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九十五

译序戊【共十四篇】著述十篇 《大统纪序》【陈鸿】《三传指要序》【刘轲】《西汉文类序》【柳宗元】《乐府古题序》【元稹】《崇丰二陵集礼后序》【柳宗元】《元和辨谤略序》【唐次】《张隐居〈庄子指要〉序》【权德舆】《注孙子序》【杜牧】《般若心经赞序》【张说】《释宗密禅源诸诠序》【裴休】唱和联题四篇 《荆潭唱和集序》【韩愈】《联句诗序》【吕温】《宿天长寺上方唱和诗序》【权德舆】《愚溪诗序》【柳宗元】《大统纪序》　陈鸿 序说：我听说，日月星辰，是上天的纪纲；山岳江河，是大地的纪纲；历法、数术、正朔，是帝王的纪纲。正气成就帝王，帝是上天的称号。它统摄众生，冠盖光耀于元始祥符，包罗天地精气，镇压山川神灵。威势迫近八方，文明光照百代。功德上达皇天，名号载入祭祀典籍。能够以揖让之礼登上帝位的人，才可以谈论这些。自从始皇焚书，使典籍化为灰烬，史官废弃记载，根本失传。后代儒者挖掘天地的心胸，创造活人的见闻，所以各种纬书以及皇甫谧、谯周一类的人，得以任意谈论上古之事。因为知道无法验证，反而争相提出异说。我年轻时学习史学，志向在于编年。贞元丁酉年，我考取太常科第，开始闲居，于是实现志愿，修撰《大纪》三十卷。正统的年代，依照甲子纪年；记事条理分明，兴亡废立都列举王制的大纲。天地变裂、星辰错行，以及帝王兴起的道理、后世衰亡的祸乱，全都记录下来，以贯通讽谏，阐明劝诫。七年后书才完成，所以在元和六年辛卯止笔。从《太易》到太昊的年代，史传没有确切说法，姑且记录皇甫谧近似可信的说法。从前太昊氏迎接太阳、推演历策，创制甲子。我认为天地建立于水，成形于气；气萌发万物，万物由甲而生生不息，以寅为首。帝王以太昊为首，岁次从摄提开始。因此记录太昊以甲寅年为首。皇甫谧说：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说他的子孙五十九【缺文】传世五万余岁。又有修飞等九纪，也没有确定的年代。陶弘景说：想凭借几纪的寿命来推知百代以前的事，实在可笑。我并不是通晓古事的人，也不敢强行发明正说。从太昊到炎帝，世代和历法没有明文，只保留开头而已。舜代行天子之事八十年。孔安国注说：舜在位五十年，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在位三十年，历经考察二年，摄位二十八年，服丧尧三年。其中三十年计入天子五十年，总共一百一十二岁而死。尧帝统治天下七十年，得到舜后考察舜三年；其中一年是征召任用之年，在正月初一于文祖庙接受尧的终命，二十八年后尧才去世。尧的二十八年应并入舜的历数，总计在位八十一年。尧在位七十二年，即舜元年为丙子，帝挚元年为乙卯，帝喾元年为乙巳，颛顼元年为丁亥，少昊元年为癸亥，黄帝元年为癸未，炎帝元年为癸未。由此推算，伏子贱的说法最可以凭信。各家所记年代历数没有分列出来，又增加三年：应当是禹把益推荐给上天，七年后去世，益代行天子之事三年；禹的丧期满后，便让位给启。启贤能，诸侯归附他。益于是避居箕山之南。禹的圣明、启的贤能、益的谦让，难道可以废弃而不予明辨吗？现在以大唐元和六年为辛卯年，向上推到炎帝元年癸未，共三千六百零九年。从轩辕到夏、殷，大体依据《世本》，并以文宣王、太史公所传《尧典》《舜典》《商书》《夏书》作为实录。周、秦以后，则依据本朝国史。《春秋纬书》说：‘炎帝的子孙从帝临到帝冈，又有八代，共四百多年。’根据太史公所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交战’以及《易》所说‘神农氏死后，黄帝、尧、舜氏兴起’，如今我依照《周易》《史记》，以黄帝接替炎帝。《纬命历叙》又说：‘少昊的子孙相承十代，共四百多年。’考察纬书是在汉哀帝、平帝年间出现的，前代儒者喜好记载奇闻，新近入学者的见闻，本来就不能验证。皇甫谧、刘伯庄都把舜定为戊寅年，即位后在位二十年，因而使神农以来甲子相承的次序发生错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六百九年〕 考察《汉书》所说“舜三十岁出生，三十岁被征召任用，在位五十年，巡行四方而死”。舜为尧服丧三年，禹去世，启还没有即位，让益代行天子之事三年，这有什么关系呢？如今让益代行三年，正好成全禹的志愿。况且尧禅位给舜，二十八年后去世；让益代行天子之事三年，作为益所应做的事是可以的。大道实行时，以天下为家，为什么一定要把三年私自留给启呢？有人问：有穷、伊尹、周公以及共和时期的事又该如何解释呢？夏后相在夏家不能复兴时，羿做了相臣，篡夺后相而自立；后相逃到商丘而死，浞又杀死羿自立；少康长大后，才恢复夏朝政权。从这以后之事，各家年历都有详细记载。《三传指要序》　刘轲 前代儒者认为《春秋》有三传，就像天有三种光明一样。然而这样说来，《春秋》大概是圣人的文章吧？圣人的文章就像天。天难道会少有变化吗？所以《诗经》有变风，《易经》有变体，《春秋》有变例。所谓变化的意义，难道不是经过反复温习、探究才能达到幽深之处吗？