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卷九十三

译文集序 《唐著作佐郎顾况文集序》【皇甫湜】《唐太常寺协律郎李贺歌诗序》【杜牧】《唐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李贻孙】《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陆希声】《唐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李华】《唐崔公山池后集序》【李翰】《唐东皋子集序》【吕才】《删东皋子集序》【陆淳】《唐中岳宗元先生吴筠尊师文集序》【权德舆】　《唐释灵澈上人文集序》【刘禹锡】《箧中集序》【元结】《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编后序》【李商隐】　《樊川文集后序》【裴延翰】《毗陵集后序》【梁肃】《题柳柳州集后》【司空图】《唐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柳宗元】《注愍征赋后述》【司空图】《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　皇甫湜 吴中一带，山水泉石的气势形状，秀美奇异而瑰丽。太湖的奇石、洞庭的朱果、华亭的清越鹤鸣，以及虎丘、天竺等佛寺，彼此牵连，秀丽无比。您生长在这些地方，吸收轻灵清新的气质作为性情，凝聚清冷洗练的品质作为本质，把鲜明荣润的风采化为文辞。您偏长于写放逸的歌诗和长句，文思骏发、气势踔厉，往往像穿透天心、从月旁突出，意外出现惊人的语句，不是寻常文笔所能达到的，最为畅快。李白、杜甫已经去世，除了您还能和谁相匹敌呢？您字逋翁，名况，凭文章入仕。您的为人和您的辞章相似。您曾随韩晋公在江南任判官，声望很快显出磊落不凡。后来因功绩入朝任佐著作郎，却不能迎合顺从，受到众人排挤。任江南郡丞，过了多年才脱离羁绊，不再有北上的念头。在茅山建屋居住，意态飘然，仿佛将要接续古代三位仙人的事业；九十岁时去世。我少年时在扬州孝感寺拜见您，您穿黄衫，戴白绢幞头，双目清澈明亮，清峻挺立，望去真像白圭和振翅的白鹭。相见以后，您欣然把我比作扬雄、孟轲，只遗憾未能早些见到我，距今已有三十年了。您厚重的知遇之恩，我怎么会忘记呢？去年我随丞相凉公到襄阳，有人说：“顾非熊这个年轻人正在门下，问一问，他就是您的儿子。” 他拿出您二十卷诗集，请我为它作序并刊行。凉公恰好调任宣武军，我装束行李回洛阳，虽然答应了，却没有兑现。如今又过了一年。顾非熊来得很快，于是我题写在诗集卷首，作为序文。《唐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旬的一天半夜，屋外有人急切呼喊，传递书信。我说：“一定有不寻常的事，赶快拿火来。”拆开一看，果然是集贤学士沈公子明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亡友李贺，在元和年间与我情谊深厚，朝夕相处，一起生活饮食。李贺将死时，曾把平生所写的歌诗交给我，杂为四编，共有若干首。几年来我东西南北奔波，实在以为已经失去了。今晚酒醒后睡不着，重新整理箱笼，忽然找到了李贺从前交给我的诗。我追想往事，凡是同李贺谈话、嬉游的地方，见过的物候，经历的一朝一夕，饮过的一杯酒、吃过的一顿饭，都清清楚楚，没有一件遗忘，不觉流下眼泪。李贺又没有家室子弟可以供养祭问，我常常只能思念这个人、吟咏他的诗句而已。他厚待我，请您为李贺诗集作序，把诗集流传的来由全部说明，也稍稍宽解我的心意。某天晚上本想写信说明此事，却终于不敢；第二天去见您道歉，并且说：‘世人都说李贺的才华远远超过前代，您暂且等几天。我深思您所说的话：“您在诗歌方面深奥精妙、奇特广博，而且完全了解李贺的长处短处；如今若我为李贺作序而不谦让，必定不能符合您的心意。”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前来道歉，极力说明自己不敢为李贺作序的原因呢？’ 您说：‘您既然这样说，实在是轻慢我。’我因此不敢推辞，勉强为李贺作序。然而内心非常惭愧。唐皇的宗孙李贺，字长吉。元和年间，韩吏部也很称道他的歌诗：‘云烟绵延不绝，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姿态；流水迢迢，也不足以形容他的情思；春气旺盛，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和气；秋色明净，也不足以形容他的格调；风中桅樯、阵中战马，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勇气；瓦棺篆鼎，也不足以形容他的古意；时令花朵、美丽女子，也不足以形容他的色泽；荒废的国土、倾圮的宫殿、杂草丛生的丘陵坟墓，也不足以形容他的怨恨悲愁；鲸鱼张口、巨鳌跳跃、牛鬼蛇神，也不足以形容他的空幻荒诞。’他大概是《离骚》的后裔，论说事理虽比不上《离骚》，有些地方却超过了它。《离骚》有感伤、怨愤、讽刺和责怪，谈到君臣关系及政治治乱，有时能够激发人的意志；李贺的作品却没有这些内容。