百人的嘲笑呢？唉！一个人嘲笑百人，百人还有同类；不过是在人前感到羞耻罢了。百人嘲笑一人，那一个人抬眼四望都没有同类，她将怎样承受这种羞耻呢？敬请阁下稍稍垂听并加以省察。我在闽中时，听说阁下的声名，已经十年了。等到来到京师，又过了一纪。我曾希望阁下不出仕，便如南阳的刘子骥、会稽的谢庆绪；出仕，则如蜀地的孔明、殷地的傅说。即使不能这样，也应当像贾谊、朱云一类的人，或许可以走在正直之道上。如今皇帝起用阁下为郎，阁下恭敬地前来。我以为您此番到来，会任职数年，见到的必定进言，听到的必定议论。一天又一天，已经三百天了。难道九州的百姓都已经治理好了，没有一件政术可施吗？四夷的祸患都已经平定，没有一项防备可讲吗？天下难道没有贤人可以举荐吗？天下难道没有幸进之人可以贬退吗？天下难道没有贪赃之人可以弹劾吗？天下难道没有冤屈之人可以昭雪吗？天下难道没有被压抑之人可以伸张吗？天下难道没有骄横之人可以告诫吗？既然没有什么听见，也没有什么看见，那么就以尧舜之道为乐，诵读周公、孔子的书。刘驎之对于谢敷，就是这样的人。阁下也是这样的人吗？难道只是早晨在朝廷廊下吃饭，吃完便退去？这是什么缘故，先前傲慢，后来恭敬？如果像那女子起初贞洁后来放荡，那么这样便是一个人嘲笑百人；虽然一人有同类，实际上却正是如今百人反过来嘲笑一人。阁下想要同哪一类人相比呢？追逐名利的心不可收束，正直的心也不可改变。我认为阁下如今的作为，明显还不如从前不出仕。况且逢萌不挂冠，谁还知道有逢萌？孙楚不漱石，谁还知道有孙楚？阁下起初立志要做正直之人，假如只是做一个郎官，国家设置明经、进士、史传等科目，谁不能做郎官呢？后来显达的人虽然在阁下的左边，先前显达的人却果然在阁下的右边。我所说的做郎官不如不做，是因为悲哀阁下身子还没有死，名声却已经灭亡了。即便如此，仍然有可以挽回的办法。为什么呢？阁下有所看见，就不要顾惜自己的职位而进言；有所听闻，就不要顾及自身而议论。议论如果不被施行，言语如果不被采用，就请求退休离去，这就是可以挽回的办法。罢了！吴越气候温暖，景色宜人，山川如同绣成；有鲈鱼脍和莼菜羹，可以放声歌唱、长声啸咏。这样做，永远做陆司勋，或许可以不朽。敬请您思考这些话。秬再拜。给李渤拾遗的书　　　　卢坦

译八月三日，卢坦叩首致书于拾遗公阁下：您怀有济世的才具，保持超脱尘俗的操守，德行完备，道术充足。像云中的隐士一样安卧、在山谷中饮食，抛弃声名而声誉远播，隐藏光辉却使光芒显现。天子听闻您的声名，颁下诏书任命您为谏臣，朝野都仰首瞻望，烟萝也仿佛因之变色。阁下怀抱宝藏而以山林为乐，最终没有为苍生出仕，实在是一代独有的高风，千年难得的卓越行迹，不可用世俗得失来牵累。卢坦资质平庸，才能浅薄而身居班列荣位，镇守宣州、池州，途中经过瀍水、洛水，眺望嵩峰的高峻极致，仰望您的德行更加高远，吟咏思念您的美好谋略，日夜如饥似渴，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我虽没有机会拜见您的面容，但我的弟弟曾在您身边学习，充分听闻您的高尚义行，也私下听说您称述尧舜之言，以周公、孔子的道路为志，把使君主尊贵、使百姓得惠作为心愿，并不是只会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伸展，永远隐居而不回头的人。太好了，太好了！然而孔子的道，不以小官为狭隘，也不以高位为荣耀；因此他任中都宰而鲁国得到教化，担任宰相而天下归服。世道衰败、时运微弱时，他的道路受到阻塞，尚且还周游各国接受聘问，直到困顿受阻才停止。如今天下安乐康宁，不同于衰周的时代；万方统一，也不是诸侯列国并立的时候。而阁下仍独自超然高举，不回应天子的诏命，难道是孔子一派的人吗？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大凡如今的人，奔走追逐微小的俸禄，争夺丝毫的利益，像群蚁依附腥膻之物，像飞蛾扑向微小的火焰；取得它不以为丑，贪求它不避死亡，把得到看作荣耀，把失去看作耻辱，进退不遵循道义，授受不衡量才能，这样的人很多，却没有见识来认识这种弊病。阁下难道不想矫正并抛弃流俗，独自做一个君子吗？这确实是有志之士的正直操守、贤人的伟大事业，我怎敢不爱慕呢？听说阁下又因为蒲轮、玄纁等礼仪以及郡府的礼节没有到来，便徘徊在山门，事情没有成功。轻视离开而难于进用的道理，以三次拜揖表示礼敬，是合宜的；阁下等候车驾到来再出行，这就可以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略备少许茶果，谨另纸奉上。公事行程紧迫，不能亲自拜访，只能急切地表达诚意，书不一一详述。卢坦白。致成均博士书　　　　　皮日休 居于职位却对道义感到惭愧的人，在上位就会荒废自己的职守，在下位就会苟且对待自己的言论。职守可以荒废，是文章衰弊；言论可以苟且，是教训浅薄。因此圣人害怕出现这种情况，逐渐推行教化，从天子以下直到子男，都一定设立学校来教化百姓，设立序来教育士人，仍然觉得不够。士人若学业高深、受教深厚，就一定降低礼节去延请他，超越爵位来尊贵他，使学校里的声音、序中的诵读声，像玉佩交击般清亮，像金石敲击般铿锵。这是圣人最完善的治理。如今国家建立成均之学，它的礼制盛于周代，等级广于汉代，降低礼节、超越爵位的做法，又超过前代，却仍不能免除对道义感到惭愧的人，为什么呢？圣人撰作文章，以经书约束史书，以《赞易》接近卦象，《诗经》《尚书》止于删定，《礼》《乐》止于整理，《春秋》止于修订。然而六经的法式却成为千万世的仪范，历代帝王改换国号，无不由此而兴盛。它深奥得如鬼神，精妙得如玄妙的造化。后人如果不能施行【胡郎反】决句释者，难道不就像万物只是蒙受玄妙造化的变化吗？因此万物只是受到变化，却不知道玄妙造化的根源。六艺对于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诗》有毛公，《书》有伏生，《易》有田何，《礼》有大小戴，《周官》有郑康成；他们探究其中幽微的言语，剖析其中宏大的义理，使幽深之处明亮如日月，深奥之处开阔如天地。这样说来，如今讲习六经的功夫和解释六经的功夫，岂止少了一半？其中的文章难道不会衰弊吗？其中的训诫难道不会浅薄吗？唉！西域氏的教法，他们的门徒每天讲习、解释，把这当作事业。我们看太学，竟然还足以成为西域氏的羞耻。阁下出自文章的门径，世代以学问为业，精通前代古学，言论高明而合于当今，光辉盛大，洋洋可观，是诸生的蓍龟，是后世的绵蕝。难道不应想到，居其职位的人不要使自己的道义蒙羞，任职的人不要荒废自己的事业吗？否则就会遭受《易》中“负且乘”的讥刺，招来《诗经》中伐檀诗人的讽刺。为什么不每天告诫属官，每月勉励门徒，每年执持六经研读，每天解释诸子百家的学说，使诸生对于圣贤典籍都能洞然明白呢？这就像驾车的人一定要知道大道，驾船的人一定要熟悉河海。既然这样，掌握学业的人，精通者进用，荒废者退黜；公正者得到任用，徇私者失去职位。不仅会大大振兴儒学风气，也不会苟且地看待俸禄职位。阁下的道义施行于太学，其利益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果真实行这个主张，那么我知道太华山高峻的石头矗立在成均门前时，不会去歌颂别人了。希望阁下听取这些话，不要忽视。日休再拜。致孺颜上人书　　　　　沈亚之 上人阁下，承蒙您来信询问，并对我有所期待。人们说我有通达事理的见解，可以作为取得进身之阶；我一定担心自己超过了本分，希望您听完我的话。从前有个善于锻造的人，把五金熔化而制成各种器物，一天之内可以变化出百种形状，然而智慧和技艺没有穷尽。他常常因为收入微薄而陷于困窘，弟子们相互嘲笑他说：“先生对于自己的技艺，确实精巧了。然而在市场上出售所得的财富，却比不上制陶业的丰厚，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制陶的人劳动浅、获利薄，和世俗的需要相合。他们早晨在市场出售，晚上器物就损坏；损坏了便失去用途，于是又来买新的，没有一天空闲，所以能够富足。至于我的行业，要探究规矩、轴心和模具；等到成功以后，可以和世世代代长久相伴。那些各自居住的人，又怎么能把家中所有东西都拿来购买我的工艺呢？”所以，当我饥困时错误地学习锻造黄金，已经陷入困境了。上人莫非也要在这里承受饥困吗？我不敢自我抬高，实在是担心您陷入您所追求的道路。希望您仔细考虑。亚之顿首。上李门下书　　　　　柳宗元 我听说有人行走在三条道路的艰难处，坠落到千仞深谷之下，抬头仰望道路，呼号着请求救他出去。经过那里的人每天有成百上千，都离开而不理睬他。能够怜悯他而回头看看的，不过是攀着树木、低下头、深深皱眉、长叹很久而离去，最终仍然没有办法。可是那个人仍然仰望着上方而不停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像乌获那样力大的人，拿着长达千寻的绳子，慢慢经过。乌获的力量足以施救，器具也足以使用；那个人呼喊，他却不回头；回头后又说：“不能。”那个人于是知道自己必死在深谷之中了。为什么呢？这是本来难以遇到而侥幸遇到的机会，却又没有赶上，于是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穷尽、形势已经到了极点，终于呼喊愤懑而自杀，不再仰望上方了。我从前因为年少而心气锐进，径直前行、迈大步走，不知道道路的艰难，以致陷入大难，困顿跌倒而坠落，被废弃成为孤独的囚徒。每天呼号仰望，已经十四年了；那些不回头、深皱眉、长叹的人，全都不值得期待。然而我仍抬头伸颈，睁大眼睛看着说：“或许有心志不同于流俗、力量非同寻常，经过这里而垂施仁慈的人吧？”如今阁下正以仁义正直著称，入朝居于宰相之位，我实在反复抚心自问，认为已经得到自己所盼望的人，所以才敢献上这些话，以表达自己的悲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如果您又舍弃我而不加理睬，那么我就知道自己会埋没、沉沦、跌倒、死亡，再也无法振作了。敬请阁下因此动心。我获罪的缘由、招致诽谤的起因，凭阁下的明察，您已经知道了。多说枝蔓的话，只会更加冒犯。敬请阁下顾念坠落者的极端困穷，赐给我乌获那样的余力，放下千寻长绳，拯救我于千仞之难，使我得到这难以遇到的机遇，最终成全我的幸运；希望我这个不断呼号仰望的人能够尽情表达自己的诚意，不要让我呼喊愤懑而自我毁灭，死后还留下无穷遗恨。这样，士人死在您门下的，应该不会有比我更早的了。我的生死、通达与困塞，就在这一举之间，我惶恐战栗、汗流而不知所措，实在到了极点。上吏部裴侍郎书　　　　　骆宾王 四月一日，武功县主簿骆宾王谨再拜致书于吏部侍郎裴公执事： 《易经》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既然如此，义理寄托在卦象中，不借助文字就无法传达其中的微妙；言辞隐藏在感情里，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探明其中的幽深。我实在是一个浅陋的人，颇曾阅览前代往事，每次读书看到高堂九仞，曾参有面向北方的悲哀；积粟万钟，季路有向南游历的叹息，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本、停止诵读，泪水沾湿衣裳。为什么呢？感情积蓄在内心，遇到相合的事情就会感动；形迹潜藏于内心，外在事物相应便能贯通。因此我才披露内心，倾尽肝胆，希望大雅之士含弘宽厚，怜悯小人的诚恳之心。希望君侯明察。宾王一技无所称道，十年没有升调；向前没有金张那样的援助，退后也没有毛薛那样的交游。我什么时候曾进献谋略来干预时政，高谈王霸之业，夸耀才能、显扬自己，历数斥责公卿呢？我不是急切地谋求声名，也不是忧惧自己职位卑微，大概只是因为奉养双亲的缘故，哪里是为自身谋求出路呢？没想到君侯忽然屈尊听取我的话，以礼节用弓车征召我，又以恩意任命我担任书记之事。若要比拟人物，我对阮瑀多有惭愧；进入幕府，则对郗超深表仰慕。从前聂政、荆轲，是刺客一流；田光、豫让，是烈士一类。他们都因为世俗利益而相互倾轧，因为意气而彼此许诺，尚且能够捐弃性命，在燕、赵之间甘愿死去，在齐、韩之间舍生。如今君侯对下官没有任何所求，却把我当作国士来接待，使我陪随麾下、殿后前驱；我应当拿出剩余的勇气来求取荣誉，以轻生的行动报答您的恩施。之所以对成命迟疑，踌躇不决，完全是因为我早年遭逢不幸，父亲去世，老母亲还在堂上，常年被羸弱的疾病缠绕；家中没有藜粥之外甘美的膳食，也缺少松木、楸木棺材及迁葬安葬的费用。抚念自身和双亲的生死，哪里还有心思顾及天地间的事情？所以睡梦饮食之间，咬指思亲的恋情，只是更加深重；每逢岁时祭祀，心如崩裂的悲痛，也没有尽头。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名教中的一个罪人，又有什么脸面来奉行三军的事务呢？何况适逢父亲丧事，转眼已过七个月；违背膝下奉养，忽然到了三年。丧服的期限将要结束，哀痛的感情却还没有宣泄；一想到长久地思慕父亲，抬眼所见无不增添悲伤。心中有怨，悲哀的声音可以感动木石；内心有感，至真的性情可以通达神明。因此徐元直指着自己的心请求辞归，李令伯陈述感情极力申诉；上可以不放弃兴王的辅佐之臣，下可以保全侍奉亲人的笃诚，而蜀主没有认为他们不对，晋君反而更加厚待他们。这两个人难道是贪恋贫贱、厌恶荣华，厌弃侍奉万乘之君、甘愿承受匹夫的羞辱吗？大概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吧？假如我心中只图求取利益，已经养成圆滑逢迎的习性，舍弃慈亲的脸色奉养，答应明公驱驰效力，内心忘记父母养育的私情，外表只顾念君主宠爱的恩眷，轻视骨肉亲情，厚待荣华宠禄，苟且背恩以求自我表现，那么君侯将怎样处置我呢？况且义士以贞正为期望，忠臣出自孝子。既然不能推诚尽心奉养母亲，又怎么能为他人守死节操？即使世间舆论没有非议，我自己也实在不能相信。流沙一去，便是千里绝塞；儿子迷失在入塞的魂魄中，母亲苦苦倚庐盼望。即使让我欢娱以终年，仰赖南风的温暖，也还会有忧愁伤人。逼近西山，生命又还能有多久呢？君侯情意深厚，能够推恩及类，道义切合天经；以明察宽恕待人，以慈悲之心应对万物。假如您怜悯犬马般微小的愿望，体恤乌鸟反哺的私情，宽免我背恩的过失，使我完成终身奉养，那么困穷的魂魄就有了希望，年老的母亲也知道儿子会归来。宾王死罪，再拜。代荀卿致春申君书　　　　刘轲 前兰陵令臣况谨向相国春申君足下奉书。从前我不懂事势，戴着宋国的礼冠，穿着儒生的衣服，驾着瘦弱的劣马，拿着简策，接受诸侯的聘请。起初进入秦国，拜见秦国的应侯。当时应侯正用六国来防备本国国君，并且说：“我正要同猛虎角斗，又何必用儒生呢？”因此我离开秦国前往赵国。赵孝成王也喜好兵法，正在筑坛拜孙膑，想磨利牙爪向西进攻。我便用商汤、周武王用兵的道理，在他面前堵住了他的嘴。赵王也不太看重孙膑而称许我，我因此离开赵国前往齐国。齐宣王正以招纳贤士来沽名，声名传达于诸侯之间，四方士人聚集在稷下，像邹子、田骈、淳于髡，都号称客卿，所以我得以在诸子之间纵横交游。从齐威王到齐襄王，我三次担任祭酒，被称为老师。然而我怜悯那些年轻学生，他们既没有登临孔里，也没有到沂水沐浴，只会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谋求佩朱绶、垂组绶，便自以为高洁，没有人比得上自己。我把他们当作吃奶的孩子养着，哪里料到他们会像蝎子、虿虫一样施毒呢？因此谗言堵塞道路，我的肉几乎要被齐人吃掉了。我又想到相君与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齐名，所以游说之士说：“合纵成功，楚王便可称王；连横成功，秦王便可称帝。”这是因为相君担任楚相的缘故；否则楚国凭什么得到这个名声呢？因此我离开齐国，归附相君。相君果然没有因为我懦弱固陋而轻视我，任命我为兰陵令。我刚到任，便调弦校琴，想使兰陵百姓心情和乐而且生活富足。百姓富足之后再施以教化，一定要让三年之内取得成效，然后向相君报告政绩。这就是我报效相君的微薄心意。没想到稷下的诽谤又从相君身边兴起，使我的丑名竟然传到您的耳中。您果然也怀疑并抛弃我，像脱掉旧鞋一样。我要离开兰陵，难道不知道是相君抛弃我吗？我还想到古人交情断绝时也不说对方坏话，难道我会一面安慰楚国，一面怨恨相君吗？近来相君只是想让别人贤能，却曾经不像楚国从前那样任用人才。我不愿远引三代直到春秋的事例；如今虽然处在战国时代，也不敢拿别的事情来说明正直的道理。现在只把楚国兴衰中最突出的情形陈述出来，希望相君选择其中的教训。自从重黎担任火正，光辉照耀天下；鬻熊有崇高的德行，教授西伯的弟子；到蚡冒、熊绎时，披荆斩棘、穿着破旧衣服，开辟荆蛮之地。经历武王、文王、成王，才开始使江汉地区的君长臣服；到了庄王，才开始同中原争夺霸权。这几位君主都是郢都的祖宗，而历代也都称说他们的治国之术。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道五霸为羞，我又何必单独向相君说这些呢？然而楚国的君主只成就了楚庄王而已。自庄王以后，楚国屡屡不能与诸侯争胜。