三传中最精粹的，也正在这里。我常常忧虑前代儒者各自固守所学，彼此互相抵触，使学习的人无从裁断取舍。难道这是先圣把经典放在后世经书之前，用来启发后生的缘故吗？还是那些拘守文字、坚持论说而最终败坏、失去依据的人的过错呢？我又忧虑今天的学者只涉足支流而迷失源头，舍弃经文而学习传注，只摘取表面直白的话，却不知道它们所以这样说的原因；这就叫作舍弃经纬而只从事彩绣了。传既产生于经，也正是用来作为经的纬线。三家大概同门而异户，怎么能不追究它们的结局，以防止它们归向不同呢？我本来愚昧浅陋，冒昧地认为，三家中一定正确的言论，应列在经文之下，于是撰成十五卷，题名为《三传指要》，希望刚开始学习的人打开书卷就能有所领会，见到圣贤的心意；使《左氏传》内容丰富而不虚妄，《公羊传》裁断严明而不庸俗，《谷梁传》清楚而不短浅，若能如此，是非大概就可以止息了；也希望崇尚儒道的君子，能够在孔氏门下彼此期待。《西汉文类序》　柳宗元

译左史、右史的职掌混乱已经很久了。记言与记事错杂混乱，《尚书》《春秋》的法度没有建立起来。自从左丘明为孔子作传，太史公叙述古今历史，《史记》记载至今，彼此交错纠缠，没有人能够把各种说法分开。只有《左氏国语》记言而不附着于事情，《战国策》《春秋后语》颇能依据古史和《尚书》的体制；然而没有古代圣人盛大光明的道理，大体上局促而衰耗了。后来的文章家却推重它们，因为文章接近古风而尤其壮丽，没有比西汉西京时期更好的。班固把它们写入书传，我曾忧虑其中篇章离散、不相连接，无法考察变化，想要采集同类意义、按年代编排，但长期疾病发作，精神日益衰颓，不能胜任。幸好我的弟弟宗直喜爱古书，乐于完成这件事；他搜寻考订，剖析分裂的材料，采集零散篇章，融会贯通，把分离的重新合并，依照类别推移，不改动原有时代而都各得其所；顺着它们的条理编排，森然明亮，就像打开一座群玉之府，指挥联结各篇，仿佛圭、璋、琮、璜各有位置，不失次序，即使只排列它们的价值也可以了。从文章体裁看，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辨、论等文辞全都具备；从语言内容看，右史记言、《尚书》《国语》以及《战国策》中关于成败兴衰的论述也都完备，无不包括。唉，这难道可以作为学习者的入门吗？当初我年轻时，有位路姓先生自称要编成这部书，我赞赏他的志向，替他写序说明其意，但他的书最终没有完成，直到等待宗直才实现。所以我删取他的序文附在这里，作为《西汉文类》的开头。记载殷、周以前的文章，文字简略而质朴；魏、晋以后则放荡而浮靡；能够处于二者之间的，是汉代。汉代东迁以后，文章就已经衰落了。汉文帝时，才得到贾谊这样的通晓儒术之人；汉武帝尤其喜爱儒术，于是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之流兴作，风雅之道更加兴盛，传播施行于天下。从天子到公卿大夫、士人和平民，全都通晓它。于是它可以宣示于诏策，表达于奏议，寄托于辞赋，流传于歌谣；从高帝直到哀帝、平帝以及王莽被诛，四方文章大都灿然可观。史臣班孟坚修撰史书，选取其中最优秀的编入简册，于是二百三十年间历代君主通达的治道、名臣的大节、贤能者的志业、百姓的风俗美德，都排列其中。至于汇合其中的精华，剖析其变化，论定篇章次序和位置，一定要等待真正学习古道的人来完成。唐朝兴起后重视文章和义理，贞元年间文章尤其兴盛；它取法三代，贯通汉代，可以同汉代相比较。于是有能人取班固的书，按文章类别编排，依照先后次序，编成四十卷。《乐府古题序》　元稹 诗歌到周代为止，《离骚》到楚国为止。此后诗歌的流派分为二十四种名称：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都是诗人六义的余绪，也是作者所依据的类别。自“操”以下八种，都是产生于郊祀、军旅、宾客、吉礼、凶礼、困苦、欢乐等场合；在声音中安排辞词，审定曲调以节制唱句。字句长短的数量、声韵平声上声的差别，无不由此确定标准。又把用于琴瑟演奏的区别称为操、引，采集民间歌辞的称为讴、谣，具备完整曲调的总称为歌曲、词、调。这些都是由音乐来确定辞词，不是选择辞词来配合音乐。自诗以下九种，都是因事情而作；虽然题目名称不同，却都可以称作诗。后代精通音乐的人，往往选取这些作品的辞句和格调来配成歌曲，大概是选择辞词来配合音乐，而不是由音乐来确定辞词。可是编纂者把自诗以下十七种，全都编成乐府一类的题目。除了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辞章载在《乐志》中，其余如《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类，也未必全都曾用管弦演奏，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后代文人中通晓音乐的很少了，不再像这样区别配合，只要遇到兴感而作诗，往往兼用句读的长短来作为歌诗的区别。刘补阙说：“乐府起源于汉魏。”