李贺能够探究寻访前代之事，因此深深感叹古今未曾有人说出的情状，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等，所求取的情态和境界幽远绝异，在笔墨的常规范围内，也实在难以理解。李贺二十七岁便死了。世人都说：‘假使李贺没有早死，再稍稍增加一些说理能力，就是使《离骚》成为他的奴仆也可以。’ 李贺死后整整十五年，京兆杜某为他的诗集作序。《唐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李贻孙】欧阳先生出生在闽地乡里，幼年还是孩子时，就不与众童亲近嬉游，行动起居大多独自安排。十岁左右，乡里没有人喜欢他。他每次看见江边山旁有可供欣赏的景物，心中独自为之愉悦，常常手拿一卷书，流连其中而忘记回家。遇到风清月明的夜晚，有时到了天晚还留在那里，幽深沉浸而不能自拔，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大概这是他的天性所特别偏爱的。那时还不太认识文字，便跟随别人询问章句，忽然有一句话与心意相契，便自得一整天，长声吟诵、高声长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止。父母不了解他的志向，常常对乡人说：‘这个孩子不知道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恐怕会成为被埋没而挨饿的人吧？究竟是吉还是凶呢？’乡中有阅历丰富、熟悉见闻的人，都向他们道贺说：‘这是你们家的珍宝，为什么忧虑得过分呢？’从此他每天都增长学识，遵循圣人的教诲，仰慕和乐平易的教化，通晓君臣、父子的礼节，至于忠孝的关键，只怕自己做得不够。拿起笔来写文章，辞句秀美而富有思考，大多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他认为这些道理十分浅易，因此在乡里间振作奋发起来。建中、贞元年间，文章兴盛，他于是大大振兴光耀了瓯闽乡土，再没有听说有别人能与他相比。当时故相常衮来任福建观察使，他文章声名很高，而且性情很喜欢引导提拔后生，在寒微之士中推举人才，唯恐有所遗漏。

译常衮到任之日，把您比作芝草英华；每有一篇作品，便多次加以赞赏和鼓励，游乐、宴饮、飨宴时一定召您同席。您又以谦逊儒者自居，举动从不越过礼节，常公对您的了解也日益深厚。您的声名逐渐传遍江淮，又传到了京师。当时人都说常公能够识别真正的人才。不久，陆相陆贽主持贡举，搜罗天下文章，取士之盛，前代没有可比，因此您的名字列在榜中。常常与您志同道合、彼此并称的，有韩侍郎愈、李校书观；再加上您，都是数百年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敬服。您的文章周详而切合人情，所以叙事反复周密；本来应当掌握一代文章的权柄，改变风雅文风，却一受任命便去世了，上天难道要断绝这种文运吗？您与我李贻孙有旧日亲故之谊，就外亲而言已经是一家人了。因此您的文章中，有许多是我伯舅所写的，如《南阳孝子传》《韩城县尉防壁记》《与郑居方书》，都可以在文集中得到验证。所以我年幼时，曾在外家门前拜见您。太和年间，我任福建团练副使，有一天您的儿子价从南安来到福州，送上您旧日文章共十编，前后总计若干篇，哭泣着拜请我作序；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价也有文才，却很早去世。大中六年，我又任观察使，命人访求您的后代，于是找到了您的孙子。我说：‘不能让欧阳氏的文章就这样断绝流传，因此为它题写序文，也用来完成后嗣的愿望。’ 《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　陆希声 贞元年间，天子用文化教化天下，天下人一同兴起于文章。文章中特别高妙的，是李元宾。我看韩退之愈：李元宾当初考中进士时，他的文章声誉还在韩退之之上。等到李元宾死后，韩退之的文章日益高妙。如今谈论文章，反而把李元宾置于韩退之之下。评论者认为李元宾早逝，文章没有达到极致；韩退之困顿至老而不停止，所以最终独擅其名。我认为不是这样。归根到底，是二人的所得不同，不可以互相比较高下：文章以义理为根本，而辞藻与质朴各有所崇尚。李元宾崇尚辞藻，所以辞采胜过义理；韩退之崇尚质朴，所以义理胜过辞采。韩退之虽然困顿到老也不停笔，终究写不出李元宾那样的辞采；假使李元宾活到韩退之死后，也不能达到韩退之那样的质朴。这就是二人各不相同之处。文章兴起于唐虞，在周汉达到盛大。自汉明帝以后，文体渐渐衰弱，一直到魏、晋、宋、齐、梁、隋，文风艳丽柔媚，再没有筋骨。唐朝兴起后，仍沿袭隋代旧态。到天后朝，陈伯玉才开始恢复古制，当时人推重他。虽然博雅典实，却还不能完全去除谐谑绮靡。直到韩退之才大力革除流弊，显出老成的风格；而李元宾则不古不今，卓然自成一体，激扬奔放，仿佛丝竹乐中夹有金石之声。每篇文章写到得意之处，就像骏马在驾驭之下奔驰，踏步不止。他的长处就是这样，难道不能称为雄伟的文章吗？自广明年间发生战乱以来，天下的文集几乎全都散失。我在汉水之上得到李元宾的文章，担心它又被磨灭，于是分条编次为三编，并评论它的思想，置于篇首。大顺元年十月某日，给事中陆希声作序。