译楚平王继位后，耳目颠倒，伍奢因进谏而死，费无极却因进谗而受重用。太子逃亡，楚昭王玷污楚国宫室、鞭打郢都祖墓，难道不是因为一番谗言而落到这种地步吗？后来楚怀王知道左徒屈原忠诚贤能，才开始把楚国政事交给他。当诸侯势力强盛、以游说之士彼此争斗时，仍然认为楚国有人才。没过多久，屈原被上官靳尚诋毁，楚王发怒而疏远屈平。屈平既被疏远，秦国果然采用张仪的计策，诱使楚国割让商于之地。张仪的计策得逞后，秦国果然欺骗楚国，因此发生了蓝田之战和丹徒之败。楚怀王被囚禁在咸阳不能回来，逃亡又不能越过魏国边境，客死异国后尸体才运回，直到今天仍是楚国的悲痛。这难道不是因为疏远屈平、亲近靳尚，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也可以说，令尹子兰不能清白无过，不能痛恨谗言，反而跟着靳尚一起加害屈原，使屈原沉溺于《离骚》之中，以此创作《离骚》。楚襄王亲眼看着前面的事情，痛切入骨，虽然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些子弟作赋凭吊屈原，又怎么能够使楚王免于箭石之祸呢？如今相君从左徒升任令尹，又被封为春申君。楚国对于相君来说，假如不能引伍奢、屈平来辅佐政事，又不能拒绝费无极、靳尚的谗言、平息他们的诋毁，那么我看泗水一带的诸侯就不会再向北驾车来楚国了。如果真是这样，汉水虽然深，也不能成为楚国的壕沟；方城山虽然高，也不能成为楚国的险要。相君虽然贤能，想要舍弃楚国而使它安定，也会做不到。如今有个李园，世代凭谄媚奉承而受到推荐宠信，喜欢用阴谋暗算君上，势力根深蒂固、枝蔓遍布，渐渐成为难以拔除的祸患。相君如果不趁现在除掉他，那么楚王身边前后左右的人，不是靳尚就是费无极，难道只有我不能再次得到任用吗？上个月相君来聘请我，我跪下接书受命；相君还说：“把厌恶的人当作仇敌，把善良的人当作老师。”这才是真正宰相的用心。假如除去李园，费无极、靳尚正当其时，又有什么妨碍，使我不能再次出任兰陵令呢？我冒昧把这些全部告诉您，希望不要重蹈子兰的错误，也是我的愿望；这更是楚国的幸运。《与吏部孙员外书》　陈章甫 某叩头伏地上书给吏部员外孙公：我恭敬地想，您拔擢英才、辅佐明主，奉行盛德而身居要职，正是光耀仕途、培植桃李的时节。我不敢隐瞒籍贯、姓名和实际情况。昨天听说户部检验申报，似乎有参差不合之处。唉，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才华，如果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用？何况我这样空疏浅陋的人，怎么能不被非难呢？只是我一卧居嵩山二十多年，既不能像许由、巢父、务光、伯成那样终身隐居，最终却又想登上青云，远远辞谢尧、禹；如今反而丢掉藜杖、脱下草衣，被推荐歌颂而登上云坛，参与科举、牧守之选，这已经辜负了芝兰桂树般的高洁，损辱了隐士的高风。假如因为籍贯、姓名有误而受到驳斥，返回旧居，我还有什么面目再去见巢父、许由的旧丘，只能使隐逸之路更加显得光明罢了。您博闻强识，胸中藏有百家之学和九经，古代取士的事情应当见得很多。至于傅说本无姓氏，殷王后来仍使他处在辅弼君王、调和盐梅的地位；屠羊说隐姓埋名，楚王仍以三旌之礼征召他，没有听说征召贤士一定要考查户籍。范雎在魏国折断肋骨，改名为张禄，秦国任用他为相；张良为报仇而改名换姓逃亡，汉高祖却因此得到他，终于取得天下，何必一定考查姓名呢？由此可知，善于任用贤才的人，不会因为小的瑕疵而抛弃大的美德。如今如果因为籍贯姓名有误便废弃这个人，我恐怕蒙蔽贤才的议论就要落在有关官吏身上了。户籍本来只是用来编列户口、计算租税的。其本意是防止群小混入，并不是用来堵塞贤才进身之路的。一个人如果有大才，不能因为户籍而抛弃；如果没有德行，户籍又有什么用呢？我谨按《周礼·乡大夫》的职掌说：“国都之中，从七十岁到六十岁的人都要服役；可以免除服役的，是贤者、贵者以及服公事者。”郑玄注说，所谓免除，就像今天的复除；这是用来优待贤能之人的。三年一次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各级官吏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后把它登载于天府。郑司农说，这就像后世举荐孝廉、茂才。由此看来，考查户籍只是举荐贤能之外的末节。近来天下这种制度全都丧失了，不论贤者、贵者，都应当被登记在册；正因为这样，风俗才不淳厚，贤能才得不到鼓励。您身为主管官吏，应当为国家选择人才，务必符合治理的典章，进用贤才以辅佐政务，为什么要拘泥于户籍图册呢？古代招纳贤士，降贵纡尊，备车束帛，谦辞厚礼，还唯恐贤士不肯来；如今却坐守户籍文书，专门驳回排斥人才，这就是所谓嫉妒贤能。如果要说古代不足取法，认为当今没有贤才，治理国家、实现太平非得不用户籍便不能进行，那么这就是我的过错。我将鞭打自己的骨头以表示悔恨，裹足逃亡；即使把国家分割得如同锱铢一般，我终究也不敢再希望出仕为臣了。《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 李白说：上天不说话，四时却运行不息；大地不说话，万物却生长不止。我李白也是人，并不是天地，怎么能不说话而让您了解我呢？冒昧剖心析肝，谈论我一生的事情，正应当以谈笑的方式说明心迹，再粗略陈述其中万分之一。我的忧郁、失意和愤懑，只希望君侯明察。我家本是金陵人，世代属于右姓，遭逢沮渠蒙逊的灾难，流离奔走到咸阳、秦地，因做官而寄居在那里。我少年到成年都在江汉之间，五岁诵读《六甲》，十岁阅览诸子百家。自轩辕以来的事情，大体都能听闻。我常常手持经籍诗书，写作不知疲倦，到现在已经三十个春秋了。我认为士人出生以后，就应当用桑木作弓、蓬草作箭，向四方射去，因此知道大丈夫一定要有经略四方的志向。于是我仗剑离开家乡，辞别双亲远游。向南走到苍梧的尽头，向东渡过大海。我见到乡人司马相如，他大力夸说云梦泽的盛况，说楚国有七大泽，于是我前来观览。后来许相公家中招我，把孙女嫁给我，我便在这里安顿下来，直到现在已过了三个霜季。从前我向东游历维扬，不到一年便散尽三十多万钱，凡是落魄的公子，我都全部救济。这就是我轻视钱财、喜好施舍的一面。又从前我同蜀中友人吴指南一起在楚地游历，吴指南死在洞庭湖边，我穿着丧服哭得悲痛，仿佛失去了亲兄弟。当时正是炎热的月份，我守着他的尸体，眼泪哭尽了，继而流血。路上听说的人全都为之伤心。猛虎来到面前，我仍坚守不动，于是暂时把尸体安葬在湖边。随后我前往金陵；几年后去看，尸体的筋肉还在。我哭着拿刀，亲自为他清洗削剥，裹好遗骨，徒步背着它快走。无论睡下还是起身，都随身携带，从未让双手停下，终于乞求借贷，在鄂城东面置办葬事。故乡道路遥远，魂魄没有归宿，按照礼法迁葬安窆，用以彰明朋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我重视交情、看重义气的一面。又从前我同隐士东岩子隐居在岷山南面，我在树上筑巢居住了好几年，不到城市中去，养了数以千计的奇禽，呼唤它们都能来到掌上取食，完全没有惊惧猜疑。广汉太守听说后感到奇异，亲自到茅庐来观看，于是以有道之士举荐我们二人，我们都没有出仕。这就是我修养高洁、忘却机心、不肯屈服的事迹。又从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任益州长史，我在路上投递名帖，他以对待平民的礼节接待我，并对郡中僚属说：“这个人天赋才华英秀瑰丽，下笔不停；虽然文章的风力还未完全形成，但已经显露出可载重物的才骨。假如用学问进一步充实他，可以和司马相如并肩。”四海之内有识之士，都知道这番话。在此以前，郡督马公是朝廷和民间的豪杰俊彦，一见我便以尽礼相待，称许我是奇才。他又对长史李京之说：“众人的文章，就像山中没有烟霞，春天没有草木。

译李白的文章则清新雄健、奔放不羁，著名篇章和俊美语句接连涌现，光明透彻，哪里能够全部陈述？假如说贤才中的贤才，应当以什么来比拟呢？唐尧、虞舜时代，人才盛多也不过如此，其中还有妇人，九人而已。由此可知人才难得，不可多求。我是个乡野之人，颇能写文章，只希望君侯顾念我，不要拔剑相向。我恭敬地想，君侯尊贵而且贤能，像鹰飞扬、虎巡视一样威严；牙齿如编排的贝珠，肌肤如凝结的脂膏，光明灿烂，仿佛玉山；您昂首而行，明朗的光彩照人，而且高尚重诺，声名飞传京城。四方诸侯听到您的声望，暗中都表示敬服；您倚剑慷慨，气势直冲虹霓，每月耗费千金，每天宴请宾客，出门骑骏马，入内有美女相伴。您所在的地方，宾客聚集如市场。因此当时人歌唱道：“宾客多么喧闹，日夜聚集在裴公门前；只希望得到裴公的一句话，便不必驱马去赶赴华丽的车轩。”我不知道君侯凭什么在天地之间取得这样的声誉，难道不是因为您重信守诺、喜好贤才，又谦逊地礼待士人吗？后来您改变操守，把情志寄托于翰林，天赋才华超然，远远超过前代作者；屈身辅佐郧国，时刻保持清正，威势棱棱而雄健，下面的万物无不震慑。我私下仰慕您的高尚义行，已经十年了，只因云山阻隔，一直没有机会前来拜见。如今命运偶然给我机会，使我得以趋近您的末光，承受您的容颜、聆听您的言辞，已有八九次了。我常想把心中的真情全部洗雪表明，却因道路崎岖，一直没有方便的机会。哪里料到诽谤之言忽然产生，众口一词地聚集毁谤，恐怕会像投杼的谣言使曾参之母惊惧那样，使门下之客震慑于您的威严。然而我自知清白无罪，又何必忧虑后悔和祸患呢？孔子说：“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话。”超过这三种敬畏，鬼神也不能加害。如果事情确实如实，罪责应当归于我自身，那么我将沐浴兰汤、洗濯芳香，自行隔绝在被烹煮的处所。只是君侯如果判我死罪，不是这样的话，即使投山逃海，转死沟壑，我哪里还能睁大眼睛、挺直胸膛，借书信来为自己申辩呢？从前东海王王朗询问犯夜禁的人说：“你从哪里来？”那人回答：“我从老师那里受学，不知不觉天已经晚了。”王朗说：“我难道可以鞭打宁越来树立威名吗？”我想君侯是通达之人，一定不会这样做。希望君侯给我一次厚重的待遇，敞开心胸，恢复从前的恩情，再次辱临您的英明顾盼。我一定能使精诚感动上天；即使长虹贯日，直渡易水，也不会觉得寒冷。假如您赫然震怒，大发威严，不许门下之人把我驱逐到远路之外，我就跪着走到您面前，拜谢两拜后离去，向西进入秦地，观览国风，永远辞别君侯。黄鹄已经高飞而起，天下哪一位王公大人的门前不可以让我弹剑求见呢？《唐文粹》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九十 宋代姚铉编纂。

译书十二篇【附《命》九首，总计九首】。《切磋》五篇。《别令狐拾遗书》【李商隐】。《答崔立之书》【韩愈】。《重与陆宾虞书》【刘轲】。《与陶进士书》【李商隐】。《答侯高第二书》【李翱】。《规诲》三篇。《寄从弟正辞书》【李翱】。《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李华】。《寄诸弟砥石命》【附舒元舆】。《谕》一篇。《谕江陵耆老书》【刘蜕】。《别令狐绹拾遗书》　李商隐。我在您那里任职，您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昨天幸而还能和您稍作交谈。写下您离开以后，我忧伤而不快乐。今天早晨您送来葛衣，书信中的言辞委婉曲折，令人悲恻不已。自古以来，若不是有旧交援引提拔，一个人突然在众人之中彼此望见表相，能够找到与君子相类之处，也已经很难得了；相处一天，却像一百年那样看见彼此的肺腑。从那以后，您做官越来越显达，而我困顿不前，本来就不可能总是相聚，却也不可能总是分离。您看看人和万物，不都是共同处在这天地之间吗？错杂运行、混杂居处，真是纷纷扰扰啊！可惜上天只能任凭万物生长，却不能慨然满足万物的欲望。长牙齿的恨不得长出翅膀，长羽毛和角的又恨不得长出牙齿。人的心意大体也和万物相同。有所趋求，所以不能没有争夺；有所争夺，所以即使处在共同之中，也不能没有差异。您看看这个世道，它的同与异究竟怎样呢？儿子戴冠出门，父亲并不知道他走的是正路还是歧路；女子插笄上车，夫家也不能保证她是贞洁还是污辱。这对于亲近的人尚且不能没有不同的情势，亲近者都如此，那么不亲近的人又怎能指望彼此没有嫌隙呢？所以近世交友之道几乎完全丧失了。您和我究竟受天地什么禀赋，竟能在这个世上出生，却不同流合污？每次见面，都要分辨一番；以至于慨然握手、皱眉忧伤、毅然哭泣，难道对于这个世道还有别的事情值得如此吗？可惜这个世上的人，大多不能像我们所乐于坚持的那样做人；我又非常害怕我们这一类人孤单无伴，而那些同世俗相处的人却彼此勾连、纷纷扰扰，蛆蚀我们的清白，排斥、讥讽我们，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使后来仰慕我们的人，反而因为看见我们困顿而不能坚守自己的操守，于是舍弃我们而投奔他处。您知道和这个世道相处的人，常常向自己的同党供应什么话吗？一定会说：“我厌恶市井交易之道。”唉，这些人真像亲手搔鼻子、抠鼻垢，又把人的喉咙灼痕说成癞疮；市井交易之道哪里肯像这些人一样呢？如今有一个大商人坐在积压的货物中，人人都来向他索取。甲得到若干，说获利若干；丙说：“我来取这些。”乙得到若干，说获利若干；戊说：“我来取这些。”既然给了他们，就希望他们的货物增多，不愿它们丧失。口头上拜见父母，出嫁的妻子、儿女在伏日和腊日来相见，并带着礼物；男女嫁娶有问候；不幸遇到丧死，便送来馈赠，临葬送行并吊唁。这是多么长者大人般的情谊啊！后来甲、乙都进入他的门下而没有欺骗他，他就更加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了。这样循环往来、出入不绝，终身都希望他的货物增多，不愿它们丧失。口头拜见父母更加恭敬，出嫁的妻子、儿女更加敬重，伏日和腊日相见时所带的礼物更加丰厚，男女嫁娶时的问候更加丰盛；不幸丧死时，馈赠、临送、吊唁和哭悼的感情也更加悲痛。这又是多么长者大人般的情谊啊？只有在对信誓有严重欺骗和轻慢之后，才会斥骂他并同他绝交，攻击他并驱逐他；终身不再同他往来。所以一个市井之人通常少有像大商人那样富有的，却也很少有不守信用的；难道可以把他们同这个世道上的交际者等同看待吗？今天还赤胆相怜，明天却群起唾骂，都是由当时的时势造成的。时机不在自己这边，势力转移离去，即使有一百个仁义之人对我施仁义，有一百个忠信之人对我讲忠信，我也仍然不会顾念他们。难道不只是拒绝他们，反而还要唾弃他们吗？您若果真奉行市井交易之道，会是什么样子呢？如今有人娶妻进门，婆婆和姑母一定祝愿她说：“好好相处，彼此相宜。”又祝愿说：“多生孩子。”后来又说：“如果生的是女儿，就把她藏在幽深的内室，不让四邻知道；兄弟按时见她，只希望她长得美好，却不顾她的性命，只要有一天能把她嫁出去就行。”那么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男子把女儿交给他呢？如今崤山以东的大姓人家，没有能够违背、摘除这种天性而不这样做的。等到男方带着聘礼来到门前，他们不问贤能或不肖、健康或疾病，只谈财货，放纵地索取财物，以此为事。当她还是女儿时，谁不怨恨这种做法？等到她成为母亲、婆婆，也同样如此。那些父子、男女之间，天性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关系吗？如今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住在别处的外人呢？燕国人出生在越地，彼此相望而互相救助，难道至死也不会互相贩卖吗？仔细推究这些事情，真令人不爱这个世道而想发狂奔走、远远逃离。果真不知道您和我所守持的道义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吗？首阳山上的两位隐士，哪里会羡慕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呢？我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千百年以后，世人的权柄不在富贵，而在于正直的笔。假如世上能够有这样的人，您和我都应当有所用心。除此之外还要说什么呢？只应当发誓，既不以市井之道为羞，也不忘记一向憎恨的那种母妇之道。李商隐再拜。《答崔立之书》　韩愈 斯立足下：我看见危险却不能停步，行动又不能合乎时宜，跌跌撞撞、狼狈不堪，丧失了自己所操持的原则，困顿而不知变通，以至于屡屡受辱，成为君子和小人都怜悯、讥笑，天下人都背弃而远离的人。足下还认为我可以教导，降低身份、损抑道德，甚至亲自写信来询问我，援引古人，言辞意义高远，一面进言一面劝勉，足下对待故旧的道义已经尽到了。即使我也确实只对您抱有这样的期望，不敢对别人有此期望罢了。然而还有似乎没有相互了解的地方，难道不是故意要激发我的余勇吗？不然，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大丈夫来期待呢？所以我不能默默不言，便再次自我说明。我十六七岁时，尚不了解人情世故，读圣人的书，以为世人为官都是为了别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到了二十岁，苦于家贫，衣食不足，向亲近的人谋求出路，这才知道做官不只是为了别人。后来来到京师，看见应进士举的人，众人都尊重他们，我确实很羡慕，便去寻求应试的方法。有人拿礼部所试的诗赋策等文章给我看，我以为这些不必学习便能做到，于是到州县请求应举。主管官员的取舍出于个人好恶，我考了四次才得以成功，也没有立即获得官职。听说吏部有以博学宏辞科选拔人才的，众人尤其称其有才，而且能够得到美好的官职，便又去求取应试的方法。有人拿所试文章给我看，也和礼部考试相类似。我私下对其中的缘故感到奇怪，却仍然羡慕它的名声，于是又到州府请求应举。总共在吏部考了两次，一次已经考取，却又被中书省黜退。虽然没有获得官职，有人仍说我有才能。