考察孔子学习《文王操》，伯牙创作《水仙操》，齐国牧犊子创作《雉朝飞》，卫国女子创作《思归引》，那么乐府并不是汉魏以后才开始的，也已经很清楚了。何况从《国风》《大雅》《小雅》直到乐府流派，没有不是讽刺、兴发于当时的事情，用来留给后世人的。沿袭古题，在文字上唱和重复，或者在意义上有长有短，都成为多余；还不如借古题寄托意思，刺讽或赞美而表现现实事情，这仍有诗人引用古事来讽谏的意义。曹植、刘桢、沈约、鲍照之流，偶尔能做到这样，但也很少。近代只有诗人杜甫，他作《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凡是歌行体作品，大都直接以现实事情命名篇章，没有依傍古题。我年轻时同友人白乐天、李公垂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于是不再模拟古题作赋。昨天在南梁州见到进士刘猛、李余，各自创作了数十上百首古乐府诗，其中一两篇都有新意。我于是选取并和作；其中有些虽然使用古题，却完全没有古题原义，例如《出门行》不谈离别，《将进酒》专门书写列女之类。有些大体同古题的意义，却完全创作新的辞词，例如《田家》只叙述军队征输、捕捉拘拿、请求先行、蝼蚁之类的事情。刘、李二位正要在这种文章上尽力，因此我粗略说明古今歌诗相同和不同的区别。《崇丰二陵集礼后序》　柳宗元 经传说：诗、书、执掌礼制；礼制如果不能执守，就无法实行。自开元年间制定礼制以来，大臣有所忌讳回避，删去了国恤章程，于是山陵礼制便无所依据。世上不学礼的人，竟妄自采用预办丧事的说法，使大典残缺。由此历代圣主的山陵礼制，都只是搜集残缺资料，附会比类，完成后又被斥弃，后来便没有能够考证的依据。永贞、元和年间，天灾接连发生，从崇陵到丰陵，不满一年。司空杜公由太常卿而任宰相，连续担任礼仪使，选用属官来补充损益。于是河东裴瑾以太常丞任职，陇西辛秘以博士任职。对内则安排墓穴、涂饰和秘器，使随葬物品合乎制度；对外则恢复封土、削平土丘，依照因山为陵的制度。上至顾命、典策以及礼乐文物，用来授予万国；下至服制、节文，颁布法则以示四方。因为恭敬严肃，所以没有不完备的；兼收并总括千年来礼制的增减，罗列汇合百家学说的异同，搜集、删削、截取，最终都取得了适中之处。接受咨询、裁决疑难，也不违背事实。议论者认为司空选对了人，国家礼典没有坠失。裴氏于是把自己删定的内容以及上奏恢复的礼制全部取来，在下文加以辨析排列，联结百官的仪式，编成《崇丰二陵集礼》，收藏在太常的书阁中。

译君子认为这是爱好礼制而接近古道。从前韦孟以诗礼传授楚国，郊庙制度最终在匡衡、贡禹之时得到端正；郑玄以笺注之学教授汉代，禅让和继代的仪式最终在萧同之时完备；贾谊凭借经术起用，汉文帝嘉奖并喜好学习；卢植凭借儒学任用，郑谌成为祭祀法的传承者。旧史都把这些事看作荣耀。如今裴氏太尉公以礼匡正义理，嗣侍中公以礼议论封禅，祠部公以礼完成大事，大理公以礼辅佐东宫，而裴瑾以礼奉行二陵之事，又能成书来补充缺失。他爱好礼制、接近古道，源流难道不远大吗？裴瑾字丰叔，他的兄弟都以文学显名于世。大理公的兄长正平节公，以仪范成就家业，以文雅之道治理国家政事。如今的相国郇公，是他的宗子。郇公以孝顺友爱、勤劳努力闻名于家族和国家；到他的门下，如同听到《韶》《頀》，进入他的宗庙，如同到了邹、鲁。恩德充溢九族，礼仪影响其他家族。那么丰叔学习礼制，难道是出于孝悌吗？他成就此书，难道是根本在于忠敬吗？由家族推及国家，他在史官那里获得荣耀，确实是必然的。《元和辨谤略序》　唐次 臣听说，天地定位，上下便分明了。至于播布四时的气候、成就万物的适宜，在于考察祥气和妖气这两种气。祥气下降，便形成丰收和茂盛；妖气下降，便形成灾气和灾祸。君臣建立，尊卑便隔开了。至于处置神明幽深之事、询问臣下进献的言论，在于审察正说和邪说两种言论。正言胜过邪言，就成为忠言和直言；邪言胜过正言，就成为谗言和谀言。所以《诗经》说：‘萋兮菲兮，成是贝锦。’这是讽刺谗言编织得极其巧妙。俗语说：‘邪路会毁坏良田，谗言会扰乱善人。’这是憎恶那些像禾苗却蛀蚀政事的言语。大概说的是，有些话看似可信其实是欺诈，看似忠诚其实并非忠诚，巧言善辩足以动摇人心，隐约含混足以扰乱听闻。哪里只是鹈鴂叫而雕刻花卉、薏苡使人误把珍珠当成珠宝之类的事呢？何况建立国家、建立家族，从内部推及外部；道理偏颇，刑罚就不适当；谗言胜过正言，忠孝就无法彰明。远远考察前代的记载，深深思念近古之事，招纳贤才，容纳直言，远离谄佞，憎恶邪恶。考虑得很深，防范却还没有达到。恭敬地思念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垂衣而治、君临天下，教化与文明遍及四方；谋略广泛向士大夫访求，表彰赏赐屡次降临山林隐逸之士。还希望扩大四方的视野，周遍四方的听闻，在祸乱尚未萌发时便制定治理方略，树立典范并流传不朽。于是下诏命掌管文章的臣子令狐楚等人，从上至周、汉，下至隋朝，搜求史籍中忠贤之人遭受谗谤的事迹，叙述祸患的本末，记录歌谣的浅深，编排指明，刻成十卷。从前虞舜有禁止谗言的命令，我皇帝修撰辨别谗谤的书，千古以来用心相同，共同垂示最高的治理原则。