《唐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李华 开元、天宝年间，以德行著名于当时的，有河南元德秀，赵郡李华为他撰写碑文；以文学著名于当时的，有兰陵萧颖士，字茂挺，是梁国鄱阳忠烈王的后代。曾祖任某官，祖父任某官，父亲名某，任莒县丞，都有官位却没有做到高位。尊父七岁时，就能背诵几部经书，背诵碑文，复演棋局。十岁凭文章知名，十五岁声誉传遍天下，十九岁考中进士，历任金坛尉、桂州防军、秘书省正字、河南防军。辞去官职，避乱江左；永王写信邀请他，他逃避而不与相见。淮南节度使上表任命他为扬州功曹。相国、诸道租庸使第五琦请他担任副使。萧公因祖先遗骨寄葬在嵩山、濮水一带，借此迁葬合祔，最后办完事情到达汝南而去世，享年若干。唉！天下儒林都因此憔悴。萧公任金坛尉时，因防守官署而未能成行；任扬州防军时，遭逢父母丧而离职；任正字时，亲友请他著书，尚未写完；御史府认为他怠慢官职、离开职守，奏请贬谪罢职；任河南防军时，同僚多嫉妒他的才名，上司以吏务责备他，他拂袖渡江。每当天下有变故，他高尚的节操和深远的见识，都如此明亮显著。萧公认为六经以后，有屈原、宋玉，文章十分雄壮，却不能成为经书。后来有贾谊，文辞详备端正，接近义理的体制。枚乘、司马相如也是瑰丽的才士，然而不接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明辨义理，张衡宏大旷达，曹植丰厚充沛，王粲超逸不凡。此外的人也都金玉般美好，只是所崇尚的各不相同，不能全部列举。左思的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的论著接近王道教化的根源。除此以外，大多幽远绝异而不为人知。近来陈拾遗的文体最为端正。由此来看萧公的著作，他把文章制度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时人都因此称许他。不幸在旅途中去世，文章有十卷流传于世。篇目虽然还在，章句却有散失，正如古人所说，只有义旨而没有辞句。后来作文的人，都取他的文章作为法式。如今四海广大，人口众多，要寻求一个能与萧公相比的人，已经不可再得，实在困难啊！萧公有一个儿子，名存，任苏州常熟县主簿，很有家学风范，在世上颇有声名。因为李华平生最受他的深厚托付，便请我作序；我抱病勉力直书如此。《崔公山池后集序》　李翰 崔公在华任职，已经两年了。士人的才情，得天地之高而兴发，又由一座小山增益。山临清池，陡峭独立，高不过一仞，水不过一勺，但洲岛屿岸环绕相连，山崖峰峦盘曲郁结，那么巫山、庐山、衡山、霍山也仿佛没有超出庭院之中。至于琴室早晨敞开，书堂傍晚清幽，绿色竹林疏密相间，低头可见松间积雪；登上长满蕙兰的小径，吟咏琼瑶般的诗章，那么雍容和乐的歌咏，尽在丹红的墙壁之间。又同一两位文士作诗吟咏、创作赋篇，把这些编为《后集》。《东皋子集序》　吕才

译先生姓王，名绩，字无功，是太原祁县人。高祖晋穆公从南方归来北方，才开始在河汾之间置家。历经宋、魏直到周、隋，六代都居冠冕之位，国史和家谱中记载得很详细。先生性情好学，博闻强记，与李播、陈永、吕才是莫逆之交。阴阳、历法、数术等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大业末年，应孝悌廉洁科举，考取高第，授任秘书省正字。先生性情简放，饮酒数斗也不醉，常说：“遗憾不能遇到刘伶，同他闭门痛饮。”于是撰写《醉乡记》和《五斗先生传》，仿照酒德颂一类的文章。先生素来擅长弹琴，改编旧曲，创作《山水操》，受到知音者的赏识。高雅的情怀和超逸的气概，当时无人可比。等到任正字，端正簪冠、整理笏板，却不是他的爱好。因病免职，请求出任外官，授任扬州六合县丞。先生嗜酒深厚，颇为妨碍职务。当时天下动乱，藩镇法令严厉，他屡次受到审问弹劾。先生叹道：“罗网高高悬挂，我离开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于是拿出所领俸禄，堆放在县城门前，托说患风病，驾一叶轻舟连夜逃走。隋朝末年政局倾覆，游历河北，离开又回到龙门。武德年间，诏书征召他以原扬州六合县丞的身份入朝，在门下省待诏。当时省内官员按例每天供应上等美酒三升。先生的七弟王静任武皇的千牛，问他说：“待诏生活快乐吗？”先生说：“我待诏的俸禄实在很萧条，不过每天三升美酒还算值得留恋。”待诏江国公是先生的旧友，听见这话说：“三升美酒还不足以羁绊王先生。”于是判定：“供给王待诏一斗酒。”当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年，因脚病免职归乡，想要决定永远归隐的计划，却被贫困所困。贞观年间，因为家贫而赴选；当时太乐署有一位府史焦革，善于酿酒，在当时无人能比。先生苦苦请求任太乐丞，选官部门认为这不是士人职位，不肯授给他。先生再三请求说：“这里面有深意，而且士人和庶民的清浊贵贱，是天下安定的根本；没听说庄周因避开漆园吏而以老病为耻，也没听说柱下史因被授官而羞惭。”几个月后焦革去世，他的妻子袁氏还时常送来美酒。一年多后，袁氏也去世。先生叹道：“上天竟不让我饱饮美酒。”于是挂冠归田。从此太乐丞成为清流之职。先生后来追述《焦革酒经》一卷，详尽记录酿酒方法，又兼采杜康、仪狄以来善于酿酒之人的技艺，撰成《为酒谱》一卷。太史令李淳风见到后很喜爱，说：“王先生可以称得上酒家中的南董。” 先生历任官职，都因为嗜酒，乡里有人讥笑他。