译退回来后，我拿出自己应试的文章阅读，才发现它们竟像俳优的言辞，脸面羞惭，内心不安了好几个月。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便又希望能够成功，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以羞耻的过错继续做错事。于是再次求取应举，却也没有成功。我又开始怀疑自己，认为应试文章与录取者的文章并不相同；但看过他们的程度和文章后，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所谓博学，难道是如今所谓的博学吗？所谓宏辞，难道是如今所谓的宏辞吗？假使古代的豪杰之士，如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这些人参加这种选试，一定会知道羞惭，因而不肯自荐罢了。假使让他们和今天那些善于求取进身之道的人在昏暗的考试场中竞争，我也知道他们必定会受到羞辱。然而，如果这五个人生在今天，他们的道虽然不能显扬于天下，他们自负的志气又会怎样呢？难道肯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个人的眼光中争论得失，并以此为忧乐吗？所以我一切急于进身的原因，小的方面，大概是想凭此备办裘衣、葛衣，供养穷困孤独的亲人；大的方面，大概是想把自己的快乐同别人分享罢了。至于其他事情可不可行，我自己已经考虑成熟，实在不必等别人之后才知道。如今足下又把我比作献玉的人，认为一定要等工匠剖开玉璞，天下人才会知道它。即使两次被砍断双足，也不把这当作疾病，并且不要让强者再次受伤害。这确实说明足下勉励我的心意深厚。然而求取仕进的人，难道舍此之外就没有门路了吗？足下说我一定要等到这件事之后才能进身，这并不是特别了解我的话。我的玉还不曾献出，双足也还不曾被砍断。足下不必替我忧愁。如今天下的风俗，仍有不及古代的地方，边境上还有披甲执兵的人。皇上不能安适，宰相也以此为忧。我虽然不贤，也将暗中探究其中的得失，把意见送给我的宰相，推荐给我的君主。上面希望能够得到卿大夫的职位，下面即使只取得一处屏障之地而乘守它，也可以。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我还将到宽广闲静的田野耕作，到寂寞的水边垂钓，寻求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事，考察贤人哲士一生的始终，写成唐代的一部经书，流传于无穷之后；在奸邪谄媚之人死后声讨他们，使潜藏的德行重新发出幽微的光辉。这两条路中一定有一条可以实现。足下认为我的玉要献几次，而双足要被砍几次呢？又所谓强者，究竟是谁呢？再受一次砍足之刑，究竟会怎样呢？士人本来就应当相信知己；若没有足下，我无法发出这些狂言。韩愈再拜。再次致陆宾虞书　刘轲 我和韶卿分别已经很久了，虽然交游相处、共同游赏的机会不相接续，但我的心没有一天离开过韶卿。况且京师和洛阳相距八百里，足以隔绝韶卿车轮的痕迹和马蹄的踪迹；何况又从洛阳向南再向东，渡淮水、浮江而行，曲折往来数千里，怎能不忧郁地向西遥望呢？近来我在京城五六年，起初还不知道韶卿；等到认识韶卿，两人的心才开始亲近，而形体却已经相隔很远。假如不能忘情，怎么忍心不鼻子发酸、流下眼泪，思念我的朋友呢？前些日子陆掾来，我得到韶卿的书信，知道韶卿想委屈自己的道义去顺从别人，求取京兆府的解送。我知道韶卿的道是否存在，并不在于是否取得京兆府的首名解额。过去我曾对同游的人说，韶卿的皮肤还没有鸡皮，头发还没有如鹤发那样白，但他的心已经非常老成。假如一旦缩肩低眉，同诸位在县官面前争论甲乙高下，难道还是我所说的心已老成的人吗？韶卿曾经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所说的首出，是说四科中颜回、闵子骞居首，三十世家中太伯居首，七十列传中伯夷居首。他们居首的地方难道还少吗？韶卿不在这些方面居首，又想在哪方面居首呢？我又听说，京兆府等地的考试，考官是否知道韶卿；假如他们有所知，韶卿这个人听到后，哪有不亲自默默整肃礼仪、戴好帽子等待他们考察的呢？这样做也不过是在知己面前稍稍伸展自己罢了，又有什么妨害呢？否则，东国的被黜之臣、西山的饿夫，如果没有仲尼，怎么会损害展季和伯夷的名声呢？韶卿难道没有看见那些已经取得功名的人吗？难道他们全都成为颜子、太伯、伯夷那样的人了吗？希望韶卿仔细思考，不要因为我没有吃太牢，就认为我不知道肉的滋味。上个月中旬我两次寄去文书，料想一定有一次已经送达；过了重阳节，我将决定向东而去。想来韶卿不会因为我身在远方，便不思念我。努力吧，好好爱护自己；在春官之后取得名次，应当到真山来见我。致陶进士书　李商隐 我离开这里一个多月了，原来就不常在，所以屡次承蒙您前来，都没有见到。昨天您又把《东冈记》等数篇文章给我看，不仅辞采深奥宏大，不宜让庸俗懒散、没有气势的人窥见，而且纸张厚实，字迹谨严。像是进献给大诸侯、卿士以及前代通达而有文章学问积累的人一样，礼意多么厚重，而您所给予的人却是多么卑下啊！起初我小时候得到《刘氏六说》，读它时常常得到这样的话：“是非取决于褒贬，不取决于赏罚；礼乐取决于有道之人，不取决于主管官署。”我秘密地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大概对于《春秋》的法度、圣人的纲纪，我长久以来都羡慕并珍藏，不敢轻视鄙薄。把它们联缀编次，亲手抄写，口中吟诵，不只是希望据此成就自己，也希望它们成为后来跟随学习者所师法取用的东西。不久我受到乡里的荐举，来到京师。我又想到前代通达显贵的人，原来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如果确实有，我将依靠他们。我系好鞋子出门，在其中寂寞地往返了好几年，最终一点所得也没有，私下里感到奇怪。近来有相互亲近的人对我说：“您的文章应当进献给某氏，某氏可以成为您的依归。”我立即跑去进献。拿出文章后，有的人把它放在一边，连阅读的时间都没有；又有的人默默看着它，也没有时间朗读；还有的人刚开始朗读，中间却出现脱字、坏句，因而看不出原本的意思。我进前不敢询问，退后又不能理解，只好默默作罢，不再叹息请教。所以自大和七年以后，虽然仍然参加科举，除了替人写吉凶书以及受人请托写笺启、铭、表之外，不再作文。文章尚且不再写，何况还能学习别人的行卷呢？当时只有令狐补阙对我最为厚待，每年替我把旧文章抄写出来，送入贡院。既然得到引试的机会，恰逢故人夏口主持举人考试，他一向看重令狐的贤明。有一天在朝廷上见到他，作揖问道：“八郎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径直答道：“李商隐。”说了三道便退下，也没有说推荐托请的话。因此夏口得以中进士。然而这时我实际上已经对文章懈怠退缩，不再细心经营著作，只是受命列为夏口门人的一个数目罢了。此后两次应科举，又因为应举时同一个裴姓书生友善，再次被他牵引拉拽，不得已才进去。前年竟被吏部上报中书省，我回来后自己又惊又笑，随后再次懊悔。周、李二位学士把博学宏辞的严格标准加在我身上。所谓博学宏辞，难道容易吗？天地间的灾变全都要解释清楚，人事的兴衰全都要探究明白，皇王之道全都要认识，圣贤的文章全都要通晓。

译还要向下推及虫豸、草木、鬼神、精怪，凡是一种事物以上，没有不加以考察的。这就可以担当博学宏辞吗？恐怕还不能。假如有一天，朝廷或者掌握权衡的大臣、宰相询问一件事、诘问一种事物，即使小到毛发甲壳，而当时恰好有一样完全不能知道，那么号称博学宏辞的人就应当承担罪责了。我私下里对此恐惧，忧虑得像被囚禁、戴上刑具一样。后来幸亏中书省有位长者说：“这个人不应当抹去。”我才大为快乐，说：“从今以后，即使不能知道东西南北，也不必害怕了。”去年我入南场作判官，同江淮地区的选人相比，恰好得以不必担忧长久留名而被放弃。随后又写信向曹主事请求到虢州任县尉，实在是因为太夫人年高，希望住在有山水的近处；又因为家中贫穷，弟妹和幼小的家累很多，庆幸能够在薪柴蔬菜便宜的地方供养他们、维持生活。刚到任时，因为处理活狱不合人意，便立即退去。将要脱下官服、放下笏板，永远归于农牧之间。如今太守怜惜我，催促我回去复任，只是使我不必为了微薄的俸禄而急忙奔波、疲惫卑屈罢了。然而对于文字章句，我更加屏息，不敢张扬。常常自己祷告，希望当时的人说：“这个人不识字，这个人不读书。”这就是我生前获得忠肃谥号了。可是您反而如此殷勤，难道不知道这些吗？难道是另有用意吗？如果没有用意，那就罢了；如果有用意，便是徒劳了。然而您之所以情意恳切而不能忘记我，正是因为往年喜爱华山这座山，而在那里有三次收获。起初它低矮的地方如同朝向，较高的地方又显得高耸而无所依附，而且还得到它既近又远的妙处。我想要穷尽搜寻、极力探讨，以此开阔胸襟。开始时因为来往频繁而未能遂愿，后来有闲暇时在华邮遇到李生，他替我指引岩谷，逐一看了草木，只不过看到了其中一半。又在云台观遇到谢生，傍晚留下住宿，早晨一起出发，我对华山的记忆更加熟悉。后来又在城中遇到您，到了以前未到过的地方，对于华山已经没有遗憾了。难道这不是三个人的力量吗？如今李生已经考中，又给老贵人做属官；云台生也已经在诸位公卿之间显扬而有声望；您的文章又这样灿然成就。我没有辜负华山，华山也将不会辜负您们三个人了。因此我想得到相聚谈论的机会，既谈过去探访游历的胜景，也谈切磋善恶、分析进退趋向。我的一生本来就不需要等到学习奴婢下人发誓向神佛之后才停止。您究竟有什么用意呢？明天我要向东去，既然不能当面相见，便寄信表达惆怅。九月三日，弘农尉李某顿首。答侯高第二书　李翱 足下的回信到了，恰逢我和一两个朋友饮酒，十分欢乐，所以没有及时答复。把足下的信读了三遍，感叹不止。如果不是足下非常爱护我，而且希望我活着、我的道能够光明，那么怎么会把这样难以说出口的话说得如此无所顾忌呢？前一封信之所以不接受足下的意见而加以驳斥，是想借此阐明我的道。我的道不是一家一派的道，而是古代圣人所遵循的道。我的道被堵塞，君子的道就消亡了；我的道得到彰明，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道就没有在世间断绝。前信如果同足下混合成相同的言辞，就如同宫音、商音只有同一个声音，道又凭什么得到彰明呢？所以我故意拒绝足下的话，知道足下一定会因我而愤怒，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足下再三教我顺应时势来推行道，所谓时势，是仁义的时势吗？还是随沉浮而进退的时势吗？如果合乎仁义，那么我的道有什么需要屈服的地方呢？如果顺从沉浮的时势，那就是乘着水流、望着风向而高低进退。假如这样，即使足下见到我也将不认识我，何况天下人呢？不修明自己的道而求取容身之处，这种志向也不远大。所以君子若不是为了仁义，就没有什么可做的。即使有一时的祸患，古代的君子也不会因此忧患。我的道，是学习孔子的道。孔子曾在匡地受拘，曾在蒲地被围，曾被桓魋伐倒大树，曾被鲁国驱逐，曾在陈、蔡军队之间断绝粮食。孔子难道不知道屈伸进退的道理吗？贤与不肖，在于自身；尊贵与富有、贫穷与卑贱，以及道能否推行，则有命运在其中。君子端正自己，等待命运罢了，即使别人不能取悦自己，也不改变。孔子所以对仲由、子贡说：“《诗》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徘徊在那旷野。’我的道难道不对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子路回答说：“莫非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仁和智，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吗？”孔子说：“有这种说法吗？假如仁者一定能取得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假如智者一定能推行自己的主张，怎么会有王子比干？”子贡回答说：“老师的道太伟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何不稍稍降低老师的道呢？”孔子说：“优秀的农夫能播种，却不能保证收获；优秀的工匠能制作精巧，却不能使一切顺利。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道，纲举目张，统摄治理，却不能使自己被世俗容纳罢了。不修明自己的道而求取容身之处，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了。”这是对颜回说的，也如同对仲由、子贡所说的一样。颜渊回答说：“老师的道太伟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即使这样，老师仍然推行它；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呢？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现出君子。道没有修明，是我们的羞耻；道已经大为修明却不被采用，是拥有国家者的羞耻。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呢？正是不被容纳，才显现君子，这大概是孔子所感叹的。孔子的门徒有三千人，圣德又那样高，但真正了解孔子的只有颜回一人，其余人都学习孔子却不能达到他的境界。既然如此，我的道，天下人怎么能够相信并实行呢？足下说：‘西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都用柔顺的态度和委婉的言辞，采用明夷之道，以躲避祸患。这样的人难道是浮世中的邪人吗？’西伯是圣人，却被拘禁在羑里，几乎不能免祸；孔子是圣人中的大圣，他的困厄正如前面所说，哪里能说他善于取容于世呢？所以说：‘行为要高危正直，言语要谦逊退让，这是用来远离祸害的。’他的道就是这样；至于能否远离祸害，是否一定会被世俗容纳，我实在不敢知道。不只是我不知道，孔子也不知道。我的道，是困穷时以仁义为乐并安然处之；如果得到任用，就把它推行并传播到天下。哪里只是天下呢？还要使后世的人能够从我的功业中获得很大的收获。

译上天生下我，也一定有它的用意。难道是想使百姓的见闻受到蒙蔽吗？如果这样，我将忧病而死，又怎么能伸张我的道呢？如果是想使百姓有所听闻，我又怎敢推辞呢？既然如此，我的道能否推行，都是命运。我自己也不能预知。天下人又怎么能伤害我呢？足下又说：‘您是伯夷、叔齐那样的道。像我先前所陈述的办法，也足以免除祸患，所以不再多说。’韩愈、孟郊和足下对待我，都是亲近而了解我的人。假如你们异口同声，都像足下所说的那样，那么我对于天下众多的人，竟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我的人，怎么能同我的内心相合呢？我不是不相信您所说的话；正因为相信您，反而使我的道不能光明。想要默默不言，道就无从流传了。您的道，是您应该亲自实行的，不要拿来教训我。寄给从弟正辞的信　李翱 我知道你没有考取京兆府的解额，按照你心中的想法，不要放在意上。凡人的困厄和显达，所遇到的机会各自都有时运，为什么到了贤明的大丈夫反而会没有时运呢？这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忧虑所在。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是害怕自己的道还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罢了。如果内心已经自认为达到了，并且没有错误，那么我们到哪里去会得不到快乐呢？何必同世俗之人一样，把得失忧喜放在心上而受到牵动呢？假如把你所知道的东西分成十份，使用其中学习圣人之道、调和心性的那一份，使其余部分能够随着时代的进退而俯仰求取，那么也不只是富贵而已。如果这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即使十份全部用上，也只会增加内心的劳苦，怎么能有所获得呢？你不要相信人们把文章称作一种技艺。所谓一种技艺，是当时世俗所喜爱的文章，或者近代享有盛名的文章。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是仁义之辞，怎么能仅仅称作一种技艺呢？仲尼、孟轲去世一千多年了，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本人；我之所以知道他们圣明贤德，是因为读了他们的言辞而领会到的。后世的人不可预期，谁知道他们读到我的言辞后，不会知道我内心所存的志向呢？这也未必可以诬断。凡是天性合于仁义的人，没有见过他不具有文章的；有文章而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不努力实行仁义的。由仁义而后有文章，是天性；由文章而后达到仁义，是后天的习染。这是由于真诚与明理必然相互依存。尊贵和富有是外在之物，我不能知道自己是否拥有，也不是我求取就能得到的，我为什么要珍惜它们而在其中琐屑计较呢？仁义和文章是从内心产生的，我知道自己拥有它们，也能够求取并充实它们，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呢？你的天性虽然超过常人，然而心胸还没有达到浩大，所以我把心中所想写给你，以此激励你，也借此表达我以自己的道为乐的心意罢了。致外孙崔氏两个孩子的信　李华 八月十五日，外祖父告诉崔氏的两个孩子：回想我出身入仕，已经将近四十年，晚年才有了你们的母亲，如今已经抚养你们两人了。我曾侍奉裴氏、郑氏、崔氏几位姑母以及于氏堂姑，她们都贤明淑哲，是内外的师范；我想把这些告诉你们。裴氏起初慈爱深厚，看见我有一点善行，没有一次不流泪，祝愿我成就立身；看见我兄弟的书信文章，便责备其疏略，谈到旧事时说，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兄弟的书信文章，同今天朝廷内外的文书相比，其中详略相差不止百倍十倍。我小时候还记得长辈的规矩，每天早晚两次梳头洗脸、起居问候，尊长一日三次侍奉进食，等他们吃完之后自己才敢吃，还常常因为不合礼仪而受责备。如今诸位孩子太阳出来还高卧，争着观看盘中器物，哪里曾有这样的礼仪？实在令人叹息。世间的教化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乱呢？妇人也应当读书识字，了解古今的情况，侍奉父母和舅姑，这样才可以没有过错。《诗序》说：‘哀悼美好的女子，思念贤能的人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这就是《关雎》的意义。《易》说：‘主持中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自行专断。’妇人只应当主管酒食、接待宾客罢了，其他事情没有自行专断的礼制。《诗》说：‘将要飞翔，将要翱翔，佩戴玉佩琼琚。’这是侍奉舅姑、协助祭祀的礼仪。《诗》又说：‘将要飞翔，将要翱翔，射取野鸭和雁。’这是主管酒食、接待宾客的礼仪。礼经所记载的内容，你们应当记住。又，妇人将要出嫁时，要在公宫、祖庙中受教三个月，祖庙毁坏后则在宗室中受教；出嫁时还要到祖庙参见，不参见祖庙，就不能成为妇人。如今这种礼制日益衰微，人们任意苟且，妇人尊贵过男子，众多阴柔之气压制阳刚之气，世间教化衰败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落泪。你们应当学习读《诗》《礼》《论语》《孝经》，这是最重要的。我小时候在南市行走，见到貂裘很多，帷裳较少；当时的老人已经感叹风俗变化。到了中年在西京的市场上行走，竟然没有帷裳，貂裘也没有了；男子的衫袖遮住鼻子，妇人的领巾覆盖头部。过去有帷裳、羃离时，如果没有遮蔽，必然会被瓦石砸到。这就是妇人装作丈夫的样子、丈夫采用妇人的装饰，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由此类推，无法尽数说明；只举其中一端告诉你们罢了。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小，便不遵守训诫。因为我所见所闻都是风俗衰败，所以重申旧事，不能一一说尽。”阿马来说：“你们能够背诵几十篇诗赋，辞采绮丽，已经能够承顺长辈。十五姊的容貌，十七伯非常挂念我在旅途中的疾病，刚听到这些，心里很是欣慰。凡人不怕尊长没有慈爱训诫，只怕自身不能承顺罢了。你们承受十五姊的仁慈、十七伯的教导，又天性柔顺，应当能够不用扶持便自然端正。我所告诉你们的，只是约束你们罢了。仓促写下，外祖父告诫。崔氏两个孩子谨记。赠给诸弟的《砥石命》　舒元舆

译从前我行走在吴江岸边，得到亭长赠送的一把剑，心里知道它不是粗劣之物，便装在匣中珍藏爱惜，从未拿出来观看。今年秋天我在秦地，没过多久便打开剑匣，看见剑身惨暗、积满锈蚀，几乎只剩下一块废铁。我想到自己拥有利器，却让它像这样失去光泽，内心惭愧，常常把寻求磨砺它的心意藏在胸中。几个月后，我经过岐山下，得到一片像清水颜色的石头，长不到一尺，宽和厚的一半那么大。我试着用手磨它，发现质地很细腻，纹理很致密，料想是奇异的石头，便带进城中，询问磨砺器物的工匠。工匠认为它可以做磨刀石。于是我取出剑开始磨它，几天后浮尘渐渐薄落，仍未见到满意的效果。我以为工匠欺骗了我，又去询问。工匠说：‘这块石头极为细密，所以不能很快磨利坚铁；但只要逐渐磨砺，不到一个月就应当能看见真正的面貌。’我按照他的话回去磨，果然看见了变化：苍暗的锈层剥落，好像青蛇蜕去鳞片；剑光刚劲，仿佛一泓清水中涵映星斗。我拿它切断三十枚铜钱，竟然全都无声而断，起初得到的锋利程度增加了几十上百倍。我于是感叹，金刚是五种材料之首；等到由工匠铸成器物，又成为最锋利的东西。即使质地刚硬、锋刃锐利的器物，假如暂时不加磨砺，尚且会和铁没有区别，何况质地柔弱、锋刃迟钝而又不能磨砺的东西，必然会化为粪土，又怎么能同废铁相提并论呢？由此更加知道，人出生在世上，假如没有患盲、聋、哑等残疾，那么五常之性就是完整的；本性完整，即使豺狼燕雀也可以说是异类了。然而有的人公然忘弃磨砺名节、砥砺品行的道路，反而把狂妄言论、放纵情欲当作事业，任由外界尘埃层层积聚成为污垢罪恶，日日不知醒悟，最终伤害正性、贼害天理，活着时成为造化多余的东西，死后又同灰土一起被抛弃，这难道不是辜负日月的光阴吗？我常常观察你们的志趣方向，你们确实完整地保有天性；何况早年就能顺承严格的教训，都懂得甘心服食古圣人的道，知道自己一定不会雕琢虚饰道义，把自己埋没在偷薄之人的行列中。然而我自从在京城求取功名以来，月亮已经十九次晦暗了。我知道你们害怕甘美的食物供养不能继续，困于柴薪粮食，每天到别人门前乞求；我听到这些更加悲伤。这个身体使你们承顺供养到这种地步，我也更加忧虑。你们如果因为贫穷而片刻忘记节操，为了苟且取得而受迷惑，轻易顺从别人，投递名帖、受人牵役，仓促间懒惰荒废自己的事业，我日夜想着这些，心力全都耗尽。正想写下此文作为戒诫，又担心你们年纪还没有完全长成，不能深切领会；如今趁鄂州的骑者归去，便把石头放进书信中，并写下磨石的功用来寄托往日的心意，希望你们坚定保持刚强的本质，昼夜磨砺，使尘埃一丝一毫也不能进入，为我守住固守穷困的节操。谨慎自持。财富如果能够勉强积聚，学习操持的事业，上不使父母忧虑，中不使兄弟患难，下不使自己的内心惭愧。想要三者都不留下遗憾，只在于你们自己磨砺而已，与别人无关。如果不磨砺，那么先前所说的能切断铜钱、涵映星斗的功用，也实在太琐碎了，哪里足以用来晓谕你们呢？然而我本来希望你们常把磨刀石放在身边，仓促困顿之时，一定想到它，这也是古人把韦弦铭刻在座席旁的意义。于是写下《砥石命》，希望你们还在石头旁刻下这样的辞句：剑的锋刃，经磨砺才会发光；人的名声，经磨砺才会显扬。磨砺啊，磨砺啊！你愿意做我的老师吗？仲弟、季弟啊，不要丢弃我的训命啊！告谕江陵耆老书　刘蜕 太原王生曾经移书给耆老，说江陵是古代楚国的地方。伍子胥亲自驱逐他的君主，楚臣又掘毁了他的坟墓，而且这是楚人应当怨恨的人。然而江陵反而为他建庙，世代享受祭祀，便说耆老忘记了自己的君父。我认为不是这样。楚人的性情勇悍，最能报复仇敌。后来自从楚怀王进入武关，楚人怨恨秦国，始终不忘使用兵戈，何况他们的本性难道会忘记伍子胥破坏楚国的原因，反而奉祀他吗？况且假如江陵人牵牛羊到他的庙中祭祀，是祈求年谷丰收却得到灾荒，祷告疾病痊愈却得到死亡吗？如果给他的祭品丰厚却得到的报应残酷，那么江陵人就知道伍子胥不应当祭祀，便不会祭祀了。假如果真祈求年谷而得到丰收，祈祷疾病而获得健康，有了丰厚祭品又得到相应的报答，那么伍子胥破坏别人的国家、占有别人的土地，侮辱别人的君主、接受别人的祭享，只因得到一次食物就忘记楚人杀死自己父兄的仇恨，那就是伍子胥自己显得没有勇气了。难道只有江陵人会忘记袭击仇敌吗？我认为，这座庙是申包胥的庙。申包胥有复兴楚国的功劳，年代渐渐久远，楚人因为伍子胥曾经被封在申地，所以误称为伍子胥；否则，伍子胥为什么能够享用人们的食物，江陵人又为什么要奉祀仇人的神灵呢？耆老得到这封信后，应立即改换匾额，题作“申胥之庙”，不要使人和神都感到惭愧。《唐文粹》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 《唐文粹》卷九十一 宋代姚铉编 序甲【共九首】