将来等到在法宫处理政务直到太阳西斜之后，退居别殿准备在乙夜观览，那么圣上的思虑预先辨别谗谤，如何会不兴起上天不说话而人自然信服的政治呢？《张隐居〈庄子指要〉序》　权德舆 如今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人，姓张，号隐居。他研治《庄子》内篇、外篇和杂篇，认为向秀、郭象的旧注还不完备，于是采集其中的纲要，为它作训释；又担心学者拘泥于一端、困守于一说，便再作三十三篇《指要》来阐明它。大概是以弘大道理周遍万物，阐发幽微而达到实用；内篇、外篇彼此补济，始终相互发明。文字简约，纲要明白，累累如珠贯成串，涣然如冰消解。后来他因为知道我曾经向往这些道理，便让我为此作序辨析，以说明道的作用。它经纬天地，包罗万物；从内在教化，可以恩泽四海；从外在教化，可以泯除是非；顺应万物而行，内外一同变化，在事物的中心处应对无穷变化。古代善于行道的人就是如此。等到性命、耳目彼此冲突时，如果不能胜过外物，就相互刺伤、相互摩擦，追逐无边无际的欲望，精神消耗在名声的境域中，内心争斗于彼是的境界，陈旧混浊、执着封闭，把处境看成逆旅，只怕力量不足，于是群起奔走而错乱驰逐。庄子悲悯他们如此，于是退而推广柱下史的学说，使张弛变化始终不离开道，运用虚静恬淡，实行无为而无所凭本。因此他说后世君王抚治理世道，就说：‘静则成为圣人，动则成为王者；无为，却能得到尊崇。’他说君子行道，就说：‘时运命运大行于世时，就返归纯一而不留踪迹；陷入极度困穷时，就深深扎根而安定到极点。’受到欲望阻塞时，就说：‘停止影子，歇息踪迹。’通达生命之理时，就说：‘超脱形体，任其蜕化。’他放开言论而作宏观观察，就把彭祖与夭折者看作同等，把尧与桀看作一体，把周公同猿猴相比，把大舜同猪身上的虱子相比；有时把极大的适意看作负累，有时又把极微小的事看作受到功用牵制。这难道是偏僻乡曲的人所能通晓的吗？所以才有内篇、外篇和杂篇的区别。然而，道对于万物，没有什么不是由它贯通的。实行它的人，要看各自的本分，顺着各自的方向来揭示发扬它，于是可以治家、治国，可以实行仁、智。反复游泳其中，每天渐渐浸润，教化同内心一起成长，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于是昏昧者变得明亮，急躁者变得安静，顺着它行进就更加明白，靠近它就更加玄妙。所谓解脱、安宁，难道离人很远吗？隐居的心意，不过是要阐明这些罢了。隐居名叫九垓，别号浑沦子，终身钻研这种学问，遍游名山，没有固定居所，不吃粮食，外表同土木、鸟兽相似，而内心却明白通达。像这样，假如他能和漆园吏庄周处于同一时代，就如同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学一样；他大概就是颜成子、南荣趎一类的人吧？我恭敬地向先生请教，承蒙他命我作序，于是粗略举出庄生学说的梗概，直接记下隐居的志向，把它放在篇首。《注孙子序》　杜牧 战争就是刑罚，刑罚就是政事。作为孔门弟子，实际上是仲由、冉有所应做的事。如今凭借案几听讼，给罪人戴上刑具、加以拘系，在市中鞭打至死，是官吏所做的事；调动数万军队，掘毁敌人的城郭，拘禁他们的妻子儿女，斩杀有罪之人，也是官吏所做的事。木制刑具和绳索同兵器没有不同的用意，鞭打和斩杀同样都是刑罚。事情小而容易控制、使用力量少的，是木索和鞭刑；事情大而难以控制、使用力量多的，是兵刃和斩刑。二者都以除去恶人、使善人安定存活为目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应当使教化通行流布，使人不敢轻率地不遵从我的法令而放纵自己。选用官吏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不同的道路，归根到底都在仁义、忠信、智勇、严明。假如只掌握其中一两项道理，就可以让他做小官吏；完全掌握这些道理，就可以让他做大官吏。所以使用力量少的事务，官吏容易选得，功效也容易显现；使用力量多的事务，官吏难以选得，功效也难以成就。道理止于此而已，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另一条道路。自三代以来，都是如此。子贡赞颂孔子的德行说：‘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宏大而长远的方面，不贤的人只认识其中细小而眼前的方面。’