于是撰写《无心子》来说明自己的志趣。河汾之间原先有十几顷洲边田地，称得上肥沃。邻近的洲上又有隐士仲长子光，服食养性。先生敬重他的贞洁朴素，回顾自己与他相近，于是就在河洲建屋。任意弹琴饮酒，断绝庆贺吊丧等礼仪，过了十多年。河洲东南角有连绵的沙地和盘曲的巨石，地势很显敞。先生就在旁边为杜康建立庙宇，按时祭祀，并把焦革配享。贞观年间，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善继任本州刺史，都请先生相见。先生说：“怎么能让他们都坐在家中召见严君平，最终还是见不到我呢？”崔、杜二位很欣赏先生的情趣才调，始终不敢强行屈请，只在时节送给他美酒和鹿脯，诗书往来不断。先生又戴葛巾、牵牛，亲自在东皋耕种，每次著书都自称东皋子。晚年醉饮没有节制，乡人有时劝他停止，他便笑说：“你们不懂道理，这正是当然的。”有时骑牛驾驴，出入郊外城郭，停宿酒店，动辄经过一年半载，往往题写诗句作诗；好事者把它记录下来，吟诵和传播一同流传于世。贞观十八年，先生在家中去世，享年若干。临终前自己推算死日，留下遗命要薄葬，并且预先亲自写好墓志。他所著的诗赋大多散失，搜集访求尚未完成，暂且辑成五卷。又著《防心高士传》五卷、《酒谱》二卷，以及《老子注》，另自成一家，不列入文集。《删东皋子集序》　陆淳 我曾听老师说：“坚持仁义，确立爱憎，是方以内的事；把是非等同起来而遗忘它们，使万物与我齐一，是方以外的事。能够防守内在而游心于外的，是圣人。圣人，我已经见不到了。方以内的人，时常还有；至于方以外的人，恐怕没有谁能够测知。难道是践履圣人足迹的道路容易，而忘言之理却困难吗？还是能够与众人相处而内心自得呢？为什么自庄叟以后，绵延一千多年，几乎没有人接近这种道呢？我在王君那里得以见到这样的人。他的内心与外物相防，德性不向外动荡，随事变化而自得其宜，安于各自的分际；忘掉外在拘束而行迹不受妨害，教法虽遗世而不使道理脱离世俗。因此有陶公辞去官职而不怨恨时世，有阮氏放纵性情而行事不违逆外物。他多么旷达而深沉，真可以称为乐天的君子了！他生于隋朝末年，世人没有了解他，所以遗文和高尚行迹都不显著。我每次读他的文集，便想见其为人，只恨不能与他同时，成为忘形之交。因此我去掉那些有意作为的辞句，保存他悬解自得的志趣，希望他死后能够复生，也无愧于异代知音的身份。至于他的祖先渊源和出处行迹，前序已经详备，这里不再说了。《唐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权德舆 道对于万物，没有不由它而成的，也没有不贯通其中的。何况道本于玄妙之理，观照万物而发为至理之言，言语中又蕴含着道。日、月、星辰光耀于天，百种嘉物铺陈于地，平正显明而宏大，恬淡温厚而纯粹，飘然超越八方而上溯三古，与造物者为同类。至于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遣词便流于浮华，涉理便陷于滞泥；即使文辞华美、辩说可喜，采择真实之道的人也不会赞许。宗元先生吴君，大概就是懂得正确言辞的人吧？先生名筠，字贞节，是华阴人。十五岁时，便专心向道，与同道之人隐居在南阳倚帝山，广泛浏览上古典籍，远远超脱于万物之外，以芝草为食、卧于云间，不让声名利禄进入心中。天宝初年，玄宗以玄纁之礼和鹤书征召他到京师，想借助他启发君主、辅佐政事。他的见解与玄圣相合，请求度为道士，居住在嵩丘，于是向冯尊师齐整学习正一法。起初梁代贞白先生陶君把此道传给升玄王君，从王君到先生共五代，都是以阴德救济万物、作为帝王老师的人。天宝十三年，召他进入大同殿，不久又诏令他居住翰林。玄宗施行宽仁之政，天下顺风归向，于是他进献《玄纲》三篇，皇帝下优诏嘉奖并采纳。他志在远游升举，多次上章请求归还山林，以禽鱼自比，以山泽为乐。获准不久，盗贼之乱污染三川；他穿羽衣，像空船一样飘然向东而下，栖居匡庐山，登临会稽，泛舟淛河，止息天柱山，隐匿机心、埋藏光采，顺遂自己的灵性。

译先生有时放言以舒畅天理，又以园公在紫芝山歌咏、弘景在白云间怡然自得为意象。因此在属辞之中，尤其擅长比兴。看他的《自古王化与诗大雅》、吟诵《步虚词》以及《游仙》《杂感》等作品，有时远想古代理想而哀叹世道，有时气势磅礴地包罗万象，运用阴阳环枢，考察性命的纲纪，通达世事的变化，大抵以收敛精神、挫抑锐气为根本。至于奇丽的色彩和超逸的声调，铿锵有声，仿佛敲击云中玉磬而凌越斜阳；昆仑、阆苑以及松乔仙人的形象森然在眼前。追论近古以来在方外谈论六义的人，先生实在是其中的盟主。至于总论谷神奥妙的，有《玄纲》；哀叹蓬心蒿目、远离大道的，有《神仙可学》；论述疏通洗涤心灵、使心中不失其本业的，有《洗心赋》；有《岩栖赋》；讲修养胸中真诚、安息于自然均衡的，有《心目论》《契形神颂》。其他抗章、寄书、赞美、序、别等作品，无关乎道便不说，说了便可以实行；淡泊而含有玄妙，卓然显明而旷达，共合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的言论全都在这里了。大历十三年，岁在鹑首，先生止于宣城道观，在焚香返真、归于虚室之中。门弟子邵冀玄率领弟子，在天柱山西麓为他安神，这是遵从他的遗命。太原王颜常常称道先生。先生的风采，就是道的体现。先生去世三年后，颜任御史中丞，搜集编次这些遗文为三十篇，拜章进献，收藏在秘府。邵冀玄最能得到先生的道，像枯木止水一般，剖空内心而遗弃形骸。