译集序 唐丞相、礼部尚书、许国公苏颋文集序【韩休】；唐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梁肃】唐丞相、太傅、文贞公崔祐甫文集序【权德舆】；唐丞相、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唐丞相、礼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杨嗣复】唐丞相、中书侍郎韦处厚文集序【刘禹锡】；唐丞相、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序【郑亚】唐徐州节度使、赠司徒张建封文集序【权德舆】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张说】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韩休】《易》有四象，其中有天文，也有人文，用来考察时势变化，观察教化成就。《诗》有六义，其中有小雅、大雅，用来陈述国风，赞美王政。文章的时代作用，就从这里开始。自《长发》歌咏殷商始祖、考察叙述其典制于郊外，《颂》歌咏鲁国史事，能够阐明其中的教训，于是比兴相继兴起，文风更加繁盛。《黄竹》《白云》把芳名流传在帝王的典籍中，《楚兰》《班素》在辞人笔下写成绮丽篇章。无不探究情性的本源，含有《风》《骚》的旨趣，吟咏先王的恩泽，光明昭著正始的宗旨。所以感情从内心发出，再用歌咏加以申述；文章由感情产生，再用辞采加以修饰。这就是树立言论、勉励朋友，感触外物而创作，润饰舒展胸襟，启发宣扬幽隐，润泽金石，流传于管弦，用来告成并赞美文德的作用。唉！这种文章尚未衰微，能够承受时代的人就相继兴起，发挥造化的深意，鼓动江山的气势，超过前古，昭示后世，谁能够做到呢？那么《尚书》所称许的许公便应运而生了。许公家族四代为相，十人位列卿辅，四海之内都仰慕他的轩冕，士大夫都推重他的法度仪范。至于他承受祖先赐福的庆祥、继承家业而屏辅宗室的美德、论道施政的典制、推诚立节的功效，都已经刻在丰碑上，记载在良史中，这里便略去不说。许公神采秀异、颖悟发越，天生便有知识，五岁就留意文章，每当坐卧都吟诵不止。到了八九岁，文章便已有大成，一览便能诵读千言，好像平素早已熟习。十七岁游学太学，在对策考试中列入甲科，像鱼跃入溟海、羽翼在弱水洗濯一样。海内看重林宗的名声，朝廷登记贾生的声誉。当时吏部侍郎马载以知人著称，见到许公，感叹说：“苏生一日千里，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后来因选拔汇集人才，当时正实行糊名考判，许公和宋璟都列入特等，从此天下更加称誉他。许公任御史时，两台有四十多首送别四韵诗，试着让他一遍诵读，他倒背、顺背都没有错一个字，他的敏捷聪悟就是这样。许公任起居郎时，适逢考功员外郎职位空缺，当时中书令李峤执笔说：“考功郎非苏君不可。”于是授任考功员外郎，升为给事中，又特制授为修文馆学士，升为中书舍人，专门掌管制诰。朝廷的制命敕书，全都出自许公之手；他下笔不停，构思敏捷，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让。到这时我见到许公，深为叹服。当今皇上曾对许公说：“朕每次看见卿的文章，都觉得与众人尤其不同，应当让后代以此作为典范，哪里只是使朕心中称意而已。” 到东封泰山时，皇帝诏令许公撰写《朝觐坛颂》，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并授给一个儿子官职，以奖赏他的才能。许公的天性与道相合，精神没有滞碍，作用深厚；总摄众多奥妙的门户，靠的是才华；体现众生中的秀异之气。至于用学习来积累，用询问来辨析，把道艺领域的知识全部收纳，探究幽深隐微的规律，乃至断戈、考察篆文，查看鲁鼎铭文，书籍散失在箱箧中，文章沦为残缺的简册，询问绛县老人年岁的疑问，奔走朝廷以求占问，晋侯疾病的事情，访求史书却无人知晓，凡此种种无不取法于他宏大的胸襟，询问他的通达见识，许公都能辨析而解释。言论必定达到精微之处，仿佛遮掩云梦之泽而将其吞没，澄澈的《春秋》如阳光照耀；像太岳俯览群山，如沧海汇聚百谷之水。于是文思一发，宫商便相应；言辞成形，雅颂便兴起。清越的声律同云天一样高，繁盛的篇章同霞月一样明亮。所以能够空灵明澈、独自照见万物，雄健的思绪高飞；以自己的心灵为极致的主宰和工匠。他曾经撰写《秦望山铭》，在华山、函谷关刻石，在燕然山刊刻碑文；繁密的弦歌间歇奏响，华美的文采相互辉映。歌声奏起，白雪曲便显得孤高；赋篇写成，黄金也显得可贵。哪里只是推尊终军、拉近贾谊，为王褒超过陈思王而已呢？至于天子的言语焕发、王命急速传宣时，许公笔动如飞，文思如泉涌；典谟制诰用于国家，章奏文书频繁进入禁省，敏捷而能适用，委婉而有文采，这是近代以来前所未闻的。这难道是靠学习得到的吗？还是上天纵然赋予的吗？为什么如此卓异而美盛啊！可惜他沿着仕途还没有走到尽头，阅历江河、行程将尽，虽然作《洞箫赋》正要传扬汉帝的宫殿，而禅让的诏草和遗留的忠心，只能空留在茂陵之下。想到他的盛大功业仿佛仍在，阅读遗文却更加增添叹息；曲池无处可寻，旧馆寂寥冷落。感念知己而哀悼恩德，怀念旧日德行，哪里有穷尽呢？难道岘山之上不能长留使人落泪的文章，延阁之中不能记载收藏书籍的目录吗？谨慎地编纂他的文诰，成就一家之言，共四十卷，目录列在下面，请把它收藏在秘府，以示给后代。唐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梁肃。唐朝兴盛的时代，天子以人文教化成就天下，王者的恩泽普遍施行，颂歌声起，浩浩荡荡，同夏、商、周三代的风气相同。辅佐他的臣子中有邺侯李泌，字长源。他运用比兴的文章，实行简易的道理，辅佐圣明君主成就事业，辨明万物品类，以广博贯通来穷尽事理，以宏阔绮丽而合乎雅正；舒展、收卷的道理必定表现于言辞中，他的文章多么伟大啊！我曾经论说，古代聪明睿圣的君主、忠肃恭懿的臣子，叙述六府三事，配合八风七律，无不使言语成为文章、歌唱成为声律，然后深入人心；人心安定而快乐，传播开来成为风俗，风俗厚重而和顺。那些不由此而行的，治理事务便粗疏，音律上便烦乱；粗疏的弊病在于质朴，烦乱的弊病在于过度。混乱地运用这种道理、处在相应职位上的人，历数百千人，也找不出十几个。唉，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开元年间，李公七岁，见到丞相、始兴张公九龄，张公惊异于他的聪明不凡，教授他组织辞章的要领。等到张始兴去世，还不到六十年，李公果然做到宰相，封为侯爵，并有文集二十卷。他隐居自守时有《沧浪》《紫府》等诗，在朝廷任职时有君臣相互唱和的诗歌。有时依隐处而玩味世事，有时主持文章而委婉进谏，遵循六义的次第，发扬当时的文风。

译阅读他的辞章，可以看出皇上任用人才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始兴张公知人之明。起初太上皇临朝，李公以处士身份被延请登上内殿，实际陈述黄老之教。至德初年，肃宗以太子身份接受禅让，李公便进献《太阶颂》，彰明继承尧帝的道统；睿宗以广平之师讨伐罪人，李公便掌握中枢权柄，参与恢复夏室的功业。大德之人不拘于官位，后来追随五岳隐士的踪迹；大用之才不受器物局限，最终履行代天行事的职务。正要使百官兴盛、成就国家教化，执掌直笔以修撰《唐书》，命运却没有使这一事业融洽完成，所有人都为之叹息。他去世以后，皇上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思念当时的文章，征集李公遗留下来的文稿，收藏在御府之中。于是李公立言传世的声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谋略，都收藏在册牍之中，载于碑表之上。只是这些文章不能不流传给后世。他曾经对我说：“您的文章直率，何不保存于篇章序文中呢？”我已经感叹歌咏仍不足以表达，于是写下其中的缘由，赠给爱好文章的人。诗共三百篇，表、志、碑、颂、赞、序、议、述又有一百二十篇，其中五十篇已经缺失，这里只记载篇目。唐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傅、常山文贞公崔祐甫文集序 权德舆 从前舜、禹的时代，君主的股肱大臣畅所欲言，以此恭敬地承奉帝王，修治六府，排列九功，君主称“都”，称“俞”。殷、周之际，有《伊训》《说命》《太保》《太师》《旅獒》《金縢》等书，用来辅佐和护持当时的朝代，都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声誉上达皇天。自三代以来，君臣感应相通，哪有不经纬文章、裁成百事的？太傅文贞公辅佐德宗，使建中年间的政治得到治理，左辅右弼，整治而使之光明。居于中枢一年，以至患重病，皇帝怜悯他，策命并尊崇他的名位，使他成为唐朝宗臣。文贞公去世二十九年后，天子任命他的嗣子崔植为右拾遗。崔植于是捧出父亲遗文三十编，请我为之作序评论。德舆认为，君子盛衰进退的道理，取决于是否逢遇合适的时代，而文章也随时代而变化。逢遇合适的时代，便彰明事业，宣扬利益恩泽；不得其时，便放言寄托心意，以抒发志气。文贞公从门阀中的优秀士人，身着士大夫服饰，直到入朝执掌政务，四十年间撰写文章，用来修明人伦纲纪，通达王政；担心喜怒不合节度，所以有《作威诫》，以惩戒苟且求取的祸害；为了纠正弊端，所以有《重请钟铭》，担心不肖之人干犯纲纪，所以有《与永王璘牋书》；讥刺当时宰相不能向上推广君主的聪明，所以有《台封说》；哀叹《谷风》一诗所表现的友道废弛，所以有《僚友箴》；忧虑司法官和边疆官员失掉职守，所以有《猫防议》。这些文章都是非不得已而不作，一经写作，就对当时有所补益；进而可以修建功业，防护国家议论，导引心志、贯通事理，彰明平易正直之道。施用于诏命，便成为典雅的诰命；刻在金石上，也没有惭愧的言辞。其文如康庄大道和逸骥良轨一样卓异而深厚，九流六艺都为之受到鼓舞而奔走。陈思王所说的“庄严如崇山，深厚如蒸云”，文贞公确实如此。文贞公姓崔，名祐甫，字贻孙，是博陵安平人。先孝公的清德，以及文贞公有始有终的盛大功烈，都刻录在帝王的典籍中，收藏于厚重的史册里。升堂入室、深知公道德文章的君子，多为他编撰记录。大体说来，他具备《同人》的中正、《大有》的刚健、《中庸》的明诚、《洪范》所说的“攸好德”，在艰难中守正并亲身践行，出入都光明盛大，完全充实了这些义理。至于他的文章，可以试着这样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器，没有皇极就不能得到治理。掌握权柄的人务求广泛通达，那么弊端就会流散；如果放纵私心邪曲，弊端就会沉积。这样就会导致纲纪混乱，官职耗损废弛，败坏日甚，终至不可收拾。守职者如果流弊在于狭隘，就会困窘得如同被枷锁拘束；于是人才滞塞而不能发挥，政事壅塞而不能宣达，这对于损害王道、违背大伦，正是毁坏性的。等到文贞公主持衡量人才、治理政务，便为这种局面加以纠正，使文皇、明皇时代的风范灿然复兴，崇尚并振兴教化，使天下各地同遵一道，和气宣达，达到至理而没有灾害瑕疵。他认为实行仁德全在自己，喜爱善人善事唯恐赶不上。追溯他的心源，就存在于这些文章之中。君子说：“读文贞公的文章，就能知道他的道；知道他的道，然后才能知道他的事理。”古人这样做，实在是容易的。过去文贞公能够继承先孝公的志向，写出类似的文章；赵郡李遐叔确实曾为此作序。现在崔植也能够继承文贞公的志向，而德舆不肖，恐怕辱没了他的嘱托。全部九百二十篇，成为一家之言，如此而已。《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我曾读贾谊的书，看到他经画制度、治理人文，铺陈帝王事业，谋略也达到极致。皇帝在宣室召见他，可惜相见得太晚；他所受到的礼遇，也算深厚了。然而最终仍不能使皇帝广开四方耳目，充分采纳他的长处，排除群议而试行他的谋略；道路难以推行，已经很久了。东阳侯、绛侯那样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唉！一薰一莸，善恶不能同器而容；方榫圆孔不相合，纵有良工也无法施展巧心。所以太平之世少，乱世之日多；《大雅》衰微，正声也沉寂了。汉朝的治道尚未融洽，已经在贾太傅那里失去了机会；我唐不幸，又被陆公所摈弃。陆公名贽，字敬舆，吴郡苏州人，是漂阳令陆偘的儿子。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应博学宏辞科，授任郑县尉，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他回寿春省母时，刺史张镒当时很有声名，一次与他交谈，便大加赏识。临别时，张镒拿数万钱作为赠礼，说：“愿用这些钱供太夫人一天的膳食。”陆公全部辞谢，只领取了一串新茶。这一年，他因书判科考成绩优异，被调任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监察御史的职位换取他。德宗皇帝在春宫时就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翰林对答，当天任为学士；又由祠部员外郎转任考功郎中。朱泚作乱时，他随皇帝幸奉天。当时车驾流离迁徙，诏书纷纷而来，陆公挥笔即成，不再另行起草；起初似乎不经思考，等到写成进奏，无不曲尽事情，切中机要。仓促之间文书堆积，同职者无不拱手叹服，不能再有所帮助。

译他曾从容进奏说：“现在的诏书，陛下应当痛切地自我引咎，以感动人心。从前禹、汤因归罪于己而迅速兴起，楚昭王因采纳善言而复兴国家。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不吝于改过，用言辞向天下谢罪，使我起草诏辞时无所避讳，或许能够使群盗改变心意。”皇帝听从了他，所以行在所发布的诏书刚一颁下，即使武人悍卒也无不挥泪激励奋发。议论者认为，德宗能够平定盗乱，不只是神武之功、将士效力，大概也资借了陆公以文德作为腹心辅佐的力量。回到京师后，李抱真入朝，进奏说：“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听到诏书中的言辞，无不感动流泪，想着奋发效忠。”当时我就知道贼寇不足以平定了。陆公从行在所带着原职受拜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精明敏捷而谨慎小心，从未有过失。艰难时期随驾来到行在，常常随时进言，陈述谋略，特别受到皇帝亲信。有时皇帝私下称呼他，不以公卿名字称呼，只叫“陆九”而已。起初皇帝幸临梁、洋时，栈道危险狭窄，随从官员前后失散；皇帝夜间驻在山馆，召陆公而他没有赶到，便向禁军急切呼喊：“找到陆贽的人赏千金。”不久陆公赶到，太子、亲王都来祝贺。起初陆公任内署职务时，母亲韦氏还在世。吴中上表请求，皇帝派遣中使迎接她到京师，沿途设置驿站，文士都以此为荣。韦夫人去世，陆公离职，在洛阳守丧，又派人把漂阳的灵柩迎来，附葬于河南。皇帝派中使监督办理此事，四方赠送的丧礼达数百万，陆公一概没有取用。他平素与蜀帅韦南康是平民时的好友，韦南康命令每月置办遗赠，陆公上奏后才接受。服丧期满，恢复内职，暂代兵部侍郎。入朝觐见那天，天子为他起身，改变容色，表示慰问，礼遇优厚到这种程度。朝廷内外都寄予期望，早晚等待他辅政。因为窦参嫉妒他，所以故意拖延。正式拜为兵部侍郎，主持贡举，录取人才之盛，舆论都称赞他。贞元八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公年轻时入内殿侍奉，特别受到皇帝知遇，认为不能与众人一起浮沉苟且。自己认为事情有不可行的地方，就一定直言争谏。皇帝观察事物过于精细，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失去了大体，往往与陆公意见相违。奸邪谄谀之人便乘机离间，皇帝屡次因此不悦。亲友有时规劝他，陆公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自己的学问，其他事情不值得顾虑。”陆公精通吏事，斟酌剖析裁决，丝毫不差。他关于经国制度的谋划，都记载在《德宗实录》中。等到窦参接受刘士宁的贿赂，被李巽揭发获罪后，陆公也被贬谪。横加议论的人因为陆公一向与窦参不和，便把罢免宰相的议论归咎于陆公。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因奸邪曲行而得到宠幸，危害时政，众人议论却不敢指斥，唯独陆公以自身承担此事，屡次说不可。翰林学士吴通玄嫉妒陆公先于自己显达，常常极力诋毁他，暗中结交裴延龄，互相说陆公的坏话。宰相赵憬是陆公所引荐的人，升为同列后，因为陆公排斥邪恶、守持正道，内心又对他产生异意。群邪阻挠谋划，正直之道不能获胜。贞元十年，贬退陆公为宾客，罢去政事。第二年夏季旱灾，草料粮食供应不足，军校向皇帝诉说。裴延龄奏道：“这都是陆贽一类人心怀怨望，煽动军人的结果。”于是贬陆公为忠州别驾。皇帝的怒意深不可测，幸亏阳城、张万福出力营救，他才得以免死。蜀帅韦令抗表，请求把自己一年所得的俸禄、财物和粮食送给陆公。陆公在南宾闭门谢客，郡中人很少见到他的面。又为了躲避诽谤而不著书，只考订医方，编撰《集验方》五十卷，流传于世。他在江峡十年，永贞初年与郑余庆、阳城一同被征召回京时，陆公已经去世，享年五十二岁。陆公在内署执笔时，考察古今，文章雄健，文思丰赡；铺陈开来成为诏诰，伸展出来成为典谟，使奸狡之徒归向正道，使懦弱的人增添气概。因此有《制诰集》十卷。阅读陆公的作品，就能知道陆公是怎样写文章的。在润色诏书之外，他还论议政事，思考并进献意见；凡军国利害，无论大小都一定陈述。因此有《奏草》七卷。阅读陆公的奏章，就能知道他是怎样做臣子的。他处在宰相职位时，推举贤能，举用正直、置弃邪曲，准备转动璇衡、揭示日月，清除邪气、使泰阶平正；施行他的道，足以与伊尹、傅说争高下；考察他的文章，也可以接续《典》《谟》。因此有《中书奏议》七卷。阅读陆公的奏议，就能知道他怎样事奉君主。古人认为，士人能否得到际遇，关键有四项：才能、职位、时机、命运。孔子有才能却没有职位，所以他的道不能推行；贾谊有时机却没有命运，最终只落得痛哭一场。唯独陆公，不能说才干不长，职位不能说不显达，也遇到了时代，却没有完全推行自己的道，这难道不是命运吗？裴氏的儿子，哪里能使陆公不得志呢？又有人说，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逢遇良时而遇到明主，能够达到清明太平。陆君也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却不能与房、魏并列，大概是他的道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回答说：道虽然在自己，能否弘扬却在人。飞蝗遮天，农官后稷也不能使庄稼丰收；奔车覆辙，孔子、孟子也无法废弃道路上的规矩。如果让这四位与陆公互换时代而任宰相，那么谁成谁败，尚且不可知。而他辅佐君主不能达到贞观、开元的程度，大概是时势不幸，难道是陆公不幸吗？如果因此认为他的道还没有达到极致，岂不是诬蔑吗？陆公的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分别编为别集十五卷；其中关于当时政治、明白如金石而可以不朽的，难道只有制诰和奏议吗？虽然这些作品已经流传，但编次多有错误，现在把同类文章编在一起，置于全书篇首，同时略记他的官职和高尚品行，作为序言，使后来的君子阅读陆公的作品，效法他作文和做臣子、事奉君主的道理，这不是伟大的吗？