译季孙问冉有说：‘你对于战争，是学习得来的，还是天性中通达它？’冉有回答说：‘是学习得来的。’季孙说：‘你侍奉孔子，是从哪里学到的？’冉有说：‘就是从孔子那里学的。’孔子是大圣人，兼通文武，能够并用，且善于权宜适变；即使听说过他的作战方法，也还没有完全详尽地了解。我又不知道从什么朝代、什么人开始把文武分成两条道路，称为文、称为武，使它们分离而各自运行，因而让士大夫不敢谈论军事，有的甚至以谈论军事为可耻。只要有人谈论，世人就认为他粗暴而异于常人，不把他列入士人之中。唉，根本的丧失，这是最严重的。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尊崇儒术；淮夷叛乱，就出兵征讨。孔子辅佐鲁公，在夹谷会盟时说：‘有文事的，必定也有武备。’他斥责并羞辱齐侯，使齐侯伏地而不敢动。这两位大圣人，难道不知道军事吗？周代有齐太公，秦代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段颎，魏代有司马懿，吴代有周瑜，蜀代有诸葛武侯，晋代有羊祜、杜元凯，梁代有韦叡，元魏有崔浩，北周有韦孝宽，隋代有杨素，本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像这样的人，在他一时得势的时候，所谋划的事情无不考察古今，奇特深远；策略先在内心谋定，功业后来在外部成就。那些身强力壮、轻视死亡、善于搏击刺杀的人，不过供他呼唤指使罢了，哪里能够知道事情的由来呢！我杜牧小时候读《礼记》，读到“四郊多垒，是卿大夫的耻辱”，认为这部书的话确实不假。到了十六岁，我看见盗贼在方圆二三千里内兴起，拘捕杀戮将相，诛灭刺史及其属官，尸体堵塞城池官府，崤山以东崩坏动乱，声势震动朝廷。在那时，如果让统兵出征、执行诛讨的，必定是身强力壮、善于搏击刺杀的人；卿大夫们在朝班中进退，和平常一样，谈笑歌唱，游乐嬉戏，竟不以此为耻。他们并非不该感到耻辱而不感到耻辱，而是认为崤山以东的乱事不是我们这些人应当知道的。杜牧从此认为，小时候所读《礼记》，实在是愚妄之人的话，不值得相信，也不足以作为教训。到二十岁时，我才开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看见那些建立国家、使国家灭亡的事情，没有不是由军队造成的。掌握军队的是圣贤、才德兼备、见闻广博的人，国家就一定能够建立；掌兵的是强壮善战而不学习的人，国家就一定会败亡。这样以后，我才确实知道，治理国家，军队是最重要的事情，非贤能的卿大夫不能担当这项责任；如果国家因此败亡，确实是卿大夫的耻辱，这话的确不假。于是我寻求自古以来以兵法著书、可以列于后世用来教导后人的著作，共有十几家，文字将近数万。孙武所著的十三篇，自孙武死后总共一千年间，统兵的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考察他们的事迹，都与孙武所著的书一一相互符合，就像用印模刻成的一样，丝毫没有差错。孙武所论，大体是运用仁义来施行权变。孙武所著的书原有十几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杂多余的文字，取其精要切实的内容成为十三篇，编成一卷。曹操亲自作序，并为它作注说：“我读过的兵书和作战方略很多，孙武的书最为深奥；然而我所作的注解，十处还不能解释一处。这大概不是我曹操不能全部注解，而是另有原因吧。”我查考《魏志》，看见曹操自己作了十多万字的兵书，各位将领出征讨伐都依照新书行事；遵从命令的就能取胜，违背教令的就失败。我想曹操大概是在新书中尽情发挥自己的见解，自成一家事业，不愿跟在孙武之后把他的书全部解释清楚；不然，曹操难道会做不到吗？如今新书已经亡佚，再也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取孙武的书，把曹操的注全部保存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世有人读孙武的书和我的解释，因而学习它，就像盘中的弹丸滚动一样；弹丸在盘中横斜圆直，随时势而变化，不能完全预知，但必然可以知道的是，弹丸不可能滚出盘外。在朝廷廊庙之上议定谋略，军队的部署已经形成，然后把它交给将领执行。汉高祖说：“指示踪迹、筹划方向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猎犬。”这话正是如此。那些做宰相的人却说：“军队不是我的事，我不应当知道。”君子说：“你承受着这个职位，却这样说，难道可以吗？” 《般若心经赞》序　张说 一切修行从心念生起，心是人的主宰；三乘归于一乘，一法是万法的宗本。知道心中无所得，才是真正的获得；见到一法便无所不通，这就是玄妙的通达。如来说五蕴都是空，说明人的本性也是空；如来说一切法的空相，说明法也是空。知道以法照见空，见到空便舍弃对法的执着，那么对“法”和“空”的这两种知见，难道又不是空吗？因此定与慧相伴而行；在空中领会诸法、进入这道门的，称为明门；沿着这条道路修行的，称为超越之路。若不是深入修行般若的人，谁能够证悟到这一层呢？秘书少监、驸马都尉、荥阳人郑万钧，是一位造诣深厚的才士，学习有传承，书法已经达到草圣境界。于是挥笔书写《心经》，镌刻下来，建立圣善宝坊，开启后世美好的功业。佛以无所依止的实相说法，本来不生；我以无所得的心传承它，如今也无所灭。佛道存于文字之中，其意与天地同久。国老张说听闻此事后深为赞许，赞扬佛事，把文字题刻在坚石上。《释宗密〈禅源诸诠〉序》　裴休 禅师编集《禅源诸诠》作为禅藏，并总括地为它作序。