先生去世二十五年后，他请求把先生的文章编定成集，以求长久流传。其中那些逍遥卓异、奇诡的论说，仍未收入。至于振发神奇、驱除鬼怪、记述炼形蜕化之地、契合神灵感应的符验，都已具备在镌刻金石之人的著述中。如今我只采集这些文章，写下大略作为序言，也使后来的求道者知道，懂得真正的言论。《唐释灵澈上人文集序》　刘禹锡 佛教僧人擅长作诗，已经很久了。休上人作《别怨》，约法师作《哭范尚书》，都为当时才士所倾心赞叹。此后这样的僧人屡屡出现。上人出生于会稽，本是汤氏之子，聪敏明察，喜好学习，不肯做普通人，于是辞别父兄出家，号灵澈，字源澄。虽然接受经论教育，却一心喜爱文章。跟随越地客居的严维学习作诗，于是声名渐渐传扬。严维去世后，他来到吴兴，与长老诗僧皎然相互讲论，学业更加精进。皎然写信把他推荐给词人包侍郎佶，包佶得到信后非常高兴；又写信把他介绍给李侍郎纾。当时以文章风韵主持文坛的，是包、李二人，灵澈上人的名声因此由两位公卿传播开来，好比云得风势，树枝少有叶子也会张扬。他以文章结交才子，以禅理取悦高人，风度仪表十分雅正，谈笑很有意味。贞元年间，他西游京师，名声震动京城。僧侣中有人嫉妒他，编造流言，煽动权贵，诬陷他获罪，迁徙到汀州。后来进入会稽，归返东越。当时吴楚之间的诸侯多以宾客之礼招待他。元和十一年，他在宣州开元寺去世，享年七十一岁。门人把他的遗体迁回，在越地山阴天柱峰旁建塔，遵从佛教的教法。起初上人居住在吴兴柯山，与昼公为伴【皎然字昼，当时以字行世】。那时我还梳着两个发髻，拿着笔砚，陪他们吟咏，他们都说：“这个孩子可以教导。”后来我们在京洛相遇，交往后更加相知相许。上人去世十七年后，我任吴郡长官，他的门人秀峰捧着先师的文章来请我作序，并说：“先师在吴地时，作赋将近二千首，现在删取其中三百篇，刻成十卷。从大历到元和五十年间，与词客文人唱和酬答的作品，另编十卷。如今想让它流传于显明的时代，请求您用一篇文章加以辅助。”于是我答应他说：“世人谈论诗僧，往往以江左为多：灵一开创源流，皎然继承；清江扬起波澜，法振又承接其后。这好像单弦孤调，偶然进入人的耳中，却不是大乐的声音。唯有吴兴昼公，兼备各种诗体。昼公之后，澈公继承了他。至于《芙蓉园》《新寺》诗中说：‘经书传到白马寺，僧人来到赤乌年。’被贬汀州时说：‘青蝇充作吊客，黄犬寄来家书。’可以说已经进入作家的门径了，难道只是在诗僧之间称雄吗？” 《箧中集序》　元结 元结作《箧中集》，有人问：“您所编的诗，凭什么加以选定？”他回答说：“风雅之道不兴，几乎已有一千年了。沉溺于时俗的人，难道世上竟没有一个吗？唉！有些人名位不显，寿命又未终，唯独没有知音，得不到称许和赞颂，死去就完了。谁说这样的人没有呢？近世的作者，互相承袭，拘泥于声病，喜欢追求外在形似，又把流畅浅易当作文辞，却不知道偏离了雅正，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指点吟咏时令景物，使之适合弦歌丝竹，和歌儿舞女在私室中制造污秽惑乱的声音，这样也就罢了。若让正直之士、大雅君子诵读，却未必可以。吴兴沈千运，独自挺立于流俗之中，在众人沉溺之后奋力自拔，穷困衰老而不迷惑，持续了五十多年。他所写的文章，都与时俗不同。因此朋友和后辈渐渐受到师法，能够近似他的有五六人。唉！从沈公到另外二三位，都因正直而没有俸禄官位，都因忠信而长久贫贱，都因仁厚谦让而走向死亡。与他们不同的人，显达荣耀于当世，谁是能辨别是非的人？我想问问他们！天下兴兵至今已经六年，人人都致力于武事，这种文风由谁来继承？已经长逝的人，遗文也散失了；正处在阻隔断绝之中的人，又看不到近来的作品。我把箧中所有的诗尽数搜集，统统编次起来，命名为《箧中集》，还想把它传给亲友，希望它在当今不至于亡失。共收七人，诗二十二首。时在乾元三年。《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　李商隐

译次山有文章，编有诗集，还有《元子》三书，都是他自己作序的。次山受到弱夫苏氏的称誉，才开始有名；被公浚阳公选取，才考中进士；被第五琦、元载憎恨，所以领兵时不能授予相应官职，做官不能显达；母亲年老，不能尽情奉养；母亲去世，又不能终尽哀礼。相隔二十年，他的文章在性命危苦之际写得激切，充满悲忧酸伤。自《占心经》以下若干篇，原文此处疑有缺文，曾孙辽东李恽搜集得到，聚合为《元文后编》。次山的作品绵延深远而宏大，以自然为宗，元气为根；变化迁移的太虚、无形的大化、无色的寒暑都由此产生，鬼神各有职司，南斗北斗、东龙西虎，方向与物色，忽然从哪里生出来？哑钟重新鸣响，黄雉变成雄鸟，群山相向朝拜，江河依时涨落，仿佛巨物压迫而来，使人不知它怎样兴起；又仿佛大醉，使人不知它何时清醒。他发怒时迅疾猛烈，笔力快利刚劲果断，出行万里而看不见敌手。高歌而面带醉意，进入朝廷饮宴；文章篇章如孕胎初生，狼子豽孙竞相跳走，剪除残余，斩断枝节，使血脉显露出来。他的文章有时详缓柔润，抑制锋芒而趋近儒雅，仿佛用一国土地换取人一笑，用万世时间换取人一朝；有时高楼深宫只看得见屋脊，牵引长绳横跨大河却不知道它承载什么；死后重新获得生命，黑夜又变得明亮。衣裳钟磬的雅正之声仍在，宫室收藏着它的端正；听来严肃刚毅，不染污浊，仿佛坐在正人君子身旁，照见那些谄佞之徒。儿子跟随父亲，妇人跟随婆母；竖起旌旗作为门，悬挂木牌作为门楣，张开车盖乘车而来，却高峻得使人不敢进入；将要受刑、濒临死亡时，连帝王也不能赦免。