译《唐丞相礼部尚书文公权德舆文集序》。杨嗣复 唐朝拥有天下二百二十年，以文章显名于时代的人是有的。然而从幼年入学受教，一直到寿终正寝；从脱去布衣开始做官，一直到位居宰相、三公、师保；仓促之间必然依据文章，视听所接也必合于文采辞章，始终保持正色而不夹杂邪僻，声调韵律都合乎正声而没有奇邪，浩浩荡荡如河水向东流去，不知尽头。又担任制定诏命、掌管文书的职务，专掌考核品评人才的权柄，参与教化成就、辅佐君主的功勋，始终完整地拥有这些成就，得到这些成就的，便是相国文公。文公名德舆，字载之，天水人。他家族的声望和远祖，做官处世的道理，记载在国史中，铭刻在墓圹并碑立于道路旁，这里不敢详述。现在所记，只是与文章事业有关的部分。早年任淮南、江西从事掾，掌书记室事务，措辞达意，奏章送入便得到批准；发布文书、驰送檄文，边疆事务便迎刃而解。入朝任起居舍人，改任驾部员外郎，又换任司勋郎中，升任中书舍人，前后四任共九年，专掌诏诰。大的方面，发布皇帝恩德，修订典册，洒布朝廷的利益恩泽，增添盛德的形容；小的方面，褒奖人才，叙述官员政绩，区别品流，申明戒勉，没有虚诞的辞句，没有巧饰的言语，诚恳正直而温润，是真正帝王的言辞。文公过去亲自编录制诰，成为五十卷，托湖南观察使杨凭为之作序，所以现在不列入编次之内。其余文章千名万状，随意所涉，包罗古今，穷尽幽微，周遍流转于亲情、爱情和事理之间，充沛于功勋贤能的长久伟业之中；不因利益而败坏，不因文字浅薄而废弃，以道为根本来行文，所以能独步当时，人人心悦诚服，并不是凭德行、爵位、年龄和侠义而获得。贞元年间，奉诏考定贤良、草泽之士，提升名次的士人有十七人；等到任礼部侍郎，选拔进士及第者七十二人。杰出人才如鸾凤、杞梓，都汇集在他的门下；登上辅相职位的，前后共十人。其他征镇、岳牧，以及文昌、掖垣中被选用的人，更无法全部计数。后来接替他职位的人，如今仍然人才济济；如果不是精于鉴识、洞察文章而了解人才，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宪宗皇帝继承并开启中兴事业，开始以英明申张威严，提倡法治和武功，随后又认可应当谋求文教。元和五年冬，执政者突然得病，既失语又麻痹，不到十天文公便被任命为宰相。他遵循儒术，润色王道制度，使和谐的声气从朝廷发出，流布浸润到偏远地方。我所擅长的事情，当时都用来推崇拥戴他；他如玉般挺立、如冰般洁白，没有受到污黑和迁染的讥评，终于以文德自立，这难道是徒然的吗？嗣复不才，从文公门下起步，在礼部和台省任职，都有幸承袭他的旧迹。文公的长子、中书舍人权璩不幸早夭，他的嗣子权宪哭泣着捧来文集，请求我写鄙陋之辞置于篇首。虽然面对大海，难以汲取其中的波涛；但借用白茅来表达祭敬，所凭借的确实是诚敬之心。这五十卷的编次，详见集目，谨作此序。《唐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处厚文集序》。刘禹锡 汉朝廷以贤良文学征召有道之士，公孙弘对策列为第一，凭借这个势头在世间大力推行，取得丞相和侯爵，使汉朝获得了善于得人的声誉，这是公孙弘首先开创的。我大唐的文物制度与汉朝同样盛美，所以天后朝有燕国公说以文辞名列文苑；玄宗朝征召曲江公张九龄，因其道德堪比伊尹、吕尚；德宗朝有天水姜公公辅、杜陵韦公执谊、河东裴公洎以贤良方正被征召；宪宗朝有河南元公稹、京兆韦公惇以才识兼优被征召；陇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闵以能直言极谏被征召。他们都以对策冠绝天下，后来相继成为有声望的宰相，古今相望，显赫如骑乘星辰，与那些从版筑、饭牛起身的人不同。韦公本名惇，考中进士并登贤良科，入仕后才改名处厚，字德载，是汉丞相扶阳侯的后代、后周逍遥公宇文夐的八代孙、右仆射某的长子。他生来聪明过人，尚在幼年开口说话便能成诗，未满周岁就能作赋；向先父右仆射学习经书，向伯舅许公孟容学习文章。成年后通晓六经，旁通诸子百家，探究天人关系，于是钻研历数，明了天官，穷究性命根源，甚至对佛经也尤其通达。起初任集贤殿校书郎，宰相李赵公监修国史，引荐他进入东观，随即改任咸阳尉，升右拾遗，转左补阙，世人称许他有史才而能进谏。入尚书省任郎官，历任礼部考功，都是众望所归。皇帝正凭借威武震慑不服之人，军队长期驻扎，韦丞相贯之斟酌人情而上奏，意见不合皇帝心意，便被罢免；皇帝又逐一贬斥他所亲善的人，韦公也在其中，出任开州刺史。过了两年，好友崔敦诗任宰相，征召他拜为户部郎中。到京阙后不到一年，以本官掌知制诰。穆宗刚即位，特别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任侍讲学士；起初授谏议大夫，随后改任中书舍人。皇帝在蓬莱池游宴时，延请他询问大义；退朝后，他进献《六经法言》二十编，皇帝下优厚诏书答谢，赐给他金鱼袋和紫服。不久升任权知兵部侍郎、知制诰、翰林侍讲、史馆修撰。长庆四年春，敬宗即位，因为韦公用经术辅佐先帝五年，听说他的德行后尤其钦佩倚重。内署旧例与外朝不同：凡称翰林学士的，必定起草诏书；有侍讲身份的，专门准备顾问，即使官职是中书舍人，或由其他官职掌知制诰，也只是按他的班次使用，不把他的言辞写入训诫诏书。到这时皇帝器重韦公，并且想要宠用他，于是派内谒者传达命令，去掉“侍郎”的称呼；担心百官还没有明白，过了几天又下命书，重新列举他的旧官职，以说明新的用意。不久正式拜为夏官贰卿，从此内廷的辞臣没有人能超过他。凡是机密诏令都必须承接根本，所以号称“承旨学士”。皇帝年富力强，却还没有亲自处理各种政务，遇有疑难停滞的事情，便把韦公看作蓍龟和宝历。开成年末，宫中一夜发生变故，人心大为惊骇，即使鼎臣也无法裁决，只有内署官员能够参与谋划。群臣议论纷纭，等待韦公一句话来定夺。韦公平定危难、继承帝位，再次维系乾纲。今上继承统绪，论功把他列为第一，提拔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凭借高才遇到英主，功业显著，人人信服，所说的话无不被采纳。笔端所及不过寸许，恩泽却遍及天下：全部罢除冗余食禄，请求让有才之人归于适当职位，把事务交给主管官署办理，物品只取常规贡物；不侵犯权贵根基，朝廷更加尊严。他感念恩德，竭尽劳瘁，不吝惜精神才力。大和二年十二月，皇帝还没有听完他的前一番奏言，他便突然发病，穿着朝服倒在地上。同列大臣上奏，插着笏板扶持他，却不能使他站起。皇帝命近侍左右扶翼，送回中书省，他像大醉一样。皇帝震惊叹息，征召医者，赐给药物，往来纷纷，接连不断。

译当天傍晚，他乘肩舆回到宅第，第二天早晨便因病不起。皇帝听闻后追赠官职，并增加赗襚，超过通常礼制。十年后，嗣子韦蕃以太子舍人身份直宿弘文馆，编次遗文七十通。他含着哀痛表达诚意，请求我写文章置于篇首。韦公尚未成为近臣以前所写的赞论、记述、铭志，都是文士之辞，以才华绮丽为主；自入内任学士直到宰相以后，所执笔的都是经纶政务、裁成制度、润色诏令的文章，以见识气度为根本。看他发布皇帝的恩德，使百姓获得福祉，充沛如及时雨；褒奖元老、告谕功臣，和穆如祥风。任命宰相的册文，和谐而庄重；任命将领的诰文，明白而刚毅。推荐贤能之人，气势近似孔融；论说经学，博大近似刘歆；提出十个难题来击破求利者的言论，辩才近似管仲。唉！逢遇良时而得到明主，奋发智谋取得高位，并使美名随之流传，难道不是伟大吗？当初，韦蕃已经仰慕并想编修父亲的文集，向先达李习之请教，请他写文章作为总序；李习之答应了却尚未完成。一天，李习之悄然对韦蕃说：“我翱过去曾与韩吏部韩愈共同作为文章盟主，同时只有柳仪曹柳宗元、刘宾客刘禹锡罢了。韩、柳去世已经很久了，如今我翱又被疾病缠身，恐怕不能亲自撰述，辜负从前的话，遗恨将无穷无尽。你将诚意托付给刘君吗？”不久，李习之在襄州去世。韦蕃把这番话全部告诉我。我感念相国平日的德行，又怜惜韦蕃恭敬的孝心，希望他能够继承发扬家业，因此坚定地不推辞这篇文章，作为《唐丞相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序》。郑亚 诏令文书的兴起，从典籍记载的开始，先王发布号令、明示刑罚、整饬法令，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尧、虞舜盛盛时代，保存有《尧典》《舜典》；夏、殷兴盛时期，也有训诰。自《胤征》《甘誓》以来，又有誓命之书，都是三代的文章，是一代帝王的法度。虞、夏之际，世代祭祀绵延久远，掌管制诰的官员姓名，已经无从知道。到了成汤、太甲时，有仲虺、伊尹为他们撰写训诰；高宗得到傅说，便有《说命》篇；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便有《洛诰》《酒诰》《周官》《顾命》。秦始皇兼并天下，丞相李斯实际掌管他的言辞。汉朝兴起时，正值秦焚书之后，侍从大臣都不熟悉文史，萧何、曹参一类人又缺少儒墨之才；每逢封赏功臣、封建子弟，诏辞多由天子亲自撰写，即使委托给执笔之臣，也不是显著知名的文士。汉武帝让司马相如起草诏稿，大多是因为他属于文章之流，但认为司马相如不是将相之才。此后逐渐衰微又逐渐发展，到了魏、晋，也一代代都有这样的人。我们高祖取代隋朝，文物制度大为完备；贞观年间，有颜师古、岑文本兴起；天后时期，有李峤、崔融出现。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在玄宗朝并立争辉，常衮、杨炎在代宗时代相继成名。到了宪宗皇帝英武开运，宏伟谋略显赫张扬，中兴事业远远超过前代。当时先太师忠公李翱在内署任职，有参与机密、辅佐政务的功绩；平定吴地、安定蜀地，实在都是他的功劳。等到登上枢衡，成为国家的栋梁，尊崇王室，贬抑诸侯，谋划平定蔡州、料敌齐整，对外安定、对内治理，使帝王之言彰显于典诰，使皇帝的法度显明于图籍，功绩记载在徽册中，流传无穷。特进、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的卫国公李德裕，长庆年间侍奉敬宗皇帝，任翰林学士，训诰事业显著，声名流传。昭肃皇帝掌握天命，日夜思求贤能辅弼，从淮海征召他，使他再登台庭，把机密大事全交给他，确实满足了皇帝的心意。每次在丹墀奏事完毕，他还另外承受皇帝的宠眷。皇帝也讲论《伊训》《说命》的道理，确定君主与股肱大臣之间的契合。太平时代的制度、上古时代的文教，都归属于韦公。先太后的尊号尚未确定时，皇帝早晨醒来便有长久追怀的悲痛，韦公叙述沙麓、神井的祥瑞，赞美日绕北斗、皇帝怀日的吉庆，努力遵循圣人的遗绪，光大并安慰孝思。于是奉命撰写宣懿太后祔庙的诏制。等到武宗郊祀昊天、拜谒清庙时，文物制度全都完备，朝廷有礼仪，华夏与夷狄前来述职，河朔地区修治贡赋，于是彰显神灵的福佑，进献美好尊号，奉扬皇帝一统的德行，以示天下。于是撰写“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的册文，疆域安定无忧，天子悠然安适，又有求取玄妙祥瑞的想法，于是铸范贞金，制作圣像。圣人的面貌高隆端正，额角如日光照耀宫廷，朝廷内外的臣僚都想用颂扬山河、褒美日月的言辞来赞美。韦公于是写了《圣容赞》。天街以北，是獯鬻居住的地方，他们因饥荒而乘机侵凌，凭恃人多而强横抵抗。用刁斗严加警戒，他们仍然猖狂而无所畏惧；再用文书告谕，他们又厚颜不遵从。天子震怒，立即命令出兵征讨。韦公独自运筹深远谋略，在宫中帮助皇帝裁断，万里之外的胜负在帷幕之中决定；雷霆般的军威一振，犬羊般的敌军便溃败。剔除祸根，驱散腥膻，使敌方名王逃遁，迎回我朝贵主。韦公于是撰写《讨北狄诏》。天宝末年，蓟门是首先发生叛乱的地方，创伤丛生、荆棘遍地，延续世代仍未平定。到这时，渔阳节度使仲武扫除妖孽，报复仇敌，奉扬天子的威严，终于达到安宁。于是希望在卢龙塞上刻石，叙述圣上的功业。飞章上奏，皇帝认为完全可行。韦公恭敬接受明命，舒展高明文辞，仿佛呼唤神祇、吐纳嵩山华山之气；白昼之间文星显现，未曾入睡而白凤飞来。成就诸侯不朽的功勋，尊崇元后的无私教化。韦公于是撰写《幽州纪圣功碑》。潞州帅刘从谏去世后，他的儿子凭借关河险阻，倚仗甲兵众多，请求爵位并争夺土地，屡屡把事情传到朝廷。朝廷内外疑惑混乱，互相扰乱天子的听闻。皇帝将要显示神武，韦公多次献上忠诚谋略，并且说：“重耳在蒲，不曾听说他图谋父亲；雄渠受戮，只是因为抗拒君主。沉没明皇旧宫，天井是内地，横跨连接河北，背靠山东，怎么能让不肖之人在那里横行，坐视它成为污秽风俗？如果这种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皇帝内心受到启发而没有疑虑，事情于是确定。韦公又说：“上党处在天下的脊梁，扼守河朔的咽喉。如今漳水的雄兵、常山的劲卒，彼此唇齿相依，实在令人担心他们互相依附。不如趁事情尚未萌发，在他们将要行动之前制服他们。”皇帝赞同他的奏议，于是精心选派使臣去慰劳晓谕，严格制定刑罚和奖赏来劝戒他们。魏侯、镇侯合力听从命令，斩断壶关右臂，收取泜水上游的防地，擒获这个首恶，正是由于这里预先作出的谋划。又有辕门叛将、水横一带的残余凶徒，窃取上相的旌旗，盗据晋阳的关钥。皇帝因此大怒，人心更加疑惧；众人都认为军队长期驻扎郊外，叛贼巢穴仍然坚固，于是主张罢兵的人如蚊群聚集，请求宽宥过错的人也随声附和。韦公又举笏说道：“那里是义师统帅之地，是宗室分封之地，是玄祖辛勤经营的都邑，是后稷创建周朝的邦国，瓜瓞绵延，宗庙宫室都还在。