裴休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自从如来出现在世间，便随着众生根机而设立教法；菩萨相继出现，根据众生的病症指示药方。因此，一代的时教开出深浅不同的三门；一真清净之心，又演化出性、相有别的法门。马祖、龙树二位大师，都弘扬调御众生的教说；而空性与各宗不同，能、秀二位禅师都传承达摩的心法，但所禀受的有顿悟、渐悟之别。天台宗专门依靠三观，牛头宗认为没有一法可得；江西宗说万物全体都是真如，荷泽宗直接指示人的知见。其他各宗有空有相互破斥、真妄相互攻讦，有反夺、顺取，有隐密指示、显明宣说。因此，西域和中夏的宗派实在繁多。确实是因为病有千种根源，药有多种品类，投合根机、随顺气质，不能完全相同。虽然都属于证悟的门径，也都是正真之道，但各宗门下，通达圆融的少，局限偏执的多。所以几十年来，师法日益败坏；把承受传授的师承当作门户，各自扩张；把经论当作兵器，互相攻击。情感随着所持经函和箭矢般的偏见而迁变，法义也随着人我之分而定高下，是非纷乱，没有谁能辨析清楚。这样一来，从前世尊、菩萨在各方所立的教法宗旨，恰好只足以引起争论，使后人增添烦恼之病，又有什么益处呢！”圭峰大师很久以后叹息说：“我正逢这样的时代，不能再沉默了。”

译于是，他以如来的三种教义来印证禅宗的三种法门，把瓶、盘、钗、钏融会为同一种金，把酥、酪、醍醐搅合成同一种滋味；振举纲领，凡是举措都顺理；依据关键要领，前来求学的便同归一途。他还担心学者难以明白，于是又直截了当地指示宗旨的源流本末、真与妄的和合、空性的隐显、法义的差别、顿悟与渐悟的同异、遮止与显发的相互回转、权法与实法的深浅、通达与局限的是非，无不提着耳朵告诫，指着手掌说明，皱眉伸眉、怒声喝斥来警醒，以柔和的态度诱导；像喂乳又像施药，因为忧虑人的性命过早受伤；又加以保护防卫，因为想到水火会漂溺焚烧；牵引着引导，因为害怕邪说小道使人逆流陷落；挥手驱散，因为悲悯争斗之心牢固难除。大明也不能驱破长夜的昏暗，慈父也不能保全身后的子孙。像我们的老师这样，捧起佛日而曲折回照，疑云阴翳便全都消除；顺应佛心而横展大悲，直到无穷劫数都能受益。这样，世尊是阐明教法的主人，我师是护持教法的人，本末相合，远近相互照应，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代时教所能完成的事业了。有人说：‘自如来灭度以后，从来没有把各宗教法全面贯通；如今一旦违背各宗的旨趣而不守，废弃关防而不据守，岂不是违背秘密法藏和秘密契合的道理吗？’ 回答说：“佛在《法华经》《涅槃经》中，也以融会为一味，只是昧于道理的人没有觉察。因此《涅槃经》说：‘迦叶菩萨说：诸佛有秘密的语言，却没有秘密的法藏。’世尊赞叹他说：‘如来的话，开发显露，清净而没有遮蔽。愚人不能理解，便称它为秘密法藏；有智慧的人通达明白，就不能称为藏。这就是证明。’所以王道兴盛，外门不必关闭，但防守的重点在于戎夷；佛道完备，诸法都能总摄持守，但防备的重点在于外来的魔障。不应当再执着私情、挥臂争论其中。唉！后世学者，应当以佛为可信，不要以人为可信；应当从根本法中求取验证，不要从末流习气中求取验证。能够这样做，就可以报答圭峰大师辛勤劳苦的德行了。” 《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 有一位从事官拿荆州、潭州互相酬答唱和的诗给我看。我接受以后读完了全篇，于是抬头说道：“和平之音平淡，忧愁之声却精要美妙；欢乐的言辞难以写得工巧，困厄穷苦的话却容易写得动人。因此文章的创作，常常发端于羁旅和民间草野。至于王公贵人，意气得志而心满意足，如果不是天性有才、又喜爱文章诗歌，便没有闲暇去创作。如今公镇守蛮荆，统辖的郡只有九个；常侍杨公统领湖之南，开拓土地二千里。德政与刑政都勤勉施行，爵位与俸禄的报酬也都很优厚，却还能存心于诗书，把言辞寄托在歌咏之中，来往循环，有人唱便有人和。搜求奇特、扶助怪异，雕琢文字，竟同那些身穿布衣、居于乡里的憔悴而专心致志之士较量毫厘分寸；声音铿锵，仿佛从金石中发出；意境幽深微妙，能够感动鬼神。这确实就是所谓才性完备而能力宏大的人啊。”两府的从事官和属部的官吏相继唱和，只要编入诗集的，都值得观赏。把它们谱入乐章、记在书册中，正是适宜的。从事官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写信告诉公，采用这些话作为《荆潭唱和诗序》。《联句诗》序　吕温 河东柳茂直和我有藩镇杨公门下的友谊，而且在道义上意气相投。我的兄弟们立志守拙沉默，不与当世人交往，早晚日常事务之外，安静地专心处在一室之中，来看我的只有茂直一人。我们认为相互切磋本是常事，讨论学问也有闲暇休息的时候；引导志气，却只白白激起对时世的愤慨。我本想不说话，但有时遇到晴天开阔的景色，心思浩荡繁多；有时长夜高悬明月，光辉耿耿使人不能入睡；有时风露初晓，恍惚间仿佛有所领悟；有时烟雨昏暗，远远追怀心中所思。不这样做，又凭什么调节宣泄悲惨与舒畅，畅达人的性情呢？还有什么比作诗更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吗？