有时又细碎分剖，切割成纤细颗粒，仿佛东西坠地而碎；又像大声哽咽，余音如锯子锯取朽蠹；像栎树巨蟒吐出毒液，刺眼而使牙齿酸楚，几乎没有可供观赏之处，只见颠倒错杂、污水积聚和残损伤败，仿佛处在危地，仿佛从梦中走出。他总括本源，分条列纲、端正条目，仿佛国家大治，仿佛年成大熟；君主如尧舜，人人如伏羲神农；上层看待下层，不知道有尊卑之分；下层仰望上层，也不知道有篡夺之事。辫发凿齿的人匍匐为臣仆，和风甘露、彩云清气弥漫，万物飘零委落；老人还在，儿童繁多；邪人佞夫，即使指着他们、触及他们，也都和乐安宁，不知道其中缘故。唉！我不能把它的极致完全说尽。但评论者只说：‘次山不师法孔氏，是错误的。’ 唉！孔氏在道德仁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不过是千百年间圣贤相继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罢了。次山的书说：三皇运用真实而以圣自居为可耻，五帝运用圣德而以明察为可耻，三王运用明察而以苛察为可耻。唉，这几句话已经可以使此书无须再写了。孔氏固然是圣人，次山为什么一定要师法他呢？难道不是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年〕 《樊川文集后序》　裴延翰 长安南面的下杜樊乡，郦道元作《水经注》所说的樊川就在这里。我的外曾祖司徒岐公的别墅也在这里。上五年冬天，我的二舅从吴兴太守任上被授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把在吴兴所得的俸钱全部拿出来，创建修治这座别墅。他从中书省值班处出来，急忙召集亲近好友到这里游玩。有一天谈笑饮酒，酒兴正浓，他回头对我说：‘司马迁说：“自古以来富贵而姓名磨灭的人，多得数不清。”我恰好年幼时曾在这里奔走，如今得到官职、领取俸禄，又重新修治房舍，顷刻之间便老了，成为樊川上的老人。我本来不敢期望富贵，只希望有几百篇文章，将来你替我作序，题为《樊川集》。这样一来，即使樊川的一禽一鱼、一草一木也没有遗憾了，也希望千百年后不会随着我一同磨灭。’第二年，他升任中书舍人，刚开始稍有疾病，便把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翻阅了上千张纸，焚毁丢弃，最后只留下十分之二三。我从束发读书、学习文章起，大都承受他的引导教诲。想到自己初次出仕入朝，三次在太史掌笔，又四次出任地方长官，前后超过二十年，他所撰写的制诰、大文短章、涂改的草稿、醉中所写的墨迹，以及宏篇细屑，即使相隔偏僻，也不远数千里必定抄写给我看。因此我长久收藏的文章，已有甲乙签目；与焚毁之外的文章比较，十之七八都在其中。于是得到诗、赋、传、录、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分别编为二十卷，共四百五十首，题为《樊川文集》。唉！即使只是当时戏谑感慨的话，谁能看见魂魄的征兆便断定它一定应验呢？唉，文章与政事相通，风俗又因文章而改变。在三代的道统中，文章与忠诚恭敬相随，这就是治道。考察古代作者的论说，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都是当世杰出人物。然而骚人的辞章多含怨恨讥刺，即使涉及君臣教化，也不能充分浸润当时的议论。司马相如、扬子云的文章瑰丽奇诡，讽谏多而要旨少，铺陈漫无归宿，看不出治乱所在。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则乘着当时君主的善恶，直抒胸臆，奋然把拯救世道、扶助万物当作责任；他们缀辑旧绪、创立论端，绝不是空话，凡是言论涉及之处，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括其中。我私下考察仲舅的文章，高远奔放而峻厉，旁采曲折而广泛搜取，简洁精纯而浑厚圆融，刚劲有力，横贯无碍；洗涤污秽，扶正倾斜，磨去皲裂冻疮，像火的温暖；爬梳痛痒，像水的洗濯。他剔除弊病、挫抑邪曲，敢于决断而果敢施行，仿佛牧野誓师之前，前面没有敌手。他正视严听，前有横木后有銮铃，仿佛整肃衣冠、恭敬参拜宗庙。他震醒蛰伏、震聋发聩，使人战栗，像大吕猛烈鸣响、洪钟横向撞击，撑破哽塞沉默，铿锵切合《韶》《頀》的乐声。他的文章针砭、温熨嫉恶之情，筑起防堤贯穿始终，仿佛在枯木尚未被点燃前浇上油膏，在毒疮尚未穿破前加以医治；栽培教化，扭转治乱，使浇薄变得醇厚，使贫瘠得到滋养，像尧的醇厚、舜的薰陶。难道这不是有意走近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的门墙吗？他的文章中，《罪言》《原十六卫》《战守二论》《与时宰论》《用兵论》《江贼二书》，上自秦汉魏晋南北朝，下至贞观、长庆，数千百年间军队、农业、刑法、政事的施行是否得当，都能够采择前事加以论述。凡是一般人从未经历推求的事情，在他笔下仿佛用绳裁割、用刀剖解，粉线描画、经纬编织，分明摆在眼前耳边。《阿房宫赋》用来讽刺往事，《感怀诗》用来刺讥当代；国家将要灭亡，因得到一个贤人而决定，于是终于没有灭亡的，是《张保皋传》；推重古代兵权本出儒术、不专任武力的，是为《孙子》作注并作序；褒奖劝勉贤能俊杰、表彰其功业的，是《赠庄淑大长公主》和《故奇章公汝南公墓志》；标明历代取士、获得人才，大多由于公卿子弟的，是《与高大夫书》；进谏的体制，不在于揭发丑恶、与君主斗争激烈的，是《论谏书》；如果一个县令因为实行德教而不施刑罚，能够举扬古代风俗的，是《谢守黄州表》。