译如果损害谋划、不去追讨仇敌，那就是鼓励弥牟驱逐君主的风气，助长冒顿射杀亲人的习俗。《诗经》说在道路上筑室，《尚书》说疑惑的谋划不可成行。于是皇帝彻底敞开心胸，大力驳倒群议，运筹帷幄而制胜，举措没有留下遗漏；每一项谋划都考虑长远，必定符合神妙的机宜。受命持节出征的臣子，诚心接受诏命，正如谢安的……” 围棋的棋局还在僵持，曹参饮酒正酣，果然有军书接连传来，报告边疆的消息；磨砺周王的兵器，淬炼郑国的刀剑，万里之外送来袁绍的首级，两个坟冢中埋葬着蚩尤的肩胛。欢声虽然震动朝廷和市井，喜悦之色却不表现在容貌上。这种建立功勋、镇定风俗的事业，是如此重大。韦公于是撰写《伐上党制》《平晋阳敕》。宗英可汗进献珍宝、输送财物，越过遥远异域来到本朝；文毕伯士的后代、呼韩鹿蟸的军队，有的执玉入朝于灵囿，有的解开辫发拜谒甘泉，都记载在册书中，光大皇帝的明命。韦公于是撰写《谕回鹘之命》和《慰坚昆之书》五篇。文章等同于训诰，机密事务出自神明般的才智，本来将要使邳石上的符命俯仰相应，使鬼神簿籍也只能傲视而退避。听到它的人可以解除聋聩，得到它的人可以辅佐国家。每当牙管已经备好、紫泥将要封印时，韦公曾在皇帝面前亲自受领笔札；他也能珍惜分阴，迅速完成，文稿落笔如飞。有时紧急诏令关系到机密谋划，内廷和外朝都来不及听闻；有时形势紧迫如疾雷，机要事务不能拖到第二天，宣室尚未召见，武帐还未开启，韦公便上疏封章，直达皇帝的旒冕之前。皇帝在乙夜阅读时，没有不再三称赞的。这又哪里能与把《洞箫赋》传到后宫讽诵、听到《子虚赋》而叹息自己没有同时代的作者相比，来议论功劳、比较德行呢？乙丑年，群臣以天子的道德贯通神祇，一年之内风雨有序，灾害不生；二年消灭丑类敌虏，兴起北伐之诗；四年诛灭狡猾的童子，歌咏东征之歌；又讨伐摩尼教的风气，使佛教的流俗衰歇，军队返归质朴，四海全都安定。皇帝想增加宏大尊号，光显下武之德，韦公于是考察东序的图籍，查阅西昆的典册，铺陈名实，修饰文采，类比上帝而称唐朝神宗。韦公于是编纂《章武成功神德明道册》。册文、名号、位次既已完成，华夏与夷狄都来朝见，正要命礼官、召儒者，访求匡衡祭后土的仪式，采纳公玉带明堂的图式，向梁生考察肆觐之礼，从犬子那里取得封禅之书，把皇帝的盛大事业和臣子的特殊功劳推到极致；然而轩辕鼎将要铸成，禹书即将完成时，韦公仍进献先前尝试过的药物和高明医者，收藏周公旦请求代死的书信，追比汉宣帝改换年号的美德，把这些写入大诰，向昊天祈祷；一朝之始终，承继并延续九德。他的征伐既然如此，他的制作又是这样，所以汇合武宗一朝的册命、典诰、奏议、碑文、赞辞、军机文书和羽檄，共两帙二十卷，题名为《会昌一品制集》；用它记载武宗的圣德，用它书写自己的职位以彰明官业。丁卯年，郑亚从左掖门出来。桂林任职的韦公九月来信，从洛阳寄到，把典诰制命给我这个偏远浅陋之人看，并且让我作序，使文集得以成书。我追寻玄珠，却不能在倪域穷究；聆听微妙之声，也无法穷尽高下。接受命令后震惧不安，几乎度过早晚时光，拿起笔又停下了三四次。我想到自己漂泊江陆、学业荒疏，辞让也来不及，于是斋戒洁身来写这篇序。功业要全部保持很难，盛大名声要兼具也难：太阳白昼耀眼，却缺少清幽的妩媚；月亮夜间皎洁，却没有温暖的光热。冬天作为时令，雪霜飘落猛烈，寒冻侵入肌肤毛发；夏天发挥作用，金属熔化、石头灼热，火气运行于皮肤血脉。像阳春、高秋那样美好的时节是少有的。南方有瘴气毒蛇为害，北方有凶悍戎狄为患；像洛邑、咸阳那样安定的地方能有几个？雕鹰不能再给它加上奔驰之能，骅骝也不用再教它飞腾；像应龙那样兼具众长的，实在少见。孔子是圣贤之宗，职位只做到司空；师旷是道德的祖师，官职不过柱史。像姬旦那样的人能有几个？因此保衡、傅说辅佐殷宗，召公、毕公敬慎地辅佐周室，都留下伟大的训诰，足以成为后世的龟鉴。自有文字契券以来，这样的人从未多有。李斯虽然以刻石纪功的文章见长，却没有处在休明盛运之中，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周勃、霍光虽有功勋，却不懂儒术；枚皋、严忌善于写文章，却不能进入朝廷执掌国政。自此以后，这类人实在很多。唯独您具有开创万物、辅佐君主的才能，处在元辅上公的地位，建立平定危难、镇抚戎狄的功业，留下经天纬地的文章；这些都集中于一身，真是福德完备。您如四时中的阳春，如九州中的洛邑、咸阳，如万类中的应龙，如人伦中的姬旦。后世的学者，应当仰慕并效法您的高尚品行。《唐徐泗濠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通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赠司徒张建封文集序》。权德舆 从前有虞氏凭借深明睿智、文明之德治理天下，所以有调和八音、陈述九德、唱和“康哉”的贤臣。周宣王遵循文王、武王的事业以开创中兴，所以有歌咏《蒸民》、赋写《韩奕》，形成清明的风气和《大雅》之作。春秋时期，诸侯和列大夫感受事物、创始事端，能够作赋便可以谋划政事，称引诗歌便可以晓谕心志。既然如此，元侯宗室和工卿大臣创作文章，本来出于王道教化，联系于社会风俗，也是他们志气的发露。司徒名建封，南阳人，简朴廉洁、疏达通明，诚信厚重而诚恳正直，心志宏大，以礼义为盾牌，不合乎道义的事不做，把圭组官印看得如同杂草谷糠，穿着粗布衣服宽博自处于京师。当时的贤公名卿、盛服的先生一类人，都迎到门口与他结交，追求道义如同口渴求水。他在盟津辅佐军法，在大卤统领二府；因考察巡视而主管柱下方书。朝廷认为州部处在要害，选派他担任艰难的符守之职；历任巴陵，升任寿春。贪婪反叛之徒与其辖境相接，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彼此情势不通，他斩杀对方使者以祭旗，将首级传送到行在所。他成为淮海的屏障和辅弼，我们便坚固如金城汤池；那些犹豫观望的人都改变心意、服从义理，于是东方和夏地安定。增加封地、进升军阶，考察治理三都；授予斧钺，主持贞正军队，临治徐方；又加授六职和端右之任，追赠三公，授予论道的秩位。

译他一生始终处在艰难而守正、光明而盛大的状态，就是这样。从前左丘明记载单襄公的话说：“忠，是文的实质；智，是文的车舆；仁，是文的慈爱；义，是文的制度。”因此，司徒过去的大忠大智、推行仁德、怀抱义理，都以这些文章为根本；然后才能充分表达言语、志意，实践履行也清楚显著。所以他辨析古人的心源，在众多疑惑中判定是非，便有《韩君别录》；痛切抨击时弊，抒发愤懑，便有写给元稹、杜佑等宰相的书信。其余赞美功勋、表彰丘墓，铭刻器物、叙述事情，放言而通达事理，都与作者并驾齐驱；而歌诗尤其优美，具有仲宣的气质、越石的清峻，像云涛海潮浩荡无边，其中往往有天上珍宝般的夜光。入朝觐见时，他献上《朝天行》一篇，借助喜悦之气抒发内心胸臆，读到这些辞句的人便能看见司徒的心。返回镇所时，德宗皇帝展开天子文辞为他送别，恩泽深厚而不同寻常，光彩震动朝廷。至于内廷赐宴，君主唱、臣下和，都是斟酌六义的精华，成为一时的盛事。文章的弊病，有的拘束牵绊而不能驰骋，有的奔放过度而不能收束；司徒则能裁成贴近事理，排斥琐碎细故，文辞英华而感慨深厚，卓然宏大；分析事理、研求幽微，淡泊而精深。全部才华和超逸气度，与他的功勋力量相互发明，都在这里了。司徒的治理之道，徐州人都感到适宜，所以他的尚书能够继承家业，接续他的事业。他的服饰仍像鲍氏居丧，司隶仍有郑人之赋，《缁衣》所说君主推恩，正是《春秋》亲近善人的义理。于是永远追念先人的志向，编集遗文。因为德舆曾经承受司徒的欢待，便表列篇目并编次，共二百三十篇。奉诏作序，因此拜受您的命令和屈意，不敢推辞。《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张说 我听说，五声没有主宰，是律吕综合调和了它们；五彩没有章法，是黼黻交错使它们显得华美。由此可知，气有所郁结，不借助精巧的言辞就无法通达；形态有万般变化，不借助工巧的文章就无法描绘。先王凭借这些来治理天地，穷究人神，听察幽微寂寞之理，鉴察深幽昏昧之处。文章的辞意，真是伟大啊！上官昭容，是已故中书侍郎上官仪的孙女。她明慧贤淑，天资出众，才华绝代，见识敏锐，听闻聪达，能探究幽微、明察事理；打开书卷便如海纳百川，宛如早有所闻；挥笔作文则如云气飞动，所作都能与前人相配。当初，沛国夫人将要怀孕时，梦见巨人让她拿一杆大秤，说：‘用这杆秤来衡量天下。’等到昭容出生满月，夫人逗她说：‘衡量天下，难道会是你吗？’孩子竟呀呀地答道：‘是。’她一出生就能说话，大概是神异灵秀的缘故。她还在襁褓中，就被带入掖庭，实在是上天在启迪她；所以她毁弃家业而资助国家，正是国运将要兴盛的时候。她成就德业而受到任用，从则天后久视以后，到中宗景龙年间，十多年里，天下清平安静；宫内大力扩充图书府，宫外开设修文馆，搜求英才、猎取俊杰，使民间没有遗漏的人才。任职者以精通学问为先，大臣以不善文章为耻。每当皇帝游幸宫观、巡行山河，白云升起，皇帝便作歌；翠华旗帜飞扬，臣子便作赋。雅颂兴盛的景象，同三代时的风气没有两样。这难道只是圣后的爱好文章，也可以说是暗中有君主协助赞成的缘故。古代有女史，记录功劳、书写过失；又有女尚书，在宫门内裁决政事。昭容在两朝独享美誉，面对一天万机的政务，皇帝的顾问咨询她从不遗漏，应答接待如回声一般迅速。即使汉代称赞班媛、晋代赞誉左嫔，文章的成就并无不同，但辅佐君主的功劳却不一样。她的事迹隐秘在九天之上，身死埋于重泉之下，美好的谋略、良好的典范，后世很少能够听闻。后来的女子和求学者，唉，又能仰望谁呢！然而，大君主掌握四海的版图，悬系众神与百姓的命运；他喜悦时，九州百姓如同披上棉衣般温暖；他发怒时，千里之地血流成河；他安静时，百姓安宁；他行动时，天下苍生疲惫困乏。能够传入君主耳中的话，确实很难啊！身份尊贵、势力强大的人会受到猜疑；地位卑贱、礼遇断绝的人会被隔绝；亲近而言辞轻率的人会被忽视；远处而心意忠诚的人又会触怒君主。只有她以娴静柔美的姿态，引导君主的善心，使君主在九德的道路上忘却滋味，在六艺的园圃中倾注感情。因此，登昆仑、巡海的念头停止了，剪除胡人、征讨越地的威势平息了，筑璿台、穿珍贵服饰的姿态消失了，纵禽田猎、沉溺声乐的端绪废止了。她独自使温柔的教化渐渐施于百姓，使风雅的声调流传到后世。若不是天地间凝聚精粹，贞正明达之性辅助思虑，众多玄妙之理扶助见识，群神协助志向，降生这样奇异的人才，授予兴盛君王的祥瑞，那么谁能达到这种美善境界呢？镇国太平公主，道德高尚，是皇帝的妹妹；才华卓绝，几乎可与天人相比。从前曾与她一同游览东壁，同在北渚宴饮；转眼之间她已离去，万物依旧而人却亡故。我怜惜雕管残存的言辞，也悲叹素扇上空留的曲调。如今听说天子在寻求椒掖旧事，便命史臣编述兰台的新集，共有若干卷，现依次列在下面。《唐文粹》第九十一卷。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第九十二卷。宋代姚铉编。序乙【总计十三篇】。

译文集序。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权德舆】。唐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文集序【元稹】；唐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文集序【李华】；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李汉】；唐尚书刑部侍郎文公孙逖文集序【颜真卿】；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权德舆】。唐左补阙皇甫冉诗集序【独孤及】。唐左补阙李翰前集序【梁肃】。唐左补阙梁肃文集序【崔防】。唐司封员外郎李华《中集》序【独孤及】。唐礼部员外郎柳宗元文集序【刘禹锡】；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卢藏用】。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刘禹锡】。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赐号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权德舆。星辰在天空中呈现文采，山川在大地上呈现文采；人类最为有灵，经营天地、教化众生，推动天下万物的变化，通达万物的规律，于是人文兴起，天地人三才完备。受天命治理时代的大君子，能够叙述九功、端正五事，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境界，使英华流露于外；把它写成言语，施行于法度，文明盛大的程度，足以与天地相称。赞皇文献公以文章、德行和正直著称，恭敬地侍奉代宗；中正如山，刚直自立，于是与开初之政相合。他未满二十岁时，隐居在汲郡共城山下，经营道业、坚持志向，不肯苟同于时俗。他的族侄李华名声为世人所知，曾对公说：‘叔父的地位，上可接近伊尹、周公，下可与管仲、乐毅相合；声名震动音律之外，气势横行人间。您感奋而西上，应试秀才名列第一；出入朝廷内外，历经唐代变故，竭尽自身力量，勤勉于王室；出任地方，入朝则居清要近侍之职；由给事黄门升任小司空，持节治理毗陵，在吴地升任显职；巡察问访之事如风行四方，后来以表率身份拜为御史大夫。’不仁的人被斥退，武皇明察天职可以托付之人；公也明白地知道治理之道一定可以实现。两人的同德相感，推心置腹而彼此契合；公怀抱热忱以待君主，却像濯临挚那样未能得到善终，难道是这个人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辅佐君主、教化百姓的功劳吗？造物主为什么这样乖戾呢！当初他与计吏一同赴京，向小宗伯上书；到了朝廷内外清理整顿的时候，亲自撰写墓志。前后将近三十年，他周旋于官场事务，文章与政事相互发挥作用，大体都出自《诗经》的纯正无邪、《易经》的守正戒惧和《春秋》的褒贬原则；即使采用宏大繁富的内容和绮丽的辞句，也以可喜而不失法度为准。因此谈到公的文章，都是简洁充实而精纯，精深明朗而高拔显著。两篇书志，感慨激越而自叙，英华卓异，体现君子之道有始有终。至于《嘉园绮弛》，在秦汉之间张扬出仕与退处；撰写《四先生碑》，赞美萧文终、邴丞相一类人物；有的退让，有的辞谢，作《五君咏》；认为主管部门以诗赋取士并不是教化成功之道，于是撰写《贡举议》。其他给下属城邑的教令条文，言辞温润；向君主奏告公事，则切实端正；由此触类旁通，篇篇都是文辞简约、旨意明白，明亮得足以激励衰薄的风气、申明法度规范。它们如昆仑山、玄圃中堆积的美玉彼此映照，景山、邓林中不容凡木生长；读到公的遗文，便能仿佛见到他的风采，知道他的道德。唉！凭韩安国的忠厚和多谋略，汉武帝把他视为国家栋梁；壶遂内心深厚、笃实守行，也将被倚为宰相；董仲舒论述天人关系，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可是他们都没能达到那样的地位。那些当时拘谨庸碌、占据职位的人，朝廷中没有一天空缺，更何况还有奸邪嫉妒、结党蔽贤之徒。公在那时，道术没有大为显明，但他的谋略、谏诤和补救之言，超过了执掌国政的人；他的遗风和遗著，显著地流布天下。愿神明听察并护佑，使他获得大福。赵公继承并发扬家门教训，弘扬重大的名位器业，三次担任枢机要职，成为唐代的栋梁君子。然后这正是所谓流传恩泽、遗留福庆的话。确实，我先父德舆与公在天宝年间参加修词科考试，是同门学生；当时又一同在魏郡一带开始做官，声誉、谋略和志气彼此相知，成为莫逆之交。我伏地思念，想以微薄之身表达敬意，却不敢因自己的疏陋而冒昧；承蒙赵公深厚的恩惠，又有声名举荐的旧谊，不能忘记世代辅佐唐虞之朝的愿望。我曾参与宰相政务，捧读门中集录而泪流满面；现在接受嘱托撰写此序，不能推辞，谨慎地直书其事，把它冠于文集之首。《白氏长庆集序》 元稹。所谓《白氏长庆集》，是太原人白居易所作。白居易字乐天。起初谈到应试指事赋时，竟没有两个字能够写得不出错【详见乐天给我的信】。他已经说过自己读书勤奋敏捷，与别的孩子不同；五六岁就懂得声韵，十五岁立志学习诗赋，二十七岁考中进士。贞元末年，进士们崇尚奔走竞争，不崇尚文章，其中尤其轻视六经。礼部侍郎高郢开始以经术来决定取舍，乐天一举考中上等。第二年，他又考中拔萃科甲等；从此，因为性情和习好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剑》等赋以及百道判语，新进士们争相在京城传诵。适逢宪宗皇帝策问召集天下士人，乐天应诏对答符合圣意，又考中甲科。不久入翰林掌管制诰，屡次上书议论政事得失，并因此写了《贺雨诗》《秦中吟》等几十篇，指陈天下大事，当时人把他比作《诗经》和《离骚》的作者。我起初与乐天一同校理秘阁图书，前后多次以诗篇互相赠答。后来我因获罪被贬为江陵属官，乐天仍在翰林，寄给我一百韵律诗和杂体诗，前后几十首。此后我们各自辅佐江淮通道一带的政务，又在巴蜀、江楚之间互相酬答寄诗，直到长安城中，年轻人接连仿效，争相创作新词，自称为‘元和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然而乐天的《秦中吟》《贺雨》以及讽谕、闲适等篇，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可是二十年之间，宫禁官署、寺观和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的；王公的妾妇、牧童和骑卒的口中，没有不谈说的。至于抄写、摹刻后在市井出售，或者拿它换取酒茶的地方，到处都是【扬州、越地之间多有人抄写摹刻乐天和我的杂诗，在市肆出售】。更严重的甚至盗用姓名，苟且求售，作品混杂错乱，实在无可奈何。我曾在平水市中【镜湖旁的草市名】看见村塾里的孩子们争相学习歌诗，便召来询问，他们都回答说：‘先生教我们学习乐天的诗。’当然也不知道我就是元稹。又有鸡林商人急切地来求购诗文，自己说本国宰相常常用百金换取一篇，甚至伪作的诗篇，宰相也总能辨别。从有诗篇文章以来，还没有流传得这样广的。长庆四年，乐天由杭州刺史任上以右庶子的诏令召回；我当时任刺史，驻在会稽，于是得以把他的文章全部搜集起来，亲自编排成五十卷，共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人多把前集、中集作为书名，我认为国家改年号为长庆，于是便取名为《白氏长庆集》。