于是趁着笔墨之余、琴酒之暇，触景命题，联缀如珠、唱和如玉，审定韵脚，协调声律，使同调的声音彼此响应。推究情感，比较物象，营造境界，各有防范；又像众多山谷汇流，渐渐成为大川；群山吐出云气，混合成一片气象。明朗地宣示五色，充分阐发六义。虽然是小道，也必定有可观之处，大概就在这里。茂直命我作序，记载并保存于编简，使后来的观者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所建立的开端。” 崔吏部、卫兵部同任南县尉时，住宿天长寺上方，互相唱和。《诗序》　权德舆 《易经·同人卦》说：“文明而刚健，居中守正而彼此相应，所以道义在内相同，气息彼此相求；情感从内心发出，声音形成文辞，用它来观察、合群、比较、感兴。”清河崔处仁、河东卫从周，于是作成《清秋仁祠往复十七韵》。当初二位贤者都因才学优异而入仕，分别校理秘府典籍，参与弘文馆的事务。贞元初年，他们同任渭南尉，同在一曹任职、佩绶为官，彼此相视为莫逆之交。处仁从府庭回归，停驾于此。这里靠近国都，胜景优美；康庄大道在下方，是车马奔走、追逐声名利禄的咽喉要地。外面尘埃纷扰，里面却孕育着闲静旷达；白天悬着清明的光辉，夜晚沉浸在空灵的月色中。上方寺的钟磬，深夜的月露，使人远眺和倾听于寂静之中，情思和心灵受到感发；彼此投赠、酬答的诗篇，无不如美玉瑶璧。就像金弦丝管彼此应和，又像孔雀翠鸟翔集，这一切都在其中。后来二人同任左、右补阙，从周以本官入任翰林学士。处仁多次以尚书郎身份掌知制诰，后来处仁正式任职于西掖，中书舍人从周又以外郎身份掌管诰命。等到处仁升任小宗伯，而从周也正式入职，不久掌管贡举，实际接替了他。元和三年秋，处仁任吏部侍郎，从周任兵部侍郎，重阳节休假，二人并驾同行，叙说旧事，长久追怀从前的诗篇。距今已经三纪，担心屋壁上的文字会因缝隙损坏、诗文会被磨灭，不如刻在片石上更加坚固长久。二位贤者具有高雅宏达的品德，是人伦中的瑰宝；他们更替成为王杨，轮流成为田苏，频繁出入清要近侍之职，声名显赫而光大。他们将来像甘霖、砥柱一样有益于天下，四方的人早已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志气的舒展、英华的抒发，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我权德舆和二位君子同任谏官，同掌书诏，相继主持贡士考试，分属不同官署而居于中台；其间彼此交接、轮流任职的情况，不能一一列举。我冒昧列入受益者之中，实在欣喜于同心相交的言语。如今碑刻已经具备，作序说明事情的本末，也是二位君子的心愿。《愚溪诗》序　柳宗元

译灌水的北面有一条溪，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过去冉氏常住在那里，所以把这条溪姓作冉溪；有人说，这里的水可以用来染色，便按照它的功用命名，所以叫染溪。我因为愚昧而获罪，被贬谪到潇水一带，喜爱这条溪，进入二三里，找到其中景色最美的地方，便在这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住在这条溪旁，而它的名称却不能确定；当地人还在争论不休，不能不改名，所以把它改为愚溪。在愚溪上游，我买下一座小丘，叫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找到一处泉水，又买下这片地方，命名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的平地涌出，大概是从地面向上冒出来的。泉水汇合后曲折向南，成为愚沟；于是我背土堆石，堵住狭窄处，筑成愚池。愚池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庭，池中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奇异的石头交错分布，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却因为我的缘故，全都蒙受了“愚”的称号。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唯独被“愚”字辱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它的水流位置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因为水势险峻湍急，水中多沙洲和石头，大船不能驶入。溪水幽深、狭浅，蛟龙都不屑居住，不能兴起云雨，无法给世人带来利益，却恰好与我相似。这样看来，即使辱称它为愚，也是可以的。甯武子在国家政治黑暗时便显得愚钝，是有智慧却故意表现为愚钝的人；颜子终日不违背孔子，像是愚钝，实际上是聪明睿智而表现为愚钝的人。他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愚人。