译一人存、一人亡，恰好显现交友情分的，是《祭李处州文》；训勉官吏职守、告诫臣下遵奉君命，模拟古代典、谟来寄托诛罚与褒赏的，是《司帝之诰》。其余有述、有喻、有赞、有诫、有兴、有讽、有愁、有伤，体格不同、形态各异，文思机锋交错迸发；有时绵延深远而探究幽微，有时丰腴宏伟而气势壮大，有时笔力酣畅、兴致健旺，有时幽深细微而纤细琐密，却都包容诗人的法式，整饬扬雄、司马相如的锋芒，振起曹植、刘桢的骨气，采撷颜延之、谢灵运的景物意态；然而从来没有不斫治根本、以道义贯穿篇幅、从经史中探取深意、用来抵御并辅佐治理教化的。因此文中子说：‘谈论文章而不涉及道理，王道从哪里兴起呢？’唉！所谓文章与政事相通、风俗因文章而改变，果然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它的治理之道超过三代而贯通万古，仿佛登上太华山、俯临溟渤，只看见它积聚得高、深远得幽，却不知道它磅礴浩荡、广大深远到了什么程度。近代有人为他的文章作序，但若不是有名有位之人，就是文学界的老宿和后生。我既编成他的文集，早晚思考，反复斟酌，已经超过一年。倘若辜负先人顾念、托付之言，即使幽明两界彼此不能相通，旁人也未必会认为我有过失；然而上有苍天，幽有神明，暗中还有主宰万物者，我岂能自己欺骗自己而甘受惩罚？所以总括其中条目，勉强写成这篇序。至于评判风雅，裁定典法，标举辅佐时世、济助万物的才能，以及编纂记载事业和名位的实际情况，就恭敬地等待叔父中书公在前序中说明了。《毗陵集后序》　梁肃 大唐文宗、常州刺史独孤公去世后，门下客安定人梁肃认为，独孤公的盛德照耀当世，美好的教化施加于百姓；若要发扬秀美的气质、宏阐古代训典，就在于这些文章。文章的盛衰，不能不加以记载。于是我编缀他的遗稿三百篇为二十卷，以示后代。于是系述其辞说：最大的，是天道；其次，是人文。从前圣王凭借它经纬各种政事，臣下凭借它辅弼完成五种教化。德行又逐渐衰落，于是怨刺表现在歌咏中，讽议彰显在史册上。因此道德仁义没有文章便不能显明，礼乐刑政没有文章便不能成立。文章的兴废，要看世道的治乱；文章的高下，要看才性的厚薄。大唐承接前代浇薄之后，又处在文章坠落的时代。王风向下传播，作者相继兴起，不到百年，文体便恢复正道。等到独孤公写作时，他又以道德为根本，以礼乐为衣冠，把《易》的精义、《诗》的雅训、《春秋》的褒贬寄托在文辞中。所以他的文章宽厚而简约，正直而委婉，明辨而不浮华，博厚而高明。评论人物不作虚假赞美，叙述事物都是真实记录。天下人肃然，又看到了两汉遗留下来的文风。中书舍人崔祐甫说得好：常州的文章，以建立法度、警戒世人，褒奖贤能、遏制邪恶为作用，所以议论最为擅长。有的列于碑铭颂文，有的流传于歌咏之中，峻峭如嵩山华山，浩荡如长江黄河。至于赞颂尧、舜、禹、汤的命令，作诰、典、谟、训，人们都称许他。只是我不妨试着评论：他本应处于论道的职位，却没有得到升迁，这确实令人惋惜！公名及，字至之，是秘书监府君的第四子。他的道德与天性都纯粹，天赋给他美德；聪明博达，刚毅正直，处于中正之道而独自复归本真，行动坐止都可以作为法则。仁厚积累成为根本，文章技艺只是余力所成。他立言必定关涉忠孝的大伦、王霸的大略、权变与正道的大义、古今的大体。文章之中虽如波涛奔腾、雷声震动，起伏万变，但各种支流最终都同归于道。因此从《远游赋》《啸台颂》中，可以看出他放开胸怀、观照宏大、超越流俗；从《仙掌铭》《函谷铭》《延陵论》《八阵图记》中，可以看出他探究神妙变化，智慧符合权宜之道；从议论郊祀配天之礼以及吕諲、卢奕的谥号中，可以看出他阐明典训，综合考核名实。至于叙述圣道、发扬儒风，有《陈留郡文宣王庙碑》《福州新学碑》；赞美功业、表彰善人，有《张平原颂》以及李常侍、姚尚书、严庶子、韦给事、韦颍叔的墓志，《郑氏孝行记》，《李睢阳碑》《杨怀州碑》；编述世代德行、留给后代子孙，有《先秘监灵表》；陈说黄老之义，有《对册文》；阐发佛教的奥妙，于是有《镜智禅师碑》；论述文章的变化损益，于是有《李遐叔集序》；称述事物形态之美而畅达其情性，于是有《琅邪谿述》。长久以来重视生死存亡之间的情义，于是有《祭贾尚书文》《祭相里侍郎文》《祭元郎中文》《祭李庶子文》。他叙述一件事、记载一件物，都足以追踪前代功烈，裁正狂放简率。唉！难道上天把著述的权柄授给先生了吗？不然，我们这一类人怎么能够遇到这样的文章呢？起初，独孤公把我当作朋友，我仰慕他如同老师；每次与我谈话，必先说德行，然后才说文学。他还说：‘后世即使有作者，也赶不上六经了。荀子、孟子质朴而文采稍少，屈原、宋玉华美而根基不足；可以取法的，不过是贾生、史迁、班孟坚罢了。你可以和我共同学习，应当从这些文章上看。’我承受他的话，大大解除了疑惑。如今先生已经不在了，谁还了解我呢？于是我含泪作序，使后来的人能够看到先生的志向。至于立身、行道以及终始出处，都记载在易名的文字中，所以本篇不再详述。