译大体说来，每个人的文章各有长处，乐天的长处，可以说是很多了。讽谕诗长于激发，闲适诗长于排遣，感伤诗长于真切。五言律诗写到一百字以上，长于丰赡；五言、七言诗写到一百字以下，长于抒情。赋、赞、箴、戒一类，长于恰当；碑记、叙事、制诏，长于充实；启、奏、表、状，长于直截；书、檄、词、判、剖判，长于详尽。总而言之，不是很多吗！至于乐天的官职品秩、德行声望以及我同他的交情深浅，并不是叙序的要点，所以不写。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作序。《尚书崔孝公文集序》 李华。文章根源于作者，而哀乐又同时代相联系。说根源于作者，是六经的旨意；说同时代相联系，是因为人们歌咏周文王、周武王，而哀悼周幽王、周厉王。一个人立身扬名，国家和家族的兴盛，教化人民、形成风俗，以及安危存亡，都可以从这里看出。内心志向表露出来叫作言语，加以修饰而成形叫作文章。有德之人的文章真实，无德之人的文章虚诈。皋陶的歌辞、史克的颂诗是真实的；子朝的告辞、宰嚭的言词是虚诈的，而士人君子以此为耻。孔子的文章，由言偃、卜商传承。言偃、卜商去世后，孔伋、孟轲兴起，大概都是六经的遗意。屈原、宋玉的文章哀伤而感痛，绮靡而不高远，六经的道路便隐没了。谈到后世，力量足够的人未必能够懂得文章之道，懂得的人力量又或许不足，因此文章的辞意渐渐衰微。文章要顾及德行，德行也要顾及文章；这才是与古道相合吧？大唐文章与德行兼备的臣子、太子宾客、赠礼部尚书博陵孝公崔沔，字若冲，是安平公崔恺的小儿子。他家世代以德为表率，门第属于上等家族；他振发纯粹的英才，受到名德训诫的浸润，胸怀广大而和善，志行高峻而清远。他把孝行置于首位，以丰裕的才艺成就文章。凭借孝德，可以辅佐王室；衡量文章，可以辅助完成国家教化。进士及第后，他被举为贤良方正，对策列第一，奉召入见，授官校书郎。历任陆浑县主簿后，朝廷认为公正直亲身践行、言辞端正，于是提拔为左补阙。因为公嫉恶如仇、憎恨奸佞，授任殿中侍御史。文章端正、武略美善，升任起居舍人。学问通晓典章礼制，授尚书祠部员外郎。议论政事总是恰当，升任给事中。立言足以成为训诫，改任中书舍人。上书请求辞职奉养亲人，授虞部郎中。节操高尚，天下闻名，升任御史中丞。刚直而不肯屈服，降为著作郎。道德冠绝儒林，升任秘书少监。举动足为人的典范，授左庶子。适宜共同参与国家大政，授中书侍郎。声望尊贵而地位逼近权要，出任魏州刺史。朝廷重用旧臣，召入任左散骑常侍。辅佐东宫，兼任集贤院学士、秘书监、太子宾客和怀州刺史。罢免州职后恢复原职，任副守时死于任所。当时是开元二十四年冬季中旬十七日，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天下士大夫无不流泪哀悼。公担任御史，纠察转运事务，确实惩治了把持国政、依附权贵的罪行；任给事中时，拒绝贵幸仗恃恩宠而下达的诏令，削减大臣因违抗圣旨而受的刑罚；任中丞时，多次揭发太仓克扣供给、减少上林苑禽鸟食料的事，用来赈济陕东粮食困难的百姓；他倒下后又被起用，宦官犯法，便逮捕他们加以审问弹劾。权贵宠臣因而收敛，朝廷典章大为推行。公主管贡举时，选取陆尚书景融、李扬州瑱、宋上党遥、宋兵部鼎等人，众人都认为他们是国家栋梁。在中书任职时，诏令发布，上考察天时，下顺应民情；内心认为不合于此道的，必定更改其弊端。在魏州时，正值雨水毁坏庄稼，于是放宽禁令、便利百姓，先行办理后再报告，救活的百姓以万计。公自任常侍、宾客以来，始终担任正直的职位，德行传播天下，却不能容于朝廷，被安置在闲散之地，最终使他的道术孤立无援。难道是时运如此吗？当初，公与元兄御史崔浑齐名，二十岁时游学京师，士大夫和儒学之士都说：‘崔氏兄弟一定会做到台司。’不久御史君早逝，公最终只做到副守，那么从前所期望的，恰好成为后人的悲痛啊！公侍奉父母治病时，孝行上达神明；居丧时，悲哀贯通天地。服丧期限虽有定数，却终身含哀。慈爱而不宽纵奸邪，贞正而不肆意直行；道德胜过个人好恶而能平等看待万物，德行完备而能惠及他人。他博大厚重、崇高卓绝，笃实而有光辉，可与古代贤烈相比，大概就是鲁国、卫国的君子吧？在魏州时，皇帝东巡关外诸侯，公的政绩列为第一；因此分掌选官事务，做官求进的家族都受到鼓励。亲朋、交游和邻里中，饥饿的人等公来了才做饭，寒冷的人等公来了才制衣，祭祀祖先的供品也等公来了才备办。因此他的俸禄虽然丰厚，家中却从来没有富足过。开元年间天下富足丰收，车马服饰超过制度规定，公却节俭饮食，降低宫室规格，洗濯衣服、清洗帽子，使人看见自己而受到教化；那些不受教化的人，内心也会感到惭愧。他见到天下的善行，好像唯恐赶不上，便跟随而辅助；见到天下的不善，好像触摸沸水，便跟随而教诲。这样，最终能够践行中庸；对于不遵循正道的人，也能幡然悔悟，已经超过一半了。朝廷议论政事时，有时怀疑众人的谋议不够恰当，公便援引六经、旁征百家，以现实政事加以考察，事情都能取其中正之道，天下没有不传诵的。他的文集经过战乱，多有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二十九卷。长子成甫，进士及第，任校书郎、陕县尉，当时很有名声，不幸早逝。嗣子祐甫，论述编撰先人遗志一卷，作为第三十卷。祖父和父亲的美德，与礼经相合。读到公的文章，了解公的事迹，那么人伦的条理、治乱的根源，就全都具备了。难道只是把事物比类、把声韵调和起来作为文章而已吗？他奉诏修撰《道德经》，收藏在三阁，推行于天下，使文章返归魏晋以前的正道，令玄妙之言与世俗教化相合。他在道术方面，达到很高境界了吧！祐甫纯孝，文章正直，清雅而和厚；仰慕公门的人都说公仿佛仍然存在。我天明后仍睡不着，哭着整理遗文；因为华与公是北州邻近地区的姻亲旧交，曾经到公门下，得以详细阅览家藏文稿。祐甫接替我任校书郎，因此我对公的道德学问更加熟悉。我的文辞虽不敏捷，却有古人的直率。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李汉。

译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如果对这个道理理解不深，文章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吗？《易经》用卦辞、爻辞和卦象说明事理，《春秋》记载史事，《诗经》咏唱情志，《尚书》《礼记》剔除虚伪，这些都可说是深厚的文章。秦汉以前，文章气势浑厚纯一。到了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刘向这些人，更是所谓杰出之作。到了后汉、曹魏，气象便衰弱了。司马氏以来，文章的规范全都荡然无存，人们把《易经》以下的作品称为古文，只以剽窃掠取、僭越抄袭为工巧。文章与大道一起被阻塞，本来就是这样，当然没有人明白了。先生出生于大历戊申年，幼年丧父，随兄长韩播迁徙到韶岭。兄长去世后，由嫂氏抚养，辛勤教导，终于成才归来。他自己知道读书作文，每天记下几千几百字。到壮年时，经书都能通读，明白地辨析并极力排斥佛教；诸史百家无不搜求，没有隐匿遗漏。他的文章气势浩瀚卓绝，深沉澄澈；奇异时如蛟龙飞翔，灿烂时如虎凤跃动，铿锵时如韶乐钧天之声。像日光般明亮、如玉般洁白，周公的情怀、孔子的思想，呈现千姿万态，最终都归于道德仁义，光明灿然。他洞察万古，怜悯当世，于是大力挽救颓败的文风。他教导人们自行创作，当时人起初惊异，后来又嘲笑、排斥；先生的志向更加坚定，最终人们也都一致跟随，认可了他的主张。唉！先生在文章方面摧毁偏邪、廓清弊端的功劳，比之武功，可以说雄伟而非同寻常。长庆四年冬，先生去世。门人陇西李汉承蒙先生最深厚、最亲近的知遇，于是收集整理遗文，使它们没有散失。得到赋四篇、古诗二百零五首、联句十首、律诗一百七十三首、杂著六十四篇、书启序八十六篇、哀辞祭文三十八篇、碑志七十六篇、《笔砚鳄鱼文》三篇、表状四十七篇，总计七百篇，连同目录，合为四十一卷，题名为《昌黎先生集》，流传于后世。另有《论语》注十卷，传给求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入史书，不在文集中。先生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我的内容见于国史本传。唐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颜真卿。古代写文章的人，是用来引导、通达心志，发挥人的性情灵性的；文章起于咏歌，终于雅颂。帝王的仪容一作出，君臣便为之变色；王者的恩泽穷尽，风俗教化便不能施行。政治的兴衰，实在同文章有关。然而文章胜过质朴，就会像绣饰腰带而让鲜血漂流、木杵漂浮；质朴胜过文章，就会在礼乐方面粗野，木讷而没有文采。历代相因，没有谁能恰到中正。所以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则，辞人的赋华丽而流荡，这就是结果。汉魏以来，雅正之道渐渐衰微；梁、陈以后，宫体诗兴盛。既然驰骋于末流，终于受到后世学者讥笑。因此沈隐侯评论谢康乐时说：‘自灵均以来，这一点还没有见到。’卢黄门为陈拾遗作序，又说雅道衰落五百年才得到陈君。如果是为了激昂衰颓的文坛，即使稍微矫枉过正也无妨；但若偏离中正之论，难道不是过分诬蔑吗？为什么呢？雅正和淫靡取决于人，治乱则由风俗。桑间濮上的乐声，为什么会绵延到古代？正始年间的皇风，难道只存在于今天以前的时代吗？大概并不是这样。若有人文采斐然、光彩焕发，郁郁盛美相互发扬，承受时代气运而挺然出生，突然在四海之内独占鳌头，那大概只有仆射孙公了吧！公名逖，河南巩县人；他的先祖从乐安武水迁居涉地，便在那里定居。他的父亲孙嘉之凭借词学登科，官至宋州司马。公的风采气度显著明朗，天赋才华杰出，学问穷尽百家，不喜欢非圣之书。文章的发展经历三次变化，而他尤其深入考察古道。因此，他超逸的气势上达高处，高尚的情怀通达四方；他探求混元初始的幽隐，在常规尺度之外显示独立卓异，难道不盛大吗？他几岁时就喜欢作文，十五岁时，相国齐公崔日用试作《土火炉赋》，公构思高雅劲健华丽，提笔立即写成。齐公惊异，约定与他结为忘年之交。此后他便有了很大的名声。因此他参加科举应试时，尚未二十岁便三次考中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考试《竹帘赋》，竟走下台阶迎拜，以特殊礼节待他。相国燕公张说读到他的对策，心中陶醉。他叙述事理时，《伯乐川记》和各篇碑志都卓然挺立，可以流传千古，传遍天下。他写诗时，必有超逸的韵致和佳妙的对句，冠绝当时，流布人口。他写文章言辞时，宰相张九龄想要挑出毛病，沉吟很久也不能改动一个字。公授任庶子时，苑咸起草诏书说：‘在西掖掌管诏命，朝廷推许为无人可比。’议论者认为这是知人之言。这样的事很多，哪里能够全部列举呢？所以燕国公深深赏识公的才华，让他同张九龄、许景先、韦述一起出入门庭，又命自己的儿子均、垍以兄弟之礼对待他。江夏人李邕从陈州入京计考，抄写了某人的文集，带着它来拜访公，托付以知己之情。公受到前辈如此看重，又一向具有清明的鉴识。公主管考功时，精细核验进士，即使权贵显要也不能强迫他改变取舍。他所奖拔的有二十七人，几年之间，宏词、判等科考入甲等的有十六人，授任校书郎的有九人，其余也都在当时著名。不久以后，他们大多升任显官；第二年公主持考试，也同样如此。因此谈论科第的人，必定只称说孙公。这样看来，确实可以称为人文的宗师、国家风教的巧匠了。公所撰写的诗歌、赋、序、策问、赞、碑志、表、判、制诰等，数不胜数。遭逢两朝战乱，许多作品散失。儿子孙宿、孙绛成等，早年承受庭训，都以文章闻名。当时他们同在台省任职，于是编次公的文集为二十卷，现列在这里。希望好事者传抄讽诵，使之流传无穷，又何必藏在名山、放入石室呢？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从前赴京观光，实在承蒙公奖拔，因此奉命作序。哪里能穷尽其中的头绪呢？时为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于世系门第，大概保存在其他传记中，这里不再说。唐尚书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权德舆。

译《易经·贲卦》的彖辞说：‘观察人文，便可以教化成就天下。’所以孔里所说的四种教导、孔门弟子所分的四科，没有留下文章的。荀况、孟轲修明道术、著书立说，根本在仁义经术的枝条流派。到了骚人抒写怨思，游士发表纵横之论，讥刺讽谏、施展捭阖，文章法度便衰败了。到了汉廷的贾谊、刘向、班固、扬雄、司马迁、司马相如之流，文章又郁然兴盛，具有古代风烈。由此可见文章的作用，横贯天地人三才之间，经营事物，彰明纲纪类别，是不可停止的。殷代的《说命》，周代的《命》《君陈》《君牙》，楚国射父的训辞，郑国东里的润色文章，是天子诸侯命名、任命之类的文章。张老歌咏宫室轮奂，史克歌颂駉駜，尹吉甫作《清风》，伯喈作《无愧》，是贤士大夫歌颂叙述的文章。至于孔子记载延陵季子的墓，叔向寄书给子产，董仲舒对策论述天人相感的关系，阮元瑜擅长写翩翩的书记，类似的事很多；没有文章，便无法彰显。后世才力不足的人，辞藻有时奢靡，义理有时隐伏，这就是文章难以写好的原因。像这样，博陵崔君元翰，是东汉济北相长岑的后代。曾祖某，任济州刺史。祖父某，任凤阁舍人。父亲某，因为经学明通，历任卫州汲县尉、虢州湖城县主簿。父母去世后，便不再做官。他探究古代圣贤的微言，撰写《尚书洪范》《周易忘象》和《三国春秋幽观》等书。门下弟子和诸儒改变他的名号，称他为贞文。孝父君崔绍文，继承雕龙之学的传统，深入研究贞文之学的法则义理。他清廉端正，敦厚正直，庄重明达，博见强记，不肯迎合世俗；沉默而喜爱深沉的思考，舒展而写成文采灿然的文章。他以六经为师，气势磅礴地贯通两汉，不被外物选择，不随波逐流。起初长期隐居在河朔之间，年近知天命之年，才与计吏一同到达京师。等到参加博学宏词、直言极谏等考试，共三次考中甲科，名声震动天下。最初主管校理秘书图书，接连被汧公、北平王、司徒府征辟，担任掌管奏记的职务。历任太常寺协律郎、大理评事，赐给命服，入朝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贞元七年春，转任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八年冬，罢免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因病不起。他享年四百甲子【原文如此】，所作文篇约有千篇，宏大茂盛、博厚充实，精华细密，足以追慕前古而使后学振奋。记载循吏并叙述政事，有《房柏乡碣》《孙信州颂》；叙述守臣功勋，有《黎阳城碑》《刘幽州神道碑》；表彰宗师贤人的墓域，有《李太师志》《梁郎中志》；撰写门中德行善事，有《贞文孝父志碣二铭》；抒发志气、申述感慨，有《与李都统及二从事书》；诠释佛门的心法，有《大觉禅师碑》；推究人情、陈述圣德，有《请复尊号表》；陈述治道，有制书；以文辞润饰王道，有诏诰。前面所叙《诗》《书》《说命》《駉颂》以下的作品，崔君都探取其中精粹，因此能够超越同类，在当世享有盛名。其他诗、赋、赞、论、铭、诔、序、记等，合为三十卷。如同黄钟、玉磬、琮璧、琬琰，在悬挂的乐架间演奏，陈列在西序之中。其中光明显著的篇章，即使汉廷诸公也不能超过。没有夸张铺陈的言辞来虚饰，没有谄媚嬉笑的神色来求取进身；刚劲正直而不能使自己屈服，清正刚强而不能容纳世俗；孤高特立、同伴很少，晚年才通达而中途废弃，这也是命运所赋予的。德舆过去曾与君在江湖间交游，后来又相继任侍从，登上文石台阶，君平常所论著的文章，我都充分探看过。君的孤子某服丧期满后，哭泣着捧出遗文，来请我作序引，所以我按照篇章次第直书其事，把它冠于文集之首。唐左补阙、安定皇甫冉文集序。独孤及。五言诗的源头产生于《国风》，在《离骚》中得到扩展，在李陵、苏武那里显著，在曹植、刘桢那里兴盛，它的源流已经很久远了。汉魏之间，虽然古朴的风气已经分散而成为各种器用，作者仍然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如今拿古今相比，就有琴弦疏越、肉羹失去原味的感叹。经历一千多年，到沈詹事、宋员外时，才开始调成六律，施展五彩，使文章说出来合乎伦次，唱出来形成声调。缘情绮靡的功夫，到这时才完备。虽然离雅正越来越远，但华丽之处超过古人，也正如路鼗出自土鼓、篆籀产生于鸟迹。沈、宋去世以后，崔司勋崔颢、王右丞王维又在开元、天宝年间崛起；能够掌握其门径的，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就是其中之一。补阙名冉，字茂政，是玄晏先生的后代，乐平县令皇甫价的孙子，潭州长史皇甫顗的儿子。十岁能作文，十五岁便老成持重。右丞相曲江张公深深赞叹他的奇异，伯父秘书少监皇甫彬尤其器重他。从此美好的声誉通畅远播，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无锡尉、左金吾兵曹。如今相国太原公任河南节度使时，征召他担任书记。大历二年，升任左拾遗，转任左补阙。奉命出使江南，因而探望家人，抵达丹阳。朝廷设置三署郎官职位，等待您回来任职。不幸短命，年仅五十四岁便去世了。唉，可惜啊！您忠诚宽厚、谨慎恭敬，任官时有可记述的政绩；孝顺友爱、谦恭退让，由内而外表现出来；说话必依循仁德，交友不肯苟合；感到喜怒，极少在容貌上显露。因此看到您的著作，就知道您所崇尚的道理。只是天命不长，这种文章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最高境界。保存在遗稿中的，总共有三百五十篇。您的诗，大体上取法古诗的比兴而结合当今的声律，涵泳《国风》《离骚》，以颜延之、谢灵运为法式。至于华美的曲调感人至深、超逸的思绪奔涌而出，那是天机独得，并非老师所能奖掖。每当春日舞雩咏归，或在金谷作文宴集，或在曲水修禊，或在南浦悲伤送别，您写出的新声佳句，总比平时高出一层。这是因为才华集中于感情的缘故。您的同母弟皇甫曾，字孝常，与您一同接受学习诗歌的训诲，也得到您的教导帮助。后来兄弟二人的华丽文采争相辉映，盛名相当；同声相应的人把你们比作景阳、孟阳。孝常服丧期满后，担心遗稿散失于尘世，因为我和茂政先后担任谏官，所以含着悲痛编集遗文，把论述编撰的任务托付给我；于是我写出他的生平始末，冠于文集之前。唐左补阙李翰前集序 梁肃。