如今我遭逢政治清明的时代，却违背道理、悖逆事理，所以凡是被称为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既然如此，天下便没有人能同我争夺这条溪，我可以专有它，并以“愚”命名。溪水虽然对世间没有什么利益，却善于映照万物，清澈明净、秀美通透；水声在余石间铿锵作响，能使愚人欢笑、喜爱眷恋，快乐得不能离开。我虽然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笔墨自我排遣；洗涤万物，包容百态，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用愚拙的辞章歌咏愚溪，便茫然与它不相违背，昏然与它同归一处，超越鸿蒙混沌，进入希夷寂寥的境界，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把它刻记在溪边的石头上。《唐文粹》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九十六 宋代姚铉编 序已【附总序及目录，共十七首】歌诗 《小洞庭五太守会籍》【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会序》《刻苏公太守二文记》【令狐楚】《琅琊溪述序》【独孤及】《泛郎官湖诗序》【李白】《裴胄先宅会集赋诗序》【独孤及】《冬夜会萧十文诗序》【息夫牧】《游大林寺序》【白居易】《石鼎联句诗序》【韩愈】《玩月诗序》【欧阳詹】《送陆歙州序》【韩愈】《送刘太真诗序》【萧颖士】《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送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李节】《送小鸡山樵人序》【陆龟蒙】《云母泉诗序》【李华】《赠嵩山焦炼师诗序》【李白】《小洞庭五太守会籍》　苏源明 天宝十二载七月辛丑，东平太守、扶风人苏源明在回源亭设酒宴请濮阳太守、清河人崔季重，鲁郡太守、陇西人李兰，济南太守、太原人田琦，济阳太守、陇西人李陵。酒宴已经使疆界之间建立了联系，于是秘密地增进友好关系。在此以前，济阳因为担忧河堤，困苦于劳役，请求把南边的宿县和鲁郡的中都县划归自己。宿县人诉说这样做不便，苏源明请求撤销济阳郡，将平阴、长清隶属济南，把卢县、东阿县归给我阳谷，隶属濮阳；这样三郡的劳役均平，两个县得到的利益加倍。如果不能这样，就把我的寿西划分为西部归濮阳、东部归济阳，把鲁郡的中都县北部划入我方。他把奏书送到阊阖门下，交给陈留。陈留太守王公德行盛美，皇帝赞许他的才干，和人一起总领各地连率，确实能够澄清治理。于是命属官、湖城县主簿王子说，在东平召集五位太守议论县域之事，最终没有分割郡县，也仍按旧制办理，只是修治会集之事，姑且把它作为送别宴会。至于台阶环抱孤峭的山峰，高轩飞临深潭，重重树林阻挡残暑，深谷催促高秋。盘中有什么呢？有炙烤的鹿肉和羊肉；俎上有什么呢？有烧兔肉和细切的鲂鱼。李树下摆着雕饰的笼子，用寒水把果品冰镇；剖开瓜果用的是锋利的刀，用稀疏的丝巾覆盖它们。上层礼节彼此交往，正是当世高雅贤者相互充满的场面。”}]},{ 下层音乐奏响，正合于前代中和之音。仪态恭敬，气象堂堂，哪里只是一个人的富有，而是群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兴盛。司士备好船只以待，司功官设置旗帜以告知众人。撤去食物，换上衣服，陈列美味，洗净酒尊。从回源亭出发，船只宽阔地停泊，左边拂过蚕尾，右边掠过吾山。山峰倒映在水边，隔着林木空隙可以指认梁岑。船行摇荡，视野开阔，暮色朦胧而空旷。太皞的后裔，可以寄托在宿县任职；大禹治理过的山川，只剩济水、汶水空自流淌，所遇之景多令人感慨。只管以牢礼为欢，美女以秋波传情挽留宾客，以美貌和眼神劝酒。繁密的丝弦与疏落的管乐纷纷奏起；雅正的舞蹈和清越的歌唱，忽然相互引发。酒意已醉，源明用手版敲击船舷唱道：“小洞庭啊，牢牢系住方舟；风儿袅袅啊，船离开平静的水流。牢牢系住方舟啊，在小洞庭；云气纷纷啊，连接着绝壁高峰。接连的波澜壮阔而遥远，重重山岩转折而忽然超出。冯夷起舞啊，催动轻快的船桨；蛟龙盘旋啊，落入增湖。”船泊在湖心啊，水面恬淡而闲静；并行曲折的水湾啊，惆怅地回还。正合我的手啊，却不是我所预期；将要解开衣襟告别啊，反而聚集了我的思念。愿君子长寿啊，保全他的身体；承奉明主啊，忧念天下百姓。歌唱结束，鸟兽听见后，低头仰头彼此鸣叫；鱼鳖听见后，有的回旋，有的跃出水面。这样，官吏们能够安定地任职而不改易，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而不迁徙。可喜啊，可乐啊！把这个水湾、泊处命名为小洞庭，记载五位太守盛大会集的情形，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