译《题柳柳州集后》　司空图 金属的精粗，考察它发出的声音，都可以辨别；难道它在磬中清越，在钟中就浑浊吗？既然如此，作者作文章或作诗，才性格调也可以看出来；难道只擅长其中一种而不擅长另一种吗？我看文人作诗、诗人作文，开始时都依系于自己所崇尚的方面，专心之后便研究得更加深入，所以能够以工巧之处炫耀于不朽之中。也有力量宏大而相互争胜的人，所持的器具各不相同，却都能克敌制胜，成为强劲的对手。我曾读韩吏部数百首歌诗，他驾驭气势，仿佛掀动雷霆、扶持闪电，支撑在天地边际；万物形态和变化，不能不随着他的鼓舞而呼吸。其次，皇甫祠部文集以外的作品，也遒劲飘逸，并非没有深密的用心，大概只是有时来不及充分施展。如今我在华山之下才品味到柳诗的妙处，他探寻搜取的深度也很遥远。假如让他穷尽一生而得以长寿，振奋精力、穷极思虑，那么他的高下本来就不是琐屑之人可以轻易议论的。我又曾看到杜子美的《祭太尉房公文》和李太白的佛寺碑赞，宏大、深厚、清峻、峭拔，正如他们的歌诗；张曲江五言诗沉郁，也正是他的文章笔力。彼此难道会互相损伤吗？唉，后世学者器量狭小、见识浅薄，只凭片言只句不能自行辨别，便侧目相视、互相诋毁。可悲啊！” 因此题写在《柳集》的末尾，希望使后世评论者不被偏颇的说法迷惑，从而完整地认识他的工力。《唐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　柳宗元 赞曰：文章的作用，不过是通过辞令进行褒贬，导引、宣扬、讽刺、劝谕罢了。即使言辞粗俗，也足以备于实用；然而缺少文采，本来就不足以震动当时的听闻、夸示后学，使立言因而不朽，这是君子不会采取的。因此作者掌握文章的根源，却必定借助文采来通达它。写给圣人的叫作经，写给才士的叫作文。文章有两条道路：辞令褒贬，根本出于著述；导扬讽谕，根本出于比兴。著述一派，大概源自《书》的谟训、《易》的象辞和《春秋》的笔削；它的要旨在于高壮、广大、深厚，辞句正大而道理完备，适宜收藏在简册之中。比兴一派，大概出于虞夏的歌咏、殷周的雅颂；它的要旨在于华美而有法则、清越动听，言语流畅、意境优美，适宜流传在歌谣诵读之中。这两者考察其大义，彼此相离而不相合。因此执笔之士常常偏胜于一端而独有所得，很少有兼备两者的。所以有才华而专擅一美，可以称为技艺成就；即使古代文雅盛世，也不能让二者并肩同时出现。唐朝兴起以来，称得上在这方面有所选择而不惭愧的，是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在著述之余攻治比兴，却不能达到极致；张曲江凭借比兴的余暇探究著述，却不能完备。其余各自探得一端，彼此背离大道，距离便更加遥远。文章难以兼备两种道路，实在太严重了。像杨君这样的人，年轻时凭篇章诗什在当时建立声名，他那些光耀奇异的辞句被文人传诵，遍布江湖而传到京师。晚年全面领悟文章体制，尤其擅长序述；学问丰富，见识深远，才思如泉涌而不止。他雄杰老成的风格也随时代不断增长。得到这种成就后没几年便夭亡了。他晚年的作品尤其好。他所作的《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秦、武都何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练》六篇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诗》，都已是文章中的精选。凭这些作品列在陈君之后，可以说是文章体制完备的人吗？唉！杨公既然领悟文章便患病，既将成功便废止，废止不到一年，大病侵袭，终于不能穷尽他的工力、发挥他的才华。遗文未能流传于世，美名未能充盛于当时。凡是从事文章的人，都应当追惜而哀悼仰慕。我与他是世交，年幼时便有幸拜访，所以能够奉承杨公的长兄，整理编次篇目，于是叙述他的创作所达到的境界，系在文集之后。《注〈愍征赋〉后述》　司空图 武宣年间，显居要地的人虽然没有像梁、韩几位公卿那样，以雅正诚实自任并能振兴后进，然而士大夫宴饮游乐疲倦之余，有时还谈论文学来辅助执事者。可是卢君仍因谗言而被排斥，积聚愤恨，写成数千百言，也像老虎吞食毒饵、蛟龙饮下箭镞。他的文章即使震动山林、鼓荡海潮，也不能使他的怒气完全畅快。况且科举和爵位的设置，往往从彼一方面得到的多，从此一方面得到的少；夸大虚名而亏欠实学。那些人有时自满自得，又以拱手沉默彼此维持，却不知道日月在短短时刻中消逝，不过如苍蝇飞翔、萤火腐朽罢了。既然如此，显明幸而被弃置排斥，却能够凭《愍征》与千载之后的强敌争胜，我知道后来的作者中，有人呕尽心血也赶不上它。他所得的成就，与那些人相比究竟怎样呢？上至圣人哲人，下至豪杰特立之士，从文学中得到成就的多得很，难道因为一个谢灵运的狂放，就可以阻止、辱没天下的奇伟之才吗？何况那些闭目塞听、惊惧谬误的人，岂止这一类呢？我先前的论述虽然已经尽情称说它的遒劲、雄壮、凄清、艳丽，却始终不能探究它超越尘俗的意境，因此掷笔狂叫，把这一愿望寄托到来世。我又曾作《濯缨引》来洗雪词人的愤懑，其意旨也涉及卢君。凡是禀受精爽之气的人，有的智慧谋略能够超出众人；一旦受到压抑，放纵笔舌抒发，也好比武人用锋刃发泄怨恨。如果使他无处申诉，便被驱迫到仇敌一边，必定会给国家带来祸患。既然如此，那些凭借权势而蒙蔽善才的人，难道不应当常常对此感到危险并加以戒惧吗？《唐文粹》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文粹》卷九十四 宋代姚铉编 序丁【总计十篇】天地二篇 《大衍历序》【张说】《地志图序》【吕温】修养一篇、琴一篇 《导引图序》【梁肃】《观石山人弹琴序》博弈二篇 《骰子选格序》【房千里】《序棋》【柳宗元】鸟兽三篇 《师子赞序》【张九龄】