译文章的创作，首先是用来发扬道德，端正性命的纲纪；其次是用来裁定成就典章礼制，厚重人伦之义；又是用来彰明义理类别，树立天下的中正之道。三代以后，文章流派各有分别。汉代制度把霸道和王道杂糅在一起，所以汉代文章也有两种。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文章博大厚重，出自王道；枚叔、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的文章雄伟富丽，出自霸道。后来的作者，义理胜过文章则文辞浅薄，文章胜过义理则义理消失；义理消失，言辞就更加繁多，这便混乱了。文章浅薄，意旨就越发机巧，这便衰弱了。因此文章以道为根本，失去道就用气势来扩充它，气势不足就用辞藻来装饰它。大概道能够兼容气，气能够兼容辞；辞藻不恰当，文章就败坏了。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而文章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有广汉人陈子昂，以风雅革除浮华奢侈；其次有燕国公张说，以宏大茂盛扩展文章的波澜。天宝以后，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等人并肩创作，所以文章之道更加兴盛。至于文辞源流辩博，驰骋于古今之间，高步于天地之内，则有左补阙李君。李君名翰，是赵郡赞皇人。他天资明朗秀异，顺着本性便聪慧通达，广泛涉猎经籍，文章尤其精工。因此他叙述治乱，明白坦荡，铺陈有余而条理通畅，端正得如同贯串的珍珠，令人赏观；陈述道义，便在性情中游泳涵养，探究微妙、洞开幽暗，像春冰将要融化一样流畅；广泛陈述劝善惩恶，便使得失相互维系、吉凶相互追随，明亮得如同神龟就在眼前；歌颂功德美善，便温厚正直、显明融和，合于中正之道，和美得如清风吹拂人身。评论者又说，您的才华像高山涌出云气，像神禹疏导河流；云气触及山石便弥漫六合，河水顺着山势注入巨大的深谷。大概没有什么事物足以说明您的气势，只有读者才能体会您的作为。世人所谓文章雄杰，除了您还能有谁呢？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卫县尉。后来凭书记身份两次参与淮南节度使的军政谋议，逐步升任大理司直。天子听说他的才华，召拜为左补阙，不久又加授翰林学士。君立身处世，任用与否取决于才华，升降进退又受时势牵制。起初开始做官时，正逢堵塞贤能、掌握权势的人当道，所以屈居下位【天宝末年，房公琯、韦少师陟曾推荐公担任史官、谏司之职，当权者不听，于是作罢】；中年多难，当时正重用武力，所以被委任到外藩；等到进入宣室、挥笔奉诏时，朝廷正要用人文来修饰王道，于是又因疾病被罢免。唉！从前君子贤人，命运与事业相遇，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的人很少。其余时候正值雅正之道衰败，黄钟之音被毁弃。像孟子困顿坎坷、士安多病一样的事，又哪里说得尽呢？只有这种文章足以振兴当世，余下的功业足以遗留后代，这就叫作不朽。君退职归乡后，居住在河南阳翟，家境更加贫困而俸禄又不足；志向更加远大，文章也更加雄健。有闲暇时，他把过去所写的文章三十卷，题名为《前集》，命我作序。君与我实在有蔡邕、王粲那样的情谊，所以把这些写在文集之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 崔防。序说：皇甫士安志向喜好闲散，不以显贵的车服官位为荣耀；为了陶冶性情、满足志趣，撰写了《高士传》。赞语和记载保留了他的遗风，风采教化仍然存在；而梁公早年便皈依佛氏，义理本来就能由心领悟，于是把心意寄托在文章中，志趣就在这里。他的言谈、语笑，常常切中事理；内心专注于一乘佛法，所以叙述佛氏之道最为精深博大，与皇甫士安一向崇尚的东西也相互类似。梁公如今是天台大师元浩门下的弟子，提起衣裳、捧持坐席，与我同为弟子，因此能够知道他的高尚德行，收集他的著作，编成二十轴，作为儒林的纲纪。至于辨明是非、探究得失，便作《西伯称王议》；尊崇道德、赞美功业成就，便作《磻溪铭》；歌颂四皓，撰写钓台碑、圯桥碑，表彰当世、激扬清风，便作《先贤赞》；为独孤常州文集作序，为讲论《论语》作序，赞美文章才艺、擅长章句，便作《李补阙集序》；为隐士李君作遗文序，完备教化、彰明讽咏，便作《中书侍郎赠太子太傅李公集序》；为开国公包君作集序，总括名实、树立遗风，便作《常州独孤公遗爱额》；为太常卿、常山郡开国公崔公作神道碑，憎恶戎狄丑类、思求安民济世，便作《兵箴》。叙述宗族世系，思念祖先的德行，于是作《述初赋》；忧虑文风流于泛滥，喜爱旧日居所，于是作《过旧园赋》；阐明大道，尊崇有德之人，于是作《受命宝赋》。其余用来抒发志向、疏导情感，以及记事、戒防、叙别的文章，都收存在各部文集中；归根复命，始终一以贯之，于是作《心应铭》；安住于一乘之教，阐明佛法本体，于是作《三如来画赞》；懂得佛法的要旨，辨识权教与实教，于是作《天台山禅林寺碑》；通达佛教的源流，遍览境智之说，于是作《荆溪大师碑》。大乘佛教的由来，佛【缺】之【缺】，大概全都在这里了。若从神道设教、教化旁及众生来说，于是作《泗州开元寺僧伽和尚塔铭》；谈论僧人的事务，整齐戒律仪轨，于是作《过海和尚碑铭》。幽公的碑铭，是释氏著作中无可匹敌的作品。佛法将要灭亡，而人们很少知道它，能够唱和应作的人也极少。因此，幽公的文章精纯优美、深刻高远，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件事可以留待知音来评定，不可与浅薄世俗之人同时议论。我对他的仰慕，尚未能尽述其美，大概是释氏的鼓吹吧？是诸佛的影响吧？还是我不能做到，只是说出了它的穷极之处吧？我常怀有难以言说的叹息和幽深难明的遗憾。后世之人，若能认识并通达幽微虚寂之理，心意能够贯通声响与形象，就会知道我这些话并非惭愧之言。

译至于叙述人伦、端正褒贬，那么人人都知道，并不只是因为感情深厚才称赞他的著作。大体说来，幽公的习尚敦厚，崇尚古风，阅读传记时拘守古义，用这些来引导别人，认为这就是常道；至于柴米盐酱之类的琐碎事情，从来不挂在嘴边，所以很少通晓人情世故，这也是贤者的一种缺点。孔子所说的君子，难道很多吗？并不多。因此，他不具备适应时势的才用，也没有任职办事的勤勉，所以我把他比作皇甫士安。若是管夷吾、诸葛亮那样留心救济世道，自认为是国家栋梁的人，就不是幽公所崇尚的了。这就是所谓善于古道而不善于今务，知道贤人而不知道世俗。因此，他论说、赞颂、碑铭、颂文，能够谈论贤人的事迹，却不能谈论小人的称誉。他享年若干，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长安某里。朝廷崇尚德行，所以任命幽公为太子侍读；国家重视实录，所以任命幽公为史馆修撰；负责发布诏令、阐发帝王政教，所以任命幽公为翰林学士【缺】齐署。这样看来，幽公身处朝廷，不能说不通达。年过四十，士林归附敬仰，比之颜【缺】黄叔度，不能说不长寿。那些庸碌之人，老死在郎署，白首混迹人世，又有什么补益呢？对于通达之人，不应因寿夭长短的感叹而认为生命短促。幽公留下的孤儿，在他死后才出生，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那么，朋友对他的了解，以及臧孙氏的后代，都还保存于这个孩子身上。《唐司封员外郎李华中集序》　独孤及 志向如果没有语言就无法表现，语言如果没有文章就无法彰显。这三者互相发挥作用，也如同渡河的人要借助船和桨才能渡过。自从典谟残缺、雅颂衰微，王道衰败，文教下沉之后，作者往往把文字放在前面，把比兴放在后面。文风流荡而不能回返，甚至有人只修饰辞藻而遗弃思想，于是文辞越润色，实际内容反而越空疏。到了大坏的时候，又用骈偶安排章句，使枝对叶、使词语相偶，把八病四声当作枷锁，恭敬谨守，像奉行法令一样。听到皋陶、史克的作品，反而张口讥笑。天下文章彼此雷同，风驰云趋；文辞不足以表达，语言不足以表现志向，也如同用木兰做船、翠鸟羽毛做桨，只能在陆地上玩赏，却没有渡河的用处。可悲啊，流俗迷惑人心，已经很久了。大唐以文德施治天下，百姓受到王道风俗的教化，风气逐渐大为改变。到了天后时期，陈子昂以雅正之文替代郑声，学者纷纷转向正道。天宝年间，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一同奋然兴起，运用三代文章的法度来规范当世文章。公的作品根本在王道，大体以五经为源泉，抒发性情来寄托讽谏，然后才有歌咏以赞美教化；进献箴言和劝谏，然后才有赋颂；树立权衡来辨明天下公认的是非，然后才有论议。至于记叙编录、铸鼎刻石一类的作品，一定采录人物的行为事迹来端正褒贬；不是符合孔子旨意的事情，就不书写。因此，风雅诗篇的旨趣、刑法政教的根本、忠孝的大伦，都表现在文辞之中。这样以后，中古时代的文风才重新在今天显现。当时文士们奔走驰骋，文风如疾风扇动、波浪奔涌；二十年间，学者渐渐厌弃那种抑扬铺陈的黄华之文，而窥见咸池、韶乐之音的，已有十分之五六。有见识的人称之为文章中兴，这实在是公首先开创的。公名华，字遐叔，是赵郡人。安邑令府君的第三子。性情质朴正直而和厚，纯正坚定而明达，胸襟旷远而有节操，行事合乎中道而能决断。孝敬、忠诚、廉洁都根植于天性，守护父母，哀痛之情通达神明。他任职理事时，外表坦荡，内心却持守正道；性情谦逊而不侵犯别人，见到义事就勇于担当，举荐善人只怕来不及，除去恶人如同报仇。与朋友交往，诺言在天下传为美谈。他宏伟华丽的文辞，是和厚气质的余波。学问广博而见识有余，才思丰富而文体更加迅疾。每当写作，笔端便风生云起，听者都为之惊骇。开元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天宝二年考中博学宏词，都是科试第一。由南和尉升任秘书省校书郎。天宝八年，历任伊阙尉。当时大唐兴盛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天下统一，朝廷崇尚文章。后羿善于射中隐微之处，却不善于役使别人，因此没有留下美誉。公的才华与时势相称，所以不求近在眼前的声名，声名反而更加显著。同辈都归附仰望他，把他看作鳞羽之于虬龙鸾凤。天宝十一年，授任监察御史。当时权臣窃取政权，贪婪奸猾之徒掌握要职。公入朝掌管四方文书，出外按察二千石长官；他所持的斧钺所到之处，各郡都肃然。他被奸党嫉恨，不能容身于御史府，于是授任右补阙。安禄山叛乱时，正值传达命令、颠覆宗族的人遮蔽天地，聪明勇敢的人不能奋发，明智的人不能谋划。公行为危苦而言辞正直，以诚心进献意见，屡次陈说诛杀凶恶首领、完整保卫疆土的策略。但守门的恶犬迎面狂吠，所以他的奏书一直不能送上去。当时他的母亲太夫人住在邺。起初，听到潼关战败的文书，有人劝公逃往蜀地，到行在去。公说：“我的内心怎么办呢？”于是取间道前去问候母亲安危，然后让母亲乘辇车、自己乘安舆逃走。计划尚未成功，就被盗贼俘获。两京收复后，因罪被贬为杭州司功。太夫人去世，公因未能奉养而悲伤；为了侍奉君主，身历危乱，却不能使母亲安稳。既已蒙受污辱，又不是由于疾病而给亲人带来忧患。等到他随牒请求终身奉养母亲，却遭逢上天不肯哀怜；因此，他含着极深的痛苦达三次之多，所以即使后来授官，也终身抱有哀戚。他说自己的志向已经厌倦停息，不再有建功尽力的愿望。于是隐居在江淮之间，反省自身，抛弃求取声名的念头，发誓从内心断绝仕进。不久，诏书授任他为左补阙，又加授尚书司封员外郎。诏书连续征召，公卿以下都低头恭候。到达京城那天，将要让他以司言之职处置政务。公说：“哪有身受屈辱、志向受损的人，可以承受君王的宠命呢？”于是托病请求休假。前宰相梁公岘任江南选官使时，上表荐举他为从事，加授检校吏部郎。第二年患风痹，把家迁到山阳。疾病长期不愈，家境极贫，只好督促子弟努力耕种园圃，以供衣食。平素很喜欢修习无生之法，以幽静寂灭来安顿心思，把爵禄、形骸看得与遗土没有区别。只有吴楚一带的士人君子，凡是撰写家传、修治墓碑，以及郡县歌颂贤能守宰功德的，没有不带着财物渡过江湖来向公求文的。得到文章的人把它作为子孙的荣耀。公遇到良辰佳日，偶尔还撰写文章来满足他们的请求。此后便不再著书。平素所著的文章，大多散落在人间。从立志求学到任校书郎以前的八卷，以及《舜山公主志文》《窦将军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礼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论》《哀旧游诗》《韩防深避乱诗序》《祭王端员外》《沈起居兴宗》《裴员外腾文》《别元亘诗并杨骑曹集序》《王常山碑》，都因战乱散失，只留下篇名而篇章亡佚。

译监察御史以后直到现在所写的文章，由公的长子羔、字宗叙，编纂成集。以监察御史以前的文章为断，共十卷，称为前集。其后的二十卷，包括颂、赋、诗、歌、碑、表、序、论、志、记、赞、祭文等，文章将近一百四十四篇，称为中集。其中，陈述王业的有《无疆颂》；议论世道的有《原卜论》《质文论》；以文章为主而用曲折方式进谏的有《言医》；有《含元殿赋》；敦厚礼教的有《哀节妇赋》《二孝赞》《与外孙女二孩书》；表彰贤达盛德的有《元鲁山碣》《房太尉德铭》《崔宾客集序》《德先生诔》《权著作墓表》《李夫人传》《灵夫人颂》；在生死之间抒发交情的有《祭萧功曹》《刘评事》《张博士文》；吟咏性情、通达事变的有咏古诗；辨明卿大夫族姓的有《卢监神道碑》；追思旧事的有《三贤论》；自我叙述的有《别相里造》《范伦序》；阐明佛教心要、辨析其异同的有《南泉真禅师碑》《左溪朗禅师碑》。其余文章虽然比兴变化万端，却没有一篇不是以道德为根本。因此读公的文章，就能知道公的品性；不必等到看见他的容貌、听到他的言谈声气，才知道他的行为。假使他能够束带站在史臣的职位上，参与进谏和纠正，足以润饰王朝法度，端正一代的训典；上天却使他患病，国家实在不幸。然而遐叔身体虽很病弱，内心却十分壮盛，文章更加丰富，才思没有穷尽，那么他前途中的逸气，哪里可以估量呢？日后继承此集而写作的文章，应当编入后集。因为我曾长期游处于公的门下，所以记录他的著作为什么这样写成，题在篇首。《唐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宗元文集序》刘禹锡 八音同政治相通，而文章也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三代的文章，到战国时衰败；经过秦汉又兴起。汉代文章，到群雄割据的时代又衰败；唐朝兴起后又复兴。政治混乱而土地分裂，三光五岳的精气也随之分散，大乐的声音不能完整，所以一定要等到天下统一之后，文章才会大为振兴。起初在贞元年间，皇帝正崇尚文章，光明灿烂的文德如同日月回照，向下装饰万物；天下文士各自施展长处，随着时代奋发，灿烂如繁星排列在天空，光芒清冷而色泽端正，众人仰望而敬重的，不过五人而已。河东柳子厚，是这些受人敬重的人之一吗？子厚起初在贞元初年还是童子时，便以奇异才名闻名；到贞元九年成为著名进士，十九年成为才干出众的御史，二十一年因文章而称首，入尚书省任礼部员外郎。这一年，因为疏放俊逸、少有检束而受到讥议，出任邵州刺史，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居住十年，诏书征召却没有采用，遂任柳州刺史。五年没有被召回，病势又将危急，留下书信给他的朋友中山刘禹锡说：“我不幸最终要因贬谪而死，留下的文章草稿会连累老朋友。”禹锡拿着书信哭泣，于是编次成四十五篇，流传于世。子厚死后，昌黎韩退之为他撰写墓志，又写信来吊唁说：“可悲啊，这样的人竟然没有善终！” 我曾经评论他的文章雄奇深厚、典雅刚健，很像司马子长，崔瑗、蔡邕都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安定皇甫湜在文章方面很少推许别人，也认为韩退之这话是对的。凡是子厚的姓名、仕宦经历、寿命以及品行的大略，韩退之的墓志中已经记载了。至于祭文，如今附在第一篇的末尾。《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庐藏用 从前孔宣父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删定《诗经》、厘定礼制、阐述《易》的道理，并修订《春秋》。数千百年来的文章，能够卓然可观。孔子去世二百年后，辞赋家兴起，于是婉转华丽、浮夸铺饰的文风流行起来。汉朝兴起二百年后，贾谊、司马迁成为其中的杰出人物，能够以礼乐为法度，具有老成的风格。司马相如、扬雄一类人，文辞瑰奇诡异、变化万端，也是奇特的才士。可惜王公大人的言论沉溺于流俗杂说，不能显扬。此后班固、张衡、崔瑗、蔡邕、曹植、刘桢、潘岳、陆机等人，随波逐流而作，虽然不足以达到大雅，但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影响仍有法度。宋、齐末年，文风大概已经憔悴不振了。曲折下坠，流荡靡弱而忘记回头。到了徐陵、庾信时代，上天大概将要毁灭这种文章了。后来的文士，如上官仪，接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被扫荡殆尽。《易经》说：“事物不可能永远闭塞，所以接着是泰通。”大道衰落了五百年而有陈君出现。陈君名子昂，字伯玉，是蜀人。他从江汉之间崛起，以虎视之势俯察中原，卓然挺立于千古，横截衰颓的文潮。天下一致响应，文质风气为之一变。若不是岷山、峨眉山的精气，巫山、庐山的灵气，怎么能生出这样的人呢？因此，他劝谏的言辞，是施政治理的先导；《昭夷之碣》，是议论得当的文章；《国殇》的文字，是大雅之音中的怨愤；《徐君之议》，是刑法与礼制的中正之论。至于那种感情激越而顿挫有致，显明事物、阐发幽隐，差不多可以看见变化的形态，并由此接通天人关系的文章，则有《感遇》诗篇保存下来。我看见他的才华正迅速奔驰，正要乘着扶摇直上九天，追逐前代遗风而逼近嵩山、岱山。我只看见他不断前进，没有看见他的止境。可惜他在当世遭受埋没困厄，道路不能遇合时势，最终骨埋巴山，年寿和志业都夭折了。因此他的文章没有达到极致。唉！聪明精粹的人却沉沦剥落，贪婪饕餮、桀骜不驯的人反而显贵荣耀；上天啊上天！我起初竟不知道还有上天。过去他曾与我有超越形迹的交情，四海之内，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良友已经去世，上天难道要使我也衰亡吗？如今我采集他遗留下来的、还能保存的文章，编次成十卷。遗憾没有遇到真正的作者，不能把它列入诗人的篇什，实在可悲！所以粗略评论文章的变化，为它作这篇序。至于他成就王业、称霸天下的才干和卓异的品行，就保存在另传中，以接续全书末篇。《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　刘禹锡

译五行精秀之气得到较多的人，便是俊杰之士；这种精气在面色间显现，发声便成为文章。上天所赋予的才质，有具体事物来辅助它；那些靠学习而取得成就的人，就像工匠把夏布染色来同鸟羽相比，其中有生来与后天形成的区别。贞元初年，天子的文章光辉灿烂，光明从高天垂下，万物呈现五色，天下人文受到这种气运召唤，人才于是繁盛起来。灵芝、萐莆和百果一同生长，但其中光彩显赫、卓然出类、最终成为伟人的，能有几人呢？东平吕和叔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却远远超过常人。他起初凭文学才华震动三川，三川长官把他列为贡士第一；声名四处传播，迅速如鸟张翼。长安中的诸生都避让他的锋芒，他连续考中两科，锋芒更加显露。德宗听闻他的名声，从集贤殿校书郎提拔为左拾遗。第二年，犬戎请求和亲，皇帝询问谁能出使绝域，您因具有奇异的仪表和专门应对的才干，被选中，转任殿内史，赐给银章；回来后又授任尚书户部员外郎，转为司封员外郎，升任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书之职。后来触犯中执法官，被牵连贬为道州刺史，因善于治理而闻名，又改任衡州刺史。四十岁便去世。十年以后，他的儿子安衡哭着捧着遗稿来拜见我，请我为它作序；我于是写成一篇足以自成一家的文章，共二百篇。和叔名温，别字化光；祖父和父亲都凭文学做到高官。他很早便向先侍郎学习《诗经》《礼经》，又拜吴郡李质为师，通晓《春秋》，向安定梁肃学习文章；在各种技艺上勇于进取，都有所师法。年纪越长，志向越大，于是抛开雕琢文字的末节，与俊杰贤人交往，重视气概，考核名实，欣然把使君主受到匡助、使万物得到治理作为最大的愿望。每当同门徒讨论疑难、考究要旨，谈到帝王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臣子的忠孝之道，以及上下往来、数千百年间的种种是非得失，便连连批评、争辩，屡次击中要害。每得到一句善言，便瞪大眼睛、击打节拍，扬起衣袖、顿足而舞，面容舒展而神色自得，眉宇间都显出喜色，认为按这个说法、循这个道理，既合乎内心，又有气势相助，明白显著得如同举着日月前行，谁能阻止这种势头而同天光争辉呢？唉！言论本来可信而时代却不同，道路十分长远而寿命却太短；精气凝聚而成为事物，它究竟有自己的归宿吗？古代著书的人，先建立言论，后描写事物；贾谊的文章先写《过秦论》，荀卿也把赋放在后面。和叔年轻时遇到明君，却最终因贬谪而死，像贾谊一样能够阐明王道，又像荀卿一样，所以我依次取二人的著作作为参照，从《人文化成论》起，到《诸葛武侯庙记》止，编为上篇；其余文章，也都是有所作为才写的。他起初学习《左氏春秋》，所以文章略微显得丰富华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后羿拉开强弓，只有巴蛇、九日这样的目标，才能完全达到弓的射程而回旋；即使是小燕雀，也要射中目标。在寻常事物之间，不是后羿亲手施射，弓也有能射中和不能射中的，完全取决于所遇到的情形。后世通达事理的人，把这个道理推而广之，就会知道我与公本来是深交，并不只是因为文字往来才相互求取。《唐文粹》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九十三 宋　姚铉　编 序丙【总计十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